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鸠兹 - 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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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芜湖人文历史地理
items: 汪伪在安徽“清乡”的罪行录（《安徽文史资料10》第17篇）
items: 安徽汪伪的党务活动（《安徽文史资料09》第16篇）
items: 回忆我在皖南行署的两年（《安徽文史资料09》第23篇）
items: 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安徽文史资料09》第05篇）
items: 回忆大哥张恨水（《安徽文史资料08》第27篇）
items: 李辛白先生二、三事（《安徽文史资料08》第22篇）
items: 巢县民众反抗国民党镇压的流血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7》第19篇）
items: 安徽省府主席之争及其一再流亡的经过（《安徽文史资料07》第17篇）
items: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安徽的兵患匪祸（《安徽文史资料07》第10篇）
items: 祖晨烈士英勇战斗的一生（《安徽文史资料06》第14篇）

汪伪在安徽“清乡”的罪行录（《安徽文史资料10》第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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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9T22:45:48+08:00
description: 作者：张大荒 大汉奸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权时期，曾配合日寇先后在苏、皖两省开展了罪恶的“清乡”活动。安徽“清乡”的前一阶段，我曾参与。回忆当时经过，不仅那些头目们是国家民族的罪人，即我这样的配角，也是罪无可逭。为防止这段史料湮没，特回忆所见所知，以供史家参考。 一、“清乡”是怎样开始的 一九四一年，伪安徽省政府改组，“维新政府”所任命之伪省长倪道烺去职，由汪政权任命曾任伪江苏省长、伪南京市长之高冠吾为皖省主席。高系江苏省崇明县人，北伐时代做过第十军副军长（军长是王天培）、徐州镇守使，素有政治野心，蛰居上海，在大汉奸江亢虎所办之南方大学任教。日寇侵华，江亢虎首先投敌，任“维新政府”要职。高正久蛰思动，同时日语又极流利，适合当时需要，竟然由南京市长而江苏省长，成为日伪时期的著名人物。汪精卫粉墨登场以后，伪维新系的人大多失势，但因高精通日语，与入侵日酋能直接交谈（如当时汪伪之特别顾问日寇中将影佐祯昭、南京特务机关长三国、原田等，都和高声气相通），因此，汪伪对高不敢得罪。江苏省是块肥地盘，被汪之亲信特务头目李士群夺去，汪伪不便让高落空，就把高调任安徽。原汪伪省长倪道烺，则给予一个伪国府委员的空衔。高到任后，看到当时的安徽地瘠民贫，环境又相当复杂，一肚子牢骚。同时，看到李士群在江苏大搞反共清乡，官上加官，发了大财，更加眼红。因此，时刻都想在安徽也来一番“清乡”，借此献媚敌寇，扩充实力，发发横财。但是，李士群在江苏搞“清乡”，有其特务武装做基本武力，又得伪绥靖军司令任援道与之合作，所以能做出那样市面。高在安徽本无历史渊源，手下又没有可供指挥的部队，要搞“清乡”，实无条件。但高寇吾政治野心既大，个性又刚愎自用，到任不久，即仆仆于南京、蚌埠之间，其谋臣、策士也为之奔走，结果在一九四一年夏季，经南京伪清乡委员会核准，高兼办安徽省“清乡”准备事宜。 二、“清乡”的阶段和步骤 敌伪在安徽进行的“清乡”，可分为两个阶段、四个步骤。两个阶段是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四个步骤是：第一步清查户口，统制粮盐：第二步设检查哨，封锁物资；第三步并村立堡，坚壁清野；第四步武力清剩，实行扫荡。第一阶段只进行一、二两步骤，第二阶段则进行三、四两步骤。高寇吾由于没有武力，所以只能先搞第一阶段。当时计划皖南“清乡”以芜湖为据点，皖北“清乡”以临淮关为据点。后因看到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地方抗日爱国武装力量相当强大，深恐南、北同时进行，分散人力，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先在芜湖设立据点，开始清乡准备工作。首先成立清乡人员训练班（班址在环城西路小学内），派省府高参、绩溪人胡宗王为班主任。招训学员以市区十三个坊公所的坊保干事为主要对象。其次是城市无业游民及流氓地痞。规定三个月为一期，结业后，派往乡、镇任乡、镇、保甲长，或派充检查哨的检问员。又设立省清乡事务局筹备处，胡宗王兼处长，所有经费一律由田赋附加和货物税附加中拨充。当时的“清乡事务局”在“清乡高于一切”的口号和经费特别充裕的条件下，被认为是一个特权机关，争欲插足大捞一把。胡宗王既负责筹备工作，又主持干部训练，对未来的局长一席，抱着“舍我其谁”的态度。但实际情况却恰相反，因为胡、高之间本无渊源，胡之得任斯职，一方面由于胡之族兄、伪省府委员、伪蚌埠新报社长胡大刚竭力推荐。另一方面由于胡自吹自擂，夸张自己在皖南有很大的潜势力，特别是在旧徽州府属有如何大的声望。因此，高才委派胡来芜湖打头阵，但胡在筹备期间，只会搞钱自肥，并无成绩。高在考虑清乡事务局人选时，已决心去胡，但一时也无法找到适意人选。恰巧汪伪省府秘书长兼财政厅长谢学霖（芜湖的出名劣绅，军阀时期曾任安庆道尹、教育厅长等职）向高自荐，高对谢的关系本来不好，很想把他调开，所以趁机让谢到芜湖当清乡事务局长。胡得悉后也就此捆载而去，既不交待也未醉职，后来不了了之。一九四二年，正式成立汪伪安徽省清乡事务局，局址在芜湖和平巷原广益中学内（即现在十中校址）。 三、“清乡事务局”的组织和活动 汪伪安徽省清乡事务局，设局长一人，由谢学霖调任。省委秘书一人，为湖南人张民铎；局委秘书一人，为芜湖人贺相卿。秘书室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管财务、事务、行政及不属其他科之一切公务，科长为江西人徐凤翔；第二科管文教、宣传及在校学生与社会青年思想动态之调查研究，科长为江苏人朱友白；第三科管建设工程和检查网，科长由贺相卿兼。附属机构有清乡人员训练班（谢到职后，班主任为湖南人缪某），芜湖军宪警联合稽查处是一个直接危害人民的机构，也是“清乡”工作中一个执行伪法令的机构，一切罪恶勾当大都由这个处去干。该处人员也从这些罪恶勾当中发了大财。如因为要清查市区户口，就首先实行了户口粮盐制度，规定凡属市区正式户口，一律计口配粮。这样，既可限制外来流动人口，又可以把荫蔽在市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查挤出来。这一个办法是极其毒辣的。但由于并未取缔私人经营的…

安徽汪伪的党务活动（《安徽文史资料09》第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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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8T22:20:38+08:00
