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游击小分队的组建和发展（《安徽文史资料12》第09篇）
作者：南陵县政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后，我方原来坚持皖南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力部队奉命北上，各游击根据地只留下少数同志继续坚持斗争。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从大后方蜂涌而至，窃夺抗战胜利果实，并残酷地连续对我发动清剿，城乡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艰苦的日子里，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带枪投敌，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就在这异常困难的环境下，我南繁芜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紧密依靠群众，凭借手中仅有的八条枪，巧妙地打击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并且成功地收容了来自国民党川军部队的一批中下级军官，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部队。这支队伍在我党的教育下，改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人民武装，为巩固发展南繁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支部队的组建，具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川军过去都是四川军阀刘湘的部属。抗日战争爆发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借抗战之机排除异己，将刘湘所部骗出四川，而调其嫡系部队入川驻防。刘湘部队出川后，蒋介石对其中高层军官几度清洗撤换，引起川军官兵对蒋的不满和仇视。当时流落在皖南沿江一带的，有川军一四四、一四五师和新七师等部。 一九四四年，驻防南陵的是原一四四师，师长张昌德（后投降日寇，改编为日伪“独立方面军”，由张昌德充任军长）。这支军阀汉奸部队在南陵繁昌一带横征暴敛，鱼肉乡民，并不断向我根据地骚扰，犯有大量罪行。但其中也有一些具有爱国心的下层官兵，耻于当汉奸，不忍打内战，毅然解甲退伍，有的就地娶妻落户，另谋出路。这一年，我南繁芜党组织派往繁昌县新林地区工作的冯裕贵同志，结识了一个川军退伍军官，开始了争取川军官兵的工作。 冯裕贵是派到繁昌搞秘密联络工作的。一天，他在新林乡茶冲遇到了日伪新林乡乡队副刘为富。刘为富有个妹妹嫁给了从川军中退下来的郭子清，夫妻二人在新林铺街上开赌场。郭子清有文化，过去在川军中当司书。新林一带是我南繁芜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刘、郭慑于我游击队的声威，整天提心吊胆。他们虽然不明冯裕贵的真实身份，但也知道他颇有点来历，就想通过冯在“四老爷”（指新四军）面前讲讲好话。冯当时也身负接触伪乡保长，搜集敌人情报的任务，当然也乐于和刘、郭打交道。于是在刘的安排下，冯结识了郭子清，而且一度寄居在郭子清家中，以做生意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第二年，日寇投降，张昌德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四川军解体，大批官兵流落在芜湖一带。蒋介石集团对这些川军虽然收编，但只供饭，不发饷。不少川军皆有眷属，生活顿成问题。想回四川老家，又没有路费。一大批军官太太只好抛头露面，在芜湖车船码头卖茶水或找零活做，走投无路跳江自杀的事件也不断发生。川军感到身家难保，前途未下，悲观迷惘，不断有人暗暗将枪支弹药卖给我游击队，换钱花用或作返川路费。其中也有一些青年人，早年在四川曾受过我党的影响，如今看透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就把报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于是川军中暗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路不通，去找毛泽东。”改恶从善，弃暗投明的情绪日渐高涨。 一九四六年农历五月，新林街已驻满了国民党的军队。冯裕贵同志此时离开了新林街，在茶冲买了几亩田隐蔽下来。一天，郭子清突然登门来访，说他家来了个叫任志强（又名王志强，后改名王明）的川军兄弟，过去在川军里干副团长，现在离开队伍到这里来采购松树段子和松板做生意。冯裕贵心中存疑，便说新林这一带不出松树，没生意可做。郭子清因为跟冯混得很熟，就道出真情，说任志强此一趟来是想搞部队，要冯设法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联系。冯裕贵不知虚实，把头一摇，试探地说：“想升官发财的人不参加新四军，你们为什么要参加？要想捞钱还是干土匪去。”郭子清再三恳求，说这是十几个弟兄的意愿，连他自己也参加。这样，冯裕贵才答应“找找看”。 第二天，冯裕贵同志找到南繁芜游击队的负责人王文石和王安葆同志，把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当晚，王文石和王安葆便会见了任志强，这次谈话进行得很顺利。三天后，任和郭为表示诚心，送二百发“403”手枪子弹，作为给游击队的礼物。第四天他俩带领着蔡云（又叫蔡振邦）、何绍先、黄辅臣、刘国亮、程秀珍（蔡云的爱人）等十一人，携带三支枪（两条中正式、一支短枪）、十几颗手榴弹正式入伍。当时，南繁芜游击队党委即任命任志强为队长，队伍也命名为志强部队。为照顾这批新来的同志，游击队党委发给他们两倍于我一般游击队员的生活待遇，连抽烟都是双份的。使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体会到党的温暖和关怀。 队伍成立起来后，县委即委派朱康同志去该队担任指导员。以后又增派鲁守正同志去配合朱康同志工作（鲁守正同志去后不久，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性）。为扩展南繁芜游击区，同时解决部队给养间题，朱康到队后，迅即将部队拉至外围作战。消息传出，川军闻风前来投奔的人络绎不绝，一下子发展了两个排，拥有十几条枪枝。当时经济很因难，这么多人，吃穿顿时成了问题，只能找一些保长临时借点粮食坚持斗争。 这天，部队来到宝塔圩附近，听说这里有一家大地主，他儿子在国民党当团长，很反动。部队决定抓住那个大地主，逼他叫儿子交出一批枪枝。任志强和郭子清以为任务很容易完成，晚上便派一个班进了村子，当时在敌占区常有土匪出没，尤其是川军散兵游勇为害最大。他们进村叫门时，村上群众误认为是土匪来了，群起自卫把这一班人赶跑了。第二天晚上，朱康同志亲自带了部队，悄悄进村，找了过去与我游击队有联系的基本群众，告诉来的意图，立刻就获得群众的帮助，很顺利地把那个大地主抓了出来。这件事给志强部队教育很大，使他们切身体会到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国民党的憎恨，是何等的分明。 抓住了那个大地主之后，他儿子不愿给枪，但派人送来巨款将大地主领回。这样，部队得以还清以前的借款，剩下的钱交给蔡云到芜湖找原川军官兵购买武器。当时国民党部队唯钱是命，加上蔡云是老相识，一次就买了很多枪，但在接枪时不慎被附近土顽发觉，仓卒间打了一场遭遇战，枪未接到反而牺牲了一个通讯员。 第二次蔡云又带钱至芜湖活动，一次买了两挺机枪，三十条中正式，十几支手枪和大批弹药。由国民党川军军官派船护送，将枪顺利运出鲁港。接枪部队也全部化了装，穿上国民党军服，把武器接到手。当晚就把竹丝港敌人土顽碉堡打下，将缴获的三十多支汉阳造全部上交给游击队总部。 经过两个月的磨炼，志强部队大多数同志革命觉悟有所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增强，加之换了装备，打起仗来人人争先，行伍出身的人枪法准，又熟悉军事，所以土顽部队闻风丧胆。游击队党委见时机成熟，决定在该部建党。一九四六年七月初，在繁昌九甲冲发展了表现突出的蔡云和何绍先两人，成立了党小组。七月底又发展了刘国亮、程秀珍、黄辅臣三同志，建立了党支部。这批党员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勇敢，作风正派，并带头要求取消双饷的特殊待遇；有的将金戒指、首饰等上交游击队，自觉做一个普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同年八月，共产党员何绍先，带着战士夏云、毛和贵等三人，在铁夹冲乘虚袭击敌人一个催粮班，一枪未放将敌全部俘虏，缴获十二支长枪，十几颗手榴弹。 然而，改造旧军队毕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首先发生在队长任志强身上。他见实力大了，盛气凌人，不把党和游击总队放在眼里。上级调枪，他不给；一些四川籍战友要求寄钱给在芜湖、南陵、繁昌和老家的家属，他扣着不发。他保管的经济账目从不公布。平时说话办事不容商量，独断专行，军阀旧习仍然不改。更严重的是他在荷花岭一带活动时，竟和一个有夫之妇勾搭成奸。朱康同志曾多次劝说批评，他不当回事。国民党在繁昌办的反动小报，竟据此对我党和游击队大肆攻击，污蔑我游击队“共产共妻”，影响极坏。朱康将这些情况报告给游击总队，王文石、王安葆同志立即批准将任志强调出，至总队另行安排，以使他摆脱周围几个拜把子伙伴的蛊惑，改正错误。并指示，任若不听调，可发路费让他回四川原籍。 当朱康带着蔡云、何绍先、黄辅臣、郭子清来荷花乡找任开会时，哪知蛮横无理的任志强，提着手枪，大张枪头，妄图逞凶。朱康叫郭子清去下枪，任将郭一拳打倒，跳出门外。门外两支警戒的冲锋枪顿时将意欲行凶的任志强打死。可奇怪的是，跟着追赶任志强的黄辅臣同志，也在乱中被打死在门外。黄以前也是川军的大队长，投奔入伍以来，守纪律讲政策，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平素生活简朴，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朱康此时十分纳罕，赶到现场查看任的手枪，里面仍是一颗“太平火”。朱又经详细察看后，判定黄辅臣不是任志强所杀，而是早就对黄嫉妒成仇的郭子清乘机所害。当时部队战士见黄辅臣死了，泣不成声，许多人一天没有吃饭。朱康同志秘密找郭谈话，指出他此举的危害性，郭哑口无言。因考虑到郭子清对建立这支队伍有功，另一方面为避免部队衔仇相继报复，波动军心，表面上即依照大家所传黄为任志强所害之说，将此事一直掩盖下来。第二天，部队在荷花岭买了两口棺材，将任、黄就地安葬，使全体战士情绪稳定下来。 游击总队部接到朱康的报告后，王文石、王安葆、马文杰同志立即进行了研究，并决定更动这支部队的领导人员。由王文石同志到队部宣布，任命郭子清为部队大队长，蔡云为副队长。将怂恿挑唆任志强作恶的事务长花某和一个姓任的清洗出队，发给路费，遣散回川。 经过一番教育整顿，这支部队并没有因为出现了一点动乱而松垮，相反，军纪更加严明了，附近群众对他们也逐步有所了解，主动配合他们作战行动。从芜湖等地又陆续有川军官兵前来投奔，终于发展为近百人的一个连队，在南繁芜根据地边缘地带频频出击。 到了一九四七年初春，当部队开拔至泾陵宣一带（当时仍属南繁芜县委管辖）活动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朱康同志因病获准离队治疗，不料接替他工作的强建中竟是个不纯分子，奇怪的是强不是党员，但却以“指导员”自居。他一到部队就培植个人势力，使刚刚压下去的烧香拜把子等封建帮会歪风又逐渐抬头，而且愈演愈烈。在旧习回潮中，一些参加革命动机不纯的投机分子，又勾恋起打家劫舍的生活。先是由几个旧军官出身的家伙，假借外出行动，携带十三条枪支，叛逃投敌（结果投敌未成，在去芜湖的途中，为敌土顽部队夺枪将其全部打死）。接着是怀着个人野心参加革命的大队长郭子清动摇。郭有个妹妹在国民党南京公安局工作，其妹夫还是局里的一个头目。有一天，郭子清心怀叵测地找到了冯裕贵，问冯：“新四军的部队我怎么看不见？”接着又套问游击队总部的情况。对郭早有戒备的冯裕贵见其神色不对头，巧妙地敷衍过去，当晚立即向游击队总部首长汇报了这一情况。总部一面加紧警戒，一面找郭子清谈话，直截了当地问他去留的想法，郭子清果然提出离队回川，当即发给他路费。果不出所料，郭子清拿着钱跑到南京去了。 强建中在这支部队蹲了二个月，把部队弄成几派，互相猜疑，互相防犯。总队立即将朱康调回，将强调出。强回泾陵宣不久，当环境略显紧张时，就带枪叛变投敌，当了敌人可耻的鹰犬。 同年二、三月间，部队奉命回到繁昌红花山，跟随王安葆同志加强沿江工作。此时，国民党63师出动一个加强营，并国民兵团副团长王亚东部以及红花山区“剿匪”主任汪慧泉部，发动所谓红花山围剿，妄图吃掉我南繁芜游击队。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这支部队按王安葆同志的指挥，巧妙地避开敌主力，绕至王亚东部后面一阵猛打，粉碎了敌人合围聚歼的阴谋，逼敌仓惶收兵。不久，当部队转移至南繁交界的铜山时，死不甘心的敌人，以63师加强营为主力，纠合芜湖、铜陵、繁昌、南陵、青阳五县共十个自卫队二千余人，气势汹汹地朝铜山合击。阴险的敌人又在正面进攻的同时，派芜湖县自卫队第三中队连长叶少堂率队向我诈降，意欲潜入我腹地，恃仗优势装备，杀害我总部领导同志，然后乘乱里应外合将我游击队消灭。王安葆同志接见这次诈降部队时，早已从打入该部的我地下工作者曹根木同志处摸清了底细。那个叶少堂，原先曾混入我新四军，还当过排长。部队北撤时，他带枪投敌去了。如今在国民党重兵侵扰我游击区时，他无端携械而来，岂怀好意！同时，当总部布置分兵阻击时，该部枪支拒不听调，险恶用心已暴露无遗。当下，王安葆同志面临一场恶仗，他将当时正在总部的几个领导同志分头妥善隐蔽安顿好以后，命令这支部队分兵两部，一部会同总部警卫队扼守铜山制高点抵御敌兵，一部隐蔽待敌并监视叶少堂部。又抽调蔡云等人走小路乘虚袭击繁昌空城。敌人虽有四、五倍于我的兵力，且配有精良武器，结果却损兵折将扑了一空。我游击队无一伤亡胜利突围，还缴获了一些枪支。战斗中，何绍先同志击毙敌尖兵二人，并勇敢地率先突围，荣获总队嘉奖。 叶少堂诈降之部，被我游击队领着在山区兜圈，拖得精疲力尽后，将叶少堂并六名死心塌地的特务分子分头处置；其余人员愿回家的，发给路费；真心投奔革命的，留下来编入其他部队。敌人精心策划的阴谋，又被我彻底粉碎，反而白白送给我游击队一批武器。 铜山战斗胜利结束后，这支部队一直在南繁芜、泾陵宣一带频频出击，时而奔袭，时而隐蔽，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至七月，部队转战至繁昌新林。时值新林铺之敌刚刚成立所谓五乡联队，气焰十分嚣张。部队当即决定乘其外出一部之机攻下碉堡。侦察员徐本如、梁德明等三人利用集镇早市行人往来稠密之际化装进入街市，当街生擒了罪恶累累的敌联队队长，就地处决。一个敌兵当场被吓死，其余均龟缩进碉堡顽抗。徐本如等同志在群众配合下，借来桌子和三床棉絮，用水将棉絮泼湿铺在桌子上作土坦克，逼进碉堡喊话，宣传我党政策，踞守碉堡的敌兵纷纷缴械投降。计缴获步枪十七、八支，敌兵经训话后遣散回家，运不走的物资，投入碉堡内放火烧毁。其外出之敌闻讯回援，遭我事先埋伏的何绍先阻击班迎头痛击，四散逃逸。我无一伤亡，前后不到一小时结束了战斗。当地群众见除了地方一害，无不欢欣鼓舞。我新林区区长强日真同志还领人抬着一口肥猪和十斤酒，前来慰劳庆功。 拔除新林之敌后，部队又回师再次成功地袭击了竹丝港之敌。沿途敌军望风披靡。从此，这支部队在我党领导下，终于锻炼成为一支能攻善守、累立战功的精锐之师，深受首长的称赞和群众的爱戴。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皖南各地区游击武装力量均有很大的发展。党决定设立黄山司令部，组建一支正规主力部队，以便更好地发展皖南敌后武装斗争，打击敌有生力量。这支部队奉命受编加入主力，并顺道护送一批南繁芜地区基层政权革命干部去黄山受训。 农历八月中旬，部队经过南陵峨岭附近时，当地群众纷纷赶到部队，控诉峨岭乡公所横行一方，搜掠往来行人，敲诈商贩，欺压群众的种种罪行，要求部队拔除峨岭碉堡，为民除害，尤其要求处决那个作恶多端的乡队副马侉子。 部队决定打峨岭后，由侦察员徐本如、刘国亮和张子峰等五同志，分别化装成下乡收租和赶街模样的群众进入峨岭街。原打算出敌不意进行奇袭，谁知子弹卡壳使敌警觉退入碉堡居高顽抗，刘国亮等三同志先后中弹负伤。部队立即增援一个班冲上街，由徐本如借来桌子和棉絮，泼上煤油，在机枪掩护下运动靠近碉堡，点火烧着。那碉堡本是砖木结构，顿时火趁风势，把碉堡烧着了，迫使敌人举枪投降。计缴获两支短枪，十九条长枪，一支掷弹筒。在群众指点下，部队把那个罪大恶极的乡队副马侉子押至峨岭街当众处决。赶街的四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部队离开峨岭时，县自卫队闻讯赶来，但慑于我军威力，对空鸣枪应付一阵不战自退。 可是由于当时在行军路上，负伤同志得不到及时救治。中共党员、侦察组副组长刘国亮同志终因流血过多，在部队行至小九华时，心脏停止了跳动，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部队指战员对刘国亮同志的牺性十分哀痛，在当地买来一口大棺材，举行了追悼仪式，就地安葬了这位来自数千里外四川籍的战友。 第二天，部队安抵泾县蔡村坝时，泾陵宣游击队队长郎俊带着何玉林等同志，早已在此守候迎接，并领他们至周洼，与专程前来欢迎的黄山司令部参谋长倪南山亲切会见。 此时正当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司令部在北河埂热热闹闹办了酒宴，既表达对这支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热情慰问，又表示对他们加入主力部队的热烈欢迎。大家频频举杯，共祝人民解放战争早日胜利。 这支部队自此受编为黄山司令部第一营第三连，投入了新的战斗。（本文是根据访问王安葆、冯裕贵、朱康、徐本如、郎俊、何玉林、何绍先等同志的记录整理而成。一九八二年十一日）巡抚按：王安葆，(1906～1985)，孙村乡人。化名滕本玉、杨鹏。1939年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孙村区委书记、南繁芜县委委员、南繁芜总队队长、南繁芜游击区的创建者和主要负责人。解放前夕，历任皖南沿江工委书记、南繁芜办事处主任、繁昌县县委委员、解放军皖南沿江支队南繁芜总队队长，解放后任繁昌县县长、安徽林业厅森林办事处主任、芜湖市政府视察员、芜湖政协常委。王文石，(原名：石崇孝，1903~1973)，原籍湖北省阳新县，后移居繁昌平铺乡，出生于农民家庭。1939年10月加入共产党，历任繁三区区委书记、南繁芜社会部长、皖南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南繁芜县委书记、南繁芜总队政委、宣城县委书记，解放后任安徽省检察厅副厅长、上海新城区区长、武汉市纺管局书记。
