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回民与清真寺（《芜湖文史资料1》第025篇）
作者：金同生、金仲平 远在宋代，本省寿县，就已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清真寺。仅礼拜殿便有五十多间，该寺还办了大、中、小各级义学，为回族学子讲授阿刺伯文和古兰经。本市的阿訇梅敬斋老人，就在那里的义校学习过。可见回民迁入本省，当在一千多年之前。至于芜湖回民之来，始于何时，尚无确切资料可查（此间回胞家谱均毁于“文革”浩劫）。据《芜湖古今》记载：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刺，曾经池州顺流过芜湖瀂港馆驿赴集庆路（今南京）任所，在澛港看了当代文人贯之石题壁遗作，即兴写了一首题曰《港河》的歌诗。（注），地方史志流传了这节佳话。萨都刺是西域的回回人，这可能是回民和芜湖的最早接触。 清朝初年，在芜湖的吉祥寺附近，就建了一座很小的清真寺。后毁于太平军时的战火。这样看来，回民之迁入芜地，应在明末清初之间，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由于芜湖位于长江之滨，得天独厚，地方富庶，交通方便，行商、坐贾云集荟萃，商埠日益扩大，回族人民，近自皖北、苏南各地，远从豫、鲁、冀、晋等省，相继前来经商定居，人数也日渐增多。截至解放前，总人数约三千人左右，现在己经达到六千多人了。居住的地方以本市北门一带、北塘后街和卡子街为众。吉和街、新芜路、长街等处，也有一部分，约占全数的三分之一，形成小集中、大分散的分布情况。他们从事的职业分类大概是这样：来自山东、河南和淮河两岸的，多经营面点小吃店或拉人力车；来自扬州、镇江等地的多营五金、电器、响器行业，如谈永茂、谈永昌、福茂恒、涌茂昌、涌兴昌和同裕等都是著名的铜锡店；来自本省怀宁、铜陵、和县、无为等县的，有的从事小型手工业，开设肥皂、蜡烛、块碱等作坊，如王正大、王正兴、马秉记、王正和、协和等。其中皖江牌肥皂与当时“铁锚”名牌肥皂媲美。有的开牛肉店，自宰活牛活鸭卖生、熟牛肉，如马隆兴、马义兴、金隆兴、哈长兴、蓝义盛、王隆兴、毛万兴，全和兴等，盛时多达三十余家。这些回民馆店，对牛鸭肉烹调，讲究火候、口味，金隆兴的红烧牛肉，撒长兴的盐水板鸭，马义兴的油鸡，均脍炙人口。此外尚有肩挑窜街走巷掼盘叫卖的牛肉担，约四、五十副。清晨、夜晚、居民买一碟牛脯或牛肚佐膳、下酒，都极可口，芜湖老人，对此均怀有美好的回忆。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有些人抱着大汉族主义，回民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和压迫，还有横蛮的国民党军官，故意携带猪肉来清真馆店，制造纠纷，发生斗殴情事，更破坏了回汉人民的团结。在经济上由于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从事各种劳动的回民中，也有很多人得不到温饱。这种穷苦的人，在伊斯兰教中，称之为“撒以纳”。 如上所述，清初始建的芜湖清真寺和清真公所（公所是回民的组织机构，设在清真寺内）焚毁后，至同治三年，由回民前辈金隆德，马恒升、刘泽志、李成美筹资在北门外北廓铺（即今上二街十一号与上菜市一、三、五号范围内）购地、重建清真寺。后因回胞繁衍和迁入户口渐增，礼拜、沐浴、寺房不敷应用，赵金福、韩奎久阿匍与教友马锡庭、金茂如、刘曙霞、宛笙甫、王芝先、谈文周等，筹募资金，于光绪二十八年进行扩建。殿堂、讲堂、客厅、浴室等，均较宽敞完备，并开办清真义学，免费培育回民子弟。辛亥革命后的一九一三年，清真义学，改为清真国民小学，回、汉学生兼收，仍免收学费。一九二〇年，改清真公所为芜湖回教协会。抗日军兴，芜湖沦陷，清真寺房，大部损坏，教友马春庭，金家沅、马秉衡、葛焕庭、马仰之等，筹资维修，扩建厅堂，将清真国民小学改为私立清真小学，推马春庭为校长，并增建清真女寺，从此男女穆斯林均可参加礼拜活动。一九四七年六月聘请梅敬斋阿訇（本市未设依玛母，阿匍便是此间伊斯兰的主要负责人）领导伊斯兰宗教工作。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于寺之毗连南面，划拨地基建造平房，为小学新校舍，一九五五年，学校由教育局接收，改名为芜湖市回族小学，派金同生任校长。与此同时，利用小学旧址，自筹资金，由王广明眼科医师提供医疗器材，创办眼科诊所。这所回民眼科诊所，是本市最早的一所设备较为完善的眼科医疗机构。（本市当年虽有高亚青和阿富汗人阿部开设在二街的两个眼科门诊部，但都是设备简陋，技术原始，有名无实的药摊。）推梅敬斋阿訇为所长。王广明主治医师，技术高明，工作认真，为很多眼病患者解除痛苦，赢得群众的好评。 “文革“期中，芜湖清真寺也难逃浩劫。所有古兰经珍本，均付之一炬，礼拜大殿上悬挂的阿拉伯文匾额、条幅以及沐浴、殡葬等用具悉被砸烂，甚至建筑物上的艺术雕刻也难幸免。为了保住这所残存的寺宇，经寺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将寺房的一部分即原眼科诊所使用的房屋，租给市刻字厂使用。这样便不再受到那些“造反派”的骚扰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坚定地恢复、完善、落实了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因而我市回民的政治地位，就得到很大的提高，增选了有代表性的人士担任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市辖的芜湖县，还有三位中青年回民干部，被任命为副县长、局长等重要职务。为了整修清真寺，以利恢复伊斯兰教的正常活动，寺管委会决定收回出租的寺房，拟订修复计划，推定专人主持修缮事宜。自七九年八月动工，历时一年有半，寺貌焕然一新。寺内计有：礼拜大殿、沐浴室、会议室、殡仪室以及阿訇宿舍等。除恢复旧观外，还添置锅炉、淋浴、礼拜殿、泡沫软垫等，设备益臻完善。从此，伊斯兰教友得以恢复而且更加活跃了正常的宗教生活。于今，穆斯林的善男信女，每逢星期五来寺举行“主麻”“聚礼”，每年三大节——开斋节、宰牲节、圣纪，都怀着虔诚、欢乐的心情，从各方前来这座清真寺集合庆祝。平时大家还来寺内看书、阅报、开会、学习等，这里就是芜湖回族穆斯林之家。在党的阳光照耀下，芜湖回族人民更加兴旺发达。一九八三年六月附录： 澛港河 ——过芜湖和贯酸斋澛港壁韵 元・萨都刺 吴姬水调新腔改，马山郎君好风采，王孙一去春草深，慢有狂名满江海。歌诗呼酒江上亭，墨花飞雨江不晴。江风吹破娥眉月，我亦东西南北人。
芳草依稀何处寻——吴家花园兴衰梗概（《芜湖文史资料2》第012篇）
作者：郭健行 曾负盛名的芜湖吴家花园主人吴政修，字怡生，人称吴道台，绰号吴驼子，安徽泾县茂林村人。清末民初年间，曾历任德化县（今九江市）知事、粤海关监督、驻日本留学生监督。袁世凯执政时期，因他与财政总长周实之有金兰八拜之谊，得周援引遂出任四川造币厂厂长。卸任后，回到芜湖，在枣树园一带（今体育场旁边）购置地皮约二百亩，建造私人花园一座。它的东面与九莲塘相接，西抵六度巷，南至小营盘北至今“二院”。在西南部盖上房屋成片做花园围墙，东北角利用水塘为天然屏障。园名沿用明代尚书吴宽故宅“怡园”旧称，内部建筑仿照苏州尚书怡园形状设计。用太湖石垒假山一座，高约五、六丈，建造水榭一间，凉亭三座，金鱼塘两口，水池一个，停放花舫，供人荡舟游玩。另外，还有花厅一座，厅内陈设名人字画和诸葛亮军用的铜鼓古董一只，玻璃花房两大间，雇有花师三人，园杂工九人，园内遍植各种花卉树木。据园主人的孙子吴育英向我介绍：“昔年我家花园，种植杨柳、桃树、李、杏、柿子、石榴、枇杷、冬青、榆树不下千株，裁植腊梅、绣球、野山红、杜鹃、玉兰、白兰、紫薇等花卉达百种以上，奇花异卉，清香馥郁，花木扶疏，四季常青，园林幽美，游人如织。”当时在芜湖私人花园中，堪称首屈一指。星期天开放，供中小学生游览。 一九三七年冬，芜湖沦陷，吴怡生携带全家老幼，避难到他的老家泾县茂林村。从此，该园被日寇进驻，做了马房，因而遭到严重毁坏，杂草丛生，逐渐荒湮，呈现一片萧疏凄凉景象。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吴怡生携带眷属重返故园，便住在现为第二人民医院宿舍的这幢楼房里。他变卖部分房产，得价数万亿元法币，将本人住处的小花园进行了整修，种植花草树木，砌有假山和喷水池，并建茅草五角凉亭一座，亭名“啸月”，由已故郑晓（曾任庐山县知事）题赠横额一方，笔者书赠“啸起江声来槛外，月移塔影到亭前”的楹联一付，挂在亭柱两旁。 吴怡生在芜湖、泾县、南陵等地拥有大量房产田地，他除正室项氏以外，还有六位姨太太，全部靠房产地租维持生活。解放前，吴已年届八旬，其子少怡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因而入不敷出，家道逐渐衰落。到解放前后，他家的房屋已几乎陆续卖尽。记得他家在变卖房产中，还合家串演了一段“如姬盗印”的趣闻。五〇年春，吴怡生本人还健在，当时全家商议，瞒着他，以其孙吴育英为首，私将原租给胡开文墨庄的中长街66号市房一幢，作价400担米，由笔者介绍卖与范长旺经商。但在卖房契上，必须由房主吴怡生盖章，法律上方可生效。于是合家计议，由吴的掌印夫人六姨太将他私章盗出盖在卖房契上。成交后不久，胡开文墨庄验理曹筱庄告诉吴怡生，吴闻之，气得面色发白，目瞪口呆，一气之下，跑到南京向乃孙育英问罪，想讨还这笔房款。然而这位古稀老人经不起孙儿“热情”的百般侍奉，终于无可奈何，长叹而回。 吴怡生于一九五一年春在芜湖病故，享年八十四岁。曾负盛名的吴家花园从此消失了，只剩一个地名。
作者：许知为 一、留春伴我春应许 一向被誉为芜湖明珠的镜湖，如今又增建了环湖风景带，宛如凌波仙子戴上五彩缤纷的花环，珠围翠绕，绿瘦红肥，更是令人迷醉。当风和日丽之时，游人漫步湖堤，恰似走进长长画廊，五步一亭，十步一阁，宫墙柳绿，曲槛花红，翠竹吟风，凉亭憩午，湖光倒影，园亭摇叠，景物憧濛，令人目不暇接。如若荡舟纵目，一湖光映迎宾阁，九曲桥通高知园，顿觉镜湖的时代风采之中，还饱含着国际友好往来的情愫：面对如斯浓情美景，怎不叫人为江城文明建设的辉煌成就而感到自豪和鼓舞呢？当你流览了西花园，留春亭、步月桥、尺木亭、观岚亭那些典雅名胜，便会萌发寻芳思古之幽情，便自然想起南宋诗人张于湖捐赠陶塘的心意。今天，镜湖拥在人民怀抱里，实现了于湖先生“春到家山须小住，留春伴我春应许”的夙愿。 二、一湖春水系乡情 镜湖又名陶塘，乃以义取名，始终与文人雅士结缘，成为饱含爱国怀乡情操和传统文化色彩的名胜古迹。她不知牵动多少游子归来的心。 南宋状元张孝祥幼年随父张祁自历阳渡江南来芜湖定居。从政后，张孝祥壮志难酬，三十八岁便致仕归芜，息隐林下，增辟己田三百亩，蓄水为池，养鱼植藕，广栽杨柳，起造园林，为诗文会友、悠游燕乐之所。他父子俱以陶渊明归田自况，故名之曰“陶塘”。孝祥先生临终遗言，以陶塘捐给地方，以志桑梓之爱。从此陶塘遂成为江城历史名胜，——“镜湖细柳”，为芜湖八大风景之一。 陶塘何以又名镜湖？此乃以形取名，极言陶塘之水，明洁如镜是也。此名始见于张祁《汪氏别墅次韵》七律诗中，诗云：“芜湖还似鉴湖春，我亦归来贺季真，好赋俱陪招隐士，耦耕长作问津人”（下略）。“鉴”与“镜”，古时通用。全诗之中的镜湖田园风光之美，犹如陶渊明笔下桃花源里的春天。 清乾隆年间，芜湖名士马千之，名其陶塘南侧一房山别墅为“镜湖画社”；金铎还把镜湖画社作为自己的雅名，刻出图章使用。镜湖之名益显。 解放后，人民政府扩建陶塘为市中心的风景区，重视古文化遗迹，遂正式命名为镜湖公园。陶塘、镜湖，该蕴含着多少古典文明和诗情画意！ 三、往日镜湖风光 南宋以来，芜湖历代文人、名士以及名告老还乡者，为追念张于湖先生，多在陶塘沿岸建筑私家园林、亭台楼阁，期与诗人故宅为邻。元代欧阳玄府君，命名“镜湖细柳”为江城八景之一。明代园林很多，如桂园、闵园者，迄于清代，沿湖园林尤胜。其遗迹尚能于乡贤黄钺、王泽诸诗词中，探索其梗概，推定大致于下： （一）来佛亭：此乃通往湖堤的大路上之茶亭。传说湖上曾浮来一砖，上刻佛像，遂嵌置亭壁，因而得名。其址在陶塘西侧、市房产管理局附近。 （二）澹人居：歙县人胡蔚林所筑的别墅。在来佛亭东，约当烟雨墩一带。” （三）一房山：亦为胡蔚林建。此前为张氏桂园，中有秋芳亭，座落于数十株老桂丛中。后来马千之居此，改名一角山房，又名小西湖。其址在人居之东，约当今之柳春园小学房后塘沿工商银行之处。 （四）长春园：亦名非园，其先为移封馆酒肆，后为陆羽轩茶室，一时成为士民游乐雅集之所。其址在一角山房之东，约当今之柳春园一带。 （五）读画轩：原为著名的左园，再先为陈园旧址，在陶塘南侧，右邻移封馆，原址已沉于水底，约当今之烟雨墩至柳春园水面之间。 （六）洪园：金叶山居此，中有学圃草堂，为金叶山读书处。自号“洞庭山人”，后扩建数十楹，名“洞庭山人”公寓。其址约当今之八中旁三八公园之处。 （七）龙家园：在陶塘西。 （八）戴园：其先为闵园。约为今之西花园一带。园中遗一闵氏旧轩，似为后来扩建的藕香居，今尚存。 以上园林，均在陶塘东、南、西三面，至于北面，则遥对苍翠赭山和旧日的一片田野，有“尺幅绽红”自然之美。 四、留春园・春长在 清乾隆年间，芜湖尹陈圣修府君，好诗文，有政声，着意兴盛地方文化，曾将陶塘一带荒废的园林，重新修整，西南起自一房山，东至洪园，合并为一。