description: 作者：张大荒 我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间，由于名位利禄的思想作祟，不安于干老本行的中医，而甘心投敌，做了汉奸的爪牙。在这一阶段，历任汪记国民党（称汪记国民党，旨在别于蒋记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宣传科科长（当时的伪省党部不设部，宣传科等于宣传部）、伪安徽省芜湖清乡事务局秘书等伪职。对这一时期汪伪政权在安徽的党政活动情况，略知大概。 一、汪伪政权在安徽建党经过 自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以后，由日寇操纵的傀儡——南京伪维新政府不得不改头换面。把伪中央政府主席的“宝座”让给汪精卫。汪本人一贯以国民党的正统派自居，同时领袖欲又极其强烈，所以到了南京以后，第一步就是重建国民党。于是留在沦陷区的一班落泊党棍都奔走若狂，弹冠相庆。以我所了解的安徽情况而言，首先是办理党员总登记以为重建党部的张本。在芜湖方面，主持这一工作的，是日伪特工芜湖站外围组织——“和平建国大同盟”的负责人过庭。总登记手续非常简单，只要填写一个登记表，就算承认了过去的党籍。个人是如此，集体更欢迎。于是三教九流、牛鬼蛇神都通过登记这一手续，摇身一变成为汪记国民党的“同志”。按照规定，全省要登记到三千至五千人，才足法定人数，才可以正式组设省、市县各级党部。但是当时的汪伪省会设在蚌埠，伪省长北洋余孽倪道烺是维新系的人，又有日寇海军在背后撑腰，因此不同意在蚌埠办理党员总登记。于是总登记的工作和活动，也只能局限于芜湖一隅。1939年秋，据说登记党员人数已足法定，遂在芜湖上二街组设“中国国民党安徽省执行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伪中央指派张拱辰（霍山人，改组派的走卒，自命为汪精卫的嫡系）、王震生（寿县人，美国某大学法学博士，抗战前在上海充律师，家庭出身是经营华茶出口的买办阶级。他是汪特丁默村的亲信，因此又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胡大刚（绩溪人，改组派，伪蚌埠新报社长）、林仰溪（六安人，一说合肥人，流氓出身，识字不多，言语粗野，因在沦陷后投身于丁默村的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特工总部，所以被派为汪伪安徽的省党部委员，同样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王耀庭（潜山人，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抗战前任中学教师）、潘寿恒（江苏人，职业特务，丁默村系统，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潘国俊（江苏人，职业特务，丁系，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洪一鸣（合肥人，抗战前曾为缝纫工，嗣因参加蒋匪特务组织充大江报记者。芜湖沦陷，洪又参加日特西门11号，与伪站长庞道生狼狈为奸，洪因系“地头蛇”，故能助纣为虐，为日特广开财源，大事敲诈勒索。因而得到庞道生的力保，为地方势力的代表参加了伪省党部）等人为执委会的筹备委员。内部的组织形式是常务委员制，由张拱辰、王震生、林仰溪三人为常委，轮流驻会办公。常委以下，分设四科一室，四个科为总务、组织、宣传、社会服务科。科长由执委分兼，总干事代理。一室为会计室，主任是王震生的情妇陆某担任。我当时任宣传科总干事，代理科长，因而可以列席委员会会议。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时，讨论事项，首先着重于与日寇驻军及特务机关的联系。其次则为调整芜湖市党部与积极扩建各县县党部，以充实力量，扩大影响。所谓省党部也就在这样粗制滥造下鸣锣开场了。但令人伤脑筋的事，却接踵而至。因为汪伪小朝廷虽在南京粉墨登场，并且打着“正统”国民党的旗号，大谈其汪记“三民主义”；无奈“太上皇”的日寇军方，似乎仍在偏爱其最忠顺的伪维新政府，“爱屋及乌”，对维新政府所打的一面五色旗，迟迟不肯更换。这就使干党务工作的人，无法自圆其说。既然堂乎其皇的组设了省党部，就必须举行纪念周，孙总理的遗像和遗嘱，可以画画写写，唯有“党旗”、“国旗”却不能乱挂，这就让宣传科的人挖空心思也想不出补救办法。为了奉行故事，就只好请大家朝着空白的墙壁行礼如仪。一直等到1940年初，伪中央才通令易帜。这所谓易帜，是有附加条件的。汪逆徇日寇意旨，在原来的“青天白日”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党、国旗上各加上一个狭长三角形的黄布条条，在黄布条上又用墨笔大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当时曾有人依稀附会地解释道：日本人是坚持要使用五色旗的，因为却不过汪精卫的面子，才允许换悬原来国民党的两面旗帜。但为了保留五色旗的实际意义，所以加上黄条黑字，如果合并起来看，仍然是红、黄、兰、白、黑五色俱备。同时又写上这六个字，则汪逆之反共活动，将更加旗帜鲜明，有进无退了。这种解释当然无案可稽，但亦有蛛丝马迹。我清楚的记得，在我们刚把这面非驴非马的怪旗扯上高竿，还不足一小时，就来了两个日寇宪兵，两个中国宪佐和一个翻译，气势凶凶地查问这面怪旗的来历。我因负责宣传科，就和他们接谈并将伪中央来令及附发旗帜式样交其阅看。但他们仍坚持说：“日本军方尚未奉到公事，纵然南京已经实行，芜湖还等一等。要我们马上把它落下来，否则，发生误会，自己负责。因事关重大，我只得又将这面怪旗落下来，过了半个多月，才获准公开悬挂。上面的黄布条…

回忆我在皖南行署的两年（《安徽文史资料09》第2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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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7T20:34:21+08:00
description: 作者：戴戟 一 一九三七年底蒋介石不战而放弃南京后，安徽沿江各县先后沦陷，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从安庆迁六安（后又迁至金寨），对皖南各县已无法控制。这时安徽在军事上，江南划属顾祝同的第三战区，江北划属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我在名义上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委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中将高级参谋（后改任总参议）。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得到顾祝同的同意，已去湖南湘潭暂住（抗战爆发后，我的家属移住湘潭）。 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改组，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不久，李给我电报说，安徽省政府为了加强对皖南各县的领导，决定在屯溪设立皖南行署，已报经行政院任命我以省政府委员兼任该署主任，要我即赴屯溪开展工作。旋又接到顾祝同的电报，对李电所说表示同意。我既不是李宗仁的所谓桂系，更不是顾祝同的所谓蒋介石的嫡系，他们为什么忽然烧起我这个“冷灶”来？我想，除了我过去同李宗仁、顾祝同的私交还不错外，主要由于我是皖南人，对搞好地方关系，利于他们的军政统治是具有一定条件的。当时我想：抗敌御侮，人人有责。我作为一个军人，终日闲住后方，既难以见谅於人，也无以自解。皖南接近前线，又是我的故乡，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为抗战、为故乡贡献一点力量，不应该只考虑李宗仁、顾祝同的个人好恶。因此，我就决定接受这一任命。 二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在屯溪成立。