回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安徽文史资料12》第06篇）
作者：朱农 解放战争时期，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泾县、青阳、南陵、铜陵、贵池等地区开辟了以宾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并坚持三年之久，直到皖南解放。这个地区距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又处在它的“江防要地”近旁，因此，国民党不断叫嚷这块游击根据地“威胁京畿，危害江防”，屡派重兵进行“清剿”，企图将我游击队消灭。但是，这支起初只有八十多人、四五十支枪的坚强革命队伍，在数十倍于我的强敌重重包围之中，贯彻党的政策，依靠广大群众，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英勇机智，艰苦奋斗，杀敌夺枪，出奇制胜，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最兴旺时期，青阳、泾县等地的游击根据地达到了除县城和几个重要集镇以外的广大地区。它的存在和发展，鼓舞了皖南人民的斗志，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接应了大军渡江和挺进皖南，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奉命回师 坚持皖南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铜陵就曾建立过党的组织。抗日战争期间，在皖南地委的领导下，我们始终在铜陵（包括铜陵和青阳、南陵接壤的一部分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抗击日寇的长期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内出现了新的形势。党中央为了满足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渴望与建设祖国、医治战争创伤的强烈要求，向国民党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决定将我省皖南和皖中两块解放区的部队和党政干部撤到苏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我们根据朱总司令发布的接受日伪投降的命令，正在铜陵各地收缴日寇的枪支弹药。我和查富德同志在犁桥责令伪军据点就地缴械，伪军抗拒，我方就发起猛攻。正在攻打间，地委派人送来紧急通知，要县委带领所有脱产干部和县大队武装，立即作好北撤准备。县委火速转告全县脱产干部马上到县委所在地迪郎冲开会。会上宣布了地委指示，除留下尹彬、张良志率部分武装留守铜陵，王文石、王安葆率部分武装留守繁昌外，其余干部、战士随同皖南地委机关、皖南支队（地委直属的武装力量）撤向苏北。那时县委有一批细布，原准备部队作冬装之用，现在来不及处理，就撕开发给一人一段。队伍从迪郎冲经铜陵舒家店、繁昌油坊咀渡江到无为白茆洲，在那里蹲了几天，然后行军到巢县散兵。在路上，我们估计以无为为中心的七师活动地区距离芜湖、南京太近，国民党不会允许我们留在这里，我们主动撤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能取得主动。到达散兵后，我们就向领导打听消息，他们告诉说：部队很快要过巢湖到烔炀河，然后经全椒、滁县去苏北。 吃过午饭，我踱到巢湖边上。放眼看去，这个有八百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巢县面积）、蓄水五十多亿方的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真是浩渺无垠，水天相连，一望无际。湖中碧波粼粼，白帆点点，这同铜陵江边的景色又非常相似。这使我顿然想起八年抗战中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铜陵战友和乡亲。我们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将会怎样残酷地折磨他们？他们又怎样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斗争？这时，通讯员跑来找我，说地委有重要电报要传达，这才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们回到住地，在场听传达的只有陈爱曦，陈尚和与我少数几个同志。皖南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恺帆同志传达了皖南地委转皖江区党委的电报，大意是：鉴于我军撤离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因此决定再留下一个营的部队，增派得力干部带领，坚持皖南斗争。还指出应由留下的部队挑拣较好的枪支。接着传达皖江区党委关于成立沿江中心县委的决定：由杨明任书记（杨明同志当时已率部队先回铜陵），王文石任副书记，陈爱曦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宣布完毕后，地委负责同志满怀深情地对我们说：今后皖南的重担就要由你们来挑了，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希望你们谦虚谨慎，好自为之，重要的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紧密依靠广大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能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完成坚持皖南的任务。 听了传达上级指示和领导讲话，我心中像燃起一团火焰：上级党是多么了解下面的情况啊！决定的问题又是多么的正确！党要我们回师皖南，坚持斗争，我们一定照办。“坚决完成任务！”这就是当时我对领导简短而有力的回答。我们立刻出发。一夜之间步行一百多里从巢县散兵赶到长江边无为石板洲，当晚乘船过江，赶回铜陵。 回到铜陵同杨明同志见面后，沿江中心县委立即召开会议，分析形势，进行战略部署。当时的情况是：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忙于“劫收”大中城市，对县以下许多地方尚无暇顾及。皖南沿江地区局势仍由汪伪军队控制，国民党同他们虽有联系，但尚未接收。我们去而复返，他们不知底细，也不敢贸然行动。所以我方留下的部队安然无恙，原来我方建立的人民政权也还在继续行使职权。但是，会议认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是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国民党一俟准备就绪，便会调动正规军来强占革命根据地，残害我方军民，对此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迎接即将到来的残酷斗争。会议明确坚持皖南斗争的方针是：背靠山区，面对平原，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斗争，为解放皖南创造条件。会议还确定在继续坚持铜陵的同时，迅即派人去太平樵山，同黄山中心县委胡明同志取得联系，配合进行斗争；同时派陈爱曦、张良志（后英勇牺牲）、姚生同志带领少数武装去青阳、泾县交界的盘台（该处有我地下交通站）联系，在盘台、宾山建立隐蔽据点，以便在形势恶化时，将部队转入山区。会议还决定成立铜青南县委（曾改名泾青南工委、铜青贵县委，后改名为泾青南县委），由陈尚和、周坚凯、尹彬和我组成，我任书记，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铜青南县委根据沿江中心县委的部署，抓紧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在思想上，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实事求是地分析坚持敌后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因素，提高夺取胜利的信心。县委告诉大家：我们即将从抗日民主根据地转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武装斗争，我们的主要敌人已经由过去的民族敌人——日军，转变为阶级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有完整的反动政权，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一整套警特反动统治工具，而且同地方上土豪劣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斗争不利的因素。但是，我方坚持皖南山区游击战争也有许多有利条件：这里曾经是新四军活动过的地区，党和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群众条件很好；加之群山相连，地形复杂，又是几县交界、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有着广阔的回旋余地。我们还有一批斗争经验比较丰富的领导骨干和许多坚强勇敢的游击队战士。只要我们认清形势特点，转变斗争策略，坚定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在组织上，为了适应斗争需要，妥善地安置了一些确实不能随部队撤退的干部和伤病员。当时在干部队伍中有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的人（包括原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区长）。他们有的家庭比较富裕，害怕撤进山区后生活艰苦；有的亲友在国民党政权里面工作，企图依靠他们投奔国民党；有的只看到眼前困难，对革命悲观失望；这些人虽有条件撤退而不愿跟部队走。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在陈山冲召开了一个有六十多干部参加的会议，杨明同志和我都出席了会议，向他们讲清形势，指明前途。告诉他们有三条出路：一是跟随部队进入山区打游击；二是分别由长江水路去江苏六合瓜埠找新四军办事处，然后到苏北根据地；三是暂时离开本地区，到亲友处暂避，待局面好转后再回来与我方联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我们指出，以上三条都是生路，如果脱离革命是危险道路，倘若叛变革命则是死路一条。在这些人当中，多数接受教育，继续革命，有的表现很好，也有少数在环境残酷时向敌自首，甚至投敌叛变。如原抗日根据地区长陈孝风、陈孝义等人，在敌人来后叛变革命，并且作恶多端，解放后被镇压。 在经济上，积极筹措部队给养，解决部队冬衣和生活供给问题。在巢县散兵，地委曾经给了我们一些烟土，作为部队给养之用。这时我们又派出干部分头到各区乡，把我们存放在各地的粮食加以变卖，共计变换成法币五百二十万余元；银元两千六百余元。同时用一部分粮食换回我新四军发行的大江币一百八十万元，以取信于民。 在我们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国民党地方军队和他们收降的伪军，不断对我方进行挑衅，在遭到我方坚决回击后，竟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出动三路人马，向我顺安中心区大举进犯。一路是收编的汪伪军吴志和的一个营；一路是原汪伪独立方面军的一个营；还有一路是国民党特务崔光汉率领的几个连队。三路人马分进合击，企图将我们部队消灭。当时我沿江中心县委领导的皖南人民自卫军总队和铜青南县大队的武装，集中力量打击崔光汉所率领的一路，在石佛山进行激战，结果击毙敌人八人，缴获步枪十余支。接着又在青阳店门口、田家畈打了两个胜仗。这几仗一打，敌人的嚣张气焰被压了下去，他们的地方部队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在此以前，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回到铜陵的共军是“上面不要自己跑回来的少数散兵”，是“在巢湖里船被炸翻了，死里逃生剩下的几个人”。我们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群众欢欣鼓舞地广为传播：新四军又回来了！ 我们从巢县散兵回师皖南以来，在铜陵蹲了三个多月，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们撤往山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这时，国民党也开始向我们大举进攻了。 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国内和平气氛高涨，我党的政治威望大大提高。蒋介石集团这时已蓄谋全面发动内战，他们视我沿江游击队为心腹之患。因此，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在芜湖召开了“皖南地区参议员会议”，研究如何对付游击队，又感地方反动武装力量不足，因而假借民意，“请求”南京政府派出主力部队来“清剿”沿江地区的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国民党正规部队川军44军所属150、162两个师，由军长王浚率领，气势汹汹地闯入院南，提出“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反动口号。其中：44军军部并一个团驻贵池；150师师部并三个团驻铜陵、青阳；162师并一个团驻大通。顿时，沿江地区黑浪滚滚，形势陡然恶化。 这次敌人来得突然，我方事先未曾接到情报。敌人很快涌进我方活动中心地区顺安、朱村、姚村、花堰王等地。起初我们还以为是敌人的地方部队，后来听说都是四川佬，才知道是国民党正规部队。这个时候我正在铜陵栖凤乡阮家巷和国民党地方部队打仗，接到情报后很快转移。我们乘船过西湖到朱家咀登岸，穿过铜顺公路到达柴塘村，刚准备宿营时，一个老乡告诉我们说：这里不能宿营，离此地一里多路，今天来了一个连四川佬。还说：顺安、张家冲、新桥都驻有四川军队，这才知道局势严重。我们就插到桐子冲，去外郎坑找到杨明同志。他说今晚他和查富德同志率领部队转移到青阳的盘台，然后去黄山。要我们按原计划在铜青南地区坚持，根据形势变化，决定部队行动。 过了几天，川军已在铜陵各地全面开始“清剿”，不少革命干部、群众、及其家属遭到杀害，地方党、政权和民兵组织很快遭受破坏，一些党员自首，有的叛变投敌，形势相当紧张。我和陈尚和同志商量后即分头行动：陈尚和同志去茗山冲与尹彬、周坚凯同志联系，带领游击队就地坚持，建立隐蔽山棚，避开敌人清剿，保存力量，待机行动。我率领县大队武装转移到泾青南三县交界的宾山、盘台一带活动。这时，杨明、陈爱曦同志已去太平樵山，我也赶到樵山与杨明同志见面，商定了整个斗争布局，而后回到宾山开展工作。从此揭开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站住脚跟 建立基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晚，我同县委机关、县大队干部战士四十多人，隐蔽地经过盛家冲、丫山、石堰桥、老虎坑来到泾、青、南三县交界的宾山地区二酉保苏家冲，见到了原先进山的游击队连长姚生同志。 我们登上高峰举目眺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雄伟壮丽的丛山峻岭的画面：群峰起伏，连绵不断，许多山上林密竹茂，灌木丛生，远远望去，一片莽养苍苍，真是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地方。这里还是四出之地：东至泾县，西抵青阳，北到南陵，南往太平，背靠山区，面向沿江，有着广阔的活动余地。有这样好的山区作为依托，又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何愁游击战争不能获胜，皖南不能坚持？ 我们很快来到盘台，这是青阳、泾县两县交界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在抗战期间就建立了党支部，担任着皖南地委和黄山中心县委的地下秘密交通，虽经皖南事变这样的惊涛骇浪，党支部始终屹立，它是山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是我方几个县秘密交通的枢纽。 我们分别听取了盘台党支部书记张贵和连长姚生同志的汇报。从他们反映的情况和我们接到的情报来看，当时的敌情非常严重，敌44军的两个师，他们原来安排：150师到铜陵、162师到贵池，寻找我主力决战。但我方由林维先同志领导的沿江支队和梁金华同志领导的皖南支队都已北上，留在铜陵的新四军绝大部分也转移到山里去了。这两个师在扑空之后就转到泾青南地区和皖南山区，由青阳、南陵县常备队配合，把我县大队作为他们“清剿”的主要目标。同时，国民党进一步强化了区乡地方政权和反动地方武装。每个区乡都有人枪三十至五十，筑有碉堡，装有电话，彼此互通声息，遥相呼应。以青阳县“调查室”为核心的一套特务组织，开展针对我方的特务活动。他们以乡为单位成立“中心组”，将自首分子严加控制，迫使他们进行破坏我游击队的活动，其中有些人甘愿为敌效劳，成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白色恐怖笼罩着这个宁静的山区。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胜利开展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县委决定：除了原来留在茗山坚持的少数武装外，将转到泾青南地区的部队，分成几个游击组，分散在各地活动。