爱国资本家顾鼎玉（《芜湖文史资料4》第022篇）
作者：顾永年 顾鼎玉（1910-1973年），上海市嘉定县人，生前担任过合中企业公司（进出口公司）经理、嘉丰织厂协理、苏南棉纺织同业公会理事。为了支援外地纺织工业建设，1954年赴安徽省筹建芜湖纺织厂，1955年5月在芜纺工作并先后担任芜湖纺织厂副厂长、芜湖市人民代表、民建芜湖市委员会主任委员、芜湖市政协副主席，以及安徽省民建常委等职，是一位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工作、富有事业心的爱国进步的民族工商业者。 顾鼎玉的父亲顾吉生先生是一位纺织界的元老。在旧中国提倡实业救国，发展民族工业，创造了嘉丰棉纺织厂。顾鼎玉受其父亲的影响，一生致力于进出口事业和纺织工业。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顾吉生先生接受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思想，摆脱了封建世袭观念，没有安排长子顾鼎玉从学校毕业出来马上管理嘉丰，而是安排他去银行中做练习生，让他自己锻炼，独立创业。由于顾鼎玉勤奋学习，好学上进，进一步自学了英语、进出口管理、纺织管理和纺织工业生产，逐步熟悉了业务。后被聘请到合中企业公司当经理，从事进出口工作，使合中公司日益兴旺，开始了他的事业。 在日寇统治时期，日方强行提出要和嘉丰厂“合作共业”。顾鼎玉父子不怕日寇的威胁利诱，坚决抵制，拒绝签字，并且组织人员把嘉丰厂关键机器设备的零件，涂好牛油用蜡纸包好埋入工中，且至抗战胜利，再重振嘉丰厂。 他在嘉丰纺织厂当协理时，更发挥了管理才能，与同事们一起把质量和信誉放在管理首位，作为治厂的宗旨。在当时还是二千人的工厂，职能管理人员还不到十位，然而在质量和经营方面，却成为纺织行业竞争中的佼佼者，以致使嘉丰纺织厂在解放后成为全国纺织行业中第一家出口“免检单位”，“丰鹤牌”成为首批出口的优秀纺织品，畅销国内外。嘉丰纺织厂的治厂经验被誉为“嘉丰精神”在全国推广。 上海解放前夕，顾鼎玉得到父亲的同意，准备把已在台湾的家小接回上海。当时一些朋友“好心”的劝他说：“留几个子女在外地，以便今后也有退路。”但他只有一个信念，回大陆才有光明前途。到了台湾，他说服了母亲、妻子和弟弟，把全家一个不留地迁回到上海，此时，离上海解放只有二十多天。5月24日，全家以喜悦的心情，迎接了上海的解放。事实也确实如他的信念一样，党和政府对他关怀和信任，给予了很高的政治地位，而他的子女也在党的培养下都成为大学生，目前有的成为系主任、副教授，工程师、讲师、厂长、记者，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顾鼎玉积极参加“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认购公债时，他不仅带头认购，还动员工商界一起认购。他直接经营的合中企业公司在“五反”中被评为“基本守法户。”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他积极带头申请了“公私合营”。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他自身保持朴素的生活，并捐款兴办社会事业，帮助国家一起渡过困难时期。 在党的领导下，嘉丰纺织厂因善于经营，严于管理，重视质量，使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企业的发展基金大幅度增加，以及过去已向国外购置了成套纺织机械设备。如何更好地发挥这笔基金和设备的作用，顾鼎玉提出建造新厂，扩大再生产，发展纺织事业。如何把这些在解放前订购的机器设备运回国内，在当时确有相当的困难，他发挥了多年来积累的外贸经验，运用经济合同的法律手段和他的外文基础，亲自起稿信函给外商，经过几十次的交涉，终于使这批纺织机械设备运回国内，为建造新厂奠定了必要的基础。54年，国家考虑到纺织工业的发展和布局，建议公私一起投资，准备建造规模较大的纺织厂。建厂的地址选择在江苏省南京附近，顾鼎玉为了事业，毅然担负起筹建新厂的重任。正当筹建工作准备就绪时，芜湖市原裕中纱厂不幸烧毁，为此国家从发展平衡考虑，又提议将新厂改建到芜湖市。芜湖在条件上比南京差。这一决定不仅给筹建工作带来新的困难，而且筹建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产生了一些情绪。从他自身的家庭情况来看，也存在较大的困难。一家都在上海，父母亲已七十多岁，妻子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多种疾病，长期卧床，子女都在求学，都需要他就近照顾。但是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家而是如何发展纺织事业。他不仅说服了家人，而且还做通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工作，使大家满怀豪情一起奔赴安徽，一起筹建芫纺，他代表嘉丰厂入股54万，占合营的芜纺厂资本41.14％，有力地支援了内地的建设。 在筹建芜湖纺织厂头几年中，他废寝忘食，把精力都投在芜纺的建设中。担任芜纺副厂长后，他分管职工文化生活及福利方面业务。他却从没有享受过探亲假，仅在每年春节按规定假期来沪休息几天，准时返芜工作。在芜湖二十几年中，每次春节后，他总是按时返芜上班。 1954年，顾鼎玉受组织委托，到香港去争取过去在香港银行的外汇存款。他去香港时，有人曾经怀疑他不会再回来，在香港他会晤了很多老朋友，有居住在香港和台湾的，也有居住在国外的。他时刻牢记自己是受组织委托而来，因此在各种场所和交谈中，处处注意影响，经常向在港的朋友宣传国家的政策，宣传解放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宣传国家实行赎买政策后对工商业者关怀和保护、生活安居乐业的情况。他列举了自己的经历，感染了很多朋友。当然也有些人不太理解我们的政策和事业，曾半开玩笑地说：“鼎玉，你现在已经赤化了。”他回答说：“我还没有资格赤化哩，我是被事实和事业所同化。”也有人劝他，留在香港，继续合作，搞一番事业。他谢绝了，他自信地说：“如果要想留在外面，在49年，上海还未解放，我去台湾时就可以留在台湾，况且那时在台湾我已有工厂和住宅。现在我在大陆已有我的工作和事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和道路。”朋友们对他坚定的信念表示钦佩。为期三个月的香港之行结束了，他回到了芜湖，立刻向组织上详细汇报了在香港的工作情况和思想情况。他的回来，也使曾经怀疑他的人信服了。 在担任芜湖市民建主委和政协副主席期间，他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热心社会工作，团结工商界，密切联系群众，他走访了大部分工商业者和家属，想方设法为工商业者解忧排难，处处以身作则，秉公办事，组织大家认真学习，献计献策，带领大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同心同德，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还一次性的捐款九万元人民币在芜湖市创办了二所民办学校，致力于发展芜湖市的教育事业，发挥了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应有的作用。 在十年动乱时期，他尽管受到了迫害，关进了“牛棚”，被戴上“反动资本家”的帽子，在安徽省各地巡回游斗，但是他始终坚信党的政策，光明一定会来到。在七年的下放劳动改造中，他没有气馁，虽然年过半百还是坚持在车间翻三班制，尽管只拿生活费，生活艰难，但是在七年中他从未请过假，坚特劳动，有时身体不适他还是带病上班，在精神上乐观自信。他把下放劳动并不当作惩罚，而是当作改造世界观所必需的。 最令人难忘的是，73年他落实了政策，这是他一生中最喜悦和高兴的事，组织上很关心他，叫他返沪休息，休息后再安排工作，他仅告了一周的假，回到了家里，第一句话就是：“感谢党，感谢党的政策，我要更加倍努力为党工作，报答党的恩情。”正当全家高兴之际，他的健康状况突然不佳，长期的劳累，患了高血压的并发症，只得卧床休息，但只休息了二天，病情并未好转就要求返芜。当时家里人都劝他待病情好些再回芜，而他说：“一则我只告了一周假，二则组织上还要安排我工作，不能无组织无纪律。”他这种刚强守信的性格，热爱工作的精神，谁也阻挡不了他。在子女陪扶下，艰难地回到了芜湖。到了芜湖，病情加重，组织上叫他立刻医治，家属考虑到在上海照顾方便一些，就向组织上重新告了假，又陪扶他返沪。在离开芜湖时，尽管病情严重，但他还是不放心地问了是否请假，当告知他已请好假，组织上叫他安心医治，他才放心。回到上海，病情逐步恶化，只得住进了医院。在他半昏迷中，还念念不忘学习和对子女的教育，再三关照子女，整理好他的学习笔记，体会他改造的心得，他说：“这对你们世界观的改造，大有益处。”在他生命最后时刻，刘靖基同志坐在他病床旁，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交谈的还是工作和学习。就在当天晚上，他就昏迷不醒，不到一周就与世长辞了。 在顾鼎玉一百多篇，十几万字的学习笔记中，都渗透了他认真学习，自我改造，对党忠诚的信念。其中有他参加第一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心得体会，有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也有他向党交心、自我检查的记事。这些都是他联系实际、联系思想、联系工作、爱国爱党的心声。他说过：“有人说我相信共产党是假的，但是，我能一辈子这样假，到头来总不会是假的了吧！”事实证明，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爱国怀乡思亲——记台师大教授谢鸿轩二、三事（《芜湖文史资料4》第023篇）
作者：许治夫 台师大谢鸿轩教授，芜湖市繁昌县人，出身于诗书旧家，幼时家贫，曾为商店学徒，后在芜湖广益中学毕业、进无锡国学专修馆深造，国文、书法根基扎实。抗日军兴，他又投笔从戎，献身救国，考入黄埔军校第十六期（三分校），毕业后分发军旅，转战于东南第三战区和皖南前线。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返乡，当选为繁昌县“国大代表”。48年携眷赴台，老母留住青阳。 1948年初，我与谢氏在南京最后一次相聚，从此一别四十多年，去年才与他书信往返，互道近况。兹记谢氏在台二、三事，为海峡两边关心和平统一祖国大业者作参考。 一、力主兴建邱逢甲抗日起义纪念碑 邱逢甲出生于台湾省苗栗县铜锣湾，进士出身，他不顾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潮，独申民族大义，倡议“守土拒倭”！台人纷起响应，迅即组成一百三十多营抗倭起义军，亲自指挥与犯台日寇血战数月，终因弹尽援绝、全军失败。他只得只身内渡回归祖国，临行赋离台诗六首，其中名句有云：“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血泪诗篇，书生义愤，痛斥卖国叛国者之言词，百世以下，犹凛凛有生气！邱逢甲是台湾人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仁人义士中的楷模，一直为国人所景仰！自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即有“台独”暗流蠢蠢欲动，爱国人士常思扼乱于未然之时。吾皖巢县杨亮功先生（时任考试院院长，抗日前后，曾任安徽大学校长、皖赣监察使）联合史学家肖一山等，于1959年创立“逢甲工商学院”于台中左屯（1980年升格为逢甲大学），1966年，谢鸿轩联名于“国代大会”第四次会议中，提议兴建“邱逢甲抗日纪念碑”于起义地址，时有苏某心怀不轨，起而反对，谬称“邱逢甲当时卷携大量公款潜逃”。妄图混淆视听。谢氏当场引据确凿经史典籍，痛加驳斥，始得通过议案，经行政院转令台湾省政府在台中县兴建邱逢甲起义抗日纪念亭，立碑其中。1973年复于逢甲大学建筑“邱逢甲纪念馆”，“高出五层！格同三舍”，谢氏亲为撰写骈文碑记、有云：“仰先生之浩气，扬历史之荣光，台人报国，典范长存，大义孤忠，勋猷永纪！” 二、愿为故乡捐献一批古籍、字画 谢鸿轩去台后，相继任台湾辅仁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主讲六朝骈体文近四十年。据台湾《国语日报》1988年著文载：“至于目前在台学人而以骈文名家的有成惕轩和谢鸿轩，时称“二轩”。谢氏著有《骈文衡论》上中下三册，凡十八章、五十多万言，一版再版，评价很高。谢氏藏书极丰，收存古今名人字联千余幅，故号其书屋曰“千联斋”，所居曰：“谢述德堂”，均由张大千大师书额，榜于门首。因谢氏擅长书法，尤工迴文诗，与大千大师结下诗画因缘，常为大师位于台北市郊耶摩精舍的座上客，1978年大师八十寿辰，谢氏为撰寿序、楷书长卷奉祝。从序文中得知：大师之父“为宰皖南郎溪，其母曾太夫人殁后葬于郎溪。故大师常谓安徽为其第二故乡，酷爱黄山。”谢母曾太夫人八十辰诞，大千大师从美国寄所绘“黄山图”为祝。是以“千联斋”珍藏大师书画多件。去年鸿轩教授分别来信给俞步骐老同志和笔者，表示拟将珍藏孙中山先生墨宝三原件献（台湾）故宫博物院，一批古籍图书和部分精裱字联、分别赠献繁昌图书馆和芜湖市图书馆，由故乡保存。据悉所拟赠献善本书籍和精裱字联共约数百件、如此数量文物装箱从台湾出口，目前尚有碍难，故又来信云：“这只有待于海宴河清之日，若余因年老不能亲自带回故乡，不久将来，必命子女为余完成宿愿。”海峡两岸气氛祥和，和平统一，大势所趋，笔者确信谢氏为故乡作贡献的宿愿，指日可待。 三、回文织锦、梦托归思 鸿轩教授旅台四十多年，怀乡心切，时以居住青阳慈母为念。每年除夕，常北向痛哭，思母辍宴。当两岸尚未开放探视之时，每命其长子启中，经香港偷回大陆，奔赴青阳，问候祖母起居。且于母氏寿辰，必在台寓所，设宴邀集亲朋，遥为祝寿。钱穆国学大师（字宾四，90年逝世于台北）曾为谢母撰赠寿联云：“白云天外人长寿，赤子心中日永春。”白云故乡，天涯赤子骨肉情，跃然纸上，真不愧大手笔。去年谢氏寄来回文诗三首，体现了他怀乡思亲的深厚感情，文情并茂，回环可诵，感人至深。兹录原文于下： 甲寅新春书怀回文七绝二首 谢鸿轩 并序：年节命诸儿至历史博物馆抄写溥心畲诗，为之检校，得二百余首，类皆锦绣之篇，间有璇玑之什。诵之迴环，叹为观止。爰有效颦之制，亦属抒怀之辞也。 （一） 波急涌天碧海遥，白头悲赋客魂销， 多年历梦归帆去，峨岭啸歌伴野樵。 （二） 茫茫海隔山河，老杜嗟时感事多， 堂北映晖春日永，光华复旦待行歌。 归思回文叠韵七律二首 谢鸿轩 又序：抄校心畲诗二百首，书怀方罢，吟兴犹浓，籍叠韵之迴文，寄遥年之归思。 （一） 迷烟远绕路遥遥，久梦归家思寂寥， 啼雁宿沙平浅水，遏云停棹系横桥； 凄凄雨落花倾泪，拂拂风轻柳舞腰， 西照夕晖余淡淡，溪清夹岸对歌谣。 （二） 迷雾晓天海路遥，客留还梦苦寥寥， 啼莺乱拂红桃岸，舞燕轻盈绿柳桥； 凄雨秋寒霜带鬓，拂云春气剑横腰， 西东庆乐丰年岁，溪接江村满咏谣。 以上四诗，均可从末句最后一字读起，迴环咏诵，则诗情画意更深更美，无处不表达他怀故乡景物，念慈母恩情而思归不得的感叹！不过两岸隔绝四十多年以来，故乡父老没有忘记他，并且寄予深切的关怀。笔者亦盼望：远游不负故乡情，舟系横桥重聚首！
