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厂焕新姿——芜湖火柴厂的创立和发展（《芜湖文史资料1》第015篇）
作者：潘维浩 清末民初，芜湖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在当时的社会潮流影响下，曾由开明士绅和地方商贾先后集资兴办一些初具规模的机器工厂。如：芜湖明远电灯公司、芜湖益新面粉公司、芜湖裕中纱厂等。兴办这些工厂，为“振兴实业，挽回利权”，起了积极作用。我省第一家火柴厂——芜湖大昌火柴公司。在1920年也应运而生。 火柴厂的创立经过 （一） 芜湖大昌火柴厂创立于1920年7月。由当时芜湖实业界闻人吴兴周发起，邀同行开明士绅濮秋丞、崔亮功、徐仕桐、张亮功、潘伯和等人，并借助于地方军政首领马联甲（皖南镇守使）、余南（芜湖县知事）的势力，集资组成大昌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吴兴周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徐仕桐任厂长。公司股金总额为银元10万元。设立大昌火柴厂经营火柴生产。产品牌名为“松老牌”安全火柴。厂址选定在芜湖东郊青弋江畔的大砻坊。建厂设计系聘请日本技师松岛主持。设计的年生产能力为安全火柴2万件（每件1440小盒）。厂房及仓库建筑面积为砖木结构2千m2；建筑形式为庙宇式。车间矮小，空气阳光不足，劳动条件差。主要生产设备有手摇式排梗机（俗称大车）4台，其他辅助设备有卸梗机三部、刷磷台一座，装盒、打包等工艺，则全部为手工操作。职工230人。1920年底试车生产。 （二） 1921年起，大昌火柴厂正式开工生产。由于管理不善，原材料供应不正常，以及技术力量不足，设备维修保养不善等因素的影响，年产量达不到设计能力2万件的要求。后经多方组织原材料，并增添排梗机6台，年产量一度达到2万件。但终因火柴质量不够稳定，浪费漏洞大，到1926年，经营亏蚀已达6万元。因此，部分股东要求退股。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冲击着军阀、官僚们的利益。一些财力较厚的股东亦不愿增资，使企业濒于停产。后经股东徐仕桐出面维持，另行集资，并将该厂改名为大昌明记火柴厂继续经营。在徐仕桐主持下，勉力维持残局约4年。在这段时间内，工人们曾因工资待遇过低，难以维持生活，要求增加工资，开展了罢工斗争。这次罢工因得到共产党员王绍虞的协助而坚持下来，经过与资本家反复较量，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由于管理不善，产品又缺乏竞争能力，以致经营情况每况愈下，职工人数逐年减少，到1931年间，仅剩下170人左右，火柴年产量一直徘徊在1一1.3万件之间，不断出现亏损局面。徐仕桐已无能为力，也无意继续维持。 1932年初，大昌明记火柴厂将要停办的消息，传到苏、沪一带号称“火柴大王”的资本家刘鸿生处，刘认为接办该厂有利于减少同行业竞争对象，即派人与徐仕桐接洽。经商定由刘将该厂厂房、设备全部承租下来，投资经营；厂名及产品牌名均保持不变。双方达成协议后，刘即接办了这个厂。在原有生产工人的安排上，保留一部分技工和操作熟练的工人，辞退一部分辅助工；另从上海迁来一部分工人，使职工人数恢复到200人以上。在刘接办的五年左右时间内，年产量始终保持在1万件的水平，形成一种维持的局面。 （三）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入侵我国。1937年12月芜湖沦陷后，日本人住野松平，韩人孔秋亭等伙同汉奸龚纶甫、郑又新等人侵占了该厂，改厂名为大昌和记火柴厂，利用原有厂房、设备继续经营。几年中，因多数工人不愿为日本人生产而陆续离厂，职工人数已减少到100人左右，年产量下降到几千件。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大昌和记火柴厂划为敌伪财产，由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建设厅接管，改名为安徽省芜湖火柴厂，产品牌名改为“长江牌安全火柴”。从而使该厂由敌伪资本转变为官僚资本。建设厅先后派秦耐寒、崔冬芳二人为驻厂专员，主管生产和经营。由于反动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得人心，生产不断下降，工人生活日益贫困，迫使多数工人陆续离厂。到解放前夕，只留下无处投奔的职工56人，主要设备排梗机只残存4台，且因产品质量低劣，销路不畅，全厂陷于停顿状态。工人流离失所。 （四） 1949年4月，芜湖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军队望风披靡，四散溃逃，大肆掠夺。坚守在该厂的52名工人奋不顾身，主动肩负护厂任务，才使残存的厂房、设备及一些原材料未遭破坏。芜湖市军管会成立后，于同年五月一日，指派张宏同志为军代表，接管了这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资本企业。从此结束了大昌火柴厂风雨飘摇的局面。 建国后的新发展 （一） 一九四九年五月军代表张宏同志接管该厂后，依靠全厂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积极协助，在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内，即顺利完成了接管的各项工作。随即组织生产、开工试车，到四九年底，已生产火柴捌仟捌佰件。五零年初，上级确定该厂隶属于“皖南企业公司”领导，并指派张宏为该厂负责人，留用人员崔冬芳为经理。按生产分工，设置理梗、排梗、油灶、药灶、烘房、拆梗、装盒、包封，以及梗片等九个部。在生产逐步恢复的情况下，职工人数到五零年末已增加到壹佰叁拾捌人，火柴年产量已增加到二万肆千叁百件，并开始盈利壹万贰千伍百元。五一年，这个厂划归“皖南公营工矿产销部”领导，同年捌月又划归“芜湖市工商局”领导。正式命名该厂为芜湖市公营火柴厂。任命陈详甫同志为厂长，王书堂同志为党内负贵人。经过整顿，进一步提高了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发挥了生产积极性，火柴年产量达到了叁万陆千肆百件，利润总额增加到陆万壹千柒百元。五二年，这个厂的组织机构进一步作了调整，加强了领导，成立了党支部，由王书堂任书记，姜溪同志为第一厂长，陈详甫同志为第二厂长，健全了工会和共青团组织、调整和充实了行政生产指挥机构，国家也拨给基建资金陆万柒千陆百元，扩建厂房、仓库、增加必要的生活设施。全厂已由接管时不足贰千平方米增加到贰千玖百贰拾平方米。这一年的火柴年产量已增加到叁万捌千件，利润总额也增加到柒万壹千捌百元。年终的职工总数已达贰百零伍人。同时，还进行了职工劳动保险登记，职工开始享受劳保待遇。 （二） 该厂在第一个五年划计期间，企业的面貌大有改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旧状态已不复存在。企业的党组织由原来的党支部扩大为党总支部，团组织也扩大为团总支部，工会组织进一步健全起来，行政管理机构也作了调整和充实，设置了制造、成品、机修三个车间。职工总数已增加到陆百贰拾贰人，主要设备如排梗机、拆梗机、油药连续机、刷磷机、理梗机、磨磷机、球磨机、以及机修通用设备等也都相应增加，基本上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国家对该厂基建投资累计为伍拾陆万贰千伍百元，全厂建筑总面积已扩大到壹万贰千玖百零伍平方米，比接管时扩大了陆倍多，这一期间，上海公私合营中国火柴厂内迁芜湖与该厂合并，改名为公私合营芜湖市火柴厂，充实了设备和技术力量，生产班次由原来一班制改为两班制。到五七年，火柴年产量迅速上升到贰拾陆万伍千贰百件，比解放初增长了叁拾点壹倍。利润总额五年累计共达一百叁拾陆万玖千肆百元。 （三） 进入五八年后的两三年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暂时出现了曲折，该厂的生产也受到了影响。这时原材料缺乏，广大职工纷纷献计献策，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及时试制成功松木梗子，解决了东北椴杨木梗枝供应中断的问题，保证了生产继续进行。这项措施虽属一时权宜之计，但对解决当时市场火柴供应奇缺，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为了彻底解决椴杨木梗支供应问题，省轻工业厅决定将屯溪梗片厂迁来芜湖并入该厂，正式设立梗片车间。