用张于湖先生“留春伴我”词义，命名曰“留春园”，并且疏浚陶塘。莳花植柳，复于湖心建亭，曰“留春小舫”，即今之湖心亭处。又购画舫两只，供人泛舟游湖。为纪念张孝祥遗泽，于园西割澹人居南半，设张于湖祠，即今烟雨墩处。园名“留春”，富有文情诗意，规模敞丽，盛极一时，故驰名遐迩，胜迹长存。借乎人去楼空，好景不长；到陈府君去任，名园也就日渐荒芜了。 乡贤王泽致仕归芜，购此荒园，重加修饰一新，名之日“希右园”，意在宗右军王羲之也。园内有赐书楼，珍藏乾隆皇帝赐给他的诗文，就水阁悬吴波亭匾额，因“吴波秋月”为芜湖八大胜景之一，而吴波亭何在，无从查觅，故移旧名，以志胜景。有楹三间，当湖山正面，名之曰“溪山好处亭”，西厅题名“观一精庐”、垒石为山、为洞，名之曰“小罗浮仙馆”。园内有古藤、老梅、怪石。正厅楹联为名宦题赠，联云：“有石湖老仙俊望，是香山居士后身。”盖为王泽写照也。又以“归去来堂”久废，遂于“希右园”正厅，悬“归去来堂”额匾，以存名迹。观此，可以想见此园亭台罗布，风格高雅，景色当比留春园更胜一筹了。 清咸丰、道光年间，太平军与湘军在芜湖鏖战十年，市𠪨为墟，文物尽毁，希右园亦遭浩劫。光绪年间，陶塘归李鸿章家族所有，李家沿湖修堤植柳，重建园林楼台，复极一时之盛。著名的有：大花园、留春园、西花园、景春花园、长春花园、湖心亭、迎宾阁、烟雨墩和藕香居，还有绮陶轩等酒楼茶社。花木扶疏，波光倒映，灯红酒绿，人影衣香，又是一番景像。可惜后来又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 八百多年风风雨雨，西子蒙尘、饱受波折，早已成为史话。 五、归去来堂何处寻 归去来堂何处寻？家乡风物最关情！王泽在希右园正厅悬“归去来堂”额匾，便是最关情的体现。不仅如此，前人陈圣修在烟雨墩设张于湖祠，王泽又为之树立祠匾、记之以诗，云：“归去来堂久已无，一间茅屋祀于湖；后生获践前贤迹，整理荒园当旧庐。”他为踪践前贤遗迹，才修建名园当旧庐，而不是建造新庐自图安乐的！他对家乡文化遗产，是多么的珍爱！今人尚多话论“归去来堂”何在，谅其关切心情当亦不亚于前人的。 据王泽诗注：“张于湖旧居有归去来堂，并有祠祀，久废”又查，张孝祥之父张祁曾为秦桧之流系狱，复为官，以子显贵，便告退归芜，筑“归去来堂”于旧居以明志，晚年逃禅，自号“总得翁”，以诗自娱。殆张孝祥退隐，移“归去来堂”于状元府，旧宅改为张氏宗祠，史有张孝祥请祠记载。现旧宅已为民居，状元府旧址为今之联合大学所在地。 乾隆庚戌，告老尚书黄钺和王泽等一班名士，将烟雨墩的张于湖祠移于赭山广济寺的滴翠轩，并以萧尺木、汤燕生等八名士无后嗣者、立像陪祀。王泽写的碑记石刻，今尚嵌在轩壁。“长江烟雨开图画，有宋文章归草庐”，此举盖将芜湖地方传统文化，使与北宋黄庭坚读书的滴翠轩草庐一脉相连也。可知“归去来堂”原在张氏府第（今状元坊），不曾在烟雨墩半间草屋里，希右园废，便无下文了。 六、美景还凭好句传 物质文明必须辅以精神文明方才美得深厚隽永。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算美。镜湖美，美就在蕴孕着爱国家的忠义之心，爱故乡的赤子之情！她凝结着南宋力主抗金和热爱家乡的诗人张孝祥的铮铮风骨，因而也赋予镜湖无限的内在美！黄钺有诗说得好：“一自归来堂设后，顿教风月属陶塘”道出“归去来兮”的高风亮节，才是陶塘美的泉源，良有以也！ 镜湖历代园林胜迹，已约略记述一些了，当然是挂一漏万。但是她的姿容风韵又是如何呢？在漫长的岁月中，历代文人雅士为之写下许多赞美诗篇，从中可以一睹当年风采。兹择录三首。南宋・张孝祥《念奴娇》： 恰到杏花红一树，撚指来时，结子青无数。 漠漠春荫缠柳絮，一天风雨将春去。 春到家山须小住，芍药樱桃，更是寻芳处。 绕院碧莲三百亩，留春伴我春应许。清・邓元远《鸠兹湖亭远眺》七律： 湖心亭里望中迷，帘卷春风燕子泥， 尺幅绽红萧寺嵌，一堆眠绿乱莺啼； 水惟不竞彩俱鉴，山欲飞来烟满堤， 恍在武陵最深处，开尊共坐六桥西。民国・汪石青《陶塘放舟》七律： 唧唧虫声四壁鸣，荷花香里一舟轻， 依微箫韵波光冷，断续渔歌夜气清； 久厌市𠪨思避俗，偶寻烟水算陶情， 如斯风景堪行乐，争是天涯看月明。 以上三首诗词，从三个时代，三个角度，写了陶塘远近不同的景色和情调，读之如身临其境，让后人也领略到当时陶塘的自然之美。 从这个意义来说，诗亦史也。声名莫道驰遐迩，好景还凭好句传！今日镜湖胜景空前，还有待于今日诗人游客，抒发爱国爱乡的情怀，用美好的诗篇，为她流传光彩，庶不输于前人风雅，不负于胜景名园！ 闲话止此，四曲俱成，录其二以抛砖引玉，调寄《九张机》: 镜湖晨，湖上迷晓雾轻。林间滴翠晴光好。柳边花下，衣香鬓影，一片读书声。 镜湖春，明珠耀彩媚江城。盈盈眉眼游人醉。花儿宜护，柳枝莫折，留住惜春心！
作者：胡绍儒 从市区乘船溯青弋江东行，不到八公里便见两百多艘船只呈一字长蛇阵靠拢弋江南岸，装运石头、石料、石灰等建筑材料，啃咬着芜湖昔日的著名风景区。夏去秋来，大荆山仅剩下一截山尾，小荆山也被切去大半。面对残峰断壁，危石悬崖，思古之幽情便油然而生。 民国以前，荆山周围都是湖泊。夏秋水涨，一片汪洋。在广阔的湖面上，大、小荆山对峙水中，宛若两道蛾眉闪耀在偌大的水晶盘上。湖光山色，风景极佳。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的后裔——元代历史学家欧阳玄作宰芜湖时，公余常泛舟湖上，陶醉山水，写下一些优美的诗篇。有一首七绝云:“一山西出一山东，八字分明在水中。古往今来多少恨，客愁无不在眉峰。”因而大小荆山又被人们叫作“蛾眉山”。此山最具特色是“寒壁”，“平芜一望连天水，峭壁千寻宿暮云”。古人形容为“峭刻耸特，如半壁倚空”。即使炎夏干旱，赤地千里，石壁上也有水滴下注，人立壁下，顿感凉爽——这大概就是命名“寒壁”之缘由吧。 壁端隐约可见“寒壁”两个大字，是明代本县举人骆骎曾追怀欧阳县令而题写镌刻的。欧阳玄还把“荆山寒壁”列为芜湖八景之一。特地写了一首七律：“青翠松杉一带寒，雪峰倒映浸湖光。一蓑晴絮收菰米，满径天花采玉肪。泾水东流冰滓白，淮山西借夕春黄。三年楚客江东寓，每见荆山忆故乡。”他的家乡湖北也有一座荆山，此诗把湖光山色和客愁乡思交融于一体。 明朝嘉靖年间，地方绅富集资在荆山上建了一座三开间三进两厢的“荆壁禅寺”。该寺背靠主峰西北侧的石壁，依山凿壁精雕了二百多尊佛像，庄严肃穆，气象宏伟。一尊二米高立体铜观音甚为稀罕。尤其是两只白鸽子造型优美，翘首举翼，跃跃欲飞。传说有一只白鸽子雕活了，竟然飞到河北濮家店一位石匠家去了。所以濮家店人们又叫做“白鸽店”。 经过寺内僧众多年劳动，荆山树木参天，仙鹤、老鹳等鸟类，盘旋林间，呼朋引类且歌且舞，情趣横生。山上筑亭建阁，山下湖边栽植了莲藕，荷花盛开时，真是“千寻壁削芙蓉面，万顷香生菡萏风。”明代诗人黄礼的七律《荆山》，把对荆山的感受写得淋漓尽致。诗云：“两峰相对郁嵯峨，下瞰湖波胜概多。练带平铺横翠影，蛾眉淡扫照苍波。云连石涧蛟龙宅，雪压丛林鹤鹳窝。夜半白虹光彩发，谁知碧玉在山阿。”（传说卞和璞玉产此荆山） 有人在“荆壁禅寺”旁筑一精舍，作为养性怡情、以文会友的场所。诗人葛纬的《荆山精舍》，作了这样的描写：“蹑屐临岩拭壁痕，苍茫烟树绕柴门。花侵石上芫蘼月，帆掠河边莜簜村。梵语书声皆入韵，松涛泉籁本无根。闲寻断碣频思古，泣玉惊心不忍论。” 荆山景色秀丽，环境优美，不但招来骚人墨客在此吟诗作赋，还吸引一些达官贵人来此揽胜息机，流连忘返。清代官人汪可准的七律《游荆山》写道：“同人簪聚揽春晖，横槊临流共息机。怪石藤萝寒壁峭，画船箫鼓夕阳稀。呼醪山馆惊鸿落，振辔河皋策马肥。月满浮梁醮露永，东风沉醉欲忘归。” 明末清初，小荆山有朱孝廉读书处，“朱园”更是景色迷人的地方。芜湖画家、诗人萧云从常来朱园游览作客，写下好几首难得的诗篇。有一首七律云：“绝壁天开未易亲，秋红重见昔年春。石边虎迹随常说，树里蝉声到处闻。草阁欲登无复版，粉垣空画有残云。百年松竹堪樵采，谁向灵岩问主人。”清乾隆十三年，邑人爱荆山之灵秀，在小荆山南坡筑“奎星阁”和“荆山书院”，作为士子讲学之所。 民国初年，有一位法国艺术家来此游览，曾惊叹说：“荆山寒壁可与敦煌石窟、龙门石窟和云冈莫高窟媲美！”当年，寺宇四周，树木葱笼，浓荫覆地，茂林修竹，长夏生寒。每当春秋佳日，寻芳访胜士女，纷至沓来，吹竹弹丝，吟赏烟霞，此乐何极！ 一九四八年初夏，驻芜湖国民党第二十军借口构筑江防工事，将山上竹树砍伐殆尽，显出一片童山秃岭。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为了保护历史文物，将“荆山寒壁”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省文化局派员前来察看，拨款一千余元修缮寺宇。芜湖县人民政府还特地出了《文告》，号召保护这一古迹。一九六二年春，前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同志视察芜湖，亲临“禅寺”游览，临别对住持僧法旺说：“把古迹保护好，就是你的功劳！”并指示县文化局拨款维修，全面髹漆粉刷，并购买石料，铺筑石级踏坡，为游客上山提供方便。 一九六三年三、四月间，中央文化部文物普查工作组在省文化局的配合下，一行七人来芜湖县考查，鉴定“荆山寒壁”。当他们进入寺门、跨进方格栅门的正殿时，为首的一位同志一眼看出如来佛座前一尊立体观音是铜铸的，并鉴定是清初铸造。寺僧法旺很惊讶，从未听说这尊菩萨是铜铸的。他特地用小刀在佛像边试刮，果见真铜，工作组同志还细看了两旁泥塑的十八罗汉。这些罗汉在解放前又遭到国民党军队破坏，多数断头缺臂，完好无损的只有两三尊而已。他们对这几个完好的栩如生的罗汉，赞不绝口，并为其他罗汉遭到破坏而惋惜、感叹。 观察文物精华——石壁（素称“寒壁”）时，他们全神贯注，细心考察成组的浮雕佛像，逐尊作鉴定性的评论。认为右半壁（北首）佛雕始于明代，造型生动，刻工精美。壁顶尚存的一只浮雕白鸽因今人用水泥补修，艺术上无法与原雕白鸽相比。左半壁（南首）佛雕较晚，始于清初，造型艺术比较粗俗，多为香客逐年捐款雕刻。据工作组同志介绍，石壁浮雕工程先后经过一百四十多年才告完竣。他们对右半壁浮雕的精湛技艺极为赞赏，并用摄影机逐尊拍摄下来。由于距离太近，无法拍摄全景。有两位同志放下画板，铺纸临摹，无一遗漏。这些珍贵的影片、摹本，也许还保存在文化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凌晨，芜湖市某中学来了很多“红卫兵”，以“扫四旧”为名，疯狂地将“禅寺”前两进庙宇中的泥塑木雕佛像砸毁。后进的石壁未动，仅用红纸写了一张“待上级决定”的长条贴在石壁的佛像上。然而不久，芜湖县某造反队又来“光顾”了一趟，作进一步破坏。一九七二年夏，荆山镇所属两个大队为了“避免寺产遭受损失”，干脆发动社员将“禅寺”迅速拆毁，砖瓦、木料等都尽行分掉，立体铜观音也被砸碎，当作废铜卖了！ “禅寺”下面，正是某采厂的轮窑，一连几个“卫星炮”竟将“荆山寒壁”的石雕炸得灰飞烟灭。现存的“禅寺”遗物，仅有二尊二郎神杨戬的石雕被某人珍藏在家里，两把椅子保存在荆山镇人民政府。 “荆山寒壁”遭到彻底毁坏，人们都感到十分痛心，非议和责难是理所当然的。开山采石固然是支援国家基本建设，但岂能毁灭文物古迹作为代价？！
作者：胡绍儒 四褐山距市中心十五公里，山土为黄黑色，大小四个山头（褐山、管山、马鞍山、龙头山）相连，故名四褐山。 四褐山踞皖江冲要，北可屏障南京，南可控制芜湖，东靠芜宁干道，西临裕溪口。裕溪口古称濡须口，是长江连接运漕河通往巢湖、合肥等地的咽喉，从三国时期起，此地便一再交兵，留下许多战争遗迹。 清朝康乾年间，皇帝作威作福，百姓信神信佛，地方绅富集资在山顶上建了一座“文峰亭”，在山顶南侧山窠里建了一座“望江寺”。先是堪與家言：在四褐山顶上建亭，早晨旭日东升，亭影倒映江心，好象一支生花彩笔，必应当涂县的“风水”，会出文人学士；可要坏对江和县的事。事情偏偏就这样凑巧，亭建以后，当涂县果然文风大振，人才辈出；和县却连年庄稼歉收，人死牛瘟。和县西梁山、陈桥洲、白渡桥一带农民聚集几百人，携带器械，乘船渡江南来，捣毁文峰亭，连望江寺的众佛像也被砸个稀巴烂。山下居民鸣锣报警，芜当两县农民越来越多，发生大规模械斗，双方人员互有死伤。官司打到安徽巡抚衙门（安庆），不能解决，最后由两江制台衙门（南京）裁决：死伤人员双方自理；砸毁佛像由和县出资修复；四褐山顶上不准再建文峰亭（和县坚持的条件）。从此四褐山上便只有“寺”没有“亭”了。 光绪年间，望江寺住持僧××，是一位有道的和尚。他一生最爱种树，寺前寺后，山上山下，植满了松、柏、桦、栗等树，葱茏挺拔，甚受地方父老的爱戴。他圆寂后，地方父老要为他装塑金身，成为“肉身菩萨”。然而，在封建社会，和尚道士成佛成神，一定要经当朝皇帝加封法号才成。父老们正在山上寺内议事，为此事犯愁。奇巧的事情又发生了。传说清廷兵部尚书彭玉麟从南京乘炮船溯江而上，行至东梁山，这位死和尚显灵，炮船在江心只是打转转，彭说，这里一定有蹊跷事，便在东梁山下离船登岸，带了两个随从步行至四褐山下，问明缘由，又不顾劳累登山察看。据后人查证，彭玉麟这次来芜是奉光绪帝和帝师翁同龢之命，以钦差大臣身份查办李五老爷（李鸿章五弟李鹤章）在芜湖河沿通衢要道，扎下辕门，阻碍交通一案。由于正值炎夏酷暑，在船上不耐热燥，上岸步行，一面风凉风凉，一面欣赏“两岸青山相对出”的地方的绮旎风光。 彭玉麟登山进寺，说明身份，父老们喜出望外，一致要求彭饮差为正在装塑金身的和尚加封法号。彭玉麟慨然允诺，当即代表光绪帝加封这位和尚为“望江祖师”。他还挥笔写下“大有因缘”四个大字，下款署“湖南衡阳彭玉麟撰”，作为纪念。装金后，特地在两座大佛殿前方建了一座“肉身殿”，专门供奉“肉身菩萨”。彭手书“大有因缘”的横匾，挂在佛龛的上方，引人注目。彭字笔力遒劲，甚得游人和书法家的赞赏。望江寺也更名为“现身寺”。从此，香火更盛，遐迩闻名。每当春秋佳日，游人香客，纷至沓来。斯时也，寺宇四周，古树参天，浓荫蔽日，茂林修竹，长夏生寒。繁花开禅院，异卉遍山岗，鸟鸣山更幽。山西坡有一座“曾三殿”，面对浩浩长江，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别有一番情趣，更叫人心旷神怡。常有失意的政客文人，寄居佛寺禅房，在此养性怡情，啸傲山水，乐不思归。 光绪末年，开始办新式工业，李鸿章的长子李伯禽（经方）从英国引进机械设备，利用四褐山南面两座土山的优质土壤开办“四褐山机制砖瓦厂”，当地民众叫它“机器窑”。所生产的砖瓦，供应外商和李府（李鸿章家族）在芜湖建房之用。 抗日战争时期，兵荒马乱，四褐山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树木被砍光，茅草被刨尽，成了土匪出没，藏污纳垢的场所。山后刘家村地主刘亨强，为了保境安家，办起了大刀会，防匪居然有效。后来他为了再应“风水”，替自己树碑立传，多方集资在四褐山顶上重建“文峰亭”。亭前匾额上篆书“文峰亭”三字，是在芜湖城内请一位书法家写的。因为刘目不识丁，匠人把“峰”字倒镌在匾上，他也不知道。先伯墨安《游四褐山》的一首七绝云：“非亭非阁亦非楼，占断山林为谁谋。堪笑刘翁无见识，倒悬匾字令人愁。”解放后，由于该亭造型丑陋，被拆毁。 建国后，四褐山划归芜湖市管辖（原属当涂县）。历四十年，四褐山已建成为一个初具现代化规模的工业区。
