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风土记（之一）（《芜湖文史资料3》第029篇）
作者：濮之琦 一、芜湖述源 芜湖是由水而得名。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芜湖水在当涂县东南八十里，源出丹阳湖，西北流……水不深而生芜藻故名。”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亦云：“芜湖长七里，蓄水不深而多芜藻，故曰芜湖”。由此看来水的范围不大，浅而生芜藻，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荆山周围一片沼泽，丹阳湖水南支浸漫而成。荆山在湖中，所以古人亦称荆山为“芜湖山”。 三国孙吴赤乌年间由江北招来十万流民，设“督农校尉”督促他们围湖造田，使一片沼泽、芜藻丛生的“芜湖”得到初步整理。所以嘉庆《芜湖县志》朱大珍的《龟龙寺记》说：世传赤乌二年围湖造田，史书孙吴大兴水利，其说可略见。 三国以后，圩田渐多，“芜湖水”日益缩小。但因靠近南朝都城，既是军事重镇，又是经济后方，圩田受到重视，湖泊受到保养，本来沼泽地带只生芜藻，后逐渐成为富庶的农产区了。梁元帝萧绎的《泛舟芜湖》诗说明了情况。 诗曰： 桂潭连鞠岸，桃李映成蹊。 石纹如濯锦，云飞似散珪。 桡度菱根反，船来荇叶低。 飘随迎雨燕，鼓逐伺潮鸡。 这时的“芜湖”，既供田亩灌溉，本身也有出产：岸边有桃李；水中有菱荇，而且成了风景区，引得皇帝也来泛舟。 南唐设专管“芜湖”圩的官，当时圩广八十里，围田四万顷。到了宋代，大力开发江南，仁宗时筑万春圩，有田十二万七千亩，当时著名的科学家沈括，由于他哥哥沈披任宁国县令，参加圩田工作，因而他也参加了设计，后世传为佳话。宋徽宗时筑易泰、政和、陶辛、行春四大官圩。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说：范围之广，田亩之多为江南冠。到了元代，所谓“芜湖水”便残存为“天成湖”、“易太湖”、“欧阳湖”三个小湖泊了。《芜湖县志》说：“以上三湖，水盛时则合而为一。”可以想见湖泊之浅。 又经明、清两代不断围湖造田，上述三个湖泊便逐渐变为圩田，“芜湖水”便成为历史名词。 “芜湖”成为地名是汉代开始的。《汉书・地理志》说：武帝元封二年改鄣郡为丹阳郡，领十七县，其中第十三县便是“芜湖县”。《元和郡县志》做了解释，它说：汉代在湖侧置县，因水取名“芜湖”。 除此而外，还因本地具有重要的军事和经济的价值及基础。《左传》记载：楚子重伐吴、克鸠兹。“鸠兹”是当时长江的渡口，史传所以把它记录下来，说明这是通往江南的门户，是军事重镇。汉初吕后执政时，封徐厉为祝兹夷侯，“祝兹”即鸠兹，这说明鸠兹既能作为侯的采邑，一定具有经济条件。所以武帝时在湖侧设县。 “芜湖”自汉代成县后，在沿革中有过六种名称，即：芜湖、鸠兹、襄垣、于湖、中江、鸠江。略作解释如下： 芜湖——情况已如上述。 鸠兹——古代是长江一渡口，因鸟多、草木茂盛故名鸠兹。当时居住于此的部落称做“皋夷”，所以《舆地志》把鸠兹叫作“皋兹”。“鸠兹”这名称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三年（公元前576年）“楚子重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晋杜预注：“鸠兹吴邑，在丹阳芜湖县东。”汉初封为夷侯采邑，武帝设芜湖县是以鸠兹为发祥地的。所以后人用“鸠兹”作为芜湖的别称。 襄垣——本是豫州上党郡属邑。晋孝武帝司马曜宁康二年（公元374年），上党百姓南渡，侨立上党郡为四县，襄垣就是侨寄在芜湖县内的。后来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九年有“省芜湖入襄垣”之说。所以，后人又以“襄垣”代称“芜湖”。 于湖——是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三年（公元281年）立县的。它的地址范围是“本吴督农校尉治”与芜湖同隶丹阳郡。就是说“于湖”县的地址范围，同过去孙吴时代设在芜湖的“督农校尉”所管辖的地方一样大，与芜湖县同属于丹阳郡。由此看来“于湖”也是在芜湖境内分割而成的县，不过，孙吴时督农校尉所管辖的具体范围史书上没有记载，《芜湖县志》说：“县东咸保圩即于湖旧址。”但是杜佑的《通典》却说：“于湖城在姑熟城。”似乎介于芜湖与当涂之间。由于“于湖”出现在芜湖境内，虽然没有多时就取消了，后人也借用“于湖”作为芜湖的代称，例如宋朝状元诗人张孝祥自称“于湖居士”，而清朝皇帝老师、诗人黄钺咏芜湖风俗的诗就叫作《于湖竹枝词》。 中江——很明显是用“江”来代称芜湖。说法有二：一是《芜湖县志・地理志・沿革》说：“郑氏日：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汉时芜湖中江在西，今中江实经邑西……今地与昔不甚远也。”《芜湖县志・地理志・水》又说：“起九江至京口此即中江，谓在长江中段，而芜湖适当其处，故有中江之名”。二是清人全祖望的《汉书地理志稽疑》说：“禹贡时之中江，本不与太湖通，吴始通之。”宋人单锷的《吴中水利书》说：“自春秋时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之谋伐楚、始创此河（作者按：指中江），以为漕运，春冬载二百石舟，而东则通太湖，西入长江，自古相传，未始有废。”因此，有人说经水阳江、鸠兹渡过芜湖入江的一条水，就是古之“中江”，作为芜湖别称的“中江”不是长江中段的中江。 鸠江——人们总是把“鸠江”作为芜湖代称。其实《芜湖县志》上并没有记载这个名称，其它史书上也没有谈到。有这样一则民间传说，古时某年大旱，芜湖这段江曾经干涸见底，江底土堆上有鸠鸟做窝，后来民间便把这江叫做“鸠江”。因而也就作为芜湖的代称。我想，是不是“鸠兹江”的简称呢？人们把鸠兹渡这段江叫做“鸠兹江”，简称鸠江，例如“鲁明河”现在不是简称作“澛港”吗。因此也就把芜湖的代称做“鸠江”是有可能的。 芜湖人是土著还是外来的？ 一九五九年《考古》第九期杂志刊登了《蒋公山遗址调查小记》一文，文中说：发掘出炭、烧红的土，以及陶器碎片和大量石器等，证明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蒋公山在荆山附近，当时正在芜湖水范围内，因此我们设想芜湖的先民原是生活在沼泽地带，后来才逐渐漫衍到江边鸠兹渡一带，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皋夷”。“皋”指的江边，“夷”是古代对东方人的贬称，所谓“皋夷”是用一种轻视的口气称江边土著的人。古代东南部还有百越族，由于逃避战乱，一支东欧越人内徙江淮，史书上称之为“山越”。《芜湖县志》就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丹阳帅费栈受曹操印绶，煽动山越作内应”的记载，因此我们又设想，芜湖的先民很可能是土著的“皋夷”和流窜来的“山越”杂组繁衍而成的。 芜湖城市的形成，应该是由沼泽地带渔牧生活移向鸠兹渡附近成为部落，逐渐发展成镇，最后移至鸡毛山成市。 今日江城既有明媚的湖光，又有秀丽的山色，被人们喻为江畔明珠，抚今怀古，濡笔生情，不胜感慨。 二、节日风情 新年，是个充满希望的日子，旧历新年更为热闹，“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儿时穿花衣、戴花帽、放花炮的过节情景恍如作日，然而，吾今垂垂老矣！抚今怀昔，童心难溟，迎窗伏案，吮笔舒纸，自新年始，将能回忆的节日情况分条记述如下，聊供舒怀，兼作资料，以备存考。 元旦①——农历正月初一，是传之几千年的习俗称之谓“新年新岁”的日子。《荆楚岁时记》说作“三元之日”意思是岁之元、日之元、时之元。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注：《辞源》：“正月朔日（即阴历初一），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 岁首第一件事是开财门。其仪式是朝着大门摆香案，案上供三牲，一般人家是猪头、整鸡、整鱼；也有人家是素供。家长（必须是男的）把除夕的封财门的红纸撕下，拉开大门，带领子弟燃烛焚香，依次行跪拜礼，祭天迎财神。同时放炮竹，敲十番锣鼓。 接着就是上堂拜祖宗；然后晚辈向长辈拜年；长辈给晚辈压岁钱（用红纸包，必须是银圆或铜圆，忌用纸币），在互相恭喜声中吃挂面、拿元宝（即五香鸡蛋）。挂面表示长寿；元宝表示发财。男主人率领子弟手执棒香按照历书注明的财神方向出行，出行回来每人喝一碗糖开水泡“发来”（即一般所谓炒米）表示财运开发，生活越来越有甜味。 新年期间，家家大门上都贴春联，有的人家还在迎门处倒贴一福字，利用“到”、“倒”谐音，寓意是“福到了”，也有的人家贴“抬头见喜”、“恭喜发财”等吉利语。亲友相互贺年（芜湖口语是“拜年”），人人穿新衣，家家挂灯结彩。贺年客人来了，则摆“桌盒”招待。桌盒是特制为节日期间装糕点用的，有方形、有圆形，盒内四格或五格，格内糕点也有习惯性的规定，一般总是玉带糕、桂元、枣子、酥糖等。玉带糕叫做“一品玉带糕”含有升官的意思；桂元含有考中状元和富贵的意思；枣子含有早生贵子的意思；酥糖则是生活越过越甜的意思。至亲好友登堂拜年，一般关系的亦可用“名片”由门缝中塞进，表示代替登门贺年之意。 客人来了，除用茶点招待外，一定要捧出五香茶蛋敬客，请客人“拿元宝”，而客人总是谦让地说：“元宝存了”。这是新年特有的礼貌举动。 《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各进一鸡子（即各吃一个鸡蛋），造桃板著户（即后来的门联）”。由此看来，过年的习俗千余年来大致如此。所不同的古代燃放炮竹是辟邪防疫，后来的炮竹是敬神，现在的炮竹是取热闹了。古代的“进鸡子”按晋人葛洪《炼化篇》说：“正月旦吞鸡子，赤豆七枚辟瘟气”。后来的吃鸡蛋，则成为恭喜发财的迷信举动——“拿元宝”了。 送财酒——正月初二的“财神酒”商人最为重视。芜湖是商业城市，所以正月初二这一天最受重视，也是黎明即起，摆香案，放炮竹、敲十番锣迎接财神。 在这一天，各商店、各行业、各公司都要请股东们来当面说清前一年的帐目，议定新一年的生意计划。帐目结算好了，计划商议定了，晚餐摆酒，这酒宴便叫做“财神酒”。事实上股东们就是各商店、各行业的财神，这种酒宴也就是财神们在一起吃的；然而每一商店、公司的股东们，他们在一起做了决定后，共同的愿望是企求天上的财神爷给予鸿运，恭喜发财，说到底“财神酒”还是企求财神爷赐福的酒。因此普通人家也受了影响，在正月初二这一天，家家早上接财神，晚上吃财神酒。 天上财神的形象究竟是怎样的呢？说不清楚，大概是古代星辰传说某颗星主财运而造成的吧。然而商店里大都供着一座铁冠、黑面、浓须坐着的塑像。他右手执鞭，横举头上；左手捧一元宝，平摆胸前，据说叫做“玄坛元帅”，也就是民间传说的玄坛财神爷。清代顾张思的《风土录》说：此人精修至道，功成封“正一玄坛”除邪保正，“卖买求财，使之得利”。不难了解，由于买卖求财能使之得利，所以被民间特别是商人尊为财神，因此民间又有正月初五接玄坛的习俗。 上七酒——正月初七是新年的第一个“七”，所以称之谓“上七”。 “上七酒”是商人创出来的。因为商业工作人员一年忙到头，所以从年初一到初七是绝对休息的日子。商店准备新年后开业，便在初七这天把工作人员的去留定下来，晚餐设宴招待，习惯上便叫做“上七酒”。 上七这一天，商店老板在经理室摆着茶点，把店员们一个个找来谈话。决定继续留用的，谈一些感谢的鼓励话后，就说明继续任用，同时也指出职责和要求。决定不继续用的，也和他谈一些感谢和鼓励的话，然后委婉地说明由于店的规模小，缺用大才，加上亏损紧缩开支，只有请另觅高就了。在与各个店伙谈话完毕后即摆酒开宴，习惯是被辞退的人坐上席，老板敬酒。因此民间把“上七酒”戏谑地说成是“滚蛋酒”。 《燕京岁时记》说：“初七日谓之人日。是日天气清明者则人生繁衍”。《荆楚岁时记》说：古人在这一天，做菜羹、剪“采人”，互相遗赠，还登高赋诗。这个大好的日子。不知什么时候，被商人用作人事留退的日子，成为“人事日”了。 “春酒”——正月初七以后，过年的事忙定了，就开始请“春酒”，即新春请亲友酒宴欢聚、庆贺一年之始的意思。沿流下来便有了会亲、联络感倩、甚至借此拉关系等作用。请春酒一般分类举行。如请宗族、世交、长辈的；请新婚儿女亲家的；请一般亲友的；请同行、同事、同学、同乡的；甚至于请地方仕绅、机关长官的。有一些身份相等的人家还要互请，所以请春酒往往要闹到正月十五以后。 春酒的宴会有两点可以谈谈。 1、春酒席上要有“春卷”。古代的《风土记》说：“春日啖五辛菜”。《本草纲目》解释说：“是以葱蒜韭蒿芥杂和而食之，取迎辛之意，谓之五辛盘”（辛新谐音）。唐代杜甫有诗句云：“春日春盘细生菜”，这春盘里的细生菜就是五辛菜。后世把五辛菜演变为“春卷”，春酒席上要有“春卷”仍是古之“取迎新春”之意。 2、春酒席散后要送灯。新年期时卖花灯的可以说到处都有，尤其集中在旧县府前一条街上，所以这条街便叫做“花街”。灯约一尺多高，可以捧，也可以提或挂起来。灯的类形有各种各样。请春酒的主人要看客人具体情况而分别送灯。如对年老的送“麻姑献寿灯”；对读书的儿童送鲤鱼灯”对新婚女送“麒麟送子灯”；对有职位的送“加官晋爵灯”；对做生意的送“刘海戏金钱灯”……。 闹元宵——元宵即月圆之夜的意思。正月十五是新年第一次月圆之夜，所以又名“上元”。民间叫做“小年”。这天夜晚，家家摆香案，户户吃“元宵”，点满堂烛，青年人还要逛灯市。 “元宵”亦是食品名。它是用糯米粉搓成的“团子”，有各种馅的元宵，是象征团圆意思的节令食品。这一天到处可以听到卖“元宵”，显示了节日气氛。有一段有关的、令人听来发笑的传说：袁世凯称帝前订年号为“洪宪”，在正月十五这天听到到处叫卖“元宵”，因“元宵”谐音“袁消”，不吉利，便下令把元宵改叫汤元。因此当时民谣：“共和国，洪宪年，正月十五卖汤元。” 满堂烛是古遗的习俗，含有驱虫防邪的意思。元宵夜家宴后即祭神，然后满堂点烛。在门的两侧、窗的下面、井旁、灶间、过道边以及堂前、床前、阶前、屋角等地处都插着点燃的小红烛，与上面的挂灯相辉映，呈现出一片光明。新年玩灯，各地皆有，芜湖以舞龙和舞狮子出名。狮子是“广潮帮”舞的好，不过不大舞。广潮帮是广州和潮州人在芜湖做米生意的，舞龙灯很普遍，也有一些旧规矩：正月十三、十四日晚间“试灯”，在原行业或原街道舞；十五日上大街游舞，出游先要去城隍庙“朝庙”，然后才上大街到处游舞。一般说来龙灯出游时前面有锣鼓亭吹奏着江南丝竹；接着便有一队女孩子挑花担，还有走旱船、踩高跷、打莲箱、渔翁擒蚌精等等，最后才是一条龙舞动而来，此时炮竹轰腾，人如潮涌，鱼龙漫街，一派节日景象。 旧社会陋规：妇女不能舞龙灯，也不准迎接龙灯，因为当时认为妇女是不吉祥的。解放后人民思想解放了，觉悟提高了，1979年赭山大队青年妇女同志组成“青龙队”和汽车电机厂男青工组成的“黄龙队”对舞比赛，引得万人空巷，轰动一时。 在正月十五的夜晚还有一点值得一谈的，就是城隍庙的“子孙灯”。芜湖城隍庙过去称为“江东首邑”，规模为各县之冠。两庑十殿阎王的地狱，塑得生动可怖。两庑之间的大庭，元宵龙灯朝庙都在这里舞。正殿神龛前按一圆铁架，有好几层，共点九十九盏菜油灯，这就是“子孙灯”。远远望去，一圈一圈的星星灯火好似一个火蒲团。传说偷到一盏灯即生贵子，因此妇女们去偷，家属们也去代偷，看庙人为了防止人偷，便在香案一头站一人，人们把他叫做“活鬼”。那天晚上，城隍庙异常热闹，争吵声、笑骂声、锣鼓声、炮竹声，交织在一起，震动夜空。 清明——清明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俗谚云：“冬至百六是清明”，就是说“冬至”节后的第一百零六天便是“清明”节，每年约在阳历四月五日前后。这一天太阳到达黄经15度，天气不冷不暖，是传统的扫墓、春游的日子。 芜湖风俗，清明人家在大门上插柳枝，表示涤除秽气；妇女用嫩柳枝编花戴在鬓边，祝愿青春永葆；男女老少各结伙伴郊游，谓之“踏青”。放风筝、扫墓也都是清明这天常有的活动。 所谓“踏青”，本是春天传统的一项活动。我们可以想象到，经过了一百多天寒冷闭守的日子，进入“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时期，走出家门，到郊外去松松筋骨，爽一爽精神正是需要的，踏青一般总是去名胜古迹和风景幽美的地方走走。芜湖则围绕赭山转。这一天的赭山，真是群贤毕至，老幼咸集，熙熙攘攘，如登春台。在踏青的人群中，有专为领略春光而来的，有去赭山庙敬香的，有扫墓到郊外走走的，还有做小生意的，以及“儿童不解春何在，只向游人多处行”的孩子们。 有句古谚：“杨柳生，放风筝；柳杨死，踢毽子。”清明时节各地都有放风筝的活动。鲁迅说过：“……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点缀（作者按：指风筝）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引自《朝花夕拾・风筝》）鲁迅先生写的是北京风筝季节，我们江南的春光还要早于北京，所以一到春和时候，各地都有放风筝的活动。芜湖的风筝也和各地一样，有蝴蝶形的、蜈蚣形的、蟹形的、鹰形的以及寂寞的巨片形的等等。而且放风筝的不仅仅是少年，作者就见过一群青壮年在赭山顶上用麻绳放一只长约十几节的蜈蚣风筝。放风筝还结成帮派，为了争输赢往往发生械斗。 解放后我们仍然放风筝，但是作为春季的一项运动，既锻炼身体又启发智慧，没有争闹，只是友谊的比赛了。 清明扫墓是慎终追远的古礼之一。明人的诗句说：“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多纷然”，在旧社会里确是祭扫纷然。芜湖清明扫墓，家家在坟前用香烛酒肴致祭，行礼后焚帛放炮竹。然后雇人（在当时有人专等此事做，因为要给钱的）用锹挖一土块放在坟头，俗称戴“坟帽子”，又在土块上插一树枝粘着缕花的长条白幡，俗称“坟标儿”，这样才算祭扫完毕。清明前后，去郊外放眼望去，坟上戴帽、插标的便是后人来祭扫过的，若是没有帽子和标儿便认为是无后的孤坟了，所以人们重视清明扫墓。 端阳——端阳又名端午或端五，是传统的节日。这一天，民间习俗剪蒲草成剑形挂在门上辟五毒（即蝎子、蜈蚣、壁虎、蟾蜍、蛇），用盆栽艾，于正午祭神时砍断，看根部出水和断茎上长的情况以卜年成。为小儿系“长命缕”（俗称“龙绳子”），用雄黄洒在儿童额上写“王”字，给幼儿挂布老虎、穿虎头鞋等等，都是节日的活动。 