并报经中央轻工业部批准，按该厂的生产计划，保证供应东北的椴、杨木材，正式开始自制椴、杨木梗枝，从而使这个厂形成为一个颇具规模、配套生产的中型火柴厂。 这一期间，该厂的隶属关系也有所变动，六一年由原属芜湖市轻工业局领导划归安徽省轻工业厅领导。厂名先后改为芜湖敦煌火柴厂、安徽省芜湖火柴厂。从五八年到六五年的八年中，最高年产量达到叁拾贰点一万件，最低为贰拾伍点玖万件。平均达到贰拾玖点陆肆万件。最高年利润为柒拾陆点捌玖万元，八年累计达到了二百捌拾二点捌捌万元，产品质量稳定在一级品标准。产品销售额已占全省销售地区百分之陆拾以上，除主要产品芜湖牌安全火柴外，还试制和生产了一部分高、中档火柴，如敦煌火柴、抗风火柴、信号火柴等品种。畅销各地，受到用户好评。 （四） 十年动乱中，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被打乱。由于该厂多数职工能以主人翁思想坚持上班生产，使火柴生产基本维持下来。在六六、六七两年里共生产了火柴贰拾伍点柒一万件，火柴质量尚能稳定。六八年以后，该厂党、政、工、团组织，以及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逐步恢复，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开展了技术革新活动，把原来的筛梗、理梗、烘干、沾油、沾药、烘干、卸梗等多道工序，改革为单机连续生产，采用了火柴自动连续机，提高了工效，降低了劳动强度，节约劳动力。使生产机械化、半自动化程度逐步得到提高。到76年火柴年产量已达到34.5万件，产品质量保持在一级品水平；试制和生产了腊梗火柴，投放市场后，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十年的利润总额累计达到451万元。 （五）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厂职工，受到了极大鼓舞。从七九年起，生产迅速上升，开始突破年产肆拾万件火柴大关，创造了历史新纪录。 进入八十年代后，该厂认真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立起全厂质量检查网，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工作，全面使用火柴自动连续机械化生产，采用上梗连续性电子自动控制；推行厂部、车间两级经济核算和百分制计奖方法，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近两年，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抓紧企业整顿工作，进一步完善经济责任制，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劳动纪律，使企业素质有所提高，经济效益明显改善。 八三年火柴产量已突破五十万件大关，盈利一百零五万元，尤以新试制的寓言牌蜡梗火柴，获得轻工业部授予优秀产品的光荣称号；黄山牌旅游火柴亦被选为我省赴港展销的产品之一。 芜湖火柴厂，现已成为我省同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全厂上下，同心同德，锐意改革，满怀信心地为实现本世纪末工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而努力。一九八四年八月
松柏长青友谊永存——忆胡志明主席在芜湖的感人事迹（《芜湖文史资料2》第04篇）
作者：周暮樵 胡志明主席在中国的山山水水留下了难忘的足迹。他一生热爱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地为增进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我每次到黄山，总爱在景色壮丽的“人字瀑”前，和国际友人一起凝视“观瀑亭”三个大字，不禁留连忘返，浮想联翩。这三个大字是胡志明主席在二十年前游黄山时亲笔题写的，凝聚着他对中国人民“同志加兄弟”的真挚情谊。还记得就在那一次胡志明主席上黄山之前，途经芜湖小住，留下了许多热爱中国人民的事迹，他用他那感情的浓墨彩笔，写下中越友谊史上光辉的篇章，刻在江城人民的心坎上。那次我作为芜湖市副市长幸福地被派在胡主席身边随侍接待，耳闻目睹，感受极为真切。 一九六五年夏天，胡志明主席以极其兴奇喜悦的心情，接受我党中央的邀请，前来我国休假，欢庆他七十诞辰。他从南宁沿途游览，到达长沙，由董必武同志、伍修权同志陪同乘专机直飞芜湖小住，然后转赴黄山。这天上午十时左右，专机降落在湾里机场，到机场迎接的，有省、地、市负责同志李葆华、张恺帆、朱农、李文英等同志。胡主席神采奕奕，笑容满面地走下飞机，与欢迎同志亲切握手问好，显得十分高兴、愉快。他白发银须，讲一口带两广口音的中国话，穿越南民族式的上衣，咖啡色绸裤，长仅过膝，拖一双木屐似的鞋子，见人合十躬身施礼，非常谦逊。若非服装差异，简直是位中国老人。听陪同的外交部同志说：胡主席在长沙临上飞机时和董老说：“中国的和平原子弹爆炸了，我在这个和平的空中航行，特别感到愉快。”是的，他把愉快也带到了芜湖，感染了我们，使我们就象迎接自己的亲人长辈一样的欢乐。 胡主席乘车离开机场来到铁山宾馆，一下车不进房间，就要登赭山，一览江城景色。我们说：“主席长途飞行，劳累了，请先休息一下。”胡主席笑呵呵地说：“一点不累，比起董老，我还是小弟弟哩！芜湖我久已闻名，现在就去，先睹为快！” 江城夏季，赭山掩映在青翠浓荫之中，杂花生树，芳草鲜美，清香阵阵，沁人心脾。胡主席和董老一路谈笑，率先健步攀登，直上山巅的爱晚亭，豁然江天开阔，云淡风清。胡主席豪情满怀，披襟当风，纵目四望，浩荡大江，滚滚东流，巍巍群山，隐隐耸崎；市区高楼栉比，烟肉林立；郊野平展，田畴纵横，绚丽多彩的江城景色，尽收眼底。只见胡主席笑声不绝，频频和董老指点交谈，赞赏不已，显得非常高兴。赭塔晴岚，镜湖明眸，也似在摄下他的音容身影，显得格外光彩。 胡主席生活简朴，住在宾馆，爱惜一草一木，如同住在自己家中一样，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中午，我们备了江城地方风味的菜肴，请胡主席吃饭，董老、伍修权同志和省地市负责人陪同胡主席一席，我陪胡主席的一位年轻的秘书和其他中国随行同志一席。胡主席只喝点红葡萄酒，和董老浅斟细酌，杯酒谈心；我们这一席却开怀畅饮安徽名酒，觥筹交错，笑语声喧。胡主席敬了自己席上的酒，又举杯到我们席前陪酒，略一沾唇，便说大家好，并且招呼他的秘书说：“尽管主人盛情好客，你也要少喝一点啊。”秘书含笑点头。吃饭时，服务员同志为胡主席盛饭，他推辞，自己拿了饭碗，说“谢谢，我‘自力更生’，自力更生的政策就是好！”引得董老他们一阵欢笑。午餐后，伍修权同志告知我：“胡主席说午餐菜饭太丰富了，晚餐就搞简单一点。”晚餐后他又告知我：“明晨早餐只备霉干菜、豆腐乳、炒青椒三样，别的不要。这是胡主席点的菜”。夜间，胡主席自己熄灯就寝，半夜又起来关熄走廊的灯。还对值夜班的服务员说：“有一盏路灯就行了，电力宝贵，该节约呀！”他老人家这些勤俭节约的美德，使人感动，也给人以教育，多么令人钦敬！ 使我最难忘的，是他老人家把中国视作第二故乡的无限热爱之情。晚餐后，他和董老在餐厅前的庭园里散步，然后对坐在一株长青树下的假山石上谈天。我们到他们面前，许多服务员同志也围拢送茶点。我们说：“主席坐在这里，热吗？”胡主席非常高兴，笑指着假山风趣地说：“不要喊我主席嘛，我是老游击队员，回到老根据地打游击了，还怕热吗？”言简意赅，笑声中饱含着深情。他是把中国人民几十年如一日对越南人民革命事业的大力支援，随时随地都挂在心上，一刻也没有忘怀。 我们随即请胡主席到宾馆小礼堂，观看为他举办的专场文艺晚会。演出一结束，他就走上舞台向演员致谢，并转身高举双手，大声说：“我来指挥，大家合唱‘东方红’”！他挥手打拍，放声高歌，他的满怀激情，和大家的歌声融汇在一起。刚一唱完，他又高声说：“再来唱一个‘社会主义好’！”顿时歌声嘹亮，台上台下，一片沸腾，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我们饮佩他把中国歌唱得如此的纯熟，感谢他对中国人民如此的深情！ 次日上午九时，胡主席由董老和伍修权同志陪同驱车上黄山了。他在宾馆门前，和为他送行的每一位同志亲切握手，双手合十施礼告别，然后依依不舍地登车，缓缓驶去。江城有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待了他，虽然来去匆匆，但他光辉的形象，热爱中国的真挚感情，恰如松柏长青，友谊永存，给江城留下不可磨灭的怀念。 现在，胡志明主席与世长辞，已经十七年了。虽然越南上空笼罩着乌云，但我们相信，乌云必将被和平浪潮驱散；胡志明主席生前所热爱的中越友好之花，必将在亲如兄弟的中越两国人民心中盛开，任何腥风血雨也是摧残不了的！
