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恒芳 编者按：常恒芳是老同盟会员，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役，北伐战争后曾任安徽宣慰使、国民党三十三军党代表等职。这是他在一九四七年的一篇讲话记录稿，文字上稍有整理。 光绪甲午年（1894年），中国同日本打仗，遭到惨败，接着就是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那时候一般无知识的人，还在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但稍有知识的人，认为不变是不行了，因此国内就兴起一种革新运动。那时康有为、梁启超很有名。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失败后跑到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出了不少介绍外国情况的译本。这时候我虽在乡下读书，但却能看到进步书刊。这些书刊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很大，继而就形成一种革命的行动。那时上海有黄克强、章士钊、章太炎，也不约而同地在那里活动。各省也有十个八个同志参加，大家都振作起来了。后来孙中山先生到日本，召集各省同志于一九〇五年成立了同盟会，其机关报为《民报》，用它来鼓吹革命。那时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那时梁启超等也在日本，他们不同意这主张，而主张君主立宪，所以革命的人称他们为改良主义者和保皇党。因此就分成了两派。我那时还不懂这些，直至读了卢骚的《民约论》，才认识到破坏旧的秩序就是革命。那时清政府通缉孙中山先生，赏格为十万元。赏这么多钱拿他，他当然就无法回到国内来工作。当时，实际在长江一带指导革命的是黄兴。 要说到本省革命，那时我们干革命，主要是凭着血气去干，并不十分明确革命的意义和目的。好在那时整个民气犹如大梦初醒，大家都感到受清廷的压迫，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因此就有了组织，起来革命。那时秘密结社比较容易，因为清政府的一般官吏都怕事，发现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大都推着不问，也不敢上报。这一方面是怕被革命党知道了，自家性命难保，另一方面是报到上面也不会讨好，甚至还会丢了乌纱帽。所以在客观上有助于革命。 那时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一是投身幕府，一是投身学校，借以掩护革命工作。李光炯在湖南办旅湘公学，从事革命宣传，后来消息走漏，难以存身，于光绪乙已年（1905年）搬回芜湖，改校名为安徽公学。当时所聘的教员，都是主张革命的，最有名的要称刘师培。他是在上海因革命事泄，化名跑到芜湖来的。还有陈独秀等，也在里面任教。那时李光炯与吴挚甫先生，都与当时一班幕府官员有往来，他们就借着办学，从事革命。我那时跑去上学，当学生，因为我的国文较有根底，所以进入师范班，意思是想出来当教员。由于里面一般人都主张革命，于是就发起组织，发起者有柏烈武、陈独秀等。柏烈武原为秀才，后学于武备学堂，这时在里面教体操。我在师范班年龄稍大点，也参加了。那时参加的，大概只有三十多人，所订章则，主要是反对满清政府，推翻清廷统治。他们将章则拟好以后，字句中还要夹杂许多不相干的话，使人家看不出，以防泄漏。第一次开会在芜湖关帝庙，借烧香之名，宣读誓约，并在芜湖租了两间屋子，作为联络的中心点。我们在通信时，都用假名字，例如刘光汉改为金少甫（刘那时不过二十岁左右，在学校教历史和伦理学，出有国粹学报，学生受他启发的地方很多）。我们所组织的团体名叫“岳王会”，意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陈独秀原已留学日本，现在回来除教书外，还办一种《安徽俗话报》，用语体文，内容侧重鼓吹革命。就在这年（1905年）冬季，从日本回来的吴旸谷将孙先生的和同盟会的一批革命书籍带了回来，大家读了干得就更有劲。我们创建的革命组织，就这样过了一学期。后来邓绳侯在安庆办了一个尚志学堂，要我去当训导主任，我也就去了，一面是教书，一面负着革命组织的使命。那时柏烈武跑到南京去当队官（相当于连长），赵伯先在里面当管带（相当于营长），后来赵调升标统（相当于团长），柏也就跟着升了一级。这时他们又联络了一些人。当时“岳王会”芜湖总会由陈独秀当会长，南京、安庆均为分部。柏烈武为南京分部长，我为安庆分部长。安庆分部仅二、三十个干部，于是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维新会”，其中象老三营的人，大概都在里面，“岳王会”起了领导作用。 这年秋天，我们感到要革命就非得有武力不可。那时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总督所在地成了一镇（相当于师），原来的老军叫绿营，又叫巡防队。当时的武器均为戈矛，后来才有来福枪。人由营里挑选，好的可以当头目，作为新兵的干部。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也就进去了。那时上面有督练公所，没有教练官，其中有两个是从南京柏烈武那里来的，在他们帮助下，我被保送到新军的干部训练班，当了正目，底饷银为五两。当时我虽然是学员，但由于是岳王会分部长，仍可以起领导作用。那时象迎江寺的宝塔，大观亭后面的树林，都是我们开会的地方。五个干部训练班里，都有我们的同志。丙午年（1906年）下半年，有个寿县人叫孙少侯，学问很好，对革命也很热心，家里有钱有势。他到日本去后在同盟会内担任安徽支部长。那时湖北有个胡瑛，上海有个陈英士，孙少侯到南京后，就叫方植之回到安庆。他们的计划，是首先占领南京，要我们在这边也同时拿下安庆。我当时也就跟着干。未过多少天，消息传来，胡瑛在汉口被捕，孙少侯也在南京被捕。但孙少侯因为有孙家鼐的关系，不曾被杀，安庆幸未受到影响。丁未年（1907年）下学期，我们就毕业了，我考第三名，照规定，前三名都可以当排长，我也就当上了排长。当时成立的是骑兵营，而骑兵比步兵的要求更高，都是从步兵里挑选好的来充任的。那时军队不准驻民房，我们只得驻在安庆东门外殷公祠。 就在这时，发生了徐锡麟刺恩铭的壮举。当时浙江人徐锡麟任巡警学堂会办，他是浙江光复会会员，捐了道台的身分，分发到安徽来办警察学校。当时我“岳王会”里有个石人俊，大概徐在日本就认识他，所以这时徐把他请去任教。石人俊的武术很好，据说，他去日本读书的时候，日本有个大力士，在国内几乎是没有敌手的，有一次与石比武，居然为石所败，于是石人俊声誉益高。那时清廷驻安庆的新军，共有步、炮、骑三营，徐常请我们这些营长们吃饭，意在联络感情，到必要时可以帮助他。有个星期天，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我刚走到街上，就看到人们很惊慌，一打听说是有人在巡警学堂开了枪，政府定要搜查，于是赶忙跑到尚志学堂去打招呼，要他们那里的同志作好准备。这样一来，耽误了时间，城门闭了，不能出城。这时徐锡麟带领学生跑到军械所去抢子弹，但由于不能开锁，弄了好半天，被清军包围；头一天还来了两个学生，一个当时被打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送到抚台衙门审讯，徐锡麟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结果遭到挖心惨死的酷刑。这时我们队里，有个孙师武，此人曾和我一同受过训，他因不满清官吏杜春林，想偷偷地枪杀他，但没有成功，后来又想个点子，扮着卖鸡蛋的样子，混进了抚台衙门，由于举止慌张而被捕，假辫子也弄掉了。这时他见到恩铭的妻子，就伪称是恩铭托梦给他，叫他杀掉杜春林的，因此，只是把他关起来，没有杀他。这样一来，我队里的人都害怕要受到牵连。因此，我便辞了职，意思是我走了，要是出了事，大家都可以往我头上推，不会再连累别人。这时是夏天，我就跑到怀远去，在粹华学校当教员。 下半年薛哲被派出当管带，写信要我回省会，我未答应。第二年，沿江一带新军去太湖会操，他们认为时机到了，于是又计划要干，惟新兵中我们的同志职务都很低，最大的也不过是个营长。薛哲是营长，但他们认为，他胆子向来小，不能胜任领导。炮兵督办吴介麟被撤后，炮兵里仅有个熊成基，于是他们就推熊为总司令。这时西太后、光绪帝都死了。事情发动以后，没有子弹，商议举火为记，可惜城门为城防队先布防了，薛哲不能开城门，城内的同志都被捕了，熊成基也跑到了怀远。因此我们元气大伤。在这期间，安庆方面并无其他组织，其主力全为“岳王会”的人。熊成基过怀远，我在那里也不干了，跑到一个亲戚家去，他在经济上帮助我，于是我得以赴日本留学。 在这中间，阜阳又组织了个“安仁会”，这是长江水师提督的儿子在日本留学参加了革命，回到阜阳后发起组织的。 自我离开安庆以后，岳王分会也就关了门，仅维新会在活动。陈独秀在徐锡麟刺恩铭事情以后，也跑到日本去苦学英文。孙少侯案子出了以后，柏烈武亦跑到东三省去了。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象孙中山、黄兴，也被日本人驱逐出境。我到东京后，因总理不在本部，仅由庶务长负责，其次为每省的评议员，当时我担任的就是安徽的评议员。那时《民报》亦告停刊。 孙先生出国进行革命活动，领导国内斗争的主要有黄克强、赵伯先。广州兵变，安徽的倪映典殉难；黄花岗之役，各省人都在那里，是有计划的争夺广州。赵伯先为总司令，黄克强为司令，进广州是黄克强自己领进去的。后遭到失败，赵伯先悲愤成疾，病逝于香港。 辛亥年（1911年）秋爆发了武昌起义。起义以后，清政府派荫昌、后来改派冯国璋来打。起初袁世凯已被清政府弃用，由于北洋军是袁一手训练的，这时他想用北洋军来打，不把袁请出来是指挥不了的。于是请袁出山。袁出来以后就授意冯国璋不要真打，意思是养着革命党，就可以保全他们自己的地位。南京攻下后，孙先生由美洲回到上海，后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黄克强为陆军总长。这时胡汉民在广州做都督，被调回成立临时参议院，我亦在内。这时大家准备向日本人借三百万元，在议会上却被黎元洪的人推翻了。接着就是南北议和，由汪精卫等做专使，满清投降，袁世凯被选为大总统，国都迁至北平。我即由此不干，回到南京《民生报》，兼办党内工作。 民国初年，大家都纷纷组党，我们成立和发展“同盟会”，袁世凯就策动一般人组织“宪政党”。我们以“同盟会”领导许多小党，一九一二年八月底，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宪政党”也包括许多小党，名为“进步党”，两党相对立。那年我负教育会的使命，到北京去，北方人一见到我的服装形色，就知我是“同盟会”人；我一下火车，黄包车夫就说，我拉你到党部去。“同盟会”的声誉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再说安徽的情况。第一任都督是孙少侯，他是同盟会安徽支部长。那时李光炯先生充任秘书长。我去办理党务，曾很秘密地跑到安庆去吸收许多新党员。因安徽支部长是孙少侯兼的，我就回到南京去主持《民生报》。当年夏季孙少侯去北京，柏烈武接任都督，组织第一军，还有第二军（在广东）、第三军（在广西），而以第一军势力最大，有四万人。孙少侯虽然做都督，因是空手人，所以不能持久。那时我在南京不愿回安庆，是因为柏讨厌洋学生（我也是洋学生）。他尽量拉拢旧官僚，因此我不愿与他多交。在一年之间，我因有别的事，只到安庆去过两次。民国二年，安庆已有五个党，国民党负责人是我，自由党负责人是程筱苏，民主党负责人是童懋轩，统一党负责人是陶苏民，共和党负责人是光升。 那时党的组织和现在不一样。各省支部是由本省党员选举的，不是上面派的。安徽的支部长原来是孙少侯，后来是我，副的是谢素谦（叔骞）、张济振（己振），他们也在日本留过学。国民党成立以后，许多小党都并入。这样，国民党在选举中就占了绝对多数。当时从形势看，国务总理应是宋教仁的，他自己也以内阁自居。民国二年（1913年）三月二十日，他从上海动身去北京，被袁世凯派人在车站刺死。国民党也知道不能同袁和平共处，一方面准备去北京开会竞选，一方面作军事的准备。到北京开会时，国民党每省举派两名代表，安徽由我和汪菊友（徽州人）二人为代表。当时国民党本来处于绝对多数，但有些人叛党，最痛心的要算孙少侯。他到北京后，就投降了袁世凯。当时这些人离党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直接宣布离党；一是跨党。都是被对方金钱收买的。这样，袁世凯的进步党便超过了半数，国民党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但在参议院，国民党人仍占多数，选举结果，议长为张继。一九一三年五月，袁世凯向英国借二千五百万英磅，一来充实他们的军事，二来用作政治收买。那时北京的军警等一切都在他们手里，所以此案得以通过。 其时，我们的根据地在上海，我们发起讨袁运动，袁的罪状是杀害宋教仁和向英国滥借巨款。我们一宣布讨袁，袁世凯就将三省的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都撤了职。（他们曾通电反对大量借外债）二次革命由于主客观原因很快失败了。那时，安徽的倪嗣冲还驻在阜阳，约一旅人，于是我们就以寿县正阳关为根据地，与之对抗，结果我军被击败。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国会又派人到上海来找我们，声称政府对议员开会决不迫害。当时我们就回去试试看。过了几天，开会选议长，一连三次，选票都未过半数，毫无结果。执法监长陆建章同孙少侯商议，把议员中的国民党党员先捉起来，就说他们通敌，俟议长选出后，再将他们处理。这时安徽被捉的有四人，有我在内，因我是支部长。那次总共捉了八个人，即后来所讲的“八议员事件”。但我们并不是现行犯，议会里认为他们捉了我们是违法的，故全体向袁提出要求，说并没有证据，为何能捉他们呢？于是他们到处设法搜查证据。结果，搜出与安徽通的密电，他们未想到是我干的，都认为是寿县的某议员干的。第二天一早，将我们押至天津转塘沽。这时议会又知道了，又去向袁要求，于是又把我们解回天津，押在警察厅。这时赵秉钧为警备司令，陆建章为副司令。我们这些人是陆捉的，陆想借别人的刀，来杀掉我们。赵秉钧知道这回事，就非常不愿意。天津警察厅是赵的人，故对我们非常优待。 起初我们被捉，还有议员资格，现在算是没有了。在袁世凯未当选总统之前，不敢放我们，因为怕我们影响他的总统位置。现在他虽然选上了，但对被捉的议员还是有点不放心。他认为不重要的，才容许在天津警察厅取保释放。其中有三个，他认为是重要犯（有我在内），不能放，但又不愿不顾一切地把我们干掉。于是把我送到安徽倪嗣冲处。这时与我有关系的人，都出来设法营救，适王揖唐等都在北京。我被送到安庆押在军法处，后来那两人也解到安庆来了。这时有人在倪嗣冲面前说，大家都认为陆建章好杀人，这案该他办，他不杀却要你来杀，这是要你做三国时的黄祖。这样一来，他当然就不杀了。于是我们三人另住一间屋，每天四百钱的伙食，每顿四碗菜，而且我们自己添菜也可以，生活倒也不太苦。因为上层招呼优待，管理监狱的也乐得做人情，连书报也可以看。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接事，我们才出来，又恢复了议员的身份。起初我被送到安庆来的时候，是由浦口到安庆，夜里送执法处的，门上有锁，仅门板上留有小洞，可供内外人通话，里面共有六间小屋子，每间可睡七、八人，地下很潮湿。我进去以后，里面睡的人都起来了，和我说话，问我被押的情况。我告诉他们以后，他们对我都很亲切，吃、睡均让我上前，因此倒也不感到什么痛苦。可是到了优待的时候，我反而受了一些苦，因为单住一间屋，有炉子，守门的兵都来烤火；最讨厌的，就是他们夸耀自己同南军打仗是如何的奋勇，如何的挖人心吃，我听了非常难受。后来，褚、朱两个来了，我们三人在一块。大约看守的人，原来错认为把我另放一处，一定比别人更重要，所以看守我比别人还要严，特别给我戴上一个大脚镣，直到褚、朱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上面对我们优待。他们两个都没有上镣，由于我已经上镣，因此也就没把我去掉。这样过了很久，后来托人转弯才去掉了脚镣。我被押了差不多有三年之久，看见杀掉的人很多，约有七、八十人，死得最磊落的，要算芜湖的聂春山，他死的时候，谈笑自若。当初我在牢里，对这些事还有笔记，后来弄掉了。 这几年中，最大的事，就是袁世凯做皇帝。我们虽然在监狱里，由于可以看报，所以很清楚。我还记得那时我做了篇文章，送到上海去发表。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倒台了。梁启超做了一篇反对文章，发表在日本人办的一家报纸上，我还记得那天的报纸涨到两毛钱一份，还买不到。起初蔡松坡（蔡锷）被调到北京去做将军，这时也出来了，到了云南，抓一部分武力；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李烈钧也跑出来了，李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这时蔡将军打四川，李领兵由云南出广西。当时以武力论，仍不敌袁，但那时反袁空气，日渐高涨。如龙继光曾被袁封为郡王，但他是岑春煊的人，经他一号召，他们当然就来了。岑春煊在肇庆设军务院。国民党有好些军人，都跑去了，因此力量很大。连袁世凯最亲信的部下也都动摇了，最先是袁派的陈宧，这时也被迫通电反对帝制。陈素为袁心腹，这一来，袁十分害怕，因此退了位，从此便一败不可收拾，直至忧惧而死。这一役，后来叫做护国之役。袁死后，段祺瑞等都出来了，推黎元洪进京任总统，重新组织一切。这时安徽的倪嗣冲未动，我们就在这时候被释放的。这是民国五年的事。（金白描、许大钧整理）
芜湖解放前后见闻（《安徽文史资料12》第15篇）
作者：谢汝祥（本文作者现任芜湖市政协委员，民盟盟员。） 一、解放前夕芜湖国民党地方政权简介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芜湖设置了安徽省第六行政区和芜湖县。行政区辖：芜湖、宣城、郎溪、广德、当涂、繁昌、南陵、泾县等县。芜湖县辖：现在的芜湖市和芜湖县的大部份地区。 当时，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设在芜湖市柳春园（现芜湖市第八中学）。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少将级军阶，不学无术、反动顽固。该行政区直辖一个特务中队，一百多人枪，但都是些老弱兵痞，扰民有余，並没有什么战斗力。 国民党芜湖县县长谢汝昌，1948年春由宣城调来芜湖，任县长兼县民团团长。当时，芜湖县的地方反动武装有两大部份：一、县民团两个营，约五、六百人枪，驻城区；二、各区、乡地方武装约有五、六百人枪，分驻各区、乡、镇。当时，芜湖县民团的两个营长是王心一和金敦厚。王是安徽潜山人，金是安徽桐城人，他们跟随谢汝昌多年，关系密切，对谢也很忠实。这两个营的士兵体质、装备和训练都较好，据说比国民党的正规军并不逊色。谢汝昌倚为实力。 另外，芜湖还有一个警察局，原为省辖专局，1948年改归芜湖县统辖，但局长仍由省专放，级别也不低。警察局有四个分局，警察约三、四百人，都是些流氓、地痞，乌七八糟。局长陈浙民，为国民党军统特务，据说是上校军衔。他对县长谢汝昌仅是表面上敷衍，实际上并不买帐。但因谢既是上级，又拥有较强的武装，且谢的个性又强，经常对一些不法的部属关押、惩办，所以陈当面还是唯唯听命的。解放前夕，陈浙民竟弃职潜逃，不知所终。所属警察除逃散一部份外，解放后也由人民政府接收安置了。 二、地下党组织对谢汝昌的策反工作 1948年冬，芜湖地下党组织为迎接全国解放，开展了对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深入细致的策反工作。 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方向明、石原皋同志，石在早年同谢汝昌私交很好。方、石二同志到芜湖后（事先曾通过朱子帆、陶贤棣等人通了信息），即找到谢汝昌，明确阐述了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祖国的前途、个人的出路等问题，希望谢汝昌认清形势，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谢虽担任国民党县长多年，但尚有一定政治头脑，并非顽固不化，加之方、石二位又是旧好，殷殷规劝，使谢深受感动。谢经过反复考虑后，毅然决定弃暗投明，走起义投诚的光明大道。 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争取下，谢汝昌遵照党的部署，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谢汝昌对党的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非常重视。一有风声即迅速通知，保护转移。当时国民党的反动驻军和警察特务非常猖狂，多次搞突然袭击，挨户清查，通宵达旦，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经常滥加拘捕无辜群众，有时多达上千人，全市各大剧院和公共场所都关满了人，妄图从中找出党的地下工作同志。每当此类情况发生前，谢总是迅速巧妙地将地下党同志掩护转移到他家或其它安全地方。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张义纯曾电令谢汝昌缉捕党的地下工作同志，违者严惩。但谢汝昌未予理会。 当时，国民党征收的军公粮几万包（每包200市斤），分存于芜湖各米厂。国民党在溃逃前，妄图抢运，转移外地，曾多次严令谢汝昌负责提货、交运，并派人督催。谢均请示地下党，党的领导同志指出：“这批巨额军公粮，你如能尽力保存下来，即是很大功劳。”谢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对国民党采取“明拖暗抗”的态度。1949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总后勤部派来了大型拖轮和拖驳，以及几十名武装官兵到芜湖强行提运。谢设宴招待了几个提运的反动军官，借口：“这些军公粮正在陆续加工，目前各厂都无成品粮可交，同时没有麻袋，几万包米即使加工好后，也无法包装，且军运兵差太繁，民夫征集殆尽，纵然有米有袋，而民夫缺乏，打包、搬运、上船也无法进行，只好请各位先行回报上级，稍宽时日，我尽力向各厂督催。”但这些家伙，仍赖在芜湖不走，天天来逼，谢还是原话敷衍，有时双方吵得面红耳赤。局势日趋恐慌，过了四、五天，只好将拖轮开回去。临走时，气愤地对谢说：“你贻误军需，存心资敌（指解放军），非上报惩办你不行。”谢一笑置之。因此，这批军公粮丝毫无损，解放后全部由人民政府如数接收了。 1949年4月，芜湖市国民党驻军川军二十军杨干才部向皖南山区溃逃。同时，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也领着他的残兵败卒仓惶逃跑了（下节详述）。国民党军刘汝明残部从前线溃败下来，经芜湖向皖南逃窜，沿途骚扰不堪，芜湖市区人心浮动。地下党组织指示谢汝昌一定要搞好全市治安，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对县属武装要严加掌握，不让逃散。谢汝昌按照党的指示，召集县属部队和各科室的负责人作了具体部署。这些人多数同谢共事多年，相知较深，因此对谢的部署均表拥护。会后，谢汝昌即将县民团两个营的全体官兵集合讲话，宣布了几项纪律，如携枪逃跑的枪毙，骚扰人民、污辱妇女的枪毙等等，又宣布了鼓励办法，如服从命令认真执行任务的有奖，表现突出的提升、晋级等。同时还当场发放了商会送来的犒赏费和食品。两个营的责任区是：第一营王心一部，负责市区各街道。第二营金敦厚部，负责城内。各营指定连、排长，昼夜轮流，率领所部放排哨，大街小巷到处巡逻，确保治安。谢本人也常出检查督饬。因此人心逐渐安定下来。这些巡逻队曾逮捕了不少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并在南门湾现场枪毙了一名正在结伙抢劫小纸烟店的盗匪，对维护整个市区的治安起了较好的作用。 三、沈光武溃逃时的丑态 1949年4月中旬，当芜湖国民党守军杨干才部溃逃后，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慌恐万状，但还装腔作势，硬着头皮，召集了一次所谓“治安会议”。在会上沈要求谢汝昌负责维持治安，不准擅离职守。而沈光武自己早已心怀鬼胎，准备逃走了。 果然，就在这个“治安会议”召开的当天晚上八、九点钟，这个刚吹了牛皮的沈光武，脱掉黄呢军装，换上旧灰布的小兵服，率领着他的残兵败卒约一百乡人，来到北内街谢汝昌住宅附近。这些士兵服装褴褛，垂头丧气，分坐在街道两旁，形同乞丐。沈本人带着卫兵窜进谢汝昌住宅，对谢大：“紧急集合！全部撤！快！快！”谢见此情景即说：“情况没变，不要慌。”谢话刚落音，沈大声说：“我命令你撤，快！”谢说：“你是专员，有几县回旋余地，我守土有责，不能走。”沈更冒火了，说；“情况特殊，我命令你撤，天大责任我负，你要服从命令！”沈因谢部有五、六百人枪，实力很强，拉到一起，既可壮胆，又可作为垂死挣扎的资本。谢见此情景说：“既这样，等将两个营长和秘书找来再说。”于是示意我去找人。我走出楼上会客室，谢尾随至外楼梯口俏俏说：“把他们找到你家，不要露面，你交代好再来。”我会意，下楼后即派人将他们三人找到我家，要他们在我家等我回来，有要事安排。大约午夜十一点钟左右，我又来到谢汝昌家，沈光武正在大声训斥几个向他报告逃兵的班排长，而谢则坐在沙发上看报。沈一见我就高喊：“他们来了没有？”我说：“派出四、五个人去找，一个也没有回来。”谢接着说：“还不是放哨、查岗去了。”沈听了无可奈何，急得在屋里打转转。忽然，沈停住脚步，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字条，递给谢汝昌说：“谢县长，这是我给你的手令。我们先走，在宣城等你们。部队人枪要全部拉走，一个不准留，你要负全部责任，明天必须赶到宣城会合。千万不可贻误军机！”递这“手令”时，沈手还在发抖。说完就溜走了。没过几天，这个家伙即在宣城山区受到应得的惩罚，被解放军游击队击毙了。 四、芜湖人民热烈迎接解放军的盛况 1949年4月23日，是芜湖市人民最欢乐、最幸福的光辉日子。 这天上午，全市人民笑逐颜开，纷纷奔走相告：“解放军要来了！我们解放了！快去欢迎啊！”上午八时，各界推派的欢迎代表二、三十人，在商会集合后，来到江边等候迎接大军。商店和居民，也都准备了鞭炮、茶水。男女老少，涌向街头和江边。还有很多学生，服装整洁，手持色彩鲜艳的小旗和花朵，停立在码头两旁。到处人山人海，笑容满面，真是“箪食壶浆，迎接王师。” 上午十时稍过，人群突然活跃起来，大声高喊：“来了！来了！”举目一望，果然解放军已胜利过江向市区行进了。先头部队是游击队，战士的八角军帽上插着柳枝和树叶。接着就是野战军88支队的部队，军容威武，队伍成三列纵队前进，一个连队接着一个连队。干部、战士同样的服装，没有一个干部挂斜皮带和穿深筒靴的。干部、战士个个笑容可掬地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炮竹声、锣鼓声、欢呼声响成一片。 我到了江边，和各界欢迎代表在一起。不一会，解放军队伍后面走来一位于部，四十多岁，仪容庄重，含笑地同我们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大家！”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位是88支队政治部罗主任。罗一边同我们握手，一边说：“我姓罗，代号803，我跟队伍走了，下午再拜望各位。”说完转身挥手跟队伍走了，部队还在继续进行，沿江几处码头的过江部队同时并进，真是浩浩荡荡。 我回到市内，这里气氛更为热烈。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原国民党各军政机关门前、原有岗哨处和市区街道警亭中，谢汝昌事先都部署了武装军警，见到经过岗哨的解放军干部都立正敬礼。解放军干部也一一含笑还礼，非常欢洽。我走到中山路，见到腰鼓队在扭秧歌舞，参加的男女老少都有，虽是初次表演不大熟练，但人民群众欢庆自己解放的心情，是非常感人的。我不禁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吟道：“王师神勇过天河，胜利欢呼喜事多，婆媳並肩打腰鼓，公孙三代扭秧歌！” 下午三时，我到谢汝昌家，一进门就听说罗主任来了。只见很多解放军干部、战士，正在同谢的工作人员谈笑言欢，互致问候。我走进楼上会客室，罗主任见到我，就笑着说：“在哪见过面了？”边说边伸出手来，我一把握住他的手说：“803首长，上午我在江边欢迎您的。”他哈哈大笑说：“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随同罗主任来的有几位领导干部和地下党的工作同志，谢汝昌也将他的秘书、科长和各部门负责人找来见面，并讨论了移交的一切有关问题。直到下午五时，罗主任才离开谢宅。临行时又同大家一一握手。 这一天，人们是在极度的兴奋和欢乐中度过的。 五、谢汝昌移交工作的完成和党对他们妥善的安置 1949年4月25日，芜湖解放的第三天，军管会召集国民党县属各机关、部队的员兵开会，罗主任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详细阐明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一些具体问题，以及党和人民政府对这些人的希望和要求等。 罗主任在讲话中，首先对他们安心守纪，迎接解放军，表示嘉许，并反复强调对这些人保证“一个不捕，一个不关”，“立功受奖，破坏受罚”，“交代办好后，量材录用，愿留则留，愿去则去”等等，会后绝大多数人的情绪非常安定，表示一定要将各自的交代工作办好，争取立功。 约在解放后的四、五天，经请示军管会同意，先行点编国民党县属部队。点编时，县属部队集合在市体育场，由解放军88支队总部按照各部队的清册，逐一将员兵、武器、被服、文卷等交接清楚。接收干部并对每个员兵一一征求他们的意见，愿留的留下，愿去的即发给证明和路费回家生产。绝大多数员兵都愿留下。点编结束时，罗主任发表讲话，对县属部队的移交工作深表满意。经过点编的员兵在进行了短期休整后，即开往杭、沪沿线，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列里去了。 行政各部门的移交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各经办人员都老老实实、认真负责地核对各类移交案卷，各部门的负责人和经办人员，都加盖了本人私章和注明移交日期，以示负责。 进驻各部门的军代表，对移交工作都是大力支持，从未催促办理，总是和颜悦色地告知各经办人员从容处理，不要急于求成。遇有困难总是主动帮助解决。经过十多天的努力，各部门都全部交接清楚。并经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先后组织力量，缜密复盘和内查外调，证明谢的交代是清楚的。 谢汝昌的交代办清复查后，由当时芜湖市军管会主任李步新同志和市人民政府市长江靖宇同志，分别签发了交代清楚证明书。这两份文件都是我领交给谢汝昌的。谢和大部份旧人员都由党和人民政府先后安排了工作。 以上点滴的回忆，仅是笔者个人见闻片断，挂一漏万，在所不免，请知情者给予补充和指正。（一九八一年三月，芜湖市政协供稿）
国民党141师起义始末（《安徽文史资料12》第14篇）
