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鸠兹 - 江南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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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江南巡抚
items: 回忆辛亥革命（《安徽文史资料13》第04篇）
items: 芜湖解放前后见闻（《安徽文史资料12》第15篇）
items: 国民党141师起义始末（《安徽文史资料12》第14篇）
items: 国民党110师起义经过（《安徽文史资料12》第13篇）
items: 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前后（《安徽文史资料12》第12篇）
items: 回忆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情况（《安徽文史资料12》第11篇）
items: 一支游击小分队的组建和发展（《安徽文史资料12》第09篇）
items: 回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安徽文史资料12》第06篇）
items: 党的优秀干部吕惠生烈士（《安徽文史资料11》第23篇）
items: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安徽文史资料11》第19篇）

回忆辛亥革命（《安徽文史资料13》第0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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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3-11T22:22:06+08:00
description: 作者：常恒芳 编者按：常恒芳是老同盟会员，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役，北伐战争后曾任安徽宣慰使、国民党三十三军党代表等职。这是他在一九四七年的一篇讲话记录稿，文字上稍有整理。 光绪甲午年（1894年），中国同日本打仗，遭到惨败，接着就是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那时候一般无知识的人，还在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但稍有知识的人，认为不变是不行了，因此国内就兴起一种革新运动。那时康有为、梁启超很有名。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失败后跑到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出了不少介绍外国情况的译本。这时候我虽在乡下读书，但却能看到进步书刊。这些书刊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很大，继而就形成一种革命的行动。那时上海有黄克强、章士钊、章太炎，也不约而同地在那里活动。各省也有十个八个同志参加，大家都振作起来了。后来孙中山先生到日本，召集各省同志于一九〇五年成立了同盟会，其机关报为《民报》，用它来鼓吹革命。那时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那时梁启超等也在日本，他们不同意这主张，而主张君主立宪，所以革命的人称他们为改良主义者和保皇党。因此就分成了两派。我那时还不懂这些，直至读了卢骚的《民约论》，才认识到破坏旧的秩序就是革命。那时清政府通缉孙中山先生，赏格为十万元。赏这么多钱拿他，他当然就无法回到国内来工作。当时，实际在长江一带指导革命的是黄兴。 要说到本省革命，那时我们干革命，主要是凭着血气去干，并不十分明确革命的意义和目的。好在那时整个民气犹如大梦初醒，大家都感到受清廷的压迫，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因此就有了组织，起来革命。那时秘密结社比较容易，因为清政府的一般官吏都怕事，发现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大都推着不问，也不敢上报。这一方面是怕被革命党知道了，自家性命难保，另一方面是报到上面也不会讨好，甚至还会丢了乌纱帽。所以在客观上有助于革命。 那时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一是投身幕府，一是投身学校，借以掩护革命工作。李光炯在湖南办旅湘公学，从事革命宣传，后来消息走漏，难以存身，于光绪乙已年（1905年）搬回芜湖，改校名为安徽公学。当时所聘的教员，都是主张革命的，最有名的要称刘师培。他是在上海因革命事泄，化名跑到芜湖来的。还有陈独秀等，也在里面任教。那时李光炯与吴挚甫先生，都与当时一班幕府官员有往来，他们就借着办学，从事革命。我那时跑去上学，当学生，因为我的国文较有根底，所以进入师范班，意思是想出来当教员。由于里面一般人都主张革命，于是就发起组织，发起者有柏烈武、陈独秀等。柏烈武原为秀才，后学于武备学堂，这时在里面教体操。我在师范班年龄稍大点，也参加了。那时参加的，大概只有三十多人，所订章则，主要是反对满清政府，推翻清廷统治。他们将章则拟好以后，字句中还要夹杂许多不相干的话，使人家看不出，以防泄漏。第一次开会在芜湖关帝庙，借烧香之名，宣读誓约，并在芜湖租了两间屋子，作为联络的中心点。我们在通信时，都用假名字，例如刘光汉改为金少甫（刘那时不过二十岁左右，在学校教历史和伦理学，出有国粹学报，学生受他启发的地方很多）。我们所组织的团体名叫“岳王会”，意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陈独秀原已留学日本，现在回来除教书外，还办一种《安徽俗话报》，用语体文，内容侧重鼓吹革命。就在这年（1905年）冬季，从日本回来的吴旸谷将孙先生的和同盟会的一批革命书籍带了回来，大家读了干得就更有劲。我们创建的革命组织，就这样过了一学期。后来邓绳侯在安庆办了一个尚志学堂，要我去当训导主任，我也就去了，一面是教书，一面负着革命组织的使命。那时柏烈武跑到南京去当队官（相当于连长），赵伯先在里面当管带（相当于营长），后来赵调升标统（相当于团长），柏也就跟着升了一级。这时他们又联络了一些人。当时“岳王会”芜湖总会由陈独秀当会长，南京、安庆均为分部。柏烈武为南京分部长，我为安庆分部长。安庆分部仅二、三十个干部，于是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维新会”，其中象老三营的人，大概都在里面，“岳王会”起了领导作用。 这年秋天，我们感到要革命就非得有武力不可。那时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总督所在地成了一镇（相当于师），原来的老军叫绿营，又叫巡防队。当时的武器均为戈矛，后来才有来福枪。人由营里挑选，好的可以当头目，作为新兵的干部。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也就进去了。那时上面有督练公所，没有教练官，其中有两个是从南京柏烈武那里来的，在他们帮助下，我被保送到新军的干部训练班，当了正目，底饷银为五两。当时我虽然是学员，但由于是岳王会分部长，仍可以起领导作用。那时象迎江寺的宝塔，大观亭后面的树林，都是我们开会的地方。五个干部训练班里，都有我们的同志。丙午年（1906年）下半年，有个寿县人叫孙少侯，学问很好，对革命也很热心，家里有钱有势。他到日本去后在同盟会内担任安徽支部长。那…

芜湖解放前后见闻（《安徽文史资料12》第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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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2-20T21:19:30+08:00