端阳节有两件特殊的事：一是吃粽子，几乎是家家吃、人人吃。二是看龙舟竞渡，几乎是万人空卷。 《荆楚岁时记》说：“节日食粽”。《东京梦华录》引岁时杂记》说：“端午粽子名品甚多，形制不一，有角粽、锥粽、菱粽、筒粽、秤锤粽，又有九子粽”。为什么端阳要包粽子呢？《续齐谐记》记载：“汉建武年，长沙欧回见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日：见祭正善，若为蛟龙所窃，可以菰叶塞上，以采丝约缚之。二物蛟龙所畏。”以上所引的记载，正是民间的传说，用菰叶包扎粽子是由吊祭屈原而产生的，已传之千年以上了。 端阳的龙船竞渡是传之千年的盛事。船首装龙头，船后有龙尾形的长舵，船中树旗，十余人并坐，各执木浆，由舵手击鼓指挥，鼓声一响，各浆划动，船旗飘飘，其快如飞。船上人著一色衣，挂一色旗，各船各色。有青龙黄龙白龙……之分。有人自愿奖励的，在看船头斜插一根长竹竿，竿上缠锦挂采，引得龙舟竞渡而来，争魁夺彩。所以唐朝范慥的《竞渡赋》说：“月维仲夏，节次端午，则六魁分曹，决胜何浒。饰画舸以争丽，建彩标而竞取”。 关于端阳龙舟竞渡，《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舟檝以拯之。”这就说明竞渡是为了纪念屈原。但三国魏人邯郸淳作的《曹娥碑》又说伍子胥死后为“波神”，曹娥父是巫师，五月五日逆涛迎波神伍君被淹死，孝女曹娥投水寻父尸沉溺而死。因此又有龙舟竞渡为纪念曹而娥兴起之说。《荆楚岁时记》所记多楚俗；曹娥事见《太平御览》转引自《会稽典录》，所说是越俗。芜湖地处吴头楚尾故有两种传说。然而现在的五月五日龙舟竞渡就全是为了纪念屈原了，同时也是一项体育活动。 “乞巧”——农历七月初七传说是牛郎织女驾鹊桥渡天河相会之夜。这种传说由来已久，而且是全国流传。据说织女是天帝的女儿，在天宫里专织云绵，嫁与河西牛郎后，不能按规定织出云绵，天帝便把他俩分居天河的两边，只准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人们同情他俩，便在七月七日的夜里摆香案，用瓜果酒脯祭祀，为他俩祝福，同时也向巧手的织女乞巧。所以七月可以用“巧月”代称，七日便叫做“乞巧节”。 如何乞巧呢？古代周处写的《风土记》说得很清楚：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设几筵，设酒脯时果，祈私愿。但见天汉中奕奕现白气，耀五色便拜而乞求：乞富、乞贵、乞子，三个月后有应征，但只乞一项不得兼求。 七月七日，芜湖的姑娘们在庭院摆香案，供瓜果酒脯，并在案上供一盒子，内藏蜘蛛一只，天明时开视，如果蜘蛛在盒内结了网，便算是获得巧了。读书的小伙子们也乞巧，他们在园内设供案，在案上放一碗水（要井水，不要河水），第二天日出时，见水上有油翳，放一根针浮在上面，照在水里的影子是尖形的像“笔锋”，即算获得了巧，考试便会中的；如果针是圆头的，象“槌棒”，即是没有巧，当然也就不会中榜的了。 这样的风俗习惯如今已经没有了，但是七月七日夜里向织女巧的概念，仍然存在人们的意识中。 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在七月的日子里，道教设坛打醮；佛教诵盂兰盆经、拜梁王忏、放焰口，这些都是为了拯救孤魂野鬼结善缘的。所以民间又把中元节叫做鬼节。 七月本是秋祭的季节，家家祭祖先，奠亡人，芜湖俗语叫做“烧羹饭”。有些人家还请来和尚在家里拜忏，放焰口。拜忏原是梁武帝为了超度他的郗皇后而创制出的诵经仪式，所以叫做梁王忏。后人用以为祖先、亲人追荐冥福，使其早生天界。 拜忏一般在白天举行，摆长条形案，上供一排佛像，七个僧人做法事。一僧坐在案头打鼓，六僧披袈裟、敲法器站在案前诵经，两人一轮，边诵边拜。诵的就是梁王忏经。 放焰口一般是晚间举行。设长方形案，案头点燃香烛，案中间放一小佛像，僧人也是七人，案的两边各坐三僧奏法器、诵经文。上坐一僧，披袈裟戴毗庐帽，手执如意。俗话说“正座和尚”，大约他是以代表佛祖身份坐堂的，所以他既指挥又领诵。在他捏诀念咒后，向外撒一小撮米大声说：“四方孤魂来受甘露味。”这就是施食结缘的举动。焰口是结鬼缘的，所以要在夜晚举行。诵的是《瑜伽焰口施食仪》经。 中元节最受欢迎的还是“太平醮”。 “太平醮”顾名思义是为祈祷太平而打醮。农历七月正是秋熟在望的时际，人们心里落实了；可是农历七月又是时疫容易流行之时，为了祈求平安，赶走疫鬼，所以组织起来“打醮”。“醮”本是道教的术语，可是从太平醮的出会情况来看似乎佛、道都有，事实上已成为民间的赛会了。 出会时前面是“高照”，即高举长方布轴，上书“某铺（等于现在的区）某街太平醮”等字。在“高照”的后面是纸扎的天神天将。然后便是持耍的一种技艺——“镋”。它的形象有点象“马叉”，（查十八般兵器中有“镋”，其形像马叉，可能就是这类兵器的转变）舞起来周身旋滚，手臂上举直滚到脚，用脚一踢飞向半空，然后用手接住、又周身旋转起来。“镜”的颈部有铁圈，舞起来哗哗响，舞“镜”的约四、五人成行而来，老远就听到“哗哗”之声，群众拥挤而又紧张地盼望着，颇为引人。“镋”后面是一群化妆的鬼类，有所谓大头鬼、小头鬼、高个子鬼、矮个子鬼以及讨债鬼、吸鸦片鬼等等。再后面便是“五猖”。 “五猖”分上下两类：上五猖是五个花脸的神，或者称作鬼，面目狰狞，每个手擎利器，一步步地摇摆而来，令人望而生畏。下五猖就有点令人心惊肉跳了，都是些死于非命的鬼。有头上砍一斧，血流满面的；有身上戳一剑，血流遍身的；有颈上勒条绳，七孔流血的；还有一刀劈去半个脸，血肉模糊的……等等。两人扶一个跌跌撞撞而来。据说插入他们肉体的利器是用纸和篾做好，再用鳝鱼血粘上去的，所以显得凶残可惨。 最后是天神天将拥着一位身材高大、金脸、三只眼、手执钢鞭的闻太师。闻太师是镇妖邪的正神，所以由他押阵。会的队伍游到预定地点，鬼类一起散开，闻太师含酒向鬼喷去，同时用钢鞭在香案上大拍一下，众神将大声呐喊，炮竹声、锣鼓声同时而起，在一阵喧哗声中，闻太师高举钢鞭大踏步地把鬼类赶至水边，各人洗清脸便散去了。就是说疫鬼邪妖都被赶走，天下太平了。还有的在太平醮后夜晚又演（佛家宣传做孝顺子孙超度祖先的）“目连戏”。 地藏会——农历七月三十日是地藏菩萨生日，朝山敬香的人多，各地香客又各有香会组织，民间便把这一天叫做“地藏会”。 地藏菩萨的肉身在九华山，这是众所周知的。传说地藏菩萨在去九华山之前，来过芜湖赭山“打坐”，芜湖赭山是九龙奔江之地，地力承受不起菩萨的法身，因此又去九华山。九华山是九龙升天之地，地力强，所以地藏菩萨便坐在九华山，九华山便成为“地藏道场”。 地藏菩萨生日这天，朝山敬香的、在家斋戒沐浴，换上清净衣鞋，挂着黄布香袋，袋上写“朝山敬香”，手执棒香，口念弥陀，前往赭山广济寺地藏殿进香朝拜。到了广济寺首先交香钱，后请和尚在香袋上盖“地藏印”，为什么呢？据说地藏菩萨在离开赭山去九华山时，把九龙背纽金印留给广济寺作镇山之宝，若是盖上宝印，则可消灾去邪，吉祥如意。所以敬香人都以盖上地藏印为荣。大多盖在香袋上；有的特备黄布一幅，盖印后带回家供着，以镇家辟邪；有的还把为死时预做的“老衣”（亦称寿衣）带去盖印，以早升天界。现在这颗印还存在。 地藏菩萨生日的前一天夜晚要“暖寿”（或叫做“坐塔”），通俗地说就是在地藏菩萨的神龛周围守夜。九华山地藏肉身殿神龛中间是一座塔，肉身就在塔底层，塔的四面神像是地藏法身像。因此各地寺庙的地藏殿都仿此建造，所以围绕神龛坐着守夜叫做“坐塔”。坐塔并不是坐着不动，而是彻夜环绕神龛走着念佛。 朝山香队有十数人或数十人不等，一律穿素色衣，挂黄布香袋，手提灯笼。队前有两人各扛一根带叶竹竿，上挂写有会名的灯笼，一个“山人”领队，一面敲锣一面领着喊佛号。夜晚远远望去，前面高举的头灯恍似一对龙眼，香客手提的灯笼曲折摆动，恍似龙身游动而来，加上佛号声声，更令人产生神秘感。 去赭山广济寺朝山敬香者有结队的，有个人的。个人中有一种所谓烧拜香的最虔诚。烧拜香的大都是妇女，有的是为亲人生病许愿，有的是本身心愿，她们走出家门即手捧着香，一步一拜地直到广济寺地藏殿。还有一种所谓烧苦肉香的：有用铁针穿腮而过，两头各挂一香炉；有用铁链穿胸皮上挂香炉，有在膀臂上烧香，等等。当时僧、俗中的有识之士，已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残体敬香巳坠入魔道。 中秋——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中秋节，又名中天节，意思是说这天夜里月亮行到天的正中。端阳是太阳节日，中秋是月亮节日，所以中秋夜晚焚香拜月。 拜月的香案中间放月饼，配以菱角、雪藕、石榴、扁豆。菱角要用红的，表示红袍升官；藕要雪白的，表示冰洁聪明；石榴取多子之意；扁豆像娥眉（又名眉豆），取夫妇齐眉、白头偕老之兆。 从八月初一起在家中扎贡亭供月宫娘娘，这是半大的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子的习惯。香案上悬挂月宫图，用泥做的各样鲜果碟子上供，每天早晚烧香换供碟，直到八月十六日早晨拆除。作者还记得，当时书店里、摊贩上都可以买到月宫图，在城隍庙门前还有一家专卖泥玩具的小店，泥果碟就是从那买到的。 八月十五夜的摸伙，也是年轻妇女和孩子们的节日活动，特别是农村青年妇女和孩子们。她（他）们可以在月光下随意寻摸，不受限制也不挨责骂。摸到南瓜有生男之兆，自己摸到的当然更高兴，别人摸到也可赠送，因此嬉戏闹要往往直到夜半更深。 中秋之夜，“天上一轮满，人间万姓看”。焚香，放炮竹，拜月，吃月饼，固然是一片佳节气氛；有些文人雅上月下散步、饮酒、赋诗也是一乐。清代诗人黄钺的《于湖竹枝词》有一首咏中秋的诗，诗云：“人影衣香走月明，碧天如洗晚风清。谁怜没柄团扇，曾照诗人送客行”。 中秋夜还有一种“甩铁花”的活动。用一个铁丝做的球形小笼子，内放烧红了的炭和一些零星铁块，用绳子系好先慢悠悠地打圈圈地甩着，愈甩愈快，笼子里的炭也就愈烧愈烈，到一定程度，碎铁也烧红了，出现绿色火点，随着甩动，圆圈般地飞散出来，有如一把绿色火伞。这类活动从八月初一夜晚开始，到了中秋夜晚甩铁花的人更多，远远望去似天女散花，确是好看。作者幼年每届中秋夜晚都去夫子庙（今十二中）前荷花池旁看“甩铁花”，然而近几十年来都没见过了。 送、接灶神——农历腊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是送灶神上天的日子。人们认为，灶神掌管伙食，是一家的主神，他和这个家庭长期相处，这个家庭的好事、坏事他全都知道，所以在他上天汇报的时刻要为之郑重送行。 古礼有送灶的规定，要用“羔豚”或“黄羊”致祭，羔豚即小猪，黄羊即狗。后来送灶的祭品没有那般贵重了，只是一碟麦芽糖而已。还有人剪碎草和黄豆在一起向空中撒去，据说这是喂灶神爷之坐骑的。并在灶头上神龛两旁贴一付对联：“上天奏好事，下界保平安”。 “送灶”为什么定在腊月廿三或廿四？什么时代兴起的？都已难查考。芜湖有句俗谚：“军三民四，乌龟王八二十五。”就是说军人家属廿三日送灶；老百姓廿四日送灶，那些低下的人家廿五日送灶。事实上送灶都集中在廿三、廿四两天举行，然而又有个传说，说赵匡胤在外打仗，赶回家送灶，到家的那天已是廿五日了，因此又说“皇帝二十五日送灶”。不难看出，这个传说是老百姓用来骂皇帝的。 接灶神回家是除夕。古代的《帝京岁时纪胜》一书中说：“除夕，为尊亲师长辞旧岁，祀祖祀神，接灶。”看来送灶、接灶这种习俗行之已久了。接灶的仪式很简单，仅是香烛纸马，主人行礼后放炮竹。接着就吃年饭、封财门。
芜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概述（《芜湖文史资料4》第001篇）
作者：市工商联供稿，许知为执笔 一、解放初，芜湖资本主义工商业概况 解放之初，芜湖工商户有8730户（包括摊贩2404户、行商152户）、90个行业，71个同业工会，加入同业公会商户计有5488户，其中工业149户、占2.75％；手业业1911户，占34.82％；商业3428户占64.46％。工商户资金共计5,191,883元（折人民币），其中工业资金1,222,687元，占23.55％；手工业资金139,836元，占6.69％，商业资金3,829,160元，占73.76％。商户中拥有万元资金以上的大户约占10％，中小户约90％（非会员户、摊贩、行商除外）。据税务局统计，49年下半年缴纳营业税工商户总计83个行业共4975户，较解放初5438户减少513户。略举其中较大行业的工商业户数：杂货户、皮毛业97，纸张业100户，百货业127户，五洋业213户，绸布业134户、杂粮米行285户，米粮行号75户，粮食加工（碾米厂、砻坊）90户，国药业41户，炒货糖坊108户，糟酱业95户，干鲜北货业144户，棉织业486户，工厂企业17户（机器生产）、铁工厂14户（手工操作）等等。 芜湖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人数依据工商户总数约计资方一万六千多人，（店员九千多人，家属二万五千多人，总数约在五万六千多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思想情况：（1）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抱着积极经营的态度，紧跟形势的发展。（2）认识不足，摇摆不定，顾前顾后，思想保守，抱着消极经营的态度。（3）只顾眼前利，乘机混水模鱼，抱有伺机抽逃资金收歇的态度。这三种思想呈中间多两头少的状态。 二、49一52年“资改”阶段一“利用、限制、改造” 1949年四月下句，芜湖解放，从49一52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解放至49年底，为半年整顿市场时期，50一52年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这个政策是贯彻“资改”全过程的。 1、整顿市场时期（解放至49年底） 49年6月改组原商会，成立芜湖市商会筹委会，十月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改为芜湖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加强领导，为工商界服务。 49年7月，芜湖市人民政府颁布《芜湖市工商业登记暂行办法》，命令各工商户限期申报业主、门牌号码、资本总额、经营项目、从业人数等项进行登记，重新发照。市工商联承担此项具体工作，到50年7月结束，同时进行整顿重建各行业同业公会，到51年3月结束。计整建同业工会90个，同业小组11个，直属小组2个，共103个。其中按行业划分：机器工业公会4个、手工业公会41个、商业公会43个，行纪业公会7个，运输业公会3个，直属小组2个，摊贩公会2个，行商公会1个。工商户包括摊贩、行商总数为9766户。除去摊贩、行商、驳船4096户，工商总户数为5676户。较49年解放初的5488户增188户，较49年底，税务局纳税户4975户增701户。基本上把全市工商业者都组织起来，也排除了无照经营。与此同时，工商联展开宣传教育工作，首次组织工商界各级负责人，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学习政策法令，树立爱国守法观念、为推动各项资改工作，在思想上打下初步基础。 为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整顿市场，政府具体措施：（1）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如国民党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大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军粮仓库以及省、县银行和仓库设备。没收属省建设厅的芜湖火柴厂（原大昌）、芜湖自来水厂以及属交通厅的航运站和轮船、汽车修配厂和汽车等。没收帝国主义经济的设备，如太古、怡和轮船码头、趸船、货栈、米厂、仓库以及美孚、亚西亚各石油公司的油库、洋油栈房等。这两种企业都立即转变为国营经济。（2）取缔黄金、银元黑市交易，禁止金银私自买卖，凡私人持有的金银，只能向人民银行兑换。解放前后，芜湖黄金、银元贩子，充满街头巷尾，黑市场交易猖獗，影响物价，扰乱市场。据后来店员揭发的材料，此时银楼业者也暗中搞黄金长途贩卖到东北或广九等地。人民政府整顿市场的第一步，是严肃取缔金银私自买卖，黄金、银元贩子，很快就销声置迹。由于禁止金银自由买卖，当时老宝庆、新天宝等34户银楼，相继歇业，业主多为江浙人，携资回乡转业，约计34户的资金，共黄金4645两。（3）整顿金融，废除金圆券、关金券、法币，稍后，又发行人民币，统一货币。（4）改变米粮交易方式；取消原来的“米市”。解放前夕，交通阻绝，芜湖粮食紧张，粮商乘机抬价，人心慌恐。芜湖一解放，人民政府立即调进大量大米，限价供应，民心安定。旋即禁止米粮私运出口，统一由政府粮食部门调拨，保障军需民食。碾米厂、砻坊照旧加工生产。小粮行米店，限价交易，买卖大米在20包以上者，须向新设的米粮市场管理办公室报核。因此米价平稳，供应充足，从市场稳定，抑制了物价波动。这个时候，因旧米市取消了，芜湖大粮号即米粮采运业（经营出口）28家，先后歇业，他们拥有的资金共约四十五万担大米。其中义和米号携资及碾米机器转赴淮南市开业，业主张德裕曾任该市工商联副主委；有些大米号掺有官僚资本的，多挟资逃往上海或香港，有些中小粮号改换招牌，缩小经营，保持房地产。（5）自然淘汰无销售市场的行业：各大国营公司相继开业，基本上领导了市场，掌握了货源与价格，有些私营行业没有市场而自然被淘汰了的，计有钱庄26户，另有几十户地下钱庄早已悄悄收歇，纱号38户，盐号（采运批发）108户（食盐改由国营公司直接批给零售商店），零售面粉行业全部歇业（美隆面粉厂批价与零售价大约持平，无利可图）。此外，没有销路的迷信品行业、酒楼、舞厅、茶社也相继歇业。据50年2一6月统计歇业共538户。 “限制”在以后的资改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如限制非法经营、限制暴利、限制抽逃资金等等、这不是消极限制，而是积极支持工商业正当经营，维护工商业者合法利益，对“资改”始终有促进作用。 