作者：任迂夫（本文作者为淮北市第一中学离休教师） 一九四八年乃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之关键性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的春季，国民党96军在济南重新组建，军长于兆龙，副军长兼141师师长肖续武。我因部队改编以及与肖续武的私人关系（肖任旅长时我为副旅长）任96军高参（上校），留肖师服务。所谓高参，除临时性派遣任务外，实无任何明确职务。因此部队编成南调徐州地区整训时，我未随部队前往，仍留住济南。当济南危急，南去徐州铁路中断，我始设法飞到徐州军部报到。这时96军驻在临城枣庄矿区，旋调陇海路新安镇，继之又调蚌埠防守。这时已届淮海战役前夕，“徐州剿总”捉襟见肘，调动所部拟集结徐州外围固守，黄伯韬兵团正在由连云港方向，沿陇海路向西移动，行至碾庄地区被阻。一日，我与肖续武师副师长王亚豪对坐闲谈。王为商震旧属，颇具旧军人的典型——军事经验虽丰富，而政治头脑则较简单。我与王亚豪正谈得兴浓，忽接上级指示，要各部悬灯结彩，鞭炮齐鸣，以庆祝碾庄大捷。王说：“这下可好了。”意谓黄伯韬兵团突出重围，予解放军以重创。我说：“看情况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王不以为然，认为黄伯韬兵团是有战斗力的，不会遭此下场。谈话就此结束。次日王亚豪一见我面就说：“算是叫高参参（猜）中了。黄伯韬兵团仅有一副官逃出，持黄伯韬名片，背面写着“黄伯韬尽忠报国”，要他向南京汇报。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尔虞我诈，上下相欺，事实教育我，不得不看问题的反面。黄伯韬兵团被歼，徐州震惊。 碾庄战役后不久的一天，我和肖续武一同去军部见军长于兆龙。从军部出来，在军部对面饭店便餐，忽听楼梯间一片嘈杂的人声、沓沓的皮靴声，来的人在隔壁餐室就餐，两室仅一板墙相隔，故对方谈话声音很清楚，从来人半吞半吐、断续隐约的谈话声中，我判断徐州可能撤退。隔壁就餐人等可能是最后乘飞机离开徐州的。当晚我促肖师长去军部探听徐州消息。肖续武回来说：“徐州已撤退，部队正在向南移动，不日当可抵达蚌埠。”我说：“我明日去南京，否则打起仗来，我不但帮不了忙反会挡手绊脚。”肖又说：“这样大的兵力，杜聿明亲自来指挥撤退，你慌什么？”我说：“正是由他来指挥撤退，我才得快走。杜聿明怎么丢的东北，他现在还是怎么丢徐洲。撤退方法和步骤还不是老一套，携家带眷，一天走不了三十里。一、二日内解放军主力还未赶到，尚能且战且走；三、五日内解放军主力赶来，部队受阻，如第一天能突出重围则可，否则解放军包围日益巩固，休想再突围而去。最后弹尽粮绝，还不是束手被擒。那时去南京铁路中断，则蚌埠形同南京放出的断线风筝，想走也走不了了。如果杜聿明放弃徐州，带领部队昼夜兼程南来，倍道而进，少则三日，多则五天到达蚌埠，稍事休息，继续南撤，迅速渡江，以该股兵力加强江防，国民党或尚能苟延残喘以待时机，否则前途不堪设想。但杜之为人一贯高傲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是；一向是打主观主义的仗，从不考虑客观现实。所以他决不会舍前策以就后计。其命运若何，当可预卜。”肖续武对我上面一段话未表示同意，但也未加驳斥，只表示军令在身无可奈何耳。 淮海战役不幸而言中，96军因驻防蚌埠未在包围圈内得以逃脱，昼夜兼程撤到了长江北岸。这时蒋介石打内战的老本已经输光。96军已成为李延年兵团主力，防守浦口，以迎击当面进攻南京之敌，肖续武师又作为96军主力驻守浦镇，首当其冲。 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立法委员会议在南京召开。前96军军长廖运泽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特由香港来南京参加会议。廖带兵时期，系属国民党何应钦派。一九四七年96军在山东时，归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廖与王不合，故王耀武以司令官身分呈请撤换了廖运泽96军军长。廖运泽气愤之下南走香港，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肖续武乃廖运泽旧部，廖任军长时期，肖续武跟随任过团长多年，关系密切。廖运泽来南京后，闻肖续武驻师浦镇，故廖通知肖前往会晤。廖指示肖：“应认清形势，不能再跟国民党跑下去，要抓紧有利时机率部起义。”并指示其具体起义工作，要与朱子帆接洽，因朱在为第三野战军做地下工作。朱子帆亦国民党立法委员，同在南京参加会议。廖引肖与朱会面。肖续武并与朱子帆约定：有关起义的具体步骤与方法，另派员与朱洽谈。肖续武回师部后，当将廖运泽的指示以及与朱子帆会面等情——告我。肖续武下定决心后对我说：“我们确实不能再跟国民党糊里糊涂走下去，应与共产党接洽，率部起义，并与朱子帆约定你为我师起义代表，有关起义具体工作与朱子帆洽商。朱子帆现住介寿堂二楼（解放后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号，我在他的案头日历上写有‘任迂夫’三字，找到朱，看到你的名字是我的笔迹，即以我全权代表名义接受朱先生所交给的任务。你看，能办到的即可当场答应，如感觉困难，把问题带回来我们再研究。” 次日，我遵肖续武指示去介寿堂找朱子帆。在二楼按号码找到了朱的房间，但我没有贸然去叫门，因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南京，特务活动频繁，行动不能不多加小心，以防意外。我先在走廊来回走了一趟，又在走廊两端看了看有没有可疑迹象。在我审视周围环境中，只发现离朱子帆住室不远的门口，挂有“任卓宣”的牌子。我知道这是大叛徒叶青住室（任亦立法委员，经常替国民党写文章骂共产党），别无其它异样，我才轻轻地敲了朱的房门，进屋后见有人正在与朱谈话，我就坐在一旁沙发上等候。等来人谈话后退出室外，我随即移坐到朱先生靠近处，见案历上写有“任迂夫”字样，是肖续武笔迹，当向朱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声称：“朱先生有什么指示，尽管对我说好了。能答复的立即答复，不能立即答复的我把问题带回去再作研究。”朱子帆当即对我说：“部队起义，既往不咎，且原职原待遇。立功还有赏。部队起义本身就是一功。这是共产党一贯政策。”接着又说：“部队起义时并不要求你们打，只要求你们让出阵地。”我一听，起义时要求并不过苛，暗自思付，部队处境，前有强大之解放军，后有大江，形势有利于起义。我随即答称：“能办到。”问朱先生：“还有什么条件？”朱又告我说：“在大军未渡江，部队未起义前，保护并掩护我进行工作。”我答：“当然可以，这是应该的。”朱子帆与我并约定联络信号以亲笔信为记。我回师部后，将朱子帆指示各项，向肖续武做了详细汇报。肖当即与我约定，部队由他亲自掌握，对朱子帆的保护和工作掩护由我负责。肖当即批给我银元二十个，作为活动费用，又批给我盖有141师关防空白证明用纸二十张，以备必要时应用。我与朱子帆之间的联系就从此开始。 在部队起义未行动之前，我对朱子帆的掩护工作，主要是护送交通和地下工作人员的渡江事宜。当时朱子帆的工作重点似在芜湖，但有时亦来南京。而芜湖一带江面，国民党军队严加封锁，尤以江北未设防，故江面断绝行人。每次朱先生的交通或联络人员，大都从芜湖方向来。我的护送原则，只要朱子帆派人前来，持有朱的亲笔信，来人行动和装束看不出什么问题，大都派勤务兵护送他（她）由下关码头渡江北去。如果是干部模样地下工作者，而服饰和行动有可疑处，为防万一起见，则由我亲自护送渡江，并送出国民党军队最后哨所。因为我当时感觉到，他（她）如遭意外，我也难逃脱干系，不得不多加防范。来人我从不问姓啥名谁，干什么工作（也无必要）。以沿途皆96军防地，故进行颇为顺利。 在此期间，肖续武和我还做过一件鲁莽而又冒险的工作，就是劝说军长于兆龙共同率部起义，未能实现，事出愚蠢，至今回忆尚有余悸。一天肖续武和我计议实现起义的步骤和方法，认为不借外力，不利用有利时机，贸然宣布起义是有危险的。必须在解放军渡江战斗一打响，立即将部队集合浦镇，防地亦自动让出，随即召集营以上官长到师部开会，宣称我们已被解放军包围，我们要起义，否则只有死路一条。那些思想和我们接近，愿意跟我们走的军官，叫他们回去掌握部队，听候命令。那些思想不和我们接近，估计可能不愿跟我们一路走的军官暂留师部。在集结队伍的同时，立即派我与解放军接洽，说明情况，请其派代表前来，处理起义善后事宜。那时解放军代表前来，生米已成熟饭，这些思想上不愿和我们同走一条路的军官，无可奈何，亦只有乖乖的和我们一同走。这一计划，肖续武和我认为稳妥可靠，切实可行，定会取得成功。我俩一时头脑不够冷静，肖师长提出要干我们就大干，我们要做于兆龙的起义工作，理由是：于兆龙对我们人情上还说得过去，因此我们要起义，不能瞒他；再者他与我们同样处境——前有强敌，后有大江，死路一条；三者，我师为96军主力，141师起义后他的军长也当不成。我又补充说：于兆龙旧意识甚浓，事母至孝，他有老母留在济南，济南解放后曾派专人前往探视。于任军长以来，不断的购置房产，不但在徐州置有房产，来南京后在南京城内湖北路又新购楼房一所，有道是贪财必恋命。最后决定由肖继武向于兆龙挑明起义关节，再由我去下说辞，动员于兆龙共同起义。肖续武对于兆龙起义关节打通后，次日，我到于兆龙长江北岸军部驻地。于兆龙并未住在军部，而是住在离军部不远，紧紧依靠长江岸边的一所小小的三合院内。房主人已搬走一空，只有于兆龙带副官一名、卫士数人居住。院外不远处柳树下系一机器橡胶小舟。小舟甚小，除驾驶员外仅能容身一、二人。心想此乃于兆龙关键时刻准备逃往江南所备。我经警卫传达后，于兆龙并未出迎，进屋只见他在室内，面带怒容，一片杀气。于兆龙生就一付三角眼，为人阴险狡猾、心毒手辣。我心想情况不妙，但既来之则安之，亦只有强自镇定，坦然入室。寒喧落座后，于第一句话问我：“你的家眷在什么地方？”我说：“在济南，因南来时铁路不通，未能来得及带走。”我又说：“听说钧座老母在济，济南解放后曾派人赴济探视，去人回南京否？老母可曾平安？”我说这话的潜台词是：你如对我不利，也应考虑到你老母的安全问题。这时我俩间的紧张气氛未见缓解。接着我再说下去：“与八路打交道，颇不容易，如果起义，共产党是否能相容还是一未知数。但我们考虑到当前的局势，更重要的是钧座当前处境——前有强敌，后有大江，一旦大军横渡长江，进攻南京，国防部令我军死守江北，以掩护南京撤退，那时钧座将何以处之！”于说：“你看应该怎样办？”我说：“那时如要我军撤过江去，无话可说，否则如要我军死守江北，牺性我军，掩护他等逃跑，我们应当起义。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样一来，我俩间的紧张气氛始见消逝，于兆龙的满面怒容已渐开绽。这时，我才进一步畅言，以鼓励其起义决心。 于兆龙静听我对当时局势和今后去向的详尽分析后，遂说：“那我准备起义，你就是我起义代表。回去收拾一下，回头派车去接你，搬来与我同住。”我深知于兆龙之为人，老奸巨猾、口是心非。上边一段话，虽打中其要害，使其听后动容，而率部起义绝非诚意，亦不过在万分不得已时——解放军包围之下时，可能派我为起义代表，与解放军接洽。如一旦退过江去，他一定将我首先干掉，以表示对“党国”的忠诚。当时我暗思脱身之计，随即说：“我与钧座同行止绝非良策，万一秘谋宣泄，那时把我从军部逮走，恐你也难摆脱干系。不如我单独另住一处，在情况紧急时，立即派车将我接来，按计划进行。在此期间如遭遇意外，在任何情况下，也绝不牵连你半点。如特务对你有所怀疑，你可把责任往我身上推，但你要侧面想方设法营救我。这样，我不仅有脱险的可能，且不致连累与你。否则可能同归于尽。”于兆龙闻听，这才眉开颜笑，以为我设身处地、真实地替他着想，殊不知乃我脱身之计。回师部后，当将见于兆龙以及对于谈话详细情节，一一向肖续武作了汇报。最后我对肖续武说：“于兆龙之为人及其对我们的关系，非你我可比，在人情上对我们来说尚过得去，但思想并不接近。如96军在江北被包围，有被歼灭的危险，他当然有起义可能；如部队调过江南，只要有一条路可走，有一线生机，根据情况判断，他决不会起义。那时恐对你我不利。故今后对于兆龙不仅我要多加小心，你也要严加注意。” 时至四月份，国民党知大势已去，故不得不弃战求和，派代表赴北平谈判，终以国民党非出自真心诚意，以致和谈破裂，时局日趋紧张。四月初旬的一天，忽见报载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会通过公布的一则公告：安徽省政府改组，发表张义纯为省政府主席，朱子帆为秘书长。我见报后，心想，朱子帆可能暂时要离开南京，必须立即找朱会晤，请朱在离开南京期间，指定继任联络人。在我刚要走出院门去找朱时，朱子帆恰好前来找我。我对朱说：“我正要去找你。”朱说：“你见报了？”我说：“已见报。”当邀朱回室内密谈。朱告我：“我需赴屯溪一行（当时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少则一周，多则十日，如届时不能回来，持我亲笔介绍信者即继任联络人。”并说：“现在时局紧急（意即大军不久就要渡江），如我不能按时返回南京，继任联络人又不能准时到达，在重要紧急时刻，你可亲至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找粟裕副司令员去联系，因为我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朱子帆与我别后，直至大军渡江南京解放，未再回南京，继任联络人亦未到来。直至上海解放后，报载朱子帆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始得到朱子帆消息，进行通信联系。 在与朱子帆别后的四月中旬（十五日左右），国民党军队发觉，浦口这一路並非解放军主攻方向，除留一个团防守江北虚张声势外，李延年兵团撤离浦口，96军乘登陆艇为机动部队，游弋芜湖一带江面，以备情况吃紧处应援。肖续武于部队临行时，要我随船同行。我告以朱子帆赴屯溪未归，继任联络人未到，我这时离开南京，与朱失掉联系是会误事的。肖告我：等与朱取得联系后迅速来前方。就这样，直至大军横渡长江，不仅朱子帆与我失掉联络，肖续武部亦与我失掉联系。我精神陷于极度紧张状态。 四月二十三日晚大军渡江，国民党留在江北的一个团，枪声一响即全部投降。二十四日上午南京解放。我这时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心如火燎，经多方询问，找到解放军南京警备司令部，当由值班参谋接见。经我说明情况，要求查明国民党96军现在何处？我为该军副军长兼师长肖续武起义代表，肖与我约定真心起义，请送我至该军当面呼唤肖师来归。值班人员告我：现在无法知晓，经向上级反映，改日告之。第二天我又至警备司令部问信，值班人告我：前方情况混乱，无从查明。又问我见报没有？宣（城）郎（溪）广（德）地区消灭国民党八个军，可有你军番号？我答：已见报了，没有96军番号。对方又说：那么这一部队可能逃出了包围圈，已无法查找。我当时极度不安的心情，亦只有安静下来。自怨自艾，诚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深感事之不成，亦乃时也，运也。 六月初，见南京街头有军管会收容蒋军游散官兵的布告，我即按布告指示，前往收容站联系。收容站恰设在湖北路于兆龙新买的一幢楼里。当向负责人说明我的处境。该站负责人告我：“根据你所反映情况，不在我们收容之列，但你可留下住址，我们向上级反映请示处理。”不久，收容站通知我到下关解放军官训练团报到。在解训团期间，第三野战军高等俘虏管理处，有一位李科长（河北沧县人），曾先后两次到解训团找我谈话，了解肖续武率部起义情况，我如实相告。李科长最后一次谈话对我说：肖续武率部起义过程，已搞清楚了。 七月间，华东军事政治大学，需要一批军事工作人员，经与来人谈话后，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工作？我当时怀疑根据我个人具体历史情况，是否有我适当工作可做。来人对我说：“那你不必考虑。如参加工作，经一段时期的学习后，组织上是会根据你的特长分配适当工作的。”我又说：“我有家庭生活负担。”来人又说：“那亦不必担心，家属生活如确有困难，领导亦会实事求是地加以照顾。”故我于八月二日来到了华东军大教员研究班学习。 十月间，肖续武在三野高等俘虏管理处，打听到我在华东军大教研班学习，通知我，要我前往会面。我一到三野高俘处（傅厚岗国民党粮食部长徐堪的房子），一见肖续武身着解放军战士棉军服，面色蜡黄、消瘦，好似大病初愈，但我知肖素无疾病，身体健壮，不免引起了我种种怀疑。我责怪肖把部队带到那里去了？着我好盼！你如不回来，那不证明，你要起义，我为代表，全都是假话吗？肖续武说：“别提了，我们不是共同做过于兆龙的起义工作吗？大军渡江开始，96军在大渡口（安庆对岸）登陆。在部队南逃期间，我曾数次催于兆龙停止前进，准备起义。于兆龙这小子一直含糊其词‘前面再走走看’，直至部队逃到福州，脱离了解放军的包围圈，于兆龙便翻脸不认帐，拍案大骂：‘有人要率部投敌！南京留有什么人做代表！……。你看到了什么地方？乖乖的跟我走（登轮去台湾）没有事，否则，我非枪毙你不可！’我一看形势不妙，连夜将部队拉走向解放军靠拢，因在夜间，没有联络好，对面部队向我部开枪射击，我当即腹部中弹倒地。队伍因无人指挥，陷入混乱状态，复向来路奔去。这时于兆龙又率部尾追前来，部队在前后夹击下逃散（未逃散的亦做俘虏处理）。天明，二野部队打扫战场，发现我倒卧血泊中，经我说明原因，将我送野战医院治疗。二野只承认我们阵前投诚，不承认起义，理由是事前无联系。有关起义问题，二野无法处理，故转来三野处理。三野敌工部负责人迟迟未做肯定答复。经多方打听，才知你在军大学习，因此有关起义问题，特邀你前来对证。”这时，敌工部负责人从里屋走出，边走边说：“不要说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一看就是那位在解训团向我了解肖续武率部起义过程的李科长。 一九五〇年春，肖续武也转来华东军大教研班学习，不过不同队，我在一队，肖在四队。一九五一年春，华东军大结束，我分配到合肥第十六步兵学校任战术教员，步兵学校结束后调速成中学任文化教员，一九五五年转业地方中学任教师工作至今。肖续武则在军大结束后，分配南京军事学院任职，五六年转业到地方，任南京市教育局长至今。 廖运泽同志，于一九四九年春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立法委员会议和把肖续武介绍给朱子帆以后，仍返回香港为我党做地下工作。一九五二年返回大陆，回国后任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八一年八月，淮北市政协供稿）
国民党110师起义经过（《安徽文史资料12》第13篇）
作者：赵继武（本文作者现任阜阳县政协驻会副主席） 一、廖氏兄弟和110师的重建 廖运泽、廖运升是近亲兄弟，安徽凤台人，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一、四期。廖运泽曾参加过共产党，以后脱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师长、军长、副总司令等职。1946年春，他被解除了96军军长职务，而“晋升”为空头的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以后十九集团军撤销，在国防部当了一个挂名的部附，领着有限的生活费在南京闲住。廖运升年龄稍长，听说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反蒋运动，因此一度被迫离开军队。在抗战时期曾任师长、整编师副师长等职。1948年也和乃弟廖运泽一样，在国防部当上了一个挂名的部附，在南京闲住。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不断损兵折将，到1948年战争形势由进攻转变为防御，兵源也成为严重问题。“淮上健儿”素为兵家所重视，因此，廖运泽、廖运升弟兄先后被起用。蒋介石想利用他们组成新的战斗部队，廖氏兄弟也有着自己的打算，因此都先后到职。 1948年9月1日，廖运泽先被任命为第八绥靖区副司令官兼颖上指挥所主任，驻节寿县正阳关。辖区先为十四个县，以后逐渐扩展到苏、豫、皖边区四十余县。它虽称为八绥区指挥所，但不受八绥区司令官夏威节制。同年10月又任命廖运泽兼任国防部暂编第一纵队司令，廖运升为副司令，下辖9个步兵团。司令部编制等于一个军，每团兵员定额为2800余人。10月间廖氏弟兄在寿县建立了司令部，招兵买马。到1949年3月已建立了7个团。 当年3月底，暂一纵队调芜湖、泾县，又调浙江临安。4月上旬在芜湖重建110师。 所以讲“重建”，是因为原来有个110师，师长廖运周，是廖氏兄弟的堂弟，在淮海战役中率众起义。重建后的110师以廖运升为师长（廖运泽已因故离开部队），刘希文为副师长，盛燮勤为参谋长，我改任高参，仍主持师内参谋业务。一个步兵师应辖3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为了迁就人事，除编成上述建制部队外，又特设了一个步兵团，称为师部团。各团的组成情况如下：（1）328团：以原阜阳保安团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储培基。（2）329团：以阜阳地主和土匪武装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朱振业。（3）330团：以太和保安团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张普庆。（4）师部团：以特务武装“正义部队”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陆亚夫。每团实有兵员约一千五、六百人。加师直属队，全师约为八千人。 二、起义前廖氏兄弟和有关人员的政治态度 廖氏弟兄出身于黄埔军校，原属于蒋介石嫡系。但他们对蒋介石所进行的反动内战持反对态度，並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明朗。我在两次危急关头，观察到他们的真实态度。 1948年4月我在潍坊战役中被俘，遇到旧日的同学、同事、解放军华东军区联络部长王兴纲同志。王在旧军队做地下工作很久，尤其在32军军官中享有很高威信。他动员我为党工作，我答应了他。但回到蒋军以后，始终担任着参谋、高参等所谓“幕僚”工作，不能独立有所作为。我和王兴纲同志的关系，廖氏兄弟都是知道的，但也为特务所侦知。原来住阜阳地区的军统特务刘惠生小组，这时住在正阳关，负责监视廖运泽所部。1948年11月间某日，颖上指挥所中校参谋刘士中（阜阳人）秘密告知我说：“保密局有电报给刘惠生，说你和共产党有联系，叫刘惠生调查你。”我对此不能不有所警惕。第二天廖运泽对我说：“委任刘惠生为指挥所额外中校参谋，你要把委任状亲自给他送去。”由于刘士中的预先送信，我领悟到这是刘惠生把我的问题通知了廖运泽，在廖运泽的解释下，取得了刘惠生的谅解，现在要我自己去和刘惠生周旋一下。我把委任状备好，亲自恭恭敬敬的给刘惠生送去。刘惠生表现了友好的姿度。这时，我心里还有顾虑，但实际上刘惠生已经向廖运泽交了“底”。后来在芜湖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教育争取下，刘惠生彻底改变了立场，他的小组在110师起义过程中作了不少工作，在廖运升的授意下，多次派人和中共联系。中共皖南游击队要求暂一纵队代运两部电台，就是廖运升派刘惠生乘吉普车送去的。 另一次是1949年1月15日，我和颖上指挥所副主任汪平，率领指挥所人员、直属队、暂一纵队第四团和临时配属的一个工兵营，由正阳关向芜湖南撤。途经安庆，汪平住安庆城里旅社，我率领部队住江南大渡口附近。以后我率队继续行军，汪平则乘小汽艇由水路去芜湖，在芜湖会面后，汪平当我的面告诉廖运泽说：他在安庆时，八绥区特务头子曾到他的住地询问我的情况，并说要抓我，由于他替我说了好话，并作了担保，才没有抓。顿时气氛很紧张。当晚，廖运泽备了一席酒，把我和副官处长武建威找到他那里，坦率地告诉我们，他和廖运升已找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叫我明天就到暂一纵队去，万一有事可以到山里躲藏。我第二天就乘汽车经南陵到了泾县城内暂一纵队司令部。见到廖运升，他以玩笑的口吻对我说：“你要是被特务抓去，会翘辫子的。我们和山里已经有了联系，有事把你送到山里去。”到此时，廖氏弟兄的态度已经完全明朗。后来才得知，廖氏兄弟早想投奔革命队伍，苦于找不到党的组织。后来在正阳关找到中共在白区工作的朱怀武同志，在芜湖经过张台望的介绍，又同芜湖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方向明、石原皋取得了联系，并初步确定了起义计划。 三、我亲历的起义经过 1949年4月23日晨，110师（暂一纵队已改名110师），奉命由浙江临安经余杭、杭州向义乌县进发，归入85军建制。当时85军军长吴求剑率军直属队驻金华。110师于4月25日到达肖山县后，准备乘火车到义乌。 1、廖运升坚决抗拒军部强迫全师家属东运的命令 5月2日以前，110师所属四个团有的步行，有的乘火车先后到达义乌指定的地点集结。5月2日凌晨，廖运升率师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乘火车最后到达义乌。才进入义乌图书馆师司令部，85军军长吴求剑就派军部高参李英伯带一个少校参谋、一连工兵，押着火车一列来到义乌车站。李英伯和那个参谋下车到110师向廖运升传达吴求剑的命令：要求110师全师家属立刻集合，乘火车先到浙赣路东端终点站玉山县，以后用汽车再南运福建。廖运升以无粮、无钱为借口，坚持家属不集合、不上车。李英伯不断传来吴求剑电话命令，催促家属上车，廖运升敷衍拖延，僵持到中午，吴求剑知道110师是不听他的了，电话告诉李英伯把火车开走，上下级关系至此决裂。因为此时廖运升已决心起义，若把全师家属交给85军等于交出人质，起义将无法实现。 2、与中共浙西军区取得联系，把部队拉进山区 5月2日入暮后，廖运升在义乌图书馆后院一个僻静之处召集4个团长和我一共6个人开秘密会议。副师长刘希文，参谋长盛燮勤都没有参加。外面有几个手枪兵站岗，气氛严肃。廖运升开门见山说：陈赓司令员派人民解放军42师敌工科长杨大伦同志（真名是杨振海），携带廖运周写给廖运升的秘密信件（据说是用黄绸子写的，由杨缝在上衣内），动员110师起义，以策应大军南进。杨是4月26日在肖山县赶上110师的，现住在他家内。廖运升接着说明当前形势，告诉大家：只有起义，才是生路，并征询与会者意见，大家一致拥护，以后叛变起义的朱振业当时也虚伪地表示拥护。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决定派随军记者胡明理去找当地坚持游击的浙西军区季洪业（兼路北县县长）部联系，季洪业派区长吴逊和为代表与胡会谈，达成以下四点协议：（1）起义部队可以进入解放军驻地，（2）随时交换情报，（3）协同作战，（4）供应起义部队给养。当时并由吴区长派了四位向导，回师后由师分派到四个团。 5月2日中午，85军准备接110师家属的火车还未开走，前阜阳保安团长董绍周和原53军参谋长李显宗（当时是国防部点验组少将点验员）已上了火车，准备东逃。因110师阜阳人较多，廖运升把他们两人请回，委董绍周为额外副师长，李显宗为高参，以加强起义领导力量。 5月3日天明后，国民党飞机不断在义乌上空盘旋，当时的形势是：85军司令部及直属队在金华；该军35师在东阳；另一个师在诸暨；318师彭怀霖部正尾随110师之后；兵团司令李延年虽已乘火车南窜，他下属的96军等部队不知由杭州窜至何处。总之四面皆敌，把部队集中在义乌城里很不安全。因此决定5月3日入暮后把部队撤到义乌城西北山区黄宅以策安全。 5月3日晚饭前，廖运升很有礼貌的告知刘希文和盛燮勤说：“对不起，事先没有告知你们，部队已决定起义。”当时并指定由我指挥部队，他和刘希文带着各自家属和行李，由手枪队保护先走。在当时指挥部队是有很大危险的，我“见危受命”，接受了这个任务。 此时，受命扒铁路、砍电线的328团已开始行动。听说还有协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收缴国民党专员王拨部地方反动武装的事。这是由廖运升直接指挥的，我不了解具体情况。 3、路家云企图阻挠起义未成 廖运升等走后，我分别通知县城内各部队，除329团在西门原驻地集合待命外，其余按规定好的序列，在义乌图书馆门外广场集合后出发。在部队集合期间，师部团的副团长路家云提着手枪，揪住我的衣领大骂：“你敢把部队带走，我就枪毙你。”盛燮勤本来就反对起义，此时也乘机而起，掏手枪，装子弹，对我怒目而视，准备配合路家云共同行动。幸亏师部团团长陆亚夫、328团团长储培基等及时拦阻，未遭毒手。在大多数团长、营长们的支持下，我终於把部队带走。 4、廖运升宣布起义险遇不测 我和廖运升都随330团出发，到预先指定的全师集合地点黄宅。1949年5月4日凌晨，在杨振海同志指导下，由廖运升向全师官兵（缺329团）正式宣布起义。在廖运升讲话时，330团有个姓王的连长掏手枪想把廖运升打死，被该连指导员将凶手抱住未逞。事后听说，团长张普庆准备处决这个连长，被人劝阻了。 5、盛燮勤煽动329团逃往福建 329团是由阜阳土匪武装和部分地主武装为基础改编而成的，本质不好。部队出发时，我怕这个团出问题，影响整个部队起义，所以指定它在原驻地集合，然后在部队最后跟进。我随该团同行了一阵，后转到330团。但该团以后没有到全师集合的地点黄宅，而是取捷径直赴宿营地。廖运升派盛燮勤到329团代表他对该团讲话，盛燮勤一去不返，於5月4日夜，伙同该团团长朱振业率领329团全团逃往福建。事后听说，到福建后，盛燮勤被提升为副师长，329团被编为李延年兵团独立团，最后都被人民解放军所歼灭。 我在盛燮勤叛变后，继盛担任了110师参谋长。杨振海公开露面后，即和我共同生活，共同活动。 6、328团部分连以下军官策动的一场未遂叛变 自5月4日晨宣布起义以后，当晚就发生329团全团叛逃，人心不稳。5月6日入暮后，驻在师部以南3、4里某村的328团突然步枪机枪一齐开火，射击方向指向师部。该团电话也不通了。我即令师部警卫连加强戒备，但328团并没有向师部进攻，只在驻地骚扰了一夜，拂晓后逐渐平静下来，我首先接到328团副团长刘敬斋的电话，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可以放心了。”接着是原颖上指挥所勤务连长赵汝湘向我口头报告说，昨天是328团部分连长经过串联密谋，于昨天入暮后发动的一次未遂叛变。他们计划先把师部领导人打死，然后学329团的样子，也逃往福建。但该团团、营长都坚持起义，不肯附和，一个个都躲藏起来。蛇无头不行，他们揪住副团长刘敬斋和额外的副师长董绍周，威逼他们把部队带到福建，刘、董都坚持不干。听说董绍周行李衣物都被抛到粪缸里，董毫不动摇，一场骚乱终於稳定下来。 5月8日接吴逊和区长来信说：“国民党大部队正沿浙浙赣路南窜，已抵义乌附近。”当时，人心惶惶，唯恐受到干扰，决定继续向西北浦江县大山内前进，走了约三十里，师部住在一个陈姓大官僚地主的庄园内（好象是古塘村）。至此，人心稍为安定。 110师起义后，全部口粮都由吴区长源源供应，并送肥猪数口慰劳，还印了不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分发给各部队，但解放军主力始终联系不上，师内领导人的心情，始终安定不下来。 7、110师的起义震动很大 据廖运泽后来说，110师起义时，他正和国民党政府同在广州。5月5日晨，广州各报就登载出“廖运泽率部叛变，着即缉拿归案”的消息，他因此仓猝逃往香港。到香港以后，看到香港、广州各报自5月5日至5月8日先后不断登载上述消息，可见110师的起义不仅震动了国民党政府，并宣扬到香港，是起了一定的影响的，也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凭钱塘江固守的战略部署。 8、见到了盼望已久的人民解放军 5月10日以后的某天，确实日期记不清了，大约是中午以后，吴逊和区长亲自到110师驻地送信说：“我们的主力部队已进入了义乌城。”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当时杨振海同志外出与季洪业部联系未回，由我拿着廖运升写给解放军首长的亲笔信，说明110师在联络员杨大伦同志的领导下已在5月4日起义。我和吴逊和区长骑马向义乌城出发，行约二十里，即遇到解放军约一个团，正向110师驻地前进，我怕耽误时间，发生误会，策马疾驰，入暮后到达义乌城，经过有关人员详细盘问，被引到师首长办公地点，会见了35师李德生师长、宗副师长、贺参谋长等首长。我递交了廖运升的亲笔信，陈述了110师起义情况。宗副师长说：“原来的110师也是这个老杨通过我师过来的。”以后几位师首长在另室共同研究后，给我盖有35师大印的回信。大意是110师立即开回义乌城附近，附有行军路线图、到达义乌城郊的宿营地点图。吴区长被留在义乌城给大军筹备粮秣，我连夜驰回110师驻地。在距110师驻地约五里的大山口外，解放军携有重机枪、迫击炮的一个加强连在对110师方向监视，我把35师回信交这位连长看过，他把部队撤出了阵地。我回到110师司令部时，廖运升因为解放军到了，我们得救了，在昨天晚上集合部队召开了庆祝大会，很晚才睡，半个月来头一次睡了个安稳觉，现在还高卧未起。杨振海同志没有找到季洪业部在昨天晚上也回来了，我把他们全部叫醒，把35师回信交代清楚，决定由副师长刘希文率领部队按指定路线开赴指定集合地点。我和廖运升、杨振海、高参李显宗四人策马直赴义乌城。在途中一个山间凉亭遇见35师团长张链斧同志，他派了一位参谋给我们作向导，因此，一路毫无耽搁，很顺利地到达35师司令部，三位师首长出门迎接。入室坐定后，由李德生师长宣布：110师3个团分别拨给12军3个师，师直属队拨入12军直属队。从此，原国民党110师起义官兵跨进了人民军队的行列。 起义以后，经我们一致要求，原110师的团以上干部都分到南京二野政治部高级军官研究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大都由二野政治部安排了工作，我和李显宗一同被分到南京军大，从事军事教学工作；廖运升先安置在苏州高级政校学习，以后安排为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后任江苏省政协常委、南京市民革主委、南京市政协副主席，1981年病故）；廖运泽一直在香港为党工作，1954年周恩来总理电召其回国，任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后来又先后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民革主委并兼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都开始了新的生活。 （1981年4月，阜阳县政协供稿）