我和左秀东、姚生、孙林、孙泰英、柯斌等同志带领县委机关和部分武装，在宾山、宋冲、苏家冲、大格里、乔木、云岭等地活动；王克祥同志带领六、七个人，在泾南的田方、孤峰、三里店、东山一带活动；胡爱民、张贵带领六、七个人在青阳、盘台、杨田、陵阳一带活动；过了几个月孙举东等同志率领一个班在青（阳）贵（池）交界处的庙前、南阳湾、九华和刘街、姚街、梅街一带活动。这样，我们的游击队就以宾山为中心，星罗棋布地战斗在泾、青、南、铜、贵的广大区域，使敌人兵力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对付我茗山、宾山的游击队，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开辟新的游击区。 起初，我们在山区立足，遇到很多的困难。首先是人数比我们多几十倍的敌人正规部队，频繁地在山区“清剿”，迫使我们不断转移阵地，以避其锋。有一次得到了消息，150师两个营部队配合县常备队共一千多人要来宾山“清剿”，我们立即向宾山深处转移。这一天部队刚转移到一个大山山腰的一个树林里，哨兵前来报告：发现敌人正从山的另一面向山顶前进，同时山下也发现敌人。我们处于敌人上下夹击的危险境地。我当即命令大家沉着应战，充分作好战斗准备，严密监视敌人，但不准发出一点声音，不能暴露目标。幸好敌人未曾发现我们，这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大的牺性。这时，我们遇到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部队给养极其困难。当时只剩下能买一百多斤大米的法币，四十人即将断炊。我们派当地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洪秀荣去泾县包村（离宾山五十多里）进行侦察，打听到一家大油坊很有钱，于是我们就派孙林同志带五名战士绕开敌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深夜去向这个油坊老板“借”了法币十五万元，暂时解决了困难。以后敌44军150师仍然不断来“清剿”，我们在这一带的山区与敌周旋，白天休息，夜晚行军，忽东忽西，行踪不定，部队很疲劳，同时粮食疏菜供应也很困难。 这时我们打听到宾阴乡乡长方忠秀在宾山脚下水家冲开设了一个纸坊，有八九个工人。纸坊是赚钱的，方忠秀每年可以从纸坊获取不少利润，因而他非常害怕生产中断；尤其害怕别人破坏他耗费了很多资金和材料建设起来的纸槽。我们抓住他这个弱点，同他“谈判”。这个纸坊有个工人叫张聋子，由于我们先去的同志向他做了工作，因而他对我们态度很好，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就叫他去传话给方忠秀：我们有个条件，如果能答应，我们双方各走各道，互不打扰。否则，如果敌人来清剿，我们就准备在这里同它打一仗。一旦交火，事情就难以预料，弄得不好会把纸槽毁掉。张聋子问什么条件？我们说，一要为我们保密，不准泄露我们的行踪；二要将敌人有关动向及时报告我们；三要及时替我们购买粮食和疏菜，送到指定地点。张聋子去向方忠秀说后，方完全答应我们所提的条件，不过要我们替他保密。这样每天张聋子就以纸坊的名义到市场上去替我们购粮买菜，成了我们的采购员。后来他入了党，确实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立了许多功劳，1947年敌人“清剿”中他被敌军杀害。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二酉保的范围是一条山冲，冲口平顶洲有一个大碉堡，驻扎着乌潭区公所自卫队的五十人枪。从冲头到冲尾相距四里多路，我们就住在冲尾的高山上，同区公所的碉堡遥遥相对。这个区的区长叫郑康仁，政治态度还不错，他晓得我们在附近活动，佯作不知。我们就通过住在宾山水家冲他的岳父带信给他，向他讲清形势，明以大义，晓以利害。告诉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希望他能明瞭天下大势，顺应形势的发展，给我们以帮助。他带信来表示愿意同我们和平相处。因此双方相安无事。我们游击队经过碉堡附近，他也不闻不问。有的同志见此情景，编了个顺口溜：“二酉保，一条冲，驻扎两种不同兵。冲口‘刮民党’，山上新四军。只因统战政策好，停息干戈讲和平。” 我们得到暂时的立足点之后，就抓紧时机在群众中进行工作。这里原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有些群众基础。但我们刚到这里，人地生疏，工作还必须从头做起：一户一户地了解情况，一村一村地开辟工作。山区群众居住分散，有的一个山冲只住一两户人家，这倒为我们进行工作提供了方便。开始，因为不摸底细，需要格外谨慎，每到一户了解情况，都暂时封锁消息：前后门和路口都布上哨，人只让进，不让出，完成任务后迅即撒离，不知去向。以后熟悉了，就不需要再这样做了。起初，我们这些身穿便衣，携带武器的不速之客夤夜出现在农户堂屋的时候，他们常常显得惊惶不安，当我们耐心地进行解释，并且在他们确信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的时候，脸上才露出兴奋的、亲切的、只有亲人重逢时才有的神色。他们赶快给我们烧茶做饭，问寒问暖，都说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有些受害者家属，则饱含热泪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当地的一些基本情况初步搞清了：哪些是保甲长，哪些是士绅，他们当中谁优谁劣；哪个是特务，有无罪恶；哪个有过自首行为，有无出卖同志，都了解得比较清楚。村里村外有什么动静也能很快知道，群众已经有了初步发动。 当时我们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必须十分谨慎地工作，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敌人营垒中比较倾向进步的人。 刘店乡有个乡丁叫吕和清，绰号“吕瞎子”。他经常到我们活动的地区——大格里来收捐税、要费事。我们知道他出身贫苦人家，并无欺压人民行为，就主动同他接触，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后来他秘密参加了党，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一九四七年他同我们游击队里应外合，打掉了刘店乡公所自卫队，缴了四十多支枪。还有一些人过去在我方担任一般工作，或者曾参加党，后在敌人高压的情况下办了自首手续，但并未出卖组织和同志。对这样的人，我们仍热情对待他们。即使是叛徒，只要他们不再干坏事，並帮助我们，就向他们宣布，可以将功折罪，既往不咎，以此分化敌人，减少工作的阻力。 在发动群众和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的同时，对个别为虎作伥、罪行昭彰的保长、特务分子，也毫不容情地坚决镇压。青坑有个姓王的国民党保长，专门打听我们的行踪，及时报告伪乡公所，要求敌人来“清剿”。我们通过内线核实情况后，决心除掉这个坏蛋。一天，国民党军队到青坑来“清剿”，他盛情招待。国民党军队刚走不久，我们的部队也到了青坑，他以为是“国军”返回，连忙出来迎接，刚好被我们擒住，就地枪决。在大格里也杀了一个罪行严重，查有实据的特务分子。这样做，对犯有类似罪行的人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他们不敢再为非作歹，敌人的耳目不灵了；同时，接近我们的基本群众，原来最怕有人告密，打掉了这些敌人的“小耳朵”，他们就敢于大胆接近我们，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 这一段时间，在同敌人山地周旋当中，在多少次化险为夷的战斗实践中，我们逐步积累了一套符合当地情况的、保存自己、对付敌人的办法。 我们宿营，除了下山执行任务，临时在老乡家中借宿或在野外露营外，一般都在山上自建的山棚中宿营。这种山棚建在宾山地区的深山老林、人迹稀到的地方，选择地势较为隐蔽之处，砍伐竹木，扎成支架，上盖茅草，拍打严实，棚内垫上稻草，将被褥铺在上面就可以休息。后来，有些同志把毛竹片用葛藤绞起来，做成有弹性的“床”。有的在山棚的内壁糊上报纸，把山棚打扮得十分漂亮。在宋冲、水家冲、大格里等处后面深山里建造的山棚都很隐蔽，除我们自己的人以外，地方上只有少数人知道。还有一种山棚建立在更隐蔽的地方，如宾山有个山棚建立在深山一处悬崖的上面，崖下是一条水沟。进入这个山棚需先从水沟中涉水过去（看不到脚印），到悬崖边攀藤而上，到达崖上，进入棚中。这种山棚非遇到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是不予使用的，知道的人极少。当时有的同志写诗赞颂山棚道：“山高林深无人到，革命山棚溪边造，四周宁静无声息，独有树上鸣‘知了’。战士归来棚中靠，争道这边风景好。” 我们烧饭会冒烟，敌人常常派人在各山头窥探，寻找冒烟的地方。因为冒烟之处，不是烧炭的人就是游击队，他们就会追踪而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主要是把烧饭的时间安排在黎明前和黄昏后，因为那时远处看不到冒烟。如果白天必须烧饭时，则用木炭或者拣那些已经枯死、但还挂在树上未落到地面的枯枝（未吸到潮气）来烧，它们在燃烧时没有烟。 我们执行任务一般都在夜幕降临以后。敌人为了摸清我们来去行踪，常常使用一些诡计，我们也想出些办法来对付它。例如：他们常在傍晚时在一段路面上散放一些枯竹丝，如果我们不注意把这些标志踏碎、踩乱，他们就会据以判断我们曾有多少人从此地经过，向哪个方向行走。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常常是大路不走走小路，小路不走走荒径，使他们的诡计落空。又如，我们夜晚行军，常常要用右手拄个棍子，敌人就从路旁留下的棍印来分析判断我游击队行军的方向和人数的多少。于是我们就通知大家由右手拄棍改为左手拄棍，从而使敌人对我行军的方向得出完全错误的判断。在我们行军中，村子上的狗十分可恶，它听到一点动静就狂吠不已，常常暴露了我们的行踪，我们叫它为“狗特务”。为了避开狗，我们只好绕开村子前进。有时非经过村边道路不可的时候，则一个人接一个人（要有一定距离），一步一步地缓慢通过。我们脚步落地很轻，没有一点声响，有时几十人经过后，村上的狗也不叫。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下山执行任务的同志还故意在国民党保长面前今天称某同志为“张队长”，明天换个地方，又改称他为“王队长”，使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 当然，由于当时我们战斗在敌群之中，情况又不熟悉，物质条件又非常差，有时也难免受些挫折。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天，我们三十二人去青贵工委，主要了解这一带地形并检查工作，准备在九华山脚下的齐村柯和南阳湾之间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到了齐村柯下边的一个村庄，敌人来偷袭，打了一仗。后来我们转移到山边，但已打乱了去九华山、天台山计划，只好翻过一个大山（单是从山脚爬到山顶就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下山到达九华山的南天门，途中遇到倾盆大雨，一行入全身被淋得透湿，直到第三天赶回宋冲山棚，三十二人中有二十八人病倒，休息了几天才恢复。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还是积累了一些保存自己、对付敌人的办法，得以在这个不平静的僻静山区立住了脚跟。 回想我们从铜陵转移宾山地区的时候，由于环境残酷，为了迷惑敌人，不少负责人都改了名字，我也改名为孙兵。青阳特务机关县调查室花了很大气力，用了半年多时间才搞清楚孙兵原来就是铜陵过来的朱农。当我们的朋友告知这个消息时，大家都笑话这班特务无能。有的作打油诗写道：“朱农改孙兵，敌人摸不清，铜陵天天剿，谁知到宾阴（青阳一个乡），特务饭桶辈，半年才搞清。” 依靠群众 打开局面 一九四六年四月，当春风吹遍宾山的时候，我们也渡过了在这个地区最困难的时期。严冬已经过去，百花盛开的季节到来了。 当我们初步站住脚跟之后，就考虑设法多搞枪支弹药，用以武装壮大我们自己。抗战初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它的溃兵曾在九华山周围留下不少枪支，多半落在国民党乡保长和当地土豪劣绅手中。同时，山区还有不少颇有杀伤力的猎枪。对于乡保长和劣绅手中的枪支，我们依靠群众提供线索，采取上门收缴、带信催缴等办法，加以缴获。国民党县参议员陈济川，家住泾县云岭，政治态度反动，我们侦察到他家藏有两支手枪，我就亲自带部队上门去收缴，当我们趁夜闯进大门时，他全家已经逃得无影无踪，我们在他里屋大柜的抽屉内搜出两支崭新发亮的驳壳枪。此外，我们还通过“关系”，向国民党军队购买到一些枪支弹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采取各种办法先后弄到各种枪枝七、八十条，大部分用来改善我们自已的装备，武装新同志，一部分支援铜青南的同志。 这时我们考虑向外发展，打开局面。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和县委、县大队的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我孤悬敌后，弹药物资供应无固定来源，我们的医务人员只有一个卫生员，而且缺少药品。因此，我们对敌人只能智取，不可强攻。敌人想同我们决战，切不可上当。我们的原则是：敌情不明不打，没有必胜把握不打，消耗战不打。我们把功夫用在仔细分析、研究敌情，利用敌人弱点，采取智取的办法，消灭敌人。当时我们情报来源，一是我方各游击队送来基本群众所提供敌人行踪的比较可靠的情报；二是通过各种“关系”从敌人中上层处获得的情报；三是报纸提供的情报。那时我们通过“关系”订有芜湖《新工商报》、上海《申报》和香港《群众》杂志（我党主办的刊物）。我们把这些情报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判断真伪，作出决策。每采取一个行动时，情况必须弄得十分清楚，智取的办法、战斗的部署一定要尽可能地详尽、具体，周密，只有觉得这些工作都做好了，有了必胜的把握，才下达战斗命令。 我们智取厚岸乡公所自卫队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乡公所离我们驻地有七八十里路，在附近的小山头上建了碉堡，防守较为严密。该队有两个士兵，因内讧逃了出来，通过我方地下交通到大格里找到我们，要求参加我们部队，并说愿意带领我们去打掉这个乡自卫队。当地下交通向我告知情况后，我就接见了这两个士兵。他们说：厚岸乡公所自卫队每天早晨太阳出山时，洋号一吹，士兵都集中到山头下面的祠堂里洗脸、吃早饭，这时碉堡里只有两个人站岗。如果我们部队事先在附近埋伏，趁这时冲进碉堡，就可以缴获所有枪支弹药。我对他二人好言抚慰，并反复盘问，看来语意诚恳，并无破绽；我又派精明能干的战士装作打柴人到实地进行侦察，回报说，这二人讲的情况是真实的，并说离碉堡一箭之地（百米左右）有一片半人深的柴草地，可潜伏几十人。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决定智取这个敌堡。我方由柯斌、孙林带领三十多人枪和一挺轻机枪，由这两个士兵作响导，于夜间十二点多钟从盘台出发，三点多钟到达厚岸，在柴草地潜伏一个多小时，太阳刚出山，碉堡中果然响起了号声，不一会，当兵的都徒手走出碉堡，集队走进山下祠堂。这时，我方连长一声令下，一部分战士飞步冲进碉堡，将岗哨缴了械，把碉堡内三十二支步枪，一挺机枪、一支手枪全部收缴；一部分战士奔到祠堂门口举枪喝令敌兵举手投降。结果，这个乡公所一枪未发，就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战士们都说，这个仗是“未花本钱，发了大财”。 在这前后，我们本着谨慎从事、稳扎稳打的精神，还打了丫山和九华山保公所。南陵丫山街是我铜青南三县交通的必经之路，街上设有国民党的保公所，有两条枪。为了排掉这个障碍，我们派了四、五个同志，扮成老百姓，晚上从大格里出发，第二天天亮到丫山，直奔保公所，几个保丁还在睡大觉，我们把枪缴了，将俘虏释放，从而拔除了这个安在要道口的钉子。九华山国民党保公所在山上建了一个小据点，有四支步枪，平时欺压百姓，勒索香客。我们在周密侦察后，悄悄上山在麻将桌上把他们俘获，一把火将碉堡烧毁，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事通过人数众多“朝山进香”的香客传播，在江南一带造成了很好的政治影响。 我们接二连三地袭击敌巢，毁堡缴枪，引起了敌人很大恐惧。国民党皖南行署不断对泾、青、南、铜、贵的国民党县政府严词训斥，限期“剿灭”。几个县政府慌了手脚，又是公文往来，又是电话联系，终于商定各出一些人马，到宾山地区进行“会剿”。我们接到情报后，就决定趁此机会撤到山棚进行休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这时敌人一千多人，配以汽车、马匹、辎重物资，拖着长长的队形，在山下吵吵嚷嚷地游行了半个月，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未见到。我们又派游击小组到青阳木镇夜间袭击敌人，派住在青阳城边的地下党员，把十几发子弹放在燃着炭火的火罐里，过了不久，子弹爆炸，仿佛是枪声，敌人误认为我部队攻城，连忙电令在宾山的队伍星夜赶回。我们则从山上下来，继续开展游击活动。 四六年七月间，青阳县宾阳乡公所从县城请来一个常备分队住在青坑。青坑位于两山之间，是盘台到苏家冲的唯一通道。常备分队进驻后，我们来往于盘台、苏家冲，只有翻山越岭，另辟新路。而对这一情况，打是打不走的，敌人的力量比较大，只有采取“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办法。为了打开这一通道，就找开辟这一地区给我们做了许多工作的梅炳根。我让他与伪乡长方忠秀谈判，揭穿方的阴谋，指出这个部队是乡代表会讨论，决定邀请进驻青坑的，如果不撤走，一切后果由方忠秀负责。方忠秀当即表示同意，不信，过几天看行动吧！后来，方忠秀向上面报告，说这里没有新四军，常备队驻在这里不方便，群众负担很大。不久，常备队就撤离了青坑。55 这时，分布在泾、青、南、铜、贵的各游击队和游击小组，也积极展开活动，逐步打开了局面。 由陈尚和、尹彬等领导的、在铜青南地区活动的游击队（以茗山冲为中心），起初由于敌特告密，敌军从后山摸到我军驻地，我军战士虽然及时转移，但山棚和衣被各物均被敌军烧毁。他们被迫撤到山上，艰苦奋斗，给养十分困难。