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恒芳 编者按：常恒芳是老同盟会员，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役，北伐战争后曾任安徽宣慰使、国民党三十三军党代表等职。这是他在一九四七年的一篇讲话记录稿，文字上稍有整理。 光绪甲午年（1894年），中国同日本打仗，遭到惨败，接着就是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那时候一般无知识的人，还在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但稍有知识的人，认为不变是不行了，因此国内就兴起一种革新运动。那时康有为、梁启超很有名。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失败后跑到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出了不少介绍外国情况的译本。这时候我虽在乡下读书，但却能看到进步书刊。这些书刊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很大，继而就形成一种革命的行动。那时上海有黄克强、章士钊、章太炎，也不约而同地在那里活动。各省也有十个八个同志参加，大家都振作起来了。后来孙中山先生到日本，召集各省同志于一九〇五年成立了同盟会，其机关报为《民报》，用它来鼓吹革命。那时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那时梁启超等也在日本，他们不同意这主张，而主张君主立宪，所以革命的人称他们为改良主义者和保皇党。因此就分成了两派。我那时还不懂这些，直至读了卢骚的《民约论》，才认识到破坏旧的秩序就是革命。那时清政府通缉孙中山先生，赏格为十万元。赏这么多钱拿他，他当然就无法回到国内来工作。当时，实际在长江一带指导革命的是黄兴。 要说到本省革命，那时我们干革命，主要是凭着血气去干，并不十分明确革命的意义和目的。好在那时整个民气犹如大梦初醒，大家都感到受清廷的压迫，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因此就有了组织，起来革命。那时秘密结社比较容易，因为清政府的一般官吏都怕事，发现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大都推着不问，也不敢上报。这一方面是怕被革命党知道了，自家性命难保，另一方面是报到上面也不会讨好，甚至还会丢了乌纱帽。所以在客观上有助于革命。 那时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一是投身幕府，一是投身学校，借以掩护革命工作。李光炯在湖南办旅湘公学，从事革命宣传，后来消息走漏，难以存身，于光绪乙已年（1905年）搬回芜湖，改校名为安徽公学。当时所聘的教员，都是主张革命的，最有名的要称刘师培。他是在上海因革命事泄，化名跑到芜湖来的。还有陈独秀等，也在里面任教。那时李光炯与吴挚甫先生，都与当时一班幕府官员有往来，他们就借着办学，从事革命。我那时跑去上学，当学生，因为我的国文较有根底，所以进入师范班，意思是想出来当教员。由于里面一般人都主张革命，于是就发起组织，发起者有柏烈武、陈独秀等。柏烈武原为秀才，后学于武备学堂，这时在里面教体操。我在师范班年龄稍大点，也参加了。那时参加的，大概只有三十多人，所订章则，主要是反对满清政府，推翻清廷统治。他们将章则拟好以后，字句中还要夹杂许多不相干的话，使人家看不出，以防泄漏。第一次开会在芜湖关帝庙，借烧香之名，宣读誓约，并在芜湖租了两间屋子，作为联络的中心点。我们在通信时，都用假名字，例如刘光汉改为金少甫（刘那时不过二十岁左右，在学校教历史和伦理学，出有国粹学报，学生受他启发的地方很多）。我们所组织的团体名叫“岳王会”，意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陈独秀原已留学日本，现在回来除教书外，还办一种《安徽俗话报》，用语体文，内容侧重鼓吹革命。就在这年（1905年）冬季，从日本回来的吴旸谷将孙先生的和同盟会的一批革命书籍带了回来，大家读了干得就更有劲。我们创建的革命组织，就这样过了一学期。后来邓绳侯在安庆办了一个尚志学堂，要我去当训导主任，我也就去了，一面是教书，一面负着革命组织的使命。那时柏烈武跑到南京去当队官（相当于连长），赵伯先在里面当管带（相当于营长），后来赵调升标统（相当于团长），柏也就跟着升了一级。这时他们又联络了一些人。当时“岳王会”芜湖总会由陈独秀当会长，南京、安庆均为分部。柏烈武为南京分部长，我为安庆分部长。安庆分部仅二、三十个干部，于是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维新会”，其中象老三营的人，大概都在里面，“岳王会”起了领导作用。 这年秋天，我们感到要革命就非得有武力不可。那时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总督所在地成了一镇（相当于师），原来的老军叫绿营，又叫巡防队。当时的武器均为戈矛，后来才有来福枪。人由营里挑选，好的可以当头目，作为新兵的干部。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也就进去了。那时上面有督练公所，没有教练官，其中有两个是从南京柏烈武那里来的，在他们帮助下，我被保送到新军的干部训练班，当了正目，底饷银为五两。当时我虽然是学员，但由于是岳王会分部长，仍可以起领导作用。那时象迎江寺的宝塔，大观亭后面的树林，都是我们开会的地方。五个干部训练班里，都有我们的同志。丙午年（1906年）下半年，有个寿县人叫孙少侯，学问很好，对革命也很热心，家里有钱有势。他到日本去后在同盟会内担任安徽支部长。那时湖北有个胡瑛，上海有个陈英士，孙少侯到南京后，就叫方植之回到安庆。他们的计划，是首先占领南京，要我们在这边也同时拿下安庆。我当时也就跟着干。未过多少天，消息传来，胡瑛在汉口被捕，孙少侯也在南京被捕。但孙少侯因为有孙家鼐的关系，不曾被杀，安庆幸未受到影响。丁未年（1907年）下学期，我们就毕业了，我考第三名，照规定，前三名都可以当排长，我也就当上了排长。当时成立的是骑兵营，而骑兵比步兵的要求更高，都是从步兵里挑选好的来充任的。那时军队不准驻民房，我们只得驻在安庆东门外殷公祠。 就在这时，发生了徐锡麟刺恩铭的壮举。当时浙江人徐锡麟任巡警学堂会办，他是浙江光复会会员，捐了道台的身分，分发到安徽来办警察学校。当时我“岳王会”里有个石人俊，大概徐在日本就认识他，所以这时徐把他请去任教。石人俊的武术很好，据说，他去日本读书的时候，日本有个大力士，在国内几乎是没有敌手的，有一次与石比武，居然为石所败，于是石人俊声誉益高。那时清廷驻安庆的新军，共有步、炮、骑三营，徐常请我们这些营长们吃饭，意在联络感情，到必要时可以帮助他。有个星期天，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我刚走到街上，就看到人们很惊慌，一打听说是有人在巡警学堂开了枪，政府定要搜查，于是赶忙跑到尚志学堂去打招呼，要他们那里的同志作好准备。这样一来，耽误了时间，城门闭了，不能出城。这时徐锡麟带领学生跑到军械所去抢子弹，但由于不能开锁，弄了好半天，被清军包围；头一天还来了两个学生，一个当时被打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送到抚台衙门审讯，徐锡麟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结果遭到挖心惨死的酷刑。这时我们队里，有个孙师武，此人曾和我一同受过训，他因不满清官吏杜春林，想偷偷地枪杀他，但没有成功，后来又想个点子，扮着卖鸡蛋的样子，混进了抚台衙门，由于举止慌张而被捕，假辫子也弄掉了。这时他见到恩铭的妻子，就伪称是恩铭托梦给他，叫他杀掉杜春林的，因此，只是把他关起来，没有杀他。这样一来，我队里的人都害怕要受到牵连。因此，我便辞了职，意思是我走了，要是出了事，大家都可以往我头上推，不会再连累别人。这时是夏天，我就跑到怀远去，在粹华学校当教员。 下半年薛哲被派出当管带，写信要我回省会，我未答应。第二年，沿江一带新军去太湖会操，他们认为时机到了，于是又计划要干，惟新兵中我们的同志职务都很低，最大的也不过是个营长。薛哲是营长，但他们认为，他胆子向来小，不能胜任领导。炮兵督办吴介麟被撤后，炮兵里仅有个熊成基，于是他们就推熊为总司令。这时西太后、光绪帝都死了。事情发动以后，没有子弹，商议举火为记，可惜城门为城防队先布防了，薛哲不能开城门，城内的同志都被捕了，熊成基也跑到了怀远。因此我们元气大伤。在这期间，安庆方面并无其他组织，其主力全为“岳王会”的人。熊成基过怀远，我在那里也不干了，跑到一个亲戚家去，他在经济上帮助我，于是我得以赴日本留学。 在这中间，阜阳又组织了个“安仁会”，这是长江水师提督的儿子在日本留学参加了革命，回到阜阳后发起组织的。 自我离开安庆以后，岳王分会也就关了门，仅维新会在活动。陈独秀在徐锡麟刺恩铭事情以后，也跑到日本去苦学英文。孙少侯案子出了以后，柏烈武亦跑到东三省去了。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象孙中山、黄兴，也被日本人驱逐出境。我到东京后，因总理不在本部，仅由庶务长负责，其次为每省的评议员，当时我担任的就是安徽的评议员。那时《民报》亦告停刊。 孙先生出国进行革命活动，领导国内斗争的主要有黄克强、赵伯先。广州兵变，安徽的倪映典殉难；黄花岗之役，各省人都在那里，是有计划的争夺广州。赵伯先为总司令，黄克强为司令，进广州是黄克强自己领进去的。后遭到失败，赵伯先悲愤成疾，病逝于香港。 辛亥年（1911年）秋爆发了武昌起义。起义以后，清政府派荫昌、后来改派冯国璋来打。起初袁世凯已被清政府弃用，由于北洋军是袁一手训练的，这时他想用北洋军来打，不把袁请出来是指挥不了的。于是请袁出山。袁出来以后就授意冯国璋不要真打，意思是养着革命党，就可以保全他们自己的地位。南京攻下后，孙先生由美洲回到上海，后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黄克强为陆军总长。这时胡汉民在广州做都督，被调回成立临时参议院，我亦在内。这时大家准备向日本人借三百万元，在议会上却被黎元洪的人推翻了。接着就是南北议和，由汪精卫等做专使，满清投降，袁世凯被选为大总统，国都迁至北平。我即由此不干，回到南京《民生报》，兼办党内工作。 民国初年，大家都纷纷组党，我们成立和发展“同盟会”，袁世凯就策动一般人组织“宪政党”。我们以“同盟会”领导许多小党，一九一二年八月底，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宪政党”也包括许多小党，名为“进步党”，两党相对立。那年我负教育会的使命，到北京去，北方人一见到我的服装形色，就知我是“同盟会”人；我一下火车，黄包车夫就说，我拉你到党部去。“同盟会”的声誉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再说安徽的情况。第一任都督是孙少侯，他是同盟会安徽支部长。那时李光炯先生充任秘书长。我去办理党务，曾很秘密地跑到安庆去吸收许多新党员。因安徽支部长是孙少侯兼的，我就回到南京去主持《民生报》。当年夏季孙少侯去北京，柏烈武接任都督，组织第一军，还有第二军（在广东）、第三军（在广西），而以第一军势力最大，有四万人。孙少侯虽然做都督，因是空手人，所以不能持久。那时我在南京不愿回安庆，是因为柏讨厌洋学生（我也是洋学生）。他尽量拉拢旧官僚，因此我不愿与他多交。在一年之间，我因有别的事，只到安庆去过两次。民国二年，安庆已有五个党，国民党负责人是我，自由党负责人是程筱苏，民主党负责人是童懋轩，统一党负责人是陶苏民，共和党负责人是光升。 那时党的组织和现在不一样。各省支部是由本省党员选举的，不是上面派的。安徽的支部长原来是孙少侯，后来是我，副的是谢素谦（叔骞）、张济振（己振），他们也在日本留过学。国民党成立以后，许多小党都并入。这样，国民党在选举中就占了绝对多数。当时从形势看，国务总理应是宋教仁的，他自己也以内阁自居。民国二年（1913年）三月二十日，他从上海动身去北京，被袁世凯派人在车站刺死。国民党也知道不能同袁和平共处，一方面准备去北京开会竞选，一方面作军事的准备。到北京开会时，国民党每省举派两名代表，安徽由我和汪菊友（徽州人）二人为代表。当时国民党本来处于绝对多数，但有些人叛党，最痛心的要算孙少侯。他到北京后，就投降了袁世凯。当时这些人离党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直接宣布离党；一是跨党。都是被对方金钱收买的。这样，袁世凯的进步党便超过了半数，国民党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但在参议院，国民党人仍占多数，选举结果，议长为张继。一九一三年五月，袁世凯向英国借二千五百万英磅，一来充实他们的军事，二来用作政治收买。那时北京的军警等一切都在他们手里，所以此案得以通过。 其时，我们的根据地在上海，我们发起讨袁运动，袁的罪状是杀害宋教仁和向英国滥借巨款。我们一宣布讨袁，袁世凯就将三省的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都撤了职。（他们曾通电反对大量借外债）二次革命由于主客观原因很快失败了。那时，安徽的倪嗣冲还驻在阜阳，约一旅人，于是我们就以寿县正阳关为根据地，与之对抗，结果我军被击败。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国会又派人到上海来找我们，声称政府对议员开会决不迫害。当时我们就回去试试看。过了几天，开会选议长，一连三次，选票都未过半数，毫无结果。执法监长陆建章同孙少侯商议，把议员中的国民党党员先捉起来，就说他们通敌，俟议长选出后，再将他们处理。这时安徽被捉的有四人，有我在内，因我是支部长。那次总共捉了八个人，即后来所讲的“八议员事件”。但我们并不是现行犯，议会里认为他们捉了我们是违法的，故全体向袁提出要求，说并没有证据，为何能捉他们呢？于是他们到处设法搜查证据。结果，搜出与安徽通的密电，他们未想到是我干的，都认为是寿县的某议员干的。第二天一早，将我们押至天津转塘沽。这时议会又知道了，又去向袁要求，于是又把我们解回天津，押在警察厅。这时赵秉钧为警备司令，陆建章为副司令。我们这些人是陆捉的，陆想借别人的刀，来杀掉我们。赵秉钧知道这回事，就非常不愿意。天津警察厅是赵的人，故对我们非常优待。 起初我们被捉，还有议员资格，现在算是没有了。在袁世凯未当选总统之前，不敢放我们，因为怕我们影响他的总统位置。现在他虽然选上了，但对被捉的议员还是有点不放心。他认为不重要的，才容许在天津警察厅取保释放。其中有三个，他认为是重要犯（有我在内），不能放，但又不愿不顾一切地把我们干掉。于是把我送到安徽倪嗣冲处。这时与我有关系的人，都出来设法营救，适王揖唐等都在北京。我被送到安庆押在军法处，后来那两人也解到安庆来了。这时有人在倪嗣冲面前说，大家都认为陆建章好杀人，这案该他办，他不杀却要你来杀，这是要你做三国时的黄祖。这样一来，他当然就不杀了。于是我们三人另住一间屋，每天四百钱的伙食，每顿四碗菜，而且我们自己添菜也可以，生活倒也不太苦。因为上层招呼优待，管理监狱的也乐得做人情，连书报也可以看。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接事，我们才出来，又恢复了议员的身份。起初我被送到安庆来的时候，是由浦口到安庆，夜里送执法处的，门上有锁，仅门板上留有小洞，可供内外人通话，里面共有六间小屋子，每间可睡七、八人，地下很潮湿。我进去以后，里面睡的人都起来了，和我说话，问我被押的情况。我告诉他们以后，他们对我都很亲切，吃、睡均让我上前，因此倒也不感到什么痛苦。可是到了优待的时候，我反而受了一些苦，因为单住一间屋，有炉子，守门的兵都来烤火；最讨厌的，就是他们夸耀自己同南军打仗是如何的奋勇，如何的挖人心吃，我听了非常难受。后来，褚、朱两个来了，我们三人在一块。大约看守的人，原来错认为把我另放一处，一定比别人更重要，所以看守我比别人还要严，特别给我戴上一个大脚镣，直到褚、朱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上面对我们优待。他们两个都没有上镣，由于我已经上镣，因此也就没把我去掉。这样过了很久，后来托人转弯才去掉了脚镣。我被押了差不多有三年之久，看见杀掉的人很多，约有七、八十人，死得最磊落的，要算芜湖的聂春山，他死的时候，谈笑自若。当初我在牢里，对这些事还有笔记，后来弄掉了。 这几年中，最大的事，就是袁世凯做皇帝。我们虽然在监狱里，由于可以看报，所以很清楚。我还记得那时我做了篇文章，送到上海去发表。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倒台了。梁启超做了一篇反对文章，发表在日本人办的一家报纸上，我还记得那天的报纸涨到两毛钱一份，还买不到。起初蔡松坡（蔡锷）被调到北京去做将军，这时也出来了，到了云南，抓一部分武力；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李烈钧也跑出来了，李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这时蔡将军打四川，李领兵由云南出广西。当时以武力论，仍不敌袁，但那时反袁空气，日渐高涨。如龙继光曾被袁封为郡王，但他是岑春煊的人，经他一号召，他们当然就来了。岑春煊在肇庆设军务院。国民党有好些军人，都跑去了，因此力量很大。连袁世凯最亲信的部下也都动摇了，最先是袁派的陈宧，这时也被迫通电反对帝制。陈素为袁心腹，这一来，袁十分害怕，因此退了位，从此便一败不可收拾，直至忧惧而死。这一役，后来叫做护国之役。袁死后，段祺瑞等都出来了，推黎元洪进京任总统，重新组织一切。这时安徽的倪嗣冲未动，我们就在这时候被释放的。这是民国五年的事。（金白描、许大钧整理）
芜湖解放前后见闻（《安徽文史资料12》第15篇）
作者：谢汝祥（本文作者现任芜湖市政协委员，民盟盟员。） 一、解放前夕芜湖国民党地方政权简介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芜湖设置了安徽省第六行政区和芜湖县。行政区辖：芜湖、宣城、郎溪、广德、当涂、繁昌、南陵、泾县等县。芜湖县辖：现在的芜湖市和芜湖县的大部份地区。 当时，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设在芜湖市柳春园（现芜湖市第八中学）。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少将级军阶，不学无术、反动顽固。该行政区直辖一个特务中队，一百多人枪，但都是些老弱兵痞，扰民有余，並没有什么战斗力。 国民党芜湖县县长谢汝昌，1948年春由宣城调来芜湖，任县长兼县民团团长。当时，芜湖县的地方反动武装有两大部份：一、县民团两个营，约五、六百人枪，驻城区；二、各区、乡地方武装约有五、六百人枪，分驻各区、乡、镇。当时，芜湖县民团的两个营长是王心一和金敦厚。王是安徽潜山人，金是安徽桐城人，他们跟随谢汝昌多年，关系密切，对谢也很忠实。这两个营的士兵体质、装备和训练都较好，据说比国民党的正规军并不逊色。谢汝昌倚为实力。 另外，芜湖还有一个警察局，原为省辖专局，1948年改归芜湖县统辖，但局长仍由省专放，级别也不低。警察局有四个分局，警察约三、四百人，都是些流氓、地痞，乌七八糟。局长陈浙民，为国民党军统特务，据说是上校军衔。他对县长谢汝昌仅是表面上敷衍，实际上并不买帐。但因谢既是上级，又拥有较强的武装，且谢的个性又强，经常对一些不法的部属关押、惩办，所以陈当面还是唯唯听命的。解放前夕，陈浙民竟弃职潜逃，不知所终。所属警察除逃散一部份外，解放后也由人民政府接收安置了。 二、地下党组织对谢汝昌的策反工作 1948年冬，芜湖地下党组织为迎接全国解放，开展了对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深入细致的策反工作。 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方向明、石原皋同志，石在早年同谢汝昌私交很好。方、石二同志到芜湖后（事先曾通过朱子帆、陶贤棣等人通了信息），即找到谢汝昌，明确阐述了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祖国的前途、个人的出路等问题，希望谢汝昌认清形势，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谢虽担任国民党县长多年，但尚有一定政治头脑，并非顽固不化，加之方、石二位又是旧好，殷殷规劝，使谢深受感动。谢经过反复考虑后，毅然决定弃暗投明，走起义投诚的光明大道。 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争取下，谢汝昌遵照党的部署，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谢汝昌对党的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非常重视。一有风声即迅速通知，保护转移。当时国民党的反动驻军和警察特务非常猖狂，多次搞突然袭击，挨户清查，通宵达旦，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经常滥加拘捕无辜群众，有时多达上千人，全市各大剧院和公共场所都关满了人，妄图从中找出党的地下工作同志。每当此类情况发生前，谢总是迅速巧妙地将地下党同志掩护转移到他家或其它安全地方。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张义纯曾电令谢汝昌缉捕党的地下工作同志，违者严惩。但谢汝昌未予理会。 当时，国民党征收的军公粮几万包（每包200市斤），分存于芜湖各米厂。国民党在溃逃前，妄图抢运，转移外地，曾多次严令谢汝昌负责提货、交运，并派人督催。谢均请示地下党，党的领导同志指出：“这批巨额军公粮，你如能尽力保存下来，即是很大功劳。”谢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对国民党采取“明拖暗抗”的态度。1949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总后勤部派来了大型拖轮和拖驳，以及几十名武装官兵到芜湖强行提运。谢设宴招待了几个提运的反动军官，借口：“这些军公粮正在陆续加工，目前各厂都无成品粮可交，同时没有麻袋，几万包米即使加工好后，也无法包装，且军运兵差太繁，民夫征集殆尽，纵然有米有袋，而民夫缺乏，打包、搬运、上船也无法进行，只好请各位先行回报上级，稍宽时日，我尽力向各厂督催。”但这些家伙，仍赖在芜湖不走，天天来逼，谢还是原话敷衍，有时双方吵得面红耳赤。局势日趋恐慌，过了四、五天，只好将拖轮开回去。临走时，气愤地对谢说：“你贻误军需，存心资敌（指解放军），非上报惩办你不行。”谢一笑置之。因此，这批军公粮丝毫无损，解放后全部由人民政府如数接收了。 1949年4月，芜湖市国民党驻军川军二十军杨干才部向皖南山区溃逃。同时，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也领着他的残兵败卒仓惶逃跑了（下节详述）。国民党军刘汝明残部从前线溃败下来，经芜湖向皖南逃窜，沿途骚扰不堪，芜湖市区人心浮动。地下党组织指示谢汝昌一定要搞好全市治安，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对县属武装要严加掌握，不让逃散。谢汝昌按照党的指示，召集县属部队和各科室的负责人作了具体部署。这些人多数同谢共事多年，相知较深，因此对谢的部署均表拥护。会后，谢汝昌即将县民团两个营的全体官兵集合讲话，宣布了几项纪律，如携枪逃跑的枪毙，骚扰人民、污辱妇女的枪毙等等，又宣布了鼓励办法，如服从命令认真执行任务的有奖，表现突出的提升、晋级等。同时还当场发放了商会送来的犒赏费和食品。两个营的责任区是：第一营王心一部，负责市区各街道。第二营金敦厚部，负责城内。各营指定连、排长，昼夜轮流，率领所部放排哨，大街小巷到处巡逻，确保治安。谢本人也常出检查督饬。因此人心逐渐安定下来。这些巡逻队曾逮捕了不少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并在南门湾现场枪毙了一名正在结伙抢劫小纸烟店的盗匪，对维护整个市区的治安起了较好的作用。 三、沈光武溃逃时的丑态 1949年4月中旬，当芜湖国民党守军杨干才部溃逃后，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慌恐万状，但还装腔作势，硬着头皮，召集了一次所谓“治安会议”。在会上沈要求谢汝昌负责维持治安，不准擅离职守。而沈光武自己早已心怀鬼胎，准备逃走了。 果然，就在这个“治安会议”召开的当天晚上八、九点钟，这个刚吹了牛皮的沈光武，脱掉黄呢军装，换上旧灰布的小兵服，率领着他的残兵败卒约一百乡人，来到北内街谢汝昌住宅附近。这些士兵服装褴褛，垂头丧气，分坐在街道两旁，形同乞丐。沈本人带着卫兵窜进谢汝昌住宅，对谢大：“紧急集合！全部撤！快！快！”谢见此情景即说：“情况没变，不要慌。”谢话刚落音，沈大声说：“我命令你撤，快！”谢说：“你是专员，有几县回旋余地，我守土有责，不能走。”沈更冒火了，说；“情况特殊，我命令你撤，天大责任我负，你要服从命令！”沈因谢部有五、六百人枪，实力很强，拉到一起，既可壮胆，又可作为垂死挣扎的资本。谢见此情景说：“既这样，等将两个营长和秘书找来再说。”于是示意我去找人。我走出楼上会客室，谢尾随至外楼梯口俏俏说：“把他们找到你家，不要露面，你交代好再来。”我会意，下楼后即派人将他们三人找到我家，要他们在我家等我回来，有要事安排。大约午夜十一点钟左右，我又来到谢汝昌家，沈光武正在大声训斥几个向他报告逃兵的班排长，而谢则坐在沙发上看报。沈一见我就高喊：“他们来了没有？”我说：“派出四、五个人去找，一个也没有回来。”谢接着说：“还不是放哨、查岗去了。”沈听了无可奈何，急得在屋里打转转。忽然，沈停住脚步，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字条，递给谢汝昌说：“谢县长，这是我给你的手令。我们先走，在宣城等你们。部队人枪要全部拉走，一个不准留，你要负全部责任，明天必须赶到宣城会合。千万不可贻误军机！”递这“手令”时，沈手还在发抖。说完就溜走了。没过几天，这个家伙即在宣城山区受到应得的惩罚，被解放军游击队击毙了。 四、芜湖人民热烈迎接解放军的盛况 1949年4月23日，是芜湖市人民最欢乐、最幸福的光辉日子。 这天上午，全市人民笑逐颜开，纷纷奔走相告：“解放军要来了！我们解放了！快去欢迎啊！”上午八时，各界推派的欢迎代表二、三十人，在商会集合后，来到江边等候迎接大军。商店和居民，也都准备了鞭炮、茶水。男女老少，涌向街头和江边。还有很多学生，服装整洁，手持色彩鲜艳的小旗和花朵，停立在码头两旁。到处人山人海，笑容满面，真是“箪食壶浆，迎接王师。” 上午十时稍过，人群突然活跃起来，大声高喊：“来了！来了！”举目一望，果然解放军已胜利过江向市区行进了。先头部队是游击队，战士的八角军帽上插着柳枝和树叶。接着就是野战军88支队的部队，军容威武，队伍成三列纵队前进，一个连队接着一个连队。干部、战士同样的服装，没有一个干部挂斜皮带和穿深筒靴的。干部、战士个个笑容可掬地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炮竹声、锣鼓声、欢呼声响成一片。 我到了江边，和各界欢迎代表在一起。不一会，解放军队伍后面走来一位于部，四十多岁，仪容庄重，含笑地同我们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大家！”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位是88支队政治部罗主任。罗一边同我们握手，一边说：“我姓罗，代号803，我跟队伍走了，下午再拜望各位。”说完转身挥手跟队伍走了，部队还在继续进行，沿江几处码头的过江部队同时并进，真是浩浩荡荡。 我回到市内，这里气氛更为热烈。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原国民党各军政机关门前、原有岗哨处和市区街道警亭中，谢汝昌事先都部署了武装军警，见到经过岗哨的解放军干部都立正敬礼。解放军干部也一一含笑还礼，非常欢洽。我走到中山路，见到腰鼓队在扭秧歌舞，参加的男女老少都有，虽是初次表演不大熟练，但人民群众欢庆自己解放的心情，是非常感人的。我不禁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吟道：“王师神勇过天河，胜利欢呼喜事多，婆媳並肩打腰鼓，公孙三代扭秧歌！” 下午三时，我到谢汝昌家，一进门就听说罗主任来了。只见很多解放军干部、战士，正在同谢的工作人员谈笑言欢，互致问候。我走进楼上会客室，罗主任见到我，就笑着说：“在哪见过面了？”边说边伸出手来，我一把握住他的手说：“803首长，上午我在江边欢迎您的。”他哈哈大笑说：“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随同罗主任来的有几位领导干部和地下党的工作同志，谢汝昌也将他的秘书、科长和各部门负责人找来见面，并讨论了移交的一切有关问题。直到下午五时，罗主任才离开谢宅。临行时又同大家一一握手。 这一天，人们是在极度的兴奋和欢乐中度过的。 五、谢汝昌移交工作的完成和党对他们妥善的安置 1949年4月25日，芜湖解放的第三天，军管会召集国民党县属各机关、部队的员兵开会，罗主任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详细阐明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一些具体问题，以及党和人民政府对这些人的希望和要求等。 罗主任在讲话中，首先对他们安心守纪，迎接解放军，表示嘉许，并反复强调对这些人保证“一个不捕，一个不关”，“立功受奖，破坏受罚”，“交代办好后，量材录用，愿留则留，愿去则去”等等，会后绝大多数人的情绪非常安定，表示一定要将各自的交代工作办好，争取立功。 约在解放后的四、五天，经请示军管会同意，先行点编国民党县属部队。点编时，县属部队集合在市体育场，由解放军88支队总部按照各部队的清册，逐一将员兵、武器、被服、文卷等交接清楚。接收干部并对每个员兵一一征求他们的意见，愿留的留下，愿去的即发给证明和路费回家生产。绝大多数员兵都愿留下。点编结束时，罗主任发表讲话，对县属部队的移交工作深表满意。经过点编的员兵在进行了短期休整后，即开往杭、沪沿线，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列里去了。 行政各部门的移交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各经办人员都老老实实、认真负责地核对各类移交案卷，各部门的负责人和经办人员，都加盖了本人私章和注明移交日期，以示负责。 进驻各部门的军代表，对移交工作都是大力支持，从未催促办理，总是和颜悦色地告知各经办人员从容处理，不要急于求成。遇有困难总是主动帮助解决。经过十多天的努力，各部门都全部交接清楚。并经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先后组织力量，缜密复盘和内查外调，证明谢的交代是清楚的。 谢汝昌的交代办清复查后，由当时芜湖市军管会主任李步新同志和市人民政府市长江靖宇同志，分别签发了交代清楚证明书。这两份文件都是我领交给谢汝昌的。谢和大部份旧人员都由党和人民政府先后安排了工作。 以上点滴的回忆，仅是笔者个人见闻片断，挂一漏万，在所不免，请知情者给予补充和指正。（一九八一年三月，芜湖市政协供稿）
国民党141师起义始末（《安徽文史资料12》第14篇）
作者：任迂夫（本文作者为淮北市第一中学离休教师） 一九四八年乃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之关键性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的春季，国民党96军在济南重新组建，军长于兆龙，副军长兼141师师长肖续武。我因部队改编以及与肖续武的私人关系（肖任旅长时我为副旅长）任96军高参（上校），留肖师服务。所谓高参，除临时性派遣任务外，实无任何明确职务。因此部队编成南调徐州地区整训时，我未随部队前往，仍留住济南。当济南危急，南去徐州铁路中断，我始设法飞到徐州军部报到。这时96军驻在临城枣庄矿区，旋调陇海路新安镇，继之又调蚌埠防守。这时已届淮海战役前夕，“徐州剿总”捉襟见肘，调动所部拟集结徐州外围固守，黄伯韬兵团正在由连云港方向，沿陇海路向西移动，行至碾庄地区被阻。一日，我与肖续武师副师长王亚豪对坐闲谈。王为商震旧属，颇具旧军人的典型——军事经验虽丰富，而政治头脑则较简单。我与王亚豪正谈得兴浓，忽接上级指示，要各部悬灯结彩，鞭炮齐鸣，以庆祝碾庄大捷。王说：“这下可好了。”意谓黄伯韬兵团突出重围，予解放军以重创。我说：“看情况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王不以为然，认为黄伯韬兵团是有战斗力的，不会遭此下场。谈话就此结束。次日王亚豪一见我面就说：“算是叫高参参（猜）中了。黄伯韬兵团仅有一副官逃出，持黄伯韬名片，背面写着“黄伯韬尽忠报国”，要他向南京汇报。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尔虞我诈，上下相欺，事实教育我，不得不看问题的反面。黄伯韬兵团被歼，徐州震惊。 碾庄战役后不久的一天，我和肖续武一同去军部见军长于兆龙。从军部出来，在军部对面饭店便餐，忽听楼梯间一片嘈杂的人声、沓沓的皮靴声，来的人在隔壁餐室就餐，两室仅一板墙相隔，故对方谈话声音很清楚，从来人半吞半吐、断续隐约的谈话声中，我判断徐州可能撤退。隔壁就餐人等可能是最后乘飞机离开徐州的。当晚我促肖师长去军部探听徐州消息。肖续武回来说：“徐州已撤退，部队正在向南移动，不日当可抵达蚌埠。”我说：“我明日去南京，否则打起仗来，我不但帮不了忙反会挡手绊脚。”肖又说：“这样大的兵力，杜聿明亲自来指挥撤退，你慌什么？”我说：“正是由他来指挥撤退，我才得快走。杜聿明怎么丢的东北，他现在还是怎么丢徐洲。撤退方法和步骤还不是老一套，携家带眷，一天走不了三十里。一、二日内解放军主力还未赶到，尚能且战且走；三、五日内解放军主力赶来，部队受阻，如第一天能突出重围则可，否则解放军包围日益巩固，休想再突围而去。最后弹尽粮绝，还不是束手被擒。那时去南京铁路中断，则蚌埠形同南京放出的断线风筝，想走也走不了了。如果杜聿明放弃徐州，带领部队昼夜兼程南来，倍道而进，少则三日，多则五天到达蚌埠，稍事休息，继续南撤，迅速渡江，以该股兵力加强江防，国民党或尚能苟延残喘以待时机，否则前途不堪设想。但杜之为人一贯高傲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是；一向是打主观主义的仗，从不考虑客观现实。所以他决不会舍前策以就后计。其命运若何，当可预卜。”肖续武对我上面一段话未表示同意，但也未加驳斥，只表示军令在身无可奈何耳。 淮海战役不幸而言中，96军因驻防蚌埠未在包围圈内得以逃脱，昼夜兼程撤到了长江北岸。这时蒋介石打内战的老本已经输光。96军已成为李延年兵团主力，防守浦口，以迎击当面进攻南京之敌，肖续武师又作为96军主力驻守浦镇，首当其冲。 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立法委员会议在南京召开。前96军军长廖运泽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特由香港来南京参加会议。廖带兵时期，系属国民党何应钦派。一九四七年96军在山东时，归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廖与王不合，故王耀武以司令官身分呈请撤换了廖运泽96军军长。廖运泽气愤之下南走香港，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肖续武乃廖运泽旧部，廖任军长时期，肖续武跟随任过团长多年，关系密切。廖运泽来南京后，闻肖续武驻师浦镇，故廖通知肖前往会晤。廖指示肖：“应认清形势，不能再跟国民党跑下去，要抓紧有利时机率部起义。”并指示其具体起义工作，要与朱子帆接洽，因朱在为第三野战军做地下工作。朱子帆亦国民党立法委员，同在南京参加会议。廖引肖与朱会面。肖续武并与朱子帆约定：有关起义的具体步骤与方法，另派员与朱洽谈。肖续武回师部后，当将廖运泽的指示以及与朱子帆会面等情——告我。肖续武下定决心后对我说：“我们确实不能再跟国民党糊里糊涂走下去，应与共产党接洽，率部起义，并与朱子帆约定你为我师起义代表，有关起义具体工作与朱子帆洽商。朱子帆现住介寿堂二楼（解放后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号，我在他的案头日历上写有‘任迂夫’三字，找到朱，看到你的名字是我的笔迹，即以我全权代表名义接受朱先生所交给的任务。你看，能办到的即可当场答应，如感觉困难，把问题带回来我们再研究。” 次日，我遵肖续武指示去介寿堂找朱子帆。在二楼按号码找到了朱的房间，但我没有贸然去叫门，因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南京，特务活动频繁，行动不能不多加小心，以防意外。我先在走廊来回走了一趟，又在走廊两端看了看有没有可疑迹象。在我审视周围环境中，只发现离朱子帆住室不远的门口，挂有“任卓宣”的牌子。我知道这是大叛徒叶青住室（任亦立法委员，经常替国民党写文章骂共产党），别无其它异样，我才轻轻地敲了朱的房门，进屋后见有人正在与朱谈话，我就坐在一旁沙发上等候。等来人谈话后退出室外，我随即移坐到朱先生靠近处，见案历上写有“任迂夫”字样，是肖续武笔迹，当向朱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声称：“朱先生有什么指示，尽管对我说好了。能答复的立即答复，不能立即答复的我把问题带回去再作研究。”朱子帆当即对我说：“部队起义，既往不咎，且原职原待遇。立功还有赏。部队起义本身就是一功。这是共产党一贯政策。”接着又说：“部队起义时并不要求你们打，只要求你们让出阵地。”我一听，起义时要求并不过苛，暗自思付，部队处境，前有强大之解放军，后有大江，形势有利于起义。我随即答称：“能办到。”问朱先生：“还有什么条件？”朱又告我说：“在大军未渡江，部队未起义前，保护并掩护我进行工作。”我答：“当然可以，这是应该的。”朱子帆与我并约定联络信号以亲笔信为记。我回师部后，将朱子帆指示各项，向肖续武做了详细汇报。肖当即与我约定，部队由他亲自掌握，对朱子帆的保护和工作掩护由我负责。肖当即批给我银元二十个，作为活动费用，又批给我盖有141师关防空白证明用纸二十张，以备必要时应用。我与朱子帆之间的联系就从此开始。 在部队起义未行动之前，我对朱子帆的掩护工作，主要是护送交通和地下工作人员的渡江事宜。当时朱子帆的工作重点似在芜湖，但有时亦来南京。而芜湖一带江面，国民党军队严加封锁，尤以江北未设防，故江面断绝行人。每次朱先生的交通或联络人员，大都从芜湖方向来。我的护送原则，只要朱子帆派人前来，持有朱的亲笔信，来人行动和装束看不出什么问题，大都派勤务兵护送他（她）由下关码头渡江北去。如果是干部模样地下工作者，而服饰和行动有可疑处，为防万一起见，则由我亲自护送渡江，并送出国民党军队最后哨所。因为我当时感觉到，他（她）如遭意外，我也难逃脱干系，不得不多加防范。来人我从不问姓啥名谁，干什么工作（也无必要）。以沿途皆96军防地，故进行颇为顺利。 在此期间，肖续武和我还做过一件鲁莽而又冒险的工作，就是劝说军长于兆龙共同率部起义，未能实现，事出愚蠢，至今回忆尚有余悸。一天肖续武和我计议实现起义的步骤和方法，认为不借外力，不利用有利时机，贸然宣布起义是有危险的。必须在解放军渡江战斗一打响，立即将部队集合浦镇，防地亦自动让出，随即召集营以上官长到师部开会，宣称我们已被解放军包围，我们要起义，否则只有死路一条。那些思想和我们接近，愿意跟我们走的军官，叫他们回去掌握部队，听候命令。那些思想不和我们接近，估计可能不愿跟我们一路走的军官暂留师部。在集结队伍的同时，立即派我与解放军接洽，说明情况，请其派代表前来，处理起义善后事宜。那时解放军代表前来，生米已成熟饭，这些思想上不愿和我们同走一条路的军官，无可奈何，亦只有乖乖的和我们一同走。这一计划，肖续武和我认为稳妥可靠，切实可行，定会取得成功。我俩一时头脑不够冷静，肖师长提出要干我们就大干，我们要做于兆龙的起义工作，理由是：于兆龙对我们人情上还说得过去，因此我们要起义，不能瞒他；再者他与我们同样处境——前有强敌，后有大江，死路一条；三者，我师为96军主力，141师起义后他的军长也当不成。我又补充说：于兆龙旧意识甚浓，事母至孝，他有老母留在济南，济南解放后曾派专人前往探视。于任军长以来，不断的购置房产，不但在徐州置有房产，来南京后在南京城内湖北路又新购楼房一所，有道是贪财必恋命。最后决定由肖继武向于兆龙挑明起义关节，再由我去下说辞，动员于兆龙共同起义。肖续武对于兆龙起义关节打通后，次日，我到于兆龙长江北岸军部驻地。于兆龙并未住在军部，而是住在离军部不远，紧紧依靠长江岸边的一所小小的三合院内。房主人已搬走一空，只有于兆龙带副官一名、卫士数人居住。院外不远处柳树下系一机器橡胶小舟。小舟甚小，除驾驶员外仅能容身一、二人。心想此乃于兆龙关键时刻准备逃往江南所备。我经警卫传达后，于兆龙并未出迎，进屋只见他在室内，面带怒容，一片杀气。于兆龙生就一付三角眼，为人阴险狡猾、心毒手辣。我心想情况不妙，但既来之则安之，亦只有强自镇定，坦然入室。寒喧落座后，于第一句话问我：“你的家眷在什么地方？”我说：“在济南，因南来时铁路不通，未能来得及带走。”我又说：“听说钧座老母在济，济南解放后曾派人赴济探视，去人回南京否？老母可曾平安？”我说这话的潜台词是：你如对我不利，也应考虑到你老母的安全问题。这时我俩间的紧张气氛未见缓解。接着我再说下去：“与八路打交道，颇不容易，如果起义，共产党是否能相容还是一未知数。但我们考虑到当前的局势，更重要的是钧座当前处境——前有强敌，后有大江，一旦大军横渡长江，进攻南京，国防部令我军死守江北，以掩护南京撤退，那时钧座将何以处之！”于说：“你看应该怎样办？”我说：“那时如要我军撤过江去，无话可说，否则如要我军死守江北，牺性我军，掩护他等逃跑，我们应当起义。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样一来，我俩间的紧张气氛始见消逝，于兆龙的满面怒容已渐开绽。这时，我才进一步畅言，以鼓励其起义决心。 于兆龙静听我对当时局势和今后去向的详尽分析后，遂说：“那我准备起义，你就是我起义代表。回去收拾一下，回头派车去接你，搬来与我同住。”我深知于兆龙之为人，老奸巨猾、口是心非。上边一段话，虽打中其要害，使其听后动容，而率部起义绝非诚意，亦不过在万分不得已时——解放军包围之下时，可能派我为起义代表，与解放军接洽。如一旦退过江去，他一定将我首先干掉，以表示对“党国”的忠诚。当时我暗思脱身之计，随即说：“我与钧座同行止绝非良策，万一秘谋宣泄，那时把我从军部逮走，恐你也难摆脱干系。不如我单独另住一处，在情况紧急时，立即派车将我接来，按计划进行。在此期间如遭遇意外，在任何情况下，也绝不牵连你半点。如特务对你有所怀疑，你可把责任往我身上推，但你要侧面想方设法营救我。这样，我不仅有脱险的可能，且不致连累与你。否则可能同归于尽。”于兆龙闻听，这才眉开颜笑，以为我设身处地、真实地替他着想，殊不知乃我脱身之计。回师部后，当将见于兆龙以及对于谈话详细情节，一一向肖续武作了汇报。最后我对肖续武说：“于兆龙之为人及其对我们的关系，非你我可比，在人情上对我们来说尚过得去，但思想并不接近。如96军在江北被包围，有被歼灭的危险，他当然有起义可能；如部队调过江南，只要有一条路可走，有一线生机，根据情况判断，他决不会起义。那时恐对你我不利。故今后对于兆龙不仅我要多加小心，你也要严加注意。” 时至四月份，国民党知大势已去，故不得不弃战求和，派代表赴北平谈判，终以国民党非出自真心诚意，以致和谈破裂，时局日趋紧张。四月初旬的一天，忽见报载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会通过公布的一则公告：安徽省政府改组，发表张义纯为省政府主席，朱子帆为秘书长。我见报后，心想，朱子帆可能暂时要离开南京，必须立即找朱会晤，请朱在离开南京期间，指定继任联络人。在我刚要走出院门去找朱时，朱子帆恰好前来找我。我对朱说：“我正要去找你。”朱说：“你见报了？”我说：“已见报。”当邀朱回室内密谈。朱告我：“我需赴屯溪一行（当时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少则一周，多则十日，如届时不能回来，持我亲笔介绍信者即继任联络人。”并说：“现在时局紧急（意即大军不久就要渡江），如我不能按时返回南京，继任联络人又不能准时到达，在重要紧急时刻，你可亲至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找粟裕副司令员去联系，因为我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朱子帆与我别后，直至大军渡江南京解放，未再回南京，继任联络人亦未到来。直至上海解放后，报载朱子帆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始得到朱子帆消息，进行通信联系。 在与朱子帆别后的四月中旬（十五日左右），国民党军队发觉，浦口这一路並非解放军主攻方向，除留一个团防守江北虚张声势外，李延年兵团撤离浦口，96军乘登陆艇为机动部队，游弋芜湖一带江面，以备情况吃紧处应援。肖续武于部队临行时，要我随船同行。我告以朱子帆赴屯溪未归，继任联络人未到，我这时离开南京，与朱失掉联系是会误事的。肖告我：等与朱取得联系后迅速来前方。就这样，直至大军横渡长江，不仅朱子帆与我失掉联络，肖续武部亦与我失掉联系。我精神陷于极度紧张状态。 四月二十三日晚大军渡江，国民党留在江北的一个团，枪声一响即全部投降。二十四日上午南京解放。我这时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心如火燎，经多方询问，找到解放军南京警备司令部，当由值班参谋接见。经我说明情况，要求查明国民党96军现在何处？我为该军副军长兼师长肖续武起义代表，肖与我约定真心起义，请送我至该军当面呼唤肖师来归。值班人员告我：现在无法知晓，经向上级反映，改日告之。第二天我又至警备司令部问信，值班人告我：前方情况混乱，无从查明。又问我见报没有？宣（城）郎（溪）广（德）地区消灭国民党八个军，可有你军番号？我答：已见报了，没有96军番号。对方又说：那么这一部队可能逃出了包围圈，已无法查找。我当时极度不安的心情，亦只有安静下来。自怨自艾，诚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深感事之不成，亦乃时也，运也。 六月初，见南京街头有军管会收容蒋军游散官兵的布告，我即按布告指示，前往收容站联系。收容站恰设在湖北路于兆龙新买的一幢楼里。当向负责人说明我的处境。该站负责人告我：“根据你所反映情况，不在我们收容之列，但你可留下住址，我们向上级反映请示处理。”不久，收容站通知我到下关解放军官训练团报到。在解训团期间，第三野战军高等俘虏管理处，有一位李科长（河北沧县人），曾先后两次到解训团找我谈话，了解肖续武率部起义情况，我如实相告。李科长最后一次谈话对我说：肖续武率部起义过程，已搞清楚了。 七月间，华东军事政治大学，需要一批军事工作人员，经与来人谈话后，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工作？我当时怀疑根据我个人具体历史情况，是否有我适当工作可做。来人对我说：“那你不必考虑。如参加工作，经一段时期的学习后，组织上是会根据你的特长分配适当工作的。”我又说：“我有家庭生活负担。”来人又说：“那亦不必担心，家属生活如确有困难，领导亦会实事求是地加以照顾。”故我于八月二日来到了华东军大教员研究班学习。 十月间，肖续武在三野高等俘虏管理处，打听到我在华东军大教研班学习，通知我，要我前往会面。我一到三野高俘处（傅厚岗国民党粮食部长徐堪的房子），一见肖续武身着解放军战士棉军服，面色蜡黄、消瘦，好似大病初愈，但我知肖素无疾病，身体健壮，不免引起了我种种怀疑。我责怪肖把部队带到那里去了？着我好盼！你如不回来，那不证明，你要起义，我为代表，全都是假话吗？肖续武说：“别提了，我们不是共同做过于兆龙的起义工作吗？大军渡江开始，96军在大渡口（安庆对岸）登陆。在部队南逃期间，我曾数次催于兆龙停止前进，准备起义。于兆龙这小子一直含糊其词‘前面再走走看’，直至部队逃到福州，脱离了解放军的包围圈，于兆龙便翻脸不认帐，拍案大骂：‘有人要率部投敌！南京留有什么人做代表！……。你看到了什么地方？乖乖的跟我走（登轮去台湾）没有事，否则，我非枪毙你不可！’我一看形势不妙，连夜将部队拉走向解放军靠拢，因在夜间，没有联络好，对面部队向我部开枪射击，我当即腹部中弹倒地。队伍因无人指挥，陷入混乱状态，复向来路奔去。这时于兆龙又率部尾追前来，部队在前后夹击下逃散（未逃散的亦做俘虏处理）。天明，二野部队打扫战场，发现我倒卧血泊中，经我说明原因，将我送野战医院治疗。二野只承认我们阵前投诚，不承认起义，理由是事前无联系。有关起义问题，二野无法处理，故转来三野处理。三野敌工部负责人迟迟未做肯定答复。经多方打听，才知你在军大学习，因此有关起义问题，特邀你前来对证。”这时，敌工部负责人从里屋走出，边走边说：“不要说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一看就是那位在解训团向我了解肖续武率部起义过程的李科长。 一九五〇年春，肖续武也转来华东军大教研班学习，不过不同队，我在一队，肖在四队。一九五一年春，华东军大结束，我分配到合肥第十六步兵学校任战术教员，步兵学校结束后调速成中学任文化教员，一九五五年转业地方中学任教师工作至今。肖续武则在军大结束后，分配南京军事学院任职，五六年转业到地方，任南京市教育局长至今。 廖运泽同志，于一九四九年春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立法委员会议和把肖续武介绍给朱子帆以后，仍返回香港为我党做地下工作。一九五二年返回大陆，回国后任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八一年八月，淮北市政协供稿）