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前后（《安徽文史资料12》第12篇）
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前后作者：王汉昭（本文作者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旅长，率部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广西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一、我与桂系的关系 我是广西省忻城县人，一九二九年夏在广西省立四中毕业后，考入广西大学预科。那时，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六分校设在广西南宁，李宗仁、白崇禧利用它来培养桂系军队中的干部。除从现役军官中抽调一些人带薪学习外，再招考学生五百人，全部公费。我因家庭经济困难，遂报考这个军官学校，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毕业，并由军校保送南京中央陆军交辎专门学校深造，于一九三七年八月毕业。这时抗日战争爆发，因我是桂系保送去的，故毕业后分配到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中尉处员。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随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参加徐州会战，战败后，随军辗转到安徽立煌，廖磊在那里成立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我担任廖磊的少校参谋。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安徽中部及省会立煌的抗战形势很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发动民众，宣传抗日，气氛热烈。在工作中我有机会同一些共产党接触，使我认识到：中共是真心实意抗日的，而且有才华的青年都集合在中共旗帜下，我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 廖磊病死后，李品仙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初到立煌继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省党部主任委员。当时我跟李品仙从襄樊随部队步行到立煌，一路上我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安徽的情况，往往谈话至深夜，他听得很出神，因而对我既信任又赏识。到达立煌后，李品仙委我为二十一集团军中校参谋科长，要我搬到他公馆住，作为他的机要参谋。 李品仙到安徽后，起初同安徽的CC派系交往过密，引起桂系五路军干部的不满。他觉察到了，并根据我的建议召开了一次没有CC系分子参加的五路军干部会，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用好言抚慰。在这次会议以后，我看出李品仙对省党部CC分子已有戒心。 这时经陈天任介绍我认识郑汉同志，他二人对CC及中统特务胡作非为，极为不满。我们三人常在一起议论形势，研究如何加剧李品仙同CC系的矛盾。一次，由郑汉执笔，伪造CC系头目陈立夫给安徽CC系的一封指示电报，要他们搜集新老桂系的材料，制造舆论，使桂系声名狼藉，并乘机推荐自己的干部来担任各级领导，架空李品仙，最后将桂系驱逐出安徽。我将这个伪造的电报有意遗失给古碑冲党政军干部训练团大队长朱乃瑞拾到，朱如获至宝，将此“密电”速送呈李品仙。李阅后深信不疑，骂陈立夫是卑鄙小人，并多方设法制裁安徽CC系分子。他知道方治等人每天抽大烟、打麻将，竟然派人到他们家中当场抓获赌具、烟具，使CC头目狼狈不堪。这场斗争中，CC系在安徽的反动势力遭到一定的挫折，我和陈天任、郑汉也更加相互了解和信任了。 一九四六年春，郑汉同志到安庆和我谈论蒋介石又要反共反人民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决心要走革命道路，决不再为国民党去卖命了。这次谈话后，郑汉离开安庆，我即在安庆住闲。一九四六年七月，安徽的桂系军队进行复员编余，张义纯把我亦列入编余之列，我想：无官一身轻，没有职务，更好进行革命活动。一九四七年春，经李荣康（现名李海）联络，由李济深和朱蕴山先生等筹组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联谊会”（简称“民联”），指名要丘清英、李荣康和我负责安徽“民联”筹备小组，丘清英名声不好，但因是李济深先生介绍提名（李只知道丘清英过去参加十九路军在福建人民政府工作，不知道他在抗日时期的表现），我们又不好拒绝。我于一九四七年八月从安庆来到合肥，与朱子帆、陶若存、王贯之和陈天任等商谈，请他们对“民联”筹备组织工作协助指导，他们听到有丘清英参加，都不表态。一九四八年春“民联”改称“民革”。同年五月，郑汉同志来到合肥，我将“民革”筹备小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并征求他的意见。当时郑汉告诉我，他一九四七年到上海，找到了原皖南地下党的余纪一同志，把党组织关系联系上了，可能要派他到中共皖浙赣办事处工作（后因故未去），他提出要抓武装部队，配合解放军南下的意见，建议我到部队工作，并说：“民革”筹备小组的工作仍可结合进行。郑汉同志的到来，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觉得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出路。 二、筹建保安第五旅 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与桂系驻安徽部队两个整编旅及另外两个团联系比较密切，因为这些部队的旅长、团长均是我的要好同学，当时我们常在一起议论时事，有反戈起义的打174算，因解放战争还在山东一带进行，时机尚未成熟，未敢轻举妄动。我将这些情况告诉郑汉，他听了非常高兴，要我继继进行策反工作，一俟解放战争推进到安徽境内，就组织起义。一九四八年六月，广西的驻皖部队调离安徽去武汉“华中剿总”，我策动的广西部队要求我同去武汉，以便保持联络，我请郑汉同志立即向地下党组织请示，决定我的行动去向。约一个星期后，郑汉同志来对我说，希望我到皖南行署警保处谋职，以便向皖南游击队提供情报。按此指示，我积极进行活动，写报告要求省保安司令部调我去皖南行署警保处任处长。不料皖南行署主任张义纯认为我思想左倾，不同意我去皖南。当时李品仙已调武汉任“华中剿总”副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由八绥区主任夏威接任。彼时安徽已接近战区，夏威为了军事行动应急需要，想物色一批军人出身的人担任行政专员，遂派我去担任安徽省第五区行政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在未正式任命之前，我已得知此消息。一九四八年八月底我向郑汉同志作了汇报，并说：我不愿去当专员，想去武汉继续策动广西军队起义（因广西军队中经我策动过的师、团长多次来信要我去武汉继续联络），要求郑汉同志请示地下党组织的意见。不几天郑汉同志对我说：地下党组织的意见是：武汉方面属江汉地区，那边已有人负责策动起义工作，要我仍留在安徽担任行政专员，但要积极掌握武装部队，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又强调说：安徽省第五区所属各县是嘉山、凤阳、盱眙、天长、来安、滁县、全椒等县，地处津浦铁路南段，和南京隔江相望，地形非常重要，在这里掌握了武装力量是可以有作为的。我接受党的指示去担任第五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为了更好地完成地下党的指示，我向夏威建议：把第五区各县的保安团队整编为几个保安团，全区成立一个保安旅，作为安徽省的基本军事力量（因安徽省原有保安部队已改编为一百二十六军番号，当时安徽省无一个保安团）。夏威认为我的意见很好，要我到任后全力以赴去整编保安团。我说军官和械弹不够，夏威说：以后陆续给你补充就是了，又说：和县军官大队有两个上校编余军官，一是宋家祚，一是麦镇涛，最近写信来要求工作，就将此二人给你带去好了，他们是本地人，协助你整编保安团较为方便。没想到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使我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抓武装的机会。我积极抓武装的目的是要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这是根据郑汉同志转达中共地下党组织方向明同志的意见行动的。不过这个计划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行政公署和保五旅任何人都不知道。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就任专员后，立即派人调查各县现有保安团队人员武器。根据各县现有人枪情况，我决定嘉山、凤阳、盱眙和滁县，按照一千五百人左右编制，各扩编一个保安团，每团辖三个营，每营辖三个连，每连辖三个排。派宋家祚上校参议去盱眙县扩编，不足人数将来安县武装团队划归该团建制，但平时不集中，只是属盱眙县团领导，有事两县可以互相支援。派麦镇涛上校参议负责嘉山县保安团扩编，以该县现有人枪按三个营整编。凤阳县扩编一个保安团，由县国民兵团团长江恕负责，天长县人数太少，不单独编团，分别划归凤阳和嘉山保安团建制。滁县扩编一个团，不足人数由全椒县补充。各团官兵人数按一千五百六十四人编制，每营包括勤杂、炊事兵十人共为五百零五人，每连一百六十五人，每排五十人，各团、营、连、排均按三三制整编，共成立四个保安团，限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整编完毕，将人枪官兵花名册报区保安司令部，凭册转报省保安司令部点验补充装备械弹。最后因全椒县保安团队另有打算，不归编滁县，滁县保安团因而只有一千人左右，以独立团番号上报。各团如期整编完毕后，向省保安司令部报番号，嘉山县团定为保安第十四团，由麦镇涛任上校团长；盱眙县团定为保安第十五团，由宋佩儒任上校团长；凤阳县团定为保安第十六团，由江恕任上校团长；滁县团定为保安独立团，由韦驹任上校团长。我将整编好的四个团的官兵人数及团长任命报省保安司令部后，夏威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批准各团负责人及番号，并命令成立安徽省保安第五旅及所属团建制，正式任命我为保五旅少将旅长，副旅长遗缺报请宋家祚上校担任。 三、保五旅冲破阻力渡过长江 武装已掌握在手，下一步是如何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的问题了。我任旅长后，即日打电话到合肥找王贯之、陈天任，请他们速转告郑汉同志来旅部商议第二步行动计划。不巧郑汉同志不在合肥，陈天任立即到南京，同范治农一起找着方向明同志。方向明当即请陈天任到明光传达指示，说：保五旅是由几个县的地方部队凑编而成的，政治情况估计很复杂，在江北起义不易掌握，且有被敌军吃掉的危险。要保五旅渡江，到当涂占领桥头堡，与当涂县长操竹友配合行动，操与地下党已有联系，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对配合大军渡江战役，能起到较大的作用。我得到地下党的指示，立刻作渡江的准备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陈天任再次到明光保五旅旅部，传达方向明同志的紧急指示，要我冲破困难，迅速率保五旅渡江。已派范治农同志在南京等候，以便安排渡江后的具体任务。与此同时，经请示省保安司令部获准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我率保五旅三个团兵力（四千七百人）到达滁县和韦驹率领的保安独立团会合，加上旅警卫部队，合计全旅五千九百人左右（不包括家属小孩在内），准备渡江。独立团团长韦驹前来汇报：在滁县，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设有江北指挥部，指挥官是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他传言不准保五旅渡江，并要把保五旅改编吞并到九十六军去，成立一个师，请旅长任副军长兼师长。这时全椒县县长潘禹三接到陈天任的信，就来到滁县郊外陡岗来见我。潘听说不给保五旅渡江，要把保五旅吞并掉，就向我建议，如不能渡江，全椒县部队同保五旅一起就在江北起义，免遭敌军吃掉，由他负责与江北中共党组织联系。我当即回答，我们力争渡江，如不能渡江，我同意潘县长的意见把保五旅开到全椒，我们集中兵力在江北起义，我要潘回县作好准备。当天晚上我反复思考：地下党的指示是要我到当涂迎接解放军渡江，这对革命将起很大作用，在江北起义意义不大，为配合渡江这场大战役，保五旅一定要设法渡过江去。次日，我打电话给潘禹三，告知：我旅相信即日可以渡江，全椒县保安团队仍然留守江北相机行动。随后，我带两个人化装渡江到南京。到南京后，我立即打电话给安徽省主席夏威，请他火速报告李宗仁代总统：南京卫戍司令部江北指挥部无理阻拦保五旅渡江，并以武力相威胁，强行改编保五旅。夏威一听也火了，马上挂电话给李宗仁汇报。给夏威打过电话后，我即去南京安乐酒店找旅馆住，不想又遇见朱子帆同志，他告诉我：桂系三兵团司令徐启明也住在安乐酒店，我将渡江受阻倩况向朱子帆说了，然后我去找徐启明汇报保五旅渡江受阻情况，要求他给李宗仁代总统迅速汇报。徐启明听说九十六军想吞并桂系的武装，非常气忿，立即驱车到总统府向李宗仁汇报。李宗仁当然维护桂系的力量，很快即打电话给顾祝同参谋总长和汤恩伯卫戍司令官，结果江北指挥部通知保五旅渡江。保五旅派人到南京安乐酒店向我汇报，我叫来人速回滁县，要部队急行军到浦镇，连夜组织民船，翌日上午七时登船渡江，我将在岸边码头等待。 四、驻防绩溪 保五旅从江北来汇报的人回去部署后，我又找到朱子帆，请他陪同我去会见地下党范治农同志。见面后，范治农传达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保五旅渡江后，由他陪同我先到当涂县，留一部分部队在采石矶，调查民船数量和停泊位置，并调查沿江守军番号人数及防御工事情况。我想这个任务很重要，为了不致引起江防敌军的怀疑，我要各团留一个精干连驻采石矶，我到当涂县同操竹友县长商量（操已接到地下党的通知）。为了掩护保五旅在采石矶的活动，要求当涂县从采石矶粮仓多拨五万斤粮食给保五旅运到南京去卖，名义是把卖粮的钱买布回来制夏季军装。这样各团不致怀疑旅部，而且提高其积极性。粮食搞到后，我派遣自己亲信警卫排长，由他率领各团抽调精干人员去采石矶，组织民船送粮食到南京出售，然后买回军服布由各团自制夏季军服。我还交代他在送粮买布过程中了解沿江守军部队番号、人数及江防工事情况。保五旅在当涂住了五天，由于活动频繁，结果引起南京卫戍司令部芜湖指挥所怀疑，便下令六十六军驱逐保五旅出当涂县境。 我接到敌军六十六军驱逐令后，即和范治农同志乘车到芜湖，在程中一家找到了方向明、石原皋两同志，王贯之、陈天任亦在坐，方向明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当即决定保五旅要避免与六十六军发生冲突，尽快离开当涂，到绩溪驻防，与胡明同志取得联系。並明确保五旅今后的起义行动，由胡明同志直接指挥。恰巧郑汉同志来芜湖，方向明要他同石原皋一道去向胡明同志汇报，做好安排。我接受指示后，当天下午回到当涂旅部，下令要保五旅全部官兵于明日上午六时出发，经芜湖、宣城、泾县向绩溪县前进。因部队还属省保安司令部领导，我当时即打电报说：南京卫戍司令部芜湖指挥所驱逐我旅立即离开当涂，我决定明晨全旅开到屯溪附近的绩溪县驻防整训，因紧急行动，特报备查。安徽省保安司令部毫无怀疑，当夜复电同意驻防绩溪。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保五旅到达绩溪县城，不久，胡明、熊兆仁同志即派郑汉率领参谋顾永康、李民来到保五旅联络，了解官兵思想情况，协助做好起义前各项准备工作。但唯恐暴露他们的身份，我要我妻子陈问梅同志对外宣称顾、李二人是他表弟，以后胡明部又派政治工作人员来旅部工作，我又要陈问梅掩护他们，对外说是家乡亲友来看望，并由陈安排好他们的日常生活，免被特务怀疑。郑汉同志是我的老同事，很多人都知道，不会引起怀疑。 五、国民党省政府企图削我兵权 一九四八年底，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已控制安徽长江北岸大部地区，只剩下沿江几个县尚未解放。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从合肥逃迁安庆，夏威见大势不好，连忙申请辞职。遗缺南京政府委派安徽皖南行署主任张义纯接任，并兼省保安司令。张义纯与省政府秘书长朱子帆和省保安副司令张湘泽去南京接受训示，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回到芜湖。这时有人告张说我是共产党，要张当机立断，将我的兵权削去。张义纯随即叫人挂电话给白崇禧说：“安徽省保安第五旅旅长王汉昭不可靠，因他部下有一批久经战场的广西官兵，派其他人去接替有困难，请求迅速从广西部队中调一位少将旅长来接任。”张义纯从芜湖去屯溪省府就职，必须路经绩溪。朱子帆和张湘泽事先电话通知我集合部队在绩溪欢迎张义纯检阅，另将保五旅人员武器装备造册，以便张义纯询问，並且可以趁机要求张补充装备。我遵照电话指示一一办理。张义纯检阅完毕先去屯溪，要朱子帆和张湘泽留在绩溪了解保五旅需要补充的装备数量。张义纯一走，朱子帆和张湘泽便将张义纯和白崇禧通电话的情况告诉了我，要我提高警惕，牢牢地掌握住部队，以防不测。张湘泽又说：“武器装备省保安司令部尽量给你补充，迅速列册派人去屯溪领取。”朱子帆与地下党有关系，我已知道，而且是他在南京介绍我去认识范治农的，张湘泽的底细我不大清楚，朱子帆在一旁告诉我，张湘泽与方向明已有联系。说完塞给我一张纸条，要我看完后烧掉。朱子帆和张湘泽下午亦离开绩溪去屯溪了。他们走后我打开纸条来看，内容是说张义纯要白崇禧派人来接替保五旅旅长职务，叫我提高警惕，千万不可轻易离开部队，以防事变，遇有急事，可在晚上零时以后用电话联系。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子帆给我来电话，说白崇禧派莫建章少将从武汉来皖，张义纯要他先到绩溪看我，尚未签署任命，等莫到绩溪后，看情况发展再定。我说：“他愿意来我欢迎他嘛，只要他能指挥得动部队。”子帆说：“你本着我们在绩溪所说的精神酌情安排吧。”又一次午夜，子帆和我通话，突然发现有人偷听，子帆便大声斥责电话局，以提醒我注意。其实我和朱子帆通话，话中有话，外人是很难听得懂含义的。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的一一个午夜，子帆又打电话说：莫不去绩溪了，拟回武汉复命，但张义纯还想另找合适的人去绩溪，下一步棋尚不知如何走，望抓紧整训部队。打完电话，我稍稍松了一口气，张义纯妄图削我兵权的阴谋落空了。 六、保五旅绩溪整编 保五旅集结于绩溪后，为了确保起义胜利，应付各种不测，我考虑必须纯洁内部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于是我宣布从一九四九年二月起开始整训。将四个团改编为三个团，取消独立团番号。我为了直接掌握一些过得硬的力量，把原独立团中久经战场的广西老兵抽出，以加强旅直属警卫营三个步兵连。另成立机炮连，将各团的重机枪和八二步兵炮集中到旅部。还成立一个侦察连，经常分赴各交通要道口及友邻部队，了解每天经过的部队番号、人数及思想动态。将有线及无线电台集中成立一个通讯连，每天晚上窃听各处部队的谈话。为了确保顺利起义，我根据平时观察了解，借整编之机，对旅、团级干部作了重新配备和调整。独立团上校团长韦驹升任上校副旅长。中校副团长潘成美调任旅部中校主任参谋代理参谋长。第十六团上校团长江恕，我发现他思想顽固、反动，仇视共产党，于是将他调升上校副旅长，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削夺了他的兵权，把该团中校副团长陈卜伍提升为上校团长，一则他在官兵中威信较高，二则经过我做工作，愿意同我们一起投奔共产党。旅政治部由罗昌民任上校主任。罗曾在安徽芜湖无辜被国民党拘押，长期不满国民党的特务统治，表示要跟共产党走。旅医务室中校主任遗缺由温婉清担任，温是罗昌民的妻子，原是芜湖市一家私立医院的院长。原第五区专员公署视察室主任李荣康改任保五旅上校参议。原旌德县长陈大镛同情共产党，要求参加保五旅，委任为旅上校参议。原五区专员公署主任秘书王珏改任旅中校参议。原上校副旅长宋家祚，第十四团上校团长麦镇涛，第十五团上校团长宋佩儒，职务不变。在部队整编过程中，我发现有三个中统特务在第十五团进行捣乱，他们在部队中进行秘密串连活动，煽动士兵回家或逃往南京，引起部队思想紊乱，我要宋家祚副旅长和宋佩儒团长把此三人的来历、背景及在部队中活动情况调查清楚后，立即将他们逮捕审讯，据这三个中统特务供称，是受来安县警察局长派遣，随部队渡江来进行分化瓦解保五旅工作的。领兵统将须要刚柔相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认为此三人不除，于保五旅起义不利，因而以十五团为主，其余各团派代表参加，召开公审大会，当场枪决了这三个中统特务。这件事震动很大，保证了绩溪整训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我将罗昌民、宋家祚和陈大镛等三人，分别介绍和胡明政委会面谈话，以加深他们对中共的认识。然后又以谈心方式引导营以上军官认清形势和出路。郑汉、顾永康和李民是胡明同志派在保五旅协助起义的，我请郑汉同志帮助起草保五旅起义通电，罗昌民，宋家祚参与意见，经我最后修改定稿。一九四九年三月底营以上军官政治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认清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出路只有跟共产党走。大家认清了形势，不能再捂住盖子了，我和旅政治部主任罗昌民、副旅长宋家祚及胡明政委派来工作的顾永康和李民等同志研究，召开了营团以上军官（江恕除外）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大家一致通过了保五旅起义通电，并在通电上签名盖章，决定一俟时机成熟，即由旅长签署发表。 七、顾全大局、听从指挥 营以上军官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后，我们比较快地统一了全旅官兵的思想，大家认识到自己即将成为解放军的一部分，因而自觉按解放军的纪律要求自己，部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时，部队开始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所作所为看不惯了。一次陈瑞河部队过绩溪欺压百姓，我旅警卫营一连宋连长上去干涉，发生冲突，相互大打出手；又一次，我部与刘汝明兵团后勤部队发生冲突，开枪互射，我警卫营将刘部上校军需主任击毙。部队官兵似乎有点按捺不住了，团营长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动手。绩溪是交通要道，来往敌军很多，我暗自分析，部队士气旺盛，情绪高昂，这是好的，但如此下去，还有可能与附近过路敌军发生大冲突，势必暴露我部企图，于起义不利。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旬，我请李民同志去向胡明同志请示，要求约定时间和地点，我亲自去汇报部队近来情况和有关起义事项。胡明同志通知当天下午八时在石家村石原皋同志老家见面。晚饭后由李民同志带路，我从镇头出发，在石家村第一次和胡明同志见面，记得在座的有熊兆仁和洪琪同志，胡明同志一一作了介绍。然后我把保五旅起义通电和营以上军官一致在通电上签名的情况，部队思想情绪的变化以及和过路敌军不断发生冲突的情况，向胡明、熊兆仁等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并要求快些起义。接着又汇报敌军江防部队部署的情况，据我了解敌人驻守江南第一线部队大多数是杂牌军，战斗力不强，没有固守的决心，所做的江防工事，大都是简易掩体。敌军第二梯队从江边芜湖到宣城，第三梯队从宁国到歙县，多是敌军的中央嫡系部队，但这些敌军完全无战斗准备，军车都是运送贵重物资向后方，对前方并不修整桥梁道路，作增援守江第一线的准备。如渡江战役开始，沿江岸守军必将全线溃退，第二、三线只有向后快跑。胡明同志等听了汇报很高兴地说：这些情况很重要，要向栗裕同志汇报的。保五旅开到绩溪后，栗裕副司令员就有指示：解放军还要在长江北岸休整一段时间，何时渡江，要听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保五旅宣布起义，要在渡江战役开始之际，起义后即向北进攻江防之敌，使江防敌军南北受击，难以应付，这样渡江攻击才易于奏功。胡明同志说：因此保五旅现在不能轻动。当然你们集结等候起义已经三个月了，急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还得再忍耐一下，渡江战役一开始，我立即通知你旅行动。我当即表示：我们绝对听党的话，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下去，保五旅绝对顾全大局，按照指示行动。不过当前部队集结于绩溪交通要道，处于敌人十一个军的中间，容易发生事端，不如现在派一个团到太平县境侦察地形，渡江战役开始后，该团即从太平县向青阳、铜陵等县境攻击江防敌军，敌军从江防逃跑必经太平，该团即在路上伏击之；另以一个团兵力开往屯溪、婺源之间，埋伏截击张义纯率领的省府要员。但婺源属江西，需派一位参谋率领与江西婺源中共地下党联系；我亲自率旅直属部队和一个团，在镇头、绩溪之间，靠近上金山（是胡明、熊兆仁领导的皖南游击队司令部所在地），便于及时联络请示。将来起义由旅部统一发出通电，分别就地出击。胡明考虑了一会，当即表示同意，并请熊司令员派一位熟悉江西婺源地下党情况的参谋协助，熊答应立即就派去。最后胡明对我说：“根据可靠情报，张义纯对保五旅行动有所察觉，你最近不要离开部队，要注意部队内部情况，要提高警惕。”谈完后我即同李民同志回到镇头旅指挥部。第二天中午，等熊司令员派来参谋后，我即到绩溪旅部召集各团及旅部中校主任以上军官会议，熊司令派来的参谋及郑汉、李荣康等同志均参加了会议。我汇报了与胡明、熊兆仁等同志见面情况，传达了胡明同志指示内容，当即派麦镇涛团到太平驻防，随后又派郑汉和李荣康同志去太平掌握协助麦团，候旅部起义通电发出，即向青阳、铜陵县境江防敌军进攻，如刘汝明部溃逃，则在太平途中埋伏截击；由宋家祚副旅长率领宋佩儒团到屯溪、婺源之间，预选有利地形埋伏，准备截击张义纯，俘获省府要员，夺取文书档案材料。婺源地下党由熊兆仁司令员派来的参谋联系。陈卜伍团由我率领在绩溪待命。各团按此部署，明日即出发，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向旅部报告驻地方位。江恕自提为上校副旅长后，借故请假去屯溪看病未回，他不参加会议，故不安排他任务。韦驹副旅长留守绩溪旅部，处理旅部日常事务工作。会议结束，各自准备出发工作，我也赶回镇头旅部指挥。 八、张义纯企图加害于我的阴谋破产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七时，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刘文潮从屯溪打电话给我，说是：“十七兵团侯镜如司令今天上午九时在徽州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要徽州一带驻军旅长以上军官参加，张主席要你亲自去参加，我即派车前去接你。”我想，此时去屯溪，可能凶多吉少。我即在电话上说：“近几天我有病在身，不能奉命亲自去参加会议，我派韦驹副旅长代表前往。”刘文潮一听急了，在电话中反复说：“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必须主要军、师、旅长参加，不准派代表。”其意已十分明显了。我不高兴地说：“我有病不能去怎么办？请你向张主席说明吧。”刘文潮仍不甘心，又说：“你只要能坐起就行了，听会议分配各部队任务，当然主要任务是驻军的，我们地方军队不会担任重要任务的，如果你不参加会议，不了解情况，恐怕今后不利指挥吧。”我说：“我派副旅长去参加，他回来传达会议指示，我遵照执行就是了嘛。”刘沉默了一会说：“这样重要的会议你不参加，对侯司令官有点不尊重吧。”我语气稍变了些，在电话中对刘说：“岂敢！岂敢！请你务必说明，确是事出无奈，病体难行，我们是多年知交，这点忙你总得帮吧。”刘说：“既然这样，我向张主席汇报看他意思如何。”不多时，张义纯亲自和我通电话，他说：“听刘参谋长说你有病，不能去开会。你还是勉为其难来参加会议为好，这个会重要。”我忙把以上对刘说过的话又对张复述了一遍。他说：“好吧！我跟侯司令官说说看吧。”说完挂了电话。约过一小时左右，刘文潮和方师岳乘坐一辆吉普车到了绩溪保五旅旅部，看到我妻子陈问梅即问：“王旅长在家吗？”陈问梅同志看他们来势汹汹，心怀叵测，便机警地对他们说：“王汉昭刚去县政府。”刘问：“王旅长不是有病吗？”陈回答说：“他确是有病，这几天常找人看病吃药，听说县政府有一个职员，擅长医道，他就去找他拿脉看病。”刘文潮和方师岳遂相信陈问梅的话，转身带两个警卫兵乘车赶去县政府。刘、方走后，陈问梅同志按我平时交待，有事向镇头方向走，她叫几个警卫员急速出城向镇头方向走去（我妻子陈问梅因快分娩，故未随我迁去镇头旅指挥所住）。刘、方二人赶到县政府，知我没有来，而且听说我搬到镇头旅指挥所已多日了，他们才明白中了调虎离山计。