作者：胡绍儒 四褐山距市中心十五公里，山土为黄黑色，大小四个山头（褐山、管山、马鞍山、龙头山）相连，故名四褐山。 四褐山踞皖江冲要，北可屏障南京，南可控制芜湖，东靠芜宁干道，西临裕溪口。裕溪口古称濡须口，是长江连接运漕河通往巢湖、合肥等地的咽喉，从三国时期起，此地便一再交兵，留下许多战争遗迹。 清朝康乾年间，皇帝作威作福，百姓信神信佛，地方绅富集资在山顶上建了一座“文峰亭”，在山顶南侧山窠里建了一座“望江寺”。先是堪與家言：在四褐山顶上建亭，早晨旭日东升，亭影倒映江心，好象一支生花彩笔，必应当涂县的“风水”，会出文人学士；可要坏对江和县的事。事情偏偏就这样凑巧，亭建以后，当涂县果然文风大振，人才辈出；和县却连年庄稼歉收，人死牛瘟。和县西梁山、陈桥洲、白渡桥一带农民聚集几百人，携带器械，乘船渡江南来，捣毁文峰亭，连望江寺的众佛像也被砸个稀巴烂。山下居民鸣锣报警，芜当两县农民越来越多，发生大规模械斗，双方人员互有死伤。官司打到安徽巡抚衙门（安庆），不能解决，最后由两江制台衙门（南京）裁决：死伤人员双方自理；砸毁佛像由和县出资修复；四褐山顶上不准再建文峰亭（和县坚持的条件）。从此四褐山上便只有“寺”没有“亭”了。 光绪年间，望江寺住持僧××，是一位有道的和尚。他一生最爱种树，寺前寺后，山上山下，植满了松、柏、桦、栗等树，葱茏挺拔，甚受地方父老的爱戴。他圆寂后，地方父老要为他装塑金身，成为“肉身菩萨”。然而，在封建社会，和尚道士成佛成神，一定要经当朝皇帝加封法号才成。父老们正在山上寺内议事，为此事犯愁。奇巧的事情又发生了。传说清廷兵部尚书彭玉麟从南京乘炮船溯江而上，行至东梁山，这位死和尚显灵，炮船在江心只是打转转，彭说，这里一定有蹊跷事，便在东梁山下离船登岸，带了两个随从步行至四褐山下，问明缘由，又不顾劳累登山察看。据后人查证，彭玉麟这次来芜是奉光绪帝和帝师翁同龢之命，以钦差大臣身份查办李五老爷（李鸿章五弟李鹤章）在芜湖河沿通衢要道，扎下辕门，阻碍交通一案。由于正值炎夏酷暑，在船上不耐热燥，上岸步行，一面风凉风凉，一面欣赏“两岸青山相对出”的地方的绮旎风光。 彭玉麟登山进寺，说明身份，父老们喜出望外，一致要求彭饮差为正在装塑金身的和尚加封法号。彭玉麟慨然允诺，当即代表光绪帝加封这位和尚为“望江祖师”。他还挥笔写下“大有因缘”四个大字，下款署“湖南衡阳彭玉麟撰”，作为纪念。装金后，特地在两座大佛殿前方建了一座“肉身殿”，专门供奉“肉身菩萨”。彭手书“大有因缘”的横匾，挂在佛龛的上方，引人注目。彭字笔力遒劲，甚得游人和书法家的赞赏。望江寺也更名为“现身寺”。从此，香火更盛，遐迩闻名。每当春秋佳日，游人香客，纷至沓来。斯时也，寺宇四周，古树参天，浓荫蔽日，茂林修竹，长夏生寒。繁花开禅院，异卉遍山岗，鸟鸣山更幽。山西坡有一座“曾三殿”，面对浩浩长江，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别有一番情趣，更叫人心旷神怡。常有失意的政客文人，寄居佛寺禅房，在此养性怡情，啸傲山水，乐不思归。 光绪末年，开始办新式工业，李鸿章的长子李伯禽（经方）从英国引进机械设备，利用四褐山南面两座土山的优质土壤开办“四褐山机制砖瓦厂”，当地民众叫它“机器窑”。所生产的砖瓦，供应外商和李府（李鸿章家族）在芜湖建房之用。 抗日战争时期，兵荒马乱，四褐山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树木被砍光，茅草被刨尽，成了土匪出没，藏污纳垢的场所。山后刘家村地主刘亨强，为了保境安家，办起了大刀会，防匪居然有效。后来他为了再应“风水”，替自己树碑立传，多方集资在四褐山顶上重建“文峰亭”。亭前匾额上篆书“文峰亭”三字，是在芜湖城内请一位书法家写的。因为刘目不识丁，匠人把“峰”字倒镌在匾上，他也不知道。先伯墨安《游四褐山》的一首七绝云：“非亭非阁亦非楼，占断山林为谁谋。堪笑刘翁无见识，倒悬匾字令人愁。”解放后，由于该亭造型丑陋，被拆毁。 建国后，四褐山划归芜湖市管辖（原属当涂县）。历四十年，四褐山已建成为一个初具现代化规模的工业区。
作者：胡绍儒 漳河发源于南陵县境以南山区，有南北二源，北源起源于绿岭荷长潭，南源始于烟墩水龙洞。两支源流在三里店汇合，向北至南陵入低丘和平原，经黄墓、石硊、峨桥至芜湖澛港入长江，全长115公里。西汉时，漳河名淮水，北宋时称漳淮水。元、明两代，上游名漳水，中游名淮水，下游叫鲁明江（因唐代隐士鲁仲明得名），清代以后统称漳河。因下游沿岸有鲁港镇和石硊镇，故下游段又称鲁港河和石硊河。 漳河通航，始于西汉。皖南山区的粮物，多半由此转运。六朝时期，南京为金粉之地；南宋时期，迁都杭州；南陵、繁昌等地供应朝廷的物资大都由漳河航道运出。清嘉庆八年（1803年），乡贤黄世显捐出巨资，购买块石，在漳河上首建石硊渡，石砌驳岸，并购田十三亩五分为渡户工食。同时开石硊至南陵的往返夜行船。从此客货运输日益繁忙。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芜湖商人创办内河轮船公司，共有小轮二十余艘，有一艘航行于漳河之上，定期往返芜湖南陵之间，载运客货，惟冬季水涸停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芜南线正式开航，小轮码头设在芜湖江口，停靠澛港、峨桥、石硊渡、黄墓渡，到达南陵。16吨以下木船可抵达南陵以上三里店。 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所著《建国方略》的第二部分——物质建设，即建设计划中，提出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设计，主张在浙江省平湖县东南的乍浦镇（滨临杭州湾），建设东方大港，从芜湖南端起开挖一条运河至乍浦入海，即是循澛港河折向东北，利用中江古航道，扩宽挖深，直插太湖，至浙江平湖县入海。这样，海轮可以直接驶抵芜湖，不必经由上海港再绕道长江。既能缩短航程，又可大大减轻上海港的压力。此计划如能实现，芜湖的地位将更为重要。 1932年至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派遣间谍，以驻芜湖日本领事馆为据点，调查了漳河的情况。资料摘引如下： “漳河从澛港至黄墓渡可航行民船及小汽轮。澛港以上距芜湖市19.6公里内，河宽530--480米，深18米以上，尤其在涨水期沿岸水陆没有界线，一片白茫茫的沼泽。澛港上去39.2公里到吴州（即峨桥）有渡口，两只渡船，每只可乘20人，每人收费二分。这里河面窄，河道弯曲，河宽约216米左右。水流湍急，水呈淡黄色。河床是泥土，有的地方水宽，水流缓慢，河床被泥沙堆积，河堤高1.5米，宽1.8米，这儿称作吴州河。 “距芜湖市47公里处是石硊镇，其东南是芜湖地区大片肥沃良田，只有西北遥远地方有红土的小山丘，河水都很清。堤东岸高3.6米，西岸堤高1.8米，此处是大平原。距芜湖市70.6公里是黄墓渡，河宽72米，堤高4.5米。芜湖至南陵73.5公里之间，所看到的民船总数150只，小汽船2只。这条水路下游数里间水量随长江涨落而变化，上游冬季夏季水量变化不大。张公渡距芜湖市86.3公里，有东面来的资福河在此汇合。这条河只能通行民船，向西北流入青弋江，没有码头，船只在河岸任意抛锚。”（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安徽航海学会1983年译） 抗日战争时期，芜湖、繁昌、南陵大部分沦陷，日军、日商的汽艇、汽船在漳河上横冲直撞，为所欲为。国民党川军某师投降日伪，改编为伪皖南独立方面军，祸首张昌德、李志千盘踞南陵、繁昌（张李两逆后被镇压），把掠夺来的物资，通过漳河航道运往芜湖、南京等地。1940-1944年间，泰昌轮船公司元利号轮和三九公司的一艘小型轮船担任芜南线客运。 抗战胜利后，芜湖出现了七家私营轮船公司，几乎都是国民党军官和退役军官开办，但轮船很少，只有联合轮船公司有一艘小轮航行于漳河上的芜南线。 新中国成立后，利用金马门老码头开办芜湖至宣城、芜湖至西河航线，利用江口一号码头开办芜湖至南陵航线。南陵至澛港65公里为通航河段。这段河道处于漳河中下游，河宽80--135米，最小流量1040秒立方米，最大流量1万秒立方米。常水坡降约0.15％，水流平缓。由于河床年久失修，泥沙淤积严重。其中南陵至峨桥47公里，常年通航5吨以下木船，枯水时有多处土坝浅滩碍航，只能通行1--2吨小木船5至10月，受长江高水位顶托，可航行轮船。1949年以前，漳河年货运量约4万吨，1984年，年货运量为21.6万吨，客运量多年平均每年约5万人次。 南陵至澛港有跨河桥梁三座：峨桥、铁路桥、澛港新旧公路桥。其中峨桥、铁路桥洪水时不碍航。漳河支流资福河、荆山河为通航河流。资福河从青弋江的西河镇分支，经金家阁至资福河口与漳河相接，全长26公里，5至10月通行木船。荆山河从漳河右岸的三埠管分支，经淘米渡、竹丝港、小荆山到ト家店与青弋江相接，全长25公里。荆山河河床较高，每年11月至翌年3月，河床外露，不通航。洪水期，水面宽80米，视水位涨落情况通航5--100吨船舶。1956年，芜湖航运办事处组织航道普查队，对漳河进行了普查与勘测，并组织民工建勤，初步疏浚了航道。1958年，结合水利兴修，大搞河网化，疏浚了荆山河。1966年，省拨款21.530万元，再次疏浚荆山河。从荆山河口至三埠管河道全长25公里，疏浚土方为53，826立方米。工程标准：底宽6公尺，边坡为1：2，抛泥要求在30公尺以外。由于原河床太高，仍只能季节通航。 荆山、资福两河，沟通漳河、青弋江，缩短航程，并与圩区一些通航渠道连接，构成这一地区纵横交错的水运网和水利网，对交通、水利大有裨益。 漳河流经南陵、繁昌、芜湖三县，是我市境内一条重要的航道和经济命脉。但由于长期以来，皖南山区林木遭到大量砍伐，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河床继续增高，多处碍航。旦山洪暴发，有漫顶溃堤的危险。市人民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已制定规划，将彻底治理漳河，为发展航运、发展农业提供可靠的保证。
编后记 1989年8月24日至28日，全国政协在北戴河召开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这次会议以文史资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主题，讨论了关于加强经济和科技、教育、文化方面资料的征集、关于港、澳、台及海外文史资料的征集和交流、关于民族地区史料的征集和关于建国后史料的征集等四个问题，并在原则上取得了共同的认识。 为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配合当前我改革开放之需要，在选编本辑时，我们着重以工商经济为主，力图通过此类稿件的选编，反映旧时芜湖工商经济活动之一斑，为当前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 本辑收入的二十五篇稿件，有较全面的综述文章（如：《芜湖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概述》、《芜湖报业发展概述》）、也有反映一件事（如：《芜湖“废两改元”前后》）一个人（如：《爱国・怀乡・思亲一一记台师大教授谢鸿轩二三事》）的某些侧面和片断的小短文；有亲历、亲闻、亲见的“三亲”资料（如：《斛工沧桑》、《1927年成立的店员工会》），也有参考史书、档案和口碑资料整理的（如：《芜湖银楼业》、《近代芜湖邮传漫话》），不拘形式、体裁，力求反映历史之真实。 由于编辑水平有限，其中难免存在讹误之处，敬祈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改进。亦欢迎赐稿，协助我们把《芜湖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工作搞得更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安徽省芜湖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筹建芜湖玻璃ㄏ始末（《芜湖文史资料5》第001篇）
作者：胡光旭口述，金贰整理 编者按：光华玻璃厂的前身芜湖玻璃厂在创建初期，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一群在旧中国苦挣苦熬过来的小商业者，解放后，响应政府号召，在市工商联支持和帮助下，组织起来，白手起家，自办玻璃厂，艰苦创业，几经磨难，最终发展成一家很有规模的工业企业。 芜湖玻璃厂的创业史，在芜湖工业发展史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有着很好的教育意义。此次，在市工商联的大力支持和知情老同志的通力协作下，我们整理编发了创业初期两位老同志的回忆，以作引玉之砖。希望有更多的老同志向我们提供有关或类似的史料，支持我们将《芜湖文史资料》编得更好。正文： 退休的日子，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就动惯了手脚的人来说，显得那么漫长。然而，却使我有时间来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审视这人生路上最让我留恋的一段火热的岁月，我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力量的一个事业，那就是筹建我市第一家玻璃生产企业——芜湖玻璃厂的日日夜夜。 一 我家祖籍芜湖县、自祖父时起在县城南关开设了胡裕丰米行，经营大米买卖。三代惨淡经营，到我手上时，业务有了扩大，由单纯的经营发展到兼做加工，并与宁，沪等地的米行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买卖关系。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掠夺政策使我这小小的米行也在劫难逃，到解放前夕裕丰米行己陷入了破产的边缘。解放后，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我又重振旗鼓与几家米业同行合营，在寺关街办起了裕农米厂，由我任经理，资产约一万余元。 1953年10月，国家颁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接着开始实行国家对粮油的统购统销，计划供应。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大趋势，对于我们这些私营米业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迫使我们尽快地作出抉择。 由于我在经营裕农米厂时，按章守法，接受了党的教育，思想觉悟有较大提高，平时注意学习时事政治。因此，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颁布后，我立即召集米厂的全体股东和职工会议，请大家讨论今后的出路。 粮食统购统销、计划供应，从事私营米业的必须停业，这是勿须怀疑的。停业后，我们怎么办？是坐吃山空，等待政府和社会的统一安置？还是自己动手，为政府和社会分忧，及时地转向工业呢？当时，芜湖市的私营商业出现了“三多一少”的现象，市政府和工商联号召私营商业转营工业，走工业化的路。会上，我作为经理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我们裕农资金少，每股分摊开来只有几百元。停业后，散了伙，这点资本吃光花光今后怎么办？我主张，响应政府和工商联的号召，把资金集中起来，走转营工业的路。我的看法在股东和工人中引起了热烈地争论，尽管有些股东主张分光散伙，但大多数股东和工人都赞成我的意见。最后，我们还是决定集中资金走转营工业的路。 因芜湖工业落后，全市解放时只有“三个半烟囱”在冒烟。走转营工业的路，对于我们这些长期从事经营贸易的人来说，又谈何容易！既无经验，又没有可供学习借鉴的榜样，真是双眼一抹黑。这时，我想起了裕丰米行在宁、沪的米业同行们。那些关系户也面临着转业的形势，他们怎么干的？南京、上海是大城市，工业发达，资金雄厚，信息量大，一定有可供我们学习的转业经验。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一商量，他们觉得有道理，于是决定到南京和上海学习取经。遂由翟子绪（工会代表）和我等四人组成了转业学习小组奔赴宁，沪学习。 记得，这一次赴宁、沪时间大约在1953年11月前后。我们首先到了南京，找到了天祥米厂的周经理。后又到了上海，访问了华圣米厂的张学潮（张当时是闸北区工商联的主委）和仁裕米店的裘鸿福、裘长英父子。初步了解了他们几家的转业情况。当时，我们手头的资金少，考虑到单独转业困难，有投资于宁、沪和他们合营转业的意向。他们告诉我说，资金转出，需经当地政府和工商联的批准方可。在离沪返回的前一天，裕仁米店的裘长英在家宴请我们。裘家的私宅是一栋三层楼房。席间，我闻得楼下的噪杂声，便向主人询问。原来，裘家的一楼房间已租给了玻璃厂作仪器车间，饭后，我请裘先生陪同参观了这个车间，并有意无意地打听了一些玻璃生产的情况。谁又能想到，这偶然的一次参观，却成为我们转营制造业的一个契机。 我们一行四人返回芜湖后，立即找到了市工商联，汇报裕农转业的设想和赴宁沪学习的情况。当年接待我们的是黄梦飞主委，张台望副主委和朱传良科长。当我们反映了转业的想法后。黄、张二位主委首先肯定我们转营工业的决定是对的，同时指出，资金不能外流，应就地转业，开办工厂。