一九四六年四月，陈尚和同志来到宾山，那时我们情况已经好转，他来后，我们设酒招待，还请他吃了宾山的名菜——炒石鸡。这种石鸡，形状象癞蛤蟆，一个重七、八两，居于石缝中，晚上用火把一照，它就不动；捉住后，把皮剥去，加以炒食，其味很鲜。铜青南工委枪支短缺，我们给他十几支步枪，一支驳壳枪。他听了我们介绍的情况和经验后，信心大增。回去后，他们积极向铜、南交界的丫山、何家湾、张公山、戴公山等地发展，以后又继续派人到铜陵碎石岭、大栏冲、铜官山、东西湖等地进行游击活动，从而打开了铜青南地区的局面。一九四七年七月，他仿效我们用安插内线、内外结合的办法，智取了铜陵朱村乡公所，缴获一挺机枪，五支步枪。在此前后他们还曾派游击队孙运松等赶到铜陵新庙趁演木莲戏、群众集聚的机会，当众打死作恶多端的乡丁二人（原准备当众处决汉奸、恶霸王其干，因未找到王，我们暴露了目标，遂杀此二人），在当地引起很大的震动。事后，敌乡公所为了害怕县里追究责任，谎称二人是由于“步枪走火”致死，并贿买了下来查案的人员，使这一引起轰动的案件不了了之。过了不久，游击队在铜陵花园王将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王振羽就地处死，并张贴布告，宣告其罪状。事后，敌人误认为这事是自首分子“中心组长”叶恒春“勾结”游击队所为，将叶杀掉。叶曾担任我方乡政府乡长，后叛变投敌，并担任“中心组长”，也曾为敌效劳，不料却被敌所杀。他死后，一、二十名自首分子纷纷逃到我游击区，参加了游击队。陈尚和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铜陵敌后斗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坚持铜青南地区的游击战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四七年十月被任命为泾青南县委副书记。可惜他尚未到职，在由铜陵去繁昌，又从繁昌向南转移时，于南陵戴家汇被敌军包围，不幸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竟将他的首级刈去，在南陵“示众”三天，后由我游击队设法将其遗体安葬。陈尚和同志为人忠厚，待人诚恳，作风扎实，机智勇敢，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出色的游击队指挥员，他的牺牡是我游击队的一个重大损失。噩耗传来，许多干部战士痛哭失声，大家在追悼会上庄严宣誓：一定要为陈尚和同志报仇，一定要把陈尚和同志未竟事业进行到底，消灭蒋政权，解放全中国！ 由孙举东、曹汉卿等领导的游击队活跃于青贵交界的九华山周围南阳湾、黄石溪、庙前、刘街、姚街、梅街、马牙一带，工作比较顺利。一九四六年秋，他们同铜青南县大队相配合，袭击姚街乡公所，虽然当时敌军闻风逃跑，但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第二天姚街乡长、住在当地的参议员和几个保长跑到汪河来找我们谈判，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全部条件，以后他们及时向我递送情报，同我和平相处。这个地区游击根据地发展比较快，他们原来只有十人，六支枪，后来最多时发展到六十多人，步枪四十多支，手枪二支，并建立了党和民兵组织，声威也比较大。 由王克祥等领导的一支游击小分队先在泾南田方、孤峰、三里店、峨岭等地，后来曾在一段时间内到青阳南阳湾、石门高、滴水岩等地活动，并逐步打开局面。一九四七年，他们争取陵阳乡公所内部的朱耿才弃暗投明，参加革命，里应外合拿下了这个乡公所自卫队，缴获十几支步枪。泾南地区比较富裕，征集经费的条件较好。他们经常将结余的经费上缴县委和地委。一九四八年，当皖南地委派部队向皖浙赣地区开辟新根据地，需要经费时，他们请老百姓挑了十担钞票（八亿元法币）送到地委。 这样，泾青南边界的宾山（县委所在地）、铜青边界的石门山（即茗山，铜青南游击区）和青贵边界的九华山（九华山周围青贵游击区），就在泾青南铜贵游击根据地内形成三山鼎足之势，彼此遥相呼应，互相支援。 在各游击区广泛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上，我们及时在几个县中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实践证明：只有开展武装斗争，进行统战才有基础；及时开展统战工作，又能有力支援武装斗争。在宾山地区的杨田埂，有我们一个地下交通站，负责人陈法舟，一九三八年就已入党，家庭是大地主，很有钱。他的叔叔叫陈维稷，曾留学英国，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是有名的学者，后参加我们党，曾为我党做了很多工作，解放后任纺织部副部长。陈法舟另一个叔父陈次权是国民党青阳县县党部的书记长。陈法舟依靠这些社会关系，经常奔走于沪、芜、青之间，出入于当时朝野显贵家门，消息很灵通，为我方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他领导的杨田交通站有秘密交通三人，为他及时传送情报，是黄山中心县委、沿江中心县委和泾青南县委交流情报的一个重要枢纽。 青阳县参议长陈灏如，同书记长陈次权是政敌，两家势同水火。陈灏如掌握到陈法舟的一星半点“私通共产党”的情况，想利用这件事打击陈次权。他逼迫陈法舟到城里来居住，以便控制其行动（其实陈灏如这个坏家伙有时也派人与我们拉关系，我们对他很警惕）。陈法舟被迫进城后，就活动其叔父陈次权提议将县常备大队三中队调到县城来驻防。三中队队长陈文坤是陈次权的侄子，也是一九三八年入党的党员。三中队进城，陈次权的势力就会增强，因此陈灏如拼命反对，双方相持不下，取决于县长的裁决。县长有一爱妾，见陈文坤少年英俊，早就对他倾心，竭力怂恿县长同意调三中队进城，县长只好依了她。当然，她对陈文坤的好感，只能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共产党员陈文坤岂是寻花问柳之徒。三中队进城后，陈文坤、陈法舟互相配合，地下工作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不断地传到县委，特别是敌人多次“清剿”部署的时间、地点的情报及时送来，对我们部署反清剿帮助很大。陈文坤还利用职务之便，为我们买过枪枝弹药，并妥送游击区。 县调查室是个专门对付我方的特务首脑机构。调查室的专员苏承平想做生意赚点钱。我游击区董村绅士董正权同他有私交。董正权这个人目不识丁，家中钱也不多，但他善于交际，作买空卖空的生意。我们向董正权做了工作，董按照我们的意图，在做生意时，给苏承平搭个“干股子”，送去一些“利润”。从此，董正权经常出入县调查室，相机搜集情报。一次，国民党县党部有一份反共的会议纪要，是绝密件，董正权给我们弄来，给我们以很大的帮助。 这样，县里的一些国民党首脑机构，如县党部、参议会、调查室、常备队中都有一些人同我们有程度不同的联系，我们的耳目比较灵了。 这一时期各个区乡的统战工作也有了开展，不少乡保长、乡代表都同我们有联系，他们给我们以各种形式的帮助。有的及时提供情报，有的冒险掩护我游击队员。南陵县一个参议员得到一分敌人即将对我大规模“清剿”的情报，自己走不开，就出重资雇请可靠的人连夜送来。一九四七年初，我们得悉国民党部队要到大格里来“清剿”，那时我到太平开会去了，部队也转到外围活动去了，孙泰英与地方上几位同志留在大格里坚持。过了几天，为了弄清敌人动向，她同胡篾匠一起到乔木湾黄金塔陶国光（过去与我党有关系，当时担任伪保长，但也帮助我们工作）家中住了几天，陶向我们提供不少情报。后来，因环境紧张，孙泰英又秘密转移到刘店乡附近的国民党乡代表郑弼成（他与我们有联系）家中，在当时的情况下，蹲在这些人家反而安全。这时敌人已经麇集，郑弼成见孙泰英此刻到来，不禁愕然，但却很热情地予以接待，以“大通来的小姨”为名，把她藏在家中，由郑的妹妹陪伴。第二天，郑家的放牛娃认出孙泰英是新四军，郑家连忙做好放牛娃的工作，说他认错了人，不要瞎说，又给些糖果给他吃。一天，郑家得知常备队有一营人要开到刘店乡来，而且营长要到郑家来吃中饭，郑即请他母亲陪同孙到附近可靠的佃户家里休息，敌营长走后，又接回自己家中，先后住了几天，等敌军全部撤离才回到大格里。这一段郑弼成把一个共产党泾青南工委委员，国民党要捉拿的“要犯”藏在家中，担了很大的风险，也表现了我们朋友的诚意。 在战斗实践中，许多同志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确实是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有的编了顺口溜：“坚持敌后靠‘三宝’，缺了一样都不照，没有武装无依靠，不搞统战朋友少，这些都靠党领导，三件确是传家宝。” 我们当时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向那些恶名昭彰的大恶霸地主“借用”。他们平时依仗恶势，对群众巧取豪夺，有些人兼营油坊等工商业，有较多的资财和现金。“借钱”地点一般是在离游击根据地中心五十里以外的边沿区，这就要进行周密和侦察的细致的安排。由于我们每次行动都考虑得很周密，同时我们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以他力所能及为限，“借”钱时又讲明道理，喻以利害，所以我们并不需抓“人质”，一般都能完成任务。有时他们表示“头寸短缺”，先支一部分，其余分批支付。到达付款期，我们派精干的侦察员化装前去，侧面摸清情况，证明无诈，就将款子取来。分散在各地活动的游击队，也经常向我们送来一些结余的经费。同志们都高兴地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粮，没有钞，找恶霸地主去要。”到一九四六年午季以后，我们的经济状况已有很大的好转。杨村有个大地主，平时同我们关系尚好，我们就托他代购三百担菜籽，并由他寄存别处；新谷上市后又为我代购五百担稻子，也存放他处，如有需要，打个条子，就可以去挑。春节时，我们叫他将积余的菜籽卖掉，那时价格正高，卖的钱也较多，我们拿它购买布匹及时给部队缝制衣被，还买了些药品。我们将稻谷菜籽存放在大户人家，比存放在基本群众家里更为保险，因为国民党当局不会怀疑他们，万一出了问题，我们也好找他们赔偿。甚至有些多余的枪支，有时也暂存他们家中。一九四六年底我们将暂时多余的五十几支步枪存放在大格里一家姓杨的大地主家，以后部队发展，陆续取出使用，并未发现短少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春节到来了。这时我方武装力量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在一些乡村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各地在斗争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一些重要地点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地下交通站。我军在泾青南地区声威大振，基本群众欢欣鼓舞，进步士绅表示拥护，中间状态的人士迅速向我靠拢，少数原来比较顽固的也改变了态度。基于这种情况，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我们于春节的年初三，在宋冲大摆酒席，宴请当地父老和士绅，有些乡代表和对我方态度较好的保长也请来参加。为了在他们面前显示一下我军阵容，当来宾坐定后，我和其它县委、县大队的负责人入席，后面整整齐齐排列着十二名侦察员，一式整齐的驳壳枪，一个个威风凛凛。席间我向他们宣传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希望他们能审时度势，继续加强同我们的合作。我讲完以后，连长端起轻机枪对空打了一梭子弹，以代替欢庆的鞭炮。清脆的枪声震动山谷，响彻云霄。我们频频向来宾敬酒，宾主之间互相祝贺，笑逐颜开。接着我们在二酉保的苏家冲、大格里也宴请了当地各界人士。回顾一年多来，我们从隐蔽状态发展为白天公开请客，队伍壮大，父老倾心，士绅趋奉，敌魁丧胆，这些标志着我们已经在这个人地生疏的边远山区打开了新的局面。 政权普建 红旗漫卷 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反人民内战，不断损兵折将，被迫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不久，华东局也发出指示，要求各游击根据地要由分散隐蔽的状态走向公开地放手大胆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由积蓄保存力量，走向积极地发展力量；由单纯的军事游击战走向广泛的、多种斗争形式的群众性革命游击战争。在这些指示的指引下，各地敌后游击战争风起云涌，泾青南地区的游击健儿坚持皖南的自觉性更高了。加之这时蒋军忙于进攻山东，对我游击区无暇顾及，因而游击活动更趋活跃。四、五月间在皖南地委直接领导下，一场由县委发动的以抢粮为主要形式的革命群众运动风暴，席卷了泾青南和周围几个县的大部份地区，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反动政权。 这场革命狂飙的内在因素是国民党对人民群众的横征暴敛和在其庇护下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泾青南地区原是较为富庶的山区，但由于严重的经济盘剥，一些贫雇农竟然终日辛劳，不得温饱。当时地租一般为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高利贷的年息高达本金的一倍。加之国民党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使许多农民负债累累，处于赤贫状态。四、五月间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贫、雇农已无米为炊，甚至“断顿”多日，有的采挖野菜掺糠充饥。而国民党搜刮群众的大批粮食，却囤聚粮仓，派兵看守，颗粒不舍，完全不顾人民死活。愤怒的火焰在千百万群众心底燃烧，它像一座巨大的火药库，一触即发。 早在年初，县委就在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开展了“三拖”（对壮丁、税、粮拖着不交）斗争，以后发展为“三抗”（抗丁、抗税、抗粮）斗争。这场斗争由游击根据地中心区发展到边沿地区。在“三抗”的过程中，广大群众得到了利益，看到了自己团结斗争的力量。这时，“抢粮斗争”已经在群众中酝酿。县委因势利导，坚决支持群众的正义要求，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工作，並提出“谁扒谁有”的口号，最广泛地动员群众投入抢粮斗争。第一次抢粮的目标为刘店乡仓库。 五月的一个晚上，月明星稀。县大队派出部队监视着乡自卫队碉堡中的敌人。预定的时间一到，几百个贫苦农民，带着口袋、扒箕、稻箩，从宾山脚下的各个村庄中涌了出来，奔向刘店。快到仓库时，人群狂奔着、呐喊着冲上前去，声如雷鸣，势如山崩。近在咫尺的乡公所碉堡中的敌军，慑于我游击队和抢粮群众的声威，却龟缩不动。抢粮群众砸开门，动手扒粮，顷刻之间，仓库的一万多斤粮食被扒一空。从此以后群众情绪高涨，抢粮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人们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双手收获的粮食挑回家中，抢粮斗争初战获胜。 刘店乡抢粮之后，国民党县政府虽然很快就知道了，但慑于我军威力，不敢到我根据地来“查处”，只好不了了之，这使抢粮的群众斗志更坚，原来心存疑虑而未参加抢粮的人好生懊悔。自此以后，抢粮斗争就在几个县的广大范围内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捷报不断传送到县委：青阳南阳湾五百多人，抢了仓库粮食六万多斤；东石乡五百多人，抢粮四万二千多斤；杨田埂二百人，抢粮一万四千多斤；宾阴乡三百人，抢粮一万四千多斤；青阳的诸备店和南陵的六里丁，连国民党军队的四万八千多斤军粮也被一抢而空。泾县厚岸乡仓库囤粮最多，结果一次就被抢走八万四千斤。国民党县政府在风起云涌的抢粮怒潮面前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他们叫县调查室专员苏承平带了县常备队一个中队来到木镇，希望起到“镇慑”的作用。但就在距离木镇二十多里路的乔木湾，群众八百多人照样抢去粮食二万八千多斤。我们派部队在木镇边上鸣枪示威，又在青阳城边上杀了一个作恶多端的特务，陈尸路边，苏承平吓得龟缩木镇，天擦黑就宣布戒严，如临大敌。 泾青南地区的抢粮斗争同芜湖、安庆等城市的抢米风潮汇合在一起，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力地削弱和冲击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 在抢粮斗争的基础上，县委根据群众的愿望，及时把斗争锋芒引向“清算积谷”。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以“积谷防饥”为名，向群众搜刮了一部分粮食，交给保长和当地士绅“保管”，实际上都被他们侵吞或用来放高利贷，盘剥群64众。因此，尽管当时不少人家已无米为炊，却无人施舍半斤“积谷”。群众理所当然地要清算这批积谷的下落，我们坚决支持群众的要求。但是开展这场斗争，要比发动抢粮困难得多。因为抢粮是大伙对着国民党政府，又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参加者的顾虑比较少，而清算积谷，对象是地头蛇保长和劣绅，又需要面对面地进行说理斗争，才能迫使他们将侵吞的积谷“吐”出来，群众的顾虑就比较多。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我们先在二酉保进行试点。这个保有积谷八十七石（折合一万二千斤），被当地劣绅董维文侵吞。我们帮助大家成立了农会，由农会出面召开清算大会。会前积极分子把这批积谷的帐目和董维文侵吞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开会时大家据实揭发，讲得有根有据，证据确凿，劣绅只得低头认罪，当场退出这批积谷，由农会全部分给大家，斗争取得了胜利。参加这次清算大会的还有周围区乡的我方干部和农民代表，他们回去后，迅速推广二酉保的经验，几天之内，就有二十五个村组织了农会，开了清算大会，从而使“清算积谷”的斗争从中心区到边沿区的广大地区迅速扩展开来，有的地方还进一步清算了一些伪保长和恶霸地主的其它罪行，使他们威风扫地，实际上起到了摧毁国民党政权及其社会基础的作用。 在抢粮和清算积谷斗争之后，我们倡导和支持各乡、各村成立“保家队”，以保卫胜利果实，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报复行为。