作者：胡绍儒 漳河发源于南陵县境以南山区，有南北二源，北源起源于绿岭荷长潭，南源始于烟墩水龙洞。两支源流在三里店汇合，向北至南陵入低丘和平原，经黄墓、石硊、峨桥至芜湖澛港入长江，全长115公里。西汉时，漳河名淮水，北宋时称漳淮水。元、明两代，上游名漳水，中游名淮水，下游叫鲁明江（因唐代隐士鲁仲明得名），清代以后统称漳河。因下游沿岸有鲁港镇和石硊镇，故下游段又称鲁港河和石硊河。 漳河通航，始于西汉。皖南山区的粮物，多半由此转运。六朝时期，南京为金粉之地；南宋时期，迁都杭州；南陵、繁昌等地供应朝廷的物资大都由漳河航道运出。清嘉庆八年（1803年），乡贤黄世显捐出巨资，购买块石，在漳河上首建石硊渡，石砌驳岸，并购田十三亩五分为渡户工食。同时开石硊至南陵的往返夜行船。从此客货运输日益繁忙。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芜湖商人创办内河轮船公司，共有小轮二十余艘，有一艘航行于漳河之上，定期往返芜湖南陵之间，载运客货，惟冬季水涸停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芜南线正式开航，小轮码头设在芜湖江口，停靠澛港、峨桥、石硊渡、黄墓渡，到达南陵。16吨以下木船可抵达南陵以上三里店。 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所著《建国方略》的第二部分——物质建设，即建设计划中，提出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设计，主张在浙江省平湖县东南的乍浦镇（滨临杭州湾），建设东方大港，从芜湖南端起开挖一条运河至乍浦入海，即是循澛港河折向东北，利用中江古航道，扩宽挖深，直插太湖，至浙江平湖县入海。这样，海轮可以直接驶抵芜湖，不必经由上海港再绕道长江。既能缩短航程，又可大大减轻上海港的压力。此计划如能实现，芜湖的地位将更为重要。 1932年至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派遣间谍，以驻芜湖日本领事馆为据点，调查了漳河的情况。资料摘引如下： “漳河从澛港至黄墓渡可航行民船及小汽轮。澛港以上距芜湖市19.6公里内，河宽530--480米，深18米以上，尤其在涨水期沿岸水陆没有界线，一片白茫茫的沼泽。澛港上去39.2公里到吴州（即峨桥）有渡口，两只渡船，每只可乘20人，每人收费二分。这里河面窄，河道弯曲，河宽约216米左右。水流湍急，水呈淡黄色。河床是泥土，有的地方水宽，水流缓慢，河床被泥沙堆积，河堤高1.5米，宽1.8米，这儿称作吴州河。 “距芜湖市47公里处是石硊镇，其东南是芜湖地区大片肥沃良田，只有西北遥远地方有红土的小山丘，河水都很清。堤东岸高3.6米，西岸堤高1.8米，此处是大平原。距芜湖市70.6公里是黄墓渡，河宽72米，堤高4.5米。芜湖至南陵73.5公里之间，所看到的民船总数150只，小汽船2只。这条水路下游数里间水量随长江涨落而变化，上游冬季夏季水量变化不大。张公渡距芜湖市86.3公里，有东面来的资福河在此汇合。这条河只能通行民船，向西北流入青弋江，没有码头，船只在河岸任意抛锚。”（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安徽航海学会1983年译） 抗日战争时期，芜湖、繁昌、南陵大部分沦陷，日军、日商的汽艇、汽船在漳河上横冲直撞，为所欲为。国民党川军某师投降日伪，改编为伪皖南独立方面军，祸首张昌德、李志千盘踞南陵、繁昌（张李两逆后被镇压），把掠夺来的物资，通过漳河航道运往芜湖、南京等地。1940-1944年间，泰昌轮船公司元利号轮和三九公司的一艘小型轮船担任芜南线客运。 抗战胜利后，芜湖出现了七家私营轮船公司，几乎都是国民党军官和退役军官开办，但轮船很少，只有联合轮船公司有一艘小轮航行于漳河上的芜南线。 新中国成立后，利用金马门老码头开办芜湖至宣城、芜湖至西河航线，利用江口一号码头开办芜湖至南陵航线。南陵至澛港65公里为通航河段。这段河道处于漳河中下游，河宽80--135米，最小流量1040秒立方米，最大流量1万秒立方米。常水坡降约0.15％，水流平缓。由于河床年久失修，泥沙淤积严重。其中南陵至峨桥47公里，常年通航5吨以下木船，枯水时有多处土坝浅滩碍航，只能通行1--2吨小木船5至10月，受长江高水位顶托，可航行轮船。1949年以前，漳河年货运量约4万吨，1984年，年货运量为21.6万吨，客运量多年平均每年约5万人次。 南陵至澛港有跨河桥梁三座：峨桥、铁路桥、澛港新旧公路桥。其中峨桥、铁路桥洪水时不碍航。漳河支流资福河、荆山河为通航河流。资福河从青弋江的西河镇分支，经金家阁至资福河口与漳河相接，全长26公里，5至10月通行木船。荆山河从漳河右岸的三埠管分支，经淘米渡、竹丝港、小荆山到ト家店与青弋江相接，全长25公里。荆山河河床较高，每年11月至翌年3月，河床外露，不通航。洪水期，水面宽80米，视水位涨落情况通航5--100吨船舶。1956年，芜湖航运办事处组织航道普查队，对漳河进行了普查与勘测，并组织民工建勤，初步疏浚了航道。1958年，结合水利兴修，大搞河网化，疏浚了荆山河。1966年，省拨款21.530万元，再次疏浚荆山河。从荆山河口至三埠管河道全长25公里，疏浚土方为53，826立方米。工程标准：底宽6公尺，边坡为1：2，抛泥要求在30公尺以外。由于原河床太高，仍只能季节通航。 荆山、资福两河，沟通漳河、青弋江，缩短航程，并与圩区一些通航渠道连接，构成这一地区纵横交错的水运网和水利网，对交通、水利大有裨益。 漳河流经南陵、繁昌、芜湖三县，是我市境内一条重要的航道和经济命脉。但由于长期以来，皖南山区林木遭到大量砍伐，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河床继续增高，多处碍航。旦山洪暴发，有漫顶溃堤的危险。市人民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已制定规划，将彻底治理漳河，为发展航运、发展农业提供可靠的保证。
大戏园史话作者：屠元建 早年间，芜湖人老少皆知的“大戏园”是芜湖现有据可考的戏曲剧场中建造年代最早的一所。现豪华的立体声特级电影院“大众”即为原址所在。“大戏园”先后称“大戏园”、“大舞台”、“歌舞台”、“新华大戏院”、“复新大舞台”、“青年剧场”、“同乐剧场”等名称，最为本地人习惯称呼的要数大戏园”或“大舞台”之名。 “大戏园”的建筑沿革 世居芜湖的现百花剧场电影放映师罗天林先生称，闻其父辈言：“大戏园”建于清代，是李鸿章的后代所建。规模比较大，木头楼座上下共有三层，戏园内四角均有木楼梯可供上下，在戏园内无论怎么走都能随时上楼下楼，非常方便，故被人们称作“跑马转角楼”，在长江沿线很有名气。这一说法在一份清朝光绪年间的“租约”和其它旁证中得以证实。现将该“租约”实录如下： 租约 立租字人永庆茶园今租到 李漱兰堂新造大戏园壹所坐落芜湖大马路屋内门窗格房桌椅板橙一应俱全开设永庆茶园凭中议定押租英洋叁百元正每月行租叁佰陆拾元按月恁摺支取不得过期不得过押租若过押租即行辞去其押租亦不私退恐口无凭立此租字存照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贰十日 立租字人永庆茶园（画押） 凭中人谭明卿（画押） 凭中人齐月溪（画押） 王得林 王美斋（画押） 戴家试（画押） 计开 大方桌壹张，长条桌贰张 方桌壹佰零陆张，伍佰贰拾壹把 牌橙叁佰贰拾捌张，长条橙伍拾肆张 铺板壹佰陆拾玖块 “李漱兰堂”，即李鸿章长子李经方之名，“芜湖大马路”即今中山路。据房管局退休职工吴宗愚先生等人回忆，民国年间的中山路一带，除了“大众”之处的剧场以外没有什么大型剧场。虽然现百货公司一店处曾经演过戏，但其东面的陶塘水域比现在要大，包括今天的部分环塘马路，许多塘边的房屋后半部都需在水中支撑木柱，形同水榭，象“租约”中所提到的，仅方桌便有106张的规模显然不可能。再加上“大戏园”西面至范罗山脚下，北至北京路一带的居民区，因“大戏园”而得地名为“大戏院”，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以确定该“租约”中所指“大戏园”无疑便是今“大众”处的人们常说的“大戏园子”。而始建年代亦可断定为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辟“大马路”后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这所“大戏园”租予人开设“永庆茶园”之前的四年间。 清代有许多茶园由卖茶为主、演戏为辅逐渐转化到以卖茶为辅、演戏为主，有些则发展到后来的正式戏园，戏园与茶园在很大的程度上，园同名异而已。这种习俗在清代一直延续一、二百年直至清末民初，如民国初年的“丹桂茶园”、“天乐茶园”等都是当时上海有名的戏园。便是我市清宣统二年（1910年）《皖江日报》上三个戏园的演出广告中，也有一个叫“聚仙茶园”。 “大戏园”就其规模而言，前述罗天林回忆的“规模较大，木头楼座上下共有三层，四角均有楼梯可供上下”中已有所提到，而“租约”中，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大戏园”容纳的家俱不算大方桌、长条桌和169块铺板，仅方桌便有106张，椅子521把，牌橙328张，长条橙54张。如以每把椅子和每张牌橙坐一人，每张长条橙坐2人的最低数计算，这些椅橙可坐957人。清代戏园看客的坐法和今天剧场内沙发座椅或翻板木椅一排接着一排观众比肩而坐的方式大不一样。清代戏园的大厅内安置许多方桌，在方桌两侧及面对戏台的一面设座，观众三面环坐，一边听戏看戏，一边品用茶点。到了清末，三面环坐的观众渐以面对戏台为主，然每张方桌之间，仍需留有充分的空间供提壶续水的茶房前后左右的奔忙，故清代近千名观众的占地所需面积，约二倍以上于今日。若依照当时观众座席的安排，也不难想象出，能容纳百多张方桌和椅橙罗列开来的剧场是何等的规模。 关于“大戏园”的楼座，被采访者均有提及，且对其印象很深。综合包括罗天林先生在内的几位主要被采访者，如王学周先生（毕生从事京剧艺术，三十年代前半期曾在“大戏园”演出过京剧，退休于江苏省某所京剧学校，现为市京剧爱好者协会的成员）、胡升康先生（世居芜湖，酷爱京剧艺术，退休前曾任市轻工志主笔之一）、路定福先生（世居芜湖，爱好并从事过戏曲艺术，已退休）、郁家福先生（世居芜湖，退休于市一建公司；其父郁成刚于民国期间经营的“郁顺记营造厂”曾于三十年代为“大戏园”进行过维修工作，并是“大娱乐”戏院和“中山纪念堂”承建商）、吴宗愚先生（世居芜湖，退休于市房管局）、柏鸿来、王鸿喜先生（四十年代京剧“鸿春社”演员，现退休于省京剧团）、王惠娟女士（四十年代在“大戏园”任售票员，其丈夫李少白曾任过该戏院外交经理）、杜光辉先生（1954年任“大众”经理，曾负责折除“大戏园”旧建筑，建新电影院的基建工程，现退休于机械学校）等多数为年过七旬者的回忆，对“大戏园”的整个建造布局，尤其是其楼座及其它观众席可作如下描述： 由“大戏园”东首的竹木大棚进入门厅，向前走十几米左右即抵二道门，门右手边（北侧）有票房，观众在此买戏票后便可由二道门的半截木闸门进入戏园。左右两边可沿楼梯登楼，继续向前走则进入了观众厅。中间为“池座”部分，由前往后分为头等、二等、三等之别。三十年代后半期，池座席最后加设了一排“弹压席”为军警宪特人员专座。池座席位由长条木椅组成，每张长椅靠背的扶手处挖有许多小孔，可挂放置茶杯的铁丝编织成的杯篓，这样既可方便后排观众放茶杯，又能解除前排观众担心靠背上的茶杯翻覆让茶水所烫的后顾之忧。