作者：吴仰生、何荣铨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王稼祥铜像揭幕典礼在安徽省芜湖市王稼祥纪念园隆重举行。中顾委副主任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受中央委托，专程来芜参加揭幕典礼。 王稼祥的铜像座落在芜湖市第十一中学内的狮子山顶。像高一点一米，宽零点九米，其座基高二点一米，四周松柏挺拔，鲜花锦簇。铜像右侧是王稼祥生平事迹陈列室，丰富的资料向人们展示了王稼祥同志不平凡的一生。 一、一个胸怀大志的中国少年 王稼祥，一九〇六年八月十五日生于安徽泾县西乡厚岸村一个小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父亲王承祖在南陵弋江镇先后入股经营过当铺和油坊，长期在彼谋生。母亲心地善良，为人实在，常常尽力帮济穷人；母亲对稼祥管教甚严，儿子亦不负母训，自小爱人，有礼貌，讲文明，从不跟人吵嘴打架。母亲文墨甚好，爱读《三国志》、《水浒》一类书籍，常常灯下教子，使聪明过人的王稼祥从小养成爱看书的习惯。 稼祥七岁时，就读于本村柳溪小学（现为厚岸小学），小学的前身是东台书院，倚山傍水，环境幽静，且师资很强，学风良好，从高年级起即开设英语课，每周达六节之多，由安庆圣保罗教会学校毕业的查文梅任教。王稼祥各科成绩优异，英语尤为突出，考试常得第一。山区夏夜多蚊，他常在东厢房挑灯夜读。王稼祥一生好学即始于此，在其后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学习和思考似乎成了他生活的第一需要和最大愉快。从五十年代起，他就住在中南海，那儿的文化生活很活跃，怀仁堂、西楼、春藕斋、紫光阁和小礼堂等处常有电影和舞会，但他除了偶然看看电影外就是埋头读书。毛泽东同志曾感叹地说：“稼祥这个人哪，不喜好玩，不爱出风头，工作做了不少，很能思考问题。” 稼祥少年时长得头大、额阔，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忏和尚”绰号。他并不介意，往往报之一笑，最注意的是自己的所做所为，于是“忏和尚”便成了伙伴们心目中的雅号了。稼祥家在当地可谓殷富，他却爱穿粗布衣服。他尤好整洁，衣裳乃至书籍、文具从不留污点，深受长辈和同学敬重。村上有一个大他十岁的青年查谦，学业精进，留学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父亲常以此教育儿子，稼祥回答说：“大丈夫誓当如斯，我辈未必就不能超乎查谦之上！” 一九一九年，他小学毕业后又在本村读了两年私熟，攻读古文，很多国学精萃皆能背诵，为他的语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稼祥十六岁时（一九二二年）离开家乡就读于南陵县乐育学校（现南陵县城关一小）。这是一所由圣公会办的教会初中，学校除了开设算术、自然、中国地理和英语等一般课程外，还有宗教课。课本有不少是英文版，教师教这类课文用英语讲授和提问，稼祥的英语口语能力因此逐步提高，在班上成绩突出。他的父亲一心望子成龙，但又怕时局不稳，儿子卷进学潮闹事，便让他就读自家店铺附近的教会学校，以便管束住稼祥。岂知乐育学校在稼祥入学的第二年就发生了学潮，学生一怒之下烧了教堂。 乐育学校的所在地南陵离芜湖不足二百里。党的一批早期党员张秋人、高语罕、沈泽民、薛卓汉等人，都曾在芜湖传播过革命思想。一九二二年一月，芜湖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不久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青年学生中进行了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播下了革命种子。一九二一年初，恽代英同志身背小包，脚穿草鞋，分别在赭山五中和芜湖二农作了题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二十一条》的演说，号召学生“到社会上去，到民间去。”在他的号召下，师生们自动上街检查和焚烧日货，在全市范围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群众运动。其后，芜湖各校纷纷创办各种夜校，帮助工人、店员及其子弟学习文化，灌输反帝、反军阀的革命道理。 芜湖学生运动和乐育学校教堂的被烧，点燃了王稼祥心头反对奴化教育的爱国之火。他拒绝基督教的入教洗礼，想到芜湖上学，接受新思潮的熏陶。一九二四年，他以优秀的成绩免试升入芜湖圣雅各教会中学高中部。 他进校没几天就给小学同学好友王柳华写信：“……故乡已别，学校复现，那高高的西式楼房，还是巍巍地屹立在狮子山巅。我想我们到学校来，也无非是想得点知识，求点真理。若说为饭碗，而离开这亲爱的家乡，那恐怕不值得吧？” 他目睹国势日危，关切民族独立，犹如雄狮在狮子山巅呐喊：要做“二十世纪的新青年”，“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 二、二十世纪的新青年 创办于一九一〇年的芜湖圣雅各中学，在王稼祥入学时有四至六个班级，每班六十人左右，共有学生二、三百人，中外教员各占一半，校长、牧师都是美国人。学费很贵，每人每年收一百元。但穷苦子弟不仅可以申请减免，而且还供膳食，此外，学习成绩优良者，毕业后还由学校保送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但条件是必须信教！ 十八岁的王稼祥各科成绩突出，宁愿交纳每年一百元的学费而拒绝入教，因为他有自已的理想。 芜湖长街有一家科学图书社，专门出售进步书刊，王稼祥常常利用有限的课余时间出入其店，购买进步书刊，珍藏于枕套，躲避校方的查禁，秘密阅读。 不少穷苦学生为了读书违心地信教，但对稼祥很佩服。不过当他们看到稼祥曾通霄达旦地读完了瞿秋白的文章《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时，有些同学便觉得这类理论书没味道，对他的举止很不理解，稼祥说：“怎么没味道？看了叫人明理开窍，不就是味道！” 自学了很多进步文章的王稼祥，开始分析周围的一切，尤其是自己熟悉的青年人。他立志为谋求人类的幸福，去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给好友王柳华的信中说： “我们村里在外读书的人也不算少了。不过这些人，不光无益于乡村，反而有害，这话怎么说呢？你看，到了寒暑假的时候，在外边读书的人们回家了，他们不是赌就是乱闹。这样，还能得到乡村人的信任吗？还有改造乡村的可能吗？唉，痛心的很！柳华呀！自命为先党的青年，而有这样的举动，怎能不令人伤心呢！柳华呀！你和我还算没有染者这种坏习气，愿以后保持这热血沸腾的赤心，去一改旧习，那才不愧做个二十世纪的新青年呵！请你不要笑我说大话，这都是我良心上不能不说的话呵。” 稼祥在六十三年前的慷慨言辞，很值得八十年代的我们深思，打麻将成风，赌博成灾，乃我们的不幸啊！ 王稼祥没有“说大话”，于一九二四年底他掀起了学校中罢考的风潮，这是他进行爱国反帝斗争的初步尝试。 一九二五年，他“阅读了图书馆所有的有关社会科学书籍以及在书店买到的《新青年》、《响导》和《中国青年》”。这一年，他十九岁，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在爱国反帝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了。 圣雅各这样教规森严的教会学校也闹起了学潮，一向文静好学的王稼祥竟是带头人之一，这使他的父亲王承祖震惊万分，这时，稼祥小学时的英文老师查文梅喜爱稼祥的品学才貌，要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他。王承祖一心要管束住儿子，趁稼祥寒假回家，在一九二五年春节威逼儿子与查端玉成婚。 稼祥拒绝与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结婚，小心地指出父亲这样做完全是旧礼教、旧思想。父亲动员了稼祥的叔伯姑婶以及两个姐姐，轮番劝他服从父命。