知道诱捕不成了，遂在县政府打电话向张义纯汇报说：“绩溪方向的事，我们按张主席原订计划权宜处理了，处理完毕即回屯溪复命。”他们的通话被我旅侦察连窃听到了。刘、方打完电话即驱车前往我旅第十六团，同陈卜伍团长谈了约半个小时的话，然后回屯溪去了。他们走后，旅侦察员即用专线电话向我汇报了刘文潮和张义纯在绩溪通话内容及去旅属第十六团活动情况。我命令侦察连继续派人侦察绩溪附近驻军动态，有调动部队者，立即向我报告。当天下午五时半左右，陈卜伍团长打电话给我说，有紧急要事去旅指挥所汇报。我要他晚饭后即来。晚上约七时左右，陈卜伍一人来到我镇头驻地，向我汇报刘文潮和方师岳今天中午找他的经过。当时刘、方对他说，旅长是广西人，你们跟他有什么前途呢？将来他把你们带到广西去，或者领你们走到邪路去，那时就悔之晚矣。张主席是安徽人，只要你听张主席的话，我们保证提拔你当屯溪警备司令。陈回答说，我是行伍出身的，没有多少文化，大官我也干不了。刘文潮说，你能当团长，就能当司令嘛。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抽出一封信，首先要陈保守秘密，不许第二人知道，然后才交给陈看。信纸上盖有大印，写着：“安徽省保五旅旅长王汉昭通匪有据，着即逮捕解省法办，如拒捕当场格毙。张义纯手令。”刘文潮要陈卜伍按手令执行，并要陈表态。陈说：“张主席有手令，当然听张主席的。我敢不照办吗？”刘、方说：“你听张主席的就事不宜迟，今晚就执行如何？”陈故意吓唬他们说：“你们知道王旅长身边的警卫人员，都是身经百战的广西老兵，警惕性很高，枪法又准，搞得不好反遭其祸，只有诱他来团开会方好下手。”刘、方一听乐滋滋地对陈说：“你心中还是有数的，这样就看你的了，恭候你的好消息吧。”陈则说：“二位回禀张主席，请他放心好了”。陈卜伍讲完这段经过后对我说：“我想我们签名的起义通电他们还不知道，不然为什么单单加害旅长一人呢？”说着，陈从口袋里拿出张义纯的手令交给我看。我即问陈卜伍，你作何打算呢？陈说，我坚决跟随旅长走，旅长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问陈卜伍此事团里还有什么人知道，陈回答，并无第二人知道。我说，很好，这张手令就放在我这里吧。你今晚先回团部去，看来形势很紧张了，否则张义纯不会狗急跳墙的，在团里要高度戒备，严防有人来活动下面部队，这一两天你不要离开团部，有事我好随时找你。陈说，请旅长放心吧！就这样，张义纯企图诱捕格杀和夺我兵权的阴谋又破产了。 九、胜利起义配合解放军渡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六时，胡明、熊兆仁同志派交通员来通知，要我速去上金山司令部商议要事，我和李民同志立即出发，上午九时左右到了司令部会议室，见熊兆仁、胡明、刘奎、罗伯桦和洪琪等同志均已在座了，胡明同志将刘奎和罗伯桦介绍给我后，即对我说，我们找你来是传达一个好消息的，我们盼望已久的渡江战役于昨晚零时开始了。粟副司令员来电，要保五旅立即通电起义，并要我们集结皖南所有的地下武装和保五旅一起向沿江敌人防御部队进攻，打乱敌人的阵脚，迎接二野渡江。胡明同志并布置我们将保五旅起义通电广泛散发，以扩大声势。我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我马上回镇头就签署起义通电。接着我简单地将昨天张义纯派刘文潮来诱捕格杀我未遂的情况汇报了一下，并将张义纯的手令交给胡明他们看。胡明同志阅后说，这个手令就存放在这里吧，张义纯已经是狗急跳墙了。你马上回旅部处理一切，下午五时左右即将保五旅全体官兵集结到旺川村开会师大会并聚餐联欢。我向胡明等同志告别后，即回保五旅旅部召集有关人员，签署起义通电，并部署刻印，派人将印好的起义通电分别到交通要道及各县散发，并用无线电台将起义通电向过去有联系的电台拍发，并请别的电台也予以转发，要通讯连与电讯系统联系，以有线电向各城市拍发，并通知旅的全体官兵：今日下午五时前到司令部集结，参加会餐联欢，晚上参加起义会师大会。当晚会场四周篝火通明，晚上八时许，保五旅起义会师大会开始，胡明同志首先讲话，他代表中共安徽地下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部队，热烈欢迎保五旅起义的官兵；接着熊兆仁司令员宣布：奉上级命令，安徽保安第五旅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部队独立旅，由王汉昭任独立旅旅长，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江北渡江指挥部命令我皖南部队及独立旅全体指战员明日上午六时向江边进击，首先解放旌德县城，然后向北推进，向敌军江防部队攻击。我代表独立旅在会上宣布：安徽保安第五旅从今天起，全体官兵正式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起义投诚，我们决心听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服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独立旅全体指战员今晚作好准备，明日上午六时出发参加战斗。当时我心情非常激动和振奋，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第二天上午我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部队独立旅全体指战员，随同熊兆仁司令员、胡明政委及参谋长刘奎等出发，並派罗昌明主任及韦驹副旅长率潘成美代参谋长及一部分武装，先去旌德县同我旅在该县的军官大队汇合，先行解放旌德县，等候我旅到达一同北进。解放旌德县之后，继续北进泾县，途中接到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敌江防守军各自向南逃窜，皖南解放军的任务改为追歼逃跑之敌。熊兆仁司令员、胡明政委和刘奎参谋长等率我独立旅追击敌军至徽州，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会师，会师后三兵团命令皖南解放军停止追击，皖南部队独立旅就地集结休整。这时我旅发生一件重大事件。因保五旅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宣布起义，我们全体官兵在起义的第二天上午，即随同熊兆仁司令员、胡明政委出发解放旌德县，並向江防守军进攻。旅部军需主任及军需在后方，乘机挟军饷款项潜逃，使得旅直属部队及保安第十六团共二千三百人，每人每天两角钱的最低伙食也无法维持，这样不但影响部队休整，並且部队有溃散可能，同时，皖北全境解放，我旅官兵多是从皖北来，多数官兵想离队到地方工作，如部队伙食开不了，官兵更加有理由离开部队。而解放军皖南部队因形势发展快，他们自己供给也有困难。我不愿增加组织上的难题，在此困难关头，不想法解决，眼看部队就要垮台，岂不造成起义行动功亏一篑吗。只好动员我爱人说：今后我们都是享受供给制了，要钱也没有用处，现在为了革命需要，把我们的积蓄贡献出来吧。她同意了，我们就把多年积蓄的一万五千元现洋，拿出来维持部队伙食，使大家安心休整。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初休整完毕。奉三兵团命令，皖南部队独立旅直属部队及一个整团共二千三百人全部并编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八师。我按命令立即亲率所部开到芜湖市郊并编到五十八师。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七日并编完毕，部队生活即由五十八师供给。 另由宋家祚副旅长率领第十五团去屯溪、婺源之间截击张义纯及省府要员逃跑，在屯溪以南遇到解放军渡江追击部队，经胡明部派来的参谋联系，说明保安旅第十五团是保五旅起义部队派出截击敌人逃跑的，该部队遂令保安第十五团一同往浙赣方向追击逃跑之敌，以后该十五团即与解放军追击部队并编。原来由郑汉、李荣康等同志协助麦镇涛率领的保安第十四团在太平县境阻击江防逃敌，谁知麦被张义纯收买，背信弃义，在太平县将郑汉和李荣康二人扣押起来，擅自率领该团移驻徽州岩寺，准备押解郑汉和李荣康二人到屯溪向张义纯领功，正好解放军追击部队赶到，麦只身仓惶逃跑，该团一营赶去屯溪以南，归编第十五团领导，第十五团共四个营一千八百人并编入解放军。保安第十四团另外两个营约九百人，因团长麦镇涛逃跑，部队自行逃散。宋家祚副旅长，在追击途中将部队交由宋佩儒团长率领，他本人即回旅部汇报经过情况。 安徽省保安第五旅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皖南绩溪县起义，起义部队番号是旅直属部队一个警卫营，另机炮、侦察、通迅等三个独立连及一个军官大队，共九百人左右；保安第十六团一整团一千四百人；保安第十五团四营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除保安第十四团两个营逃散，全旅起义官兵总共四千一百人。改编后的官兵因江北岸全境解放，有一小部分要求退伍回家乡做地方工作，大部分随解放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有不少同志进步很快，很多提升为团级干部。 十、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保五旅起义后，并编任务完毕。我要求到南京二野政治部起义军官训练班学习，各副旅长及主任亦要求去学习，经二野政治部批准，我等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到南京二野学习。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方向明和王贯之来到绩溪县保五旅旅部，方向明同志曾对我说，他和胡明同志研究过我要求入党的问题，要我写一份自传材料交胡明同志，但按政策应是特别党员。我问什么叫特别党员，方向明同志解释说：“因你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为了当时工作需要，不便公开与党发生关系，只好采取单线联系，这就是特别党员。”我表示尽快抽时间写好自传材料，后来因忙于起义，以致自传材料尚来不及写好送去，保五旅就宣布起义了。解放军渡江后，皖南地区改属二野领导，胡明叫刘奎领我到第三兵团司令部，将皖南部队独立旅领导关系转到三兵团，因改了领导关系，对我的情况缺乏了解，所以我的入党问题暂时搁了下来。在二野政治部学习班期间，三野组织部长曾山同志将我与安徽地下党的关系及率部起义的情况作了介绍，一九四九年七月，二野政治部敌工部党组织批准我为中共特别党员（一九五五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为正式党员）。一九四九年七月二野政治部介绍我到武汉第四野战军参加进军两广，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广西解放，广西军区任命我为宜山军分区副司令员，任此职务期间，我设法争取了伪广西桂西北军政长官莫树杰率部投诚改编，剿平了宜山地区土匪武装暴乱。之后，于一九五一年秋调广西军区军政干校工作，一九五四年转业到地方，历任广西省建筑工程局副局长、省城市建设局副局长、广西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的前后经过，因天长日久，难免遗漏，尚望知情者给予斧正。（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巡抚按：王汉昭：(1911～1987)，汉族，广西忻城思练街人。黄浦五期学员，国民党少将军衔，解放后任广西副厅级干部。
一支游击小分队的组建和发展（《安徽文史资料12》第09篇）
作者：南陵县政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后，我方原来坚持皖南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力部队奉命北上，各游击根据地只留下少数同志继续坚持斗争。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从大后方蜂涌而至，窃夺抗战胜利果实，并残酷地连续对我发动清剿，城乡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艰苦的日子里，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带枪投敌，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就在这异常困难的环境下，我南繁芜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紧密依靠群众，凭借手中仅有的八条枪，巧妙地打击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并且成功地收容了来自国民党川军部队的一批中下级军官，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部队。这支队伍在我党的教育下，改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人民武装，为巩固发展南繁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支部队的组建，具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川军过去都是四川军阀刘湘的部属。抗日战争爆发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借抗战之机排除异己，将刘湘所部骗出四川，而调其嫡系部队入川驻防。刘湘部队出川后，蒋介石对其中高层军官几度清洗撤换，引起川军官兵对蒋的不满和仇视。当时流落在皖南沿江一带的，有川军一四四、一四五师和新七师等部。 一九四四年，驻防南陵的是原一四四师，师长张昌德（后投降日寇，改编为日伪“独立方面军”，由张昌德充任军长）。这支军阀汉奸部队在南陵繁昌一带横征暴敛，鱼肉乡民，并不断向我根据地骚扰，犯有大量罪行。但其中也有一些具有爱国心的下层官兵，耻于当汉奸，不忍打内战，毅然解甲退伍，有的就地娶妻落户，另谋出路。这一年，我南繁芜党组织派往繁昌县新林地区工作的冯裕贵同志，结识了一个川军退伍军官，开始了争取川军官兵的工作。 冯裕贵是派到繁昌搞秘密联络工作的。一天，他在新林乡茶冲遇到了日伪新林乡乡队副刘为富。刘为富有个妹妹嫁给了从川军中退下来的郭子清，夫妻二人在新林铺街上开赌场。郭子清有文化，过去在川军中当司书。新林一带是我南繁芜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刘、郭慑于我游击队的声威，整天提心吊胆。他们虽然不明冯裕贵的真实身份，但也知道他颇有点来历，就想通过冯在“四老爷”（指新四军）面前讲讲好话。冯当时也身负接触伪乡保长，搜集敌人情报的任务，当然也乐于和刘、郭打交道。于是在刘的安排下，冯结识了郭子清，而且一度寄居在郭子清家中，以做生意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第二年，日寇投降，张昌德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四川军解体，大批官兵流落在芜湖一带。蒋介石集团对这些川军虽然收编，但只供饭，不发饷。不少川军皆有眷属，生活顿成问题。想回四川老家，又没有路费。一大批军官太太只好抛头露面，在芜湖车船码头卖茶水或找零活做，走投无路跳江自杀的事件也不断发生。川军感到身家难保，前途未下，悲观迷惘，不断有人暗暗将枪支弹药卖给我游击队，换钱花用或作返川路费。其中也有一些青年人，早年在四川曾受过我党的影响，如今看透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就把报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于是川军中暗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路不通，去找毛泽东。”改恶从善，弃暗投明的情绪日渐高涨。 一九四六年农历五月，新林街已驻满了国民党的军队。冯裕贵同志此时离开了新林街，在茶冲买了几亩田隐蔽下来。一天，郭子清突然登门来访，说他家来了个叫任志强（又名王志强，后改名王明）的川军兄弟，过去在川军里干副团长，现在离开队伍到这里来采购松树段子和松板做生意。冯裕贵心中存疑，便说新林这一带不出松树，没生意可做。郭子清因为跟冯混得很熟，就道出真情，说任志强此一趟来是想搞部队，要冯设法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联系。冯裕贵不知虚实，把头一摇，试探地说：“想升官发财的人不参加新四军，你们为什么要参加？要想捞钱还是干土匪去。”郭子清再三恳求，说这是十几个弟兄的意愿，连他自己也参加。这样，冯裕贵才答应“找找看”。 第二天，冯裕贵同志找到南繁芜游击队的负责人王文石和王安葆同志，把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当晚，王文石和王安葆便会见了任志强，这次谈话进行得很顺利。三天后，任和郭为表示诚心，送二百发“403”手枪子弹，作为给游击队的礼物。第四天他俩带领着蔡云（又叫蔡振邦）、何绍先、黄辅臣、刘国亮、程秀珍（蔡云的爱人）等十一人，携带三支枪（两条中正式、一支短枪）、十几颗手榴弹正式入伍。当时，南繁芜游击队党委即任命任志强为队长，队伍也命名为志强部队。为照顾这批新来的同志，游击队党委发给他们两倍于我一般游击队员的生活待遇，连抽烟都是双份的。使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体会到党的温暖和关怀。 队伍成立起来后，县委即委派朱康同志去该队担任指导员。以后又增派鲁守正同志去配合朱康同志工作（鲁守正同志去后不久，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性）。为扩展南繁芜游击区，同时解决部队给养间题，朱康到队后，迅即将部队拉至外围作战。消息传出，川军闻风前来投奔的人络绎不绝，一下子发展了两个排，拥有十几条枪枝。当时经济很因难，这么多人，吃穿顿时成了问题，只能找一些保长临时借点粮食坚持斗争。 这天，部队来到宝塔圩附近，听说这里有一家大地主，他儿子在国民党当团长，很反动。部队决定抓住那个大地主，逼他叫儿子交出一批枪枝。任志强和郭子清以为任务很容易完成，晚上便派一个班进了村子，当时在敌占区常有土匪出没，尤其是川军散兵游勇为害最大。他们进村叫门时，村上群众误认为是土匪来了，群起自卫把这一班人赶跑了。第二天晚上，朱康同志亲自带了部队，悄悄进村，找了过去与我游击队有联系的基本群众，告诉来的意图，立刻就获得群众的帮助，很顺利地把那个大地主抓了出来。这件事给志强部队教育很大，使他们切身体会到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国民党的憎恨，是何等的分明。 抓住了那个大地主之后，他儿子不愿给枪，但派人送来巨款将大地主领回。这样，部队得以还清以前的借款，剩下的钱交给蔡云到芜湖找原川军官兵购买武器。当时国民党部队唯钱是命，加上蔡云是老相识，一次就买了很多枪，但在接枪时不慎被附近土顽发觉，仓卒间打了一场遭遇战，枪未接到反而牺牲了一个通讯员。 第二次蔡云又带钱至芜湖活动，一次买了两挺机枪，三十条中正式，十几支手枪和大批弹药。由国民党川军军官派船护送，将枪顺利运出鲁港。接枪部队也全部化了装，穿上国民党军服，把武器接到手。当晚就把竹丝港敌人土顽碉堡打下，将缴获的三十多支汉阳造全部上交给游击队总部。 经过两个月的磨炼，志强部队大多数同志革命觉悟有所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增强，加之换了装备，打起仗来人人争先，行伍出身的人枪法准，又熟悉军事，所以土顽部队闻风丧胆。游击队党委见时机成熟，决定在该部建党。一九四六年七月初，在繁昌九甲冲发展了表现突出的蔡云和何绍先两人，成立了党小组。七月底又发展了刘国亮、程秀珍、黄辅臣三同志，建立了党支部。这批党员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勇敢，作风正派，并带头要求取消双饷的特殊待遇；有的将金戒指、首饰等上交游击队，自觉做一个普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同年八月，共产党员何绍先，带着战士夏云、毛和贵等三人，在铁夹冲乘虚袭击敌人一个催粮班，一枪未放将敌全部俘虏，缴获十二支长枪，十几颗手榴弹。 然而，改造旧军队毕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首先发生在队长任志强身上。他见实力大了，盛气凌人，不把党和游击总队放在眼里。上级调枪，他不给；一些四川籍战友要求寄钱给在芜湖、南陵、繁昌和老家的家属，他扣着不发。他保管的经济账目从不公布。平时说话办事不容商量，独断专行，军阀旧习仍然不改。更严重的是他在荷花岭一带活动时，竟和一个有夫之妇勾搭成奸。朱康同志曾多次劝说批评，他不当回事。国民党在繁昌办的反动小报，竟据此对我党和游击队大肆攻击，污蔑我游击队“共产共妻”，影响极坏。朱康将这些情况报告给游击总队，王文石、王安葆同志立即批准将任志强调出，至总队另行安排，以使他摆脱周围几个拜把子伙伴的蛊惑，改正错误。并指示，任若不听调，可发路费让他回四川原籍。 当朱康带着蔡云、何绍先、黄辅臣、郭子清来荷花乡找任开会时，哪知蛮横无理的任志强，提着手枪，大张枪头，妄图逞凶。朱康叫郭子清去下枪，任将郭一拳打倒，跳出门外。门外两支警戒的冲锋枪顿时将意欲行凶的任志强打死。可奇怪的是，跟着追赶任志强的黄辅臣同志，也在乱中被打死在门外。黄以前也是川军的大队长，投奔入伍以来，守纪律讲政策，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平素生活简朴，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朱康此时十分纳罕，赶到现场查看任的手枪，里面仍是一颗“太平火”。朱又经详细察看后，判定黄辅臣不是任志强所杀，而是早就对黄嫉妒成仇的郭子清乘机所害。当时部队战士见黄辅臣死了，泣不成声，许多人一天没有吃饭。朱康同志秘密找郭谈话，指出他此举的危害性，郭哑口无言。因考虑到郭子清对建立这支队伍有功，另一方面为避免部队衔仇相继报复，波动军心，表面上即依照大家所传黄为任志强所害之说，将此事一直掩盖下来。第二天，部队在荷花岭买了两口棺材，将任、黄就地安葬，使全体战士情绪稳定下来。 游击总队部接到朱康的报告后，王文石、王安葆、马文杰同志立即进行了研究，并决定更动这支部队的领导人员。由王文石同志到队部宣布，任命郭子清为部队大队长，蔡云为副队长。将怂恿挑唆任志强作恶的事务长花某和一个姓任的清洗出队，发给路费，遣散回川。 经过一番教育整顿，这支部队并没有因为出现了一点动乱而松垮，相反，军纪更加严明了，附近群众对他们也逐步有所了解，主动配合他们作战行动。从芜湖等地又陆续有川军官兵前来投奔，终于发展为近百人的一个连队，在南繁芜根据地边缘地带频频出击。 到了一九四七年初春，当部队开拔至泾陵宣一带（当时仍属南繁芜县委管辖）活动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朱康同志因病获准离队治疗，不料接替他工作的强建中竟是个不纯分子，奇怪的是强不是党员，但却以“指导员”自居。他一到部队就培植个人势力，使刚刚压下去的烧香拜把子等封建帮会歪风又逐渐抬头，而且愈演愈烈。在旧习回潮中，一些参加革命动机不纯的投机分子，又勾恋起打家劫舍的生活。先是由几个旧军官出身的家伙，假借外出行动，携带十三条枪支，叛逃投敌（结果投敌未成，在去芜湖的途中，为敌土顽部队夺枪将其全部打死）。接着是怀着个人野心参加革命的大队长郭子清动摇。郭有个妹妹在国民党南京公安局工作，其妹夫还是局里的一个头目。有一天，郭子清心怀叵测地找到了冯裕贵，问冯：“新四军的部队我怎么看不见？”接着又套问游击队总部的情况。对郭早有戒备的冯裕贵见其神色不对头，巧妙地敷衍过去，当晚立即向游击队总部首长汇报了这一情况。总部一面加紧警戒，一面找郭子清谈话，直截了当地问他去留的想法，郭子清果然提出离队回川，当即发给他路费。果不出所料，郭子清拿着钱跑到南京去了。 强建中在这支部队蹲了二个月，把部队弄成几派，互相猜疑，互相防犯。总队立即将朱康调回，将强调出。强回泾陵宣不久，当环境略显紧张时，就带枪叛变投敌，当了敌人可耻的鹰犬。 同年二、三月间，部队奉命回到繁昌红花山，跟随王安葆同志加强沿江工作。此时，国民党63师出动一个加强营，并国民兵团副团长王亚东部以及红花山区“剿匪”主任汪慧泉部，发动所谓红花山围剿，妄图吃掉我南繁芜游击队。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这支部队按王安葆同志的指挥，巧妙地避开敌主力，绕至王亚东部后面一阵猛打，粉碎了敌人合围聚歼的阴谋，逼敌仓惶收兵。不久，当部队转移至南繁交界的铜山时，死不甘心的敌人，以63师加强营为主力，纠合芜湖、铜陵、繁昌、南陵、青阳五县共十个自卫队二千余人，气势汹汹地朝铜山合击。阴险的敌人又在正面进攻的同时，派芜湖县自卫队第三中队连长叶少堂率队向我诈降，意欲潜入我腹地，恃仗优势装备，杀害我总部领导同志，然后乘乱里应外合将我游击队消灭。王安葆同志接见这次诈降部队时，早已从打入该部的我地下工作者曹根木同志处摸清了底细。那个叶少堂，原先曾混入我新四军，还当过排长。部队北撤时，他带枪投敌去了。如今在国民党重兵侵扰我游击区时，他无端携械而来，岂怀好意！同时，当总部布置分兵阻击时，该部枪支拒不听调，险恶用心已暴露无遗。当下，王安葆同志面临一场恶仗，他将当时正在总部的几个领导同志分头妥善隐蔽安顿好以后，命令这支部队分兵两部，一部会同总部警卫队扼守铜山制高点抵御敌兵，一部隐蔽待敌并监视叶少堂部。又抽调蔡云等人走小路乘虚袭击繁昌空城。敌人虽有四、五倍于我的兵力，且配有精良武器，结果却损兵折将扑了一空。我游击队无一伤亡胜利突围，还缴获了一些枪支。战斗中，何绍先同志击毙敌尖兵二人，并勇敢地率先突围，荣获总队嘉奖。 叶少堂诈降之部，被我游击队领着在山区兜圈，拖得精疲力尽后，将叶少堂并六名死心塌地的特务分子分头处置；其余人员愿回家的，发给路费；真心投奔革命的，留下来编入其他部队。敌人精心策划的阴谋，又被我彻底粉碎，反而白白送给我游击队一批武器。 铜山战斗胜利结束后，这支部队一直在南繁芜、泾陵宣一带频频出击，时而奔袭，时而隐蔽，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至七月，部队转战至繁昌新林。时值新林铺之敌刚刚成立所谓五乡联队，气焰十分嚣张。部队当即决定乘其外出一部之机攻下碉堡。侦察员徐本如、梁德明等三人利用集镇早市行人往来稠密之际化装进入街市，当街生擒了罪恶累累的敌联队队长，就地处决。一个敌兵当场被吓死，其余均龟缩进碉堡顽抗。徐本如等同志在群众配合下，借来桌子和三床棉絮，用水将棉絮泼湿铺在桌子上作土坦克，逼进碉堡喊话，宣传我党政策，踞守碉堡的敌兵纷纷缴械投降。计缴获步枪十七、八支，敌兵经训话后遣散回家，运不走的物资，投入碉堡内放火烧毁。其外出之敌闻讯回援，遭我事先埋伏的何绍先阻击班迎头痛击，四散逃逸。我无一伤亡，前后不到一小时结束了战斗。当地群众见除了地方一害，无不欢欣鼓舞。我新林区区长强日真同志还领人抬着一口肥猪和十斤酒，前来慰劳庆功。 拔除新林之敌后，部队又回师再次成功地袭击了竹丝港之敌。沿途敌军望风披靡。从此，这支部队在我党领导下，终于锻炼成为一支能攻善守、累立战功的精锐之师，深受首长的称赞和群众的爱戴。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皖南各地区游击武装力量均有很大的发展。党决定设立黄山司令部，组建一支正规主力部队，以便更好地发展皖南敌后武装斗争，打击敌有生力量。这支部队奉命受编加入主力，并顺道护送一批南繁芜地区基层政权革命干部去黄山受训。 农历八月中旬，部队经过南陵峨岭附近时，当地群众纷纷赶到部队，控诉峨岭乡公所横行一方，搜掠往来行人，敲诈商贩，欺压群众的种种罪行，要求部队拔除峨岭碉堡，为民除害，尤其要求处决那个作恶多端的乡队副马侉子。 部队决定打峨岭后，由侦察员徐本如、刘国亮和张子峰等五同志，分别化装成下乡收租和赶街模样的群众进入峨岭街。原打算出敌不意进行奇袭，谁知子弹卡壳使敌警觉退入碉堡居高顽抗，刘国亮等三同志先后中弹负伤。部队立即增援一个班冲上街，由徐本如借来桌子和棉絮，泼上煤油，在机枪掩护下运动靠近碉堡，点火烧着。那碉堡本是砖木结构，顿时火趁风势，把碉堡烧着了，迫使敌人举枪投降。计缴获两支短枪，十九条长枪，一支掷弹筒。在群众指点下，部队把那个罪大恶极的乡队副马侉子押至峨岭街当众处决。赶街的四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部队离开峨岭时，县自卫队闻讯赶来，但慑于我军威力，对空鸣枪应付一阵不战自退。 可是由于当时在行军路上，负伤同志得不到及时救治。中共党员、侦察组副组长刘国亮同志终因流血过多，在部队行至小九华时，心脏停止了跳动，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部队指战员对刘国亮同志的牺性十分哀痛，在当地买来一口大棺材，举行了追悼仪式，就地安葬了这位来自数千里外四川籍的战友。 第二天，部队安抵泾县蔡村坝时，泾陵宣游击队队长郎俊带着何玉林等同志，早已在此守候迎接，并领他们至周洼，与专程前来欢迎的黄山司令部参谋长倪南山亲切会见。 此时正当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司令部在北河埂热热闹闹办了酒宴，既表达对这支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热情慰问，又表示对他们加入主力部队的热烈欢迎。大家频频举杯，共祝人民解放战争早日胜利。 这支部队自此受编为黄山司令部第一营第三连，投入了新的战斗。（本文是根据访问王安葆、冯裕贵、朱康、徐本如、郎俊、何玉林、何绍先等同志的记录整理而成。一九八二年十一日）巡抚按：王安葆，(1906～1985)，孙村乡人。化名滕本玉、杨鹏。1939年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孙村区委书记、南繁芜县委委员、南繁芜总队队长、南繁芜游击区的创建者和主要负责人。解放前夕，历任皖南沿江工委书记、南繁芜办事处主任、繁昌县县委委员、解放军皖南沿江支队南繁芜总队队长，解放后任繁昌县县长、安徽林业厅森林办事处主任、芜湖市政府视察员、芜湖政协常委。王文石，(原名：石崇孝，1903~1973)，原籍湖北省阳新县，后移居繁昌平铺乡，出生于农民家庭。1939年10月加入共产党，历任繁三区区委书记、南繁芜社会部长、皖南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南繁芜县委书记、南繁芜总队政委、宣城县委书记，解放后任安徽省检察厅副厅长、上海新城区区长、武汉市纺管局书记。
回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安徽文史资料12》第06篇）
