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安徽文史资料11》第19篇）
作者：陶若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打着“民主”的幌子，欺骗人民，除被迫召开旧政治协商会议外，并决定在省县两级成立参议会，为地方“民意”机关。安徽省参议会，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兹据个人经历，就记忆所及，将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作一简要的回忆。 国民党省参议会的组织和职权 按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省参议会由各县参议会各选举县参议员一人组成。安徽当时六十三个县，省参议员共六十三人。省参议会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由省参议员选举；每年开两次大会，闭会期间，会务由议长、副议长及驻会委员负责；必要时可召开临时大会。驻会委员每专区一人，安徽当时九个专区，共九人。议长副议长之下，设秘书长一人，由省政府任命，主持日常事务。按照规定，国民党省参议会，有“地方立法权”，政府重大措施，“要提请省参议会审议”；省政府及其所属各厅处，要向省参议会做施政报告，请省参议会审议，政府对省参议员“未经省参议会同意，不得拘捕”，等等。它虽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地方议会，但还是有一定权力的。 为国民党服务的省参议会 挂着民意机关招牌的省参议会，可以说是官僚豪绅的集合体。国民党允许它存在，就是要它为国民党服务。省参议会会干些什么，可想而知。 省参议会成立不久，国民党行政院召开粮食会议，指定要省政府、省参议会主要负责人参加。议长江𬀩因身体不好，我作为副议长代表省参议会和李品仙一道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由张群、白崇禧主持，唯一的议题，就是要在各省购粮。我和李品仙同粮食部，对数量和价格，做了一些讨价还价，同意按商定的数量和价格，在安徽购买一批粮食。当时国民党粮食供应很紧张，同意购粮，是为国民党最后挣扎出了一把力。国民党对出席会议的议长，极表拉拢，除一些公宴外，蒋介石还在住宅举行私宴。第一次会议时，我出席蒋的私宴。蒋和四川那个议长，谈了一些话，和我只讲了一句“你们安徽不闹了吧”（大概指新桂系与CC的斗争）。第二次会议，我因已参加策反工作，蒋的私宴，我借故没有去。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李品仙提请省参议会准予在田赋上附加百分之三，作为加强地方武装的经费。这个提案在省参议会顺利通过，从而为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搜刮民脂民膏效了劳。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李品仙又向省参议会提出，要扩充保安团，请省参议会准予在芜湖蚌埠两地收“粮食出口捐”。我们提出要派郭坚当保安团长，算是作为不反对收“粮食出口捐”的交换条件。以后郭坚在黄石港起义，算是做了一点好事。“粮食出口捐”案子因无人反对得到通过，也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忙。 以CC为中心的反对李品仙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在南京闹得相当厉害。在省参议会，因为我们一批朋友和CC对立，CC几个人动不起来，一直没有出现反李浪潮，这对李品仙政权当时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力支持了新桂系在安徽的反动统治。 省参议会内部的斗争 省参议会内部的斗争，主要是我们一批朋友和CC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夏秋之后，CC特务机关——安徽调统室，在繁昌抓了两个人，说是有共产党嫌疑，用麻袋装着带到合肥。那时省参议会正在开大会，繁昌省参议员邢瑶圃告诉了我。我和王贯之、陈天任商议了一下，要邢转告那两个人家属，向省参议会申诉。申诉书送来后，我要向大会提出，江𬀩不同意，说我们不管这些事。那天大会由我主持，我还是把它向大会提出。记得那天陈天任作了有力的发言，许多参议员也发了言，攻击调统室蹂躏人权，要调统室立刻把人释放。会场空气很紧张，逼得调统室负责人、蒙城省参议员陈梦九，打电话叫调统室放人。据说，陈对调统室说，不放不行，省参议会都哄起来了！那两个人放出后，到省参议会来表示谢意，那天大会还没有休会。这对CC是一次打击，压了一下一向横行的调统室的反动气焰。 一次以合肥县参议员龚嘘云为首共有十几个人，到省参议会要求以粮食出口捐收入拨款修建合肥城防工事。我说，不合规定，我也无权决定。未说几句话，他们就要我和他们一道去省政府，实际就是拉我游街，半路上，警察局派人劝阻，他们散去。事后知道，这次事件是有预谋的，警察局事先就知道，其背景与当时派系斗争有关。当时我如果要求李品仙打击龚嘘云一下是完全可以的，因李品仙要维持和我们的关系，要维持省参议会的面子。但我觉得我是安徽人，何必树敌太多，与乡人争一日之短长。我发表一个简短讲话，大意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政府有责；合肥城防工事，加重市民负担，军政方面应认真考虑解决。以后合肥县参议会公宴了在合肥的省参议员，算是表示歉意，了结了这一事件。 最后的一幕 淮海战役后，省参议会随省政府迁安庆。这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朝不保夕。议长江𬀩早已回歙县，驻会委员亦均离会他去，秘书长程中一因搞策反工作，留在芜湖未来。参议员无人上门，省参议会已是名存实亡。但招牌还在，必要时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四九年初，蒋介石表面暂时下野，但仍实权在握。他一面积极沿江布防，准备再战；一面把大量物资运去台湾，准备退路。我感到这些东西被蒋运走，实为可惜，就用省参议会名义，发了一个反对蒋介石把物资运台湾的电报，并暗示蒋军，蒋介石自己准备逃往台湾，不要继续为他卖命。这是省参议会最后发的一个文件。 四九年春节后一个晚上，黄绍耿忽然来我家，说白崇禧要我和夏威一道去武汉一行。我想河南参议会不久前发了一个反对蒋介石的电报，可能是要安徽省参议会发电响应。第二天我就和夏威乘轮西上。到了武汉第二天，白崇禧请吃饭，同席的有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湖北省政府主席（名字记不得了）、夏威、李品仙，另还有两三个人，好象有军训部长刘士毅，其余记不清了。饭前闲谈，张轸对白说：又给你带来一点香米。并问白，如果共产党军队继续前进，怎么办？白说：把你那六个旅带向武汉靠拢。我听了心里觉得好笑，因我在安徽听说张轸已与民革联系好，准备起义。谈到淮海战役时，好几个人说：几十万大军，既不能打，跑也跑不了，真是指挥无方。湖北那个省政府主席向白说：如果是健公（白号健生）指挥，就不会那样了。白有点自负地说：如果将士用命，或不至此。接着白说了一个笑话，说康泽被围，蒋介石正在和人说，我很知道他（指康泽），不成功，一定会成仁。这时收音机里忽然传出一连三声：我是康泽！蒋介石气得把收音机甩到地下。饭后没有再谈什么，各自散去。 离开武汉那天早上，白崇禧单独约我谈了一次话。白说：蒋介石这个人，罪大恶极。对安徽省参议会发的上面提到的那个电报，说还有点革命性。最后说：许多省都和他有联系（特别提到甘肃、宁夏、青海几省），希望安徽今后采取一致行动。我口头表示同意。白始终未提响应河南省参议会电报的事，大概已无必要。这次武汉之行，可以说是与省参议会有关的最后一次政治活动。 从武汉回安庆不久，省参议会又随省政府迁皖南屯溪。我因参加策反工作，留在芜湖未去。很快，解放大军渡江，屯溪解放，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的、为国民党效劳的安徽省参议会，最后结束了它肮脏的历史。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巡抚附：陶若存，安徽省舒城县阙店乡人，作者解放后任省政协常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汪伪在安徽“清乡”的罪行录（《安徽文史资料10》第17篇）
作者：张大荒 大汉奸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权时期，曾配合日寇先后在苏、皖两省开展了罪恶的“清乡”活动。安徽“清乡”的前一阶段，我曾参与。回忆当时经过，不仅那些头目们是国家民族的罪人，即我这样的配角，也是罪无可逭。为防止这段史料湮没，特回忆所见所知，以供史家参考。 一、“清乡”是怎样开始的 一九四一年，伪安徽省政府改组，“维新政府”所任命之伪省长倪道烺去职，由汪政权任命曾任伪江苏省长、伪南京市长之高冠吾为皖省主席。高系江苏省崇明县人，北伐时代做过第十军副军长（军长是王天培）、徐州镇守使，素有政治野心，蛰居上海，在大汉奸江亢虎所办之南方大学任教。日寇侵华，江亢虎首先投敌，任“维新政府”要职。高正久蛰思动，同时日语又极流利，适合当时需要，竟然由南京市长而江苏省长，成为日伪时期的著名人物。汪精卫粉墨登场以后，伪维新系的人大多失势，但因高精通日语，与入侵日酋能直接交谈（如当时汪伪之特别顾问日寇中将影佐祯昭、南京特务机关长三国、原田等，都和高声气相通），因此，汪伪对高不敢得罪。江苏省是块肥地盘，被汪之亲信特务头目李士群夺去，汪伪不便让高落空，就把高调任安徽。原汪伪省长倪道烺，则给予一个伪国府委员的空衔。高到任后，看到当时的安徽地瘠民贫，环境又相当复杂，一肚子牢骚。同时，看到李士群在江苏大搞反共清乡，官上加官，发了大财，更加眼红。因此，时刻都想在安徽也来一番“清乡”，借此献媚敌寇，扩充实力，发发横财。但是，李士群在江苏搞“清乡”，有其特务武装做基本武力，又得伪绥靖军司令任援道与之合作，所以能做出那样市面。高在安徽本无历史渊源，手下又没有可供指挥的部队，要搞“清乡”，实无条件。但高寇吾政治野心既大，个性又刚愎自用，到任不久，即仆仆于南京、蚌埠之间，其谋臣、策士也为之奔走，结果在一九四一年夏季，经南京伪清乡委员会核准，高兼办安徽省“清乡”准备事宜。 二、“清乡”的阶段和步骤 敌伪在安徽进行的“清乡”，可分为两个阶段、四个步骤。两个阶段是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四个步骤是：第一步清查户口，统制粮盐：第二步设检查哨，封锁物资；第三步并村立堡，坚壁清野；第四步武力清剩，实行扫荡。第一阶段只进行一、二两步骤，第二阶段则进行三、四两步骤。高寇吾由于没有武力，所以只能先搞第一阶段。当时计划皖南“清乡”以芜湖为据点，皖北“清乡”以临淮关为据点。后因看到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地方抗日爱国武装力量相当强大，深恐南、北同时进行，分散人力，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先在芜湖设立据点，开始清乡准备工作。首先成立清乡人员训练班（班址在环城西路小学内），派省府高参、绩溪人胡宗王为班主任。招训学员以市区十三个坊公所的坊保干事为主要对象。其次是城市无业游民及流氓地痞。规定三个月为一期，结业后，派往乡、镇任乡、镇、保甲长，或派充检查哨的检问员。又设立省清乡事务局筹备处，胡宗王兼处长，所有经费一律由田赋附加和货物税附加中拨充。当时的“清乡事务局”在“清乡高于一切”的口号和经费特别充裕的条件下，被认为是一个特权机关，争欲插足大捞一把。胡宗王既负责筹备工作，又主持干部训练，对未来的局长一席，抱着“舍我其谁”的态度。但实际情况却恰相反，因为胡、高之间本无渊源，胡之得任斯职，一方面由于胡之族兄、伪省府委员、伪蚌埠新报社长胡大刚竭力推荐。另一方面由于胡自吹自擂，夸张自己在皖南有很大的潜势力，特别是在旧徽州府属有如何大的声望。因此，高才委派胡来芜湖打头阵，但胡在筹备期间，只会搞钱自肥，并无成绩。高在考虑清乡事务局人选时，已决心去胡，但一时也无法找到适意人选。恰巧汪伪省府秘书长兼财政厅长谢学霖（芜湖的出名劣绅，军阀时期曾任安庆道尹、教育厅长等职）向高自荐，高对谢的关系本来不好，很想把他调开，所以趁机让谢到芜湖当清乡事务局长。胡得悉后也就此捆载而去，既不交待也未醉职，后来不了了之。一九四二年，正式成立汪伪安徽省清乡事务局，局址在芜湖和平巷原广益中学内（即现在十中校址）。 三、“清乡事务局”的组织和活动 汪伪安徽省清乡事务局，设局长一人，由谢学霖调任。省委秘书一人，为湖南人张民铎；局委秘书一人，为芜湖人贺相卿。秘书室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管财务、事务、行政及不属其他科之一切公务，科长为江西人徐凤翔；第二科管文教、宣传及在校学生与社会青年思想动态之调查研究，科长为江苏人朱友白；第三科管建设工程和检查网，科长由贺相卿兼。附属机构有清乡人员训练班（谢到职后，班主任为湖南人缪某），芜湖军宪警联合稽查处是一个直接危害人民的机构，也是“清乡”工作中一个执行伪法令的机构，一切罪恶勾当大都由这个处去干。该处人员也从这些罪恶勾当中发了大财。如因为要清查市区户口，就首先实行了户口粮盐制度，规定凡属市区正式户口，一律计口配粮。这样，既可限制外来流动人口，又可以把荫蔽在市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查挤出来。这一个办法是极其毒辣的。但由于并未取缔私人经营的米盐店，致使一般坊保甲长，大肆利用职权克扣户口粮盐。市内居民经常十天半月才配到一次，而最大的数量，每口不过三升；粮质之坏，达于极点。至于地方上的绅士和汪伪的在职人员则不受限制。以我为例，我家有六口人，配给数总是超过人口的十倍以上，粮是精米，盐为白盐。一般户口，则必须求诸私商，用高价购买，以度苦难的岁月。又如在管理粮食方面，有米粮统制委员会，负责人为伪商会会长李慧龙。在管理纱布方面，有棉纺统制委员会，负责人前一阶段为伪商会副会长龚伦甫，中间一阶段为青帮头子肖达三，后一阶段不详。这两个所谓统制委员会在大的方面为管理粮食和棉纱外运，小的方面则分配给私营商店以货源。所以他们都经营粮行、纱号，操纵市场，垄断投机。同时，这两个统制委员会都与“清乡”工作配合，把民生所需的主要物资，完全掌握在伪官与奸商之手。沦陷区的民生疾苦，也不难想见了。 四、“清乡”准备阶段中的一些罪恶事迹 “清乡”的第一阶段中的第一个步骤是清查户口，管理粮盐。办法是抽查：认为某一户有嫌疑，白天不动声色，夜深人静后才由“军宪警联合稽查处”派出荷枪实弹的军警，会同当坊保甲长，闯入民居，翻箱倒箧，大事搜查。例如住在石桥港附近之汪某，系一书店店员，因平时不善逢迎，又享有先人遗产，于是便成了清查对象。在某一深夜，十多名伪军警带着保甲长到汪宅搜查，凡是稍可入目的衣物，都视为违禁品，概予没收。最后在一衣箱内查获一张旧照片，遂指为私通中央军的证据，连人带货，一起送到稽查处。讵意此案又为伪特工站所知，认为既是通敌案件，应由该站处理，向稽查处要人，双方你争我夺。结果汪某倒霉，两边花钱，八方请客，才算保全性命，但已一贫如洗。不久，其妻病死，汪亦落泊他乡。另有居住北门附近之郑某，薄有家财，不知在何场合，开罪了伪特工站的杨某，于是杨化名向清乡事务局告密，检举郑私藏军火。局方不察，转令稽查处迅即处理，当即宣布临时戒严，出动大批伪军警去搜查，结果一无所获。正准备撤回，日本宪兵队突然驰至，把稽查处的官兵包围，勒令缴械，平日狐假虎威的伪军警都吓破了胆，口呆目瞪，俯首听命。这一场纠纷，把芜湖闹得风声鹤唳，大经济汉奸如汪××等，都吓得避往京沪。事后才知道：郑某原是日宪的便衣，杨某想报复他，又恐引起日宪的反应，於是使个坏主意，让清乡事务局来背黑锅，而杨某则坐山观虎斗。 