根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规定，行署内设一个秘书室和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五科（到三九年后又增设一个军训科）。秘书室的人员由主任自行物色，其他各科的人员均由省政府各厅处调来。行署没有正式部队，只从驻在屯溪的一个省保安团调来一连多人归我指挥，其力量仅能维持屯溪当地的治安。当时皖南有四个专区，二十二个县，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份或者完全沦陷，或者县城沦陷；未沦陷的县份，也因江、浙战争失利和蒋介石不战而放弃南京的影响，人心惶惶不安。各县县政府人员都随时准备逃跑，很少有坚持抗战的打算；有的县长更趁火打劫，胡作非为。如黟县县长祝家饶是蒋介石、俞飞鹏的私亲，竟趁混乱之际，假手县国民兵团一个姓潘的上尉贪污舞弊，敲诈勒索，后又以分赃不匀，擅将这个姓潘的上尉枪杀。当时皖南的驻军，有国民党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屯溪附近的梅林，后移江西上饶），川军唐式遵的集团军（驻太平、青阳、石埭、歙县、东流、至德一带）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部先驻在屯溪附近的岩寺，后移驻泾县云岭）。这时蒋介石还未公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部队对新四军也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合作。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川军，对当时动荡的人心和混乱的局面，不但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反藉口抗战需要，大兴徭役，加重人民负担，制造地方纷扰。而新四军则处处为人民着想，从不向地方要一针一线，并极力开展政治工作，宣传抗战，安定人心。面对着上述情况，我的打算是：首先必须整顿县政，树立廉洁的政治风气；必须团结地方公正士绅，发动民众，提高抗战信心。对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要表示尊重，对川军的上层要多加联系，对新四军更要保持接触，以免发生纠纷。只有这样，才能使行署的工作顺利开展，皖南的抗战局面得到稳定。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正准备在歙县召开皖南的专员、县长会议时，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以下简称省动委会）派周松圃、余华、焦鸣銮、范治农同志来到屯溪，筹划开展皖南的动员工作。我就根据省动委会的指示和他们的意见，成立了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以下简称省动委会办事处），我兼主任，江𬀩、周松圃为副主任，余华、焦鸣銮、范治农和省动委会介绍来的邵之枢负责实际工作。当皖南的专员、县长会议在歙县开幕后，我在会上着重地强调了发动民众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县成立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省动委会办事处领导下积极进行动员工作。会后，动员工作开展很快，特别是广大的知识青年被发动起来了。省动委会办事处组织了八个特种工作团，并按县成立了直属青年工作团（一县一个）。这些工作团的成员，绝大部分是积极要求革命的进步青年。他们不计待遇，不畏艰险，深入农村，深入敌后，进行抗日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帮助各县广泛地建立了青年抗敌协会、农民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等组织，一时皖南各县出现了坚持抗战的生气勃勃的局面。 由於民众动员工作的开展，皖南局面日渐稳定，原来逃往后方的国民党一些官僚政客也先后扛着抗战招牌来到皖南。其中有安徽省教育厅长方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教育厅和省党部本应设在省府所在地，因为他们怕驻在江北向后方逃跑不便，故单独跑来屯溪）和省党部皖南办事处主任余凌云等。他们一到屯溪，就对皖南动员工作造谣生事，企图插手。由于我对他们采取不理睬的态度，他们无法施其伎俩。一九三八年七月，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从上饶（当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已迁上饶）来屯溪，向我提出：皖南属于第三战区，皖南民众动员工…

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安徽文史资料09》第0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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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6T22:28:07+08:00
description: 作者：蔡志锷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江北游击支队扩编为新四军第七师，在其抗日根据地皖中地区的经济情况与当年红色区域相仿。在敌伪顽重重包围圈内，根据地分割为若干小块，从区到中心（师部以无为、巢南为中心）要过江、过封锁线；皖东到皖中要穿过敌人据点林立、岗哨密布的两条铁路。残酷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缺盐少布，部队冬天没有棉衣，生活极端艰苦。 皖中原是“天府之国”，粮食确实自给有余；但食盐、布匹、工业品、药品、日用品等奇缺，军需物资更是无从采购。虽然部队可以通过打据点、打伏击，从敌人那里缴获一些物资，可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一九四二年，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为了加强财经工作，打开封锁局面，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及时制订了对外特种贸易政策。在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的要求下，决定抽调在华中党校学习的蔡辉去皖中开辟对外贸易（蔡辉于1939—1942年任江抗总办事处财经处长期间，开展苏南对上海贸易干得非常出色）。蔡辉同志从苏北盐城出发，步行一个多月，于同年十月到达无为。到任后，担任七师财经处副处长兼货管总局税务局长，先后在无为三官殿设立税务总局、开办大江银行和筹备对外贸易业务。 一九四三年秋，皖江贸易局正式成立，蔡辉任局长。贸易局的主要任务是对敌占区开展贸易，以满足我根据地民用、军用和建设根据地的物质需要，贸易方式为易货贸易（以物换物）。对外特种贸易由曾希圣同志亲自抓，联络部长段洛夫、社会部长唐晓光、财经处长叶进明具体领导贸易局的工作。师部相应地增建水上武工队（队长周云祥），负责水上治安并秘密护航。贸易局设在汤家沟西北的陈家湾（对外不公开），开辟无为二坝为对外商港，由李树华负责联系接待；汤家沟为开放商埠，镇上派了专人开设饭店（由赵以勤负责主持）和“集成号”商行（由沈益民老先生出面）。专门接待来往客商和进行贸易活动、收购运进来的各类货物（以盐为主）；对江芜湖设立联络点，由船帮头子杨大炎负责联系接待和货运。