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汪在芜湖文化统治概述（《芜湖文史资料3》第004篇）
作者：刘伯璜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占领芜湖，对芜湖人民不仅进行残酷的军事统治，还推行一整套殖民政策，肆无忌惮地进行文化侵略。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败类，屈膝投敌，甘心为虎作伥，卖国求荣，做了汉奸走狗。 日汪深知舆论之重要，首先建立新闻机构，作为喉舌。日寇占领芜湖半年后，伪县署炮制的《芜湖新报》于1938年7月17日出笼。报社设在原《皖江日报》社址，即今中山路91号清和坊新江旅社，由芜湖汉奸文人郑守文任经理。该报除发行日报外，并刊行晚报，日销量仅二、三千份。汪记中央电讯社在芜湖设有分社，每日发出电讯稿。报纸和电讯社充当日寇的代言人，竭力鼓吹所谓“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等等，也报导社会新闻和商业行情。由于郑守文卖力宣传有功，后来被提拔为县教育局局长。日寇害怕人民收听到抗日新闻，对无线电收音机管制特严，日军特务机关发了一条命令：凡各机关、团体、商店、住户设置无线电者，必须到县署宣传股登记核准，否则一律以“通共”、“反日”罪论处。总之，从空中到地面全面控制舆论，使人们闭目塞听。以达到愚弄、奴化人民的目的。 舞台艺术影响人们思想极大，日伪也不放过。伪县政府特别成立了一个“戏剧审查委员会”，常委成员有县党部、县运会、警察局、教育局的头目和各大戏院、戏茶厅的经理。县长兼主任，主持常委会议。曾通过决议七项，主旨是控制剧场、剧团和演出活动。审查剧目，协调票价，征收娱乐税，严防“不轨分子袭扰”。在这一压迫下，当时芜湖几家剧场，如：光明戏院（也叫光明电影院）、娱乐大戏院（今和平大戏院是其旧址）、艺术大戏院（夏季为茶园，在今书画院附近）、中江大舞台（今中长街状元坊口）、复兴大舞台（今中山路大众电影院是其旧址）、新新大戏院（今大花园巷内新新录像厅）等，演出的都是传统剧目，演员大放“水词”，情节荒唐、怪诞、恐怖，内容多为色情、淫秽、诲盗之类，无奇不有，影响恶劣，大大败坏了社会风气。而这正是殖民主义者求之不得的。不仅如此，日寇还利用戏院宣传“效忠天皇”。如公园大舞台（在今公园路26号、市歌舞团排练场）汉奸经理，于1939年2月11日《芜湖新报》上公开发表《启事》云：“今天为神武天皇纪元节，本园休业一天，明天照常开演。欢迎皇军，每位十钱，小帐随意。”暴露了一副奴才相。 几家私营电影院老板为了牟利，大都放映一些乱七八糟的片子。如佛光电影院（在今上二街工商联隔壁，旧旌德会馆地址）曾放映华新影业公司出品的根据《金瓶梅》改编的黄色影片《武松与潘金莲》。1941年5月放映《飞来福》时，加映新闻片《汪精卫讲演》和日本新闻片《海上封锁线》，《照国丸爆沉》，宣扬“曲线救国”和“皇军声威”。 日寇还直接插手电影业。1939年秋，在万安路（今名新芜路）建筑东洋式电影院一座，取名“东和”后又称“东和剧场”。设备超过其他影剧院，有电话装置，号码229。开业后，于11月10日，专门为日军放映日本片《阎惜娇》。“东和”的设立引起芜湖人民的仇恨，一周后，即17日，我抗日志士利用买票的机会，投放定时炸弹一枚，将该院票房炸毁。日寇极为震惊，大肆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在芜湖，日寇挂起“日华俱乐部”的招牌，以欺骗中国人民。但是中国人民不予理睬，使其门庭冷落，举办“大东亚圣战画展”时，根本无人问津，只好由伪县政府下令，强迫公教人负和学生前往参观，装装门面。日本人还拼凑个“养正剧团”，美言与中国人“亲善”，演出的却是反动戏剧。1942年7月7日，是芦沟桥事变五周年的日子，伪县政府在“东和”举行庆祝大会，“养正剧团”参加了演出。当月17日，《芜湖新报》出刊四周年，该团在复兴大舞台又登台献丑。伪县长胡廷禧到会发表了卖国媚敌演说。 对于社会文化阵地，日伪也利用它为侵略政策服务，灌输奴化思想。如芜湖民众教育馆，设备极其简陋，虽有阅书、阅报、奕棋、乒乓、民教、问字、代笔等日常活动，仅是装点门面而已，经常是门可罗雀，无人上门。该馆1944年8月6日公布本年“受教”人数，仅3，320人，平均每天不到七、八人。人们不愿“受教”，日伪只好采取强制手段。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英、美正式向日宣战，伪县教育局会同民众教育馆举办“浸画巡回展览”，主题是宣传“击灭英美”、“保卫大东亚”，掩饰日寇侵略罪行。日特机关曾通令各机关、团体、学校、送交漫画到伪县政府宣传股核准，举办“漫画书道巡展览”，借此宣扬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等一派陈词滥调。为了麻痹人民，削弱抗日斗志，日伪还扯起“尊孔”的旗号。1942年9月15日，伪县政府在金马门孔庙（大成殿今犹存，在市十二中学内）举行纪念仪式，伪县长胡延禧、教育局长张济川、警察局长翟贞阶（李林代）先后发表演讲，侈谈“和平”，称日本帝国主义为“友邦”等等。演了一场祭孔闹剧。 芜湖书市在皖南本来首屈一指，抗战前夕已有书店十三家，颇具规模。著名的有：绩溪人汪孟邹在徽州会馆隔壁（中长街20号，老屋今存）创办的“科学图书社”；黄富堂在石桥巷58号开设的“文富山房”；老资格的“汇海书店”，在宁渊观三圣坊，1903年王继白开办。全国闻名的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局也在芜湖设有分销店。抗战爆发，日机狂轰滥炸芜湖，中华书局分销店（上长街145号），和隶属文富山房的“大文堂书店”（中长街蒋家巷），均被炸焚烧，经济损失甚巨。对传播新文化、宣传进步思想作过贡献的科学图书社被迫封门，其他规模较大的书店也都迁离或停业。芜湖沦陷后，日伪统治期间文化事业凋蔽，老书店只存文富、大德堂（上长街82号）、志成（新芜路44号）三家了。嗣后陆续开设的有：仁大（井儿巷91号，1939年）、新华（上长街144号）、环球（上长街38号，1942年）、文华（上长街62号，1942年）、华文（上长街154号，1943年）五家书店。此外，李定章于1944年在寺码头18号开一片“家庭租书社”，次年在柳春园9号增设分社。以上九家除新华外，其余都是小本经营，不成气候。“新华书局”创设于1940年7月，店主是巢县人宋葆吾。此人善于经营书籍、文具，资本雄厚，据营业执照记载，为8695万7千7百元（储备券）。书店规模可观，职工人数最多时达到20余人。该店以推销为主，零售为辅。芜湖中小学教科书几乎全部由该店包销，所以盈利甚丰。所有教科书均是汪伪政府审定的，内容贯输“天皇神圣”、“和平建国”思想，使广大青少年深受其毒害。 在日伪教育局、警察局、宣传股严格管辖下，书市经营的书刊只能是些七拼八凑、黄色下流和低级趣味的东西。例如冯玉奇的小说，描绘色情、肉欲，千篇一律的多角恋爱，异父同母兄妹殉情、乱伦等等。此类小说出版商不借巨资刊登广告，大肆渲染“哀感顽艳”、“缠绵悱恻”等等。连电影院也大做书市交易。佛光电影院于1944年9月9日在《芜湖新报》大登“启示”说：“兹因电流中断，暂停放映，一俟电流恢复，即照常开演。目前新到干余种名家小说出租”。一时推出如此之多的烂污货，充斥文化市场，起了极坏的“精神鸦片”麻醉作用。特别是其中有很多汉奸文人翻译成中文的日本作品，主调是宣传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和“大和魂”之类玩艺，披着文学艺术外衣，深刻地打上了殖民文化的烙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9日，国民党军开进芜湖受降。汪伪大小傀儡纷纷作鸟兽散。赭山日军司令部挂起白旗，“皇军”占领芜湖的历史从此结束。【注】史料来源：日汪《芜湖县政月刊》、《宣传工作报告》、《芜湖新报》等。新编《芜湖文化志・书店志》（油印本）。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近代日本驻芜领事馆（《芜湖文史资料3》第005篇）