群众也有这样的要求，县委一倡导，就很快发展起来，宾阴乡的二酉、朝华、宋冲、黄石、石安、天丰、花园七个保，参加“保家队”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人。以后各区乡在“保家队”基础上建立民兵，全地区有四、五千人，配有一些土枪，杂以大刀铁矛，成为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 我们在开展群众性斗争的同时，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杀敌夺堡，把敌人的地方武装和反动政权消灭或赶出根据地。在此之前，我们普遍向敌区、乡、保公所的头头发动了一次政治攻势，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向他们宣传政策，指明出路：“携枪反正，立功赎罪，是光明道路；放下武器，远走他乡，是生路；建立关系，为我服务，是后路；持枪顽抗，继续作恶，是死路。”在我们党的政策感召下，许多乡保长不再继续为敌效劳，转向为我服务。但也有些乡自卫队继续顽抗，于是我们就有计划、有准备地袭击、摧毁这些敌军的据点。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们在一夜之间打掉杜村、宾阳两个乡公所的自卫队，威震泾青南地区。 杜村在九华山西侧，同庙前乡公所毗邻，为青阳西部的重要据点。自卫队驻在杜村祠堂，祠堂四周建立了四个碉堡，防守十分严密。有个陈腊子，曾在国民党县常备队当过号兵，其舅父是我游击队长。他要求参加我县大队。因为他有活动能力，我们希望他继续到国民党军队里当兵，帮助我们工作，这样起的作用会大些。但杜村乡公所不信任他，不要他当兵。我们商议只要他在乡公所歇一夜，就可以内外配合，消灭这个乡的自卫队。他表示能办到，並同我们一起研究了智取的具体意见。我们反复研究，认为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方案是可行的。随即派我方连长姚生、柯斌、排长苏启发带四十人枪执行任务。因驻地离杜村比较远，头天宿营西峰岭，派一交通员跟随陈腊子一起前去相机行事。陈到杜村乡公所找到朋友，相约在堡内住宿一晚，得到自卫队长的同意。他忙通过交通员传回信息：他准于晚上十二时左右打开杜村祠堂后门，请姚连长派部队接应。接到情报，姚生等即于当晚从西峰岭出发，把部队运动到杜村乡公所后边一个小山头的树林里休息。当夜十二时，陈腊子在床上连呼肚痛难忍，嚷着要解大便。在这以前，他曾以天热解渴为由，自己掏钱买红糖用凉水冲了给大家喝，他自己喝得较多。这时他便嚷着凉水喝多了，把肚子搞坏了，大家也不生疑。他以解大便为名，去打开了祠堂的后门。门一开，守在门外的姚连长率领战士便猛冲进去，奔到楼上缴获了所有的枪支，接着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把从睡梦中惊醒、高举着双手的俘虏押到操场，清点结果，除乡长不在外，其余全部俘获，发给路费遣散回家，然后一把火将敌乡公所和四个碉堡统统烧毁。姚生连长带了缴获的三十多支步枪、一支短枪和一支花机关枪，胜利返回宾山宿营地。陈腊子也参加了我们部队。 在奔袭杜村乡公所的同一天夜晚，我们又打掉了宾阴乡公所的自卫队。那天下午，县大队主力已去打杜村乡自卫队，县委只剩下战士和炊事员十一、二个人，大家都希望能在附近也打一仗搞些缴获。我们附近的宾阴乡公所早已是我们猎取的目标，並且通过彭国喜已同乡自卫队副队长戴光新建立了关系。我就到彭国喜处，叫彭把戴光新找来。戴光新是宾阴乡有名的射手，枪打得准。一次一只鹭鸶从头上飞过，他举枪射击，枪声响处，鹭鸶跌落尘埃。因此，国民党青阳县长唐克南请他去当保镖。后来回乡，宾阴乡乡长方忠秀请他当乡自卫队队副。当时我们动员他尽快建立功勋，弃暗投明。开始他还有顾虑，经过细致耐心的说服工作，他终于同意配合我们拿下乡自卫队，然后仍暂时留在敌方。当夜，县委身边仅有的十一、二人，长短枪九支，由我率领，各带武器，並动员了附近的五六十名青壮年（他们並携带扁担、麻袋，准备抢粮），同戴光新一起前往宾阴乡公所。到达时，碉堡里岗哨喝间“什么人？”戴满不在乎地回了声“乡队副”，带着我们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突然间，几个战士猛扑过去把哨兵擒获，我们很快冲进了碉堡，缴获了三十二支步枪，把从睡梦中惊醒的乡自卫队员押到堡外，发放路费遣散回家。随去的青壮年则将该乡的粮仓打开，把存粮一抢而光。前后一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临行，我对戴光新笑笑说：“对不起，暂时委屈一下吧！”他也笑笑说：“请便。”我叫两个战士把他严严实实地捆起来，嘴里塞上碎布，然后扬长而去。但是，后来敌人知道这是戴光新搞的名堂，他在敌人营堡里存身不住，就参加我方工作，安排为我方的民兵乡队副。我们接着又发动群众锯掉敌人九省长途电话的电线杆子十几公里，带回电线六百多斤，使敌人长途电话一度中断。 我们在一夜之间打掉敌人两个乡公所自卫队，截断敌人九省长途电话，使敌人惊恐万状。他们不知道我方有多少部队，连忙下令将十几个乡公所的武装集中到县城、木镇和庙前三个据点，企图保存住这批实力，不致被我逐一吃掉。但是，我们偏要“虎口拔牙”，袭击木镇。 木镇是青阳县东北部的一个重镇，水陆交通的枢纽，离县城二十五里路。国民党县政府原派县常备队第一中队驻防，为加强防守，又将附近几个乡公所武装集中到木镇，加上县常备队派去的一部分武装，新组建成了县常备队第四中队，由号称“常胜将军”的极端反动、残忍的国民党军官胡开武担任中队长。这样木镇的敌人兵力达到三百人枪，加之镇的四周碉堡林立，战壕纵横，因此胡开武夸口说：木镇固若金汤，共军插翅也难飞进。 这个中队有个排长叫施吉祥，过去曾参加过新四军，他同胡开武内讧日趋激烈，就和几个班长密商，准备携十八人枪反正过来，并杀胡开武作为起义后建立的第一功。我们鼓励他们的正义行为，派了十几名精干的战士由姚生、孙林、柯斌、彭国喜率领跟随他们在深夜潜入镇内，哨兵也是起义战士，领着行动小组同志直趋胡开武卧室。先用大刀砍翻了他的勤务兵，胡开武刚从枕边摸出手枪，就被我方战士王平一刀砍翻在床上，行动组长刘生宝又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不幸的是在行动过程中误伤了我方的一个战士。杀了胡开武，我指战员抢出门外，准备起义的十八名士兵，由几个班长率领，已经拉到镇头，我们一起出镇，跑步越出碉堡的射程。这时镇上恰如热锅炒豆一般，步枪、机枪齐鸣，人声沸腾，好不热闹。后来有的同志写顺口溜赞道：“‘常胜将军’胡开武，杀人魔王凶如虎。敲榨勒索又奸淫，木镇百姓吃尽苦。英勇善战游击队，深夜闯入‘将军’府，刀劈恶贼除民害，英名载入英雄谱。” 木镇大捷后，敌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进一步把兵力缩到青阳县城和个别点上。这时泾县敌人在我们部队不断袭击下，也龟缩到县城和二、三个据点内。太平、旌德、石台等地情况也大体相同。这样泾青南地区除县城和个别点以外的广大农村已经完全是人民的天下，农会纷纷建立，民兵空前活跃，到处呈现一派革命景象。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皖南地委决定：铜南繁芜泾青统一为一个战略单位，坚持游击战争，控制芜湖，并决定调整、健全各级党组织，同时建立县区乡三级人民政权。当时，根据地委任命，我继续担任泾青南县委书记（并兼县长和县大队政委），副书记陈尚和，委员张华、尹彬、王安葆。县大队代理大队长全胜任，大队副柯斌，大队教导员王克祥。一连连长姚生、政治指导员芮胜、支部书记朱春波（一连后来调入地委的主力营，又重新组建了一连，副连长董长春），三连连长柯斌，警卫队长周光斌。当时县大队和地方脱产干部共五百多人（缺南繁芜的数字），步枪三百多支，短枪六十多支，机枪五挺。各工委、区委、区政府的主要干部是：铜青南工委书记尹彬、委员徐世达、查彬、赵彪；泾南工委书记王克祥、副书记吴强；南繁芜工委书记王安葆，副书记陈作霖；云岭区委书记陈××；北贡区委书记胡爱民；杨田区委书记兼区长孙林，区队副彭国喜，政指孙运松；青贵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孙举东，委员史来水、曹汉卿、查春、政指叶光华（1947年9月青贵工委划归沿江工委领导，同时将太平龙门区委、泾县厚岸区委划归泾青南县委领导）；龙门区委代理书记孙岗，委员鲁凡，区长巫乐天；厚岸区委书记孙泰英，区长王季福。在各个乡，如云岭、双义、北贡、刘店、乔木、宾阴、杨田、杜村、东石、龙门、厚岸、包村等都建立了乡政府，委派了乡长。在铜青南地区也建立了石壁、何湾乡政府。我们还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在三年斗争中发展了三百多党员，起了战斗堡垒作用。 在建立区、乡政权之后，紧接着掀起参军高潮。广大革命青年，特别是民兵，踊跃报名，出现了妻送夫，母送子，兄弟一同参军的动人景象。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们在一天时间内就成立了一个新兵连，编为县大队第三连。我方区和少数乡的警卫队也都成立起来。以县大队为骨干，以区乡武装为基础的革命军事系统已逐步在全地区形成。 在建立我方区乡政权之后，我们的经费来源也改为合理征收赋税来解决。当时税率很低，农业税每亩田只收二斤米，货物流通（当时过境的大表纸，即比较细一些的草纸较多）税率也较低。这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横征暴敛形成鲜明的对比。后来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我们发行了一种“地方救国公债”，主要是动员资财较多的地主、富农、工商业者和地方士绅购买。我们在青年学生中，吸收了王学文、王隆武、王德科、王瑾等同志参加县委工作队，还有些人担任财务、税收工作，在各地开票、收款、汇总上缴，并使这方面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自从根据地经费有了正常来源之后，我们的经济情况大有好转，部队的供给没有问题。这个被国民党称为“京畿重地”的泾青南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片新解放区（过去有些同志称这段时间为“小解放”）。它对广大皖南人民是一个鼓舞，对国民党反动政权是一个威胁。 就在我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46师派出一个加强营，号称“老虎队”，配备新式武器，在县常备队两个中队的配合下，气势汹汹地对我游击根据地进行反扑。当时，我们未接到情报，以为是县常备队，同他接上火以后，才知道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他们装备好，人数多，有作战经验，处于优势，逐渐向我方阵地逼进。这时民兵把土制大炮架起来，轰了两炮。这种炮，是把檀树挖成空心当作炮筒，外面用铁丝捆紧，里面安放碎铁片，放一斤土硝，点燃后，碎铁片被迸炸出去，在短距离射程内有一定杀伤力。我们放了“大炮”，敌人未曾料到，伤亡不少，退了回去。这次战斗，我方牺牲了张立山排长和四个民兵。县大队转到章渡、厚岸一线活动，不久又转到大格里。后来总结这次经验教训，客观上固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主观的原因是在胜利的形势下，我们不如起初那样谨慎了，敌情不明就同敌人交火。 敌人不断清剿，疯狂搜捕残害我方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有的同志被捕后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壮烈牺牡。共产党员洪秀荣，抗战时期入党，“皖南事变”后的一股逆流中，他始终没有自首。我们到宾山后，就首先同他取得联系，他告知我们许多情况，参加工作后一向认真负责，多次立功。这次他由南陵大格里去青阳找县委，同敌人在大冶岭遭遇被捕。抗战时，他当村农会主任，斗争非常坚决。他被捕后，同村的一个地主洪××去向国民党军队告密，遂遭敌人惨杀。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情景极其壮烈。宾阴乡政府工作人员、共产党员陈新荣，在敌人“清剿”时，隐蔽在二酉保苏家冲山上的一个庙里，不幸被捕，敌人严刑强迫他讲出我军的行进方向和宿营地点，他坚贞不屈，只字不吐，后来竟活活被打死在敌人的刑具架上。 一九四八年一月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我们县大队在由宾山地区转移到太平龙门途中，同敌保安团遭遇。交火后我军不利，主动撤走，保安团紧追不舍。因路上已有积雪，部队过后要留下脚印，所以难以摆脱追敌。这时，部队经过一座小桥，桥下有一小沟，我急忙叫人临时借来一个小梯子，让部队经梯子下到小沟里，沿着水沟向前走一段（不留脚印），再上路到一个村庄宿营休息；另五个同志继续过桥踏雪前进十多里路，爬上高山休息。敌人跟着五个同志的脚印走了许多路程，却找不到游击队的影子。 国民党“老虎队”在“清剿”过程中，把已经摧毁的国民党的区乡伪政权又扶植起来，这就形成“一乡两长”（我们和国民党各自委派了区、乡长）的局面。国民党正规军队一撤走，我们就着手进行群众工作，巩固和发展区乡革命政权，同敌人的反动地方武装和政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八年一月，发生了一个情况：南京派来一个宪兵连，驻在乔木湾。这个连武器精良，装备很好，他们来是因为九省长途电话线被割断后，南京同各地通讯联络中断，严令他们限期修复并保护电话线。这个连孤军深入我游击根据地，尽管武器精良，也提心吊胆。所以他们一到就放出空气说他们来的任务是看守电话线的。言外之音是你们不动我电话线，只要我能交差，你们干什么我都不管。我们估计，敌人是一定要保住这根电话线的，如果打这个连，会招来更多的敌兵，对根据地不利。为了尽快“送瘟神”，免得给我们带来麻烦，所以在这一时期我们就不破坏长途电话线，也不去打这个宪兵连。一个月之后，他们撤走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我们在万金岭截获了国民党厚岸乡公所在芜湖购买的一批崭新武器，包括两挺轻机枪，十支中正式步枪，一支短枪。原来这个乡公所在芜湖购枪时，被我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查效华所侦知，他迅即找到正在芜湖活动的我方秘密交通站负责人陈法舟，陈又及时将情报送回。以后，万金岭茶馆里党员又送来情报，知道敌人确切的运枪日期和路线，柯斌率十多人，埋伏在万金岭的油菜籽田里。当时正是菜花盛开的季节，战士们隐身于菜花之中，等敌人到了我方伏击圈内，我方伏兵齐出，一举全部俘获敌人和武器。 不久，我们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将乔木湾的一个特务杀死在我们的埋伏圈内。乡自卫队果然来了。结果，被我军打死六人，缴枪八支。这些胜利，使我军声威大振，有的国民党乡公所乡长任命保长事先要报经我们同意。而我方的区乡政权仍然存在并有效地行使职权。 粉碎“清剿” 坚持阵地 一九四八年五月，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临近崩溃。我们党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提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沿江进行部署，妄图凭藉长江进行顽抗。这时，国民党整编13旅在芜湖召开会议，专门部暑对我泾青南游击根据地的“清剿”。会上，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为了“巩固江防”，必须“剿灭”这一地区的游击队，“三个月之内解决问题，不消灭共军决不回师”。会后，该旅由一个姓苏的副旅长率领所辖的34、35两个团，杀气腾腾地赶奔青阳、泾县、南陵、铜陵、太平、繁昌一带而来，并有几个县的常备队配合进行。这次敌人“清剿”同过去几次不同，除了敌军人数多（两个主力团）、装备好（配备新式武器）、驻扎的时间长（三个多月）以外，这个旅原是师的建制，曾多次同我方作战，有一整套反共、反人民的经验。他们推行所谓“政治和军事相配合”，“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大搞特务活动，诡称“走错了路，能回头者，概不追究，保证安全”，策动我方不坚定分子自首叛变。他们在军事上，采取“坐剿”、“追剿”、“会剿”、“堵剿”相结合，由外及内，步步进逼，逐步缩小包围圈，以及采用包围、搜山、夜袭、设伏、堵击等毒辣手段对付我军。他们还推行并村、移民、烧山、砍树和“五联切结”（连坐法）等反动措施，妄图隔绝我军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断绝我军粮食和重要物资的来源，妄想消灭我游击队。 当我们接到敌人“清剿”消息时，县委和大队负责同志研究了敌情，分析了形势，作了反清剿部署。我仍与警卫队在宾山地区与敌人进行斗争，县大队三连去太平龙门伺机打击敌人，各区乡警卫队和民兵则根据具体情况，避开敌锋，与敌人作持久的斗争。当时铜青南工委尹彬、徐世达、查斌，杨田区委孙林、彭国喜，厚岸区委王季福、马加林，南繁芜工委王安葆、陈作霖，县委委员张华和泾南工委王克祥等同志都带领各区警卫队，在艰苦环境中，依靠地方党员和广大群众，充分揭露敌人的阴谋，采取合法的、非法的斗争形式，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打击敌人。我们一直在这些地区坚持斗争，粉碎了敌人“清剿”。 这时，前一阶段被我方赶跑的一些蒋政权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在敌军的卵翼下，又跑回来带领敌军大肆搜捕和杀害我方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更残酷地压迫和盘剥人民群众，根据地内黑浪滚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民兵组织遭受破坏，有的同志牺牲，也有的投机分子趁机叛变投敌。 我各游击队，按照各自的情况，寻找时机袭击和扰乱敌人，多次分别袭击了大通、青阳城、木镇、宾阴、三里店、厚岸的敌人，对地方上作恶多端的特务给以必要的镇压。许多隐蔽在地方上的党员，也采取各种办法与敌人进行斗争，使敌人疲于奔命。特别是六月二十二日，我们三连配合黄西部队在太平浮丘坦所进行的伏击战，给敌人以很大的震动。头一天我们接到情报，得知太平县敌军在芜湖购买了一批武器，二十二日经芜屯公路运往太平县城。我们部队于当日清晨在太平浮丘坦设下埋伏。上午八时，装运武器的汽车渐渐驶近，指挥员一声命令；“打！”轻机枪、步枪齐发，手榴弹在汽车前后爆炸。