2、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时期（50一52年） （一）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解放后，芜湖明远、裕中、大昌、美隆、益新等工厂陷于半停产或停产状态，人称当时“只有两个半烟囱冒烟”，工厂发不出工资，工人生活困苦，对此政府立即贷给大米，作为工资，维持工人生活，调拨原料，支持生产。对益新面粉厂资方张一真不在芜市，欠发工资甚巨，根本无力复工，政府经与资方代理人，协商，以大约十万元现款买了这家工厂，并立即开工。对于裕中纱厂政府致函原资方（裕中原属上海荣家纱厂集团），请增资恢复生产，当即得到复函赞同，稍后，裕中遭火灾停产，上海民族资本家顾鼎玉将存在香港整套纺织设备全部取回，经华东有关部门决定，运来芜湖，投入裕中纱厂。原资方荣广宏也尽力增资，扩建成芜湖纺织厂，到53年恢复并扩大了生产，业务发达，厂里职工称为“难忘的53年”。自来水厂并入明远电灯公司，扩展改为公私合营明远水电厂。对于其他工厂，分别情况给予来料加工、收购产品或给予银行贷款，协助恢复生产。 芜湖市场经过整顿后，消除过去消费性的的虚假繁荣，一度生意清淡，营业不景气。50年六月以前全市商户营业额月平均一万元左右。政府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如张恒春国药号、胡开文墨庄、酱坊、百货、五金等行业，鼓励扩大经营。并采取多种销售形式，扶助大批商店和手工业恢复营业。如安排货源方法，给予代购代销或加工订货，柴炭、竹木、鸡鱼、肉蛋等行业为土特产公司代购大量此类产品；百货商店为公司经销代销各类商品；手工业、碾米厂、砻坊接受公司加工订货，给予加工费或统购包销；小粮行曾为粮食公司代购大批稻谷。在资金周转方面给予扶助，或到银行贷款，或预付代购资金，或代销完后付款结帐等等，使原有工商业对发展生产、城乡交流、保障供给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据49一52年的统计，仅以花纱布、百货、粮食三个公司为例，加工订货、代销经销棉纱31,017.6件、棉布296,504匹，大米8,298万斤，稻子5,165万斤，面粉83,827.14袋，白糖910,229斤，毛巾9,292打，袜6,627打，纸张1,032令，牙刷77,030支，支付工缴费1,219,973元，让出三个门市和343种商品给私营商户经营。因此商业很有起色，51年七月份营业总额增至17万元，八月份增至25万元，九月份增至40万元，失业人数由原来的五千人减少到二百人。50年底工商户由解放初5488户增至6860户，其中工商户增602户，机坊增870户。 （二）私私联营 由于限制了一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有些生产设备过剩，如砻坊、碾米厂部分停产。有些商业网点过剩，没有多少生意可做，门市冷落。因此一些工商业者自发的联合同行业组织股份公司或联营社、以求减少开支、扩大营业。49年6月13日成立的“芜湖碾米堆栈业加工运销合作社”，是由恒康米厂等15家合股组成，呈报工商局批准开业。由于米市已改换经营方式，不到半年就自动解散。与此同时陆续成立的有：（1）合群百货公司，由元裕和等14家大百货店合股31,800元，设五个部门，一个驻沪办事处，14家店员66人，资方21人转到公司任职；（2）50年3月成立报关汽车组运输联营社；（3）5月成立船舶组报关联营社（30户）；（4）6月成立柴炭江口联营社（24）户；（5）11月成立度量衡联营社（手工业）；（6）11月成立猪肠衣联营社（5户）；（7）51年4月成立皂烛碱联营社（21户）；（8）8月成立建业颜料股份有限公司（11户）；（9）八月成立皮革联营社（51户）；（10）9月成立油糖杂货股份有限公司（8户，绸布店1户）；（11）9月成立益农山货篾器联合营业处（31户）；（12）11月成立合众服装联营社（13户）；（13）11月成立毛巾帽袜手工业联营社（13家）；（14）成立油漆作联营社；（15）成立联合书店；（16）52年1月成立芜湖猪鬃加工联营社（9户）；（17）成立机器制造业第一合营厂（10个厂联营）；（18）成立合众牙刷厂。此外还有糟酱业联营的红星公司、大众布店、鱼业联营社以及政府组织军烈属成立三个粮食加工联营社（富民桥、码头口、南门湾三处）。以上私私联营，都是自发成立的，主管单位既不提倡也不限制，其中属于工业的、手工业的联营社，联产联销，大都增加经济效益，而商业的联合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都含有暗中抽逃资金，仅以表面的生财、存货入股、推卸店员、学徒工资担负的企图，实际是变相歇业。例如合样股份有限公司由于私方各怀鬼胎，投机取巧而于52年倒闭，负债累累，受到法院以“反利用”、“反限制”、“反改造”罪由的处罚，便是典型。因此私私联营商店动机不纯，资方夺权争利，营私舞弊，大都亏损。市工商联针对此种情况，及时进行改组调整，另行组成18个联营社：手工业七个（毛巾、帽袜、棉织、铜锡器、度量衡器、皂烛碱、线绳、制鞋），零售商三个（小百货、食盐、猪肉），加工业三个（成衣、猪鬃、皮革），行纪业三个（水果地货、猪行、猪肠衣），机器制造联营社一个，机器卷烟联营社一个，此外还有汽车运输联营社一个。经过调整后的联营社都加强和改善了经营管理，业务上升，效益显著，如皮革联合社增至40户，增资一万元，到52年七月获利一万多元，八月改组成立“芜湖皮革厂”。又如棉织联合社采取“分散生产，集中销售，统一经营”的办法，到52年六月，机坊增至两千多户，织机增四千多张，大大增强了接受公司来料加工的能力，51年下半年即自销棉布40多万匹。私私联营形式，是资改初级阶段新事物，对全市工商业改造、起过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三）改革税制，废除苛杂 解放前，工商界苦于苛捐杂税。解放后，市人民政府在50年初，公布“芜湖市工商税务法则条例”，对工商业只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两种，废除一切苛杂，并目简化征税手续，商民称便。针对原商业户多用旧式帐薄，票证不全，而且家店不分的情况，征税办法分为三种：①自报查帐②民主评议③定期定额。51年元月征收49年下半年所得税，政府依据同期营业税总额，下达所得税额为两万担大米，按行业民主议评分摊，限5月5日交毕。通过多次大会小会，几上几下，议定97个行业分摊大米的数额。例如绸布业3,308.6担、五洋业3,070担、杂货纸张业2,131担、百货业2,150担等等，然后各业公会再分摊到户。因为营业总额不能反映真实利润，实际各工商户盈亏不一，因而评议到户，不免畸轻畸重，有些商人叫喊税重，说什么“税光不如吃光，吃光不如分光，早光早好”。这一次所得税虽然政府准予减少三千石并一再展期，终未如数如期征足，而且有些商号乘机抽逃大量资金（据省经委总结）。 市工商联吸取这次教训，立即采取措施：（1）进一步开展爱国守法教育，纳税就是爱国守法行动。（2）发行统一格式的发票凭证15类37种，分别交由全体工商户使用（3）推行新式商业薄记帐册，并且培训会计人员，两期共290人，统一会计科目，帮助各工商户建帐。（4）辅助成立纳税互助小组（邻近的四、五户为一组）进行“储税”。分“双储”（营业税和所得税）和“单储”（营业或者所得税）两种，税金储入银行，随征随缴。（5）52年“五反”后开始评定“自报查帐户”，报税局批准，到54年有四十多户。这四十多户都是会计制度健全的大户，如张恒春，源记胡开文以及一部分联营社。通过这样的辅导，并经过“五反”运动，税收工作大大改进，如征收52年1一6月份所得税，就在限期内交纳税款百分之九十，秋季营业税，由各行业集体缴纳，并互相挑战，整队游行交库。此次推动建帐，不但改进经营管理，有利于税收，而且为以后公私合营，清产核资，打下基础。 （四）协调劳资关系，实行劳资两利。 解放后，在市总工会领导下，工人和店员加入工会，成为国家领导阶级，彻底改变了雇佣地位，劳资关系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资本家对待雇工各种压迫剥削的陋规废除了，工人、店员的八小时劳动工时制（当时定为十小时）、工资待遇、权利义务（其中有监督权）都有新规定，并且予以法律保证。这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新的劳资关系确立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旧关系的影响，常常引起劳资纠纷（多为解雇、调补工资、改善伙食间题），50年8月，市工商联依照政策成立“劳资协商委员会”，协调劳资关系。到52年底，辅导各行业建立协商分会81个（商业63个、工业18个）签订劳动契约、合同、协议书178件。工商联召开劳资协商会议327次，参加市劳动局调解会议124次，资方受处罚84起，劳资关系逐渐正常，劳资纠纷得到缓解。 （五）宣传动员工商界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参加各项爱国活动，以实际行动改造思想。 （1）49年秋大水后复堤，动员工商界捐助土方三万方代金450担大米。（2）49年7月，领导工商界踊跃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48,078份，合人民币370,000元。（3）50年秋天，发动工商界救济皖北水灾灾民，募捐寒衣12,496套。（4）50年11月，工商界响应政府号召，捐献社会救济基金20,259元。政府发放救济金时，工商界有四百多困难户也受到救济。（5）50年冬季，工商联举行大规模宣传教育活动，支援抗美援朝，连续召开14次宣传报告会，12月，平壤解放，工商界7000多人参加祝捷大游行，51年，发动10,000多人参加“五・一”反美游行大示威，8500多人在呼吁世界和平书上签名，七月，动员捐款30万元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到十二月五日，工商界共计捐献320,971元，超额9.99％。还同时组织七次慰问驻芜志愿军伤病员，致慰问金14,316元，慰问烈军属代金1,594元。综合以上情况，49年秋到50年底，工商界共献出现金726,977元，大米450担，寒衣12,496套。 （六）开展“五反”运动、打击不法，教育落后。 到51年底陆续查明：①偷漏税9039户，偷漏税款962,238元，②偷套购国家资财1036户，盗窃金额381,037元。③50年，偷工减料380户，受损85,724元。51年，偷工减科802户，受损金额120,239元，④盗窃经济情报8户，国家损失7,296元。⑤行贿872户，贿款80,403元。政府针对以上情况，52年2月，正式开展工商界“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运动中，市成立了“五反”检查办公室，向各行业派出了检查队。工商联也积极协助配合开展运动，连续召开22次动员大会；各公会负责人和工商业者共8033人参加公会座谈、讨论，作检查的共8,096人，收到检举材料700多份。经过三个多月的激烈斗争，“五反”取得丰硕成果。全市6952个工商户中（包括歇业827户在内）守法户4,093户，占58.88％，基本守法户2116户，占30.43％，半守法半违法户715户，占10.28％，严重违法户20户占0.29％，完全违法户8户，占0.12％，决定退补罚金有483户，罚金共408,561元。 （七）组织工商界参加物资交流会，扩大营业。 52年5月，“五反”结束后，一些商户情绪不安定，抱消极态度，市场出现萧条情况，政府采取措施，予以扶助：①扩大加工订货，增加来料加工的工缴费，银行发放低息贷款，调低补征51年所得税，违法户补交罚金展缓到十月缴清等等。②工商联组织一批工商户参加华东区三处和安庆、济南、上海、武汉、合肥、南京等地区十五处（省级四处，中级市场十一处）物资交流大会，组织本市土特产展销洽谈贸易。计展销总额共2,550,000元，工业占25.25％，手工业品占33.04％，土特产41.71％，市场又重新活跃起来，商品销售额呈上升趋势。 关于物资交流会：早在51年5月，第一次皖南土特产物资交流会曾在芜湖举行。疏理流通渠道、活跃城乡经济，是这次交流会的目的。本市工商界参加三馆六部展销，计土特产馆的食品部、竹木部、皮毛部，农业馆的水产部，工矿馆的手工业产品部、国药部。样品1659种、6045件。另有29个行业在展厅设零售部。展期5月21日—6月24日，成交总额47,075元，展厅零售18,008元。渔业联营社与天津市挂钩，运销一批鲥鱼；芜湖剪刀运销东北地区，虽总成交不大，但得取得了经验，为52年参加外地展销打下基础。这种物资交流会，是“资改”中的新事物，培养集体经营思想。在解放前“同行是冤家”，芜湖没有举行过这种物资交流展销会。 （八）组织工商界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52年10月，遵照芜湖市政协学习委员会的布置，工商联成立学习分会，设办公室和辅导组，参加学习的有各业公会骨干142人，分编11个学习小组，主要学习《共同纲领》及有关文件，分七个单元，学习重点放在经济政策这一单元上。为进入资改新阶段，做好思想准备。 三、53—55年“资改”阶段一安排转业、并点联营。 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年，芜湖资改工作进入新阶段，加工订资、统购、包销代销方式，逐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引入计划经济轨道。市工商联筹委会于53年元月23目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工商界联合会，选举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加强对工商界的组织和领导，在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和市委统战部领导下，进一步协助政府“资改”新阶段的工作。 1、置新划分资本主义工商业分类，建立统计报表制度。 53年4月，国家颁布《私营企业统一分类办法》，市工商联遵照办法规定，经过调查研究，把原来90多个行业划分3种25类，与中央统一规定的统计报表格式、项目对口，使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总体之内。甲、工业：①金属加工；②材料加工；③纺织；④缝纫；⑥皮革；⑥皮毛；⑦油脂香料及化妆品；⑧食品；⑨印刷及文教用品；⑩其他工业，共计十类。乙、商业①粮食；②其他食品；③燃料；④纺织品；⑤日用百货；⑥文教用品；⑦建筑器材；⑧医药用品；⑨代理商；⑩衣帽鞋类用品；⑪其他商业，共11类。丙、其他：①饮食；②建筑；③运输；④服务业共4类。市工商联进一步辅导工商户使用新式薄记，统一科目，并按25类行业各设统计员一人，每月按表填报，由工商联汇总上报本市、本省和中央统计部门。与此同时，按新分类改组成立同业公会55个，同业委员会9个，行商联合会1个，摊贩联合会2个，到53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情况列表于下表：项目机器工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行商摊贩总计户数5130711562103741527438879资金（元）6231791922730203849348080103930538704601838职工数750534315291670//9292资方人数221808530961626415274316186资方家属人数66872596195337062966682508953年营业额127114010980657213973493440037/196640438055087表格附注：1、工商业从业人员总数为25478人；2、工商户数与解放初比较，工业手工业有增长，商业户减少821户，商业资金减少274241元。 2、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 53年10月国家颁布过渡时期总路线，工商联即组织工商界举行报告会，座谈会，进行学习讨论。54年3月在市委学习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工商联学习分会加强领导，按总路线、总任务以及有关文件，分为五个学习单元，按行业划分学习小组，每星期三、五学习讨论，每次不少于三小时，历时半年始告结束。其间曾举行大型报告会20次，每次各小组排列名单率队报到听讲，总计到会听讲36,747人次，比较大的三次报告会听讲人数平均达3963人。通过这次学习，工商界绝大多数人盼望早过渡，但也有极少数人心怀顾虑，暗中抽资逃资，只卖不进，甚至拍价掺假，有的变卖生财，大吃大喝，55年查处这类案件一百多起。 3、在总路线指引下，安排一批工商户转业、私私合营或公私合营。 53年到54年先后实行粮油、棉花、棉布统购统销，计划供应，芜湖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三多一少”现象，即商店多了，店员多了，开支多了，营业少了。市工商联研究决定安排一批工商户转业，避免空耗资金、店员失业。53年12月即行试点：①安排米粮业六个联营单位（原66户联并）合资89,129元，筹建“芜湖光华玻璃厂”，安置从业人员85人。随后又增入五金、颜料、陶瓷8户，资金105,748元，安置从业人员85人，②安排皮毛骨角五个行业19户，合资39,009元，筹建“芜湖光明畜牧场”，安置从业人员35人。以上两企业均在54年投产。 54年7月，省工商联发出《关于做好私营商业转业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很及时，适合当时资改情况，据统计：54年1-8月全市商业营业总额月平均97,28元，店员工资伙食开支月平均21,199元，占营业总额22％，加上房租水电、税收，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私营工商业者都盼望早日安排过渡，摆脱困境。据此，市工商联便作出全面安排，在自愿私私合营的基础上，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后进”的办法，清资合股，安排转厂并店。