其次，“清乡”第二步骤的设检查哨，封锁物资。按照汪伪中央清乡委员会的计划，凡在“清乡”地区的一切主要物资如米、盐、糖、火油、棉纱、棉布、颜料、西药等，都不准外运。清乡事务局在芜湖近郊设立检查网，通往远乡或内地的交通孔道，都设有检问所，每个所都建有碉堡，有日伪军驻守，由清乡事务局委派检问员驻所检查往来行人。他们不仅在其辖区内任意没收商品，处罚旅客，还凭着一张检问卡，在市区横行不法。例如居住东门附近之合肥人何某，其妻因携带木机黑线呢五段，经过下长街被检问员扣住，要没收货物并罚款若干。妇女不知厉害，出言顶撞，致触其怒，当即连人带货送往稽查处扣押。同时又逮捕何某到案，严刑拷打，要他承认“私运通敌”。后经人疏通，货物没收，罚款数千元，何某夫妇才得出狱。何於受刑之后，倾家荡产，一气之下，一病不起。又如长街某商号，因出售少量颜料给一屯溪顾客，被检问员侦悉，认为“资敌”有据，竟将其资产充公，店主经有力者缓颊，方免入囹圄。以上所举，不过是扰民罪行的一鳞半爪。另外一个事例，当时纸烟供应非常紧张，买纸烟必须交铜元二枚，才能买一包中等烟。这是日寇想出来的恶毒办法。搜刮铜元做子弹壳，然后再来打中国人。其次是日寇侵略我国，每占领一地，首先推行毒化政策，企图使我国陷于亡国灭种。在“清乡”区更是如此。任何非法经营，只要认缴“清乡捐”，就是合法的。当时的芜湖，鸦片烟就是公开买卖，且设有统制机关，美其名日“宏济善堂”，其主持人为大烟贩兼蒋匪特务蔡公一。由川江和汉口等地运来的烟土，除由该堂便衣武装保护外，清乡事务局附属之稽查处，亦负有保运、保储之责任。市区内烟馆林立，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不知有多少人终日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特别是皖南自开展“清乡”后，由芜湖至宣城一线，大种烟苗，只要认缴“清乡捐”，就能得到伪乡政府保护。 同时，封建地主组织的“刀会”武装，亦被认为合法，并且视为“清乡”的基本武力，于是会道横行，无恶不作。地方保安团队，对此不仅不加管理，且互相勾结。由芜湖到湾沚镇（伪宣城县政府所在地），相距仅几十里，刀会大坛就有三个，小坛有八、九个，终日烧香念咒，妖言惑众。 五、“清乡”准备工作结束后的概况 一九四三年春，伪安徽省政府突告改组。伪省长高冠吾调任江西，继任者为伪行政院长周佛海之亲信罗君强。当时汪伪中央决定以罗易高，是因为高冠吾在皖搞“清乡”，自己没有基本武力，所恃者仅其把兄弟、伪省保安司令李干青所统率之三个保安团。李为正阳关人，辛亥时，曾组织淮上民军，军阀时期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年代，均未能爬上去，但在家乡却成为坐地分赃的山大王。李的烟瘾很大，高冠吾常戏称之为“双枪将”。所部伪军几乎全是土匪收编，不仅毫无纪律，又缺乏战斗力。汪伪中央不信任高的基本武装力量，才以罗君强来代替高冠吾。周佛海并将拥以自重的“精锐”部队——伪税警团一部分交罗，作为“清乡”的基本武力。所以罗君强到皖以后，第一步就抓“清乡”，派蔡羹舜为安徽省芜湖“清乡”督察专员兼芜湖县长，在芜设立“清乡专员公署”。至此，“清乡”准备工作宣告结束、以后即转入“清乡”的第二阶段，即实行阶段。同时，为了配合“清乡”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伪安徽省党部亦在芜设立“清乡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由曾充蒋匪军统特务、皖北人程中匡为特派员。并就原清乡人员训练班旧址，开办清乡党务人员训练班，目的在于随同“清乡”军事进展，把反动派的党务活动也推行到每个角落。我因高已调任、又与罗、蔡均无渊源，遂被淘汰。 最后，必须说明：汪伪在安徽开展“清乡”，不论在皖南、皖北都是以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为“清乡”对象。封建地主武装，则做为“清乡”武力中的基本势力。总之、在汪伪统治时期，除卖国殃民而外，“清乡”活动是最突出的罪行，今天所写出的，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片段罪恶实例而已。 （附）几点补充 1、高冠吾和谢学霖的矛盾，主要是派系不同，高是“维新”系，谢是旧“安武军”倪嗣冲系，且为高之前任倪道烺的亲信，也是安徽地方势力的代表。当伪省府改组时，倪之亲信蚌埠财阀唐少侯，原任财政厅长，这个位置必须与伪主席有深厚渊源，才能应付裕如。但唐的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为了去唐，又不太刺激倪系，所以就荐谢出任财厅。讵省府组成后，谢对高一切措施，大都阳奉阴违。例如省府拨款签发了支付命令，下达财厅，经常以无款可拨，一再推迟。当时主要税源为凤阳、临淮两个地方税局，这二局又被谢视为禁脔，因此府厅之间，明争暗斗。嗣高将谢调为伪省府秘书长，财厅一缺，由伪省委邓某继任。于是高谢之间，矛盾更为尖锐，大概八、九个月后伪省府改制，省主席改称省长，省府设政务厅，裁撤秘书长，谢学霖被外调为清乡事务局局长。 2、芜湖军宪警联合稽查处，其内部组织是在处长之下设副处长一人，由伪警察局长兼任，秘书一人，并设有总务科、行动科、侦讯科、拘留所。其主要职权是按照汪伪清乡法令，对市区户口，能随时机动清查。同时对车站、轮埠和特种营业之旅社、酒馆、烟馆、妓馆、戏院等，都有管理、检查和逮捕之权，但在大体上系以维持治安的名义，肆行其扰民之实。 3、伪芜湖军宪警联合稽查处，最初原系军警联合，嗣因时的车船交通，完全为日寇控制，特别是日本籍的浪人，经常在市区滋事，所以才通过日寇的宪兵队，派遣一部分宪佐参加稽查处活动。这些宪佐，都是日寇宪兵队募集的流氓地痞，施以短期训练，作为日寇宪兵队的辅助兵，所着军服，也和日寇一样，当时芜湖市民喊这些人为“二鬼子”。这样，才打出“军宪警联合稽查处”的招牌。 4、关于政治迫害案件，因我所述的是清乡事务局的经过，也就是“清乡”准备阶段、当时的有关政治案件，是由日寇特务机关、宪兵队以及汪伪特工总部芜湖站（代号是西门十一号）直接处理的。同时，清乡事务局在芜湖的武力，只有省“保安司令部”派遣的两个连，专门担任局内勤务和配合检问哨所做盘查工作，其它的武装部队，如伪中央的绥靖军第三团，伪县保安大队，都不可能直接指挥。至于日寇宪兵队虽然配合了一部分宪佐参加稽查处，但是对“清乡”工作，基本上是有矛盾的。因为在未开始“清乡”以前，关于盘查出入境货物，机动检查户口，这些有油水的事，都是宪兵队的财源，开始“清乡”以后，不但宪兵队的职权缩小，而且利益也受到损害，所以遇事掣肘。特别是汪伪登台以后，日寇为了实现“以华治华”的阴谋，有许多机关都不设“指导官”，例如清乡事务局就未设指导官或顾问之类。但稽查处的工作是机动的，没有指导官或顾问，与日寇的联系，就不可能快速及时，文中有关搜查郑某住宅一事所述的敌伪内部矛盾情节就是一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九日
回忆我在皖南行署的两年（《安徽文史资料09》第23篇）
作者：戴戟 一 一九三七年底蒋介石不战而放弃南京后，安徽沿江各县先后沦陷，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从安庆迁六安（后又迁至金寨），对皖南各县已无法控制。这时安徽在军事上，江南划属顾祝同的第三战区，江北划属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我在名义上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委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中将高级参谋（后改任总参议）。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得到顾祝同的同意，已去湖南湘潭暂住（抗战爆发后，我的家属移住湘潭）。 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改组，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不久，李给我电报说，安徽省政府为了加强对皖南各县的领导，决定在屯溪设立皖南行署，已报经行政院任命我以省政府委员兼任该署主任，要我即赴屯溪开展工作。旋又接到顾祝同的电报，对李电所说表示同意。我既不是李宗仁的所谓桂系，更不是顾祝同的所谓蒋介石的嫡系，他们为什么忽然烧起我这个“冷灶”来？我想，除了我过去同李宗仁、顾祝同的私交还不错外，主要由于我是皖南人，对搞好地方关系，利于他们的军政统治是具有一定条件的。当时我想：抗敌御侮，人人有责。我作为一个军人，终日闲住后方，既难以见谅於人，也无以自解。皖南接近前线，又是我的故乡，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为抗战、为故乡贡献一点力量，不应该只考虑李宗仁、顾祝同的个人好恶。因此，我就决定接受这一任命。 二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在屯溪成立。根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规定，行署内设一个秘书室和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五科（到三九年后又增设一个军训科）。秘书室的人员由主任自行物色，其他各科的人员均由省政府各厅处调来。行署没有正式部队，只从驻在屯溪的一个省保安团调来一连多人归我指挥，其力量仅能维持屯溪当地的治安。当时皖南有四个专区，二十二个县，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份或者完全沦陷，或者县城沦陷；未沦陷的县份，也因江、浙战争失利和蒋介石不战而放弃南京的影响，人心惶惶不安。各县县政府人员都随时准备逃跑，很少有坚持抗战的打算；有的县长更趁火打劫，胡作非为。如黟县县长祝家饶是蒋介石、俞飞鹏的私亲，竟趁混乱之际，假手县国民兵团一个姓潘的上尉贪污舞弊，敲诈勒索，后又以分赃不匀，擅将这个姓潘的上尉枪杀。当时皖南的驻军，有国民党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屯溪附近的梅林，后移江西上饶），川军唐式遵的集团军（驻太平、青阳、石埭、歙县、东流、至德一带）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部先驻在屯溪附近的岩寺，后移驻泾县云岭）。这时蒋介石还未公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部队对新四军也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合作。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川军，对当时动荡的人心和混乱的局面，不但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反藉口抗战需要，大兴徭役，加重人民负担，制造地方纷扰。而新四军则处处为人民着想，从不向地方要一针一线，并极力开展政治工作，宣传抗战，安定人心。面对着上述情况，我的打算是：首先必须整顿县政，树立廉洁的政治风气；必须团结地方公正士绅，发动民众，提高抗战信心。对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要表示尊重，对川军的上层要多加联系，对新四军更要保持接触，以免发生纠纷。只有这样，才能使行署的工作顺利开展，皖南的抗战局面得到稳定。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正准备在歙县召开皖南的专员、县长会议时，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以下简称省动委会）派周松圃、余华、焦鸣銮、范治农同志来到屯溪，筹划开展皖南的动员工作。我就根据省动委会的指示和他们的意见，成立了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以下简称省动委会办事处），我兼主任，江𬀩、周松圃为副主任，余华、焦鸣銮、范治农和省动委会介绍来的邵之枢负责实际工作。当皖南的专员、县长会议在歙县开幕后，我在会上着重地强调了发动民众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县成立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省动委会办事处领导下积极进行动员工作。会后，动员工作开展很快，特别是广大的知识青年被发动起来了。省动委会办事处组织了八个特种工作团，并按县成立了直属青年工作团（一县一个）。这些工作团的成员，绝大部分是积极要求革命的进步青年。他们不计待遇，不畏艰险，深入农村，深入敌后，进行抗日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帮助各县广泛地建立了青年抗敌协会、农民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等组织，一时皖南各县出现了坚持抗战的生气勃勃的局面。 由於民众动员工作的开展，皖南局面日渐稳定，原来逃往后方的国民党一些官僚政客也先后扛着抗战招牌来到皖南。其中有安徽省教育厅长方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教育厅和省党部本应设在省府所在地，因为他们怕驻在江北向后方逃跑不便，故单独跑来屯溪）和省党部皖南办事处主任余凌云等。他们一到屯溪，就对皖南动员工作造谣生事，企图插手。由于我对他们采取不理睬的态度，他们无法施其伎俩。一九三八年七月，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从上饶（当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已迁上饶）来屯溪，向我提出：皖南属于第三战区，皖南民众动员工作应由第三战区领导，省动委会办事处应该改组。我对他说：省动委会办事处是根据省动委会的指示，按照安徽省的行政系统建立的，不好随便改组，如真要改组，组织人事也应由皖南行署负责，不能随便变更。他当即表示改组后，组织人事不动。我认为这只是名称上换一下的问题，关系不大，所以就同他商定由第三战区政治部、皖南行署和省动委会办事处各指派代表会商改组的手续和时间。接着第三战区政治部指派巫兰溪、许闻天和张某为代表，皖南行署指派程万孚为代表，省动委会办事处指派邵之枢为代表进行会商。不意在会商中，巫兰溪、许闻天等改变了谷正纲和我原来商定的原则，一定要改变组织和人事。范治农得悉赶去，坚决不同意这种要求，同许闻天大吵起来，不欢而散。后来听说谷正纲所以临时变卦，是由于刘真如、余凌云等从中怂恿，他们企图趁着改组把皖南动员工作抢将过去。我对谷正纲这种反复无信的行为非常不满，就率领皖南行署和省动委会办事处的一些工作人员前往各县视察行政和动员工作，表示不愿再同他商谈省动委会办事处的改组问题。 谷正纲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一九三八年十月，他利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打电报商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同意后，又以顾祝同的名义电促我接受改组意见。至此我已无法拒绝，于是就把省动委会办事处改组称为第三战区皖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仍由我兼主任委员，以刘真如和金慰农为副主任委员（这时周松圃已病故），常委有焦鸣銮、葛剑寒、程中一、吴蝶卿等。