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鸠兹 - 202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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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芜湖人文历史地理
items: 芜湖解放前后见闻（《安徽文史资料12》第15篇）
items: 国民党141师起义始末（《安徽文史资料12》第14篇）
items: 国民党110师起义经过（《安徽文史资料12》第13篇）
items: 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前后（《安徽文史资料12》第12篇）
items: 回忆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情况（《安徽文史资料12》第11篇）

芜湖解放前后见闻（《安徽文史资料12》第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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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2-20T21:19:30+08:00
description: 作者：谢汝祥（本文作者现任芜湖市政协委员，民盟盟员。） 一、解放前夕芜湖国民党地方政权简介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芜湖设置了安徽省第六行政区和芜湖县。行政区辖：芜湖、宣城、郎溪、广德、当涂、繁昌、南陵、泾县等县。芜湖县辖：现在的芜湖市和芜湖县的大部份地区。 当时，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设在芜湖市柳春园（现芜湖市第八中学）。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少将级军阶，不学无术、反动顽固。该行政区直辖一个特务中队，一百多人枪，但都是些老弱兵痞，扰民有余，並没有什么战斗力。 国民党芜湖县县长谢汝昌，1948年春由宣城调来芜湖，任县长兼县民团团长。当时，芜湖县的地方反动武装有两大部份：一、县民团两个营，约五、六百人枪，驻城区；二、各区、乡地方武装约有五、六百人枪，分驻各区、乡、镇。当时，芜湖县民团的两个营长是王心一和金敦厚。王是安徽潜山人，金是安徽桐城人，他们跟随谢汝昌多年，关系密切，对谢也很忠实。这两个营的士兵体质、装备和训练都较好，据说比国民党的正规军并不逊色。谢汝昌倚为实力。 另外，芜湖还有一个警察局，原为省辖专局，1948年改归芜湖县统辖，但局长仍由省专放，级别也不低。警察局有四个分局，警察约三、四百人，都是些流氓、地痞，乌七八糟。局长陈浙民，为国民党军统特务，据说是上校军衔。他对县长谢汝昌仅是表面上敷衍，实际上并不买帐。但因谢既是上级，又拥有较强的武装，且谢的个性又强，经常对一些不法的部属关押、惩办，所以陈当面还是唯唯听命的。解放前夕，陈浙民竟弃职潜逃，不知所终。所属警察除逃散一部份外，解放后也由人民政府接收安置了。 二、地下党组织对谢汝昌的策反工作 1948年冬，芜湖地下党组织为迎接全国解放，开展了对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深入细致的策反工作。 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方向明、石原皋同志，石在早年同谢汝昌私交很好。方、石二同志到芜湖后（事先曾通过朱子帆、陶贤棣等人通了信息），即找到谢汝昌，明确阐述了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祖国的前途、个人的出路等问题，希望谢汝昌认清形势，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谢虽担任国民党县长多年，但尚有一定政治头脑，并非顽固不化，加之方、石二位又是旧好，殷殷规劝，使谢深受感动。谢经过反复考虑后，毅然决定弃暗投明，走起义投诚的光明大道。 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争取下，谢汝昌遵照党的部署，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谢汝昌对党的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非常重视。一有风声即迅速通知，保护转移。当时国民党的反动驻军和警察特务非常猖狂，多次搞突然袭击，挨户清查，通宵达旦，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经常滥加拘捕无辜群众，有时多达上千人，全市各大剧院和公共场所都关满了人，妄图从中找出党的地下工作同志。每当此类情况发生前，谢总是迅速巧妙地将地下党同志掩护转移到他家或其它安全地方。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张义纯曾电令谢汝昌缉捕党的地下工作同志，违者严惩。但谢汝昌未予理会。 当时，国民党征收的军公粮几万包（每包200市斤），分存于芜湖各米厂。国民党在溃逃前，妄图抢运，转移外地，曾多次严令谢汝昌负责提货、交运，并派人督催。谢均请示地下党，党的领导同志指出：“这批巨额军公粮，你如能尽力保存下来，即是很大功劳。”谢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对国民党采取“明拖暗抗”的态度。