国民党110师起义经过（《安徽文史资料12》第13篇）
作者：赵继武（本文作者现任阜阳县政协驻会副主席） 一、廖氏兄弟和110师的重建 廖运泽、廖运升是近亲兄弟，安徽凤台人，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一、四期。廖运泽曾参加过共产党，以后脱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师长、军长、副总司令等职。1946年春，他被解除了96军军长职务，而“晋升”为空头的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以后十九集团军撤销，在国防部当了一个挂名的部附，领着有限的生活费在南京闲住。廖运升年龄稍长，听说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反蒋运动，因此一度被迫离开军队。在抗战时期曾任师长、整编师副师长等职。1948年也和乃弟廖运泽一样，在国防部当上了一个挂名的部附，在南京闲住。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不断损兵折将，到1948年战争形势由进攻转变为防御，兵源也成为严重问题。“淮上健儿”素为兵家所重视，因此，廖运泽、廖运升弟兄先后被起用。蒋介石想利用他们组成新的战斗部队，廖氏兄弟也有着自己的打算，因此都先后到职。 1948年9月1日，廖运泽先被任命为第八绥靖区副司令官兼颖上指挥所主任，驻节寿县正阳关。辖区先为十四个县，以后逐渐扩展到苏、豫、皖边区四十余县。它虽称为八绥区指挥所，但不受八绥区司令官夏威节制。同年10月又任命廖运泽兼任国防部暂编第一纵队司令，廖运升为副司令，下辖9个步兵团。司令部编制等于一个军，每团兵员定额为2800余人。10月间廖氏弟兄在寿县建立了司令部，招兵买马。到1949年3月已建立了7个团。 当年3月底，暂一纵队调芜湖、泾县，又调浙江临安。4月上旬在芜湖重建110师。 所以讲“重建”，是因为原来有个110师，师长廖运周，是廖氏兄弟的堂弟，在淮海战役中率众起义。重建后的110师以廖运升为师长（廖运泽已因故离开部队），刘希文为副师长，盛燮勤为参谋长，我改任高参，仍主持师内参谋业务。一个步兵师应辖3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为了迁就人事，除编成上述建制部队外，又特设了一个步兵团，称为师部团。各团的组成情况如下：（1）328团：以原阜阳保安团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储培基。（2）329团：以阜阳地主和土匪武装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朱振业。（3）330团：以太和保安团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张普庆。（4）师部团：以特务武装“正义部队”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陆亚夫。每团实有兵员约一千五、六百人。加师直属队，全师约为八千人。 二、起义前廖氏兄弟和有关人员的政治态度 廖氏弟兄出身于黄埔军校，原属于蒋介石嫡系。但他们对蒋介石所进行的反动内战持反对态度，並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明朗。我在两次危急关头，观察到他们的真实态度。 1948年4月我在潍坊战役中被俘，遇到旧日的同学、同事、解放军华东军区联络部长王兴纲同志。王在旧军队做地下工作很久，尤其在32军军官中享有很高威信。他动员我为党工作，我答应了他。但回到蒋军以后，始终担任着参谋、高参等所谓“幕僚”工作，不能独立有所作为。我和王兴纲同志的关系，廖氏兄弟都是知道的，但也为特务所侦知。原来住阜阳地区的军统特务刘惠生小组，这时住在正阳关，负责监视廖运泽所部。1948年11月间某日，颖上指挥所中校参谋刘士中（阜阳人）秘密告知我说：“保密局有电报给刘惠生，说你和共产党有联系，叫刘惠生调查你。”我对此不能不有所警惕。第二天廖运泽对我说：“委任刘惠生为指挥所额外中校参谋，你要把委任状亲自给他送去。”由于刘士中的预先送信，我领悟到这是刘惠生把我的问题通知了廖运泽，在廖运泽的解释下，取得了刘惠生的谅解，现在要我自己去和刘惠生周旋一下。我把委任状备好，亲自恭恭敬敬的给刘惠生送去。刘惠生表现了友好的姿度。这时，我心里还有顾虑，但实际上刘惠生已经向廖运泽交了“底”。后来在芜湖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教育争取下，刘惠生彻底改变了立场，他的小组在110师起义过程中作了不少工作，在廖运升的授意下，多次派人和中共联系。中共皖南游击队要求暂一纵队代运两部电台，就是廖运升派刘惠生乘吉普车送去的。 另一次是1949年1月15日，我和颖上指挥所副主任汪平，率领指挥所人员、直属队、暂一纵队第四团和临时配属的一个工兵营，由正阳关向芜湖南撤。途经安庆，汪平住安庆城里旅社，我率领部队住江南大渡口附近。以后我率队继续行军，汪平则乘小汽艇由水路去芜湖，在芜湖会面后，汪平当我的面告诉廖运泽说：他在安庆时，八绥区特务头子曾到他的住地询问我的情况，并说要抓我，由于他替我说了好话，并作了担保，才没有抓。顿时气氛很紧张。当晚，廖运泽备了一席酒，把我和副官处长武建威找到他那里，坦率地告诉我们，他和廖运升已找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叫我明天就到暂一纵队去，万一有事可以到山里躲藏。我第二天就乘汽车经南陵到了泾县城内暂一纵队司令部。见到廖运升，他以玩笑的口吻对我说：“你要是被特务抓去，会翘辫子的。我们和山里已经有了联系，有事把你送到山里去。”到此时，廖氏弟兄的态度已经完全明朗。后来才得知，廖氏兄弟早想投奔革命队伍，苦于找不到党的组织。后来在正阳关找到中共在白区工作的朱怀武同志，在芜湖经过张台望的介绍，又同芜湖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方向明、石原皋取得了联系，并初步确定了起义计划。 三、我亲历的起义经过 1949年4月23日晨，110师（暂一纵队已改名110师），奉命由浙江临安经余杭、杭州向义乌县进发，归入85军建制。当时85军军长吴求剑率军直属队驻金华。110师于4月25日到达肖山县后，准备乘火车到义乌。 1、廖运升坚决抗拒军部强迫全师家属东运的命令 5月2日以前，110师所属四个团有的步行，有的乘火车先后到达义乌指定的地点集结。5月2日凌晨，廖运升率师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乘火车最后到达义乌。才进入义乌图书馆师司令部，85军军长吴求剑就派军部高参李英伯带一个少校参谋、一连工兵，押着火车一列来到义乌车站。李英伯和那个参谋下车到110师向廖运升传达吴求剑的命令：要求110师全师家属立刻集合，乘火车先到浙赣路东端终点站玉山县，以后用汽车再南运福建。廖运升以无粮、无钱为借口，坚持家属不集合、不上车。李英伯不断传来吴求剑电话命令，催促家属上车，廖运升敷衍拖延，僵持到中午，吴求剑知道110师是不听他的了，电话告诉李英伯把火车开走，上下级关系至此决裂。因为此时廖运升已决心起义，若把全师家属交给85军等于交出人质，起义将无法实现。 2、与中共浙西军区取得联系，把部队拉进山区 5月2日入暮后，廖运升在义乌图书馆后院一个僻静之处召集4个团长和我一共6个人开秘密会议。副师长刘希文，参谋长盛燮勤都没有参加。外面有几个手枪兵站岗，气氛严肃。廖运升开门见山说：陈赓司令员派人民解放军42师敌工科长杨大伦同志（真名是杨振海），携带廖运周写给廖运升的秘密信件（据说是用黄绸子写的，由杨缝在上衣内），动员110师起义，以策应大军南进。杨是4月26日在肖山县赶上110师的，现住在他家内。廖运升接着说明当前形势，告诉大家：只有起义，才是生路，并征询与会者意见，大家一致拥护，以后叛变起义的朱振业当时也虚伪地表示拥护。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决定派随军记者胡明理去找当地坚持游击的浙西军区季洪业（兼路北县县长）部联系，季洪业派区长吴逊和为代表与胡会谈，达成以下四点协议：（1）起义部队可以进入解放军驻地，（2）随时交换情报，（3）协同作战，（4）供应起义部队给养。当时并由吴区长派了四位向导，回师后由师分派到四个团。 5月2日中午，85军准备接110师家属的火车还未开走，前阜阳保安团长董绍周和原53军参谋长李显宗（当时是国防部点验组少将点验员）已上了火车，准备东逃。因110师阜阳人较多，廖运升把他们两人请回，委董绍周为额外副师长，李显宗为高参，以加强起义领导力量。 5月3日天明后，国民党飞机不断在义乌上空盘旋，当时的形势是：85军司令部及直属队在金华；该军35师在东阳；另一个师在诸暨；318师彭怀霖部正尾随110师之后；兵团司令李延年虽已乘火车南窜，他下属的96军等部队不知由杭州窜至何处。总之四面皆敌，把部队集中在义乌城里很不安全。因此决定5月3日入暮后把部队撤到义乌城西北山区黄宅以策安全。 5月3日晚饭前，廖运升很有礼貌的告知刘希文和盛燮勤说：“对不起，事先没有告知你们，部队已决定起义。”当时并指定由我指挥部队，他和刘希文带着各自家属和行李，由手枪队保护先走。在当时指挥部队是有很大危险的，我“见危受命”，接受了这个任务。 此时，受命扒铁路、砍电线的328团已开始行动。听说还有协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收缴国民党专员王拨部地方反动武装的事。这是由廖运升直接指挥的，我不了解具体情况。 3、路家云企图阻挠起义未成 廖运升等走后，我分别通知县城内各部队，除329团在西门原驻地集合待命外，其余按规定好的序列，在义乌图书馆门外广场集合后出发。在部队集合期间，师部团的副团长路家云提着手枪，揪住我的衣领大骂：“你敢把部队带走，我就枪毙你。”盛燮勤本来就反对起义，此时也乘机而起，掏手枪，装子弹，对我怒目而视，准备配合路家云共同行动。幸亏师部团团长陆亚夫、328团团长储培基等及时拦阻，未遭毒手。在大多数团长、营长们的支持下，我终於把部队带走。 4、廖运升宣布起义险遇不测 我和廖运升都随330团出发，到预先指定的全师集合地点黄宅。1949年5月4日凌晨，在杨振海同志指导下，由廖运升向全师官兵（缺329团）正式宣布起义。在廖运升讲话时，330团有个姓王的连长掏手枪想把廖运升打死，被该连指导员将凶手抱住未逞。事后听说，团长张普庆准备处决这个连长，被人劝阻了。 5、盛燮勤煽动329团逃往福建 329团是由阜阳土匪武装和部分地主武装为基础改编而成的，本质不好。部队出发时，我怕这个团出问题，影响整个部队起义，所以指定它在原驻地集合，然后在部队最后跟进。我随该团同行了一阵，后转到330团。但该团以后没有到全师集合的地点黄宅，而是取捷径直赴宿营地。廖运升派盛燮勤到329团代表他对该团讲话，盛燮勤一去不返，於5月4日夜，伙同该团团长朱振业率领329团全团逃往福建。事后听说，到福建后，盛燮勤被提升为副师长，329团被编为李延年兵团独立团，最后都被人民解放军所歼灭。 我在盛燮勤叛变后，继盛担任了110师参谋长。杨振海公开露面后，即和我共同生活，共同活动。 6、328团部分连以下军官策动的一场未遂叛变 自5月4日晨宣布起义以后，当晚就发生329团全团叛逃，人心不稳。5月6日入暮后，驻在师部以南3、4里某村的328团突然步枪机枪一齐开火，射击方向指向师部。该团电话也不通了。我即令师部警卫连加强戒备，但328团并没有向师部进攻，只在驻地骚扰了一夜，拂晓后逐渐平静下来，我首先接到328团副团长刘敬斋的电话，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可以放心了。”接着是原颖上指挥所勤务连长赵汝湘向我口头报告说，昨天是328团部分连长经过串联密谋，于昨天入暮后发动的一次未遂叛变。他们计划先把师部领导人打死，然后学329团的样子，也逃往福建。但该团团、营长都坚持起义，不肯附和，一个个都躲藏起来。蛇无头不行，他们揪住副团长刘敬斋和额外的副师长董绍周，威逼他们把部队带到福建，刘、董都坚持不干。听说董绍周行李衣物都被抛到粪缸里，董毫不动摇，一场骚乱终於稳定下来。 5月8日接吴逊和区长来信说：“国民党大部队正沿浙浙赣路南窜，已抵义乌附近。”当时，人心惶惶，唯恐受到干扰，决定继续向西北浦江县大山内前进，走了约三十里，师部住在一个陈姓大官僚地主的庄园内（好象是古塘村）。至此，人心稍为安定。 110师起义后，全部口粮都由吴区长源源供应，并送肥猪数口慰劳，还印了不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分发给各部队，但解放军主力始终联系不上，师内领导人的心情，始终安定不下来。 7、110师的起义震动很大 据廖运泽后来说，110师起义时，他正和国民党政府同在广州。5月5日晨，广州各报就登载出“廖运泽率部叛变，着即缉拿归案”的消息，他因此仓猝逃往香港。到香港以后，看到香港、广州各报自5月5日至5月8日先后不断登载上述消息，可见110师的起义不仅震动了国民党政府，并宣扬到香港，是起了一定的影响的，也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凭钱塘江固守的战略部署。 8、见到了盼望已久的人民解放军 5月10日以后的某天，确实日期记不清了，大约是中午以后，吴逊和区长亲自到110师驻地送信说：“我们的主力部队已进入了义乌城。”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当时杨振海同志外出与季洪业部联系未回，由我拿着廖运升写给解放军首长的亲笔信，说明110师在联络员杨大伦同志的领导下已在5月4日起义。我和吴逊和区长骑马向义乌城出发，行约二十里，即遇到解放军约一个团，正向110师驻地前进，我怕耽误时间，发生误会，策马疾驰，入暮后到达义乌城，经过有关人员详细盘问，被引到师首长办公地点，会见了35师李德生师长、宗副师长、贺参谋长等首长。我递交了廖运升的亲笔信，陈述了110师起义情况。宗副师长说：“原来的110师也是这个老杨通过我师过来的。”以后几位师首长在另室共同研究后，给我盖有35师大印的回信。大意是110师立即开回义乌城附近，附有行军路线图、到达义乌城郊的宿营地点图。吴区长被留在义乌城给大军筹备粮秣，我连夜驰回110师驻地。在距110师驻地约五里的大山口外，解放军携有重机枪、迫击炮的一个加强连在对110师方向监视，我把35师回信交这位连长看过，他把部队撤出了阵地。我回到110师司令部时，廖运升因为解放军到了，我们得救了，在昨天晚上集合部队召开了庆祝大会，很晚才睡，半个月来头一次睡了个安稳觉，现在还高卧未起。杨振海同志没有找到季洪业部在昨天晚上也回来了，我把他们全部叫醒，把35师回信交代清楚，决定由副师长刘希文率领部队按指定路线开赴指定集合地点。我和廖运升、杨振海、高参李显宗四人策马直赴义乌城。在途中一个山间凉亭遇见35师团长张链斧同志，他派了一位参谋给我们作向导，因此，一路毫无耽搁，很顺利地到达35师司令部，三位师首长出门迎接。入室坐定后，由李德生师长宣布：110师3个团分别拨给12军3个师，师直属队拨入12军直属队。从此，原国民党110师起义官兵跨进了人民军队的行列。 起义以后，经我们一致要求，原110师的团以上干部都分到南京二野政治部高级军官研究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大都由二野政治部安排了工作，我和李显宗一同被分到南京军大，从事军事教学工作；廖运升先安置在苏州高级政校学习，以后安排为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后任江苏省政协常委、南京市民革主委、南京市政协副主席，1981年病故）；廖运泽一直在香港为党工作，1954年周恩来总理电召其回国，任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后来又先后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民革主委并兼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都开始了新的生活。 （1981年4月，阜阳县政协供稿）
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前后（《安徽文史资料12》第12篇）
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前后作者：王汉昭（本文作者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旅长，率部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广西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一、我与桂系的关系 我是广西省忻城县人，一九二九年夏在广西省立四中毕业后，考入广西大学预科。那时，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六分校设在广西南宁，李宗仁、白崇禧利用它来培养桂系军队中的干部。除从现役军官中抽调一些人带薪学习外，再招考学生五百人，全部公费。我因家庭经济困难，遂报考这个军官学校，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毕业，并由军校保送南京中央陆军交辎专门学校深造，于一九三七年八月毕业。这时抗日战争爆发，因我是桂系保送去的，故毕业后分配到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中尉处员。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随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参加徐州会战，战败后，随军辗转到安徽立煌，廖磊在那里成立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我担任廖磊的少校参谋。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安徽中部及省会立煌的抗战形势很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发动民众，宣传抗日，气氛热烈。在工作中我有机会同一些共产党接触，使我认识到：中共是真心实意抗日的，而且有才华的青年都集合在中共旗帜下，我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 廖磊病死后，李品仙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初到立煌继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省党部主任委员。当时我跟李品仙从襄樊随部队步行到立煌，一路上我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安徽的情况，往往谈话至深夜，他听得很出神，因而对我既信任又赏识。到达立煌后，李品仙委我为二十一集团军中校参谋科长，要我搬到他公馆住，作为他的机要参谋。 李品仙到安徽后，起初同安徽的CC派系交往过密，引起桂系五路军干部的不满。他觉察到了，并根据我的建议召开了一次没有CC系分子参加的五路军干部会，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用好言抚慰。在这次会议以后，我看出李品仙对省党部CC分子已有戒心。 这时经陈天任介绍我认识郑汉同志，他二人对CC及中统特务胡作非为，极为不满。我们三人常在一起议论形势，研究如何加剧李品仙同CC系的矛盾。一次，由郑汉执笔，伪造CC系头目陈立夫给安徽CC系的一封指示电报，要他们搜集新老桂系的材料，制造舆论，使桂系声名狼藉，并乘机推荐自己的干部来担任各级领导，架空李品仙，最后将桂系驱逐出安徽。我将这个伪造的电报有意遗失给古碑冲党政军干部训练团大队长朱乃瑞拾到，朱如获至宝，将此“密电”速送呈李品仙。李阅后深信不疑，骂陈立夫是卑鄙小人，并多方设法制裁安徽CC系分子。他知道方治等人每天抽大烟、打麻将，竟然派人到他们家中当场抓获赌具、烟具，使CC头目狼狈不堪。这场斗争中，CC系在安徽的反动势力遭到一定的挫折，我和陈天任、郑汉也更加相互了解和信任了。 一九四六年春，郑汉同志到安庆和我谈论蒋介石又要反共反人民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决心要走革命道路，决不再为国民党去卖命了。这次谈话后，郑汉离开安庆，我即在安庆住闲。一九四六年七月，安徽的桂系军队进行复员编余，张义纯把我亦列入编余之列，我想：无官一身轻，没有职务，更好进行革命活动。一九四七年春，经李荣康（现名李海）联络，由李济深和朱蕴山先生等筹组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联谊会”（简称“民联”），指名要丘清英、李荣康和我负责安徽“民联”筹备小组，丘清英名声不好，但因是李济深先生介绍提名（李只知道丘清英过去参加十九路军在福建人民政府工作，不知道他在抗日时期的表现），我们又不好拒绝。我于一九四七年八月从安庆来到合肥，与朱子帆、陶若存、王贯之和陈天任等商谈，请他们对“民联”筹备组织工作协助指导，他们听到有丘清英参加，都不表态。一九四八年春“民联”改称“民革”。同年五月，郑汉同志来到合肥，我将“民革”筹备小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并征求他的意见。当时郑汉告诉我，他一九四七年到上海，找到了原皖南地下党的余纪一同志，把党组织关系联系上了，可能要派他到中共皖浙赣办事处工作（后因故未去），他提出要抓武装部队，配合解放军南下的意见，建议我到部队工作，并说：“民革”筹备小组的工作仍可结合进行。郑汉同志的到来，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觉得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出路。 二、筹建保安第五旅 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与桂系驻安徽部队两个整编旅及另外两个团联系比较密切，因为这些部队的旅长、团长均是我的要好同学，当时我们常在一起议论时事，有反戈起义的打174算，因解放战争还在山东一带进行，时机尚未成熟，未敢轻举妄动。我将这些情况告诉郑汉，他听了非常高兴，要我继继进行策反工作，一俟解放战争推进到安徽境内，就组织起义。一九四八年六月，广西的驻皖部队调离安徽去武汉“华中剿总”，我策动的广西部队要求我同去武汉，以便保持联络，我请郑汉同志立即向地下党组织请示，决定我的行动去向。约一个星期后，郑汉同志来对我说，希望我到皖南行署警保处谋职，以便向皖南游击队提供情报。按此指示，我积极进行活动，写报告要求省保安司令部调我去皖南行署警保处任处长。不料皖南行署主任张义纯认为我思想左倾，不同意我去皖南。当时李品仙已调武汉任“华中剿总”副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由八绥区主任夏威接任。彼时安徽已接近战区，夏威为了军事行动应急需要，想物色一批军人出身的人担任行政专员，遂派我去担任安徽省第五区行政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在未正式任命之前，我已得知此消息。一九四八年八月底我向郑汉同志作了汇报，并说：我不愿去当专员，想去武汉继续策动广西军队起义（因广西军队中经我策动过的师、团长多次来信要我去武汉继续联络），要求郑汉同志请示地下党组织的意见。不几天郑汉同志对我说：地下党组织的意见是：武汉方面属江汉地区，那边已有人负责策动起义工作，要我仍留在安徽担任行政专员，但要积极掌握武装部队，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又强调说：安徽省第五区所属各县是嘉山、凤阳、盱眙、天长、来安、滁县、全椒等县，地处津浦铁路南段，和南京隔江相望，地形非常重要，在这里掌握了武装力量是可以有作为的。我接受党的指示去担任第五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为了更好地完成地下党的指示，我向夏威建议：把第五区各县的保安团队整编为几个保安团，全区成立一个保安旅，作为安徽省的基本军事力量（因安徽省原有保安部队已改编为一百二十六军番号，当时安徽省无一个保安团）。夏威认为我的意见很好，要我到任后全力以赴去整编保安团。我说军官和械弹不够，夏威说：以后陆续给你补充就是了，又说：和县军官大队有两个上校编余军官，一是宋家祚，一是麦镇涛，最近写信来要求工作，就将此二人给你带去好了，他们是本地人，协助你整编保安团较为方便。没想到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使我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抓武装的机会。我积极抓武装的目的是要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这是根据郑汉同志转达中共地下党组织方向明同志的意见行动的。不过这个计划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行政公署和保五旅任何人都不知道。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就任专员后，立即派人调查各县现有保安团队人员武器。根据各县现有人枪情况，我决定嘉山、凤阳、盱眙和滁县，按照一千五百人左右编制，各扩编一个保安团，每团辖三个营，每营辖三个连，每连辖三个排。派宋家祚上校参议去盱眙县扩编，不足人数将来安县武装团队划归该团建制，但平时不集中，只是属盱眙县团领导，有事两县可以互相支援。派麦镇涛上校参议负责嘉山县保安团扩编，以该县现有人枪按三个营整编。凤阳县扩编一个保安团，由县国民兵团团长江恕负责，天长县人数太少，不单独编团，分别划归凤阳和嘉山保安团建制。滁县扩编一个团，不足人数由全椒县补充。各团官兵人数按一千五百六十四人编制，每营包括勤杂、炊事兵十人共为五百零五人，每连一百六十五人，每排五十人，各团、营、连、排均按三三制整编，共成立四个保安团，限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整编完毕，将人枪官兵花名册报区保安司令部，凭册转报省保安司令部点验补充装备械弹。最后因全椒县保安团队另有打算，不归编滁县，滁县保安团因而只有一千人左右，以独立团番号上报。各团如期整编完毕后，向省保安司令部报番号，嘉山县团定为保安第十四团，由麦镇涛任上校团长；盱眙县团定为保安第十五团，由宋佩儒任上校团长；凤阳县团定为保安第十六团，由江恕任上校团长；滁县团定为保安独立团，由韦驹任上校团长。我将整编好的四个团的官兵人数及团长任命报省保安司令部后，夏威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批准各团负责人及番号，并命令成立安徽省保安第五旅及所属团建制，正式任命我为保五旅少将旅长，副旅长遗缺报请宋家祚上校担任。 三、保五旅冲破阻力渡过长江 武装已掌握在手，下一步是如何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的问题了。我任旅长后，即日打电话到合肥找王贯之、陈天任，请他们速转告郑汉同志来旅部商议第二步行动计划。不巧郑汉同志不在合肥，陈天任立即到南京，同范治农一起找着方向明同志。方向明当即请陈天任到明光传达指示，说：保五旅是由几个县的地方部队凑编而成的，政治情况估计很复杂，在江北起义不易掌握，且有被敌军吃掉的危险。要保五旅渡江，到当涂占领桥头堡，与当涂县长操竹友配合行动，操与地下党已有联系，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对配合大军渡江战役，能起到较大的作用。我得到地下党的指示，立刻作渡江的准备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陈天任再次到明光保五旅旅部，传达方向明同志的紧急指示，要我冲破困难，迅速率保五旅渡江。已派范治农同志在南京等候，以便安排渡江后的具体任务。与此同时，经请示省保安司令部获准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我率保五旅三个团兵力（四千七百人）到达滁县和韦驹率领的保安独立团会合，加上旅警卫部队，合计全旅五千九百人左右（不包括家属小孩在内），准备渡江。独立团团长韦驹前来汇报：在滁县，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设有江北指挥部，指挥官是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他传言不准保五旅渡江，并要把保五旅改编吞并到九十六军去，成立一个师，请旅长任副军长兼师长。这时全椒县县长潘禹三接到陈天任的信，就来到滁县郊外陡岗来见我。潘听说不给保五旅渡江，要把保五旅吞并掉，就向我建议，如不能渡江，全椒县部队同保五旅一起就在江北起义，免遭敌军吃掉，由他负责与江北中共党组织联系。我当即回答，我们力争渡江，如不能渡江，我同意潘县长的意见把保五旅开到全椒，我们集中兵力在江北起义，我要潘回县作好准备。当天晚上我反复思考：地下党的指示是要我到当涂迎接解放军渡江，这对革命将起很大作用，在江北起义意义不大，为配合渡江这场大战役，保五旅一定要设法渡过江去。次日，我打电话给潘禹三，告知：我旅相信即日可以渡江，全椒县保安团队仍然留守江北相机行动。随后，我带两个人化装渡江到南京。到南京后，我立即打电话给安徽省主席夏威，请他火速报告李宗仁代总统：南京卫戍司令部江北指挥部无理阻拦保五旅渡江，并以武力相威胁，强行改编保五旅。夏威一听也火了，马上挂电话给李宗仁汇报。给夏威打过电话后，我即去南京安乐酒店找旅馆住，不想又遇见朱子帆同志，他告诉我：桂系三兵团司令徐启明也住在安乐酒店，我将渡江受阻倩况向朱子帆说了，然后我去找徐启明汇报保五旅渡江受阻情况，要求他给李宗仁代总统迅速汇报。徐启明听说九十六军想吞并桂系的武装，非常气忿，立即驱车到总统府向李宗仁汇报。李宗仁当然维护桂系的力量，很快即打电话给顾祝同参谋总长和汤恩伯卫戍司令官，结果江北指挥部通知保五旅渡江。保五旅派人到南京安乐酒店向我汇报，我叫来人速回滁县，要部队急行军到浦镇，连夜组织民船，翌日上午七时登船渡江，我将在岸边码头等待。 四、驻防绩溪 保五旅从江北来汇报的人回去部署后，我又找到朱子帆，请他陪同我去会见地下党范治农同志。见面后，范治农传达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保五旅渡江后，由他陪同我先到当涂县，留一部分部队在采石矶，调查民船数量和停泊位置，并调查沿江守军番号人数及防御工事情况。我想这个任务很重要，为了不致引起江防敌军的怀疑，我要各团留一个精干连驻采石矶，我到当涂县同操竹友县长商量（操已接到地下党的通知）。为了掩护保五旅在采石矶的活动，要求当涂县从采石矶粮仓多拨五万斤粮食给保五旅运到南京去卖，名义是把卖粮的钱买布回来制夏季军装。这样各团不致怀疑旅部，而且提高其积极性。粮食搞到后，我派遣自己亲信警卫排长，由他率领各团抽调精干人员去采石矶，组织民船送粮食到南京出售，然后买回军服布由各团自制夏季军服。我还交代他在送粮买布过程中了解沿江守军部队番号、人数及江防工事情况。保五旅在当涂住了五天，由于活动频繁，结果引起南京卫戍司令部芜湖指挥所怀疑，便下令六十六军驱逐保五旅出当涂县境。 我接到敌军六十六军驱逐令后，即和范治农同志乘车到芜湖，在程中一家找到了方向明、石原皋两同志，王贯之、陈天任亦在坐，方向明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当即决定保五旅要避免与六十六军发生冲突，尽快离开当涂，到绩溪驻防，与胡明同志取得联系。並明确保五旅今后的起义行动，由胡明同志直接指挥。恰巧郑汉同志来芜湖，方向明要他同石原皋一道去向胡明同志汇报，做好安排。我接受指示后，当天下午回到当涂旅部，下令要保五旅全部官兵于明日上午六时出发，经芜湖、宣城、泾县向绩溪县前进。因部队还属省保安司令部领导，我当时即打电报说：南京卫戍司令部芜湖指挥所驱逐我旅立即离开当涂，我决定明晨全旅开到屯溪附近的绩溪县驻防整训，因紧急行动，特报备查。安徽省保安司令部毫无怀疑，当夜复电同意驻防绩溪。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保五旅到达绩溪县城，不久，胡明、熊兆仁同志即派郑汉率领参谋顾永康、李民来到保五旅联络，了解官兵思想情况，协助做好起义前各项准备工作。但唯恐暴露他们的身份，我要我妻子陈问梅同志对外宣称顾、李二人是他表弟，以后胡明部又派政治工作人员来旅部工作，我又要陈问梅掩护他们，对外说是家乡亲友来看望，并由陈安排好他们的日常生活，免被特务怀疑。郑汉同志是我的老同事，很多人都知道，不会引起怀疑。 五、国民党省政府企图削我兵权 一九四八年底，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已控制安徽长江北岸大部地区，只剩下沿江几个县尚未解放。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从合肥逃迁安庆，夏威见大势不好，连忙申请辞职。遗缺南京政府委派安徽皖南行署主任张义纯接任，并兼省保安司令。张义纯与省政府秘书长朱子帆和省保安副司令张湘泽去南京接受训示，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回到芜湖。这时有人告张说我是共产党，要张当机立断，将我的兵权削去。张义纯随即叫人挂电话给白崇禧说：“安徽省保安第五旅旅长王汉昭不可靠，因他部下有一批久经战场的广西官兵，派其他人去接替有困难，请求迅速从广西部队中调一位少将旅长来接任。”张义纯从芜湖去屯溪省府就职，必须路经绩溪。朱子帆和张湘泽事先电话通知我集合部队在绩溪欢迎张义纯检阅，另将保五旅人员武器装备造册，以便张义纯询问，並且可以趁机要求张补充装备。我遵照电话指示一一办理。张义纯检阅完毕先去屯溪，要朱子帆和张湘泽留在绩溪了解保五旅需要补充的装备数量。张义纯一走，朱子帆和张湘泽便将张义纯和白崇禧通电话的情况告诉了我，要我提高警惕，牢牢地掌握住部队，以防不测。张湘泽又说：“武器装备省保安司令部尽量给你补充，迅速列册派人去屯溪领取。”朱子帆与地下党有关系，我已知道，而且是他在南京介绍我去认识范治农的，张湘泽的底细我不大清楚，朱子帆在一旁告诉我，张湘泽与方向明已有联系。说完塞给我一张纸条，要我看完后烧掉。朱子帆和张湘泽下午亦离开绩溪去屯溪了。他们走后我打开纸条来看，内容是说张义纯要白崇禧派人来接替保五旅旅长职务，叫我提高警惕，千万不可轻易离开部队，以防事变，遇有急事，可在晚上零时以后用电话联系。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子帆给我来电话，说白崇禧派莫建章少将从武汉来皖，张义纯要他先到绩溪看我，尚未签署任命，等莫到绩溪后，看情况发展再定。我说：“他愿意来我欢迎他嘛，只要他能指挥得动部队。”子帆说：“你本着我们在绩溪所说的精神酌情安排吧。”又一次午夜，子帆和我通话，突然发现有人偷听，子帆便大声斥责电话局，以提醒我注意。其实我和朱子帆通话，话中有话，外人是很难听得懂含义的。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的一一个午夜，子帆又打电话说：莫不去绩溪了，拟回武汉复命，但张义纯还想另找合适的人去绩溪，下一步棋尚不知如何走，望抓紧整训部队。打完电话，我稍稍松了一口气，张义纯妄图削我兵权的阴谋落空了。 六、保五旅绩溪整编 保五旅集结于绩溪后，为了确保起义胜利，应付各种不测，我考虑必须纯洁内部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于是我宣布从一九四九年二月起开始整训。将四个团改编为三个团，取消独立团番号。我为了直接掌握一些过得硬的力量，把原独立团中久经战场的广西老兵抽出，以加强旅直属警卫营三个步兵连。另成立机炮连，将各团的重机枪和八二步兵炮集中到旅部。还成立一个侦察连，经常分赴各交通要道口及友邻部队，了解每天经过的部队番号、人数及思想动态。将有线及无线电台集中成立一个通讯连，每天晚上窃听各处部队的谈话。为了确保顺利起义，我根据平时观察了解，借整编之机，对旅、团级干部作了重新配备和调整。独立团上校团长韦驹升任上校副旅长。中校副团长潘成美调任旅部中校主任参谋代理参谋长。第十六团上校团长江恕，我发现他思想顽固、反动，仇视共产党，于是将他调升上校副旅长，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削夺了他的兵权，把该团中校副团长陈卜伍提升为上校团长，一则他在官兵中威信较高，二则经过我做工作，愿意同我们一起投奔共产党。旅政治部由罗昌民任上校主任。罗曾在安徽芜湖无辜被国民党拘押，长期不满国民党的特务统治，表示要跟共产党走。旅医务室中校主任遗缺由温婉清担任，温是罗昌民的妻子，原是芜湖市一家私立医院的院长。原第五区专员公署视察室主任李荣康改任保五旅上校参议。原旌德县长陈大镛同情共产党，要求参加保五旅，委任为旅上校参议。原五区专员公署主任秘书王珏改任旅中校参议。原上校副旅长宋家祚，第十四团上校团长麦镇涛，第十五团上校团长宋佩儒，职务不变。在部队整编过程中，我发现有三个中统特务在第十五团进行捣乱，他们在部队中进行秘密串连活动，煽动士兵回家或逃往南京，引起部队思想紊乱，我要宋家祚副旅长和宋佩儒团长把此三人的来历、背景及在部队中活动情况调查清楚后，立即将他们逮捕审讯，据这三个中统特务供称，是受来安县警察局长派遣，随部队渡江来进行分化瓦解保五旅工作的。领兵统将须要刚柔相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认为此三人不除，于保五旅起义不利，因而以十五团为主，其余各团派代表参加，召开公审大会，当场枪决了这三个中统特务。这件事震动很大，保证了绩溪整训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我将罗昌民、宋家祚和陈大镛等三人，分别介绍和胡明政委会面谈话，以加深他们对中共的认识。然后又以谈心方式引导营以上军官认清形势和出路。郑汉、顾永康和李民是胡明同志派在保五旅协助起义的，我请郑汉同志帮助起草保五旅起义通电，罗昌民，宋家祚参与意见，经我最后修改定稿。一九四九年三月底营以上军官政治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认清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出路只有跟共产党走。大家认清了形势，不能再捂住盖子了，我和旅政治部主任罗昌民、副旅长宋家祚及胡明政委派来工作的顾永康和李民等同志研究，召开了营团以上军官（江恕除外）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大家一致通过了保五旅起义通电，并在通电上签名盖章，决定一俟时机成熟，即由旅长签署发表。 七、顾全大局、听从指挥 营以上军官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后，我们比较快地统一了全旅官兵的思想，大家认识到自己即将成为解放军的一部分，因而自觉按解放军的纪律要求自己，部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时，部队开始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所作所为看不惯了。一次陈瑞河部队过绩溪欺压百姓，我旅警卫营一连宋连长上去干涉，发生冲突，相互大打出手；又一次，我部与刘汝明兵团后勤部队发生冲突，开枪互射，我警卫营将刘部上校军需主任击毙。部队官兵似乎有点按捺不住了，团营长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动手。绩溪是交通要道，来往敌军很多，我暗自分析，部队士气旺盛，情绪高昂，这是好的，但如此下去，还有可能与附近过路敌军发生大冲突，势必暴露我部企图，于起义不利。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旬，我请李民同志去向胡明同志请示，要求约定时间和地点，我亲自去汇报部队近来情况和有关起义事项。胡明同志通知当天下午八时在石家村石原皋同志老家见面。晚饭后由李民同志带路，我从镇头出发，在石家村第一次和胡明同志见面，记得在座的有熊兆仁和洪琪同志，胡明同志一一作了介绍。然后我把保五旅起义通电和营以上军官一致在通电上签名的情况，部队思想情绪的变化以及和过路敌军不断发生冲突的情况，向胡明、熊兆仁等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并要求快些起义。接着又汇报敌军江防部队部署的情况，据我了解敌人驻守江南第一线部队大多数是杂牌军，战斗力不强，没有固守的决心，所做的江防工事，大都是简易掩体。