委员会内设总干事一人和组训、宣传、情报、服务、总务五组。在决定总干事和各组人事时，谷正纲介绍巫兰溪充任总干事，许闻天充任组训组长，刘真如则介绍他的科长王枞充任宣传组长，张俊充任情报组长，只留服务和总务两组由我派人，显然他们想将皖南动员工作一把抓去。我除介绍范治农充任组训组副组长，余华、王光道、朱纪章等充任服务和总务组的组长、副组长外，由于组训组工作重要，而许闻天在先前代表谷正纲会商改组时又同范治农大吵，给我的印象不佳，因而我就向谷正纲表示不同意许任组训组长。僵持很久，谷正纲改提孙耀五充任组训组长，我才不再拒绝。改组后，由于范治农、余华继续参加实际工作，谷正纲、刘真如虽然派了几个组长，并未能实现他们把整个工作抓将过去的企图，各县和各工作团的工作仍然蓬勃地向前发展。 三 皖南是我的放乡，我在决定当皖南行署主任时，就想尽量争取做点有益于地方的事情，给家乡父老留下一点好的印象。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皖南局面稳定以后，我曾利用行署职权和个人关系做过如下的事情： （一）不征兵。皖南人民一向没有当兵的习惯，听到征兵，如降大祸。我曾藉口皖南山多人少，农村劳力不够，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和安徽省军管区司令部以软抗硬拖的办法，一年多没有征兵。 （二）恢复公路交通。战前皖南公路交通就不发达，抗战开始后，公路破坏，车辆无踪。我曾督促各县积极赶修公路，请托中国茶叶公司负责人章某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代购新、旧卡车十二辆（这在当时很难办到），改装客车，行驶各县。 （三）恢复和扩建学校。除恢复扩建皖南原有的学校外，曾帮助南京安徽中学、芜湖芜关中学、上海复旦大学附中、上海法学院和江苏联立中学等在皖南复校。 （四）创办屯溪市民医院。皖南是地方病相当严重的区域，屯溪过去从无医院。我与地方人士倡议创办市民医院，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不给经费，我商准国民党中央救济会，拨给两千元开办费，又按月补助经常开支五百元；同时由皖南出口的茶叶税上附加一定的医药捐款，并组织董事会负责实际领导。当时有病床四十多张，每日门诊有时多到一、二百人。 （五）设立戒烟所，严禁鸦片。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从不拨发禁烟经费，经我商请地方人士筹募经费成立戒烟所。从一九三九年春开始，每县每期送十人到所戒烟，医药伙食完全由行署供应，每半月一期，一年内共有二千多人戒去鸦片烟瘾。 （六）救济难民。当时流落在屯溪的难民为数甚多，他们生活极为困难，而一到严冬更是饥寒交追。我曾商请国民党中央救济会驻皖南区的特派员弘伞法师拨款救济，但为数既少，且不及时。地方人士金慰农、吴蝶卿等提议在皖南发行“彩票”，我认为流弊太大，没有实行。后来征得香烟商人的同意，在每包香烟上适当的附加难民捐，使救济经费有经常的来源。隆阜设立难民收容站，经常收容难民数百人（多的时候有过二、三千人），组织他们生产劳动。一九三八年的冬季，还发放了一次棉衣。 （七）设立皖南食盐调剂处。皖南由于对外交通不便和被敌人封锁，食盐问题，时感紧张。经我商请地方人士成立食盐调剂处，推金慰农、程荷生主其事，经常向浙江方面换进食盐出售，消除人民淡食的恐慌。 （八）储备抗战物资。为做好长期抗战准备，我曾极力筹措经费，收购相当数量的食盐、稻谷、煤油及硝磺等军用物资，储存于距屯溪四十五里的深山黄尖一带，并指示各县政府也做好这项工作。一九四〇年四月我去职时，这些物资都如数交给了后任。 这些工作，我开始以为对皖南地方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实际上是自欺欺人。如恢复和扩充学校，收容了不少流亡失学的青年，而这正好使国民党的军训处和教育厅麻痹青年思想有了更多的便利。又如设立戒烟所，当时虽使一些吸食鸦片的人不能不暂行戒绝；但同一期间，国民党中央财政部高唱所谓“寓禁于征”的政策，在屯溪设立土膏行，允许鸦片公开买卖，从中抽税。因而有些人这边戒掉，那边又吸，戒烟所只是徒耗民财。再如购储抗战物资，不但使当时有些品质恶劣的官吏可以从中舞弊，而且在我把这批物资如数移交后任后，听说他全部中饱私囊，无异于我替他扛了一次搜刮人民血汗的口袋。解放后，我看到烟、赌、娼完全禁绝，看到国家工业、农业和交通、文教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看到过去谁也认为无法防治的皖南地方病得到根除，不但使我认识到党的领导正确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同时也使我愈加感到作为反动政府的一个官吏，仅凭个人善良意愿，想做好事，是不可能的。 四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认为屯溪接近江、浙前线，是走私资敌、大发国难财的最好场所，从重庆派到屯溪来的军政机关和特务组织，日益增多。如军委会动员视导第三团、财政部禁烟督察员办事处、前线日报社以及各种垄断性的经济组织等。他们一面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讹诈；一面腐化堕落，荒淫无耻，把屯溪弄得乌烟瘴气。当时有人把屯溪称为“小上海”。这些贪官污吏、特务兵痞，是所谓“中央”派来的，谁也不敢过问，因而我感到不能再千下去了。一九三九年十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病死，继任的李品仙是我早年在广东时就熟悉的阴险狡猾、什么钱都想捞的家伙。我不愿同这样的人共事，于是就藉机辞职，到一九四〇年四月正式交卸。前后整整两年。本文作者曾任安徽省副省长，已故。巡抚附：本文关于皖南征兵的描述，可谓恰如其分。和江北相比，皖南灾荒兵祸较少（抗日战争期间皖南所受影响也很小），山货湖产富饶丰足，人民相对安居乐业，江北灾祸连连兵祸不断，灾荒之年处处饿殍遍野，人民无法生存故此大多落草为寇或者外出谋生。
巢县民众反抗国民党镇压的流血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7》第19篇）
作者：鲍春谷等口述，蒋伯举整理 一九三四年春间，国民党政府为了将鸦片集中在云贵川边境种植，他们垄断鸦片贩运，从中牟取暴利，决定内地禁种鸦片，并且强令已种的烟苗限期铲除。巢县北乡有些农民起而反抗，反动当局则调集大批军队，实行血腥镇压。现据当时亲身经历者鲍春谷等人的口述，整理成文，供史家研究参考。 一九三三年冬，正值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发关于禁种鸦片烟的政令之际，洪子远调任巢县县长。洪是个十足的老学究，他认为禁烟令是例行公事，官样文章，不会认真实行的。所以洪到任后，虽知乡间遍种鸦片，也未及时制止。到了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鸦片遍地开花，收浆在即，忽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由南京派员来巢县坐镇，强令铲除，洪子远为了保护乌纱帽，遂慨然以铲烟为己任，亲率几十个县卫队队员下乡督铲。开始先到达柘皋，盘桓了一夕。第二天的上午，由柘皋士绅杨味埙和钱嵩亭二人作陪，洪坐四抬大轿，杨、钱跨着毛驴，一行数十人，前呼后拥，耀武扬威地向黄山地区进发。 先是一九三一年秋，长江两岸发生特大洪水，灾荒严重，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加之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繁重，民不聊生，到处盗贼蜂起。巢县北乡有家道小康的农民方立华和泥水匠吴忠鼎二人（方住小方村，解放初期一度任我人民政府副区长；吴住包家坊吴大明村），为首倡导组织红枪会自卫，一时附近村庄的丁男，相率响应参加。参加该会的人员，都是武装整齐，各执一支红缨枪，另备一柄匕首，插在绑腿上，无事则散而为农，有事则聚而对敌。负责领导的人，名为堂长，主要当权的是老师。大家都服从老师指挥。老师传授法术，化符念咒，焚香降神，宣传练成硬功夫，“刀枪不入”。一九三四年春，红枪会组织，在巢北一带遍地开花，几乎处处有会堂，村村有会员。 洪子远抵柘皋时，政府要用武力硬铲烟苗的风声，已传遍种烟区。民众闻知消息，异常恐慌。对于很快就要到手的收入，谁忍轻易放弃？红枪会决定先以武力抵制，然后进行谈判。于是以方立华、吴忠鼎二人为首，集合了红枪会员一千余人，埋伏在离柘皋约七、八里的杨庄附近，严阵以待。迨洪子远踏入警戒线以后，警笛一鸣，喊声四起，在大刀长矛交织之下，洪子远一行人马被全部包围。人们把洪从轿子里拖出，把轿子打得粉碎，跟随洪的队伍，也被缴了枪。陪洪子远的士绅钱嵩亭吓得乱窜，被红缨枪在屁股上戳了三下。经过一场纷乱，会堂负责指挥的谢逍遥老师，出来当众宣布：无条件把洪子远和县卫队立即放回，但钱、杨二人要暂留乡间。 洪子远狼狈返回柘皋，与有关人士见面，惊魂甫定，老泪纵横。谈及如何使钱、杨脱险，洪子远莫知所措，非常忧虑。后经大家研究，乃浼托翟少垣（柘皋大兴商号经理），到红枪会同其首领方立华等进行斡旋。红枪会方面提出两点要求：①保留烟苗不铲，遵章纳税；②不追究抗拒官府的罪责。经数度往返洽商，洪子远表示：①负责向上级恳求不铲烟苗；②自身所受惊扰，不加追究。红枪会方面遂将钱、杨二人放归。 不久，洪子远提出要红枪会方面派人赴县商讨保留烟苗的办法。由柘皋士绅担保，红枪会方面派了方立华前往。不意方抵县后，即遭监禁，并胁迫他宣布解散会堂，具结同意铲除烟苗。方立华婉言拒绝，形成僵局。红枪会探悉这个消息后，痛恨洪子远的背信弃义和柘皋士绅翟少垣等的狼狈为奸。在老师谢逍遥率领下，两千余名红枪会会众，向柘皋大兴问罪之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天，但见五色旌旗，迎风招展；双排刀矛，银光闪闪。红枪会的会众，潮水般涌向柘皋。所有参与担保方立华的士绅，均闻风而逃；举镇商民，也都惶恐万状。当时鲍春谷是柘皋镇一个自命不凡的青年（二十三岁），平素好交游，爱管闲事。见到这个场面，他认为是露头角的好机会，想凭自己三寸舌，解本镇的万众围。遂邀刘树堂（青帮中的小爷）、盛仲篪（翟少垣家的管家）、刘一尘（任过伪警察局长）等四人，出来维持局面。他们首先通知全镇饮食业商店，免费供应茶水和招待伙食，损失统由商会结算赔偿。接着亲自找红枪会方面主要负责人谢逍遥晤谈。谢逍遥年约四十余岁，身高体胖，穿一件夏布长衫，手执拂尘，态度从容。他很和蔼地对鲍春谷等人说：承蒙招待，却之不恭。我们敬神，不茹荤腥，请转告饭馆办点素食给孩子们吃。别的问题一句未谈。鲍等在会见谢逍遥之后，又转赴各处，分别拜访红枪会的堂长。奔走半天，他们并未摸清红枪会方面的意图。 迨至下午四点钟左右，红枪会员全部到北门东岳庙集中。白旗会堂长钱普祥特来鲍家通知说，谢老师立等他们去谈话。鲍等四人，急忙赶赴约会的地点。到那里以后，谢逍遥对他们说：为了既减少贵镇麻烦，又充分地交换意见，拟请各位先生屈驾随我们一道下乡商谈问题。事属两利，谅勿见却！鲍等内心都有点顾虑，惟恐被扣作“人质”。鲍对谢说：下乡聆教，固所愿也。但须回家告知家属，免生误会。谢说：我已派员通知过了，无庸顾虑。说罢，便指挥各堂会排队启程。鲍等四人，被领先开动的一队，数十人押着同行。行抵石塘韩村附近天已黑了。忽见有人持灯前来说道：谢老师请鲍先生你们去谈话。来人把鲍等引至一条大塘埂上。埂边有几排杨柳，树上挂着四盏手提灯，树下摆列一排躺椅和几张大方桌。谢逍遥与一班堂长早已迎候在那里。鲍等就坐后，有人送来茶烟。谢逍遥首先发言：今天拖累几位先生星夜下乡，又无好的招待，实感抱歉！但各位先生，不辞劳苦，为地方排难解纷，如能化干戈为玉帛，也是一件大好事。彼此一见如故，应当开诚布公，畅所欲言，毋庸顾忌。他接着说：现在政府许多措施，确实不能令人满意；有些政令，很难教人遵行。例如铲烟苗的问题，政府一定要铲除，就应早为禁种，及时劝导农民普兴麦菜，不误庄稼；延至目前，烟苗已经成熟，将届收获之期，如果铲掉烟苗，补种农作物的时机已失，午收全部落空，民生将从何出？那不是置百姓于死地吗？！谢又说：方立华是个忠厚农民，政府骗去议事，乘机扣押，这种做法，不能不引起广大民众无比愤慨。而方立华被扣，主要是相信贵镇士绅们的担保，以致受骗。依据众怒，大家要和贵镇为难。兄弟一再劝解，并强调指出，真正背信弃约的是政府，是洪子远，而负责担保，使我们上当的也只是柘皋少数士绅，不能殃及全体商民。这样才基本上消除了误会。此次赴贵镇，大家总算很守纪律。但去的目的未能达到（主要是找保人和与镇上谈条件）。所以不得不拖累几位先生枉驾下乡。这样做，对诸君来说，固属唐突，对贵镇来说，实是有利，一片苦心，希望鉴谅！倾谈后。谢又邀鲍等同到村上吃夜餐；吃的是大枣炖粥。饭毕，谢以较严肃的态度向鲍等郑重提出两点要求，请转达保人：①要尽快地把方立华营救出狱；②要保留烟苗不铲。并指出这两点要求完全实现，才算彻底解决问题。最后谢对鲍等说，请你们马上回去。鲍等不敢相信是真的，故作试探性的回答：我们听到老先生所发的议论，无任敬佩，仍愿作竟夕之谈，多聆教言。谢说：我也很想留请诸君长谈。但念诸君来得仓卒，各界不明真相，如果延迟不归，难免有坏人乘机造谣，扩大不利影响，加深双方隔阂。我们考虑：诸君去比留好，早归比迟回更好。鲍等始信放他们回去，完全出于对方的诚意，喜出望外，即刻动身。谢派了几个人，拿着手提灯送他们。 鲍春谷等从乡里回来，第二天同有关人士见面，把下乡的情况和会堂提出的要求，转告了大家。经过分析研究，大家一致认为问题不好解决。由于鲍等无法给会堂以具体的答复，一时谣诼丛生：今日传闻红枪会在某村集合，准备蠢动；明日又传闻他们要到柘皋提人；风声鹤唳，一日数惊。镇上的富商巨贾，都把眷属（鲍等家属也在内）送往巢城暂避。 国民党巢县政府，为红枪会抗拒铲烟苗，具情向省告急。省里指派芜湖专区副司令胡佩庚领兵镇压。胡调无为、含山、当涂三县保安队，配合巢县保安队共约五、六百人，亲率莅境，号称“平乱”。以当涂县大队长任森（湖南人）为指挥官。先驻柘皋宿营。次晨，开赴黄山地区，准备沿路一面强制铲除烟苗，一面剿灭红枪会组织。他们行至离柘皋约五里地的周家岗村，即与红枪会布置的前哨接触。部队尚未站稳脚步，突然一声警笛，手执刀矛的丁男猛冲过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连续戳死军士七人；部队向后溃退，红枪会乘势追击。伪指挥官任森守在东岳庙背后张舒村，占据了制高点。他令轻重机枪疯狂扫射，弹雨横飞，火网密集，红枪会员连续有十八人被击毙，倒卧在血泊中。本来红枪会员迷信有神护持，刀枪不入，所以横冲直撞，毫无顾忌。至此，眼看符咒没有灵验，皮肉难挡炮火，便吓得惊慌自乱，畏缩不前。伪指挥官驱众猛攻，红枪会员四处溃散。军队紧随追赶，一直追到包家坊（离柘皋十八里）。这支镇压民众的军队，在沿途经过的村庄，任意掳掠，并纵火烧屋，各村遗留的尽是妇孺老弱，无法抵抗。事后调查，计被烧毁的村庄共有二十四个：周冈村、葛家岗村、金家冲村、东储村、汤家垌子村、北庄村、大储村、陆家岗村、挂山赵村、石唐韩村、河梢靳村、苑许村、小茆村、太平庵村、大树刘村、团山靳村、汤家岗村、闹市汤村、吴大明村、东韩村等。军队当晚驻宿大树刘村；翌晨，继续向黄山进军。红枪会聚众数千人扎在山边，闻到同人被打死，家室被烧毁，人人切齿痛恨，个个义愤填膺。在他们正要与前来镇压的军队接触之际，忽见空中出现一架飞机在周围盘旋飞翔，以为这是由南京派来助战的，他们惟恐飞机投弹轰炸，或开枪扫射，遂一哄而散。谢逍遥也乘隙不辞而别，“逍遥法外”去了。红枪会组织至此也全部瓦解。至于鸦片烟苗，除沿大路旁铲去若干而外，绝大部分未铲，国民党政府对此也未加追究，不了了之。巡抚附：遍搜文史资料，竟然也能发现如此文章，可喜可贺。本文幽默诙谐地记述了毒农抗法事件O(∩_∩)O哈哈~关于文中加粗部分，略为解释。当时属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安徽省十专区时期，芜湖为第二专区驻地，辖县有芜湖、当涂、巢县、繁昌、南陵、铜陵、无为、庐江，合计八个县，而此时1933年正处于首县制向十专区的过渡时期，首县制时期芜湖还下辖和县和含山，此时刚刚划归第五专区不久，所以文中说省政府令芜湖专区司令调含山兵力合围，属于合情合理。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安徽的兵患匪祸（《安徽文史资料07》第10篇）