description: 作者：谢汝祥（本文作者现任芜湖市政协委员，民盟盟员。） 一、解放前夕芜湖国民党地方政权简介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芜湖设置了安徽省第六行政区和芜湖县。行政区辖：芜湖、宣城、郎溪、广德、当涂、繁昌、南陵、泾县等县。芜湖县辖：现在的芜湖市和芜湖县的大部份地区。 当时，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设在芜湖市柳春园（现芜湖市第八中学）。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少将级军阶，不学无术、反动顽固。该行政区直辖一个特务中队，一百多人枪，但都是些老弱兵痞，扰民有余，並没有什么战斗力。 国民党芜湖县县长谢汝昌，1948年春由宣城调来芜湖，任县长兼县民团团长。当时，芜湖县的地方反动武装有两大部份：一、县民团两个营，约五、六百人枪，驻城区；二、各区、乡地方武装约有五、六百人枪，分驻各区、乡、镇。当时，芜湖县民团的两个营长是王心一和金敦厚。王是安徽潜山人，金是安徽桐城人，他们跟随谢汝昌多年，关系密切，对谢也很忠实。这两个营的士兵体质、装备和训练都较好，据说比国民党的正规军并不逊色。谢汝昌倚为实力。 另外，芜湖还有一个警察局，原为省辖专局，1948年改归芜湖县统辖，但局长仍由省专放，级别也不低。警察局有四个分局，警察约三、四百人，都是些流氓、地痞，乌七八糟。局长陈浙民，为国民党军统特务，据说是上校军衔。他对县长谢汝昌仅是表面上敷衍，实际上并不买帐。但因谢既是上级，又拥有较强的武装，且谢的个性又强，经常对一些不法的部属关押、惩办，所以陈当面还是唯唯听命的。解放前夕，陈浙民竟弃职潜逃，不知所终。所属警察除逃散一部份外，解放后也由人民政府接收安置了。 二、地下党组织对谢汝昌的策反工作 1948年冬，芜湖地下党组织为迎接全国解放，开展了对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深入细致的策反工作。 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方向明、石原皋同志，石在早年同谢汝昌私交很好。方、石二同志到芜湖后（事先曾通过朱子帆、陶贤棣等人通了信息），即找到谢汝昌，明确阐述了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祖国的前途、个人的出路等问题，希望谢汝昌认清形势，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谢虽担任国民党县长多年，但尚有一定政治头脑，并非顽固不化，加之方、石二位又是旧好，殷殷规劝，使谢深受感动。谢经过反复考虑后，毅然决定弃暗投明，走起义投诚的光明大道。 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争取下，谢汝昌遵照党的部署，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谢汝昌对党的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非常重视。一有风声即迅速通知，保护转移。当时国民党的反动驻军和警察特务非常猖狂，多次搞突然袭击，挨户清查，通宵达旦，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经常滥加拘捕无辜群众，有时多达上千人，全市各大剧院和公共场所都关满了人，妄图从中找出党的地下工作同志。每当此类情况发生前，谢总是迅速巧妙地将地下党同志掩护转移到他家或其它安全地方。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张义纯曾电令谢汝昌缉捕党的地下工作同志，违者严惩。但谢汝昌未予理会。 当时，国民党征收的军公粮几万包（每包200市斤），分存于芜湖各米厂。国民党在溃逃前，妄图抢运，转移外地，曾多次严令谢汝昌负责提货、交运，并派人督催。谢均请示地下党，党的领导同志指出：“这批巨额军公粮，你如能尽力保存下来，即是很大功劳。”谢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对国民党采取“明拖暗抗”的态度。1949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总后勤部派来了大型拖轮和拖驳，以及几十名武装官兵到芜湖强行提运。谢设宴招待了几个提运的反动军官，借口：“这些军公粮正在陆续加工，目前各厂都无成品粮可交，同时没有麻袋，几万包米即使加工好后，也无法包装，且军运兵差太繁，民夫征集殆尽，纵然有米有袋，而民夫缺乏，打包、搬运、上船也无法进行，只好请各位先行回报上级，稍宽时日，我尽力向各厂督催。”但这些家伙，仍赖在芜湖不走，天天来逼，谢还是原话敷衍，有时双方吵得面红耳赤。局势日趋恐慌，过了四、五天，只好将拖轮开回去。临走时，气愤地对谢说：“你贻误军需，存心资敌（指解放军），非上报惩办你不行。”谢一笑置之。因此，这批军公粮丝毫无损，解放后全部由人民政府如数接收了。 1949年4月，芜湖市国民党驻军川军二十军杨干才部向皖南山区溃逃。同时，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也领着他的残兵败卒仓惶逃跑了（下节详述）。国民党军刘汝明残部从前线溃败下来，经芜湖向皖南逃窜，沿途骚扰不堪，芜湖市区人心浮动。地下党组织指示谢汝昌一定要搞好全市治安，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对县属武装要严加掌握，不让逃散。谢汝昌按照党的指示，召集县属部队和各科室的负责人作了具体部署。这些人多数同谢共事多年，相知较深，因此对谢的部署均表拥护。会后，谢汝昌即将县民团两个营的全体官兵集合讲话，宣布了几项纪律，如携枪逃跑的枪毙，骚扰人民、污辱妇女的枪毙等等，又宣布了鼓励办法，如服从命令认真执行任务的有奖，表现突出的提升、晋级等。同时还当场发放了商会送来的犒赏费和食品。两…

国民党141师起义始末（《安徽文史资料12》第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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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2-14T22:32:08+08:00
description: 作者：任迂夫（本文作者为淮北市第一中学离休教师） 一九四八年乃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之关键性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的春季，国民党96军在济南重新组建，军长于兆龙，副军长兼141师师长肖续武。我因部队改编以及与肖续武的私人关系（肖任旅长时我为副旅长）任96军高参（上校），留肖师服务。所谓高参，除临时性派遣任务外，实无任何明确职务。因此部队编成南调徐州地区整训时，我未随部队前往，仍留住济南。当济南危急，南去徐州铁路中断，我始设法飞到徐州军部报到。这时96军驻在临城枣庄矿区，旋调陇海路新安镇，继之又调蚌埠防守。这时已届淮海战役前夕，“徐州剿总”捉襟见肘，调动所部拟集结徐州外围固守，黄伯韬兵团正在由连云港方向，沿陇海路向西移动，行至碾庄地区被阻。一日，我与肖续武师副师长王亚豪对坐闲谈。王为商震旧属，颇具旧军人的典型——军事经验虽丰富，而政治头脑则较简单。我与王亚豪正谈得兴浓，忽接上级指示，要各部悬灯结彩，鞭炮齐鸣，以庆祝碾庄大捷。王说：“这下可好了。”意谓黄伯韬兵团突出重围，予解放军以重创。我说：“看情况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王不以为然，认为黄伯韬兵团是有战斗力的，不会遭此下场。谈话就此结束。次日王亚豪一见我面就说：“算是叫高参参（猜）中了。黄伯韬兵团仅有一副官逃出，持黄伯韬名片，背面写着“黄伯韬尽忠报国”，要他向南京汇报。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尔虞我诈，上下相欺，事实教育我，不得不看问题的反面。黄伯韬兵团被歼，徐州震惊。 碾庄战役后不久的一天，我和肖续武一同去军部见军长于兆龙。从军部出来，在军部对面饭店便餐，忽听楼梯间一片嘈杂的人声、沓沓的皮靴声，来的人在隔壁餐室就餐，两室仅一板墙相隔，故对方谈话声音很清楚，从来人半吞半吐、断续隐约的谈话声中，我判断徐州可能撤退。隔壁就餐人等可能是最后乘飞机离开徐州的。当晚我促肖师长去军部探听徐州消息。肖续武回来说：“徐州已撤退，部队正在向南移动，不日当可抵达蚌埠。”我说：“我明日去南京，否则打起仗来，我不但帮不了忙反会挡手绊脚。”肖又说：“这样大的兵力，杜聿明亲自来指挥撤退，你慌什么？”我说：“正是由他来指挥撤退，我才得快走。杜聿明怎么丢的东北，他现在还是怎么丢徐洲。撤退方法和步骤还不是老一套，携家带眷，一天走不了三十里。一、二日内解放军主力还未赶到，尚能且战且走；三、五日内解放军主力赶来，部队受阻，如第一天能突出重围则可，否则解放军包围日益巩固，休想再突围而去。最后弹尽粮绝，还不是束手被擒。那时去南京铁路中断，则蚌埠形同南京放出的断线风筝，想走也走不了了。如果杜聿明放弃徐州，带领部队昼夜兼程南来，倍道而进，少则三日，多则五天到达蚌埠，稍事休息，继续南撤，迅速渡江，以该股兵力加强江防，国民党或尚能苟延残喘以待时机，否则前途不堪设想。但杜之为人一贯高傲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是；一向是打主观主义的仗，从不考虑客观现实。