押车敌人连喊停车，下车逃窜。我方战士一涌而上，将车上的三十一支步枪和弹药（一千多枚手榴弹和二千多发子弹）全部缴获搬走，放火烧掉汽车，凯旋而回。七月间，铜青南工委尹彬同志的部队在钱家桥伏击南陵何家湾乡公所自卫队，缴枪二支。这两仗对骄横残暴的敌人是一次迎头痛击，对人民群众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宾山地区敌人仍然继续清剿，我决定要县警卫队转移龙门、米季坑一带。由于警卫队一夜没有赶到米季坑，在中途与敌人两个连遭遇，打了半天，由于警卫队长周光斌沉着应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人死伤五、六人，但我们的三个同志也被敌人俘去。 一九四八年七月间，我在重新部署反清剿斗争后，带着侦察班去龙门。当我们到了米季坑时，派侦察员找来一个地方同志了解这一带的情况，他说，龙门区区长巫乐天已经带警卫队一些战士叛变投敌，并且带领敌人在米季坑大山上搜了两、三天，山棚已全部烧毁。当时敌人的部队还住在龙门、黄金坞等地、连对面河岸一个四、五户的小村庄也住了敌人。巫乐天是从山东根据地调来的一个干部，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经不起考验，终于叛变。那时龙门区委代理书记孙岗在外活动、假如孙岗在，也可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由于龙门河被敌人封锁，我们只好在这一带的大山里周旋。粮食已经吃完，原想到龙门山区就可以得到供应，所以未曾多带粮食。大家忍着饥俄在山上转了两天，干方百计要渡过龙门河。第三天，派侦察员黑夜涉过龙门河，到对岸一个村子里，了解到敌人白天已撤走了，我们才摸下山，涉过龙门河，到了龙门山区，见到了县大队长全胜任，对全地区斗争形势作了分析，对反“清剿”斗争进一步作了部署。 在大格里活动的游击队队长胡来保，我离开大格里时曾告诉他，在情况紧张时，去王克祥同志处。但胡来保生活腐化，过去是自首分子，经不起残酷斗争的考验，带了十多人和武器叛变投敌。还有杨田乡长董木生也叛变投敬（以后被敌人杀掉），这是一个大教训。 在反清剿斗争中，不但要做地方群众工作，而且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向大家介绍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告诉大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限美好的远景要靠我们艰苦奋斗、流血牺性来争取，现在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它象黎明前的黑暗，不久就要过去，无限光辉灿烂的远景正在等待着我们，使指战员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经过了艰苦的斗争，“清剿”了三个多月的整编13旅，鼓吹了一通“辉煌战果”之后悄悄地撤走了。各区我方的武装部队又积极活动起来。八月间我杨田区警卫队长方中园叫新中大队陈某（曾自首，后表示要将功补过）去向国民党常备队谎报“有三个可疑的人来到青龙山附近一个小村庄里，他们的头发长得很长，携带武器，可能是‘新四军’”。常备队一听马上出动二十人各带武器前来逮人。这时方中园已在杨田后面的青龙山上设下埋伏。这是一条盘山小径，径的上下均是悬崖，在小径西侧用枪封锁，敌人如不投降就要全部被打死在这毫无掩蔽的盘山小径之上。敌人一进入伏击圈，我方步枪一齐吼叫，敌军带队排长当场击毙，其余人看到形势不妙，全部举手投降。这一仗，我方只有十一人，就全歼二倍于我之敌，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二支，大家兴高采烈，全胜而回。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发扬了“能饿、能跑。能打”的良好作风，粉碎了敌人的“清剿”，我们仍在沿江的战略要地——泾、青、南、铜、太繁地区继续恢复和发展游击根据地。 为了开辟新区，我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去皖赣工委工作，在祁门、休宁活动了一段时间。这时华东局指示，要皖南地委与福建省委领导的游击武装打通联系，一九四九年一月我随皖浙赣支队去浙赣地区，在曾经是方志敏同志开辟的赣东北老苏区建立根据地。在皖浙赣工委领导下，我任（上）饶、开（化）、德（兴）、玉（山）工委书记兼行政办事处主任、大队政委，在浙江的开化，江西的上饶、德兴、玉山、横峰、弋阳、乐平一带活动，建立了县、区、乡政权，扩大了武装，开辟了游击根据地，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在江西上饶与五兵团会师。这时，我任上饶专署专员。 我在泾青南地区整整工作了三年，我离开后，这里建立了沿江工委，领导这个地区游击战争，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迎接大军渡江，直到皖南全境解放。 现在，每当我回到宾山地区，登上山峰，举目四望，总难禁浮想联翩。过去浴血战斗的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在这群峰环抱的偏僻山区，我们度过了多少个战斗的不眠之夜，经历了多少胜利与挫折，欢乐与忧虑，“红旗漫卷”和“乌云阵阵”。成千上万的人民，特别是在斗争中献身的革命英烈，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共产主义凯歌。巍巍宾山的松涛，滔滔弋江的奔流，倾诉着对先烈的深切悼念，激励还活着的人们要永远振奋精神，开拓前进，坚毅不拔，奋斗不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现在距离当年的斗争岁月已有三十多年了，我所回忆的不一定全面，希望当年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的同志，把你们所在的工委、区委的斗争史料加以回忆和整理。）（一九八二年九月）本文作者朱农（1917-2012），安徽铜陵人，解放后历任江西景德镇市委书记，上饶地委委员，监察部司长，芜湖地委书记，省高等法院党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长。
党的优秀干部吕惠生烈士（《安徽文史资料11》第23篇）
作者：周蕙 吕惠生烈士，安徽无为县人。一九〇一年出生于一个寒士家庭。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农业大学农业系，一九四〇年投奔革命队伍，四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抗日根据地历任仪征县长，路东半塔联合中学校长、无为县长和皖江行政公署主任等职。一九四五年九月新四军北撤时，不幸被捕，同年十一月壮烈牺牡。 吕惠生烈士从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最后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他的英勇一生，永远令人敬仰。 少年壮志 无为县地处大江之滨，素称鱼米之乡。然而，在天灾连年，人祸频仍的旧中国，却越来越陷入贫困的深渊。吕惠生的父亲中过秀才，虽是“书香门第”，家境却并不宽裕，有时甚至落到没有饭吃的地步。但父亲生性耿直，常以“志士不嫌茅屋小，英雄总是布衣多”等语砥砺节操，教诲子女。他待人宽厚，与世无争，但又古道热肠，好为乡邻排难解纷，常年乐此不倦，因而声名远播，深得人望。父亲的言行教诲，使吕惠生从小就养成了急人所难、正直耿介的品格。 吕惠生少年时代，曾受到周佛航先生的思想影响。周先生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口才很好，擅长讲演。他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向学生陈述中华民族的危难，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赞颂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业绩。学生都十分尊敬他，思想纯真的少年吕惠生，更是十分崇拜这位导师。 周先生倡导实业救国。目睹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农业如此原始落后且日益凋敝，吕惠生立志学习国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冀图从发展农业着手振兴中华。依靠亲友的帮助，吕惠生小学毕业后投考了安庆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经过一年时间的发愤自学，一九二二年夏，他径赴北京报考国立农业专科学校。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所农业高等专门学校，人多向往之。在有两千五百名考生报考，而只能录取一百五十名学生的激烈竞争中，吕惠生以良好的成绩得以中选。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学校里刻苦学习，勤奋攻读。学习期间，农业专科学校改制为国立农业大学。 一九二六年，吕惠生大学毕业，他回到故乡无为，准备从事棉、蚕事业的改造。但此时的安徽农村，贫困落后，农民连简单再生产尚难维持，更何谈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研究。因此，吕惠生的宏图大志简直是一筹莫展，寸步难行。 激流砺志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在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由于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北伐军指战员的英勇战斗，各地工农革命运动的响应和支持，国民革命军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开始崩溃。令人振奋的大好形势，激起了吕惠生的政治热情。他从自身的痛苦经历中，开始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光凭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能济世利民的，“实业救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开始学习社会科学知识，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迅速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吕惠生回无为不久，就听说了一桩刑事案。农民邢学年被县长刘朝纲的卫兵所枪杀，刘朝纲却纵凶不问，邢学年亲属无处伸冤。疾恶如仇、血气方刚的吕惠生得知此事，极为愤怒。他深入摸清案情后，在无城老衙口召开群众大会，当众讲明了事实真相。与会者无不愤慨，当即推举吕惠生等人成立了邢学年刑事案件后援委员会，与县长刘朝纲交涉。群众激于义愤，将邢学年尸体抬至县府大堂示威，终于迫使刘朝纲审理了这个案件，给凶手以应得的裁决。这是吕惠生步入社会以后，第一次同恶势力搏斗。通过斗争，他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逐渐成为“新派”中的“健者”。 一九二六年秋，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的精神，在无为的共产党员黄人祥、卢光楼等同志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左派县党部起骨干作用。经他们介绍，吕惠生加入了左派国民党组织（黄、卢二同志以后都为革命牺牲）。在共同的斗争中，他结识了无为的共产党人宋士英、邓逸渔、何际堂等。在与他们日益密切的交往中，吕惠生开始为一种比三民主义更光明、更理想的新思想——共产主义所吸引。 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开进无为。以左派国民党人胡竺冰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转入公开活动。他们组织了欢迎北伐军的群众大会。根据北伐军的主张，县党部与各界人士协商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行使无为县的行政职权。吕惠生被命为五人委员会成员兼第一科科长，参与执掌无为县的革命政权。无为县人心振奋，革命形势热气腾腾。 不久，北伐军离开了无为。接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为的反动势力又嚣张起来，形势急转直下。 四月下旬，无为县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卢瑞麟等与混在革命政府中的自卫团团长王绍成（县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军事科长，国民党右派）勾结起来，经过一番密谋策划，杀气腾腾地发动了武装政变。他们封闭国民党左派县党部，逮捕县党部工作人员，解散县行政委员会，下令通缉胡竺冰、吕惠生等四名县行政委员，禁止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的活动。胡竺冰、吕惠生等得知消息，携带县府大印，连夜翻越城墙赴芜湖找北伐军联系，但时局己无法挽回，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无为和全省各地一样，开始处于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 世路多艰 一九二八年间，无为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无中择师运动。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下，无为中学的一些学生积极追求进步。我党因势利导，在学校成立了学生会，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形成了一股进步势力。国家主义派的校长金唤狮对学生中的进步倾向十分恐慌，他激烈反对学生的革命活动，严格限制学生的一举一动，严厉禁止学生中革命思想的传播。混在教师队伍中的个别反动分子也张牙舞爪地为之充当镇压学生运动的鹰犬。他们的倒行逆施，激发了一场罢课斗争。学生响亮地提出：“择师自由如同耕者有其田”、“金唤狮不学无术，贻误青年”、“金唤狮不走决不复课”等口号。他们在全城大街小巷张贴传单标语，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校方和反动当局虽千方百计加以压制，但在学生坚持罢课十二天后，金唤狮终于被迫“辞职”。学生们又趁势驱逐了几个很坏的教师，并提出“拥护吕惠生来校任校长”。由于吕惠生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当时的无为县政府已撤销对他的通缉令。这时迫于学生运动的压力，只得任命吕惠生为无中校长。在学生们的欢呼声中，新校长吕惠生上任了。进校后，吕惠生大力整顿校治，支持学生们的正当要求，补充了一批进步教师，无中择师运动大获全胜。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以无中为主的无为县教育界一千多人冲破当局的阻挠，在无城老衙口集会纪念“五卅惨案”三周年。会后举行了游行，无中学生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给人民以政治自由”等口号。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无为人民精神为之一振。无为中学学生运动的发展，使当局深为不安。他们千方百计打击排挤吕惠生，使吕惠生只任了一学期校长，就不得不辞职离校。 一九二九年，无为圩区发生水灾，粮食歉收。为牟取暴利，地主勾结外地粮商将大批粮食贩运出境，致使新谷登场时粮价上涨。一场严重的粮荒已迫在眉睫，无为人心浮动。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开展了禁粮出境的斗争。吕惠生见义勇为地联络了一批开明绅士，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支持群众的斗争，投机商终于被迫将抢购来的一批粮食以平价就地出售。 一九三〇年春，无为又发生一起“烧当事件”。无为城米市街“昌和”当铺老板朱石帆，为了侵吞群众典当的财物，在偷偷地将这些财物转移之后，放火烧了自己的当铺，谎报“火灾”，企图“废除债务”。广大受害群众怨声载道。我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组织了“被烧当人联合会”，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斗争。吕惠生激于义愤，发动社会舆论热情支持。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迫使政府责成当铺赔偿群众损失。我党通过吕惠生等进步人士居中斡旋，又使县政府释放了因领导反烧当斗争而被捕的人员（都是共产党员）。 此后，吕惠生离开无为，在凤阳女中、池州乡村师范等校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三四年，在知交胡竺冰的支持下，吕惠生在无为城办起濡江书店，他自任董事长，经销发行进步书刊。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卓越成就，使吕惠生在青年学生和社会进步人士中的声望越来越高。 一九三五年，在吕惠生出任无为县建设科长期间，一次县府会议决定在东门外公有的土地上建造一座仓库。豪绅宋、杨两家多年非法霸占着这块公地，并在公地上建房筑室，自成一统。县府作出建库的决议后，这两家豪绅就凑了两百块银元派人偷偷地送给吕惠生，请他“通融”取消这项决议。向来廉洁无私的吕惠生对这种行贿丑行深恶痛绝，坚持要两家豪绅拆房让地，同时用劣绅送来的这笔钱在绣溪公园构筑一亭，题名为“洗心亭”，并作诗一首表述心志：“孽孽货利已根生，哪得人人肯洗心。只有铲除私有制，人心才可不迷金。” 吕惠生这种不媚权贵、不畏强暴的高洁品质，在那时当然难容于世。不久，他就被迫挂冠卸职。