我说，就地转业办厂，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黄主委当即表示，资金不是主要问题，工商联可以帮助解决。关键是转业应考虑两方面问题：一是要能解决工人就业，二是要有先进性和发展前途。 经过这一次汇报和谈话，我的眼前豁然开朗，有了政府和工商联的支持，资金问题能够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也就不在话下了。兴奋之余，上海参观玻璃厂仪器车间的一幕浮现在眼前。对，办玻璃厂，这在安徽还是个空白点很有发展前途，工艺简单，设备也不多，主要原料石英砂和煤芜湖地区也很富足，又能解决多人就业。于是，我把筹办玻璃厂的想法向市工商联的负责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很感兴趣表示大力支持。黄主委还特地嘱咐我在粮食业中带个头，把大家串联起来，争取更多的人联营。 二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芜湖玻璃厂筹备处的牌子终于挂在了二街木器店后面的碾米公会门上。筹备处由工人代表翟子绪、方兴平、樊仲孚和粮食业中的四家股东：米店的张振庭联合粮行的彭仁杰，万隆丰米行的范侃和我等人组成。市工商联派了朱传良科长亲自协助我们的筹备工作。 当时，我们这一批从事玻璃厂筹备工作的人，都是做粮食生意的，在机械设备、技术方面知之甚少。上玻璃厂，牵涉到设备安装，机械维修以及专业生产技术的学习等问题。完全是外行不行。左思右想，我想到了一位老朋友夏之时。夏居住在牛奶坊一号。解放前曾学徒于宁波人在芜开设的福记恒机器厂——一家轮船修理厂，从福记恒出师后，自己在四明路（今人民路）一带开设了兴艺机器厂。我裕丰米行的柴油机就是从兴艺购买的。因此，我们既是老朋友，又是关系户。解放后，夏的兴艺停办了，自己受聘于二街的高升车行。于是，我推荐了夏之时。筹备处决定由翟子绪和我等三人登门邀请夏出山相助。夏虽已在高升车行工作，但经不住我们的一再请求，遂辞去原职，被聘为我们的机械总负责。 为了尽快地上马，我们决定再赴宁沪购置设备，招聘技术人员。大约在1954年初，我和樊仲孚、张振庭、彭仁杰、范侃、夏之时等前往宁、沪，朱传良科长亦随同前往。到了南京我们联系参观了几家玻璃厂，结识了玻璃生产的技术人员朱以竞。我们有意聘朱以竞为工程师，朱提出要有南京方面的担保人，我便请了南京天祥米厂的周经理出面，非常隆重地在南京新街口大三元酒家签定了聘请合同书。紧接着，朱师傅又为我们请来了一位姓吉的师傅。想当年，我们在南京聘请技术人员声势造得很大。一时间，芜湖要办玻璃厂的消息不胫而走，生产玻璃的技术工人纷纷找上门来。这消息也传到了上海。我们到达上海，在大中华饭店刚刚住下，一些吹大、小灯泡和做杂贷的技术工人便找来了，表示愿意到芜湖工作。搞玻璃配料的康太阶就是在上海聘请的。 在上海，我用了大量时间跑玻璃厂，把别人不用的旧模具象收破烂似的收购来，如三分五分煤油灯罩、大、小方瓶、大小圆瓶、六角瓶、昆瓶、糖缸、大小桅灯、煤油灯座等等杂货器皿的模具，买来后，我立即动手将其洗净擦干，以便运回家就能用。我又到王发记模具厂订购了一批新模具，并购买了生产上用的烘口机，刨口机等等。经过紧张的奔走洽淡，于农历腊月28，我们满载而归，返回芜湖家中。 由于我们光华玻璃厂是全市第一家由商业转营工业的企业，市政府十分重视，派遣了由张明达为组长的工作组帮助我们的建厂工作。我们筹备处的分工是：张振庭任代理经理，范侃和我负责生产和总务，彭仁杰负责采购，刘学东为会计，方行平、翟子绪、范仲孚为工会代表，刘承余是团员代表，夏之时负责机械设备。 我们在库子街选定了最初的厂址。五四年春节一过，我们就开始打炉子、做烟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建厂工作中去了。那时，我们参加建厂进行的都是义务劳动，大家不分昼夜，不计报酬，干得很热火。那情景、那干劲，至今仍使我激动不已，难以忘怀。记得，夜晚需要有人值班，我二话不说将铺盖一卷搬到厂里去住，每星期回家一次，就这样，我们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便顺利地投产了。 正式生产后，根据市政府和市工商联的评定，转业人员工资每月为卅万元旧币，当时流传一童谣：“投资玻璃厂，干不干卅万”。外地聘请的技术工人则每月工资一百万元旧币，二者相差三、四倍。对此，我们是有些看法的。但大家还是同心协力，一心一意办好工厂。我们厂开始生产的是三分、五分煤油灯罩和马灯灯罩，产品十分畅销，产品一出炉，便被抢一空。 三 正当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开拓前进的时候，一场多年未遇的大水向我们冲来。芜湖玻璃厂和全市人民一起经受了来自大自然的严峻考验。库子街被大水淹没了，厂房垮了，生产停了。刚刚诞生一百多天的年轻的工业企业能否坚持下去，战胜灾害。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此时，党和政府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作为全市第一家转营工业的企业，政府要求我们只准成功，不许失败，要尽快地战胜灾害，把玻璃厂的牌子高高地竖起来。政府指示银行给予贷款支持，号召动员其它行业向玻璃厂转业投资。 旧的厂房冲垮了，市政府给我们规划选定了卜家山——这块很有发展余地的地区，建造新的厂房。当时的卜家山是一片荒山秃丘，到处是坟墓，只有几亩熟地，归陶代玉和周维达家所有，陶家以地代资入股，周家则把地卖给了厂里，由其子带钱入厂就业。 扩建新厂的工程困难而繁重。我们的临时办公地点就设在陶代玉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厂房、食堂、老虎灶等，急需要建筑材料。为了给厂里节省开支，我曾顶着滚滚的浪涛在南关的大水中捞起了不少木料和砖瓦。要重建新厂，经济十分困难，上海技工的工资还靠二街银行的贷款支付，本市的工人只能发少量的生活费。要渡过难关，必须尽快地投入生产。我们分工负责，夏之时打造烟囱和炉子，安装设备，我们则开山迁坟填塘造房，全厂工人积极性都很高，在很短的时间里，新的厂房造起来了，生产重新开始了。重新生产后，产品的品种，规格都增加了，在原先生产的煤油灯罩的基础上，开发生产了茶杯、油灯、各种玻璃瓶等等。产品由市中百站包销。从此，芜湖玻璃厂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一步一步地成长了起来，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光阴荏苒，转眼卅八年过去了。我已逾花甲之年。可那筹建芜湖玻璃厂的如火如茶的岁月却恍若昨天。对曾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和精力的光华玻璃厂，我怀着无限的眷恋和祝愿。祝愿光华玻璃厂，在振兴芜湖经济的历史进程中，如日月永放光华！
我在芜湖玻璃厂创业的日子里（《芜湖文史资料5》第002篇）
作者：彭仁杰口述，金贰整理 芜湖玻璃厂是在1953年底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初期建立起来的、芜湖市第一家由商业资本转营工业的企业。我作为这家企业的最早筹建者，曾为它贡献了自已一生中的宝贵时间；为了它的生存、发展，我曾绞尽脑汁、节衣缩食。为此，我将终生引以为骄傲。 1953年11月，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们一批从事米粮业的商人在市工商联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始筹建芜湖玻璃厂。当时，我是西关南岸十九家私营粮店组织起来的联合粮店经理。我拿出了粮店的全部资金1.03亿旧币（今1.03万）入股办厂，与胡光旭、张振庭、范侃等组成了办厂筹备处。为学习办厂经验，我们赴上海参观。在上海，我们先后参观了胶木厂，针织厂、文具厂、玻璃厂、化工厂等企业。回芜后，我们讨论了四个办厂方案，由范侃执笔成文。在方案中，我们对办什么厂，需要多少资金、设备，解决多少劳力，进行了全面的估价。由于，我们从事米粮业的，资金少、劳力多；在转业办厂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特点。办玻璃厂，只需打造一些炉子，对资金的要求不多，又可吸收较多的劳动力。因此，我们倾向于办玻璃厂。到市工商联汇报后，立即得到了工商联领导的首肯。于是，芜湖玻璃厂筹备处的牌子就正式挂在今二街五金站的楼上。市工业局对我们办玻璃厂非常重视，特派一位名叫张明达的同志来协助我们办厂。 从经营米粮业到办玻璃厂，这中间的距离太大，我们以往的经验和知识全都没了用场所有的东西都得从头学起。芜湖又缺乏工业基础，无论是设备，技术人才还是原材料都得依靠外地，尤其是当时的工业中心上海。筹备处在讨论办厂分工时，决定由我长期驻扎上海，负责招收技术工人，采购原材料。于是，1953年12月，我再次赴沪。从此，便长期往来于沪芜之间，直至1966年6月“文革”开始。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玻璃厂从生产煤油灯座、罩起，到生产茶杯、电灯泡、保温瓶，以至各种玻璃器皿，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它所依赖的技术力量，90％以上是由我从上海网罗、吸收来的。它所需要的各种化工配料，也是由我在上海采购回来的。这里浸透了我多少心血和汗水，饱尝了多少的酸甜苦辣。 办玻璃厂离不开技术工人，那时玻璃厂的熟练技术工人主要集中于上海。玻璃厂的工人专业分工很细，厂里每增加一种新产品就得请一批技术工人。优秀的熟练的技术工人在上海也非常吃香，为了请来这些技术工人，我想了不少办法。 解放初期，上海社会上有不少待业工人。起初，我们是面向社会招收待业工人，然后经过上海市劳动局办理来芜手续。但是，一方面我们厂的发展不断需要熟练技术工人；另一方面，优秀的技工基本上都有工作。仅仅在社会上招工是不行的。因此，我来到上海市劳动局请求帮忙。当时，上海市劳动局专门设立了两个接待室，接待外地招工人员。接待我的是第二接待室（专门接待私营企业的）的欧阳杰同志。这位同志很热情，听了我的请求后，表示支持，但又强调他们的力量不够。无法具体帮忙，希望我们自己去找，只要找到合适的，有困难再来找他们。 那时，上海的各家企业管理都非常严格，上班时间不接待外人，工人不准出厂。于是我便在下班工人出厂的时间里，等待在一些玻璃厂的门前。盯上那些在我看来算是合适的工人，请到旅社洽淡。有时，还得请他们喝上两杯。这些费用在当时是无法报销的，只得从自已以前的积蓄中拿钱开销。我的工资很低，每月仅30多元，一家九口人，生活非常困难。老婆、孩子为了贴补生活，不得不帮人打草绳、搓麻线，吃了不少苦。就这样，我还得向厂里借债，直到退休时还欠厂里六百元钱。当时我只想到厂里好了，我们大家也都好了，眼下吃点亏值得。 我们在上海请工人，对上海的厂家来说显然是挖他们的墙脚。因而，不时会闹出一些矛盾来。许多工人都愿意来芜湖，可在厂长那里卡了壳。有的人干脆来个不辞而别，私自来芜湖工作。上海的一些单位对此很有意见，告到了中央。中央劳动部下文到安徽芜湖，要求送回工人。这些私自来芜的工人不得不回上海。当然，大多数工人回上海后，又经过上海劳动局的合法渠道重新来到芜湖。正是这些从上海来的优秀技术工人，奠定了我们厂的技术基础，保证了玻璃厂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在办厂的初期，采购设备和原材料的任务更为繁重。为此，有过不少周折。 解放初期，全国的玻璃生产工具基本上集中于上海制造。那时，上海有十三家专门打制玻璃生产工具的铁铺。这些生产玻璃的工具并不复杂、象吹管、剪玻璃的剪刀等，我们完全可以仿制。但是，我们厂这些上海请来的工人，使用上海产的工具己成习惯，不是上海造的不用。这就逼着我们必须从上海进设备和工县。而当时，上海人对技术保守的厉害，一下要摸清这些设备、工具的来源很困难。我只好找上海的朋友帮忙，有时请当地人代买。这就需要多花一些钱。后来，我通过发票上的印章来寻找，慢慢地摸熟了路子。买工具不仅麻烦，也很贵。一根吹管，当时在上海买要6元多钱，而我们自己买材料加工仅需3元多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才逐步由自己加工取代了购买。 大约在1955年，我们厂开始上保温瓶胆。生产瓶胆所需的化工原料，必须从上海进，如抽真空缸所需的五氧化二磷，瓶胆镀银配方中的苛性钠。记得，为买这两种原料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那时，上海请来的技术工人，都是学徒出身，文化水平低，对生产保温瓶胆所需的化工原料，只知俗名、不知学名。抽真空缸用的五氧化二磷，他们称之为空气粉；苛性钠则呼之为“条子烧碱”。起初，我按照他们告诉我的这些俗名，在上海到处找，跑遍了无数家门市部，就是买不到。厂里开工造瓶胆的准备已经就绪，只欠这种“空气粉”，急得我象热锅里的蚂蚁。突然，我想到何不请工人们找一两只空气粉的空瓶呢？空瓶子有商标，不愁买不着。果然，通过这个办法很快解决了问题。 寻找“条子烧碱”的情况也是如此。保温瓶胆的镀银工序等着“条子烧碱”来配方，可我在上海买不到。回到厂里，厂长兼书记张千群责怪我延误了工作。这时，一位曾在灯泡厂干过的工人李祥生提出，也可以用普通烧碱替代。我们决定利用晚上时间试验。当晚，张厂长、李祥生和我三人来到配料房。谁知，配料工匡正广锁了配料房的门，带走了钥匙。张厂长十分气愤，叫砸了门锁。试验很成功，用普通烧碱加入到配方中，很顺利地完成了镀银工序。第二天，老匡大为光火，狠狠发了一通牢骚。想想当时，老匡也有他的苦衷。他是个有脸有面的技术工人，若是普通烧碱配方一旦失败，他的脸往那里放。用普通烧碱代替总非长久之计。后来，我想法弄到了“条子烧碱”的废瓶，终于弄清了它的学名，买回了苛性钠这一原料。 耐火砖是玻璃厂打造炉子的必需材料，50年代，耐火砖作为国家的统配物资，由中央物资局统一调配。当时，我们玻璃厂就是全省的耐火砖需求大户。1958年“大跃进”开始，对耐火砖的需求量陡然猛增。那年，国家物资局拨给我省轻工厅的耐火砖为120吨，指定分配给蚌埠和芜湖两家玻璃厂，我厂为50吨。而这50吨打造一个炉子还不够。根据当时我厂的需要来看，尚缺250吨耐火砖。我厂的定点供应厂家是青岛耐火材料厂。在北京召开的物资调拨会上，我认识了这家耐火材料厂的会计科科长。我向他诉说了我厂的困难，请他帮忙在计划外补上这个缺口。这位科长非常爽快，当即表示可以按跃进（即超产）产量供应我们计划外产品250吨。但必须经过山东省冶金厅盖章批准。会后，我便赶赴济南。可是，对省厅的情况，我是两眼一摸黑毫无把握。正巧，途中与潍坊市一家大型机械厂的张姓科长邂逅，互相攀谈起来，颇为投机。张告诉我，他在冶金厅是熟门熟路，主动愿意陪我办理此事。果然，省冶金厅一关顺利通过。 此时，我市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全民大办钢铁的高潮出现后，如林的小高炉急需大批耐火砖。于是，市里找到玻璃厂，并将张干群厂长调到光华炼铁厂担任厂长。这样一来，玻璃厂的耐火砖大批地用于造高炉。耐火砖的需求再度出现大的缺口。我再次赴青岛，找到耐火材料厂，多方疏通关系。终于在计划外又追加了450吨，一共搞了700吨计划外耐火砖。经过青岛四方车站同志的热心帮助，搞到车皮，及时运回芜湖，解决了市里的需要，为此，我受到了市里的嘉奖，获得了特别奖。 也就是在那年的“大跃进”中，我们玻璃厂的双飞粉使用殆尽，一下又弄不到，厂里的生产受到影响。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突然，我想起在办联合粮店时作为废料处理了的20吨双飞粉，可加以利用。于是，我便带人将之从地下挖了出来，无偿地献给了厂里。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如今的光华玻璃厂已挺立于江城实业的前列，扬名于江淮大地我希望今天的人们，不要忘记昔日创业的艰辛，珍惜我们的企业，继续使之发展、壮大。