最后迫使他就范的是母亲的眼泪。她既同情儿子，又难违夫命，整天不思茶饭。“无情未必真豪杰”，为了母亲，稼祥成了几千年旧礼教的牺性品。 回校后，对于这次婚姻，他万分痛苦，认为“没有恋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罪恶的”。他写了一封信给父亲说：“我要解除包办婚姻”，他以为总可以收点效果，哪知反招纠纷，堂叔惠周听到这信的内容，立刻写信把稼祥父亲大大地谴责了一番，又讲了王稼祥的许多不是；不过王稼祥也回了一信，大大地辩驳了一下。 王稼祥写信给王柳华历述包办婚姻的祸害，决意挣脱封建枷锁，但他又同情大自己两岁的查瑞玉，认为“在今日的社会，妇女被离弃了以后，是极痛苦的。嫁人吧，没得人要；自立吧，没得能力。”他在准备抱“独身主义”抗议封建礼教的同时，也不无痛楚地关心端玉，说“离婚后，她的生活，我仍然是要代为维持的。在名义上，她还是个未被离弃的女子，可以不致招旧社会的苛斥。在生活上，她有了我代为维持，也不致有什么困难。她假若愿意再嫁，我自不干涉，她能独立，我自不多事。这是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和方法。” 查瑞玉于一九二五年冬产后病逝。 生活的坎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并未使王稼祥屈服。他曾为自己的不幸婚姻痛苦，又逐渐地为同代人的命运痛苦，将目光、将身心投向社会和政治，下面是他给王柳华信件的内容： “自然对人的不平等，夫复何言。我不是堂堂的人吗？为什么落入这可恶的环境呢？……” “你不赞成我独身。不错，我自已也不赞成独身，但是自已的环境和社会的制度，把我逼上这条路，不由得我不赞成了。你看社会阶级多么悬殊，经济制度多么恶劣，他们把人类的自由幸福剥夺尽了。富者骄侈，贫者凄楚，你若没有势力和金钱，你站在社会里是危险极了。……” “要我不顾廉耻，抛弃人格。到社会里去鬼混，我又安心不下。……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了。” 一声长叹“唉”！深刻而形象地反映了十九岁的稼祥将革命作为终身寄托的思想过程。稼祥并非盲目“说大话”，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庄重宣告的。王稼祥勇敢地走向斗争的前列，从此厉行革命，终生不渝。 三、王稼祥和芜湖爱国反帝学潮 圣雅各学校规定“神学”、“圣经”为必修课，不管教徒或非教徒，礼拜天一律进教堂做礼拜，饭前、饭后要祈祷，考试又极其严格。除寒暑假外，平时一律不准外出，不准男女学生在一起交谈。校方与家长建立了通讯联系，学生稍不如意，立即写信告诉家长，促其管教。这些所谓严格的校规，曾赢得一些家长的称赞。学生中除一小部分人甘当“好学生”外，大部分人不满意校方这种严格的管教。 一九二四年底，学生为了表示这种不满，曾拒绝参加期终考试，不进考场。初步显示了学生反帝、爱国、团结一致的力量。但是这一学潮，毕竟还是自发的、盲目的、没有很好地组织行动，经不起校方软硬胁迫，不久，学潮便消声匿迹了。当时校方对学生采取的手段是：一方面宣称即日起进行补考，补考及格者继续升学，否则开除学籍；另一方面，又暗中降低试题标准，让大家都能得到及格，这样，学生就陆续被其分化了。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芜湖各界人士齐集于十三道门召开追悼大会。王稼祥和其他进步师生不顾校方多次禁令，冲破副校长庇得斯等人的阻拦，在校园内隆重举行悼念孙中山先生大会。深受同学们拥戴的稼祥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并在悼念会上讲演。 稼祥平时文质彬彬、沉默寡言，讲演时却激情奔放、极有感召力，使同学们格外惊叹和佩服。他说： “我们为什么要悼念中山先生呢？为什么对他的逝世感到如此之悲痛呢？是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吗？是因为他当过临时大总统吗？不是。古往今来，多少个去世的大人物，多少个去世的政治领袖，并没有赢得人民的敬仰和拥护，人民并不悼念他。而中山先生，却有全国上下群众为之哀悼，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为我们民族的自由独立，为国家的富强昌盛，坚强地奋斗了终身，他为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中国之改造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为人民造福的人，才是最伟大的，才能得到人民真诚的拥戴和敬服！……” “中山先生的遗言讲得很清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们奋斗什么呢？革命要革什么呢？中山先生在他的《北上宣言》中讲了，就是对内要推翻军阀，使曹（锟）吴（佩孚）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承之人；对外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要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远绝迹于国内！……“ 从听众的热烈反应中，稼祥也感到自己具有出众的口才，能将自己的真情实感乃至政治见解感染听众，从而更加坚定了改造中国的决心。四月二十四日，芜湖各界举行追悼中山先生大会，恽代英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表的名义赶来作了长篇演讲，他指出教会学校是奴化教育的基地，号召青年们奋起教国，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统治。大会结束时，各界列队退出会场后，形成了一次颇为壮观的游行示威。 稼祥和圣雅各中学师生组成的队伍，一路高呼口号： “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收回教育自治权！”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 “团结起来，奋斗救国！” 过了十几天，又逢“五・九”国耻纪念日，稼祥又和同学们停课一天，列队走出校门，汇入全市各界的爱国洪流。 “五・九”国耻日的示威游行是芜湖爱国反帝学潮的爱国日。斗争先在石桥港圣雅各初中开始。自十一日晨，全校大多数学生拒绝作祷告；“十三日晚祷告，全体顿足，地板轰作雷鸣”。他们还正式向校方提出了四条要求： 一、学校的各项活动应向省教育厅立案； 二、取消校方设置的圣经课； 三、取消每天的早晚祈祷； 四、取消每周做礼拜的制度。 教会学校向来不归我国教育部门管，对于这几条要求，校方拒绝接受，并于十八日这天请镇守使公署的参谋长及巡官、军警来校，开除带头闹学潮的甘天沐、孙佐华、江图瑜（又名江去疾）、宫成栋、宋治家等学生。 也就在这天下午，狮子山圣雅各高中部学生行动起来了。王稼祥建议斗争不能仅仅一哄而闹，要各部和各班同学之间建立联系，交流思想和情况，统一行动、团结一致，他从枕套中抽出几份《非基督教同盟特刊》让骨干学生阅读，借以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减少盲目性。《非基督教同盟特刊》是由共产人创办的《觉悟》杂志的附刊，其中《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中国基督教徒应该觉悟了》、《基督教是“平等”和“博爱”的主义吗？》以及《一个教会学校学生写给友人的信》、《我在教会学校之经过》，王稼祥都认真研究过。这些文章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来侵略我国的罪行。 美国人校长蓝斐然十分恐慌，即令当天全校提前放假，告示一出，全校哗然。稼祥和另外几位领头同学碰了头，当晚在饭堂召开学生大会，向校长提出两项要求： 一、将圣经课改为自由选学课； 二、做礼拜和作祈祷由学生自由参加。 稼祥等人很懂斗争策略，两项条件并非苛刻，能团结信教同学。大会推选十二名代表，由其中两人出面向校方交涉，稼祥是其中之一。 蓝斐然拒绝接受条件，再次强令学生放假离校。 于是，全校哗然，学生们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宣布罢课，并作出三项决议： 一、全校学生罢课。