所以他决不会舍前策以就后计。其命运若何，当可预卜。”肖续武对我上面一段话未表示同意，但也未加驳斥，只表示军令在身无可奈何耳。 淮海战役不幸而言中，96军因驻防蚌埠未在包围圈内得以逃脱，昼夜兼程撤到了长江北岸。这时蒋介石打内战的老本已经输光。96军已成为李延年兵团主力，防守浦口，以迎击当面进攻南京之敌，肖续武师又作为96军主力驻守浦镇，首当其冲。 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立法委员会议在南京召开。前96军军长廖运泽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特由香港来南京参加会议。廖带兵时期，系属国民党何应钦派。一九四七年96军在山东时，归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廖与王不合，故王耀武以司令官身分呈请撤换了廖运泽96军军长。廖运泽气愤之下南走香港，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肖续武乃廖运泽旧部，廖任军长时期，肖续武跟随任过团长多年，关系密切。廖运泽来南京后，闻肖续武驻师浦镇，故廖通知肖前往会晤。廖指示肖：“应认清形势，不能再跟国民党跑下去，要抓紧有利时机率部起义。”并指示其具体起义工作，要与朱子帆接洽，因朱在为第三野战军做地下工作。朱子帆亦国民党立法委员，同在南京参加会议。廖引肖与朱会面。肖续武并与朱子帆约定：有关起义的具体步骤与方法，另派员与朱洽谈。肖续武回师部后，当将廖运泽的指示以及与朱子帆会面等情——告我。肖续武下定决心后对我说：“我们确实不能再跟国民党糊里糊涂走下去，应与共产党接洽，率部起义，并与朱子帆约定你为我师起义代表，有关起义具体工作与朱子帆洽商。朱子帆现住介寿堂二楼（解放后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号，我在他的案头日历上写有‘任迂夫’三字，找到朱，看到你的名字是我的笔迹，即以我全权代表名义接受朱先生所交给的任务。你看，能办到的即可当场答应，如感觉困难，把问题带回来我们再研究。” 次日，我遵肖续武指示去介寿堂找朱子帆。在二楼按号码找到了朱的房间，但我没有贸然去叫…

国民党110师起义经过（《安徽文史资料12》第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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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2-13T11:16:17+08:00
description: 作者：赵继武（本文作者现任阜阳县政协驻会副主席） 一、廖氏兄弟和110师的重建 廖运泽、廖运升是近亲兄弟，安徽凤台人，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一、四期。廖运泽曾参加过共产党，以后脱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师长、军长、副总司令等职。1946年春，他被解除了96军军长职务，而“晋升”为空头的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以后十九集团军撤销，在国防部当了一个挂名的部附，领着有限的生活费在南京闲住。廖运升年龄稍长，听说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反蒋运动，因此一度被迫离开军队。在抗战时期曾任师长、整编师副师长等职。1948年也和乃弟廖运泽一样，在国防部当上了一个挂名的部附，在南京闲住。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不断损兵折将，到1948年战争形势由进攻转变为防御，兵源也成为严重问题。“淮上健儿”素为兵家所重视，因此，廖运泽、廖运升弟兄先后被起用。蒋介石想利用他们组成新的战斗部队，廖氏兄弟也有着自己的打算，因此都先后到职。 1948年9月1日，廖运泽先被任命为第八绥靖区副司令官兼颖上指挥所主任，驻节寿县正阳关。辖区先为十四个县，以后逐渐扩展到苏、豫、皖边区四十余县。它虽称为八绥区指挥所，但不受八绥区司令官夏威节制。同年10月又任命廖运泽兼任国防部暂编第一纵队司令，廖运升为副司令，下辖9个步兵团。司令部编制等于一个军，每团兵员定额为2800余人。10月间廖氏弟兄在寿县建立了司令部，招兵买马。到1949年3月已建立了7个团。 当年3月底，暂一纵队调芜湖、泾县，又调浙江临安。4月上旬在芜湖重建110师。 所以讲“重建”，是因为原来有个110师，师长廖运周，是廖氏兄弟的堂弟，在淮海战役中率众起义。重建后的110师以廖运升为师长（廖运泽已因故离开部队），刘希文为副师长，盛燮勤为参谋长，我改任高参，仍主持师内参谋业务。一个步兵师应辖3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为了迁就人事，除编成上述建制部队外，又特设了一个步兵团，称为师部团。各团的组成情况如下：（1）328团：以原阜阳保安团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储培基。（2）329团：以阜阳地主和土匪武装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朱振业。（3）330团：以太和保安团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张普庆。（4）师部团：以特务武装“正义部队”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陆亚夫。每团实有兵员约一千五、六百人。加师直属队，全师约为八千人。 二、起义前廖氏兄弟和有关人员的政治态度 廖氏弟兄出身于黄埔军校，原属于蒋介石嫡系。但他们对蒋介石所进行的反动内战持反对态度，並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明朗。我在两次危急关头，观察到他们的真实态度。 1948年4月我在潍坊战役中被俘，遇到旧日的同学、同事、解放军华东军区联络部长王兴纲同志。王在旧军队做地下工作很久，尤其在32军军官中享有很高威信。他动员我为党工作，我答应了他。但回到蒋军以后，始终担任着参谋、高参等所谓“幕僚”工作，不能独立有所作为。我和王兴纲同志的关系，廖氏兄弟都是知道的，但也为特务所侦知。原来住阜阳地区的军统特务刘惠生小组，这时住在正阳关，负责监视廖运泽所部。1948年11月间某日，颖上指挥所中校参谋刘士中（阜阳人）秘密告知我说：“保密局有电报给刘惠生，说你和共产党有联系，叫刘惠生调查你。”我对此不能不有所警惕。第二天廖运泽对我说：“委任刘惠生为指挥所额外中校参谋，你要把委任状亲自给他送去。”由于刘士中的预先送信，我领悟到这是刘惠生把我的问题通知了廖运泽，在廖运泽的解释下，取得了刘惠生的谅解，现在要我自己去和刘惠生周旋一下。我把委任状备好，亲自恭恭敬敬的给刘惠生送去。刘惠生表现了友好的姿度。这时，我心里还有顾虑，但实际上刘惠生已经向廖运泽交了“底”。后来在芜湖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教育争取下，刘惠生彻底改变了立场，他的小组在110师起义过程中作了不少工作，在廖运升的授意下，多次派人和中共联系。中共皖南游击队要求暂一纵队代运两部电台，就是廖运升派刘惠生乘吉普车送去的。 另一次是1949年1月15日，我和颖上指挥所副主任汪平，率领指挥所人员、直属队、暂一纵队第四团和临时配属的一个工兵营，由正阳关向芜湖南撤。途经安庆，汪平住安庆城里旅社，我率领部队住江南大渡口附近。以后我率队继续行军，汪平则乘小汽艇由水路去芜湖，在芜湖会面后，汪平当我的面告诉廖运泽说：他在安庆时，八绥区特务头子曾到他的住地询问我的情况，并说要抓我，由于他替我说了好话，并作了担保，才没有抓。顿时气氛很紧张。当晚，廖运泽备了一席酒，把我和副官处长武建威找到他那里，坦率地告诉我们，他和廖运升已找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叫我明天就到暂一纵队去，万一有事可以到山里躲藏。我第二天就乘汽车经南陵到了泾县城内暂一纵队司令部。见到廖运升，他以玩笑的口吻对我说：“你要是被特务抓去，会翘辫子的。我们和山里已经有了联系，有事把你送到山里去。”到此时，廖氏弟兄的态度已经完全明朗。后来才得知，廖氏兄弟早想投…

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前后（《安徽文史资料12》第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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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2-02T23:11:13+08:00