所以，观众又习惯称池座的肺位叫“茶座”。“茶座”的南北两侧和正对舞台的三面上方，均有粗大的木柱支撑起木质楼座。两侧楼座的前面栏杆至后面大墙间的宽度约为1.5至2米；靠近戏台的位置两边各有几间包厢；正对戏台的楼座叫“特厅”，前后有座位11排；由两侧的包厢向后端延伸直至“特厅”，包括拐角处楼座称“花楼”；“花楼”和“包厢”的下面，即支撑楼座的粗木桩直至大墙间，设有较“茶座”席位要简陋的几排长条窄木橙，木橙后的墙跟空地在满座时可售站票以丰盈利，观众称这部分席位叫“清看席”。“清看”席与池中“茶座”之间有木栏杆隔开，“清看”的观众由靠近大厅后端的栏杆缺口处进去后，需沿长条橙后的狭长地段向舞台的方向挤，先来者可在长橙上占一席之地，后来的如不愿远离舞台，只有为饱眼福辛苦两腿打站票了。包厢如有达官显贵预先包订，则在包厢内的主座前备好木条桌。如包厢无人预订，则按平常楼座规格安排座位，撤去案桌以便多坐观众。 关于楼座的层数，在被采访的人中曾出现两种说法。持楼座共有二层，包括池座共有上下三层者居多。根据，四十年代在此演出的“鸿春社”演员柏鸿来先生所述，早年班社在此演出，他尚小，老板不许他们外出玩，除了练功练唱外，就只能在戏园子里边楼上楼下的跑着玩，记得楼座共有二层，上下共有三层。另有退休于市一建公司的郁家福先生回忆：三千年代中，其父郁成刚经营的“郁顺记”营造厂为“大戏园”进行维修。他放学后带同学到“大戏园”里玩，顺便让同学们拾些刨花柴回家生炉子，清楚地记得楼座有二层，有的木料很旧了，需要更换。但有的被采访者则认为只有一层楼座，加上池座共有二层座位。在出现不同说法时，为避免偏听偏信与史实有误，笔者在查民国期间的芜湖报纸时，特别留意有否关于“大戏园”楼座的消息。终于，在1939年11月28日《芜湖新报》上，发现了一份“大戏园”（时名复新大舞台）刊登的启事：“奉宪岳队谕午前修理三阶三层楼一俟竣工照旧登人惟二楼照常售票日夜开演此启”。我们从该启事中可以明确两件事：一是“大戏园”有两层楼座，加池座和清看席共有三层座位：二是此次修理不管是否为郁家福先生回忆中提的那次，可肯定在此之前已有三楼，因启事中有“照旧登人”之词。 剧场是观演场所，除以上综含描述的“大戏园”观众席区域外，戏园的另一半重要部分供演员表演的舞台是这样的：舞台面积较大，三十年代即开始安置机关布景，台唇向前突出三圆弧状，台沿有约20厘米高的木质矮栏中饰“米”字型图案，台口上方高处有一根铁质横杠。台沿的矮栏杆既可避免东西滚掉下戏台，又可作安置脚灯的遮掩物让观众不易看到，台口上方的铁横杠则是让武功演员表演武戏的设施，舞台地板下还架空倒置数口巨型大缸，以助共鸣。三十年代前半期在该戏台上演过京剧的王学周先生，对“大戏园”内音响效果之好，至今记忆犹新。四十年代在此售过票的王惠娟女士亦称，当年戏台上开锣后，她位于二道门外的票房内都可听到台上的戏文。在早年“大戏园”无扩音设备的情况之下，能达到如此效果，除演员的功夫到家，要做到唱腔念白字正腔圆，达到“清、纯、远、美”的要求外，自然也得益于剧场大厅结构的科学合理和舞台的建造特色这些因素。 以上综合描述的依据，虽只是“大戏园”在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光绪末年始建时的原貌，但其中许多构造格局和观众席位的划分，均与我国清代及民国初年的一些戏曲史论著中有关剧场情况的记载，有许多近似甚至相同之处。 “大戏园”始建应属于旧式茶园内的那种“三面敞开型”舞台。因其在1906年时有106张方桌供开设“永庆茶园”，地面非平坦不可。新式戏曲剧场在改造舞台形状的同时，也将观众厅地面由前往后逐渐升高，并撤掉了茶桌。被采访者们回忆中的“大戏园”，舞台口上方有铁横杠供演员表演武戏，台唇前沿围以高约20厘米的木质矮栏杆。仅由这两个特征中便可看出改建后的“大戏园”舞台上犹存的老式戏台遗风，因为《中国剧》一书描述清代戏台时正有“柱间高横铁杠一根或二根，距台面大约一丈，以便演习武艺。舞台前面及左右，绕以栏杆，高约尺余”的文字。至于“高约尺余”的栏杆，在改造后的“大戏园”舞台上高度降低到只有20厘米左右，则是基于观众欣赏角度的考虑所进行的改进。另外，“大戏园”舞台前沿向观众厅突出呈圆弧状的特征，也与《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所指“当时（系新式舞台初期）的镜框舞台的台唇都比较大，呈半月形”相符。 这一舞台形状的改变标志着“大戏园”由老式的茶园进入了近、现代新式戏曲剧场的行列，也代表了我国延续近800年左右历史的剧场结构形式的重大变革在芜湖的具体体现，其意义远非仅仅舞台形状变化本身所能比拟。 笔者在探究“大戏园”舞台改建成镜框形舞台，从而完成由老式茶园进入近、现代新式戏曲剧场这一重大变革的确切年代时困难重重。首先，无任何记载此事的文字资料可供参考；其次，由于年代久远，以现年过七旬的身体健康，记忆清晰的被采访者年龄前推70年，在二十年代初期也仅几岁而巳，他们于后来在“大戏园”看戏时，对其舞台的最初印象既为新式舞台的模样，至于“三面敞开型”舞台毫无记忆。在扩大线索的尝试中，吴宗愚先生曾向笔者推荐了一位家住集益里一带的史姓女士，此人早年曾于现“老余昌”眼镜钟表店处开百贷店，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芜，史女士曾作为本地妇女界代表之一前往“大戏园”参加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找到其后人，有可能获得对当时舞台的间接印象，倘若有珍藏的当年在“大戏园”的照片之类，则更是可一锤定音的权威材料。郁家福先生也推荐过一位家住牛奶坊的马瑞洲老人，称其在1987年左右还见过他，虽已近90岁，但身体尚健，早年亦从事过建筑并爱好戏曲，若能寻到，定有收获。笔者对以上两人多方寻觅，史姓女士的后人始终未能找到，而待于1989年上半年找到马瑞洲老人的原住处后，可惜从邻居中得知老人已于不久前去世。依此看来，关于“大戏园”舞台的改建年代的考证似乎无踪迹可寻。然而，清末芜湖的报纸上刊登的几则演出广告，及几个集会活动的报导给我们提供了几点线索： 一、芜湖开办最早报纸之一《皖江日报》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之间刊登的戏曲广告，迄今尚存的还有五则，其中名为“中江大舞台”戏园的广告有三则，所演剧目17个；“皖江第一台”戏园的广告有一则，剧目3个；“聚仙茶园”广告一则，剧目一个。以上虽不能肯定“大戏园”在当时是以何名营业，但因其规模，此三处戏园有一处是“大戏园”所刊登的戏曲演出广告的可能性相当大。 二、民国纪元（1912年）10月30日，孙中山先生抵芜，各界人士在“大戏园”召开欢迎会。上海版的《民立报》上报导大会盛况时，所用的戏园名称为“大舞台”。 三、进入二十年代后，芜湖各界在“大戏园”举行过多次游艺大会和纪念大会，报刊上报导时的用名均为“大舞台”或“歌舞台”。 以上三点中，第一点暂且不论，就1912年10月30日“大戏园”处召开欢迎孙先生的大会时，戏园名称已叫“大舞台”，并延续到二十年代后这一点来看，其戏园名称在“舞台”两字上作文章之现象，可否看作是“大戏园”改建舞台后的反映呢？上海的“新舞台”，北京的“第一舞台”，这两个我国最早的新式戏曲剧场名称，不也是在“舞台”二字上作文幸吗？若此推断能成立，那名“大戏园”的三面敞开型”旧式戏曲舞台改建为新式镜框型舞台的时间是在1912年以前，甚至有可能在1910年前（如“中江大舞台”为“大戏园”之名）。亦可以认为芜湖拥有镜框型舞台的新式戏曲剧场出现的时间，早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上指出的1914年建于北京前门外柳树井大街的“第一舞台”戏园。 我国第一所新式戏曲剧场——1908年建造的“新舞台”戏园所在地上海，距离北京的路程是距离芜湖路程的4倍，况且，清末民初的芜湖虽非都市也是个商旅活动频繁的水陆码头，上海的各方面信息传达到此均较为迅捷。外加上“大戏园”房产主人李经方曾于清光绪十六年至十八年（1890年至1892年）和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二年（1907年至1910年），分别担任清朝驻日本国公使和出使英国大臣，不说受其父李鸿章洋务派思想的影响，单就其驻外使节的生活经历亦足使他对当时的新潮观念较易接受，因此在清末民初的1912年以前对“大戏园”再动土木，大肆改建旧式戏台而为镜框型舞台的可能性极大。而且，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芜湖大马路一带开始供电，这给“大戏园”戏曲演出的照明条件带来彻底的革新，光源的变化（使用电灯前，“大戏园”的照明很可能为煤气灯）也势必会在客观上促使“大戏园”对其旧式舞台予以改建。所以，芜湖“大戏园”是我国最早期的新式戏曲剧场之一，对戏曲艺术尤其是京剧艺术在芜湖的繁荣发展，以及对附近一带的剧场建筑结构的革新自有它的影响。 改建后的舞台形状主要是压缩了纵向的深度，扩展了横向的宽度，并在舞台的两侧增设原本位于舞台后方的副台，以供演员候场和作准备工作。这样一来，“大戏园”观众厅内原靠近舞台一端两个角的楼梯，便处于舞台和后台的南北两头，原本无楼的后台也修了楼。据早年在此演出过的演员称，后台的楼上设有香案，供戏园和班社的老板在此焚香祈祷，求神灵保佑演出叫座财源茂盛，平时严禁闲杂人员接近此地，以免冲撞神灵。在后台后面的小院内，还修了一座砖木结构的有厨房和库房的二层楼房，供演出的班社剧团老板和较有地位的演员住宿。 进入三十年代中期后，中山路一带的街面房屋日趋吃香，原本较宽敞的竹木门厅渐被压缩成一长方形的空间。据市规划设计院葛立三工程师搜集的一份旧房产资料中，有关“大戏园”于四十年代时形状草图标明：当时“大戏园”南北两侧大墙跨度为27.5米，东西两端包括舞台在内的大厅长度为44.68米，此建筑占地面积为1228.7平方米；舞台不包括向前突出的圆弧状弓高其深度为7.18米；后台西面的二层楼房长27.5米，宽7.75米，建筑面积426.25平方米：门厅南北之间的宽度仅6.9米，其深度有13.1米，建筑面积90.39平方米，名为门厅，实际上形同一南北窄而东西长的走廓，票房仍在原位置，走廊两边墙上多挂有戏园上演剧目的海报、班社剧团的介绍及名演员的照片等宣传品。 以上提示的尺寸，虽不能完全确定为“大戏园”始建时数据，但主体结构不可能有大的改动。1954年下半年开始兴建的大众电影院，南北大墙中心线跨度19米，东西长28米，建筑占地面积532平方米；门厅的宽度19米，进深5米，占地面积95平方米。两者相比较，原“大戏园”建筑规模自可见一斑。所以，一些被采访者回忆早年间“大戏园”的建筑占地东抵现中山路街沿，西囊括今大众电影院后面的宿舍楼，北“老虎灶”（现改作商店），南达华兴街路中的说法是很可信的。 据退休于市一建公司的郁家福先生对三十年代“大戏园”的回忆，认为其结构只能算作木结构。笔者则认为：“大戏园”在始建时为木结构建筑，南北两边的砖砌外墙为后来为加固而增建。至于后来出现的“洋式店面”的门面建筑有可能是三十年代中期所建。因此时董海亭接手经营“大戏园”。 董海亭曾任芜湖公安局侦缉队长，又是青帮人物（有人认为他是青帮“悟”字辈人物，但据一位最近回芜探亲的台湾同胞回忆，认为他是“悟”字的下一辈“觉”字辈人物），集警方和帮会势力于一身。二十年代末，他便在中山路开设了东南饭店，其财力、势力均比较强。由他将“大戏园”竹木大棚门厅改建为二层楼的门面建筑是有可能的。同时期建于国货路一带的几家店铺的门面房，及现新芜路工人酒家东边原“救火会”建筑的样式与“大戏园”称“青年剧场”时的门面造型很相似。据对芜湖近代建筑史颇有研究的人认为，这段时期，芜湖在建筑设计方面上受上海一带房屋造型的影响，虽有点不伦不类，但也体现出某种风格。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芜湖市。不久，“大戏园”（当时已再度易名“同乐剧场”，又称为“同乐大戏院”）与另外几家私营影剧院由芜湖市军管会接管，参加接管的军管会工作人员有刘乔、何瑞、刘林枫、王毅、刘玉山等人，同年夏季，芜湖大水，为考虑安全，拆除了“大戏园”的第二层楼座。翌年5月，市文教局决定将“大戏园”改作电影院，按放映电影的要求，在“特厅”楼座的后面，即门面建筑的二楼改建了放映机房和办公室，由陈洪云（已故）具体负责此工程。 1954年夏，芜湖市及长江沿线遭受百年末遇的洪涝灾害。大水退后，“大戏园”建筑遂全部折除，并于下半年在原址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大众电影院建筑，建于清朝末年的“大戏园”半个世纪的历史从此结束。今天，豪华的立体声特级电影院“大众”，即是在1954年所建的主建筑结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之后于1988年7月，由市影剧公司，大众电影院，采用贷款、税前贷款和自筹三种方式筹集80万元用三个月的工期重新装璜修建而成，也是我市的第一家特级电影院。 “大戏园”的主要演出活动及重要集会 “大戏园”若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年为历史始端，其最早期的戏曲演出活动现无任何资料可查。