以上诸种，都以公开面目出现，广事招徕客商。 自我们公开号召物资交换、易货贸易、公平买卖之后，汤家沟顿时商业繁荣，曾有“小上海”之称。不仅肩挑背负的各路行商小贩多如过江之鲫，且资本雄厚的私商亦趋之若鹜（其中有不少是爱国商人）。当时，公私并举，各种形式的公司、商号尤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兹举其较有影响者简介于后： （一）汇通公司。成立于大九四二年冬，地址设在上海成都路汉弥尔登大楼。经理朱玉龙出身是海关职员，办法较多，可算是神通广大了。他与蔡辉过去曾一起在江抗根据地沙洲县搞过贸易。当蔡辉到皖中后，就多方扶植、支持他建立汇通公司。公司业务是运过药品和军工物资。营业额虽不大，贵在雪里送炭，做得及时，最主要的是给汇通公司闯开了路子。例如，在上海采购时如何避宪、特的侦察监视，运输时如何瞒过海关检查；在长江水城航行时如何对付敌人等等，为嗣后开展的秘密贸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使之少走弯路，避免风险。该公司于一九四四年秋结束，朱玉龙本人后来担任了中华物资公司采购主任。 （二）扬子江盐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一九四三年秋，在芜湖中山路设有办事处，内有我方人员进驻，接待来往革命同志。经理周云海夫妇组织了一支帆船队，从苏北盐、阜地区装运食盐经运河、长江辗转至皖江交换大米。本来在皖江就有小商贩与群众进行盐米交换，因系零星贸易，交换比例是照顾性的三斤大米换一斤食盐；但是扬子江盐运公司乃系大宗交易，皖江贸易局就规定比例为二比一。虽然换出比例压低了一些，但食盐市场一时竟为“扬子江”所垄断，因而盐运公司获利仍然极厚。同时，也的确解决了根据地的食盐问题。这种交易原是公私两利各有所获的，可借周云海好讲排场，挥金如土，一年后终为高利贷所压垮，其时公司已名存实亡了。不过芜湖办事处仍被作为我们的“接待站”而维持了一段时间。 （三）利记杂粮部。于一九四三年冬开始和我们进行微妙的通商。由我方代表汪宗汉（汪仑）派驻该部。经理汪子东早年留学日本，原系日商某洋行买办，为芜湖商界巨头，抗战开始后，曾任汪伪“军粮采购委员会”主任。利记杂粮部和日军后勤部“登部队”驻芜湖分队“吉村部队”直接挂钩，“登部队”派日人楠木驻汪处为顾问。我皖江贸易局由蔡辉冒着风险去芜湖和汪子东谈判，与他们签订合同，作了四条规定：所商定的物物交换的品种不得随便更动；不得临时增减数量；不能提早或推迟交货日期；不得任意改变交货地点。我们主要是考虑安全，防止因战争而受损失。我们发货以大米、烟叶、山货为主，他们来货以布匹、食盐、食糖、纸张、五金电器、医药和医疗器械为主；同时，合同还规定，每次要夹运30％的军用物资。由于交通上的方便，我们已积储多年的烟草、山货顿时成为畅销商品，换到了我们兵工厂急需的物资及大量布匹和高级纸张，除解决了新四军七师部队的穿着问题外，还支援了军部及兄弟部队，解决了必需品的供应问题。 一九四四年秋由皖江贸易局蔡辉出面，函邀汪子…

回忆大哥张恨水（《安徽文史资料08》第2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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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5T23:34:43+08:00
description: 作者：张其范 我的老家在安庆潜山县岭头镇黄岭街。祖父张开甲在清末做过江西省广信府的参将。父亲张庚甫在三湖县卡子（税务机关）里工作。母亲是个淳朴的家庭妇女。我兄弟姐妹共六人，大哥心远，1895年出生于广信县，二十五岁左右改名恨水。二哥心恒，三弟牧野，四弟朴野（现在河南新乡专科学校教书）。我名其范，六妹其伟。 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仅能看懂便条，自己不能动笔，深受文化程度低、被人瞧不起的痛苦，对子女读书抓得很紧。大哥五周岁时，就进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一年内便读完四书和一些杂文，能对简单的对联。一日，老师出了“九棵韭菜”的上联，大哥眨眨小眼，对出“十个石榴”的下联。父亲可乐了，叫妈妈午饭添做一碗虾仁炖鸡蛋，以奖励大哥。他常对我们说：“你们大哥五岁会对对子，大家要向他学习才好”。 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全家由广信迁居南昌。大哥进南昌大同中学读书，我在爱国小学读书，成绩都在前三名。大哥晚上补习英语，深夜还得看杂文，在好的词句上，打上红杠杠，书头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语；他还挤出时间练习写诗词，有时把编写的小说和故事，讲给我们听。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提倡剪辫子，放小脚，大哥积极响应。一天中午，他从学校回家，右手拿着纸包，兴奋的面色略带着几分畏怯的表情。二哥眼快，惊呼道“大哥把辫子剪掉了！”母亲责怪大哥不男不女，成何体统。父亲却用支持的口吻说：“没关系，现在是文明社会了，拖着条长辫子，又脏又费事，剪得好。”由于父亲的称赞，大哥神态才自如了。 我六岁时，母亲按照传统习惯，给我缠小足。白天痛得动弹不得，晚上痛得睡不着觉，躲在被条内哭泣。大哥不顾母亲责骂，果断地将我的裹脚布解开撕掉，气着骂道：“这么残酷，你别害怕，好好睡觉。”第二天，母亲发觉了，责斥大哥，大哥反抗道：“大脚嫁不了人，我养她一辈子。”多亏父亲也从中圆场，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使我摆脱了缠足的痛苦。 1911年父亲因吊友人丧，染上时疫，三天内死去。这真是晴空霹雳，震动了我们一家。经济收入中断，生活没有着落。大哥才十六岁，也没有办法。母亲牵儿携女回到故乡潜山，靠祖父遗下的田产过活，承担着教养我们子女的重担。这时大哥失学在家，二哥外出当学徒，我寄养在外婆家，一家人劳燕分飞，实在凄怆。贫穷难不了大哥，他虽不能上学，却下定了自学的决心。他收拾一间破烂的小屋做书房，在门口自撰一副对联：“一间东倒西歪屋，几个南腔北调人”（母亲操湖北口音，我们讲南昌话）。靠南边的土窗子，放着一张旧方桌，满满堆着文具、书籍。窗子上头贴着一张刻苦学习的座右铭，勉励自己要勤奋学习。 炎夏，火辣的太阳晒得书房象一个蒸笼，大哥不顾炎暑酷热，整日伏在方桌上埋头苦读。入夜蚊虫叮咬，他穿上老布袜子抵挡。村上人笑他是“老夫子”，他一笑置之。 寒冬，北风呼啸着钻进墙缝，吹得油灯光摇摇晃晃，大哥穿着父亲的棉袍，拴上条腰带，蜷曲着身子，伏在桌上，写个不停。手冻僵了，用嘴呵一呵热气暖和一下，或站起来搓一搓再写。时光荏苒，就这样整整苦学三年，打下了扎实的汉文知识基础。 1915年大哥离开了家乡，走南闯北，演过戏、卖过药，过着飘泊流离的生活。1918年，他经友人郝耕仁（怀宁县石牌人）介绍，到芜湖《皖江报》当编辑。为时不久，又和友人去北平，先后担任过《益世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的记者和副刊编辑，结识了很多新闻界人士。有了固定薪金收入，生活稳定下来，他就开始创作长篇章回小说《春明外史》。接着陆续撰写《金粉世家》、《剑胆琴心》等小说，深得读者好评，销路很广。特别是《啼笑姻缘》，更是风靡一时。记得当时国民党有一个大官的姨太太，与书中女主角沈凤喜遭遇相同，顾影自怜，对作者产生崇拜，经常作诗，亲自送交我家佣人老王转给大哥。大哥把她当“疯子”看待。有一次，我开门接待了她，见她穿得挺阔绰，面庞清瘦，缺少血色。汽车停放在远处。她笑着问道：“你是张小姐吗？”我点头默认。她匆忙从提包里递给我一封信，转身就走。我笑着对大哥说：“好香的信呀！”大哥皱眉道：“又是那疯子的，你拿去看吧。”我好奇的拆开信，里面原来是一条洒满进口香粉的绸手帕，上面写着红色的情诗。我非常同情她的遭遇，大哥不以为然，仍然认为她是“疯子”。又隔了段时间，老王来后院告诉我：“那太太又来了，还给我拾块钱。她说明天要离开北京，特来送礼道别。”我接过一看乃是一只象牙杆子的毛笔，上面刻着“赠恨水先生”五个大字。大哥把它交给我保管，我一直珍藏到今天。 大哥爱护弟妹，十分关心弟妹们的学习。记得我从外婆家回来后，大哥教我作诗填词，并多次告诚我，莫放松数学课。他外出后，我常练习作文、写诗词寄给他修改。他曾寄给我一本《白香山词谱》，不幸湮没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浪里，至今仍然十分惋惜！ 1920年，大哥在北平工作，薪金收入增加了，寄回五十元，要我到安庆考学校。乡下叔伯头脑封建，唆使母亲…