description: 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前后作者：王汉昭（本文作者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旅长，率部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广西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一、我与桂系的关系 我是广西省忻城县人，一九二九年夏在广西省立四中毕业后，考入广西大学预科。那时，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六分校设在广西南宁，李宗仁、白崇禧利用它来培养桂系军队中的干部。除从现役军官中抽调一些人带薪学习外，再招考学生五百人，全部公费。我因家庭经济困难，遂报考这个军官学校，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毕业，并由军校保送南京中央陆军交辎专门学校深造，于一九三七年八月毕业。这时抗日战争爆发，因我是桂系保送去的，故毕业后分配到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中尉处员。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随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参加徐州会战，战败后，随军辗转到安徽立煌，廖磊在那里成立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我担任廖磊的少校参谋。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安徽中部及省会立煌的抗战形势很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发动民众，宣传抗日，气氛热烈。在工作中我有机会同一些共产党接触，使我认识到：中共是真心实意抗日的，而且有才华的青年都集合在中共旗帜下，我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 廖磊病死后，李品仙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初到立煌继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省党部主任委员。当时我跟李品仙从襄樊随部队步行到立煌，一路上我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安徽的情况，往往谈话至深夜，他听得很出神，因而对我既信任又赏识。到达立煌后，李品仙委我为二十一集团军中校参谋科长，要我搬到他公馆住，作为他的机要参谋。 李品仙到安徽后，起初同安徽的CC派系交往过密，引起桂系五路军干部的不满。他觉察到了，并根据我的建议召开了一次没有CC系分子参加的五路军干部会，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用好言抚慰。在这次会议以后，我看出李品仙对省党部CC分子已有戒心。 这时经陈天任介绍我认识郑汉同志，他二人对CC及中统特务胡作非为，极为不满。我们三人常在一起议论形势，研究如何加剧李品仙同CC系的矛盾。一次，由郑汉执笔，伪造CC系头目陈立夫给安徽CC系的一封指示电报，要他们搜集新老桂系的材料，制造舆论，使桂系声名狼藉，并乘机推荐自己的干部来担任各级领导，架空李品仙，最后将桂系驱逐出安徽。我将这个伪造的电报有意遗失给古碑冲党政军干部训练团大队长朱乃瑞拾到，朱如获至宝，将此“密电”速送呈李品仙。李阅后深信不疑，骂陈立夫是卑鄙小人，并多方设法制裁安徽CC系分子。他知道方治等人每天抽大烟、打麻将，竟然派人到他们家中当场抓获赌具、烟具，使CC头目狼狈不堪。这场斗争中，CC系在安徽的反动势力遭到一定的挫折，我和陈天任、郑汉也更加相互了解和信任了。 一九四六年春，郑汉同志到安庆和我谈论蒋介石又要反共反人民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决心要走革命道路，决不再为国民党去卖命了。这次谈话后，郑汉离开安庆，我即在安庆住闲。一九四六年七月，安徽的桂系军队进行复员编余，张义纯把我亦列入编余之列，我想：无官一身轻，没有职务，更好进行革命活动。一九四七年春，经李荣康（现名李海）联络，由李济深和朱蕴山先生等筹组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联谊会”（简称“民联”），指名要丘清英、李荣康和我负责安徽“民联”筹备小组，丘清英名声不好，但因是李济深先生介绍提名（李只知道丘清英过去参加十九路军在福建人民政府工作，不知道他在抗日时期的表现），我们又不好拒绝。我于一九四七年八月从安庆来到合肥，与朱子帆、陶若存、王贯之和陈天任等商谈，请他们对“民联”筹备组织工作协助指导，他们听到有丘清英参加，都不表态。一九四八年春“民联”改称“民革”。同年五月，郑汉同志来到合肥，我将“民革”筹备小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并征求他的意见。当时郑汉告诉我，他一九四七年到上海，找到了原皖南地下党的余纪一同志，把党组织关系联系上了，可能要派他到中共皖浙赣办事处工作（后因故未去），他提出要抓武装部队，配合解放军南下的意见，建议我到部队工作，并说：“民革”筹备小组的工作仍可结合进行。郑汉同志的到来，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觉得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出路。 二、筹建保安第五旅 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与桂系驻安徽部队两个整编旅及另外两个团联系比较密切，因为这些部队的旅长、团长均是我的要好同学，当时我们常在一起议论时事，有反戈起义的打174算，因解放战争还在山东一带进行，时机尚未成熟，未敢轻举妄动。我将这些情况告诉郑汉，他听了非常高兴，要我继继进行策反工作，一俟解放战争推进到安徽境内，就组织起义。一九四八年六月，广西的驻皖部队调离安徽去武汉“华中剿总”，我策动的广西部队要求我同去武汉，以便保持联络，我请郑汉同志立即向地下党组织请示，决定我的行动去向。约一个星期后，郑汉同志来对我说，希望我到皖南行署警保处谋职，以便向皖南游击队提供情报。按此指示，我积极进行活动，写报告要求省保安司令部调我去皖南…

回忆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情况（《安徽文史资料12》第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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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2-01T22:27: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方向明（本文作者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和谈的烟幕下，完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各项准备之后，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并狂妄宣称要在三至六个月内击溃我军主力。但由于内战极端不得人心，国民党在军事上连遭失败，到一九四七年三月，被迫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我东北、热河、冀东、晋南等地解放军先后转入反攻。这时蒋管区内国民党大员骄奢淫逸，大搞“五子登科”（“五子”即：金子、票子、房子、女子、车子），不顾人民死活，搜刮民脂民膏，同时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惨杀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蒋群众运动逐步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特别是在敌人的心脏——上海、南京、芜湖一带，开辟“第二条战线”，发展进步力量，分化瓦解敌人，配合我军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 当时，皖中的新四军七师已奉命北撤，留在皖南、皖西的少数部队，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还有一些同志分散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上海、南京等地，进行隐蔽斗争。