按：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安徽期间，兵急连年，盗匪蜂起，股匪所过之处，十室九空，一片焦土。反动官僚、军阀，养尊处优，醉生梦死，全然不顾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有些则是兵匪相通，互为补充，狼狈为奸，残害人民。下述四篇记叙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浩劫，便是这个时期兵患匪祸的一个缩影。 芜湖兵劫见闻 一九二六年冬，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被北伐军击溃后，孙仓惶逃回南京。进驻鄂东的北洋军阀陈调元部队也退回安徽；陈调元回安庆，王普仍返芜湖。芜湖除王普直属的一个步兵团和其他部队外，尚有陈调元的骑兵团和炮兵教导团。反动派凡是经过战役的部队，无论是胜是负，没有不骄横的，又值陈调元两个月未发薪饷，士兵们更加浮躁。在十二月某夜，陈部骑兵团便首先鸣起枪来，接着各处部队也都鸣枪响应，蜂拥到繁华市区各商店、居民家中大肆进行抢掠，直至天明方才各返驻所。商民损失严重，特别是金表店和布匹店更是他们抢劫的重点对象。次日大部份商店门前都贴着“被抢一空，无力营业”的字条。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官兵竟将所抢劫的东西，公开的摆在市区出卖，特别是芜湖北门外，如同集会一般的热闹。有些商民，为生活所需，又拿钱去把自己被抢去的东西买回来。这些官办匪徒把抢的大批东西变卖成钱，便大吃大喝大赌起来。事后芜湖全市商民对公然肆行抢劫的所谓官兵，联合向陈调元报案，陈调元仅把其骑兵团长撤职，敷衍了事。 当北伐军占领南京后，安徽广大人民对陈调元进行猛烈地声讨，特别是芜湖的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抬着睡在棺材内纸剪的陈调元假象，伸出手来要钱，喻为“棺材里伸手——尸（死）要钱”，藉以泄愤。但由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置人民的愤怒于不顾，反委任陈调元为安徽省主席。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董绍周） 李老末股匪焚掠六安的罪行纪要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盘踞在河南的匪首李老末（又称李老猫），率领大股匪众由河南窜到金家寨（距六安二百一十里），后复相继东窜进占麻埠和苏家埠（距六安只四十里）。匪徒凶悍异常，防堵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一触即溃。李匪向六安县城愈逼愈近，国民党县长邢元伟、警备营长蒋鹏程弃城逃到县城东二十里铺，所携枪械，被当地红枪会缴去。二十三日拂晓，李匪遂由苏家埠一路顺利进入六安城。 李匪进城后，挨门逐户，搜劫金银手饰。铜钞不要，撒于地上。有贫苦居民未及逃走者，被匪提去，须出十元八元，始行放走，否则砍其头或断其手足。夫子庙水池中死尸累累，四肢多残缺不全。青年妇女多被奸污，有轮奸而死者，有奸后而以刀穿破肚腹者，也有的妇女惧被侮辱投井而死，南内三道巷苏家大井一处即死妇女四十多人，残酷之状，不能尽述。二十四日李匪离开六安，临走时绑去男女有一千余人，又在四门内放起火来，直到二十五日下午四乡红枪会进城，才把大火扑灭，仅存北门内几道街未烧，余则尽归灰烬。李匪离六安复进窜霍山，因霍山早已得到六安失陷的消息，人民纷纷逃走。李匪到时，除抢劫放火外，所绑肉票不多，仅住一夜，即呼啸向潜、太的山中而去。 不料三十日黎明李匪又回窜六安，匪众比前增加，红枪会未与接触，亦先时而逃。匪众如入无人之境，搜索一空，越两日扬长向西而去，进驻苏家埠不作走计。 李匪住在苏家埠不走，其主要目的，乃为利于赎票者就近赎票。对前来说赎票者，非常客气，名曰“接财神”。但无钱赎票，则一日三审，不分男女，用长大板凳压其手足，不使动弹，用铁丝鞭其背脊，名曰“刷鸭子毛”；有因受刑过重，立时死于鞭下。历时过久无钱赎票，即以大石砸其脑壳，名日“砸鳖”。故被匪砸死者，全是贫人以及家中无人奔走者。 至五月初四下午（注：即在匪徒两度窜入县城，放肆烧杀淫掠、如入无人之境达十二天之后），驻防蚌埠的国民党第九军第十五师师长黄国梁才率领军队，经六安向苏家埠进剿。匪被击溃，向麻城逃窜而去，黄部即停止追剿。 那时六安已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市民不许弃职逃跑的县长邢元伟复任，公推六安商会主席周子谦（合肥人）为临时六安县长。鉴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皖西一带红枪会自发地发展起来。 关于匪首李老末，有人说，他是河南禹县人，弟兄有六个，他最小，故曰“老末”，本名叫“振威”。曾在刘镇华镇嵩军当过下级军官，以闹饷淬变为匪，联络豫匪韦大邦、刘开泰、李效忠（李老末侄儿），号称三团；另外有李祥玉骑兵一营，最为残酷。一九二八年腊月大雪，李老末在商城山中，被夏斗寅部击毙，余匪缴械遣散，所绑肉票未赎者亦同时给资回里。（史慕山） 股匪老洋人陷阜阳记实 阜阳县为皖北较大的县份之一，土地辽阔，物产丰富，向为股匪垂涎劫掠财物之地。一九二一年冬季，有河南鲁山县匪首外号老洋人（其真实姓名，隐讳不详），啸聚、裹胁鲁山、宝丰一带匪众不下万余人，窜犯阜阳。此时城防部队是民团组织。民团司令倪道煦，是倪嗣冲之侄，乃一纨绔子弟，且昧于军事，谬掌兵权。所属之团长倪德馨是其族侄，其年龄较长于倪道煦，双方争权夺利，对城防责任却互相推诿。老洋人匪众在攻城前即以少数匪徒，化装商贩，携藏短枪、炸弹，混入城内，城防部队尚不知不觉。入夜，匪众逼近城郊，驻防西关的民团部队，约有一营兵力，与匪一经接触，即被击溃。当时已混入城内之匪，响应而起，一面袭击守城门官兵，一面呼喊：“老洋人进城了。”遂纵火焚烧民房。当大股匪众攻入城中，民团司令倪道煦、团长倪德馨仓惶失措，竟恬不知耻地杂入难民中一同而逃。老洋人匪众在城内盘踞三日三夜，纵情烧杀淫掠而去。临行架去青年少女六十余人，连同所劫掠的财物，回窜鲁山老巢。被架妇女之家，携钱去鲁山向匪赎票。老洋人以绑架之票，按其家资多寡，或成万，或成千，最低者五百元现金，予以赎回。官僚富豪之家，有此财力者，都将其妇女赎回，无此财力之户，只有忍痛将其女儿弃之不问。这是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给人民带来的浩劫。（谭昆山） 阜阳西乡的一次匪劫 阜阳柴集西十二里李楼鼓寨是一个较大的寨子。一九二八年秋，匪首老王泰纠合数股杆匪，号称五万之众，盘踞柴集以西一带，纵横百余里，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四乡居民到李楼鼓寨避难的八百余户，男女老幼共三千五百余人。当匪众攻寨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闻不问，不发一兵一卒。该寨寨长李老秉，为自卫计，率同圩户各执土枪与匪对抗，激战一天一夜，终因众寡悬殊，天将明时，被匪众从寨西北角攻入。因为圩户敢于抵抗，匪众不由分说，遇人即杀。有怀抱婴儿的妇女，先用刺刀扎死婴儿，后杀其母；六、七岁儿童，亦无一幸免。寨外匪众布岗如林，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犬牙相错，任你插翅亦难逃出。避难的三千六百余人，连同寨内居民共四千七百二十口全部死于匪手，其中只有一名叫李老显的见杀势太凶，钻进死尸堆里，得以漏网。匪退后，有外村王焕章者率人掩埋死尸，共占地四十余亩。匪徒惨绝人寰，不忍卒述，迄今回忆，尤令人胆寒心颤！（张凌九）
作者：杨慕起 一、家世及出身 张树侯先生（1866-1935年）名之屏，寿州人。其父张子兰，是个穷秀才，因生活所迫，就馆寿县。树侯幼年从父兄读书，不久，父去世，靠哥哥西园、朗轩抚养成人。树侯求学之余，还做些杂活，如推磨种菜等。于右任曾有诗题其所著《书法真铨》云：“天际真人张树侯，东西南北也应休，苍茫射虎屠龙手，种菜论书老寿州。” 一八九〇年，树侯考上了秀才。以后，他渐渐接触了反清革命，产生了革命抱负，因而放弃了科举考试。他为了摆脱家庭拖累，便于进行革命活动，乃将老母妻子迁依岳家曹氏，即曹少修烈士先人之家，在寿县瓦埠地方。 一九〇六年，树侯在芜湖结识吴旸谷等，参加同盟会，奔走革命多年，晚年成为一代书画名人。民国以后，始终未在仕途钻营，以反袁受厄，颠沛流离。他一生落魄，自甘布衣蔬食，如《堂记》所云：“豆粥麦饭，欣然一饱，笔花墨雨，舒畅天怀，亦安往而不乐，然要非饱历冰霜者，不能知也。” 二、辛亥革命前后 一八九八年，张树侯先生曾和同乡孙少侯（即孙毓筠）等密谋革命，创办了“强立学社”，与孙所办的“阜才学堂”，共同在寿县传播革命思想。接着，寿县有志青年，如孙养癯、段云、权道涵、石寅生等先后东渡，留学口本，寻求出路。他为了学习军事，培养革命力量，扩大革命活动，乃于一九〇四年和张子嘉、吕宪集、吕竣泉、孙卓如等数十人，考入安庆武备练军学堂，并与柏文蔚等革命党人相联络。一九〇五年春，他改充安庆鸣凤学堂教席，以为接洽密会场所。 原先，有皖北人郭其昌，是哥老会首领，谋在安庆起义未成，被捕下狱。树侯潜入狱中与郭其昌通气，了解到匿迹省垣的哥老会地下组织，遂与联系，集结党人，多次密商，议定外联豫皖会党，内集在省的革命志士，共谋大举，标营中以柏文蔚为内线，先夺械弹，攻占省城。其时，树侯有书愤一诗云：“昆仑东下五千年，莽莽神州我占先。太息武功凋谢尽，乘时恢复莫盘桓。”当得知同盟会于东京成立时又有一诗云：“同盟军书传海外，三千侠士仗江流，中原从此除膻种，汉族还须再出头。”此诗所具备的反清思想是对的，毛病出在对待种族问题带有狭隘性的色彩。由于他的活动频繁，风声所播，为寿州豪绅孙某侦悉。孙某径向江督周馥告密。周密檄皖抚，先暗杀郭其昌于狱中而不布，同日晚，又派兵来围鸣风学堂逮捕他。幸为同志卞秉粲（寿县人，当时名华章）得悉，急来鸣风学堂通知树侯，他立即逃走，同前来捕他的兵，相距甚近，仅隔前后门而已。其《晚菘堂谈屑》中记有：“时将天晚，在院纳凉，悉讯后，为避人疑，手持芭蕉扇一把，伪为大便，光脊而出。” 时霍邱人郑赞丞（名芳荪）及李广缙（又名北申），均系淮上同志，在皖南广德筹办矿务局，遂奔就之，暂在那里隐避。清吏逮捕落空，便下令通缉，一时风声险恶。张怕致郑、李受累，乃潜走杭州，依西湖韬光寺和尚隐伙暂避，化名“尹其康”。并得与浙省革命志士相往还，一住数月。迨至缉声稍懈，始返芜湖，就任皖江公学经学讲师，得与吴旸谷等相结识，遂参加同盟会。在离杭时曾有诗云：“骇浪惊涛卷地来，血花剑影事堪哀，武林一去几千里，浙水吴山日溯洄。”在芜湖曾有诗示同仁云：“漫言祖国凭谁挽，要识民权自有真，万里沙场三尺剑，愿将鲜血洗乾坤。”又有：“频年碌碌走风尘，车马关河总怆神，世界大千犹有憾，鸠江讲学亦论兵。”可见，他反清的革命思想是很坚决的。 当时的革命，南方特盛，清廷对南方更是严加戒备。张分析当时形势后，认为北方还有隙可乘。适有卞秉粲，杨端甫在吉林胡殿甲处供职。胡是寿州人，任吉祥军统领，兼吉林陆军小学总办。经卞等向胡推荐，聘树侯为陆军小学教习。他于一九〇六年秋初，毅然出塞，并约有六安彭卓甫、霍山朱则羲等人同赴东北。时柏烈武也在东北。 当时吉林省的革命活动，咸以树侯和柏为领袖，壮志雄心，密谋大举，惜在事将成熟之际，为吉林长官达桂（清官）侦悉，派队逮捕他们，幸在胡殿甲的保护下，得以脱险。树侯和卞秉粲，化装夜走吉延岗，不能立足，乃潜越国境，到朝鲜清津投陈其顺。陈其顺东北人，时招募吉林边境流民（中、朝均有）两万余人，在清津为朝鲜拆城筑路。树侯以同胞身份投效，得为陈其顺办文牍，日渐接近，即以战国时“游说”方式向陈其顺解释革命道理，动员其顺率领拆城工众参加起义，博得其顺大加欣许，并把他的话，名之日“打江山”。那时拆城工众多系赋敛所逼，生活无路而来，所以一招即应。于是，一面派卞秉粲往日本，谒中山先生商筹款械，一面又派工长某东北人与有关方面相约会，计划进扑吉林并策动胡殿甲为内应，期以吉垣为根据地。不意秉粲到日本，适中山先生亲赴蒙自发难，因时间较久，清津拆城筑路已告竣工，不得不将工众遣散，而柏文蔚等也都已南返，因此起义计划没有实现。记得树侯那时有诗云：“吉林西去走车难，石子垒踉路百盘，壮志豪情余涕泪，灯光剑影照心肝。” 一九〇七年，树侯遄返家乡，就芍西学堂教务，仍以革命思想灌输学生，同时与家乡革命同志相联系。次年春，熊成基、范传甲安庆举义失败。熊来寿县，就访于芍西学堂。树侯意欲留熊在寿，约会同志举民团以应之，而熊认为皖省环境险恶，乃远走省外，不幸在吉林就义，范传甲亦在安庆牺牡，一时皖省革命转向低潮。一九〇九年春，树侯离芍西教职，与郑赞丞同赴上海，在沪组织革命机构，寓李少川家。李家为苏、皖间同志的联络机关。树侯专任各方联络工作。一九一〇年间，在沪同志咸以内地发展很重要，一旦首义，才有群众基础。树侯遂与张汇滔、管昆南等先后转回寿县，组织力量，来往城乡各地，联络乡里武装，为辛亥的淮上军开创了基础。 一九一一年春，各方同志，群集广州，将谋大举。树侯与董少亭动身前来，及至九江，得悉广州起义失败，乃复回里门。 是年秋，武昌起义，淮上军崛起寿州。树侯与瓦埠的方振九率乡里子弟自瓦埠湖东，迁回到湖西各集镇，城乡都是兵未血刃而光复。十月初淮上军出师毗邻各县时，他先则率众到合肥与孙品骖相会，继则时而寿县，时而六安，时而阜、颖，与张汇滔、权道涵等人，共策整军安民计划。据权道涵生前谈，淮上军所到之处，军政府印，均为树侯所手刻。 光复以后，有些人争官、争利，喧嚷一时，而树侯一向是奔走劳瘁，坚不钻营宦途。一九一二年自题小照诗云，“试把余生付金石，更将遗恨托芳编”，大有籍书画以了天年之慨。 癸丑，袁氏叛国，各地酝酿倒袁，他为黄少泉写了一些诗，这里录二首。诗云：“汉上军声卷地来，江淮千里战云开；浔阳九派岩关壮，赖有将军筑炮台。”“帝业于今已化羊，一肩行李莫还乡；溯风凛冽方凄紧，漫把良弓一例藏。”这时，倪嗣冲督皖，仇视党人，东南五省通缉张树侯的命令齐下，被迫先匿肥西童茂倩家。时川督陈宦，系童的学生，籍此渊源，离肥潜走六安，偕同徐迂亭经鄂入川。未几，云南护国军起，他和迂亭指陈利害，策动川督归附讨袁军。一九一六年，他才回到家乡。继此，北洋军阀当道，国事日非，决心不参与军政活动，遂隐居教学。“五四”前后，任教燕京，目亟时艰，愤然归里，匿迹于寿（州）、六（安）、合（肥）等地乡间。大革命伊始，设帐于肥西童茂倩家，每与童老谈及时政，追怀中山先生，曾有句云：“北上燕京拯故国，遗留三策共千秋。”。（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四・一二”惨案消息传来，曾以书愤诗二十首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兹记其一首云：“风云义烈感沧桑，痛哭血花溅沪江，新义三民嗟幻影，神州暗淡恨茫茫。”此时，其子曙云在北伐军总部任编辑，来信问时事，复信中根据他自己的见解，有云：“当今青年，如大海孤舟，方向为主，一时逆风起处，澎湃狂澜，则飘荡中流，不知所止，尔曹其勉乎哉。”并有诗云：“应识庐山真面目，漫将璞玉当石沙！”（其子曙云原自上海大学随周总理至广州，进黄埔，从军北伐，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三〇年，树侯应友人李少川约去上海，居沪二载，多结翰墨之缘。一九三四年，应前安徽省烈士省葬委员会请为辛亥以来安徽死难烈士撰刻碑文，而回居安庆。朋辈为之欢欣，各省友人，咸以诗文寄颂，甚至有从海外寄画者。他不幸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八日破晓，在安庆南庄岭省葬委员会内逝世。时余与其孙张楠在侧。先生身后，纸笔一束，清风两袖。老友柏文蔚、权道涵、孙养癯、江彤侯等缅怀旧谊，为之集资公葬于安庆城西烈士祠后院内（老火药库的旧址）。 三、学术简介 树侯先生性耿介，学术方面也迥异流俗。早年潜心儒家经籍，虽然科举出身，却反对科举制度。曾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尤重于史学的研究，对历代典章文物，治乱得失的根源，尝具远大的眼光，厚今而薄古。 艺术方面，工书画，尤精篆刻。小传有云：“平生嗜好甚多，以窭贫故，力不逮亦不悔也。惟于金石文字，好之尤笃，三代篆籀，暨汉唐以来诸石刻，罔弗搜罗，以资效仿，至老不衰。”书法，真、草、隶、篆，各体兼优，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古篆隶书，更擅其长。他对书法的研究，极为精审，著有《书法真铨》一本，一九三二年出版于上海。 绘画，自谓未精，而晚年喜作墨梅及著色红梅，笔力苍劲峭拔。据识者云，是用篆籀笔法兼以行草之功所作。 人谓其书法，源于石刻入手，谓之“铁笔”。其亲刻印章，乃属常事。巨碣大碑，均是自己撰文，自己刻字，往往不先书而以白刃刻于石上者，与书后刻者无异。 先生之遗墨，各地多有藏者，尤以本省为多。惜自抗战以来，迭经兵燹，损失不少，据说，权道涵生前藏有梅花册页一卷，并有真、草、隶、篆各体题词，所盖印章，均系自刻，可谓三绝。篆隶册页二卷，均存我处。石刻包括有通元长老（太平天国宿将）传碑，安庆五烈士碑，九烈士纪念碑，范传甲烈士碑，碧溪精舍记碑，寿县涌泉庵记碑，瓦埠方氏神道碑，合肥明教寺梅花碑，以及私人的墓碑等。 著作，除《书法真铨》出版外，其遗著有《淮上革命史》二卷，是为淮上革命的专著（稿存管曙东处）。有《淮南耆旧小传》一卷，系明末以来及太平天国、捻军、书画家、方外等人物的传记。还著有《尚书注》二卷，《联语录存》一卷，《树侯印存》一卷，《晚菘堂谈屑》数卷，《诗文录存》数十卷，有的存放他家，有的存放我处。巡抚附：张树侯（1866～1935），本名张之屏，安徽寿县人，辛亥革命元老。革命家，教育家，书法家。本文作者杨慕起是跟随张树侯多年的秘书，所言非局外人所能知者，殊为珍贵。