敌军第二梯队从江边芜湖到宣城，第三梯队从宁国到歙县，多是敌军的中央嫡系部队，但这些敌军完全无战斗准备，军车都是运送贵重物资向后方，对前方并不修整桥梁道路，作增援守江第一线的准备。如渡江战役开始，沿江岸守军必将全线溃退，第二、三线只有向后快跑。胡明同志等听了汇报很高兴地说：这些情况很重要，要向栗裕同志汇报的。保五旅开到绩溪后，栗裕副司令员就有指示：解放军还要在长江北岸休整一段时间，何时渡江，要听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保五旅宣布起义，要在渡江战役开始之际，起义后即向北进攻江防之敌，使江防敌军南北受击，难以应付，这样渡江攻击才易于奏功。胡明同志说：因此保五旅现在不能轻动。当然你们集结等候起义已经三个月了，急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还得再忍耐一下，渡江战役一开始，我立即通知你旅行动。我当即表示：我们绝对听党的话，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下去，保五旅绝对顾全大局，按照指示行动。不过当前部队集结于绩溪交通要道，处于敌人十一个军的中间，容易发生事端，不如现在派一个团到太平县境侦察地形，渡江战役开始后，该团即从太平县向青阳、铜陵等县境攻击江防敌军，敌军从江防逃跑必经太平，该团即在路上伏击之；另以一个团兵力开往屯溪、婺源之间，埋伏截击张义纯率领的省府要员。但婺源属江西，需派一位参谋率领与江西婺源中共地下党联系；我亲自率旅直属部队和一个团，在镇头、绩溪之间，靠近上金山（是胡明、熊兆仁领导的皖南游击队司令部所在地），便于及时联络请示。将来起义由旅部统一发出通电，分别就地出击。胡明考虑了一会，当即表示同意，并请熊司令员派一位熟悉江西婺源地下党情况的参谋协助，熊答应立即就派去。最后胡明对我说：“根据可靠情报，张义纯对保五旅行动有所察觉，你最近不要离开部队，要注意部队内部情况，要提高警惕。”谈完后我即同李民同志回到镇头旅指挥部。第二天中午，等熊司令员派来参谋后，我即到绩溪旅部召集各团及旅部中校主任以上军官会议，熊司令派来的参谋及郑汉、李荣康等同志均参加了会议。我汇报了与胡明、熊兆仁等同志见面情况，传达了胡明同志指示内容，当即派麦镇涛团到太平驻防，随后又派郑汉和李荣康同志去太平掌握协助麦团，候旅部起义通电发出，即向青阳、铜陵县境江防敌军进攻，如刘汝明部溃逃，则在太平途中埋伏截击；由宋家祚副旅长率领宋佩儒团到屯溪、婺源之间，预选有利地形埋伏，准备截击张义纯，俘获省府要员，夺取文书档案材料。婺源地下党由熊兆仁司令员派来的参谋联系。陈卜伍团由我率领在绩溪待命。各团按此部署，明日即出发，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向旅部报告驻地方位。江恕自提为上校副旅长后，借故请假去屯溪看病未回，他不参加会议，故不安排他任务。韦驹副旅长留守绩溪旅部，处理旅部日常事务工作。会议结束，各自准备出发工作，我也赶回镇头旅部指挥。 八、张义纯企图加害于我的阴谋破产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七时，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刘文潮从屯溪打电话给我，说是：“十七兵团侯镜如司令今天上午九时在徽州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要徽州一带驻军旅长以上军官参加，张主席要你亲自去参加，我即派车前去接你。”我想，此时去屯溪，可能凶多吉少。我即在电话上说：“近几天我有病在身，不能奉命亲自去参加会议，我派韦驹副旅长代表前往。”刘文潮一听急了，在电话中反复说：“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必须主要军、师、旅长参加，不准派代表。”其意已十分明显了。我不高兴地说：“我有病不能去怎么办？请你向张主席说明吧。”刘文潮仍不甘心，又说：“你只要能坐起就行了，听会议分配各部队任务，当然主要任务是驻军的，我们地方军队不会担任重要任务的，如果你不参加会议，不了解情况，恐怕今后不利指挥吧。”我说：“我派副旅长去参加，他回来传达会议指示，我遵照执行就是了嘛。”刘沉默了一会说：“这样重要的会议你不参加，对侯司令官有点不尊重吧。”我语气稍变了些，在电话中对刘说：“岂敢！岂敢！请你务必说明，确是事出无奈，病体难行，我们是多年知交，这点忙你总得帮吧。”刘说：“既然这样，我向张主席汇报看他意思如何。”不多时，张义纯亲自和我通电话，他说：“听刘参谋长说你有病，不能去开会。你还是勉为其难来参加会议为好，这个会重要。”我忙把以上对刘说过的话又对张复述了一遍。他说：“好吧！我跟侯司令官说说看吧。”说完挂了电话。约过一小时左右，刘文潮和方师岳乘坐一辆吉普车到了绩溪保五旅旅部，看到我妻子陈问梅即问：“王旅长在家吗？”陈问梅同志看他们来势汹汹，心怀叵测，便机警地对他们说：“王汉昭刚去县政府。”刘问：“王旅长不是有病吗？”陈回答说：“他确是有病，这几天常找人看病吃药，听说县政府有一个职员，擅长医道，他就去找他拿脉看病。”刘文潮和方师岳遂相信陈问梅的话，转身带两个警卫兵乘车赶去县政府。刘、方走后，陈问梅同志按我平时交待，有事向镇头方向走，她叫几个警卫员急速出城向镇头方向走去（我妻子陈问梅因快分娩，故未随我迁去镇头旅指挥所住）。刘、方二人赶到县政府，知我没有来，而且听说我搬到镇头旅指挥所已多日了，他们才明白中了调虎离山计。知道诱捕不成了，遂在县政府打电话向张义纯汇报说：“绩溪方向的事，我们按张主席原订计划权宜处理了，处理完毕即回屯溪复命。”他们的通话被我旅侦察连窃听到了。刘、方打完电话即驱车前往我旅第十六团，同陈卜伍团长谈了约半个小时的话，然后回屯溪去了。他们走后，旅侦察员即用专线电话向我汇报了刘文潮和张义纯在绩溪通话内容及去旅属第十六团活动情况。我命令侦察连继续派人侦察绩溪附近驻军动态，有调动部队者，立即向我报告。当天下午五时半左右，陈卜伍团长打电话给我说，有紧急要事去旅指挥所汇报。我要他晚饭后即来。晚上约七时左右，陈卜伍一人来到我镇头驻地，向我汇报刘文潮和方师岳今天中午找他的经过。当时刘、方对他说，旅长是广西人，你们跟他有什么前途呢？将来他把你们带到广西去，或者领你们走到邪路去，那时就悔之晚矣。张主席是安徽人，只要你听张主席的话，我们保证提拔你当屯溪警备司令。陈回答说，我是行伍出身的，没有多少文化，大官我也干不了。刘文潮说，你能当团长，就能当司令嘛。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抽出一封信，首先要陈保守秘密，不许第二人知道，然后才交给陈看。信纸上盖有大印，写着：“安徽省保五旅旅长王汉昭通匪有据，着即逮捕解省法办，如拒捕当场格毙。张义纯手令。”刘文潮要陈卜伍按手令执行，并要陈表态。陈说：“张主席有手令，当然听张主席的。我敢不照办吗？”刘、方说：“你听张主席的就事不宜迟，今晚就执行如何？”陈故意吓唬他们说：“你们知道王旅长身边的警卫人员，都是身经百战的广西老兵，警惕性很高，枪法又准，搞得不好反遭其祸，只有诱他来团开会方好下手。”刘、方一听乐滋滋地对陈说：“你心中还是有数的，这样就看你的了，恭候你的好消息吧。”陈则说：“二位回禀张主席，请他放心好了”。陈卜伍讲完这段经过后对我说：“我想我们签名的起义通电他们还不知道，不然为什么单单加害旅长一人呢？”说着，陈从口袋里拿出张义纯的手令交给我看。我即问陈卜伍，你作何打算呢？陈说，我坚决跟随旅长走，旅长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问陈卜伍此事团里还有什么人知道，陈回答，并无第二人知道。我说，很好，这张手令就放在我这里吧。你今晚先回团部去，看来形势很紧张了，否则张义纯不会狗急跳墙的，在团里要高度戒备，严防有人来活动下面部队，这一两天你不要离开团部，有事我好随时找你。陈说，请旅长放心吧！就这样，张义纯企图诱捕格杀和夺我兵权的阴谋又破产了。 九、胜利起义配合解放军渡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六时，胡明、熊兆仁同志派交通员来通知，要我速去上金山司令部商议要事，我和李民同志立即出发，上午九时左右到了司令部会议室，见熊兆仁、胡明、刘奎、罗伯桦和洪琪等同志均已在座了，胡明同志将刘奎和罗伯桦介绍给我后，即对我说，我们找你来是传达一个好消息的，我们盼望已久的渡江战役于昨晚零时开始了。粟副司令员来电，要保五旅立即通电起义，并要我们集结皖南所有的地下武装和保五旅一起向沿江敌人防御部队进攻，打乱敌人的阵脚，迎接二野渡江。胡明同志并布置我们将保五旅起义通电广泛散发，以扩大声势。我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我马上回镇头就签署起义通电。接着我简单地将昨天张义纯派刘文潮来诱捕格杀我未遂的情况汇报了一下，并将张义纯的手令交给胡明他们看。胡明同志阅后说，这个手令就存放在这里吧，张义纯已经是狗急跳墙了。你马上回旅部处理一切，下午五时左右即将保五旅全体官兵集结到旺川村开会师大会并聚餐联欢。我向胡明等同志告别后，即回保五旅旅部召集有关人员，签署起义通电，并部署刻印，派人将印好的起义通电分别到交通要道及各县散发，并用无线电台将起义通电向过去有联系的电台拍发，并请别的电台也予以转发，要通讯连与电讯系统联系，以有线电向各城市拍发，并通知旅的全体官兵：今日下午五时前到司令部集结，参加会餐联欢，晚上参加起义会师大会。当晚会场四周篝火通明，晚上八时许，保五旅起义会师大会开始，胡明同志首先讲话，他代表中共安徽地下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部队，热烈欢迎保五旅起义的官兵；接着熊兆仁司令员宣布：奉上级命令，安徽保安第五旅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部队独立旅，由王汉昭任独立旅旅长，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江北渡江指挥部命令我皖南部队及独立旅全体指战员明日上午六时向江边进击，首先解放旌德县城，然后向北推进，向敌军江防部队攻击。我代表独立旅在会上宣布：安徽保安第五旅从今天起，全体官兵正式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起义投诚，我们决心听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服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独立旅全体指战员今晚作好准备，明日上午六时出发参加战斗。当时我心情非常激动和振奋，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第二天上午我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部队独立旅全体指战员，随同熊兆仁司令员、胡明政委及参谋长刘奎等出发，並派罗昌明主任及韦驹副旅长率潘成美代参谋长及一部分武装，先去旌德县同我旅在该县的军官大队汇合，先行解放旌德县，等候我旅到达一同北进。解放旌德县之后，继续北进泾县，途中接到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敌江防守军各自向南逃窜，皖南解放军的任务改为追歼逃跑之敌。熊兆仁司令员、胡明政委和刘奎参谋长等率我独立旅追击敌军至徽州，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会师，会师后三兵团命令皖南解放军停止追击，皖南部队独立旅就地集结休整。这时我旅发生一件重大事件。因保五旅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宣布起义，我们全体官兵在起义的第二天上午，即随同熊兆仁司令员、胡明政委出发解放旌德县，並向江防守军进攻。旅部军需主任及军需在后方，乘机挟军饷款项潜逃，使得旅直属部队及保安第十六团共二千三百人，每人每天两角钱的最低伙食也无法维持，这样不但影响部队休整，並且部队有溃散可能，同时，皖北全境解放，我旅官兵多是从皖北来，多数官兵想离队到地方工作，如部队伙食开不了，官兵更加有理由离开部队。而解放军皖南部队因形势发展快，他们自己供给也有困难。我不愿增加组织上的难题，在此困难关头，不想法解决，眼看部队就要垮台，岂不造成起义行动功亏一篑吗。只好动员我爱人说：今后我们都是享受供给制了，要钱也没有用处，现在为了革命需要，把我们的积蓄贡献出来吧。她同意了，我们就把多年积蓄的一万五千元现洋，拿出来维持部队伙食，使大家安心休整。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初休整完毕。奉三兵团命令，皖南部队独立旅直属部队及一个整团共二千三百人全部并编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八师。我按命令立即亲率所部开到芜湖市郊并编到五十八师。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七日并编完毕，部队生活即由五十八师供给。 另由宋家祚副旅长率领第十五团去屯溪、婺源之间截击张义纯及省府要员逃跑，在屯溪以南遇到解放军渡江追击部队，经胡明部派来的参谋联系，说明保安旅第十五团是保五旅起义部队派出截击敌人逃跑的，该部队遂令保安第十五团一同往浙赣方向追击逃跑之敌，以后该十五团即与解放军追击部队并编。原来由郑汉、李荣康等同志协助麦镇涛率领的保安第十四团在太平县境阻击江防逃敌，谁知麦被张义纯收买，背信弃义，在太平县将郑汉和李荣康二人扣押起来，擅自率领该团移驻徽州岩寺，准备押解郑汉和李荣康二人到屯溪向张义纯领功，正好解放军追击部队赶到，麦只身仓惶逃跑，该团一营赶去屯溪以南，归编第十五团领导，第十五团共四个营一千八百人并编入解放军。保安第十四团另外两个营约九百人，因团长麦镇涛逃跑，部队自行逃散。宋家祚副旅长，在追击途中将部队交由宋佩儒团长率领，他本人即回旅部汇报经过情况。 安徽省保安第五旅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皖南绩溪县起义，起义部队番号是旅直属部队一个警卫营，另机炮、侦察、通迅等三个独立连及一个军官大队，共九百人左右；保安第十六团一整团一千四百人；保安第十五团四营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除保安第十四团两个营逃散，全旅起义官兵总共四千一百人。改编后的官兵因江北岸全境解放，有一小部分要求退伍回家乡做地方工作，大部分随解放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有不少同志进步很快，很多提升为团级干部。 十、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保五旅起义后，并编任务完毕。我要求到南京二野政治部起义军官训练班学习，各副旅长及主任亦要求去学习，经二野政治部批准，我等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到南京二野学习。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方向明和王贯之来到绩溪县保五旅旅部，方向明同志曾对我说，他和胡明同志研究过我要求入党的问题，要我写一份自传材料交胡明同志，但按政策应是特别党员。我问什么叫特别党员，方向明同志解释说：“因你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为了当时工作需要，不便公开与党发生关系，只好采取单线联系，这就是特别党员。”我表示尽快抽时间写好自传材料，后来因忙于起义，以致自传材料尚来不及写好送去，保五旅就宣布起义了。解放军渡江后，皖南地区改属二野领导，胡明叫刘奎领我到第三兵团司令部，将皖南部队独立旅领导关系转到三兵团，因改了领导关系，对我的情况缺乏了解，所以我的入党问题暂时搁了下来。在二野政治部学习班期间，三野组织部长曾山同志将我与安徽地下党的关系及率部起义的情况作了介绍，一九四九年七月，二野政治部敌工部党组织批准我为中共特别党员（一九五五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为正式党员）。一九四九年七月二野政治部介绍我到武汉第四野战军参加进军两广，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广西解放，广西军区任命我为宜山军分区副司令员，任此职务期间，我设法争取了伪广西桂西北军政长官莫树杰率部投诚改编，剿平了宜山地区土匪武装暴乱。之后，于一九五一年秋调广西军区军政干校工作，一九五四年转业到地方，历任广西省建筑工程局副局长、省城市建设局副局长、广西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的前后经过，因天长日久，难免遗漏，尚望知情者给予斧正。（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巡抚按：王汉昭：(1911～1987)，汉族，广西忻城思练街人。黄浦五期学员，国民党少将军衔，解放后任广西副厅级干部。
回忆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情况（《安徽文史资料12》第11篇）
作者：方向明（本文作者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和谈的烟幕下，完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各项准备之后，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并狂妄宣称要在三至六个月内击溃我军主力。但由于内战极端不得人心，国民党在军事上连遭失败，到一九四七年三月，被迫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我东北、热河、冀东、晋南等地解放军先后转入反攻。这时蒋管区内国民党大员骄奢淫逸，大搞“五子登科”（“五子”即：金子、票子、房子、女子、车子），不顾人民死活，搜刮民脂民膏，同时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惨杀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蒋群众运动逐步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特别是在敌人的心脏——上海、南京、芜湖一带，开辟“第二条战线”，发展进步力量，分化瓦解敌人，配合我军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 当时，皖中的新四军七师已奉命北撤，留在皖南、皖西的少数部队，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还有一些同志分散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上海、南京等地，进行隐蔽斗争。曾希圣同志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多年来建立的工作基础，向华东局提出建立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机构，以加强这方面工作领导的建议。华东局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决定成立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任命曾希圣同志为部长，李步新同志、黄耀南同志为副部长。国区部设在山东日照县的坪上，下设组宣、联络、交通、财贸等部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中央数次指示，要加强国统区工作的领导，提出要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群众斗争沿着开辟蒋管区第二战场的方向前进。从此，华东局国统区的工作，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敌人的心脏地区蓬勃展开。 派出上海工作组 华东局国区部成立后不久，我被任命为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组长，并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到上海开展工作。这里先要回顾一下在此以前，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皖中根据地主要以贸易形式掩盖的隐蔽斗争。因为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的工作是过去隐蔽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皖中原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粮食自给有余，但由于敌伪顽对我重重包围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内部食盐、布匹、药品、日用工业品非常缺乏，军需物资更难以采购。当时担任新四军七师政委兼皖中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同志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决定对敌占区开展贸易，以满足我方民生、军用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他亲自过问贸易工作。早在一九四三年秋，就成立皖江贸易局，蔡辉为局长。联络部长段洛夫、社会部长唐晓光、财经处长叶进明等也参与贸易局的领导工作。皖江贸易局成立后，公开号召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无为汤家沟一时成为商人云集之地。蔡辉叫亲友朱玉龙、蔡志锷、盛慕莱、石原皋、卢方等在上海、芜湖二地先后设立了与贸易有关的公司。在这段时间里，对敌占区的贸易很活跃，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不仅向解放区供应了一些食盐、药品等紧缺物资，而且增加了财政收入。新四军军部机关支出，可说大部份是由七师支援的。 抗战胜利，七师奉命北撤，在淮阴成立了大成公司，蔡辉为经理，吴锦章、谭伟为副经理。派出舒展民、沈君常、徐德明等到上海与各有关人员继续保持贸易关系。一九四六年初夏，曾希圣派吴文瑞到上海将上述关系统一领导起来。吴文瑞在上海住在天主堂街（四川南路）49号石原皋家中。石通过友入卢方（曾开设瑞裕钱庄）将吴的户口安在江西路同和古里七号，搞到了上海的正式居民证（身份证）。吴在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大成公司搞贸易以及和皖南游击区的交通联络工作。一九四六年冬，大成公司随部队由淮阴迁到山东。 那时，从山东解放区到上海，主要是走水路。连云港港口，敌人检查甚严。特别是对北方过来的“客商”更为注意。为了保证我方来往人员的安全，钱之光同志（当时跟随周总理）曾给石原皋法币五千万元，石将此款加入上海的正原公司，成为股东。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汤恩伯的机要秘书胡静如，汤部下的将领如张雪中也是股东，余亚农的内弟朱尧安当经理，杨忠尧当副经理。石原皋同志以正原公司股东身份作掩护，北去南来活动就方便得多。一九四七年二、三月间，吴文瑞、祝华、余亚农、朱尧安去山东汇报工作返回上海时，在连云港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正原公司要和解放区做生意，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不可能置之不顾。石利用这些关系，要杨忠尧携带胡静如的亲笔信，赶到连云港营救。未几天，吴文瑞等获释，平安回到上海，吴仍住在石家。 以上是国区部成立以前的情况。国区部上海工作组成立后，其任务除了继续开展贸易工作以外，主要是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民主进步势力，策动一些国民党部队和地方官员起义，以配合解放战争，同时建立交通联络站，打通去皖南、皖西游击区的路线，在长江两岸形成一个沟通南北的交通网。上海工作组成立后，原来七师派在上海、南京、芜湖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均划归上海工作组统一领导。 当时，我任山东大学预科部主任。预科部设在下裕，国区部在坪上，相距不远。一天，曾希圣同志派人找我，我即随来人同去坪上，见到了曾希圣、李步新同志。自北上以后，我们已有一年多未见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同志之间的相聚，是十分难得的，相见时那种喜悦、激动的情景，至今令人难忘。曾、李部长向我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斗争形势，指出：敌我力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军共歼敌军七十一万人，迫使敌人将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中央指示我们要趁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兵力不足，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有利时机，有步骤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后方，以配合我军正面战场作战。同时，加强和统一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把上海各校学生正在进行反内战的宣传示威，迅速扩展到其他大中城市。使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为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曾希圣同志还对我说，根据白区工作的特点和需要，我们已向华东局建议、国民党地区工作部上海工作组由你担任组长、吴文瑞同志任副组长。你去后要因势利导，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团结和推动民主进步力量，揭露和打击反革命势力，打开上海国统区工作的新局面。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激发了我的革命责任感。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他们考虑到任务的艰巨性，需要作长时间的打算，要我和爱人、孩子一道去。我考虑自己已很久未去上海，那里有些熟悉的朋友，多年没有往来，他们现在那里，情况怎样，都不知道。而且在敌占区时时刻刻都可能遇到麻烦，携带家眷行动不方便，所以我提出还是一个人去好。组织上同意我的意见，我去上海工作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我回山大办完移交手续，即去国区部待命。组织上为我赶制了一套新的行装，装扮成商人模样。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已是四月下旬了。在我动身的前一天，李步新同志来到我的住处，十分关切的对我说：“上海形势非常险恶，你的任务又是这样艰巨、重要。你千万要小心，遇着特殊情况，你可以相机行事。那里是敌区，处理事情要机智果断，有时稍一犹豫，就可能造成失误。你对工作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我叫张石平陪同你一阵去，他有许多安徽无为的同乡在上海。你们先在张的同乡家落脚，再去找个可靠的地方居住下来。刘文同志和小孩由我照应，你不要记挂。”李步新同志的话真是语重心长，组织关怀，党的温暖，给予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巨大勇气和力量。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我和张石平同志乘坐杜海林的货船离开了山东。杜海林，安徽人，原来是招商局轮船上的茶房，抗战时，他经常到七师地区做生意，与唐晓光、蔡辉等都熟悉。他家住在上海南市。七师北撤到山东后，杜也随着往山东做生意，是可以信得过的商人，有时他还帮助做些交通工作。因此，我就乘他的货船。组织上交给我几十担豆油，作为我和张的生活费用。船从日照县的涛雒出发，进入黄海。这一带海面上常有海盗和国民党“海上保安队”出没。几天后，这只船就遇上了国民党的“海上保安队”，他们登舟搜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敲诈了一些钞票离去。 在海上飘浮了十六个昼夜，到达了崇明岛。从北方解放区来的船只，是敌人注意的目标。船停泊在崇明岛码头，杜向检查人员贿送了几担豆油，好在杜与这些人混熟了，轻易地闯过了最后一关，进入吴淞口。船到吴淞，我和张石平改乘汽车到上海。 张石平的无为同乡，大都靠拉人力车、挑饺儿担、卖炒货、摆小摊度日。他们住在原来法租界的木棚区，是上海的贫民窟。张石平带着我到了这个贫民区，住在一家木棚屋的阁楼上，这些地区是敌人最注意的，经常有各种便衣暗探出现。我们到上海时，天气已经热了，还是头戴呢帽，身穿夹衣长衫。我们二人这种非工非商的打扮，和劳苦大众生活在一起，稍久一定要出问题，必须尽快转移。于是我俩去找翟树荣。 翟树荣是安徽泾县水东翟村人。翟姓是大族。我幼年跟着父母亲从老家桐城迁居在太平县一个小山村，与翟村相距甚近。少年时我们二人就成了好朋友。大革命时期，翟树荣参加过革命，在泾县、太平一带活动。大革命失败，敌人捉拿他，他就逃到上海，继续读书。后来他加入国民党，但他还参加左联活动。我在上海青年中学教书时，他担任建国中学的教务主任。那时，上海的中学校长或教务主任，必定要到庐山集中受训，他也受了训。可是他在上海，暗中还是做爱国救亡的工作。我二人往来不辍。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他回到泾县翟村。新四军军部近在咫尺，他帮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抗战胜利，翟树荣回到上海。那时，他担任北四川路某小学校长。这个学校是上海规模很大的小学之一。根据我与翟树荣旧日的友谊和他平时的为人，我断定他即使万一不能帮助我，也决不会破坏我的工作。我分析了这些情况后，决定到学校去找他。我同张石平来到某小学，由张出面去探询一下情况，我在小学大门口对面的马路上，慢步缓行。我早已将翟的身材、容貌、举止动作诉告张。张进入小学，迎面就碰上了翟。张问他：“你认识方彬（我原来的名字）吗？”一个陌生人，突然提到我，翟感到惊愕。他迟疑一下，才说：“认识，多年未见，没有通过音讯，不知道他的情况了。”张知道翟有警惕，告知是受我的委托来看望他的。并表达了我对他的记挂，希望有机会看到他。翟就问：“他在那里？”张指着校门说：“就在门口。”翟将信将疑地随着张走出校门，一眼看见我站在马路对面，他赶快穿过马路，老友意外相逢，欣喜异常，彼此寒喧了几句，我即向他说明来意。他对我突然到来，开始感到惊异，当他了解情况后，十分高兴，愿意尽力帮助我。我二人的衣衫相差很大，恐怕引起过路人的怀疑，不便久谈，我约定他，第二天到我的住处见面，再作详谈。第二天，他如约到我的住处，我告诉他住木棚区不安全，必须早日离开，请他去找陈维稷，商议另找安全的住所。 陈维稷是安徽青阳人，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赴英留学，专攻纺织。一九二九年归国后，历任暨南、复旦大学教授。创办进步报刊，如《天下日报》、《起来杂志》。后来参加救国会，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这个时期，因救亡工作的关系，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上海沦陷，陈回到青阳老家，他家是青阳世家。一九三八年夏我到青阳工作，首先找着陈。我陪他到新四军军部看望袁国平、黄诚同志，陈应邀在军部大礼堂对群众作抗日救亡的报告，慷慨陈词，很能鼓舞军民的杀敌斗志。不久，陈参加了共产党，为特别党员。后来，因工作需要，经组织决定，他离开皖南，前往四川重庆，搞合作社工作，与徐冰同志单线联系。抗战胜利，他回到上海，担任中纺公司（没收日人开设的各纱厂而成立的）的总工程师，兼任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家住在中纺公司宿舍，地址是澳门路106弄A22号。 翟树荣到中纺公司找着陈维稷，告诉他我已来到上海。陈听到我来上海非常高兴，约我次日在外滩沙逊大楼的英国俱乐部见面。到此午餐的都是外国人和留英学生，个个西装革履，没有一个长衫客。我与翟的身材大致相同，他选择了一套西装，连汗衫、领带、皮鞋等全副行装送给我，要我换装前往。次日，我整容换装，并告诉张石平，我不回来了。叫他不要外出，安心等候转移。我应约前往英国俱乐部，陈维稷已先到。我们边吃边谈，在大庭广众之中，只谈一些不相干的话。餐毕，我随他到中纺宿舍，在他家中，才开始畅谈一切。他家中客人来往频繁，久居恐不安全，就将我安顿在他的弟弟陈次泽家中。陈次泽也是中纺公司的职员，住在中纺宿舍D21号（A、D两处相距约半里），一楼一底，独家居住，无闲杂人出入。我在那里住了下来，随即考虑张石平的迁移问题。那时，上海有个现代经济社，办了一个《现代经济通讯》，对外，吴觉农是董事长，勇龙桂是总编，实际是许涤新同志暗中负责。我知道陈维稷在上海是与许涤新同志有关系的，就请陈设法将我的户口（我改名施志方）安排在《现代经济通讯》社，搞了个采访记者的头衔，领到一张正式居民证。张石平也安排在该社刻钢板，并住在那里。我二人安身下来了。我再去天主堂街49号石原皋家中找吴文瑞，后来，舒展民、沈君常、徐德明等也都遇着了。 我来到上海之前，对蒋政权极端腐败、军政要员互相争权夺利、彼此倾轧、纪律败坏、民不聊生的情况略有所知。到上海后，经过各方面的了解，更加丰富和加深了我的认识。蒋为人阴险多疑，凡非嫡系的军政人员，他是不予重用的。他很相信陈诚，就把他放在总揽军事指挥大权的参谋总长的位置上。凡是战略要地，都把他的亲信派去。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这个独夫民贼自认为万无一失，即冒天下之大而不韪，悍然发动内战，不料一年多时间，其大量有生力量即被我军歼灭，形势的逆转迫使他采取地区固守的方针，加强各省和地区的防卫，他特别注重苏、浙、皖地方，尤其侧重对淞沪和京、杭等地的防卫，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蒋介石派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统辖指挥苏、浙、皖、赣地区所有部队，派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毛森为上海市的警察局长，黑暗统治，血腥镇压，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但是，就在蒋帮加强反动统治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大中城市罢工和抢米运动如火如茶。我同吴文瑞、石原皋、舒展民、徐德明、沈君常等同志在一起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既看到我们开展工作的困难，也看到了有利条件。 建立和加强交通联络站 国区部成立后，派出许多干部，分期分批经上海到皖南、皖中游击区工作；还有一些上海、南京的进步青年和进步人士，也要到游击区参加工作，这必须有可靠的交通人员护送他们进入游击区。我就把原来胡明同志（皖南游击区负责人）派在南京的联络站加强起来。该站负责人是张京武同志，他是太平县人，一九三八年就参加新四军部队工作。“皖南事变”以后，他以茶叶商人的身份作掩护，住在“正泰茶行”，担任了党的地下交通员，掩护与护送南来北往的同志。一九四七年春天，张京武到上海，吴文瑞按照黄耀南同志的指示，付给他一笔经费和物资。他回到南京，邀集了几个同乡旧友，筹资合开了“聚兴茶栈”，地址在南京中华门马道街。张又在芜湖、青弋江两处建立了交通联络点。先后由张这个联络站护送到皖南、江北等地的干部有李友白，罗伯桦、李平、康大川、罗枫、葛子清等六、七十人之多，从来没有发生过危险。还有一个联络站是在当涂县采石，由查效华负责，查妻和王国治都在站上工作。在南京还有唐晓光建立的联络站，王桢兴（升州路玉带巷7号）、高大妈等联络点与我们取得联系。在上海专门跑交通的有程龙、李庆萱、冯振国、石原皋。沪、宁、芜的交通联络工作加强以后，确保了护送人员、传递情报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那时，上海工作组尚未与皖西游击区联系上，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政治交通，怎么办呢？这时我想起在山东大学时，和我在一起工作的赵卓同志，他的家住在上海陕西北路，临别时，他说，如有必要可找其父赵家元，他会帮助我们的。赵是安徽怀宁人，对去皖西的路线可能熟悉，我决定去赵家。那天正巧何东初同志（皖西游击区派来的）也在那里，商得他们同意，赵家元就跟着何东初经安庆进入皖西游击区，在桐城叶家老屋，找到皖西游击队的总负责人桂林栖、何伟群。我请桂林栖派人在安庆搞一个联络站，以便今后联系，他们当即答应要物色一个适当人选。不久，皖西游击队与进入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接上了关系我就不再与其进行联系了。 安徽的政界、工商界还有我熟识的人，得设法联系，争取和扩大外围力量。我找查效华来沪，派他到芜湖去打听张台望的消息。张是安徽和县人，出身贫寒，早年在芜湖商会当小职员，“五四”时期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爱国运动，抵制日货，反对贿选，反对军阀。大革命失败后，他家为地下党的联络点。我与他的妹夫王盈潮是好朋友。王原是我江苏如皋县委书记，如皋暴动失败后，在张家躲避了较长的时日。因此，我与张台望也成了要好的朋友。抗战发生，他全家逃到后方。我们约有十年，未通音讯。我要查效华打听一下，如他已回芜，而且政治表现较好，则约张来上海晤谈。 我刚把这些事办了，突然又发生程自立同志被扣的事情。程夫妇携带小孩同苏帅仁一起从山东石岛附近张家铺乘四个桅杆的大民船来沪，船上装有花生油等，在海上遇着十二级台风，船上大桅杆被吹折，飘流十几天。船到崇明岛附近，他们遇着海上自卫队，实际上是海盗。船上舵工送海盗四担花生油，海盗将苏及程的爱人赵茜放行，而将程囚于海盗船中。苏帅仁和赵茜赶到上海，苏住在杨大炎、庄更生的运输行，地址在天主堂街京江弄内。该运输行是我们的外围组织，杨大炎是青帮，又是船帮的头儿，一直帮我们搞运输，讲义气。赵茜住在亲戚家。后经协成商行的老板蔡万云（与我们有贸易关系）送了海盗26担花生油，程自立才被放出。他在船上过了三个月的拘禁生活。程出来到上海住亲戚家中，我次日就去看程夫妇，给他们一些钱。大约一九四八年一月初，查效华来上海，我就叫查护送他们到皖南游击区去了。 一九四七年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南京的梅园交给民盟代管。我同陈维稷到南京，准备找周新民同志。我俩住在旅馆，第二天到梅园附近一打听，才知道梅园附近已被特务严密监视。后来探知周新民仍住在梅园内，不能外出。罗隆基便乘了一部吉普车直驶入梅园，因罗是美国留学生，与驻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有往来，特务没敢阻拦。罗将周接出，开快车飞奔，特务也乘汽车尾追，吉普车速度快，特务的汽车没有追上。周新民中途下车，避到王同荣家。数日后，周化装由王陪他乘火车到上海。我同陈维稷在南京住了两天，即返沪。到沪后找着周新民，他向我们介绍了中共代表团撤走的情况，并相约定期会晤。 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伪“国大代”，制定伪“宪法”。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到了南京，真是群魔乱舞，丑态百出。当时的民谣有：“南京三大害：一是军官总，二是国大代，三是新闻记”的流传。我认为这是宣传党的政策，了解敌人情况的极好机会。我又赴南京去找朱子帆（由周新民介绍认识的），朱复介绍李荫五、耿家舒给我。耿家舒与张治中的关系很深，做过张创办的黄麓师范学校校长。耿在南京自置一住房。我在耿家住宿过。他们告诉我，蒋介石大力拉拢国大代表，特别收买曾琦的青年党和张君励的民社党中的国大代表。曾、张二人同蒋介石讨价还价，争夺部长的席位。他们暗中做交易，以期制定反人民、反共产党的“宪法”。我马上将这个内部消息写成报告，由朱子帆写信给驻在浦镇的国民党的萧师长，让张京武通过萧的防地，把信安全送到江北。同时了解到有些同志北撤时留在南京，我就叫张石平动员留在南京的同志回到江北打游击，并由张带领同去。林凤池同志是经过组织批准潜伏在南京的，后来我到南京，时常住水西门外林家，或者由胡评（胡适的侄子，在教育部工作）陪我去住旅馆。 我们在上海、南京、芜湖、当涂等地的联络站都相继建立，并加强了力量，打通了上海、芜湖同皖南、皖江等游击根据地的交通线，从此我们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策反工作上来。 打入敌特组织搜集重要情报 一九四七年春，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挺进豫西，陈粟的华东野战军进至豫苏皖地区。这三路大军歼灭、调动、吸引了大量敌军。西北、东北解放军也相继发起进攻。我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的一些军政人员深感蒋政权大势已去，今后何去何从，正在犹豫徘徊之中。我们上海工作组不失时机地设法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敌情，搜集情报，积极配合我军作战。 查效华同志到芜湖了解了张台望的情况，认为可以见面，我立刻写信约张到上海相晤。张接着我的信，非常高兴，马上来沪。他到中纺宿舍找到了我。久别重逢，促膝畅谈。他还特别详细地介绍其儿子张力化的情况，说他能为党为人民做些工作，政治上是可靠的，他愿以全家生命担保。 张力化由于家贫，以及其姑父王盈潮的指导，少年时在安徽职业学校机械科半工半读。该校在芜湖东门外，系安徽省教育界进步人士李光炯、刘希平、朱蕴山、沈子修等创立。李光炯为校董事会的董事长，时绍武任校长。毕业不久，抗战爆发。他本已考取清华大学工学院，但家中和王盈潮都无力负担他的费用。他的姑父希望他为民族效命。他听从王盈潮的话，进了国民党中央军校十四期（校长是蒋介石兼，教育长是张治中，主任是李明灏），学的是无线电通信，一九三九年一月毕业，留校担任十五期、十六期、十七期区队长等职。后来历任连长、副营长、营长、团副等职。一九四三年任二十集团军总部（总司令霍揆彰）少校作战参谋，后升中校参谋。抗战胜利后，他在国防部所属预备干部受训处任中校人事科长。他在蒋的嫡系部队工作，深得上级的信任。一九四六年七月，国共和谈破裂，他得知蒋介石决定发动内战，对国民党开始不满，于九月间借口祖母病逝，请假到芜湖治丧，委婉辞去南京的工作，以军官总队的队员身份在芜居住下来。 我知道了张力化的情况，乃同意张台望陪他来沪。不久，张台望带儿子来了。我详细的询问了他的经历和其对时局的看法，以及个人前途的打算。因为他平时受王盈潮的影响较深，思想较进步，向往革命，颇有抱负。他知道我是王盈潮的好友，故对我较信任，他表示愿意跟随我做点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他说国民党腐败透顶，不可救药，人心业已丧尽，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一些有志青年都很苦闷，急于摆脱困境。他说：“过去我参加国民党军队是为了抗战，并不是什么党派之见，今天它发动内战，我不能跟它走，所以弃官回家。今后，我一切听候党的安排。”我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青年，能够分辨是非，只要善于引导，注意发挥他的长处，他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我教育他要忠于党的事业，严守党的机密，遵守革命纪律。他表示绝对服从。第一次接触，他给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决定放手使用他。根据张力化的经历及他同国民党军队的关系，我要他设法回到国防部去做事，但一时找不到机会，就同意他先去湖北方面活动，然后伺机回华东。那时恰好湖北咸宁成立第十六绥靖区，霍揆彰任司令官。我叫他相机进行活动。他去南京见着霍本人。霍叫他到湖北该部工作，任上校作科课长兼任指挥所参谋主任。指挥所在监利。