1949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总后勤部派来了大型拖轮和拖驳，以及几十名武装官兵到芜湖强行提运。谢设宴招待了几个提运的反动军官，借口：“这些军公粮正在陆续加工，目前各厂都无成品粮可交，同时没有麻袋，几万包米即使加工好后，也无法包装，且军运兵差太繁，民夫征集殆尽，纵然有米有袋，而民夫缺乏，打包、搬运、上船也无法进行，只好请各位先行回报上级，稍宽时日，我尽力向各厂督催。”但这些家伙，仍赖在芜湖不走，天天来逼，谢还是原话敷衍，有时双方吵得面红耳赤。局势日趋恐慌，过了四、五天，只好将拖轮开回去。临走时，气愤地对谢说：“你贻误军需，存心资敌（指解放军），非上报惩办你不行。”谢一笑置之。因此，这批军公粮丝毫无损，解放后全部由人民政府如数接收了。 1949年4月，芜湖市国民党驻军川军二十军杨干才部向皖南山区溃逃。同时，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也领着他的残兵败卒仓惶逃跑了（下节详述）。国民党军刘汝明残部从前线溃败下来，经芜湖向皖南逃窜，沿途骚扰不堪，芜湖市区人心浮动。地下党组织指示谢汝昌一定要搞好全市治安，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对县属武装要严加掌握，不让逃散。谢汝昌按照党的指示，召集县属部队和各科室的负责人作了具体部署。这些人多数同谢共事多年，相知较深，因此对谢的部署均表拥护。会后，谢汝昌即将县民团两个营的全体官兵集合讲话，宣布了几项纪律，如携枪逃跑的枪毙，骚扰人民、污辱妇女的枪毙等等，又宣布了鼓励办法，如服从命令认真执行任务的有奖，表现突出的提升、晋级等。同时还当场发放了商会送来的犒赏费和食品。两…

国民党141师起义始末（《安徽文史资料12》第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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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2-14T22:32:08+08:00
description: 作者：任迂夫（本文作者为淮北市第一中学离休教师） 一九四八年乃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之关键性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的春季，国民党96军在济南重新组建，军长于兆龙，副军长兼141师师长肖续武。我因部队改编以及与肖续武的私人关系（肖任旅长时我为副旅长）任96军高参（上校），留肖师服务。所谓高参，除临时性派遣任务外，实无任何明确职务。因此部队编成南调徐州地区整训时，我未随部队前往，仍留住济南。当济南危急，南去徐州铁路中断，我始设法飞到徐州军部报到。这时96军驻在临城枣庄矿区，旋调陇海路新安镇，继之又调蚌埠防守。这时已届淮海战役前夕，“徐州剿总”捉襟见肘，调动所部拟集结徐州外围固守，黄伯韬兵团正在由连云港方向，沿陇海路向西移动，行至碾庄地区被阻。一日，我与肖续武师副师长王亚豪对坐闲谈。王为商震旧属，颇具旧军人的典型——军事经验虽丰富，而政治头脑则较简单。我与王亚豪正谈得兴浓，忽接上级指示，要各部悬灯结彩，鞭炮齐鸣，以庆祝碾庄大捷。王说：“这下可好了。”意谓黄伯韬兵团突出重围，予解放军以重创。我说：“看情况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王不以为然，认为黄伯韬兵团是有战斗力的，不会遭此下场。谈话就此结束。次日王亚豪一见我面就说：“算是叫高参参（猜）中了。黄伯韬兵团仅有一副官逃出，持黄伯韬名片，背面写着“黄伯韬尽忠报国”，要他向南京汇报。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尔虞我诈，上下相欺，事实教育我，不得不看问题的反面。黄伯韬兵团被歼，徐州震惊。 碾庄战役后不久的一天，我和肖续武一同去军部见军长于兆龙。从军部出来，在军部对面饭店便餐，忽听楼梯间一片嘈杂的人声、沓沓的皮靴声，来的人在隔壁餐室就餐，两室仅一板墙相隔，故对方谈话声音很清楚，从来人半吞半吐、断续隐约的谈话声中，我判断徐州可能撤退。隔壁就餐人等可能是最后乘飞机离开徐州的。当晚我促肖师长去军部探听徐州消息。肖续武回来说：“徐州已撤退，部队正在向南移动，不日当可抵达蚌埠。”我说：“我明日去南京，否则打起仗来，我不但帮不了忙反会挡手绊脚。”肖又说：“这样大的兵力，杜聿明亲自来指挥撤退，你慌什么？”我说：“正是由他来指挥撤退，我才得快走。杜聿明怎么丢的东北，他现在还是怎么丢徐洲。撤退方法和步骤还不是老一套，携家带眷，一天走不了三十里。一、二日内解放军主力还未赶到，尚能且战且走；三、五日内解放军主力赶来，部队受阻，如第一天能突出重围则可，否则解放军包围日益巩固，休想再突围而去。最后弹尽粮绝，还不是束手被擒。那时去南京铁路中断，则蚌埠形同南京放出的断线风筝，想走也走不了了。如果杜聿明放弃徐州，带领部队昼夜兼程南来，倍道而进，少则三日，多则五天到达蚌埠，稍事休息，继续南撤，迅速渡江，以该股兵力加强江防，国民党或尚能苟延残喘以待时机，否则前途不堪设想。但杜之为人一贯高傲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是；一向是打主观主义的仗，从不考虑客观现实。所以他决不会舍前策以就后计。其命运若何，当可预卜。”肖续武对我上面一段话未表示同意，但也未加驳斥，只表示军令在身无可奈何耳。 淮海战役不幸而言中，96军因驻防蚌埠未在包围圈内得以逃脱，昼夜兼程撤到了长江北岸。这时蒋介石打内战的老本已经输光。96军已成为李延年兵团主力，防守浦口，以迎击当面进攻南京之敌，肖续武师又作为96军主力驻守浦镇，首当其冲。 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立法委员会议在南京召开。