在商业方面：①安排颜料、烟酒茶食、陶瓷行业部分批发商户，包括建业颜料公司等19户和国药业王太和、同涵春、慎昌三户转入光华玻璃厂。②安排新药业济成、大生等四户组成芜湖长江制药厂。③另有毛骨业七户转入光明畜牧场。④棉布业座商50户中并店组成代销店2个，经销店12个；行商摊贩23户与国营公司建立批购关系。到55年6月，除张恒春国药号公私合营外，陆续得到安排的计有粮食、油料、煤及煤球、烟酒等19个行业357户（759户并成），其中五金业立丰、大有丰二户转入第一铁工厂，组成代购鸡鸭鱼蛋商店2个；代销文具商店10个；百货经销店16个（23户并成）；批购店5个；五金经销店3个；批购店5个；新药经销店3个；国药经销店6个（41户并成）；油漆颜料经销店3个；茶叶经销店10个；煤及煤球经销店10个；文娱用品经销店2个等等，合资总额322,763元。安排从业人员1273人，其中国营公司吸收287人。在工业方面到55年底，计有13家先后实行公私合营：①明远电厂②芜湖纺织厂③芜湖玻璃厂（原光明玻璃厂）④美隆面粉厂⑤红星金属制造厂⑥第一铁工厂⑦第二铁工厂⑧华侨鞋厂⑨华福工业社⑩合众牙刷厂⑩惠源冰厂②上海肥皂厂③芜湖长江制药厂。在手工织布业方面：54年秋，撤销原来的联营社，成立9个加工组，由同业公会领导，每组设业务员3人，统一接受公司加工订货，自负盈亏。其余一部分商户以及行商摊贩以条件不成熟，留待以后安排。以上这些转业、私私合营、公私合营的安排，基本上改造了芜湖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面貌，主要的市场供销归国营公司掌握了，向国家资本主义高级阶段过渡，乃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安排后的资方人员思想有各种各样情况：①资方在私私合营单位闹地位、闹待遇、不团结。②私私合营时店员被吸收，乐于丢包袱。③供给制思想：店是经理的，货是公共的，到月拿工资，管它是盈是亏。④三怕：一怕待遇低，不能维持家庭生活；二怕店员监督，管到家庭私生活，管得太宽了不自由；三怕劳动丢面子。⑤打小算盘：想用老婆出面另开夫妻店或自己抽时间做小工、拉车。⑥盼早日公私合营：一则希望有公方代表来主持，免得私私争权夺利；二则看到公私合营较早的明远电灯公司合营后的私方股东第一次按股拿到红利，受到鼓舞，有了盼头。由于有了以上各种思想存在，私私合营单位的经营管理仍然是旧的一套方式，私方相互不信任，非生产性开支无标准；店员、资方从业人员待遇不合理，不符合同工同酬、按劳取酬的原则；经常发生私自抬价，少发票，少布证，少现金等等情况。54年底市工商联按业成立“改善经营管理委员会”由干部1人、店员3人、资方5人组成。首先进行各私私合营企业经营作风大检查，建立财会制度、布证专管、轮流值班、规定开支标准、调整工资。接着进行“四比”竞赛，比差错少、比服务态度好、比团结好、比接受意见好。经过一段时间，营业有了起色。 4、对国营经济起助手作用的两件事。 （1）54年夏季芜湖遭受特大水灾，工商界成立抢险防汛总队，下设5个防汛大队，15个中队，每中队配从业人员200-240人，在两个月内出动87个班次；15,030个人工，挖土装包固堤118,870包。派人赴外地采购大量苎麻、毛竹、芦席、麻袋、铁锹、扁担、畚箕等防汛工具器材。成立物资供应工作组，把水作坊、酱坊、猪牛鱼羊家禽、蛋、蔬菜等18个行业组织起来，采购萝卜、粉丝、柴炭等生活必需品，保证市场供应。还组织9个行业22条木船的水上流动销售线，装满粮油等主副食品，准时送到水淹人家的窗口销售，安全渡过汛期。 （2）54年，国务院颁布《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芜湖推销公债计划数为420,000元。元月份，工商联成立20个推销小组，3月20日即由全市9522工商户中的8157户认购公债523,080元，因水灾、并店，实交371,289元。这次认购是按53年底各户资本额摊派，自愿认购的。兹择认购3000元以上的11户列表于下：户名53年底资本认购数户名53年底资本认购数张恒春23850230000华福工业社329944700五洲大药房总部在上海9000美隆面粉厂1075263370上海肥皂厂497466800合营机器厂1215733500联合羽绒厂521386700沅记胡开文349033000周茂盛五金号506906000永和机器厂374393000鼎泰酱园331496000 55年建设公债也以同样摊派方式，认购181,875元，这两次是私方认购的公债，均交作公私合营的股金。59年以后各年公债，均由公私合营单位认购。 5、为全行业公私合营作准备： （1）清查欠税：“五反”后仍有偷税漏税现象，55年1一7月查出偷漏税案1240件，达369户。因此，55年9月，市税务局布置“自查补报，清理欠税”的工作，市工商联组织力量对工商户进行清查帐据，同业摊帐评比，清理欠税。这次清税方针是：“报实不补、补报不罚、查出偷漏、从严处罚。”到11月止，查出旧欠税款153,000元，55年欠税25,000元，限年底补交月入库。 （2）商业大普查：55年10月，市政府布置的这次大普查，与清税结合进行。查清四项情况：1、工商业户和摊贩确数；2、商业从业人员确数；3、商业资金确数；4、其它（如欠税等）。市政府成立普查办公室，下属28个普查组，派工商干部、税务员、工商联委员、工会干部和店员组成。10月15日市工商联召开动员大会，市领导亲自作报告，交待政策。会后分别举行座谈，做到家喻户晓。10月19日，开始普查填表，并吸收一大批中学生参加工作。由于目标明确，都知道要过渡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10月31日即圆满结束。 普查中出现这些情况：1、多报从业人员。有的把幼子，老母也报上了，旧货拖把店中9户都多报一两人，有一户把劳改去的儿子也报了，都希图安排工作。2、摊贩申报踊跃，不是摊贩也填表准备干这一行，以便到公司批货，3、急待安排，如杂商宣家满问：“年里能不能过渡？我再也拖不下去了。”4、怕补税，隐瞒资金和营业额的较多。 普查结果：商业户（包括私私合营户）2,247户，资金1,168,974元，从业人员4343人（劳资双方）。摊贩：22个行业4270户，资金64,147元，从业人员4275人。手工业9个加工组，工业51户（公私合营13家除外）。至此，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条件准备就绪了。 四、56-57年资改阶段——企业改造、公私合营 56年元月，全国各大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迭起。继56年底大普查之后我市，又进行一次各行各业逐厂逐店年终大盘存。市政府又已成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办公室（简称私改办公室），加强领导，全面规划，经过宣传动员、座谈讨论，各行各业纷纷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元月12日起，申请喜报和报喜队，一队接一队的到市工商联、市人民政府呈递全行业公私合营申请书。元月16日，市政府全部批准公私合营。喜讯传出，全市悬灯结彩，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通宵达旦，举行大游行，庆祝资改的伟大胜利。 据市政府资改办公室56年1-3月《工作小结》载明全行业公私合营结果于下： 1、改造范围：工业、商业、手工业、运输业、摊贩。 2、改造形式：1公私合营，2合作化，3改为国营公司门市部，4国营公司吸收，5为国营公司经销代销，6戴帽自负盈亏，7不改造，8取缔。总之，针对各业具体条件，给予适当改造，各得其所。 3、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各业改造形式统计： （1）商业户改造形式统计表：形式行业户数从业人数资金（元）国营公司门市部粮油店413683290 煤及煤球10449295 油漆颜料153330550 小计6644533105国营吸收猪肉361269556 牛羊肉7621214 书店241077 畜产品26752 五金交电4142944 小计5121215548合作化油点馒饼26452415671经销代销制面8315413549 百货22442 文具157453388 杂商7810014910 烟酒茶15623835178 五金交电18276960 小计342595124427统一管理棉布1514371806 水果地货20631446 酒菜面饭10036429716 饴糖3410033178 百货52186116431 国药78120746 新药3133212 文具61810206 茶食糖果3320097806 旅馆7134041258 理发12638045 烟酒茶95414908 陶瓷铁锅74513749 酱作12188145334 木炭柴薪26870 竹藤棕麻82413860 焚化品52526270 小计4051939663088自负盈亏水果地货3360 酒茶面饭581184783 国药66564 文具44488 茶食糖果11421153032 砖瓦石灰23329151 旅馆26455405 浴室2639417299 理发10516911832 钟表眼镜487918929 照相236211901 洗染织补26777149 旧货14817140593 水作10934138363 酱作3510120763 竹木芦席505718982 木炭柴薪662264537 竹藤棕麻9413522903 焚化品16195520 小计6802250283241不改造热水13937814888总计37行224763431168974 （2）摊贩改造形式统计表：形式行业户数从业人员资金国营门市部书摊22701统一管理水果地货26262178带帽经销自负盈亏五金交电25261008 百货2282286321 新药88265 文具34342145 烟酒茶60760719152 水果地货161161793 小计1063106429684合作化蔬菜3683685093取缔蔬菜24824821720未改造牛羊肉2222 茶食糖果6161 国药4949 饴糖122122 饮食413413 钟表眼镜2020 理发242242 洗染66 旧货181181 蔬菜979979 酱作9494 陶瓷铁锅2828 竹藤棕麻4546 其他400400 郊区摊贩9293 小计27962800 总计22行4270427564147 （3）手工业改造型式： ①棉织业全部合作化，成立棉织社13个、针织社2个，共2433户6617人。流动经营、自负盈亏394户395人。②其它20个行业的手工业，内有木器制作51户、金属器制作40户、缝纫皮革303户7012人，按行业实行合作化。 （4）交通运输业：①木帆船共322只1554人，其中175只船公私合营，132只船成立运输合作社2个，15只船自负盈亏。②私营汽车11辆32人全部组成公私合营汽车队。 （5）工业方面：全部公私合营，芜湖纺织厂、明远电厂、美隆面粉厂、新华印刷厂、芜湖玻璃厂、市食品厂（禽蛋）、永康食品厂、红星金属厂、船舶修造厂、上海肥皂厂、华侨鞋厂、猪鬃加工厂、红星针织厂、芜湖轧光厂、芜湖造漆厂、华福工业社、合众牙刷厂、强力帆布厂、长江制药厂、红旗机床厂、江东通用机械厂、惠源冰厂、丽华印染厂、芜湖丝绸厂、芜湖羽绒厂、芜湖灯芯绒厂、芜湖卷烟厂、芜湖畜牧场等等。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商业方面除张恒春国药号、鼎泰酱园两家公私合营、几家大店转厂并店之外、其余各种改造型式的商户，分布广、小户多、经营分散、管理不便，针对这种情况，又按行业成立29个总店，归对口公司领导，加强对所属商店行政管理和业务安排。这29个总店是：百货总店，文具总店、茶食总店、糖果总店、饴糖总店、铁锅器皿总店、纸张鞭炮总店、五金总店、烟茶总店、新药总店、国药总店、砖瓦石灰总店、鸡鸭鱼蛋总店、竹藤棕麻总店、陶瓷器总店、竹木芦席薪炭总店、旅馆总店、酒菜面饭总店、理发总店、浴室总店、洗染总店、照相总店、水果地货总店、酱作水作总店、杂商总店、旧货总店、旧料总店、制面总店、钟表眼镜总店。 4、上海厂商内迁： 以上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工商中，包括一批上海迁来的厂商。自55年至高潮后的期间：首批迁来56人，其中批发24商12人，随厂迁来的42人，支援建设的技工2人，携带10000元以上资金7人，5000-10000元的6人，2000-5000元的8人，2000元以下的27人，无资金的8人。①迁厂资金有数百万元投入新、老企业的情况：芜湖纺织厂（资方顾鼎玉、荣广宏）、芜湖火柴厂（资方唐涤生、吴文濂）、永康食品厂（原上海蓓蓓饼干厂等大小十数家合并成立）、强力帆布厂（资方罗秀娥）、五星针织厂（黄良玉技术支援扩建）转红光针织厂，合众牙刷厂转第一塑料厂，丽华印染厂转锦华被单厂、芜湖丝绸厂。②来芜人员安排：一部份批发商人员在芜安排，但其资金投入合肥长江饭店，其中五人由饭店月补助工资共134元、其他商业人员安排本市商业部门。 此后陆续由上海随厂迁芜的共209人，分别投资扩建红星机床厂、羽绒厂、灯芯绒厂、肥皂厂等等新老厂。 以上这些工厂通过公私合营，逐步转为全民所有制，为芜湖工业发展准备了条件。 5、全行业公私后，对资方人事安排是资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56年9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得到明确规定，对于资本家个人“凡能工作的都由国家有关部门分配工作，不能工作的也酌量给予安置或予以救济，保障他们的生活。”据市资改办公室“资改小结”记载：①工业方面安排职位的38人。其中工人13人中，7人任股长、6人任职员；资方25人中8人任副厂长、17人任科长。②手工业方面安排161人任合作社正副主任，其中资方78人、劳方83人。③交通运输业安排17人为正副队长，其中船主8人，船工9人。④商业方面安排到总店191人，其中干部41人、职工59人、股长91人；安排任总店正副经理98人，其中资方30人、店员38人、干部30人。安排资方任国营公司副经理4人，襄理1人，年龄老大不能担任实际工作的则安排到董事会（56年1-3月）。总计资本家、工人、店员共14,005人，统由政府包下来，都得到适当的安排，利用他们经营管理的经验和技术特长，为社会主义服务。 政府还把53年以前转业、歇业的工商业者收回来，安排在工商企业工作，计有资方45人、店员304人、批发商39人、家属工1942人共2330人。无一人失业。 6、清产核资，定股定息： 56年9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和平过渡的办法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国有化，采取逐步赎买的政策。”并规定“在公私合营以后赎买的形式，采取定息的制度，即在一定时期内，由国家经过专业公司支付资本家以一定的利息。”同年9月，在市政府私改办公室领导下，工商联组成工作组，在高潮中业已清资的基础上，进行复查复核，再由各商户自报互评，确定股本金额。其中有少数倒挂户（资不抵债），仍予保留几百元资金，参加定股。直到57年底才全部结束。经政府批准：领取定息2633户，股金10,897,483元（包括上海内迁厂商资金），其中工业（包括手工业）736户，股金8,765,461元；商业1488户，股金1,480,944元；交通运输业342户，股金630,682元；建筑业67户，股金20,396元。此后有些资本家自愿放弃定股定息并由政府批准共计153户，放弃股金39,267元，其中工业24户5,437元，商业100户22,681元，交通运输业13户10,555元，建筑业16户594元。 全市实际定息2,480户，定股10,868,216元。在清产核资过程中，曾动员工商户拿出家庭私蓄增资。已报的增资计黄金40多两、银元200多枚，连同现金共计124,841元。有的工商户为增资变卖家用物品、手表，有的卖掉儿女结婚的嫁妆。有的不是自愿而是店员与老板算历年利润帐不得已而增资的。如耿福兴老店主在算细帐时额上冷汗直滴。政府发现这些情况，立即制止，不得勉强。后来中央宣布“所有增资，一律退还原主”，本市无论已交未交的增资，概行退还。 伟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芜湖圆满地完成了，资本家个人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通过教育改造，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解放前的芜湖商会（《芜湖文史资料4》第002篇）