作者：金一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安微人民的过程中，日本驻芜领事馆充当了极为重要而卑劣的角色。了解日本驻芜领事馆的情况，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近期，笔者走访了当年居住于日本领事馆附近的一些老人，并查阅了有关资料，特撰此文，以昭罪行。 民国初年，日本帝国主义为维护其侵略权益并进一步渗透我大江南北之内地，在芜湖设立了领事馆。日本驻芜领事馆在青弋江之南曾家巷附近，以每月三百元的租金从当时河南麻浦圩有名的大地主兼砻坊主恽老二手中租得了一幢新式洋楼。从民国初年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芜湖沦陷的廿余年间，日本领事馆一直设在此地。其址位于今马塘区兴隆街曾家巷与码头口之间，现为市房地产开发公司所在地，因岁月流逝，几经变迁，旧址已荡然无存，据附近老人回忆：当年的日本领事馆，周围圈有围墙，墙头拉着电网。有前后两道门，大门设有门岗，从后门仅走数十米即可至内河码头。馆内有塔楼，可与日本泊于江面之军舰讯号往来。 日本领事馆除驻有领事，尚配备了警察长，还网罗了一些中国人充当打手和爪牙，如门卫、秘书等。领事馆的长期驻员并不多，待日舰泊于芜湖时，其水兵常结队前往领事馆，使之宛若一座兵营。 日驻芜领事馆在河南地区的廿余年间，对我附近居民竭尽欺压、奴役之能事。日领事馆常年雇用大批中国男工女佣，馆内所有的脏活、重活均由中国人干，稍不如意就要受到辱骂和股打。馆内私设地牢，高一米左右，阴森潮湿，日本人常以盗贼为名拘捕我过往行人，关押于地牢之中。据当地老人说：一次，日本领事馆抓住一名18岁左右的瘦弱青年，指为盗贼。几个粗壮的日本人对他拳打脚锡，最后又将他四肢抓住拾起往水泥地上摔，如此折磨之后，这个青年已奄奄一息，抬回家不久就死了。如此草菅人命，无视我国家主权；当时腐败的反动政府视而不见，不能保护我民众，反任其横行，实为我民族之不幸。 日本领事馆还大肆搜集我地方各类情报。为将情报及时传递出去，日本领事馆采用了三种方法与外界联系，一是电讯联络，二是用旗语与泊于江面之兵舰联络，三是长期雇佣小划子与日轮联系，其雇佣金高达一趟两块“袁大头”。 进入廿年代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芜湖的势力进一步膨胀。一九二五年，日本驻芜侨民已达62人，从事各种经济掠夺和情报活动。如日本在芜湖的“丸三药房”就是其秘密间谍机关。日本领事馆为保护它的罪恶活动，防备我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调兵舰一至二艘长年驻泊芜湖，并与日本驻泊于重庆至上海各口岸的兵舰构成了一条严密的军事控制网，严重地威胁我国的安全，践踏我国的主权。 日本驻芜湖领事馆的野蛮暴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各界民众的强烈义愤，驻芜领事馆则成为我市人民反日斗争的主要目标。据当地老人回忆说：日本领事馆十分惧怕学生运动，每当学生游行队伍在领事馆前示威时，领事馆的成员及家属立即从后门上码头乘小划子到兵舰上去。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和南京政府统治初期，芜湖人民曾展开了几次大规模的反日运动，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一九一六年农历五月初，芜湖人民为抗议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廿一条”，开展了抵制日货斗争。五月初四的早晨，一些爱国群众自发地行动起来，把许多日本货如草帽、草席等钉在当时最繁华的大马路（今中山路）的电线杆上，并在日本商店“丸三药房”门前举行示威。有的示威者还将修路的碎石掷进店内，击碎了两块玻璃。日本领事馆立即出面干涉，调来了兵舰进行武力恫吓，同时对镇守使马联甲施加压力。结果，马联甲派“外交特派员”到日本领事馆道歉赔偿日商损失。日本兵舰到芜后，一队水兵登陆，整队荷枪实弹前往日领事馆，沿途高呼“日本帝国万岁”，对我国人民进行示威。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芜湖各界人民立即响应，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为广泛地抵制日货斗争。各校学生组织了检查日货队，芜湖总商会召开了特别会议，一致赞成抵制日货。正当芜湖人民抵制日货斗争如火如茶之时，日本人柴田权吉率马戏团来芜表演，遭芜湖民众阻止。柴田所雇华人肖树全用石块击破当地一孩童之头，引起纠纷。芜湖地方政府为避免扩大问题计，由交涉署函日本领事馆饬其停演出境。日人无理拒绝。五月十九日，大批群众激于义愤推倒了马戏团的戏棚，并包围了日商“丸三药房”。混乱中有人用石块击碎了“丸三药房”的玻璃，日店伙计小越时之助亦被击伤头部。日本领事馆借机扩大事态，妄图破坏芜湖人民的反帝斗争。日本领事馆清野长太郎亲自率军舰来芜，对芜湖地方政府进行无理要挟。交涉中，日领事提出了三项苛刻要求：一、赔款，二、于一星期内惩办十人，三、保护日侨。芜湖地方政府被迫接受了这三项要求。但是，芜湖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反日斗争更加高涨。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芜湖长街药业不再进日货，广潮帮各米号则议决不再雇日本轮船运来往汕头、广州，各洋纱号也公议不再进日本纱等。芜湖各界人民的斗争得到了全省各地人民的支持。安庆、合肥、当涂、舒城、怀远、五河等地纷纷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在经济上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一九二三年北京大学学生为收回旅大向国会请愿，被军警殴伤多人，学潮顿起。三月十四日，日本外务省照会中国军阀政府，拒绝取消廿一条及收回旅顺、大连的要求。这一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工人、学生的首先反对。于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反帝运动席卷全国。五月九日，我市人民举行大规模的国耻日示威游行。四、五万民众参加了游行队伍，大队浩浩荡荡头尾长达十二、三里。沿途“反对廿一条”、“还我旅顺大连”的口号一呼具应，声浪冲天。当我游行大队经过日本驻芜领事馆时，日本领事极为恐慌，馆内日人憋吸抿气，紧闭大门，平时之嚣涨狂妄气焰顿时丧失殆尽。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济南，阻挡国民军“北伐”。日军大肆屠杀中国军民，造成“济南惨案、。消息传到芜湖，芜湖各界民众立即行动起来，再次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五月四日，芜湖各民众团体星夜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成立了“芜湖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并决定组织群众进行反日示威游行。八月初，为了与全国反日会的名称统一起来，“芜湖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改称为“芜湖反日会”，并设立了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秘书处、总务处、调查处，调查处下又设有检查组及鉴定组。芜湖反日会成立后，当即通知沿江上下游及芜湖有关部门，制止售卖日清公司船票，同时对日实行原料、农产品禁运。一场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持续高涨。 日本驻芜领事馆为破坏这场运动，派领事馆秘书陶惜芬出面收买“隆和祥”号奸商，双方勾结，为日商收购菜籽。八月十六日，芜湖反日会调查处获悉芜湖奸商“隆和祥”号装运了大批菜籽出口日本，接济日商，反日会立即派人截获，从而阻止了这次大批菜籽的出口，八月卅一日，反日会组织了各界代表百余人前往对外交涉署请愿，要求惩办奸商，对日经济绝交，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当队伍行至交涉署时，交涉员郭太桢唆使卫队用枪、斧、棍等武器镇压请愿代表，当场重伤十余人，断肢折臂数十人，制造了“八・三一”惨案。惨案发生后，芜湖各界民众群情激愤，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和奸商。国民政府派了中央特派员江本华亲自来芜解决这一事件，经过多方磋商，终于通过了七项决议：给予受伤者以抚恤，汉奸陶惜芬、隆太祥等受到了一定的惩处，郭太桢亦由中央予以处理，对日禁运则不了了之。 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其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本驻芜领事馆则成为日本武装侵略安徽内地的先遣队，大肆搜集我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占领芜湖，将芜湖作为侵入我皖南和大江南北的军事基地。日本领事馆即并入日军侵芜机关之中。 抗日战争后期，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已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遂将领事馆房产退还原主恽氏。恽氏不敢久留，又将房产出售。新房主买来洋楼后害怕抗战胜利后会作为敌产没收，立即将洋楼撤除，砖瓦运走。于是，这座芜湖近代史上的阴森魔窟，便消失在芜湖大地上。
新四军皖南教导总队生活纪实（《芜湖文史资料3》第006篇）