庐州（合肥）光复记（《安徽文史资料05》第16篇）
作者：原省通志馆存稿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合肥分会长李绪昌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召集会员们商议如何响应武昌起义的行动计划。由于防营的首领季光恩仇视党人，一时难以举事。这时，孙万乘自沪返肥。李绪昌说：“若无炸弹手枪何以举事？我往沪向范鸿仙取之。”合肥同盟会遂由孙万乘主持，绪昌弟弘绪和袁斗枢从肥西前来协助。袁斗枢豪爽好义，与李弘绪交谊甚厚，时任庐州总团练长，驻肥西。 绪昌九月五日往沪。见到范鸿仙后，鸿仙告诉他正在筹集饷械助攻南京，无暇以援庐州。绪昌说：“合肥离南京很近，若起义兵东下，必使滁州和张勋军心动摇，大军攻之自易下；且合肥为君之故乡，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均用乡人成‘大功’，君能助孙万乘成事，异日我等亦为君之辅翼也。”范鸿仙遂留绪昌在沪协助自已，拨了长短枪三百支、子弹万发，交葛质夫运回。时巢湖水涸，舟行缓慢，军火未运至，而庐州已于九月十九日光复。 孙万乘回肥后，常与会员密会于李新斋宅，风声渐播。有人说：“革命党有手枪炸弹，将起事。”官绅闻之失色。李弘绪入城始知党人毫无实力，举事只可以智取，而不可以力争。弘绪一面劝孙万乘不要轻动，一面以保卫地方不靡烂为名责袁斗枢。袁斗枢前去谒见庐州知府穆特恩和合肥知县李松圃，说：“革命党将以炸弹起事，若搜捕之，恐激成事变，职有保卫地方之责，将若何？”穆、李二人说：“我等自以保卫地方为主，不必激党人‘使乱’。”穆特恩是旗人，吓得连夜逃走。巨绅李国松亦往沪避“乱”。袁斗枢又请李松圃谕季光恩，不要仇视革命党人，季遂不敢抗袁；袁又私下晤季晓之以利害，季转而答应帮助革命。李弘绪闻讯大喜。九月十九日，开会公举孙万乘为革命北伐驻庐司令，方綍言副之，张之章任民政长，李松圃任司法长，李弘绪任参事长。全城悬五色国旗。至二十二日联军总司令徐固卿委孙万乘庐州军政分府司令，并颁关防一颗。 光复时，党人志在北伐，奋不顾身，尚无权利之争。惟民政长有贪污的名声，开会时改为警长，举周丽平任民政长。不久李松圃亦辞司法长。军政分府内设：经理部管财政，李新斋、葛质夫任之；交际部王兼之、金维系任之；秘书部吴阳初、徐炎东、戴膏吾任之；军法部许卓云任之。外编二旅：步兵八营，炮兵一营，骑兵一连，卫兵一营。第一旅旅长袁斗枢，第二旅旅长刘文明，团长有李梦周、陶印青、李晓岚、季光恩，营长有夏叙堂、李海波、李相之、季仙九、叶粹武、郭子清、黄鲁真、余丹甫，参谋长由刘文明兼任。原有保卫团防营、县卫队各色枪六百支，连新购的枪共三千支，又向联军司令部请发大炮四尊，购马百余匹。 为筹措北伐饷械，王兼之献策说：“李某财产极富，借为北伐军饷用最为方便。”于是便将李在各地商业作了登记，举蔡耀卿、邓鹤仙经理之。军府购枪及军饷等总计用六十余万元，民国三年由安徽财厅如数拨还。当时除募富绅捐数千元外，余皆取自李氏商业。 军政分府组织既定，于是令方綍言率兵三百往庐江，李性存率兵数十定舒城；命李新斋、季仙九率兵三百往无为（抵香山，闻无为已光复，乃止）。巢县于二十一日已光复，未发兵往；命张信斋率兵五百人下和（县）、含（山）。南京张勋闻江淮间义军纷起，深恐后路截断，遂沿津浦路北撤。 十一月，淮上军北伐司令张汇滔光复颍州，颍人有怨之者求倪嗣冲率兵拒张，张败，派人往南京请援于联军总司令徐固卿。徐命沪、苏、镇、庐分兵往援。孙万乘奉命，令刘文明任北伐军司令，率两步营及骑、炮两连驰援。未抵颍州，与倪军遇，倪军退至颖州，求袁世凯派一混成旅援之。南军虽众，终因号令不一，以及新兵缺乏训练，一战大败。庐州军退至正阳关，防堵淮河，倪军未远追。是役庐州军连长季光昶及二十余士兵阵亡。次年正月，清帝退位，庐州军始自正阳还。 辛亥十二月，安徽都督孙毓筠议取消各军政分府，统一全省军政，委派卢仲农来肥协议。孙万乘最先发电，宣布取消庐州军政分府。次年，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庐州军改编为国军十五师，孙万乘任师长。民元二月，师部移驻芜湖。
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安徽文史资料05》第01篇）
作者：李则纲 （一）省内的革命宣传和武装起义 一、引言 辛亥革命前夕，湘、粤、鄂、赣各省陆续爆发起义。地处长江中游的安庆、芜湖，同为革命党人所注意。 一九〇二年春，怀宁陈乾生即陈独秀和桐城潘赞化二人，因清政府与帝俄签订丧权辱国的密约，从日本回国宣传反对，在安庆藏书楼演说，极其慷慨激昂，求是学堂（安徽大学的前身）和武备学堂的学生多人，深受感动，极表拥护。事为当局所知，两校学生被迫令退学。此为安庆进行辛亥革命的开始。 一九〇三年六月（阴历），寿县张树侯（之屏）与郭其昌（式五），召集党徒在安庆城内放火起义，因无响应未成，郭其昌被杀。此为辛亥革命在安庆牺牲的第一人。 当时安庆是省会所在，为军政要地，重在武装起义；芜湖是工商业集中地区，利于宣传工作。所以后来到了辛亥革命时，芜湖和安庆就各自侧重不同的活动。 二、革命宣传从芜湖展开 革命党人在芜湖的宣传，以一九〇四年秋李德膏（光炯）迁旅湘公学于芜湖开始。李为安徽桐城（现属枞阳）人，从吴汝纶（挚甫）学于莲池书院。吴以文章名海内，学于莲池书院的多英俊之士。一九〇二年，吴汝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被派到日本考察学制。他随吴汝纶东渡，悉心研究日本强盛的原因及西欧各国所长，以为非教育不足以启迪民智，非革命不能改革政治。归国后，即协助吴汝纶创办桐城中学。一九〇三年，应湖南高等学堂之聘，教授历史课，结识数学教员无为卢光浩（仲农），遂共谋创办旅湘公学，聘黄兴、赵声（伯先）等人任课。这时革命志士，多聚集长沙，消息泄漏，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以结党谋逆，密奏清廷，词连黄兴多人。李光炯以全家性命为质，营救于藩司张筱传（绍华，桐城人），筱传向巡抚赵尔巽进言，搜捕令因而迟延未下，党人得免于害。旅湘公学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遂迁至芜湖。 旅湘公学迁到芜湖后，租二街留春园米捐局巷内民房为校舍，改名安徽公学。次年又附设安徽公立速成师范学校，请房宗岳（秩五）从日本回国主持。关于经费的筹措，校内外各种活动，多以李德膏负责筹划和推动。所聘教员有柏文蔚（烈武，寿县人）、陈仲甫（独秀）、陶成章（焕卿，浙江人）、刘光汉（申叔，江苏人，化名金少甫）、苏子谷（曼殊，广东人）、张通典（伯纯，湖南人）、周震麟（湖南人）以及谢无量（四川人）、俞子夷（江苏人）、邓艺荪（绳侯，怀宁人）等，并有日本某“理科专家”。陶成章、刘光汉均为光复会会员（刘后来叛变为洪宪时“六君子”之一）。这时正是东京成立同盟会的时候，他们先后加入同盟会。学生刘文典（叔雅）、常恒芳（藩侯）、孙万乘（品骖）、金维系等八十多人也踊跃加入。他们既借讲堂为鼓吹革命的场所，又和安庆尚志、桐城崇实、寿县蒙养和芍西、怀远养正和萃华等校联络活动，并与东京同盟会本部及南京、上海、安庆、合肥等地的革命组织互通声气。这样，安徽公学不仅成为中江流域新文化的摇蓝，也是中江流域的革命策源地。所以冯目由说：“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最早”。 安徽公学师生的活动，声势日盛。革命党人往来沪汉如赵声等，又必过芜湖与安徽公学同志秘密策划，早为清政府官吏所注意。一九〇六年孙毓筠（少侯）、权道涵（养之）等谋刺端方、徐锡麟刺恩铭等革命事件发生，端方拟逮捕安徽公学师生多人，侦察密布于芜湖。学校环境非常恶劣，党人先后离开了安徽公学，李德膏也暂避于九华山。因此芜湖革命的热潮为之中落，但安徽公学又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安徽俗话报》的发行和岳王会的建立，对安徽辛亥革命运动起的作用也都不小。 《安徽俗话报》创办于一九〇四年。当时由日本留学回国的陈仲甫，觉得安徽比江浙各省风气落后，上海、杭州、绍兴、宁波、苏州等地都办有白话报，宣传革命思想，安徽也应该有这样的刊物，遂与房秩五等创办《安徽俗话报》，房负责教育稿件，吴守一负责小说稿件，余稿均由陈仲甫用“三爱”笔名编写。编辑部原设安庆，编好后寄芜湖“科学图书馆”印行，因该馆负责人汪孟邹当时亦倾向革命。同年暑期，陈仲甫把《安徽俗话报》社迁往芜湖，并在安徽公学教课。该报遂成为安徽公学对外宣传的武器。蔡元培说，《俗话报》“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该报当时的作用，确是这样。 岳王会，系陈仲甫、柏文蔚和学生常恒芳等发起，借岳飞的情忠报国抗击金人的精神，宣传革命。第一次在芜湖开会，烧香宣誓，极为秘密。订有反清章则，供会员遵守。 柏文蔚到了南京，又联络多人，成立南京岳王会分部，部长由柏文蔚担任。常恒芳到安庆尚志学堂教书，又在安庆成立岳王会安庆分部，部长由常恒芳担任。总会设在芜湖，会长由陈仲甫担任。 安庆分部初成立时，约有二、三十人，经过联络，后来武备学堂的学生和老三营的人，好多都参加了岳王会。一九〇八年安庆新军起义，为首的熊成基，殉难的范传甲、张劲夫、薛哲；一九一〇年在广州牺牲的倪映典；一九一一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宋玉琳，都曾为岳王会的会员。 可见辛亥革命前夕，岳王会的组织，在安徽是起过很大作用的。 三、徐锡麟在安庆刺恩铭 芜湖的革命活动，是利用学校进行宣传，而安庆的活动，则是震惊全国的武装起义，首先是徐锡麟刺安徽巡抚恩铭（旗人）。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绍兴人，光复会的领袖。因为他胸怀宽阔，待人真诚，同志深为推崇。他任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兼算学教员时，绍兴成为同志集中之地。常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有陶成章、龚宝铨、吕熊祥、赵卓等人。 他们感到革命要有实力，初在绍兴创办大通体操学堂，设法购买枪支，发给学生操练。后来又觉得这样做，一时很难培养出较大的军事力量，不如到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可以掌握军队。遂和陶成章、陈志军、陈巍、龚宝铨五人捐官到日本学陆军，不料到日本后，为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敏所疑，未达目的。锡麟先回国，又集合同志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暗地里进行军事训练，后以道台衔分派到安徽，学校交由女同志秋瑾负责。 徐锡麟于一九〇六年到安庆，颇得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初任安徽陆军小学堂会办，后又任安徽警察训练所所长并兼安徽巡警处会办。他认为警察学堂的学生都有枪支，可以组织武装起义，乃在校内积极向学生宣传革命。又与新军六十一标取得联系，相约共同发难。 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警察学堂的学生举行毕业典礼，巡抚恩铭及藩司、臬台大小官员都来参加。当他们齐集礼堂阅操的时候，锡麟即乘隙取出手枪，向恩铭射击，连中数枪，恩铭被他的文武巡捕抢回抚署，不久毙命。锡麟又拿着手枪追击臬台毓秀（旗人），毓秀乘混乱逃走，锡麟把破坏起义分子顾松（旗人）打死后，即率领学生到军械所夺取弹药。哪知弹药都藏在地下室，上面盖了钢板，军械所的总办已带着钥匙溜走了。钢板无法打开，因此不但巡警学生得不到弹药，驻在城内的六十一标管带丁葱清率领一支部队赶来，也无法得到子弹。不久军械局被巡防营包围，经过五小时的激战，同志陈伯平在战斗中首先牺牲，城外六十一标又以城门紧闭，无法赴援。敌人发觉起义军弹尽援绝，即冲进军械所，锡麟和战友马宗汉（子畦）以及参加起义的学生都被反动军队俘虏。 锡麟等被执后，经过军法会审，侃侃而谈。代理巡抚冯煦要他写出供词，他奋笔直书：“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反清而来，做官本是假的，使人无可防备，……”词义壮烈，读者都深为感动。 锡麟就义前，两江总督端方（旗人）电令冯煦将徐锡麟剖心祭奠恩铭。冯煦在无可奈何之下，执行了惨无人道的毒刑。烈士死后葬在城西马山。冯煦乃在大观亭辟一室，陈列烈士的血衣，并写了“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感集。英灵不昧，鉴兹謇謇匪躬愚。”一付对联，挂在室外，以抒发他的苦衷，也反映了他对前途的悲观情绪。可见清廷的末路，就是那些官僚们也已觉察到了。（编者注：有人曾对此联作过解释，说“上联是暗指革命形势发展，觉得清室前途茫茫，百感丛生；下联是暗求徐的阴魂原谅他为清室尽了愚忠，不是为了自己。”说此联“名义上是追吊大观亭畔的元代死难忠臣余阙，实际上却是对徐的灵魂表示忏悔。”） 协助徐锡麟起义的马宗汉，被执后，报名黄复，羁押牢狱，后被侦出真姓名，穷追党羽，受尽毒刑，于七月十六日就义于安庆。 四、熊成基起义 徐锡麟起义失败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安庆又有熊成基领导马炮营起义。 熊成基，字味根，江苏甘泉人，寄居芜湖。少时喜读兵书，慕岳飞、史可法的为人，立志救国。曾投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结识了柏文蔚、郑芳苏（赞丞）、范传甲（寿山）、张劲夫（绳武）等革命志士。武备学堂停办后，到南京考入炮兵速成学堂，毕业后，来皖投效，被任为炮兵营队官。 这时，徐锡麟的起义虽然失败了，革命的热潮仍是高涨。有组织的活动为岳王会和它的外围组织维新会。熊成基、范传甲、薛哲（明甫）等都是岳王会的会员。