罢课期间学生不离校，由学生自治会统一组织自习和各项活动； 二、推选王稼祥、戴传霖和王世梁等四人为代表，到芜湖教育局说明罢课理由并陈述学生要求，以争取教育局支持； 三、以圣雅各中学全体学生名义，致函当地报纸，将学校风潮真相公之于众，并要求报纸给予舆论上的支持，进而取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援助。五月十九日上午，“该校循例打钟传呼学生上礼拜祈祷，全体学生无一应者”，稼祥见校长带人来宿舍怒斥，便在走廊发一声信号，各寝室的窗口皆有破碎经书飞出，“随风飘舞，宛如落英缤纷”。 五月二十一日的芜湖《工商日报》全文刊载了圣雅各中学学生自治会给报界及社会的公开信（自治会下设文牍、干事、交际、会计四股，稼祥负责交际股），这封信是王稼祥十九日主持起草的： “……教会学校为吾国教育界所弊病已久矣。其故有二。（1）侵犯我国教育之主权；（2）干涉学生信仰之自由。吾等作为教会学校学生，对此两者，宁不知之？关于第二项因属学生切身之痛苦，不能起而力争之，此最近吾校之风潮主因也。敝校（校方）干涉学生之信仰自由最甚者，莫过于强迫读圣经及强迫做祷告之事。学生等以信仰自由载在约法，读经祷告，何得强迫？遂于昨晚向学校提出要求，改圣经为选科，改祷告为自由。不料敝校长美（国）人蓝斐然，对于学生等要求，坚决不允，并宣布放假。学生等愤慨之余，一致决议‘决不出校，暂死立争，不达目地不休，贵报素主张公道，望舆论上之援助。……” 校方当权者不甘示弱，连夜通知学生家长，威胁要将闹事学生开除。稼祥针对校方的阴谋，在学生自治会上提出两点，一是加紧与外界的联络，团结各界同胞和各校同学，尤其是芜湖其他教会学校，争取获得声援和帮助，二是走访本地学生家长，发信向外地学生家长解释学潮的根源，揭露校方诡计。他们的活动取得成效，芜湖的萃文、育才等教会中学学生纷纷罢课，掀起了全芜湖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同时，皖省学联专门派出三名代表来芜湖支持圣雅各中学的斗争，上海非基督教同盟会派代表到圣雅各中学发表支持演说。 这场斗争的声势及形响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在安微的地方党组织很重视，派安庆党组织负责人薛卓汉同志，以安庆非基督教同盟代表的名义赶来芜湖直接领导这次学潮。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和各界进步人士的积极支持下，圣雅各中学联合芜湖各教会学校，于五月二十六日，兵分两路，一路向本地县署集体请愿，另一路由稼祥和萃文一学生代表向安微省政府所在地安庆请愿。 稼祥去安庆的路费是他从生活费中节省的。在向省教育厅送交芜湖教会中学五百人左右的“退学一览表”、交涉解决学生转学证书的同时，他没有忘记鼓励战友们。他发回电报说自己一定不孚众望，将“竭力坚持，以期此事必得美满之效果，方可免外人五分钟热度之耻笑”。 他的信更是充满了乐观情绪和必胜信念，他说： “祥等与教厅再三磋商，转学一事已获许可。现厅已通令全省各学校，准收我辈失学学生。…… 祥等现与保罗（安庆教会中学）同学，组织一安徽反对教会教育联合总会，祥等回芜后，再组织分会，由芜湖各校担任之…… 祥寄身皖城，不能与诸君共商一堂，为憾之至。但回首以往，颇觉愉快，脱黑牢而入天堂，弃黑暗而受光明，前途绵绵希望已临，诸君闻之，定拍掌道欢，抚心而笑，翘首东望，诸君勉之。祥当努力直往，决不中馁，想诸君定能信任也。” 六月三日，稼祥胜利地返回芜湖。由圣雅各中学发起的芜湖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以中国人管理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学生宗教自由且可自由转学而告胜利。但是，未隔二个月，各教会学校的反动势力勾结北洋军驻芜军事首领，贴出告示，镇压参加学潮的学生。王稼祥属于带头闹事者，被开除学籍。稼祥离校后，芜湖教会学校师生纷纷退职退学，以示抗议，仅圣雅各和萃文等中学的退学学生就有五百余人，他们大多进了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民主”和“民生”中学。 这一切，使青年王稼祥进一步看清了“改造社会，这是历史和社会给予当代青年的重大责任！” 四、在莫斯科研究革命理论 王稼祥被开除学籍回乡后，并没有消沉，他违背父亲要他去南陵经商的命令，在母亲和弋江镇商人董恕斋资助下，偷偷地到了上海，考入上海大学附中，很快就成为进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不到一个月，就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时在一九二五年十月。 此月下旬，上海大学附中部主任侯绍裘代表组织找王稼祥谈话，传达了党组织派王稼祥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意见。 王稼祥十分激动：“我去，为了革命，再苦再难，我也不怕！” 十月二十八日，王稼祥登上了开往苏联的一艘苏联货船。十一月下旬到达莫斯科。 中山大学前身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其校舍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对面就是闻名的皇家大教堂。开授的课程很多，有以马克思《资本论》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经济学、以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为主要教材的列宁主义理论，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苏联及东、西方各国的革命史、唯物史观等。中山大学的校长拉荻克讲授东方革命史，当讲至太平天国一章时，则改由斯大林同志亲自讲授，该校还开设经济地理学和军事知识课。第一学期用一半时间学俄语，并要经常到校外去作实地考察、参观学习。这对于一向如饥似渴勤奋求学的王稼祥来说，正是如鱼得水，他因读书过多，带上了近视眼镜、因他英语基础较好，学校将他同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的张闻天、沈泽民和吴亮平等同志编为英文特别班。这个班只有十一人、是第一批学员中的成绩姣姣者。王稼祥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直接阅读列宁、斯大林的原文著作，便在听英语课的同时，常拿俄文原版理论书同其英文版对照学习，很快就掌握了俄语。 从一九二六年开始，学校分配他当英文和俄文翻译，据师哲同志回忆，“那时（他）似还不满二十岁，但在学习中严肃认真、埋头攻读、细心钻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精神确使大家钦佩。”“他翻译的技巧较好、文字通俗、流畅易懂，颇受各校中国学生的欢迎。至少当时与我一起的同学都是喜爱阅读王稼祥的译著的。”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并乐意帮助别人。伍修权同志回忆说，稼祥同志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勤勉的学生，又具有学者的稳健风度。当时我们的宿舍条件并不很好，就在走廊里放了许多小桌子，给大家用来自习。稼祥同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至少还要加班两个小时。他自习的位置就在我住的寝室外面，我几乎每晚都看到他伏在那张小桌上，认真阅读英文或俄文的理论书籍。他这种刻苦自学并且持之以恒的精神，对我的思想曾经有很大的触动和影响。稼祥同志奋发学习，自强不息，终于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在第二季度的学习期间，他是我们班上正式的英文和俄语翻译，在学习上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在莫斯科，王稼祥系统地学习了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却没有忘记将自己的收获告诉国内青年朋友，启迪他们抛弃“实业救国”的幻想，投身到政治革命中去（这些信件，其中一部分由王柳华千辛万苦地保留下来）。他在给王柳华的信中写道： “赤旗盈空，雪天万里，把中国的革命青年，置身于斯，自然增加了不少革命勇气。