前96军军长廖运泽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特由香港来南京参加会议。廖带兵时期，系属国民党何应钦派。一九四七年96军在山东时，归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廖与王不合，故王耀武以司令官身分呈请撤换了廖运泽96军军长。廖运泽气愤之下南走香港，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肖续武乃廖运泽旧部，廖任军长时期，肖续武跟随任过团长多年，关系密切。廖运泽来南京后，闻肖续武驻师浦镇，故廖通知肖前往会晤。廖指示肖：“应认清形势，不能再跟国民党跑下去，要抓紧有利时机率部起义。”并指示其具体起义工作，要与朱子帆接洽，因朱在为第三野战军做地下工作。朱子帆亦国民党立法委员，同在南京参加会议。廖引肖与朱会面。肖续武并与朱子帆约定：有关起义的具体步骤与方法，另派员与朱洽谈。肖续武回师部后，当将廖运泽的指示以及与朱子帆会面等情——告我。肖续武下定决心后对我说：“我们确实不能再跟国民党糊里糊涂走下去，应与共产党接洽，率部起义，并与朱子帆约定你为我师起义代表，有关起义具体工作与朱子帆洽商。朱子帆现住介寿堂二楼（解放后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号，我在他的案头日历上写有‘任迂夫’三字，找到朱，看到你的名字是我的笔迹，即以我全权代表名义接受朱先生所交给的任务。你看，能办到的即可当场答应，如感觉困难，把问题带回来我们再研究。” 次日，我遵肖续武指示去介寿堂找朱子帆。在二楼按号码找到了朱的房间，但我没有贸然去叫…

国民党110师起义经过（《安徽文史资料12》第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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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2-13T11:16:17+08:00
description: 作者：赵继武（本文作者现任阜阳县政协驻会副主席） 一、廖氏兄弟和110师的重建 廖运泽、廖运升是近亲兄弟，安徽凤台人，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一、四期。廖运泽曾参加过共产党，以后脱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师长、军长、副总司令等职。1946年春，他被解除了96军军长职务，而“晋升”为空头的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以后十九集团军撤销，在国防部当了一个挂名的部附，领着有限的生活费在南京闲住。廖运升年龄稍长，听说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反蒋运动，因此一度被迫离开军队。在抗战时期曾任师长、整编师副师长等职。1948年也和乃弟廖运泽一样，在国防部当上了一个挂名的部附，在南京闲住。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不断损兵折将，到1948年战争形势由进攻转变为防御，兵源也成为严重问题。“淮上健儿”素为兵家所重视，因此，廖运泽、廖运升弟兄先后被起用。蒋介石想利用他们组成新的战斗部队，廖氏兄弟也有着自己的打算，因此都先后到职。 1948年9月1日，廖运泽先被任命为第八绥靖区副司令官兼颖上指挥所主任，驻节寿县正阳关。辖区先为十四个县，以后逐渐扩展到苏、豫、皖边区四十余县。它虽称为八绥区指挥所，但不受八绥区司令官夏威节制。同年10月又任命廖运泽兼任国防部暂编第一纵队司令，廖运升为副司令，下辖9个步兵团。司令部编制等于一个军，每团兵员定额为2800余人。10月间廖氏弟兄在寿县建立了司令部，招兵买马。到1949年3月已建立了7个团。 当年3月底，暂一纵队调芜湖、泾县，又调浙江临安。4月上旬在芜湖重建110师。 所以讲“重建”，是因为原来有个110师，师长廖运周，是廖氏兄弟的堂弟，在淮海战役中率众起义。重建后的110师以廖运升为师长（廖运泽已因故离开部队），刘希文为副师长，盛燮勤为参谋长，我改任高参，仍主持师内参谋业务。一个步兵师应辖3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为了迁就人事，除编成上述建制部队外，又特设了一个步兵团，称为师部团。各团的组成情况如下：（1）328团：以原阜阳保安团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储培基。（2）329团：以阜阳地主和土匪武装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朱振业。（3）330团：以太和保安团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张普庆。（4）师部团：以特务武装“正义部队”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陆亚夫。每团实有兵员约一千五、六百人。加师直属队，全师约为八千人。 二、起义前廖氏兄弟和有关人员的政治态度 廖氏弟兄出身于黄埔军校，原属于蒋介石嫡系。但他们对蒋介石所进行的反动内战持反对态度，並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明朗。我在两次危急关头，观察到他们的真实态度。 1948年4月我在潍坊战役中被俘，遇到旧日的同学、同事、解放军华东军区联络部长王兴纲同志。王在旧军队做地下工作很久，尤其在32军军官中享有很高威信。他动员我为党工作，我答应了他。但回到蒋军以后，始终担任着参谋、高参等所谓“幕僚”工作，不能独立有所作为。我和王兴纲同志的关系，廖氏兄弟都是知道的，但也为特务所侦知。