作者：芜湖市工商联供稿，许知为执笔 一 芜湖商埠历史悠久，清朝末季，十里长街，驰名遐迩，商业繁盛，甲于江左。光绪二年（1876年）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洋货侵挤之害，甚于他县。光绪八年（1882年）镇江米市移芜，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商贾云集，盛极一时。但工商界所受的封建统治压迫日重，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日剧，苛捐杂税，负担綦重。为了维护工商界自身利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十三帮”商董共同筹建芜湖商务总会，次年（1906年）七月，奉安徽省劝业道工商部批准，颁给关防，正式成立。“十三帮”大致是广肇公所、潮州会馆（这两家均系米粮采运业），砻坊公所，米业公所、钱业公所、布业公所、杂货公所、木业公所、典当公所、药业公所、糟酱公所、茶业公所、烟业公所。 芜湖商务总会成立，开全省风气之先，在这之后，特别在辛亥革命之后，全省各县商会始陆续成立。 芜湖商务总会正式成立后，择花津桥广仁局善堂为会址（今市工商联办公楼），当时只有“十三帮”所属商户注册入会，由各帮开会推举商会董事，组成董事会，选举总理、协理各一人，主持会务。总理之下设坐办一人（同秘书长）、文牍、帐房庶务、收捐员、什役若干人。第一任商会总理李仲洁，系李鸿章之侄，二品衔，招商局芜湖分局经理，并开设钱庄、典当和砻坊，位高望重，受到县府、商界的尊重。宣统元年（1909年），芜湖工务总会奉工商部批准成立，辖通力运输联合会、瓦作公所、铁作公所、木作公所、漆作公所、鱼业公所、剪刀业公所、线带业公所、水炉业公所。这是手工业户的组织，对改良作业、整理行规，颇有建树，民国四年（1915年）奉命并入商务总会。民国七年（1918年）澛港、方村、清水镇均设立分会。民国十六年（1927年），一部分行商和小商贩因不能加入商会，乃成立“芜湖商民协会”分庭抗礼，经常在税捐摊派方面与商会发生矛盾。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县政府解散了这个协会。同时根据南京政府有关法令，规定领照的工商户，必须参加商会组织。 至此芜湖商会始成为工商界统一的组织，辖52个同业公会，十多个直属会员（如明远、益新、裕中、大昌等工厂）。 芜湖商会名称有几次变革，1906年（光绪三十三年）成立时，称“芜湖商务总会”。1915年（民国四年）改称“芜湖总商会”，仍为董事制，改设会长、副会长各一人。1930年（民国十九年），名称仍旧，改委员制，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委员若干人、常委三至五人。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仍为委员制，改设会长，副会长各一人。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改称“芜湖县商会”，筹备期间采用理事制，常务理事三至五人。县商会正式成立时仍为理事制，改设理事长一人、常务理事三至五人。此时办事机构设秘书室、总务、商务调查组。职工二十多人。1949年芜湖解放后，县商会由芜湖市工商联接收。 芜湖商会历时四十三年（1906一1949），可以为分五个阶段：（1）属满清政府六年（1906一1911）；（2）属北洋政府十四年（1912一1926）；（3）属国民政府十一年（1927一1937）；（4）属用伪政府八年（1938一1945）；（5）属国民政府四年（1946一1949）。名称更换三次：（1）称“芜湖商务总会”九年（1906一1914）；称“芜湖总商会”三十年（1915一1944），称“芜湖县商会”四年（945一1949）。 芜湖商会历届领导人，均由各行业商董协商推选产生，每届任期两年，连选得连任。（解放前历届芜湖商会主要领导人名单见附表）。 二 芜湖商会成立以来，主要会务活动有：协调税收和摊派捐款；办理开歇业登记和收取会费。 民国裁厘改税以来，有国税和地方税两种。芜湖设有直接税局和货物税局，直接税局主要征收所得税和印花税；烟酒糖、棉纱、百货、烟叶等税，则由货物税局征收（48年合并为国税局）。另外设有县税务稽征所，征收营业税、屠宰税、房捐等等。此外还有直属海关总署的芜湖海关，按实运货物征收进出口关税，有运输报关行代理完税。 以上各税，除关税外，名义上查账按率稽征，实际上都采取“估征包税”办法，国税则由财政部下达指标到省、县的直接税局；地方税则由省财政厅下达指标到县地方税局，然后由各税局与商会协商纳税总额，经确定后，商会召开董事会（理事会）研究决定各行业分摊税额，尔后开大会宣布，由各同业公会分配到各商户，按期交纳。这种估征包税办法实际上要依靠商会。因此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商会所起的协调作用。但在协商中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商会也曾采取拉拢手段减税或领导罢市抗税，迫使税务部门就范，以维工商界自身利益。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商界以印花税负担过重，反映强烈，经商会向税局调解不成，代理主席陶玉堂召开各同业公会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罢市抗税。罢市之日，家家闭户，张贴标语，控诉税局“重税坑商”，县政府唯恐事态扩大，责令税局降低印花税稽征额。罢市一日，即达目的。此后商会建立“税务调查研究委员会”，专事税务监督、协调工作。 芜湖工商界的摊派捐款由来已久，明清两代有“江篷河夫差银”按长街铺房间数摊派，年达银2004两。后来撤销此项差银改为房铺捐。民国以来又有市政建设捐、教育经费附加等等，这些都归地方财政收入。还有商会自筹的“商团捐”、“水龙捐”（救火会）等。以上各种捐款都是常年的，数目基本固定。此外米市自镇江移芜，设有“江苏米捐局”，按出口大米每石捐银一钱交江苏省，年最高额达银四五十万两，少的也有二三十万两。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裁厘改税，该米捐局始行撤销。 临时捐款则无法计算，凡过往官员接待、驻军搞劳、兴办公益以及社会救济等等所需之款，无不向工商界摊派，而商会则总其成，以求摊派公允。 民国十五年（1926年）江苏军阀郑玉磋借口筹响，率舰来芜，要与驻防军王普夺这块地盘，双方箭拨弩张，一触即发。县政府束手无策，商会会长汤善福临危受命登舰，允给筹饷，要求罢战言和。郑玉磋得款率舰离去，芜湖避免了一场战祸。筹款数额不详，谅不在少数。 凡工商户的开业、歇业，首先由工商户向有关同业公会提出申请，由公会根据规定填表转报商会，经调查核实签注意见，转报县政府，县政府根据商会意见，开业的发给开业许可证，歇业的予以注销。商会设有商事调查组，调查开歇业情况，了解市场物价以及商民对税捐意见的反映，竭诚为商民服务。 至于商户入会，在商会初办时完全是自愿的，只有“十三帮”。民国七年（1918年）凡般实商铺入会注册的达七百五十家。后来捐税增多，应增加会员，减少人均负担，加以南京政府公布法令，规定所有领照工商户必须参加商会，因此凡向商会申请开业、领到营业许可证者，都是商会会员。据统计：解放前夕，全市共有工商户8730户，其中摊贩2404户，行商157户，共有90多个行业成立同业公会71个，入会商户为5488户，其中工业149户（工厂和手工作坊），占0.27％、手工业1911户（主要是手工织布机坊户），占35.36％，商业3428户，占64.37％。 商会的经费，在初办时由在会各帮认捐。后来改为在会董事每人每年筹交会费200元，大行业如米业、布业、钱庄、百货等行业推选董事二人，一般行业推选一人。民国四年（1915）以后，商会董事约二十多人，年收会费约五千元，如日常开支不足或临时需要，经董事会决定后，由各行业摊派。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以后，改由商会派员直接上门向工商户收取，其标准按其营业范围和营业情况，分甲、乙、丙、丁四等，每月收取一次，年终公布收支情况。 三 芜湖商会自成立起，领导工商界于地方公益事业作出诸多努力，兹纪要如下： （一）投资赞助建筑安徽铁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旌德人吕佩芬（进士）倡议集股四百万两，建筑一条自芜湖至景德镇铁路。同年十月，铁路公司推举李经方（李鸿章长子）为总经理，聘挪威人萍文・劳克和日本人管野道三为工程师，着手勘察设计。次年七月芜湖商会成立，总理李仲洁配合其堂兄经方，经过董事会决议，加征出口米贴，每担抽银0.025两作为商股，投资铁路。同年底即交股20万两。但因铁路公司用人不当，管理不善，几经周折，终于解体。虽然此项投资下落不明，但对当年的江边火车站以及芜湖至湾沚铁路基础建筑，尽到一点财力。 （二）修建利涉桥：此桥横跨青弋江，原址北端在宁渊观上首，南端在库子街东头，是当时连接河南、河北主要通道。这座木质结构大桥始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芜湖道拨款建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青弋江上游山洪暴发，水势汹涌，下放木排，失去控制，顺势冲垮此桥，当局责令木商赔款重修，商会董其事。次年新桥落成，结构新颖，甚于往昔，因安装绞车，中段桥面可以按时吊起，便于木帆船通行，故市民称之为“洋桥”。直至下游建造了中山桥，利涉桥才告废毁。 （三）调解电灯费风波：宣统元年（1909年），明远电灯公司开始向长街、大马路商户送照明电，每度电收费0.22元。商家以电费太贵，发起抵制，拒交电费，而公司亦以断电相挟，双方僵持不下。商会及时出面调解，劝导双方都作了让步，纠纷平息。 （四）成立商团：民国元年（1912年）鼎革伊始，芜湖警力不足，米业公所早已招募巡勇，弹压河下。商会为了维持市场秩序、保护商民财产安全，乃成立武装商团。团丁四十人，步枪四十支，分三班。团部率一个班驻宁渊观，另两班分驻湖北会馆和万安救火会。商会任命常董陆廷桢为团长、副团长张九皋、谈尹畊、周廼新。经费、服装、弹药均征收“商团捐”支付。约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芜湖设立行政专员公署，高铁君任专员，将商团并入警察局，薪饷仍由商会负担。（关于商团裁并时间、去向，有三种说法，此为一说）。 （五）创办“万安救火会”：万安救火会成立专业消防队，各大同业公会组织义务消防队，备有手推水龙车以及消防器具，并建三层钟楼，在顶层设瞭望钟塔，发现火情，鸣钟报警，以钟声频率指示火灾地点，出动扑灭。救火会所在即今新芜路交警大队部。救火会经费征收“水龙捐”支付，向全市居民按月收取。 （六）创办乙商职校：民国二年（1913年），商会为会员户培养商业人材，创办一所“私立乙种商业职业学校”，简称“乙商”，招收商家子弟入学。校址在西门詹家巷，1914年夏季招生、开学，七年制，以家计薄记、商业薄记、商业信札。珠算、笔算为主要课程，毕业可达初中文化水平，能写会算。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军兴，“乙商”停办，抗日胜利后并入长春小学。“乙商”先后毕业一千多学生。 另外米业公所很早就办了一所米业小学，校址在“雄观江声”庙里。 （七）救济火灾灾民：民国十五年（1926年）小戏院一带的贫民棚户区，发生一次大火灾，烧毁两三百家草棚，大批灾民就地露宿，饥寒交迫，哀哀无告，而警察局奉命不准再搭草棚，迫使迁离。灾民无奈，只得结队执线香前往商会跪请救济。会长汤善福出面向县政府交涉，获准仍在原地重建草棚安身。这个重建困难解决后，商会又发起捐款，购买稻草、毛竹赠给灾民搭棚，并发放救济金度日，每灾户三十元、二十元不等。灾民生活安定后，群向商会献“万民伞”，树“功德碑”，表示感激。 （八）做好陈调元兵变的善后工作：民国十五年（1926年），驻军陈调元部借口缺饷，向商会勒索十万银元，会长汤善福体恤商艰，拖延未决。陈部不耐，竟于农历十一月三十夜晚，纵兵抢劫长街商店货物银钱，当地不法之徒，也乘机哄抢，彻夜不息，商民损失惨重。 兵变发生后，商会除向省府、国府电告控诉之外，还得办理善后工作，一方面动员商店复业，一方面给重灾商户发救济金。 （九）发起成立安徽省商会：安徽省到民国十五年，已先后成立县商会三十三个。为了加强各地商会联系，民国十七年（1928年）芜湖商会发起成立省商会，由会长汤善福、副会长吴兴周主持筹备工作。同年在芜湖召开成立大会，全省六十个县的商会或工商界，各推选代表二人，重要集镇如三河、固镇、枞阳、襄安、运漕等各派代表一人，共二百多人参加了大会，会议非常隆重，盛况空前。大会推选汤善福为省商会会长，会牌就挂在芜湖商会。这一年汤善福病逝，省商会也随之天折（后来在省会另成省商会）。 （十）重修十里长街街道：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季，芜湖发生特大水灾，西门以外各条街道水深没膝，陡门巷水深三尺，市民不能上街，商业瘫痪。商会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号召各行各业出钱出物，木业供应木板、木料（水退后各自收回），营造业负责施工，自江沿起至西门口止，沿街道两边，各架木板人行道，陡门巷搭天桥，桥上行人，桥下行船，沟通长街、二街、中山路等几条主要商业街道，市民称便，商业赖以恢复。各工商业大户自动捐款、发米、发馒头、施粥，救济贫苦灾民（主要是郊区农村灾民）。 这年秋后水退，十里长街路面被水冲坏，石板摇动，坎坷不平，车辆人行，殊不方便。在商会主席吴兴周主持下，成立筹备处，重新修建十里长街路面和下水道。经过紧张筹款、招工、备料，于次年（1932年）元月开工，动用石匠、民工两千多人，历时一年，于同年十二月峻工。自下长街至西门口，铺设花山长条麻石路面和砖砌下水涵道各长1783米，耗资二万五、六千银元，延用至今。 （十一）领导工商界参加抗日游行示威：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抗日怒潮。同年十一月，芜湖学生发起大规模抗日救亡运动，芜湖工商界踊跃助捐。商会组织数千人的队伍参加芜湖各界抗日救亡万人示威大游行。芜湖国货公司经理洪文斌还邀请学生话剧宣传队，举办为期一周的专场义演，门票收入全部捐献给东北义勇军。洪在首场开幕式上发表演说：“商界爱国，不敢后人，诸位出一块钱买一张戏票，等于出一块钱买一条人命。东北义勇军在那冰天雪地拼命打日本鬼子，我们芜湖同胞誓做他们的后盾，共赴国难！”他说得声泪俱下，观众无不热血沸腾，这周义演，场场客满，效果极大。附解放前历届芜湖商会主要领导人名单：组织名称成立改组年份职别姓名简历芜湖商务总会1906总理李仲洁清朝二品官、驻英领事，总会芜湖招商分局经理、宝善长钱庄、鼎玉当铺老板地主。 协理汤善福清政府捐班四品官，广肇公所、潮州会馆两帮米业总董、德厚祥米号老板。 1908总理汤善福 协理崔星门清政府古阿县知县、砻坊公所董事、崔天福布店老板、地主。 1910总理陆廷桢清政府捐班四品官、钱业公所董事、宝善长钱庄经理。 协理汤善福 1912总理崔星门 协理汤善福 芜湖总商会1915总理汤善福 协理邵侃如清末秀才、杂货公所董事，邵尉和杂货店老板。 1916会长汤善福 副会长邵侃如 1918会长汤善福 副会长李怀芝大土地、砻坊公所董事、开设永丰砻坊、和记复太当铺。 1920会长汤善福 副会长吴兴周芜湖明远电灯公司总经理，（他连任直到1927年三次连选连任）。 1928会长吴兴周 1930主席吴兴周 常务委员陶玉堂清末拔贡、布业公所老董事，布业大户均益祥疋头号总经理。 常务委员崔亮工清末秀才、法政学校毕业，山东濉坊县地方法院庭长，茶叶公会主席。 常务委员余策琴清末两江师范毕业、煤、铁锡炭公会主席。 常务委员李达初米粮采运公会主席，广帮隆太昌米号经理。 常务委员陆廷桢 芜湖总商会1933主席陶玉堂 常务委员崔亮工 常务委员余策琴 常务委员李达初 常务委员陆廷桢 1936主席崔亮工 常务委员余策琴 常务委员李达初 常务委员陆廷桢 芜湖总商会1937会长李慧龙李鸿章的曾孙，精精冰厂经理（日伪芜湖总商会） 副会长龚纶甫芜湖明远电厂经理（日伪芜湖总商会）芜湖县商会筹备会1945主席崔亮工 常务理事虞荫生“国大”代表，钱业公会主席、鸿丰钱庄经理。解放后，镇反时劳改。 常务理事王竹甫特务组织皖南工作队中队长、杂粮米行、浴室两同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后，镇反时被镇压。 常务理事翟本槐国民党宣城、当涂、休宁等县党部委员，糟酱公会理事长。解放后，判刑劳改、病死。 常务理事刘觉民皖南工作队特务、国民党南陵县党部书记长，地主，特务机关所设大生公司副经理，解放后被镇压。 指导员宋贵昌国民党皖南工作队特务，芜湖县政府秘书。芜湖县商会1946理事长李家衷李鸿章后代，国民党芜湖市党部书记长，宝太钱庄经理。 常务理事王竹甫 常务理事翟本槐 常务理事虞荫生 常务理事刘觉民 芜湖县商会1949.1理事长翟本槐 常务理事虞荫生 常务理事王竹甫 常务理事王墨林特务组织皖南工作队队长、镇压。 常务理事陈明宣皖南工作队中队长，明丰米厂经理，劳改。 常务理事严庆荣三青团工人分团主任，五洋同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后逃往杭州、病死。 常务理事周宇清百货同业公会理事长。