1906年至1908年间，芜湖曾发行过一份小报，报名取主办者合肥人焦二风、芜湖贡生齐月溪（辛亥革命后，曾任设在今工人文化宫地址处的皖南军政分府秘书长）、太平人谭明卿（时为上海《申报》驻芜访员，即今记者）三人名字中各一字为《风月谭》。根据《芜湖报刊志》载，《风月谭》报内容多以“评花谈戏、风流韵事”为主，多在“市民中和茶楼、戏院、烟馆、妓院等处发行，销路尚好”。该报必对当时芜湖戏院的演出情况有所记载，况且主办人中的齐月溪、谭明卿，均为“永庆茶园”于该报创刊的同一年租用“大戏园”房屋时的主要中人，自然对“大戏园”的业务格外关注。如果能挖掘出该报，无疑将会对研究我市包括“大戏园”在内的清末文化生活提供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笔者曾遍寻所有能接触到的芜湖故老，但终因年代太久而未能有所发现。然而，清宣统二年至宣统三年之间，芜湖“中江大舞台”、“皖江第一台”、“聚仙茶园”三家戏园，在《皖江日报》上刊登的戏曲演出广告至今尚存五则。“中江大舞台”于宣统二年（1910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刊登的广告内容较多，日场上演的剧目有《取洛阳》、《二度梅》、《时迁偷鸡》、《忠孝图》、《双色案》；夜场戏有《采石矶》、《草桥关》、《宝莲灯》、《九件衣》、《大挑枪花》、《洞房献佛》、《蝴蝶梦》、《文昭关》、《铁公鸡》、《濮阳城》，主要演员有刘春山、许兰香、小三胜、徐金林等人；同年农历十一月初九（1910年12月10日）上演《山东老弟兄》，主要演员有许兰香、小月奎、小山东；翌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1911年3月21日）上演《张文祥刺马》，主要演员有刘春山、曹胜奎。“聚仙茶园”于宣统二年农历十一月初九（1910年12月10日）上演《紫霞宫》、《捉放曹》，主要演员有王雅琴、张风奎、高翠仙、张彩奎。“皖江第一台”于宣统二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1911年3月21日）上演《阴河水》、《三义归天》，《定军山》、《甘露寺》，主要演员有筱翠兰、赛桂芬。 由于此五则戏曲演出广告上均未注明戏园地址和戏曲曲种，究竟“大戏园”在当时是以何名营业无证可考，只能从“大戏园”的建筑规模在当时的芜湖属名列前茅者来推断：此三个戏园中有一所为“大戏园”，还有一处很可能是位于现新芜路北面小戏院处，原山陕会馆内的“光明戏院”，即芜湖老人们习惯称为“小戏园”者。因该戏园历史亦较久远。被采访者中的王学周先生回忆，早年间，曾听长辈们说过，辛亥年（1911年）间，我国京剧界著名的红生演员，有“活关公”之称的王鸿寿（艺名“三麻子”）先生曾在“小戏园”演过戏。另外，民国五年（1916年）的《民国日报》上也有过关于“小戏园”的报导，可见此处在清末民初的芜湖亦是一所主要戏园，详情另文再述。 关于“大戏园”早年间的演出习俗，胡升康根据我国戏曲理论家赵景深先生的部分回忆所撰《景深先生在芜湖》一文中，有这样的介绍：“景深先生在芜湖时，常跟随他的父亲到大马路（今中山路）大戏园去看京戏。那时还是京、梆“两下锅”时期，名角李春来，粉菊花等到芜湖，常以梆子腔的旦角唱大轴，演一些跌扑的武戏如《紫霞宫》、《阴河水》之类的剧目，而京剧武生或老生只是演压轴戏。而此“两下锅”，正是我国于清末民初流行的一种演出习俗，因京剧和山西梆子、或河北梆子同台演出，剧目、表演各自保持原状，不相混合而故称。所以，又因京剧在前，梆子戏在后唱大轴而称为京、梆“两下锅”。 “大戏园”在建成初期不仅是芜湖主要的一所戏曲演出场所，也为话剧的前身——新剧在芜湖的活动提供了舞台。新剧于1907年传入我国，是一种和当时清朝末年的革命运动有着紧密联系、以对话和表演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新兴戏剧，人们称为“文明戏”。我国著名新剧活动家任天知和温亚魂、郝耕仁组建的中国第一个职业新剧团体“进化团”，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春由南京来到芜湖“大戏园”，演出了讽刺清廷官吏腐败的新剧《都督梦》，主要演员“多数为同盟会员或辛亥革命志士，有汪优游、韩复炎、胡抢一、陈镜若、季砚夫、王幻身、张东野、肖天呆、恢及钱、钱逢辛等四十余人”。“由于新剧演出采用幕表制这种新的艺术手段，便于直接地、逼真地反映现实生活，体现复杂的矛盾冲突，深刻犀利的讥讽封建官吏的丑恶，大受芜湖一般市民的欢迎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的喜爱。”1911年4月27日，以黄兴为首的同盟会员在广州发动反对清朝封建政府的武装起义，但因计划不周而失败，死难者72人。“进化团”及时地在“大戏园”排演了“歌颂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黄金赤血》和鼓吹革命的《共和万岁》。前后在“大戏园”共演出了两个多月时间，直到该年七月夏季，芜湖大水，马路成河，该团遂赴武汉”（摘自《芜湖市志通讯》1986年第3期，《进化团在芜湖》一文，刘良成撰）。 由于新剧说的是普通话，剧目也多以现实生活中的事编成，这种从内容到形式均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不但很快地为一般群众认可，也对芜湖的新文化发展产生了相当影响。直到“五四”运动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芜湖的很多学校时常排演话剧、歌舞参与民族救亡运动及赈灾义演，并产生出象阿英、王莹这样著名的剧作家和演员。1988年5月1日，《芜湖日报》刊登的一篇汪仲华撰写的文章《忆阿英老师》中便回忆，1926年11月，当时在芜湖民生中学任教的阿英先生组织师生并亲自导演了话剧《春闺梦里人》一戏，并在15年前“进化团”演出过的“大戏园”舞台上向社会公开演出。 “大戏园”自建成后不但是戏曲、戏剧的演出场所，还是芜湖举行重大集会的场所。其中最著名的一次重要集会当推1912年10月30日芜湖各界人士在“大戏园”（时名“大舞台”）举行盛大的欢迎孙中山先生莅临芜湖的集会。这年，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对我国的大江南北进行考察，其中也包括芜湖一地，此后孙先生著《建国方略》时曾对芜湖的建设战略，尤其是长江和内河航道的整治及江堤与港口设施的建设有过很具体的规划方案。1912年11月3日上海版《民立报》上对孙中山先生在芜湖的活动以及“大舞台”（即“大戏园”）举行欢迎集会的盛况作过如下报导：“ 中山过芜追志 芜湖函 孙中山先生于三十号一早到芜是日清晨各界代表在大舞台召开欢迎大会各界来宾赴会者约以万计场为之满途为之塞盖三尺童子无不以一瞻先生丰采为荣幸者会场布置门前用竹花扎成辕门两旁围以色布辕门之内列菊成山极为美丽由会场至江苏米捐局延长半里皆用彩布为棚巡士守望为卫先生于八时乘联鲸兵舰先至弋矶山次由各机关代表及国民党招待前往迎迓始由接官厅上岸乘马车至大舞台观者塞途开会时首由孙品山君报告宗旨即请孙先生登台来宾均起立行三鞠躬礼先生答礼后即演说略谓吾等由奴隶地位而至主人地位为莫大之幸福惟为主人翁必应尽其应负之责任万今民国初建万端待理民之于国为最大之要素欲国富民强当自立则凡百艰难事务吾民都宜负其全责望诸君共济时艰为幸等，欢迎大会至下午二时散会，孙中山先生稍事休息后于三时仍乘马车至江口上联鲸兵舰开往东西梁山观阅炮台即下驶回沪矣。” 清末所建的“大戏园”能在民国纪元这一年作为芜湖人民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的会场，实为其荣幸，同时也可看出“大戏园”在芜湖诸家戏园中的地位。 此后，“大戏园”先后还多次举行过义演游艺大会。如1920年10月，第二农校师生在此化妆演剧助赈；次年3月初，芜湖各界联合在此演义赈剧，虽遇风雪交加的寒冷天气，然往观者仍很拥挤，让组织者在连演两天后不得不再加演一天；1922年底至1923年1月，安徽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在“大戏园”举办筹款赎路游艺大会；1928年2月，芜湖县农民协会举办筹赈募资游艺大会；1929年11月，芜湖国民拒毒同志社在此举办第六届拒毒运动周游艺大会，其内容有武术（时称国术）、杂技、话剧、歌舞、京剧，并放映了我国早期拍摄的影片《红楼梦》。参加演出的单位有芜湖萃文学校、第二女中、第三女子小学、第九女子小学及国术研究会和本地的京剧名票：1930年10月，国民党芜湖市、县党部在“大戏园”举行大会，纪念参加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十九周年，到会者约二千余人。在诸多游艺大会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1933年底一次大型民间抗日义演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又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再度挑起战火，全国人民掀起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其中，除抵制日货外，禁捐义演活动亦是一种主要的形式。1933年12月30日至31日两天，安徽国货公司联合芜湖各界人士在“大戏园”举办了大型“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游艺大会”，以此支持抗日，迎接新年。该次义演有两大特色： 一是广为宣传，积极促销门票。组办的牵头者安徽国货公司不愧是商界好手，推销颇有方法。先是利用各种手段宣传这次游艺大会，包括在报上提前连续刊登有节目内容的大幅广告，继而除在闹市区多处设点售票外，还派出两个小组深入长江边的洋街，鸡窝街（今吉和街一带）等地居民区和河南的街头巷尾，上门宣传推销门票。前一组售得票款182元，后一组售得93.5元。虽然票价较高，分1元和5角两种，高达当时一般戏票的一倍多，但由于民众之中的爱国意愿高涨，外加宣传推销得力，这次游艺大会总共募得门票款1515.50元，除去假洋3元，假钞1元，实际所得为1511.50元。这笔款项后交由义勇军后援会，实施援助之具体办法。 第二大特色是不仅演出阵容可观，节目丰富多彩，而且在节目顺序安排上很讲究张驰得法，将数十个不同类型的大小节目协调得如同一台大戏。演出开始，先由精武体育会和体育促进会人士表演小洪拳、形意拳及精彩的杂技等十项节目拉开序幕，再由小小音乐社表演舞《休息五分钟》、《十里长亭十杯酒》、《滑稽交际舞》。轻歌曼舞方罢，大力士沈惟善上台表演石担背花，此君健壮的体魄和惊人的力气将一副二百多厅重的石担在背上翻滚盘旋，犹如一杆飞叉，舞至紧张处，观众不禁为之惊呼。随后，蔷薇音乐社表演歌舞《梦中情人》、《水手舞》、《慰劳义勇军》；再由汪中峰、汪东风、胡琴等合演滑稽剧《死要钱》；第二职业中学的师生同台表演话剧《湖上的怨剧》。最后，名票翟宗佑、崔啸梧、高宝因、陈德富、汪啸斋、罗白璋、高士林等人演出京剧节目压台。具体的京剧剧目是《采石矶》、《闹府》、《南阳关》、《女起解》、《捉放曹》、《落马湖》、《骂曹》、《盗御马》、《四盘山》、《贺后骂殿》。当时，芜湖观众中京剧爱好者甚多，把京剧作为大轴戏，引起了很好的剧场效果，也为第二天的义演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该次的“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游艺会”，由于以上两大特色，使之成为诸多义演活动中比较成功的一次大规模义演，不仅募得1500多元款项直接支援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而且在本地民众中掀起了一次宣传爱国抗日的思潮，并因芜湖是发达的商埠，南北客商往来频繁之地，对长江一带的抗日宣传声势也造成一定影响。 二十年代，包括“大戏园”在内的剧场极少在报上登载戏曲演出广告，报端仅有电影歌舞、杂技等上演的消息。以接待京剧班社剧团为主的“大戏园”，对上演的剧目采用雇专人上街张贴戏报的宣传方式。此人在每天贴戏报时，还随身携带戏单（又称“戏目”）赠送给一些老观众，以拢住客源。当观众入场时可在戏园门口领到免费的戏单。清末民初的戏单多用粗糙的红毛边纸木刻印刷，字体不甚整齐，后来才逐渐精致起来，早期免费的戏单也开始卖一、二枚小钱，如同今天我们看戏时购买说明书。然而，这些皆随时间流逝而去，无法给今天留下当年演出盛况的记载。笔者曾多方奔走寻觅民间珍藏的戏单等物，终因年代久远，经战火蹂躏，日寇入侵，绝大多数已流佚不传，侥幸保存下来的，至六十年代又遭“文化大革命”浩劫。酷爱戏曲艺术的胡升康、路定福二位先生曾非常痛心地向笔者谈到，家中保存有上辈人即开始搜集的从清代到民国年间的许多戏单、戏报，其中还有胡升康之父亲于清末与赵景深等人在“大戏园”看戏所留存下来的宝贵文物，及以戏曲艺术为主要内容的小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扫“四旧”的红卫兵付之一炬，好不让人痛惜。故此二十午代的“大戏园”除了报上报导的游艺大会等消息外，有哪些主要的演出业务便很难知晓。