作者：朱农 解放战争时期，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泾县、青阳、南陵、铜陵、贵池等地区开辟了以宾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并坚持三年之久，直到皖南解放。这个地区距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又处在它的“江防要地”近旁，因此，国民党不断叫嚷这块游击根据地“威胁京畿，危害江防”，屡派重兵进行“清剿”，企图将我游击队消灭。但是，这支起初只有八十多人、四五十支枪的坚强革命队伍，在数十倍于我的强敌重重包围之中，贯彻党的政策，依靠广大群众，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英勇机智，艰苦奋斗，杀敌夺枪，出奇制胜，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最兴旺时期，青阳、泾县等地的游击根据地达到了除县城和几个重要集镇以外的广大地区。它的存在和发展，鼓舞了皖南人民的斗志，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接应了大军渡江和挺进皖南，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奉命回师 坚持皖南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铜陵就曾建立过党的组织。抗日战争期间，在皖南地委的领导下，我们始终在铜陵（包括铜陵和青阳、南陵接壤的一部分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抗击日寇的长期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内出现了新的形势。党中央为了满足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渴望与建设祖国、医治战争创伤的强烈要求，向国民党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决定将我省皖南和皖中两块解放区的部队和党政干部撤到苏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我们根据朱总司令发布的接受日伪投降的命令，正在铜陵各地收缴日寇的枪支弹药。我和查富德同志在犁桥责令伪军据点就地缴械，伪军抗拒，我方就发起猛攻。正在攻打间，地委派人送来紧急通知，要县委带领所有脱产干部和县大队武装，立即作好北撤准备。县委火速转告全县脱产干部马上到县委所在地迪郎冲开会。会上宣布了地委指示，除留下尹彬、张良志率部分武装留守铜陵，王文石、王安葆率部分武装留守繁昌外，其余干部、战士随同皖南地委机关、皖南支队（地委直属的武装力量）撤向苏北。那时县委有一批细布，原准备部队作冬装之用，现在来不及处理，就撕开发给一人一段。队伍从迪郎冲经铜陵舒家店、繁昌油坊咀渡江到无为白茆洲，在那里蹲了几天，然后行军到巢县散兵。在路上，我们估计以无为为中心的七师活动地区距离芜湖、南京太近，国民党不会允许我们留在这里，我们主动撤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能取得主动。到达散兵后，我们就向领导打听消息，他们告诉说：部队很快要过巢湖到烔炀河，然后经全椒、滁县去苏北。 吃过午饭，我踱到巢湖边上。放眼看去，这个有八百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巢县面积）、蓄水五十多亿方的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真是浩渺无垠，水天相连，一望无际。湖中碧波粼粼，白帆点点，这同铜陵江边的景色又非常相似。这使我顿然想起八年抗战中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铜陵战友和乡亲。我们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将会怎样残酷地折磨他们？他们又怎样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斗争？这时，通讯员跑来找我，说地委有重要电报要传达，这才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们回到住地，在场听传达的只有陈爱曦，陈尚和与我少数几个同志。皖南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恺帆同志传达了皖南地委转皖江区党委的电报，大意是：鉴于我军撤离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因此决定再留下一个营的部队，增派得力干部带领，坚持皖南斗争。还指出应由留下的部队挑拣较好的枪支。接着传达皖江区党委关于成立沿江中心县委的决定：由杨明任书记（杨明同志当时已率部队先回铜陵），王文石任副书记，陈爱曦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宣布完毕后，地委负责同志满怀深情地对我们说：今后皖南的重担就要由你们来挑了，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希望你们谦虚谨慎，好自为之，重要的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紧密依靠广大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能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完成坚持皖南的任务。 听了传达上级指示和领导讲话，我心中像燃起一团火焰：上级党是多么了解下面的情况啊！决定的问题又是多么的正确！党要我们回师皖南，坚持斗争，我们一定照办。“坚决完成任务！”这就是当时我对领导简短而有力的回答。我们立刻出发。一夜之间步行一百多里从巢县散兵赶到长江边无为石板洲，当晚乘船过江，赶回铜陵。 回到铜陵同杨明同志见面后，沿江中心县委立即召开会议，分析形势，进行战略部署。当时的情况是：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忙于“劫收”大中城市，对县以下许多地方尚无暇顾及。皖南沿江地区局势仍由汪伪军队控制，国民党同他们虽有联系，但尚未接收。我们去而复返，他们不知底细，也不敢贸然行动。所以我方留下的部队安然无恙，原来我方建立的人民政权也还在继续行使职权。但是，会议认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是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国民党一俟准备就绪，便会调动正规军来强占革命根据地，残害我方军民，对此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迎接即将到来的残酷斗争。会议明确坚持皖南斗争的方针是：背靠山区，面对平原，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斗争，为解放皖南创造条件。会议还确定在继续坚持铜陵的同时，迅即派人去太平樵山，同黄山中心县委胡明同志取得联系，配合进行斗争；同时派陈爱曦、张良志（后英勇牺牲）、姚生同志带领少数武装去青阳、泾县交界的盘台（该处有我地下交通站）联系，在盘台、宾山建立隐蔽据点，以便在形势恶化时，将部队转入山区。会议还决定成立铜青南县委（曾改名泾青南工委、铜青贵县委，后改名为泾青南县委），由陈尚和、周坚凯、尹彬和我组成，我任书记，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铜青南县委根据沿江中心县委的部署，抓紧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在思想上，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实事求是地分析坚持敌后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因素，提高夺取胜利的信心。县委告诉大家：我们即将从抗日民主根据地转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武装斗争，我们的主要敌人已经由过去的民族敌人——日军，转变为阶级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有完整的反动政权，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一整套警特反动统治工具，而且同地方上土豪劣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斗争不利的因素。但是，我方坚持皖南山区游击战争也有许多有利条件：这里曾经是新四军活动过的地区，党和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群众条件很好；加之群山相连，地形复杂，又是几县交界、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有着广阔的回旋余地。我们还有一批斗争经验比较丰富的领导骨干和许多坚强勇敢的游击队战士。只要我们认清形势特点，转变斗争策略，坚定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在组织上，为了适应斗争需要，妥善地安置了一些确实不能随部队撤退的干部和伤病员。当时在干部队伍中有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的人（包括原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区长）。他们有的家庭比较富裕，害怕撤进山区后生活艰苦；有的亲友在国民党政权里面工作，企图依靠他们投奔国民党；有的只看到眼前困难，对革命悲观失望；这些人虽有条件撤退而不愿跟部队走。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在陈山冲召开了一个有六十多干部参加的会议，杨明同志和我都出席了会议，向他们讲清形势，指明前途。告诉他们有三条出路：一是跟随部队进入山区打游击；二是分别由长江水路去江苏六合瓜埠找新四军办事处，然后到苏北根据地；三是暂时离开本地区，到亲友处暂避，待局面好转后再回来与我方联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我们指出，以上三条都是生路，如果脱离革命是危险道路，倘若叛变革命则是死路一条。在这些人当中，多数接受教育，继续革命，有的表现很好，也有少数在环境残酷时向敌自首，甚至投敌叛变。如原抗日根据地区长陈孝风、陈孝义等人，在敌人来后叛变革命，并且作恶多端，解放后被镇压。 在经济上，积极筹措部队给养，解决部队冬衣和生活供给问题。在巢县散兵，地委曾经给了我们一些烟土，作为部队给养之用。这时我们又派出干部分头到各区乡，把我们存放在各地的粮食加以变卖，共计变换成法币五百二十万余元；银元两千六百余元。同时用一部分粮食换回我新四军发行的大江币一百八十万元，以取信于民。 在我们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国民党地方军队和他们收降的伪军，不断对我方进行挑衅，在遭到我方坚决回击后，竟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出动三路人马，向我顺安中心区大举进犯。一路是收编的汪伪军吴志和的一个营；一路是原汪伪独立方面军的一个营；还有一路是国民党特务崔光汉率领的几个连队。三路人马分进合击，企图将我们部队消灭。当时我沿江中心县委领导的皖南人民自卫军总队和铜青南县大队的武装，集中力量打击崔光汉所率领的一路，在石佛山进行激战，结果击毙敌人八人，缴获步枪十余支。接着又在青阳店门口、田家畈打了两个胜仗。这几仗一打，敌人的嚣张气焰被压了下去，他们的地方部队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在此以前，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回到铜陵的共军是“上面不要自己跑回来的少数散兵”，是“在巢湖里船被炸翻了，死里逃生剩下的几个人”。我们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群众欢欣鼓舞地广为传播：新四军又回来了！ 我们从巢县散兵回师皖南以来，在铜陵蹲了三个多月，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们撤往山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这时，国民党也开始向我们大举进攻了。 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国内和平气氛高涨，我党的政治威望大大提高。蒋介石集团这时已蓄谋全面发动内战，他们视我沿江游击队为心腹之患。因此，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在芜湖召开了“皖南地区参议员会议”，研究如何对付游击队，又感地方反动武装力量不足，因而假借民意，“请求”南京政府派出主力部队来“清剿”沿江地区的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国民党正规部队川军44军所属150、162两个师，由军长王浚率领，气势汹汹地闯入院南，提出“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反动口号。其中：44军军部并一个团驻贵池；150师师部并三个团驻铜陵、青阳；162师并一个团驻大通。顿时，沿江地区黑浪滚滚，形势陡然恶化。 这次敌人来得突然，我方事先未曾接到情报。敌人很快涌进我方活动中心地区顺安、朱村、姚村、花堰王等地。起初我们还以为是敌人的地方部队，后来听说都是四川佬，才知道是国民党正规部队。这个时候我正在铜陵栖凤乡阮家巷和国民党地方部队打仗，接到情报后很快转移。我们乘船过西湖到朱家咀登岸，穿过铜顺公路到达柴塘村，刚准备宿营时，一个老乡告诉我们说：这里不能宿营，离此地一里多路，今天来了一个连四川佬。还说：顺安、张家冲、新桥都驻有四川军队，这才知道局势严重。我们就插到桐子冲，去外郎坑找到杨明同志。他说今晚他和查富德同志率领部队转移到青阳的盘台，然后去黄山。要我们按原计划在铜青南地区坚持，根据形势变化，决定部队行动。 过了几天，川军已在铜陵各地全面开始“清剿”，不少革命干部、群众、及其家属遭到杀害，地方党、政权和民兵组织很快遭受破坏，一些党员自首，有的叛变投敌，形势相当紧张。我和陈尚和同志商量后即分头行动：陈尚和同志去茗山冲与尹彬、周坚凯同志联系，带领游击队就地坚持，建立隐蔽山棚，避开敌人清剿，保存力量，待机行动。我率领县大队武装转移到泾青南三县交界的宾山、盘台一带活动。这时，杨明、陈爱曦同志已去太平樵山，我也赶到樵山与杨明同志见面，商定了整个斗争布局，而后回到宾山开展工作。从此揭开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站住脚跟 建立基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晚，我同县委机关、县大队干部战士四十多人，隐蔽地经过盛家冲、丫山、石堰桥、老虎坑来到泾、青、南三县交界的宾山地区二酉保苏家冲，见到了原先进山的游击队连长姚生同志。 我们登上高峰举目眺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雄伟壮丽的丛山峻岭的画面：群峰起伏，连绵不断，许多山上林密竹茂，灌木丛生，远远望去，一片莽养苍苍，真是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地方。这里还是四出之地：东至泾县，西抵青阳，北到南陵，南往太平，背靠山区，面向沿江，有着广阔的活动余地。有这样好的山区作为依托，又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何愁游击战争不能获胜，皖南不能坚持？ 我们很快来到盘台，这是青阳、泾县两县交界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在抗战期间就建立了党支部，担任着皖南地委和黄山中心县委的地下秘密交通，虽经皖南事变这样的惊涛骇浪，党支部始终屹立，它是山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是我方几个县秘密交通的枢纽。 我们分别听取了盘台党支部书记张贵和连长姚生同志的汇报。从他们反映的情况和我们接到的情报来看，当时的敌情非常严重，敌44军的两个师，他们原来安排：150师到铜陵、162师到贵池，寻找我主力决战。但我方由林维先同志领导的沿江支队和梁金华同志领导的皖南支队都已北上，留在铜陵的新四军绝大部分也转移到山里去了。这两个师在扑空之后就转到泾青南地区和皖南山区，由青阳、南陵县常备队配合，把我县大队作为他们“清剿”的主要目标。同时，国民党进一步强化了区乡地方政权和反动地方武装。每个区乡都有人枪三十至五十，筑有碉堡，装有电话，彼此互通声息，遥相呼应。以青阳县“调查室”为核心的一套特务组织，开展针对我方的特务活动。他们以乡为单位成立“中心组”，将自首分子严加控制，迫使他们进行破坏我游击队的活动，其中有些人甘愿为敌效劳，成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白色恐怖笼罩着这个宁静的山区。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胜利开展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县委决定：除了原来留在茗山坚持的少数武装外，将转到泾青南地区的部队，分成几个游击组，分散在各地活动。我和左秀东、姚生、孙林、孙泰英、柯斌等同志带领县委机关和部分武装，在宾山、宋冲、苏家冲、大格里、乔木、云岭等地活动；王克祥同志带领六、七个人，在泾南的田方、孤峰、三里店、东山一带活动；胡爱民、张贵带领六、七个人在青阳、盘台、杨田、陵阳一带活动；过了几个月孙举东等同志率领一个班在青（阳）贵（池）交界处的庙前、南阳湾、九华和刘街、姚街、梅街一带活动。这样，我们的游击队就以宾山为中心，星罗棋布地战斗在泾、青、南、铜、贵的广大区域，使敌人兵力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对付我茗山、宾山的游击队，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开辟新的游击区。 起初，我们在山区立足，遇到很多的困难。首先是人数比我们多几十倍的敌人正规部队，频繁地在山区“清剿”，迫使我们不断转移阵地，以避其锋。有一次得到了消息，150师两个营部队配合县常备队共一千多人要来宾山“清剿”，我们立即向宾山深处转移。这一天部队刚转移到一个大山山腰的一个树林里，哨兵前来报告：发现敌人正从山的另一面向山顶前进，同时山下也发现敌人。我们处于敌人上下夹击的危险境地。我当即命令大家沉着应战，充分作好战斗准备，严密监视敌人，但不准发出一点声音，不能暴露目标。幸好敌人未曾发现我们，这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大的牺性。这时，我们遇到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部队给养极其困难。当时只剩下能买一百多斤大米的法币，四十人即将断炊。我们派当地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洪秀荣去泾县包村（离宾山五十多里）进行侦察，打听到一家大油坊很有钱，于是我们就派孙林同志带五名战士绕开敌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深夜去向这个油坊老板“借”了法币十五万元，暂时解决了困难。以后敌44军150师仍然不断来“清剿”，我们在这一带的山区与敌周旋，白天休息，夜晚行军，忽东忽西，行踪不定，部队很疲劳，同时粮食疏菜供应也很困难。 这时我们打听到宾阴乡乡长方忠秀在宾山脚下水家冲开设了一个纸坊，有八九个工人。纸坊是赚钱的，方忠秀每年可以从纸坊获取不少利润，因而他非常害怕生产中断；尤其害怕别人破坏他耗费了很多资金和材料建设起来的纸槽。我们抓住他这个弱点，同他“谈判”。这个纸坊有个工人叫张聋子，由于我们先去的同志向他做了工作，因而他对我们态度很好，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就叫他去传话给方忠秀：我们有个条件，如果能答应，我们双方各走各道，互不打扰。否则，如果敌人来清剿，我们就准备在这里同它打一仗。一旦交火，事情就难以预料，弄得不好会把纸槽毁掉。张聋子问什么条件？我们说，一要为我们保密，不准泄露我们的行踪；二要将敌人有关动向及时报告我们；三要及时替我们购买粮食和疏菜，送到指定地点。张聋子去向方忠秀说后，方完全答应我们所提的条件，不过要我们替他保密。这样每天张聋子就以纸坊的名义到市场上去替我们购粮买菜，成了我们的采购员。后来他入了党，确实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立了许多功劳，1947年敌人“清剿”中他被敌军杀害。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二酉保的范围是一条山冲，冲口平顶洲有一个大碉堡，驻扎着乌潭区公所自卫队的五十人枪。从冲头到冲尾相距四里多路，我们就住在冲尾的高山上，同区公所的碉堡遥遥相对。这个区的区长叫郑康仁，政治态度还不错，他晓得我们在附近活动，佯作不知。我们就通过住在宾山水家冲他的岳父带信给他，向他讲清形势，明以大义，晓以利害。告诉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希望他能明瞭天下大势，顺应形势的发展，给我们以帮助。他带信来表示愿意同我们和平相处。因此双方相安无事。我们游击队经过碉堡附近，他也不闻不问。有的同志见此情景，编了个顺口溜：“二酉保，一条冲，驻扎两种不同兵。冲口‘刮民党’，山上新四军。只因统战政策好，停息干戈讲和平。” 我们得到暂时的立足点之后，就抓紧时机在群众中进行工作。这里原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有些群众基础。但我们刚到这里，人地生疏，工作还必须从头做起：一户一户地了解情况，一村一村地开辟工作。山区群众居住分散，有的一个山冲只住一两户人家，这倒为我们进行工作提供了方便。开始，因为不摸底细，需要格外谨慎，每到一户了解情况，都暂时封锁消息：前后门和路口都布上哨，人只让进，不让出，完成任务后迅即撒离，不知去向。以后熟悉了，就不需要再这样做了。起初，我们这些身穿便衣，携带武器的不速之客夤夜出现在农户堂屋的时候，他们常常显得惊惶不安，当我们耐心地进行解释，并且在他们确信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的时候，脸上才露出兴奋的、亲切的、只有亲人重逢时才有的神色。他们赶快给我们烧茶做饭，问寒问暖，都说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有些受害者家属，则饱含热泪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当地的一些基本情况初步搞清了：哪些是保甲长，哪些是士绅，他们当中谁优谁劣；哪个是特务，有无罪恶；哪个有过自首行为，有无出卖同志，都了解得比较清楚。村里村外有什么动静也能很快知道，群众已经有了初步发动。 当时我们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必须十分谨慎地工作，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敌人营垒中比较倾向进步的人。 刘店乡有个乡丁叫吕和清，绰号“吕瞎子”。他经常到我们活动的地区——大格里来收捐税、要费事。我们知道他出身贫苦人家，并无欺压人民行为，就主动同他接触，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后来他秘密参加了党，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一九四七年他同我们游击队里应外合，打掉了刘店乡公所自卫队，缴了四十多支枪。还有一些人过去在我方担任一般工作，或者曾参加党，后在敌人高压的情况下办了自首手续，但并未出卖组织和同志。对这样的人，我们仍热情对待他们。即使是叛徒，只要他们不再干坏事，並帮助我们，就向他们宣布，可以将功折罪，既往不咎，以此分化敌人，减少工作的阻力。 在发动群众和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的同时，对个别为虎作伥、罪行昭彰的保长、特务分子，也毫不容情地坚决镇压。青坑有个姓王的国民党保长，专门打听我们的行踪，及时报告伪乡公所，要求敌人来“清剿”。我们通过内线核实情况后，决心除掉这个坏蛋。一天，国民党军队到青坑来“清剿”，他盛情招待。国民党军队刚走不久，我们的部队也到了青坑，他以为是“国军”返回，连忙出来迎接，刚好被我们擒住，就地枪决。在大格里也杀了一个罪行严重，查有实据的特务分子。这样做，对犯有类似罪行的人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他们不敢再为非作歹，敌人的耳目不灵了；同时，接近我们的基本群众，原来最怕有人告密，打掉了这些敌人的“小耳朵”，他们就敢于大胆接近我们，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 这一段时间，在同敌人山地周旋当中，在多少次化险为夷的战斗实践中，我们逐步积累了一套符合当地情况的、保存自己、对付敌人的办法。 我们宿营，除了下山执行任务，临时在老乡家中借宿或在野外露营外，一般都在山上自建的山棚中宿营。这种山棚建在宾山地区的深山老林、人迹稀到的地方，选择地势较为隐蔽之处，砍伐竹木，扎成支架，上盖茅草，拍打严实，棚内垫上稻草，将被褥铺在上面就可以休息。后来，有些同志把毛竹片用葛藤绞起来，做成有弹性的“床”。有的在山棚的内壁糊上报纸，把山棚打扮得十分漂亮。在宋冲、水家冲、大格里等处后面深山里建造的山棚都很隐蔽，除我们自己的人以外，地方上只有少数人知道。还有一种山棚建立在更隐蔽的地方，如宾山有个山棚建立在深山一处悬崖的上面，崖下是一条水沟。进入这个山棚需先从水沟中涉水过去（看不到脚印），到悬崖边攀藤而上，到达崖上，进入棚中。这种山棚非遇到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是不予使用的，知道的人极少。当时有的同志写诗赞颂山棚道：“山高林深无人到，革命山棚溪边造，四周宁静无声息，独有树上鸣‘知了’。战士归来棚中靠，争道这边风景好。” 我们烧饭会冒烟，敌人常常派人在各山头窥探，寻找冒烟的地方。因为冒烟之处，不是烧炭的人就是游击队，他们就会追踪而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主要是把烧饭的时间安排在黎明前和黄昏后，因为那时远处看不到冒烟。如果白天必须烧饭时，则用木炭或者拣那些已经枯死、但还挂在树上未落到地面的枯枝（未吸到潮气）来烧，它们在燃烧时没有烟。 我们执行任务一般都在夜幕降临以后。敌人为了摸清我们来去行踪，常常使用一些诡计，我们也想出些办法来对付它。例如：他们常在傍晚时在一段路面上散放一些枯竹丝，如果我们不注意把这些标志踏碎、踩乱，他们就会据以判断我们曾有多少人从此地经过，向哪个方向行走。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常常是大路不走走小路，小路不走走荒径，使他们的诡计落空。又如，我们夜晚行军，常常要用右手拄个棍子，敌人就从路旁留下的棍印来分析判断我游击队行军的方向和人数的多少。于是我们就通知大家由右手拄棍改为左手拄棍，从而使敌人对我行军的方向得出完全错误的判断。在我们行军中，村子上的狗十分可恶，它听到一点动静就狂吠不已，常常暴露了我们的行踪，我们叫它为“狗特务”。为了避开狗，我们只好绕开村子前进。有时非经过村边道路不可的时候，则一个人接一个人（要有一定距离），一步一步地缓慢通过。我们脚步落地很轻，没有一点声响，有时几十人经过后，村上的狗也不叫。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下山执行任务的同志还故意在国民党保长面前今天称某同志为“张队长”，明天换个地方，又改称他为“王队长”，使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 当然，由于当时我们战斗在敌群之中，情况又不熟悉，物质条件又非常差，有时也难免受些挫折。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天，我们三十二人去青贵工委，主要了解这一带地形并检查工作，准备在九华山脚下的齐村柯和南阳湾之间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到了齐村柯下边的一个村庄，敌人来偷袭，打了一仗。后来我们转移到山边，但已打乱了去九华山、天台山计划，只好翻过一个大山（单是从山脚爬到山顶就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下山到达九华山的南天门，途中遇到倾盆大雨，一行入全身被淋得透湿，直到第三天赶回宋冲山棚，三十二人中有二十八人病倒，休息了几天才恢复。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还是积累了一些保存自己、对付敌人的办法，得以在这个不平静的僻静山区立住了脚跟。 回想我们从铜陵转移宾山地区的时候，由于环境残酷，为了迷惑敌人，不少负责人都改了名字，我也改名为孙兵。青阳特务机关县调查室花了很大气力，用了半年多时间才搞清楚孙兵原来就是铜陵过来的朱农。当我们的朋友告知这个消息时，大家都笑话这班特务无能。有的作打油诗写道：“朱农改孙兵，敌人摸不清，铜陵天天剿，谁知到宾阴（青阳一个乡），特务饭桶辈，半年才搞清。” 依靠群众 打开局面 一九四六年四月，当春风吹遍宾山的时候，我们也渡过了在这个地区最困难的时期。严冬已经过去，百花盛开的季节到来了。 当我们初步站住脚跟之后，就考虑设法多搞枪支弹药，用以武装壮大我们自己。抗战初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它的溃兵曾在九华山周围留下不少枪支，多半落在国民党乡保长和当地土豪劣绅手中。同时，山区还有不少颇有杀伤力的猎枪。对于乡保长和劣绅手中的枪支，我们依靠群众提供线索，采取上门收缴、带信催缴等办法，加以缴获。国民党县参议员陈济川，家住泾县云岭，政治态度反动，我们侦察到他家藏有两支手枪，我就亲自带部队上门去收缴，当我们趁夜闯进大门时，他全家已经逃得无影无踪，我们在他里屋大柜的抽屉内搜出两支崭新发亮的驳壳枪。此外，我们还通过“关系”，向国民党军队购买到一些枪支弹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采取各种办法先后弄到各种枪枝七、八十条，大部分用来改善我们自已的装备，武装新同志，一部分支援铜青南的同志。 这时我们考虑向外发展，打开局面。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和县委、县大队的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我孤悬敌后，弹药物资供应无固定来源，我们的医务人员只有一个卫生员，而且缺少药品。因此，我们对敌人只能智取，不可强攻。敌人想同我们决战，切不可上当。我们的原则是：敌情不明不打，没有必胜把握不打，消耗战不打。我们把功夫用在仔细分析、研究敌情，利用敌人弱点，采取智取的办法，消灭敌人。当时我们情报来源，一是我方各游击队送来基本群众所提供敌人行踪的比较可靠的情报；二是通过各种“关系”从敌人中上层处获得的情报；三是报纸提供的情报。那时我们通过“关系”订有芜湖《新工商报》、上海《申报》和香港《群众》杂志（我党主办的刊物）。我们把这些情报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判断真伪，作出决策。每采取一个行动时，情况必须弄得十分清楚，智取的办法、战斗的部署一定要尽可能地详尽、具体，周密，只有觉得这些工作都做好了，有了必胜的把握，才下达战斗命令。 我们智取厚岸乡公所自卫队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乡公所离我们驻地有七八十里路，在附近的小山头上建了碉堡，防守较为严密。