李辛白先生二、三事（《安徽文史资料08》第2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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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4T10:19:47+08:00
description: 作者：黄华康整理（现任安庆师范学院党史教员）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因在“新世界”游艺场（北京珠市口西）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便衣警察捕去。全国各界人士对他寄于极大的同情和支持。有个署名“辛白”的人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上写了一首《怀陈独秀》的诗，赞扬他说：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这首诗，脍灸人口，堪称五四时代的心声，其作者为谁？日：李辛白。 李辛白（一八七九——一九五一），安徽无为县人，老同盟会会员，诗人，五四时期担任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新生活》周刊是由他一手创办的。该刊不仅思想新颖，富有战斗力，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丰富多彩，当时对北京学生的吸引力很大，很受青年学生的欢迎。每本售两大枚铜元，发行率很高。封面印有长井形的方框，井边四周有“博爱、平等、自由、牺牡”八个字。把“牺性”与“自由、平等、博爱”并列，可谓别具一格，对当时的革命青年的宣传鼓动性更强。他在北大期间，一直参与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多次追随李大钊、陈独秀到长辛店参加工人夜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所举办的《新生活》周刊经常发表李大钊、陈独秀和鲁迅的战斗檄文。当鲁迅与章士钊进行论战时，他始终站在鲁迅一边，撰文抨击章士钊。章当时任司法部长，力主制订《出版法》，限制出版自由。李除办《新生活》周刊外，又兼办《北京第一小报》，撰文抨击其《出版法》，其中有名句为：“使名记者章秋桐若在，则章士钊不敢食言矣”（作者注：一九一四年章在东京以秋桐笔名办前《甲寅》，力主出版自由）。与此同时，吴稚晖也与李辛白站在一条战线上，在《京报》发表“讣文”以讽刺章士钊，文曰：“不孝友生，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府君章行严……，府君生于前甲寅，死于后甲寅”。（章士钊又名行严，办后《甲寅》杂志，跟鲁迅打笔墨官司，刊物上画了个老虎，人称为老虎总长）两支笔同时指向章士钊，互通声气，搞得章十分狼狈，几乎下不了台。 一九二六年因追随李大钊参加“三一八”事件，遭到反动军警的追究，被迫转移离开了北京。当他道经青岛转徙上海时，曾赋诗云：“行李萧条书卷重，旌旗杨柳一时新”，他对南方的革命寄予无限的关情。 一九二七年他转居安庆，当时安庆的白色恐怖很厉害，不仅革命活动无法插手，就连存身之地也难找到。从此失去了革命联系。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他到南京办《老百姓报》（其经费来源由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供给），兼在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因为他所办的报纸是冯玉祥系统的喉舌，经常讽刺时政，捣“蒋记政府”的老底，立言又偏激，因此在一九二九年底《老百姓报》被查封，反动政府通缉他，南京待不住，只好回到无为县老家办了三年国学讲习所（经馆），从事教学与国故研究工作。 一九三四年，杨廉来安徽担任教育厅长，因杨是北大学生，由于师生关系，杨推荐他到宣城中学教书，他主讲国文，教学很得法，又是满腹经纶，特别长于文字学，因此深得学生的欢迎。课暇，从事诗、书、画的创作，他写有《水破山人诗集》。书、画也别具风格。沈尹默称他是“三绝画、诗、书，五岳动摇一支笔”，说他的诗、书、画是“清新俊逸”，“挺拔不群”。同时，他又是收藏家，文物资料极其丰富，他当时收藏有李北海亲笔“千字文”，许世英称之为“海内孤本”，一时被人们誉之为“墨宝”。 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他任安徽省图书馆馆长。在此期间，他专心致力于我省图书资料的收藏保管工作，并执笔整理安徽地方史料，为我省通志编写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一九三八年六月，安庆沦陷，省图书馆奉命迁往立煌（即今金寨县）。由于年老体衰，经不起长途跋涉，所以未随馆去立煌。此后转回贵池家居，闭门不出，与世谢绝。后来他曾自书门联曰：“八年无岁月，万象失纵横”。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他欢喜若狂，在贵池创办国学专修馆，由程演生任馆长，自与高节文先生任教授，专心致力国学讲授，并继续从事文字学的编写工作，写有《小学》手稿几本，惜解放后散失。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国学专修馆停办，失业在家，生活极端困苦，真是身世萧条，家徒四壁。尝赋诗自叹：“曲巷人稀桥影断，轻舟款乃橹声柔”，“何时了却临终恨，舵鼓频惊水上鸥。” 一九四九年贵池解放前夕，他安居家中，静盼解放。当解放大军挺进贵池城内时，他带头箪食壶浆以迎人民军队。解放初期，一直是贵池县的开明人士，一九五一年在贵池病逝。在逝世前后，高一涵同志曾两度来信，相约到北京从事国学研究工作，高是他的多年挚友，又在北大共事革命活动，解放后，多次查问李辛白的下落，直到一九五一年才联系上，惜因病逝未就。 安庆师范学院乌以风教授与李为文字交，又曾多年同事，在乌老的《岳云山馆诗稿》里有《怀辛白》诗一首：“诗城风雅独怀才，襟抱华为佳句开，一别终成千古恨，潜云池月共谁来。” 昔人已逝，为尊重…