《退休生活》杂志1985年第5期发表《盖叫天拳打地头蛇》一文后，我市一职高同学许玮据此文和《盖叫天传》一书部分内容，撰写《盖叫天两到芜湖》文中叙述：盖叫天于1925年带了一个戏班子到芜湖“大戏园”唱戏，因不买一姓李的地头蛇的帐，未去“拜门”送礼，招致了盖先生唱打炮戏时，即遇到李带领一帮流氓无赖捣乱，盖叫天先生忍无可忍出手还击，将李等人打得哭爹叫娘狼狈逃窜。盖叫天先生也未演戏便带上戏班子次日离开了芜湖，直至解放后方重返故地，为江城人民表演了拿手的武打戏。笔者为此事询问本市老戏迷们时，胡升康先生也称有印象，因盖叫天非一般演员。且回忆，在1924年，即盖先生在“大戏园”痛打地头蛇的前一年，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来芜演出，也遇到有人捣乱，因而愤然离芜。因此，胡升康分析认为盖叫天是在上海得知尚小云来芜受气一事（盖、尚均以上海为演出基地之一），于翌年专门来给尚小云先生出气摆平的。若此事属实，也为“大戏园”在二十年代的一件大事。所不能确定的是，合肥鲁业廉先生据河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武生泰斗盖叫天》一书，和华东出版社出版之《戏曲报》上《盖叫天的艺术生活》文章，撰写了《盖叫天扬威芜湖》一文，文中所述内容与《盖叫天两到芜湖》基本差不多，只是时间不同。文所指时间为1925年；鲁文所指时间为1910年李姓地头蛇为本地清廷武官李葆泠统领之子。就盖先生年龄而言。1910年22岁，年轻气盛；1925年37岁，已具有相当地位。究竟此事发生于那一年，因笔者未能找到《盖叫天传》和《武生泰斗盖叫天》两本书，暂且存疑，就事情本身而言，在旧社会对老戏迷们来说已是见怪不怪了。 自二十年代起，“大戏园”营业性演出基本只接待京剧班社，其它地方戏曲曲种极少能进该戏园，到了三十年代，“大戏园”更成其为京剧在芜湖的演出基地。京剧是当年芜湖人民最喜爱的剧种，戏曲观众中有为数众多的京剧爱好者和票友。人们习惯称京剧为“大戏”，称其它地方戏为“小戏”，“大戏园”之名在芜湖人的眼里成了看京剧，即看“大戏”的专门戏院。以致无论怎样更换名称，人们始终习惯称这所戏园叫“大戏园”。而前面提到过的光明戏院，因其除接待京剧班社外，对其它的地方戏曲、歌舞等艺术团体也常样开放，故又得名“小戏园”之俗称。 经理“大戏园”的老板，很有经济头脑，除了舍得花钱于三十年代初即开始在舞台上装置机关布景外，还四方网罗南北名伶，使戏园除一年中短期封箱外，从不断演。三十年代的京剧界有京派、海派之分，即今天常讲的北派和南派。来“大戏园”演出的演员海派居多数，象高百岁（老生）、陈鹤峰（文武老生）、少岩（须生）、张二鹏（武生、著名武生盖叫天之子）、张翼鹏（武生、著名武生盖叫天之予）、张文琴（青衣）、王瑶琴（青衣）等。京派的演员有张如庭（老生）、厉慧良（文武老生）、与周信芳、马连良并称为“南麒、北马、关外唐”的文武老生唐韵笙（原姓石，福建人氏，七、八岁时从其师唐景云姓），还有张菊隐（须生）、王秋平（旦）、王学周（老生）、罗柏璋（文武老生）等人，之中不乏留下千古绝唱的一代名伶。现是我市京剧爱好者协会主要成员之一的王学周先生，在三十年代前半期曾于此主演过《打棍出箱》、罗柏璋主演过《白水滩》。而三十年代中来“大戏园”的最著名演员，当首推“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 “1932年春季某晚，大戏园子门前，人山人海。从剧场延伸出来的茅蓬顶端，有几百盏白炽灯泡，众星拱月似地交织在一二十幅大红海报上。中间一幅上的三个隶书字尚小云，足有澡盆般大小，挨着艺名，有一行引人注目、碗口大的楷书：‘重金礼聘，环球驰名，一代宗师，首次莅芜，文武双绝，唱做兼工，青衣花衫，刀马武旦’。再向上看，耀眼的‘四大名旦’，红光闪闪。数不清的男女老少，伸着脖子，争看这平生初见的‘霓虹’，咂咂惊叹。在剪票栅口，南北照应着一对立幅，红纸上写着：‘三天打炮：《十三妹》、《战金山》、《昭君出塞》。只演三天，机不可失，百年难遇，幸勿交臂。’ 一声锣响，伸手不见五指。刹那间，灯泡加亮，场上人忙蒙上脸，从指缝处，但见得两条守旧，艳若桃花；文武场面，红绸轻拂。杏眼怒嗔，冷若冰霜的何玉风，象是一朵红云飘飘然落在九龙口上，红衫红裤红风帽，红靴红带红刀鞘。‘好——！’碰头便是个满堂彩。” 这个满堂红的出场亮相还有些来历，因为“舞台上的十三妹，惯守蹻工名角儿‘三寸金莲’上的绝招，曾攫去几代戏迷的魂魄。是‘野狐禅’王瑶卿，不计毁誉，冒风险首倡彩靴登场，用大脚片子向癖好蹻工的传统势力挑战。睥睨一切的尚小云，紧步乃师后尘，以革新为已任，大破旧秩序，另辟蹊径的‘满堂红’，为何玉凤塑造出英姿健美、侠骨柔肠的新形象。 这次演出，观众被尚小云的艺术魅力所倾倒自不待言，“连进入角色的‘茶房’也忘了抓钱，指头儿敲着‘水催子’，被妩媚动人的十三妹所征服。”（见《尚小云当年在芜湖》、胡升康撰，载《芜湖日报》1988年星期刊）。 当年“大戏园”场内秩序大不如现在，观众们抽烟、喝茶、嗑瓜子、谈天说地，儿童们哭喊吵闹，什么声音都有，真有点乌烟瘴气。但每个茶房都有一手绝招，泡茶的，左手挟持着十来个玻璃杯和放茶杯的铁丝篓，右手提着一把特大的锡茶壶，在拥挤的观众和小贩群中，象条油滑的泥鳅，通行无阻。冲茶是他们的看家本领，有时人在观众几步之外，一扬手中茶壶，那开水都乖乖地一丝不漏注入茶客杯中，行家名之曰“神龙戏水”。甩毛巾也是茶房们必修的基本功，常常可以看到十几条雪白的毛巾在楼上下，左右厢，前后座之间往返飞舞，宛如“白龙过江”。让人联想艺术大师侯宝林说的描写旧社会戏园情景的相声，与此真是如出一炉。戏园秩序虽乱，但只要压轴、大轴戏的锣声一响，马上安静下来。有时演员在台上偶尔失手出了差错，观众报以比较文明的倒采，未见有人使用“滚下去”这类极不礼貌的庸俗字眼。 “大戏园”戏票的定价亦很有讲究，从中可看出老板颇擅于经营之道。其基本尺度按演员的演技水平、知名度和观众的评价而随时调整，但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尤其是四十年代未期相比，其沉浮的幅度则相对稳定的多。儿童入场由家长带领一律免票，成人票价分为多种档次，池座与楼座有别，中座和边座不同，前十排票价可高出其它座位一倍或数倍，加座和站票仅须花费前排座位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由于票价合理，负担公平，各种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进“大戏园”看戏，剧场常常满座。对演员来说，观众愈多，自然演起来也格外起劲，所以剧场效果很好。早先票价的贵贱之序是包厢、特厅、花楼，而后才是池座的头等、二等、三等，最廉价的要数清客席和站票了，这时的特厅楼座和花楼座位都对号，而楼下的池座中，从头等到三等只以区划分，不对号，观众按先来后到自行找地方坐。后来，池座头等座位因靠近戏台，无论从距离和角度上都优于两侧的楼座和较远的特厅，看戏和听戏的欣赏需求胜过了登楼的气派，渐渐地，池座的头等席位票价开始上升，并实行对号入座，许多有钱人和许多中等收入阶层的观众，也将头等对号座作为首选席次。诚然，富商大贾们来戏园看名角儿演戏，或请贵客，还是选择包厢。就舒适程度而言，自然不能与其它席位相提并论了。 进入三十年代中期后，“大戏园”开始在本市报刊上刊登戏曲演出广告。1936年12月（此时剧场名巳改称“新华大戏院”），芜湖的主要报纸《皖江日报》上赫然可见大黑体字印着：“重金礼聘中外驰名独树一帜程派青衣花衫吕慧君、南北驰名唯一文武老生王英武、坤角老生老旦国桐华”主演《观音得道》，其它演员有谢文琴、倪金利、赵筱楼、凌云杰。此时的票价在报上标明为：（夜场戏）包厢10元、特厅对号6角、头等5角、二等3角、三等2角；（日场戏）包厢6元，其它票价亦相应降低。1937年初至3月间刘汉培、郝文慰、李佩芳、鲍士英、彩风池、姜筱楼等来“大戏园”演《五雷阵》、《武松杀嫂》、《花蝴蝶》、《赵五娘》、《汤怀自刎》、《龙凤呈祥》。1937年6月，著名演员张文琴、葛少岩二人主演的连台本戏《樊梨花》唱红了，连数百里之外的上海也有人来芜湖“大戏园”观看，并称比“沪上共舞台”（上海著名大型戏园）毫不逊色。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战火又起。日寇的炮火惊醒了沉醉在歌舞升平之中的人们。据王学周、吴宗愚二位先生回忆，1937年下半年，著名京剧演员黄桂秋（青衣）、董俊峰（净）及儿子董少峰，以及曾担任过李桂春（著名京剧文武老生、李少春之父）琴师的厉彦之带领的厉家班来“大戏园”演出《群英会》。当时，厉家班的厉慧良（文武老生）十几岁，而慧兰、慧敏、慧斌小的只有七、八岁，演来活泼可爱，上座率甚为可观。有一天晚上，舞台上正演得热闹，日寇的军用飞机突然飞来轰炸北郊的湾里机场，市区拉起防空警报。一时间，“大戏园”台上台下乱成一团，演员们只好草草收场，观众们也惊恐地四散逃离，1937年12月，日军侵占了湖。“大戏园”也陷入了一段长达一年多的蕭条冷落时期。 1939年，“大戏园”的名称由“新华大戏院”改为“复新大舞台”。同年6月间，韩春良、郭鸿培、居红艳、花美兰、赵韵声、刘俊文、居文艳等人演出《呼延庆出世》、《锯碗钉》、《击鼓骂曹》、《鱼藏剑》、《闹嘉兴府》、《别窑》、《借东风》等剧目。翌年10月，还有郭鸿培主演的《九龙山》、王迎春主演的《破洪洲》、夏培荫主演的《打棍出箱》和鲍月春主演的《长坂坡》等。此时票价已然上涨，夜戏包厢20元、对号1元3角、二等8角、三等4角，茶客还需付茶资2角，日场戏票价减半。1941年春，“大戏园”老板派人赴沪购来大批材料，重新布置机关布景。因1939年时，本市的一些工商业者集资，由股东之一的“郁顺记”营造厂在原“广寒宫电影院”处修建“娱乐大戏院”，即芜湖老人习惯称呼的“大娱乐”，也是今天和平戏院的前身。该戏院位置离青弋江边较近，在河边做生意的客商，及二街、河南等地的居民多愿就近去“大娱乐”看戏。有些住在中山路一带的居民，也因“大戏园”距离现北京路东头的日军骑兵驻地（现工人文化宫处）较近，而舍近求远去“大娱乐”。观众一分流，对“大戏园”上座率渐渐地受到影响，此次重新布置机关布景，正是为了吸引观众之考虑。新机关布景装置完毕之后，于1941年4月上旬上演了由赵韵声、曹慧林主演的《大红袍》、《把九奶奶》、《对金瓶》、《西游记》等。 1954年负责“大众”基建工程的杜光辉先生回忆，在新电影院建成后，南北大墙上曾挂有两条标语，“旧社会的电影院是有闲阶级的娱乐场”，“新社会的电影院是劳动人民的政治课堂”。实际上，旧社会的影剧院也不仅被用作娱乐场所。在日本侵略势力和汪伪政府统治芜湖期间，利用各种手段对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和法西斯奴化教育，自然也不会放过戏院、电影院等公共场合。1942年5月11日，汪伪芜湖县县政府在“大戏院”召开庆祝日军在战场上取得所谓胜利的大会；同年7月17日，芜湖的汪伪官办报纸《芜湖新报》（也是芜湖沧陷后的唯一报纸）出刊四周年，在“大戏园”召开庆祝纪念大会，日本的一个“养正剧团”演出戏剧，伪县长胡廷禧还上台发表媚日演说；一个多月后，8月24日，日本驻芜军队又在这里放映宣传日本胜利、英美等同盟军失败的反动影片。 1942年至1946年间，原以芜湖、南京一帶作为基地的京剧“秦家班”（鸿春社），多次来芜演出于“大戏园”。首次由“秦家班”为班社名来芜，因“秦家班”的班主姓秦名崐山，所来演员艺名前两个字均以“秦巧”二字。如当时的演员叫秦巧云、秦巧龄、秦巧凤、秦巧珍、秦巧保、秦巧奎、秦巧来、秦巧喜、秦巧发、秦巧梁等，剧目有《八珍汤》、《钓金龟》（全部）、《甘露寺》（即《龙凤呈祥》）、《塔子钩》、《花木兰》、《法门寺》、《莲花湖》等。1942年底至1943年3月间，“秦家班”以“崐记鸿春社”名，在“大戏园”演出《桑园会》、《大战宛城》（全部）、《狸猫换太子》、《观琼花》等戏。演员的艺名此时改姓自己原来的姓氏，只是中间一字均取“鸿”字，后一直沿用下去，此次演出的主要演员有季鸿奎（净）、赵鸿兰（小生）、秦鸿良（武生）、黄鸿甫（老旦）、秦鸿声（老生）、金鸿山（净）、陆鸿艳（旦）、叶鸿俊（武生）、朱鸿发（丑）、张鸿珍（生、旦）、阎鸿利（武净）。票价：日场戏包厢30元、正厅对号4元、花楼对号3元、头等2元、三等1元；夜场戏包厢70元、正厅对号8元、花楼对号6元、头等3元、三等1元5角。1943年6月，南京梨园协会筹募建筑祖庙经费，特邀请“鸿春社”在“大戏园”义演《十八罗汉斗悟空》、《宇宙锋》、《新纺棉花》等戏，此次票价比半年前同班人马演出时又贵了一些，日戏包厢80元、对号10元、花楼7元、二等4元、三等3元、夜戏包厢100元、对号15元、花楼10元、二等5元、三等3元。此价若与芜湖沦陷前的1936年底，也是名演员的吕慧君、王英武，国桐华等人演出《观音得道》时的夜戏包厢10元、特厅对号6角、头等5角、二等3角、三等2角相比，其涨幅竟达十倍多。虽然芜湖沦陷期间使用的贷币是汪伪政府储备银行发行的“储备券”，俗称“储备票子”，而非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两者不能完全等值，但据老人们回忆，“储备券”发行初期与法币的价值差不多。从这相差十倍的戏票票价中，可看出当时物价之涨幅相当惊人。 1944年，崐记“鸿春社”在“大戏园”演出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和《秦香莲》时，遇到了两次事件。