该队有两个士兵，因内讧逃了出来，通过我方地下交通到大格里找到我们，要求参加我们部队，并说愿意带领我们去打掉这个乡自卫队。当地下交通向我告知情况后，我就接见了这两个士兵。他们说：厚岸乡公所自卫队每天早晨太阳出山时，洋号一吹，士兵都集中到山头下面的祠堂里洗脸、吃早饭，这时碉堡里只有两个人站岗。如果我们部队事先在附近埋伏，趁这时冲进碉堡，就可以缴获所有枪支弹药。我对他二人好言抚慰，并反复盘问，看来语意诚恳，并无破绽；我又派精明能干的战士装作打柴人到实地进行侦察，回报说，这二人讲的情况是真实的，并说离碉堡一箭之地（百米左右）有一片半人深的柴草地，可潜伏几十人。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决定智取这个敌堡。我方由柯斌、孙林带领三十多人枪和一挺轻机枪，由这两个士兵作响导，于夜间十二点多钟从盘台出发，三点多钟到达厚岸，在柴草地潜伏一个多小时，太阳刚出山，碉堡中果然响起了号声，不一会，当兵的都徒手走出碉堡，集队走进山下祠堂。这时，我方连长一声令下，一部分战士飞步冲进碉堡，将岗哨缴了械，把碉堡内三十二支步枪，一挺机枪、一支手枪全部收缴；一部分战士奔到祠堂门口举枪喝令敌兵举手投降。结果，这个乡公所一枪未发，就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战士们都说，这个仗是“未花本钱，发了大财”。 在这前后，我们本着谨慎从事、稳扎稳打的精神，还打了丫山和九华山保公所。南陵丫山街是我铜青南三县交通的必经之路，街上设有国民党的保公所，有两条枪。为了排掉这个障碍，我们派了四、五个同志，扮成老百姓，晚上从大格里出发，第二天天亮到丫山，直奔保公所，几个保丁还在睡大觉，我们把枪缴了，将俘虏释放，从而拔除了这个安在要道口的钉子。九华山国民党保公所在山上建了一个小据点，有四支步枪，平时欺压百姓，勒索香客。我们在周密侦察后，悄悄上山在麻将桌上把他们俘获，一把火将碉堡烧毁，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事通过人数众多“朝山进香”的香客传播，在江南一带造成了很好的政治影响。 我们接二连三地袭击敌巢，毁堡缴枪，引起了敌人很大恐惧。国民党皖南行署不断对泾、青、南、铜、贵的国民党县政府严词训斥，限期“剿灭”。几个县政府慌了手脚，又是公文往来，又是电话联系，终于商定各出一些人马，到宾山地区进行“会剿”。我们接到情报后，就决定趁此机会撤到山棚进行休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这时敌人一千多人，配以汽车、马匹、辎重物资，拖着长长的队形，在山下吵吵嚷嚷地游行了半个月，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未见到。我们又派游击小组到青阳木镇夜间袭击敌人，派住在青阳城边的地下党员，把十几发子弹放在燃着炭火的火罐里，过了不久，子弹爆炸，仿佛是枪声，敌人误认为我部队攻城，连忙电令在宾山的队伍星夜赶回。我们则从山上下来，继续开展游击活动。 四六年七月间，青阳县宾阳乡公所从县城请来一个常备分队住在青坑。青坑位于两山之间，是盘台到苏家冲的唯一通道。常备分队进驻后，我们来往于盘台、苏家冲，只有翻山越岭，另辟新路。而对这一情况，打是打不走的，敌人的力量比较大，只有采取“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办法。为了打开这一通道，就找开辟这一地区给我们做了许多工作的梅炳根。我让他与伪乡长方忠秀谈判，揭穿方的阴谋，指出这个部队是乡代表会讨论，决定邀请进驻青坑的，如果不撤走，一切后果由方忠秀负责。方忠秀当即表示同意，不信，过几天看行动吧！后来，方忠秀向上面报告，说这里没有新四军，常备队驻在这里不方便，群众负担很大。不久，常备队就撤离了青坑。55 这时，分布在泾、青、南、铜、贵的各游击队和游击小组，也积极展开活动，逐步打开了局面。 由陈尚和、尹彬等领导的、在铜青南地区活动的游击队（以茗山冲为中心），起初由于敌特告密，敌军从后山摸到我军驻地，我军战士虽然及时转移，但山棚和衣被各物均被敌军烧毁。他们被迫撤到山上，艰苦奋斗，给养十分困难。一九四六年四月，陈尚和同志来到宾山，那时我们情况已经好转，他来后，我们设酒招待，还请他吃了宾山的名菜——炒石鸡。这种石鸡，形状象癞蛤蟆，一个重七、八两，居于石缝中，晚上用火把一照，它就不动；捉住后，把皮剥去，加以炒食，其味很鲜。铜青南工委枪支短缺，我们给他十几支步枪，一支驳壳枪。他听了我们介绍的情况和经验后，信心大增。回去后，他们积极向铜、南交界的丫山、何家湾、张公山、戴公山等地发展，以后又继续派人到铜陵碎石岭、大栏冲、铜官山、东西湖等地进行游击活动，从而打开了铜青南地区的局面。一九四七年七月，他仿效我们用安插内线、内外结合的办法，智取了铜陵朱村乡公所，缴获一挺机枪，五支步枪。在此前后他们还曾派游击队孙运松等赶到铜陵新庙趁演木莲戏、群众集聚的机会，当众打死作恶多端的乡丁二人（原准备当众处决汉奸、恶霸王其干，因未找到王，我们暴露了目标，遂杀此二人），在当地引起很大的震动。事后，敌乡公所为了害怕县里追究责任，谎称二人是由于“步枪走火”致死，并贿买了下来查案的人员，使这一引起轰动的案件不了了之。过了不久，游击队在铜陵花园王将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王振羽就地处死，并张贴布告，宣告其罪状。事后，敌人误认为这事是自首分子“中心组长”叶恒春“勾结”游击队所为，将叶杀掉。叶曾担任我方乡政府乡长，后叛变投敌，并担任“中心组长”，也曾为敌效劳，不料却被敌所杀。他死后，一、二十名自首分子纷纷逃到我游击区，参加了游击队。陈尚和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铜陵敌后斗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坚持铜青南地区的游击战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四七年十月被任命为泾青南县委副书记。可惜他尚未到职，在由铜陵去繁昌，又从繁昌向南转移时，于南陵戴家汇被敌军包围，不幸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竟将他的首级刈去，在南陵“示众”三天，后由我游击队设法将其遗体安葬。陈尚和同志为人忠厚，待人诚恳，作风扎实，机智勇敢，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出色的游击队指挥员，他的牺牡是我游击队的一个重大损失。噩耗传来，许多干部战士痛哭失声，大家在追悼会上庄严宣誓：一定要为陈尚和同志报仇，一定要把陈尚和同志未竟事业进行到底，消灭蒋政权，解放全中国！ 由孙举东、曹汉卿等领导的游击队活跃于青贵交界的九华山周围南阳湾、黄石溪、庙前、刘街、姚街、梅街、马牙一带，工作比较顺利。一九四六年秋，他们同铜青南县大队相配合，袭击姚街乡公所，虽然当时敌军闻风逃跑，但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第二天姚街乡长、住在当地的参议员和几个保长跑到汪河来找我们谈判，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全部条件，以后他们及时向我递送情报，同我和平相处。这个地区游击根据地发展比较快，他们原来只有十人，六支枪，后来最多时发展到六十多人，步枪四十多支，手枪二支，并建立了党和民兵组织，声威也比较大。 由王克祥等领导的一支游击小分队先在泾南田方、孤峰、三里店、峨岭等地，后来曾在一段时间内到青阳南阳湾、石门高、滴水岩等地活动，并逐步打开局面。一九四七年，他们争取陵阳乡公所内部的朱耿才弃暗投明，参加革命，里应外合拿下了这个乡公所自卫队，缴获十几支步枪。泾南地区比较富裕，征集经费的条件较好。他们经常将结余的经费上缴县委和地委。一九四八年，当皖南地委派部队向皖浙赣地区开辟新根据地，需要经费时，他们请老百姓挑了十担钞票（八亿元法币）送到地委。 这样，泾青南边界的宾山（县委所在地）、铜青边界的石门山（即茗山，铜青南游击区）和青贵边界的九华山（九华山周围青贵游击区），就在泾青南铜贵游击根据地内形成三山鼎足之势，彼此遥相呼应，互相支援。 在各游击区广泛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上，我们及时在几个县中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实践证明：只有开展武装斗争，进行统战才有基础；及时开展统战工作，又能有力支援武装斗争。在宾山地区的杨田埂，有我们一个地下交通站，负责人陈法舟，一九三八年就已入党，家庭是大地主，很有钱。他的叔叔叫陈维稷，曾留学英国，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是有名的学者，后参加我们党，曾为我党做了很多工作，解放后任纺织部副部长。陈法舟另一个叔父陈次权是国民党青阳县县党部的书记长。陈法舟依靠这些社会关系，经常奔走于沪、芜、青之间，出入于当时朝野显贵家门，消息很灵通，为我方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他领导的杨田交通站有秘密交通三人，为他及时传送情报，是黄山中心县委、沿江中心县委和泾青南县委交流情报的一个重要枢纽。 青阳县参议长陈灏如，同书记长陈次权是政敌，两家势同水火。陈灏如掌握到陈法舟的一星半点“私通共产党”的情况，想利用这件事打击陈次权。他逼迫陈法舟到城里来居住，以便控制其行动（其实陈灏如这个坏家伙有时也派人与我们拉关系，我们对他很警惕）。陈法舟被迫进城后，就活动其叔父陈次权提议将县常备大队三中队调到县城来驻防。三中队队长陈文坤是陈次权的侄子，也是一九三八年入党的党员。三中队进城，陈次权的势力就会增强，因此陈灏如拼命反对，双方相持不下，取决于县长的裁决。县长有一爱妾，见陈文坤少年英俊，早就对他倾心，竭力怂恿县长同意调三中队进城，县长只好依了她。当然，她对陈文坤的好感，只能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共产党员陈文坤岂是寻花问柳之徒。三中队进城后，陈文坤、陈法舟互相配合，地下工作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不断地传到县委，特别是敌人多次“清剿”部署的时间、地点的情报及时送来，对我们部署反清剿帮助很大。陈文坤还利用职务之便，为我们买过枪枝弹药，并妥送游击区。 县调查室是个专门对付我方的特务首脑机构。调查室的专员苏承平想做生意赚点钱。我游击区董村绅士董正权同他有私交。董正权这个人目不识丁，家中钱也不多，但他善于交际，作买空卖空的生意。我们向董正权做了工作，董按照我们的意图，在做生意时，给苏承平搭个“干股子”，送去一些“利润”。从此，董正权经常出入县调查室，相机搜集情报。一次，国民党县党部有一份反共的会议纪要，是绝密件，董正权给我们弄来，给我们以很大的帮助。 这样，县里的一些国民党首脑机构，如县党部、参议会、调查室、常备队中都有一些人同我们有程度不同的联系，我们的耳目比较灵了。 这一时期各个区乡的统战工作也有了开展，不少乡保长、乡代表都同我们有联系，他们给我们以各种形式的帮助。有的及时提供情报，有的冒险掩护我游击队员。南陵县一个参议员得到一分敌人即将对我大规模“清剿”的情报，自己走不开，就出重资雇请可靠的人连夜送来。一九四七年初，我们得悉国民党部队要到大格里来“清剿”，那时我到太平开会去了，部队也转到外围活动去了，孙泰英与地方上几位同志留在大格里坚持。过了几天，为了弄清敌人动向，她同胡篾匠一起到乔木湾黄金塔陶国光（过去与我党有关系，当时担任伪保长，但也帮助我们工作）家中住了几天，陶向我们提供不少情报。后来，因环境紧张，孙泰英又秘密转移到刘店乡附近的国民党乡代表郑弼成（他与我们有联系）家中，在当时的情况下，蹲在这些人家反而安全。这时敌人已经麇集，郑弼成见孙泰英此刻到来，不禁愕然，但却很热情地予以接待，以“大通来的小姨”为名，把她藏在家中，由郑的妹妹陪伴。第二天，郑家的放牛娃认出孙泰英是新四军，郑家连忙做好放牛娃的工作，说他认错了人，不要瞎说，又给些糖果给他吃。一天，郑家得知常备队有一营人要开到刘店乡来，而且营长要到郑家来吃中饭，郑即请他母亲陪同孙到附近可靠的佃户家里休息，敌营长走后，又接回自己家中，先后住了几天，等敌军全部撤离才回到大格里。这一段郑弼成把一个共产党泾青南工委委员，国民党要捉拿的“要犯”藏在家中，担了很大的风险，也表现了我们朋友的诚意。 在战斗实践中，许多同志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确实是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有的编了顺口溜：“坚持敌后靠‘三宝’，缺了一样都不照，没有武装无依靠，不搞统战朋友少，这些都靠党领导，三件确是传家宝。” 我们当时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向那些恶名昭彰的大恶霸地主“借用”。他们平时依仗恶势，对群众巧取豪夺，有些人兼营油坊等工商业，有较多的资财和现金。“借钱”地点一般是在离游击根据地中心五十里以外的边沿区，这就要进行周密和侦察的细致的安排。由于我们每次行动都考虑得很周密，同时我们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以他力所能及为限，“借”钱时又讲明道理，喻以利害，所以我们并不需抓“人质”，一般都能完成任务。有时他们表示“头寸短缺”，先支一部分，其余分批支付。到达付款期，我们派精干的侦察员化装前去，侧面摸清情况，证明无诈，就将款子取来。分散在各地活动的游击队，也经常向我们送来一些结余的经费。同志们都高兴地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粮，没有钞，找恶霸地主去要。”到一九四六年午季以后，我们的经济状况已有很大的好转。杨村有个大地主，平时同我们关系尚好，我们就托他代购三百担菜籽，并由他寄存别处；新谷上市后又为我代购五百担稻子，也存放他处，如有需要，打个条子，就可以去挑。春节时，我们叫他将积余的菜籽卖掉，那时价格正高，卖的钱也较多，我们拿它购买布匹及时给部队缝制衣被，还买了些药品。我们将稻谷菜籽存放在大户人家，比存放在基本群众家里更为保险，因为国民党当局不会怀疑他们，万一出了问题，我们也好找他们赔偿。甚至有些多余的枪支，有时也暂存他们家中。一九四六年底我们将暂时多余的五十几支步枪存放在大格里一家姓杨的大地主家，以后部队发展，陆续取出使用，并未发现短少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春节到来了。这时我方武装力量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在一些乡村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各地在斗争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一些重要地点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地下交通站。我军在泾青南地区声威大振，基本群众欢欣鼓舞，进步士绅表示拥护，中间状态的人士迅速向我靠拢，少数原来比较顽固的也改变了态度。基于这种情况，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我们于春节的年初三，在宋冲大摆酒席，宴请当地父老和士绅，有些乡代表和对我方态度较好的保长也请来参加。为了在他们面前显示一下我军阵容，当来宾坐定后，我和其它县委、县大队的负责人入席，后面整整齐齐排列着十二名侦察员，一式整齐的驳壳枪，一个个威风凛凛。席间我向他们宣传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希望他们能审时度势，继续加强同我们的合作。我讲完以后，连长端起轻机枪对空打了一梭子弹，以代替欢庆的鞭炮。清脆的枪声震动山谷，响彻云霄。我们频频向来宾敬酒，宾主之间互相祝贺，笑逐颜开。接着我们在二酉保的苏家冲、大格里也宴请了当地各界人士。回顾一年多来，我们从隐蔽状态发展为白天公开请客，队伍壮大，父老倾心，士绅趋奉，敌魁丧胆，这些标志着我们已经在这个人地生疏的边远山区打开了新的局面。 政权普建 红旗漫卷 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反人民内战，不断损兵折将，被迫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不久，华东局也发出指示，要求各游击根据地要由分散隐蔽的状态走向公开地放手大胆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由积蓄保存力量，走向积极地发展力量；由单纯的军事游击战走向广泛的、多种斗争形式的群众性革命游击战争。在这些指示的指引下，各地敌后游击战争风起云涌，泾青南地区的游击健儿坚持皖南的自觉性更高了。加之这时蒋军忙于进攻山东，对我游击区无暇顾及，因而游击活动更趋活跃。四、五月间在皖南地委直接领导下，一场由县委发动的以抢粮为主要形式的革命群众运动风暴，席卷了泾青南和周围几个县的大部份地区，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反动政权。 这场革命狂飙的内在因素是国民党对人民群众的横征暴敛和在其庇护下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泾青南地区原是较为富庶的山区，但由于严重的经济盘剥，一些贫雇农竟然终日辛劳，不得温饱。当时地租一般为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高利贷的年息高达本金的一倍。加之国民党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使许多农民负债累累，处于赤贫状态。四、五月间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贫、雇农已无米为炊，甚至“断顿”多日，有的采挖野菜掺糠充饥。而国民党搜刮群众的大批粮食，却囤聚粮仓，派兵看守，颗粒不舍，完全不顾人民死活。愤怒的火焰在千百万群众心底燃烧，它像一座巨大的火药库，一触即发。 早在年初，县委就在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开展了“三拖”（对壮丁、税、粮拖着不交）斗争，以后发展为“三抗”（抗丁、抗税、抗粮）斗争。这场斗争由游击根据地中心区发展到边沿地区。在“三抗”的过程中，广大群众得到了利益，看到了自己团结斗争的力量。这时，“抢粮斗争”已经在群众中酝酿。县委因势利导，坚决支持群众的正义要求，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工作，並提出“谁扒谁有”的口号，最广泛地动员群众投入抢粮斗争。第一次抢粮的目标为刘店乡仓库。 五月的一个晚上，月明星稀。县大队派出部队监视着乡自卫队碉堡中的敌人。预定的时间一到，几百个贫苦农民，带着口袋、扒箕、稻箩，从宾山脚下的各个村庄中涌了出来，奔向刘店。快到仓库时，人群狂奔着、呐喊着冲上前去，声如雷鸣，势如山崩。近在咫尺的乡公所碉堡中的敌军，慑于我游击队和抢粮群众的声威，却龟缩不动。抢粮群众砸开门，动手扒粮，顷刻之间，仓库的一万多斤粮食被扒一空。从此以后群众情绪高涨，抢粮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人们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双手收获的粮食挑回家中，抢粮斗争初战获胜。 刘店乡抢粮之后，国民党县政府虽然很快就知道了，但慑于我军威力，不敢到我根据地来“查处”，只好不了了之，这使抢粮的群众斗志更坚，原来心存疑虑而未参加抢粮的人好生懊悔。自此以后，抢粮斗争就在几个县的广大范围内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捷报不断传送到县委：青阳南阳湾五百多人，抢了仓库粮食六万多斤；东石乡五百多人，抢粮四万二千多斤；杨田埂二百人，抢粮一万四千多斤；宾阴乡三百人，抢粮一万四千多斤；青阳的诸备店和南陵的六里丁，连国民党军队的四万八千多斤军粮也被一抢而空。泾县厚岸乡仓库囤粮最多，结果一次就被抢走八万四千斤。国民党县政府在风起云涌的抢粮怒潮面前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他们叫县调查室专员苏承平带了县常备队一个中队来到木镇，希望起到“镇慑”的作用。但就在距离木镇二十多里路的乔木湾，群众八百多人照样抢去粮食二万八千多斤。我们派部队在木镇边上鸣枪示威，又在青阳城边上杀了一个作恶多端的特务，陈尸路边，苏承平吓得龟缩木镇，天擦黑就宣布戒严，如临大敌。 泾青南地区的抢粮斗争同芜湖、安庆等城市的抢米风潮汇合在一起，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力地削弱和冲击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 在抢粮斗争的基础上，县委根据群众的愿望，及时把斗争锋芒引向“清算积谷”。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以“积谷防饥”为名，向群众搜刮了一部分粮食，交给保长和当地士绅“保管”，实际上都被他们侵吞或用来放高利贷，盘剥群64众。因此，尽管当时不少人家已无米为炊，却无人施舍半斤“积谷”。群众理所当然地要清算这批积谷的下落，我们坚决支持群众的要求。但是开展这场斗争，要比发动抢粮困难得多。因为抢粮是大伙对着国民党政府，又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参加者的顾虑比较少，而清算积谷，对象是地头蛇保长和劣绅，又需要面对面地进行说理斗争，才能迫使他们将侵吞的积谷“吐”出来，群众的顾虑就比较多。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我们先在二酉保进行试点。这个保有积谷八十七石（折合一万二千斤），被当地劣绅董维文侵吞。我们帮助大家成立了农会，由农会出面召开清算大会。会前积极分子把这批积谷的帐目和董维文侵吞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开会时大家据实揭发，讲得有根有据，证据确凿，劣绅只得低头认罪，当场退出这批积谷，由农会全部分给大家，斗争取得了胜利。参加这次清算大会的还有周围区乡的我方干部和农民代表，他们回去后，迅速推广二酉保的经验，几天之内，就有二十五个村组织了农会，开了清算大会，从而使“清算积谷”的斗争从中心区到边沿区的广大地区迅速扩展开来，有的地方还进一步清算了一些伪保长和恶霸地主的其它罪行，使他们威风扫地，实际上起到了摧毁国民党政权及其社会基础的作用。 在抢粮和清算积谷斗争之后，我们倡导和支持各乡、各村成立“保家队”，以保卫胜利果实，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报复行为。群众也有这样的要求，县委一倡导，就很快发展起来，宾阴乡的二酉、朝华、宋冲、黄石、石安、天丰、花园七个保，参加“保家队”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人。以后各区乡在“保家队”基础上建立民兵，全地区有四、五千人，配有一些土枪，杂以大刀铁矛，成为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 我们在开展群众性斗争的同时，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杀敌夺堡，把敌人的地方武装和反动政权消灭或赶出根据地。在此之前，我们普遍向敌区、乡、保公所的头头发动了一次政治攻势，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向他们宣传政策，指明出路：“携枪反正，立功赎罪，是光明道路；放下武器，远走他乡，是生路；建立关系，为我服务，是后路；持枪顽抗，继续作恶，是死路。”在我们党的政策感召下，许多乡保长不再继续为敌效劳，转向为我服务。但也有些乡自卫队继续顽抗，于是我们就有计划、有准备地袭击、摧毁这些敌军的据点。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们在一夜之间打掉杜村、宾阳两个乡公所的自卫队，威震泾青南地区。 杜村在九华山西侧，同庙前乡公所毗邻，为青阳西部的重要据点。自卫队驻在杜村祠堂，祠堂四周建立了四个碉堡，防守十分严密。有个陈腊子，曾在国民党县常备队当过号兵，其舅父是我游击队长。他要求参加我县大队。因为他有活动能力，我们希望他继续到国民党军队里当兵，帮助我们工作，这样起的作用会大些。但杜村乡公所不信任他，不要他当兵。我们商议只要他在乡公所歇一夜，就可以内外配合，消灭这个乡的自卫队。他表示能办到，並同我们一起研究了智取的具体意见。我们反复研究，认为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方案是可行的。随即派我方连长姚生、柯斌、排长苏启发带四十人枪执行任务。因驻地离杜村比较远，头天宿营西峰岭，派一交通员跟随陈腊子一起前去相机行事。陈到杜村乡公所找到朋友，相约在堡内住宿一晚，得到自卫队长的同意。他忙通过交通员传回信息：他准于晚上十二时左右打开杜村祠堂后门，请姚连长派部队接应。接到情报，姚生等即于当晚从西峰岭出发，把部队运动到杜村乡公所后边一个小山头的树林里休息。当夜十二时，陈腊子在床上连呼肚痛难忍，嚷着要解大便。在这以前，他曾以天热解渴为由，自己掏钱买红糖用凉水冲了给大家喝，他自己喝得较多。这时他便嚷着凉水喝多了，把肚子搞坏了，大家也不生疑。他以解大便为名，去打开了祠堂的后门。门一开，守在门外的姚连长率领战士便猛冲进去，奔到楼上缴获了所有的枪支，接着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把从睡梦中惊醒、高举着双手的俘虏押到操场，清点结果，除乡长不在外，其余全部俘获，发给路费遣散回家，然后一把火将敌乡公所和四个碉堡统统烧毁。姚生连长带了缴获的三十多支步枪、一支短枪和一支花机关枪，胜利返回宾山宿营地。陈腊子也参加了我们部队。 在奔袭杜村乡公所的同一天夜晚，我们又打掉了宾阴乡公所的自卫队。那天下午，县大队主力已去打杜村乡自卫队，县委只剩下战士和炊事员十一、二个人，大家都希望能在附近也打一仗搞些缴获。我们附近的宾阴乡公所早已是我们猎取的目标，並且通过彭国喜已同乡自卫队副队长戴光新建立了关系。我就到彭国喜处，叫彭把戴光新找来。戴光新是宾阴乡有名的射手，枪打得准。一次一只鹭鸶从头上飞过，他举枪射击，枪声响处，鹭鸶跌落尘埃。因此，国民党青阳县长唐克南请他去当保镖。后来回乡，宾阴乡乡长方忠秀请他当乡自卫队队副。当时我们动员他尽快建立功勋，弃暗投明。开始他还有顾虑，经过细致耐心的说服工作，他终于同意配合我们拿下乡自卫队，然后仍暂时留在敌方。当夜，县委身边仅有的十一、二人，长短枪九支，由我率领，各带武器，並动员了附近的五六十名青壮年（他们並携带扁担、麻袋，准备抢粮），同戴光新一起前往宾阴乡公所。到达时，碉堡里岗哨喝间“什么人？”戴满不在乎地回了声“乡队副”，带着我们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突然间，几个战士猛扑过去把哨兵擒获，我们很快冲进了碉堡，缴获了三十二支步枪，把从睡梦中惊醒的乡自卫队员押到堡外，发放路费遣散回家。随去的青壮年则将该乡的粮仓打开，把存粮一抢而光。前后一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临行，我对戴光新笑笑说：“对不起，暂时委屈一下吧！”他也笑笑说：“请便。”我叫两个战士把他严严实实地捆起来，嘴里塞上碎布，然后扬长而去。但是，后来敌人知道这是戴光新搞的名堂，他在敌人营堡里存身不住，就参加我方工作，安排为我方的民兵乡队副。我们接着又发动群众锯掉敌人九省长途电话的电线杆子十几公里，带回电线六百多斤，使敌人长途电话一度中断。 我们在一夜之间打掉敌人两个乡公所自卫队，截断敌人九省长途电话，使敌人惊恐万状。他们不知道我方有多少部队，连忙下令将十几个乡公所的武装集中到县城、木镇和庙前三个据点，企图保存住这批实力，不致被我逐一吃掉。但是，我们偏要“虎口拔牙”，袭击木镇。 木镇是青阳县东北部的一个重镇，水陆交通的枢纽，离县城二十五里路。国民党县政府原派县常备队第一中队驻防，为加强防守，又将附近几个乡公所武装集中到木镇，加上县常备队派去的一部分武装，新组建成了县常备队第四中队，由号称“常胜将军”的极端反动、残忍的国民党军官胡开武担任中队长。这样木镇的敌人兵力达到三百人枪，加之镇的四周碉堡林立，战壕纵横，因此胡开武夸口说：木镇固若金汤，共军插翅也难飞进。 这个中队有个排长叫施吉祥，过去曾参加过新四军，他同胡开武内讧日趋激烈，就和几个班长密商，准备携十八人枪反正过来，并杀胡开武作为起义后建立的第一功。我们鼓励他们的正义行为，派了十几名精干的战士由姚生、孙林、柯斌、彭国喜率领跟随他们在深夜潜入镇内，哨兵也是起义战士，领着行动小组同志直趋胡开武卧室。先用大刀砍翻了他的勤务兵，胡开武刚从枕边摸出手枪，就被我方战士王平一刀砍翻在床上，行动组长刘生宝又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不幸的是在行动过程中误伤了我方的一个战士。杀了胡开武，我指战员抢出门外，准备起义的十八名士兵，由几个班长率领，已经拉到镇头，我们一起出镇，跑步越出碉堡的射程。这时镇上恰如热锅炒豆一般，步枪、机枪齐鸣，人声沸腾，好不热闹。后来有的同志写顺口溜赞道：“‘常胜将军’胡开武，杀人魔王凶如虎。敲榨勒索又奸淫，木镇百姓吃尽苦。英勇善战游击队，深夜闯入‘将军’府，刀劈恶贼除民害，英名载入英雄谱。” 木镇大捷后，敌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进一步把兵力缩到青阳县城和个别点上。这时泾县敌人在我们部队不断袭击下，也龟缩到县城和二、三个据点内。太平、旌德、石台等地情况也大体相同。这样泾青南地区除县城和个别点以外的广大农村已经完全是人民的天下，农会纷纷建立，民兵空前活跃，到处呈现一派革命景象。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皖南地委决定：铜南繁芜泾青统一为一个战略单位，坚持游击战争，控制芜湖，并决定调整、健全各级党组织，同时建立县区乡三级人民政权。当时，根据地委任命，我继续担任泾青南县委书记（并兼县长和县大队政委），副书记陈尚和，委员张华、尹彬、王安葆。县大队代理大队长全胜任，大队副柯斌，大队教导员王克祥。一连连长姚生、政治指导员芮胜、支部书记朱春波（一连后来调入地委的主力营，又重新组建了一连，副连长董长春），三连连长柯斌，警卫队长周光斌。当时县大队和地方脱产干部共五百多人（缺南繁芜的数字），步枪三百多支，短枪六十多支，机枪五挺。各工委、区委、区政府的主要干部是：铜青南工委书记尹彬、委员徐世达、查彬、赵彪；泾南工委书记王克祥、副书记吴强；南繁芜工委书记王安葆，副书记陈作霖；云岭区委书记陈××；北贡区委书记胡爱民；杨田区委书记兼区长孙林，区队副彭国喜，政指孙运松；青贵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孙举东，委员史来水、曹汉卿、查春、政指叶光华（1947年9月青贵工委划归沿江工委领导，同时将太平龙门区委、泾县厚岸区委划归泾青南县委领导）；龙门区委代理书记孙岗，委员鲁凡，区长巫乐天；厚岸区委书记孙泰英，区长王季福。在各个乡，如云岭、双义、北贡、刘店、乔木、宾阴、杨田、杜村、东石、龙门、厚岸、包村等都建立了乡政府，委派了乡长。在铜青南地区也建立了石壁、何湾乡政府。我们还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在三年斗争中发展了三百多党员，起了战斗堡垒作用。 在建立区、乡政权之后，紧接着掀起参军高潮。广大革命青年，特别是民兵，踊跃报名，出现了妻送夫，母送子，兄弟一同参军的动人景象。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们在一天时间内就成立了一个新兵连，编为县大队第三连。