原来住阜阳地区的军统特务刘惠生小组，这时住在正阳关，负责监视廖运泽所部。1948年11月间某日，颖上指挥所中校参谋刘士中（阜阳人）秘密告知我说：“保密局有电报给刘惠生，说你和共产党有联系，叫刘惠生调查你。”我对此不能不有所警惕。第二天廖运泽对我说：“委任刘惠生为指挥所额外中校参谋，你要把委任状亲自给他送去。”由于刘士中的预先送信，我领悟到这是刘惠生把我的问题通知了廖运泽，在廖运泽的解释下，取得了刘惠生的谅解，现在要我自己去和刘惠生周旋一下。我把委任状备好，亲自恭恭敬敬的给刘惠生送去。刘惠生表现了友好的姿度。这时，我心里还有顾虑，但实际上刘惠生已经向廖运泽交了“底”。后来在芜湖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教育争取下，刘惠生彻底改变了立场，他的小组在110师起义过程中作了不少工作，在廖运升的授意下，多次派人和中共联系。中共皖南游击队要求暂一纵队代运两部电台，就是廖运升派刘惠生乘吉普车送去的。 另一次是1949年1月15日，我和颖上指挥所副主任汪平，率领指挥所人员、直属队、暂一纵队第四团和临时配属的一个工兵营，由正阳关向芜湖南撤。途经安庆，汪平住安庆城里旅社，我率领部队住江南大渡口附近。以后我率队继续行军，汪平则乘小汽艇由水路去芜湖，在芜湖会面后，汪平当我的面告诉廖运泽说：他在安庆时，八绥区特务头子曾到他的住地询问我的情况，并说要抓我，由于他替我说了好话，并作了担保，才没有抓。顿时气氛很紧张。当晚，廖运泽备了一席酒，把我和副官处长武建威找到他那里，坦率地告诉我们，他和廖运升已找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叫我明天就到暂一纵队去，万一有事可以到山里躲藏。我第二天就乘汽车经南陵到了泾县城内暂一纵队司令部。见到廖运升，他以玩笑的口吻对我说：“你要是被特务抓去，会翘辫子的。我们和山里已经有了联系，有事把你送到山里去。”到此时，廖氏弟兄的态度已经完全明朗。后来才得知，廖氏兄弟早想投…

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前后（《安徽文史资料12》第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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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2-02T23:11:13+08:00
description: 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前后作者：王汉昭（本文作者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旅长，率部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广西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一、我与桂系的关系 我是广西省忻城县人，一九二九年夏在广西省立四中毕业后，考入广西大学预科。那时，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六分校设在广西南宁，李宗仁、白崇禧利用它来培养桂系军队中的干部。除从现役军官中抽调一些人带薪学习外，再招考学生五百人，全部公费。我因家庭经济困难，遂报考这个军官学校，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毕业，并由军校保送南京中央陆军交辎专门学校深造，于一九三七年八月毕业。这时抗日战争爆发，因我是桂系保送去的，故毕业后分配到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中尉处员。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随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参加徐州会战，战败后，随军辗转到安徽立煌，廖磊在那里成立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我担任廖磊的少校参谋。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安徽中部及省会立煌的抗战形势很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发动民众，宣传抗日，气氛热烈。在工作中我有机会同一些共产党接触，使我认识到：中共是真心实意抗日的，而且有才华的青年都集合在中共旗帜下，我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 廖磊病死后，李品仙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初到立煌继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省党部主任委员。当时我跟李品仙从襄樊随部队步行到立煌，一路上我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安徽的情况，往往谈话至深夜，他听得很出神，因而对我既信任又赏识。到达立煌后，李品仙委我为二十一集团军中校参谋科长，要我搬到他公馆住，作为他的机要参谋。 李品仙到安徽后，起初同安徽的CC派系交往过密，引起桂系五路军干部的不满。他觉察到了，并根据我的建议召开了一次没有CC系分子参加的五路军干部会，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用好言抚慰。在这次会议以后，我看出李品仙对省党部CC分子已有戒心。 