巢县民众反抗国民党镇压的流血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7》第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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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2T23:21: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鲍春谷等口述，蒋伯举整理 一九三四年春间，国民党政府为了将鸦片集中在云贵川边境种植，他们垄断鸦片贩运，从中牟取暴利，决定内地禁种鸦片，并且强令已种的烟苗限期铲除。巢县北乡有些农民起而反抗，反动当局则调集大批军队，实行血腥镇压。现据当时亲身经历者鲍春谷等人的口述，整理成文，供史家研究参考。 一九三三年冬，正值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发关于禁种鸦片烟的政令之际，洪子远调任巢县县长。洪是个十足的老学究，他认为禁烟令是例行公事，官样文章，不会认真实行的。所以洪到任后，虽知乡间遍种鸦片，也未及时制止。到了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鸦片遍地开花，收浆在即，忽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由南京派员来巢县坐镇，强令铲除，洪子远为了保护乌纱帽，遂慨然以铲烟为己任，亲率几十个县卫队队员下乡督铲。开始先到达柘皋，盘桓了一夕。第二天的上午，由柘皋士绅杨味埙和钱嵩亭二人作陪，洪坐四抬大轿，杨、钱跨着毛驴，一行数十人，前呼后拥，耀武扬威地向黄山地区进发。 先是一九三一年秋，长江两岸发生特大洪水，灾荒严重，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加之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繁重，民不聊生，到处盗贼蜂起。巢县北乡有家道小康的农民方立华和泥水匠吴忠鼎二人（方住小方村，解放初期一度任我人民政府副区长；吴住包家坊吴大明村），为首倡导组织红枪会自卫，一时附近村庄的丁男，相率响应参加。参加该会的人员，都是武装整齐，各执一支红缨枪，另备一柄匕首，插在绑腿上，无事则散而为农，有事则聚而对敌。负责领导的人，名为堂长，主要当权的是老师。大家都服从老师指挥。老师传授法术，化符念咒，焚香降神，宣传练成硬功夫，“刀枪不入”。一九三四年春，红枪会组织，在巢北一带遍地开花，几乎处处有会堂，村村有会员。 洪子远抵柘皋时，政府要用武力硬铲烟苗的风声，已传遍种烟区。民众闻知消息，异常恐慌。对于很快就要到手的收入，谁忍轻易放弃？红枪会决定先以武力抵制，然后进行谈判。于是以方立华、吴忠鼎二人为首，集合了红枪会员一千余人，埋伏在离柘皋约七、八里的杨庄附近，严阵以待。迨洪子远踏入警戒线以后，警笛一鸣，喊声四起，在大刀长矛交织之下，洪子远一行人马被全部包围。人们把洪从轿子里拖出，把轿子打得粉碎，跟随洪的队伍，也被缴了枪。陪洪子远的士绅钱嵩亭吓得乱窜，被红缨枪在屁股上戳了三下。经过一场纷乱，会堂负责指挥的谢逍遥老师，出来当众宣布：无条件把洪子远和县卫队立即放回，但钱、杨二人要暂留乡间。 洪子远狼狈返回柘皋，与有关人士见面，惊魂甫定，老泪纵横。谈及如何使钱、杨脱险，洪子远莫知所措，非常忧虑。后经大家研究，乃浼托翟少垣（柘皋大兴商号经理），到红枪会同其首领方立华等进行斡旋。红枪会方面提出两点要求：①保留烟苗不铲，遵章纳税；②不追究抗拒官府的罪责。经数度往返洽商，洪子远表示：①负责向上级恳求不铲烟苗；②自身所受惊扰，不加追究。红枪会方面遂将钱、杨二人放归。 不久，洪子远提出要红枪会方面派人赴县商讨保留烟苗的办法。由柘皋士绅担保，红枪会方面派了方立华前往。不意方抵县后，即遭监禁，并胁迫他宣布解散会堂，具结同意铲除烟苗。方立华婉言拒绝，形成僵局。红枪会探悉这个消息后，痛恨洪子远的背信弃义和柘皋士绅翟少垣等的狼狈为奸。在老师谢逍遥率领下，两千余名红枪会会众，向柘皋大兴问罪之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天，但见五色旌旗，迎风招展；双排刀矛，银光闪闪。红枪会的会众，潮水般涌向柘皋。所有参与担保方立华的士绅，均闻风而逃；举镇商民，也都惶恐万状。当时鲍春谷是柘皋镇一个自命不凡的青年（二十三岁），平素好交游，爱管闲事。见到这个场面，他认为是露头角的好机会，想凭自己三寸舌，解本镇的万众围。遂邀刘树堂（青帮中的小爷）、盛仲篪（翟少垣家的管家）、刘一尘（任过伪警察局长）等四人，出来维持局面。他们首先通知全镇饮食业商店，免费供应茶水和招待伙食，损失统由商会结算赔偿。接着亲自找红枪会方面主要负责人谢逍遥晤谈。谢逍遥年约四十余岁，身高体胖，穿一件夏布长衫，手执拂尘，态度从容。他很和蔼地对鲍春谷等人说：承蒙招待，却之不恭。我们敬神，不茹荤腥，请转告饭馆办点素食给孩子们吃。别的问题一句未谈。鲍等在会见谢逍遥之后，又转赴各处，分别拜访红枪会的堂长。奔走半天，他们并未摸清红枪会方面的意图。 迨至下午四点钟左右，红枪会员全部到北门东岳庙集中。白旗会堂长钱普祥特来鲍家通知说，谢老师立等他们去谈话。鲍等四人，急忙赶赴约会的地点。到那里以后，谢逍遥对他们说：为了既减少贵镇麻烦，又充分地交换意见，拟请各位先生屈驾随我们一道下乡商谈问题。事属两利，谅勿见却！鲍等内心都有点顾虑，惟恐被扣作“人质”。鲍对谢说：下乡聆教，固所愿也。但须回家告知家属，免生误会。谢说：我已派员通知过了，无庸顾虑。说罢，便指挥各堂会排队启程。鲍等四人，被领先开动的一队，数十人押着同行。行抵石塘韩村附近天已黑了。忽见有人持灯前来说道…

安徽省府主席之争及其一再流亡的经过（《安徽文史资料07》第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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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1T21:17:44+08:00
description: 作者：石慧庐 一九二七年春间，北伐军的势力达到了安徽。原北洋军阀的安徽总司令陈调元和旧安武军旅长王普（倪嗣冲之婿）从前方败退下来，均纷纷率部投降。北伐政府按接收政权的过渡程序，先成立了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以湖北人蒋作宾为主席。我于是年夏间，由上海回安徽，任国民党省党部秘书。经过两个多月，省政务委员会正式改组为安徽省政府，由当时“国民政府”发表安徽省政府委员若干人，我也夤缘转任省农工厅主任秘书，兼省府秘书处秘书。这个政权成立不到一个月，因何健东下，遂告解体，并由安庆流亡到芜湖，由芜湖又流亡到南京。其间党派与名利地位之争及其一再流亡的经过，特为追记。时间过久，记不清之处，尚望当时身历其事者订正、补充。 一、安徽旧党人的派别和当时局势 在这里先要讲一下过去安徽国民党人的派别：在军事方面和从资历来看，寿县人柏文蔚（烈武），于民国初年曾为安徽都督，癸丑二次革命讨袁时，又是发难讨袁四都督之一，资格最老。另一寿县人管鹏（鲲南），于清末曾鼓动安庆新军起义，民初任省议会议长。许世英任安徽省长时，管以半公开形式，在安徽组织国民党支部活动，遂隐为当时魁要。管柏虽同系寿县人，但由于他两人意气之争，有形无形地把安徽国民党人分成两个派别。当时便有好多人于谈话间，总要加点声明：“我既不是‘柏派’又不是‘管派’。”后来蒙城人张秋白，与管比较接近。张曾任国民党的交际部长。他认为柏文蔚有些老气横秋，不如管较易相处，所以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前后，和管拉拢一气，以分柏的势力。但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约在一九二七年阴历端阳节前，我从上海回安庆，记得是和省会公安局长曾贯吾（湖南宝庆人）的爱人一道乘轮船走的。曾应张秋白的邀请，已先到安庆就职了。张秋白则早任省政务委员会委员。我初回安庆，就觉得省党部内的委员接近管鹏的，如陈紫枫、李次宋等人，和张秋白已经貌合神离，而张除与陈李诸人虚与委蛇外，更竭力拉拢国民党省党委陈果夫系的汤志先、葛晓东、路锡祉三人，以与陈李对抗。在省政务委员会方面，又竭力吹捧主席蒋作宾和委员刘复，拉拢旧官僚、委员余谊密等，彼此沆瀣一气，形成张在安徽政治方面的特殊力量。 正当安徽省政务委员会酝酿改组为安徽省政府的时候，在安徽境内有两个拥有实力的军人，都想当安徽省政府主席。一个是从北洋军阀投附过来的新编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一个是新成立的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而蒋介石独把这两个人都搁在一边。