作者：尹明钰口述，金弌整理 斛工，在我们这个曾以米市闻名于世的城市，已消声匿迹四十年了。如今，知道斛工与斛行是怎么回事的人不多了。当年斛行里的老伙计，今天仍健在的也只有两三个人，而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斛工在米市的历史上曾留下了漫长的一页，为了有助于人们对历史这一页的了解，我把我在斛行数十年的所见所闻所历讲出来，以飨读者。 一 我今年66岁，祖籍安徽巢县。父亲19岁那年来到芜湖，先是在码头上扛包打杂工。大约在民国初年，父亲22岁时，花了20石米买了外江唐注太斛行的一份股，入了斛行，当上了斛工。 当时，芜湖有三家斛行，他们是汪万源、汪有林和唐注太，分别位于芜湖沿河的上、中、下三段地带。上段为汪万源，控制着大砻坊至金马门一带的码头；中段为汪有林，控制着金马门至江口一带码头；而唐注太则在河南泗关街一带，控制着外江码头。据说，这三家斛行都是在清咸丰年间就已存在，得到官方批准得以营业的。在清朝，领有官方颁发的龙帖，民国则有县政府发的牙帖即执照。三家斛行中，汪有林与汪万源是叔侄俩，而唐注太的老板则为唐大河、唐小河兄弟。 这三家斛行分别拥有一百多个股份，每股20石米。入斛行的规矩很多，得有人引进，花20石米买下一股，再摆上几桌酒请斛行的老板和工友。酒桌上，老板向在座的斛工介绍新来的人，请大家多多关照。这样，就算入了斛行当上斛工了，斛行并不给斛工发工资，20石米买的股份也不分红，斛工的收入是靠上码头为米号斛米挣得的力资。其实，入了斛行就等于获得了上码头斛米挣钱的资格，不是斛行的斛工是不能上码头斛米的。 我的童年是跟着父亲在码头上混过来的。后来，上了几年私塾，因家境困难，十几岁就在码头上打杂工了。先是帮着绞包工提包、张包、绞包，收入很少。廿来岁时，父亲的一些老朋友劝父亲说：孩子大了，长期这样混下去不是事。进斛行搞碗饭吃，也能改善家境。于是，父亲找到老板唐小河求情，唐较爽快，一口答应，免交廿石米股钱。于是，父亲请了几桌酒，我就正式成为斛工了。当年，为了进斛行，父亲买了五斗米在家教我练斛米。一斛米为二斗半，需要不停地提起放下，得有把臂力。还要求迅速地将斛子装得满而均匀。几天里，我不停地用笆斗插米往斛里装，很快就学会了“旋斛”和“扑斛”这两种斛法。旋斛，就是把笆斗或簸箕中的米倒入斛子的最后一刹，手腕一旋，米均匀地铺洒在斛面上。扑斛，则是将米倒入斛子的最后一刹往前一扑，斛面的米平平整整。 记得，我第一次上码头斛米是在大巷口（宝塔根对面）的一艘小船上。那天，一个斛工有事未来，临时由我顶替。谁知，上船一看，我的头皮都麻了。船上装了七、八十石黄豆。我在家练的是斛米，可没练过斛豆啊。更何况圆溜溜、光滑滑的豆子比米要难斛得多。可是，既然来了，就得撑着。我不慌不忙地放下斛子，用笆斗插起豆子往斛里装。只见，手一斜，黄豆哗啦一下把斛子撞得往前一跄，很快漫过斛面沙沙地落在船板上。一旁的船老板急了，忙喊起来：斛师付，帮帮忙！我哼了声，可手仍无法控制住笆斗里的豆子。几石斛下来，船老板再也按捺不住了，大声叫超来：这豆子不能卖了，象你这样斛，我连船都得赔进去。那时，我年少气盛，心服口不服，嘴上还很硬：你不卖，我还不意斛呢。双方一闹开，米号、米行的老板都上来了。这时，一直坐在旁边的斛工胡克敖心里明白，连忙走上来说：“别吵别吵，船老板，我来斛吧。”于是，我也就顺势下了台。 第二次，我到春安码头（今四号码头）上工，又遇上了斛玉米。玉米虽然比黄豆好斛些，可对我这个生手来说也算难的。手稍一松，斛面上就堆起了一个小坟包。结果，还是别的斛工帮了忙。这之后，父亲在家弄了些黄豆，玉米等，教我斛，并嘱我在斛这些杂粮时，手里的笆斗要放平一点。通过苦练，我终于过了关。经过这两次周折，我重新走上码头，成为合格的斛工。 二 在旧芜湖米市上，经营米的买卖的行业主要为米号和米行。米号以代各地米商采运米粮出口为主要业务，有广州、潮州、烟台、宁波四大米帮，四十余号。米行则以介绍卖方出售粮给采运商（米号）为业务。而斛行则为买米方提供斛米服务，相当于今天的过磅。 每天早上，斛行都要将斛工们名单开列出来，挂在外面。米市开始了，米号和米行两家的出水（米号的出水又叫挡手，是负责检视米样的人，米行的出水又叫卖样），都是经验丰富、尺码极精的人，米抓在手中一看，就能分辨出米的糙细、干湿、碎整及种子含量多少，分别代表买、卖双方开价杀价。当价格谈妥后，就由为号家服务的绞包工去斛行喊斛工。绞包工根据排出的斛工名单任意抽叫，叫到名字的斛工便上船斛米。 装米来的船有大有小，大则数百石上千石，小则几十石。碰到大船一下就能挣上可观的收入，小船的生活则少得多，这全凭运气。一般来说，斛一石米，工钱在3分6厘左右（随米价上下浮动），由米号支付。斛工只记帐不直接从买方取钱。钱由米号给斛行，斛行老板按三七或二八扣的规矩，抽去一部分（每石约1分多），再支付给斛工。 经斛行老板这一扣，斛工到手的工资就不多了，加上不是每天都能干满活，因此，斛工的生活都很困难。于是，斛工们总得想法子弄点外贴。斛米是一个门道很多的行当，一石米可以斛成八、九斗，也可以斛成一石一、二，全在斛工的手上。那时，船家运米来芜有两种。一种为包壳子，即卖主将米实数包给船家运至米市卖掉，多了是船家的，少了得由船家赔。这种运输费较高。另一种叫不包壳子，即船家只管运，多少不管。这种运费低但途中米的损耗大，即便卖家押船而行，也无法堵住船家途中放包的漏洞。因此，当时船家运米来芜基本上都是包壳子。这样，船家在斛米时，对斛工就格外客气，都希望斛工手下留情，照顾一点。斛工们就利用船家们这一心理弄点外贴。 一般情况是，斛工上船后，斛上几斛米，船老板就会喊道：斛师付，手上帮帮忙。斛工停下答曰：好说，好说。当下看看仓里的米，伸出指头示意30或50，船老板认为可以，一点头“就这样”，于是斛米方才正式开始。 只见，斛工双腿叉开在船板上站住，船仓里的船工用一个大簸箕插入米中，然后将装满米的簸箕抛上船板，斛工一把接住，倒入斛中，双手手腕一旋，米匀称地铺盖在斛面上。接着，斛工一手提斛，一手用趟子（一种圆木棍）在斛面上一刮，米象无数白色的蚂蚁在斛面上爬动，尚未停下，斛工已将米倒入麻袋。麻袋装满后，绞包工将麻袋口绞好，运下船去。当米斛完后，船家立即把外贴钱支付给斛工，从不失信；另外，将船仓底的潮湿米送上一斛日“空仓米”，以酬劳斛工。 作为经营米粮采运业的米号，在斛米过程中要派人对斛工进行监督。通常的情况是，当一船米斛到一半时，米号会从斛好的米中抽出几麻袋，进行过秤。如果，上下稍差一点也就算合格了，误差过大就要全部重斛。不过，这种事几乎不会出现。 对斛工来说，最怕碰上的事是“校斛”。所谓“校斛”，就是来号的监督人发现斛工斛米时有明显的克扣现象，要求停斛并立刻对刚斛过的米进行重斛。如果校解后误差达到数升以上，号家就会二话不说，提起斛子就走。上了码头，好说的将斛子交给斛行老板，不好说的则当下砸烂斛子。此时，斛行老板就要出面了，除了训斥斛工外，米号要对该斛工予以罚款，斛行还得请酒陪不是。这些钱都得从斛工工资中扣。因此，斛工们都很谨慎，避免被米号发现自己做的手脚。既使遇上了校斛，也要想方设法使校斛合格。为此，斛工与绞包工关系甚密，相互配合。当米号监督人临近时，绞包工便示意斛工，斛工会以旁人难以察觉地速度将米操起呈上浮感，同时迅速地把米倒入麻袋。如果出现了校斛，绞包工就利用换撤麻袋的机会，将手插入米中用袖筒偷偷带米进去，使校斛无法发现问题。 在斛米的过程中，出现装头盖面的情况，也要停斛，所谓装头盖面，就是船上的米与样米不符。米号监督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便会下令停斛，要求退货。于是，米行与米号双方重新交涉，一般是不会退货的，但价要往下压，直到重定的价格双方都能接受才可开斛。斛工在斛米时，发现潮湿霉变的米是不能斛进麻袋的；否则，被米号发现，麻烦就大了。 三 旧芜湖的三家斛行，在1937年以前彼此是各占一块地盘，井水不犯河水。抗战爆发后，芜湖沦陷，三家斛行合为一，打唐注太行号，加强了内部的联系。 在我的记忆里，三家斛行的老板以唐家老大唐大河最为奸诈。其人五十来岁，有鸦片烟瘾，黄皮邋遢，骨瘦如柴，终日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然其肚里装满了坏水，总是想着法子搜刮斛工。当鸦片抽得手头紧张了，唐大河就得想着法子找借口卖股份，这种卖股份完全是卖空头，老板什么都不出就能获得几十石米，还有吃有喝。而斛工人数增加了，活计还是那么多，斛工的饭碗不断地缩小。特别是三家合并后，唐大河要卖股，其他两家也要卖，一卖起码就是三股。斛工们对此深恶痛绝，但又敢怒不敢言，只能在私下里骂骂消消气。平日里，老板家添丁进口、红白喜事，生日做寿，斛工们都得凑份子，每次一人得出几块袁大头，一年下来，对斛工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因此，斛工的经济都很拮据，家庭生活非常困难。 民国廿几年，在码头上曾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械斗，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械斗的起因，皆源于码头上抢饭碗。 第一次是绞包工的正帮与散帮之间的械斗。芜湖码头上的绞包工，分属于各家米号，约有三、四百人。米粮过斛后，由绞包工用针、麻皮缝合粮袋口，按缝合粮袋的件数向买方收取绞包费作为工资。民国廿年左右，码头上来了一些打散工的，他们袖口别着一根铁针，手里抓着一卷麻皮，在码头上逛荡，看见有绞包的活计、抢上去就干。这些人日渐增多，挤占了不少正式绞包工的活计。这样，便引起了隶属于各家米号的绞包工的不满，彼此之间时常发生口角和争斗。当时，称这些隶属米号的绞包工为广帮，称打散工的为散帮。散帮的人数愈益增多，双方的磨擦不断扩大。大约在1933年秋天，正帮与散帮都感到长期争执下去不是事，于是各派代表相约于老洋桥下（今中山桥南榨油厂）谈判。届时，正帮的代表马老小由陶再树等绞包工陪同，来到了老洋桥与散帮代表会面。双方正谈着，突然，一群散工（约数十人）从老洋桥上下来，看见正帮的人，立刻冲到附近的杂木市场上，抢了碗口粗的杂木棍，人手一根，叫骂着向马老小等人扑来。马老小未及逃跑就当头挨了一棒，头颅破裂，倒地而亡。陶再树等一看不妙，撒腿就跑。陶跑到老洋桥下被追上，乱棍打倒。陶遂即装死，方才保住了一条命。 此事发生后，在芜湖引起了轰动。正帮与散帮的官司打到了县政府。县长老爷可不管工人们之间的纠纷。米号老板也撒手不问。双方之间相互指责，不断扯皮，马老小的尸体放在老洋桥下，盖了一块芦席搁了许多天，当时天气较热，尸体已腐烂发臭。绞包工们再也看不下去，凑了些钱把马老小给安葬了。被打成重伤的陶再树就更惨了。米号老板不闻不问，陶作为一个穷绞包工，哪有钱治伤。后来，双眼瞎了，只得沿街叫喊乞讨，了却一生。而正帮与散帮之间的这场械斗则不了了之。 第二次是斛行与砻坊之间的纷争。旧芜湖的砻坊业一直很发达，有数十家之多，最大的有雷丰、崇余、恽氏等砻坊。每家砻坊因代客加工稻米，都备有自家的斛工。按规矩，这些斛工只能在砻坊内斛米，不能下河、上码头。后来，砻坊自家买米就让自家的斛工下河斛。这一来，就抢了斛行的生活，斛行当然不答应。有些青年斛工血气方刚，看见砻坊的斛工下河，就砸他的斛子。双方矛盾愈结愈大。约在1934年的某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各家砻坊集中了自己的斛工，又在外面请了一些地痞流氓作帮手，聚集于雷丰砻坊，各持木棍、匕首、大刀、长矛、九节鞭、三节棍等，准备与斛行大打一场。三家斛行老板发现事情不妙，也把各家的斛工集中起来，配备了各种凶器，准备迎战。老板对斛工们说：“砻坊要抢我们的饭碗，我们必须跟他们干。站着是你们的，躺倒是我们的。”（意为：打伤了由老板出钱治，打死了由老板出安葬费、抚恤费）。鼓动斛工与砻坊的斛工械斗。从那天起，老板便将斛工的工资停发，集中备用。同时，又由唐小河、汪万源俩人出面，邀集了一批社会上的混世魔王，双方摩拳擦掌，一场大规模的械斗随时都可能发生。 那年，我只有十岁，跟着父亲后面跑来跑去。我记得，当时从老洋桥到箱子拐一带的茶馆、酒楼，全被砻坊和斛行包了下来，整天开着流水席。以泗关街为界，向北为斛行包了，向南为砻坊包了。双方相持了几天，钱花得象流水。这时，双方请来的人彼此都相识，他们之间不愿兵刃相见，于是出来圆场。最后，双方以谈判了结了此事。谈判的结果确定：此后，砻坊买的米少（三、四十石）由自家斛，多则由斛行斛。外面买的米，砻坊不得插手斛。 1938年日寇占领芜湖后，三家斛行合并，斛工们自发地成立了斛业工会，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砻坊重新向外扩张，斛行与砻坊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与此同时，码头上绞包工的正帮与散帮之间亦加剧了磨擦。正帮与散帮为了组织起来与对方斗，分别成立了“大公堂”，“小公堂”。 就在码头上的多种矛盾纠葛中，有一个人却因此出人头地，大发横财。此人叫黄公明，安徽寿州人，身高1米8开外，大块头、方脸，明眼瞎，操一口浓厚的寿州腔。强记博闻，凡与之说过话的，第二次相见，他一听声音就能叫出人的名字来。黄1939年左右来芜，以算命为生，住四明路（今廿三中对面）。码头上的各色人等都到他那儿去算命。几次下来，颇为灵验，遂名声大噪。当时，大、小公堂的绞包工都常去黄瞎子处算命或问事。久而久之，黄与双方都有了交情。双方的工人遇到困难和矛盾也都去找黄瞎子商量。黄对双方说：你们这样斗来斗去，两败俱伤，对谁都不利。不如你们联合起来，有饭大家吃，有活大家干。经他这么一撮合，大小公堂便合并成立了包扎工会，黄瞎子任理事长，他又乘机将自己的堂弟黄老六安排到包扎工会中当帐房。大、小公堂的绞包工，白天平了活，晚上就要把收入的二成交给黄瞎子，相当于管理费。这样，黄便把包扎工会控制在手中，有了相当可观的固定收入；以此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势力。与此同时，黄瞎子又开始插手生意。新横街有个杨姓麻袋行，专门收购加工旧麻袋。黄瞎子插入了几股，成为老板之一。后来，黄又单独开了一家麻袋行，生意做得很大，不仅米号里经常上门买货，还销往外地。 当时，我十几岁，在斛业工会和包扎工会中当过茶房。黄瞎子外出访亲拜友或做生意上的事，都让我领路。一年到头，黄还给上几个钱，说是让我买双鞋穿。斛业工会与包扎工会都设在曾家塘，彼此相邻。当时，斛业工会为与砻坊的磨擦正闹着打官司。斛工们不懂法律，无人出头。黄瞎子在一些场合表示，愿意出头代表斛业工会与砻坊打官司；并夸下海口说：“打赢这场官司没问题”。斛业工会的工人们考虑到黄瞎子平日里与律师过从甚密，颇懂法律。又能言善辩，决定请黄瞎子代表斛业工会与砻坊打一场官司，谁知，这场官司成了马拉松，一直打到国民党政府垮台也未能解决。而黄则借此把斛业工会抓在手中，弄了不少钱。 黄瞎子在日本人投降后，混入了国民党的外围特务组织——皖南工作队，又与侦缉队有联系。长年肩挎短枪，招摇过市。记得那时候黄瞎子下澡堂洗澡，也要佩戴手枪。到了柜台，把枪往台上一放，说声“澡票”，好不威风。 黄大发横财后，广置私产。他在华盛街买下了一幢小洋楼，颇招人耳目。约在1948年前后，黄的小洋楼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受到一群身份不明的彪形大汉的光顾，家里洗劫一空，老母亲也被打死。黄空握一支短枪不知往何处打，战战兢兢地渡过了一个恐怖的夜晚。此事发生后，虽黄与旧芜湖军政界要人和社会头面人物均有交往，苦于毫无头绪，一直未能破案。黄的行为亦有所收敛。解放后，此人被镇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米市始告终结，斛业也从此消失。斛工们得到了政府的妥善安排，我到了搬运公司。如今，我已退休，和儿孙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然而，那远远逝去的岁月和码头生活，却不时地惊扰着我的晚年之梦，促使我把它们叙述出来，留给后人。
作者：市工商联供稿，许知为执笔 一、芜湖银楼业历史概况 芜湖很早就有银匠店，出售自制的银首饰，如妇女用的银簪、耳环、手镯、戒指、儿童带的银项圈、手镯、脚镯以及家用的银器皿等等。当时金首饰还不能在芜制造，需要者从沪、宁大城市银楼贩买、 芜湖银楼业始于1864年（同治三年），宁波人朱锦棠自汉口来芜，在下长街开设宝成银楼。这家银楼开业资金约三千两纹银。1906年（光结三十二年），江苏人张叔藩在长街又开设一家宝庆银楼。到民国初期，约有二、三十家，如宁波人开设的老宝成、老庆宝、老同庆、老天宝、方九霞；江苏人开设的老凤祥、天宝成、新天宝、丹凤、宝庆，大多数分布在下长街、中长街，陡门巷一带。解放前夕，银楼已增至三十四家。 49年芜湖解放后，政府禁止金银自由买卖，这三十四家银楼相继转业或歇业。 二、银楼业经营的特点 银楼业经营的是金银首饰。金银是人们心中的财宝而不是一般的商品。因此银楼的招牌多用“宝”字。解放前三十四家银楼中“宝”字号就有十六家；同时又多用“老”字，表示老银楼根基厚、信誉高，三十四家中“老”字号就占十七家。为了显示招牌老，资金大，不借重金进行门面、店堂的装璜，扩大招牌声誉。如朱锦棠开设的宝成银楼，门楼装饰得像宫殿一般，飞檐翘角、伸向街心上空，盘龙刻凤，朱漆描金，高挂金字招牌，金碧辉煌，起了招徕顾客的作用。店堂内的楹注牌匾，油漆光亮，茶几陈设，古色古香。因此，宝成信誉卓著，生意兴隆，店面装璜起了重要作用。相继开设的银楼，莫不仿效。各银楼所制的金银首饰，即使小戒指、小金簪，都订上自家招牌和足赤等印记，有的在招牌印记前打上“甲”字，以表示是甲级货。另外大都打上暗记，以防假冒。成色如有问题，凭暗记可包退包换。如果招牌不硬，质量不好，信誉不高，这家银楼便无人问津，无法经营了。 三、银楼业的经营条件 银楼业存在和经营的条件，首要是金银自由买卖，其次是金银进出差价比较小，再次是黄金价格能保持长期的稳定，三者不可缺一。而金银能自由买卖是根本的一条。金银进出差价比较小，也非常重要。当时芜湖黄金牌价，根据上海黄金市场报来的价格（银价跟金价走），由银楼同业公会议定公布，如有变动，上海也立即电告公会。例如过去常讲“九十换”，就是一两黄金卖九十元，进出差价常规是黄金5％、白银10％，即银楼卖出一两黄金为九十元，买进或换进顾客一两黄金为八十五元。这五元是银楼的利润，也是顾客可以承受的损耗，买卖双方都有利。这样薄利多销、货畅其流，较厚利少销、周转停滞，有利得多；而顾客兑换的金饰已经带用多年，损耗五元，还是很合算，所以银楼业买卖频繁、生意兴旺，正是这个原因。金银首饰、器皿，不但作为装饰品、实用品，而且可以长久储蓄保值，一旦需要，又可兑换现金使用，人们在富有的时侯，是乐意购储金银实物的；如果银楼进出差价过大，顾客不能承受过重的损失，必将造成买者少，相对卖者也少了，业务自然而然受其影响。 黄金价格保持长期稳定，尤其重要。抗日以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金价是稳定的，基本上浮动在九十换上下。银楼营业正常，利润可靠，因此百年、几十年“老”银楼较多。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急于搜带金银细软逃难，金价涨至一百换以上。抗日胜利后的一个短期内，金价随物价爆跌至四十换，旋即回升。此后法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金价亦无法控制，一日数变，因而金银黑市猖獗，银元贩子到处可见，银元敲击之声不绝于耳。此时银楼卖出容易收进难，营业无法继续进行。还有国内金价与国际价格基本持平也是一个条件，如果国内外两个价格差距太大，由于有利可图，势必造成黄金大量走私外流，银楼业必然受到影响，不能正常经营。 四、银楼业经营的方式 银楼业都设前店后坊。前店销售，后坊制作，自产自销，只零售，没有批发。银楼业主或经理大都是善鉴别、能制作、会经营的行家里手，有统管内外场业务的全能。前店营业人员称为“外场”，主要负责招待顾客，销售或收进。销售由“外场”向顾客介绍本店制品花色品种、戥量、计价。当收进或兑换或来料加工时，“外场”就要鉴别成色、加工计费。因此外场有一位师傅专司其事，如收进首饰或金块的成色有错误，由他负责。作坊的技工称为“后场”，任务是：①提炼冶铸金银块，除杂提纯、铸造大小金条和银锭。抗战前。黄金成色都要在99％以上。名日“足赤”。抗战以后，都下降到98％以下，质量要求不严了。②制作金银首饰和器皿，包括造型、雕花、刻字、镶钻石、或依照顾客所要求款式制作。当时同业统一规定，制作金戒指、金镯等，成色在99％以上；项链、花包戒指等成色可在98％上下。另外也制作一种包金、镀金的首饰，按质计价，适应低档次的需要。“后场”制作各色成品，技术性都很强，有专职师傅负责指导、检查、监督，叫做“把作”。