作者：江化新 （一） 一九三九年八月，我在无（为）繁（昌）沿江新四军三支队游击队任文化教员。四〇年三月，张伟烈、苏拓夫同志决定从游击队调我和黄继培（沿江游击队文书），去泾县军部教导总队学习，三支队所属各部队调去学习的还有一大批同志。我们沿途由兵站一站站转送，到了泾县云岭军部，在中村招待所住了两天，我和黄继培就被分到教导总队二大队四中队学习。 四队队部驻在中村董家祠堂，后移武朝门九祠堂里（现改建为中村乡政府）。从三月开学到十月结业，我们在这座祠堂里生活学习了八个月，即重新上前线去工作。 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是“抗大”新四军分校。新四军在皖南抗日前线先后创办“抗大”式学校三期，我们是第四期。每期学制六至八个月，第四期学制八个月。 教导总队队本部驻云岭中村，总队长由军部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教育长是冯达飞，政治部主任是余立金，队列处处长为张元寿，训练处处长为赵希中。该队另设有管理科、队列科、供给科、油印所、警卫班、招待所等单位。总队下设三个大队，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新四军四今支队的班、排、连级军事和政治干部；有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京、沪沦陷区的爱国青年；有海外华侨和流亡我国的朝鲜青年。文化程度有大学、中学，也有小学文化水平，还有的学员只读过几年私塾，军队来的文化水平一般都偏低。 （二） 第四期教导总队有三个大队（共有九个中队）。第一、三五、七、九中队为军事队，以学习军事战术为主；第二、四、六、八队是政治队，以学政治为主。一中队为连干，二队为政治干部，三队为排干，四队为学生队，五队为连干，六队为政指，七队不详，八队为女生队，九队为营级及营以上干部。担任九队队长的先是林维先（解放后曾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后为梅嘉生。 我在二大队四中队（政治队）第三班学习，四队队长先为蔡园，后为刘奎（解放后任过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已病故），指导员是胡继庭（红军干部）。三班长为赵汝祥、陈天赐，同学有吴新采、许呈炜、张祖池、李漱泉、刘祖德等。在学习期间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四队同学还有：杨刚、贾政、高醒潮、项璞、张桢琪、王华，菲津滨华侨有吴新采、许呈炜，朝鲜同学有李仁平、李弘、李世民，他们在队里曾为我们演出红军舞与朝鲜舞。上海同学有高虹、匡洪、王斌、朱士俊、陆惠平、彭醒霞、王政，前方调来的有彭国斌、王律艺、方刚、罗琼、郑聘昌、李桐铭、施玉意。四队大部分学员是学生出身。 教导总队的教学方式以自学、互学、讲课并重，教材以编写讲义为主。抗战时期印刷条件差，大部分教材都是油印的。《政治经济学》每班只发一、二本，专人保管，轮流传阅。树荫下是课堂，背包是板凳，膝盖是课桌。 尽管学习的物质条件很差，但大家学习积极性很高，加上教师在全国都是第一流的，因此，学员的进步很快。当时政治课程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担任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是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社会发展史是姚耐同志讲授。军事战术课由军部军事教官陶炳坤同志主讲。我们的学习，以笔记、开讨论会为主，以打野外（即野外军事演习，群众叫打野操）和出墙报问答等方式为辅。政治队每周四天学习政治课，两天学习军事。军事队四天学习军事课，两天学习政治。军事课从站岗放哨、利用地形、地物、打靶、投弹、侦察判断、哨兵任务等基础知识学起，接着讲班排连防御、进攻、退却、侦察，行军时的尖兵、前卫、后卫宿营时观察地形、派出哨兵等军事行动。在战术上有山川、河流、迂回、巷道、地雷、地道、攻坚、阵地、运动、游击、攻点打援等课程，此外还学习绘制作战地图、沙盘作业、用重叠排枪打骑兵等项目。 学习的最后阶段，军部首长还亲自来讲课。我记得叶挺军长讲授“游击战术”，项英政委讲授“论政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讲授“中国的农民问题”，参谋长周子昆讲授“掷弹筒、迫击炮学”，敌工部长林植夫讲敌工工作，民运、统战工作课程由军部其他首长分别担任。 教导队按照“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严格要求学员，男女学员每人配发步枪一枝、子弹两百发、手榴弹两枚、挂包一只、背包一只、米三斤、笠帽一顶、锹一把，总负荷为35至45市斤。这些装备全部随身携带。 作息时间以吹军号为准，五点半起床，六点全副武装集合，跑步上操场。二大队的三个中队在一起出操，冯大队副喊口令，他声音洪亮，口令准确。五队队长×××（南洋群岛归国华侨）也经常喊早操口令。全教导总队在一起会操，冯大队副喊口令为多。七点半洗面早餐。上午整天上课，晚上开讨论会，按学习提纲进行讨论，解决学习上的问题。还举行生活检讨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解决生活上问题。夜间紧急集合，一、二个月当中就举行一次，谁不认真，没有敌情观念，谁就会随时受到领导的批评教育。我刚入学不久，参加第一次紧急集合，我认为日本鬼子真的进攻山区，紧急集合军号吹响后，我从睡梦中惊醒，思想十分紧张，黑夜里背包打不起来，全队已跑步占领前面大山，机枪、步枪进入阵地，严阵以待，我急忙丢下背包，携带武器弹药，向部队跑过的方向追赶，后来才知道是夜间紧急集合演习，闹了一场笑话，受到了队领导的批评。当时有的同学鞋子跑掉，有的衣物丢失，有的绑腿未打，通过多次地紧急集合的锻炼，最后纠正了在紧急集合中的忙乱和丢失情况。 （三） 全校教职员工全是部队编制，每人根据原来职务发少量津贴。当时由国民党第三战区统一发少量津贴，排级二元五角，连级三元，新学员二元，我是游击队文化教员，每月三元。津贴只能购日用品，每人每天三钱油、三钱盐、少量菜金，生活十分艰苦。早上冷水洗盥，还利用山涧溪水洗澡。大家都穿草鞋，我每次打野外要穿草鞋一双。学员每月定量小米四十五斤，每天三餐干饭（很少吃稀饭）。一个班十二人围绕一桌，没有板凳，全班仅有一盆菜，为防止传染病，吃菜时备有几双公筷。吃饭时间也由20分钟缩短到每餐5分钟，同学们都把饭盛好放在桌上，值日排长一声哨音，大家一齐吃起来，吃完以后还站队集合。有时也在山上野飧，为去前方打仗打下良好基础。为了改善伙食，学员们就利用星期日时间，轮流分班上山砍柴、两人拾一担柴下山。炊事班同志自己喂猪，做豆腐、生豆芽以改善伙食，每周加餐一次：一桌一盆猪肉。面对艰苦的生活，学员们无人叫苦，经常放声高歌。 队部门前，日夜站岗放哨，夜晚还派出哨兵过石桥，到对面青山、西墩山放哨。当年没有计时钟表，只得点香为记，一班岗站两支香的时间，两支香烧完，班长就率领哨兵到山上换岗。年轻人睡着了就难以醒来，同学们最害怕夜间起床站岗放哨。 教导总队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体育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多彩，每天傍晚都要进行体育活动，如过天桥、跳沙坑、爬木城、走梅花桩、翻围墙、溜滑梯、跳障碍等。总队部在中村设有俱乐部，常打篮球、乒乓球，文艺活动更为活跃，著名作曲家“渔光曲”作者任光、小提琴家何士德等同志均在新四军军部云岭工作，何士德曾为教导队演奏“高尔基挽曲”。歌咏活动在教导队开展得很活跃，四队和女生队尤为突出，皖南新四军部队经常流行唱的“抗战歌曲”有“反扫荡”“繁昌之战”、“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游击队之歌”、“毕业上前线”、“新四军军歌”、“流亡三部曲”、“青年之歌”、“太行山上”、“延水谣”、“黄河颂”。这些革命歌曲高亢游越，能陶冶人的情操，鼓舞干部战士的斗志。教导总队的学习是那样紧张，生活是那样的艰苦，但是没有人情绪消沉，更没有人中途退学，除了前面所说的大家有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懂得为谁吃苦，为谁牺性之外，还与平时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消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有关，另外，这些革命歌曲的鼓舞、激励，也起着巨大的作用。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我们结束了八个月的学习生活，在“毕业上前线”的悲壮歌声中，同学们依依惜别，各自奔赴自己的战斗岗位。我分配到一支队新一团一营担任文化教员，投入拯救民族危亡的血战之中……
中国驻印军战车营在緬北与日军作战经过（《芜湖文史资料3》第007篇）