这又一次的挫折，终于使他省悟到，在这样举世污浊的社会里，是没有任何公道正义可言的；单靠个人洁身自好，无济于事。吕惠生的思想进入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时期。 投身抗战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使国土大片沦亡；对内则严厉镇压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调集重兵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使内战愈演愈烈，国事日非，民不堪命。吕惠生对国民党早已绝望，一九三六年，他愤然从组织上退出国民党，在思想上完全倾向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吕惠生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他办起《无为日报》，宣传抗日救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为抗日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工作。同时，主动与共产党、新四军联系。 一九三七年八月，张恺帆同志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获释后，受中共长江局的派遣，回到家乡无为担任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委员，从事恢复党组织的工作，领导开展抗日革命活动。吕惠生闻讯，立即登门拜访。他恳切地陈述了自己对时局的观点，愤怒指责国民党的弄权误国。张恺帆同志十分赞赏吕惠生的爱国热情，高度评价了他对抗日救亡运动所作的贡献，两人谈得十分融洽。一九三八年，吕惠生又与中共无为县委书记胡德荣同志接上关系。自此以后，吕惠生心中燃起一盏不灭的明灯。在共产党和新四军身上，他看到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对抗战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他曾书联抒发宏愿：“八千里路江山，方共策同筹，收拾平章臻上理；四百亿兆意志，看磨金炼铁，开张挞伐靖群妖。” 国民党安徽当局企图利用吕惠生的声望收揽人心，同时限制他的活动，聘请他担任官办的《大别山日报》主编。吕惠生一眼看穿了他们的用心，严辞拒绝。国民党当局就卑鄙地对他造谣诬陷，吕惠生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 在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初创阶段，武器和给养十分困难。吕惠生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四处奔走募捐，不遗余力地为之筹集粮饷弹药。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发展与壮大，有着吕惠生的一份贡献。 抗战初期，无为县长韦廷杰为自立山头，搜刮民财，拼凑了县常备队。这支军队名为抗日自卫，实际上是一支官办的土匪队伍，军纪松弛，管理混乱，经常外出骚扰，打劫民财，四乡对之切齿。为了把常备队改造成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装，在党的指导下，吕惠生利用他当时任县政府政训处主任的合法身份，把胡德荣、何际堂、周新抚、阮振础等十多名共产党员安插到政训处和县常备队的五个中队里从事政治工作。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工作，县常备队得到初步改造，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川流入海 在日寇的猖狂进攻面前，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政府却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一溃千里。他们还不顾天怒人怨，猖狂进行反共活动，镇压广大抗日军民。无为的反动派也蠢蠢欲动。吕惠生因积极参加抗日工作，早就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他的名字被列入李品仙特务的黑名单，阴谋对他加以杀害。一九四〇年二月，吕惠生毅然投奔我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从此与我党我军风雨同舟，安危与共。 党和抗日军民热烈欢迎吕惠生的到来，对他表示了极大信任和重视。同年四月，吕惠生即被我淮南根据地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淮南行政公署的前身）分配任仪征县县长；以后又分别担任路东半塔联合中学校长、无为县长等职。皖中行政公署成立，吕惠生即被任命为行署主任。由于吕惠生一贯的进步立场，特别是参加革命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热爱，经张恺帆、周新武同志介绍，吕惠生于一九四三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为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建设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 皖中根据地曾拥有无为、巢县、庐江、含山、和县、桐城、铜陵、繁昌、贵池、青阳、南陵、芜湖等县部分地区，土地面积达一万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二十万。在敌、伪、顽三面夹攻中，皖中行政公署担负着头绪繁多的政务。为适应当时的战争环境，行政公署实行精兵简政，工作人员很少，吕惠生经常轻装简从，戴一顶斗笠，穿一双麻草鞋，下乡做群众工作。他熟悉农村，熟悉群众，善于运用群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宣传讲解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又从群众中了解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带回机关认真研究、解决。从而使皖中行署的政权建设和各方面工作，开展得非常扎实。 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吕惠生很重视做好统战工作。他经常找地方上的一些上层人士做工作，向他们阐述党和民主政府团结抗日的大政方针，晓以共御外侮的大义，在政权建设中坚决执行“三三制”的原则，团结各界人士，共同做好政府工作。他还认真主持选举参议员的工作，成立了皖江行署区参议会，并发挥其积极作用。这些都有力地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农村工作方面，吕惠生同志认真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用极大的精力来从事根据地的水利建设。 皖中根据地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黄丝滩大堤修建工程，就是由吕惠生领导兴建的。黄丝滩位于长江北岸，是无为东乡的一段江堤。据历史记载，明末以来近三百年间，大堤曾决口九十六次，严重地威胁着皖中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历代统治者都只知借修堤向人民派捐要款，从未认真加以整修。为了根除这一水患，我皖中区党委和皖中行署决定兴修这个大堤。一九四三年十月，受我皖中党政机关重托，吕惠生主持了黄丝滩大堤的修建工程。黄丝滩工程委员会和工程局先后动员了无为、临江、湖东、含巢等有关地区民工二十一万人，还动员了山区人民加以支援。从十月六日起，工程历时二百一十一天，挑土四十余万方，到翌年五月初胜利竣工。江堤全长十二华里，高两丈，底宽十二丈，成为保护无为、巢县、和县、含山、舒城、庐江、合肥七县二百余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三百万亩良田免遭水患的坚固屏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这段江堤是在敌伪顽不断向我根据地进行袭扰的艰苦战争环境中，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的条件下如期修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时，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在庆祝黄丝滩新堤落成时，热情洋溢地著文指出：“其规模的宏大，成绩的优异，出乎人们想象。不仅在皖中是个史无前例的大工程，即在华中，也是一件与人民生活切肤相关的大工程”，“这是皖中劳动人民的惊人奇迹，更是敌后水利建设中的一个新创造，新记录。” 华中《大众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也都报道了黄丝滩大堤胜利竣工的消息，表扬皖江抗日根据地政府领导人民所做的出色工作。 这条大堤的建成，是与领导这项工程的吕惠生的卓越指挥和努力工作分不开的。在大堤的修建过程中，吕惠生对工程的每一项计划和安排都瞻前顾后地多方考虑，权衡全部利弊得失才作出决定。他认为这虽是一项大型水利工程，也不能违误农时，“若妨害春耕，则不啻夺其目前生计”，“夫数不可多，以不碍耕作为度。”他根据工程的需要，合理地抽调和安排劳力，既保证兴修水利的长远利益，又照顾到当前生产的需要。他要求工程“勿做无用功，只求实，不求表，一切表面工作皆免去”，坚决反对工程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做法，严格要求、切实检查工程质量，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大堤的全部工程。 为了表彰吕惠生在兴建大堤中所作的杰出贡献，党和人民决定将这条大堤命名为“惠生堤”，给了吕惠生以崇高的荣誉。党使吕惠生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吕惠生也以自己的才华和学识为党增添了光辉。 在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文教卫生等项政务中，吕惠生也做了很多工作。行署大力兴办工厂，积极发展商业贸易，发行了边区的“大江币”，在搞好生产、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合理地征粮收税，在经济上做到了自给有余。不但保证了新四军七师的军需供应，而且向苏北新四军军部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的钱财物资。在烽烟四起的战争环境中，皖中根据地恢复和开办了一批中小学。民办小学、民众识字班、农村夜校、冬学也很普遍。皖江抗日根据地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使它获得了“烽火江南鱼米乡”的美名。 吕惠生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呕心沥血地工作，政绩斐然。但他非常谦虚谨慎，对自己所做的工作从不满足，总觉得党和人民把他推上这样重要的领导工作岗位，而他对革命尽力却太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深深知道，我是很不够格的来担任这么一个名义与职务，党和首长们对于我总算是特殊又特殊，我再不加紧报之以工作，我也是没有心肝……因此，三更灯火五更鸡，累断命根也不迟疑了。生命只是一条在此。干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壮烈牺牲 八年抗战，全国人民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取得了胜利。为了避免新的内战，满足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一九四五年九月，我皖中抗日根据地政府和新四军七师奉命撤向山东和苏北解放区。吕惠生因病不便陆路行军，率皖江行署机关三十余人由水路北上，船行至芜湖四合山，因警卫员赵先勇所带手枪被汉奸、前伪无为县长胡正纲部查获而被引起注意。胡手下一名狗腿子认出了吕惠生。为了掩护全船的同志，吕惠生挺身而出，坦然地说：“我是吕主任，其余都是乘客”，船上的其他同志因此而得以脱身。抓住吕惠生，胡正纲大喜过望，如获至宝。敌人使用了种种手段对他威胁利诱，妄图迫使吕惠生投降。他们当着吕惠生的面残忍地折磨赵先勇同志；吕惠生义愤填膺，威武不屈。他们叫无为臭名远扬的国民党特务何济生以同乡的关系来劝降，结果被吕惠生骂得狗血喷头，抱头鼠窜而去。对于为革命而牺牲自己，吕惠生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曾对人说：“人当争取最后人格，洪承畴降清只是一念之差，我若陷于不幸，决不做洪承畴。” 在狱中，吕惠生鼓励难友坚定斗志，宁死不屈。他还利用敌人优待他的机会，向敌军士兵和狱中勤杂人员宣传革命。敌人心劳日拙，无计可施，终于在十一月四日，将吕惠生同志杀害于南京江宁镇六郎桥畔。刑前，刽子手问他：“你已被判处死刑，今天就要执行，你会有遗憾吗？”吕惠生慨然回答：“为革命而死，为真理牺牡，是最大的光荣，绝无遗憾。遗憾的是坚持敌后抗战八年，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没有来得及总结，有很多文章没有写成。”随即朗诵遗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四岁。 吕惠生同志正当年富力强，风华正茂之时，就为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消息传到山东枣庄新四军七师驻地，皖江子弟兵为之痛哭失声。 张恺帆同志惊悉噩耗，含悲赋诗：“故园昔日忆初逢，正是山河破碎中。执手唏嘘肝胆赤，丹心照耀海天红。艰难敌后开新宇，慷慨江头尽厥忠。汉贼未除遗恨在，长河幽咽钦英风。” 曾希圣同志也赋诗痛悼烈士，盛誉吕惠生同志为“党的优秀干部，皖江人民的领袖”。 吕惠生同志可贵之处是：在他生命的途程中，一经找到了光明和真理，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直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生命。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气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本文作者现任省党校党史教研室教员。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安徽文史资料11》第19篇）
作者：陶若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打着“民主”的幌子，欺骗人民，除被迫召开旧政治协商会议外，并决定在省县两级成立参议会，为地方“民意”机关。安徽省参议会，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兹据个人经历，就记忆所及，将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作一简要的回忆。 国民党省参议会的组织和职权 按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省参议会由各县参议会各选举县参议员一人组成。安徽当时六十三个县，省参议员共六十三人。省参议会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由省参议员选举；每年开两次大会，闭会期间，会务由议长、副议长及驻会委员负责；必要时可召开临时大会。驻会委员每专区一人，安徽当时九个专区，共九人。议长副议长之下，设秘书长一人，由省政府任命，主持日常事务。按照规定，国民党省参议会，有“地方立法权”，政府重大措施，“要提请省参议会审议”；省政府及其所属各厅处，要向省参议会做施政报告，请省参议会审议，政府对省参议员“未经省参议会同意，不得拘捕”，等等。它虽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地方议会，但还是有一定权力的。 为国民党服务的省参议会 挂着民意机关招牌的省参议会，可以说是官僚豪绅的集合体。国民党允许它存在，就是要它为国民党服务。省参议会会干些什么，可想而知。 省参议会成立不久，国民党行政院召开粮食会议，指定要省政府、省参议会主要负责人参加。议长江𬀩因身体不好，我作为副议长代表省参议会和李品仙一道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由张群、白崇禧主持，唯一的议题，就是要在各省购粮。我和李品仙同粮食部，对数量和价格，做了一些讨价还价，同意按商定的数量和价格，在安徽购买一批粮食。当时国民党粮食供应很紧张，同意购粮，是为国民党最后挣扎出了一把力。国民党对出席会议的议长，极表拉拢，除一些公宴外，蒋介石还在住宅举行私宴。第一次会议时，我出席蒋的私宴。蒋和四川那个议长，谈了一些话，和我只讲了一句“你们安徽不闹了吧”（大概指新桂系与CC的斗争）。第二次会议，我因已参加策反工作，蒋的私宴，我借故没有去。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李品仙提请省参议会准予在田赋上附加百分之三，作为加强地方武装的经费。这个提案在省参议会顺利通过，从而为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搜刮民脂民膏效了劳。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李品仙又向省参议会提出，要扩充保安团，请省参议会准予在芜湖蚌埠两地收“粮食出口捐”。我们提出要派郭坚当保安团长，算是作为不反对收“粮食出口捐”的交换条件。以后郭坚在黄石港起义，算是做了一点好事。“粮食出口捐”案子因无人反对得到通过，也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忙。 