苏俄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现在（正）一步步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工农的生活，非常平安，普通工人每月可得薪水四、五十元，而官厅最高官员月薪亦不过二百元，这可见苏俄人民之平等了。” “苏俄人民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极其注意，尤其是对于中国革命青年，表示出十二分的欢迎。我曾参加过俄国工人庆祝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纪念会，在谈话中，在讲演中，都表白他们十分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来日（与）苏俄携着手，共同去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 他在另一封信中对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状况分析道：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日日向中国进攻，直到现在中国已完全被帝国主义所统治，于是中国的群众，也天天受帝国主义所剥削，生活日坏一日。帝国主义者因为要保护经济侵略，不得不有政治上的保障，于是遂帮助中国军阀，你打我，我打你，以保持自己势力，压迫中国的革命运动。” “只有用革命推倒帝国主义不可。要革命必须有组织的政党来组织民众不可。”“中国共产党，头一步是与其他的革命阶级联合，以图打倒帝国主义，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建立独立的国家，而后再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至此，稼祥在圣雅各中学为之终生奋斗的寄托才有了真正的革命内涵。 就在稼祥写这些信时，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却没有采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包括稼祥在内的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意见，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使革命面临覆灭的危险。一九二七年，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千千万万革命者和群众惨死在反革命的屠刀之下。 中山大学的学生对此反响很大，消极的有，急躁的有，冷静思考的亦有。稼祥属于后者，他在和同学们讨论时说：“一定要好好找到失败的原因，不能只怨天尤人，更不能重蹈复辙，要败而不馁，再接再厉，一面努力争取胜利，一面准备接受考验，特别是失败的考验！我以为这才是一个革命者的正确态度。” 一九二七年年底，稼祥正式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一九二八年年初，他被批准为苏联共产党（布）的一名中国籍后补党员。也就在他入党时，他襟怀坦白地向组织说明了一件已无人知晓的事，就是他来苏前夕，侯绍裘同志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叫稼祥办理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当时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很多共产党员都兼有国民党员的身份，但在“四・一二”国共分裂后，在革命队伍里，有人羞于承认自己是双重身份。稼祥的说明乃至他的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均未造成入党的障碍。 四十年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坦诚地回亿说：我“为什么迟至一九二八年才转党呢？因为按照当时联共党章规定，凡是非工农兵的职员成份的人要转党，必须有五个五年以上党龄的党员介绍才能入党。由于（中共）旅（莫斯科）支部（被）取消了，我只能请求加入联共，当时中国人党员都没有五年以上党龄的党员可作介绍人，而在更早的时间内由于俄国党员不了解我，所以迟至一九二八年二月才加入联共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为两年，介绍人为西方史教员米洛谢夫斯，中大校长米夫和党史老教员、一九〇五年的党员乌拉索瓦，再有党的支部书记柏尔曼，其他一人现在记不起来了。” 稼祥入党后学习更加勤奋，不久便和张闻天、沈泽民一起考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后，认为无产阶级也应当有教授，这个红色教授学院是当时苏联学术界的最高学府，出来的学生就是教授以至院士，学生入学前须经极严格的考试，而且要求考生必须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还要有几年以上党龄和革命经历。学院对稼祥破格录取。 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稼祥一方面在红色学院深造，一方面又在中山大学教“中国问题”课。他研究了中共中央特别是党的“六大”文件，结合许多有关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分析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实质，向共产国际等有关方面提出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理论性批判的专题报告。其中指出： “陈独秀的路线就是向资产阶级不断地让步，阻止工农运动的发展，禁止土地革命，抛弃无产阶级的独立性，抛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把它送到资产阶级手里”，并进一步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发展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的运动，来领导农民，发展土地革命。只有这样，革命才可以得到胜利。”他还将陈独秀与俄国的孟什维克的言论主张和做法，一一分类作出比较，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高度去批判。中山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室专门为王稼祥组织了报告会，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米夫、柯裘莫夫和在中国做过顾问的鲍罗庭、维经斯基等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倾听报告后，一致赞扬和肯定了稼祥的报告。不久，陈独秀因坚持错误，纠合托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王稼祥修改了报告稿，定题为《陈独秀主义之反革命进化》。文章在一九三〇年第二期《国际月刊》中文版发表，引起国内外的广泛重视。 二十三、四岁的王稼祥，写出水平如此之高的论文，可谓难得。但是，他对文章中的缺点决不放过。三十八年后，他谈到这篇文章时痛心地说，此文“毕竟把最本质的问题，中国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与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是不相同的，这么一个重要问题遗漏了而未谈及，这就暴露了我早期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一一照抄俄国革命中的样板。” 那时在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中，以王明为首的少数人把持着旅莫支部（亦叫支部局）。