他们在新军中散发《猛回头》、《警世钟》、《扬州十日》等书刊，宣传革命思想。因为徐锡麟起义他们没有来得及赴援，深感遗憾，乃决意再行发动。适党人倪映典于一九〇七年秋从南京来安庆，担任骑兵营管带，因为他掌握了一营兵力，威望很高，公推他为首领。准备于同年阴历除夕起事。不料走漏了消息，倪映典被安徽巡抚朱家宝撤职。计划没有实现。 一九〇八年秋，清政府有调集沿江各省新军于十一月间在安徽太湖会操之议。安庆党人闻讯、即派人到各省联络军界。江苏陆军也派代表祁山来皖协议。当时安徽巡抚朱家宝准备率领安徽新军三十一混成协前往参加会操。范传甲等遂集议于黄花亭杨氏试馆（党人秘密机关），决定在太湖秋操时起义，并推熊成基为总指挥。拟定太湖秋操起义后即拘禁端方、朱家宝，降服会操新军，再率起义军夺取安庆，然后取皖北，与当地革命党人结合，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直捣北京。不料新军不稳的情况已为清政府陆军部所闻，电知皖抚不必调新军三十一混成协到太湖会操，并一律禁发枪械，太湖起义的计划又遭失败。 但是他们的革命热情并没有丧失，乃改变计划，准备用他们自己掌握的马炮营，先在安庆发动，占了安庆以后，再驰往太湖策动会操的新军响应。就在这时（十一月十六日），陡然传来清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的消息，大家极为振奋，熊成基、范传甲、张劲夫等人都认为这是起义的极好时机，乃分头向各营同志联系，大家一致赞成。十一月十九日，参加起义的代表，又在杨氏试馆举行会议。出席的有：熊成基、范传甲、张劲夫、薛哲、薛子祥、田激扬、廖盘贞、洪承点、程芸萱、李朝栋等十余人。公推熊成基为安庆革命军总司令，成基即发布作战密令十三条，决定于当天午后十时执行。 散会后，大家分别回营。当夜九时，住在玉虹门的马营（骑兵营）和住在东门的炮兵营，即举火为号。马营由张烈、田激扬等赶走管带李玉春，率领全部人马开往北城。炮营在熊成基直接指挥下，由正目张鸿亮、士兵黄节等将管带陈昌镛击毙，全营开赴北门与马营会师后，即驰往菱湖弹药库取出子弹。同时北门外测绘学堂的步兵也参加了起义，这时城外已无敌军，遂用全力攻城。炮兵据迎江寺高地及炮兵营原有阵地，轰击抚署和督练公所。步兵进攻城东北角，骑兵与辎重队进攻西北角，预备爬城而下。 朱家宝本已前往太湖，因光绪和慈禧去世，特驰回安庆，防范事变。当熊成基开始发动时，该营左队队官徐召伯秘密入城报告朱家宝，各城门遂被严令禁闭，又调集军队加强防守。 原约城内接应的薛哲，从百花亭率队去开北门，见敌人已有布置，临阵畏怯，半途折回。 讲武堂内的张劲夫，听到城外枪声，准备率队接应，因无武器，在军官的监视下，未能冲出。 驻在关帝庙工程队的范传甲，被该队官长监视极严，营房大门被封锁，冲不出来，无法接应。屡次放火，均为反动军官扑灭。到次日下午二时，才乘隙逃去，跑到杨氏试馆，向同志黄如波探听消息，黄告以形势很坏，起义军难以入城，劝他改装逃走。他悲愤地说：“我已准备牺牲，要革命成功，就不怕流血。”又转回营房，打算再发动同志接应。清军统领余大鸿这时已侦知范传甲为革命党首领之一，密谋内应，以起义军攻城甚急，不敢遽加杀害，为了便于监视，即调范传甲到本部充当卫队。当天下午，余大鸿率队出巡，至饮马塘附近，范传甲认为是个很好的毙敌机会，立即举枪向余射击，不幸枪声未响，即被其他卫兵发觉，执送安庆抚署，第二天，殉难于抚署前。 因为城内各路应援都遭失败，革命军虽勇猛进攻，但弹药不足，炮弹又无引火线（引火线藏在城内督练公所），屡次扑城，均未得手，伤亡很重。泊在江心的清军兵舰，先存观望，后见起义军攻城不下，遂发炮袭击起义军阵地。朱家宝从太湖调来的援军又逼近城郊。起义军腹背受敌，迫不得已，于二十日下午十时，分两路突围出走。 熊成基率一队，由集贤关到桐城，准备到合肥，联络淮颍同志，再图大举。因沿途和清军姜桂题部，发生遭遇战，到合肥时，人数已不满百，并且精神涣散，难以维持，遂只身潜离合肥，经寿县，逃往日本。熊成基去后，余人即纷纷离散。 另一路由程芸萱率领，从安庆直奔合肥，与江防营发生混战，到合肥东乡，不过四十人。几天后，也宣布解散。 革命军失败后，清政府即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因叛徒告密和奸细侦查，革命党人张劲夫、田激扬、周朝栋、周正举、胡文彬、张星五、张志功、刘志贤、易桂安等人，均先后被捕，从容就义。此外因革命牵连受害的党人、兵士、学生有三百人之多。 薛哲也未幸免，惨遭枭首示众。假使他当时奋勇打开北门，这次起义可能不致惨败。 （二）皖人在省外的革命活动 一、万福华刺王之春 皖人在省外，为了革命，第一个进行暗杀活动的为合肥万福华。他系华兴会会员，为吴春阳（旸谷）密友。 一九〇四年春，福华在上海某校教书，由吴春阳介绍，认识了黄兴、刘揆一诸人，加入华兴会为会员。这时蔡元培、陈自新、章士钊、吴春阳等创青年学社于上海，刘光汉执笔于《警钟报》，龚宝铨从日本回国，在沪组织暗杀团，福华深受他们的影响。 适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潜居上海。过去他做安徽巡抚，私卖三十余处矿产给外人。在广西又密召法兵平“内乱”，屠杀本国人民，做出种种丧权辱国的事。现在又倡议割东三省与俄罗斯。春阳、福华、光汉、自新诸人闻之大愤，遂谋暗杀之。乃数王六大罪，从别人那里借得手枪，以吴葆初的名义，骗王到上海金谷香西菜馆小饮。王至未见吴，疑而欲去，福华出枪击之，不幸未中，福华被捕下狱，辛亥革命成功后才出狱。和此案有关的青年学社、《警钟报》都被封，黄兴、章士钊等被捕于上海工部局，以营救得释。 二、吴越刺五大臣 万福华刺王之春失败后，又有吴越在北京刺五大臣的事件发生。 吴越，字孟侠（一作霞），桐城高店（现属枞阳县）人，幼时聪明好学。二十岁到上海想进广方言馆，未果，乃北上，由族人吴汝纶介绍入保定高等学堂。刻苦求学，尤喜读革命书报。进而联络苏皖同志，创办上下两江公学，自任义务教育。又创办白话报，自任主笔，热心革命事业，为朋辈所推重，与湖南陈天华、江苏赵声交谊甚笃。一九〇四年夏，赵声因考察北洋新军制度，到保定与他会晤，意气极相得，临别赠以诗云：“淮南自古多英杰，山水而今信有灵。” 万福华刺王之春未中，越闻之，深为感奋，唯惜其大材小用，擒贼不擒王，乃蓄意刺杀铁良。因铁良为清廷大员中最骄横的人物之一。这时杨笃生适在北京秘密制造炸弹，乃由赵声介绍，从杨处获得这项武器。 一九〇五年七月，清政府派载泽、戴鸿慈、绍英、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分赴东西各国考察宪政，以便归后借“立宪”二字，欺哄国人，缓和革命。吴越深恐革命受其影响，遂放弃原来计划，于八月二十六日载泽起程的时候，先怀炸弹到北京车站，准备把五大臣一网打尽。不料刚上车，炸弹走火，未及抛掷就爆发，本人竟以身殉。事虽未成，在北京发生这祥的爆炸案件，不仅使清廷要人震惊落胆，而且真是“震动全球”，对辛亥革命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吴越于当年春间，已写好意见书（原文载《民报》），说明不惜杀身成仁的原因。七月二十五日夜，特置酒食与同住友人告别，托辞将往天津，夜间作家书，并留一纸条于枕下，嘱同寓桐城试馆的人速将他的行李移藏别处，以免受累。越殉难时，年仅二十八岁。 三、孙毓筠等谋刺端方 清两江总督端方，为清权贵中最贪横的人物。在南京时，除尽力搜刮东南金石书画外，对革命党人，极为仇恨，尤注意上海、安庆、芜湖等地。多次指令所属官吏，严防党人，不惜逮捕屠杀，党人恨之刺骨。 一九〇六年十月萍乡起义，东京同盟会员纷纷请命杀敌，总部乃命宁调元、杨卓林、胡瑛、孙毓筠、廖德璠、张汇滔、段云、李根发、权道涵、程恩普等回国，策动长江一带响应。到了南京，皖籍同志程恩普、张汇滔先回皖北。孙毓筠、段云、权道涵留在南京，并带炸弹四枚，与新军赵伯先、柏文蔚联络，谋刺端方。事泄，于十二月六日在长安栈被捕。经过多次审讯，坚不承认谋刺端方，只说党人痛恨铁良。孙毓筠因为是清宰相孙家鼐的侄孙，端方与孙家鼐有师生关系，乃轻判监禁五年（孙毓筠后来反动，做了洪宪时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权道涵、段云则押解寿州牢狱永远监禁，辛亥寿州光复始欢迎出狱。 四、倪映典在广州燕塘起义 黄花岗之役前夕，有倪映典广州燕塘的起义。 倪映典，原名炳章，合肥人。幼时从父亲学医，因愤清政腐败，人谋为军人，为国效力。一九〇四年考入安徽武备学堂。这时安庆有岳王会的组织，映典与熊成基等加入，接受革命思想。毕业后，复入炮兵学堂。一九〇八年，以赵声推荐，为江南三十三标炮兵将校。因孙毓筠刺端方事发生，跑回安徽，任骑兵管带。这时熊成基正策划起义，映典至，气益壮。不久为端方所觉，来电调他，将加以危害，因赵声在粤任标统，乃将原名炳章改为映典到广东，仍投身军队，充炮兵营见习官。演说时事时，声泪俱下，同营多为感动。不久辞去军职，在广州设机关部，专以运动新军为事。起义前，到香港同盟会支部，向冯自由等报告运动已经成熟，请即电促黄兴来粤主持。黄得电到港，商定于一月（阴历）某日起事，俟映典回广州，布置就绪，黄兴与赵声即同往发难。 广东新军分三标，第一标驻燕塘，第二、三标驻北校场，军官多为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和虎门讲武堂的学生，加入同盟会的很多。一九一〇年除夕，二标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正月一、二日，激成殴斗，各标都加入，落围扩大，愈演愈激烈，不可收拾。 映典回到广州，见革命活动已经暴露，迫不及待。三日晨，乃急入炮工辎营，全营皆跃起欢呼，惟管带漆汝汉反对，即击毙漆汝汉。众推映典为司令，率一标各营夺取广州。但城垣已有重兵防御，与清统领吴宗禹相遇于茶亭，吴劝他降，映典挥众激战，亲率一军进至横枝岗，为敌截住，乃大呼冲锋，不幸中流弹殒命。 新军以缺乏子弹，伤亡既重，又丧失领导，不得不溃散。 燕塘起义失败，港中同志大为激愤，亟谋再举，而有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后来黄兴等检讨失败原因，认为姚雨平误了事，并说：“倪映典只身入军，而三千人皆反，人之贤不肖，相去远矣。”对倪映典鼓动燕塘起义估价甚高。 五、宋玉琳等在广州殉难 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之役，皖人有宋玉（豫）琳、石德宽、程良率江淮子弟九十七人踊跃参加，同时殉难。 宋玉琳，字健候，怀远人。为广东新军军官，起义时，从黄兴攻两广督署，转战至华宁里，与敌激战，力尽被执。清吏严讯时，侃侃而谈，供认起义不讳，问官及听众无不动容，殉难时年三十二岁。 石德宽，字经武，又字景吾，寿县人。二十一岁，与宋玉琳、范受三等入安庆志愿兵营，即老三营。加入岳王会，被推为岳王会皖北分部纠察员。后赴日本求学。一九〇九年与熊成基谋刺载洵于哈尔滨，不成，熊成基被捕殉难，德宽复逃至日本。广州起义前夕，以同志电催回国。至广州，担任联络工作，不幸消息泄漏，于三月二十六日被浦。审讯时历数清廷罪恶。于二十八日就义，年二十六。 程良，怀远人。毕业于安徽陆军小学。广州起义时，和宋玉琳从黄兴攻督署，转战至华宁里，力尽被执。受讯时，李准诱其投降，骂曰：“余与清奴，无可言者”，问起义的事不答，问他的姓氏、籍贯亦不答。所以当时传有哑党人就义的事，就是程良。那时他年仅二十八。 宋玉琳、石德宽、程良三人的名字，都光荣地列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上，表现出淮河流域人民传统的革命精神。 （三）安庆独立及各地的光复 一、省会安庆的独立 安庆虽然经过以前两次起义的失败，但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安庆，新军谋变的风声，愈来愈大。安徽的巡抚朱家宝为了防止革命发生，除命巡防营统领刘利贞加强防备外，又急电两江总督张人骏迅派张勋江防营五营来皖加强镇慑力量，并把倾向革命的新军各标营的枪械弹药一律收缴，命六十二标三营管带桂丹墀立率所部开到英山，名为防御武汉革命军东下，实是分散新军力量。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人心都热望本省早举义旗。在安庆的党人吴春阳、管鹏、韩衍等于九月九日开会于萍萃楼旅馆。六十一标、六十二标马、炮、工程各营、陆军小学、陆军测绘学堂均派有代表参加，决定当晚起事，推举胡万泰为总指挥。八时，先由六十二标举火为号，六十一标和马、炮、工程各营继起。因消息泄漏，六十二标统领顾筱轩先将发动起义的阚朝鼎、李乾玉扣留，胡万泰又临时畏缩，不知避到什么地方。六十一标不见举火，未敢举动。十日下午六十二标赶走了顾筱轩，救出阚朝鼎、李乾玉，进攻省城，六十一标也参加作战。终以枪械不及江防营和巡防营，不免溃败，一部份退往桐城。朱家宝即将留省未走新军全部解散。这次起义又以失败告终。 安庆九月九日起义虽然失败，但下游的上海于九月十三日起义，江苏程德全于十五日在苏州宣告独立，浙江又于九月十日光复，上游马毓宝在这个时期于九江独立，省内，九月十五日光复了寿县。在省内外形势威胁下，朱家宝还想扑灭革命火焰，拟逮捕城内革命党人，但因皖绅童挹芳说：“党人皆挟有猛烈炸弹，如逼其走险，恐全城俱毁。”朱乃不敢发动。 因革命形势的鼓舞，绅界童挹芳、洪思亮、黄书霖和咨议局长窦以珏等联合劝朱家宝仿苏抚程德全的做法，宣布独立，但为朱家宝所拒绝。九月十七日咨议局联合商界，决议十八日由地方自行宣告独立，军事、警务、财政都由咨议局办理，朱家宝的去留，听其自决。适这时朱家宝得袁世凯的密电，嘱其随机应变，以待时局变化，朱家宝乃接受宣布独立的建议，于九月十八日宣告独立，被举为皖军都督，王天培副之。朱家宝嗣因感到和王天培并立不便，先把都督位置让给王天培，继又嗾使刘利贞鼓动流氓借反对剃辫子，把王天培赶走，又恢复了他自己的都督位置。及黄焕章的浔军到安庆抢劫藩库、商店，围攻都督署，朱家宝才仓皇从后墙挖洞逃出，托圣公会教士送出安庆。 朱家宝去后，皖人遂组织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内分三部，军政桂丹墀，民政洪思亮，财政黄书霖，秘书长由韩衍担任，暂行维持。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成立后，即召集临时参事会。十月二十二日，全场一致票举孙毓筠为皖军都督，同时，上海同盟会本部，关于皖军都督，亦选孙毓筠。 孙毓筠来皖，过大通，为黎宗岳所阻，折回芜湖。即由芜湖军政分府派兵护送，并有柏文蔚派先锋军一营协助。十月十二日到安庆，正式成立军政府，下设军政、民政、财政、教育四司，裁撤各地军政分府。惟黎宗岳抗不遵命。民国元年三月，南京临时中央政府明令陆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统率水陆各军迫近大通，黎宗岳本人逃走，大通军政分府即日撤销。安徽除倪嗣冲占据一隅外，全境遂告统一。五月孙毓筠辞职，柏文蔚继任，一九一三年六月被袁世凯免职。 在安庆独立过程中，吴春阳、韩衍二人的事迹，不能不专门说一说。 （1）见义勇为的吴春阳 吴春阳（旸谷），合肥人。少时痛心清政腐败，即立志为国家为人民牺牲个人。二十一岁，与蔡元培、高荫藻、秦效鲁、陈自新等人，创青年学社于上海，从事革命宣传。 一九〇四年，万福华刺王之春，春阳与万福华素为密友，实与其谋。事败，福华入狱，春阳幸免。明年东渡日本，在日本与志士白浪庵滔天相友善。 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先生到日本东京，倡议组织同盟会，春阳为首先拥护者之一。同盟会成立后，即回国，在芜湖发展同盟会同志多人，到合肥主办合肥学务分会，组织同志创武毅会，与柏烈武等的岳王会互通声气。 这时安徽有志青年多投身军队，未一年，春阳亦到安庆进“炮兵弁目养成所”，与炮营范传甲、常恒芳等密切联系。及倪映典从南京来安庆，密谋发难，事泄，春阳逃至寿春，任职芍陂学校，暂行隐避。一年后，又到安庆，联络军队谋举事。省大吏闻风，捕之甚急，乃急返合肥，主办城西学堂。名虽办学，实暗行革命宣传，三年之间，影响甚大，不料为乡绅李国筠（李鸿章的侄孙）所攻，乃离开合肥到上海。 