大戏园史话作者：屠元建 早年间，芜湖人老少皆知的“大戏园”是芜湖现有据可考的戏曲剧场中建造年代最早的一所。现豪华的立体声特级电影院“大众”即为原址所在。“大戏园”先后称“大戏园”、“大舞台”、“歌舞台”、“新华大戏院”、“复新大舞台”、“青年剧场”、“同乐剧场”等名称，最为本地人习惯称呼的要数大戏园”或“大舞台”之名。 “大戏园”的建筑沿革 世居芜湖的现百花剧场电影放映师罗天林先生称，闻其父辈言：“大戏园”建于清代，是李鸿章的后代所建。规模比较大，木头楼座上下共有三层，戏园内四角均有木楼梯可供上下，在戏园内无论怎么走都能随时上楼下楼，非常方便，故被人们称作“跑马转角楼”，在长江沿线很有名气。这一说法在一份清朝光绪年间的“租约”和其它旁证中得以证实。现将该“租约”实录如下： 租约 立租字人永庆茶园今租到 李漱兰堂新造大戏园壹所坐落芜湖大马路屋内门窗格房桌椅板橙一应俱全开设永庆茶园凭中议定押租英洋叁百元正每月行租叁佰陆拾元按月恁摺支取不得过期不得过押租若过押租即行辞去其押租亦不私退恐口无凭立此租字存照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贰十日 立租字人永庆茶园（画押） 凭中人谭明卿（画押） 凭中人齐月溪（画押） 王得林 王美斋（画押） 戴家试（画押） 计开 大方桌壹张，长条桌贰张 方桌壹佰零陆张，伍佰贰拾壹把 牌橙叁佰贰拾捌张，长条橙伍拾肆张 铺板壹佰陆拾玖块 “李漱兰堂”，即李鸿章长子李经方之名，“芜湖大马路”即今中山路。据房管局退休职工吴宗愚先生等人回忆，民国年间的中山路一带，除了“大众”之处的剧场以外没有什么大型剧场。虽然现百货公司一店处曾经演过戏，但其东面的陶塘水域比现在要大，包括今天的部分环塘马路，许多塘边的房屋后半部都需在水中支撑木柱，形同水榭，象“租约”中所提到的，仅方桌便有106张的规模显然不可能。再加上“大戏园”西面至范罗山脚下，北至北京路一带的居民区，因“大戏园”而得地名为“大戏院”，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以确定该“租约”中所指“大戏园”无疑便是今“大众”处的人们常说的“大戏园子”。而始建年代亦可断定为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辟“大马路”后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这所“大戏园”租予人开设“永庆茶园”之前的四年间。 清代有许多茶园由卖茶为主、演戏为辅逐渐转化到以卖茶为辅、演戏为主，有些则发展到后来的正式戏园，戏园与茶园在很大的程度上，园同名异而已。这种习俗在清代一直延续一、二百年直至清末民初，如民国初年的“丹桂茶园”、“天乐茶园”等都是当时上海有名的戏园。便是我市清宣统二年（1910年）《皖江日报》上三个戏园的演出广告中，也有一个叫“聚仙茶园”。 “大戏园”就其规模而言，前述罗天林回忆的“规模较大，木头楼座上下共有三层，四角均有楼梯可供上下”中已有所提到，而“租约”中，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大戏园”容纳的家俱不算大方桌、长条桌和169块铺板，仅方桌便有106张，椅子521把，牌橙328张，长条橙54张。如以每把椅子和每张牌橙坐一人，每张长条橙坐2人的最低数计算，这些椅橙可坐957人。清代戏园看客的坐法和今天剧场内沙发座椅或翻板木椅一排接着一排观众比肩而坐的方式大不一样。清代戏园的大厅内安置许多方桌，在方桌两侧及面对戏台的一面设座，观众三面环坐，一边听戏看戏，一边品用茶点。到了清末，三面环坐的观众渐以面对戏台为主，然每张方桌之间，仍需留有充分的空间供提壶续水的茶房前后左右的奔忙，故清代近千名观众的占地所需面积，约二倍以上于今日。若依照当时观众座席的安排，也不难想象出，能容纳百多张方桌和椅橙罗列开来的剧场是何等的规模。 关于“大戏园”的楼座，被采访者均有提及，且对其印象很深。综合包括罗天林先生在内的几位主要被采访者，如王学周先生（毕生从事京剧艺术，三十年代前半期曾在“大戏园”演出过京剧，退休于江苏省某所京剧学校，现为市京剧爱好者协会的成员）、胡升康先生（世居芜湖，酷爱京剧艺术，退休前曾任市轻工志主笔之一）、路定福先生（世居芜湖，爱好并从事过戏曲艺术，已退休）、郁家福先生（世居芜湖，退休于市一建公司；其父郁成刚于民国期间经营的“郁顺记营造厂”曾于三十年代为“大戏园”进行过维修工作，并是“大娱乐”戏院和“中山纪念堂”承建商）、吴宗愚先生（世居芜湖，退休于市房管局）、柏鸿来、王鸿喜先生（四十年代京剧“鸿春社”演员，现退休于省京剧团）、王惠娟女士（四十年代在“大戏园”任售票员，其丈夫李少白曾任过该戏院外交经理）、杜光辉先生（1954年任“大众”经理，曾负责折除“大戏园”旧建筑，建新电影院的基建工程，现退休于机械学校）等多数为年过七旬者的回忆，对“大戏园”的整个建造布局，尤其是其楼座及其它观众席可作如下描述： 由“大戏园”东首的竹木大棚进入门厅，向前走十几米左右即抵二道门，门右手边（北侧）有票房，观众在此买戏票后便可由二道门的半截木闸门进入戏园。左右两边可沿楼梯登楼，继续向前走则进入了观众厅。中间为“池座”部分，由前往后分为头等、二等、三等之别。三十年代后半期，池座席最后加设了一排“弹压席”为军警宪特人员专座。池座席位由长条木椅组成，每张长椅靠背的扶手处挖有许多小孔，可挂放置茶杯的铁丝编织成的杯篓，这样既可方便后排观众放茶杯，又能解除前排观众担心靠背上的茶杯翻覆让茶水所烫的后顾之忧。所以，观众又习惯称池座的肺位叫“茶座”。“茶座”的南北两侧和正对舞台的三面上方，均有粗大的木柱支撑起木质楼座。两侧楼座的前面栏杆至后面大墙间的宽度约为1.5至2米；靠近戏台的位置两边各有几间包厢；正对戏台的楼座叫“特厅”，前后有座位11排；由两侧的包厢向后端延伸直至“特厅”，包括拐角处楼座称“花楼”；“花楼”和“包厢”的下面，即支撑楼座的粗木桩直至大墙间，设有较“茶座”席位要简陋的几排长条窄木橙，木橙后的墙跟空地在满座时可售站票以丰盈利，观众称这部分席位叫“清看席”。“清看”席与池中“茶座”之间有木栏杆隔开，“清看”的观众由靠近大厅后端的栏杆缺口处进去后，需沿长条橙后的狭长地段向舞台的方向挤，先来者可在长橙上占一席之地，后来的如不愿远离舞台，只有为饱眼福辛苦两腿打站票了。包厢如有达官显贵预先包订，则在包厢内的主座前备好木条桌。如包厢无人预订，则按平常楼座规格安排座位，撤去案桌以便多坐观众。 关于楼座的层数，在被采访的人中曾出现两种说法。持楼座共有二层，包括池座共有上下三层者居多。根据，四十年代在此演出的“鸿春社”演员柏鸿来先生所述，早年班社在此演出，他尚小，老板不许他们外出玩，除了练功练唱外，就只能在戏园子里边楼上楼下的跑着玩，记得楼座共有二层，上下共有三层。另有退休于市一建公司的郁家福先生回忆：三千年代中，其父郁成刚经营的“郁顺记”营造厂为“大戏园”进行维修。他放学后带同学到“大戏园”里玩，顺便让同学们拾些刨花柴回家生炉子，清楚地记得楼座有二层，有的木料很旧了，需要更换。但有的被采访者则认为只有一层楼座，加上池座共有二层座位。在出现不同说法时，为避免偏听偏信与史实有误，笔者在查民国期间的芜湖报纸时，特别留意有否关于“大戏园”楼座的消息。终于，在1939年11月28日《芜湖新报》上，发现了一份“大戏园”（时名复新大舞台）刊登的启事：“奉宪岳队谕午前修理三阶三层楼一俟竣工照旧登人惟二楼照常售票日夜开演此启”。我们从该启事中可以明确两件事：一是“大戏园”有两层楼座，加池座和清看席共有三层座位：二是此次修理不管是否为郁家福先生回忆中提的那次，可肯定在此之前已有三楼，因启事中有“照旧登人”之词。 剧场是观演场所，除以上综含描述的“大戏园”观众席区域外，戏园的另一半重要部分供演员表演的舞台是这样的：舞台面积较大，三十年代即开始安置机关布景，台唇向前突出三圆弧状，台沿有约20厘米高的木质矮栏中饰“米”字型图案，台口上方高处有一根铁质横杠。台沿的矮栏杆既可避免东西滚掉下戏台，又可作安置脚灯的遮掩物让观众不易看到，台口上方的铁横杠则是让武功演员表演武戏的设施，舞台地板下还架空倒置数口巨型大缸，以助共鸣。三十年代前半期在该戏台上演过京剧的王学周先生，对“大戏园”内音响效果之好，至今记忆犹新。四十年代在此售过票的王惠娟女士亦称，当年戏台上开锣后，她位于二道门外的票房内都可听到台上的戏文。在早年“大戏园”无扩音设备的情况之下，能达到如此效果，除演员的功夫到家，要做到唱腔念白字正腔圆，达到“清、纯、远、美”的要求外，自然也得益于剧场大厅结构的科学合理和舞台的建造特色这些因素。 以上综合描述的依据，虽只是“大戏园”在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光绪末年始建时的原貌，但其中许多构造格局和观众席位的划分，均与我国清代及民国初年的一些戏曲史论著中有关剧场情况的记载，有许多近似甚至相同之处。 “大戏园”始建应属于旧式茶园内的那种“三面敞开型”舞台。因其在1906年时有106张方桌供开设“永庆茶园”，地面非平坦不可。新式戏曲剧场在改造舞台形状的同时，也将观众厅地面由前往后逐渐升高，并撤掉了茶桌。被采访者们回忆中的“大戏园”，舞台口上方有铁横杠供演员表演武戏，台唇前沿围以高约20厘米的木质矮栏杆。仅由这两个特征中便可看出改建后的“大戏园”舞台上犹存的老式戏台遗风，因为《中国剧》一书描述清代戏台时正有“柱间高横铁杠一根或二根，距台面大约一丈，以便演习武艺。舞台前面及左右，绕以栏杆，高约尺余”的文字。至于“高约尺余”的栏杆，在改造后的“大戏园”舞台上高度降低到只有20厘米左右，则是基于观众欣赏角度的考虑所进行的改进。另外，“大戏园”舞台前沿向观众厅突出呈圆弧状的特征，也与《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所指“当时（系新式舞台初期）的镜框舞台的台唇都比较大，呈半月形”相符。 这一舞台形状的改变标志着“大戏园”由老式的茶园进入了近、现代新式戏曲剧场的行列，也代表了我国延续近800年左右历史的剧场结构形式的重大变革在芜湖的具体体现，其意义远非仅仅舞台形状变化本身所能比拟。 笔者在探究“大戏园”舞台改建成镜框形舞台，从而完成由老式茶园进入近、现代新式戏曲剧场这一重大变革的确切年代时困难重重。首先，无任何记载此事的文字资料可供参考；其次，由于年代久远，以现年过七旬的身体健康，记忆清晰的被采访者年龄前推70年，在二十年代初期也仅几岁而巳，他们于后来在“大戏园”看戏时，对其舞台的最初印象既为新式舞台的模样，至于“三面敞开型”舞台毫无记忆。在扩大线索的尝试中，吴宗愚先生曾向笔者推荐了一位家住集益里一带的史姓女士，此人早年曾于现“老余昌”眼镜钟表店处开百贷店，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芜，史女士曾作为本地妇女界代表之一前往“大戏园”参加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找到其后人，有可能获得对当时舞台的间接印象，倘若有珍藏的当年在“大戏园”的照片之类，则更是可一锤定音的权威材料。郁家福先生也推荐过一位家住牛奶坊的马瑞洲老人，称其在1987年左右还见过他，虽已近90岁，但身体尚健，早年亦从事过建筑并爱好戏曲，若能寻到，定有收获。笔者对以上两人多方寻觅，史姓女士的后人始终未能找到，而待于1989年上半年找到马瑞洲老人的原住处后，可惜从邻居中得知老人已于不久前去世。依此看来，关于“大戏园”舞台的改建年代的考证似乎无踪迹可寻。然而，清末芜湖的报纸上刊登的几则演出广告，及几个集会活动的报导给我们提供了几点线索： 一、芜湖开办最早报纸之一《皖江日报》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之间刊登的戏曲广告，迄今尚存的还有五则，其中名为“中江大舞台”戏园的广告有三则，所演剧目17个；“皖江第一台”戏园的广告有一则，剧目3个；“聚仙茶园”广告一则，剧目一个。以上虽不能肯定“大戏园”在当时是以何名营业，但因其规模，此三处戏园有一处是“大戏园”所刊登的戏曲演出广告的可能性相当大。 二、民国纪元（1912年）10月30日，孙中山先生抵芜，各界人士在“大戏园”召开欢迎会。上海版的《民立报》上报导大会盛况时，所用的戏园名称为“大舞台”。 三、进入二十年代后，芜湖各界在“大戏园”举行过多次游艺大会和纪念大会，报刊上报导时的用名均为“大舞台”或“歌舞台”。 以上三点中，第一点暂且不论，就1912年10月30日“大戏园”处召开欢迎孙先生的大会时，戏园名称已叫“大舞台”，并延续到二十年代后这一点来看，其戏园名称在“舞台”两字上作文章之现象，可否看作是“大戏园”改建舞台后的反映呢？上海的“新舞台”，北京的“第一舞台”，这两个我国最早的新式戏曲剧场名称，不也是在“舞台”二字上作文幸吗？若此推断能成立，那名“大戏园”的三面敞开型”旧式戏曲舞台改建为新式镜框型舞台的时间是在1912年以前，甚至有可能在1910年前（如“中江大舞台”为“大戏园”之名）。亦可以认为芜湖拥有镜框型舞台的新式戏曲剧场出现的时间，早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上指出的1914年建于北京前门外柳树井大街的“第一舞台”戏园。 我国第一所新式戏曲剧场——1908年建造的“新舞台”戏园所在地上海，距离北京的路程是距离芜湖路程的4倍，况且，清末民初的芜湖虽非都市也是个商旅活动频繁的水陆码头，上海的各方面信息传达到此均较为迅捷。外加上“大戏园”房产主人李经方曾于清光绪十六年至十八年（1890年至1892年）和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二年（1907年至1910年），分别担任清朝驻日本国公使和出使英国大臣，不说受其父李鸿章洋务派思想的影响，单就其驻外使节的生活经历亦足使他对当时的新潮观念较易接受，因此在清末民初的1912年以前对“大戏园”再动土木，大肆改建旧式戏台而为镜框型舞台的可能性极大。而且，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芜湖大马路一带开始供电，这给“大戏园”戏曲演出的照明条件带来彻底的革新，光源的变化（使用电灯前，“大戏园”的照明很可能为煤气灯）也势必会在客观上促使“大戏园”对其旧式舞台予以改建。所以，芜湖“大戏园”是我国最早期的新式戏曲剧场之一，对戏曲艺术尤其是京剧艺术在芜湖的繁荣发展，以及对附近一带的剧场建筑结构的革新自有它的影响。 改建后的舞台形状主要是压缩了纵向的深度，扩展了横向的宽度，并在舞台的两侧增设原本位于舞台后方的副台，以供演员候场和作准备工作。这样一来，“大戏园”观众厅内原靠近舞台一端两个角的楼梯，便处于舞台和后台的南北两头，原本无楼的后台也修了楼。据早年在此演出过的演员称，后台的楼上设有香案，供戏园和班社的老板在此焚香祈祷，求神灵保佑演出叫座财源茂盛，平时严禁闲杂人员接近此地，以免冲撞神灵。在后台后面的小院内，还修了一座砖木结构的有厨房和库房的二层楼房，供演出的班社剧团老板和较有地位的演员住宿。 进入三十年代中期后，中山路一带的街面房屋日趋吃香，原本较宽敞的竹木门厅渐被压缩成一长方形的空间。据市规划设计院葛立三工程师搜集的一份旧房产资料中，有关“大戏园”于四十年代时形状草图标明：当时“大戏园”南北两侧大墙跨度为27.5米，东西两端包括舞台在内的大厅长度为44.68米，此建筑占地面积为1228.7平方米；舞台不包括向前突出的圆弧状弓高其深度为7.18米；后台西面的二层楼房长27.5米，宽7.75米，建筑面积426.25平方米：门厅南北之间的宽度仅6.9米，其深度有13.1米，建筑面积90.39平方米，名为门厅，实际上形同一南北窄而东西长的走廓，票房仍在原位置，走廊两边墙上多挂有戏园上演剧目的海报、班社剧团的介绍及名演员的照片等宣传品。 以上提示的尺寸，虽不能完全确定为“大戏园”始建时数据，但主体结构不可能有大的改动。1954年下半年开始兴建的大众电影院，南北大墙中心线跨度19米，东西长28米，建筑占地面积532平方米；门厅的宽度19米，进深5米，占地面积95平方米。两者相比较，原“大戏园”建筑规模自可见一斑。所以，一些被采访者回忆早年间“大戏园”的建筑占地东抵现中山路街沿，西囊括今大众电影院后面的宿舍楼，北“老虎灶”（现改作商店），南达华兴街路中的说法是很可信的。 据退休于市一建公司的郁家福先生对三十年代“大戏园”的回忆，认为其结构只能算作木结构。笔者则认为：“大戏园”在始建时为木结构建筑，南北两边的砖砌外墙为后来为加固而增建。至于后来出现的“洋式店面”的门面建筑有可能是三十年代中期所建。因此时董海亭接手经营“大戏园”。 董海亭曾任芜湖公安局侦缉队长，又是青帮人物（有人认为他是青帮“悟”字辈人物，但据一位最近回芜探亲的台湾同胞回忆，认为他是“悟”字的下一辈“觉”字辈人物），集警方和帮会势力于一身。二十年代末，他便在中山路开设了东南饭店，其财力、势力均比较强。由他将“大戏园”竹木大棚门厅改建为二层楼的门面建筑是有可能的。同时期建于国货路一带的几家店铺的门面房，及现新芜路工人酒家东边原“救火会”建筑的样式与“大戏园”称“青年剧场”时的门面造型很相似。据对芜湖近代建筑史颇有研究的人认为，这段时期，芜湖在建筑设计方面上受上海一带房屋造型的影响，虽有点不伦不类，但也体现出某种风格。