以CC为中心的反对李品仙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在南京闹得相当厉害。在省参议会，因为我们一批朋友和CC对立，CC几个人动不起来，一直没有出现反李浪潮，这对李品仙政权当时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力支持了新桂系在安徽的反动统治。 省参议会内部的斗争 省参议会内部的斗争，主要是我们一批朋友和CC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夏秋之后，CC特务机关——安徽调统室，在繁昌抓了两个人，说是有共产党嫌疑，用麻袋装着带到合肥。那时省参议会正在开大会，繁昌省参议员邢瑶圃告诉了我。我和王贯之、陈天任商议了一下，要邢转告那两个人家属，向省参议会申诉。申诉书送来后，我要向大会提出，江𬀩不同意，说我们不管这些事。那天大会由我主持，我还是把它向大会提出。记得那天陈天任作了有力的发言，许多参议员也发了言，攻击调统室蹂躏人权，要调统室立刻把人释放。会场空气很紧张，逼得调统室负责人、蒙城省参议员陈梦九，打电话叫调统室放人。据说，陈对调统室说，不放不行，省参议会都哄起来了！那两个人放出后，到省参议会来表示谢意，那天大会还没有休会。这对CC是一次打击，压了一下一向横行的调统室的反动气焰。 一次以合肥县参议员龚嘘云为首共有十几个人，到省参议会要求以粮食出口捐收入拨款修建合肥城防工事。我说，不合规定，我也无权决定。未说几句话，他们就要我和他们一道去省政府，实际就是拉我游街，半路上，警察局派人劝阻，他们散去。事后知道，这次事件是有预谋的，警察局事先就知道，其背景与当时派系斗争有关。当时我如果要求李品仙打击龚嘘云一下是完全可以的，因李品仙要维持和我们的关系，要维持省参议会的面子。但我觉得我是安徽人，何必树敌太多，与乡人争一日之短长。我发表一个简短讲话，大意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政府有责；合肥城防工事，加重市民负担，军政方面应认真考虑解决。以后合肥县参议会公宴了在合肥的省参议员，算是表示歉意，了结了这一事件。 最后的一幕 淮海战役后，省参议会随省政府迁安庆。这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朝不保夕。议长江𬀩早已回歙县，驻会委员亦均离会他去，秘书长程中一因搞策反工作，留在芜湖未来。参议员无人上门，省参议会已是名存实亡。但招牌还在，必要时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四九年初，蒋介石表面暂时下野，但仍实权在握。他一面积极沿江布防，准备再战；一面把大量物资运去台湾，准备退路。我感到这些东西被蒋运走，实为可惜，就用省参议会名义，发了一个反对蒋介石把物资运台湾的电报，并暗示蒋军，蒋介石自己准备逃往台湾，不要继续为他卖命。这是省参议会最后发的一个文件。 四九年春节后一个晚上，黄绍耿忽然来我家，说白崇禧要我和夏威一道去武汉一行。我想河南参议会不久前发了一个反对蒋介石的电报，可能是要安徽省参议会发电响应。第二天我就和夏威乘轮西上。到了武汉第二天，白崇禧请吃饭，同席的有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湖北省政府主席（名字记不得了）、夏威、李品仙，另还有两三个人，好象有军训部长刘士毅，其余记不清了。饭前闲谈，张轸对白说：又给你带来一点香米。并问白，如果共产党军队继续前进，怎么办？白说：把你那六个旅带向武汉靠拢。我听了心里觉得好笑，因我在安徽听说张轸已与民革联系好，准备起义。谈到淮海战役时，好几个人说：几十万大军，既不能打，跑也跑不了，真是指挥无方。湖北那个省政府主席向白说：如果是健公（白号健生）指挥，就不会那样了。白有点自负地说：如果将士用命，或不至此。接着白说了一个笑话，说康泽被围，蒋介石正在和人说，我很知道他（指康泽），不成功，一定会成仁。这时收音机里忽然传出一连三声：我是康泽！蒋介石气得把收音机甩到地下。饭后没有再谈什么，各自散去。 离开武汉那天早上，白崇禧单独约我谈了一次话。白说：蒋介石这个人，罪大恶极。对安徽省参议会发的上面提到的那个电报，说还有点革命性。最后说：许多省都和他有联系（特别提到甘肃、宁夏、青海几省），希望安徽今后采取一致行动。我口头表示同意。白始终未提响应河南省参议会电报的事，大概已无必要。这次武汉之行，可以说是与省参议会有关的最后一次政治活动。 从武汉回安庆不久，省参议会又随省政府迁皖南屯溪。我因参加策反工作，留在芜湖未去。很快，解放大军渡江，屯溪解放，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的、为国民党效劳的安徽省参议会，最后结束了它肮脏的历史。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巡抚附：陶若存，安徽省舒城县阙店乡人，作者解放后任省政协常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我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段经历（《安徽文史资料11》第15篇）
作者：俞步骐 一、幻想破灭，参加民盟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共两党开始和谈，有识之士都切盼化干戈为玉帛，变分裂为统一，组织联合政府，同心同德，致国家于至治。而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残杀和平民主战士闻一多、李公朴，大举进犯解放区，公然发动内战。忧国忧民者，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国民党中的进步军政人员，也都感到迷惘和旁徨。我含着热泪阅读有关闻、李两人惨遭杀害的《大公报》报道，对于政局的美好幻想完全破灭，开始认识到向国民党反动派要求和平，无异与虎谋皮。爱国心、正义感的驱策，使我渐渐感悟到，如果死心塌地沿着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道路走下去，必然走向坟墓，自取灭亡。经反复思考，觉得自己既不愿跟国民党继续干违心的勾当，又没有勇气到解放区投身于火热的斗争。究竟何去何从？我认为参加仰慕已久、诚心向往的中国民主同盟，是我最好的选择。终于得到朱子帆、操竹友同志的介绍，于一九四六年秋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地下组织。与此同时，我又利用了人事关系取得了原国民党繁昌县县长的职位。 繁昌和芜湖相去咫尺，我利用职务的便利，经常来芜和操竹友、吕祖杰、俞锡恩、詹云青等同志接触，讨论时局的发展，传递解放战争和民主运动的动态。首先利用与原芜湖县长朱世珩的旧关系，为俞锡恩同志取得长春小学校长的职位，作为联络的据点。我和操竹友同志经常和当年的《复兴报》的编辑、记者中具有进步思想的沈敦义、任椿、项育中等保持联系，鼓励和促进他们注意新闻报导的态度与副刊文章的选择，尽量做到有利于民主革命，不利于反动独裁。操竹友同志还常常参加该报社论写作的研究讨论。记得该报有一次登了揭露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在“东北剿总”任内纵容他的在后勤部门负责的将领的重大贪污渎职事件的新闻报导，引起轩然大波。此外由俞锡恩、吕祖杰、詹云青等同志在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间在芜先后鼓动学生、群众所进行的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活动，我虽有所闻，但未亲自参与，这里就不提了。 二、在繁昌的二三事 我受任繁昌县长后，先后罗致了才德较优的进步青年多人，如唐诗成、胡鲁焉（后改名郭因）、钱用、李一木、毛凤翥、唐修明、丁文南等。这些青年，由于思想活跃，言论激烈，态度幼稚，引起国民党县党部调查室专员王德厚及其他特务分子的注意和仇视。他们不但散布流言蜚语，甚至直接、间接地向我提出指控。我一面托词敷衍应付，一面邀集唐等谈话，进行批评教育，要求他们谨慎言行，指出他们的幼稚冒失之处。例如他们弄到《联共（布）党史》等书，竟在扉页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公开阅读，毫不介意地把书放在自己办公桌的案头。这些青年，先后都积极投身革命，如郭因同志大概四七年间就去香港参加民盟组织，以后回绩溪上山参加游击队；唐诗成与繁昌、泾县的游击队早有联系；毛凤翥也很早参加了歙县游击队；其他如唐修明，在泾县起义后即参加工作，解放后入了党，为党的事业做了不少工作。 我在繁昌县长任内，利用国民党反动组织特种会报会主席的职权，抵制了特务摧残革命力量的罪恶活动。两年之间，先后召开的数次会报会上，调查室专员王德厚三次提出杀害在押人员段豹子、纪子福、叶某等人（其他人员姓名记不起来），我都以证据不足，拒不同意，使其恶行不果。其次党的一个交通员汪某从上海来山区时被捕，我设词准其交保释放（“文革”期间有关方面对此人进行外调时，由我写了证明材料）。段、纪及其他原先由调查室抓来寄押在县看守所的八个人，当我调泾县交卸之前全部释放。国民党军历次入山“清剿”时掳来山区的民兵及所谓“嫌疑犯”，寄押在县看守所的为数甚多，一俟军队离县，我即嘱咐军法承审员全部当堂开释。当年党的一个负责干部罗义同志（解放初任芜湖市工业局副局长，现离休家居）被乡公所捕送县府，关押多时，乡长和参议员多次要求处决，我都婉词置之。最后转到县司法处，我授意法官汤大镳予以交保释放。罗获自由后，有些参议员对我大为不满。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县调查室企图援例组织特种行动队，以冀扩大特务组织，加强反动势力。我指示会计室，不予编造预算。调查专员王德厚改为要求在县自卫总队的建制下，划出一个排的名额交他作为行动队由他指挥，我坚决予以拒绝。 以上种种都使繁昌县的特务分子及地方的恶势力视我为眼中钉，他们便向上级控告我“剿匪不力”、“纵放共产分子”等等。安徽省府来电申斥。省府秘书长苏民（CC分子）建议撤我的职。由于我的人事关系，改调我去泾县。我到泾县，已是四八年的秋季。是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解放大军纷纷入关、南下，淮海战役序幕已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亡，只旦暮间耳。 三、泾川定策，朗桥起义知 四八年冬季，有一天，我接到操竹友同志从芜湖来的电话。他告诉我：“省保安第五旅旅长王汉昭即将率部进驻泾县，你可以和他交换意见，详细谈谈。”操的话，我是明白的。王汉昭是老友，他的政治态度我早已了解，这使我感到欣慰！当王到达时，我出城郊迎，执礼颇恭，相见甚欢。第二天晚上，我和汉昭单独晤谈，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他介绍了在南京见到了李宗仁，以及李宗仁当时的困难处境等情况，最后谈到有关起义与接应解放军渡江等问题。第二天夜里我们继续商谈，双方都没有其他人员参加。我们考虑到有必要尽快和皖南地区党的负责人胡明政委接触，我建议邀请在旌德城闲居的陈大镛同志前来，请他设法先行入山。汉昭赞同我的意见。第二天大镛如约到来，他告诉我们，他的打算和我们不谋而合。入山门径既已找到，这就奠定了我们起义计划的初步基础。 我们大约盘桓了半月左右，这时已近旧历岁暮，王汉昭部奉命调往绩溪、旌德驻防。我们安排了电报密码和电台呼号等通讯办法，送走王汉昭，陈大铺等。四九年初春，国民党暂编某师廖运哲部进驻泾县，不久也奉命开拔，接防的是192师刘兴汉所部。当我初次和刘兴汉见面时，感到惊异和不安的是，刘介绍和我见面的两个随从参谋，竟是我所熟知的两个臭名昭著的中统特务、CC分子熊子良和徐世良。熊当过泾县调查室专员、县党部书记长多年，后任繁昌县长，是我的前任；徐干泾县、南陵、宣城等县调查室专员多年。这两个家伙，都是共产党的叛徒，凶狠的特务。徐世良更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熊、徐和我见面时故作亲热姿态，寒暄一番后，便自我吹嘘，说自己如何如何为绥靖区司令官（指张世希）所器重，又如此这般地表示决心协助刘师长为深入“清剿”游击队效劳等等。我考虑到这两人的凶狠毒辣和对泾县各方面情况的了然，以及对我的政治倾向、关系等可能有所知情或怀疑，不能不认真予以对待，于是便指派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张汉三、军事科科长徐行南、财政科科长王文采等人对师部参谋处、副官处作有计划的联络，经常请两处的官佐吃酒、打牌，厮混得十分火热，渐渐致熊、徐于孤立的处境。这样一来，不但大大减轻了师部对县政府的压力，同时还给我提供了许多军事情报，重要的都发给王汉昭转告胡明政委。 这时淮海战役进入结束阶段，李宗仁接代“总统”之后，发出求和呼声，形势发展急转直下，长江两岸风云日紧。芜湖农工党组织派俞锡恩同志专程来泾，要我参加农工党，理由是：芜湖的民盟同志都参加农工党，我的工作，并入农工组织统一领导。中共已派了地下人员陈效安驻芜湖担任联络工作。俞随身带来密码和电台呼号，并要我经常和芜湖吕祖杰、储文朗所控制的电台互通情报。 为了便利与王汉昭每日的情况交换，经商定，修架泾、旌、绩三县的长途电话线路。这条电话线过去经常受游击区武工队的严重破环，久已不能使用。在决定陈大镛入山与胡明会见时，我提出要胡政委通知武工队，在全线修架完毕通话后，着意加以保护，胡接受了我的意见，所以这条线路得以畅通无阻。 四九年二、三月间，陈大镛和胡政委见面后，即安排了会见王汉昭。会见后王返绩溪军次，即来电告知，胡明政委已指定泾、旌、太边区游击队负责人洪林同志和我联系，并由洪派项育中（原复兴报记者）和唐诗成（当时的泾县县府助理秘书，与洪部有联系）担任联络员。越日，项育中来，我即委以县自卫总队部指导员名义，佩戴职员符号以资掩护。大约是四月初，得芜湖密电告知，解放大军可能在本月廿一日渡江。要我做好一切准备。我当即和王汉昭通话，约请陈大镛专程来郎桥镇和我会商有关行动的各项具体安排。翌日我以下乡视察为名，随带唐诗成、项育中等到达郎桥。陈大镛应约来到。晚间我们举行秘密会议，陈首先介绍他自己以及王汉昭与胡明、洪林等会见的情况，我也谈了对192师和熊子良、徐世良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会商结果，作了如下几项决定：（1）起义的地点定在郎桥，以便于和保五旅配合、策应；（2）草拟起义宣言，由唐诗成执笔；（3）派项育中即日返洪林部复命，并迅速转回县城以便与洪部会合迎接渡江大军。我回城后立即进行各项部署，密切注视192师的一切动态。这时胡鲁焉（即郭因）同志突然来泾。由于我们相知至深，开门见山，他把此行的深意一口道出。我十分钦佩他的知机知人，感谢他对我的关切，简单地透露了自己对待当前局面所持的态度请他放心。他和唐诗成细谈后，更是完全明白，留城两日即欣然赶回山区。 192师准备撤逃的消息，已经探知。四月十九日，师部急切要求征集大量民夫。我立即下令各乡镇集结所有自卫队限于二十日集中县城待命，同时派兵将眷属护送到旌德三溪镇。在隐约的炮声和紧张的气氛中，我和邻县——南陵、繁昌的廖天寿和张明两县长通了电话，要求他两人率部经泾县后撤，拟于见面时，劝说其参加起义。而他们不肯接受我们的邀约，改途撤退，结果张明所部狼狈溃散，自己仅以身免；廖天寿率部逃到宣城汉亭，对解放军进行顽抗，被当场击毙。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192师开始撤逃。九时左右刘部的两个团和师部各处均已离城。该师谢学敏团奉命殿后，其任务是监视我所率领的全县地方武装，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胁迫我部改编为补充团，派徐世良任团长指挥节制。是时中共皖南地委所领导的沿江支队两个营，在支队副司令员李友白同志的率领下，自下坊渡河，由泾城北门袭击敌军。刘部前卫离城不远，听到枪声加速遁逃，殿后的谢团也就仓惶溃逃，首尾不能相顾，遗弃辎重和行李甚多，更无心顾及监视我部。李友白同志机智勇敢，用极少数兵力尾追敌军使之闻风丧胆。我部摆脱了殿后谢团的监视，也就解除了严重的威胁。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中，我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张汉三，凭借他对于山区地形的熟悉，十分沉着地指挥我部改由东南向山地小路缓缓后撤。黄昏到达巧峰宿营，立即命令架设电台，意图与王汉昭联络，却无法呼应对方。项育中返洪部后，原可在二十二日之前赶回县城，因被192师城防部队阻于城外，因此洪部的方位动向不明，无法接触。当夜我即派王植槐（原胡冲铺乡长）同唐诗成赶回县城。次日我们便到达郎桥镇。这时电台仍无法联络，王汉昭方面的情况完全不明。是夜李友白同志随带武装人员约三十人，由唐诗成等陪同来到郎桥镇。我与李友白同志一见如故，交谈至为融治。我们交换了彼此若干情况。 四月二十四日，我召集县府、总队部文武各级负贵人员和县所属各单位主管人员等举行起义大会。会上由我简短地说明了当前形势，指出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祸国殃民的种种，以及我向往民主革命、摆脱反动政权、靠拢人民、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动机和目的，号召全体军政人员弃暗投明，步上革命的道路。接着我介绍了李友白同志并请他讲话。李同志首先对我们的义举表示热烈欢迎，对我的发言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赏，最后宣布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有关政策，提出了各项保证。与会人员由县府主任秘书周芷蘅代表发言，表示一致拥护起义行动，并愿随我为新政权继续效劳。会后由我和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联名签署散发了起义宣言，旋即集合随我起义的全县武装官兵共人枪七百余众，宣布了起义举动和部队改编的决定，全部武装人员当即编入沿江支队建制，交由李副司令员统一指挥。是日我偕李友白同志及所有人员返回县城，夜下榻于李同志驻处。在城数日先指派了唐诗成、王文采、袁德铭、左大锟等科秘多人负责办理移交和调拨粮秣，以应过境大军军需等事宜。所有县府及各有关单位的档案册籍、各类公物、各种设施，均完好无损；各地粮食积谷，——移交新政府。 数日之后的一个清晨，我跨上坐马，离开这座山城，踏上新的征途。“一鞭彩云辞旧地，万千思絮上新天”，这就是我当时心境的写照。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芜湖市政协供稿）附注：本文作者现任芜湖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