曾希圣同志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多年来建立的工作基础，向华东局提出建立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机构，以加强这方面工作领导的建议。华东局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决定成立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任命曾希圣同志为部长，李步新同志、黄耀南同志为副部长。国区部设在山东日照县的坪上，下设组宣、联络、交通、财贸等部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中央数次指示，要加强国统区工作的领导，提出要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群众斗争沿着开辟蒋管区第二战场的方向前进。从此，华东局国统区的工作，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敌人的心脏地区蓬勃展开。 派出上海工作组 华东局国区部成立后不久，我被任命为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组长，并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到上海开展工作。这里先要回顾一下在此以前，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皖中根据地主要以贸易形式掩盖的隐蔽斗争。因为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的工作是过去隐蔽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皖中原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粮食自给有余，但由于敌伪顽对我重重包围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内部食盐、布匹、药品、日用工业品非常缺乏，军需物资更难以采购。当时担任新四军七师政委兼皖中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同志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决定对敌占区开展贸易，以满足我方民生、军用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他亲自过问贸易工作。早在一九四三年秋，就成立皖江贸易局，蔡辉为局长。联络部长段洛夫、社会部长唐晓光、财经处长叶进明等也参与贸易局的领导工作。皖江贸易局成立后，公开号召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无为汤家沟一时成为商人云集之地。蔡辉叫亲友朱玉龙、蔡志锷、盛慕莱、石原皋、卢方等在上海、芜湖二地先后设立了与贸易有关的公司。在这段时间里，对敌占区的贸易很活跃，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不仅向解放区供应了一些食盐、药品等紧缺物资，而且增加了财政收入。新四军军部机关支出，可说大部份是由七师支援的。 抗战胜利，七师奉命北撤，在淮阴成立了大成公司，蔡辉为经理，吴锦章、谭伟为副经理。派出舒展民、沈君常、徐德明等到上海与各有关人员继续保持贸易关系。一九四六年初夏，曾希圣派吴文瑞到上海将上述关系统一领导起来。吴文瑞在上海住在天主堂街（四川南路）49号石原皋家中。石通过友入卢方（曾开设瑞裕钱庄）将吴的户口安在江西路同和古里七号，搞到了上海的正式居民证（身份证）。吴在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大成公司搞贸易以及和皖南游击区的交通联络工作。一九四六年冬，大成公司随部队由淮阴迁到山东。 那时，从山东解放区到上海，主要是走水路。连云港港口，敌人检查甚严。特别是对北方过来的“客商”更为注意。为了保证我方来往人员的安全，钱之光同志（当时跟随周总理）曾给石原皋法币五千万元，石将此款加入上海的正原公司，成为股东。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汤恩伯的机要秘书胡静如，汤部下的将领如张雪中也是股东，余亚农的内弟朱尧安当经理，杨忠尧当副经理。石原皋同志以正原公司股东身份作掩护，北去南来活动就方便得多。一九四七年二、三月间，吴文瑞、祝华、余亚农、朱尧安去山东汇报工作返回上海时，在连云港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正原公司要和解放区做生意，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不可能置之不顾。石利用这些关系，要杨忠尧携带胡静如的亲笔信，赶到连云港营救。未几天，吴文瑞等获释，平安回到上海，吴仍住在石家。 以上是国区部成立以前的情况。国区部上海工作组成立后，其任务除了继续开展贸易工作以外，主要是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民主进步势力，策动一些国民党部队和地方官员起义，以配合解放战争，同时建立交通联络站，打通去皖南、皖西游击区的路线，在长江两岸形成一个沟通南北的交通网。上海工作组成立后，原来七师派在上海、南京、芜湖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均划归上海工作组统一领导。 当时，我任山东大学预科部主任。预科部设在下裕，国区部在坪上…

一支游击小分队的组建和发展（《安徽文史资料12》第0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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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1-31T12:22:54+08:00
description: 作者：南陵县政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后，我方原来坚持皖南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力部队奉命北上，各游击根据地只留下少数同志继续坚持斗争。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从大后方蜂涌而至，窃夺抗战胜利果实，并残酷地连续对我发动清剿，城乡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艰苦的日子里，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带枪投敌，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就在这异常困难的环境下，我南繁芜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紧密依靠群众，凭借手中仅有的八条枪，巧妙地打击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并且成功地收容了来自国民党川军部队的一批中下级军官，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部队。这支队伍在我党的教育下，改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人民武装，为巩固发展南繁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支部队的组建，具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川军过去都是四川军阀刘湘的部属。抗日战争爆发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借抗战之机排除异己，将刘湘所部骗出四川，而调其嫡系部队入川驻防。刘湘部队出川后，蒋介石对其中高层军官几度清洗撤换，引起川军官兵对蒋的不满和仇视。当时流落在皖南沿江一带的，有川军一四四、一四五师和新七师等部。 