作者：戴勉业 从一九三七抗日战争爆发到一九四二年，我国所有对外海口及当时唯一的一条陆路国际交通运输线一一滇缅公路，全被日军一一截断，为取得美国租借法案的物资援助，以利持久抗战，这完全是必要的。但仅靠一条喜马拉雅山航线空运，是很不够的，且这条航线又常遭到日机的袭击。当时唯一可以选择的是：从印度亚三省的利多，修建一条中印公路及沿路铺设输油管，经缅甸北部野人山、胡康谷地的新平坦、孟拱谷地、密支那与八莫（与旧滇缅公路衔接地），由滇西边境的南坎进入国内。但缅北沿途各地及滇西的南坎到龙陵一线均被日军占领，只有消灭掉沿线日军，才可使这条公路跟着修建、油管随着铺设。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杀敌报国而进行严格训练的年轻军官和投笔从戎的知识青年，愿为抗战而到最艰苦的缅甸去。于一九四三年的下半年到一九四四年，一批批由昆明乘飞机越过海拔一万五干多英尺的喜马拉雅山脉，经过五百五十英里的飞行，到达印度阿萨姆机场，转乘一千四百多英里的火车抵达印度的兰姆伽——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接受美式武器的训练和接收美式装备。总指挥是美军史迪威将军，副总指挥是我国郑洞国将军，训练中心总指挥是美军麦凯布上校，教官是阿姆斯上校，首先训练和装备了两个战车营，统一由美军罗思韦尔・布朗上校指挥，尔后相继训练成立了五个战车营，于一九四三年底和一九四四年初，先后奉命向缅甸进发，参加缅北的对日军作战。战车第一营由印度的利多超越边界，沿新修建的一段中印公路行进一百零三英里，抵达缅甸的新平阳附近，此处是不见人烟的原始大森林，大家因长途行军疲劳不堪，但为了杀敌报国，个个都愉快而紧张地忙于检查和调整车辆，作好随时可投入战斗的一切准备。战车第二营到达利多后，即停留在原地待命（准备支援英帕尔方面的英军，因日军有向该处发动进攻的企图，后证实日军确向该处发动进攻）。 战车第一营营长是赵振宇，该营下属五个连，每连部有一个搜索组。 1、本部连由通讯排、高射排、工兵排、搜索排组成，我是该连部的搜索组长。 2、补给连由补重排（该排有给养、油料、弹药三个组。有汽车三十五辆）、修理排（分前修和后修两个组，有工程车和汽车十辆）和抢救排（装备十五吨及三十吨的吊车三辆）组成。 3、三个战车连每连有三个战车排，每排有M3A3轻型（15吨）的坦克五辆，全连有坦克十七辆，每辆坦克上有口径为三十七厘米的炮一门、重机枪三挺、报话机二台。每辆坦克携带炮弹七十三发、重机枪子弹七千五百发。车内乘坐四人，每人配备冲锋枪一枝及子弹若干发。 我们将要迎战之敌是日军闻名的十八师团（即原久留米师团），师团长是田中新一中将，曾率领该师团攻克新加坡，后于一九四二年在仰光登陆，击败中英联军，占领缅甸，是一支据认为训练有素、穷凶极恶的“常胜”师团。敌人把主力布置在胡康谷地（包含新平阳、太伯卡、孟关、瓦鲁班等地），利用该处崇山峻岭、纵横河渠及遮天蔽日的大森林等天然地形，修筑坚固工事、满布地雷，并在周围森林中建立小据点，安排阻击兵，在大龙河西岸占领掩护阵地。 我军就是从这里向占领缅甸的日军开始进攻的。现将当年与敌激战经过分述如下： 一、攻占瓦鲁班 瓦鲁班是敌人在胡康谷地的主要基地（可能是日军十八师团前敌临时指挥所或补给基地），位于孟关与孟拱之间，彼此有道路相通。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我步兵二十二师和三十八师攻占大龙河西岸各据点后，我战车第一营即投入战斗，配合三十八师沿新平阳由北向南首先攻占了太柏卡，协同步兵沿胡康谷地中部向孟关攻击前进，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我战车第一营忽奉命绕过孟关，穿越森林，独自向孟关以南十英里处的瓦鲁班进攻。布郎上校考虑将要在森林中开路，消灭敌人中小据点及阻击兵，决定将各连搜索组（每组有搜索车两辆、三七口径炮两门、重机枪两挺、报话机两台、冲锋枪六支）集中，编成先遣组，由我任先遣组组长。另将工兵排、通讯排一部分和美军工兵一小部分，配有推土机、伐木和架桥工具及器材，由美国工兵军官指挥。负责选择前进路线，开辟及修建车辆通道，遇水架桥或选择渡河点，选择和划分宿营地，布置警戒和划分火力范围。 在古木参天、不见天日的大森林中，行进相当艰难。既无人迹，又无一线之道，只有按照地图、凭借指南针辨别方向前进，还不时遭到敌人的炮击，经常遇到掩蔽于河渠旁和藏身于挖空的树干里的敌人袭击。幸有密集的树林阻挡，才使我们无一人伤亡。在几天搜索前进中，行进速度很慢，有一天仅前进一英里。在每行进一段路程，就得集中全组火力，由下向上的大面积扫射一阵。晚上宿营，除有蚂蝗、蛇虫叮咬外，尚要提防敌人乘夜偷袭。搜索排担任外围警戒，各连自成防卫体系，以宿营地为中心，构成四周火力网，使多次小股夜袭之敌，都丧身于弹雨之中。 三月八日拂晓，全营各连在距瓦鲁班大约一英里处，先后开始攻击前进。第三连连长孙名学率领该连十七辆坦克，首先攻到一小河边，即用一排坦克上的炮火掩护，其他坦克分数路强行渡河。后继各连亦先后到达，全营所有坦克上的炮火同时向日军阵地猛烈射击。在雷鸣般的炮声中，各坦克同时发出警报器，以疾风迅雷、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阵，对其所有掩体工事和营房，纵横炮击和反复扫射，打得敌军弃盔丢甲、狼狈逃窜。我先遣组官兵，冒着敌人炮火，奋不顾身，在枪林弹雨中猛打由掩体中怆惶逃窜之敌，将他们全部击毙（后查其中有二名日军大佐，其中一名为十八师团军需处长），缴获日军十八师团大印和作战地图。 此时，坦克一部分向敌人炮兵阵地攻击，另一部分沿通往孟关之道及其周围，连续炮击扫射，摧毁所有工事，使已攻占孟关正向瓦鲁班进攻的我步兵，迅速到达。 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全部肃清负隅顽抗的残敌，消灭日军一千五百多人，缴获一批武器和车辆，有些是敌人在仰光缴获的美国租借物资中的吉普车和卡车，九日完全占领瓦鲁班及其周围各据点。全体官兵心情激动高昂，又蹦又跳，高举枪枝，异口同声唱“加速我们飞轮前进……我们是锥之尖、刀之刃……出奇制胜，摧敌前进……疾风迅雷、纵横扫荡，有我无敌人……”我们在极度的喜悦中，将日军十八师团大印，盖在很多纸上，分寄国内亲友，以示我们的胜利。 在这次战斗中，我率领先遣组猛击敌人时，被敌炮火击伤，后送到利多二十总医院，经过该院院长伊西多・拉夫丁准将及全体医护人员（全为美国人）的精心治疗，伤口很快愈合。印度华侨及国内人民来院慰问时，唱起“你们正为了我们老百姓……受了极名誉的伤……帝国主义为了要灭亡我们全中国……他们要把中国当做一个屠场，任他们杀、任他们抢……”，当我们听到此处，抑止不住心中的怒火，从病床上奋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消灭敌人，决不能让他们任意杀、任意抢”。我在身体尚未复原时，就多次提出要求出院，最后不告而别，就重返前线继续参加战斗。 这次瓦鲁班之战规模虽不算大，但激烈程度被日军广播称为“这一战可能是在亚洲进行的一次最激烈的战斗”，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在十六架战斗机的护送下，亲自视察瓦鲁班战场，并祝贺胜利。国民党为纪念我战车营在极艰苦的条件下，攻克了瓦鲁班，夺取了日军十八师团大印的伟大胜利，特把三月三日订为“战车节”。 二、夺取间布本山隘 间布本山险，位于瓦鲁班以南约十五里处，是通往孟拱的要道入口，两旁多是悬崖绝壁，真有一夫当关，万人莫敌之势。日军在丢失瓦鲁班之后，加紧修筑了大量很难发现的隐蔽机枪阵地，在道路上挖出较宽的沟并在其上巧妙伪装，沿途布设地雷，还组织一批敢死队携带有磁性地雷，隐藏于路旁的小坑壕中，妄图凭仗这些工事和山隘天险，阻我军前进。战车第一营在配合步兵攻占丁高沙坎后，又奉命为步兵开路，向间布本山隘的日军进攻。由于山道狭窄，坦克只得前后左右交错，相互以炮火掩护，交替前进。当第一辆坦克攻入隘道，急速越过路中的壕沟，正爬坡道时，被敌人地雷炸中起火，车内人员持冲锋枪跳出车外与敌人步战，打死由路旁冲出的敌人，但遭到敌人机枪交叉火力的射击，皆光荣牺性。第二辆车急驶支援，却倾翻于路中的壕沟中，第三辆车赶到时，履带又被敌人炸坏。但这没有阻止我们攻克山隘的决心，反使复仇火焰更高。三辆坦克被炸毁，也使我们察知敌人火力的布置。于是我后续坦克，先以猛烈炮火，由近及远向道路及其两侧进行持续的炮击和扫射，然后才一段一段的向前推进，救出后两辆坦克上的官兵，摧毁了敌人所有机枪阵地，击爆了路上的地雷，消灭了路旁隐蔽的敌人，在三月十九日终于攻克了这个使人见而生畏的天险，占领了半英里长的间布本山隘，为步兵扫清了前进道路，保证了我军继续向南推进。 三、扫清孟拱周围地点 孟拱是日军水陆交通中心，日军十八师团在相继丢失所据守的各要地后，本身又被歼过半，为了加强这一战略要地的防守，敌人又增援了五十六师团。他们选择地形、构筑工事，并在孟拱周围建立和修筑了很多据点，妄图抗拒我军的前进。我坦克营奉命率先攻击，很快攻下沙杜渣据点。此时，我步兵正于日军相持于英北塘，该处敌人筑有极坚强工事，且又顽固死守，步兵难以攻破。五月三日我坦克营奉命配合步兵攻击英北塘，在三十六架美军飞机配合下，坦克首先冲入敌阵，摧毁敌人坚固工事和炮兵阵地，逐点逐个消灭其机枪掩体，我步兵很快冲上，肃清各掩体内负隅顽抗的残敌。经过一天的激战，于五月四日完全占领英北塘，使我军迅速向孟拱逼进（此后雨季已到，道路泥泞，坦克无法行驶，我步兵冒着雨季特有的大雨先后攻占孟拱及密支那，我战车营奉命开到沙地亚休整）。 四、攻占八莫 十月份，雨季已过，我战车第一营奉命配合新一军向八莫进攻。八莫是中英公路与旧滇缅公路的衔接地，是日军侵入我国云南西部的战略要地。敌人在此集中了十八师团、五十六师团和第二师团的残部，深沟高垒，层层设防，每条街巷都筑有坚固碉堡，并在市周围纵深修有据点群，企图死守，顽抗到底。 我军先将其包围，靠水一面以火力封锁，其它各面重兵围困，美军飞机每天轰炸和炮击。日军乘一个夜晚派飞机偷袭了我机场和炮兵阵地，炸坏了两架飞机和一五五厘米口径的大炮两门。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进攻。经过每天的炮击和轰炸，日军百天不敢烧饭，夜间不敢点灯，市内房屋完全被炸塌，满地都是弹坑，就象犁了一遍，周围据点又全为我攻克。日军为了作最后垂死挣扎，将其仅有的十多辆坦克孤注一掷向我猛扑。我们在潜望镜看见后，连长由报话机发出命令：“敌人坦克出现，务必把它打成一堆废铁。”顿时我们的坦克上炮火齐鸣（我营原是M3A3轻型坦克，现已换成装有口径为七十五厘米的M4A4中型坦克），各排以楔队形交互前进，狂轰猛打，敌坦克被我们打得动弹不得，我乘胜攻入市内。日军见其坦克全被击毁，毫无还手之力，失去最后一线希望，纷纷掉头泅水向南坎方向逃窜。