这时经陈天任介绍我认识郑汉同志，他二人对CC及中统特务胡作非为，极为不满。我们三人常在一起议论形势，研究如何加剧李品仙同CC系的矛盾。一次，由郑汉执笔，伪造CC系头目陈立夫给安徽CC系的一封指示电报，要他们搜集新老桂系的材料，制造舆论，使桂系声名狼藉，并乘机推荐自己的干部来担任各级领导，架空李品仙，最后将桂系驱逐出安徽。我将这个伪造的电报有意遗失给古碑冲党政军干部训练团大队长朱乃瑞拾到，朱如获至宝，将此“密电”速送呈李品仙。李阅后深信不疑，骂陈立夫是卑鄙小人，并多方设法制裁安徽CC系分子。他知道方治等人每天抽大烟、打麻将，竟然派人到他们家中当场抓获赌具、烟具，使CC头目狼狈不堪。这场斗争中，CC系在安徽的反动势力遭到一定的挫折，我和陈天任、郑汉也更加相互了解和信任了。 一九四六年春，郑汉同志到安庆和我谈论蒋介石又要反共反人民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决心要走革命道路，决不再为国民党去卖命了。这次谈话后，郑汉离开安庆，我即在安庆住闲。一九四六年七月，安徽的桂系军队进行复员编余，张义纯把我亦列入编余之列，我想：无官一身轻，没有职务，更好进行革命活动。一九四七年春，经李荣康（现名李海）联络，由李济深和朱蕴山先生等筹组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联谊会”（简称“民联”），指名要丘清英、李荣康和我负责安徽“民联”筹备小组，丘清英名声不好，但因是李济深先生介绍提名（李只知道丘清英过去参加十九路军在福建人民政府工作，不知道他在抗日时期的表现），我们又不好拒绝。我于一九四七年八月从安庆来到合肥，与朱子帆、陶若存、王贯之和陈天任等商谈，请他们对“民联”筹备组织工作协助指导，他们听到有丘清英参加，都不表态。一九四八年春“民联”改称“民革”。同年五月，郑汉同志来到合肥，我将“民革”筹备小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并征求他的意见。当时郑汉告诉我，他一九四七年到上海，找到了原皖南地下党的余纪一同志，把党组织关系联系上了，可能要派他到中共皖浙赣办事处工作（后因故未去），他提出要抓武装部队，配合解放军南下的意见，建议我到部队工作，并说：“民革”筹备小组的工作仍可结合进行。郑汉同志的到来，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觉得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出路。 二、筹建保安第五旅 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与桂系驻安徽部队两个整编旅及另外两个团联系比较密切，因为这些部队的旅长、团长均是我的要好同学，当时我们常在一起议论时事，有反戈起义的打174算，因解放战争还在山东一带进行，时机尚未成熟，未敢轻举妄动。我将这些情况告诉郑汉，他听了非常高兴，要我继继进行策反工作，一俟解放战争推进到安徽境内，就组织起义。一九四八年六月，广西的驻皖部队调离安徽去武汉“华中剿总”，我策动的广西部队要求我同去武汉，以便保持联络，我请郑汉同志立即向地下党组织请示，决定我的行动去向。约一个星期后，郑汉同志来对我说，希望我到皖南行署警保处谋职，以便向皖南游击队提供情报。按此指示，我积极进行活动，写报告要求省保安司令部调我去皖南…

回忆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情况（《安徽文史资料12》第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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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2-01T22:27: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方向明（本文作者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和谈的烟幕下，完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各项准备之后，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并狂妄宣称要在三至六个月内击溃我军主力。但由于内战极端不得人心，国民党在军事上连遭失败，到一九四七年三月，被迫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我东北、热河、冀东、晋南等地解放军先后转入反攻。这时蒋管区内国民党大员骄奢淫逸，大搞“五子登科”（“五子”即：金子、票子、房子、女子、车子），不顾人民死活，搜刮民脂民膏，同时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惨杀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蒋群众运动逐步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特别是在敌人的心脏——上海、南京、芜湖一带，开辟“第二条战线”，发展进步力量，分化瓦解敌人，配合我军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 当时，皖中的新四军七师已奉命北撤，留在皖南、皖西的少数部队，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还有一些同志分散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上海、南京等地，进行隐蔽斗争。