一九四四年，驻防南陵的是原一四四师，师长张昌德（后投降日寇，改编为日伪“独立方面军”，由张昌德充任军长）。这支军阀汉奸部队在南陵繁昌一带横征暴敛，鱼肉乡民，并不断向我根据地骚扰，犯有大量罪行。但其中也有一些具有爱国心的下层官兵，耻于当汉奸，不忍打内战，毅然解甲退伍，有的就地娶妻落户，另谋出路。这一年，我南繁芜党组织派往繁昌县新林地区工作的冯裕贵同志，结识了一个川军退伍军官，开始了争取川军官兵的工作。 冯裕贵是派到繁昌搞秘密联络工作的。一天，他在新林乡茶冲遇到了日伪新林乡乡队副刘为富。刘为富有个妹妹嫁给了从川军中退下来的郭子清，夫妻二人在新林铺街上开赌场。郭子清有文化，过去在川军中当司书。新林一带是我南繁芜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刘、郭慑于我游击队的声威，整天提心吊胆。他们虽然不明冯裕贵的真实身份，但也知道他颇有点来历，就想通过冯在“四老爷”（指新四军）面前讲讲好话。冯当时也身负接触伪乡保长，搜集敌人情报的任务，当然也乐于和刘、郭打交道。于是在刘的安排下，冯结识了郭子清，而且一度寄居在郭子清家中，以做生意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第二年，日寇投降，张昌德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四川军解体，大批官兵流落在芜湖一带。蒋介石集团对这些川军虽然收编，但只供饭，不发饷。不少川军皆有眷属，生活顿成问题。想回四川老家，又没有路费。一大批军官太太只好抛头露面，在芜湖车船码头卖茶水或找零活做，走投无路跳江自杀的事件也不断发生。川军感到身家难保，前途未下，悲观迷惘，不断有人暗暗将枪支弹药卖给我游击队，换钱花用或作返川路费。其中也有一些青年人，早年在四川曾受过我党的影响，如今看透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就把报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于是川军中暗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路不通，去找毛泽东。”改恶从善，弃暗投明的情绪日渐高涨。 一九四六年农历五月，新林街已驻满了国民党的军队。冯裕贵同志此时离开了新林街，在茶冲买了几亩田隐蔽下来。一天，郭子清突然登门来访，说他家来了个叫任志强（又名王志强，后改名王明）的川军兄弟，过去在川军里干副团长，现在离开队伍到这里来采购松树段子和松板做生意。冯裕贵心中存疑，便说新林这一带不出松树，没生意可做。郭子清因为跟冯混得很熟，就道出真情，说任志强此一趟来是想搞部队，要冯设法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联系。冯裕贵不知虚实，把头一摇，试探地说：“想升官发财的人不参加新四军，你们为什么要参加？要想捞钱还是干土匪去。”郭子清再三恳求，说这是十几个弟兄的意愿，连他自己也参加。这样，冯裕贵才答应“找找看”。 第二天，冯裕贵同志找到南繁芜游击队的负责人王文石和王安葆同志，把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当晚，王文石和王安葆便会见了任志强，这次谈话进行得很顺利。三天后，任和郭为表示诚心，送二百发“403”手枪子弹，作为给游击队的礼物。第四天他俩带领着蔡云（又叫蔡振邦）、何绍先、黄辅臣、刘国亮、程秀珍（蔡云的爱人）等十一人，携带三支枪（两条中正式、一支短枪）、十几颗手榴弹正式入伍。当时，南繁芜游击队党委即任命任志强为队长，队伍也命名为志强部队。为照顾这批新来的同志，游击队党委发给他们两倍于我一般游击队员的生活待遇，连抽烟都是双份的。使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体会到党的温暖和关怀。 队伍成立起来后，县委即委派朱康同志去该队担任指导员。以后又增派鲁守正同志去配合朱康同志工作（鲁守正同志去后不久，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性）。为扩展南繁芜游击区，同时解决部队给养间题，朱康到队后，迅即将部队拉至外围作战。消息传出，川军闻风前来投奔的人络绎不绝，一下子发展了两个排，拥有十几条枪枝。当时经济很因难，这么多人，吃穿顿时成了问题，只能找一些保长临时借点粮食坚持斗争。…

回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安徽文史资料12》第0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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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1-30T13:35:03+08:00
description: 作者：朱农 解放战争时期，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泾县、青阳、南陵、铜陵、贵池等地区开辟了以宾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并坚持三年之久，直到皖南解放。这个地区距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又处在它的“江防要地”近旁，因此，国民党不断叫嚷这块游击根据地“威胁京畿，危害江防”，屡派重兵进行“清剿”，企图将我游击队消灭。但是，这支起初只有八十多人、四五十支枪的坚强革命队伍，在数十倍于我的强敌重重包围之中，贯彻党的政策，依靠广大群众，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英勇机智，艰苦奋斗，杀敌夺枪，出奇制胜，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最兴旺时期，青阳、泾县等地的游击根据地达到了除县城和几个重要集镇以外的广大地区。它的存在和发展，鼓舞了皖南人民的斗志，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接应了大军渡江和挺进皖南，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奉命回师 坚持皖南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铜陵就曾建立过党的组织。抗日战争期间，在皖南地委的领导下，我们始终在铜陵（包括铜陵和青阳、南陵接壤的一部分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抗击日寇的长期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内出现了新的形势。党中央为了满足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渴望与建设祖国、医治战争创伤的强烈要求，向国民党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决定将我省皖南和皖中两块解放区的部队和党政干部撤到苏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我们根据朱总司令发布的接受日伪投降的命令，正在铜陵各地收缴日寇的枪支弹药。我和查富德同志在犁桥责令伪军据点就地缴械，伪军抗拒，我方就发起猛攻。正在攻打间，地委派人送来紧急通知，要县委带领所有脱产干部和县大队武装，立即作好北撤准备。县委火速转告全县脱产干部马上到县委所在地迪郎冲开会。会上宣布了地委指示，除留下尹彬、张良志率部分武装留守铜陵，王文石、王安葆率部分武装留守繁昌外，其余干部、战士随同皖南地委机关、皖南支队（地委直属的武装力量）撤向苏北。那时县委有一批细布，原准备部队作冬装之用，现在来不及处理，就撕开发给一人一段。队伍从迪郎冲经铜陵舒家店、繁昌油坊咀渡江到无为白茆洲，在那里蹲了几天，然后行军到巢县散兵。在路上，我们估计以无为为中心的七师活动地区距离芜湖、南京太近，国民党不会允许我们留在这里，我们主动撤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能取得主动。到达散兵后，我们就向领导打听消息，他们告诉说：部队很快要过巢湖到烔炀河，然后经全椒、滁县去苏北。 吃过午饭，我踱到巢湖边上。放眼看去，这个有八百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巢县面积）、蓄水五十多亿方的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真是浩渺无垠，水天相连，一望无际。湖中碧波粼粼，白帆点点，这同铜陵江边的景色又非常相似。