我与步兵一起追打逃敌，河岸旁躺满了日军尸体，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于十二月十五日完全攻战八莫。 五、会师回国 我军攻占八莫后，乘胜追击溃逃之残敌，沿途曾多次遭到敌人的阻击，但这些残兵败将不堪一击，我坦克一到即望风而逃。于是，我坦克官兵一鼓作气，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五日攻占我滇西边境的南坎，击溃由朝鲜调来的敌人四十九师团和五十六师团（一部），残敌向腊戍方向逃跑，我部分坦克配合步兵即向腊戍攻击前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攻达腊戍附近，后奉命回国。另一路坦克向侵入我国内的日军进攻，于一月二十一日收复了芒友。此时在滇西的我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亦在滇西强渡怒江，开始反攻，在一月二十日收复了豌町。国内远征军与驻印军在芒友于一月二十八日胜利会师，大家狂欢高呼胜利，分别握手相互祝贺言欢，并正式举行隆重而热烈的胜利会师庆祝大会和通车典礼，我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将军、驻印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美国索尔登将军参加了大会，我战车第一营派了二排坦克参加了大会。会后数以千计的汽车，满载援助物资由中印公路运到国内。从此，我驻印军完成了历史使命，从三月份起，分别由印度和缅甸沿新建的中印公路先后回国。 作者简历：原名戴慎渊，曾在驻印军战车第一营任排长，现为安徽机电学院教授。
我在抗战中一段难忘的经历（《芜湖文史资料3》第008篇）
作者：郑忠 七七事变时我初出军校，任下级军官，亲自参加了保定漕河、安阳漳河、湖北阳新、广西南宁及昆仑关和远征印缅许多战役。五十年过去了，每当夜阑人静之际，追忆许多战友及各级长官，为国奋战、为国牺性可歌可泣之情景，皆历历如在目前，不禁肃然起敬。 一九三六年，我在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一四五团第一营二连任排长，军长为关麟征，抗日名将戴安澜为我团团长，此时我师驻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定远营（又名王爷府。王爷为溥仪妹婿），正准备开赴外蒙作国防前哨抗击日寇，不料发生“双十二事变”，我部立即奉命向西安方面转进，属临时第二方面军，归黄杰指挥。所有在宁夏甘肃方面的中央军，都集中靠拢西安，防御张杨部队。记得在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我军日夜不停急行军280华里，经甘肃同心、固源等地，到达陇县集结待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我军进驻西安外围成功，我团驻兴平县。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我军奉命北上抗日。每个官兵要备麻草鞋两双、对空伪装一个，立时把兴平县所有的麻买空了。七月下旬，从兴平登车，经陇海铁路转平津县北上。沿途所到各站，都受到人民群众热烈的欢迎、欢送，火车未停，即听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宵。站台上各界人士、青年学生列着整齐队伍迎接。车一停站即拥到车厢门前、窗口，把早准备好的馍、大饼、糕点，一筐一筐地递上车，妇女们拎着水壶，给每个士兵装满行军水壶。有的老太太不能拥到车箱门口，就远远地举手高呼“打倒日本鬼子！”火车开动前进了，欢呼声还是不绝于耳。在山东济南南站，站台两旁万头躜动，人们手举旗帜，向车上官兵致敬。除抬上馍等慰问品外，每个官兵发毛巾一条，上面印有“抗日救亡”字样，青年学生拥到车厢边，伸手握着官兵的手说：“叔叔一定把日本鬼子打出去！”并在车厢上贴标语，散传单。大学生就站在凳子上，慷慨激昂地演讲。这种热血沸腾场面，把我们每个官兵的心激动了，大家热泪盈眶，有的泣不成声。官兵们挥手举枪向群众高呼：“不打走日本鬼子，决不下战场！” 火车到达河北省境内洨河一个小火车站下车。本拟到沧州下车，因前站人员取道沧州连日遭日寇飞机轰炸，因而先在洨河站下车，就地在田野里掩蔽休息。那时我们官兵恨不得立即进入阵地与敌拼个死活。第二天我军接到命令，二十五师转赴平汉线。经沧州至石家庄公路，横穿沧石平原，路程大约六七百里，行军十多天，经河涧、高阳直开保定。 行军中，途经各个村镇，都受到当地居民盛情接待。每到一村镇，民众都集聚村头迎接，路边摆着茶水稀饭，捧向士兵手中，请吃请喝。一到宿营地，老百姓都把家中房子尽量腾出来，请部队住。他们还不准炊事兵架锅做饭，他们事先从先站人员口中探知兵员多少，早已准备好大馍、咸菜请官兵吃。我们再三说明军纪不许可这样，而老百姓却把军用炊具藏起来，他们说：“你们打日本鬼子，不给你们吃，给谁吃？难道留给日本鬼子吃不成！”第二天早饭也是老百姓全家人在夜里就做好了。他们这种爱国救亡、热诚的心意，加强了我军誓歼日寇，杀身救国之决心！不仅如此，沿途所有水沟、难行的路段，都事先集结青年男女守侯，为弹药车辆推送通过，备好担架把伤病兵员招到前站。我们不禁从内心喊出：“不打走日本鬼子，对不起河北父老乡亲；”此情此景，迄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我军到达保定，因日机多次轰炸，老百姓早已逃走，但商场店铺大门敞开，货物仍陈列如故。我指挥部为保护群众财产。立即派出巡逻，布置岗哨，不准任何人进城。为了避免敌机轰炸，当夜我团到达定县，在战地赶做防御工事。这时，其他友军尚未到达。我团把工事做好交给友军，奉命转赴易县又在满城一带山地做工事（当时配有当地民工），做好又移交友军。就这样好象工兵团做了将近一个月。 九月初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直扑保定，我军进入漕河阵地。漕河为保定外围的一条沙河，距城约十华里。我军沿河岸构筑工事，团部驻漕河岸边的大孟庄。九月十日左右，南下的敌军第一军一个师团与我团隔漕河对峙。白天敌机轮番轰炸，大炮猛击不停，我们的沙土工事不堪一击，顷时全被摧毁，有许多士兵未见敌人，即被埋入沙土。我们没有飞机和重炮掩护，仅靠机枪手榴弹应战十倍于我之敌，以血肉之驱抵抗敌人的猛烈炮火，视死如归。我连连长张炳轩的掩蔽部被炮弹击中，他连同三名战士一同牺牲，鲜血染红了沙土。接着一排长肖勋、二排长朱国鹏（都是武岗二分校同学）先后阵亡了。临时补充上来的李连长，不到三个小时，就牺性在前沿。虽然我军牺性修重，但坚守阵地岿然不动。战斗到夜晚，团长戴安澜亲临前沿，组织敢死队，跳出战壕渡河袭击，因河水不深，渡河近敌肉博，使敌机、大炮失去作用，我军有所斩杀。如此反复袭击，奋战沙滩达三昼夜，白天抬不起头来，连饭也吃不上，全团战死过半，负伤过半。第四天拂晓，由于友军阵地失守，敌军抢渡漕河，乘装甲列车直驱保定，全线崩溃，我们才奉命转移。此时保定烈火冲天，已陷敌手。我军原拟转向定县，结果敌人装甲列车已越过滹沱河向河南安阳集结，全军溃退八百里，河北整个沦陷。 滹沱河也是一条沙河，水深及腰，涉水可过。我团先头部队已陆续过河了，尚有三分之二集结岸边，突然听到枪声数响，判定是敌骑骚扰。正在渡河的轻重兵器、连队弹药骡马都在岸北河滩上，便争先恐后只身抢渡，轻重武器丢弃在河滩上。这时，戴安澜团长赶到，立即命令传令兵及特务排飞快地渡河，把所有重兵器连队长及士兵堵回北岸，一定将所有丢弃在北岸重兵器及轻武器、弹药抢运过河，不得短少。他宣布：“在任何情况下，所有武器不安全渡过，本人就决不渡河，武器就是军人的生命，如遗弃一件，连队长以军法从事。”并且亲自指挥，不但将本团所有武器完全抢渡，而且还把友军遗留在岸上的轻重武器一件不少地抢渡过沙河，直到日落西山，日寇少数骑兵赶到袭击，但我军已安全过河了。戴安澜团长在随身卫士还击声中，才最后骑马渡过了滹沱河。
私立云辉小学与自安和尚（《芜湖文史资料3》第009篇）
作者：后文洙 1944春节之后，中共皖中区党委城市工作部段洛夫部长派我在芜湖从事地下工作。一开始，我结识了赭山东麓园通庵里教私整的两位青年教师一一张炳南（子辉）、胡华云（思九），在我的影响下，他俩很快地参与了地下党的活动。 起初，我们是按照新四军沿江支队梁金华支队长、黄耀南政委的布置，在芜湖搞一些军事情报和对敌伪军的调查工作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城工部对我们的工作有了新的要求，并把我们的工作关系介绍到芜湖市地下党负责人张英（程自立）这里来，由他直按领导工作，我们要在园通庵这里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以与皖中城工部取得经常联系，张、胡二人执教的私塾已不能适应，我们打算在这个私塾的基础上，筹建一所私立小学，以便于对外按触，并使一些同志取得公开合法身份。 然而，办私立学校要有背景、要有靠山，谁来出面呢？这个人既要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声望，又要面对敌伪能够起到“挡箭牌”的作用。这事很使我们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张、胡二人想到广济寺当家和尚、芜湖佛教协会会长自安。当时日寇对佛教的注意力比较小，而自安和尚为人面面周到，有一定文化水平，且为芜湖知名人士，他如果愿意担任这个私立小学的董事长，那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他愿不愿出面呢？张、胡二人家住北广济寺附近，与自安是认识的。于是由他俩约请了当地两位年长的人一道去找自安和尚，说明把园通庵的私塾改为一所私立小学，孩子们读几年书可以拿到一张小学文凭，便于深造，这是造福当地子弟，又是一大善举。 自安一听，当即欣然应允担任这个私立小学董事会的董事长，并定名为私立云辉小学（后来改名为私立赭麓小学），由张炳南任校长、胡华云任教导主任，又增聘了两位女教师。自此，园通庵门口挂上了一块“私立云辉小学”的牌子。在这里，经常出现城工部来的交通员“老朱”，新四军七师出版的《大江报》和书刊、宣传品，不断地送来，我们的一些报告和情报，也从这里传过去。 自安和尚常来学校看看，眼见我们这班年轻人来来往往，他不无领悟。偶而有日军前来学校“观光”，自安和尚总是挺身而出，躬亲接待。直到日寇投降时，这所学校没有出过危险，这不能不说是董事长自安和尚的庇护所致。