他到上海时，正是武昌起义的前夕，上海同盟会机关派他光复安庆，乃即回省策划。到安庆时武昌已举义旗，安庆因起义一再遭受挫折，朱家宝防范又严，不易发动。忧愤成疾。不得已扶病到武昌乞援。 黎元洪因战事方急。无力支援，欲任以参谋，襄助军事，他不肯就，说：“北军已据武胜关，武汉处处受逼，大势一去无可为，公假我一混成协军火，合吾皖原有枪械，当率长淮胜兵万人，出颍、毫，分驱周家口、信阳州，捣北军后路。彼后方路线自大河以南，绵亘千里，处处受敌，猝不及备，公击其前，我袭其后，彼将不战自却，然后胜负可得而计也。”黎元洪信其说，乃任以鄂皖联络员，但终无实力相助。 九月七日，回安庆，更促诸同志发难。遂有九月九日新军第一标围攻安庆之举，不幸又告失败。 春阳愤极，又潜往武昌乞援，奈黎元洪无兵可分。乃遣詹大悲偕春阳告援于九江都督马毓宝，马派黄焕章率浔军相助。他先率学生军数十人东下，拟光复芜湖再图安庆。舟至安庆，见城头已树立光复旗帜，大喜过望，遂入城，极受欢迎。王天培以都督相让，不受，被举为经略。隔日，黄焕章亦率浔军来安庆。 黄焕章的军队组织不纯，纪律甚坏，该军刚刚到安庆，春阳适得芜湖电告，起义有阻障，非他去不可，遂急往芜湖。既光复了芜湖，方谋集合兵力，下攻南京，忽有黄焕章浔军抢劫藩库商店蹂躏安庆之事。 春阳得急电，愤极，回到安庆，即欲以大义责黄焕章，同志均谓黄焕章粗暴，不可理喻，勿轻犯其锋。他厉声地说：“焕章假借民军，行同盗贼，践我土地，虐我人民，吾皖素称多志士，今事至此，竟无一人仗义执言乎！？”直往焕章住处，面数其罪，果被扣留。同志与皖绅闻讯都大惊骇，多方营救无效，卒遇难。在被扣的时候，曾写诗言志，有句云：“拚着头颅酬死友，敢将多难累生灵”。遇难时，年二十八。 （2）革命奇士韩衍 韩衍，号蓍伯，江苏丹徒人（编者注：后入安徽太和县籍）。颇负才气，同盟会员。曾打入袁世凯幕府任文案，以刺探秘密，事泄，离开袁世凯。后以友人介绍来安庆，一度任督练公所文案，复辞去，专作革命活动。组织读书会，与孙养癯等创白话报，对革命活动起了宣传作用。 辛亥安庆独立，朱家宝逃走之后，安庆局势很混乱，他联络李德膏、史推恩（恕卿）等组织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商定一切，维系人心。自任该处秘书长。安庆局势，赖以粗定。 为了积极准备北伐力量，与易月村（白沙）、管鹏等创立青年军，成员俱系富有革命性的青年学生，自任该军监督，并自编讲义授课。与队员共饭食，同甘苦，以是甚得青年欢心。青年军的军旗缀以人字形的徽志，表示奉行人道主义。当时安庆秩序，颇得力于青年军的维持。 韩衍的生活很朴素，身材短小，常穿一套褴楼布衣，面部黧黑且多斑点，头发蓬乱，胡须满面。每疾趋街衢，辄多引起人们注视。 《安徽船》日报，是他一手创办的，可说是他的喉舌，也是青年军的武器。他利用该报，对社会黑暗，口诛笔伐，尽情揭露。妒忌他的人，说他是过激；恨他的人，骂他是狂妄。他赠该报社诗云：“怀宁驿口浪滔滔，万马声中第一篙，寄语诸君须坐稳，前途月黑正风高。”似乎他已预知辛亥革命的前途不可乐观。 这和他在《青年军讲义》里说的“门外天如墨，一灯惨作花”是同样的情调。当革命正在发展的时候，他不朝光明的方面着想，只注意黑暗的一面，所以他的活动，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也起了消极作用。总的说，他是安庆辛亥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奇士。 一日夜间，从都督府归寓，中途遭刺，论者谓与柏烈武继任安徽都督问题有关。 二、寿县的光复和“淮上军”的活动 寿县很早就有革命同志活动，孙毓筠办的养蒙学堂，李兰斋办的芍西学堂，都是传播革命的地方。一九〇六年底，张孟介等受了东京同盟会总部委派，回到寿县，更积极活动。为避人耳目，设“信义会”，吸收会员，实为同盟会支部。 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五日，拟趁城北四平山庙会起事，消息泄露，临时中止。不好再用“信义会”名义，乃改组为寿州农会，继续活动，与教育会联络。这时乡团团长王庆云（龙亭）也参加了农会组织，得到乡团支持，势力大张。广州之役，张汇滔、郑赞丞代表淮上同志参与密谋。广州失败后，淮上同志益奋。 武昌起义消息传至寿州，张汇滔、王龙亭、岳相如、袁子金、徐石君等积极筹议响应，凤台、定远、凤阳、怀远各县都派代表参加，决议九月十五日夜，武装夺取寿州。出乎意料，十四日夜晚预伏城内军民即已发动攻势，清军不敢抵抗，文武官吏闻风先逃，十五日晨城门大开，起义军凯歌入城，宣布独立。 寿州光复的次日，即成立淮上军司令部，总司令一职，张汇滔因坚欲领兵北伐，辞不肯就，公推王庆云担任，张石泉、袁子金副之。司令部成立后，着手整编军队，得步兵十八营，马队一营，炮兵二营。除留一部分警卫寿县外，分三路向皖北各县推进。 第一路由袁家声（子金）、杨穗九（冠英）、岳相如率领，东取怀远、定远、凤阳、蚌埠。在未到怀远时，即有怀远代表刘楚南前来欢迎。取怀远后，向凤阳、蚌埠前进，驻凤阳、蚌埠清军统领社清远率部投诚，收编后，革命军声势益大。这时住在南京的张勋，方和攻城的革命军相持不下，听说凤阳已为淮上军所占，怕切断后路，仓皇搭津浦车北遁。淮上军听到这个消息，即在蚌埠小南山架大炮截击，敌军不能前进，后以敌愈来愈众，混战一夜，张勋乘间逃脱，伤亡极其惨重，到徐州后，只剩数百人。 第二路权养之、段云、洪鼎（振九）率领，出征合肥、六安、霍邱，未至合肥，合肥已宣布独立。六安、霍邱清军均闻风逃跑。“未发一弹，未折一兵”，很顺利地光复了这些地区。 第三路张汇滔、孙多荫率所部西行，先取颍上、阜阳，知府常绍派兵拒战，以兵败遁逃，预伏颍州城内的同志程恩普率众接应，同时亳州、太和亦均派代表迎降。张汇滔使宁隽元守太和；使程恩普率兵由涡阳趋毫州，自己略取蒙城。程恩普光复涡阳后，十月十日兵至毫县，原约投降之清兵统领李钟明突然变卦，程恩普遭到袭击，败退。这时张汇滔因颍州府所属各县已光复，正拟西进豫东，侧击平汉路，支援武汉，不料袁世凯使倪嗣冲侵入安徽。 倪嗣冲（丹忱），阜阳人。初为鲁省县吏，以贪污革职，后为袁世凯荐任河南布政使兼武卫军左翼长。阜阳光复后，他的胞弟倪毓棻及阜阳大地主宁继泰等逃到河南，促他出兵。于是他从周口店侵入安徽，得太和后，探知阜阳守兵很少，急行南下，围攻阜阳。张汇滔坚守，给清军重大打击，倪乃变更计划，利用城内戚友刺探军情，勾结原投降革命军的巡防营内应，开门迎敌，清军入城后，张汇滔还率众巷战，左右护张汇滔突围而出。是役牺牲数百人，仅张汇滔同族就有五十七人殉难。倪嗣冲入城后，更把外地人集中起来，令他们报数“一”“二”，凡口音不同于当地的寿县人都遭屠杀。这时倪已接清廷停战议和电报，但仍违约动兵。 阜阳失守，安庆党人因倪嗣冲违约动兵及其严重暴行，非常愤怒，即组织北伐军，以段志超为司令，管鹏为参谋长，率步、骑七营讨倪。合肥军政分府也派兵一团随同北伐。到正阳关，与第一军柏文蔚部卢慈甫会师，沿颖河，抵阜阳，十二月十日与倪部激战于城东，大败倪军，倪本人退缩城内。次日复开城三路出战，又惨败退回。这时倪嗣冲惶恐万状，屡电呼吁清陆军部与河南巡抚齐耀琳救援。不幸革命军以迭获胜利，疏于警惕，致为倪嗣冲所乘，中途败挫。及再集合兵力，准备继续进攻，因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和议告成，北伐军遂停止作战，使祸国殃民的倪嗣冲侥幸窃据皖北。 三、合肥的独立 辛亥革命前，合肥已有同盟会会员在活动。如吴春阳等组织“合肥学会”兼办城西小学，进行革命宣传。 武昌起义前夕，上海同盟会派孙品骏回合肥。孙到后，即组织武装力量，联络民团及县府卫队，准备起义。庐州知府穆特恩（旗人）闻风先逃，只合肥知县李维源（松圃）还想抵抗，经过说服，李亦接受独立。九月十九日下午，召集大会，由孙品骖主持，宣布独立。公推孙品骖为总司令，成立庐州军政分府，下分民政、巡警、财政、参谋、执法五部。积极推动庐州府属各县独立，并分配兵力，协助北伐。 全省军政统一后，庐州军政分府遂奉令撤销。 四、宿县由假独立到光复 扼津浦路要冲的宿县，当寿县、合肥先后独立时，宿县军阀雷震春（原为清政府江北提督，被撤职家居），为了破坏革命，与当地官绅密谋假独立。于九月十二日，召集各界，以宣布“独立”为幌子，组织保安军，雷自任总司令。原宿州知州李铭楚任保安军执法官。十一月二十日张勋北逃过宿州，他特地跑到车上和张密谈。二十四日夜，他也丢掉总司令的位子跑走了。 雷震春走后，张勋在徐州集合残兵，并勾结鲁军，南来占住宿州。直到十二月二十日，北伐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和粤军司令姚雨平进攻固镇，才击败张勋。经过奋勇追击，二十四日光复了徐州，因南北议和，停止前进。这时宿州才真挂起光复旗帜。 五、芜湖的光复 芜湖是革命党人活动很早的地区，一九〇六年以后，革命同志先后离开，武昌起义时，虽然社会人心激动，渴望速举义旗，但因领导无人，未能发动。及吴振黄从上海、刘醒吾从武汉同时来到芜湖，才积极活动起来。这时寿县、安庆都已宣布光复，清政府的芜湖负责军政人员，有的逃走，有的经联络即表示赞成独立，遂于九月十九日宣布独立，成立皖南军政分府。公推吴振黄（此人因反动，罪恶很多，解放后被镇压）为总司令，刘醒吾为军政部长。 军政分府成立后，即派员光复宁国、宣城、当涂各地，各该员到时，阻力甚少，均次第更换旗帜。 宁国和太平两府光复以后，皖南各县，都传檄而定，只大通一地，为黎宗岳所据，不受政令。到次年二月，黎宗岳才被迫逃走。 在这里，讲一讲讨袁军的发动与失败的问题。 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让窃国大盗袁世凯攫夺了政权，已为人民所不满；袁执政以后，更激起南方各省革命同志的愤怒。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又使人暗杀了宋教仁。孙中山先生即在沪召集会议，主张讨袁。湘、粤、皖、赣、滇、黔、四川各省军民的反袁空气都非常激昂，但因会议意见未能一致，没有发动。 当时江西李烈钧、安徽柏烈武等反对袁世凯杀害宋教仁和向外国大借款最为激烈。袁世凯大借款成功后，一面用重金收买湖、粤、皖、赣军人，一面先发制人，派李纯率北军南下，进窥江西。布置妥帖，即于六月间先后免去李烈钧，柏烈武的都督。 针对袁世凯这样倒行道施，孙中山先生又在上海召集国民党（这时同盟会已改为国民党）同志举行会议，决定兴师讨袁。并派黄兴到南京，朱执信到广东，李烈钧回江西，谭人凤回湖南，龚振鹏回安徽，同时发动。李烈钧七月九日到湖口，七月十二日江西即通电独立，爆发讨袁第一声。黄兴七月十二日到南京，十五日宣布独立。 赣、宁独立的消息传到安徽，人心极为振奋。袁家声、岳相如、张汇滔、范光启、龚振鹏、郑芳荪、凌毅等就在正阳关召集军事会议，以领导无人，会未开成。龚振鹏跑回芜湖，他人也多离开，会议无结果而散，给了倪嗣冲一个进攻的机会。 柏烈武被免职后，袁世凯派来都督孙多森，到安庆没有几天，见群情汹汹，无法抗拒，乃逃之天天。孙多森走后，七月十七日，安庆也树起讨袁旗帜，公推宪兵司令祁耿寰护理都督，积极组织讨袁军。全市人心非常奋发。电灯厂厂长洪忠凯，谋组织青年军，到师范学校登记时，暑假留校学生全部摩拳擦掌地踊跃参加。举此可见一般。（洪忠凯后为倪嗣冲杀害）。 讨袁军正在积极进行活动时，早被袁世凯收买的第一师师长胡万泰嗾使部下柴宝山团兵变，围困都督府，祁耿寰冒险冲出，仅以身免。胡等举刘国栋为都督，刘为日本士官学生，这时受袁世凯命，来皖活动，故被举为都督。不几天，芜湖龚振鹏、管鹏等与胡军战于大通，胡万泰兵败，与刘国栋离开安庆。 袁军的布置：（1）段芝贵沿京汉南下，护卫武汉，进攻江西；（2）冯国璋沿京浦南下，窥取南京；（3）倪嗣冲由颍州东进，占正阳关，断绝南京和徐州的交通。讨袁军也分三路；以南京一、八两师合徐州冷遹第一师沿京浦北上；李烈钧与岳州程潜进攻武汉；柏烈武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指挥皖北各军，扫除倪嗣冲。 柏烈武以皖北事急，从南京先赴皖北，讵到蚌埠仅三日，黄兴急电，促其回南京。这时胡万泰亦跑到南京，表示非柏到安庆不可，柏和胡遂同阵回安庆。 柏到安庆，皖籍党人管鹏、张汇滔等也联翩而至。即委龚维鑫为都督府参谋长，代行都督职权，管鹏为内务司司长，代行民政长职权。正拟仍赴皖北督师，不料宁、赣军情同时发生变化：黄兴离开南京，江西又失湖口，形势极为不利。 讨袁军起，袁世凯即命待机蠢动的倪嗣冲抄袭讨袁军的后路，又加派李辅勋、王明臣两部军队归他指挥。他即从阜阳出动，击败了津浦线卢慈甫的讨袁军；并占正阳关，攻下寿县、六安。由合肥、桐城直趋安庆。这时胡万泰又嗾其部下兵变，进攻督署，柏烈武冒险从督署逃出安庆，回到南京。胡万泰迎降倪嗣冲。袁世凯即命倪嗣冲做安徽都督，为安徽置下一个土皇帝。（巡抚附：李则纲(1891-1977.3.22)，安徽省枞阳县茂岭人。著名历史学家、文史理论家，新中国文博事业奠基人之一。建国后，历任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省博物馆馆长、安徽省图书馆副馆长、安徽省文史馆副馆长等。）
薛卓汉烈士传略（《安徽文史资料04》第29篇）
作者：周新民遗稿 薛卓汉烈士，字云长，共产党员，安徽寿县人。薛卓汉同志思想纯洁，自奉俭薄，饮食粗糙，穿着朴素，但对同志则慷慨接济，常倡议“有饭大家吃，不劳动者不得食”。他好武艺，会拳术，勇于打抱不平。安庆“六・二”惨案爆发时，卓汉同志正在芜湖省立第二农业学校读书，他在学生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发动工人群众，他曾化装黄包车夫，同工人一起进行罢工斗争。他同刘希平等创办职工学校，推选朱子帆同志为校长，他当教员，大力宣传革命理论，培养一批革命青年。曹渊烈士（曾任北伐军“铁军”即独立团一营营长，在北伐中屡立战功，后牺牲于武昌城下）就是该校的学生。后来由于军阀马联甲的压迫，他于一九二三年离芜赴沪，进入上海大学，并参加职工运动。当时寿县孙家在上海开设阜丰面粉厂等企业，寿县农民多往做工，卓汉同志在该厂开展工人运动。薛卓汉参加革命较早，一九二三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知道毛主席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即与裴济华（后改名华夏，共产党员，寿县人）前往学习，受到了毛主席亲自教育。从讲习所毕业后，他于一九二五年冬回安徽，专做党的工作。他将毛主席的思想作风和革命经验向同志们作详细介绍，使大家对毛主席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我在当时能够入党，得到薛卓汉同志的启发和帮助极大。 一九二五年冬，左派国民党安微临时省党部成立，薛卓汉同志任委员兼农民部长，对农民运动做了不少工作。一九二六年元旦，薛卓汉等九十六人为促进文化事业，改革陈腐教育，起草了《关于寿县中山学校发起的宣言》，积极创办中山学校，教育青年。一九二六年冬，薛卓汉同志到大别山区三十三军做了不少工作，历经艰辛。一九二七年春，党组织任命薛卓汉同志为安徽省农民协会主席，主持筹备工作。不久，蒋介石由南昌到安庆，公开叛变革命，一手发动了“三・二三”事变，薛卓汉同志被殴伤甚重，不得不离开安庆。 大革命失败后，曹广华任中共寿县县委书记，在该县正阳关集中八百多支枪，发动长淮起义，后因脱离群众而失败。接着由薛卓汉同志任寿县中心县委书记。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经常奔走皖北各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他准备在寿县城乡发展十一个支部。鉴于城乡间交通不便，敌人封锁严密的情况，他决定以小镇市为中心，成立三、五人的支部。当时已经发展了六个支部，共有四十多名党员。其中两个在城内学校，四个在乡间学校或村庄。同时准备在瓦埠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组织一部分武装进大别山，但是瓦埠地区的党组织，未曾明确依靠贫下中农为基础，而暴动的消息又泄露出去，因此引起了寿县反动政府的注意，他们集中大批武装，从东、南、西三面包围瓦埠，致使敌我力量异常悬殊。在危急关头，薛卓汉同志和县委曹鼎、曹广华、方敦一等，为保全革命武装力量，决定先将一部份党团员及革命群众分散和隐蔽起来，他们自己则携带武器，冲过严寒冰封的瓦埠湖，使瓦埠暴动告一结束。事后他们在党内进行检查，吸取了经验教训，另组成一个游击队，由曹鼎担任政治委员，继续进行斗争。他们先在寿县境内开展游击活动，后逐渐扩大到凤台县境，建立与开展皖北游击区，配合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活动，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为挽救其危机，调集大军围攻游击队，并四处悬赏捉拿薛卓汉同志。一九三一年一月，他刚秘密回家，即被敌人所发觉，跟踪追捕，破门而入，这时薛卓汉同志越墙走脱，由此不能留在寿县工作，乃辗转进入大别山苏区。不料他到鄂豫皖苏区不久，即在革命斗争中与方音（即方运植）同志光荣牺牲。（永济整理）