这使我顿然想起八年抗战中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铜陵战友和乡亲。我们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将会怎样残酷地折磨他们？他们又怎样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斗争？这时，通讯员跑来找我，说地委有重要电报要传达，这才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们回到住地，在场听传达的只有陈爱曦，陈尚和与我少数几个同志。皖南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恺帆同志传达了皖南地委转皖江区党委的电报，大意是：鉴于我军撤离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因此决定再留下一个营的部队，增派得力干部带领，坚持皖南斗争。还指出应由留下的部队挑拣较好的枪支。接着传达皖江区党委关于成立沿江中心县委的决定：由杨明任书记（杨明同志当时已率部队先回铜陵），王文石任副书记，陈爱曦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宣布完毕后，地委负责同志满怀深情地对我们说：今后皖南的重担就要由你们来挑了，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希望你们谦虚谨慎，好自为之，重要的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紧密依靠广大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能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完成坚持皖南的任务。 听了传达上级指示和领导讲话，我心中像燃起一团火焰：上级党是多么了解下面的情况啊！决定的问题又是多么的正确！党要我们回师皖南，坚持斗争，我们一定照办。“坚决完成任务！”这就是当时我对领导简短而有力的回答。我们立刻出发。一夜之间步行一百多里从巢县散兵赶到长江边无为石板洲，当晚乘船过江，赶回铜陵。 回到铜陵同杨明同志见面后，沿江中心县委立即召开会议，分析形势，进行战略部署。当时的情况是：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忙于“劫收”大中城市，对县以下许多地方尚无暇顾及。皖南沿江地区局势仍由汪伪军队控制，国民党同他们虽有联系，但尚未接收。我们去而复返，他们不知底细，也不敢贸然行动。所以我方留下的部队安然无恙，原来我方建立的人民政权也还在继续行使职权。但是，会议认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是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国民党一俟准备就绪，便会调动正规军来强占革命根据地，残害我方军民，对此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迎接即将到来的残酷斗争。会议明确坚持皖南斗争的方针是：背靠山区，面对平原，隐蔽精干，积蓄…

党的优秀干部吕惠生烈士（《安徽文史资料11》第2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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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1-29T21:17:02+08:00
description: 作者：周蕙 吕惠生烈士，安徽无为县人。一九〇一年出生于一个寒士家庭。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农业大学农业系，一九四〇年投奔革命队伍，四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抗日根据地历任仪征县长，路东半塔联合中学校长、无为县长和皖江行政公署主任等职。一九四五年九月新四军北撤时，不幸被捕，同年十一月壮烈牺牡。 吕惠生烈士从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最后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他的英勇一生，永远令人敬仰。 少年壮志 无为县地处大江之滨，素称鱼米之乡。然而，在天灾连年，人祸频仍的旧中国，却越来越陷入贫困的深渊。吕惠生的父亲中过秀才，虽是“书香门第”，家境却并不宽裕，有时甚至落到没有饭吃的地步。但父亲生性耿直，常以“志士不嫌茅屋小，英雄总是布衣多”等语砥砺节操，教诲子女。他待人宽厚，与世无争，但又古道热肠，好为乡邻排难解纷，常年乐此不倦，因而声名远播，深得人望。父亲的言行教诲，使吕惠生从小就养成了急人所难、正直耿介的品格。 吕惠生少年时代，曾受到周佛航先生的思想影响。周先生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口才很好，擅长讲演。他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向学生陈述中华民族的危难，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赞颂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业绩。学生都十分尊敬他，思想纯真的少年吕惠生，更是十分崇拜这位导师。 周先生倡导实业救国。目睹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农业如此原始落后且日益凋敝，吕惠生立志学习国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冀图从发展农业着手振兴中华。依靠亲友的帮助，吕惠生小学毕业后投考了安庆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经过一年时间的发愤自学，一九二二年夏，他径赴北京报考国立农业专科学校。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所农业高等专门学校，人多向往之。在有两千五百名考生报考，而只能录取一百五十名学生的激烈竞争中，吕惠生以良好的成绩得以中选。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学校里刻苦学习，勤奋攻读。学习期间，农业专科学校改制为国立农业大学。 一九二六年，吕惠生大学毕业，他回到故乡无为，准备从事棉、蚕事业的改造。但此时的安徽农村，贫困落后，农民连简单再生产尚难维持，更何谈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研究。因此，吕惠生的宏图大志简直是一筹莫展，寸步难行。 激流砺志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在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由于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北伐军指战员的英勇战斗，各地工农革命运动的响应和支持，国民革命军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开始崩溃。令人振奋的大好形势，激起了吕惠生的政治热情。他从自身的痛苦经历中，开始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光凭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能济世利民的，“实业救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开始学习社会科学知识，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迅速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吕惠生回无为不久，就听说了一桩刑事案。农民邢学年被县长刘朝纲的卫兵所枪杀，刘朝纲却纵凶不问，邢学年亲属无处伸冤。疾恶如仇、血气方刚的吕惠生得知此事，极为愤怒。他深入摸清案情后，在无城老衙口召开群众大会，当众讲明了事实真相。与会者无不愤慨，当即推举吕惠生等人成立了邢学年刑事案件后援委员会，与县长刘朝纲交涉。群众激于义愤，将邢学年尸体抬至县府大堂示威，终于迫使刘朝纲审理了这个案件，给凶手以应得的裁决。这是吕惠生步入社会以后，第一次同恶势力搏斗。