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芜湖市。不久，“大戏园”（当时已再度易名“同乐剧场”，又称为“同乐大戏院”）与另外几家私营影剧院由芜湖市军管会接管，参加接管的军管会工作人员有刘乔、何瑞、刘林枫、王毅、刘玉山等人，同年夏季，芜湖大水，为考虑安全，拆除了“大戏园”的第二层楼座。翌年5月，市文教局决定将“大戏园”改作电影院，按放映电影的要求，在“特厅”楼座的后面，即门面建筑的二楼改建了放映机房和办公室，由陈洪云（已故）具体负责此工程。 1954年夏，芜湖市及长江沿线遭受百年末遇的洪涝灾害。大水退后，“大戏园”建筑遂全部折除，并于下半年在原址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大众电影院建筑，建于清朝末年的“大戏园”半个世纪的历史从此结束。今天，豪华的立体声特级电影院“大众”，即是在1954年所建的主建筑结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之后于1988年7月，由市影剧公司，大众电影院，采用贷款、税前贷款和自筹三种方式筹集80万元用三个月的工期重新装璜修建而成，也是我市的第一家特级电影院。 “大戏园”的主要演出活动及重要集会 “大戏园”若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年为历史始端，其最早期的戏曲演出活动现无任何资料可查。1906年至1908年间，芜湖曾发行过一份小报，报名取主办者合肥人焦二风、芜湖贡生齐月溪（辛亥革命后，曾任设在今工人文化宫地址处的皖南军政分府秘书长）、太平人谭明卿（时为上海《申报》驻芜访员，即今记者）三人名字中各一字为《风月谭》。根据《芜湖报刊志》载，《风月谭》报内容多以“评花谈戏、风流韵事”为主，多在“市民中和茶楼、戏院、烟馆、妓院等处发行，销路尚好”。该报必对当时芜湖戏院的演出情况有所记载，况且主办人中的齐月溪、谭明卿，均为“永庆茶园”于该报创刊的同一年租用“大戏园”房屋时的主要中人，自然对“大戏园”的业务格外关注。如果能挖掘出该报，无疑将会对研究我市包括“大戏园”在内的清末文化生活提供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笔者曾遍寻所有能接触到的芜湖故老，但终因年代太久而未能有所发现。然而，清宣统二年至宣统三年之间，芜湖“中江大舞台”、“皖江第一台”、“聚仙茶园”三家戏园，在《皖江日报》上刊登的戏曲演出广告至今尚存五则。“中江大舞台”于宣统二年（1910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刊登的广告内容较多，日场上演的剧目有《取洛阳》、《二度梅》、《时迁偷鸡》、《忠孝图》、《双色案》；夜场戏有《采石矶》、《草桥关》、《宝莲灯》、《九件衣》、《大挑枪花》、《洞房献佛》、《蝴蝶梦》、《文昭关》、《铁公鸡》、《濮阳城》，主要演员有刘春山、许兰香、小三胜、徐金林等人；同年农历十一月初九（1910年12月10日）上演《山东老弟兄》，主要演员有许兰香、小月奎、小山东；翌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1911年3月21日）上演《张文祥刺马》，主要演员有刘春山、曹胜奎。“聚仙茶园”于宣统二年农历十一月初九（1910年12月10日）上演《紫霞宫》、《捉放曹》，主要演员有王雅琴、张风奎、高翠仙、张彩奎。“皖江第一台”于宣统二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1911年3月21日）上演《阴河水》、《三义归天》，《定军山》、《甘露寺》，主要演员有筱翠兰、赛桂芬。 由于此五则戏曲演出广告上均未注明戏园地址和戏曲曲种，究竟“大戏园”在当时是以何名营业无证可考，只能从“大戏园”的建筑规模在当时的芜湖属名列前茅者来推断：此三个戏园中有一所为“大戏园”，还有一处很可能是位于现新芜路北面小戏院处，原山陕会馆内的“光明戏院”，即芜湖老人们习惯称为“小戏园”者。因该戏园历史亦较久远。被采访者中的王学周先生回忆，早年间，曾听长辈们说过，辛亥年（1911年）间，我国京剧界著名的红生演员，有“活关公”之称的王鸿寿（艺名“三麻子”）先生曾在“小戏园”演过戏。另外，民国五年（1916年）的《民国日报》上也有过关于“小戏园”的报导，可见此处在清末民初的芜湖亦是一所主要戏园，详情另文再述。 关于“大戏园”早年间的演出习俗，胡升康根据我国戏曲理论家赵景深先生的部分回忆所撰《景深先生在芜湖》一文中，有这样的介绍：“景深先生在芜湖时，常跟随他的父亲到大马路（今中山路）大戏园去看京戏。那时还是京、梆“两下锅”时期，名角李春来，粉菊花等到芜湖，常以梆子腔的旦角唱大轴，演一些跌扑的武戏如《紫霞宫》、《阴河水》之类的剧目，而京剧武生或老生只是演压轴戏。而此“两下锅”，正是我国于清末民初流行的一种演出习俗，因京剧和山西梆子、或河北梆子同台演出，剧目、表演各自保持原状，不相混合而故称。所以，又因京剧在前，梆子戏在后唱大轴而称为京、梆“两下锅”。 “大戏园”在建成初期不仅是芜湖主要的一所戏曲演出场所，也为话剧的前身——新剧在芜湖的活动提供了舞台。新剧于1907年传入我国，是一种和当时清朝末年的革命运动有着紧密联系、以对话和表演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新兴戏剧，人们称为“文明戏”。我国著名新剧活动家任天知和温亚魂、郝耕仁组建的中国第一个职业新剧团体“进化团”，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春由南京来到芜湖“大戏园”，演出了讽刺清廷官吏腐败的新剧《都督梦》，主要演员“多数为同盟会员或辛亥革命志士，有汪优游、韩复炎、胡抢一、陈镜若、季砚夫、王幻身、张东野、肖天呆、恢及钱、钱逢辛等四十余人”。“由于新剧演出采用幕表制这种新的艺术手段，便于直接地、逼真地反映现实生活，体现复杂的矛盾冲突，深刻犀利的讥讽封建官吏的丑恶，大受芜湖一般市民的欢迎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的喜爱。”1911年4月27日，以黄兴为首的同盟会员在广州发动反对清朝封建政府的武装起义，但因计划不周而失败，死难者72人。“进化团”及时地在“大戏园”排演了“歌颂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黄金赤血》和鼓吹革命的《共和万岁》。前后在“大戏园”共演出了两个多月时间，直到该年七月夏季，芜湖大水，马路成河，该团遂赴武汉”（摘自《芜湖市志通讯》1986年第3期，《进化团在芜湖》一文，刘良成撰）。 由于新剧说的是普通话，剧目也多以现实生活中的事编成，这种从内容到形式均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不但很快地为一般群众认可，也对芜湖的新文化发展产生了相当影响。直到“五四”运动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芜湖的很多学校时常排演话剧、歌舞参与民族救亡运动及赈灾义演，并产生出象阿英、王莹这样著名的剧作家和演员。1988年5月1日，《芜湖日报》刊登的一篇汪仲华撰写的文章《忆阿英老师》中便回忆，1926年11月，当时在芜湖民生中学任教的阿英先生组织师生并亲自导演了话剧《春闺梦里人》一戏，并在15年前“进化团”演出过的“大戏园”舞台上向社会公开演出。 “大戏园”自建成后不但是戏曲、戏剧的演出场所，还是芜湖举行重大集会的场所。其中最著名的一次重要集会当推1912年10月30日芜湖各界人士在“大戏园”（时名“大舞台”）举行盛大的欢迎孙中山先生莅临芜湖的集会。这年，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对我国的大江南北进行考察，其中也包括芜湖一地，此后孙先生著《建国方略》时曾对芜湖的建设战略，尤其是长江和内河航道的整治及江堤与港口设施的建设有过很具体的规划方案。1912年11月3日上海版《民立报》上对孙中山先生在芜湖的活动以及“大舞台”（即“大戏园”）举行欢迎集会的盛况作过如下报导：“ 中山过芜追志 芜湖函 孙中山先生于三十号一早到芜是日清晨各界代表在大舞台召开欢迎大会各界来宾赴会者约以万计场为之满途为之塞盖三尺童子无不以一瞻先生丰采为荣幸者会场布置门前用竹花扎成辕门两旁围以色布辕门之内列菊成山极为美丽由会场至江苏米捐局延长半里皆用彩布为棚巡士守望为卫先生于八时乘联鲸兵舰先至弋矶山次由各机关代表及国民党招待前往迎迓始由接官厅上岸乘马车至大舞台观者塞途开会时首由孙品山君报告宗旨即请孙先生登台来宾均起立行三鞠躬礼先生答礼后即演说略谓吾等由奴隶地位而至主人地位为莫大之幸福惟为主人翁必应尽其应负之责任万今民国初建万端待理民之于国为最大之要素欲国富民强当自立则凡百艰难事务吾民都宜负其全责望诸君共济时艰为幸等，欢迎大会至下午二时散会，孙中山先生稍事休息后于三时仍乘马车至江口上联鲸兵舰开往东西梁山观阅炮台即下驶回沪矣。” 清末所建的“大戏园”能在民国纪元这一年作为芜湖人民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的会场，实为其荣幸，同时也可看出“大戏园”在芜湖诸家戏园中的地位。 此后，“大戏园”先后还多次举行过义演游艺大会。如1920年10月，第二农校师生在此化妆演剧助赈；次年3月初，芜湖各界联合在此演义赈剧，虽遇风雪交加的寒冷天气，然往观者仍很拥挤，让组织者在连演两天后不得不再加演一天；1922年底至1923年1月，安徽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在“大戏园”举办筹款赎路游艺大会；1928年2月，芜湖县农民协会举办筹赈募资游艺大会；1929年11月，芜湖国民拒毒同志社在此举办第六届拒毒运动周游艺大会，其内容有武术（时称国术）、杂技、话剧、歌舞、京剧，并放映了我国早期拍摄的影片《红楼梦》。参加演出的单位有芜湖萃文学校、第二女中、第三女子小学、第九女子小学及国术研究会和本地的京剧名票：1930年10月，国民党芜湖市、县党部在“大戏园”举行大会，纪念参加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十九周年，到会者约二千余人。在诸多游艺大会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1933年底一次大型民间抗日义演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又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再度挑起战火，全国人民掀起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其中，除抵制日货外，禁捐义演活动亦是一种主要的形式。1933年12月30日至31日两天，安徽国货公司联合芜湖各界人士在“大戏园”举办了大型“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游艺大会”，以此支持抗日，迎接新年。该次义演有两大特色： 一是广为宣传，积极促销门票。组办的牵头者安徽国货公司不愧是商界好手，推销颇有方法。先是利用各种手段宣传这次游艺大会，包括在报上提前连续刊登有节目内容的大幅广告，继而除在闹市区多处设点售票外，还派出两个小组深入长江边的洋街，鸡窝街（今吉和街一带）等地居民区和河南的街头巷尾，上门宣传推销门票。前一组售得票款182元，后一组售得93.5元。虽然票价较高，分1元和5角两种，高达当时一般戏票的一倍多，但由于民众之中的爱国意愿高涨，外加宣传推销得力，这次游艺大会总共募得门票款1515.50元，除去假洋3元，假钞1元，实际所得为1511.50元。这笔款项后交由义勇军后援会，实施援助之具体办法。 第二大特色是不仅演出阵容可观，节目丰富多彩，而且在节目顺序安排上很讲究张驰得法，将数十个不同类型的大小节目协调得如同一台大戏。演出开始，先由精武体育会和体育促进会人士表演小洪拳、形意拳及精彩的杂技等十项节目拉开序幕，再由小小音乐社表演舞《休息五分钟》、《十里长亭十杯酒》、《滑稽交际舞》。轻歌曼舞方罢，大力士沈惟善上台表演石担背花，此君健壮的体魄和惊人的力气将一副二百多厅重的石担在背上翻滚盘旋，犹如一杆飞叉，舞至紧张处，观众不禁为之惊呼。随后，蔷薇音乐社表演歌舞《梦中情人》、《水手舞》、《慰劳义勇军》；再由汪中峰、汪东风、胡琴等合演滑稽剧《死要钱》；第二职业中学的师生同台表演话剧《湖上的怨剧》。最后，名票翟宗佑、崔啸梧、高宝因、陈德富、汪啸斋、罗白璋、高士林等人演出京剧节目压台。具体的京剧剧目是《采石矶》、《闹府》、《南阳关》、《女起解》、《捉放曹》、《落马湖》、《骂曹》、《盗御马》、《四盘山》、《贺后骂殿》。当时，芜湖观众中京剧爱好者甚多，把京剧作为大轴戏，引起了很好的剧场效果，也为第二天的义演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该次的“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游艺会”，由于以上两大特色，使之成为诸多义演活动中比较成功的一次大规模义演，不仅募得1500多元款项直接支援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而且在本地民众中掀起了一次宣传爱国抗日的思潮，并因芜湖是发达的商埠，南北客商往来频繁之地，对长江一带的抗日宣传声势也造成一定影响。 二十年代，包括“大戏园”在内的剧场极少在报上登载戏曲演出广告，报端仅有电影歌舞、杂技等上演的消息。以接待京剧班社剧团为主的“大戏园”，对上演的剧目采用雇专人上街张贴戏报的宣传方式。此人在每天贴戏报时，还随身携带戏单（又称“戏目”）赠送给一些老观众，以拢住客源。当观众入场时可在戏园门口领到免费的戏单。清末民初的戏单多用粗糙的红毛边纸木刻印刷，字体不甚整齐，后来才逐渐精致起来，早期免费的戏单也开始卖一、二枚小钱，如同今天我们看戏时购买说明书。然而，这些皆随时间流逝而去，无法给今天留下当年演出盛况的记载。笔者曾多方奔走寻觅民间珍藏的戏单等物，终因年代久远，经战火蹂躏，日寇入侵，绝大多数已流佚不传，侥幸保存下来的，至六十年代又遭“文化大革命”浩劫。酷爱戏曲艺术的胡升康、路定福二位先生曾非常痛心地向笔者谈到，家中保存有上辈人即开始搜集的从清代到民国年间的许多戏单、戏报，其中还有胡升康之父亲于清末与赵景深等人在“大戏园”看戏所留存下来的宝贵文物，及以戏曲艺术为主要内容的小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扫“四旧”的红卫兵付之一炬，好不让人痛惜。故此二十午代的“大戏园”除了报上报导的游艺大会等消息外，有哪些主要的演出业务便很难知晓。《退休生活》杂志1985年第5期发表《盖叫天拳打地头蛇》一文后，我市一职高同学许玮据此文和《盖叫天传》一书部分内容，撰写《盖叫天两到芜湖》文中叙述：盖叫天于1925年带了一个戏班子到芜湖“大戏园”唱戏，因不买一姓李的地头蛇的帐，未去“拜门”送礼，招致了盖先生唱打炮戏时，即遇到李带领一帮流氓无赖捣乱，盖叫天先生忍无可忍出手还击，将李等人打得哭爹叫娘狼狈逃窜。盖叫天先生也未演戏便带上戏班子次日离开了芜湖，直至解放后方重返故地，为江城人民表演了拿手的武打戏。笔者为此事询问本市老戏迷们时，胡升康先生也称有印象，因盖叫天非一般演员。且回忆，在1924年，即盖先生在“大戏园”痛打地头蛇的前一年，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来芜演出，也遇到有人捣乱，因而愤然离芜。因此，胡升康分析认为盖叫天是在上海得知尚小云来芜受气一事（盖、尚均以上海为演出基地之一），于翌年专门来给尚小云先生出气摆平的。若此事属实，也为“大戏园”在二十年代的一件大事。所不能确定的是，合肥鲁业廉先生据河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武生泰斗盖叫天》一书，和华东出版社出版之《戏曲报》上《盖叫天的艺术生活》文章，撰写了《盖叫天扬威芜湖》一文，文中所述内容与《盖叫天两到芜湖》基本差不多，只是时间不同。文所指时间为1925年；鲁文所指时间为1910年李姓地头蛇为本地清廷武官李葆泠统领之子。就盖先生年龄而言。1910年22岁，年轻气盛；1925年37岁，已具有相当地位。究竟此事发生于那一年，因笔者未能找到《盖叫天传》和《武生泰斗盖叫天》两本书，暂且存疑，就事情本身而言，在旧社会对老戏迷们来说已是见怪不怪了。 