这是蒋一贯的作法，他认为柏文蔚资格虽老，但是嚄唶宿将，不易驾驭。同时认为柏的队伍是新成立的，没有多少利用价值。陈调元确是蒋心目中的奇货，但蒋背叛人民在南京成立蒋家王朝的时间不久，武汉方面那时尚未反共，他一面要打“完成北伐”的幌子，另一面主要目的，需向武汉出兵，所以要实力较厚的陈调元部在前方打仗，作为他扩张势力的本钱。至于地方党务，他已经利用反动势力打毁了早经成立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易以“改组委员会”的省党部；地方武力，则以投附改编为二十七军的旧安武军旅长王普部的实力维持现有局面。由此可以看出皖省政局的改组，蒋是有一定打算的。 二、张管交恶和管蒋争主席的经过 蒋介石对安徽地方的人事，有他的打算，于是便按他的计划，发表了一张皖省府委员的名单，计有蒋作宾、刘复（原政务委员会委员）、管鹏、李因（原贺耀祖所领导的四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安徽巢具人）、周雍能（江西人）、何世桢（安徽人，原上海私立持志大学校长）、王普（安徽人，原二十七军军长）、张秋白、韩安（均系原政务委员会委员。韩系教会人士，原任安庆市政筹备处处长，后任安庆市市长）九人。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各省省政府的组织，省主席及省府各厅厅长皆由省府委员间相互推举，而不是由国府指定的。所以蒋介石这一命令的发表，使蒋作宾和管鹏都大感头痛，尤其在旁大发牢骚的是张秋白。他说：“主席的推举要本着人才主义，管鹏的才识远不如蒋作宾，若推举管鹏做主席是大错特错。”蒋以湖北人，自揣主持安徽省政没有什么把握，惟一的是倚仗张秋白为他大卖气力拉拢选票。管鹏开始以为皖省主席非我莫属，后见张秋白从中作梗，而蒋作宾先到安徽，曾任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已经树下根基，且其人来头亦显然比自己大，鹿死谁手，尚在不可知之数。双方在此酝酿期间，均以争取外来的周雍能和旧军阀王普的两张选票为目标，彼此摩拳擦掌，大肆宣传鼓动。管嚼利用工会等民众团体组织请愿，省党部的管派委员陈紫枫、李次宋等、则表面倡为调处，实则完全站在拥管倒蒋方面。我和管、张两人皆系旧识，和陈、李更为接近，因此，张对我便不似从前的亲热。 接着互选主席的一幕是这样的：双方形势均等，只争周雍能和王普的两票。周雍能看安徽人不愿蒋作宾当主席，自然就顺风转舵。王普本为北洋派旧军人，以安徽人的关系，同时又有人从中拉拢，便也投了管鹏一票。于是管鹏遂以五票当选主席，而蒋作宾以获四票落选。这一局面既定，复互选蒋作宾为民政厅长，周雍能为财政厅长，…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安徽的兵患匪祸（《安徽文史资料07》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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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18T21:41:44+08:00
description: 按：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安徽期间，兵急连年，盗匪蜂起，股匪所过之处，十室九空，一片焦土。反动官僚、军阀，养尊处优，醉生梦死，全然不顾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有些则是兵匪相通，互为补充，狼狈为奸，残害人民。下述四篇记叙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浩劫，便是这个时期兵患匪祸的一个缩影。 芜湖兵劫见闻 一九二六年冬，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被北伐军击溃后，孙仓惶逃回南京。进驻鄂东的北洋军阀陈调元部队也退回安徽；陈调元回安庆，王普仍返芜湖。芜湖除王普直属的一个步兵团和其他部队外，尚有陈调元的骑兵团和炮兵教导团。反动派凡是经过战役的部队，无论是胜是负，没有不骄横的，又值陈调元两个月未发薪饷，士兵们更加浮躁。在十二月某夜，陈部骑兵团便首先鸣起枪来，接着各处部队也都鸣枪响应，蜂拥到繁华市区各商店、居民家中大肆进行抢掠，直至天明方才各返驻所。商民损失严重，特别是金表店和布匹店更是他们抢劫的重点对象。次日大部份商店门前都贴着“被抢一空，无力营业”的字条。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官兵竟将所抢劫的东西，公开的摆在市区出卖，特别是芜湖北门外，如同集会一般的热闹。有些商民，为生活所需，又拿钱去把自己被抢去的东西买回来。这些官办匪徒把抢的大批东西变卖成钱，便大吃大喝大赌起来。事后芜湖全市商民对公然肆行抢劫的所谓官兵，联合向陈调元报案，陈调元仅把其骑兵团长撤职，敷衍了事。 当北伐军占领南京后，安徽广大人民对陈调元进行猛烈地声讨，特别是芜湖的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抬着睡在棺材内纸剪的陈调元假象，伸出手来要钱，喻为“棺材里伸手——尸（死）要钱”，藉以泄愤。但由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置人民的愤怒于不顾，反委任陈调元为安徽省主席。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董绍周） 李老末股匪焚掠六安的罪行纪要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盘踞在河南的匪首李老末（又称李老猫），率领大股匪众由河南窜到金家寨（距六安二百一十里），后复相继东窜进占麻埠和苏家埠（距六安只四十里）。匪徒凶悍异常，防堵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一触即溃。李匪向六安县城愈逼愈近，国民党县长邢元伟、警备营长蒋鹏程弃城逃到县城东二十里铺，所携枪械，被当地红枪会缴去。二十三日拂晓，李匪遂由苏家埠一路顺利进入六安城。 李匪进城后，挨门逐户，搜劫金银手饰。铜钞不要，撒于地上。有贫苦居民未及逃走者，被匪提去，须出十元八元，始行放走，否则砍其头或断其手足。夫子庙水池中死尸累累，四肢多残缺不全。青年妇女多被奸污，有轮奸而死者，有奸后而以刀穿破肚腹者，也有的妇女惧被侮辱投井而死，南内三道巷苏家大井一处即死妇女四十多人，残酷之状，不能尽述。二十四日李匪离开六安，临走时绑去男女有一千余人，又在四门内放起火来，直到二十五日下午四乡红枪会进城，才把大火扑灭，仅存北门内几道街未烧，余则尽归灰烬。李匪离六安复进窜霍山，因霍山早已得到六安失陷的消息，人民纷纷逃走。李匪到时，除抢劫放火外，所绑肉票不多，仅住一夜，即呼啸向潜、太的山中而去。 不料三十日黎明李匪又回窜六安，匪众比前增加，红枪会未与接触，亦先时而逃。匪众如入无人之境，搜索一空，越两日扬长向西而去，进驻苏家埠不作走计。 李匪住在苏家埠不走，其主要目的，乃为利于赎票者就近赎票。对前来说赎票者，非常客气，名曰“接财神”。但无钱赎票，则一日三审，不分男女，用长大板凳压其手足，不使动弹，用铁丝鞭其背脊，名曰“刷鸭子毛”；有因受刑过重，立时死于鞭下。历时过久无钱赎票，即以大石砸其脑壳，名日“砸鳖”。故被匪砸死者，全是贫人以及家中无人奔走者。 至五月初四下午（注：即在匪徒两度窜入县城，放肆烧杀淫掠、如入无人之境达十二天之后），驻防蚌埠的国民党第九军第十五师师长黄国梁才率领军队，经六安向苏家埠进剿。匪被击溃，向麻城逃窜而去，黄部即停止追剿。 那时六安已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市民不许弃职逃跑的县长邢元伟复任，公推六安商会主席周子谦（合肥人）为临时六安县长。鉴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皖西一带红枪会自发地发展起来。 关于匪首李老末，有人说，他是河南禹县人，弟兄有六个，他最小，故曰“老末”，本名叫“振威”。曾在刘镇华镇嵩军当过下级军官，以闹饷淬变为匪，联络豫匪韦大邦、刘开泰、李效忠（李老末侄儿），号称三团；另外有李祥玉骑兵一营，最为残酷。一九二八年腊月大雪，李老末在商城山中，被夏斗寅部击毙，余匪缴械遣散，所绑肉票未赎者亦同时给资回里。（史慕山） 股匪老洋人陷阜阳记实 阜阳县为皖北较大的县份之一，土地辽阔，物产丰富，向为股匪垂涎劫掠财物之地。一九二一年冬季，有河南鲁山县匪首外号老洋人（其真实姓名，隐讳不详），啸聚、裹胁鲁山、宝丰一带匪众不下万余人，窜犯阜阳。此时城防部队是民团组织。民团司令倪道煦，是倪嗣冲之侄，乃一纨绔子弟，且昧于军事，谬掌兵权。所属之团长倪德馨是其族侄，其年龄较长于倪道煦，双方争权夺利，对城防责任却互相推诿。老…