芜湖人民自发抗日斗争事迹三则（《芜湖文史资料3》第010篇）
芜湖人民自发抗日斗争事迹三则作者：张罗 一、水炉老板勇斗醉鬼 芜湖沦陷初期，北门华轩楼菜馆（即今之“四季春”菜馆）一带商户（包括北门菜场）都被日寇占作马厩，而一些日军马夫则常任意侵入附近店户饮酒寻衅。华轩楼隔壁有一徐家老虎灶，原主逃难未归，店由其侄徐树荣继营。徐原以替人劈柴为生，身强斧快，那把扁嘴柴斧，向为用户所称道。某日黄昏，一鬼子闯入徐店烂饮，醉后语言如猪，举止似狗，徐皆强忍，谁知醉鬼竟发展到以空酒瓶敲徐头作耍，徐乃怒不可遇地斥道：“不要再以酒撒疯了！老子一生爱酒，也是个‘醉鬼’，再不住手，老子要‘鬼’打鬼了！！！”醉鬼虽听不懂徐喊些什么，但样子却是一看就明白的——中国人胆敢反抗！立即从腰间拔出刺刀，“拍”的一声，往垫着喝酒的矮桌上一撂！徐却转身从老虎灶洞内抽出那把扁咀斧子，“砰”地掼在矮桌上。徐老板紧握斧柄，虎目圆睁，英眉剑竖，鬼子吓得连气都不敢透，就夹着尾巴溜了。事后此事在饱受凌辱的同胞间传开后，无不赞扬道“徐老板真够种！” 二、火房师傅义救难胞 现镜湖区医院即是当年日寇宪兵队所在地。里面经常囚禁着我国同胞，“案情”重的还关在单人小号子里；对江一地方乡绅就是被这样关着的。据闻此人急公好义，门生众多，颇受乡里尊重，日寇因惧其与百姓的密切联系，便当作“政治嫌疑犯”捕了隔离囚禁多日。当时有一个被迫在敌宪兵队当主管“犯人”饮食的火房师傅（姓氏一时难以查清），因慕其名而利用工作方便接触此人，证明所传与事实是相符的，因而蓄意要设法解救他。一个寒冬雨夜，师傅脱尽贴身衣裤，赤条条地从自己卧室冒雨入监，放出乡绅，并助其越墙逃走。次日敌营大哗，敌人查了所有在该队做事的华人，师傅首当其冲。鬼子掏墙缝、挖地眼，查到了师傅那天所穿衣鞋，直至其贴身睡觉的内衣，但却一丝淋雨透水的痕迹也没查到。然而敌人仍把我们这位火房师傅看管了起来，不过他最后终以巧计逃离了这所人间地狱。 两三年后，师傅在十里长街一隅邂逅了乡绅。后者一眼就认出了“恩公”，随引至后巷交谈别后衷情，并对师傅说，他现在对江某地开了一个商店，欢迎他去那里工作；如果师傅自已想开店，他将资助。师傅却笑对乡绅道：“不错，那年我确是帮过你的忙，但这因为你我都是中国人，而且你又是名声很好的人，帮助你是应该的，我不需要什么报答……” 三、黄包车夫杀敌领赏 沦陷时的芜湖黄包车夫遭受日寇的欺凌和残害是血泪斑斑的。东洋随军娼妓每周一次从妓院到日办“同仁会”医院（其址在今宣城地区血防所附近）“检查”，都是雇用我拉洋车苦力成群结队拖着她们招摇过市地奔赴“验场”的。有一次，是在夏季，一苦力爬北门陡坡因奔跑过猛而失手“竖了旗杆”，把车上的“活宝”竖了个倒栽葱，使之当众大出其丑（日娼多只穿围裙而不穿裤子）！乃迁怒于苦力，诬其有意“出洋相”，把车夫打得死去活来！至于醉鬼浪人坐车不给钱、还打骂折磨车夫更是一日多起发生。某次，一醉酒的鬼子从半边街（今之国货路）一“料理”（日本饮食铺）出门就登车，驱策车夫从下午两点直拉到黄昏竟然拉不到目的地——醉鬼根本就没有目的地！当苦力被迫拉车到弋矶山矶头处，已是暮霭茫茫。四顾无路，乃横下心来，便猛的回转身子“呼啦”一家伙，就把鬼子连人带车从矶头上倒冲下山去！当时黄包车夫都是租车拉的，而且车上都钉有人力车搪瓷牌照。“肇事者”事先都估算到了这些。所以“倒鬼子下山”后，便忍痛自摔饭碗，连夜逃往江北奔老家去了。 最值得称道的是家住火药房（今环城北路银行一带，为旧社会黄包车夫聚居地）一名叫张祥弟的青年车夫。娶妻王氏，娘家在万春湖王村。此处形式上为敌所控，实际是我新四军出没无常之地，因而敌寇经常去“扫荡”，同时烧杀淫掳亦随之。我新四军游击队也针锋相对地出了地下告示、号召并指导民众抗日，并悬赏大洋一百割鬼头一颗。某年秋，张携妻回万春娘家探亲，适逢敌寇在乡作恶。鬼子三一撮，五一伙，到处捕鸡杀猪，各纵兽欲，互不关顾。张乘此大好良机，藏大树蔽身，于一百公尺左右处，瞄准射击（枪枝是新四军所供），一鬼应声倒地，余鬼狐逃犬奔，弃尸于野。张祥弟抢步上前，手起刀落，一百元赏金已握手中。 “一百块谁没见过？！要紧的是出口气——中国人亲手割下鬼子头真是痛快！”他事后对问及他的人如此说。
芜湖大汉奸任凤昌罪行录（《芜湖文史资料3》第011篇）
作者：汪业新 任凤昌（男），字瑞轩，1887年出生于河北省吴桥县（现为邯郸县）一拳师兼伤科医生之家。其人八岁起念私塾，十二岁随其父练武术、学伤科。二十一岁起其以伤科医师之名，混迹于吴桥城乡之间。 1913年，二十六岁的任凤昌来到芜湖，此后一直以专治跌打损伤兼卖狗皮膏药为名，浪迹于芜湖城乡之间。直到抗战前，其名还不大为人所知。但其在日军侵占芜湖期间为虎作伥、声名一时，则成了妇幼皆知的大汉奸。至此，芜湖的民众才知其名叫任凤昌。其为何能在芜声势一时？这里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1937年12月9日，日军十八师团一部侵占了芜湖县竹丝港，因恐芜湖有守军抵抗，滞留在竹丝港一带，忙于集结部队，不敢对芜贸然进攻。而此时在芜城内的任凤昌却认为这是投向日军的大好机会。于是，其便纠集了朱道玉等十九个地痞、流氓，连夜制作了日本太阳旗。10日上午，任凤昌带领朱等十九人，手执太阳旗，赶至竹丝港，向日军保证芜湖没有守军抵抗，如遇有抵抗，愿以性命相抵。日军对此半信半疑，扣抑了十八人为人质，由任、朱带队向芜湖进犯。日军遂于当日由东门侵占了芜湖城区。日军在城内大肆屠杀来不及撤走的芜湖民众，无恶不作，馨竹难书。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记者田伯烈1938年初写的《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记述：“在占领芜湖后的第一个星期内，日军对平民滥施虐待屠杀，对住宅恣意抢劫破坏，超过我旅华二十年中所经历的任何事变。”由此可见，正由于任凤昌等引狼入室，使日军提前侵入芜湖，致使众多的民众来不及撤离芜湖而惨遭杀害。 由于任凤昌引狼入室“有功”，日军进城后不久便委派其为芜湖维持会长（后由朱绣封继任），并将一座强占的楼房给其家用。任凤昌利用伪职趁机搜刮财物，大发国难财，成为不齿于人类的大汉奸。 1937年12月21日，日军第六师团在参预了南京大屠杀之后又窜来了芜湖，又是一番烧杀。此时，任凤昌又是积极参与。 1938年4月23日，在南京大屠杀中被西方人士称之为“亚述魔王”的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司令谷寿夫接到“日军华中派遣军令其率队沿和县、巢县、合肥一线作战”命令，就给了任一匹东洋马及日军官服、东洋刀等物，要其给日军当向导。任凤昌一口答应，带路出发。 1938年4月24日，渡长江占和县，26日占含山，30日占巢县”。日军自芜过江后，沿途一路烧杀，在巢县南乡曾进行了大屠杀。同年5月11日，日军从巢县出发，13日进入合肥外围，14日开始攻击，同日合肥陷落。日军第六师团在合肥东乡临河集又对手无寸铁的乡民进行了大屠杀。 同年7月中旬，日军第六师团全部及第二、第三师各一部，台湾佐滕旅团主力并配合机械化部队共约七万余人，向大别山南麓潜山、太湖、黄梅（湖北省）、广济、田家镇一线大举进攻。7月30日，日军第六师团由望江、宿松公路向宿松大举进犯，8月1日，日军陷宿松，守军退至黄梅防线，8月27日，日军第六师团及第三师团之一部在其先头部队掩护下，沿潜山、黄梅大道西进。 同年10月11日，日第十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抵广济第六师团司令部视察，决定该师团自十六日向汉口进攻。10月26日，汉口被陷。至此，日军第六师团等侵占了武汉。日军在武汉之暴行，在此就不一一叙述了。 1939年8月，任凤昌由武汉回芜。其在武汉曾被委任伪团长之职达九个月之久。此时回芜，其“身价更是倍增”，只要与其有私交，便可在芜畅行无阻。芜湖街上茶馆当女招待的，表面上叫他一声干老子，暗下与他通奸就能站住芜湖码头。任后来收一班女招待们为干女儿，哪个女招待拜了他，在哪一个馆子都吃得开…… 回芜后，任凤昌担任了日军驻芜警备司令部便衣队长等伪职，积极协助日伪特务设立“十一号”特务机关，残害我抗日同胞。 1939年底，任将家住大马路（现中山路）国际饭店附近的一十四岁女孩强行奸污，致使这女孩大量流血，床上棉絮被血染湿，惨不忍睹，这家人则敢怒而不敢言。 1940年，日伪在芜曾试办芜湖伪工会，结果未办成。日伪政权无法可想，只得派人出面请任凤昌担任伪工会筹备主任。于是，任从1941年起又担任这一伪职。1944年6月，芜湖伪总工会设立，任凤昌便任伪总工会的理事长。在此期间，他还兼任芜湖安清同盟会和理教会的理事长等职。其身兼多职，显赫一时，成为芜湖的一霸，乃至利用职权，逼迫一尼姑与其长期通奸。 