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敌军一切作战机要、秘密图表，包括各部队的兵力、番号及武器配备等重要情报，特别是“华中剿总”拟定的“华中剩匪绥靖计划”等，都复制寄给了我。他是用宫方的信封由军邮寄出的，没有受到检查，没有出问题。不久，“华中剿匪绥靖计划”被我军粉碎，康泽被俘。蒋介石的梦想又破灭了。敌十六绥靖区指挥失策，损失惨重，蒋介石非常恼火，特派一个视察组前去检查。张力化是指挥所的参谋主任，当然压力很大。幸而司令部的刘参谋长，先用电话通知了他，得以早做应付的准备。他立即快函上海，用隐语请示，那时我因事离开上海，同石原皋一同到皖南游击区去了，由陈维稷代我复信，对他要“回乡”一事，陈回答最好等我回来再定，如等不及、则根据情况自行处理。我以前也曾对他说过，如遇事情紧急，来不及请示，他可相机行事，但必须慎之又慎，事后要作详细汇报。他的行动由我负责。视察组到后，开始调查每一作战文电，登记的承办人都是张力化。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指挥所李主任身上，一切都请示过，按刘参谋长计划进行、他预感受嫌疑很重，必须赶快离开。 蒋介石以为有庞大的特务组织，可以控制局面，谁知发动内战，军事上节节失败，起义之师屡起，无法防止。蒋决定改变敌特组织，接受美国建议，彻底建立军事保防，即美军简称“C.I.C”的反情报机构，聘请美军泰勒为顾问。反情报队的指示，即使统帅部也要立即照办。因此，参谋部规定该队成员的条件很严格，要绝对可靠，要军校正式毕业生，要有高中以上文化，要当过连长以上的官职，要参加抗战五年以上，要打过仗，要当过参谋。所有这些要求，张力化都具备。他利用要抽调得力人员去南京国防部受训的机会，申请准予去“华中剿总”初试。符合上述资格的人员不多，十六绥靖区司令部只能挑选他去密试，初试在汉口“华中剿总”进行。他初试被录取后，即乘轮返芜。他听说我在上海，又赶忙去上海找我。我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后，对他说：打入敌特组织，要有更坚强的毅力，万一出了问题很难营救，嘱咐他要谨慎从事。“C.I.C”反情报组织主要是监视敌人自己的行动，反正是狗咬狗，他可以放手去干。这更有利于掩护我们的活动。我同意他到国防部情报学校特种情报班受训。按惯例，他是华中选送来的，受训毕，应该回到湖北，因湖北不属我活动范围，联系工作不便，恐难发挥作用。我叫他受训结束后设法留在华东。他到南京后，利用人事关系，由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槐保荐，免试入学。结业时国防部分发他回武汉剿总，他请假回芜湖，借口卧床不起，避开了到武汉的风头。后再回南京，请求分在南京直属队。恰值直属队扩大编制，正需要人员，于是准许他的请求，发表他为“国防部反情报队”中校参谋，继升为代上校队副。不久，敌直属队又奉命赴台待命。当时敌我斗争极为紧张，我叫他不要赴台，想办法留在南京。他千方百计搞到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南京区代理中将视察组长的职位，领取了最高统帅部颁发的红壳金字的“国防部侦察证”，即所谓“红派司”（敌人惯以红色代表将级，黄色代表校级，兰色代表尉级）。这个“红派司”上面，明确规定：“能代表最高统帅就地指挥当地军警一切武装人员，有权扣留陆、海、空交通工具和搜查逮捕可疑分子”等，张力化就变为一个超权的神秘人物。我由他护送、朝繁地往来于上海、南京、芜湖之间，在近二年时间里，安然无恙。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没，歼敌一百五十多万人。至此，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已消灭殆尽。一九四九年春，除安庆孤城困守外，江北沿江各地全部解放，芜湖就成为敌军云集，特务如毛的重镇。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驻扎在芜湖。绥靖区下设有三个前线指挥所，一个在安庆、一个在大通、一个在芜湖。芜湖指挥所又有城防指挥部，专负作战和芜湖城市的治安工作。皖省保密局头子唐玉昆也从江北撤退到芜湖，国防部二厅的主要特务刘启瑞（贵池人）也经常来到芜湖布置任务。中统的安徽头目，几乎全部都集中在芜湖。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叫张力化设法来到芜湖。张力化自打入特务组织后，他来往于上海、南京、芜湖三处、假装执行上级的任务，实际上是按我的指示在做工作。他在沪宁等线上川流不息，行踪没定，只有我能排算到他的所在地点和行动处所。他接到我的信，即刻来芜。我要他设法调到芜湖。他是蒋介石嫡系军官学校出身，又参加陈诚的部队，可以说属于陈诚嫡系人物。汤恩伯既要讨好陈诚，又要利用他这个高级特工，来巩固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所以发表他为南京区代理中将视察组长。他根据我的要求，找到汤恩伯，强调：“南京人物多，芜湖一带为共军渡江要地，对那里的驻军应明察暗访，以防投共。”汤恩伯十分称赞，于是下令特派他到第七绥靖区视察江防，藉以监察动摇的部队。张力化拿着手令回到芜湖，我又叫他赶到上海，利用他在上海军政部门任职的黄浦同学，设法搞些军事情报。他找着王之师，王是张力化在军校十四期的同学，一九四六年就同我党有联系，后因联系人调动以致联系中断，这时王在上海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校作战科长，张很想争取他，但不敢鲁荞行事，就找机会和他在一起议论时政，试探他的政治态度。王和张是同窗好友，说话极其坦率，主动说起自己和党失去联系的情况，张这时才把自己与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告诉他。王迫不及待地要求和我见面。张只答应代为转达，不便直接引见。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国民党军事防务的要害部门，我很重视这个关系，要王协助张力化工作设法弄清敌人的军事部署。有一天，王之师在特务营营长郑远钊办公桌上发现一个卷宗里有份绝密件：《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附有上海地区全部防御阵地、工事构筑、兵力配备图。这是汤恩伯总部精心策划编制的绝密件，印有号码。这一份是给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陈交给郑远钊，要他按照这个计划，制定特务营警戒工作方案。由于王多年从事作战参谋业务，深知这份密件的重要意义，它将关系到我军解放上海战役的全局，有了他就能够使我军对敌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准确指挥进攻。他迅速将这份密件藏入大衣袋内带回，电话通知张力化快到他的宿舍。张力化看到这份密件甚为震惊，认为至关重要，决定由张复制一份。不料张力化复制出的文件上面字迹模糊，兵种代号看不清楚。他俩商量结果，毅然将原件交张带到芜湖。第二天王之师又得到汤总部参谋长黄辉亚交给他同样的密件，只是编号不同。汤恩伯、陈大庆一向高高在上，对这些密件并不注意。关于作战方面，都是由王直接与汤、陈周旋，所以始终未露出破绽。张力化带着绝密作战计划，飞快赶到芜湖。我马上派交通员将这个《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送交胡明同志，请胡明同志用电台转报三野司令部。胡明同志叫韩铭新同志发出。粟裕司令员复电嘉奖。 后来王之师又兼任少将代理参谋处长，关于兵力调整，阵地巡查，战场汇报等等，统统由王之师主持。汤恩伯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经营一年多时间，构筑上海近郊周围碉堡工事，区分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大都是水泥钢筋永久性的。市内核心阵地准备巷战，决定利用四行仓库、国际饭店、中国银行、法国兵营、警察总局等等高大坚固建筑房屋，作为逐街逐巷的抵抗据点。必要时将这些建筑物进行破坏。而且在各街还布置有水泥活动堡垒，堆集沙袋，拉架铁丝网，可以说是步步为营、层层设防，企图作最后的挣扎。 我曾叫张力化转告王之师，要王尽量设法保护国家和人民所有财产、物质设施。尤其是所有桥梁、码头、船只等，凡是能保存下来的，都要尽量保存。王之师知道复兴岛停泊几十艘渔管处的渔轮，都有现代化设备。汤恩伯打算利用这批船只作海上交通工具，三令五申要把这批渔轮拉到吴淞口备用。如果不能拖走，就要炸毁。王之师曾趁视察阵地的机会，到复兴岛现场看过一次。遇着在渔管处工作的旧同事蒋俭铫，要他找些人保护渔轮，蒋就找了朱必公、李启蒙、杨巨成几个人。汤恩伯先是要将渔轮驶到舟山，船上人找不齐，无法开动。后来想用拖驳船把渔轮拖走。王和蒋商议，将停泊在码头船坞靠外航道的一艘船的船底螺帽打开放进水，船身即行倾斜。这样，就以一条船阻拦了里边所有船只的出路，其余的船都不能拖走了。汤即下令到作战处，将全部渔轮早日彻底炸毁。王之师写了一个签呈，说明不宜过早炸毁，如过早实施爆炸，势必引起市民军心不安，对作战影响很大。王保证在必要时彻底炸毁，决不贻误戎机。王千方百计藉故拖延，始终没有把他控制的工兵开往复兴岛。最后将全部渔轮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揭开上海战役序幕后，汤恩伯、陈大庆、毛森等凶狠毒辣，对市民稍涉嫌疑的即行残酷迫害、乱抓乱杀。盛慕莱同志即在这个时候被杀害了。五月十六日，防守外围阵地的21军、123军被我解放军猛烈攻击，伤亡严重，先后放弃了外围阵地。汤恩伯看到战况吃紧，曾集结5个团的兵力，在高桥附近和我军死拼，很快地被击溃。汤恩伯下手令给王之师，要他随战况变化负责炸毁沿黄浦江的码头和外白渡桥及苏州河上所有的桥梁。并在外白渡桥附近安插了一个工兵营，住在苏联领事馆隔壁，随时做好炸桥准备。王答应负责，并又陈述不宜过早炸毁的理由。然后，王下令将这个工兵营调到大名路，离外白渡桥较远，叫他们不要乱动，没有王的命令，不得擅自炸毁，如违严惩。五月二十一日，12军、75军大部被歼，陈大庆又打电话给王催办炸桥事，王还是答应作战处负责，决不贻误。王之师知道汤恩伯、陈大庆在这时已不敢冒险亲来市区，王也借故不去与他们见面，仅用电话联系，来一个拖延之计，他们也无可奈何了。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已有一部攻入市区、大场、江湾，吴淞也行将解放。这时汤恩伯、陈大庆仓惶率残部乘船出吴淞口，逃窜到舟山、台湾去了。沿黄浦江的码头和外白渡桥及苏州河上所有桥梁，均被保护下来。 控制芜湖的特务活动 在渡江战役临近时，敌人加强了芜湖的防务工作。原芜湖县党部书记长水泽柯，芜湖县调查专员王墨林，《中国日报》驻芜办事处主任陈晓钟，调统的胡百练、经绍周等都是老特务，他们的嗅觉灵敏，在垂死挣扎的斗争中，非常嚣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张力化为了保卫地下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他亲自兼任芜湖城防指挥部视察主任，控制地方一切特务单位，禁止乱抓人，明确指出抓人要经他批准。并且禁止乱发通行证、乱带武器。他借统一管理之名，集权力于一身。宣布夜晚戒严，使特务不能任意行动。他与城防指挥官约法三章，指挥官专负江防作战，维持市内秩序完全由他主持，一切城防处理全由他掌握调度，连第七绥靖区也不能干涉他的权力。他这样一整顿，叫做“明帮曹操，暗帮刘备”，对地下工作有利。特务曾报了一个黑名单，约计百人，请他批准，以便捉人。内中有洪绍侠（朱子帆的妻子）、陶若存、陈天任、王贯之、程士范。张力化说这些人都是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的人士，只凭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怎能乱抓呢？他不但不批准，反而把特务责备一顿。在这个时期，被捕的人确实很少，偶而被捕的人，不久也都放出。他又成立芜湖城防五人小组，他兼任组长。芜湖县县长谢汝昌、第六行政专区保安副司令刘格非，都是组员，五人中，我们占了三人。一天，张力化说，观察谢汝昌的态度，我们可以争取过来。我不好将谢、刘和我们的关系告诉他，只是含糊地说，再观察一下。实际上，可以说五人小组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又有一次，特务机关伪造解放区的证件，被他发现，为此事他与某部队的负责人发生冲突，他来告诉我，准备运用他的特权，调动一些军、宪、警与他对抗。我劝阻他，不能这样蛮干，后来就算和解了。我叫他在江防上多动脑筋，他以高级特工的身份视察芜湖附近沿江驻军情况，了解到沿江的驻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是一些杂牌军队，沿江的工事没有隐蔽火力点和交通壕，都是一级配备，没有纵深，没有坚固的据点工事。只要几炮一轰，就会烟飞灰灭。由此可以证明蒋的官兵毫无斗志，准备逃跑。 张力化有一军校同学叫做刘和平，他是66军185师555团的营长，驻扎在当涂江心洲。他与刘和平共过患难，非常要好。张力化有信心能说服刘起义。他抱病乘火车到采石，在山炮营营长何崇德处借电话打给刘和平，何和张也是同学，见了张，非常热情地接待，张对何说，现在我要到江心洲去，过几天再来和你谈。刘和平得知张力化要去洲上看他，特地派人选一匹马到采石夹江边来迎接。采石距离刘和平驻地的江岸二十余里，张力化因为急切要和刘会晤，奔驰时极为快速，甫行到达，腹绞痛不已。他是军人作风，拼命顽强克制。刘和平将张接到洲上，大办酒席欢迎，张却不能下咽。他向刘和平及其亲信公开说明来意，指出今后前途，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抛弃个人偏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接受起义。并说你们若能接受我的意见，和共军方面的联系，则由我负责。大家都拍手称赞，表示服从他的指示。不过认为即行起义，则有困难，因为孤军处在长江孤洲中，前不能进，后无退路，一发难即可能被敌军包围消灭，必须待解放军向江心洲这方向渡江时，刘才能率部起义，迎接大军。刘和平为了表示决心将该营防御配备，包括江边桥头堡阵地，东西梁山布置水雷的区域详图，交张带回。并告诉张，他的右翼是131师，东西梁山是郑飞营长在防守，要张去活动。郑飞与张也是同学，共过患难。张打算前往。可是他一夜腹痛难熬，实在支撑不住，张只好叫刘先设法将情况转告郑，以待自己下次再去。翌晨刘和平派兵护送张力化到当涂夹江边渡江，由66军军部派来吉普卡直送到芜湖。张拿出地图并将活动情况详细告诉我。我叫张台望速送他到弋矶山医院医治，嘱张力化好好地休养，不要再过于活动了。不料他的胆囊炎，胆石症又突然发作，于四月十二日在弋矶山医院施行手术，以致他在这个紧要时刻未能再往江心洲和东西梁山与刘、郑晤面了。张力化同志对于解放事业，尽了极大的努力，做出显著的成绩。 在白色恐怖之下 我到上海不久，石原皋对我说，曾希圣同志叫他到山东办理入党手续。办理完毕，他就赴烟台，领舒展民、吴若浜、罗枫等乘民船经汉沽到了天津。天津到上海的海轮，不是每天都航驶，要隔几天才有一班。他未上轮之前，发了一个电报到上海，告诉他所乘的船名和船期。我和吴文瑞叫人到码头接他们。并告诉石：金谷、沈惠文（地下交通）被捕，供出他和汪伯威的名字，恒只说是经济上的负责人。因此，石从山东回沪，就没有回家，而径往愚园路柳林别业55号仙鹤草素药厂。过了数天，特务到石家搜查，吴文瑞、程龙等在石家打牌为戏。特务一进家，到围住他们。程龙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拿出中统派司。这张派司是一九四六年石原皋为了保证安全护送洪琪同志（胡明同志的爱人）进入皖南游击区，叫程龙找浙江中统的头子田天铎搞到手的。程龙对特务说他与石的妻子是亲戚。特务看见是“货真价实”的中统派司，就让他们走了。吴文瑞不能再在天主堂街居住，就搬到药厂与石同住。上海的环境越来越险恶，工作更难做。不久，约在十一月中旬，吴文瑞就同程龙进入皖南游击区了。这时，石原皋除了天主堂街、江西路、河南路几处外，照常到各处活动。 一天晚上，石原皋雇了一辆人力车，准备到先施公司楼上的东亚旅馆去看人，车正要拐湾到先施公司这个方向时，忽然迎面奔来一辆人力车，两车相撞，人力车翻了。石的右小腿骨跌断了。他一想，医院是不能住的，药厂恐怕也不安全。他就叫人力车夫把他拉到海防路303号谢浚家，请中医骨科医生治疗。 谢是蒋介石的军队挑选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回国后任少将旅长。谢与四川一些部队关系甚深。抗战初期，戴笠拉拢他，叫他做瓦解四川部队的工作，他不肯干，与戴笠吵起来。戴笠捏个罪名，将他关在贵州息峰集中营，这个集中营是蒋介石关押进步人士的地狱。谢在息峰，与进步人士有接触的机会，思想有了转变。国仇家恨，身陷牢狱，怎能不痛恨蒋介石呢？一直到了抗战胜利，戴笠坐飞机坠死后，他才得恢复自由，全家来沪，生话费用完全由谢的好友华士润供给。谢与杜月笙、杨虎都有私交，经常往来。因此石与杨、杜也有接触。上海是杜月笙和杨虎的天下，石认为住在谢家治疗骨折比较安全可靠。 自从石原皋住在谢浚家，我也常到谢家去。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我到海防路谢家，穿的是布鞋，轻轻上楼，没走几步，我看见谢的姨妈站在楼梯口，向我摇手，示意不要上楼。她轻步走下楼，告诉我，昨天谢浚夫妇、石原皋、宋亦英等被上海宪兵第三营逮捕，特务尚在家中监守。我知道出了事故，赶快就走，回到陈维稷家，就与陈商议。我俩分析，石原皋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过，受过严刑，经过考验。以他的外柔内刚的性格，是能够顶得住的。我决定仍住在陈次泽家中，和他们研究营救的办法。陈次泽的妻子姓胡，是安徽明光人，地主家庭出身。她有一个本家的弟弟，在宪兵第三营当特务。于是她设法将其找到家中，探听情况。先谈家常，后谈时局，最后问他最近上海发生什么新闻。他说：“最近几天，我们在海防路抓了一些共产党，内中有两个很漂亮的女大学生，他们都加入了共产党，唉！我看，国民党快要完蛋了。”陈妻说：“报纸上登载的新闻，说是贩毒案件，怎么说是共产党呢？”他说：“海防路是共产党的机关。”陈妻又问：“他们承认了吗？”他说：“案子是我审问的，他们没有承认，只承认同共产党做过生意。”陈妻趁机说：“是啊！我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内中有二三个人，我是熟识的。他们同共产党做过生意，确实不是共产党。你要积德，只能要人家的钱，不能要人家的命。托你设法，用钱赎人。做姐姐的，既是为了熟人，也是为了你。他说：“我可以想想办法，钱少不济事，要尽快预备钱。”我就抓紧设法筹款。不数日，那个特务来了，对陈妻说：“不行了，案犯决定押送南京，我无能为力了。”他们被捕后，杜月笙、杨虎两人派人到宪兵第三营去保谢浚夫妇，宪兵营也以案情重大没有允许。我正在着急，宋亦英忽然来到澳门路找到陈维稷的妻子胡宜南。她与谢浚夫妇、石原皋同时被捕之后，只承认自己与石是亲戚关系，特务找不出她有什么可疑的证据，关押十几天之后，就由同乡陈慕三保出。胡宜南叫其女陈玮若到陈次泽家告诉我宋亦英来了，我赶快与宋见面，得悉他们被捕前后的详情。 谢浚认识陆军的军官很多，但空军人员认识不多。他的弟弟谢松年是飞行员，曾在美国受过训练，后来受了处分被开除军籍。他住在哥哥家中。谢浚叫他设法找空军做些工作，动员一些飞行员，驾机飞到解放区。他就设法与他要好的飞行人员联系。一天，空勤人员杨某伙同香港贩毒商带来一些毒品，交给谢松年。谢拿回家，藏在他的床底下，事情被宪兵队侦悉。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上午，上海宪兵第三营派宪兵到海防路谢家来搜查，在谢松年床底下搜出毒品。当场被捕的人有谢浚夫妇、谢松年、石原皋、汪伯威、宋亦英、华士润等，关在派克路同济医院对门一所大屋子里。关押期间石原皋、汪伯威、谢松年三人遭受了酷刑。汪受刑很重，除拷打外，还十指插针。石遭受了两夜的酷刑，先是吊打，后是灌辣椒水，弄得遍体鳞伤，动弹不得。第三晚有一个年轻的特务询问石与胡适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到石的家中仔细搜查，找到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放在石处的物件，所以特务才问石，石说同胡适是亲戚。从此，特务就没有再审问石了。石受重刑，不能行动，特务叫宋亦英照料石的饮食。宋与石就有机会谈话了。一天晚上，宋告诉石，她明天可以取保出去。石叫她出去后马上告诉我，他只承认与新四军做过生意，别的事情都不承认。我听了宋的汇报，知道了一切，就放心了。我最怕是捉了人，秘而不宣，私下干掉，来一个不承认。后来见登了报纸，就知道不会私下被干掉，他们在狱中很坚强，可以设法营救了。 石原皋、汪伯威、谢浚夫妇、谢松年五人押送到南京后，我将上海的事情安排一下，立即赶到南京，石的哥哥石在民也从徽州赶到南京，共商营救。开始我们打听不到石等关在那里。那时候，南京雨花台，几乎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在那里被公开杀害，我常去那里暗暗察访，真叫人悬心！不久，恰巧胡梦华（石的表哥，任天津市社会局长，CC分子）因事从天津来到南京，石在民找到他，托他打听，才知道关押的地方。于是请秉志（著名老科学家）和程士范先生写信给胡适，石在民写信给江冬秀向他们求助。石原皋等最初关押在“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不久，转移到“陆军看守所”。这时，才允许送衣服和一些食物，但不准接见。后来又转到南京水西门外陆军监狱，每星期准许接见一次。石原皋关在陆军监狱时，谢浚住在陆军医院，病重不治而逝。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间，胡适来南京参加选举蒋介石担任总统的丑剧，石在民去找胡适，胡将秦德纯（伪国防部次长）、陈雪屏（国民党青年部部长）给胡适答应设法保石出狱的回信交给石在民。石原皋的哥哥以为他的弟弟不久可以出狱了。一天，吴铸人（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CC的重要人物）和中央大学教授程憬（即程仰之，石的同乡同学）到陆军监狱看望石原皋。石与吴是中学同学，在北大时又是同班同学，早年私交甚好。吴劝石原皋到特效药物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保他出去。特效药物研究所是CC头子陈果夫办的，石知道这是诱降，坚决地说：“关也好，杀也好，听你们的便，我决不会帮你们做事。”石原皋没有中他们诱降的奸计，当然也就不能出狱了。一天晚上，江冬秀对胡适说，时局这样的紧张，国民党撒退时，石头（指石原皋）的生命怕不能保，你要赶快设法，不能再拖了，万一有所不测，亲友们会责怪的。胡适认为江冬秀的话有道理，他这次不得不真的出力了，去函请陈雪屏设法营救。江冬秀即写信，告诉石的哥哥，石在民知道胡适是真的在帮忙，就同程憬去找陈雪屏，陈满口答应，以青年部长的身份设法奔走。石原皋、汪伯威二人最后关在特种刑庭看守所，特种刑庭法官张叔夜是石的中学同学，张也从中帮忙。石在民聘请中央大学法律教授戴修瓒大律师做石的辩护人。戴撰写辩诉状，大意是：在一九四七年“裁乱法”未颁布以前，同共产党做生意是允许的，是合法的。石和共产党做生意是一九四六年以前的事情。金谷、沈惠文因讹诈未遂，有意诬陷。既无物证，又无其他人证和旁证，单凭金、沈二人一面之辞，于法于理都不能定罪。不久开庭，石和汪出了庭，戴教授穿律师服，出庭辩诉，侃侃而谈。几天后下了判决书，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准予取保释放。石由黄炳琳运输行出面担保，黄是黄慧同志的弟弟。黄慧在南京隐蔽时，我给黄炳琳一些钱，叫他搞运输，获点利润作为他姐弟的生活费用。黄就在下关设一个运输行。石和汪伯威同时释放，时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次日，我和石原皋在程憬教授家中相见了，心中的喜悦、宽慰，难以形容。 谁知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陈维稷同志又被捕了。 皖南游击队胡明同志派人带来约有一斤重的戒指、耳环等金首饰，要我购买两部电台，说是部队急需要用。我将金首饰交给陈维稷的爱人胡宜南，托她代换钞票。她到上海银行找到她的妹夫徐景薇，兑换的都是联号的新钞票。电台及其部件都是军用物资，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我请陈维稷同志想办法。陈找上海工业合作协会的颜泽龙转托在工协工作的英国人唐生向联合国救济总署买了两部电台，由经济周报的某某取回，商量好在一月十九日上午由陈次泽乘中纺的吉普卡，到黄陡南路附近的莹荫针织厂当面转交。陈次泽拿回电台送到陈维稷家中，当晚我和陈维稷夫妇将它装在皮箱里安放在客厅的沙发背后。我们在一起又闲谈了一阵，不觉已是深夜二点了。这时，我才回到陈次泽家中就寝。凌晨正在睡中，忽听到门外有人急促地喊着：“方叔叔！方叔叔！快开门！”我预感到可能出事了。我立即跳下床开门。陈维稷的长女陈玮若奔进来告诉我：爸爸被特务抓走了。客厅的日光灯不起明，幸好电台未被发觉，只搜到两本香港《群众》拿走了。我想，敌人为什么未追踪到陈次泽家，可能还不知道内情。不管怎样，我得马上转移，离开陈家，离开上海。我要陈玮若转告其母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敌人未作认真搜查，可能还要回头搜，也可能在附近安上钉子，要提高警惕，不要接见生人，防止上当受骗。（2）现在电台来不及转移，要设法藏好，埋在米里或煤堆中，万一不行就销毁。（3）派人到澳门路的两个三岔路口，等候张力化（前几天我写信给张力化，叫他于一月二十日到陈家来取电台），告诉张已出事，行动要谨慎，决不能鲁莽，掉以轻心。（4）打听陈维稷、苏延宾（中国纺织公司工程师）被捕原因，找你外公（大同大学校长）及其他的亲友想办法，要通过各种渠道营救。送走了陈玮若，我将身边一些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销毁掉，告别了陈次泽同志，趁着清晨昏暗的天色，混入职工上下班的队伍里，从容地走出宿舍的大门。这时，大街上的警车还不时地发出疯狂的吼叫声。 后来我才搞清楚，陈维稷、苏延宾被捕是因为杨渡欣被捕后供出的。杨是浙江人，系民盟盟员、医生。陈苏二人介绍他和我认识，他要求到皖南游击区工作，我同意了，派人送他进山。他在游击区工作不久，患了肠炎，要求出来医治。走到绩溪的小九华乡胡家村，该区是拉锯区，白天国民党控制，因他的口音不对头，被绩溪地方的自卫队盘查逮捕。初押在歙县皖南清剿指挥部，后押到浙江衢州汤总部的指挥所。他熬不住严刑，供出他到皖南游击区的经过。他只知道我姓施，住在陈家，而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更不知我是住在陈次泽家。衢州特务机关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司令部，要它逮捕我们。上海方面接到电话，就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深夜派特务先到苏延宾家。苏家招待了他们烟茶，还请他们吃了夜点心，想尽办法拖延时间。苏的爱人颇有心眼，暗暗记下捕车的号码，以便日后打听丈夫的下落。一直拖到翌晨三点钟才到陈家。逮捕证上将“陈维稷”错写成“程维稷”，陈据此提出抗议，加之“施先生”毫无踪影，特务们在这种情形下，匆忙地把陈押走，就没有仔细搜家。当天张力化如期到澳门路，在路口遇着陈玮若。她将夜间的情况和我的意见告诉他，并说，特务没有留人在家中，屋外是否有人监视，不得而知，张力化仔细考虑，决定尽快将电台抢出来，如果落入敌人之手，对陈维稷的安全就有严重的威胁。他到澳门路侦察了一天，凭他的经验，判断敌人未作任何布置。第二天，他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找着王之师。张力化非常焦急地告诉王，说陈维稷被捕了。他俩急忙转回王的宿舍计议，对情况作了具体分析。认为陈维稷是交大的纺织系主任，他的这个公开职务必须尽量利用，要设法发动学生，配合营救工作。他们查好交大学生会的电话号码，就跑到警备司令部特务营。适营长郑远钊出外查勤，趁着这个空隙，张力化要王坐在郑的办公室门口，防止有人进来，或被人听到打电话的内容。他自己则迅速地接通了交大学生会的电话，说：“你们的纺织系主任陈维稷先生已被警备司令部无理抓去了，很危险，你们要赶快设法营救，迅速通知报馆……。”他俩打完了电话，驾驶着王之师专用的那辆贴有“特别通行证”的吉普车，开到纺织公司宿舍附近停下。王留在车上，张进入陈家，找出了电台，迅速带出了宿舍，驱车直奔上海北站，车站口遇上值勤宪兵拦阻，要检查。张力化拿出“红派司”说：“国防部的电台，立即要用，误了军机由你负责！”宪兵见是“红派司”，吉普车上又有特别通行证，不再检查了，不仅放行，而且帮助张力化把皮箱打上了火车，平安地运到了南京。 他俩电话通知交大后，第二天报纸上披露了消息，交大的学生组织队伍游行，向警备司令部“请愿”（实际是示威）。陈大庆被迫出来接见，婉词解说，担保从速释放。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蒋军全部被歼，黄伯韬自杀，杜聿明、黄维被俘，敌人真是如丧家之犬，四散奔逃。白崇禧突然发出通电，力主言和，逼蒋下野。蒋介石无可奈何，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布以退为进的“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在这种形势下，汤恩伯召集科长以上的军官联席会议，讨论陈、苏案件。许多人认为，这个案件一无其他人证物证；二怕交大学生上街游行，风潮闹大，引起社会舆论不满；三因陈在社会上有地位，在学术界有影响。汤恩伯迫于情势，不得不予以释放。后由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泉将陈、苏二人保出，前后关押五天。他们被押在警备司令部临时拘留所一天，后转移到威海卫路和成都路口的宪兵司令部。陈、苏二人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地抗辩，终于顺利地出狱。 我那天离开澳门路，赶到翟树荣家中。告诉翟出事了，托翟设法买一张赴南京的头等火车票。我在翟家住了一晚，一月二十一日我就乘火车安全抵达南京，住在陈次泽的内弟胡绍源家中。我立刻叫胡到上海打听陈、苏在狱中的情况和电台转移的结果。胡绍源刚走，张力化就携带电台到了胡家。我叫张力化赶快运到芜湖，藏在他家。几天后，胡绍源返宁，欣悉陈、苏已平安回家。一场风险，总算平安渡过了。 在陈维稷被捕之前，赵家元也被捕了。他被捕的那天晚上，我正好从皖南回到上海。原想住到赵家元的豆腐店，但恐深夜叫门不便。我就雇车到澳门路，住陈次泽家中。第二天早晨，我拿了一斤茶叶，来到赵家不见赵家元，只见她的女儿在店中。她告诉我，昨晚深夜，特务捉走了他的父亲。我问了情况，知道是涉嫌被捕。后来才知道何东初托一船老板运电台到皖西，被敌人发觉，船老板供出安庆森大木行是何东初的落脚点，敌人又从森大木行了解到赵家元到安庆时也曾在这里住过，所以赵家元被捕。后因查无实据，赵也就被释放了。我到上海那晚如到赵家居住，也要成为阶下囚了。我又一次幸免被捕。 胡敏如从山东经上海去皖南游击区，他介绍我认识他的弟弟胡祥模。胡的父亲与友人合伙开设一个怡昌福毛巾厂，批发所在天主堂街。胡祥模在法学院读书，住在店中，我有事就找胡祥模。一天，我到怡昌福店屋内，管帐先生胡茂才告诉我，胡祥模于数日前被捕，现已查清被捕原因：胡有一个姓程的亲戚，参加皖南游击队，担任武工队长。程被捕供出游击队的许家宝到了上海，说胡祥模知道他的住址。上海的特务就逮捕了胡祥模，迫胡供出许的地址。胡祥模只承认与许是同学，许曾看过他一次，至于许的情况和地址坚说不知。敌人无可奈何，将他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直到上海解放才恢复自由。后来我知道许家宝不肯回游击队，恐许被捕对我们的活动不利，就叫人找到许家宝，要他急速离开上海。许就到浙江兰溪躲避，我才放心。 不久，舒展民手下的交通员余某也被捕了。舒在沪有家眷，他来不及通知我，就仓促地离开上海，乘海轮赴香港了。在这期间，上海确是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石原皋出狱第二天，我和他见面时，叫他写了一份被捕及释放详细情况的报告给我。我分析当时的形势，蒋介石集团妄图凭借长江天险，做最后的挣扎。将来的战役，只有渡江一次大战役了。为了迎接大军渡江，计划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芜湖。我写了报告，派张京武去江北，向李步新同志请示，并将石的报告也交张带去。李步新同志批准了我的报告。我随即到芜湖，要石原皋在南京休养一些时日，待身体复原后再去芜。我到芜湖，住在北门陡岗街张台望家中。不久，石来到芜湖，我又找范治农来芜。由于工作任务有了改变，而吴文端同志早去皖南，上海工作组实际上已不存在。为了适应情况的需要，乃成立芜湖地下工作组，由我任组长，范、石为组员。我们就今后的工作作了详细的研究和安排。 一切为了迎接渡江 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迅猛发展。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我军必胜局面已经形成。国民党人普遍哀叹蒋介石大势已去，末日即将来临，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抓住人心思变的有利形势，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将今后的活动集中到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中进行策反工作。 当时正处于我军渡江前夕，若能将沿江城市如安庆、贵池、大通、芜湖、当涂、和县等地国民党驻军、专员、县长等争取过来，这对渡江战役是有很大意义的。工作组研究决定，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使他们认识到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揭穿国民党的和谈阴谋，申明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敦促他们弃暗投明，並具体交代政策。 二是扩大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一切爱国的进步人士；通过他们去影响和分化瓦解敌人，扩大进步力量。 三是开展策反工作。要物色好策反对象，确定具体任务，指定专人联系。特别要注意抓武装，选择适当时机，策反起义，以配合我军渡江作战。 根据以上任务，芜湖从事地下工作的全体同志分赴各地积极开展工作。现将策反活动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郑汉、陶若存、陈天任的策反活动 郑汉，安徽潜山人，一九三八年在铜陵当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大通沦陷后，他到铜陵乡下利用修谱的木刻字办江南战报，宣传抗日。新四军到皖南不久，就派人把他找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亲自接见他，并派张伟烈同志同他一道去铜陵开展工作。一九三九年上半年郑汉到青阳当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由我介绍，经东南局批准他为中共特别党员。不久，国民党安徽省第八区党务督导专员宋振渠根据特务密报，得悉郑汉通新四军，就要郑汉写一篇反动文章以“表明态度”，郑汉坚决拒绝，遂被撤职。郑被撤职后，安徽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罗洁莹要郑到专员公署任科长。郑汉绕道石台，访石台县长徐顺兴，徐即告知郑汉，罗並不是真的要郑去当科长，而是在一次专区县长会议上，太平县长王梦梅说郑是共产党，罗企图把郑骗到专署关押起来。徐送给郑汉三十块钱作路费，当天晚上派自己的卫士送郑到泾县万村（新四军军部附近）。郑汉住在我家病了一个多月，病愈后，我建议政治部研究安排郑的工作。袁国平同志说，郑还是到国民党统治区活动，作用比较大。我说，郑的面目已暴露了，在皖南是呆不下去的。袁要我问郑，在江北有无社会关系，能否找到工作。郑说，庐江县长郑铁桥是他的本家哥哥，到他那里可以找到工作，但郑铁桥曾在潜山杀过共产党，到他那里不能起什么作用。我对郑汉说，先到郑铁桥那里找个落脚的地方，等找到好的社会关系再离开。郑同意了。新四军政治部介绍郑汉到江北指挥部，赖传珠接见了，说郑今后在白区的活动，由他自己安排。赖说，以后我派人找你。郑汉接上关系后就到庐江去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郑汉被调到大别山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举办的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受训。适遇陈天任在该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陈天任是安徽五河人。一九三六年在铜陵县民众教育馆大通施教区工作，郑汉经常同陈天任交谈时政，志同道合。郑汉到大别山后，同陈天任住在一个地方，朝夕相见，交谈大别山的政治形势。陈介绍郑认识陶若存、玉汉昭。陶若存，安徽舒城人，政治上一贯反蒋，一九三三年任十九路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闽变失败后，戴戟介绍他到广西投奔新桂系。抗日战争初期，陶随新桂系到安徽，先后任舒城、无为、怀宁等县县长，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他在怀宁被撤职时，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在怀宁工作的共产党员撤退，国民党特务说他是安徽四个左倾县长之一。王汉昭，广西人，是新桂系中一个较突出的青年军人，与新桂系中的各方人物有广泛的联系，和我党在大别山工作同志常有往来。钟国松、董启翔同志和他接触较多。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后，他是李品仙的机要参谋，曾一度是大别山炙手可热的红人。郑汉因有王、陶、陈等人的密切合作，就决定留在大别山活动。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CC系主要人物方治（当时是安徽省的教育厅厅长）为了缓和CC系与新桂系的矛盾，拉拢新接任的李品仙合作，一致反共，打击革命力量。方治狂叫要在一年之内肃清共产党在大别山的势力。郑、王、陶、陈在白色恐怖下，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通过灵活的活动方式，粉碎了国民党CC系同新桂系合作反共的阴谋，打击了反共势力和特务活动，特别是通过王汉昭、陈天任的活动，掩护了一些同志到解放区去。还团结了一批进步爱国人士，为后来的策反工作准备了一些有利条件。 一九四七年七月间，我探知了郑汉的地址后，就写信给他，约他到上海见面。这时，余纪一同志也在上海白区从事地下工作，郑汉已先收到余纪一的信，在上海同余取得联系，并根据余的意见仍回合肥活动。不久，余纪一去皖浙赣边区开辟游击根据地，由范治农与郑汉联系。稍后，皖南地区党委负责人胡明同志确定范的工作由我领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郑汉到南京找着我，向我汇报了他同王汉昭、陶若存、陈天任在白区的活动情况。我听了郑汉的汇报后，认为郑在白区的活动，有了较好的工作基础。我叫郑汉转请陈天任到南京，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工作；并与王汉昭及时联系，商议起义的工作。转请陶若存到安庆做好郭坚、张湘泽和安庆专员全无若的工作。由范治农同陶陈联系。这些同志在大军渡江前夕的重要时刻，在策反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郭坚在黄石港起义 郭坚，安徽怀远人。他最早是十九路军翁照垣的部下，闽变失败后，翁把部队交给李宗仁、白崇禧，郭随军转入新桂系。抗战军兴，郭随新桂系到安徽，在任阜阳县长时，刘邓大军经过阜阳，在城内住了两天，他恰好因私事回家去了，省政府就以“擅离职守”的罪名给予撤职停用两年的处分。一九四七底李品仙为了巩固新桂系在安徽的统治，要扩充四个保安团，郭坚向李品仙要求工作，李以郭是新桂系的老人，跟他多年，又知兵善战，很想起用，但碍于郭受停用两年的处分，犹豫未定。就在这时，郭坚的好友陶若存、陈天任、李荫五、王贯之、陈雁峰等人以省参议员的名义联名写信向李品仙推荐郭坚为保安团长，李就名正言顺地起用郭坚为安徽省保安第十团团长。郭坚这个团是新编的。三个营，五个直属连，一百三十多名军官，二千五百多名士兵，都是他亲自物色和招募来的。我根据郑汉的汇报，请陶若存去做好郭坚的工作。一九四八年底郭坚由淮北调防到安庆。一天，陶、郭交谈了对时局的看法。陶坦率地告诉郭：他已与地下党有联系，对郭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起义军队的政策。郭坚毫不犹豫的表示：诚恳接受老朋友的意见，坚决起义，决不动摇。并说，他的部队马上要编到张湘泽的一二六军，要起义就在安庆行动，否则部队要开到黄石港，起义就麻烦了。陶考虑安庆周围都是国民党的部队，不便行动；又想到黄石港是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口岸，如在黄石港起义，对配合大军渡江作用更大。同时因当时正在和谈期间，地下党没有指示，不好办。要郭先到黄石港，等他请示后，再行通知郭，临走时与陶约定了通电暗号。郭到黄石港后，积极地做好起义准备。在郭得知解放军到达长江北岸时，当机立断，主动派代表并带一些家属到长江北岸找解放军联系，说他是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准备起义的部队。郭坚的这一行动，受到解放军的热烈欢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郭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的领导下，率领全体官兵在黄石港宣布起义。起义后，郭坚即将集中在黄石港内一百多只民船和一条小轮开赴长江北岸，迎接解放军渡江。使四野的四十三军得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渡江任务，分兵南进，追击国民党部队。长江南岸的国民党江防部队，闻风丧胆，武汉的白崇禧剿总，也惊慌撤退。郭坚在渡江战役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新华社向全国广播了郭坚所部的这一正义行动。郭坚同志写有《黄石港起义》一文（见《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详情我就不另述了。 三、张湘泽接受任务 张湘泽，安徽寿县人，他父亲张练之与白崇禧在保定陆军学校同学。张在青年时代就到广西，跟白崇禧当随从参谋，白对他很信任，曾把他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抗日战争后期，张任安徽省保安副司令（司令由省政府主席兼），执掌全省地方部队。一九四九年初，调任一二六军军长。他与陶若存同是新桂系，私交颇深。因陶的关系，张与朱子帆、陈天任、王贯之有些来往。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迁到安庆，陶、张都在安庆。我请陶若存与张湘泽联系，对张明以革命大义，晓以个人利害，劝张弃暗投明。陶即有意识地与张较多地接触。某一天陶约张到安庆一家有名的澡堂洗澡，包了个小房间。陶问张对时局的看法如间？张说：蒋介石不行了，美国决定大力支持德公（新桂系对李宗仁的尊称），看看有没有一线挽回希望。陶说：美国对蒋介石还能说不是大力支持，给的东西还少吗？结果又如何呢？大势已去，谁也挽回不了。张颇以陶的看法为然。接着陶就从国家前途，个人利害，劝张起义。张问陶的打算怎样？陶坦率地告诉张：他已与华东局派到芜湖地下党取得联系。张恳切表示坚决接受陶的意见，积极准备起义。不久，陶若存与张湘泽同车到达芜湖，我要陶若存与张湘泽谈好，约定时间，到王贯之家与我见面交谈。王贯之那天设便宴招待，陶若存为了避免被人发觉，未去参加。张湘泽的态度很直率，他说，他调任一二六军军长不久，这个军有三个师九个团。内中二个师，六个团，是由安徽的保安团编的，一个师、三个团是广西部队配编的，尚在广西。现在防地的两个师长，一个叫韦介伯（安徽人，新桂系），一个叫郭鉴淮（安徽人，新桂系），都是张义纯的亲信，是不能同他们谈起义的事的。下面的六个团，我能完全掌握的只有一个团（可能是指郭坚这个团），还有一个团不能完全掌握，但可以做工作，两个师、六个团都驻防在大冶、石灰窑、黄石港一带。