曾希圣同志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多年来建立的工作基础，向华东局提出建立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机构，以加强这方面工作领导的建议。华东局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决定成立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任命曾希圣同志为部长，李步新同志、黄耀南同志为副部长。国区部设在山东日照县的坪上，下设组宣、联络、交通、财贸等部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中央数次指示，要加强国统区工作的领导，提出要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群众斗争沿着开辟蒋管区第二战场的方向前进。从此，华东局国统区的工作，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敌人的心脏地区蓬勃展开。 派出上海工作组 华东局国区部成立后不久，我被任命为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组长，并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到上海开展工作。这里先要回顾一下在此以前，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皖中根据地主要以贸易形式掩盖的隐蔽斗争。因为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的工作是过去隐蔽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皖中原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粮食自给有余，但由于敌伪顽对我重重包围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内部食盐、布匹、药品、日用工业品非常缺乏，军需物资更难以采购。当时担任新四军七师政委兼皖中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同志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决定对敌占区开展贸易，以满足我方民生、军用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他亲自过问贸易工作。早在一九四三年秋，就成立皖江贸易局，蔡辉为局长。联络部长段洛夫、社会部长唐晓光、财经处长叶进明等也参与贸易局的领导工作。皖江贸易局成立后，公开号召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无为汤家沟一时成为商人云集之地。蔡辉叫亲友朱玉龙、蔡志锷、盛慕莱、石原皋、卢方等在上海、芜湖二地先后设立了与贸易有关的公司。在这段时间里，对敌占区的贸易很活跃，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不仅向解放区供应了一些食盐、药品等紧缺物资，而且增加了财政收入。新四军军部机关支出，可说大部份是由七师支援的。 抗战胜利，七师奉命北撤，在淮阴成立了大成公司，蔡辉为经理，吴锦章、谭伟为副经理。派出舒展民、沈君常、徐德明等到上海与各有关人员继续保持贸易关系。一九四六年初夏，曾希圣派吴文瑞到上海将上述关系统一领导起来。吴文瑞在上海住在天主堂街（四川南路）49号石原皋家中。石通过友入卢方（曾开设瑞裕钱庄）将吴的户口安在江西路同和古里七号，搞到了上海的正式居民证（身份证）。吴在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大成公司搞贸易以及和皖南游击区的交通联络工作。一九四六年冬，大成公司随部队由淮阴迁到山东。 那时，从山东解放区到上海，主要是走水路。连云港港口，敌人检查甚严。特别是对北方过来的“客商”更为注意。为了保证我方来往人员的安全，钱之光同志（当时跟随周总理）曾给石原皋法币五千万元，石将此款加入上海的正原公司，成为股东。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汤恩伯的机要秘书胡静如，汤部下的将领如张雪中也是股东，余亚农的内弟朱尧安当经理，杨忠尧当副经理。石原皋同志以正原公司股东身份作掩护，北去南来活动就方便得多。一九四七年二、三月间，吴文瑞、祝华、余亚农、朱尧安去山东汇报工作返回上海时，在连云港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正原公司要和解放区做生意，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不可能置之不顾。石利用这些关系，要杨忠尧携带胡静如的亲笔信，赶到连云港营救。未几天，吴文瑞等获释，平安回到上海，吴仍住在石家。 以上是国区部成立以前的情况。国区部上海工作组成立后，其任务除了继续开展贸易工作以外，主要是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民主进步势力，策动一些国民党部队和地方官员起义，以配合解放战争，同时建立交通联络站，打通去皖南、皖西游击区的路线，在长江两岸形成一个沟通南北的交通网。上海工作组成立后，原来七师派在上海、南京、芜湖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均划归上海工作组统一领导。 当时，我任山东大学预科部主任。预科部设在下裕，国区部在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