我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始末（《安徽文史资料04》第16篇）
作者：敏志 （一） 安徽国民党左派在大革命时期坚定地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同盟，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由于这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受到了当时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起核心作用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影响，具有革命的倾向。他们多半服务于教育界，其中包括一部分学生。在安徽学界，反帝反封建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历来占优势，这从历史上说，有其较深的渊源。 远在辛亥革命以前，安徽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倾向提倡实业，兴办教育，当时各重要城市官办或私立的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他们纷纷聘请留日学生或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学生为教员，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方式，一反科举旧制，开始接受新文化，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其中革命色彩最鲜明的要算是“安徽公学”。由于创办人李光炯和卢仲农都倾向革命，所以当时提倡革命的人多荟萃于此。安徽公学与其他具有革命倾向的学校均有联系，还与东京同盟会总部及南京、安庆、合肥等地的革命组织互通声气。所以当时的安徽公学就成了“中江革命之策源地”（《李光炯先生事略》）。 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韩蓍伯在安庆创办“安徽船报”，鼓吹平等自由，他同激进的同盟会员、首任安徽都督孙毓筠合作一致，组织青年军准备北伐。当时同盟会员与韩蓍伯经常在一起的有李光炯、卢仲农、张鸿鼎、史恕卿、朱蕴山、常藩侯等人，在安徽形成了反对封建势力、把辛亥革命进行到底的一股力量。可是，在都督孙毓筠去职以后，韩蓍伯突遭暗杀，安徽新兴的革命势力遂受到一次挫折。 在“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安微进步的国民党人分别在言论界、教育界进行活动，以朱蕴山主持筹办的“评议报”为活动中心。从“六二”学潮到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到驱逐李兆珍，到殴打猪仔议员等一系列的壮烈的政治行动，他们都密切联系各学校的革命青年，坚决同腐朽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为了充分发挥国民党左派的作用，在客观上需要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之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二） 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组织，根据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致力于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许多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起到领导核心作用。在安庆、芜湖两地自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的秘密组织起，即有秘密的国民党组织，“民校”是当时地下国民党的代称。最初每个青年团员几乎都兼跨“民校”。据安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统计，该市当时共有团员二十三人即有二十一人参加“民校”。芜湖市一九二四年五月登记，共有青年团员四十六人即有三十人参加了国民党。因此党领导“民校”的工作是通过党员、团员参加它的领导核心来实现的。据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安庆团组织给党中央的信称：“现一师‘民校’，尚能如愿改组，较为顺利。所有改选职员大多亦不出本支部同志意识之范围。”“此次‘民校’改选人员除一、二较为接近于吾等之非（党）同志外，余均以同志充之，使‘民校’事务为我们同志所指挥。” 一九二四年初，国民党左派深感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所以各市各县都从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入手，逐步建立市县党部组织。最先组织党部的，是芜湖和宿县，其次是安庆，随后继续组织的，有铜陵、寿县、郎溪、合肥、盱眙、滁县、绩溪、风阳、英山、贵池、宿松、潜山、桐城等三十余县。其中大部分为共产党员所领导，当时全省国民党左派约有党员一千七百余人。 安庆市党部常务委员周骏，委员有郭士杰、许杰、张浩然、方蓝轩、李竹声等。下辖三个区执行委员会和江南区执行委员会。 芜湖“民校”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先后由李宜春、李克农、王坦夫、杨士彬、周范文、钱杏邨等负责，下辖三个区党部。 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建立，是在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这次大会安徽的代表为黄梦飞、沈天白，朱蕴山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会上柏文蔚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闭幕后，由朱蕴山等提名推荐、国民党中央任命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藩侯、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等九人为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一九二六年春季，朱蕴山返皖，邀集光、周、沈等在安庆邒家坡成立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推举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为常务委员。 安徽国民党左派各级组织建立以后，迅即领导了全省人民开展支援五卅运动的斗争、支援北伐战争，支持学界反对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斗争，以及同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斗争，较好地发挥了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积极作用。 （三） 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左派组织，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领导核心，胜利地开展各方面工作，推动革命运动发展，引起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等一切反动势力的仇视，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打击、镇压。国民党左派组织是在不断地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中前进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以管鹏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眼看左派省党部即将成立，擅自在省教育会召集原来的国民党员三十四人开会，非法决定抢先组织所谓“临时省党部”，并派陈紫枫、万心斋到上海反动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接洽。同年三月公然在宣家花园十三号也挂起了“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牌子。这种无耻行为，激怒了左派和广大学生群众，结果由舒传贤率领一批进步青年到宣家花园十三号把右派挂的牌子砸了。并电请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予以否认这个非法组织，管鹏也闻风逃走。 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盘踞安徽的军阀陈调元对革命势力进行镇压，捕杀国民党安庆市第一区党部常委，共产党员杨兆成烈士，省临时党部为安全起见，将党部由安庆迁至上海，在旧法租界马浪路景益里暂设办事处。省临时党部在迁沪后即去电国民党武汉政府，保荐常藩侯为安徽宣慰使，回皖相机在旧军队进行策反工作。常就职后就同周新民等，经桐城到达太湖策动了陈雷所辖的一个团宣告独立，陈调元得知后派重兵来袭击，常等随陈雷部退驻黄梅；同时派朱蕴山、沈子修二人，由六安而霍山，与沈子修弟沈子臣晤商策划马祥斌的部队独立。事泄，沈子臣等遇害。 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攻克武汉，安徽临时省党部迁往汉口联堡里，委派周范文为党务特派员留驻安庆，同留在安庆的许杰、高纯一、葛文宗、郭诚淑、姚佐元、顾纯等人一起，采取隐蔽方式，继续坚持斗争。 一九二六年底北伐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安徽，军阀陈调元亦已归顺北伐军。一九二七年二月，省党部即派周新民返回安庆，准备党部公开的工作。与此同时，安徽总工会负责人舒传贤，省农协负责人薛卓汉、王绍虞等相继返皖。其后不久，临时省党部大部分负责人也随北伐军先头部队返抵安庆。 在芜湖，一九二七年二月下旬，周范文以省党部特派员的名义由安庆到达芜湖，参加了芜湖市党部由地下走向公开的筹备工作。一天清晨，天刚亮，百余名国民党员浩浩荡荡奔赴大马路，进占了豪绅陶玉堂的商品陈列所，市党部公开办公了。在市党部公开之后，芜湖县党部也随之公开。那时武汉政府发表陈调元为三十七军军长，王普为二十七军军长，陈、王在江岸举行就职宣誓典礼，曾邀请市县党部派员去监誓。 一九二七年六月，北伐军二十七师师长杨杰和政治部主任李世璋率部到芜湖，万民欢腾。政治部秘书召集芜湖旧有的各机关人员会议，告诫他们须接受党部的指导，听候改组。经过这次会议，市党部威信大增，平时遭受官绅迫害的民众，纷纷向党部递送诉状。与此同时，芜湖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亦相继成立，在农村，万春圩、麻铺圩一带农民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租抗税斗争，吓得大土豪潘伯和等纷纷逃出芜湖。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旬，安徽临时省党部由武汉迁回安庆，发出通知，定期召集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四） 正当省党部积极筹备召开全省第一次党代会，革命形势顺利开展的情况下，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由江西来到安庆，指使特务杨虎收买地宿流氓组成“敢死队”，先是在二十二日下午将省党部常务委员光明甫殴伤，接着于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唆使暴徒四、五百人携带刀棍等武器蜂拥而上，将省党部和省总工会筹备处、省农协筹备处等机关、团体的门窗、家俱、衣服什物捣毁一空；将代表薛卓汉、严子敬、刘剑冰、王昌焕、胡浩川等打得遍体鳞伤。省党部被捣毁后，当晚即由胡浩川、周范文等起草通电，向武汉国民党政府报告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反动行径。 四月上旬，党部除留周新民、童汉璋等在安庆，留钱杏邨、胡浩川等在芜湖，主持善后工作外，其余的负责人及各地代表搭乘专轮离皖，到武汉继续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有关政治决议，正式成立了省党部，新选的执行委员，除原有的临时执委九人外，还增补徐谦、王龙廷、高一涵、李宜春、张从吾、章伯钧等十几人，其中有半数是共产党员。当时执委会推选光明甫、朱蕴山，沈子修任常务委员，张从吾任组织部长，高一涵任宣传部长，周新民为秘书长。 从“三・二三”事件以后，到“四・一八”以前的近一个月中，安庆、芜湖全市和其它各地党部为自色恐怖所笼罩，负责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打伤，整个安徽变成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更为黑暗，国民党左派不得不转入地下工作。“四・一八”以后，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更加残酷，首先通缉光明甫、沈子修、朱蕴山、薛卓汉、胡浩川、朱子帆、周新民等一百多人。巢县县党部负责人方诚，宿松县党部负责人徐文藻、钟国汉、吴宝田，太湖县党部负责人戴天，潜山县党部负贵人余大化、范笑山、柳文杰、余良鳌等均先后被捕牺牡。一九二八年一月，芙湖反动派查获“互济会”的一份名册，即大兴党狱，搜捕了王绍虞、甘天沐、鲍玉兰、甘良媛、宫成栋等四十多名共产党员，王绍虞同志解往安庆后牺牲。至此，国民党省党部被迫解散，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安徽亦由于蒋介石的背叛而遭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