张要求我派个人带一部电台跟他行动。我因手中没有电台又无人可派，无法答应张的要求。我根据当时的形势，要张在大军渡江时，放弃沿江一带桥头堡，边打边退，能起义就起义。张完全接受我的意见，并请王贯之为他的全权代表。后来陶若存说，张湘泽对起义已考虑了一个方案，带了国民党部队的江防图给我看，准备商谈起义的时间和地点、办法。恰好那天范治农也去找王贯之，张不认识范治农，不便将江防图拿出来进一步商谈。听了陶若存的话，我相信张湘泽对起义是有诚意的。张回到防地后，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他是按照我们交谈的意见做的。最显著的表现，是郭坚在未起义之前，师长郭鉴淮派了一个工兵连长带了一排工兵到黄石港（郭坚的防地）去破坏港口。要把一些大船沉在黄石港口，抵抗解放军渡江，郭坚不要他们沉船，工兵连长坚持要沉，郭坚就把工兵连的枪全部缴了。师长郭鉴淮打电话给军长张湘泽说要以三个团的兵力来包围郭坚，把郭坚这个团打掉。张湘泽及时到了郭鉴淮师部，不准郭鉴淮这样做，由张亲自到黄石港处理，实际上是掩护郭坚。因陶若存已告诉张，郭坚决定在黄石港起义。张湘泽知道这个情况，所以采取这样的办法。这样，郭坚就争取时间一面做好反击郭鉴淮包围的准备。一方面派人到江北找解放军联系起义。在郭坚起义后，张湘泽在无法控制部队，难以率部起义的情况下，从大冶一直退到广西玉林。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四、保五旅在绩溪通电起义 一九四〇年王汉昭是李品仙的机要参谋，他曾利用这个特殊职务和他在新桂系中的人事关系，掩护过不少我党在大别山的工作同志。一九四三年因王汉昭长久掌握李品仙的机要大权，遭到李品仙的妻子、兄弟等公馆派的嫉妒，李品仙受了他们的包围，把王汉昭调到望江任县长，后调任怀宁县长。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王汉昭辞职不干了。一九四七年春，王汉昭到合肥找到郑汉、陶若存、陈天任。郑告他已到上海与党取到联系，王很高兴，当即问现在怎么搞？郑说，现在刘、邓大军已到了大别山，形势大变，要抓武装，配合军事行动。王十分赞同，他在新桂系部队中，当师、团长的同学很多，要郑汉同他一道到新桂系部队中去做策反起义的工作。郑认为到新桂系部队策反起义还不到时候，建议王汉昭亲自抓点武装。郑又说，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指挥调动，运用自如，可以在重要的地方，重要的时刻配合解放军行动，作用就大了。王汉昭同意郑汉的意见，但一直找不到机会。一九四八年夏威到合肥接任安徽省主席。不久，机会到了。夏威要王汉昭去当明光专区的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汉昭到明光接任专员后，就积极行动，计划把所属滁县、凤阳、嘉山、定远、天长、来安、全椒、盱眙八个县的地方部队编为八个团，利用李宗仁扩充新桂系武装力量的企图，配备新式武器，成立一个师。结果，只编了四个团，成立安徽省保安第五旅。因郑汉不在合肥，王汉昭就要陈天任向地下党请示部队今后的行动。我在南京白敬宇眼药店见到陈天任、范治农。听了陈的汇报后，我考虑王汉昭的保五旅是几个县的地方部队刚刚拼凑起来的，情况可能很复杂，在江北起义，很难控制掌握，搞不好会出问题。当涂是大江南岸的一个重要桥头堡。当涂县长操竹友同我们有联系。假如保五旅开到当涂与操竹友配合行动，这对迎接大军渡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我请陈天任即去江北向王汉昭转达我的意见。王表示同意。他冲破重重障碍，迅速地把部队开过江，南撤到当涂。几天后，王汉昭到芜湖，程中一（当时的省参议会秘书长）设宴招待，我和石原皋、范治农都到程中一家赴宴。王汉昭汇报了他在当涂调查民船数量和沿江守军的番号、人数、防卫、工事等情况，引起南京卫成司令部的怀疑，说当涂不是安徽保五旅的防区，下令六十六军速将保五旅部队驱逐出当涂县境，我考虑到这个情况很危险，保五旅有被六十六军吃掉的可能。当即告诉王汉昭，将保五旅开到绩溪县，这样即可加强皖南地方武装力量，又便于和胡明领导的游击队就近联系，以后保五旅的行动由胡明同志直接指挥。我即派石原皋同郑汉一道去找胡明，介绍王汉昭和保五旅的情况。我告诉郑汉，要向胡明同志汇报清楚，保五旅是由几个县的地方武装临时拼凑起来的，情况复杂，要十分注意。胡明同志听了郑汉的汇报后，即派郑汉、顾永康、李民到保五旅协助王汉昭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郑等到后，即协助王汉昭整编部队，把四个团编为三个团，集中精锐，成立一个直属营，把一个有中统特务嫌疑的团长江恕和一个对起义有抵触思想的团长韦驹，用调升副旅长的办法，使他们离开部队。江被调后，借故跑走了。韦经过说服，后来跟着一道起义了。郑汉还给保五旅写好了起义通电的文稿。后来王汉昭要郑汉以旅部参议的身份同李海（李当时是民革成员）一道到太平麦镇涛团去慰问，实际上是去了解麦镇涛的动态。这时麦已被张义纯收买，将郑汉、李海二人捆绑押赴屯溪处置，到达岩寺，解放军已经胜利渡江，张义纯慌忙逃走，弃麦于不顾。麦此时进退维谷，经一营营长胡明玉力劝，把郑汉、李海放掉，为自己保留后路。麦已是自身难保，只好听部下随意处理了。郑汉、李海受尽折磨，几乎丧命。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安徽省保五旅在绩溪县通电起义。王汉昭同志写有专文，详情我就不赘述了。 五、怀宁县长钱镇东起义 安庆扼长江中游，形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怀宁县政府设在安庆。县长钱镇东，怀宁人，他有个朋友叫刘干，也是怀宁人，曾做过县长。刘干是民盟盟员，在安庆做民盟的工作。刘干动员钱镇东起义，钱顾虑重重，不肯答应。陶若存当时在安庆想策动安庆专员全无若起义，全是广西人，与陶若存私交颇好。陶开始信心很足，可是去全家几次试探，说不进去。郭坚的部队又开到黄石港去了，陶若存很着急。为了有助于解放军的胜利渡江，安庆不遭到破坏，做好钱镇东的工作，就格外重要。一天，陶若存去找刘干，问刘干对钱镇东的工作做得怎样？刘说，这个人真难搞，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还说要破坏安庆，把自卫队拉下乡打游击。刘又说，钱镇东对陶若存的印象很好，要陶去同钱镇东谈谈。陶考虑钱镇东虽未接受刘干的意见起义，但对刘干并没有什么不利的举动。钱与新桂系毫无关系，不会跟新桂系跑到广西去的，大势所趋，除起义就没有路可走。陶与钱虽无深交，但钱是建设研究会的会员，有过一些来往。这样，陶就去找钱镇东，单刀直入地对钱说，刘干劝你起义，你应当好好地想一想。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消灭光了，你这个自卫队能顶什么事。再说安庆是你的家乡，如果遭受破坏，你对家乡不好交待，为国家利益和个人利害，接受起义是光明正路。陶还反复地阐明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政策。钱听了陶的一番恳切的劝告后，很爽快的答复，听你的话，接受起义。不久陶若存离开安庆，到芜湖曾向我们谈过钱镇东的情况。大军抵达安庆时，钱镇东率部迎接解放军入城，并执行我军的命令，公布安民告示，维持秩序，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六、110师于义乌起义 廖运升、廖运泽，安徽凤台县廖家湾人。他俩是堂兄弟。他们的父辈们参加辛亥、讨袁等役，抛头颅、洒热血，遭受了很大的牺性。廖运泽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曾是共产党员，参加了南昌起义，后脱党，任过国民党的骑兵军长。廖运升毕业于黄浦第四期，在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一年两次反过蒋介石。因为他俩是黄浦生，蒋认为“败子回头”，既用他俩，而又不敢重用。淮海战役时，廖运泽任第一纵队司令，廖运升任副司令，纵队所有事情都由廖运升负责，运泽兼任他职，不管纵队的事情。当时，他俩另有一个堂兄廖运周，任国民党110师师长，属于黄维兵团。他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廖运升得着这个消息，觉得再跟蒋介石走是死路一条，投向人民还是有光明前途的。于是在一九四八年他俩就决定找机会和党联系。廖运升派人去找廖运周，恰好三野的联络部派人在淮南、寿县、正阳关一带搞策反工作。此人化名朱怀武，住在寿县城南廖的最好朋友常世清家中。经常和廖见面并初步研究了起义的事情。 蒋介石对廖家兄弟本不放心，自从廖运周起义后，就更不放心了。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安徽站站长唐玉昆接到上级的命令，给阜阳组组长刘惠生密电，要其接受保密局的命令到廖部任随军组长，监视廖部的行动。 刘惠生，安徽阜阳人。一九三八年春，他在武汉，参加军事委员会战干团受训。同年秋季转入中央警校特训班（戴笠办的特务学校）。受训一年半，一九三九年冬，经特务头子戴笠多次谈话，分配到安徽阜阳地区做秘密情报工作。一九四二年春，他由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调查室调到阜阳地区任阜阳组组长。所辖的活动地区有阜阳、太和、临泉、颖上、涡阳、蒙城、亳县、凤台、寿县等十县及界首、三河尖、正阳关、阳湖等几个大镇。他任军统局阜阳组长计有七八年的时间。当他接到唐玉昆的密电后，感觉到很为难。论私交，他与廖氏三弟兄情谊很深：论纪律，他又不敢不服从。最后还是带了电台台长、译电员、文书等人员到廖部去了。他到廖部，为了公私两全，他将密电交给廖运泽看了，后来廖运升也得知此事。廖知道刘的身份，看了密电后，心中虽然稍放心，但仍然不踏实，恐怕刘做成圈套，引他上钩。廖还是存了戒备之心，只叫部下对刘的生活予以特别照顾，刘都婉言辞谢。 国防部保密局派了刘惠生到廖部后，蒋介石还是不放心，随即命令廖部离开正阳关，率全部官兵，约计万人开到江南芜湖，使廖部在国民党大军云集的芜湖，不敢异动。一九四九年一月初，第一纵队到达芜湖后，被改编为110师，以填补原来的番号。调廖运泽为某军副军长，这叫做明升暗降。可是他的部队大都是安徽皖北和风台、寿县一带人，可以叫作淮上子弟兵。因怕发生变化，不得不任命廖运升为该师师长。刘希文（黄浦二期生）任副师长、盛燮勤（黄浦六期生）任参谋长。储培基任该师第一团团长、朱振业任第二团团长、张普庆任第三团团长，全师共八千多人。该师离开正阳关后，廖运升即与地下党失掉联系。他派人去找廖运周，一直没有消息。如何再能找到共产党、解放军呢？事关个人的安危和全军的命运，他忧心仲忡，但又丝毫不能吐露。 刘惠生虽将密电给廖运泽看了，内心还是很矛盾。他眼看形势的迅速变化，国民党已是日薄西山，作为一个在军统混了十几年的特务，何去何从？终日坐卧不安。他随着廖部到了芜湖，怀着苦恼的心情去看望张台望。他与张有金兰之谊，他知道张在大革命时期与共产党有关系，虽然一别十余年，但私交仍在，可以畅谈一切。我知道这些情况后。就叫张台望做通刘惠生的工作。经过张台望宣传革命形势，解释党的政策，阐明个人利害得失，刘惠生反复考虑十多天，决定弃暗投明。于是，他先做好该师第三团团长张普庆的工作。张是安徽太和人，是刘的老朋友，张普庆经刘劝说，决定随刘行动。刘又向廖运升说明了自己与张台望接触的详细情况。这时，廖运升对刘惠生的怀疑顿然冰释，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但廖对于我们代表哪一级组织还不了解，要约我们当面谈一谈。我叫石原皋出面去谈。一天下午，石和张台望到新芜路大观园澡堂一个雅座小间与廖运升、刘惠生、张普庆三人见了面。石对廖运升说：“我与岳丹秋是在德国时的同学，是好朋友。你们廖家的情况，我完全知道。前两年华东局叫我通过岳丹秋找你们弟兄联系，始终没有遇着。今日相逢，真是生平快事。”廖家与岳家是世交，两家共过患难。廖知道我们的情形和使命后，一切疑团都消失了，他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尽快起义。 廖的部队驻在芜湖，虽不担任江防任务，蒋介石还是不放心，又令110师开赴泾县。这时，国民党的部队驻在皖南一带约有十几个军，廖部在国民党的大军包围之中，自然不能轻易行动。当廖等离开芜湖的前几天，我叫张台望转告刘惠生，说有两部电台急需送到皖南游击区。这两部从陈维稷家抢运来的电台，藏在张台望家中一直未能送交胡明，现在需要他们掩护送去。刘惠生和张普庆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临行前一天，刘、张从张台望家取出电台，藏在他二人住的旅馆房间内。我派查效华乘坐刘、张的吉普车同往。到了南陵县城南35里的三里店村，查效华提着装有电台的箱子下了车，张普庆送查出了村头，看他进入山林，才驱车前往泾县。 110师到达泾县，师部驻在城内，第三团驻在茂林。刘惠生起草了一封说明情况的信，由张普庆具名，派了可靠的勤务员高鸣鹤，送到当地游击队的防地，交给了洪林同志。洪林回了信，叫他们各驻原防，互不干扰。不久，第三团与第一团换防，刘惠生又随第一团住在茂林。 三月间，蒋介石又调110师赴浙江杭州。我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派张台望赶到泾县，转告他们要找适当时机起义，千万要谨慎，不要被蒋介石的军队吃掉，并告以与皖浙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联络的方法。张台望到了师部，廖设宴招待，为了消除一些军官对张身份的怀疑，廖在会上作了解释，说张先生是师的参议云云。 110师经宣城向浙江开拔，到了杭州附近的萧山县驻扎下来。刘惠生没有跟随部队走，而是到芜湖、南京、上海等地看看，然后到杭州去找部队。他到芜湖后，很巧，碰上了奉唐玉昆的命令去阜阳潜伏的张纪泽、刘树端，得知张、刘二人在上海见着特务头子毛人凤，毛给他们五百银元，发给一部电台，叫他们回乡潜伏起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刘惠生对他们说，大势已去，你们带着电台回阜阳是找死，还是跟我一样，到时候将电台交出。二人听了刘的话，就按照刘讲的去做了。 刘惠生经上海赶回部队，到达萧山不久，解放军已胜利渡江。110师又奉命开赴浙江义乌县，担任城防任务。正好，义乌没有其他国民党部队，有利于起义。忽又接到85军的命令，要调110师连夜开到金华，归李延年指挥。廖运升考虑，如若该部开到金华，起义就比较困难了。因为那里是国民党部队麇集的地方。于是廖运升在五月三日夜召集团长以上的干部开会，把目前所处的形势和准备起义的事情讲清了，看看大家的意思、态度如何。他说清了利害关系，大家一致表示同意。会后，刘惠生和张普庆派上尉军官胡明理去同当地的党组织联系，很快联系上了。廖运升就叫张普庆派了一个排去扒铁路、断电线，另外派一部分武装包围了国民党一个专署的武装大队，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然后在地下党向导的带领下，向义乌西边山里的游击区出发。 第二天，即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部队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山村，廖运升召开了全体官兵大会。会上，廖运升义正词严地说：“我们已经决定起义，投奔人民解放军，走向光明大道。”廖的讲话，得到全体官兵的支持，大家表示愿意跟着师长走上新路。会后向全国发出了通电。 然而，起义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就在廖运升宣布起义时，第三团有一个连长掏出手枪要向廖射击，被人按住了手腕。张普庆听到报告大怒，下令枪毙那个连长。刘惠生连忙加以劝阻，提醒他不能草率处理这件事，如果稍不慎重，部队很可能会乱起来。张觉得有理，便将那个连长关押起来，规劝其认清前途，顺应潮流。 廖师第二团的宿营地离师部约有15华里之遥。五月六日，廖运升接到第二团团长朱振业的电话，说他掌握不了这个团，请师长前去讲讲话，以安定军心。廖因连日劳累过度，疲乏不堪，不能前去。他叫参谋长盛燮勤去讲讲。盛假装不愿意，廖坚持要他去，他才答应。 盛去了半夜，毫无消息，电话又打不通。廖派人去探听，才知道二团连夜逃走了。经过调查，得知盛燮勤的家眷在当天下午已转到第二团。廖这时才恍然大悟，连说：“阴谋！阴谋！”原来盛与朱早已勾结，他们企图将廖运升骗到团驻地，将廖扣住。然后，逼廖将起义部队重新拖回金华。如果不从，就将廖架走或者枪毙。 自五月四日起义后，110师的给养全部由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供应，直到五月十日，才和解放军35师（师长李德生）联系上，给养才转由解放军供应。110师改编为两个团，分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2军34师（师长尤太忠）和35师。 五月底，廖运升带着张普庆、刘惠生及团以上的军官到达二野总部（在南京）学习。学习结业后，廖运升留在南京工作。刘惠生分配到芜湖，我在南京时遇见曾希圣同志，谈到刘惠生的情况，曾希圣要他到皖北去工作，刘持二野政治部和我的介绍信到了合肥，见着曾希圣，就由省公安厅分配他搞侦破特务案件的工作。刘就在蚌埠以摆纸烟摊为掩护，先后侦破了一批比较重要的案件。他已退休，现任蚌埠市政协委员。 七、严时信在安东舰的活动 严时信，安徽寿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海军安东舰航海官兼第四江防区指挥部参谋（舰长唐涌根兼任指挥官）。他眼看蒋家王朝覆灭在迩，就到南京找党的关系。他与耿家舒是表兄弟，一九四九年初，严通过耿家舒找到朱子帆，要求同我地下党组织联系。朱将他的要求转告我，我叫石原皋出面与严接谈，并负责海军方面的起义工作。一天，在芜湖牛奶坊朱子帆家中他们见面了。朱子帆、洪绍侠（朱妻）、耿家舒也在座。晤谈之后，石知道从大通至西梁山的江面上的军舰都归第四防区指挥，共辖20多艘舰艇。以安东舰为指挥舰，舰长唐涌根住在舰上。唐与严是海军学校的同学，私交很好。 严时信开始要求石给他十个人，暗藏武器，由他带上舰，强制安东舰驶至北岸起义。石仔细考虑，严在舰上只是单身一人，并且海军总部还派有特务在舰上监视。万一不成功，严肯定要牺牲，我们在芜湖的一切布置，也有前功尽弃的危险。就是起义成功，国民党也会立刻派飞机轰炸，定蹈重庆舰的覆辙。因此，石不同意他起义，请他做一个无名英雄，要他在平时不断向我们提供国民党的海陆空军在江南一带的军事行动和军事部署情况，设法让唐涌根离舰，取得实际上的领导权。以便大军渡江时，能使国民党海军舰艇“按兵不动”，协助大军顺利完成渡江任务。严欣然同意，接受任务，从此就参加了我们的工作。 严时信及时提供国民党第七绥靖区兵力和海军第四防区的兵力配备情况，附有草图，并有第七绥靖区和陆海空军守备江防的联络信号。他每次上岸，都到朱子帆家中，叫洪绍侠约石原皋到朱家晤谈。他说，国民党守备芜湖正面的部队是第20军，它的工事构筑较坚固，且多处于圩田和泥沼地带，易守不易攻。他建议大军在芜湖上游江北一带开辟渡江点，因自大通至获港一带，国民党的江防部队力量很薄弱，易于突破。我们及时将他送来的情报和建议转送解放军江北前线指挥部。 一天，汤恩伯亲自到芜湖，登上安东舰，要严时信将船炸沉于裕溪口，把裕溪河堵死，企图来一个“水淹七军”。严时信说，现在是枯水期，春水未发，巢湖水位不高，现在沉船堵口，作用不大，并会影响国民党军队在江北的阵地。等到春水一发，再行沉船。就这样汤恩伯被他搪塞过去了。 四月二十日上午，严时信同耿家舒来到朱子帆家中，洪绍侠迅即找着石原皋。严告诉石，国民党飞机侦察到今天荻港对岸的江面，集结大量民船和部队，准备渡江。石了解了情况后，立即决定三点：（1）想尽一切办法拖延舰艇上驶的时间；（2）安东舰不要向渡江船只开炮；（3）向北岸旷地开炮，方向和角度不要改变。下午五时左右，第七绥靖区副司令曾庆瑞即用无线电话通知严，要他即刻率领在芜湖江面的全部舰艇上驶，配合陆军作战，堵击解放军渡江。严以要向海军总部请示为理由，拖延时间。接着又将安东舰上的无线电话破坏。这样一来，要与海军总部通报，必须由第七绥靖区转达，这也可拖延上驶时间，应付情况。 二十日晚间十一时，第七绥区转来海军总部及国防部的命令，责令立即开船，上驶作战，他又借故拖延。二十一日凌晨三时左右，命令如雪片飞来，“如再不上驶作战贻误军机，定以军法从事”。 石原皋与严时信约定，于二十一日上午，在朱子帆家中晤面，听取他的汇报，再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石和耿家舒住在朱家。该日上午久候未见严来，他们非常焦急。终于把严盼来了，只见严神色慌张，不知出了什么事故。他坐定后才说出今早的惊险事情。海军部参谋长周宪章，今早带领军法官来追查海军责任，主要是追查严的责任。七绥区副司令曾庆瑞随同周前来，当着严时信的面向周控告说：他早就把解放军将要渡江的消息告诉了严，要严及时率领舰艇上驶作战，而严一再拖延不执行。严冷静的听着，一方面在心里打主意，等曾庆瑞说完，他当即提出三条理由：（1）他不是副指挥官，指挥作战的责任不在他身上；（2）太阳洲解放军向南岸发炮射击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弃芜湖防务责任，全部舰艇上驶作战，万一芜湖附近解放军渡江，责任谁来担当？他当然要请示海军总司令部以后才能行动；（3）解放军在八时开始渡江，何以在八时半就占领前沿阵地，陆军是怎样抵抗的？曾庆瑞不得不承认守旧县的陆军有一个营“叛变”（起义）。国民党的海陆军互相推委，都想把失守的贵任推给对方。周宪章听曾说完后，立即抓起电话机向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报告说：“陆军守江部队发生叛变，海军舰艇被打坏几艘，海军是没有责任的。”严时信的责任完全推脱了。他仍任原职，指挥机构还设在安东舰，由他掌握。 严时信惊魂甫定，余悸犹存。他认为解放军已渡江，提出离开舰艇的要求。石告诉他，二十一日夜晚，还是关键时刻，不能半途而废，不同意他离舰。耿家舒、洪绍侠也赞成石的意见。石对严说：“（1）赶快回安东舰，坚决完成掩护渡江的任务；（2）舰上既来了新派来的督战人员，那末，开船上驶的时间不能太拖延，千万要谨慎，不能炮击渡江船只；（3）必要时将安东舰机件弄坏，然后搁浅，设法上北岸；（4）我立即电告江北前线指挥部孙仲德同志，你如被俘，就去找孙，可保障安全。”严听了石的话，下了决心，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重登安东舰，根据石的意见，相机行事。石原皋离开朱家，马上通过由储文朗控制的电台（唐晓光、顾训方送来的密码）发了一个电报给江北指挥部孙仲德同志。严时信在晚上九时许，率各舰艇上驶。他为了完成掩护解放军渡江和避免轰击我军渡江船只的任务，只有把国民党舰艇控制在非渡江点的水域。因此，他把舰艇控制在芜湖和白茆洲一带江面，指挥各舰向江北农田和沼泽地乱发炮弹，打了几个小时，直到二十二日清晨，各舰才开回芜湖停泊。他又一次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二十二日八时一刻，安东舰开船，离开芜湖，到马鞍山时又复停船，等待永嘉舰。直到二十三日二时左右由林遵司令率领的永嘉舰，开过马鞍山，安东舰也随即起锚开航。当安东舰开到梅子洲附近（靠近金河口）时，他设法将安东舰开上沙滩搁浅，自己乘预先准备好的炮艇，开往江北探听解放军的情况。约过了个把小时，江水涨潮安东舰退出浅水，未等他回舰就开往南京。他也乘炮艇随后到南京。安东舰驶到南京巴斗山后，随着林遵率领的舰队起义了。 严时信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后，我向李步新同志汇报了严时信单身作战的经过，李步新同志亲笔写了介绍信，由石原皋陪严时信到南京市委报到，请市委安排工作。市委又转介绍到海军部，由海军部分配到东海舰队工作。严时信是解放后得到最早安排工作的一个同志。 八、争取芜湖县长谢汝昌起义 谢汝昌是安徽青阳县人，家在大通开设谢贻丰商店。我在青阳县做过工作，又在大通住过多年，知道谢的为人。他与石原皋是北大时的同学，谢学法律。他俩私交极好。抗战初期，戴戟任皖南行署主任，就发表谢任贵池县长，后历任休宁、宣城、芜湖县长。宋亦英同志被捕出狱后，我叫她离开上海，在芜湖等待石原皋的弟弟石士彦来接她去皖南游击队。我写信给谢汝昌，请他为宋安排一个工作。谢汝昌知道她的情况，就在芜湖教育局替她挂了一个县督学的名义，发给一张聘书。不久，石士彦到芜，她凭着这张聘书，顺利地经过宁国、旌德、绩溪进入游击区了。 石原皋出狱后，知道了这件事，虽十多年未唔面，根据谢的思想情况，觉得有把握把他争取过来，便写了一封信给陶贤棣（也是北大同学，住芜湖），要陶告诉谢汝昌，石不久要到芜湖去。陶来信说，谢欢迎石去，希望早点去。石和他的哥哥石在民就在春节前几天，来到芜湖，先住在三圣坊三号楼上。石让陶找谢，相约晤谈的日期。旧历三十日下午，陶来陪石到谢的家中过除夕。他俩十年未见，一旦相逢，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时谢汝昌正在何去何从迟疑未决的时候，急需要人商量、帮助，但他很自负，不轻易听信人言，也不轻易作出决断。他俩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一见面开门见山，敞怀畅谈。谢提出一些问题和顾虑，石原皋说明党的政策，谢放心了，顾虑消除了。石详细地问了芜湖的驻军和社会等情况，并问他：“你的部下怎样？县大队有多少人？装备怎样？你能否指挥？”谢告诉石，县政府的骨干都是跟他多年的亲信，决无问题。县大队正式名称叫做国民兵团，按团的编制，县长兼团长，大队长是团副。大队下设三个营，每营约有五百人，共计约有一千五百人，装备也还好，虽不能打仗，但维持地方秩序，绰绰有余。团副（即大队长）奚迺辉是芜湖本县人，与军统外围有关系，不是他的亲信。但奚酒辉是靠奚国光爬上去的，听奚国光的话。那时奚国光是民盟盟员，任芜湖县银行行长。石与奚国光也是老朋友。第一营营长王心一，潜山人。第二营营长金敦厚，桐城人。他二人的枪法非常好，忠于谢汝昌，谢倚之为左右手。谢确能指挥的占三分之二。石与谢约定，他们在必要时才见面，一般事情由谢的弟弟谢汝祥传递。并约定于旧历正月初三同阵去看王先强。王先强是合肥人，留日学生，黄绍任浙江省主席时，王任浙江省民政厅长和浙西行署主任。谢在他手下任秘书。王先强在北大任讲师时，石就与王很熟识。当时王在芜湖郊区濮家店养肺病。谢、石俩谈到深夜，抵足而眠。次日早晨，客人来贺春节，石就离开了。到了正月初三，谢汝昌向第六行政区专员公署借了一部汽车，同石前往濮家店，看望王先强。王说，他与朱子帆、储应时已有联系。吃了午饭，石与谢乘原车回芜。 我与石原皋研究了当时芜湖的情况后，决定和谢见面，共同商量和安排下一步工作。一天晚上，我和石同去谢家，在座有朱子帆、王贯之、储应时、王先强，共计七人，讨论如何开展工作。大家一致认为，芜湖非常重要，这个据点绝对不能丢。如若失去，对于工作的开展则很困难了。决定由朱子帆负责，在大军渡江前，确保谢汝昌的县长职务不能调动。储应时仍回上海，他是安徽岳西人，留学美国，抗战初做过安徽省建设厅长，参加民盟。他在上海继续做对敌工作（解放后，储任上海市参事室主任）。关于芜湖方面的工作，石根据我俩事先商定的意见，向谢汝昌作了布置：（1）把最可靠的王、金两位营长以及连排长和士兵集中在芜湖市区，好的轻武器也集中在身边，亲自掌握。对于奚迺辉，没有把握，可叫奚带领一部分士兵，分驻在芜明县乡下各集镇。（2）谢汝昌全力负责芜湖市区的治安，尽力设法保护进步人士的安全。（3）确保国家财产和明远电厂、裕中纱厂、益新面粉厂、火柴厂以及碾米厂等工厂的安全。（4）调查存在芜湖的军粮和四大家族囤积的粮食，查清数量、存放的地点及店号，防止他们偷运、疏散。（5）保护人民生命财产。（6）保存各种档案，不要丢失。石告诉谢，在紧要关头，万一找不到石，谢要果敢决断，以免贻误时机。石在芜湖第五中学读过书，他家又在芜湖开设药铺，认识的人很多，关系也不少。当时芜湖特务麋集，苏、浙、皖三省调统专员李仁甫，安徽省调统专员王进之，他二人在芜湖住了很久的时间才往屯溪。调统特务胡百练，绩溪人；经绍周，芜湖人，他俩都认识石。在这种情况下，石必须提高警惕，决不可轻易出面。他的住址经常变换移动，有时住在三圣坊三号楼上，有时住在长街泰丰南货店。石住的地方，只有我、石在民、张台望三人知道。其余的人，一概不知。不论何人找石，必须先找着石在民，再由石在民告诉石，然后约定晤谈时间及地点。 过了几天，我又约谢汝昌在程士范家中晤谈。那时，程任明远电厂经理。参加的人有石原皋，王贯之，操竹友。我们在房内开会，程士范的老伴在屋外看风。她在外面停留了一阵，见无动静，进房用绩溪话告诉石，屋外无人，要大家放心。那晚，主要是听谢、操二人汇报情况。操谈了当涂县的详细情况以及当涂沿江驻军的情况，并谈了与泾县县长俞步骐联系的经过。谢汝昌着重谈了芜湖城防情况。 谢汝昌是芜湖城防五人小组之一，但他不知组长张力化是我们的人，他在城防会议上，不轻易表态。在这个小组中，真正有实力的人物是谢汝昌，因为掌握着一千数百支枪杆。他又亲自兼军事法庭的庭长。可以说他操生杀之权。他在官场混了十多年，有一套经验，善于同特务周旋。他的计划是，万一特务要逮捕我们的人，在他无法抗拒时，就先下手为强，将人先抓起来，关押到县政府。公开是逮捕，暗中是保护。在芜湖的地下活动人员，没有遭危险，主要是归功于张力化，但谢汝昌也尽了力。 不久，南京派轮船来到芜湖，装运军粮。谢汝昌派人到存有军粮的堆栈和砻坊，对他们打招呼：没有得到县政府的准许，不得装运放行，如违即严厉惩办。南京派来的人，就找谢交涉。谢明拖暗抗，借口现存的军粮，只够芜湖及其附近各驻军的口粮，不能运走。倘若运走，则影响军心和民心，治安不能维持，这个责任谁能负责？只有一个办法，等到稻谷碾成熟米，再行打包装运。何时能够加工完毕，现在难定。他采取一方面硬拖，一方面热情接待来人，软硬兼施，致使南京来的人，空船驶回。 四月二十一日早晨、解放大军渡江成功的消息传遍芜湖。芜湖的警察局长陈浙民、是军统的人物，听说大军已渡江，吓得逃跑了。谢汝昌增派军警，加强巡逻、一切秩序如常。四月二十二日晚，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率部逃走，在芜湖的海陆军也全面撤退。石原皋于二十三日上午打算去找谢汝昌、刘格非二人。这时，张台望急急忙忙赶到吴大鑫（吴抗战时帮助我党工作，胜利后被捕，后经石花钱保了出来）家中，告诉石：张力化看到石的名字在特务的黑名单中，因为张力化没有批准，他们不敢下手。现在他们狗急跳墙，决定于今晚（二十三日晚）将石等逮捕枪杀。张台望劝石立即离开芜湖暂避。石想、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全部撤离，谢汝昌的自卫队有足够的力量维持芜湖地方秩序，并有刘格非协助，可保无虞。同时，石早已对谢交代过，万一有急事找不着他，谢可当机立断，一切由石负责。此时情况急迫，石就不找谢汝昌了，在将我交给他保存的电信（包活华东局、国区部、皖南地委的文电）处理掉后、即和他的哥哥、吴大鑫离开吴家，下午乘火车赴南京，上六点到南京时，南京已解放，蒋家王朝彻底崩演了。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打电话给谢汝昌，要谢率部一阵南逃。沈的武装只有一百数十人，装备很差，毫无斗志。谢在市区的武装有七八百人，两个中队长（营长）极可靠，枪法很好，士兵也听命。谢打算将沈扣住，派谢汝祥找石商议。那知石已离芜，无法找着。谢就放弃扣留沈的主意，与沈敷衍。入夜，沈率领一百数十人到北内街，带卫兵四五人来到谢汝昌住宅的楼上，威逼谢率部一同逃走。谢采取软抗的办法。最后，谢假装派人去找两个营长带队一同走，又装着没有找着。沈这时非常恐慌，怕解放军一到，他就逃脱不了。他不敢再逼谢，只好说：“我这手令给你，我们先走，在宣城等你。你在天亮以后一定把两个营全部带去，耽误了，就不能怪我不客气了！”真是死到临头还要装腔作势。沈无可奈何地率残部匆匆逃走了，在途中被解放军击毙。这时刻，解放军尚未到，芜湖成了真空，留在芜湖的逃兵散匪很多。谢汝昌立即召集王心一、金敦厚两个营长，亲自带领数百人，分头上街巡逻。谢巡逻到一个小街，遇见一个匪兵抢劫纸烟店，抓住后当场处决。这样，芜湖的社会秩序就平安无事地维持了下来。他一夜没有睡，二十四日，天未大明，第三野战军三十军军长饶守坤率领部队先行到达芜湖，谢汝昌无法抽身去迎接，由第六行政专区保安副司令刘格非前往迎接。早晨，刘格非陪饶守坤军长到芜湖县政府。谢汝昌在县政府大门外迎接，向饶军长汇报了一切，饶军长叫谢在芜湖市政府未正式接收前，仍暂留任，办理日常工作，以待接收，并叫他出安民布告。还叫他将国民党留下的军粮赶快搜集起来，以备军用。谢说，军粮已全部扣住堆存，要求饶军长派一个干部跟他去，提取装运。饶军长立刻派人跟他去收集军粮。 三十军因奉命改为追击。芜湖市由第二野战军第十军军长杜以德接防。二十五日下午，杜以德、李步新、江靖宇等同志到达芜湖，立即正式成立以杜以德、李步新为正副主任的军管会，谢即将芜湖县的自卫队人员，武器弹药集中起来，由军管会派人接收。过了几天，谢将所有的钱粮和公物以及档案文件，均一一列册清交。可以说，芜湖是毫无损失地解放了。 九、当涂县县长操竹友的活动 操竹友，安徽怀宁人，抗战初期，我在青阳县工作，他任国民党县长，也曾秘密到过新四军军部，那时我就与他取得联系。我离开青阳后，联系中断了。解放战争时，他任国民党宁国县县长，与余纪一、范治农取得联系。范派朱明在那里做联络工作，朱任县政府的指导员。后来操调任当涂县长，朱明也随之到当涂，任军需工作。 一九四八年底和含支队负责人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决定派原在芜湖做地下工作的任椿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在当涂、芜湖一线搜集军事情报。不久，又决定将任椿的工作关系交给我。我就叫任椿到当涂县政府搞个公开职业作掩护，我告诉了操竹友，操就给任挂了一个助理秘书的名义。我们在芜湖，可以从张力化、谢汝昌、严时信等各方面得到情报，但南京方面的情况，则较困难。故决定改派任椿到南京。操竹友找着芜湖的《复兴日报》社长吴博全，介绍任椿当《复兴日报》的特派记者，常驻南京，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可以到处活动，收集情报。于是，任椿即往来于宁芜两地，陆续送来一些情报。 这时我要王汉昭率领保五旅从江北撤到江南当涂，同时通知操竹友，如保五旅遇着困难一定要帮助解决。保五旅渡江后，由范治农同王汉昭先到当涂。王同操商量，希望从采石矶粮仓多拨五万斤粮食给保五旅运送到南京去卖，换取布匹制作夏季军装。操竹友如数拨给保五旅了。 操竹友要我派人到当涂，会晤县自卫队大队长。石原皋就到了当涂，住在县政府内，见着朱明，会晤了大队长席甘霖。当涂县大队有一千多人枪，石对席说明了党的政策，“既往不咎，立功受赏”，希望他率部迎接大军渡江，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席欣然同意。操竹友认为席甘霖既然答应接受任务，他就可以离开当涂，请调到贵池，另辟阵地。我同意了操的意见，他就赴贵池上任了。谁知时局变化迅速，大军渡江，一举成功。因此，操到贵池后，未能发挥预定作用，但总的来说，操在大军渡江前还是做了些工作的。 扩大统一战线 争取和团结进步人士 统战工作是我党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就是依靠统战政策，不断地发展和扩大进步民主力量。国民党的一些军政人员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纷纷弃暗投明。这些进步民主人士，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将主要成员情况简介如下： 朱子帆，安徽无为人，在抗战时期就与我党有关系。周新民、李云鹤、唐晓光等同志和朱都有联系。一九四七年秋我到南京，找着周新民，是周介绍与朱见面的。朱的身份是立法委员。我到芜湖后，就叫石原皋赴南京找朱、范二人。石去南京找着黄梦飞，托黄催朱、范来芜。朱到芜湖告诉我，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张义纯邀朱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朱口头同意，如我认为不妥，他准备辞去。我认为任职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同意他任省府秘书长之职。 以朱子帆的身份和当时的社会地位，他在皖南，可以说是民主党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和皖南的民主人士有广泛的交往，在他未去屯溪之前，一方面同我们联系，同时江北也派人来找他。我同朱约定，凡是江北派来找他的人，由他负贵，只须告诉我一声，我们不与来人接触。如唐光晓、顾训方派交通程效安与他联系，后又派人送来电报密码、都是经朱手转送的。后来朱赴屯溪就任秘书长，联络之事，他的妻子洪绍侠担任。 朱子帆介绍刘格非、储文朗给我们。刘格非，安徽广德人，那时刘任第六行政区保安副司令之职。我叫石原皋与刘联系，刘住在国货路，石经常到他家找他。他是芜湖城防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控制着一部电台，供我们使用。我们编了一份密码，派人送给胡明。刘控制的电台与胡明的电台虽已联系上，但由于两方面的报务人员技术不很熟练，不能很好配合，收发报都不清晰。以至这部电台未能很好发挥作用。 储文朗，安徽岳西人，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共产党，后被捕自首，曾任国民党的肃反专员及县长等职务。那时，他任第六行政区专员公署的秘书并兼任皖南青年救国团（特务组织）芜湖地区负责人。他在“团部”也控制一部电台，储的家就是“团部”，电台设在家中。朱子帆介绍可靠的报务员翁成林给他。朱子帆动员他起义时，他有顾虑。因为他叛变过革命，又任伪职，怕我们算他的老账。王贯之知道储的详细历史，向我详告一切，并说储没有血债。后经朱、王二人对储反复说明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储才放心。他与石原皋经常联系，石曾用过他控制的电台与江北通讯。解放后，储控制的电台和报务员都由政府接收。第六行政区专员公署的文件、档案也都保存下来。 我住在张台望家中，周筱珊常到张家串门。张台望告诉我，周筱珊是钟表工人，在大革命时曾参加过共产党，后被捕关在安庆的反省院，期满出狱，就脱了党，仍在芜湖操钟表业，人可靠，与张的私交最深，我就同周筱珊联系了。周介绍王贯之给我。我知道王与郑汉有戚谊，曾和郑汉、陶若存、陈天任、王汉昭一起极力反对CC系。我同王贯之联系后，他家也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常在他家开会。王贯之主要是协助我做些工作，他还和朱子帆一起共同策动沈克集、巫瀛洲保存建设厅的物资器材迎接解放。巫瀛洲是建设厅长，沈克集是巫的主任秘书。沈对国民党不满，感到没有出路，也曾把这些思想向朱、王吐露过。因此，朱子帆和王贯之商量认为建设厅物资器材很多，要尽可能保存，免遭损失，就决定动员沈克集参与其事，并叫沈相机策动巫瀛洲。巫在离开芜湖去屯溪的前一天曾到王贯之家，表示他对时局的看法，愿意同沈克集一起保存建设厅的物资器材，迎接解放。大军渡江后，解放了屯溪，这部份物资就保存下来了。我因王汉昭起义及其他事情，经三人小组研究决定，由我亲往绩溪，找胡明唔谈。在我离开芜湖期间范和石的工作分工是：范治农专与陈天任、陶若存等联系；其余的事情，由石原皋负责。如临时发生事情，也由石随机处理。四月上旬末，我和王贯之乘程中一搬家的汽车前往绩溪，途经宣城，住民主人士陈燕北家。王、程要陈燕北设法动员宣城的军、政人员起义，事未成。次日下午到绩溪县城，程中一前往屯溪，我和王贯之住葛剑寒家（进步民主人士，解放后任绩溪县副县长）。第三天，我二人翻山越岭到了石原皋的老家，住了一夜，再由石原皋带我俩到上金山（离石家二十里），找着胡明等同志。我向胡明谈了芜湖三人小组工作情况及王汉昭起义的有关事情，并做了谈话记录。王汉昭率部起义后，我即和王贯之经旌德、泾县、南陵回到芜湖。这时芜湖已经解放数日了。 周翠梅是王贯之的妻子，当时她任省育婴所所长，带有一批物资和五名工作人员迁到芜湖。她到芜湖后，知道王贯之已参加我们的活动，也随之做了些工作。她千方百计把育婴所的物资保存下来，芜湖解放后，立即造册交给军管会接收。我有时到王贯之家中（石桥港圣公会内）开会，她就坐在大门外望风。 芜湖在当时不仅是安徽省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文化教育中心，我到芜湖就找到了吴葆萼。吴是安徽泾县茂林村人，是石原皋在中学时的老同学。他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后偕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蒋光慈、曹靖华、韦素园等七人，前往苏联留学，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九二三年，他同曹靖华等回国，抵满洲里患神经分裂症，在家医治多年，病才痊愈。他就在皖、沪等地教书，与我也是好友。皖南事变时因掩护夏征农等而被捕，遭到酷刑。后经友人营救，得以出狱。我们到芜湖，他在芜湖中学任教务主任。当时芜湖的教育界，以五中的老同学为主力军。如芜湖中学、芜湖女子中学、芜湖师范三个学校的校长，都是五中的老同学。所以请他主要做教育界的工作。我和吴葆萼在吴寿祺家中开过一次会，研究在教育界如何开展统战工作。要吴葆萼设法稳定大家情绪，在大军渡江时，动员师生护校，防止敌人破坏。要吴寿祺做好培德女中师生的工作。吴葆萼根据地下党的要求，团结了芜湖几所学校的负责人，在维持学校秩序，保护学校财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芜湖解放，我们接管了这些学校，各校将图书、仪器等设备器材，完整地移交给政府，在解放的第二天就恢复了正常教学。 由于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确执行党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宣传党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利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有利条件，充分调动进步的爱国人士的积极性，依靠人民，我们才有可能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在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中广泛地开展工作。我们策动地方武装和地方官员起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渡江战役的胜利进行，而且在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等方面，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一九八二年九月）巡抚按：方向明：原名方石炳，又名方彬，太平县新丰人。1909-1999年，1938年入党，历任泾县县委书记、皖南特委秘书长、芜湖地下党负责人、山东大学政治处主任、山东省机关工委委员、上海工作组组长、芜湖工作组组长，解放后任芜湖文教局局长，皖南行署文教处处长，教育厅副厅长，安徽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安徽省图书馆副馆长，安徽大学副校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陈维稷：1902.10-1984.1，中国现代纺织科学技术奠基人、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解放后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力化：1919-1971年，原名德钦，生于安徽芜湖。国民党中将军衔，进入国民党反特机构卧底，多次传递重大情报和为多次行动打掩护，为大军渡江战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解放后安排在皖南公安局和芜湖文化局工作，文革开始后，惨遭迫害死于合肥劳改农场。张湘泽：1905-1986年，国民党少将军衔，如文中所说，有意起义，最终为形势所迫南下，一路撤到越南，后于1951年前往台湾与子女团聚。
一支游击小分队的组建和发展（《安徽文史资料12》第09篇）