旅莫支部虽是党内秘密组织，但权力很大，不仅管中国学生中党、团员的思想、学习和生活，而且派党、团员回国都由他们考核、提名。支部局被受斯大林信任的米夫副校长控制。校长拉荻克曾认为支部局的组织有问题，决定解散（他于1926年度变成托洛茨基派，被停职、充军到西伯利亚）。米夫升任校长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后，想通过支部局掌握中共党、团员，进而控制中国党，他将取媚于他的王明、博古等人捧上中国共产党的首脑领导岗位。 支部局很“左”，主要错误是轻视甚至反对党员的理论学习；家长制作风登峰造极，在党内组织生活中不谈政治思想大事，而只注意生活琐事，提倡党员之间互相打“小报告”；“打棍子”、“扣帽子”，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王明是安徽金寨县（原属六安六区）人，和王稼祥是大同乡，他见稼祥成绩好，在学生中有威信，又很受苏联领导干部器重，既嫉妒又想拉扰他。早在稼祥入党以前，王明就假惺惺地对稼祥说过，要不是找不到五年党龄的人介绍你入党，你早就是党员，并且是我们支部局的负责人了。稼祥入党后，王明又主动和他亲近，说他精通俄文、英语、马列主义水平很高，是少有的人才，要他到支部局工作。稼祥却认为支部委员应由支部大会选举产生，个人指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不但拒绝了王明，还提了三条实质性意见：其一，加强与国内特别是中共中央的联系，及时传达党的文件，通报国内、党内情况，使我们的学习更切合国内斗争的需要，并学会用马列主义理论来分析国内发生的现实问题；其二，加强对同学的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再“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甚至“告阴状，诬陷人”了；其三，支部局在组织上属于苏联共产党，但在思想上仍应属于中国共产党，应该服从于中共中央和国内斗争…… 王明粗暴地打断稼祥的话，抛给他一顶帽子：你小心步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之中。 一九二七年一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组成视察团，到中国视察党、团、工会、妇女四个方面工作，团长米夫不懂中国话，配备了四个翻译，其中就有王明。按翻译水平，王稼祥是很够格的，但他对米夫敬而远之，从不多说一句话，而王明虽然口齿不清（大舌头），但俯首恭顺，很得其欢心，米夫从此看中了王明。 据杨放之同志回忆，“以王明为首的少数人，有一种反翟秋白等领导同志的思潮”，而王稼祥“同王明根本不同，他完全没有王明那种飞扬跋扈、目空一切的态度，而是很谦虚地、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讨论问题。他对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瞿秋白、邓中夏、王若飞等同志是很尊重的。稼祥同志一生在革命事业中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对党忠诚，他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能够清醒沉着、明辨是非，在苏联求学时期，就已经初显轮廓了。” 自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苏共十五次代表大会作出清除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定后，苏共党内矛盾日益激化。中国学生的大部分提出要反对校方的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米夫的领导，而支部局的一些人明确表示拥护米夫。由于两派的对立和斗争，造成中央代表团瞿秋白、邓中夏等人表态支持多数学生。王明等人根本不把中央代表团放在眼里，先发制人，说有人组织反党活动，有小团体，小宗派。不久，苏共中央监委出面干预，派人来校支持支部局的领导。接着召开全校大会，同学们就是否改选支部局等问展开辩论，争论不下，只好付诸表决。结果拥护支部局的人不过“二十八个半”（一九四二年全党整风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一些同志分析认为，其实还有一个党员，年龄较小，观点比较动摇，能算半个。所以，才有所谓“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之称）。 王稼祥也被列入这“二十八个半”之中。但他被王明等人视为“书呆子”，并没有参加王明小宗派的任何阴谋活动。 年轻的王稼祥当时崇尚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崇尚斯大林。而那时斯大林很信任米夫。王稼祥后来解剖和批判自己道“我们这批人的特点就是大家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国内没有参加什么实际斗争，根本谈不上同工农相结合，而在苏联读了几年书，于是乎自以为学到了马列主义，骄傲得了不得，而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人所器重，这就是教条主义宗派在莫斯科形成的开始。” 这期间，在个人生活上王稼祥也走了一段弯路。当时，不少苏联姑娘热衷于献身“世界革命”，主动找在苏联工作和学习的外国青年恋爱。稼祥风华正茂，被二个在中山大学共青团支部任秘书的苏联姑娘看中了。稼祥和她在一起工作过，在热心者的支持下，他们在红色教授学院结合了。同居后，稼祥才感到对方的献身是盲目的热情所使，常常流露出一种大民族主义情绪，便很快与其友好地分手了。稼祥将房间让给女方，一九三〇年二月回国时，又将自己的衣物书籍由米夫转给她作为纪念。 苏共的一九二九年的大规模清党，中山大学学生也被人人过关，出身不好的需做严格的检查，受到无情的批判，有的被发配或遣送回国，还有的甚至下落不明，使王稼祥对此极其不满。他深感脱离中国革命实践是痛苦而没有出路的，决心告别这两年无意介入而又不免卷入的政治漩涡，于一九二九年底找到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迫切要求回国参加实际斗争。终于他在第二年的三月经巴黎中转回到上海。 五、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王稼祥和同时回国的何子述一直等到三〇年的五月一日才和中共中央接上头。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报》、《实话报》总编。何子述被分配到中央组织部任干事。一九二九年回国的王明则任中宣部秘书长；不久，博古也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干事。当时，中宣部长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兼任，由于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能力较低，李立三实际上成了实权人物，因此野心勃勃的王明与他明争暗斗，伺机掀他下台。 稼祥没有时间理会这些，他埋头工作，兢兢业业。《红旗报》是三天一期的党内秘密刊物，《实话报》则是半公开的我党联系并引导群众的重要舆论工具，他既要撰文又要编发。党的“六大”后，蒋介石忙于同阎锡山、冯玉祥混战，革命根据地和武装力量有了很大发展，白区的革命也很有起色，党员数量不断增长。这时，共产国际又连续对中国共产党作了些“左”的指示，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不愿做具体扎实的工作，企图一举取得全国胜利，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这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 稼祥虽曾奉命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连续发表了李立三的鼓吹“中国革命总爆发”的文章，但善于思索的他又深深感到不安。