自二十年代起，“大戏园”营业性演出基本只接待京剧班社，其它地方戏曲曲种极少能进该戏园，到了三十年代，“大戏园”更成其为京剧在芜湖的演出基地。京剧是当年芜湖人民最喜爱的剧种，戏曲观众中有为数众多的京剧爱好者和票友。人们习惯称京剧为“大戏”，称其它地方戏为“小戏”，“大戏园”之名在芜湖人的眼里成了看京剧，即看“大戏”的专门戏院。以致无论怎样更换名称，人们始终习惯称这所戏园叫“大戏园”。而前面提到过的光明戏院，因其除接待京剧班社外，对其它的地方戏曲、歌舞等艺术团体也常样开放，故又得名“小戏园”之俗称。 经理“大戏园”的老板，很有经济头脑，除了舍得花钱于三十年代初即开始在舞台上装置机关布景外，还四方网罗南北名伶，使戏园除一年中短期封箱外，从不断演。三十年代的京剧界有京派、海派之分，即今天常讲的北派和南派。来“大戏园”演出的演员海派居多数，象高百岁（老生）、陈鹤峰（文武老生）、少岩（须生）、张二鹏（武生、著名武生盖叫天之子）、张翼鹏（武生、著名武生盖叫天之予）、张文琴（青衣）、王瑶琴（青衣）等。京派的演员有张如庭（老生）、厉慧良（文武老生）、与周信芳、马连良并称为“南麒、北马、关外唐”的文武老生唐韵笙（原姓石，福建人氏，七、八岁时从其师唐景云姓），还有张菊隐（须生）、王秋平（旦）、王学周（老生）、罗柏璋（文武老生）等人，之中不乏留下千古绝唱的一代名伶。现是我市京剧爱好者协会主要成员之一的王学周先生，在三十年代前半期曾于此主演过《打棍出箱》、罗柏璋主演过《白水滩》。而三十年代中来“大戏园”的最著名演员，当首推“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 “1932年春季某晚，大戏园子门前，人山人海。从剧场延伸出来的茅蓬顶端，有几百盏白炽灯泡，众星拱月似地交织在一二十幅大红海报上。中间一幅上的三个隶书字尚小云，足有澡盆般大小，挨着艺名，有一行引人注目、碗口大的楷书：‘重金礼聘，环球驰名，一代宗师，首次莅芜，文武双绝，唱做兼工，青衣花衫，刀马武旦’。再向上看，耀眼的‘四大名旦’，红光闪闪。数不清的男女老少，伸着脖子，争看这平生初见的‘霓虹’，咂咂惊叹。在剪票栅口，南北照应着一对立幅，红纸上写着：‘三天打炮：《十三妹》、《战金山》、《昭君出塞》。只演三天，机不可失，百年难遇，幸勿交臂。’ 一声锣响，伸手不见五指。刹那间，灯泡加亮，场上人忙蒙上脸，从指缝处，但见得两条守旧，艳若桃花；文武场面，红绸轻拂。杏眼怒嗔，冷若冰霜的何玉风，象是一朵红云飘飘然落在九龙口上，红衫红裤红风帽，红靴红带红刀鞘。‘好——！’碰头便是个满堂彩。” 这个满堂红的出场亮相还有些来历，因为“舞台上的十三妹，惯守蹻工名角儿‘三寸金莲’上的绝招，曾攫去几代戏迷的魂魄。是‘野狐禅’王瑶卿，不计毁誉，冒风险首倡彩靴登场，用大脚片子向癖好蹻工的传统势力挑战。睥睨一切的尚小云，紧步乃师后尘，以革新为已任，大破旧秩序，另辟蹊径的‘满堂红’，为何玉凤塑造出英姿健美、侠骨柔肠的新形象。 这次演出，观众被尚小云的艺术魅力所倾倒自不待言，“连进入角色的‘茶房’也忘了抓钱，指头儿敲着‘水催子’，被妩媚动人的十三妹所征服。”（见《尚小云当年在芜湖》、胡升康撰，载《芜湖日报》1988年星期刊）。 当年“大戏园”场内秩序大不如现在，观众们抽烟、喝茶、嗑瓜子、谈天说地，儿童们哭喊吵闹，什么声音都有，真有点乌烟瘴气。但每个茶房都有一手绝招，泡茶的，左手挟持着十来个玻璃杯和放茶杯的铁丝篓，右手提着一把特大的锡茶壶，在拥挤的观众和小贩群中，象条油滑的泥鳅，通行无阻。冲茶是他们的看家本领，有时人在观众几步之外，一扬手中茶壶，那开水都乖乖地一丝不漏注入茶客杯中，行家名之曰“神龙戏水”。甩毛巾也是茶房们必修的基本功，常常可以看到十几条雪白的毛巾在楼上下，左右厢，前后座之间往返飞舞，宛如“白龙过江”。让人联想艺术大师侯宝林说的描写旧社会戏园情景的相声，与此真是如出一炉。戏园秩序虽乱，但只要压轴、大轴戏的锣声一响，马上安静下来。有时演员在台上偶尔失手出了差错，观众报以比较文明的倒采，未见有人使用“滚下去”这类极不礼貌的庸俗字眼。 “大戏园”戏票的定价亦很有讲究，从中可看出老板颇擅于经营之道。其基本尺度按演员的演技水平、知名度和观众的评价而随时调整，但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尤其是四十年代未期相比，其沉浮的幅度则相对稳定的多。儿童入场由家长带领一律免票，成人票价分为多种档次，池座与楼座有别，中座和边座不同，前十排票价可高出其它座位一倍或数倍，加座和站票仅须花费前排座位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由于票价合理，负担公平，各种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进“大戏园”看戏，剧场常常满座。对演员来说，观众愈多，自然演起来也格外起劲，所以剧场效果很好。早先票价的贵贱之序是包厢、特厅、花楼，而后才是池座的头等、二等、三等，最廉价的要数清客席和站票了，这时的特厅楼座和花楼座位都对号，而楼下的池座中，从头等到三等只以区划分，不对号，观众按先来后到自行找地方坐。后来，池座头等座位因靠近戏台，无论从距离和角度上都优于两侧的楼座和较远的特厅，看戏和听戏的欣赏需求胜过了登楼的气派，渐渐地，池座的头等席位票价开始上升，并实行对号入座，许多有钱人和许多中等收入阶层的观众，也将头等对号座作为首选席次。诚然，富商大贾们来戏园看名角儿演戏，或请贵客，还是选择包厢。就舒适程度而言，自然不能与其它席位相提并论了。 进入三十年代中期后，“大戏园”开始在本市报刊上刊登戏曲演出广告。1936年12月（此时剧场名巳改称“新华大戏院”），芜湖的主要报纸《皖江日报》上赫然可见大黑体字印着：“重金礼聘中外驰名独树一帜程派青衣花衫吕慧君、南北驰名唯一文武老生王英武、坤角老生老旦国桐华”主演《观音得道》，其它演员有谢文琴、倪金利、赵筱楼、凌云杰。此时的票价在报上标明为：（夜场戏）包厢10元、特厅对号6角、头等5角、二等3角、三等2角；（日场戏）包厢6元，其它票价亦相应降低。1937年初至3月间刘汉培、郝文慰、李佩芳、鲍士英、彩风池、姜筱楼等来“大戏园”演《五雷阵》、《武松杀嫂》、《花蝴蝶》、《赵五娘》、《汤怀自刎》、《龙凤呈祥》。1937年6月，著名演员张文琴、葛少岩二人主演的连台本戏《樊梨花》唱红了，连数百里之外的上海也有人来芜湖“大戏园”观看，并称比“沪上共舞台”（上海著名大型戏园）毫不逊色。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战火又起。日寇的炮火惊醒了沉醉在歌舞升平之中的人们。据王学周、吴宗愚二位先生回忆，1937年下半年，著名京剧演员黄桂秋（青衣）、董俊峰（净）及儿子董少峰，以及曾担任过李桂春（著名京剧文武老生、李少春之父）琴师的厉彦之带领的厉家班来“大戏园”演出《群英会》。当时，厉家班的厉慧良（文武老生）十几岁，而慧兰、慧敏、慧斌小的只有七、八岁，演来活泼可爱，上座率甚为可观。有一天晚上，舞台上正演得热闹，日寇的军用飞机突然飞来轰炸北郊的湾里机场，市区拉起防空警报。一时间，“大戏园”台上台下乱成一团，演员们只好草草收场，观众们也惊恐地四散逃离，1937年12月，日军侵占了湖。“大戏园”也陷入了一段长达一年多的蕭条冷落时期。 1939年，“大戏园”的名称由“新华大戏院”改为“复新大舞台”。同年6月间，韩春良、郭鸿培、居红艳、花美兰、赵韵声、刘俊文、居文艳等人演出《呼延庆出世》、《锯碗钉》、《击鼓骂曹》、《鱼藏剑》、《闹嘉兴府》、《别窑》、《借东风》等剧目。翌年10月，还有郭鸿培主演的《九龙山》、王迎春主演的《破洪洲》、夏培荫主演的《打棍出箱》和鲍月春主演的《长坂坡》等。此时票价已然上涨，夜戏包厢20元、对号1元3角、二等8角、三等4角，茶客还需付茶资2角，日场戏票价减半。1941年春，“大戏园”老板派人赴沪购来大批材料，重新布置机关布景。因1939年时，本市的一些工商业者集资，由股东之一的“郁顺记”营造厂在原“广寒宫电影院”处修建“娱乐大戏院”，即芜湖老人习惯称呼的“大娱乐”，也是今天和平戏院的前身。该戏院位置离青弋江边较近，在河边做生意的客商，及二街、河南等地的居民多愿就近去“大娱乐”看戏。有些住在中山路一带的居民，也因“大戏园”距离现北京路东头的日军骑兵驻地（现工人文化宫处）较近，而舍近求远去“大娱乐”。观众一分流，对“大戏园”上座率渐渐地受到影响，此次重新布置机关布景，正是为了吸引观众之考虑。新机关布景装置完毕之后，于1941年4月上旬上演了由赵韵声、曹慧林主演的《大红袍》、《把九奶奶》、《对金瓶》、《西游记》等。 1954年负责“大众”基建工程的杜光辉先生回忆，在新电影院建成后，南北大墙上曾挂有两条标语，“旧社会的电影院是有闲阶级的娱乐场”，“新社会的电影院是劳动人民的政治课堂”。实际上，旧社会的影剧院也不仅被用作娱乐场所。在日本侵略势力和汪伪政府统治芜湖期间，利用各种手段对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和法西斯奴化教育，自然也不会放过戏院、电影院等公共场合。1942年5月11日，汪伪芜湖县县政府在“大戏院”召开庆祝日军在战场上取得所谓胜利的大会；同年7月17日，芜湖的汪伪官办报纸《芜湖新报》（也是芜湖沧陷后的唯一报纸）出刊四周年，在“大戏园”召开庆祝纪念大会，日本的一个“养正剧团”演出戏剧，伪县长胡廷禧还上台发表媚日演说；一个多月后，8月24日，日本驻芜军队又在这里放映宣传日本胜利、英美等同盟军失败的反动影片。 1942年至1946年间，原以芜湖、南京一帶作为基地的京剧“秦家班”（鸿春社），多次来芜演出于“大戏园”。首次由“秦家班”为班社名来芜，因“秦家班”的班主姓秦名崐山，所来演员艺名前两个字均以“秦巧”二字。如当时的演员叫秦巧云、秦巧龄、秦巧凤、秦巧珍、秦巧保、秦巧奎、秦巧来、秦巧喜、秦巧发、秦巧梁等，剧目有《八珍汤》、《钓金龟》（全部）、《甘露寺》（即《龙凤呈祥》）、《塔子钩》、《花木兰》、《法门寺》、《莲花湖》等。1942年底至1943年3月间，“秦家班”以“崐记鸿春社”名，在“大戏园”演出《桑园会》、《大战宛城》（全部）、《狸猫换太子》、《观琼花》等戏。演员的艺名此时改姓自己原来的姓氏，只是中间一字均取“鸿”字，后一直沿用下去，此次演出的主要演员有季鸿奎（净）、赵鸿兰（小生）、秦鸿良（武生）、黄鸿甫（老旦）、秦鸿声（老生）、金鸿山（净）、陆鸿艳（旦）、叶鸿俊（武生）、朱鸿发（丑）、张鸿珍（生、旦）、阎鸿利（武净）。票价：日场戏包厢30元、正厅对号4元、花楼对号3元、头等2元、三等1元；夜场戏包厢70元、正厅对号8元、花楼对号6元、头等3元、三等1元5角。1943年6月，南京梨园协会筹募建筑祖庙经费，特邀请“鸿春社”在“大戏园”义演《十八罗汉斗悟空》、《宇宙锋》、《新纺棉花》等戏，此次票价比半年前同班人马演出时又贵了一些，日戏包厢80元、对号10元、花楼7元、二等4元、三等3元、夜戏包厢100元、对号15元、花楼10元、二等5元、三等3元。此价若与芜湖沦陷前的1936年底，也是名演员的吕慧君、王英武，国桐华等人演出《观音得道》时的夜戏包厢10元、特厅对号6角、头等5角、二等3角、三等2角相比，其涨幅竟达十倍多。虽然芜湖沦陷期间使用的贷币是汪伪政府储备银行发行的“储备券”，俗称“储备票子”，而非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两者不能完全等值，但据老人们回忆，“储备券”发行初期与法币的价值差不多。从这相差十倍的戏票票价中，可看出当时物价之涨幅相当惊人。 1944年，崐记“鸿春社”在“大戏园”演出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和《秦香莲》时，遇到了两次事件。据原此班社演员，后退休于安徽省京剧团的柏鸿来、王鸿喜二位先生回忆： 一次是演出过程中，突然剧场内爆炸了两颗炸弹，戏园子内顿时哭喊声、呻吟声乱成一片。日本宪兵队赶来后，又是扣人又是搜查，折腾了大半夜。后来因伤亡者中没有日本人，又未查到什么证据和线索，尽管认定是“新四军的干活”，也只好作罢。 另一事件，是“鸿春社”在演出期间，遇到一个为日本人当翻译的金翻译官向戏班子敲诈，而结局却让人们颇为快意，值得一提。有一天，台上正演着戏，这位金翻译大大咧咧地窜到后台找到戏班子老板，声称有的节目有伤风化，必须立即停演，否则如何如何。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要停演是假，敲诈一笔钱财是真。这种事在旧社会戏院子不稀奇。原先在二三十年代之间，“大戏园”的二道木门前收票是这样的：门外收票人收过票，口中喝道“一位！”或“二位！”尾音拖长并扬起。门里面的一个人闻声，松开手中的一根绳头，其绳子的另一端栓在半截木闸门的一处很简单但很灵便的机关上。松开绳头后，观众轻轻一推半截木闸门便能进去，不松绳头则进不去。后来这方法行不通了，因为时常遇到一些看白戏的人，不但不买票，若怠慢了还要惹麻烦，索性免去了这道手续，全凭人在门外把门收票。这把门人的差事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干的，首先要眼快心灵口巧，对各种来路的人要能迅速辨别并区别对待，不能得罪人，还得需会几手武功，如真遇上个蛮的能应付一下。就这样也还难免碰上存心找碴，要戏园或剧团“意思意思”，否则就让你演不安稳。象这一次金翻译敲诈“鸿春社”之事，要是一般的剧团，少不了破财免灾，求个平安无事，这剧团一年四季在外跑码头，哪里的人都得罪不起，若弄不好，轻则被停演，重的连戏园带班社一块儿让人砸了的事也有过。这个金翻译可能是倚仗日本人势力作威作福惯了，此次想在演出叫座的“鸿春社”头上捞一笔。谁料想，这下却碰到了一颗硬钉子上。 原来，“鸿春社”的老板秦崐山早年在侦缉队干过事，三教九流的人都打过交道，非一般可欺之辈。况且，他朋友众多，光是拜把子兄弟中就有好几个当着大官。秦老板在把兄弟们当中位居老大，老二是在徐州带兵的郝鹏举，老三马小天当时在南京汪精卫伪政府里任要职（抗战后，被以汉奸罪处决）。秦老板自己不愿吃官饭，因为喜欢京剧，就带着戏班子到处跑，那里都闯过，岂能把芜湖的一个小小翻译放在眼里，所以根本不买他的帐。戏照演不误，至于“意思”嘛，就是不去表示。这下可气坏了金翻译官，“咔嚓”一把大锁，把“大戏园”门厅的铁栅栏门锁闭，企图以此相威胁。这一举动激怒了剧团的演员和看戏的观众，大家吵嚷着要砸了那把大铁锁。秦老板颇有谋略，他心中想好了对付的办法，劝阻了大家。先让观众由“大戏园”西头的后小门回家，再吩咐人将锡块熔化成液体，灌入金翻译锁门的锁芯里，使其成为一把“死锁”。然后，让众演员穿上戏装化好妆，站在锁上的铁栅栏门内，请来摄影师由门外向门内给大家拍照，以此向社会呼吁。社会與论为之哗然，纷纷谴责金翻译的这种强盗行径。在这种情势下，秦老板也不去找金翻泽理论，而是携照片赴南京去找老三马小天。这个马小天在汪伪政府里也是不小的官，闻听有人竟敢欺诈到大哥头上，再看到那张“生旦净末丑”全被锁在门里的照片，立刻一个电话打到芜湖，将那位金翻译臭骂一顿，令他迅速开门道歉。金翻译方从发笔小财的梦中醒来，得知“鸿春社”有后台，自己敲竹杠敲错了地方。想来想去，以自己的地位，根本不敌马小天的势力，转而求助于日本主子帮忙。但是，此时正值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如日落西山，所以对占领区的人民，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怀柔政策，以收买人心。我市于1939年由日本人设计建造的“东和剧场”（即人民电影院前身），在1944年1月，也就是金翻译敲诈“鸿春社”这年初，将原富有日本大和民族特色的“东和剧场”之名，改为“中华剧场”，此事足以反映日本侵华势力驻芜机构对我人民施以安抚人心的政策，欲求得后方安定，好让战场上的日军作垂死挣扎。这时的日本人，自然不会因为一个外籍雇员，去惹怒社会大众。无奈，金翻译只好认输，为了不丢面子，又派人在夜里悄悄溜到“大戏园”门口，想偷偷地把门打开了事。可是，系铃容易解铃难，那把大铁锁已然被熔锡封死，根本无法开启。派去开锁的人又不知道其中的奥秘，黑灯瞎火的拿着钥匙左插右插，就是找不着锁眼，只好回去复命。金翻译还怪手下不会办事，待亲自前去一看，心里明白这下可输惨了。没有办法，只好自认倒霉，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用大斧劈开自己亲手锁上的大锁开了门，并燃放鞭炮向“鸿春社”和“大戏园”赔礼道歉，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至此，相持半个月左右的“封门”事件终告结束，场团内外，人心大快！ 