一般都用试金石划出色度与真金色度比较，鉴定成色；目测、手掂，只可鉴别真伪。因假的在色度，份量上有明显差异。 五、银楼业的管理 银楼所经营的全是金银财宝，比一般商店货物管理更为严格。首先是人事管理。从学徒到员工，大都是业主和股东的乡亲而又信得过老实可靠的人，谁招进的乡亲，就由谁负担保责任，或者要有殷实店保。进店后必须严格遵守店规，营业时间不能离开岗位，晚上不准离店外宿，如发现偷窃或其他作弊行为，立即开除，不讲情面，所造成的损失，全由担保人负责赔偿。银楼业的店规虽严，但工资待遇较一般商店员工为优厚，是一只“金饭碗”，大都小心谨慎，努力工作，不敢做非份之想或干越轨的事。其次对金银实物保管特别严密，金银原材料，由经理亲自保管，金银成器，由外场负责人保管，都存在保险柜或保险箱内，钥匙都交给经理。有的大银楼分别设立两个金库，一个金库内存赝品，另一个金库储存真品，防盗防窃，当然库房重地，一般员工是不得擅入的。至于财会制度也很完备，有专管现金帐，有专管金银实物帐，每天结算盘存，向经理汇报。金银实物在内部工序转移，都凭票证。上一工序差误，下一工序拒收，层层监督、互相牵制、杜绝差错。 六、银楼业的技艺和鉴定 银楼业的经营，要有技术力量。最重要的，还是在提炼、加工制作的技术和鉴别真伪、成色的能力这两个方面。金银饰物都要有技艺精湛的工匠来制作，鉴定金银不可能全靠科学仪器，还有目测、手掂的经验。这两者都有赖于师徒传授，而且只可言传意会，难以文字说明。多少年以来，在实践中造就了很多制作技术高超、鉴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创造出许多价值很高的金银饰物和工艺品。芜湖银楼业全部歇业以后，业主大都携资回乡，有一定技能或身怀绝艺的技工（金匠、银匠）、大都改行转业。目前还有业主应郭寿、夏树年二位。已在芜湖制药厂和光华玻璃厂退休。还有一位鉴定黄金行家王绰然，已在市工商银行退休，他在银行期间，负责鉴别黄金工作，去伪存真，贡献很大。例如68年，他从金库堆积的许多金砖中，凭多年经验，目测出一块赝品，斫开检验，果然是“铜芯包”。他总结出鉴别四法：①直观鉴（辩色。掂重、折性、敲声），②磨石鉴（试金石划色）③硝酸鉴、④焊药鉴。他讲的直观鉴实际上还是离不开丰富的经验。本文对这两方面经验，不能有所叙述，只能有待于行家了。附：解放前夕芜湖三十四家银楼统计表银楼名称负责人姓名资本估计地址附记新天宝夏树声黄金550两中长街109号转光华玻璃厂天宝成郑祖龄黄金180两下长街51号 老宝庆长记朱一宁黄金430两下长街14号 老宝庆鑫记金淮南黄金450两下长街6号 老天宝公记洪兆民黄金300两陡门巷21号 老宝成袁梅云黄金360两中长街95号 老天宝久记应郭寿黄金350两中长街陡门巷上首 方九霞应郭寿黄金210两中山路10号转进大中药棉厂老同庆王岳洲黄金260两中山路60号解放后转业老同庆五金号老凤祥梁镜清黄金230两中长街121号历任本同业公会理事长老庆云徐筱棠黄金170两中山路 老宝鑫汤鑫炎黄金180两中长街94号 老天宝成曹汝清黄金130两上长街123号 倪涌茂倪鹤炳黄金130两南门湾37号改做米行老文元黄培洪黄金90两中长街4号 老宝盛罗家煊黄金110两中长街12号 老庆华郑华藻黄金55两进宝街64号改营公道茶馆庆福星李善行黄金22两新芜路82号 杨庆和赵振虎黄金32两新芜路94号改营五金老凤宝刘锡臣黄金25两进宝街77号原是数十年的小银匠店，后参加同庆楼，任经理宝盛树记贾柳村黄金10两下二街57号做小银饰郭凤祥蓝子猷黄金15两下长街57号 老宝祥钱寿华黄金40两陡门巷24号 万宝梁国文黄金40两陡门巷14号改做牙刷盛荣兴盛祥华黄金50两上长街36号摆银器摊郑天和郑璧林黄金40两西内街3号摆烟摊老丹凤夏茂盛黄金40两鱼市街58号改证章业刘涌源刘业强黄金40两中长街111号改做小银器天宝张金山黄金40两中长街39号改营文具店裘天宝徐善宝黄金32两新华路67号改营文具老万顺焦富有黄金11两河南南街7号 天宝庆梁邦俊黄金20两陡门巷6号 久华戴家春黄金2两北内街改业卖米大中华韩永才黄金1两中二街141号改做证章
鼎泰酱坊经营之道（《芜湖文史资料4》第005篇）
作者：市工商联供稿，许知为执笔 解放前，芜湖糟酱业有大小酱园八十多家，其中顾顺兴、刘义大、王怡太、鼎康、许永福、宏大长、永生、鼎泰等二三十家都自设作坊，自产自销，且各具特色。我们走访了当年创办鼎泰大酱坊的顾逸风，将他经营鼎泰的经验介绍如下： 一、鼎泰酱坊的开办与发展 1941年，顾逸风在南京益美酱园任副经理。一次，他同蚌埠公泰酱园、扬州何公成酱园、南京泰昌酱园三家老板谈到芜湖是大商埠，酱坊生产方式落后，产品质量不高，如能前去设点，推广扬州风味酱菜，定有发展。于是，四家集股二千担大米，推举他来芜开设鼎泰酱坊。 鼎泰开业之初，装修门面，购酱缸七百多口及生财器具，花费一千二百多担大米。开业后却受到同业排挤。经数年努力，终于独树一帜，创出“扬州风味”特色而获发展。 1956年，鼎泰酱坊以一个本店，一个分店、一处作坊（在青弋江南）的房产设备及五百担酱现货和流动资金约七百担大米，共折合四万元人民币，投入公私合营，今日芜湖市国营鼎泰酱园就是以鼎泰酱坊为基础，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而发展起来的。公私合营时，顾逸风任酱坊总店经理。 二、鼎泰经营之道一：提供优质产品 1、改进制酱工艺流程：鼎泰采用扬州制酱方法，并参考上海制酱工艺加以改进，改变芜湖老式两次发酵方式，采取勤翻拌、勤露晒、缩短生产周期，一个月酱板成熟，两个月即可制成合格的酱油，酱板便可腌制各种酱菜。因为周期短，增加了产品鲜味。此法用同样原料，较老法提高成品产量30％。照老法，一年制酱一次，即所谓夏天晒、秋天卖的“三伏秋油”，而鼎泰一年可制酱四、五次。 顾逸风说：“制酱全凭个人经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的经验是：泡黄豆，夏天六小时至八小时，冬天二十四小时，然后蒸煮，以手捏如泥为度，盛起摊匾发酵。要求菌丝饱满，勤翻勤拌降温，室温保持30℃，俟成黄绿色的“满黄”才下缸，加18度盐水。三、五天一翻缸，以便多吸氧气，加速发酵；以免排不出碳酸气，产生异味。下缸一个多星期，室温增至40一50℃。如此经过一个多月即可出酱了。 百斤酱，制上等酱油，加盐水一百二十斤；制二等酱油，加盐水一百六十斤；制三等酱油，加盐水二百斤。酱菜都先腌好，用酱板或酱油泡制三、五天就行。如酱萝下，将腌好的萝卜用酱油临时浸泡一天即可出售。质量全凭口尝、鼻嗅、眼观、手感来检验。这就要靠丰富的实践经验了。 2、选购优质原材料：鼎泰进料，大部分在近地，小部分还从扬州购买，如小黄瓜等扬州特产。黄豆都在新豆上市时购进，货多有选优余地，且价格平稳。购生姜，多在白露时赴产地选购，此时嫩姜多。秋分后购进，价虽便宜，但多为老姜。黄瓜、菜瓜、腊菜等，也见新就购进腌制，价格虽贵，却能保证鲜甜脆嫩。所以鼎泰产品质量高，慎选优质原材料是一主要因素，所制扬州十锦酱菜、虾子酱油、冬菇酱油、虾子茶干、虾子腐乳以及香醋、豆酱等等，风味独特，颇受远近顾客欢迎。 三、鼎泰经营之道二：提供优质服务 鼎泰酱坊设有门市部，另售兼批发。有一套规章制度，店员必须严格执行： 1、货真价实。酱油俗称“水当铺”，鼎泰制成的酱油决不再掺水使假，劣质酱菜也绝不上柜台。同时，定价公平合理，所以赢得顾客好评。 2、包退换。店堂贴出告白：“顾客如发现本店酱油发酸、浮沫，酱菜有霉味者，随时退换。” 3、童叟无欺。无论大人小孩、生意大小，一律热情接待，更不短斤缺两。如顾客来瓶不清洁，就代为擦洗干净，没有瓶盖的，赠送一只软木瓶塞。绝不准与顾客争争吵吵。 到1953年，该店业务在皖南各县市乡镇已发展为有批销点二百三十多个，江北各县长期前来批发的上百户。日营业额一千多元，纯利占10％。在解放后的酱坊同业中，鼎泰确是一枝独秀。 四、在管理上有一套很好的经验： 1、股东齐心，经理有权有责：俗话说：酱坊发不了大财，也亏不了大本，是个胀不死，饿不死的行业。一般说来，酱坊开业十年之后才见效益。鼎泰开业至私改时，实行经理负责制，股东一直没有分红利，也没有抽取股金，盈利都用在扩大生产上。 2、经理带头遵守店规，搞好劳资关系：鼎泰的经理同职工吃一样的伙食，除拿工资外，绝不另外开支店里一分钱，家里来人吃饭，照交餐费。对店员、工人、学徒以诚相待，遇事商量，不摆老板架子。“其身正不令而行”。 3、重视职工生活待遇：鼎泰的店员、技工、学徒的工资待遇和生活福利，均高于同行。职工平均月资一石米（老秤一百五十斤）。技工一石五斗米，经理三石米。全年不请假者，另加两个月工资，器热和寒冬两季各加发一个月工资；年终不分红，发两个月工资。这样，一年给职工发十八个月的工资。伙食一个月按十元标准，由店里无偿供应，一日三餐，两荤两素一汤，过节另外加菜。物价波动时期，就预发下个月的工资，免受涨价损失。 鼎泰开业以后，四五十个职工没有一个想走，也没有任何人被辞退。 鼎泰的经营之道虽是旧时的，但如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顾逸风曾拟将制酱技术工艺流程撰写成篇，贡献于芜湖的酱园业。遗憾的是，1990年夏，此文脱稿时，顾逸风因病逝世了。
辛亥革命初期皖芜军政分府理财部发行的军事用票始末（《芜湖文史资料4》第006篇）
作者：张振才 1911年，在武昌起义的胜利鼓舞下，安徽咨议局于11月8日宣布安徽独立，推举当时的安徽巡抚朱家宝为都督。芜湖也于9日宣布独立，成立了芜湖军政分府，举吴振黄为革命军司令。14日，联军总司令徐固卿正式委任吴振黄为军政分府司令。芜湖军政分府即召募兵士编成一旅，准备北伐，扩大辛亥革命成果。该旅军饷由芜湖大关每月截留数万元税款供给；购枪款由商会筹集。当时因为芜地集中军队较多，开支庞大，芜湖军政分府司令吴振黄便令理财部发行“皖芜军政分府理财部军用钞票”（以下简称“皖芜军用票”）两万张，以济周转。1911年12月底，开始北伐，芜湖人心惶惶，商业萧条，社会经济处于难以回升之地。皖芜军政分府理财部之款入不敷出，凡持军用票赴部兑换者，皆难以兑现。 1912年1月2日，孙毓筠到皖就任都督职，正式成立皖省军政府。为了统一安徽军政，要求各处军政分府及类似机关全部取消。 1912年2月23日，吴振黄宣布取消分府。至此，芜湖军政分府仅存一百零六天。“皖芜军用票”由于使用时间短，发行数量不多，且因北伐军北上途经芜湖，流动性大，此军用票几乎无存，鲜为人知，实为难求之稀品。 迄今为止，国内见刊报导的只有壹圆的一种。是否还有其他面值，不得而知。壹圆票券长14厘米，宽9.6厘米，正面中央花纹内印有大写“壹圆”二字，其左右两旁印有“凭票即付”、“执此为照”字样，上端横书两行“皖芜军政分府”、“理财部军用钞票”，右边印“中华民国元年×月×日”、左边印“只认票不认人”，下边印有编号。票券的背面全是英文，仅下边左右两角印有两个中文大写“壹”字。据说，此票是用绘石版、证券纸，在石印机上印制而成的。 孙毓筠任皖省都督期间，由于黎宗岳坐镇大通，经营皖南，孙无法驾驭安徽形势，便以治病为由，请假离职；4月27日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后离去。继任的皖省都督柏文蔚于5月3日至安庆接任；7月1日，接正式委任令后遂宣誓就职。 为扭转安徽财政上的严重困难局面，柏文蔚继在省内发行100万元公债、向邻省计借款600万元后，又将裕皖官钱局改组成安徽中华银行（总行设在安庆，芜湖设分行）发行纸币。1912年7月底，中华银行之纸币准于全省通行，纳漕完厘，至此，“皖芜军用票”才算退出了流通领域。附：“皖芜军政分府理财部军用钞票”图
近代在芜湖流通的外国银元（《芜湖文史资料4》第007篇）
作者：张振才 银两本位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银两是秤量货币，大的有五十两、十两，由于过重而难以携带和保存。再加上各地宝银的成色参差不齐，流通过程中各地度量衡的差异，为此而常常出现纷争。 十六世纪中叶，外国银元开始流入我国，银元的形式、重量、成色整齐划一，不仅可以按枚计数，又可按枚计值，使用方便，受到普遍欢迎。从清朝乾隆年到清末的这一百多年间，先是银两、外国银元相并使用，后又加上小量的自铸银元随其流通。 清末民初时，芜湖官商设有银炉（即炉坊），自行熔铸或代客加工元宝和银条，铸成后经公估局鉴定、衡量，即可通货流通。清末，安徽的银两使用还是很普遍的。商业活动中，大额支付用银，小额支付用钱，互相辅用。虽说当时银元银两并用，但就芜湖而言，银元则显得活跃些。清末的二十年间，银锭流通势力逐渐式微，银元则逐渐由选用货币发展为主要流通货币。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芜湖辟为通商口岸，次年4月1日正式对外开埠。一时间，洋货充溢芜湖市场。特别是1882年后，芜湖米市形成，外国银元作为商品交换的流通手段，在芜湖米市被广泛地应用。芜湖比较常用的主要有“本洋”、“鹰洋”和“英国站人洋”。“本洋”是最早流入我国的西班牙银元，它曾一度在我国金融界中占主导地位。1521年，墨西哥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从1535年起，西班牙殖民者利用墨西哥产白银就地铸造银币。一枚西班牙大银元的单位名称为PESO（比索），我国沿海地区就其“比索”译音的前音节音，后称之为“本”洋——泛指西班牙银元。 （图一）为1732年（雍正十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墨西哥城造币厂铸造的新双柱，也就是有麦穗纹的“花边“钱。币面是一个分四分法的盾牌形，内有斜向的“双城双狮”图案，整个图形为西班牙国徽，上有一王冠。四周的拉丁文是西班牙国王的称号（菲理伯五世，蒙天主恩赐的西班牙及印第安的国王），国徽右8为8REAL（利雅尔）即一个比索。M及F两个字母分别为MEXICO（墨西哥）和FABRICATUW（制造）的头一个字母。背面图案有两根柱子，因称其为“双柱”，双柱之间又有两个地球（亦称双地球银币），上面有一皇冠。据传，古欧非大陆在西班牙直布罗陀地区是连在一起的，后被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赫格里斯拉开。为纪念这段传说，便在银币上设计了这个图案。“双柱”代表着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山岩，柱间下端山边的水饰纹样象征着直布罗陀海峡。双柱上各缠绕一条“卷轴”，形成两个＄形，现在不少国家的纸币、硬币或书籍、邮票以及收支凭证上刻印的“＄”或“＄”符号，就是由此演变来的。“双柱”下端的“1738”是铸币年，上端“V（U）TRAQEV（U）NUM”直译是“二者为一”，意即西班牙及其统治的印第安地区一律通用此币，左右各一“M”记号不详。该币成色为91.6％，直经3.8厘米，厚0.26厘米，重26.6克。 （图二）的币面是西班牙国王卡洛鲁斯四世的侧面胸像。该币成色为90.2％，直径4厘米，厚0.24厘米，重26.5克。 在我国流通过的西班牙银元中计有三种人像，即卡洛鲁斯三世、卡洛鲁斯四世和费迪南七世。 本洋流入我国后，其流通范围逐步由广东、福建蔓延至浙江、江苏、安徽……。1823年，墨西哥独立，自铸鹰洋取代本洋，但本洋在芜湖一带仍有流通。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初二日《申报》芜湖讯：“芜湖钱荒，前已述其崖略，迩来制钱益寥落如晨星，本洋每元仅兑一千一百三、四十文，鹰洋只九百二、三，……”。江柏崖穷居宣州新田时，曾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以前数年，不过米贵香油贵，本年春米本洋一元三斗零，香油每斤贰百余文，至今皆然……”。《林文忠公政书》江苏奏稿卷五《江苏并无洋银出洋折》记载：“价格因地而异者，如西班牙银元在芜湖地方之特别昂贵，……盖江浙洋银价值向比闽粤等省为昂，缘其物本自南来，辗转流行愈远，则作价愈贵”。可见本洋在芜湖及其周围地区向来价格高，信用坚，盛行不衰。 墨西哥“鹰洋”则因其制作精美，成色较好，质量稳定而后来居上。（图三）币面是一只鹰叼着一条蛇站在仙人掌上的墨西哥国徽图案。因鹰图占币面的主要位置，又称“鹰洋”，也有误称“英洋“的。币背面是一自由帽，四周放有三十二道光芒。成色为90.1％，直径为3.9厘米，厚0.26厘米，重26.8克。此币自咸丰四年（1854年）起便大量输入中国，俨然成为中国的主要流通货币而与银两并行。“鹰洋”不仅成为各地的“标准货币”，就连各种兑换券都规定用这种外币兑现，而且政府税收，民间交易及银行汇价都以此为据。清廷度支部在宣统二年（1910年）调查当时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总数约有十一亿元之巨，其中鹰洋约四亿元，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直到1905年5月1日，墨西哥改行金本位制后，鹰洋停铸，来源断绝，加上此时中国自铸银元盛行，鹰洋的金融势力才日渐衰微。 英国站人洋（图四）又称“站洋”或“杖洋”，由于币面图案为一手持三叉戟的不列颠女神站像而得名。站人像两旁有英文“壹圆”字样，周边围绕以连珠纹中夹回纹的大圆圈。背面有竖写汉文“壹圆”和横书马来文“壹圆”字样，大小、轻重仿鹰洋，成色为89.9％，直径3.9厘米，厚0.26厘米，重26.8克。此币有两种，另一种正面为维多利亚女皇侧面像，背面铸有汉文“香港壹圆”。由于华人拒用，此币不久便停铸。 此外，芜湖市场上间或也有美国银元、荷兰银元、日本银元、安南银元等流通。外国银元的使用范围已遍及让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出现“荒僻之区，知有洋钱，而不知有银两”的怪现象。史载芜湖米市鼎盛时期，每年出口大米约八百万担，可想当时外国银元在芜湖的流通量不在少数。 中国银元始铸于清光绪年间，由于成份各异，所以本省所铸龙洋只限本省通用。“北洋制造的，江南不用；福建制造的，广东不用”。再说，本国制造的龙洋，送到钱庄去兑换铜钱，其成色被减去一两分，不如“鹰洋”兑换得多。本国银币在本国使用，反不如外国银元的方便。所以，各省虽然纷纷鼓铸龙洋，但却无法驱逐在我国使用的外国银币，只是给人民增加一种选用货币而已。 外国银元和我国银两并行流通，钱币折算混乱，为贪官污更中饱私囊大开了方便之门。针对此种弊病。藩台和府台早有成令，但却禁不能止，令不能行。税吏置国家定章于不顾，仍浮收百姓征交的钱粮、亏折百姓交纳之银钱与洋银。砌在芜湖花街老城隍庙门左墙壁上的一块石碑（今芜湖皖南大戏院后门墙边）全文载：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五十六日本邑举人鲍桢，贡生何义彰、王廷均，经洪锡职员濮元庆、许文翰、谢立年，廪生高崇，附生王荣和、彭蔚文、孙廷梧等，以备陈民累请示禁除情先后呈禀藩府宪在案初七日奉藩宪裕 批查征收钱漕应以银钱分别完纳定章已久国家经制有常，不容稍存迁就，该县历年钱漕小民间有以洋银投柜者，该县听照市价折收或出一时权以民便，已与定章不符，所禀如果属实，尤属违章，累民仰太平府刻印查明，严禁具复不准稍涉狗延，切切。 抄粘附十八日奉府宪周 批据呈已悉，除札饬芜湖县照章办，外显出示严禁该县书役人等不准违章浮收及银钱与洋三项，悉听民便赴柜完纳，该举人等务宜劝令各业户赶紧赴柜，踊跃输将以裕国课而济饷需，切勿故意刁难自取咎戾，毋违，切切。 阖邑士民谨录同立 辛亥革命后，各派军阀相互混战，各派政府自行铸造各自的货币，加剧了近代中国币制的混乱，仅当时市面流通的银元就有几十种之多。直至1919年（民国八年）6月11日，上海钱业公会决定取消“鹰洋”行市，统一使用中国制造的银元作唯一国币。各地钱业公会纷起响应。此后，外国银元逐渐退出流通领域，直至1949年解放前夕，市面上仍有少量流通。作者简介： 张振才先生，安徽芜湖人。现为中国钱币学会会员，安徽钱币学会会员（曾任《安徽钱币》编委），芜湖市钱币学会理事，《芜湖钱币》顾问，香港钱币研究会第122号终身会员。 爱好钱币收藏和研究40余年。1984年以来，著有对“秦半两”研究的有《秦统一货币之说》、《“秦半两”臆说》、《“秦半两”再议》等；对西汉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研究的有《试谈吴王刘濞丹阳郡“即山铸钱”初探》、《吴王刘濞丹阳郡“即山铸钱”再探》及《太平天国的失败与货币经济关系》、《“苏联红军票”给我们带来的深刻反思》和《长江芜湖段出水南唐“永通泉货”铁钱初探》、等系列学术文章200余篇，分别刊载于《安徽钱币》、《无锡钱币》、和《舟山钱币》；台湾《钱币世界》、《中华集币会刊》，台北市《集币会刊》；新加坡的《亚洲钱币》、《香港钱币研究会会刊》、《世界硬币论坛》、美国纽约《爱华金讯》等；并与上海泉家余溜樑先生等合著《中国花钱》一书。