作者：南陵县政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后，我方原来坚持皖南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力部队奉命北上，各游击根据地只留下少数同志继续坚持斗争。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从大后方蜂涌而至，窃夺抗战胜利果实，并残酷地连续对我发动清剿，城乡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艰苦的日子里，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带枪投敌，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就在这异常困难的环境下，我南繁芜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紧密依靠群众，凭借手中仅有的八条枪，巧妙地打击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并且成功地收容了来自国民党川军部队的一批中下级军官，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部队。这支队伍在我党的教育下，改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人民武装，为巩固发展南繁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支部队的组建，具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川军过去都是四川军阀刘湘的部属。抗日战争爆发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借抗战之机排除异己，将刘湘所部骗出四川，而调其嫡系部队入川驻防。刘湘部队出川后，蒋介石对其中高层军官几度清洗撤换，引起川军官兵对蒋的不满和仇视。当时流落在皖南沿江一带的，有川军一四四、一四五师和新七师等部。 一九四四年，驻防南陵的是原一四四师，师长张昌德（后投降日寇，改编为日伪“独立方面军”，由张昌德充任军长）。这支军阀汉奸部队在南陵繁昌一带横征暴敛，鱼肉乡民，并不断向我根据地骚扰，犯有大量罪行。但其中也有一些具有爱国心的下层官兵，耻于当汉奸，不忍打内战，毅然解甲退伍，有的就地娶妻落户，另谋出路。这一年，我南繁芜党组织派往繁昌县新林地区工作的冯裕贵同志，结识了一个川军退伍军官，开始了争取川军官兵的工作。 冯裕贵是派到繁昌搞秘密联络工作的。一天，他在新林乡茶冲遇到了日伪新林乡乡队副刘为富。刘为富有个妹妹嫁给了从川军中退下来的郭子清，夫妻二人在新林铺街上开赌场。郭子清有文化，过去在川军中当司书。新林一带是我南繁芜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刘、郭慑于我游击队的声威，整天提心吊胆。他们虽然不明冯裕贵的真实身份，但也知道他颇有点来历，就想通过冯在“四老爷”（指新四军）面前讲讲好话。冯当时也身负接触伪乡保长，搜集敌人情报的任务，当然也乐于和刘、郭打交道。于是在刘的安排下，冯结识了郭子清，而且一度寄居在郭子清家中，以做生意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第二年，日寇投降，张昌德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四川军解体，大批官兵流落在芜湖一带。蒋介石集团对这些川军虽然收编，但只供饭，不发饷。不少川军皆有眷属，生活顿成问题。想回四川老家，又没有路费。一大批军官太太只好抛头露面，在芜湖车船码头卖茶水或找零活做，走投无路跳江自杀的事件也不断发生。川军感到身家难保，前途未下，悲观迷惘，不断有人暗暗将枪支弹药卖给我游击队，换钱花用或作返川路费。其中也有一些青年人，早年在四川曾受过我党的影响，如今看透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就把报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于是川军中暗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路不通，去找毛泽东。”改恶从善，弃暗投明的情绪日渐高涨。 一九四六年农历五月，新林街已驻满了国民党的军队。冯裕贵同志此时离开了新林街，在茶冲买了几亩田隐蔽下来。一天，郭子清突然登门来访，说他家来了个叫任志强（又名王志强，后改名王明）的川军兄弟，过去在川军里干副团长，现在离开队伍到这里来采购松树段子和松板做生意。冯裕贵心中存疑，便说新林这一带不出松树，没生意可做。郭子清因为跟冯混得很熟，就道出真情，说任志强此一趟来是想搞部队，要冯设法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联系。冯裕贵不知虚实，把头一摇，试探地说：“想升官发财的人不参加新四军，你们为什么要参加？要想捞钱还是干土匪去。”郭子清再三恳求，说这是十几个弟兄的意愿，连他自己也参加。这样，冯裕贵才答应“找找看”。 第二天，冯裕贵同志找到南繁芜游击队的负责人王文石和王安葆同志，把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当晚，王文石和王安葆便会见了任志强，这次谈话进行得很顺利。三天后，任和郭为表示诚心，送二百发“403”手枪子弹，作为给游击队的礼物。第四天他俩带领着蔡云（又叫蔡振邦）、何绍先、黄辅臣、刘国亮、程秀珍（蔡云的爱人）等十一人，携带三支枪（两条中正式、一支短枪）、十几颗手榴弹正式入伍。当时，南繁芜游击队党委即任命任志强为队长，队伍也命名为志强部队。为照顾这批新来的同志，游击队党委发给他们两倍于我一般游击队员的生活待遇，连抽烟都是双份的。使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体会到党的温暖和关怀。 队伍成立起来后，县委即委派朱康同志去该队担任指导员。以后又增派鲁守正同志去配合朱康同志工作（鲁守正同志去后不久，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性）。为扩展南繁芜游击区，同时解决部队给养间题，朱康到队后，迅即将部队拉至外围作战。消息传出，川军闻风前来投奔的人络绎不绝，一下子发展了两个排，拥有十几条枪枝。当时经济很因难，这么多人，吃穿顿时成了问题，只能找一些保长临时借点粮食坚持斗争。 这天，部队来到宝塔圩附近，听说这里有一家大地主，他儿子在国民党当团长，很反动。部队决定抓住那个大地主，逼他叫儿子交出一批枪枝。任志强和郭子清以为任务很容易完成，晚上便派一个班进了村子，当时在敌占区常有土匪出没，尤其是川军散兵游勇为害最大。他们进村叫门时，村上群众误认为是土匪来了，群起自卫把这一班人赶跑了。第二天晚上，朱康同志亲自带了部队，悄悄进村，找了过去与我游击队有联系的基本群众，告诉来的意图，立刻就获得群众的帮助，很顺利地把那个大地主抓了出来。这件事给志强部队教育很大，使他们切身体会到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国民党的憎恨，是何等的分明。 抓住了那个大地主之后，他儿子不愿给枪，但派人送来巨款将大地主领回。这样，部队得以还清以前的借款，剩下的钱交给蔡云到芜湖找原川军官兵购买武器。当时国民党部队唯钱是命，加上蔡云是老相识，一次就买了很多枪，但在接枪时不慎被附近土顽发觉，仓卒间打了一场遭遇战，枪未接到反而牺牲了一个通讯员。 第二次蔡云又带钱至芜湖活动，一次买了两挺机枪，三十条中正式，十几支手枪和大批弹药。由国民党川军军官派船护送，将枪顺利运出鲁港。接枪部队也全部化了装，穿上国民党军服，把武器接到手。当晚就把竹丝港敌人土顽碉堡打下，将缴获的三十多支汉阳造全部上交给游击队总部。 经过两个月的磨炼，志强部队大多数同志革命觉悟有所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增强，加之换了装备，打起仗来人人争先，行伍出身的人枪法准，又熟悉军事，所以土顽部队闻风丧胆。游击队党委见时机成熟，决定在该部建党。一九四六年七月初，在繁昌九甲冲发展了表现突出的蔡云和何绍先两人，成立了党小组。七月底又发展了刘国亮、程秀珍、黄辅臣三同志，建立了党支部。这批党员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勇敢，作风正派，并带头要求取消双饷的特殊待遇；有的将金戒指、首饰等上交游击队，自觉做一个普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同年八月，共产党员何绍先，带着战士夏云、毛和贵等三人，在铁夹冲乘虚袭击敌人一个催粮班，一枪未放将敌全部俘虏，缴获十二支长枪，十几颗手榴弹。 然而，改造旧军队毕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首先发生在队长任志强身上。他见实力大了，盛气凌人，不把党和游击总队放在眼里。上级调枪，他不给；一些四川籍战友要求寄钱给在芜湖、南陵、繁昌和老家的家属，他扣着不发。他保管的经济账目从不公布。平时说话办事不容商量，独断专行，军阀旧习仍然不改。更严重的是他在荷花岭一带活动时，竟和一个有夫之妇勾搭成奸。朱康同志曾多次劝说批评，他不当回事。国民党在繁昌办的反动小报，竟据此对我党和游击队大肆攻击，污蔑我游击队“共产共妻”，影响极坏。朱康将这些情况报告给游击总队，王文石、王安葆同志立即批准将任志强调出，至总队另行安排，以使他摆脱周围几个拜把子伙伴的蛊惑，改正错误。并指示，任若不听调，可发路费让他回四川原籍。 当朱康带着蔡云、何绍先、黄辅臣、郭子清来荷花乡找任开会时，哪知蛮横无理的任志强，提着手枪，大张枪头，妄图逞凶。朱康叫郭子清去下枪，任将郭一拳打倒，跳出门外。门外两支警戒的冲锋枪顿时将意欲行凶的任志强打死。可奇怪的是，跟着追赶任志强的黄辅臣同志，也在乱中被打死在门外。黄以前也是川军的大队长，投奔入伍以来，守纪律讲政策，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平素生活简朴，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朱康此时十分纳罕，赶到现场查看任的手枪，里面仍是一颗“太平火”。朱又经详细察看后，判定黄辅臣不是任志强所杀，而是早就对黄嫉妒成仇的郭子清乘机所害。当时部队战士见黄辅臣死了，泣不成声，许多人一天没有吃饭。朱康同志秘密找郭谈话，指出他此举的危害性，郭哑口无言。因考虑到郭子清对建立这支队伍有功，另一方面为避免部队衔仇相继报复，波动军心，表面上即依照大家所传黄为任志强所害之说，将此事一直掩盖下来。第二天，部队在荷花岭买了两口棺材，将任、黄就地安葬，使全体战士情绪稳定下来。 游击总队部接到朱康的报告后，王文石、王安葆、马文杰同志立即进行了研究，并决定更动这支部队的领导人员。由王文石同志到队部宣布，任命郭子清为部队大队长，蔡云为副队长。将怂恿挑唆任志强作恶的事务长花某和一个姓任的清洗出队，发给路费，遣散回川。 经过一番教育整顿，这支部队并没有因为出现了一点动乱而松垮，相反，军纪更加严明了，附近群众对他们也逐步有所了解，主动配合他们作战行动。从芜湖等地又陆续有川军官兵前来投奔，终于发展为近百人的一个连队，在南繁芜根据地边缘地带频频出击。 到了一九四七年初春，当部队开拔至泾陵宣一带（当时仍属南繁芜县委管辖）活动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朱康同志因病获准离队治疗，不料接替他工作的强建中竟是个不纯分子，奇怪的是强不是党员，但却以“指导员”自居。他一到部队就培植个人势力，使刚刚压下去的烧香拜把子等封建帮会歪风又逐渐抬头，而且愈演愈烈。在旧习回潮中，一些参加革命动机不纯的投机分子，又勾恋起打家劫舍的生活。先是由几个旧军官出身的家伙，假借外出行动，携带十三条枪支，叛逃投敌（结果投敌未成，在去芜湖的途中，为敌土顽部队夺枪将其全部打死）。接着是怀着个人野心参加革命的大队长郭子清动摇。郭有个妹妹在国民党南京公安局工作，其妹夫还是局里的一个头目。有一天，郭子清心怀叵测地找到了冯裕贵，问冯：“新四军的部队我怎么看不见？”接着又套问游击队总部的情况。对郭早有戒备的冯裕贵见其神色不对头，巧妙地敷衍过去，当晚立即向游击队总部首长汇报了这一情况。总部一面加紧警戒，一面找郭子清谈话，直截了当地问他去留的想法，郭子清果然提出离队回川，当即发给他路费。果不出所料，郭子清拿着钱跑到南京去了。 强建中在这支部队蹲了二个月，把部队弄成几派，互相猜疑，互相防犯。总队立即将朱康调回，将强调出。强回泾陵宣不久，当环境略显紧张时，就带枪叛变投敌，当了敌人可耻的鹰犬。 同年二、三月间，部队奉命回到繁昌红花山，跟随王安葆同志加强沿江工作。此时，国民党63师出动一个加强营，并国民兵团副团长王亚东部以及红花山区“剿匪”主任汪慧泉部，发动所谓红花山围剿，妄图吃掉我南繁芜游击队。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这支部队按王安葆同志的指挥，巧妙地避开敌主力，绕至王亚东部后面一阵猛打，粉碎了敌人合围聚歼的阴谋，逼敌仓惶收兵。不久，当部队转移至南繁交界的铜山时，死不甘心的敌人，以63师加强营为主力，纠合芜湖、铜陵、繁昌、南陵、青阳五县共十个自卫队二千余人，气势汹汹地朝铜山合击。阴险的敌人又在正面进攻的同时，派芜湖县自卫队第三中队连长叶少堂率队向我诈降，意欲潜入我腹地，恃仗优势装备，杀害我总部领导同志，然后乘乱里应外合将我游击队消灭。王安葆同志接见这次诈降部队时，早已从打入该部的我地下工作者曹根木同志处摸清了底细。那个叶少堂，原先曾混入我新四军，还当过排长。部队北撤时，他带枪投敌去了。如今在国民党重兵侵扰我游击区时，他无端携械而来，岂怀好意！同时，当总部布置分兵阻击时，该部枪支拒不听调，险恶用心已暴露无遗。当下，王安葆同志面临一场恶仗，他将当时正在总部的几个领导同志分头妥善隐蔽安顿好以后，命令这支部队分兵两部，一部会同总部警卫队扼守铜山制高点抵御敌兵，一部隐蔽待敌并监视叶少堂部。又抽调蔡云等人走小路乘虚袭击繁昌空城。敌人虽有四、五倍于我的兵力，且配有精良武器，结果却损兵折将扑了一空。我游击队无一伤亡胜利突围，还缴获了一些枪支。战斗中，何绍先同志击毙敌尖兵二人，并勇敢地率先突围，荣获总队嘉奖。 叶少堂诈降之部，被我游击队领着在山区兜圈，拖得精疲力尽后，将叶少堂并六名死心塌地的特务分子分头处置；其余人员愿回家的，发给路费；真心投奔革命的，留下来编入其他部队。敌人精心策划的阴谋，又被我彻底粉碎，反而白白送给我游击队一批武器。 铜山战斗胜利结束后，这支部队一直在南繁芜、泾陵宣一带频频出击，时而奔袭，时而隐蔽，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至七月，部队转战至繁昌新林。时值新林铺之敌刚刚成立所谓五乡联队，气焰十分嚣张。部队当即决定乘其外出一部之机攻下碉堡。侦察员徐本如、梁德明等三人利用集镇早市行人往来稠密之际化装进入街市，当街生擒了罪恶累累的敌联队队长，就地处决。一个敌兵当场被吓死，其余均龟缩进碉堡顽抗。徐本如等同志在群众配合下，借来桌子和三床棉絮，用水将棉絮泼湿铺在桌子上作土坦克，逼进碉堡喊话，宣传我党政策，踞守碉堡的敌兵纷纷缴械投降。计缴获步枪十七、八支，敌兵经训话后遣散回家，运不走的物资，投入碉堡内放火烧毁。其外出之敌闻讯回援，遭我事先埋伏的何绍先阻击班迎头痛击，四散逃逸。我无一伤亡，前后不到一小时结束了战斗。当地群众见除了地方一害，无不欢欣鼓舞。我新林区区长强日真同志还领人抬着一口肥猪和十斤酒，前来慰劳庆功。 拔除新林之敌后，部队又回师再次成功地袭击了竹丝港之敌。沿途敌军望风披靡。从此，这支部队在我党领导下，终于锻炼成为一支能攻善守、累立战功的精锐之师，深受首长的称赞和群众的爱戴。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皖南各地区游击武装力量均有很大的发展。党决定设立黄山司令部，组建一支正规主力部队，以便更好地发展皖南敌后武装斗争，打击敌有生力量。这支部队奉命受编加入主力，并顺道护送一批南繁芜地区基层政权革命干部去黄山受训。 农历八月中旬，部队经过南陵峨岭附近时，当地群众纷纷赶到部队，控诉峨岭乡公所横行一方，搜掠往来行人，敲诈商贩，欺压群众的种种罪行，要求部队拔除峨岭碉堡，为民除害，尤其要求处决那个作恶多端的乡队副马侉子。 部队决定打峨岭后，由侦察员徐本如、刘国亮和张子峰等五同志，分别化装成下乡收租和赶街模样的群众进入峨岭街。原打算出敌不意进行奇袭，谁知子弹卡壳使敌警觉退入碉堡居高顽抗，刘国亮等三同志先后中弹负伤。部队立即增援一个班冲上街，由徐本如借来桌子和棉絮，泼上煤油，在机枪掩护下运动靠近碉堡，点火烧着。那碉堡本是砖木结构，顿时火趁风势，把碉堡烧着了，迫使敌人举枪投降。计缴获两支短枪，十九条长枪，一支掷弹筒。在群众指点下，部队把那个罪大恶极的乡队副马侉子押至峨岭街当众处决。赶街的四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部队离开峨岭时，县自卫队闻讯赶来，但慑于我军威力，对空鸣枪应付一阵不战自退。 可是由于当时在行军路上，负伤同志得不到及时救治。中共党员、侦察组副组长刘国亮同志终因流血过多，在部队行至小九华时，心脏停止了跳动，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部队指战员对刘国亮同志的牺性十分哀痛，在当地买来一口大棺材，举行了追悼仪式，就地安葬了这位来自数千里外四川籍的战友。 第二天，部队安抵泾县蔡村坝时，泾陵宣游击队队长郎俊带着何玉林等同志，早已在此守候迎接，并领他们至周洼，与专程前来欢迎的黄山司令部参谋长倪南山亲切会见。 此时正当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司令部在北河埂热热闹闹办了酒宴，既表达对这支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热情慰问，又表示对他们加入主力部队的热烈欢迎。大家频频举杯，共祝人民解放战争早日胜利。 这支部队自此受编为黄山司令部第一营第三连，投入了新的战斗。（本文是根据访问王安葆、冯裕贵、朱康、徐本如、郎俊、何玉林、何绍先等同志的记录整理而成。一九八二年十一日）巡抚按：王安葆，(1906～1985)，孙村乡人。化名滕本玉、杨鹏。1939年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孙村区委书记、南繁芜县委委员、南繁芜总队队长、南繁芜游击区的创建者和主要负责人。解放前夕，历任皖南沿江工委书记、南繁芜办事处主任、繁昌县县委委员、解放军皖南沿江支队南繁芜总队队长，解放后任繁昌县县长、安徽林业厅森林办事处主任、芜湖市政府视察员、芜湖政协常委。王文石，(原名：石崇孝，1903~1973)，原籍湖北省阳新县，后移居繁昌平铺乡，出生于农民家庭。1939年10月加入共产党，历任繁三区区委书记、南繁芜社会部长、皖南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南繁芜县委书记、南繁芜总队政委、宣城县委书记，解放后任安徽省检察厅副厅长、上海新城区区长、武汉市纺管局书记。
回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安徽文史资料12》第06篇）
作者：朱农 解放战争时期，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泾县、青阳、南陵、铜陵、贵池等地区开辟了以宾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并坚持三年之久，直到皖南解放。这个地区距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又处在它的“江防要地”近旁，因此，国民党不断叫嚷这块游击根据地“威胁京畿，危害江防”，屡派重兵进行“清剿”，企图将我游击队消灭。但是，这支起初只有八十多人、四五十支枪的坚强革命队伍，在数十倍于我的强敌重重包围之中，贯彻党的政策，依靠广大群众，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英勇机智，艰苦奋斗，杀敌夺枪，出奇制胜，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最兴旺时期，青阳、泾县等地的游击根据地达到了除县城和几个重要集镇以外的广大地区。它的存在和发展，鼓舞了皖南人民的斗志，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接应了大军渡江和挺进皖南，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奉命回师 坚持皖南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铜陵就曾建立过党的组织。抗日战争期间，在皖南地委的领导下，我们始终在铜陵（包括铜陵和青阳、南陵接壤的一部分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抗击日寇的长期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内出现了新的形势。党中央为了满足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渴望与建设祖国、医治战争创伤的强烈要求，向国民党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决定将我省皖南和皖中两块解放区的部队和党政干部撤到苏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我们根据朱总司令发布的接受日伪投降的命令，正在铜陵各地收缴日寇的枪支弹药。我和查富德同志在犁桥责令伪军据点就地缴械，伪军抗拒，我方就发起猛攻。正在攻打间，地委派人送来紧急通知，要县委带领所有脱产干部和县大队武装，立即作好北撤准备。县委火速转告全县脱产干部马上到县委所在地迪郎冲开会。会上宣布了地委指示，除留下尹彬、张良志率部分武装留守铜陵，王文石、王安葆率部分武装留守繁昌外，其余干部、战士随同皖南地委机关、皖南支队（地委直属的武装力量）撤向苏北。那时县委有一批细布，原准备部队作冬装之用，现在来不及处理，就撕开发给一人一段。队伍从迪郎冲经铜陵舒家店、繁昌油坊咀渡江到无为白茆洲，在那里蹲了几天，然后行军到巢县散兵。在路上，我们估计以无为为中心的七师活动地区距离芜湖、南京太近，国民党不会允许我们留在这里，我们主动撤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能取得主动。到达散兵后，我们就向领导打听消息，他们告诉说：部队很快要过巢湖到烔炀河，然后经全椒、滁县去苏北。 吃过午饭，我踱到巢湖边上。放眼看去，这个有八百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巢县面积）、蓄水五十多亿方的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真是浩渺无垠，水天相连，一望无际。湖中碧波粼粼，白帆点点，这同铜陵江边的景色又非常相似。这使我顿然想起八年抗战中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铜陵战友和乡亲。我们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将会怎样残酷地折磨他们？他们又怎样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斗争？这时，通讯员跑来找我，说地委有重要电报要传达，这才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们回到住地，在场听传达的只有陈爱曦，陈尚和与我少数几个同志。皖南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恺帆同志传达了皖南地委转皖江区党委的电报，大意是：鉴于我军撤离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因此决定再留下一个营的部队，增派得力干部带领，坚持皖南斗争。还指出应由留下的部队挑拣较好的枪支。接着传达皖江区党委关于成立沿江中心县委的决定：由杨明任书记（杨明同志当时已率部队先回铜陵），王文石任副书记，陈爱曦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宣布完毕后，地委负责同志满怀深情地对我们说：今后皖南的重担就要由你们来挑了，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希望你们谦虚谨慎，好自为之，重要的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紧密依靠广大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能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完成坚持皖南的任务。 听了传达上级指示和领导讲话，我心中像燃起一团火焰：上级党是多么了解下面的情况啊！决定的问题又是多么的正确！党要我们回师皖南，坚持斗争，我们一定照办。“坚决完成任务！”这就是当时我对领导简短而有力的回答。我们立刻出发。一夜之间步行一百多里从巢县散兵赶到长江边无为石板洲，当晚乘船过江，赶回铜陵。 回到铜陵同杨明同志见面后，沿江中心县委立即召开会议，分析形势，进行战略部署。当时的情况是：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忙于“劫收”大中城市，对县以下许多地方尚无暇顾及。皖南沿江地区局势仍由汪伪军队控制，国民党同他们虽有联系，但尚未接收。我们去而复返，他们不知底细，也不敢贸然行动。所以我方留下的部队安然无恙，原来我方建立的人民政权也还在继续行使职权。但是，会议认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是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国民党一俟准备就绪，便会调动正规军来强占革命根据地，残害我方军民，对此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迎接即将到来的残酷斗争。会议明确坚持皖南斗争的方针是：背靠山区，面对平原，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斗争，为解放皖南创造条件。会议还确定在继续坚持铜陵的同时，迅即派人去太平樵山，同黄山中心县委胡明同志取得联系，配合进行斗争；同时派陈爱曦、张良志（后英勇牺牲）、姚生同志带领少数武装去青阳、泾县交界的盘台（该处有我地下交通站）联系，在盘台、宾山建立隐蔽据点，以便在形势恶化时，将部队转入山区。会议还决定成立铜青南县委（曾改名泾青南工委、铜青贵县委，后改名为泾青南县委），由陈尚和、周坚凯、尹彬和我组成，我任书记，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铜青南县委根据沿江中心县委的部署，抓紧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在思想上，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实事求是地分析坚持敌后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因素，提高夺取胜利的信心。县委告诉大家：我们即将从抗日民主根据地转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武装斗争，我们的主要敌人已经由过去的民族敌人——日军，转变为阶级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有完整的反动政权，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一整套警特反动统治工具，而且同地方上土豪劣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斗争不利的因素。但是，我方坚持皖南山区游击战争也有许多有利条件：这里曾经是新四军活动过的地区，党和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群众条件很好；加之群山相连，地形复杂，又是几县交界、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有着广阔的回旋余地。我们还有一批斗争经验比较丰富的领导骨干和许多坚强勇敢的游击队战士。只要我们认清形势特点，转变斗争策略，坚定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在组织上，为了适应斗争需要，妥善地安置了一些确实不能随部队撤退的干部和伤病员。当时在干部队伍中有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的人（包括原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区长）。他们有的家庭比较富裕，害怕撤进山区后生活艰苦；有的亲友在国民党政权里面工作，企图依靠他们投奔国民党；有的只看到眼前困难，对革命悲观失望；这些人虽有条件撤退而不愿跟部队走。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在陈山冲召开了一个有六十多干部参加的会议，杨明同志和我都出席了会议，向他们讲清形势，指明前途。告诉他们有三条出路：一是跟随部队进入山区打游击；二是分别由长江水路去江苏六合瓜埠找新四军办事处，然后到苏北根据地；三是暂时离开本地区，到亲友处暂避，待局面好转后再回来与我方联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我们指出，以上三条都是生路，如果脱离革命是危险道路，倘若叛变革命则是死路一条。在这些人当中，多数接受教育，继续革命，有的表现很好，也有少数在环境残酷时向敌自首，甚至投敌叛变。如原抗日根据地区长陈孝风、陈孝义等人，在敌人来后叛变革命，并且作恶多端，解放后被镇压。 在经济上，积极筹措部队给养，解决部队冬衣和生活供给问题。在巢县散兵，地委曾经给了我们一些烟土，作为部队给养之用。这时我们又派出干部分头到各区乡，把我们存放在各地的粮食加以变卖，共计变换成法币五百二十万余元；银元两千六百余元。同时用一部分粮食换回我新四军发行的大江币一百八十万元，以取信于民。 在我们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国民党地方军队和他们收降的伪军，不断对我方进行挑衅，在遭到我方坚决回击后，竟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出动三路人马，向我顺安中心区大举进犯。一路是收编的汪伪军吴志和的一个营；一路是原汪伪独立方面军的一个营；还有一路是国民党特务崔光汉率领的几个连队。三路人马分进合击，企图将我们部队消灭。当时我沿江中心县委领导的皖南人民自卫军总队和铜青南县大队的武装，集中力量打击崔光汉所率领的一路，在石佛山进行激战，结果击毙敌人八人，缴获步枪十余支。接着又在青阳店门口、田家畈打了两个胜仗。这几仗一打，敌人的嚣张气焰被压了下去，他们的地方部队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在此以前，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回到铜陵的共军是“上面不要自己跑回来的少数散兵”，是“在巢湖里船被炸翻了，死里逃生剩下的几个人”。我们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群众欢欣鼓舞地广为传播：新四军又回来了！ 我们从巢县散兵回师皖南以来，在铜陵蹲了三个多月，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们撤往山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这时，国民党也开始向我们大举进攻了。 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国内和平气氛高涨，我党的政治威望大大提高。蒋介石集团这时已蓄谋全面发动内战，他们视我沿江游击队为心腹之患。因此，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在芜湖召开了“皖南地区参议员会议”，研究如何对付游击队，又感地方反动武装力量不足，因而假借民意，“请求”南京政府派出主力部队来“清剿”沿江地区的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国民党正规部队川军44军所属150、162两个师，由军长王浚率领，气势汹汹地闯入院南，提出“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反动口号。其中：44军军部并一个团驻贵池；150师师部并三个团驻铜陵、青阳；162师并一个团驻大通。顿时，沿江地区黑浪滚滚，形势陡然恶化。 这次敌人来得突然，我方事先未曾接到情报。敌人很快涌进我方活动中心地区顺安、朱村、姚村、花堰王等地。起初我们还以为是敌人的地方部队，后来听说都是四川佬，才知道是国民党正规部队。这个时候我正在铜陵栖凤乡阮家巷和国民党地方部队打仗，接到情报后很快转移。我们乘船过西湖到朱家咀登岸，穿过铜顺公路到达柴塘村，刚准备宿营时，一个老乡告诉我们说：这里不能宿营，离此地一里多路，今天来了一个连四川佬。还说：顺安、张家冲、新桥都驻有四川军队，这才知道局势严重。我们就插到桐子冲，去外郎坑找到杨明同志。他说今晚他和查富德同志率领部队转移到青阳的盘台，然后去黄山。要我们按原计划在铜青南地区坚持，根据形势变化，决定部队行动。 过了几天，川军已在铜陵各地全面开始“清剿”，不少革命干部、群众、及其家属遭到杀害，地方党、政权和民兵组织很快遭受破坏，一些党员自首，有的叛变投敌，形势相当紧张。我和陈尚和同志商量后即分头行动：陈尚和同志去茗山冲与尹彬、周坚凯同志联系，带领游击队就地坚持，建立隐蔽山棚，避开敌人清剿，保存力量，待机行动。我率领县大队武装转移到泾青南三县交界的宾山、盘台一带活动。这时，杨明、陈爱曦同志已去太平樵山，我也赶到樵山与杨明同志见面，商定了整个斗争布局，而后回到宾山开展工作。从此揭开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站住脚跟 建立基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晚，我同县委机关、县大队干部战士四十多人，隐蔽地经过盛家冲、丫山、石堰桥、老虎坑来到泾、青、南三县交界的宾山地区二酉保苏家冲，见到了原先进山的游击队连长姚生同志。 我们登上高峰举目眺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雄伟壮丽的丛山峻岭的画面：群峰起伏，连绵不断，许多山上林密竹茂，灌木丛生，远远望去，一片莽养苍苍，真是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地方。这里还是四出之地：东至泾县，西抵青阳，北到南陵，南往太平，背靠山区，面向沿江，有着广阔的活动余地。有这样好的山区作为依托，又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何愁游击战争不能获胜，皖南不能坚持？ 我们很快来到盘台，这是青阳、泾县两县交界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在抗战期间就建立了党支部，担任着皖南地委和黄山中心县委的地下秘密交通，虽经皖南事变这样的惊涛骇浪，党支部始终屹立，它是山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是我方几个县秘密交通的枢纽。 我们分别听取了盘台党支部书记张贵和连长姚生同志的汇报。从他们反映的情况和我们接到的情报来看，当时的敌情非常严重，敌44军的两个师，他们原来安排：150师到铜陵、162师到贵池，寻找我主力决战。但我方由林维先同志领导的沿江支队和梁金华同志领导的皖南支队都已北上，留在铜陵的新四军绝大部分也转移到山里去了。这两个师在扑空之后就转到泾青南地区和皖南山区，由青阳、南陵县常备队配合，把我县大队作为他们“清剿”的主要目标。同时，国民党进一步强化了区乡地方政权和反动地方武装。每个区乡都有人枪三十至五十，筑有碉堡，装有电话，彼此互通声息，遥相呼应。以青阳县“调查室”为核心的一套特务组织，开展针对我方的特务活动。他们以乡为单位成立“中心组”，将自首分子严加控制，迫使他们进行破坏我游击队的活动，其中有些人甘愿为敌效劳，成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白色恐怖笼罩着这个宁静的山区。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胜利开展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县委决定：除了原来留在茗山坚持的少数武装外，将转到泾青南地区的部队，分成几个游击组，分散在各地活动。我和左秀东、姚生、孙林、孙泰英、柯斌等同志带领县委机关和部分武装，在宾山、宋冲、苏家冲、大格里、乔木、云岭等地活动；王克祥同志带领六、七个人，在泾南的田方、孤峰、三里店、东山一带活动；胡爱民、张贵带领六、七个人在青阳、盘台、杨田、陵阳一带活动；过了几个月孙举东等同志率领一个班在青（阳）贵（池）交界处的庙前、南阳湾、九华和刘街、姚街、梅街一带活动。这样，我们的游击队就以宾山为中心，星罗棋布地战斗在泾、青、南、铜、贵的广大区域，使敌人兵力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对付我茗山、宾山的游击队，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开辟新的游击区。 起初，我们在山区立足，遇到很多的困难。首先是人数比我们多几十倍的敌人正规部队，频繁地在山区“清剿”，迫使我们不断转移阵地，以避其锋。有一次得到了消息，150师两个营部队配合县常备队共一千多人要来宾山“清剿”，我们立即向宾山深处转移。这一天部队刚转移到一个大山山腰的一个树林里，哨兵前来报告：发现敌人正从山的另一面向山顶前进，同时山下也发现敌人。我们处于敌人上下夹击的危险境地。我当即命令大家沉着应战，充分作好战斗准备，严密监视敌人，但不准发出一点声音，不能暴露目标。幸好敌人未曾发现我们，这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大的牺性。这时，我们遇到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部队给养极其困难。当时只剩下能买一百多斤大米的法币，四十人即将断炊。我们派当地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洪秀荣去泾县包村（离宾山五十多里）进行侦察，打听到一家大油坊很有钱，于是我们就派孙林同志带五名战士绕开敌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深夜去向这个油坊老板“借”了法币十五万元，暂时解决了困难。以后敌44军150师仍然不断来“清剿”，我们在这一带的山区与敌周旋，白天休息，夜晚行军，忽东忽西，行踪不定，部队很疲劳，同时粮食疏菜供应也很困难。 这时我们打听到宾阴乡乡长方忠秀在宾山脚下水家冲开设了一个纸坊，有八九个工人。纸坊是赚钱的，方忠秀每年可以从纸坊获取不少利润，因而他非常害怕生产中断；尤其害怕别人破坏他耗费了很多资金和材料建设起来的纸槽。我们抓住他这个弱点，同他“谈判”。这个纸坊有个工人叫张聋子，由于我们先去的同志向他做了工作，因而他对我们态度很好，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就叫他去传话给方忠秀：我们有个条件，如果能答应，我们双方各走各道，互不打扰。否则，如果敌人来清剿，我们就准备在这里同它打一仗。一旦交火，事情就难以预料，弄得不好会把纸槽毁掉。张聋子问什么条件？我们说，一要为我们保密，不准泄露我们的行踪；二要将敌人有关动向及时报告我们；三要及时替我们购买粮食和疏菜，送到指定地点。张聋子去向方忠秀说后，方完全答应我们所提的条件，不过要我们替他保密。这样每天张聋子就以纸坊的名义到市场上去替我们购粮买菜，成了我们的采购员。后来他入了党，确实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立了许多功劳，1947年敌人“清剿”中他被敌军杀害。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二酉保的范围是一条山冲，冲口平顶洲有一个大碉堡，驻扎着乌潭区公所自卫队的五十人枪。从冲头到冲尾相距四里多路，我们就住在冲尾的高山上，同区公所的碉堡遥遥相对。这个区的区长叫郑康仁，政治态度还不错，他晓得我们在附近活动，佯作不知。我们就通过住在宾山水家冲他的岳父带信给他，向他讲清形势，明以大义，晓以利害。告诉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希望他能明瞭天下大势，顺应形势的发展，给我们以帮助。他带信来表示愿意同我们和平相处。因此双方相安无事。我们游击队经过碉堡附近，他也不闻不问。有的同志见此情景，编了个顺口溜：“二酉保，一条冲，驻扎两种不同兵。冲口‘刮民党’，山上新四军。只因统战政策好，停息干戈讲和平。” 我们得到暂时的立足点之后，就抓紧时机在群众中进行工作。这里原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有些群众基础。但我们刚到这里，人地生疏，工作还必须从头做起：一户一户地了解情况，一村一村地开辟工作。山区群众居住分散，有的一个山冲只住一两户人家，这倒为我们进行工作提供了方便。开始，因为不摸底细，需要格外谨慎，每到一户了解情况，都暂时封锁消息：前后门和路口都布上哨，人只让进，不让出，完成任务后迅即撒离，不知去向。以后熟悉了，就不需要再这样做了。起初，我们这些身穿便衣，携带武器的不速之客夤夜出现在农户堂屋的时候，他们常常显得惊惶不安，当我们耐心地进行解释，并且在他们确信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的时候，脸上才露出兴奋的、亲切的、只有亲人重逢时才有的神色。他们赶快给我们烧茶做饭，问寒问暖，都说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有些受害者家属，则饱含热泪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当地的一些基本情况初步搞清了：哪些是保甲长，哪些是士绅，他们当中谁优谁劣；哪个是特务，有无罪恶；哪个有过自首行为，有无出卖同志，都了解得比较清楚。村里村外有什么动静也能很快知道，群众已经有了初步发动。 当时我们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必须十分谨慎地工作，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敌人营垒中比较倾向进步的人。 刘店乡有个乡丁叫吕和清，绰号“吕瞎子”。他经常到我们活动的地区——大格里来收捐税、要费事。我们知道他出身贫苦人家，并无欺压人民行为，就主动同他接触，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后来他秘密参加了党，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一九四七年他同我们游击队里应外合，打掉了刘店乡公所自卫队，缴了四十多支枪。还有一些人过去在我方担任一般工作，或者曾参加党，后在敌人高压的情况下办了自首手续，但并未出卖组织和同志。对这样的人，我们仍热情对待他们。即使是叛徒，只要他们不再干坏事，並帮助我们，就向他们宣布，可以将功折罪，既往不咎，以此分化敌人，减少工作的阻力。 在发动群众和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的同时，对个别为虎作伥、罪行昭彰的保长、特务分子，也毫不容情地坚决镇压。青坑有个姓王的国民党保长，专门打听我们的行踪，及时报告伪乡公所，要求敌人来“清剿”。我们通过内线核实情况后，决心除掉这个坏蛋。一天，国民党军队到青坑来“清剿”，他盛情招待。国民党军队刚走不久，我们的部队也到了青坑，他以为是“国军”返回，连忙出来迎接，刚好被我们擒住，就地枪决。在大格里也杀了一个罪行严重，查有实据的特务分子。这样做，对犯有类似罪行的人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他们不敢再为非作歹，敌人的耳目不灵了；同时，接近我们的基本群众，原来最怕有人告密，打掉了这些敌人的“小耳朵”，他们就敢于大胆接近我们，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 这一段时间，在同敌人山地周旋当中，在多少次化险为夷的战斗实践中，我们逐步积累了一套符合当地情况的、保存自己、对付敌人的办法。 我们宿营，除了下山执行任务，临时在老乡家中借宿或在野外露营外，一般都在山上自建的山棚中宿营。这种山棚建在宾山地区的深山老林、人迹稀到的地方，选择地势较为隐蔽之处，砍伐竹木，扎成支架，上盖茅草，拍打严实，棚内垫上稻草，将被褥铺在上面就可以休息。后来，有些同志把毛竹片用葛藤绞起来，做成有弹性的“床”。有的在山棚的内壁糊上报纸，把山棚打扮得十分漂亮。在宋冲、水家冲、大格里等处后面深山里建造的山棚都很隐蔽，除我们自己的人以外，地方上只有少数人知道。还有一种山棚建立在更隐蔽的地方，如宾山有个山棚建立在深山一处悬崖的上面，崖下是一条水沟。进入这个山棚需先从水沟中涉水过去（看不到脚印），到悬崖边攀藤而上，到达崖上，进入棚中。