我方区和少数乡的警卫队也都成立起来。以县大队为骨干，以区乡武装为基础的革命军事系统已逐步在全地区形成。 在建立我方区乡政权之后，我们的经费来源也改为合理征收赋税来解决。当时税率很低，农业税每亩田只收二斤米，货物流通（当时过境的大表纸，即比较细一些的草纸较多）税率也较低。这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横征暴敛形成鲜明的对比。后来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我们发行了一种“地方救国公债”，主要是动员资财较多的地主、富农、工商业者和地方士绅购买。我们在青年学生中，吸收了王学文、王隆武、王德科、王瑾等同志参加县委工作队，还有些人担任财务、税收工作，在各地开票、收款、汇总上缴，并使这方面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自从根据地经费有了正常来源之后，我们的经济情况大有好转，部队的供给没有问题。这个被国民党称为“京畿重地”的泾青南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片新解放区（过去有些同志称这段时间为“小解放”）。它对广大皖南人民是一个鼓舞，对国民党反动政权是一个威胁。 就在我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46师派出一个加强营，号称“老虎队”，配备新式武器，在县常备队两个中队的配合下，气势汹汹地对我游击根据地进行反扑。当时，我们未接到情报，以为是县常备队，同他接上火以后，才知道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他们装备好，人数多，有作战经验，处于优势，逐渐向我方阵地逼进。这时民兵把土制大炮架起来，轰了两炮。这种炮，是把檀树挖成空心当作炮筒，外面用铁丝捆紧，里面安放碎铁片，放一斤土硝，点燃后，碎铁片被迸炸出去，在短距离射程内有一定杀伤力。我们放了“大炮”，敌人未曾料到，伤亡不少，退了回去。这次战斗，我方牺牲了张立山排长和四个民兵。县大队转到章渡、厚岸一线活动，不久又转到大格里。后来总结这次经验教训，客观上固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主观的原因是在胜利的形势下，我们不如起初那样谨慎了，敌情不明就同敌人交火。 敌人不断清剿，疯狂搜捕残害我方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有的同志被捕后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壮烈牺牡。共产党员洪秀荣，抗战时期入党，“皖南事变”后的一股逆流中，他始终没有自首。我们到宾山后，就首先同他取得联系，他告知我们许多情况，参加工作后一向认真负责，多次立功。这次他由南陵大格里去青阳找县委，同敌人在大冶岭遭遇被捕。抗战时，他当村农会主任，斗争非常坚决。他被捕后，同村的一个地主洪××去向国民党军队告密，遂遭敌人惨杀。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情景极其壮烈。宾阴乡政府工作人员、共产党员陈新荣，在敌人“清剿”时，隐蔽在二酉保苏家冲山上的一个庙里，不幸被捕，敌人严刑强迫他讲出我军的行进方向和宿营地点，他坚贞不屈，只字不吐，后来竟活活被打死在敌人的刑具架上。 一九四八年一月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我们县大队在由宾山地区转移到太平龙门途中，同敌保安团遭遇。交火后我军不利，主动撤走，保安团紧追不舍。因路上已有积雪，部队过后要留下脚印，所以难以摆脱追敌。这时，部队经过一座小桥，桥下有一小沟，我急忙叫人临时借来一个小梯子，让部队经梯子下到小沟里，沿着水沟向前走一段（不留脚印），再上路到一个村庄宿营休息；另五个同志继续过桥踏雪前进十多里路，爬上高山休息。敌人跟着五个同志的脚印走了许多路程，却找不到游击队的影子。 国民党“老虎队”在“清剿”过程中，把已经摧毁的国民党的区乡伪政权又扶植起来，这就形成“一乡两长”（我们和国民党各自委派了区、乡长）的局面。国民党正规军队一撤走，我们就着手进行群众工作，巩固和发展区乡革命政权，同敌人的反动地方武装和政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八年一月，发生了一个情况：南京派来一个宪兵连，驻在乔木湾。这个连武器精良，装备很好，他们来是因为九省长途电话线被割断后，南京同各地通讯联络中断，严令他们限期修复并保护电话线。这个连孤军深入我游击根据地，尽管武器精良，也提心吊胆。所以他们一到就放出空气说他们来的任务是看守电话线的。言外之音是你们不动我电话线，只要我能交差，你们干什么我都不管。我们估计，敌人是一定要保住这根电话线的，如果打这个连，会招来更多的敌兵，对根据地不利。为了尽快“送瘟神”，免得给我们带来麻烦，所以在这一时期我们就不破坏长途电话线，也不去打这个宪兵连。一个月之后，他们撤走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我们在万金岭截获了国民党厚岸乡公所在芜湖购买的一批崭新武器，包括两挺轻机枪，十支中正式步枪，一支短枪。原来这个乡公所在芜湖购枪时，被我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查效华所侦知，他迅即找到正在芜湖活动的我方秘密交通站负责人陈法舟，陈又及时将情报送回。以后，万金岭茶馆里党员又送来情报，知道敌人确切的运枪日期和路线，柯斌率十多人，埋伏在万金岭的油菜籽田里。当时正是菜花盛开的季节，战士们隐身于菜花之中，等敌人到了我方伏击圈内，我方伏兵齐出，一举全部俘获敌人和武器。 不久，我们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将乔木湾的一个特务杀死在我们的埋伏圈内。乡自卫队果然来了。结果，被我军打死六人，缴枪八支。这些胜利，使我军声威大振，有的国民党乡公所乡长任命保长事先要报经我们同意。而我方的区乡政权仍然存在并有效地行使职权。 粉碎“清剿” 坚持阵地 一九四八年五月，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临近崩溃。我们党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提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沿江进行部署，妄图凭藉长江进行顽抗。这时，国民党整编13旅在芜湖召开会议，专门部暑对我泾青南游击根据地的“清剿”。会上，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为了“巩固江防”，必须“剿灭”这一地区的游击队，“三个月之内解决问题，不消灭共军决不回师”。会后，该旅由一个姓苏的副旅长率领所辖的34、35两个团，杀气腾腾地赶奔青阳、泾县、南陵、铜陵、太平、繁昌一带而来，并有几个县的常备队配合进行。这次敌人“清剿”同过去几次不同，除了敌军人数多（两个主力团）、装备好（配备新式武器）、驻扎的时间长（三个多月）以外，这个旅原是师的建制，曾多次同我方作战，有一整套反共、反人民的经验。他们推行所谓“政治和军事相配合”，“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大搞特务活动，诡称“走错了路，能回头者，概不追究，保证安全”，策动我方不坚定分子自首叛变。他们在军事上，采取“坐剿”、“追剿”、“会剿”、“堵剿”相结合，由外及内，步步进逼，逐步缩小包围圈，以及采用包围、搜山、夜袭、设伏、堵击等毒辣手段对付我军。他们还推行并村、移民、烧山、砍树和“五联切结”（连坐法）等反动措施，妄图隔绝我军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断绝我军粮食和重要物资的来源，妄想消灭我游击队。 当我们接到敌人“清剿”消息时，县委和大队负责同志研究了敌情，分析了形势，作了反清剿部署。我仍与警卫队在宾山地区与敌人进行斗争，县大队三连去太平龙门伺机打击敌人，各区乡警卫队和民兵则根据具体情况，避开敌锋，与敌人作持久的斗争。当时铜青南工委尹彬、徐世达、查斌，杨田区委孙林、彭国喜，厚岸区委王季福、马加林，南繁芜工委王安葆、陈作霖，县委委员张华和泾南工委王克祥等同志都带领各区警卫队，在艰苦环境中，依靠地方党员和广大群众，充分揭露敌人的阴谋，采取合法的、非法的斗争形式，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打击敌人。我们一直在这些地区坚持斗争，粉碎了敌人“清剿”。 这时，前一阶段被我方赶跑的一些蒋政权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在敌军的卵翼下，又跑回来带领敌军大肆搜捕和杀害我方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更残酷地压迫和盘剥人民群众，根据地内黑浪滚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民兵组织遭受破坏，有的同志牺牲，也有的投机分子趁机叛变投敌。 我各游击队，按照各自的情况，寻找时机袭击和扰乱敌人，多次分别袭击了大通、青阳城、木镇、宾阴、三里店、厚岸的敌人，对地方上作恶多端的特务给以必要的镇压。许多隐蔽在地方上的党员，也采取各种办法与敌人进行斗争，使敌人疲于奔命。特别是六月二十二日，我们三连配合黄西部队在太平浮丘坦所进行的伏击战，给敌人以很大的震动。头一天我们接到情报，得知太平县敌军在芜湖购买了一批武器，二十二日经芜屯公路运往太平县城。我们部队于当日清晨在太平浮丘坦设下埋伏。上午八时，装运武器的汽车渐渐驶近，指挥员一声命令；“打！”轻机枪、步枪齐发，手榴弹在汽车前后爆炸。押车敌人连喊停车，下车逃窜。我方战士一涌而上，将车上的三十一支步枪和弹药（一千多枚手榴弹和二千多发子弹）全部缴获搬走，放火烧掉汽车，凯旋而回。七月间，铜青南工委尹彬同志的部队在钱家桥伏击南陵何家湾乡公所自卫队，缴枪二支。这两仗对骄横残暴的敌人是一次迎头痛击，对人民群众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宾山地区敌人仍然继续清剿，我决定要县警卫队转移龙门、米季坑一带。由于警卫队一夜没有赶到米季坑，在中途与敌人两个连遭遇，打了半天，由于警卫队长周光斌沉着应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人死伤五、六人，但我们的三个同志也被敌人俘去。 一九四八年七月间，我在重新部署反清剿斗争后，带着侦察班去龙门。当我们到了米季坑时，派侦察员找来一个地方同志了解这一带的情况，他说，龙门区区长巫乐天已经带警卫队一些战士叛变投敌，并且带领敌人在米季坑大山上搜了两、三天，山棚已全部烧毁。当时敌人的部队还住在龙门、黄金坞等地、连对面河岸一个四、五户的小村庄也住了敌人。巫乐天是从山东根据地调来的一个干部，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经不起考验，终于叛变。那时龙门区委代理书记孙岗在外活动、假如孙岗在，也可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由于龙门河被敌人封锁，我们只好在这一带的大山里周旋。粮食已经吃完，原想到龙门山区就可以得到供应，所以未曾多带粮食。大家忍着饥俄在山上转了两天，干方百计要渡过龙门河。第三天，派侦察员黑夜涉过龙门河，到对岸一个村子里，了解到敌人白天已撤走了，我们才摸下山，涉过龙门河，到了龙门山区，见到了县大队长全胜任，对全地区斗争形势作了分析，对反“清剿”斗争进一步作了部署。 在大格里活动的游击队队长胡来保，我离开大格里时曾告诉他，在情况紧张时，去王克祥同志处。但胡来保生活腐化，过去是自首分子，经不起残酷斗争的考验，带了十多人和武器叛变投敌。还有杨田乡长董木生也叛变投敬（以后被敌人杀掉），这是一个大教训。 在反清剿斗争中，不但要做地方群众工作，而且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向大家介绍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告诉大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限美好的远景要靠我们艰苦奋斗、流血牺性来争取，现在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它象黎明前的黑暗，不久就要过去，无限光辉灿烂的远景正在等待着我们，使指战员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经过了艰苦的斗争，“清剿”了三个多月的整编13旅，鼓吹了一通“辉煌战果”之后悄悄地撤走了。各区我方的武装部队又积极活动起来。八月间我杨田区警卫队长方中园叫新中大队陈某（曾自首，后表示要将功补过）去向国民党常备队谎报“有三个可疑的人来到青龙山附近一个小村庄里，他们的头发长得很长，携带武器，可能是‘新四军’”。常备队一听马上出动二十人各带武器前来逮人。这时方中园已在杨田后面的青龙山上设下埋伏。这是一条盘山小径，径的上下均是悬崖，在小径西侧用枪封锁，敌人如不投降就要全部被打死在这毫无掩蔽的盘山小径之上。敌人一进入伏击圈，我方步枪一齐吼叫，敌军带队排长当场击毙，其余人看到形势不妙，全部举手投降。这一仗，我方只有十一人，就全歼二倍于我之敌，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二支，大家兴高采烈，全胜而回。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发扬了“能饿、能跑。能打”的良好作风，粉碎了敌人的“清剿”，我们仍在沿江的战略要地——泾、青、南、铜、太繁地区继续恢复和发展游击根据地。 为了开辟新区，我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去皖赣工委工作，在祁门、休宁活动了一段时间。这时华东局指示，要皖南地委与福建省委领导的游击武装打通联系，一九四九年一月我随皖浙赣支队去浙赣地区，在曾经是方志敏同志开辟的赣东北老苏区建立根据地。在皖浙赣工委领导下，我任（上）饶、开（化）、德（兴）、玉（山）工委书记兼行政办事处主任、大队政委，在浙江的开化，江西的上饶、德兴、玉山、横峰、弋阳、乐平一带活动，建立了县、区、乡政权，扩大了武装，开辟了游击根据地，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在江西上饶与五兵团会师。这时，我任上饶专署专员。 我在泾青南地区整整工作了三年，我离开后，这里建立了沿江工委，领导这个地区游击战争，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迎接大军渡江，直到皖南全境解放。 现在，每当我回到宾山地区，登上山峰，举目四望，总难禁浮想联翩。过去浴血战斗的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在这群峰环抱的偏僻山区，我们度过了多少个战斗的不眠之夜，经历了多少胜利与挫折，欢乐与忧虑，“红旗漫卷”和“乌云阵阵”。成千上万的人民，特别是在斗争中献身的革命英烈，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共产主义凯歌。巍巍宾山的松涛，滔滔弋江的奔流，倾诉着对先烈的深切悼念，激励还活着的人们要永远振奋精神，开拓前进，坚毅不拔，奋斗不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现在距离当年的斗争岁月已有三十多年了，我所回忆的不一定全面，希望当年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的同志，把你们所在的工委、区委的斗争史料加以回忆和整理。）（一九八二年九月）本文作者朱农（1917-2012），安徽铜陵人，解放后历任江西景德镇市委书记，上饶地委委员，监察部司长，芜湖地委书记，省高等法院党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长。
我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段经历（《安徽文史资料11》第15篇）
作者：俞步骐 一、幻想破灭，参加民盟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共两党开始和谈，有识之士都切盼化干戈为玉帛，变分裂为统一，组织联合政府，同心同德，致国家于至治。而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残杀和平民主战士闻一多、李公朴，大举进犯解放区，公然发动内战。忧国忧民者，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国民党中的进步军政人员，也都感到迷惘和旁徨。我含着热泪阅读有关闻、李两人惨遭杀害的《大公报》报道，对于政局的美好幻想完全破灭，开始认识到向国民党反动派要求和平，无异与虎谋皮。爱国心、正义感的驱策，使我渐渐感悟到，如果死心塌地沿着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道路走下去，必然走向坟墓，自取灭亡。经反复思考，觉得自己既不愿跟国民党继续干违心的勾当，又没有勇气到解放区投身于火热的斗争。究竟何去何从？我认为参加仰慕已久、诚心向往的中国民主同盟，是我最好的选择。终于得到朱子帆、操竹友同志的介绍，于一九四六年秋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地下组织。与此同时，我又利用了人事关系取得了原国民党繁昌县县长的职位。 繁昌和芜湖相去咫尺，我利用职务的便利，经常来芜和操竹友、吕祖杰、俞锡恩、詹云青等同志接触，讨论时局的发展，传递解放战争和民主运动的动态。首先利用与原芜湖县长朱世珩的旧关系，为俞锡恩同志取得长春小学校长的职位，作为联络的据点。我和操竹友同志经常和当年的《复兴报》的编辑、记者中具有进步思想的沈敦义、任椿、项育中等保持联系，鼓励和促进他们注意新闻报导的态度与副刊文章的选择，尽量做到有利于民主革命，不利于反动独裁。操竹友同志还常常参加该报社论写作的研究讨论。记得该报有一次登了揭露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在“东北剿总”任内纵容他的在后勤部门负责的将领的重大贪污渎职事件的新闻报导，引起轩然大波。此外由俞锡恩、吕祖杰、詹云青等同志在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间在芜先后鼓动学生、群众所进行的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活动，我虽有所闻，但未亲自参与，这里就不提了。 二、在繁昌的二三事 我受任繁昌县长后，先后罗致了才德较优的进步青年多人，如唐诗成、胡鲁焉（后改名郭因）、钱用、李一木、毛凤翥、唐修明、丁文南等。这些青年，由于思想活跃，言论激烈，态度幼稚，引起国民党县党部调查室专员王德厚及其他特务分子的注意和仇视。他们不但散布流言蜚语，甚至直接、间接地向我提出指控。我一面托词敷衍应付，一面邀集唐等谈话，进行批评教育，要求他们谨慎言行，指出他们的幼稚冒失之处。例如他们弄到《联共（布）党史》等书，竟在扉页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公开阅读，毫不介意地把书放在自己办公桌的案头。这些青年，先后都积极投身革命，如郭因同志大概四七年间就去香港参加民盟组织，以后回绩溪上山参加游击队；唐诗成与繁昌、泾县的游击队早有联系；毛凤翥也很早参加了歙县游击队；其他如唐修明，在泾县起义后即参加工作，解放后入了党，为党的事业做了不少工作。 我在繁昌县长任内，利用国民党反动组织特种会报会主席的职权，抵制了特务摧残革命力量的罪恶活动。两年之间，先后召开的数次会报会上，调查室专员王德厚三次提出杀害在押人员段豹子、纪子福、叶某等人（其他人员姓名记不起来），我都以证据不足，拒不同意，使其恶行不果。其次党的一个交通员汪某从上海来山区时被捕，我设词准其交保释放（“文革”期间有关方面对此人进行外调时，由我写了证明材料）。段、纪及其他原先由调查室抓来寄押在县看守所的八个人，当我调泾县交卸之前全部释放。国民党军历次入山“清剿”时掳来山区的民兵及所谓“嫌疑犯”，寄押在县看守所的为数甚多，一俟军队离县，我即嘱咐军法承审员全部当堂开释。当年党的一个负责干部罗义同志（解放初任芜湖市工业局副局长，现离休家居）被乡公所捕送县府，关押多时，乡长和参议员多次要求处决，我都婉词置之。最后转到县司法处，我授意法官汤大镳予以交保释放。罗获自由后，有些参议员对我大为不满。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县调查室企图援例组织特种行动队，以冀扩大特务组织，加强反动势力。我指示会计室，不予编造预算。调查专员王德厚改为要求在县自卫总队的建制下，划出一个排的名额交他作为行动队由他指挥，我坚决予以拒绝。 以上种种都使繁昌县的特务分子及地方的恶势力视我为眼中钉，他们便向上级控告我“剿匪不力”、“纵放共产分子”等等。安徽省府来电申斥。省府秘书长苏民（CC分子）建议撤我的职。由于我的人事关系，改调我去泾县。我到泾县，已是四八年的秋季。是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解放大军纷纷入关、南下，淮海战役序幕已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亡，只旦暮间耳。 三、泾川定策，朗桥起义知 四八年冬季，有一天，我接到操竹友同志从芜湖来的电话。他告诉我：“省保安第五旅旅长王汉昭即将率部进驻泾县，你可以和他交换意见，详细谈谈。”操的话，我是明白的。王汉昭是老友，他的政治态度我早已了解，这使我感到欣慰！当王到达时，我出城郊迎，执礼颇恭，相见甚欢。第二天晚上，我和汉昭单独晤谈，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他介绍了在南京见到了李宗仁，以及李宗仁当时的困难处境等情况，最后谈到有关起义与接应解放军渡江等问题。第二天夜里我们继续商谈，双方都没有其他人员参加。我们考虑到有必要尽快和皖南地区党的负责人胡明政委接触，我建议邀请在旌德城闲居的陈大镛同志前来，请他设法先行入山。汉昭赞同我的意见。第二天大镛如约到来，他告诉我们，他的打算和我们不谋而合。入山门径既已找到，这就奠定了我们起义计划的初步基础。 我们大约盘桓了半月左右，这时已近旧历岁暮，王汉昭部奉命调往绩溪、旌德驻防。我们安排了电报密码和电台呼号等通讯办法，送走王汉昭，陈大铺等。四九年初春，国民党暂编某师廖运哲部进驻泾县，不久也奉命开拔，接防的是192师刘兴汉所部。当我初次和刘兴汉见面时，感到惊异和不安的是，刘介绍和我见面的两个随从参谋，竟是我所熟知的两个臭名昭著的中统特务、CC分子熊子良和徐世良。熊当过泾县调查室专员、县党部书记长多年，后任繁昌县长，是我的前任；徐干泾县、南陵、宣城等县调查室专员多年。这两个家伙，都是共产党的叛徒，凶狠的特务。徐世良更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熊、徐和我见面时故作亲热姿态，寒暄一番后，便自我吹嘘，说自己如何如何为绥靖区司令官（指张世希）所器重，又如此这般地表示决心协助刘师长为深入“清剿”游击队效劳等等。我考虑到这两人的凶狠毒辣和对泾县各方面情况的了然，以及对我的政治倾向、关系等可能有所知情或怀疑，不能不认真予以对待，于是便指派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张汉三、军事科科长徐行南、财政科科长王文采等人对师部参谋处、副官处作有计划的联络，经常请两处的官佐吃酒、打牌，厮混得十分火热，渐渐致熊、徐于孤立的处境。这样一来，不但大大减轻了师部对县政府的压力，同时还给我提供了许多军事情报，重要的都发给王汉昭转告胡明政委。 这时淮海战役进入结束阶段，李宗仁接代“总统”之后，发出求和呼声，形势发展急转直下，长江两岸风云日紧。芜湖农工党组织派俞锡恩同志专程来泾，要我参加农工党，理由是：芜湖的民盟同志都参加农工党，我的工作，并入农工组织统一领导。中共已派了地下人员陈效安驻芜湖担任联络工作。俞随身带来密码和电台呼号，并要我经常和芜湖吕祖杰、储文朗所控制的电台互通情报。 为了便利与王汉昭每日的情况交换，经商定，修架泾、旌、绩三县的长途电话线路。这条电话线过去经常受游击区武工队的严重破环，久已不能使用。在决定陈大镛入山与胡明会见时，我提出要胡政委通知武工队，在全线修架完毕通话后，着意加以保护，胡接受了我的意见，所以这条线路得以畅通无阻。 四九年二、三月间，陈大镛和胡政委见面后，即安排了会见王汉昭。会见后王返绩溪军次，即来电告知，胡明政委已指定泾、旌、太边区游击队负责人洪林同志和我联系，并由洪派项育中（原复兴报记者）和唐诗成（当时的泾县县府助理秘书，与洪部有联系）担任联络员。越日，项育中来，我即委以县自卫总队部指导员名义，佩戴职员符号以资掩护。大约是四月初，得芜湖密电告知，解放大军可能在本月廿一日渡江。要我做好一切准备。我当即和王汉昭通话，约请陈大镛专程来郎桥镇和我会商有关行动的各项具体安排。翌日我以下乡视察为名，随带唐诗成、项育中等到达郎桥。陈大镛应约来到。晚间我们举行秘密会议，陈首先介绍他自己以及王汉昭与胡明、洪林等会见的情况，我也谈了对192师和熊子良、徐世良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会商结果，作了如下几项决定：（1）起义的地点定在郎桥，以便于和保五旅配合、策应；（2）草拟起义宣言，由唐诗成执笔；（3）派项育中即日返洪林部复命，并迅速转回县城以便与洪部会合迎接渡江大军。我回城后立即进行各项部署，密切注视192师的一切动态。这时胡鲁焉（即郭因）同志突然来泾。由于我们相知至深，开门见山，他把此行的深意一口道出。我十分钦佩他的知机知人，感谢他对我的关切，简单地透露了自己对待当前局面所持的态度请他放心。他和唐诗成细谈后，更是完全明白，留城两日即欣然赶回山区。 192师准备撤逃的消息，已经探知。四月十九日，师部急切要求征集大量民夫。我立即下令各乡镇集结所有自卫队限于二十日集中县城待命，同时派兵将眷属护送到旌德三溪镇。在隐约的炮声和紧张的气氛中，我和邻县——南陵、繁昌的廖天寿和张明两县长通了电话，要求他两人率部经泾县后撤，拟于见面时，劝说其参加起义。而他们不肯接受我们的邀约，改途撤退，结果张明所部狼狈溃散，自己仅以身免；廖天寿率部逃到宣城汉亭，对解放军进行顽抗，被当场击毙。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192师开始撤逃。九时左右刘部的两个团和师部各处均已离城。该师谢学敏团奉命殿后，其任务是监视我所率领的全县地方武装，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胁迫我部改编为补充团，派徐世良任团长指挥节制。是时中共皖南地委所领导的沿江支队两个营，在支队副司令员李友白同志的率领下，自下坊渡河，由泾城北门袭击敌军。刘部前卫离城不远，听到枪声加速遁逃，殿后的谢团也就仓惶溃逃，首尾不能相顾，遗弃辎重和行李甚多，更无心顾及监视我部。李友白同志机智勇敢，用极少数兵力尾追敌军使之闻风丧胆。我部摆脱了殿后谢团的监视，也就解除了严重的威胁。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中，我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张汉三，凭借他对于山区地形的熟悉，十分沉着地指挥我部改由东南向山地小路缓缓后撤。黄昏到达巧峰宿营，立即命令架设电台，意图与王汉昭联络，却无法呼应对方。项育中返洪部后，原可在二十二日之前赶回县城，因被192师城防部队阻于城外，因此洪部的方位动向不明，无法接触。当夜我即派王植槐（原胡冲铺乡长）同唐诗成赶回县城。次日我们便到达郎桥镇。这时电台仍无法联络，王汉昭方面的情况完全不明。是夜李友白同志随带武装人员约三十人，由唐诗成等陪同来到郎桥镇。我与李友白同志一见如故，交谈至为融治。我们交换了彼此若干情况。 四月二十四日，我召集县府、总队部文武各级负贵人员和县所属各单位主管人员等举行起义大会。会上由我简短地说明了当前形势，指出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祸国殃民的种种，以及我向往民主革命、摆脱反动政权、靠拢人民、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动机和目的，号召全体军政人员弃暗投明，步上革命的道路。接着我介绍了李友白同志并请他讲话。李同志首先对我们的义举表示热烈欢迎，对我的发言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赏，最后宣布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有关政策，提出了各项保证。与会人员由县府主任秘书周芷蘅代表发言，表示一致拥护起义行动，并愿随我为新政权继续效劳。会后由我和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联名签署散发了起义宣言，旋即集合随我起义的全县武装官兵共人枪七百余众，宣布了起义举动和部队改编的决定，全部武装人员当即编入沿江支队建制，交由李副司令员统一指挥。是日我偕李友白同志及所有人员返回县城，夜下榻于李同志驻处。在城数日先指派了唐诗成、王文采、袁德铭、左大锟等科秘多人负责办理移交和调拨粮秣，以应过境大军军需等事宜。所有县府及各有关单位的档案册籍、各类公物、各种设施，均完好无损；各地粮食积谷，——移交新政府。 数日之后的一个清晨，我跨上坐马，离开这座山城，踏上新的征途。“一鞭彩云辞旧地，万千思絮上新天”，这就是我当时心境的写照。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芜湖市政协供稿）附注：本文作者现任芜湖市政协委员。
安徽汪伪的党务活动（《安徽文史资料09》第16篇）