据原此班社演员，后退休于安徽省京剧团的柏鸿来、王鸿喜二位先生回忆： 一次是演出过程中，突然剧场内爆炸了两颗炸弹，戏园子内顿时哭喊声、呻吟声乱成一片。日本宪兵队赶来后，又是扣人又是搜查，折腾了大半夜。后来因伤亡者中没有日本人，又未查到什么证据和线索，尽管认定是“新四军的干活”，也只好作罢。 另一事件，是“鸿春社”在演出期间，遇到一个为日本人当翻译的金翻译官向戏班子敲诈，而结局却让人们颇为快意，值得一提。有一天，台上正演着戏，这位金翻译大大咧咧地窜到后台找到戏班子老板，声称有的节目有伤风化，必须立即停演，否则如何如何。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要停演是假，敲诈一笔钱财是真。这种事在旧社会戏院子不稀奇。原先在二三十年代之间，“大戏园”的二道木门前收票是这样的：门外收票人收过票，口中喝道“一位！”或“二位！”尾音拖长并扬起。门里面的一个人闻声，松开手中的一根绳头，其绳子的另一端栓在半截木闸门的一处很简单但很灵便的机关上。松开绳头后，观众轻轻一推半截木闸门便能进去，不松绳头则进不去。后来这方法行不通了，因为时常遇到一些看白戏的人，不但不买票，若怠慢了还要惹麻烦，索性免去了这道手续，全凭人在门外把门收票。这把门人的差事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干的，首先要眼快心灵口巧，对各种来路的人要能迅速辨别并区别对待，不能得罪人，还得需会几手武功，如真遇上个蛮的能应付一下。就这样也还难免碰上存心找碴，要戏园或剧团“意思意思”，否则就让你演不安稳。象这一次金翻译敲诈“鸿春社”之事，要是一般的剧团，少不了破财免灾，求个平安无事，这剧团一年四季在外跑码头，哪里的人都得罪不起，若弄不好，轻则被停演，重的连戏园带班社一块儿让人砸了的事也有过。这个金翻译可能是倚仗日本人势力作威作福惯了，此次想在演出叫座的“鸿春社”头上捞一笔。谁料想，这下却碰到了一颗硬钉子上。 原来，“鸿春社”的老板秦崐山早年在侦缉队干过事，三教九流的人都打过交道，非一般可欺之辈。况且，他朋友众多，光是拜把子兄弟中就有好几个当着大官。秦老板在把兄弟们当中位居老大，老二是在徐州带兵的郝鹏举，老三马小天当时在南京汪精卫伪政府里任要职（抗战后，被以汉奸罪处决）。秦老板自己不愿吃官饭，因为喜欢京剧，就带着戏班子到处跑，那里都闯过，岂能把芜湖的一个小小翻译放在眼里，所以根本不买他的帐。戏照演不误，至于“意思”嘛，就是不去表示。这下可气坏了金翻译官，“咔嚓”一把大锁，把“大戏园”门厅的铁栅栏门锁闭，企图以此相威胁。这一举动激怒了剧团的演员和看戏的观众，大家吵嚷着要砸了那把大铁锁。秦老板颇有谋略，他心中想好了对付的办法，劝阻了大家。先让观众由“大戏园”西头的后小门回家，再吩咐人将锡块熔化成液体，灌入金翻译锁门的锁芯里，使其成为一把“死锁”。然后，让众演员穿上戏装化好妆，站在锁上的铁栅栏门内，请来摄影师由门外向门内给大家拍照，以此向社会呼吁。社会與论为之哗然，纷纷谴责金翻译的这种强盗行径。在这种情势下，秦老板也不去找金翻泽理论，而是携照片赴南京去找老三马小天。这个马小天在汪伪政府里也是不小的官，闻听有人竟敢欺诈到大哥头上，再看到那张“生旦净末丑”全被锁在门里的照片，立刻一个电话打到芜湖，将那位金翻译臭骂一顿，令他迅速开门道歉。金翻译方从发笔小财的梦中醒来，得知“鸿春社”有后台，自己敲竹杠敲错了地方。想来想去，以自己的地位，根本不敌马小天的势力，转而求助于日本主子帮忙。但是，此时正值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如日落西山，所以对占领区的人民，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怀柔政策，以收买人心。我市于1939年由日本人设计建造的“东和剧场”（即人民电影院前身），在1944年1月，也就是金翻译敲诈“鸿春社”这年初，将原富有日本大和民族特色的“东和剧场”之名，改为“中华剧场”，此事足以反映日本侵华势力驻芜机构对我人民施以安抚人心的政策，欲求得后方安定，好让战场上的日军作垂死挣扎。这时的日本人，自然不会因为一个外籍雇员，去惹怒社会大众。无奈，金翻译只好认输，为了不丢面子，又派人在夜里悄悄溜到“大戏园”门口，想偷偷地把门打开了事。可是，系铃容易解铃难，那把大铁锁已然被熔锡封死，根本无法开启。派去开锁的人又不知道其中的奥秘，黑灯瞎火的拿着钥匙左插右插，就是找不着锁眼，只好回去复命。金翻译还怪手下不会办事，待亲自前去一看，心里明白这下可输惨了。没有办法，只好自认倒霉，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用大斧劈开自己亲手锁上的大锁开了门，并燃放鞭炮向“鸿春社”和“大戏园”赔礼道歉，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至此，相持半个月左右的“封门”事件终告结束，场团内外，人心大快！ 1945年9月份，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大戏园”又由“复新大舞台”改称“青年剧场”，同年，“鸿春社”特邀来著名老生杨瑞亭，上演《风波亭》、《八大锤》、《王佐断臂》、《潞安州》。1942年1月至2月，人们习惯称为“孙家班”的“德记荣华社孙家小京班”，在“青年剧场”演出《丁山征西》、《芭蕉扇》，《红鬃烈马》，主要演员：筱桂芳、董智臣、王君丽、孙宝童、孙宝秋。在“孙家班”之后，“大戏园”与芜湖各剧场应国民党军事院校毕业生调查处安徽通讯处芜湖分处筹募基金之需，举行义演。“李家剧团”、“牡丹团”、“荣华团”（即孙家班）”等三大剧团，在“大戏园”大会演《铁公鸡》、《法门寺》、《伐子都》、《火烧红莲寺》等。主要的演员有“李家剧团”的李航童、李毓麟、李毓坤；“牡丹团”的小粉牡丹、银牡丹、红牡丹；“荣华团”的孙宝秋、孙宝童、孙宝玲。同年3月至5月，“牡丹团”特邀著名武生盖叫天先生之子张翼鹏，演出了《李存孝出世》和张翼鹏的拿手戏之一《老牌西游记》。据省京剧团的柏鸿来先生介绍，张冀鹏擅长演猴，因其演猴极讲究身段的美，故被同行们戏称为“母猴”，而且，他对猴的脸谱画法亦独树一帜，颇有讲究。八十年代摄制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面部化妆，在有些地方则吸取了张翼鹏创立的戏剧脸谱特点。6、7月间，“鸿春社”和“牡丹团”联袂，并特邀十年前曾与吕慧君等人同来“大戏园”演出的著名文武老生王英武，演出《文兰缘》（后部）、《破镜重圆》、《樊城长亭》、《珍珠塔》、《卖油郎独占花魁》（全部）、《妻党同恶报》、《痴心女子负心郎》、《火烧红莲寺》。两大剧团的主要演员有银牡丹、陈鸿声（即几年前的秦鸿声）、黄鸿甫、季鸿奎、刘金魁、黄云峰、小粉牡丹、秦鸿良、唐凌云、孙复志、李鸿康等人。 此次演出期间的一张照片，至今尚保存在市房管局的房产资料中，虽然该张照片的清晰度，因局部霉变发黄受到影响，但是仍能看出上至楼顶女儿墙前，直到楼下大门门楣处的横匾上，挂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演员名牌。有的演员姓名横着写：有的姓在上名字在下，呈“品字形：有的是从上往下直着写。按当年梨园挂牌的规矩，横着写的称“卧式”，享受此规格的演员在班社中其水平、地位和名气为最高者：姓名呈“品”字形的称“坐式”，其演技和知名度居中，姓名从上往下直着写的，称为“立式”，是班社中地位较一般的演员。比如照片中的“卧式”者：陈鸿声、黄鸿甫两人，便是当时“鸿春社”老生、老旦的台柱，至今仍有些人对她们在舞台上的丰采记忆犹新。这种挂牌的习俗，不但剧场对外“帖戏”时得尊重它，在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时，也按此规矩安排演员以何种姿式和多大的字体出现在报上，丝毫不能含糊。据说这种作法已沿袭了好几百年，有资料可考的清代梨园便是如此。 1947年至1948年间，“大戏园”的名称从“青年剧场”，再度易名为“同乐剧场”，又称“同乐大戏院”。 1948年后，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迫使大批的国民党军队由北方南撤，长江南岸的芜湖时常有军队抵达，“大戏园”一度被征用驻军，戏园内的建筑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解放前夕，经常性的被迫停演使“大戏园”渐显败落之相，早年的盛况然不再。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芜湖，“大戏园”被军管会接管，至1950年之间，剧场除主要被用作集会场所和皖南军区文工团常在此表演文艺节目外，还上演过《水漫金山》、《盗仙草》、《大补缸》、《扈家庄》、《荀灌娘》、《玉堂春》等京剧剧目，主要演员赵化南（须生）、冀韵兰（花旦）。 1950年5月，市文教局调“解放剧场”的法国产的“柴司”牌电影放映机和陈洪云、王德三等几位职工来到“同乐剧场”，筹办电影院。5月14日“同乐剧场”正式改名为“大众电影院”（“大戏园”最后一次改名），并当日首映国产影片《张文祥刺马》。从此，“大戏园”结束了戏曲演出历史，成为专业电影院，直至1954年旧戏园建筑折除后，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大众电影院。
作者：秦耕耘 座落在南陵县最北部的奎潭湖象颗璀璨的明珠嵌于皖南重要水系青弋江、漳河之间，她的绰约风姿和丰富的水产品不知倾倒了多少四方游客。 奎潭湖水面积一万多亩，毗邻南陵县奎湖、黄墓两乡，湖水浩淼，一望无际，属芜湖市所辖三县一郊诸湖之首。据《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载：南陵城东北有奎湖，其岸曲曲弯弯，有九十九曲，三关三锁之称。湖内有七墩，类似奎星，故名奎湖，又名奎潭湖。仲夏菡萏亭亭，香风习习，有莲藕萎芡、凫雁鱼鳖之利。又据《南陵县志》载，奎潭湖以前乃是逝水也，后来，逝水沿岸百姓疏浚河道，筑堤以控制逝水，以至形成圣旨埂、石门埂、埭南埂、古丝埂、朱桥埂、一字埂、糖坊埂环绕的内湖。其湖岸绵延三十多华里，有九十九个迂回环绕，全湖最宽处有五华里，窄处也有一华里，整个湖象只大葫芦安放在南陵北部的土地上。 奎潭湖原有七墩，因风雨剥蚀，有的已被湖水湮灭，如今只存芰荷墩、莼墩、栖鹜墩、荷花墩。四墩各有特色，有的绿草覆盖，有的树叶遮天，有的野鸭翔集，庙宇深深，在风和日丽之时，墩上景色显得格外清新艳丽；如遇风雨交加，白浪翻滚，四墩仿佛岛屿浮沉，蔚为壮观，极为美丽。 奎潭湖与繁昌县境内的浮山隔漳河相望，每逢万里无云，风平浪静之时，浮山倒映湖水，山洼与湖汊吻合，好似浮山飞入湖中俯首倒立，山尖象黛青的髻螺，阳光折射水面成胭脂色，水漾秀容，风姿绰约。每到初夏，岸边柳树青青，荷花亭亭玉立，景色迷人。而每到夜晚，湖边万家灯火通明，月明星稀，湖面显得格外静谧，此时泛舟慢行，望着一轮圆月悬挂天空，游人顿感情趣无穷。这就是南陵县著名的十景之一“奎湖泛月”的由来。除“奎湖泛月”之外，奎潭湖还有神墩鸣涛、荷园听雨、菱香勾魂、虚亭清泛、芦林藏娇等十大景观。其景观都独具特色，有的飞浪扑岸，令人心旷神怡增豪情，有的霞雾罩林处处皆诗话，有的芦苇深深掩小舟笑语惊飞鸳鸯鸟。面对这些巧夺天工的自然景色，古人留下许多咏奎潭湖的诗篇，其中最著名的要推清顺治户部司主事秦仁管的《咏奎湖》诗，其诗的立意、内涵都称游记诗的佳作。 奎潭湖北岸有一座“盛氏园林”，原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盛此公的墓地。内有柏塔摩云、薜荔勾香、芭蕉夜雨、桃杏晴霞、桂屏邀月、疏梅散玉、修竹鸣珂、芙蓉腻粉八处花木景点，还有明末清初文学家周亮工手书的“盛此公埋骨处”墓碑以及休庵书斋，清芬轩，呗余亭、小苏堤等厅、堂、榭建筑物，设计高雅，文情古朴。 自古以来，奎潭湖游客之多，一年四季前来观赏奎潭湖景观的游客纷至沓来。如今205国道横贯奎潭湖东岸，来奎潭湖的游客将如日上升。奎潭湖不仅风景秀丽，其水下资源极为丰富，号称鱼的“王国”；湖周围良田几万亩、野草遍地、葱茏的树木，加之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有机物，为各类鱼种来此安家落户、繁衍子孙创造了优越的条件。现在奎潭湖除草、青、鲢、鳙、鲫等主要家鱼外，还有鳜、鳗、甲鱼、蟹等贵鲜杂鱼。其奎湖鲫、奎湖鳜闻名省内外，芜湖人常说：“吃不到鲥鱼不可叹，食不到奎湖鳜心不安。”在历史上，奎湖鳜和九孔十三节的洋河藕一样齐名，都是贡品。 如今奎潭湖不仅建有南陵县最大的水禽养殖场——奎潭湖渔场，而且一座皖南最大的鲜鱼贸易交易中心在奎潭湖北岸即将竣工。由此可见，随着改革春风的洗礼，奎潭湖将更加风姿绰约、迷人。