这种山棚非遇到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是不予使用的，知道的人极少。当时有的同志写诗赞颂山棚道：“山高林深无人到，革命山棚溪边造，四周宁静无声息，独有树上鸣‘知了’。战士归来棚中靠，争道这边风景好。” 我们烧饭会冒烟，敌人常常派人在各山头窥探，寻找冒烟的地方。因为冒烟之处，不是烧炭的人就是游击队，他们就会追踪而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主要是把烧饭的时间安排在黎明前和黄昏后，因为那时远处看不到冒烟。如果白天必须烧饭时，则用木炭或者拣那些已经枯死、但还挂在树上未落到地面的枯枝（未吸到潮气）来烧，它们在燃烧时没有烟。 我们执行任务一般都在夜幕降临以后。敌人为了摸清我们来去行踪，常常使用一些诡计，我们也想出些办法来对付它。例如：他们常在傍晚时在一段路面上散放一些枯竹丝，如果我们不注意把这些标志踏碎、踩乱，他们就会据以判断我们曾有多少人从此地经过，向哪个方向行走。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常常是大路不走走小路，小路不走走荒径，使他们的诡计落空。又如，我们夜晚行军，常常要用右手拄个棍子，敌人就从路旁留下的棍印来分析判断我游击队行军的方向和人数的多少。于是我们就通知大家由右手拄棍改为左手拄棍，从而使敌人对我行军的方向得出完全错误的判断。在我们行军中，村子上的狗十分可恶，它听到一点动静就狂吠不已，常常暴露了我们的行踪，我们叫它为“狗特务”。为了避开狗，我们只好绕开村子前进。有时非经过村边道路不可的时候，则一个人接一个人（要有一定距离），一步一步地缓慢通过。我们脚步落地很轻，没有一点声响，有时几十人经过后，村上的狗也不叫。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下山执行任务的同志还故意在国民党保长面前今天称某同志为“张队长”，明天换个地方，又改称他为“王队长”，使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 当然，由于当时我们战斗在敌群之中，情况又不熟悉，物质条件又非常差，有时也难免受些挫折。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天，我们三十二人去青贵工委，主要了解这一带地形并检查工作，准备在九华山脚下的齐村柯和南阳湾之间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到了齐村柯下边的一个村庄，敌人来偷袭，打了一仗。后来我们转移到山边，但已打乱了去九华山、天台山计划，只好翻过一个大山（单是从山脚爬到山顶就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下山到达九华山的南天门，途中遇到倾盆大雨，一行入全身被淋得透湿，直到第三天赶回宋冲山棚，三十二人中有二十八人病倒，休息了几天才恢复。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还是积累了一些保存自己、对付敌人的办法，得以在这个不平静的僻静山区立住了脚跟。 回想我们从铜陵转移宾山地区的时候，由于环境残酷，为了迷惑敌人，不少负责人都改了名字，我也改名为孙兵。青阳特务机关县调查室花了很大气力，用了半年多时间才搞清楚孙兵原来就是铜陵过来的朱农。当我们的朋友告知这个消息时，大家都笑话这班特务无能。有的作打油诗写道：“朱农改孙兵，敌人摸不清，铜陵天天剿，谁知到宾阴（青阳一个乡），特务饭桶辈，半年才搞清。” 依靠群众 打开局面 一九四六年四月，当春风吹遍宾山的时候，我们也渡过了在这个地区最困难的时期。严冬已经过去，百花盛开的季节到来了。 当我们初步站住脚跟之后，就考虑设法多搞枪支弹药，用以武装壮大我们自己。抗战初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它的溃兵曾在九华山周围留下不少枪支，多半落在国民党乡保长和当地土豪劣绅手中。同时，山区还有不少颇有杀伤力的猎枪。对于乡保长和劣绅手中的枪支，我们依靠群众提供线索，采取上门收缴、带信催缴等办法，加以缴获。国民党县参议员陈济川，家住泾县云岭，政治态度反动，我们侦察到他家藏有两支手枪，我就亲自带部队上门去收缴，当我们趁夜闯进大门时，他全家已经逃得无影无踪，我们在他里屋大柜的抽屉内搜出两支崭新发亮的驳壳枪。此外，我们还通过“关系”，向国民党军队购买到一些枪支弹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采取各种办法先后弄到各种枪枝七、八十条，大部分用来改善我们自已的装备，武装新同志，一部分支援铜青南的同志。 这时我们考虑向外发展，打开局面。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和县委、县大队的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我孤悬敌后，弹药物资供应无固定来源，我们的医务人员只有一个卫生员，而且缺少药品。因此，我们对敌人只能智取，不可强攻。敌人想同我们决战，切不可上当。我们的原则是：敌情不明不打，没有必胜把握不打，消耗战不打。我们把功夫用在仔细分析、研究敌情，利用敌人弱点，采取智取的办法，消灭敌人。当时我们情报来源，一是我方各游击队送来基本群众所提供敌人行踪的比较可靠的情报；二是通过各种“关系”从敌人中上层处获得的情报；三是报纸提供的情报。那时我们通过“关系”订有芜湖《新工商报》、上海《申报》和香港《群众》杂志（我党主办的刊物）。我们把这些情报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判断真伪，作出决策。每采取一个行动时，情况必须弄得十分清楚，智取的办法、战斗的部署一定要尽可能地详尽、具体，周密，只有觉得这些工作都做好了，有了必胜的把握，才下达战斗命令。 我们智取厚岸乡公所自卫队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乡公所离我们驻地有七八十里路，在附近的小山头上建了碉堡，防守较为严密。该队有两个士兵，因内讧逃了出来，通过我方地下交通到大格里找到我们，要求参加我们部队，并说愿意带领我们去打掉这个乡自卫队。当地下交通向我告知情况后，我就接见了这两个士兵。他们说：厚岸乡公所自卫队每天早晨太阳出山时，洋号一吹，士兵都集中到山头下面的祠堂里洗脸、吃早饭，这时碉堡里只有两个人站岗。如果我们部队事先在附近埋伏，趁这时冲进碉堡，就可以缴获所有枪支弹药。我对他二人好言抚慰，并反复盘问，看来语意诚恳，并无破绽；我又派精明能干的战士装作打柴人到实地进行侦察，回报说，这二人讲的情况是真实的，并说离碉堡一箭之地（百米左右）有一片半人深的柴草地，可潜伏几十人。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决定智取这个敌堡。我方由柯斌、孙林带领三十多人枪和一挺轻机枪，由这两个士兵作响导，于夜间十二点多钟从盘台出发，三点多钟到达厚岸，在柴草地潜伏一个多小时，太阳刚出山，碉堡中果然响起了号声，不一会，当兵的都徒手走出碉堡，集队走进山下祠堂。这时，我方连长一声令下，一部分战士飞步冲进碉堡，将岗哨缴了械，把碉堡内三十二支步枪，一挺机枪、一支手枪全部收缴；一部分战士奔到祠堂门口举枪喝令敌兵举手投降。结果，这个乡公所一枪未发，就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战士们都说，这个仗是“未花本钱，发了大财”。 在这前后，我们本着谨慎从事、稳扎稳打的精神，还打了丫山和九华山保公所。南陵丫山街是我铜青南三县交通的必经之路，街上设有国民党的保公所，有两条枪。为了排掉这个障碍，我们派了四、五个同志，扮成老百姓，晚上从大格里出发，第二天天亮到丫山，直奔保公所，几个保丁还在睡大觉，我们把枪缴了，将俘虏释放，从而拔除了这个安在要道口的钉子。九华山国民党保公所在山上建了一个小据点，有四支步枪，平时欺压百姓，勒索香客。我们在周密侦察后，悄悄上山在麻将桌上把他们俘获，一把火将碉堡烧毁，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事通过人数众多“朝山进香”的香客传播，在江南一带造成了很好的政治影响。 我们接二连三地袭击敌巢，毁堡缴枪，引起了敌人很大恐惧。国民党皖南行署不断对泾、青、南、铜、贵的国民党县政府严词训斥，限期“剿灭”。几个县政府慌了手脚，又是公文往来，又是电话联系，终于商定各出一些人马，到宾山地区进行“会剿”。我们接到情报后，就决定趁此机会撤到山棚进行休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这时敌人一千多人，配以汽车、马匹、辎重物资，拖着长长的队形，在山下吵吵嚷嚷地游行了半个月，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未见到。我们又派游击小组到青阳木镇夜间袭击敌人，派住在青阳城边的地下党员，把十几发子弹放在燃着炭火的火罐里，过了不久，子弹爆炸，仿佛是枪声，敌人误认为我部队攻城，连忙电令在宾山的队伍星夜赶回。我们则从山上下来，继续开展游击活动。 四六年七月间，青阳县宾阳乡公所从县城请来一个常备分队住在青坑。青坑位于两山之间，是盘台到苏家冲的唯一通道。常备分队进驻后，我们来往于盘台、苏家冲，只有翻山越岭，另辟新路。而对这一情况，打是打不走的，敌人的力量比较大，只有采取“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办法。为了打开这一通道，就找开辟这一地区给我们做了许多工作的梅炳根。我让他与伪乡长方忠秀谈判，揭穿方的阴谋，指出这个部队是乡代表会讨论，决定邀请进驻青坑的，如果不撤走，一切后果由方忠秀负责。方忠秀当即表示同意，不信，过几天看行动吧！后来，方忠秀向上面报告，说这里没有新四军，常备队驻在这里不方便，群众负担很大。不久，常备队就撤离了青坑。55 这时，分布在泾、青、南、铜、贵的各游击队和游击小组，也积极展开活动，逐步打开了局面。 由陈尚和、尹彬等领导的、在铜青南地区活动的游击队（以茗山冲为中心），起初由于敌特告密，敌军从后山摸到我军驻地，我军战士虽然及时转移，但山棚和衣被各物均被敌军烧毁。他们被迫撤到山上，艰苦奋斗，给养十分困难。一九四六年四月，陈尚和同志来到宾山，那时我们情况已经好转，他来后，我们设酒招待，还请他吃了宾山的名菜——炒石鸡。这种石鸡，形状象癞蛤蟆，一个重七、八两，居于石缝中，晚上用火把一照，它就不动；捉住后，把皮剥去，加以炒食，其味很鲜。铜青南工委枪支短缺，我们给他十几支步枪，一支驳壳枪。他听了我们介绍的情况和经验后，信心大增。回去后，他们积极向铜、南交界的丫山、何家湾、张公山、戴公山等地发展，以后又继续派人到铜陵碎石岭、大栏冲、铜官山、东西湖等地进行游击活动，从而打开了铜青南地区的局面。一九四七年七月，他仿效我们用安插内线、内外结合的办法，智取了铜陵朱村乡公所，缴获一挺机枪，五支步枪。在此前后他们还曾派游击队孙运松等赶到铜陵新庙趁演木莲戏、群众集聚的机会，当众打死作恶多端的乡丁二人（原准备当众处决汉奸、恶霸王其干，因未找到王，我们暴露了目标，遂杀此二人），在当地引起很大的震动。事后，敌乡公所为了害怕县里追究责任，谎称二人是由于“步枪走火”致死，并贿买了下来查案的人员，使这一引起轰动的案件不了了之。过了不久，游击队在铜陵花园王将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王振羽就地处死，并张贴布告，宣告其罪状。事后，敌人误认为这事是自首分子“中心组长”叶恒春“勾结”游击队所为，将叶杀掉。叶曾担任我方乡政府乡长，后叛变投敌，并担任“中心组长”，也曾为敌效劳，不料却被敌所杀。他死后，一、二十名自首分子纷纷逃到我游击区，参加了游击队。陈尚和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铜陵敌后斗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坚持铜青南地区的游击战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四七年十月被任命为泾青南县委副书记。可惜他尚未到职，在由铜陵去繁昌，又从繁昌向南转移时，于南陵戴家汇被敌军包围，不幸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竟将他的首级刈去，在南陵“示众”三天，后由我游击队设法将其遗体安葬。陈尚和同志为人忠厚，待人诚恳，作风扎实，机智勇敢，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出色的游击队指挥员，他的牺牡是我游击队的一个重大损失。噩耗传来，许多干部战士痛哭失声，大家在追悼会上庄严宣誓：一定要为陈尚和同志报仇，一定要把陈尚和同志未竟事业进行到底，消灭蒋政权，解放全中国！ 由孙举东、曹汉卿等领导的游击队活跃于青贵交界的九华山周围南阳湾、黄石溪、庙前、刘街、姚街、梅街、马牙一带，工作比较顺利。一九四六年秋，他们同铜青南县大队相配合，袭击姚街乡公所，虽然当时敌军闻风逃跑，但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第二天姚街乡长、住在当地的参议员和几个保长跑到汪河来找我们谈判，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全部条件，以后他们及时向我递送情报，同我和平相处。这个地区游击根据地发展比较快，他们原来只有十人，六支枪，后来最多时发展到六十多人，步枪四十多支，手枪二支，并建立了党和民兵组织，声威也比较大。 由王克祥等领导的一支游击小分队先在泾南田方、孤峰、三里店、峨岭等地，后来曾在一段时间内到青阳南阳湾、石门高、滴水岩等地活动，并逐步打开局面。一九四七年，他们争取陵阳乡公所内部的朱耿才弃暗投明，参加革命，里应外合拿下了这个乡公所自卫队，缴获十几支步枪。泾南地区比较富裕，征集经费的条件较好。他们经常将结余的经费上缴县委和地委。一九四八年，当皖南地委派部队向皖浙赣地区开辟新根据地，需要经费时，他们请老百姓挑了十担钞票（八亿元法币）送到地委。 这样，泾青南边界的宾山（县委所在地）、铜青边界的石门山（即茗山，铜青南游击区）和青贵边界的九华山（九华山周围青贵游击区），就在泾青南铜贵游击根据地内形成三山鼎足之势，彼此遥相呼应，互相支援。 在各游击区广泛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上，我们及时在几个县中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实践证明：只有开展武装斗争，进行统战才有基础；及时开展统战工作，又能有力支援武装斗争。在宾山地区的杨田埂，有我们一个地下交通站，负责人陈法舟，一九三八年就已入党，家庭是大地主，很有钱。他的叔叔叫陈维稷，曾留学英国，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是有名的学者，后参加我们党，曾为我党做了很多工作，解放后任纺织部副部长。陈法舟另一个叔父陈次权是国民党青阳县县党部的书记长。陈法舟依靠这些社会关系，经常奔走于沪、芜、青之间，出入于当时朝野显贵家门，消息很灵通，为我方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他领导的杨田交通站有秘密交通三人，为他及时传送情报，是黄山中心县委、沿江中心县委和泾青南县委交流情报的一个重要枢纽。 青阳县参议长陈灏如，同书记长陈次权是政敌，两家势同水火。陈灏如掌握到陈法舟的一星半点“私通共产党”的情况，想利用这件事打击陈次权。他逼迫陈法舟到城里来居住，以便控制其行动（其实陈灏如这个坏家伙有时也派人与我们拉关系，我们对他很警惕）。陈法舟被迫进城后，就活动其叔父陈次权提议将县常备大队三中队调到县城来驻防。三中队队长陈文坤是陈次权的侄子，也是一九三八年入党的党员。三中队进城，陈次权的势力就会增强，因此陈灏如拼命反对，双方相持不下，取决于县长的裁决。县长有一爱妾，见陈文坤少年英俊，早就对他倾心，竭力怂恿县长同意调三中队进城，县长只好依了她。当然，她对陈文坤的好感，只能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共产党员陈文坤岂是寻花问柳之徒。三中队进城后，陈文坤、陈法舟互相配合，地下工作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不断地传到县委，特别是敌人多次“清剿”部署的时间、地点的情报及时送来，对我们部署反清剿帮助很大。陈文坤还利用职务之便，为我们买过枪枝弹药，并妥送游击区。 县调查室是个专门对付我方的特务首脑机构。调查室的专员苏承平想做生意赚点钱。我游击区董村绅士董正权同他有私交。董正权这个人目不识丁，家中钱也不多，但他善于交际，作买空卖空的生意。我们向董正权做了工作，董按照我们的意图，在做生意时，给苏承平搭个“干股子”，送去一些“利润”。从此，董正权经常出入县调查室，相机搜集情报。一次，国民党县党部有一份反共的会议纪要，是绝密件，董正权给我们弄来，给我们以很大的帮助。 这样，县里的一些国民党首脑机构，如县党部、参议会、调查室、常备队中都有一些人同我们有程度不同的联系，我们的耳目比较灵了。 这一时期各个区乡的统战工作也有了开展，不少乡保长、乡代表都同我们有联系，他们给我们以各种形式的帮助。有的及时提供情报，有的冒险掩护我游击队员。南陵县一个参议员得到一分敌人即将对我大规模“清剿”的情报，自己走不开，就出重资雇请可靠的人连夜送来。一九四七年初，我们得悉国民党部队要到大格里来“清剿”，那时我到太平开会去了，部队也转到外围活动去了，孙泰英与地方上几位同志留在大格里坚持。过了几天，为了弄清敌人动向，她同胡篾匠一起到乔木湾黄金塔陶国光（过去与我党有关系，当时担任伪保长，但也帮助我们工作）家中住了几天，陶向我们提供不少情报。后来，因环境紧张，孙泰英又秘密转移到刘店乡附近的国民党乡代表郑弼成（他与我们有联系）家中，在当时的情况下，蹲在这些人家反而安全。这时敌人已经麇集，郑弼成见孙泰英此刻到来，不禁愕然，但却很热情地予以接待，以“大通来的小姨”为名，把她藏在家中，由郑的妹妹陪伴。第二天，郑家的放牛娃认出孙泰英是新四军，郑家连忙做好放牛娃的工作，说他认错了人，不要瞎说，又给些糖果给他吃。一天，郑家得知常备队有一营人要开到刘店乡来，而且营长要到郑家来吃中饭，郑即请他母亲陪同孙到附近可靠的佃户家里休息，敌营长走后，又接回自己家中，先后住了几天，等敌军全部撤离才回到大格里。这一段郑弼成把一个共产党泾青南工委委员，国民党要捉拿的“要犯”藏在家中，担了很大的风险，也表现了我们朋友的诚意。 在战斗实践中，许多同志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确实是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有的编了顺口溜：“坚持敌后靠‘三宝’，缺了一样都不照，没有武装无依靠，不搞统战朋友少，这些都靠党领导，三件确是传家宝。” 我们当时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向那些恶名昭彰的大恶霸地主“借用”。他们平时依仗恶势，对群众巧取豪夺，有些人兼营油坊等工商业，有较多的资财和现金。“借钱”地点一般是在离游击根据地中心五十里以外的边沿区，这就要进行周密和侦察的细致的安排。由于我们每次行动都考虑得很周密，同时我们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以他力所能及为限，“借”钱时又讲明道理，喻以利害，所以我们并不需抓“人质”，一般都能完成任务。有时他们表示“头寸短缺”，先支一部分，其余分批支付。到达付款期，我们派精干的侦察员化装前去，侧面摸清情况，证明无诈，就将款子取来。分散在各地活动的游击队，也经常向我们送来一些结余的经费。同志们都高兴地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粮，没有钞，找恶霸地主去要。”到一九四六年午季以后，我们的经济状况已有很大的好转。杨村有个大地主，平时同我们关系尚好，我们就托他代购三百担菜籽，并由他寄存别处；新谷上市后又为我代购五百担稻子，也存放他处，如有需要，打个条子，就可以去挑。春节时，我们叫他将积余的菜籽卖掉，那时价格正高，卖的钱也较多，我们拿它购买布匹及时给部队缝制衣被，还买了些药品。我们将稻谷菜籽存放在大户人家，比存放在基本群众家里更为保险，因为国民党当局不会怀疑他们，万一出了问题，我们也好找他们赔偿。甚至有些多余的枪支，有时也暂存他们家中。一九四六年底我们将暂时多余的五十几支步枪存放在大格里一家姓杨的大地主家，以后部队发展，陆续取出使用，并未发现短少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春节到来了。这时我方武装力量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在一些乡村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各地在斗争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一些重要地点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地下交通站。我军在泾青南地区声威大振，基本群众欢欣鼓舞，进步士绅表示拥护，中间状态的人士迅速向我靠拢，少数原来比较顽固的也改变了态度。基于这种情况，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我们于春节的年初三，在宋冲大摆酒席，宴请当地父老和士绅，有些乡代表和对我方态度较好的保长也请来参加。为了在他们面前显示一下我军阵容，当来宾坐定后，我和其它县委、县大队的负责人入席，后面整整齐齐排列着十二名侦察员，一式整齐的驳壳枪，一个个威风凛凛。席间我向他们宣传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希望他们能审时度势，继续加强同我们的合作。我讲完以后，连长端起轻机枪对空打了一梭子弹，以代替欢庆的鞭炮。清脆的枪声震动山谷，响彻云霄。我们频频向来宾敬酒，宾主之间互相祝贺，笑逐颜开。接着我们在二酉保的苏家冲、大格里也宴请了当地各界人士。回顾一年多来，我们从隐蔽状态发展为白天公开请客，队伍壮大，父老倾心，士绅趋奉，敌魁丧胆，这些标志着我们已经在这个人地生疏的边远山区打开了新的局面。 政权普建 红旗漫卷 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反人民内战，不断损兵折将，被迫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不久，华东局也发出指示，要求各游击根据地要由分散隐蔽的状态走向公开地放手大胆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由积蓄保存力量，走向积极地发展力量；由单纯的军事游击战走向广泛的、多种斗争形式的群众性革命游击战争。在这些指示的指引下，各地敌后游击战争风起云涌，泾青南地区的游击健儿坚持皖南的自觉性更高了。加之这时蒋军忙于进攻山东，对我游击区无暇顾及，因而游击活动更趋活跃。四、五月间在皖南地委直接领导下，一场由县委发动的以抢粮为主要形式的革命群众运动风暴，席卷了泾青南和周围几个县的大部份地区，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反动政权。 这场革命狂飙的内在因素是国民党对人民群众的横征暴敛和在其庇护下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泾青南地区原是较为富庶的山区，但由于严重的经济盘剥，一些贫雇农竟然终日辛劳，不得温饱。当时地租一般为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高利贷的年息高达本金的一倍。加之国民党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使许多农民负债累累，处于赤贫状态。四、五月间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贫、雇农已无米为炊，甚至“断顿”多日，有的采挖野菜掺糠充饥。而国民党搜刮群众的大批粮食，却囤聚粮仓，派兵看守，颗粒不舍，完全不顾人民死活。愤怒的火焰在千百万群众心底燃烧，它像一座巨大的火药库，一触即发。 早在年初，县委就在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开展了“三拖”（对壮丁、税、粮拖着不交）斗争，以后发展为“三抗”（抗丁、抗税、抗粮）斗争。这场斗争由游击根据地中心区发展到边沿地区。在“三抗”的过程中，广大群众得到了利益，看到了自己团结斗争的力量。这时，“抢粮斗争”已经在群众中酝酿。县委因势利导，坚决支持群众的正义要求，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工作，並提出“谁扒谁有”的口号，最广泛地动员群众投入抢粮斗争。第一次抢粮的目标为刘店乡仓库。 五月的一个晚上，月明星稀。县大队派出部队监视着乡自卫队碉堡中的敌人。预定的时间一到，几百个贫苦农民，带着口袋、扒箕、稻箩，从宾山脚下的各个村庄中涌了出来，奔向刘店。快到仓库时，人群狂奔着、呐喊着冲上前去，声如雷鸣，势如山崩。近在咫尺的乡公所碉堡中的敌军，慑于我游击队和抢粮群众的声威，却龟缩不动。抢粮群众砸开门，动手扒粮，顷刻之间，仓库的一万多斤粮食被扒一空。从此以后群众情绪高涨，抢粮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人们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双手收获的粮食挑回家中，抢粮斗争初战获胜。 刘店乡抢粮之后，国民党县政府虽然很快就知道了，但慑于我军威力，不敢到我根据地来“查处”，只好不了了之，这使抢粮的群众斗志更坚，原来心存疑虑而未参加抢粮的人好生懊悔。自此以后，抢粮斗争就在几个县的广大范围内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捷报不断传送到县委：青阳南阳湾五百多人，抢了仓库粮食六万多斤；东石乡五百多人，抢粮四万二千多斤；杨田埂二百人，抢粮一万四千多斤；宾阴乡三百人，抢粮一万四千多斤；青阳的诸备店和南陵的六里丁，连国民党军队的四万八千多斤军粮也被一抢而空。泾县厚岸乡仓库囤粮最多，结果一次就被抢走八万四千斤。国民党县政府在风起云涌的抢粮怒潮面前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他们叫县调查室专员苏承平带了县常备队一个中队来到木镇，希望起到“镇慑”的作用。但就在距离木镇二十多里路的乔木湾，群众八百多人照样抢去粮食二万八千多斤。我们派部队在木镇边上鸣枪示威，又在青阳城边上杀了一个作恶多端的特务，陈尸路边，苏承平吓得龟缩木镇，天擦黑就宣布戒严，如临大敌。 泾青南地区的抢粮斗争同芜湖、安庆等城市的抢米风潮汇合在一起，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力地削弱和冲击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 在抢粮斗争的基础上，县委根据群众的愿望，及时把斗争锋芒引向“清算积谷”。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以“积谷防饥”为名，向群众搜刮了一部分粮食，交给保长和当地士绅“保管”，实际上都被他们侵吞或用来放高利贷，盘剥群64众。因此，尽管当时不少人家已无米为炊，却无人施舍半斤“积谷”。群众理所当然地要清算这批积谷的下落，我们坚决支持群众的要求。但是开展这场斗争，要比发动抢粮困难得多。因为抢粮是大伙对着国民党政府，又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参加者的顾虑比较少，而清算积谷，对象是地头蛇保长和劣绅，又需要面对面地进行说理斗争，才能迫使他们将侵吞的积谷“吐”出来，群众的顾虑就比较多。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我们先在二酉保进行试点。这个保有积谷八十七石（折合一万二千斤），被当地劣绅董维文侵吞。我们帮助大家成立了农会，由农会出面召开清算大会。会前积极分子把这批积谷的帐目和董维文侵吞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开会时大家据实揭发，讲得有根有据，证据确凿，劣绅只得低头认罪，当场退出这批积谷，由农会全部分给大家，斗争取得了胜利。参加这次清算大会的还有周围区乡的我方干部和农民代表，他们回去后，迅速推广二酉保的经验，几天之内，就有二十五个村组织了农会，开了清算大会，从而使“清算积谷”的斗争从中心区到边沿区的广大地区迅速扩展开来，有的地方还进一步清算了一些伪保长和恶霸地主的其它罪行，使他们威风扫地，实际上起到了摧毁国民党政权及其社会基础的作用。 在抢粮和清算积谷斗争之后，我们倡导和支持各乡、各村成立“保家队”，以保卫胜利果实，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报复行为。群众也有这样的要求，县委一倡导，就很快发展起来，宾阴乡的二酉、朝华、宋冲、黄石、石安、天丰、花园七个保，参加“保家队”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人。以后各区乡在“保家队”基础上建立民兵，全地区有四、五千人，配有一些土枪，杂以大刀铁矛，成为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 我们在开展群众性斗争的同时，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杀敌夺堡，把敌人的地方武装和反动政权消灭或赶出根据地。在此之前，我们普遍向敌区、乡、保公所的头头发动了一次政治攻势，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向他们宣传政策，指明出路：“携枪反正，立功赎罪，是光明道路；放下武器，远走他乡，是生路；建立关系，为我服务，是后路；持枪顽抗，继续作恶，是死路。”在我们党的政策感召下，许多乡保长不再继续为敌效劳，转向为我服务。但也有些乡自卫队继续顽抗，于是我们就有计划、有准备地袭击、摧毁这些敌军的据点。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们在一夜之间打掉杜村、宾阳两个乡公所的自卫队，威震泾青南地区。 杜村在九华山西侧，同庙前乡公所毗邻，为青阳西部的重要据点。自卫队驻在杜村祠堂，祠堂四周建立了四个碉堡，防守十分严密。有个陈腊子，曾在国民党县常备队当过号兵，其舅父是我游击队长。他要求参加我县大队。因为他有活动能力，我们希望他继续到国民党军队里当兵，帮助我们工作，这样起的作用会大些。但杜村乡公所不信任他，不要他当兵。我们商议只要他在乡公所歇一夜，就可以内外配合，消灭这个乡的自卫队。他表示能办到，並同我们一起研究了智取的具体意见。我们反复研究，认为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方案是可行的。随即派我方连长姚生、柯斌、排长苏启发带四十人枪执行任务。因驻地离杜村比较远，头天宿营西峰岭，派一交通员跟随陈腊子一起前去相机行事。陈到杜村乡公所找到朋友，相约在堡内住宿一晚，得到自卫队长的同意。他忙通过交通员传回信息：他准于晚上十二时左右打开杜村祠堂后门，请姚连长派部队接应。接到情报，姚生等即于当晚从西峰岭出发，把部队运动到杜村乡公所后边一个小山头的树林里休息。当夜十二时，陈腊子在床上连呼肚痛难忍，嚷着要解大便。在这以前，他曾以天热解渴为由，自己掏钱买红糖用凉水冲了给大家喝，他自己喝得较多。这时他便嚷着凉水喝多了，把肚子搞坏了，大家也不生疑。他以解大便为名，去打开了祠堂的后门。门一开，守在门外的姚连长率领战士便猛冲进去，奔到楼上缴获了所有的枪支，接着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把从睡梦中惊醒、高举着双手的俘虏押到操场，清点结果，除乡长不在外，其余全部俘获，发给路费遣散回家，然后一把火将敌乡公所和四个碉堡统统烧毁。姚生连长带了缴获的三十多支步枪、一支短枪和一支花机关枪，胜利返回宾山宿营地。陈腊子也参加了我们部队。 在奔袭杜村乡公所的同一天夜晚，我们又打掉了宾阴乡公所的自卫队。那天下午，县大队主力已去打杜村乡自卫队，县委只剩下战士和炊事员十一、二个人，大家都希望能在附近也打一仗搞些缴获。我们附近的宾阴乡公所早已是我们猎取的目标，並且通过彭国喜已同乡自卫队副队长戴光新建立了关系。我就到彭国喜处，叫彭把戴光新找来。戴光新是宾阴乡有名的射手，枪打得准。一次一只鹭鸶从头上飞过，他举枪射击，枪声响处，鹭鸶跌落尘埃。因此，国民党青阳县长唐克南请他去当保镖。后来回乡，宾阴乡乡长方忠秀请他当乡自卫队队副。当时我们动员他尽快建立功勋，弃暗投明。开始他还有顾虑，经过细致耐心的说服工作，他终于同意配合我们拿下乡自卫队，然后仍暂时留在敌方。当夜，县委身边仅有的十一、二人，长短枪九支，由我率领，各带武器，並动员了附近的五六十名青壮年（他们並携带扁担、麻袋，准备抢粮），同戴光新一起前往宾阴乡公所。到达时，碉堡里岗哨喝间“什么人？”戴满不在乎地回了声“乡队副”，带着我们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突然间，几个战士猛扑过去把哨兵擒获，我们很快冲进了碉堡，缴获了三十二支步枪，把从睡梦中惊醒的乡自卫队员押到堡外，发放路费遣散回家。随去的青壮年则将该乡的粮仓打开，把存粮一抢而光。前后一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临行，我对戴光新笑笑说：“对不起，暂时委屈一下吧！”他也笑笑说：“请便。”我叫两个战士把他严严实实地捆起来，嘴里塞上碎布，然后扬长而去。但是，后来敌人知道这是戴光新搞的名堂，他在敌人营堡里存身不住，就参加我方工作，安排为我方的民兵乡队副。我们接着又发动群众锯掉敌人九省长途电话的电线杆子十几公里，带回电线六百多斤，使敌人长途电话一度中断。 我们在一夜之间打掉敌人两个乡公所自卫队，截断敌人九省长途电话，使敌人惊恐万状。他们不知道我方有多少部队，连忙下令将十几个乡公所的武装集中到县城、木镇和庙前三个据点，企图保存住这批实力，不致被我逐一吃掉。但是，我们偏要“虎口拔牙”，袭击木镇。 木镇是青阳县东北部的一个重镇，水陆交通的枢纽，离县城二十五里路。国民党县政府原派县常备队第一中队驻防，为加强防守，又将附近几个乡公所武装集中到木镇，加上县常备队派去的一部分武装，新组建成了县常备队第四中队，由号称“常胜将军”的极端反动、残忍的国民党军官胡开武担任中队长。这样木镇的敌人兵力达到三百人枪，加之镇的四周碉堡林立，战壕纵横，因此胡开武夸口说：木镇固若金汤，共军插翅也难飞进。 这个中队有个排长叫施吉祥，过去曾参加过新四军，他同胡开武内讧日趋激烈，就和几个班长密商，准备携十八人枪反正过来，并杀胡开武作为起义后建立的第一功。我们鼓励他们的正义行为，派了十几名精干的战士由姚生、孙林、柯斌、彭国喜率领跟随他们在深夜潜入镇内，哨兵也是起义战士，领着行动小组同志直趋胡开武卧室。先用大刀砍翻了他的勤务兵，胡开武刚从枕边摸出手枪，就被我方战士王平一刀砍翻在床上，行动组长刘生宝又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不幸的是在行动过程中误伤了我方的一个战士。杀了胡开武，我指战员抢出门外，准备起义的十八名士兵，由几个班长率领，已经拉到镇头，我们一起出镇，跑步越出碉堡的射程。这时镇上恰如热锅炒豆一般，步枪、机枪齐鸣，人声沸腾，好不热闹。后来有的同志写顺口溜赞道：“‘常胜将军’胡开武，杀人魔王凶如虎。敲榨勒索又奸淫，木镇百姓吃尽苦。英勇善战游击队，深夜闯入‘将军’府，刀劈恶贼除民害，英名载入英雄谱。” 木镇大捷后，敌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进一步把兵力缩到青阳县城和个别点上。这时泾县敌人在我们部队不断袭击下，也龟缩到县城和二、三个据点内。太平、旌德、石台等地情况也大体相同。这样泾青南地区除县城和个别点以外的广大农村已经完全是人民的天下，农会纷纷建立，民兵空前活跃，到处呈现一派革命景象。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皖南地委决定：铜南繁芜泾青统一为一个战略单位，坚持游击战争，控制芜湖，并决定调整、健全各级党组织，同时建立县区乡三级人民政权。当时，根据地委任命，我继续担任泾青南县委书记（并兼县长和县大队政委），副书记陈尚和，委员张华、尹彬、王安葆。县大队代理大队长全胜任，大队副柯斌，大队教导员王克祥。一连连长姚生、政治指导员芮胜、支部书记朱春波（一连后来调入地委的主力营，又重新组建了一连，副连长董长春），三连连长柯斌，警卫队长周光斌。当时县大队和地方脱产干部共五百多人（缺南繁芜的数字），步枪三百多支，短枪六十多支，机枪五挺。各工委、区委、区政府的主要干部是：铜青南工委书记尹彬、委员徐世达、查彬、赵彪；泾南工委书记王克祥、副书记吴强；南繁芜工委书记王安葆，副书记陈作霖；云岭区委书记陈××；北贡区委书记胡爱民；杨田区委书记兼区长孙林，区队副彭国喜，政指孙运松；青贵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孙举东，委员史来水、曹汉卿、查春、政指叶光华（1947年9月青贵工委划归沿江工委领导，同时将太平龙门区委、泾县厚岸区委划归泾青南县委领导）；龙门区委代理书记孙岗，委员鲁凡，区长巫乐天；厚岸区委书记孙泰英，区长王季福。在各个乡，如云岭、双义、北贡、刘店、乔木、宾阴、杨田、杜村、东石、龙门、厚岸、包村等都建立了乡政府，委派了乡长。在铜青南地区也建立了石壁、何湾乡政府。我们还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在三年斗争中发展了三百多党员，起了战斗堡垒作用。 在建立区、乡政权之后，紧接着掀起参军高潮。广大革命青年，特别是民兵，踊跃报名，出现了妻送夫，母送子，兄弟一同参军的动人景象。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们在一天时间内就成立了一个新兵连，编为县大队第三连。我方区和少数乡的警卫队也都成立起来。以县大队为骨干，以区乡武装为基础的革命军事系统已逐步在全地区形成。 在建立我方区乡政权之后，我们的经费来源也改为合理征收赋税来解决。当时税率很低，农业税每亩田只收二斤米，货物流通（当时过境的大表纸，即比较细一些的草纸较多）税率也较低。这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横征暴敛形成鲜明的对比。后来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我们发行了一种“地方救国公债”，主要是动员资财较多的地主、富农、工商业者和地方士绅购买。我们在青年学生中，吸收了王学文、王隆武、王德科、王瑾等同志参加县委工作队，还有些人担任财务、税收工作，在各地开票、收款、汇总上缴，并使这方面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自从根据地经费有了正常来源之后，我们的经济情况大有好转，部队的供给没有问题。这个被国民党称为“京畿重地”的泾青南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片新解放区（过去有些同志称这段时间为“小解放”）。它对广大皖南人民是一个鼓舞，对国民党反动政权是一个威胁。 就在我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46师派出一个加强营，号称“老虎队”，配备新式武器，在县常备队两个中队的配合下，气势汹汹地对我游击根据地进行反扑。当时，我们未接到情报，以为是县常备队，同他接上火以后，才知道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他们装备好，人数多，有作战经验，处于优势，逐渐向我方阵地逼进。这时民兵把土制大炮架起来，轰了两炮。这种炮，是把檀树挖成空心当作炮筒，外面用铁丝捆紧，里面安放碎铁片，放一斤土硝，点燃后，碎铁片被迸炸出去，在短距离射程内有一定杀伤力。我们放了“大炮”，敌人未曾料到，伤亡不少，退了回去。这次战斗，我方牺牲了张立山排长和四个民兵。县大队转到章渡、厚岸一线活动，不久又转到大格里。后来总结这次经验教训，客观上固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主观的原因是在胜利的形势下，我们不如起初那样谨慎了，敌情不明就同敌人交火。 敌人不断清剿，疯狂搜捕残害我方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有的同志被捕后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壮烈牺牡。共产党员洪秀荣，抗战时期入党，“皖南事变”后的一股逆流中，他始终没有自首。我们到宾山后，就首先同他取得联系，他告知我们许多情况，参加工作后一向认真负责，多次立功。这次他由南陵大格里去青阳找县委，同敌人在大冶岭遭遇被捕。抗战时，他当村农会主任，斗争非常坚决。他被捕后，同村的一个地主洪××去向国民党军队告密，遂遭敌人惨杀。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情景极其壮烈。宾阴乡政府工作人员、共产党员陈新荣，在敌人“清剿”时，隐蔽在二酉保苏家冲山上的一个庙里，不幸被捕，敌人严刑强迫他讲出我军的行进方向和宿营地点，他坚贞不屈，只字不吐，后来竟活活被打死在敌人的刑具架上。 一九四八年一月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我们县大队在由宾山地区转移到太平龙门途中，同敌保安团遭遇。交火后我军不利，主动撤走，保安团紧追不舍。因路上已有积雪，部队过后要留下脚印，所以难以摆脱追敌。这时，部队经过一座小桥，桥下有一小沟，我急忙叫人临时借来一个小梯子，让部队经梯子下到小沟里，沿着水沟向前走一段（不留脚印），再上路到一个村庄宿营休息；另五个同志继续过桥踏雪前进十多里路，爬上高山休息。敌人跟着五个同志的脚印走了许多路程，却找不到游击队的影子。 国民党“老虎队”在“清剿”过程中，把已经摧毁的国民党的区乡伪政权又扶植起来，这就形成“一乡两长”（我们和国民党各自委派了区、乡长）的局面。国民党正规军队一撤走，我们就着手进行群众工作，巩固和发展区乡革命政权，同敌人的反动地方武装和政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八年一月，发生了一个情况：南京派来一个宪兵连，驻在乔木湾。这个连武器精良，装备很好，他们来是因为九省长途电话线被割断后，南京同各地通讯联络中断，严令他们限期修复并保护电话线。这个连孤军深入我游击根据地，尽管武器精良，也提心吊胆。所以他们一到就放出空气说他们来的任务是看守电话线的。言外之音是你们不动我电话线，只要我能交差，你们干什么我都不管。我们估计，敌人是一定要保住这根电话线的，如果打这个连，会招来更多的敌兵，对根据地不利。为了尽快“送瘟神”，免得给我们带来麻烦，所以在这一时期我们就不破坏长途电话线，也不去打这个宪兵连。一个月之后，他们撤走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我们在万金岭截获了国民党厚岸乡公所在芜湖购买的一批崭新武器，包括两挺轻机枪，十支中正式步枪，一支短枪。原来这个乡公所在芜湖购枪时，被我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查效华所侦知，他迅即找到正在芜湖活动的我方秘密交通站负责人陈法舟，陈又及时将情报送回。以后，万金岭茶馆里党员又送来情报，知道敌人确切的运枪日期和路线，柯斌率十多人，埋伏在万金岭的油菜籽田里。当时正是菜花盛开的季节，战士们隐身于菜花之中，等敌人到了我方伏击圈内，我方伏兵齐出，一举全部俘获敌人和武器。 不久，我们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将乔木湾的一个特务杀死在我们的埋伏圈内。乡自卫队果然来了。结果，被我军打死六人，缴枪八支。这些胜利，使我军声威大振，有的国民党乡公所乡长任命保长事先要报经我们同意。而我方的区乡政权仍然存在并有效地行使职权。 粉碎“清剿” 坚持阵地 一九四八年五月，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临近崩溃。我们党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提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沿江进行部署，妄图凭藉长江进行顽抗。这时，国民党整编13旅在芜湖召开会议，专门部暑对我泾青南游击根据地的“清剿”。会上，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为了“巩固江防”，必须“剿灭”这一地区的游击队，“三个月之内解决问题，不消灭共军决不回师”。会后，该旅由一个姓苏的副旅长率领所辖的34、35两个团，杀气腾腾地赶奔青阳、泾县、南陵、铜陵、太平、繁昌一带而来，并有几个县的常备队配合进行。这次敌人“清剿”同过去几次不同，除了敌军人数多（两个主力团）、装备好（配备新式武器）、驻扎的时间长（三个多月）以外，这个旅原是师的建制，曾多次同我方作战，有一整套反共、反人民的经验。