作者：张大荒 我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间，由于名位利禄的思想作祟，不安于干老本行的中医，而甘心投敌，做了汉奸的爪牙。在这一阶段，历任汪记国民党（称汪记国民党，旨在别于蒋记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宣传科科长（当时的伪省党部不设部，宣传科等于宣传部）、伪安徽省芜湖清乡事务局秘书等伪职。对这一时期汪伪政权在安徽的党政活动情况，略知大概。 一、汪伪政权在安徽建党经过 自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以后，由日寇操纵的傀儡——南京伪维新政府不得不改头换面。把伪中央政府主席的“宝座”让给汪精卫。汪本人一贯以国民党的正统派自居，同时领袖欲又极其强烈，所以到了南京以后，第一步就是重建国民党。于是留在沦陷区的一班落泊党棍都奔走若狂，弹冠相庆。以我所了解的安徽情况而言，首先是办理党员总登记以为重建党部的张本。在芜湖方面，主持这一工作的，是日伪特工芜湖站外围组织——“和平建国大同盟”的负责人过庭。总登记手续非常简单，只要填写一个登记表，就算承认了过去的党籍。个人是如此，集体更欢迎。于是三教九流、牛鬼蛇神都通过登记这一手续，摇身一变成为汪记国民党的“同志”。按照规定，全省要登记到三千至五千人，才足法定人数，才可以正式组设省、市县各级党部。但是当时的汪伪省会设在蚌埠，伪省长北洋余孽倪道烺是维新系的人，又有日寇海军在背后撑腰，因此不同意在蚌埠办理党员总登记。于是总登记的工作和活动，也只能局限于芜湖一隅。1939年秋，据说登记党员人数已足法定，遂在芜湖上二街组设“中国国民党安徽省执行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伪中央指派张拱辰（霍山人，改组派的走卒，自命为汪精卫的嫡系）、王震生（寿县人，美国某大学法学博士，抗战前在上海充律师，家庭出身是经营华茶出口的买办阶级。他是汪特丁默村的亲信，因此又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胡大刚（绩溪人，改组派，伪蚌埠新报社长）、林仰溪（六安人，一说合肥人，流氓出身，识字不多，言语粗野，因在沦陷后投身于丁默村的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特工总部，所以被派为汪伪安徽的省党部委员，同样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王耀庭（潜山人，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抗战前任中学教师）、潘寿恒（江苏人，职业特务，丁默村系统，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潘国俊（江苏人，职业特务，丁系，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洪一鸣（合肥人，抗战前曾为缝纫工，嗣因参加蒋匪特务组织充大江报记者。芜湖沦陷，洪又参加日特西门11号，与伪站长庞道生狼狈为奸，洪因系“地头蛇”，故能助纣为虐，为日特广开财源，大事敲诈勒索。因而得到庞道生的力保，为地方势力的代表参加了伪省党部）等人为执委会的筹备委员。内部的组织形式是常务委员制，由张拱辰、王震生、林仰溪三人为常委，轮流驻会办公。常委以下，分设四科一室，四个科为总务、组织、宣传、社会服务科。科长由执委分兼，总干事代理。一室为会计室，主任是王震生的情妇陆某担任。我当时任宣传科总干事，代理科长，因而可以列席委员会会议。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时，讨论事项，首先着重于与日寇驻军及特务机关的联系。其次则为调整芜湖市党部与积极扩建各县县党部，以充实力量，扩大影响。所谓省党部也就在这样粗制滥造下鸣锣开场了。但令人伤脑筋的事，却接踵而至。因为汪伪小朝廷虽在南京粉墨登场，并且打着“正统”国民党的旗号，大谈其汪记“三民主义”；无奈“太上皇”的日寇军方，似乎仍在偏爱其最忠顺的伪维新政府，“爱屋及乌”，对维新政府所打的一面五色旗，迟迟不肯更换。这就使干党务工作的人，无法自圆其说。既然堂乎其皇的组设了省党部，就必须举行纪念周，孙总理的遗像和遗嘱，可以画画写写，唯有“党旗”、“国旗”却不能乱挂，这就让宣传科的人挖空心思也想不出补救办法。为了奉行故事，就只好请大家朝着空白的墙壁行礼如仪。一直等到1940年初，伪中央才通令易帜。这所谓易帜，是有附加条件的。汪逆徇日寇意旨，在原来的“青天白日”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党、国旗上各加上一个狭长三角形的黄布条条，在黄布条上又用墨笔大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当时曾有人依稀附会地解释道：日本人是坚持要使用五色旗的，因为却不过汪精卫的面子，才允许换悬原来国民党的两面旗帜。但为了保留五色旗的实际意义，所以加上黄条黑字，如果合并起来看，仍然是红、黄、兰、白、黑五色俱备。同时又写上这六个字，则汪逆之反共活动，将更加旗帜鲜明，有进无退了。这种解释当然无案可稽，但亦有蛛丝马迹。我清楚的记得，在我们刚把这面非驴非马的怪旗扯上高竿，还不足一小时，就来了两个日寇宪兵，两个中国宪佐和一个翻译，气势凶凶地查问这面怪旗的来历。我因负责宣传科，就和他们接谈并将伪中央来令及附发旗帜式样交其阅看。但他们仍坚持说：“日本军方尚未奉到公事，纵然南京已经实行，芜湖还等一等。要我们马上把它落下来，否则，发生误会，自己负责。因事关重大，我只得又将这面怪旗落下来，过了半个多月，才获准公开悬挂。上面的黄布条条，直到迁蚌前夕才奉令取消。 二、伪省党部迁蚌和党政间的矛盾 当时的汪伪安徽行政中心是在偏处皖北的蚌埠，日寇的特务机关长樱庭也驻在那里。芜湖的特务机关曲长源（一般都称之为指导官）是县一级，伪省党部为省级机关，在等级观念上，不愿接受他的指挥监督。同时，这个特务机关曲长源，所偏爱的又是他一手组成的“大民会”和伪维新政府警政部领导的“青年团指导部”，现在，由于伪省党部成立，这些伪组织都停止了活动，这仿佛剪去了他的爪牙，所以他对伪党务工作也就由怀疑而变为厌恶。伪省党部由于这种不协调的情况弄得终日无公可办，各个科室的人员，上班以后不是下象棋，就是闲聊天。这种现象延续了几个月之久，不仅工作人员觉得无聊，即常执委之流也表示相当苦闷。因此，张拱辰不断奔走于京、蚌之间，寻求倪道烺的谅解，好把伪省党部迁移到蚌埠去。直到1940年秋，才得到倪的同意。迁蚌后的会址，被指定设在经一路特务机关隔壁一座大楼内。据当时的说法因蚌埠接近新四军的活动地区，省党部没有武装警卫，所以把我们安顿在特务机关的隔壁，以保障安全。等到我们住进去以后，始恍然大悟，所谓保障安全，只是骗人的鬼话而已。我们后进宿舍的平台上，就没有岗棚，日本哨兵日夜持枪守望，正对我们的办公大楼。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不能避开日本哨兵的耳目。我当时兼任伪蚌埠新报编辑，夜间回来得很迟，在经过院落时，日本哨兵总要高声呼叱，或者用手电筒照射。这明明是监视，哪里谈得上保卫呢？不过，自从迁到蚌埠以后，工作方面似有所开展，县级的党务组织纷纷成立，从而内部的矛盾也就突出地暴露出来了。因为三个常委都具有野心，都想扩充自已的实力，在内部则大抓科室，在外部则大抓县党部。张拱辰原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后为汪精卫的改组派，自居为汪派嫡系，更认为迁蚌之能以实现是他的大功，事事都想独揽大权。但绝大多数委员都是丁默村系统，怎样也斗他们不过。内部的四科一室，都未能抓到。各县的党部，张所提名的人员在委员会议上又多被否决。张在这种难堪的情势之下，只好不多过问党务，而长期呆在南京。王震生是丁系，在这一群委员中，只有他一个是镀金博士，同时手头的经济又比较活动，在不知不觉间，成了独霸之势。果然过了不久，就改为主委制，由王任主任委员，潘寿恒为书记长。也适在此时，伪安徽省政府改组（时间约在1941年初），伪省长倪道烺去职，高冠吾任伪省府主席。王震生有省党部做政治跳板，被任为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党政双跨。按常情说，王应该得心应手，举措自如，但自就职之日起，高、王之间就大闹磨擦。例如在省政会议上，对于各县县长的任免，照例是由民政厅长提名，主席会议通过。但高对王所提名的人选，却不付诸讨论，置之高阁。于是，王对高交议的人选也不附议，互相牵制。中间却便宜了一班要换要撤的伪县长，而急煞了一班奔走钻营的未来“县太爷”。又例如省府与民政厅本是比邻，虽然设有两道大门，但在内院却有便门可通，府、厅的人员经常往来联系。在倪任是如此，高任初期一仍旧贯。自高、王磨擦后，王竟雇工把便门堵塞，并告戒僚属不得向省府乱跑。这种越来越尖锐的矛盾，是有其政治根源的。因为高冠吾是维新系，与汪系很少渊源。高在维新政府时期，原任沦陷区第一肥缺的江苏省长。汪精卫登台以后，这块肥肉被李士群夺去。但高在抗战前，做过第十军的副军长，徐州镇守使，在所谓政治地位上不无号召作用，同时又有日寇的海军做后台，汪精卫自不能不予以安插，所以就调到安徽来了。可是安徽这个地盘逐鹿者又大有人在，据我所知，就有以中国的“戈培尔”自居的伪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伪中央组织部长褚民谊，伪中央社会部长丁默村等人。特别是褚民谊和林柏生，在高、王磨擦期间，都先后以视察党务为名，到过蚌埠，也都召集过伪省党部科长以上的人员作了个别谈话。根据这些迹象，高冠吾是疑忌王震生的，王震生确也准备打倒高冠吾。丁默村紧紧抓住伪省党部不放，并且安置了这许多人在内，当然别有打算。在这群犬争食、互相倾轧的情势下，局面越搞越僵。最显明的一个例子，就是伪芜湖市党部主任委员方建中（无为人，原来经营小米商，为一道地的市井纨挎）通过王震生和芜湖特工站的关系，搞到丁默村的一封“八行”，到蚌埠去活动芜湖县长。当时的伪芜湖县长胡延禧，高到任后本拟将其撤换，因钻营者太多，解决不易，故暂维现状。方建中到蚌，以为既持有中央当权派的介绍信，又有省党部和民政厅在撑腰，这个县长是稳可到手的。谁知到省以后，接连三次去谒见高冠吾，高都托辞未见。嗣又贿通高的亲信秘书赵华三，从中斡旋，才勉勉强强接见他。这一次不愉快的会见是有我在场的。因为我与伪省府的关系比较接近，又经常为高的眷属诊病，所以王震生一再要求我陪方一道去见高，以便拉得靠近些。可是，见面以后，高的态度很倨傲，和方谈了几句云淡风清的话，即端茶送客。当天下午，我又去高宅诊病，高笑着对我说：“你们王主任委员怎么会叫方某搞芜湖党务？这个人浮而不实，是个道地的纨绔子弟”云云。我听了后，知道方所活动的县长是无望了。于是把情况告知王震生。王听后大骂高不识抬举，并且表示一定要在省政会议上提出来和高碰一碰。结果是真的提出来了，但又被否决。于是府、厅之间裂痕愈来愈深。我于1942年离开伪省党部，也就是因为我和伪省府有关系，在他们的矛盾夹缝中被挤掉的。还有伪省府按月发给的党务补助费，也经常的推三阻四，故意留难，甚至把拨款书开发到外县去，使我们拿着一张空头支票，而不能及时兑现。本来当时的党务经费是按月由伪中央直接签发支付命令，向伪中储行支取的。这笔经费相当充裕。据林仰溪在一次纪念周上公开地对大家说：“我们的经费是有保障的，大家尽可安心工作。因为这笔钱是由特捐（鸦片税）项下拨来的，专款专用，不受地方财政的影响。”根据这种说法，似乎党部经费不成问题了，但由于一班执委个个明借暗欠挪用太多，同时内部冗员也不在少数，以致不得不争取省款的补助。伪省府付这笔款，既非甘愿故每有留难。 三、伪省党部的罪恶活动 汪伪政权积极开展党务工作，其目的所在是企图用国民党的老招牌来迷惑沦陷区的群众，巩固其反动政权。同时，在这一块老招牌的掩护下，大搞其所谓“和平、反共”宣传以麻醉人心，消磨民众抗日意识，进而遂行其出卖祖国的阴谋。这一种阴谋和目的是非常恶毒的，从下列一些事实，就不难举一反三。 伪安徽省党部当时的工作重点，首先是在沦陷区各市县积极设置党务机构，把触角伸展到腹地去，以扩大影响，充实力量。先后在芜湖、繁昌、宣城、合肥、寿县、滁县、嘉山、盱眙、望江、蚌埠、凤阳、含山等市、县，设置了市、县党部或特派员。其次是加强宣传。日寇的特务机关设有宣传委员会，其组成份子为伪省党部宣传科、伪省政府宣传科、伪蚌埠新报社、伪县教育局、文化馆等单位，实际受日寇特务机关宣传室的操纵。同时伪中央宣传部于每周颁发宣传要点，一切宣传活动，连同标语口号，必须按照宣传要点办理，不得稍有变更。我在职时，曾搞过两次最大的宣传活动。第一次是1941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在蚌埠南山公园召开了大会。到会的真正群众虽有数千人，但都是通过保甲长以不到会就不能领到户口米、盐来威胁，而被迫参加的。其余就是中、小学生、机关职员、工商团体，还有近郊“爱路村”的一些刀会组织，七拼八凑，号称万人。开会后，第一个讲话的就是日寇特务机关长樱庭，其次才是伪省长高冠吾。又一次是汪精卫效法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也搞了一个新国民运动。这个运动，一切以新生活运动为蓝本。不过还多一条，就是要沦陷区的人民，个个都得按照颁发的式样，穿着新国民服，尤其伪机关职员，要以新国民服为常礼服，不准穿长袍马褂、西装革履这些参差不齐的服装。这个运动，汪伪为了要把它推行得彻底，在中央设有总会，省设分会，市、县设支会，都有专职人员管理会务。但是有一特点，就是这个会的领导权属于行政部门，党务机构无权过问。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嗣据王震生和我谈，这个会是伪中央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搞起来的。林因党务工作被丁默村把持住了，自己插不下手，为了培植干部，扩充实力，所以就搞了这样一个组织。由林自任总会会长，在省、县各设分支机构，而以各地方的行政长官为领导人。由于这个运动，除去伪省府门首添了一块大招牌而外，其它毫无表现（安徽是如此，其它地方，可能也差不多）。所以伪中央宣传部就要党部发动一次大活动，以促进这个运动的推行。因此又由伪党部领导召开了一个数千人的大会。会后由伪县教育局、文化馆合组宣传队和纠察队去街头宣传并劝导路人靠左边走，行路勿吸香烟，衣帽穿着要端正等等。在开会的当天倒也搞得热热闹闹，可第二天就烟消云散了。至于所谓新国民服，我只看见高冠吾做了一套，其它各厅、处、局长都没有穿过，人民群众就更不必谈了。 关于组织活动概况。据当时的说法，宣传和社会服务是党务工作的肢体，而组织活动则是党务工作的灵魂。所以组织科的一切活动，大部分是保密的。该科科长金石，为一职业小特务，是南京夫子庙“四十大弟兄”之一，行动异常诡秘。我们虽然和他们同一机关，对他的活动也不易了解。他除在纪念周上公开报告一点工作概况外，其他具体活动都讳莫如深。同时，该科有规定的机密费，由书记长室直接付给，不经过会计室，数目若干，用途如何，当然我们无法知道。不过他在外面奔走的时间多，做伏案工作的时间少，逐日都要到各机关、企业、学校、团体去吸收成员，发展组织。当时宣传队有个姓钱的女队员，是凤阳人，被他看中，就硬说她的行动可疑，调到组织科察看，而后将钱由一个普通的办事员而提拔为干事，在威胁利诱之下，终于和她同居。此人，上级对他十分信任，可见他是负有搞情报使命的。比如我亲身体验到，自己虽然堕落到出卖灵魂来当汉奸，但是机关领导和日寇特务机关仍旧是不太放心。如我由于兼任记者，对外界的接触较多，即使参加一次平常的宴会，或者偶然接触一两个圈外的朋友，也很快就会被书记长知道。我时常猜想是什么人在做这种工作呢？想来想去，只有金石和我最接近，我们两人同住一个宿舍，一举一动，都不能避开他的耳目，这些生活细节只有他知道得清楚。但在同时，组织科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这主要还是由于互相猜忌，一个不放心一个，上行下效，层层牵制所造成。按照省党部组织科的职权，除指导下级党部的组织活动外，一切人民团体的管辖，都在该科职权范围以内。无如当时却有一个特殊组织，名称是“安徽省社会运动委员会”，会址设在蚌埠大马路，主委是胡志宁。它的人事组织比伪省党部还庞大。它的活动内容是由组织人民团体到指导监督人民团体，从大体上看和组织科的工作是并行的。而实际上则是抢夺了组织科的权。因为这个会可以颁发“许可证”，而组织科就不能。所以在组织人民团体这一方面，组织科只好做做“社运会”的尾巴了。另外，就是发给党证的问题，也使组织科碰到意外的困难。因为党员总登记后，第一批三百多份党证，是由王震生亲自由南京带来的。第二批是因潘国俊去南京之便叫他回时带蚌。谁知潘在南京某舞厅吃醉了酒，和一日本兵争风吃醋被打得头破血流。恰巧第二批一百七十多份党证装在潘的皮包里，于纷乱中不知去向。过了很久，潘伤愈后回到蚌埠，谎称这批党证被重庆方面的特务偷去了。这样一说，潘是减轻了责任，但是那些登了记的党员却都吓得神魂不安，深恐自己的姓名、照片落到敌对方面会召来横祸。影响所及，使组织科的工作发生阻力。纵然机关职员在“非党员不得任职”的威胁下，勉勉强强履行了填表手续，但再也不肯交照片，弄得实无办法，只好临时以加盖本人指模来代替。 再次是社会服务活动。社会服务科也有一笔事业费，在芜湖和蚌埠各设有社会服务处，举办所谓社会事业。计有：流动图书车、义务诊疗所、专业介绍、贫苦救济（如米票冬衣等）、平民小学等这些事业，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干的社会福利工作，其实，则是道地的糖衣毒药。例如流动图书车，上面所有的书籍图画，都是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中日共同体”以及恶毒地污蔑共产党的一些东西。通过它经常在街头巷尾的流动，也就把这些毒素广泛散播。又如平民小学，简直是“瞎扯淡”。随时随地集合几儿个街头流浪儿童，每人发一本识字课本，讲一遍、读一遍，就算上了课。而这课本的内容又是老一套的“和平反共”滥调。这不仅毒害了儿童的纯洁心灵，而且是盗用社会服务之名，在推行奴化教育。 伪省党部的罪恶活动，还不仅限于上述的范围。它因为在政治上暂时还不能搬掉高冠吾，不能达到其党、政一元化的目的，同时与它同一系统的“安徽省特工站”（设在蚌埠二马路天锡里，代号简称“天锡里”）在工作上又不能协调，（天锡里是拥有武装实力的，对伪省府说话，一是一，二是二，照例没有价还。而伪省党部则是一个空架子，任何事件，都是能说不能行），所以王震生一心想把特工站抓过来，凭借实力地位好和高冠吾一较长短。于是一再到南京活动，并拟具计划，在省党部添设调查统计科，专搞特工业务。不料，日寇特务机关认为，独立的特工站都设有日籍指导官或顾问官，如果这一工作划归省党部，就不便设置日籍人员，在工作上也就不放心，故坚决不同意。王震生这一罪恶计划，未能实现。但王是有政治野心的，这一炮打不响，就又想出一个主意。利用安徽省即将开始“清乡”的机会，通过伪中央清乡委员会的默许，在省府会议上提出设立“安徽省区长训练所”，轮流抽调沦陷区各市、县的区、乡镇长集中蚌埠受训。食宿学杂费均由受训人自理，不需要省库多大的负担，所以很容易地通过了。所址设于经一路伪省党部斜对面，所长由王震生兼任，授课教官是由民政厅、省党部各科科长分兼。课程内容是“清乡法令”、“和平建国文献”等等，最主要的是“精神讲话”这一门课，多半是由王震生、潘寿恒轮流担任。这个所的组织目的，除上述以倒高冠吾为中心外，还想通过这次集训吸收党务基层千部，以充实各县级组织和扩充私人势力。但是，只办了一期（三个月）即告结束。 四、奉迎孙总理肝脏的一幕 时间大概是1941年冬天，具体时日已记忆不清。有一天，突然接到伪中央宣传部的电令，要我们在第二天的下午，发动一次有万人以上的“奉迎总理肝脏去京（南京）奉安大会”，并要求越隆重越好。我当时只是从报纸上看到有孙中山总理病逝北京后，肝脏保存在协和医院。当汪伪在南京组织伪政权后，为了更进一步地欺骗群众，打出“国民党正统”的臭招牌，曾多次与日寇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交涉，要把总理的肝脏奉迎到南京中山陵安葬，并将派大员去北京奉迎。现在接到这个电令，才知道这件事已经交涉成功。奉迎专使是汪伪组织部长褚民谊，津浦路局还调了一列奉迎专车，沿途经过有伪省党部组织的地方，必须举行隆重集会，以表敬悼。在这一天下午三时许，通过工商团体、机关、学校、保甲等单位，在武装军警和便衣特务的压力之下，集合了男女老少数千人的队伍，由车站直排到天桥过去，在凛冽的寒风中鹄立等候。一直到天快黑时，专车才进站。首先是党、政、军、警的头目上车行礼，接着是日寇特务机关长樱庭上车行礼。随后就是褚民谊身穿燕尾礼服，左臂缠黑纱，双手捧着盛肝脏的玻璃方盒，缓步绕行月台一周，让参加的群众瞻礼，礼毕，即又登车南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安徽文史资料09》第05篇）
作者：蔡志锷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江北游击支队扩编为新四军第七师，在其抗日根据地皖中地区的经济情况与当年红色区域相仿。在敌伪顽重重包围圈内，根据地分割为若干小块，从区到中心（师部以无为、巢南为中心）要过江、过封锁线；皖东到皖中要穿过敌人据点林立、岗哨密布的两条铁路。残酷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缺盐少布，部队冬天没有棉衣，生活极端艰苦。 皖中原是“天府之国”，粮食确实自给有余；但食盐、布匹、工业品、药品、日用品等奇缺，军需物资更是无从采购。虽然部队可以通过打据点、打伏击，从敌人那里缴获一些物资，可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一九四二年，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为了加强财经工作，打开封锁局面，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及时制订了对外特种贸易政策。在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的要求下，决定抽调在华中党校学习的蔡辉去皖中开辟对外贸易（蔡辉于1939—1942年任江抗总办事处财经处长期间，开展苏南对上海贸易干得非常出色）。蔡辉同志从苏北盐城出发，步行一个多月，于同年十月到达无为。到任后，担任七师财经处副处长兼货管总局税务局长，先后在无为三官殿设立税务总局、开办大江银行和筹备对外贸易业务。 一九四三年秋，皖江贸易局正式成立，蔡辉任局长。贸易局的主要任务是对敌占区开展贸易，以满足我根据地民用、军用和建设根据地的物质需要，贸易方式为易货贸易（以物换物）。对外特种贸易由曾希圣同志亲自抓，联络部长段洛夫、社会部长唐晓光、财经处长叶进明具体领导贸易局的工作。师部相应地增建水上武工队（队长周云祥），负责水上治安并秘密护航。贸易局设在汤家沟西北的陈家湾（对外不公开），开辟无为二坝为对外商港，由李树华负责联系接待；汤家沟为开放商埠，镇上派了专人开设饭店（由赵以勤负责主持）和“集成号”商行（由沈益民老先生出面）。专门接待来往客商和进行贸易活动、收购运进来的各类货物（以盐为主）；对江芜湖设立联络点，由船帮头子杨大炎负责联系接待和货运。以上诸种，都以公开面目出现，广事招徕客商。 自我们公开号召物资交换、易货贸易、公平买卖之后，汤家沟顿时商业繁荣，曾有“小上海”之称。不仅肩挑背负的各路行商小贩多如过江之鲫，且资本雄厚的私商亦趋之若鹜（其中有不少是爱国商人）。当时，公私并举，各种形式的公司、商号尤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兹举其较有影响者简介于后： （一）汇通公司。成立于大九四二年冬，地址设在上海成都路汉弥尔登大楼。经理朱玉龙出身是海关职员，办法较多，可算是神通广大了。他与蔡辉过去曾一起在江抗根据地沙洲县搞过贸易。当蔡辉到皖中后，就多方扶植、支持他建立汇通公司。公司业务是运过药品和军工物资。营业额虽不大，贵在雪里送炭，做得及时，最主要的是给汇通公司闯开了路子。例如，在上海采购时如何避宪、特的侦察监视，运输时如何瞒过海关检查；在长江水城航行时如何对付敌人等等，为嗣后开展的秘密贸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使之少走弯路，避免风险。该公司于一九四四年秋结束，朱玉龙本人后来担任了中华物资公司采购主任。 （二）扬子江盐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一九四三年秋，在芜湖中山路设有办事处，内有我方人员进驻，接待来往革命同志。经理周云海夫妇组织了一支帆船队，从苏北盐、阜地区装运食盐经运河、长江辗转至皖江交换大米。本来在皖江就有小商贩与群众进行盐米交换，因系零星贸易，交换比例是照顾性的三斤大米换一斤食盐；但是扬子江盐运公司乃系大宗交易，皖江贸易局就规定比例为二比一。虽然换出比例压低了一些，但食盐市场一时竟为“扬子江”所垄断，因而盐运公司获利仍然极厚。同时，也的确解决了根据地的食盐问题。这种交易原是公私两利各有所获的，可借周云海好讲排场，挥金如土，一年后终为高利贷所压垮，其时公司已名存实亡了。不过芜湖办事处仍被作为我们的“接待站”而维持了一段时间。 （三）利记杂粮部。于一九四三年冬开始和我们进行微妙的通商。由我方代表汪宗汉（汪仑）派驻该部。经理汪子东早年留学日本，原系日商某洋行买办，为芜湖商界巨头，抗战开始后，曾任汪伪“军粮采购委员会”主任。利记杂粮部和日军后勤部“登部队”驻芜湖分队“吉村部队”直接挂钩，“登部队”派日人楠木驻汪处为顾问。我皖江贸易局由蔡辉冒着风险去芜湖和汪子东谈判，与他们签订合同，作了四条规定：所商定的物物交换的品种不得随便更动；不得临时增减数量；不能提早或推迟交货日期；不得任意改变交货地点。我们主要是考虑安全，防止因战争而受损失。我们发货以大米、烟叶、山货为主，他们来货以布匹、食盐、食糖、纸张、五金电器、医药和医疗器械为主；同时，合同还规定，每次要夹运30％的军用物资。由于交通上的方便，我们已积储多年的烟草、山货顿时成为畅销商品，换到了我们兵工厂急需的物资及大量布匹和高级纸张，除解决了新四军七师部队的穿着问题外，还支援了军部及兄弟部队，解决了必需品的供应问题。 一九四四年秋由皖江贸易局蔡辉出面，函邀汪子东和他们的顾问楠木同来江北我抗日根据地观光，商谈扩大贸易的问题。参加会谈的还有七师敌工部和皖江城工委的段洛夫、谭伟等。会谈进行了一天，颇有进展，对上述四条贸易规定有了新的补充，确定在皖南地区增辟交换点，扩大贸易额和增加换货品种。 在其观光、会谈期间，我们发现日本人楠木有厌战情绪，正在寻找靠山，准备后路。于是我们在商业往来比价中，压扣了一些财物送给楠木私人，楠木非常感激，表示愿意为我们作某种效劳。果然，当一九四四年冬日寇到无为东乡扫荡时，我方的王愚（即现省轻工局长王渔）、朱革（已故）、何东初（现为省文史馆馆员）等五位同志被俘，未暴露身份，组织上要蔡辉立即设法营救。蔡辉即当面交待楠木，要他立即去安庆日军本部，以该五人为“登部队”职员名义予以保释；楠木照办，该五同志遂获无条件释放。 一九四五年八月，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汪子东处除原有我方派去工作的汪宗汉外，师部对芜湖又派了工作人员，我们在贸易工作的基础上立即转变到：一、对敌顽开展受降的政治工作；二、抢运（不再是交换而是赠送）各项重要物资到根据地。楠木利用他的日军身份用小火轮抢运物资过江，大部分是军用物资及“吉村部队”的机、步枪和子弹，最后连小火轮也驶出停泊在淮阴根据地的码头上。随后经上级批准，楠木等一行二十多人随同皖江贸易局、七师联络部一起，于这年十月北撤（当时同行的还有石原皋、李宁等）到淮阴，复被转送军部。未久，楠木等全体日本官兵都参加了反战同盟组织。 （四）中华物资公司。成立于一九四四年秋，系公私合营性质，总资金计黄金四百两，公私各半。公方代表蔡志锷（原在独立旅搞贸易），为公司副经理；私方代表汪国华（原是美孚公司经纪人），为公司经理。芜湖办事处主任盛慕莱（公方），采购主任朱玉龙（公方），还有吴武汉亦系我方重要工作人员（不公开出面）。公司地址在上海吕班路30号汪伪海军部驻沪办事处内。汪伪海军部驻沪办事处主任叶树初、日军顾问松岗，预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末日即将来临，而眼下却有利可图，即自愿和我们合作，调派了载重一千吨的军舰一艘，专供运输来往的物资。条件是从上海发货收运费30％，支付现金；从无为方面去货亦收运费30％，支付大米。发货表面上以布匹、食盐、焦炭、医疗器械和药品、五金为主；去货以大米、烟叶为主。每次大米到沪之后，由公司出面假八仙桥聚昌米行以平价出售（略低于市价）。 汪伪海军军舰进出吴淞口以及在长江上航行，不受关卡检查，通行无阻；抵二坝时在江心停泊，舰上人员一律不得上岸，由贸易局组织人力于夜间用驳船装卸货物。 由于叶树初、松岗等贪财，我们就将计就计利用汪伪海军军舰在航运上通行无阻的机会，购运军用物资；与此同时，我们又给汪伪海军军舰上人员一些额外的好处，以便我们夹运军工用品。此事由朱玉龙、吴武汉负责组织采购并包装，然后将这些炸药、雷管、工作母机、钢轨等夹在其他货物内运到根据地。接着又由盛慕莱贿通汪伪兵工厂厂长，卖给我们大批枪械毛坯及零部件，相机运出。同时，一九四五年春，蔡辉布置盛慕莱通过中医蔡玉堂在上海找到印钞票的技工过雪川，筹建造币工厂。当时中华物资公司将成套印钞机设备运至汤家沟，由上级委派过雪川为造币厂厂长，带领六十多个技术工人，在皖中建立了新四军第一个造币厂，印制和发行大江纸币，为抗日根据地的市场供应了货币，也为经济流通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另外，朱玉龙、吴武汉等在上海负责掩护来往革命同志（包括华东局领导同志），动员一批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进入解放区，所用经费均由公司利润支付。中华物资公司于一九四五年七月抗战胜利前夕结束。 （五）安源公司。石原皋（原系爱国民主人士，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留学德国，抗战期间担任上海仙鹤草素药厂厂长。他与胡适是亲戚（胡的家属由石照顾住在上海），在科技界的熟人很多，并有广泛的上层社会关系。他的朋友汪伯威与根据地的孙仲德、程明远是好友，早年即帮助孙、程等做过革命工作。七师成立后，汪更积极地帮助我方搞物资。一九四四年夏，石和汪携带一批仙鹤草素止血药品资助七师，当由唐晓光接待，并由曾希圣同志接见，相见甚欢。曾希圣同志嘱附石要做对敌工作，还写了亲笔信交石转交上海唐寿民（唐为交通银行总经理，金融界巨头），劝他立功。唐欣然同意。恰好唐的内弟华士润（日本西京帝大经济系毕业，有抗日救国之心）又是石的朋友。石原皋有此背景，遂与友人卢方在上海组织安源公司，地址设在江西路同和古里7号，卢任总经理，石任芜湖分公司经理，专对七师进行贸易。 卢方利用日本人渊上，石原皋沟通目寇军队的关系，华士润又沟通三菱洋行上海营业部的主任，促使日商愿意以较为优惠的条件和我方交换物资。我们进的货有布匹、纱、食盐、西药、颜料、五金、钞票纸、焦炭等；由根据地运出的货仍以六米、烟叶为主，杂以皮苹、油脂、酒类为辅。石原皋根据蔡辉的意图，曾诱使日商迅速地大量交货；而我们则是缓慢地小批量地发货，这样既掌握了主卖权，又套取了大批物资。 华士润为抗目救国，曾谅慨解囊，先后资助约十万元，采购“违禁物资”如炸药、机械等存放在仙鹤草素药厂内，伺机运往七师。 此外，石原皋还争取团结了不少上层人士，如爱国民主人士姚惠泉、方庆咸、曹鸿翥、陈叔文和老科学家秉志等；并且还动员了细菌专家郭成周、医师孙艮生、张守智及机械、化工方面的技工和青年学生等数十人去七师工作。 回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一段时间，新四军七师的特种贸易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二师的枪械，七师的钱财”当时曾被传为美谈。实际上，军部机关的财政支出也大都是由七师从贸易上的盈余给以支援的。那时，七师抗日根据地内商品流通活跃，经济发展迅猛，加之轻征薄赋，人民安居乐业，群众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同时由于经济战线上的节节胜利，政治影响也随之不断扩大，党的统一战线获得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团结争取了更多的爱国志士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个特种贸易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期间，仍然继续进行。在一九四八年前后很多人为此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坐牢，有的牺牲了生命。在“文化大革命”中，过去为七师搞过贸易工作的同志大多受到“批斗”，有的人甚至被迫害致死，烈士盛慕莱的墓碑亦被砸烂。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在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拔乱反正，这些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又重新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当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烈士们，我们将永远地景仰和怀念。本文作者现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巡抚附：新四军7师的贸易输送工作是十分成功的，借助芜湖地区独有的运输枢纽地利和商贾云集的商业环境，为敌后物资输送起到了非常好的掩护效果，而师长曾希圣也由此走上了坦荡仕途，直到解放后安徽省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