1945年9月份，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大戏园”又由“复新大舞台”改称“青年剧场”，同年，“鸿春社”特邀来著名老生杨瑞亭，上演《风波亭》、《八大锤》、《王佐断臂》、《潞安州》。1942年1月至2月，人们习惯称为“孙家班”的“德记荣华社孙家小京班”，在“青年剧场”演出《丁山征西》、《芭蕉扇》，《红鬃烈马》，主要演员：筱桂芳、董智臣、王君丽、孙宝童、孙宝秋。在“孙家班”之后，“大戏园”与芜湖各剧场应国民党军事院校毕业生调查处安徽通讯处芜湖分处筹募基金之需，举行义演。“李家剧团”、“牡丹团”、“荣华团”（即孙家班）”等三大剧团，在“大戏园”大会演《铁公鸡》、《法门寺》、《伐子都》、《火烧红莲寺》等。主要的演员有“李家剧团”的李航童、李毓麟、李毓坤；“牡丹团”的小粉牡丹、银牡丹、红牡丹；“荣华团”的孙宝秋、孙宝童、孙宝玲。同年3月至5月，“牡丹团”特邀著名武生盖叫天先生之子张翼鹏，演出了《李存孝出世》和张翼鹏的拿手戏之一《老牌西游记》。据省京剧团的柏鸿来先生介绍，张冀鹏擅长演猴，因其演猴极讲究身段的美，故被同行们戏称为“母猴”，而且，他对猴的脸谱画法亦独树一帜，颇有讲究。八十年代摄制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面部化妆，在有些地方则吸取了张翼鹏创立的戏剧脸谱特点。6、7月间，“鸿春社”和“牡丹团”联袂，并特邀十年前曾与吕慧君等人同来“大戏园”演出的著名文武老生王英武，演出《文兰缘》（后部）、《破镜重圆》、《樊城长亭》、《珍珠塔》、《卖油郎独占花魁》（全部）、《妻党同恶报》、《痴心女子负心郎》、《火烧红莲寺》。两大剧团的主要演员有银牡丹、陈鸿声（即几年前的秦鸿声）、黄鸿甫、季鸿奎、刘金魁、黄云峰、小粉牡丹、秦鸿良、唐凌云、孙复志、李鸿康等人。 此次演出期间的一张照片，至今尚保存在市房管局的房产资料中，虽然该张照片的清晰度，因局部霉变发黄受到影响，但是仍能看出上至楼顶女儿墙前，直到楼下大门门楣处的横匾上，挂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演员名牌。有的演员姓名横着写：有的姓在上名字在下，呈“品字形：有的是从上往下直着写。按当年梨园挂牌的规矩，横着写的称“卧式”，享受此规格的演员在班社中其水平、地位和名气为最高者：姓名呈“品”字形的称“坐式”，其演技和知名度居中，姓名从上往下直着写的，称为“立式”，是班社中地位较一般的演员。比如照片中的“卧式”者：陈鸿声、黄鸿甫两人，便是当时“鸿春社”老生、老旦的台柱，至今仍有些人对她们在舞台上的丰采记忆犹新。这种挂牌的习俗，不但剧场对外“帖戏”时得尊重它，在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时，也按此规矩安排演员以何种姿式和多大的字体出现在报上，丝毫不能含糊。据说这种作法已沿袭了好几百年，有资料可考的清代梨园便是如此。 1947年至1948年间，“大戏园”的名称从“青年剧场”，再度易名为“同乐剧场”，又称“同乐大戏院”。 1948年后，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迫使大批的国民党军队由北方南撤，长江南岸的芜湖时常有军队抵达，“大戏园”一度被征用驻军，戏园内的建筑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解放前夕，经常性的被迫停演使“大戏园”渐显败落之相，早年的盛况然不再。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芜湖，“大戏园”被军管会接管，至1950年之间，剧场除主要被用作集会场所和皖南军区文工团常在此表演文艺节目外，还上演过《水漫金山》、《盗仙草》、《大补缸》、《扈家庄》、《荀灌娘》、《玉堂春》等京剧剧目，主要演员赵化南（须生）、冀韵兰（花旦）。 1950年5月，市文教局调“解放剧场”的法国产的“柴司”牌电影放映机和陈洪云、王德三等几位职工来到“同乐剧场”，筹办电影院。5月14日“同乐剧场”正式改名为“大众电影院”（“大戏园”最后一次改名），并当日首映国产影片《张文祥刺马》。从此，“大戏园”结束了戏曲演出历史，成为专业电影院，直至1954年旧戏园建筑折除后，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大众电影院。
作者：吕俊龙、张如中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不少曾就读于芜关中学后流寓香港、台湾及海外的同胞纷纷回国观光，瞻仰母校，以慰籍几十年思念之情。然而，芜关中学已于1952年并入芜湖市第二中学。芜关小学也几番更名为现在的东内街小学。旧日校容已面目全非，唯有1929年春由校长马振尧主持建造并题字的怀爽楼尚存，不免使之失望。又限于史料不全，对芜关中学了解较全面的人已凤毛麟角了。市教育史志也因芜关中学巳不存在而仅作扼要介绍。但是，芜关中学有它光辉的历程，曾为芜湖乃至安徽的教育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无论是作为公立学校或是私立学校都有研究的价值。为此，笔者不惮浅陋，四处搜集资料，想以此为引玉之砖。希望曾在芜关中学就读过和工作过的老前辈们及一些教育专家对芜关中学的办学经验加以研究和探讨，或许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不无益处。 芜关中学是芜湖最早的中学校之一。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皖南道合刘树屏将中江书院改设为皖南中学，附设小学堂（今井巷与罗家闸之间）。这是安徽设立中学之始。皖南中学的中学部设二个班，小学部设三个班。以关税附加捐及中江书院田租收入为办学基金。同年，中学部移入赭山成立皖江中学堂，带走中江书院的八百多亩田，以租息为经费办学。小学部定名芜关公学。皖南中学便自行消亡。皖江中学堂嗣归省立，演变为今天的市第一中学。民国三年（1914），旅京的皖南人士吕志元、陈应绶等人倡导，在原皖南中学旧址恢复中学部，命名芜关中学。初与芜关公学并设一处。由此分析，芜关中学和皖江中学堂均为中江书院的延续。但芜关中学作为一所独立的中学校，应断自1914年12月12日皖省府准于备案之始。 （一） 自皖南中学堂的中学部移入赭山成立皖江中学堂，1912年改为省立后，便成为芜湖唯一的省立中学。因不足以容纳莘莘学子。旅京的皖南人士吕志元（字镜澄，宣城人，清代壬辰进士，法部主事。后充省议会议长）、陈应绶（字采臣，清代附生，江苏补用知县。郎溪人）、崔耀棠（字晓涛，太平人，清代训导）、查秉钓（字衡仲，泾县人，清代戊戌翰林），以及经康杰、凌集贤、吴广电、周运钧、彭萃文、汪洪襄等人倡议在中江书院遗址恢复原有之中学，称芜关中学。初与芜关公学并设一处。1914年12月12日经省议会议决，咨请省政府饬遵在案。并力争被皖江中学堂（巳改名为“省立五中”）带走的中江书院款产作为芜关中学永久基金。地方商绅及旅京人士组成校董事会，公推陈应绶为首任芜关中学校长。八月招收初中一个班。这时，因芜湖道道尹何业健被捏名诬控事件，饬令学校停办。后经旅京旅芜人士函电力争，才于次年二月续行招生，推举查秉钧为校长，选聘教员上课，拟具简章。1915年7月，省公署委员周徽萼视察芜关中学时提出异议，要求改组为芜湖道立师范学校。并委派齐宗浩为该校校长，势在必行。校董事员会的吕志元、陈应绶等则以中途未便改组为由具呈安徽巡按使，又得到前芜关监督徐鼎康的支持，才得以把中学续办下去。秋季添招一个班。1916年秋季，改任崔耀棠为校长。他以省立五中已非地方性质，而中江书院田亩属地方款产为由，建议省议会咨请省公署批准，收回了省立五中名下的八百亩原中江书院的田亩以补芜关中学经费之不足。三任校长均为旅京人士，来去匆匆，虽有热心，但终无建树。中学仍与芜关小学（芜关公学改名）并设一处，并无扩充和发展的大略。 1917年，吕志元以省议会议长的资格，接任芜关中学校长。他工作作风严谨，到校后立即着手制定《聘请教职员规约》等规章制度，人事安排稍形顺利。吕志元便开始改建校园门面，购买校邻民房基地，筹备扩建校园的工作。学校面貌才有了初步的改观。1919年，芜关中学第一届初中23名学生毕业，成绩显著。继而第二届初中35名学生毕业。毕业生品学兼优，总体素质较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从此，芜关中学信誉鹊起，开始得到巩固。 （二） 在群情属望之际，吕志元倦勤辞职。1921年秋季，王同恒继任校长，学校进入了发展阶段。王同恒，字雪澄，当涂人。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思想较前几任校长活跃，且有一套组织教学和管理学校的方法，也有志于教育事业。走马上任后，一手抓教学管理，组建了教务处、训育处、事务处，各处设主任一人。还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确定了党义、公民、国文、历史、地理、数学和英文等必修课和选修课。教学气氛浓厚，秩序井然。另一方面，王同恒致力于校园建设。主持建造了楼房教室。第二年，开始改新学制为单轨式教学，并扩招了一个班。教学走上了正规化，学校稳步发展。 学校要发展，需要经济基础。为此，王同恒会同芜湖小学、乙商小学两位校长赴江苏南京，呈请按照以前外地客商在芜湖设局要增收米捐津贴地方公立学校的惯例给予补助，争取到了江苏米捐局补助总额的一半。为芜关中学的发展扩充了经费来源。 1926年春，王同恒在芜湖道仓道尹的支持和协助下，选聘了一些团体领导人为校董事会成员，与原有的几位董事共15人，组成第二届董事会。潘伯和、汪耘郭为值年董事，汪楚帆、吴子渔、张荔棠为常年董事。《工商日报》（1926年1月4日）以“芜关组成新董事会”为题作了报道。1927年，受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的影响，政局变动。芜关中学经费告罄，校董事会也星散几乎停顿。 1928年，省教育厅为了统一教育行政管理，一改对芜关中学人事不闻不问的态度。委派马振尧担任校长，王同恒调离该校。马振尧，字景常，宿州人。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很精明强干。继任后，努力完善校务，重振校风。争取得到了当时芜湖关监督郭泰祯的支持。郭泰祯对教育事业颇具热心，他增加船捐，作为芜关中学教学经费，于是芜关中学又有了长足的发展，由原来的三个班扩大到五个班。重新组建了以杨亮功为董事长的第三届董事会。由于经费较充裕，学生的学杂费负担比省立学校减轻，教职员的工资待遇也略胜省立学校一筹。现存的怀爽楼就是那时建造的。可以说，这是芜关中学在抗战前的黄金时期。 由于学校左右介于地方法院监狱（又称模范监狱）和高等法院两司法机关之间，后有泾县小学，前面是街道和民宅，已无法扩建和发展。马振尧报请省政府批准，拨万寿宫废址筹办女子部，并着手进行校舍的改造。不料，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围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惨遭失败，蒋介石为了发动第二次“围剿”，政府实行裁厘加税，补充军费开支。芜关中学的经费来源顿告断绝。春季学期，仅靠省政府拨款勉强维持到署假。在芜关中学陷入困境，面临存亡抉择的关键时刻，马振尧奉省教育厅命令，调任安徽省第二乡村师范（高师）第一任校长。校址在蚌埠南山北头。芜关中学群雁无首，岌岌可危。下学期能否办下去已成为全校教职员的中心问题。 （三） 在芜关中学陷于至艰极难之境时，第三届校董事长杨亮功（巢县人、安徽大学校长）及董事会同仁懔于先贤缔造的艰难，不愿看到芜关中学亡于自己手中。益切匡扶之念，力排众议，荐举训育主任汪嵩祝为校长。 汪嵩祝，1894年生于歙县西溪南，又名汪岳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土木科。1929年8月到芜关中学担任英语教师。1930年，被马振尧聘任训育主任。这位被学生昵称为“邱吉尔”（就外貌和性格而言）的校长汪嵩祝（杨子波《我以芜关为“家”》），领导芜关中学达17年之久。带领全校师生走过了最不平静的岁月，耗尽了毕生精力。四十年代高中毕业的学生舒天煌在《我们的校长》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校长，他爱护学校如同爱护自己的生命；他爱护学生，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们。他不和学生作无理的雄辩，他不和学生作无病的唏嘘。他叫我们努力地去求学，叫我们勇敢地前进。他不是伟人，但是做过了伟大的事务和工作。”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汪嵩祝的为人和处事原则。 1931年是多事之年。蒋介石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第三次“围剿”都以失败告终，政府经济困顿，夏季，江淮流域连降暴雨，洪水泛滥成灾。长江出现了40年间最大的洪水。芜湖大马路（中山路）水深一米多，以舟代车。陶塘一带只能看见露出水面的柳树顶。郊县更为严重。绝大多数学生无力缴学费。秋季，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继而又发动“一、二八”泸战。国民党政府内外交困，人心惶惶。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政府则加紧裁厘加税，断了芜关中学的经费来源。在存亡之秋，汪嵩祝毅然挑起了这幅重担。可谓受命于危难之中。 汪嵩祝面对严峻的现实，毫不气馁，着手学校领导组阁。聘徐慎之（桐城人，毕业于国立武昌高师）为训育主任；刘字清（宿县人，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为教务主任；周可从（江苏铜山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为事务主任，组成一支能够同舟共济的坚强领导班子。汪嵩祝竭力撑持、矢勤矢勇、奋斗不懈。在诊困交迫之中，他四处借贷筹款，甚至典押自己的财产，节衣缩食，罄其所有，为秋季学期筹措经费。汪嵩祝抱自我牺牲的精神，以乐育人才为志向，不避艰难，不辞劳苦，才保证了正常开学。借贷办学的日子持续了三年。教职员的薪水较低，仅够糊口，但都能兢兢业业。这是出于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对芜关中学的热爱心底无私，精诚团结是芜关中学战胜困难的一个法宝。 1934年，教育部下令改芜关中学为私立中学，才有省教育厅和地方政府的双重经济支持，结束了告贷。芜关中学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同年5月，开办了两个女子班，实现了前任校长马振尧筹办女子部的设想。全校二个女子班，七个男子班，总计五百多学生。组建了男子足球队、蓝球队和女子蓝球队三支阵容整齐的劲旅。在校园建设方面，扩建大操场，改建图书馆、购置图书、仪器等。芜关中学一派兴旺景象。然而，好景不长。全国抗战爆发，芜关中学又进入了战时艰难境况。1937年，日寇飞机轰炸芜湖，芜关中学被迫迁往南陵。借用已停办的教会学校圣公会作为校址，管氏祠堂作为学生宿舍。尽管两地相距三华里，但学生纪律严明，整队往返。开学不到二个月，宣城沦陷，南陵告急，学校被迫解散。汪嵩祝带领部分教师和学生避往歙县，绝大多数师生星散回家。 汪嵩祝返回歙县后，一方面受聘省立徽州女中（今屯溪隆阜中学）担任教导主任，一方面积极筹划芜关中学迁校。经过汪嵩祝的百般努力，终于在1939年秋季，芜关中学在歙县岩寺（今徽州区所在地）复校上课。借用徽州巨商程霖生老屋作为校舍，延师开课。教职员27人。怀宁陈仲英担任教导主任；巢县盛汝镛任训育主任；芜湖的孙承德、沙怡如分别为军童训练和校医；黟县叶西周为事务主任；唯一的女教师黎世媛为女生指导。因为经费相当困难教职员工几乎没有薪水。芜关中学所以能够弦歌不辍者，全赖校长汪嵩祝的筹措辟伐和全体教职员工的齐心合作。当年秋季招生六个班，三年级一个班，二年级两个班，一年级三个班，共280人。其中二、三年级学生，多系芜湖等地逃难或闻讯而去的旧生。因此，学校对外地去的学生不仅要维持正常的教学，而且要救济他们的日常什用，使他们在战乱时期能安心读书。 抗战日见剧烈，屯溪迭遭轰炸，岩寺也常受骚扰。为了全校师生的安全，当年年底，芜关中学迁往西溪南。西溪南枕山际水，文化发达，是教书育人的好处所。