他们推行所谓“政治和军事相配合”，“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大搞特务活动，诡称“走错了路，能回头者，概不追究，保证安全”，策动我方不坚定分子自首叛变。他们在军事上，采取“坐剿”、“追剿”、“会剿”、“堵剿”相结合，由外及内，步步进逼，逐步缩小包围圈，以及采用包围、搜山、夜袭、设伏、堵击等毒辣手段对付我军。他们还推行并村、移民、烧山、砍树和“五联切结”（连坐法）等反动措施，妄图隔绝我军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断绝我军粮食和重要物资的来源，妄想消灭我游击队。 当我们接到敌人“清剿”消息时，县委和大队负责同志研究了敌情，分析了形势，作了反清剿部署。我仍与警卫队在宾山地区与敌人进行斗争，县大队三连去太平龙门伺机打击敌人，各区乡警卫队和民兵则根据具体情况，避开敌锋，与敌人作持久的斗争。当时铜青南工委尹彬、徐世达、查斌，杨田区委孙林、彭国喜，厚岸区委王季福、马加林，南繁芜工委王安葆、陈作霖，县委委员张华和泾南工委王克祥等同志都带领各区警卫队，在艰苦环境中，依靠地方党员和广大群众，充分揭露敌人的阴谋，采取合法的、非法的斗争形式，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打击敌人。我们一直在这些地区坚持斗争，粉碎了敌人“清剿”。 这时，前一阶段被我方赶跑的一些蒋政权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在敌军的卵翼下，又跑回来带领敌军大肆搜捕和杀害我方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更残酷地压迫和盘剥人民群众，根据地内黑浪滚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民兵组织遭受破坏，有的同志牺牲，也有的投机分子趁机叛变投敌。 我各游击队，按照各自的情况，寻找时机袭击和扰乱敌人，多次分别袭击了大通、青阳城、木镇、宾阴、三里店、厚岸的敌人，对地方上作恶多端的特务给以必要的镇压。许多隐蔽在地方上的党员，也采取各种办法与敌人进行斗争，使敌人疲于奔命。特别是六月二十二日，我们三连配合黄西部队在太平浮丘坦所进行的伏击战，给敌人以很大的震动。头一天我们接到情报，得知太平县敌军在芜湖购买了一批武器，二十二日经芜屯公路运往太平县城。我们部队于当日清晨在太平浮丘坦设下埋伏。上午八时，装运武器的汽车渐渐驶近，指挥员一声命令；“打！”轻机枪、步枪齐发，手榴弹在汽车前后爆炸。押车敌人连喊停车，下车逃窜。我方战士一涌而上，将车上的三十一支步枪和弹药（一千多枚手榴弹和二千多发子弹）全部缴获搬走，放火烧掉汽车，凯旋而回。七月间，铜青南工委尹彬同志的部队在钱家桥伏击南陵何家湾乡公所自卫队，缴枪二支。这两仗对骄横残暴的敌人是一次迎头痛击，对人民群众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宾山地区敌人仍然继续清剿，我决定要县警卫队转移龙门、米季坑一带。由于警卫队一夜没有赶到米季坑，在中途与敌人两个连遭遇，打了半天，由于警卫队长周光斌沉着应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人死伤五、六人，但我们的三个同志也被敌人俘去。 一九四八年七月间，我在重新部署反清剿斗争后，带着侦察班去龙门。当我们到了米季坑时，派侦察员找来一个地方同志了解这一带的情况，他说，龙门区区长巫乐天已经带警卫队一些战士叛变投敌，并且带领敌人在米季坑大山上搜了两、三天，山棚已全部烧毁。当时敌人的部队还住在龙门、黄金坞等地、连对面河岸一个四、五户的小村庄也住了敌人。巫乐天是从山东根据地调来的一个干部，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经不起考验，终于叛变。那时龙门区委代理书记孙岗在外活动、假如孙岗在，也可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由于龙门河被敌人封锁，我们只好在这一带的大山里周旋。粮食已经吃完，原想到龙门山区就可以得到供应，所以未曾多带粮食。大家忍着饥俄在山上转了两天，干方百计要渡过龙门河。第三天，派侦察员黑夜涉过龙门河，到对岸一个村子里，了解到敌人白天已撤走了，我们才摸下山，涉过龙门河，到了龙门山区，见到了县大队长全胜任，对全地区斗争形势作了分析，对反“清剿”斗争进一步作了部署。 在大格里活动的游击队队长胡来保，我离开大格里时曾告诉他，在情况紧张时，去王克祥同志处。但胡来保生活腐化，过去是自首分子，经不起残酷斗争的考验，带了十多人和武器叛变投敌。还有杨田乡长董木生也叛变投敬（以后被敌人杀掉），这是一个大教训。 在反清剿斗争中，不但要做地方群众工作，而且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向大家介绍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告诉大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限美好的远景要靠我们艰苦奋斗、流血牺性来争取，现在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它象黎明前的黑暗，不久就要过去，无限光辉灿烂的远景正在等待着我们，使指战员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经过了艰苦的斗争，“清剿”了三个多月的整编13旅，鼓吹了一通“辉煌战果”之后悄悄地撤走了。各区我方的武装部队又积极活动起来。八月间我杨田区警卫队长方中园叫新中大队陈某（曾自首，后表示要将功补过）去向国民党常备队谎报“有三个可疑的人来到青龙山附近一个小村庄里，他们的头发长得很长，携带武器，可能是‘新四军’”。常备队一听马上出动二十人各带武器前来逮人。这时方中园已在杨田后面的青龙山上设下埋伏。这是一条盘山小径，径的上下均是悬崖，在小径西侧用枪封锁，敌人如不投降就要全部被打死在这毫无掩蔽的盘山小径之上。敌人一进入伏击圈，我方步枪一齐吼叫，敌军带队排长当场击毙，其余人看到形势不妙，全部举手投降。这一仗，我方只有十一人，就全歼二倍于我之敌，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二支，大家兴高采烈，全胜而回。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发扬了“能饿、能跑。能打”的良好作风，粉碎了敌人的“清剿”，我们仍在沿江的战略要地——泾、青、南、铜、太繁地区继续恢复和发展游击根据地。 为了开辟新区，我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去皖赣工委工作，在祁门、休宁活动了一段时间。这时华东局指示，要皖南地委与福建省委领导的游击武装打通联系，一九四九年一月我随皖浙赣支队去浙赣地区，在曾经是方志敏同志开辟的赣东北老苏区建立根据地。在皖浙赣工委领导下，我任（上）饶、开（化）、德（兴）、玉（山）工委书记兼行政办事处主任、大队政委，在浙江的开化，江西的上饶、德兴、玉山、横峰、弋阳、乐平一带活动，建立了县、区、乡政权，扩大了武装，开辟了游击根据地，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在江西上饶与五兵团会师。这时，我任上饶专署专员。 我在泾青南地区整整工作了三年，我离开后，这里建立了沿江工委，领导这个地区游击战争，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迎接大军渡江，直到皖南全境解放。 现在，每当我回到宾山地区，登上山峰，举目四望，总难禁浮想联翩。过去浴血战斗的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在这群峰环抱的偏僻山区，我们度过了多少个战斗的不眠之夜，经历了多少胜利与挫折，欢乐与忧虑，“红旗漫卷”和“乌云阵阵”。成千上万的人民，特别是在斗争中献身的革命英烈，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共产主义凯歌。巍巍宾山的松涛，滔滔弋江的奔流，倾诉着对先烈的深切悼念，激励还活着的人们要永远振奋精神，开拓前进，坚毅不拔，奋斗不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现在距离当年的斗争岁月已有三十多年了，我所回忆的不一定全面，希望当年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的同志，把你们所在的工委、区委的斗争史料加以回忆和整理。）（一九八二年九月）本文作者朱农（1917-2012），安徽铜陵人，解放后历任江西景德镇市委书记，上饶地委委员，监察部司长，芜湖地委书记，省高等法院党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长。
党的优秀干部吕惠生烈士（《安徽文史资料11》第23篇）
作者：周蕙 吕惠生烈士，安徽无为县人。一九〇一年出生于一个寒士家庭。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农业大学农业系，一九四〇年投奔革命队伍，四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抗日根据地历任仪征县长，路东半塔联合中学校长、无为县长和皖江行政公署主任等职。一九四五年九月新四军北撤时，不幸被捕，同年十一月壮烈牺牡。 吕惠生烈士从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最后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他的英勇一生，永远令人敬仰。 少年壮志 无为县地处大江之滨，素称鱼米之乡。然而，在天灾连年，人祸频仍的旧中国，却越来越陷入贫困的深渊。吕惠生的父亲中过秀才，虽是“书香门第”，家境却并不宽裕，有时甚至落到没有饭吃的地步。但父亲生性耿直，常以“志士不嫌茅屋小，英雄总是布衣多”等语砥砺节操，教诲子女。他待人宽厚，与世无争，但又古道热肠，好为乡邻排难解纷，常年乐此不倦，因而声名远播，深得人望。父亲的言行教诲，使吕惠生从小就养成了急人所难、正直耿介的品格。 吕惠生少年时代，曾受到周佛航先生的思想影响。周先生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口才很好，擅长讲演。他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向学生陈述中华民族的危难，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赞颂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业绩。学生都十分尊敬他，思想纯真的少年吕惠生，更是十分崇拜这位导师。 周先生倡导实业救国。目睹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农业如此原始落后且日益凋敝，吕惠生立志学习国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冀图从发展农业着手振兴中华。依靠亲友的帮助，吕惠生小学毕业后投考了安庆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经过一年时间的发愤自学，一九二二年夏，他径赴北京报考国立农业专科学校。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所农业高等专门学校，人多向往之。在有两千五百名考生报考，而只能录取一百五十名学生的激烈竞争中，吕惠生以良好的成绩得以中选。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学校里刻苦学习，勤奋攻读。学习期间，农业专科学校改制为国立农业大学。 一九二六年，吕惠生大学毕业，他回到故乡无为，准备从事棉、蚕事业的改造。但此时的安徽农村，贫困落后，农民连简单再生产尚难维持，更何谈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研究。因此，吕惠生的宏图大志简直是一筹莫展，寸步难行。 激流砺志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在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由于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北伐军指战员的英勇战斗，各地工农革命运动的响应和支持，国民革命军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开始崩溃。令人振奋的大好形势，激起了吕惠生的政治热情。他从自身的痛苦经历中，开始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光凭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能济世利民的，“实业救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开始学习社会科学知识，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迅速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吕惠生回无为不久，就听说了一桩刑事案。农民邢学年被县长刘朝纲的卫兵所枪杀，刘朝纲却纵凶不问，邢学年亲属无处伸冤。疾恶如仇、血气方刚的吕惠生得知此事，极为愤怒。他深入摸清案情后，在无城老衙口召开群众大会，当众讲明了事实真相。与会者无不愤慨，当即推举吕惠生等人成立了邢学年刑事案件后援委员会，与县长刘朝纲交涉。群众激于义愤，将邢学年尸体抬至县府大堂示威，终于迫使刘朝纲审理了这个案件，给凶手以应得的裁决。这是吕惠生步入社会以后，第一次同恶势力搏斗。通过斗争，他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逐渐成为“新派”中的“健者”。 一九二六年秋，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的精神，在无为的共产党员黄人祥、卢光楼等同志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左派县党部起骨干作用。经他们介绍，吕惠生加入了左派国民党组织（黄、卢二同志以后都为革命牺牲）。在共同的斗争中，他结识了无为的共产党人宋士英、邓逸渔、何际堂等。在与他们日益密切的交往中，吕惠生开始为一种比三民主义更光明、更理想的新思想——共产主义所吸引。 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开进无为。以左派国民党人胡竺冰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转入公开活动。他们组织了欢迎北伐军的群众大会。根据北伐军的主张，县党部与各界人士协商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行使无为县的行政职权。吕惠生被命为五人委员会成员兼第一科科长，参与执掌无为县的革命政权。无为县人心振奋，革命形势热气腾腾。 不久，北伐军离开了无为。接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为的反动势力又嚣张起来，形势急转直下。 四月下旬，无为县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卢瑞麟等与混在革命政府中的自卫团团长王绍成（县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军事科长，国民党右派）勾结起来，经过一番密谋策划，杀气腾腾地发动了武装政变。他们封闭国民党左派县党部，逮捕县党部工作人员，解散县行政委员会，下令通缉胡竺冰、吕惠生等四名县行政委员，禁止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的活动。胡竺冰、吕惠生等得知消息，携带县府大印，连夜翻越城墙赴芜湖找北伐军联系，但时局己无法挽回，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无为和全省各地一样，开始处于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 世路多艰 一九二八年间，无为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无中择师运动。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下，无为中学的一些学生积极追求进步。我党因势利导，在学校成立了学生会，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形成了一股进步势力。国家主义派的校长金唤狮对学生中的进步倾向十分恐慌，他激烈反对学生的革命活动，严格限制学生的一举一动，严厉禁止学生中革命思想的传播。混在教师队伍中的个别反动分子也张牙舞爪地为之充当镇压学生运动的鹰犬。他们的倒行逆施，激发了一场罢课斗争。学生响亮地提出：“择师自由如同耕者有其田”、“金唤狮不学无术，贻误青年”、“金唤狮不走决不复课”等口号。他们在全城大街小巷张贴传单标语，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校方和反动当局虽千方百计加以压制，但在学生坚持罢课十二天后，金唤狮终于被迫“辞职”。学生们又趁势驱逐了几个很坏的教师，并提出“拥护吕惠生来校任校长”。由于吕惠生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当时的无为县政府已撤销对他的通缉令。这时迫于学生运动的压力，只得任命吕惠生为无中校长。在学生们的欢呼声中，新校长吕惠生上任了。进校后，吕惠生大力整顿校治，支持学生们的正当要求，补充了一批进步教师，无中择师运动大获全胜。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以无中为主的无为县教育界一千多人冲破当局的阻挠，在无城老衙口集会纪念“五卅惨案”三周年。会后举行了游行，无中学生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给人民以政治自由”等口号。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无为人民精神为之一振。无为中学学生运动的发展，使当局深为不安。他们千方百计打击排挤吕惠生，使吕惠生只任了一学期校长，就不得不辞职离校。 一九二九年，无为圩区发生水灾，粮食歉收。为牟取暴利，地主勾结外地粮商将大批粮食贩运出境，致使新谷登场时粮价上涨。一场严重的粮荒已迫在眉睫，无为人心浮动。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开展了禁粮出境的斗争。吕惠生见义勇为地联络了一批开明绅士，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支持群众的斗争，投机商终于被迫将抢购来的一批粮食以平价就地出售。 一九三〇年春，无为又发生一起“烧当事件”。无为城米市街“昌和”当铺老板朱石帆，为了侵吞群众典当的财物，在偷偷地将这些财物转移之后，放火烧了自己的当铺，谎报“火灾”，企图“废除债务”。广大受害群众怨声载道。我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组织了“被烧当人联合会”，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斗争。吕惠生激于义愤，发动社会舆论热情支持。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迫使政府责成当铺赔偿群众损失。我党通过吕惠生等进步人士居中斡旋，又使县政府释放了因领导反烧当斗争而被捕的人员（都是共产党员）。 此后，吕惠生离开无为，在凤阳女中、池州乡村师范等校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三四年，在知交胡竺冰的支持下，吕惠生在无为城办起濡江书店，他自任董事长，经销发行进步书刊。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卓越成就，使吕惠生在青年学生和社会进步人士中的声望越来越高。 一九三五年，在吕惠生出任无为县建设科长期间，一次县府会议决定在东门外公有的土地上建造一座仓库。豪绅宋、杨两家多年非法霸占着这块公地，并在公地上建房筑室，自成一统。县府作出建库的决议后，这两家豪绅就凑了两百块银元派人偷偷地送给吕惠生，请他“通融”取消这项决议。向来廉洁无私的吕惠生对这种行贿丑行深恶痛绝，坚持要两家豪绅拆房让地，同时用劣绅送来的这笔钱在绣溪公园构筑一亭，题名为“洗心亭”，并作诗一首表述心志：“孽孽货利已根生，哪得人人肯洗心。只有铲除私有制，人心才可不迷金。” 吕惠生这种不媚权贵、不畏强暴的高洁品质，在那时当然难容于世。不久，他就被迫挂冠卸职。这又一次的挫折，终于使他省悟到，在这样举世污浊的社会里，是没有任何公道正义可言的；单靠个人洁身自好，无济于事。吕惠生的思想进入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时期。 投身抗战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使国土大片沦亡；对内则严厉镇压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调集重兵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使内战愈演愈烈，国事日非，民不堪命。吕惠生对国民党早已绝望，一九三六年，他愤然从组织上退出国民党，在思想上完全倾向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吕惠生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他办起《无为日报》，宣传抗日救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为抗日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工作。同时，主动与共产党、新四军联系。 一九三七年八月，张恺帆同志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获释后，受中共长江局的派遣，回到家乡无为担任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委员，从事恢复党组织的工作，领导开展抗日革命活动。吕惠生闻讯，立即登门拜访。他恳切地陈述了自己对时局的观点，愤怒指责国民党的弄权误国。张恺帆同志十分赞赏吕惠生的爱国热情，高度评价了他对抗日救亡运动所作的贡献，两人谈得十分融洽。一九三八年，吕惠生又与中共无为县委书记胡德荣同志接上关系。自此以后，吕惠生心中燃起一盏不灭的明灯。在共产党和新四军身上，他看到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对抗战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他曾书联抒发宏愿：“八千里路江山，方共策同筹，收拾平章臻上理；四百亿兆意志，看磨金炼铁，开张挞伐靖群妖。” 国民党安徽当局企图利用吕惠生的声望收揽人心，同时限制他的活动，聘请他担任官办的《大别山日报》主编。吕惠生一眼看穿了他们的用心，严辞拒绝。国民党当局就卑鄙地对他造谣诬陷，吕惠生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 在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初创阶段，武器和给养十分困难。吕惠生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四处奔走募捐，不遗余力地为之筹集粮饷弹药。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发展与壮大，有着吕惠生的一份贡献。 抗战初期，无为县长韦廷杰为自立山头，搜刮民财，拼凑了县常备队。这支军队名为抗日自卫，实际上是一支官办的土匪队伍，军纪松弛，管理混乱，经常外出骚扰，打劫民财，四乡对之切齿。为了把常备队改造成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装，在党的指导下，吕惠生利用他当时任县政府政训处主任的合法身份，把胡德荣、何际堂、周新抚、阮振础等十多名共产党员安插到政训处和县常备队的五个中队里从事政治工作。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工作，县常备队得到初步改造，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川流入海 在日寇的猖狂进攻面前，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政府却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一溃千里。他们还不顾天怒人怨，猖狂进行反共活动，镇压广大抗日军民。无为的反动派也蠢蠢欲动。吕惠生因积极参加抗日工作，早就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他的名字被列入李品仙特务的黑名单，阴谋对他加以杀害。一九四〇年二月，吕惠生毅然投奔我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从此与我党我军风雨同舟，安危与共。 党和抗日军民热烈欢迎吕惠生的到来，对他表示了极大信任和重视。同年四月，吕惠生即被我淮南根据地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淮南行政公署的前身）分配任仪征县县长；以后又分别担任路东半塔联合中学校长、无为县长等职。皖中行政公署成立，吕惠生即被任命为行署主任。由于吕惠生一贯的进步立场，特别是参加革命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热爱，经张恺帆、周新武同志介绍，吕惠生于一九四三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为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建设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 皖中根据地曾拥有无为、巢县、庐江、含山、和县、桐城、铜陵、繁昌、贵池、青阳、南陵、芜湖等县部分地区，土地面积达一万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二十万。在敌、伪、顽三面夹攻中，皖中行政公署担负着头绪繁多的政务。为适应当时的战争环境，行政公署实行精兵简政，工作人员很少，吕惠生经常轻装简从，戴一顶斗笠，穿一双麻草鞋，下乡做群众工作。他熟悉农村，熟悉群众，善于运用群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宣传讲解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又从群众中了解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带回机关认真研究、解决。从而使皖中行署的政权建设和各方面工作，开展得非常扎实。 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吕惠生很重视做好统战工作。他经常找地方上的一些上层人士做工作，向他们阐述党和民主政府团结抗日的大政方针，晓以共御外侮的大义，在政权建设中坚决执行“三三制”的原则，团结各界人士，共同做好政府工作。他还认真主持选举参议员的工作，成立了皖江行署区参议会，并发挥其积极作用。这些都有力地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农村工作方面，吕惠生同志认真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用极大的精力来从事根据地的水利建设。 皖中根据地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黄丝滩大堤修建工程，就是由吕惠生领导兴建的。黄丝滩位于长江北岸，是无为东乡的一段江堤。据历史记载，明末以来近三百年间，大堤曾决口九十六次，严重地威胁着皖中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历代统治者都只知借修堤向人民派捐要款，从未认真加以整修。为了根除这一水患，我皖中区党委和皖中行署决定兴修这个大堤。一九四三年十月，受我皖中党政机关重托，吕惠生主持了黄丝滩大堤的修建工程。黄丝滩工程委员会和工程局先后动员了无为、临江、湖东、含巢等有关地区民工二十一万人，还动员了山区人民加以支援。从十月六日起，工程历时二百一十一天，挑土四十余万方，到翌年五月初胜利竣工。江堤全长十二华里，高两丈，底宽十二丈，成为保护无为、巢县、和县、含山、舒城、庐江、合肥七县二百余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三百万亩良田免遭水患的坚固屏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这段江堤是在敌伪顽不断向我根据地进行袭扰的艰苦战争环境中，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的条件下如期修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时，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在庆祝黄丝滩新堤落成时，热情洋溢地著文指出：“其规模的宏大，成绩的优异，出乎人们想象。不仅在皖中是个史无前例的大工程，即在华中，也是一件与人民生活切肤相关的大工程”，“这是皖中劳动人民的惊人奇迹，更是敌后水利建设中的一个新创造，新记录。” 华中《大众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也都报道了黄丝滩大堤胜利竣工的消息，表扬皖江抗日根据地政府领导人民所做的出色工作。 这条大堤的建成，是与领导这项工程的吕惠生的卓越指挥和努力工作分不开的。在大堤的修建过程中，吕惠生对工程的每一项计划和安排都瞻前顾后地多方考虑，权衡全部利弊得失才作出决定。他认为这虽是一项大型水利工程，也不能违误农时，“若妨害春耕，则不啻夺其目前生计”，“夫数不可多，以不碍耕作为度。”他根据工程的需要，合理地抽调和安排劳力，既保证兴修水利的长远利益，又照顾到当前生产的需要。他要求工程“勿做无用功，只求实，不求表，一切表面工作皆免去”，坚决反对工程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做法，严格要求、切实检查工程质量，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大堤的全部工程。 为了表彰吕惠生在兴建大堤中所作的杰出贡献，党和人民决定将这条大堤命名为“惠生堤”，给了吕惠生以崇高的荣誉。党使吕惠生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吕惠生也以自己的才华和学识为党增添了光辉。 在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文教卫生等项政务中，吕惠生也做了很多工作。行署大力兴办工厂，积极发展商业贸易，发行了边区的“大江币”，在搞好生产、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合理地征粮收税，在经济上做到了自给有余。不但保证了新四军七师的军需供应，而且向苏北新四军军部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的钱财物资。在烽烟四起的战争环境中，皖中根据地恢复和开办了一批中小学。民办小学、民众识字班、农村夜校、冬学也很普遍。皖江抗日根据地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使它获得了“烽火江南鱼米乡”的美名。 吕惠生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呕心沥血地工作，政绩斐然。但他非常谦虚谨慎，对自己所做的工作从不满足，总觉得党和人民把他推上这样重要的领导工作岗位，而他对革命尽力却太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深深知道，我是很不够格的来担任这么一个名义与职务，党和首长们对于我总算是特殊又特殊，我再不加紧报之以工作，我也是没有心肝……因此，三更灯火五更鸡，累断命根也不迟疑了。生命只是一条在此。干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壮烈牺牲 八年抗战，全国人民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取得了胜利。为了避免新的内战，满足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一九四五年九月，我皖中抗日根据地政府和新四军七师奉命撤向山东和苏北解放区。吕惠生因病不便陆路行军，率皖江行署机关三十余人由水路北上，船行至芜湖四合山，因警卫员赵先勇所带手枪被汉奸、前伪无为县长胡正纲部查获而被引起注意。胡手下一名狗腿子认出了吕惠生。为了掩护全船的同志，吕惠生挺身而出，坦然地说：“我是吕主任，其余都是乘客”，船上的其他同志因此而得以脱身。抓住吕惠生，胡正纲大喜过望，如获至宝。敌人使用了种种手段对他威胁利诱，妄图迫使吕惠生投降。他们当着吕惠生的面残忍地折磨赵先勇同志；吕惠生义愤填膺，威武不屈。他们叫无为臭名远扬的国民党特务何济生以同乡的关系来劝降，结果被吕惠生骂得狗血喷头，抱头鼠窜而去。对于为革命而牺牲自己，吕惠生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曾对人说：“人当争取最后人格，洪承畴降清只是一念之差，我若陷于不幸，决不做洪承畴。” 在狱中，吕惠生鼓励难友坚定斗志，宁死不屈。他还利用敌人优待他的机会，向敌军士兵和狱中勤杂人员宣传革命。敌人心劳日拙，无计可施，终于在十一月四日，将吕惠生同志杀害于南京江宁镇六郎桥畔。刑前，刽子手问他：“你已被判处死刑，今天就要执行，你会有遗憾吗？”吕惠生慨然回答：“为革命而死，为真理牺牡，是最大的光荣，绝无遗憾。遗憾的是坚持敌后抗战八年，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没有来得及总结，有很多文章没有写成。”随即朗诵遗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四岁。 吕惠生同志正当年富力强，风华正茂之时，就为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消息传到山东枣庄新四军七师驻地，皖江子弟兵为之痛哭失声。 张恺帆同志惊悉噩耗，含悲赋诗：“故园昔日忆初逢，正是山河破碎中。执手唏嘘肝胆赤，丹心照耀海天红。艰难敌后开新宇，慷慨江头尽厥忠。汉贼未除遗恨在，长河幽咽钦英风。” 曾希圣同志也赋诗痛悼烈士，盛誉吕惠生同志为“党的优秀干部，皖江人民的领袖”。 吕惠生同志可贵之处是：在他生命的途程中，一经找到了光明和真理，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直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生命。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气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本文作者现任省党校党史教研室教员。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安徽文史资料11》第19篇）
作者：陶若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打着“民主”的幌子，欺骗人民，除被迫召开旧政治协商会议外，并决定在省县两级成立参议会，为地方“民意”机关。安徽省参议会，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兹据个人经历，就记忆所及，将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作一简要的回忆。 国民党省参议会的组织和职权 按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省参议会由各县参议会各选举县参议员一人组成。安徽当时六十三个县，省参议员共六十三人。省参议会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由省参议员选举；每年开两次大会，闭会期间，会务由议长、副议长及驻会委员负责；必要时可召开临时大会。驻会委员每专区一人，安徽当时九个专区，共九人。议长副议长之下，设秘书长一人，由省政府任命，主持日常事务。按照规定，国民党省参议会，有“地方立法权”，政府重大措施，“要提请省参议会审议”；省政府及其所属各厅处，要向省参议会做施政报告，请省参议会审议，政府对省参议员“未经省参议会同意，不得拘捕”，等等。它虽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地方议会，但还是有一定权力的。 为国民党服务的省参议会 挂着民意机关招牌的省参议会，可以说是官僚豪绅的集合体。国民党允许它存在，就是要它为国民党服务。省参议会会干些什么，可想而知。 省参议会成立不久，国民党行政院召开粮食会议，指定要省政府、省参议会主要负责人参加。议长江𬀩因身体不好，我作为副议长代表省参议会和李品仙一道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由张群、白崇禧主持，唯一的议题，就是要在各省购粮。我和李品仙同粮食部，对数量和价格，做了一些讨价还价，同意按商定的数量和价格，在安徽购买一批粮食。当时国民党粮食供应很紧张，同意购粮，是为国民党最后挣扎出了一把力。国民党对出席会议的议长，极表拉拢，除一些公宴外，蒋介石还在住宅举行私宴。第一次会议时，我出席蒋的私宴。蒋和四川那个议长，谈了一些话，和我只讲了一句“你们安徽不闹了吧”（大概指新桂系与CC的斗争）。第二次会议，我因已参加策反工作，蒋的私宴，我借故没有去。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李品仙提请省参议会准予在田赋上附加百分之三，作为加强地方武装的经费。这个提案在省参议会顺利通过，从而为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搜刮民脂民膏效了劳。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李品仙又向省参议会提出，要扩充保安团，请省参议会准予在芜湖蚌埠两地收“粮食出口捐”。我们提出要派郭坚当保安团长，算是作为不反对收“粮食出口捐”的交换条件。以后郭坚在黄石港起义，算是做了一点好事。“粮食出口捐”案子因无人反对得到通过，也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忙。 以CC为中心的反对李品仙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在南京闹得相当厉害。在省参议会，因为我们一批朋友和CC对立，CC几个人动不起来，一直没有出现反李浪潮，这对李品仙政权当时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力支持了新桂系在安徽的反动统治。 省参议会内部的斗争 省参议会内部的斗争，主要是我们一批朋友和CC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夏秋之后，CC特务机关——安徽调统室，在繁昌抓了两个人，说是有共产党嫌疑，用麻袋装着带到合肥。那时省参议会正在开大会，繁昌省参议员邢瑶圃告诉了我。我和王贯之、陈天任商议了一下，要邢转告那两个人家属，向省参议会申诉。申诉书送来后，我要向大会提出，江𬀩不同意，说我们不管这些事。那天大会由我主持，我还是把它向大会提出。记得那天陈天任作了有力的发言，许多参议员也发了言，攻击调统室蹂躏人权，要调统室立刻把人释放。会场空气很紧张，逼得调统室负责人、蒙城省参议员陈梦九，打电话叫调统室放人。据说，陈对调统室说，不放不行，省参议会都哄起来了！那两个人放出后，到省参议会来表示谢意，那天大会还没有休会。这对CC是一次打击，压了一下一向横行的调统室的反动气焰。 一次以合肥县参议员龚嘘云为首共有十几个人，到省参议会要求以粮食出口捐收入拨款修建合肥城防工事。我说，不合规定，我也无权决定。未说几句话，他们就要我和他们一道去省政府，实际就是拉我游街，半路上，警察局派人劝阻，他们散去。事后知道，这次事件是有预谋的，警察局事先就知道，其背景与当时派系斗争有关。当时我如果要求李品仙打击龚嘘云一下是完全可以的，因李品仙要维持和我们的关系，要维持省参议会的面子。但我觉得我是安徽人，何必树敌太多，与乡人争一日之短长。我发表一个简短讲话，大意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政府有责；合肥城防工事，加重市民负担，军政方面应认真考虑解决。以后合肥县参议会公宴了在合肥的省参议员，算是表示歉意，了结了这一事件。 最后的一幕 淮海战役后，省参议会随省政府迁安庆。这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朝不保夕。议长江𬀩早已回歙县，驻会委员亦均离会他去，秘书长程中一因搞策反工作，留在芜湖未来。参议员无人上门，省参议会已是名存实亡。但招牌还在，必要时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四九年初，蒋介石表面暂时下野，但仍实权在握。他一面积极沿江布防，准备再战；一面把大量物资运去台湾，准备退路。我感到这些东西被蒋运走，实为可惜，就用省参议会名义，发了一个反对蒋介石把物资运台湾的电报，并暗示蒋军，蒋介石自己准备逃往台湾，不要继续为他卖命。这是省参议会最后发的一个文件。 四九年春节后一个晚上，黄绍耿忽然来我家，说白崇禧要我和夏威一道去武汉一行。我想河南参议会不久前发了一个反对蒋介石的电报，可能是要安徽省参议会发电响应。第二天我就和夏威乘轮西上。到了武汉第二天，白崇禧请吃饭，同席的有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湖北省政府主席（名字记不得了）、夏威、李品仙，另还有两三个人，好象有军训部长刘士毅，其余记不清了。饭前闲谈，张轸对白说：又给你带来一点香米。并问白，如果共产党军队继续前进，怎么办？白说：把你那六个旅带向武汉靠拢。我听了心里觉得好笑，因我在安徽听说张轸已与民革联系好，准备起义。谈到淮海战役时，好几个人说：几十万大军，既不能打，跑也跑不了，真是指挥无方。湖北那个省政府主席向白说：如果是健公（白号健生）指挥，就不会那样了。白有点自负地说：如果将士用命，或不至此。接着白说了一个笑话，说康泽被围，蒋介石正在和人说，我很知道他（指康泽），不成功，一定会成仁。这时收音机里忽然传出一连三声：我是康泽！蒋介石气得把收音机甩到地下。饭后没有再谈什么，各自散去。 离开武汉那天早上，白崇禧单独约我谈了一次话。白说：蒋介石这个人，罪大恶极。对安徽省参议会发的上面提到的那个电报，说还有点革命性。最后说：许多省都和他有联系（特别提到甘肃、宁夏、青海几省），希望安徽今后采取一致行动。我口头表示同意。白始终未提响应河南省参议会电报的事，大概已无必要。这次武汉之行，可以说是与省参议会有关的最后一次政治活动。 从武汉回安庆不久，省参议会又随省政府迁皖南屯溪。我因参加策反工作，留在芜湖未去。很快，解放大军渡江，屯溪解放，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的、为国民党效劳的安徽省参议会，最后结束了它肮脏的历史。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巡抚附：陶若存，安徽省舒城县阙店乡人，作者解放后任省政协常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