任凤昌在日伪期间，卖国求荣，认贼作父，血债累累，其亲手杀死老百姓就达数十人。现将有据可查的死难家属的控诉摘录一二，便知其人的凶恶残暴。 据《任凤昌案卷》中死难者家属的控诉记载：“在1938年古历四月初一日（公历四月三十日），任匪凤昌带领了日寇强盗打下了巢县。那时我家住在巢县西安桥……任匪凤昌就带领了日寇强盗到了我们西安桥村庄，任匪带日寇到我家未说一句话，我大伯（名陆玉春）瞎二爷（名陆玉芳）、大爹（名陆典长）、二爹爹（名陆典元）、老奶奶（名李氏）一家五口人被任匪一起用刺刀杀死。”“我的侄孙刘家炳是一个哑巴，没有逃走，被任匪抓到了拷打了三天，说他是个探子，结果叫狗子把他咬死，肉全部被狗子吃掉。在第五天，我跑过一看，只剩一堆血骨……。”“他带鬼子到合肥南乡义兴集烧掉马王井村百把户左右的房子，一家未留。这次被鬼子烧死人不计其数，将该村烧成一片焦土……”。“说起我家受任匪凤昌的害，我就要哭。日本鬼子来时，任匪带领鬼子于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初五（公历六月二日）下乡到我村打鸡。那时，我妹妹还带了五个月的肚（怀孕）。他们看见我妹妹就追，要强奸她。可怜我妹妹被任匪逼得无法，为了免遭毒手就跳下塘里淹死了。这群畜类全无人性，死了还不放松，把她拖上来拿刺刀乱戳，还把我家牛拿枪打死了。任匪在合肥所作的罪恶，令人发指，受害的人不计其数……” 1945年二月初起，美军飞机开始轰炸日本。特别是2月25日，美军飞机一千八百架次轰炸东京之后，助纣为虐、作恶多端的任凤昌坐卧不安，深感自己的罪行严重，于同年3月9日离芜，逃回老家吴桥县，妄图逃避惩罚。按其后来的交待话来说则是：怕带上汉奸的帽子。但这顶汉奸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则是不偏不倚，在芜湖的这块土地上给其戴上一顶大汉奸的帽子亦是恰如其分。 芜湖解放后，任于1949年下半年潜回芜湖。将其家从大马路55号迁至曾家塘交通路42号，闭门不出，妄图再次逃避惩罚。 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广大知情群众纷纷检举其在日伪时期的罪恶，仅受害者和死难者的亲属的控诉状就达数十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精神，人民公安机关于1951年4月11日将其逮捕，芜湖民众奔走相告。这里从一代诉材料中就可看出当时群众的反应。“……我娘舅由巢县来听说任凤昌捉住了，他（名唐少恒）笑得脸上皱纹半天才散开。他说：‘这一下子好了，我这一口气算出了’。我问他：‘你吃过他的亏吗’？他说：‘你快去打两千块钱（旧币制）酒来，烫热热的，我心里快活，边喝边告诉你。于是他说：我那时到江南来做手艺，在路上一家伙给黑头鬼子干到，要我帮他抬猪。那时，我已毛六十岁（快到六十岁）的人，哪里抬动一个大肥猪呢？他就给我一枪座子，把我腿打坏了。后来，那个在芜湖卖膏药的我认得他，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他拿着东洋刀（刀在鞘里），照我头上一下子说你这个老家伙没用，滚你奶奶的蛋。你瞧这个入妈妈的东西没良心，把我老头子头打了一个洞，血淌了一身，到天黑才爬到村里去。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任凤昌’。他恨恨地说：‘要给我去把他头上也打一个洞才称心’……”。唐少恒老人喜怒哀乐的言语，跃然在纸上。 1951年4月24日，芜湖市召开了公判大会。会上，市军事法庭依法判决其死刑。会后，将这个身材高大，满脸横肉的大汉奸押赴刑场，予以处决。全市人民无不拍手称快。这正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卖国求荣无善终。
凤宜楼“慰安所”始末（《芜湖文史资料3》第012篇）
作者：汪业新 “慰安所”是日军侵华罪恶产物之一，比起一般的娼楼妓院来说，其黑暗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笔者对有关的资料进行了整理，现将姬少庭开办的凤宜楼慰安所前后情况，作一简单叙述，以便展示出“慰安所”的罪恶、汉奸的丑恶嘴脸及其可耻下场。 1937年12月10日，日军侵略军十八师团一部及伪满军于藏山旅在大汉奸任凤昌（又名任瑞轩）的带领下，由芜湖县竹丝港向芜进犯，侵入芜湖城区，烧杀淫掳。日军进城不到一周时间，便委派任凤昌为“芜湖中央治安维持会”的会长，还委派其他一些汉奸任各区维持会长。当时任三区的维持会长崔一平奉日本人指令：要找“花姑娘”以供淫欲。崔便找了地痞姬斌（别号：少亭、少庭；绰号：姬大麻子），要其为日军找年轻女人，以便开设“慰安所”。于是，姬便到处威胁、哄骗年青女人，准备开设“慰安所”。经崔一平指定在下二街“凤宜楼”开设“慰安所”，该所由姬负责。没过几日，姬便找到十六个年青女人，准备开设“慰安所”。“凤宜楼”原为一旅社名，因主人跑日本人反而离开芜湖，即被姬占用作为“慰安所”。该所有一人专门挑水；一人专门打扫卫生。除此之外，还有几个日军士兵专门站岗，目的是防止所内妇女逃脱。 凤宜楼慰安所于1938年1月正式开设。从每周一至周五的上午八时至下午六时为日军士兵开放时间；每周六和周末则为日军官佐开放时间。进所日军每人须持军用手票一元，购一号码牌、凭号码牌入室，每次时间为半小时。所内妇女每人每天被日军蹂躏多达十余次，少则五六次不等。每晚则为日军官佐伴夜时间，日军高级官佐所需年轻妇女，则由姬在外设法强征，由姬亲自送往日军高级官佐住处。 当年曾被姬哄骗到该所去的王氏在1951年所写的文字控诉材料中写道：“民国二十六年旧历十一月初八那天，日本鬼子到了芜湖。他们一到芜湖，便到处放火，杀害爱国志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那时，我就住在大戏院后面的一所民房里，看见四周的民房都起了火，而且鬼子又到处找花姑娘，把我们弄得无处藏身。后来我的一个朋友见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躲在家里，恐怕要被鬼子发现，便叫我躲到大戏院里。那时所有的戏子都吓跑了，我便躲到后台的一间小房间里，那房间满堆着布景，我就在布景的夹缝里躲藏起来。我的两个小女孩，一个有几个月，给奶妈带走了，剩下的一个才四岁，因为怕她吵闹，就请别人代带。可怜我就离开孩子，孤零零的躲在布景里面，连动也不敢动，黑夜里才由朋友送些冷饭来，我也吃不下去。在那里躲了二十七天，却给姬麻子那坏蛋发现了。他特地来找我，恐吓我，对我讲：你躲在这里是不成的，要是给鬼子找到了，就要把你杀掉。按着又假仁假义的欺骗说道：你还是跟我到凤宜楼去躲吧，那里有人守卫，有人保护你，日本鬼子是不会到那里去的。那时候我还以为他是好人，便跟他到那里去了。到了凤宜楼、我便被关在一间房间里，可怜那里一共关了七八十个女同胞……姬麻子强迫我们给鬼子玩弄、奸淫，我们不答应，他就拿刀来威胁我们……我们整天的受着鬼子的侮辱，但我们由皮肉换来的代价却给姬麻子整个的剥削去了。他是发财了，他整天陪着鬼子饮酒作乐，大鱼大肉是他的家常便饭。但我们呢？每天吃的都是青菜，连豆腐都看不到。要是我们偶一不慎，触怒了鬼子、便给鬼子打昏过去了，还要被姬麻子一顿臭骂。我们七八十个女同胞关在里面，是不许外出的……我在那里住了三个多月，受尽了鬼子的奸污和侮辱，我简直是不想活了……”。 凤宜楼慰安所内被哄骗、胁迫而来的女人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四岁，最大的年龄也不超过四十岁。所内妇女除了被姬哄骗、胁迫而来之外，还有一些是姬随日军到外地“扫荡”强抢而来。如姬曾随日军去繁昌县三山镇“扫荡”，强抢一些民女弄进所内。该所内被蹂躏的妇女前后共达二百余人。姬还曾带日军在本市某尼姑庵内将年轻的尼姑也绑架而去，投入凤宜楼慰安所内。所内妇女除了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折磨之外，在生活上也受尽折磨。该所名义上是四六分成，即姬得四成、妇女们得六成，实则不然。姬大肆克扣，以供自已挥霍。姬由此而发了大财，后来在凤宜楼后部曾开设“芜湖大旅社”，由此可见其克扣之凶。姬因讨好日军，为日军死心塌地卖命，曾被日军委任为伪第三区维持会的副会长。 慰安所内的妇女每月只能洗澡三次，每次去寺码头浴室洗浴时，则由日军士兵荷枪押着，犹如犯人。平时在所内有日军士兵严密看守，根本无法逃脱，所内妇女受尽了非人的摧残。有一江北妇女因不堪忍受这非人的折磨，从该所楼上跳楼自杀身亡，以死来控诉这万恶的慰安所。 由于日军在芜的暴行，加之姬在外大肆为该所搜寻年青妇女，城区内的年轻妇女根本不敢轻易出门。 姬自任伪职后，依仗日军的势力，在芜横行。如其一贯在长街的一些布店里剪布从不付钱，为非作歹、祸害人民。 1938年4月，驻芜日军弄来一批日本年轻妇女和朝鲜妇女，于寺码头等处自办了几所慰安所。凤宜楼慰安所少有人往，于是，凤宜楼慰安所停业，一大批妇女由此才逃离虎口。此后，姬又多次充任伪职，并还办过“花捐局”，利用管理妓院之便，乘机敲诈勒索，又大发国难财。 1951年4月，市公安机关根据受害者的控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要求，将姬逮捕。后经审讯、核实，经市军管会军事法庭判字（51）29号判决，将姬犯绑赴刑场处决。祸国殃民的汉奸姬少庭终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日本随军妓女的血泪（《芜湖文史资料3》第013篇）