解放前芜湖银行业概述（《芜湖文史资料4》第008篇）
作者：管天文 1908年，芜湖设立了第一家银行一一大清银行芜湖分行，标志着芜湖金融业走向了一个新阶段。 大清银行芜湖分行严格按清政府大清银行“则例二十四条”及“增订现行详细章程四十条”规定的主要职权开展业务。它有代表国家发行纸币主权，并对纸币的发行、流通和管理作出具体规定，意在统一币制，改变当时币制混乱的现象。其主要业务是办理官款，发行大清银行票（即：大清银行纸币）兼及营业存汇。宣统二年发行银元票（即：代银元流通之纸币）34，921，568元，次年上期发行46，652，520元。此前发行的银两票（即：代银两流通之纸币）未在芜湖流通。 为保证大清银行纸币发行独占权及其纸币的全面流通，清政府度支部（分管金融的机构）曾电咨各省督抚，命于各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地区以外，禁止使用外国银行的纸币。固芜湖通商，四邻各地当在禁令之列。 大清银行在芜建制之年，福建商人恽祖帮等人来芜筹设了“协和商业银行”，招集资本二十万元，注重商业放款，开办储蓄，吸收存款。这是皖省最早的私营银行之一。 民国之初，政局动荡，芜湖银行业机构，替换频繁，大清银行解散。1912年，安徽军政府为维持市面金融，解决地方财政困境，设立安徽中华银行，总行设在安庆，芜湖设分行（行址在二街），同年元月15日开业。 安徽中华银行代理省库，发行纸币，吸收存款，开展汇兑，先后发行银行券达一百五十万元，一度成为皖省支柱。1913年7月，二次革命，武装讨袁，省政耗资颇多，总分行又遭袁世凯援兵洗劫，1914年停业。 1914年（民国三年），北洋政府在各地恢复金融机构。中国银行首先来芜湖建立分号、当年元月19日对外营业、发行中国银行纸币，代理省库，全省丁漕厘金、关税均由中银管理。同时承办各种存、放、汇兑、押款之收兑银元等业务。 中国交通银行在中行之后来芜设立支行，其业务沿用清制。芜湖支行除发行纸币外，并吸收存款、代收税收、代理地方财政、发行公债。给予政府垫款、透支。一度业务昌盛，年纯利达二万六千九百余元（银元）。 民国六年交行芜湖支行除接办政府委托分理国库外，并经营国内外汇兑及跟单押汇，与国际汇兑银行处于同等地位，由支行升为分行建制。民国八年，开办邮政储金业务：民国十年上期调查，邮政收储达六千余元，其汇款也作了调整，每千元由二元六角降为一元五角，通汇年达十余万元。当时芜湖邮政汇款的一般规律是：每年春夏秋三季从外地运进现洋，冬季现洋输出。 北伐战争后，芜湖银行再易其主。192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银行芜湖支行设立，行址在华盛街，首任经理严燮。1935年5月，《中央银行法》公布，规定分设机构取消支行名称，一律改称分行。中央银行芜湖支行遂改为分行建制，接任经理为屠钧。 中央银行芜湖分行配设专职的金融行情调查人员，除了解当地市场主要产品价格动向外，着重掌握金融机关的动态与金银市场价格变动行情，且按旬向总行汇报，定期组织当地同业交流情况，及时主持银行业和钱庄调整金银牌价或利率，调度埠际间的通货。1933年8月，总行设经济研究处后，芜湖分行金融经济的研究更为加强，并参与全国性的情况交流，据查1932一一1937年间，《中央银行月刊》每年都刊有芜湖金融市场报导，反映其金融活动情况。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中，是芜湖银行业兴盛时期。此时，地方性银行增多，业务范围扩大，营业额上升。 1929年春，安徽第一家专为商业服务的银行一一安徽商业储蓄银行在芜湖设立。总经理朱晋侯、经理舒振应，股本五十万元，以商业存放款为主，代理地方收受税款。在宣城设代办处，委江庭荫为代理人，收受盐税，代理美孚油公司经收煤油款项。1933年5月，宣城代办处升为办事处，江庭荫为办事处主任。另外，还在上海设立分行，经办商业汇兑，吸收存款业务。 安徽商业储蓄银行开办之初，业务呈兴旺态势。据统计，1930年吸收储蓄存款达9.4万元，1931年为11.18万元。但到1934年春，因地方经济不济，财政借用拖欠严重，资金周转失灵而停闭。 1929年8月，中国实业银行来芜设办事处，9月正式开业。办事处设在华盛街，首任经理余在麟。后该办事处升为支行，1936年移址上长街12号。 1930年，上海储蓄银行来芜设立支行，行址设在长街，首任经理沈永年。开展商业存放款、汇兑、接办质押。在青弋江南岸设有物资仓库堆栈，质押主要经营稻米、杂粮等。 此后，芜湖又增设了中国农民银行芜湖分行和安徽地方银行。 1939年元月16日，安徽地方银行在芜成立。行址在中长街首任行长程振基、副行长楚湘汇。该行始设经营到抗战。在芜湖约有两年时间。在全省62县中普设机构行处为53处，代理省库47处，代理县库44处，初步形成全省金融网络。 1937年12月，芜湖沦陷，原有的地方银行和中央银行纷纷关闭搬迁。1938年春，日伪南京政府成立华兴商业银行，推行华兴券与日军用票的流通。同年春，日台湾银行也在芜设支店。 台湾银行于1898年成立于台北，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后设立的殖民地银行。经营范围包括中国及南洋群岛，对华南的业务以汇兑为主，为日本对华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服务。该行在芜的支店设在中二街（今二街工商银行内），经理大岛信吉。主要办理以日军用票兑换法币，发行军用票。每天有日军用票兑换法币比价的公告，借此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为侵略战争服务，同时办理日商洋行汇兑业务。 1941年8月，江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在芜设办事处，属总行直辖，25日开业，日本人阿部英一郎为顾问分室主任。办事处设文书、会计、营业、出纳四股。地址先在下长街149号，后迁中二街99号。 在此之前，中储券在芜的发行由设在中二街34号的安民银行芜湖办事处常务董事，由伪商会会长李慧龙担任，经理闵厚夫。 中储行芜湖办事处设立后，接管了发行中储券的工作，从1941年8月到12月，共发行七千万元，为侵华日军筹集了大量资金。1945年3月起，抛投市面的中储券出现了五百元和一千元的大票。大量巨额券面发行，使芜湖商民遭受极大灾难。 抗战胜利后，原先迁出芜湖的一些银行陆续返芜复业，到1947年上半年止，芜湖已设银行十一家，分别为：中央银行芜湖分行、中国银行芜湖分行、交通银行芜湖支行、农民银行芜湖分行、上海商业银行芜湖支行、安徽地方银行芜湖分行（该行总行抗战前设在芜湖：1937年8月迁安庆，12月迁六安，1945年11月迁合肥，次年11月更名安微省银行，1948年迁芜湖）、中央信托局芜湖办事处、中国实业银行芜湖支行、茂华商业银行芜湖支行、中国商业银行芜湖分行、芜湖县银行。 抗战胜利初期，由于法币区域骤然扩张，法币数量不能适应市场需要，芜湖市场物价一度普遍降落。随着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深入，军费支出浩大，法币大量发行，时局动荡，促使货币膨涨，节节升级。法币面额已从战时的千元票面增大为万元五万元、十万元、一百万元和五百万元的面额，并且一再贬值。黄金价格和物价飞涨。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布《改革币制紧急措施》和《金元券发行办法》，意在取代法币。规定从8月23至11月20日为收兑期。在收兑期内，芜湖收兑法币包括关金券（注）共达15157亿元，芜湖占全省收兑总额达79.77％。1948年9月，在法币一再贬值和流通区域缩小形势下，中央银行芜湖分行存款余额，竟高达1951.1亿元，占全省总额的51.32％，到1948年12月，存款余额达29.36万金元券（金元券兑法币为1:300万元），半年时间，余额增长21.12倍。 在执行控制发放贷款方面，从1946一1947年6月，芜湖共贷放74亿元，占全省贷放总量48.37％、此后，执行贷款由控制政策改为停止贷放政策，采取到期一律收回的紧急措施，加速了社会的动乱和经济崩溃，出现了金融失控，达不可收拾的地步。 国民党政府作出“责令银楼业停业，禁止黄金条、块及金饰之经营；强调黄金应为国有”等规定后，到1948年9月，芜湖按官价收兑黄金3.9万两，白银36.9万两，银元64.1万枚。 到1949年，整个经济局势已濒临崩溃之中。从元月末市场银元售价看：每枚为三百五十元，到晚上直达二千元，此后最高峰达到三千八百多元。从市场米价看，原每担22元之谱，随之渐涨至一千余元，二月份达二万多金元券，四月上旬竟涨至一千一百九十万金元券。黄金银元成了人们争相购进的独门货，金银黑市越发活跃，中央银行芜湖分行的金元券兑换金银业务已无法进行下去。 1949年4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安排中央银行有计划的撤离在第七绥靖区司令张群驻芜部的统一布置下，大批人员，携带文卷、帐册于20日疏散迁离，只留部分人员应付营业。第三天，芜湖就解放了。这之前各行缴存的准备金和私人存款等均未兑还，留下的是带不走的不动产和各地欠缴封存质押的粮食之类。国民党统治下的芜湖银行宣告结束。 【注】关金券称“关金”，全称“海关金单位兑换券”。1931年5月国民政府发行的以海关金单位的一种专用支付手段，由中央银行发行，专供缴纳关税之用。1942年4月；以一关金折合法币20元的比率，作为纸币的一种，与法币并行流通。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后停止使用。资料来源：1、《银行月刊》民国十年版1、2、3卷2、《安徽地方银行纪念刊》民国三十七年版3、《芜湖金融志资料汇编》（一）、（二）4、《中央银行月报》民国工十三年二十四年版
芜湖“废两改元”前后（《芜湖文史资料4》第009篇）
作者：陶明刚、程挺 浏览我国货币史，向以白银为币，历经变更，宋朝以后通称银锭，因系秤量货币，有元宝银（重约50两），中锭（重约10两左右，又称小元宝），小锞银（重量自一二两至三四两不等），此外，尚有碎银（重一两以下，名叫粒银或滴珠）。此类货币沿袭到民国期间都还是通用繁杂的宝银，且以“两”作为论值单位。 废两改元之前，金属币的纯度由于各地银炉铸造不相统属，致重量成色参差不一，不能统一标准，给货币流通带来诸多不便，使用时须经当地公估局鉴定，注明重量和成色才能流通。据上海《新闻报》民国21年（1932年）八月统计，26省市的宝银（即银两）多达100余种。当时在芜湖流通的有：二七银①、申银、汉银、镇银，信阳足银，许县现银，湖州十足宝银，贵阳票银②等26种之多，足见币制紊乱状况。因其成色各异，质量参差复杂，不但影响市场交易，就连银钱业资金相互往来也十分麻烦，对外贸易结算困难，国家税收折算更无常规可循，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阻碍很大，全国货币既不统一，使得芜湖市场涨落不定。 民国初期曾有废两改元之动议，后因故迁延未行，民国20年（1931年）7月7日，财政部确定三项原则；一、实行废银两计算，完全采用银元制度，以统一币制；二、完全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样使用；三、法定重量每枚银元定为七钱一分或七钱二分的标准。 民国22年（1933年）国民政府下令“废两改元”。3月1日，财政部训令上海市商会及银，钱两公会，定于3月10日在上海实行“改元”，17日又令实行“废两”，继之停开洋厘③，改银折为折息，取消银两行市，新币正式发行。 财政部明令从4月6日起，全国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订立契约票据，从事一切交易必须一律改用银元，不得再用银两。在上海以规元银④7钱1分5厘折合银元一元为标准，上海以外地方亦照办理，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为无效。持有银两者得依照银本位⑤铸造条例之规定，由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元，或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兑换银元。 芜湖商场交易进出向以二七银为本位，此外，尚有规元（申银），汉估宝（汉银）及镇兑（镇银）三种。洋厘伸缩全恃上海电报为标准，申厘增长则随之提升，申厘降落则随之松动。钱业贷给商店之款一律以二七银计算，每至年终结束时，商店欠钱业往来，则以收盘最低之洋厘扣成银元，至次年开盘最高之洋厘复扣二七银，此一进一出之间钱业获利颇为可观。批发商店放与外埠之帐，亦以二七银为本位，年终未结清的均扣成银元，至次年复转为二七银，这是芜湖市场之习惯。 芜湖在商业兴时期，钱业每日在公会划帐、规元、镇兑牌价常有变动。自废两改元的消息传至本埠，镇兑、汉估宝已无形取消。1933年开市以来，规元逐日均有牌价挂出，各业在沪购货多向钱业购买规元汇申，而洋厘的伸缩向以申厘为转移，自上海洋厘规定七钱一分五厘为一银元以后，芜埠洋厘折合为六钱七分七厘为一银元。 上海为金融中心，废两改元先行实施，芜湖势在必行，芜湖各界对废两改元的反映不一，银行界与商店积极赞成，钱业颇多反对。因为芜湖各业向上海购货，多数要通过钱业办理汇兑划帐，深感废两改元一旦在芜埠实行，钱业无操纵的余地，并将难以继续维持固有势力。而面对这一重大女革，钱业商界皆认为事关重要，如不彻底筹商实行，将来商业恐有莫大之纠纷发生。继上海、镇江各埠先后实施废两改元后，芜湖于4月10日钱业召开全体大会，围绕芜埠实施废两改元问题，讨论数小时之久，认为芜湖为皖省第一商埠，握全省金融之牛，市场沿用银本位已久，一旦改弦更张，与各业往来颇感生疏，且转帐手续甚紧，理应征集各方面意见，以期集思广益。公决先行组织废两改元筹备会，推选各钱庄经理任筹备委员，4月11日正式成立，并于同日召开第一次筹委会，讨论废两改元整个步骤措施，决定三天开一次会，以便彻底研究，一俟议有办法再开全体大会通过。初议，在未实行之前，钱业所出二七银条，本市仍照常流通，规元票则已实行废除。钱业废两改元筹委会经多次开会，最后决议芜湖废两改元自1933年5月1日实行，并制定《芜湖钱业公会令实行“废两改元”通告》。暂定规章若干条布置实行，现将条文照抄如下： 一、所有存欠往来银户以及各种银两票据、契约，截至4月30日止一律均按六钱七分八厘五折合银币一元；规元按定价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转入国币户； 二、芜湖市面向以米市为大宗，当交易发生时需要现洋甚多，兹为调剂本埠市面流通金融计，往来进出仍旧划汇，并开做申、汉等行处行情，以应市面供求。为伸缩现金之疲俏，其现水出入照本会挂牌，每千元加下五角。申、汉等汇日期及票贴收付手续等，均仍照旧例； 三、自五月一日起往来国币户存欠，概以现水市价折合汇划洋为本位； 四、凡代收解国市者，按照观水市化价注帐； 五、凡另开国市户者，折息而议； 六、暂行规章设有来尽事宜，得随时提议修改之； 废两改元实行以后，市制统一，流通方便，商业交易结算合理，客商无不称便。备注： ①二七银一一旧时上海流通的银元宝，每锭50两。此宝银成色较标准银两的纹银高5.5％，每锭50两的宝银折合纹银时，由公估局批升二两七钱五分或二两六钱五分，一般平均升水二两七钱，故称二七银。 ②申银系上海铸造的银两；汉银系汉口铸造的银两；余此类推。 ③洋厘一一又称“洋行情”。旧时上海金融市场银元折合银两的行情。例如，洋厘7.2375钱，就是银元一元折合银两七钱二分三厘七毫半。 ④规元（申银）——旧时上海通用的银两计算单位。规元是一种虚银两，只作记帐之用，并无实银、以上海所铸的二七宝银折算使用。 ⑤银本位一以白银为本位货市的一种货币制度、旧中国废两改元后，银元曾为银本位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