通过斗争，他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逐渐成为“新派”中的“健者”。 一九二六年秋，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的精神，在无为的共产党员黄人祥、卢光楼等同志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左派县党部起骨干作用。经他们介绍，吕惠生加入了左派国民党组织（黄、卢二同志以后都为革命牺牲）。在共同的斗争中，他结识了无为的共产党人宋士英、邓逸渔、何际堂等。在与他们日益密切的交往中，吕惠生开始为一种比三民主义更光明、更理想的新思想——共产主义所吸引。 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开进无为。以左派国民党人胡竺冰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转入公开活动。他们组织了欢迎北伐军的群众大会。根据北伐军的主张，县党部与各界人士协商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行使无为县的行政职权。吕惠生被命为五人委员会成员兼第一科科长，参与执掌无为县的革命政权。无为县人心振奋，革命形势热气腾腾。 不久，北伐军离开了无为。接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为的反动势力又嚣张起来，形势急转直下。 四月下旬，无为县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卢瑞麟等与混在革命政府中的自卫团团长王绍成（县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军事科长，国民党右派）勾结起来，经过一番密谋策划，杀气腾腾地发动了武装政变。他们封闭国民党左派县党部，逮捕县党部工作人员，解散县行政委员会，下令通缉胡竺冰、吕惠生等四名县行政委员，禁止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的活动。胡竺冰、…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安徽文史资料11》第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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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1-27T17:15:22+08:00
description: 作者：陶若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打着“民主”的幌子，欺骗人民，除被迫召开旧政治协商会议外，并决定在省县两级成立参议会，为地方“民意”机关。安徽省参议会，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兹据个人经历，就记忆所及，将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作一简要的回忆。 国民党省参议会的组织和职权 按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省参议会由各县参议会各选举县参议员一人组成。安徽当时六十三个县，省参议员共六十三人。省参议会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由省参议员选举；每年开两次大会，闭会期间，会务由议长、副议长及驻会委员负责；必要时可召开临时大会。驻会委员每专区一人，安徽当时九个专区，共九人。议长副议长之下，设秘书长一人，由省政府任命，主持日常事务。按照规定，国民党省参议会，有“地方立法权”，政府重大措施，“要提请省参议会审议”；省政府及其所属各厅处，要向省参议会做施政报告，请省参议会审议，政府对省参议员“未经省参议会同意，不得拘捕”，等等。它虽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地方议会，但还是有一定权力的。 为国民党服务的省参议会 挂着民意机关招牌的省参议会，可以说是官僚豪绅的集合体。国民党允许它存在，就是要它为国民党服务。省参议会会干些什么，可想而知。 省参议会成立不久，国民党行政院召开粮食会议，指定要省政府、省参议会主要负责人参加。议长江𬀩因身体不好，我作为副议长代表省参议会和李品仙一道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由张群、白崇禧主持，唯一的议题，就是要在各省购粮。我和李品仙同粮食部，对数量和价格，做了一些讨价还价，同意按商定的数量和价格，在安徽购买一批粮食。当时国民党粮食供应很紧张，同意购粮，是为国民党最后挣扎出了一把力。国民党对出席会议的议长，极表拉拢，除一些公宴外，蒋介石还在住宅举行私宴。第一次会议时，我出席蒋的私宴。蒋和四川那个议长，谈了一些话，和我只讲了一句“你们安徽不闹了吧”（大概指新桂系与CC的斗争）。第二次会议，我因已参加策反工作，蒋的私宴，我借故没有去。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李品仙提请省参议会准予在田赋上附加百分之三，作为加强地方武装的经费。这个提案在省参议会顺利通过，从而为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搜刮民脂民膏效了劳。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李品仙又向省参议会提出，要扩充保安团，请省参议会准予在芜湖蚌埠两地收“粮食出口捐”。我们提出要派郭坚当保安团长，算是作为不反对收“粮食出口捐”的交换条件。以后郭坚在黄石港起义，算是做了一点好事。“粮食出口捐”案子因无人反对得到通过，也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忙。 以CC为中心的反对李品仙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在南京闹得相当厉害。在省参议会，因为我们一批朋友和CC对立，CC几个人动不起来，一直没有出现反李浪潮，这对李品仙政权当时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力支持了新桂系在安徽的反动统治。 省参议会内部的斗争 省参议会内部的斗争，主要是我们一批朋友和CC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夏秋之后，CC特务机关——安徽调统室，在繁昌抓了两个人，说是有共产党嫌疑，用麻袋装着带到合肥。那时省参议会正在开大会，繁昌省参议员邢瑶圃告诉了我。我和王贯之、陈天任商议了一下，要邢转告那两个人家属，向省参议会申诉。申诉书送来后，我要向大会提出，江𬀩不同意，说我们不管这些事。那天大会由我主持，我还是把它向大会提出。记得那天陈天任作了有力的发言，许多参议员也发了言，攻击调统室蹂躏人权，要调统室立刻把人释放。会场空气很紧张，逼得调统室负责人、蒙城省参议员陈梦九，打电话叫调统室放人。据说，陈对调统室说，不放不行，省参议会都哄起来了！那两个人放出后，到省参议会来表示谢意，那天大会还没有休会。这对CC是一次打击，压了一下一向横行的调统室的反动气焰。 一次以合肥县参议员龚嘘云为首共有十几个人，到省参议会要求以粮食出口捐收入拨款修建合肥城防工事。我说，不合规定，我也无权决定。未说几句话，他们就要我和他们一道去省政府，实际就是拉我游街，半路上，警察局派人劝阻，他们散去。事后知道，这次事件是有预谋的，警察局事先就知道，其背景与当时派系斗争有关。当时我如果要求李品仙打击龚嘘云一下是完全可以的，因李品仙要维持和我们的关系，要维持省参议会的面子。但我觉得我是安徽人，何必树敌太多，与乡人争一日之短长。我发表一个简短讲话，大意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政府有责；合肥城防工事，加重市民负担，军政方面应认真考虑解决。以后合肥县参议会公宴了在合肥的省参议员，算是表示歉意，了结了这一事件。 最后的一幕 淮海战役后，省参议会随省政府迁安庆。这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朝不保夕。议长江𬀩早已回歙县，驻会委员亦均离会他去，秘书长程中一因搞策反工作，留在芜湖未来。参议员无人上门，省参议会已是名存实亡。但招牌还在，必要时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四九年初，蒋介石表面暂时下野，但仍实权在握。他一面积极沿江布防，准备再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