作者：朱鼎元 一、军妓之产生 日本军妓制度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实行军国主义、法西斯制度的产物。 日本法西斯为了配合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引诱广大青壮年投入“圣战”，进一步毒化、腐蚀他们的灵魂，于是，在日本侵略军的前沿和驻地普遍设立“慰安所”：即日本军妓院（又叫东洋娼妓院），在前沿叫战地慰安所或皇军慰安所，在驻地叫军地慰安所。为了保证军妓的来源，日本当局规定，凡服兵役男子的妻子或未婚妻，包括朝鲜、台湾等在日本占领地服役军人的妻子和未婚妻，均需服军役三年，随军充当军妓。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战争的扩大化，又规定，凡成年女子均需服军役三年为“圣战”效劳。因而，东洋娼妓的人数大大增加，仅安徽芜湖一地就有军妓三百余人。 二、分布地点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芜湖沦陷。翌年，日寇在芜湖设立军地慰安所数处，即所谓东洋娼妓院。东洋娼妓院彼此相距很近，这样相对集中的布局，一是方便日军兵舰、兵船上的官兵和过往暂时住宿的日军官兵；二是有利于日本军营里的官兵就近嫖妓，因中江塔附近，今之江岸路小学和六中等处是日军的重要兵营所在。 芜湖东洋娼妓院的分布地点有下列数处： （一）原顺泰五金店（二层楼房），座落在中江塔旁防水墙处，该屋在修长江防水墙时拆除。 （二）原萧达三寓所（二层楼房），萧达三是旧社会芜湖青帮头目，他的寓所在今下二街58号。该处和“不知火馆”前后相望，原有巷相通，现已盖了宿舍。 （三）第一福明楼（二层楼房），在今下二街78号。 （四）第二福明楼（二层楼房），在今下二街76号，它和第一福明楼相邻，均在吉庆里（该巷与外道不通），巷口原有排楼和大门，后被毁，但排楼基石仍在原处。 （五）原大安栈旅社（二层楼房），在今华盛街27号安徽省长江修防局所在地，有后门通向江岸路。 （六）原交通旅馆（三层楼房），在今公安街34号新芜区税务分局宿舍。该处是日军盲人妓院，叫“不知火馆”，意思是看不见火光的妓女馆舍，这里有巷道和萧达三寓所相联。 （七）原新田旅社（三层楼房），在今藕香居7号中山路派出所所在地。芜湖沦陷前由日商开设新田旅社。芜湖沦陷后，该旅社迁到今中山路凤凰厅理发店。 （八）湖洋阁（二层楼房），在今上二街54号煤基厂，有后门通向小营盘。 （九）原日本驻芜通讯社（三层楼房），在今中二街133号。它和今中二街135号中二街邮电局相邻，是该局职工宿舍，有后门通向下长街。 芜湖东洋妓院的房屋均系砖木结构、木板地的楼房，至少二层，有的三层，其上有凉台。这些妓院均座落在里弄巷道里、较为幽静和别致。几乎东洋妓院都有后门通向邻近的街道和巷里，它便于日本官兵、政客和商人进出妓院。每一东洋娼妓院约有房十余间至三十余间不等，但每个房间的面积很小，陈设简单，每一房间仅放一张床铺、一张二屉桌及一些椅子，另外还有茶几、茶杯、面盆、毛巾和肥皂等。东洋娼妓院都自设厨房和露天浴室。司厨、烧水、买菜和勤杂工多为中国工人，男工多于女工，每处三、五人不等，烧水和打杂工有时还得为“慰安妇”擦背、冲水淋浴，但不准笑，否则将受到处罚。 三、血泪之恨 芜湖东洋娼妓院有十余处，东洋妓女有三百余人，其中，湖洋阁、原日本驻芜通讯社和原大安栈旅社等东洋妓院是高级的，原萧达三寓所、第一福明楼和第二福明楼等东洋妓院次之，其他又次之。高级的东洋妓院接待日本高级军官和政界名流，中下级的东洋妓院接待下级军官、士兵和日商。每个妓院约有东洋妓女二、三十人至五、六十人，年龄一般都在二、三十岁之间，但歌妓有的年岁大些，如湖洋阁的歌妓有的四、五十岁。东洋妓女有的嗜食“白面”（一种比鸦片更毒的毒品），因怕被鸨子看见，故往往在楼上门后或到对门邻居处躲起来吸食。东洋妓女畏鸨子如虎狼，有时在谈话之间，忽听到鸨子上楼的响声就立即中止谈话。东洋娼妓院里都是男子作掌柜，管帐的也都是男的，年龄都在四十至六十岁之间，如第一福楼男管帐的叫拉杉野，四十余岁。日本盲妓院叫“不知火馆”，盲妓善弹唱，上二街“湖洋阁”是较出名的东洋歌妓院，每晚七点三十分开始，到夜里十二点才散去。 东洋娼妓都是被迫被骗来华的，她们处境悲惨，心存血泪之恨。日本妓院每天开业时间是从早上七点三十分到深夜十二点，逢星期日则通宵达旦地接客。鸨子强迫妓女们每天接客四、五十人，有的多达六十余人，至少每人每日要接客十四、五人。来慰安所的大多是日本官兵，据日本官方宣传机关同盟社的特派战地记者报导：当时，侵占芜湖的日军部队有长冈部队、富士山部队、片冈部队、浅野部队、小酒井部队、井泽部队、副野部队和小池部队等。因而在芜湖的东洋娼妓以接待上述驻芜日军官兵为主，以接待过往日军为辅。进入东洋娼妓院的日军官曹，多是亡命之徒和衣冠禽兽，他们对待“慰安妇”，任意侮辱其人格、蹂躏其身体、摧残其生命，使“慰安妇”过着悲惨的生活。 妓女接待日本官兵、政客和商人稍有差池，就要受到他们的打骂。当大醉酩酊的官兵纠缠不休时，她们除了喊叫和央求打杂工人解救之外，只有强忍苦楚，含泪奉承，否则，又将受到鸨子的拳打脚踢、或饿饭等处罚。东洋妓女哭泣之声，邻居时有所闻。 日本官兵进入慰安所，系按官衔等级排队付钱买牌子，牌子分二元、一元二角、一元和八角不等，买到牌子才准进入内院按号入室。当听到锣声响时，男的就得从室内出来，换一批再进入，这样轮番进出，以锣声为号，便于控制时数，多作营业，加强对妓女的剥削。东洋妓女接过一客要亲至帐房，向管帐报号，由帐房管理人在各妓名下划“正”字计数，并逐日将每妓接客人数报给鸨子掌握。所以，东洋妓女常被折磨得精疲力尽，每到休息日这天往往跪请烧饭、挑水或勤杂工人反锁房门，蒙头熟睡，享受难得的一时轻松。病妓痛苦更深，因不能接客没有收入，受到鸨子的歧视，从而降低了伙食和衣着标准，种种苦楚还不能外露，否则，又要遭到鸨子的进一步虐待。 星期日是东洋娼妓遭罪受难的劫期，这日全市的东洋妓女都要分批到设在刘郭山（北门上坎坡的高地）的日军医院——同仁会医院接受妇科检查。一般妓女穿木屐步行前往，高级的东洋妓女则乘坐人力车到达。受检的妓女，须先排队挂号，在交纳挂号费和检查费之后，再到候检室听号，二人一组分别入内室受检，约半小时方得出来。据当时曾随军医进入受检室的第一福明楼烧水打杂工人聂大个子说：“检查的医生手段极为粗暴，技术低劣，受检的妓女如遭劫数，痛苦难以启齿。”医院在检查中，如发现妓女有怀孕者，立即通知妓院，将她送回本国待产，产后期满仍需返回。病妓停止接客，待治愈后继续操业。 平日，东洋妓女在言谈中常诉说自己内心的苦楚，流露出不满现实的情绪。她们对侵略战争和军妓制度有着深刻的仇恨。譬如，第一福明楼的妓女有的就把日本当局颁发给她们的裕仁天皇御照烧毁，以泄心中的愤恨。该妓院的东洋妓女卡里玛露（二十四岁），有一次她对勤杂工聂振新说：“我丈夫在日本是一个普通商人，家里有一男孩和一女孩，我是被迫服役的，我想家、想小孩。”还有沙达依和塔必罗等东洋妓女，她们都深有同感。湖洋阁里的歌妓亚米妮，三十一岁，皮肤较黑，洗衣女工喊她“黑米妮”。有一次，外包洗衣女工李文英（当时二十六岁）和亚米妮谈家常时，听到她说过：“我家丈夫战死了，不久我也被征当了军妓，我有三个孩子，我很想念她们，但是，要三年才能回家看孩子。”说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心情极为悲伤。 在日本侵略军前沿的战地慰安所，妓女悲惨处境比之上述军地慰安所妓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的军妓除了接待战地前沿的官兵之外，还要随时接待大批即将投入侵略战争的新兵。参战前夕，新兵都必须响应上级号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因为根据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说法是：“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养精蓄锐”就是去体验女人。于是，大批新兵成群地涌向慰安所。慰安所里的房间就象日本医院那种造价低廉的大病房。在一条走廊的两侧拉着帘子，里面是细长的房间，约有五十张左右的床，“慰安妇”在各自的房间里等待着接客。士兵们在帘子前面排队，每隔十分钟轮流入内，有的帘子上面还标着红色的记号，这表明这小屋里的慰安妇带有性病。可想而知，战地慰安妇要遭受着多可怕的痛苦！ 在东洋妓院里，日寇不仅压迫、剥削和蹂躏日本军妓，也同时坑害中国年轻女子。凡被抓到的中国年轻女子先要张开双手，让日寇仔细检查手掌，如果是农民或工人的手，就当场作为“消遣品”而被奸污，或被送到慰安所当妓女。如果是个白手女人，就以八路军密探的嫌疑交给日本宪兵队严加拷问，然后处死。 在军地慰安所里，日寇常迫使中国妇女充当军妓。譬如，新田旅社慰安所，鸨子经常出“条子”派人送往集益里头排或二排，点名要地方名妓充当慰安妇，以补充日本军妓的不足。 日本军妓初到芜湖时，经常到附近的男浴室洗澡，并喊男工人为她擦背和冲水沐浴，使已下池的男人惊讶异常，急速穿戴离去，然而，日本妓女却习以为常，继续到男浴池洗澡。一九三八年上半年，第一福明楼和第二福明楼的东洋妓女经常到附近的嘉国澡堂（男浴室，在今寺码头41号，是旧社会芜湖青帮小头目王炳南开设的）洗澡。后来，各东洋娼妓院自设浴室，如今下二街76号，第二福明楼后院的两处浴池仍在原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本国广大妇女和朝鲜、台湾等妇女所造成灾难和耻辱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