国文教师鲍幼文为校园门题写的春联是： 勤学如绕屋清流不分昼夜 立身似中庭翠柏直上云霄 但是，这里也没有能够避开敌机的干扰和空袭。为此，曾一度避难环山，以树林为栖息场所，以防空壕为课堂，坚持上课，历尽艰难，全校师生的精神却愈挫愈奋发。校务日有发展，学生不断增多，最盛时期达500多人。为了便利学生升学起见，1942年秋季，呈准省教育厅增设高中部。这是芜关中学设立高中部的开始。画家黄叶村也于这一年从屯溪到西溪南担任历史和图画教师。闲暇时间便在汪嵩祝家中临摹名画、名帖。一年多才去太平县任教。 芜关中学在西溪南的七年中，高中共毕业三届学生。在这七年中，先后有一百多青年学生从军，奔赴抗战前线。其中1944年冬季，在歙县政府、县党部、青年团共同倡导下，芜关中学的爱国青年报名参军异常踊跃。百余名参军学生中有几位女学生。临行前，几位高中女同学作诗赠别，现摘录三首如下： 投笔从戎志士多，而今闺秀执干戈。 热心一战能强种，愧死须眉向敌和。 辞别家人气若雷，誓将倭寇克期摧 同心姊妹临歧嘱，不奏奇勋莫遽回。 小戎驱铁奏新声，军乐喧闻壮此行。 不让木兰夸独步，从兹中帼尽奇英。 也有高中男生在欢送会上写的联句： 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朔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南皖； 九世复仇，春秋大义，愿尔多壬修鳞养爪，毋忘窃盗满中原。 在青年学生中洋溢着强烈的抗日爱国热情。芜关中学是抗战时期迁入徽州的众多学校中办得最为出色的学校，为军队和社会各行各业输送了许多人才，得到了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通电嘉奖，并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奖金。现在。西溪南的一些老年人谈起芜关中学，仍然记忆犹新，满口称赞。 （四） 芜关中学在歙县复校七年，全体教职员不计工资微薄，不辞劳苦，乐于匡扶学校，惨淡经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45年8月10日，屯溪市民首先获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人民奔走相告，一片沸腾。芜关中学全体师生载歌載舞，举行了欢庆抗日战争胜利活动。9月初，在徽州各县隆重庆祝抗战胜利的日子里，汪嵩祝校长派员来芜湖联系中学返芜事宜。10月便率领大部分师生迁校芜湖。余下师生办私立芜湖芜关中学徽州分校。1948年分校才撒消，初三22多位学生并入歙县县立初中（今歙县中学）就读。 临迁校前，由国文教帅鲍幼文代写了给全体教职员的谢启。对芜关中学复校七年来的概况作了扼要的小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抄录如下。 代汪岳年与教职员启 ——先生台鉴：敬启者：本校迁徽。已将七载。公私竭蹶，备礼维艰，勉为无米之炊，致少束修之奉。所幸诸先生不我避弃，乐于匡扶。维大计于百年，寻君子之三乐。于烽火漫天之日，宏春风化雨之施。得邀社会好评，上峰嘉奖，成绩渐著，校誉日隆。此皆诸先生黾勉从公，不辞艰苦之赐也。今抗战结束，急待复员，黄山练浦，将暂别于尔时：春树暮云，冀承教于他日。临歧怅惘，特致谢忱，敬敬道安，诸希珍重！ 经过战争的重创，芜关中学校舍已破烂不堪，原来匆匆迁校未及运走的图书仪器，校具损失荡然。11月返回芜湖，却无法立即复课。于是，一边整理校舍，一边举办寒假讲习班，办理甄审，期在解决复区失学青年学习问题。1946年春季，正式开学招生。其招收高中四个班，初中七个班，500多学生。全校在编教职员42人（其中女职员1人）。教导处主任沈康身，训育处主任周纯斋，积极配合校长整顿校纪校风。 为了筹措经费，3月发起向校友募捐活动。《芜湖报》（1946年3月28日）以“芜关中学募捐基金”为题作了报道。广大校友慷慨解囊，共收捐款500多万元，暑假继办了第二届假期讲习班，帮助失学青年和肄业学生提高文化程度。还为及时对高中毕业学生进行升学和就业方面的指导，便利职业青年业余研究起见，开办了新闻学、法学、新式簿论、高等英文法及语音学、高等三角等科目的专科讲习班。聘请专家名流多人担任教师。每人每科收费五千元。校长汪嵩祝在芜湖的《火炬日报》（1946年7月14日）上刊登了招生广告。讲习班的开办，既筹集了经费，也扩大了芜关中学的社会影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秋季招生前，汪嵩祝在《大江日报》发了“芜关中学招生”的信息。投考学生空前踊跃。学生数增至600余人。兴建了复兴楼，楼上作图书馆，楼下作教室。还有理发室、运动场等基建项目都在进行。 1946年12月12日，芜关中学隆重举行三十周年校庆活动，师生同台演出文艺节目，鲍幼文撰写的戏台联是： 树木如树人，喜婆娑桂柏干年，好从叶里闻歌，枝头见舞； 佳辰集佳客，誓收复山河万叠，岂独狂来说剑，怨去吹箫？！ 校庆后，编印了三十周年校庆报刊。前几任安徽省教育厅长叶元龙、江𬀩，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品仙（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1987年病逝于台北），芜湖县长高寿怛等党、政要人为芜关中学三十年校题词勉励和祝贺。 芜关中学历经三十多年，“校友遍及国内外，数以万计”，为了加强校友之间情感联系，促进校务的发展，积极筹备成立校友会，并呈报芜湖县政府批准备案。1947年6月24日，校长汪嵩祝邀请了芜关中学历届老校友及芜湖各机关团体官长200多人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是汪嵩祝在芜关中学的最后一次活动。会上选举产生了冯克担任理事长，查世翰为常务监事，组成理事、监事会。汪嵩祝办完了最后一件大事，已是53岁了。他担任校长十七年来，历经坎坷，艰苦卓绝。几次请求辞职都被董事长杨亮功婉言劝留。为芜关中学的事业，他呕心沥血，不敢稍有懈怠。现年事已高，心脏病常发作，颇感心力交瘁，坚请辞职。7月，省教育厅调任汪嵩祝为省立休宁中学校长。《大江日报》以“芜关、女中校长易人”为题作了报道。水泽柯接任芜关中学校长，主持秋季招生。水泽柯任前为国民党驻贵池行政督察区第八区党务专员。到校一学期后，开始对校务人事进行调整。聘胡邦鼐（前任芜湖县教育局长）、王芝田分别担任教导处副主任和训育处主任。将学生自行创办流传的《水利》手抄刊物，改由学校主持刻印的全校性刊物。但终因经费困难，亏欠叠加，教职员工薪米难以支付，于1949年5月23日辞职离校。 芜关中学全体教职工票选周法祖、王芝田、王伯寅等5人组成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周法祖，字纯斋，芜湖人。毕业于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法律本科。在芜关中学担任国文、公民、党义课程，还曾担任过训育主任。在这期间，他肩负起了校长的责任。随后，翟宗文担任了芜关中学校长。新换届的董事会会长李友白提请董事会议准，推荐教导主任祖山竹为副校长。祖山竹原为国立安徽大学总务长。1950年7月，祖山衣担任校长，主持秋季招生。他聘请黄丽生、胡邦鼐为正、副教导主任；许建九为总务主任，协助管理校务。由于处于新旧社会交替之际。芜关中学校长易人频繁，校务没有得到发展。芜湖解放后，芜关中学进入了新生期。但由于经费捉襟见肘，入不敷出。1952年，祖山竹报请教育局接管。随之并入芜湖市第二中学。双方校长、教导主任进行了财产的清点和移交手续。从此，作为芜湖省立中学的补充而创办起来的芜关中学，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走完了最后的旅程。参考资料：1、《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2、《安徽省教育统计》3、《安徽教育半周刊》4、《安徽教育要览》5、《凤山集》鲍幼文遗著，学林出版社6。《芜关中学卅年校庆特刊》7、《芜湖县志》民国版8、《歙县志》9、《徽州地区简志》10、《徽州学丛刊》第一、二辑，安徽省徽州学会主编 校歌 汪寄岩词曲1、地势扼东南，大好河山。中江桃李满门阑，都道地灵人自杰，刮目相看；2、寰海尽狂澜，欲换无端，中流砥柱精英年，休把韶华辜负了，猛着先鞭。注：此校歌创作于民国十八年七月第八届毕业同学会前夕。
作者：胡相 吾父胡祺，泾县东乡溪头都介桥胡村人（今西阳乡石柜村）。 胡祺17岁（1910年）与云岑陈盖姑完婚，即离开故乡到芜湖，赖姑母朱胡氏托人荐入芜湖长德当铺学乖（学徒）三年，练就了一手苏体书法及珠算、绘画，其行草书法在宣城城关颇有名气。在宣城及泾县时常以当年学徒、朝奉之苦告诫子女在顺境中如何奋发向上，並娓娓谈及旧社会当铺的内幕，今回忆杂记于下。 我国至少在唐代已有典当业，“当铺”一词见于明代，是经营抵押物品的铺子，千百年来靠剥削营业，穷困者以物抵押为质，到期还本给息才能赎回押物，若是到期不赎则利又变本，本上加利，成了滚汤园似的债，最后无力赎回就变成“死当”，所收死当的低档品就地“出典”（批发零售卖出）或打捆外运销往穷困受灾地又可赚回一笔钱；高档的则高价售出而获利数倍，所以当铺是专靠剥削手段而发财致富的。胡祺学乖的长德当铺毫无长远之德，而是双收利敛财，对朝奉、学徒不论宗亲都甚为苛刻。 胡祺由学乖到中年当上管账（总会计），经历了刻苦的努力和熬过了种种生活艰辛，终于在军阀混战百业凋敝的1926年前迁家宣城改入朱家经营的盐号作司秤，于是，他又有了一手以暗劲把秤称得或多或少的功夫。他常说：“学乖的三年萝卜干子饭难吃”。因他17岁学乖巳属大龄，且有家小拖累，三年学徒伙食虽是当铺供给，衣着一切都是自家的，所以他和家人都是买死了当的出典旧衣来穿，铺里最多给洗澡、剃头钱。 他解释说过“三年萝卜干子饭”是说学徒生活苦，天天吃萝卜干子当菜下饭，吃的苦饭、做的累活。说明收学徒也是一商家无偿的劳务剥削，三年师满才能成为正式朝奉，才有资格站柜台做典当业务。 他进入当铺就要立下字据，不亚于立下三年的卖身契，契约上写明要谨守铺规，不得偷懒、偷窃、赌博、抽烟酗酒和损坏生财物件，不得“翻逃子”（中途不干而逃）、不得吃里扒外搬弄是非，不得出外看戏、逛街，不得溜号外出不归，如有病伤身亡与铺无涉，受责无怨等等：契约上还要有两名硬肘人（有信誉面子者）作保画押，以便出了差错好找保入交涉。 入了铺由管事人（经理）指定一名稳重的朝奉为师负责带徒作业。第一年做一切杂务。如打扫卫生，处处抹灰掸尘整理，连算盘也抹得锃亮，要烧水冲茶、洗茶具、擦白铜水烟袋煤油灯、夏天打洗澡水，冬天打洗脚水，每天早、中、晚打洗脸水，倒涮尿壶、痰盂，铺床叠被，冬天要准备火炉、夏天打扇，每天要喂猫（当铺养猫多于别店）。每餐管事、管账、老手朝奉开饭时学徒要站在桌边添饭、打手巾把子，他们吃罢才能去厨房快速扒下几碗饭。每晚要搓点烟袋用的一刀草纸（三十六张表芯纸）的媒子，这都是磨炼耐心和勤快认真。晚上睡在柜台内大柜上，夏天也不得挂帐子，冬天不得烘火。如此等等杂务与苛刻要求一年，第二年才允许上柜台见习，学着师傅做事，学打算盘练写大小字，学习招待来宾，端茶敬烟摆茶点，下雨要为来宾收伞换鞋、送客撑伞。第三年允许进库房熟悉分类包装，学打包、扛包上堆，上柜学看货估价、开当票。 胡祺三年学乖满师，请了满师酒，才由铺里管事、管账评定是否转为朝奉（试用一年）这才有了工薪（约一月10元左右），看在柜台能否担任一个朝奉应作之活，以后才转为正式朝奉，才拿到规定的朝奉工资（约一月20元左右，各人以年资也不等酬）。如此胡祺又苦干几年才由当铺负责人议定提荐、当铺东家准可为管账协理，以后再转为正式管账，工薪才提高为几十元一月。胡祺为人豁达忠厚，无管人之心计，故升不到管事，十几年之辛劳才当上管账，也算朝奉出头了。 胡祺在长德号典当的这段朝奉生活，每每谈起就不胜感慨唏嘘不己。他还说在学乘第二年上柜台时有一定的站势，要全身直立，不能摇头晃脑，挠耳摸腮，不能油嘴滑舌与同事及当物者搭腔叽咕（说话），只许双手拇指搭在柜台沿上，不能像正式朝奉那样可以双肘俯撑在柜台上，说话、走路要轻声，只能用双眼看事，双耳听吩咐，毫无个人自由，是决不允许调皮捣蛋的。总之，学乖三年要明时，处处小心谨慎，对任何人的责难咒骂只有忍气吞声，不能回嘴解释，所以他常说三年萝卜干子饭终生难忘！ 当铺里对学乖的写字，记账、珠算要求很严，所以胡祺能练就双手打算盘；练得一手行草字能为人家写对联、招牌和喜、寿幛；一笔账记得条理分明规整清爽无误（旧式簿计）；特别是在当朝奉时练就鉴定当品的功夫，要能识别金银、玉器、球宝、古董、衣著，各种铜、锡、竹、木、陶瓷器物的真假妤坏、质地成色，能准确估价；要练就一笔写得快而好的当铺字，这是因当典业行情多变，以盘利为本，内部隐秘多，故有铺内秘密语以掩蔽行市事务，开票记账也必用草变的当铺书体。当铺字是毛笔蘸墨书写，把当物的品名、质料、形式、颜色、附属物、优劣、数量写在当票及账本上，要一笔头把一串字写成紧凑的一直行，此书体行草结合、整半相配、简体代字，如赤金扁形戒指耳环四件就写成“淡金扁箍耳川单四事”，书写通则是首尾均有定例，“赤金”写为“淡金”，“戒指”写为“箍”，“背心”写为“褡”，“纹银”写为“铜”，铜锡器物必加“废”字，绸缎皮毛写上“破碎、渍烂、虫蛀、光板”等字。当者认不得，以后还可减轻当品库存时的责任，这是以当铺字作弊诈骗之术。且各人写法不同，各当典也不一样，难以改动伪造，管事可凭此追查责任，而“同行是冤家”，防止被同行知晓收了什么货而知道底细，故当铺字是特殊文字符号。 当票是木刻版自行印刷的长方形桑皮纸印本，一式三联，首联记品名等字样，估价若干，月息多少、何时到期：中联系在衣物上入库；尾联为管账的存根，籍此计算每天放出本金多少。赎时收回当票所记本利多少，交付当品后又凭此计息，每天记账，丝毫不能马虎，否则无法计算盈利，所以朝奉发、收当票要极仔细，有了差错只得自认倒楣掏腰包赔偿。 胡祺常说当了朝奉也决非可保饭碗不砸，如偷窃、赌博、酗酒、嫖妓，与同事争打，得罪宾客，浪费用品等等，是可以年度为限予以无声的解雇的，忙过年三十夜最怕吃东家的那一席犒劳酒，人人自危，提心吊胆，若被东家连拉带“请”坐了首席，那就是解雇的通知了，席位一定，看别人高兴吃喝，自己就难以下咽了，席罢自觉卷起铺盖伤心地回家另谋生路。 当铺业盈利虽丰，但行情多变，本金放出货不脱销而向钱庄负债维持开支，如遇年景不佳银根紧缩，就会被迫倒闭，于是人人都保不了饭碗，连工薪也拿不到，只能分些死当存货充作工薪去自行兜售；若外运死当货畅销，收回利息多，年底就按职得红包而皆大欢喜。胡祺离开当铺也是因拿不到工薪养家活口而转入朱家的盐业作押运、司秤，他把分得的死当出典货变不了钱而大多周济了迁居宣城的邻居穷人。 典当石库大门，门ロ挂一块桌面大黑底金字的两面当字招牌，进门是高出头顶的柜台，要双手举物站着脚递上当物，铺里阴沉，是穷困者的伤心地。朝奉胡祺是旧社会里为资本家劳碌、受剥削的千万朝奉中的典型，一般来说没有人不恨典当朝奉的，因为上当铺的均为有生活困难者，以物抵押都希冀朝奉眼下留情，把当品价估高一点，能多押点钱应急。然而大多数朝奉为保饭碗而有意压低估价，明是十成之物只估五至七成，而使东家少付本金，死了当又能为东家以少数本金换得实价高过本金多倍的物品再出售高价牟利，所以大多不敢估价较高，这就又加深了对当者的剥削。但胡祺生性豪迈，终生对人恻隐，在当朝奉时都尽量把当品估价高一些，当者咸称厚道。 如他谈过一老者当玉鱼的事颇为感人，该老者无依靠，以贩油条叫卖糊口，若生病或天寒地冻体力不支就无生计，只好把一只一寸多长的花玉鳜鱼佩件拿去当，这枚鱼佩件是生玉雕成栩栩如生，背鳍下一孔穿弦线。老人终年佩戴这一祖传之物，一旦无钱饿饭就拿去当，他每次去当都找胡祺开当票，到能卖油条积攒了钱又去赎，如此当赎几十回，历经十几年终于不来赎当了，胡祺打听才知老人已病故，他不胜感慨，以薪俸代其赎出留作纪念，並给孩子佩戴，常赌物思情，以此讲述老人当赎玉鱼的悲惨故事，使一家大小为之鼻酸泪流。 长德当是泾县黄田村朱骂诚堂后代所开设的，朱家有七房，在芜湖、宣城、和县、江西吉安、南昌等地都设有典当、盐号等业，最富一房在苏州、上海，有二十多儿子分掌各处坐享其成；其他房在芜湖索面巷有大片住宅；在宣城、泾县有大片田产收租，故而是朱氏中一大富豪。他们开的典当都是“长”字为字号，如“长宁”、“长德”等，然而岁月流逝，靠剥剥是长不了的，大多为地主资本家，吃喝玩乐，有的成了鸦片鬼倒路死去，有的当铺遭火烧、有的倒闭，然而他们並不愁，还有别的营业，而受苦的是终年为之操劳的朝奉，年年怕受丢掉饭碗之失业痛苦。 胡祺自十七岁学乖、当朝奉、管账为一家老小谋生，1937年在宣城遭日机轰炸而毁家，全家七口仅一床被逃难，大半生辛劳毁之一旦，在八年抗战艰难生活中以钓鱼、去小煤窑、澡堂帮工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