祖晨烈士英勇战斗的一生（《安徽文史资料06》第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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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17T21:58:04+08:00
description: 作者：祖盛祥 一 祖晨同志，原名祖茂林，化名李春亭、朱文淦、朱涛等，安徽宣城人，一九〇一年出生于宣城县油榨沟镇一个竹工的家庭里。祖晨同志少年时就胸怀坦荡，勤奋好学。一九一八年秋，他考进了设在芜湖的安徽省立第五中学。“五四”运动的浪潮蓬勃兴起，祖晨同志积极投入到这场火热的斗争之中，并立下了扫除妖孽，拯国救民的抱负。一九二二年初，祖晨同志参加共青团，并积极参加芜湖市人力车工人为反对军阀政府增加牌照捐和资本家增加车租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夏，祖晨同志回到家乡宣城。当时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正在席卷东南各省，他发动学生和部分工农群众组织起支援“五卅”运动的“外交后援会”，在宣城、油榨、水阳等地设立检查站，抵制英日货物，销毁鸦片和绅士们用的烟具，打击投机奸商，组织募捐救济殉难志士家属；同时，组织反帝爱国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游行的队伍高唱着歌曲：“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齐努力，用我们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上前，稳着脚步，要高举我们的旗帜。”这一行动，震动了宣城大地，奸商豪绅惶惶不安。开始，他们拉拢行贿，暗地送给祖晨同志一批钱，劝他远走他乡，遭到祖晨同志的坚决拒绝，于是奸商、豪绅和官厅互相勾结，伪宣城县地方审判厅开庭“审判”祖晨。开庭那天，法庭内外挤满了人群。祖晨同志大义凛然地站在法庭上。伪法官道：“私进民房，犯侵犯人权之罪；拦船查车，犯盗窃之罪；烧毁烟具，犯破坏私人生活之罪……。有此数罪，诛有余辜！” 祖晨同志镇定而从容地驳斥道：“进私房，我们没收的是鸦片；强登轮船，我们是为了查禁日货。当今国难临头，贩鸦片，就是抽我们的筋，销日货，就是喝我们的血，凡有血性的人，对此能麻木不仁吗？请问，反帝救国，何罪之有？！”祖晨同志在法庭上侃侃而谈，义正辞严，法庭内外，顿时骚动起来，口号声连成一片：“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士绅、法官、检查官们，见此情景，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一九二五年秋，祖晨同志于厦门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到长崎医科大学读书。临别前，他写信给父亲表示了他的远大抱负。在日本，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日本特支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了，他毅然放弃学业，于一九二七年初归回祖国，参加实际斗争，表现了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 二 祖晨同志回国后，党安排他在上海作宣传工作。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又调他参加北伐，在张发奎所部的政治部工作。在那里他坚持我党的各项主张，扩大党在北伐军中的政治影响。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祖晨同志立即组织所部奋起抵制，不久接到党的指示，他率领在我党领导下的部分北伐军从武汉急行军，七天七夜赶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随军转战潮汕等地。后因战事不利，为保存有生力量，由党出资，他又重返日本，但学籍已被取消，只得又返回祖国。 祖晨同志返回后，中共安徽临委派他到宣城建立党的组织。他一到宣城就和打入国民党县党部的秘密党员田道生同志取得联系，积极进行活动。不久，发展了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江涛（又名江干臣）入党，正式成立了党小组，接着又吸收了范用兴、戴云龙同志为党员，成立中共宣城县独立支部，祖晨同志任支部书记，负责全面工作。他带领支部成员发动工人，建立了店员、布业、肩舆、袜业等各行业工会，入会者达一千多人。同时，加强了学生和农民群众的工作，建立、健全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组织，使宣城的革命斗争开展得热火朝天。一九二七年冬，省临委决定宣城成立中心县委，祖晨同志是县委主要成员之一（据范离同志回忆是县委书记）。县委成立后，及时召开了会议，贯彻了“八・七”会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把革命重点转移到农村。 祖晨同志到宣城北乡，重点抓了油榨沟镇附近的农运工作。他经常白天以打鸟为掩护到附近农村作社会调查，晚上在镇上办农民夜校，和农民群众谈心交朋友。他善于运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事例，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不多久，农民协会和赤卫队都先后组织起来，在斗争中逐步壮大。他带领大家开展了抗租抗债斗争，惩办了恶霸，开仓分粮，济苦救贫，农民们很受鼓舞。 祖晨同志留学日本，国民党政府每年都要发给他一笔补助费。一天，他从宣城县领回留学生补助费二百块银元，走到北门时，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北风呼啸，寒气袭人，他看到路上一些穷人衣裳单薄，无米为炊，就用这笔钱沿途救济，走到了庙埠，二百元钱就全部散光了。 过年了，按照当地习惯，家家都要在除夕这天写副对联贴在大门上，祖晨同志认为这是宣传人民的好机会，他写了许多词句新颖的对联，免费送给穷人。他父亲在油榨镇开了个小杂货店，店号“兴记”，他就以此二字为首，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兴礼由义纠正世界，记仇雪耻誓复山河”。又在偏门上写了一联：“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他以此来号召人民，激励人民。 祖晨同志重点抓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