作者：郭青 刘捷 文/图（本文原载于2010年《大江晚报》） 龙王庙巷位于芜湖市区东部，紧邻皖赣铁路，大致呈南北走向。在龙王庙巷的中段至今还保留着一座龙王庙，这也是这条巷子得名的原因。芜湖地处江南水乡，境内湖泊星罗棋布，圩田众多，水患始终像是一柄高高悬于百姓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威胁着百姓的生命。正是缘于此，芜湖百姓历来尊崇龙王，广建龙王庙，以期风调雨顺，这也是端午嬉龙舟的主要原因。 芜湖一地的龙王庙，据民国八年版《芜湖县志》记载，先后出现的有十座：“龙王庙在县东河南十五里,每岁春秋仲月辰日致祭。因路远祈祷不便,乾隆四十年知县淡如水创建宣春门内察院东首。咸丰时毁，同治初重建……又下水门河沿、河南西瓜墩河沿、鹤儿山麓、东门外梅家荡、南辛圩东北埂、独山圩麻浦铺、亮陡门八都铺、胡家壩俱有龙王庙。”另据茆耕如先生回忆，除上述十处外，还有井儿巷口、石桥港、上水门、老浮桥、仓巷口等五处龙王庙，而据《芜湖地名录》记载，吉和街利济巷原名龙王庙巷，据此推断，这里肯定也曾有过一座龙王庙。因此，芜湖一地的龙王庙先后至少出现过十六座之多。然而时至今日，保存下来的仅有东门外的这座龙王庙。这座龙王庙的规模在芜湖算是比较大的，它始建于明万历八年，至清同治三年又被扩建成龙王行宫，咸丰三年毁于兵燹，清光绪年间当地缙绅筹资在原址重建，但规模已大不如昔。可惜这座龙王庙内供奉的龙王、菩萨等均毁于“文革”时期，现仅残存部分山墙和木质大梁，不过透过这些遗址依然可以想象当年龙王庙的繁华热闹。由于拥有了这座龙王庙，这条街道也显得多少有点与众不同，大概是占了几分龙王的“仙气”吧。 “合肥一条街” 龙王庙巷两侧的民居大体保存完好，再仔细看看镶嵌在墙角的青石界碑，一块、两块、三块……不禁有些诧异，这些界碑，虽然堂号五花八门，字体也不尽相同，但几乎所有的界碑上都刻有“合肥”二字。原来，在这些界碑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 合肥的肥西县一带，像临河集、上派河等地的土地非常贫脊，常常是十年九旱，直到上个世纪初，生活在这里的百姓依旧挣扎在贫困线上，有些人实在忍受不了这清苦的日子，遂背井离乡来到一江之隔的芜湖，这些人来到芜湖之后，大部分选择了开机坊织布来养家糊口。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落脚点首选的就是龙王庙巷。当时，这里地处市郊结合部，它的北端与当时的芜湖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东外街呈L形相连接。这些合肥人可以将织好的布匹就近拿到南门湾、南正街等繁华地带销售。 到1925年前后，合肥人在龙王庙巷中陆陆续续开设了大约二、三十家机坊，已经颇具规模。龙王庙巷连同附近的龙王巷几乎成了“合肥一条街”，那时，回荡在这条幽静小巷内的，除了咔嚓咔嚓的机杼声，还有那老家浓浓的乡音。这些人居住在一起，无论是生活、生意上都可以相互照应，相互帮助。只是这些人谁也不曾想到，这一住，就是悠悠几代人，他们在龙王庙巷中娶妻生子，养儿育女。故乡，在这些游子的心中早已渐行渐远,远成了天边的一抹晚霞，唯有一块块界碑上的那“合肥”二字，还在风雨中倔强地挺立着。 鲍玉成饭店 提起龙王庙巷，就不能不提鲍玉成饭店。鲍玉成饭店位于龙王庙巷3号，大门朝东，正对龙王庙巷，两进两层，占地二百多平方米，外墙的青水小砖实纳上顶，砖与砖之间用糯米稀砌成，至今仍坚硬无比。房屋高达1.1丈，内设十八间客房。每个客间都有一扇宽大的窗户，阳光直射进房间，温暖明亮，这样的设计在当时的芜湖算是非常高档的。鲍玉成饭店大体呈“回”字形结构，中间有一天井，天井上方是一层透明玻璃小瓦，既可挡雨，又可通光。临街正门上方有一宽大的拱券，制作得十分夸张，远远望去，宛如一道横亘于大门之上的彩虹，颇具装饰性。鲍玉成饭店建于民国22年（1933年），正是一个西风东渐的年代。建造这座房屋的主人是鲍绍成（1887-1973），巢县烔炀（今巢湖市烔炀镇）人，因在家乡受不了地主的欺侮，于1905年来到芜湖，先是长街替商家做帮工，积攒了一些钱后便开始做一些小买卖，再后来又开了一家线坊。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鲍绍成开始做皮毛生意，并逐渐发迹。大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鲍绍成通过一位上海朋友介绍，又开始涉足畜产生意，主要是向皖南山区及长江沿线城市供货，生意甚为红火，盈余颇丰。民国22年（1933年），他看到了龙王庙地处火车站、轮船码头之间，又临近东门热市区，遂决定在此兴建一座饭店，取名“鲍玉成饭店”，果然，鲍玉成饭店建成后生意非常红火，南来北往的商人、游客络绎不绝。饭店里常常是彻夜灯火通明。那时，鲍玉成饭店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住得上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住在鲍玉成饭店已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鲍绍成生性善良、豪爽，每当巢县老乡来芜时，只要住在鲍玉成饭店内，他总是分文不收,遇到有困难的,鲍绍成还自掏腰包。因此，时至今日，巢县烔乡一带还流传着许多关于鲍绍成乐善好施的故事。 鲍绍成民国年间曾任芜湖市总商会皮毛委员会委员，建国后曾任芜湖市政协委员。鲍玉成饭店1956年公私合营，改店名为玉成旅社。1965年以后，随着芜湖市中心的不断西迁，这座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饭店才最终歇业。如今，鲍绍成的儿媳和孙子鲍华保依然住在这里。 龙王庙巷里这些陈年往事如今听来恍若隔世。远远望去，那间小小的龙王庙依旧安静地躲在喧嚣的背面，藏在热闹的皱褶里，那条窄窄的老街沐浴在初春的斜阳下，微醉了人们的心绪，羁绊了人们的脚步。何况还有这般清风、曲径。
芜湖中山路街史（《芜湖文史资料7》第001篇）
作者：朱鼎元 芜湖中山路位于市中心区，是商业繁荣的黄金地段，是芜湖对外开放的窗口。中山路和镜湖风景区紧密相连，交相辉映，为重振商埠雄风作出贡献。但是，关于芜湖中山路的沿革，县志和史料很少记载，街史可以说是空白，鲜为人知。我们从中山路一条街的历史变迁，可窥察到芜湖的古今和美好的发展前景。 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帝国主义又侵略我国西藏和云南，迫使清政府于1876年签订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芜湖开辟为通商口岸。 此时，清朝重臣李鸿章长子李经方（号伯方）认为在芜湖经营房地产有利可图，于是成立了李漱兰堂，堂址设在大官山，专事在大马路（今中山路）、陶塘（今镜湖）、烟雨墩和集益里一带投资房地产业，先后营建了一批房屋和巷道。 芜湖中山路原名姚家𣡥，是一条狭窄的巷道。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芜湖商务局会同商办道员许鼎霖拨银二万两，将巷道扩大为马路，所以中山路又名叫大马路。当时的芜湖大马路是碎石沙浆路面，雨天泥泞难行，入夜灯光暗淡，临风油灯常被吹灭。自从1906年芜湖明远电气公司成立后，大马路和长街才开始用上电灯。 芜湖大马路改名中山路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莅临芜湖和沉痕哀悼他的逝世。1912年10月30日上午六时许，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乘军舰莅临芜湖视察，随行人员有王正廷、马君武等。芜湖驻军陆军第十五师师长孙万乘（号品骖）派马春霆率队担任警卫，知名人士张九皋等与守候在江边码头的各界代表先行登舰欢迎孙中山先生上岸，当时，聚集江边欢迎的群众约有万余人。 孙中山先生登岸后，乘两轮小马车循今日北京路到达师部休息，沿途群众夹道欢迎，盛况空前。孙中山先生在师部接见了芜湖各界代表，并分别和代表们谈了话，随后参加了广东同乡会举办的欢迎宴会。午后，孙中山先生到大马路大戏园（今大众电影院）出席了芜湖各界欢迎大会，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其中讲到南北议和，避免战乱，减轻人民疾苦，以及他本人推辞临时大总统之位的经过。他说，这是旨在求得全国军政统一，使革命党人便于在国家建设方面作最大的努力等。孙中山先生的讲话受到安徽公学、皖江中学等广大师生和广大市民们的热烈欢迎，掌声和口号声接连不断，整个会场充满着严肃和热烈的气氛。当晚，孙中山先生复乘军舰离芜，溯江前往安庆。皖军都督柏烈武接到芜湖电报，即乘“安丰”号舰迎接孙中山先生的到来。 孙中山先生在芜湖的盛况，第二天，芜湖《民立报》作了详细的报导。 孙中山先生关心芜湖，了解芜湖，在他著的《建国方略》书中，对江城芜湖的建设规划作了精辟的论述，譬如在《建设长江内河商埠》中指出兴建芜湖运河的重要性。芜湖运河与黄埔江、太湖等水系连接，构成了江南水路系统，在芜湖运河通长江处建造船坞，可促进商埠的兴盛和造船业的发展。芜湖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居丰富铁矿的中心，又有极富裕的廉价人力和物力，加以开发利用，则芜湖必然成为我国的一个工业中心和长江流域繁盛的商埠。他又在《整治长江水路及河岸》中指出：由江阴至芜湖，芜湖至东流的河道需要改造以利航行；芜湖东、西梁山和芜湖至大通等河段需要割削取直；长江和青弋江合流处凹曲部分应填塞，对岸突出部分应削去。旨在使整个河道畅通，保护两岸的陆地，防止洪水之为患等等。孙中山先生的论述，对今天改革开放建设中的芜湖仍具有指导意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噩耗传来，芜湖人民万分悲痛。为缅怀孙中山先生，感激他对芜湖的深情厚爱并表沉痛哀悼，特将芜湖大马路改为中山路，改建了中山纪念堂（现址工人文化宫），后来建造的中山桥、中山南路和中山北路等纪念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芜湖市中山路的前身是大马路。大马路南北走向，它南起国货路和三街接壤的八字门，北止十九道门的三区（原国民党芜湖区政府所在地，今中山路丰富酒家），全长500余米，宽7米，无人行道。大马路北端属市郊，是旧社会的杀人场，多少志士仁人和无辜者在此遭到反动派的杀害。 大马路商店鳞次栉比，是仅次于长街的著名的商业区。其著名商号有：一品轩菜馆（兼旅社），太平春茶馆（兼菜馆）、五六七菜馆、味珍菜馆、绿宝鸭店、魁星斋鞋店和毛明华牙科诊所等。因芜湖地处青弋江和长江汇流口，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水陆交通便利，商贾游客往来频繁，所以，大马路一带的饭店菜馆和旅社也相应增多。 1937年12月，日寇侵入芜湖，中山路中段的大华旅社变为日军慰安所。南段的三街、八字门及其毗邻的集益里是旧社会娼妓麇集所。解放后，荡涤了污泥浊水，改造了旧城市，芜湖获得了新生，中山路犹如枯木逢春，欣欣向荣。1951年至1952年，芜湖市委、市政府改建了中山路。当年，笔者从福州大学毕业，经国务院全国统一分配来到设在芜湖赭山的安徽大学历史系任教，有幸目睹中山路的改建过程，深受感动。改建后的中山路全长830米，宽10米，外加行人道宽8米，水泥钢筋混凝土路面整齐坚固。芜湖中山路是我市最早改建的第一条水泥混凝土路面，质量上乘，坚实程度可从四十余年的风雨侵蚀和络绎不绝的人行、车压而安然无恙的事实得到证明。 随着芜湖中山路改建完成，市委、市政府又决定修建中山桥。1953年至1955年，拨出专款，由市工程技术人员自己精心勘察、设计，工人们热火朝天，日夜奋战三年，建成了三跨孔单悬臂式钢筋混凝土，永久性的桥梁——中山桥。从此，旧社会芜湖的“断魂桥”走一步摇三摇的悲惨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芜湖中山桥横跨青弋江，它把中山南路和中山北路连接起来，是通往皖南繁昌、南陵、泾县、青阳和黄山、九华山的交通枢纽。 与此同时，一条南起杨毛埂，北至中山桥全长1434米，宽9米，外加人行道1.5米的中山南路也相继完工。中山路、中山桥和中山南路系列工程的竣工，使青弋江南北变通途，促进了城乡交流和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山路商业街的繁盛。江城芜湖旧貌换新颜，芜湖城市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使芜湖成为沿江开放城市和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航的开辟，国道干线的畅通，和芜湖长江大桥列入国家兴建项目，中山路商业街也将日新月异。1992年8月7日，经市委、市政府批准，中山路商业街规划设计总体方案业已确定并开始付诸实施。总体规划的中山路将由18米拓宽到30米，新开辟20米宽的中和路作为中山路的支臂。公共绿地由0.24公顷扩大到1.57公顷；商业服务综合用地由4.05公顷扩大到9.6公顷；商业经营用房将比现有7万平方米增加四倍以上。今日的花园街将成为明日的服装城；今日的黄山西路也将建成商业区。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明日的中山路更辉煌，镜湖更秀丽、江城芜湖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