六大决议曾将瞿秋白提出的“城市暴动论”，作为“左”倾盲动主义，仅此一年，国内情况并未根本改变，现在又提出夺取中心城市和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怎么可能呢？他在编报中获悉，各地的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和城市中的大罢工连连受挫和惨遭镇压，他不能再忍耐了。 这时，王明和博古找到稼祥与何子述，要他俩在几天后的中央机关政治讨论会上发言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其实，前不久王明的观点甚至比李立三更“左”，他曾到处鼓吹“工农兵武装暴动”和“赤化全中国”，“是全中国工农群众的迫切任务”。现在，王明听到许多人面对惨重失败十分不满，尤其是发现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伯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不满李立三，便摇身一变，又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了。 政治讨论会那天，诚实的王稼祥以商讨的语气提出了对“决议”的不同看法，特别提到列宁对把暴动当儿戏的批评。当时，李立三很恼火，但又无言以对。王明照套共产国际的几个文件内容，说什么中国党“特别是要反对右倾”，而李立三不是“左”了，恰恰是太右了，要将反右倾的斗争，深入到每个支部和基层干部中去，等等。 会议不欢而散。几天后，中央对王明和博古处以留党察看，对稼祥和何子述处以严重警告，同时，调王明去中共江苏省委分配工作，博古调工会，何子述去天津工作，稼祥派去香港作党报记者。 王明赖在上海拒绝去江苏，何子述去天津后牺牲了。稼祥去香港后在李富春同志指导下，又忘我地投入党报工作。 一九三〇年九月下旬，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主持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十月，王稼祥受党的南方局所派到上海送交中央一笔款子和几份机密文件。瞿秋白代表中央留他继续主编《实话报》，回中宣部和党报委员会工作，并指出立三路线对稼祥的处分自然会撤销，要他把自己对立三路线的意见写出文章来。王稼祥在《实话报》上连续发表了《李立三主义与武装暴动》、《中国革命中的两条政治路线》、《立三路线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我们需要布尔什维克的转变》等文章。在稼祥埋头写文章的同时，王明凭借米夫的支持，大肆进行反中央的夺权活动，他以反立三路线的“英雄”面目上下奔走，四处演说，先是支持瞿秋白等同志主持三中全会，后又连李立三带瞿秋白一起反，说瞿秋白犯了“调和路线”和“小团体”等错误，是“两面派”。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名义，向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错误的报告》，致使李立三去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作检查，不久瞿秋白也受到批评，调离中共中央机关。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在米夫的胁迫下，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总书记向忠发不久被捕叛变死了，中央实权便掌握在王明手上。 王稼祥也参加了四中全会并发了言。他说，立三路线应该反对，但无视党的纪律和地下工作规定，进行了不正常的非组织活动，也是违背党的原则的。他坦诚地批评了自己和王明、博古的那次非组织会议。他还点名批评王明说：“我们受到党纪处分以后，尽管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作为党员个人，思想上可以保留意见，行动上却必须坚决服从，这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纪律所必要的。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每个党员的起码义务，可是王明同志却不是这样。他拒不服从党的决定，不接受新分配给他的工作，甚至躺倒不干，不断和一些同志在一起发泄不满，我认为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应该引起党特别是他本人的注意！” 王明对稼祥在大会上这段大实话的恼火可想而知，他咒骂着这个“书呆子”，要立即“反击”，却被米夫制止了。米夫劝王明拉住这个难得的人才，不要闹翻了。 王明上台后，推行了一条比李立三更“左”的冒险主义路线，造成了革命的巨大损失，连中共中央机关也无法在城市里生存。王明经不起国内革命斗争的艰苦，不愿去根据地担惊受怕，利用职权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去莫斯科当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长，而将中央书记的宝座让给博古，但条件是听他在莫斯科指挥。可笑的是长期追随王明的博古，是个性格直率的人，心计哪能比得上王明，竟然应承下来，并真的照章办事，在“临时中央局”领导时期，继续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随王明之后赴苏的副团长是康生。此人可谓中国共产党内的变色龙，在短短几个月中三易主人。立三路线时期，他因紧密追随，当上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就是由他提出并执行贯彻的。瞿秋白同志主持工作，他反戈痛斤立三路线，又当上了中央审查委员会的委员。王明上台，他在四中全会前就看准风向，积极张罗为王明等人撤销处分，再三献媚讨好，跃升为中央组织部长，打击和排斥不肯屈从王明路线的同志，致使很多好同志死在他的明枪暗箭之下，因而他被王明封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 康生也曾讨好被共产国际的米夫重视的王稼祥，却被王轻视，暗恨不已。 王明、康生逃避国内革命，而王稼祥经过深思熟虑，却要去红色苏区经受武装斗争的考验，同广大工农群众一起在火与血的奋战中“实习革命方法”。 一九三一年四月，他同任弼时、顾作霖一起，加上两个国际驻华人员，作为中央代表团离开上海，秘密进入中央苏区。 六、在中央苏区 王稼祥于四月十六日来到江西宁都县的青塘。这时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下，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稼祥正好赶上筹划如何粉碎即将开始的敌人第二次“围剿”。本来，中央代表团是来这儿贯彻四中全会决议，来加强以至控制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结果，作为“钦差大臣”之一的王稼祥虽然也按组织原则执行了中央交付的某些任务，却并未成为王明等人的忠实代理人。 王稼祥到苏区不久，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分工为政治保卫处长，后接任原由毛泽东兼任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同年十一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外交人民委员，并任中共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这期间，他同毛泽东多次彻夜长谈，逐渐理解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还为此书写了一付对联，以示红军的作战原则：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几十年后（一九六八年）王稼祥回忆道： “初见了几次面，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印象：他是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相同的，是有其独特的地方，虽然我当时还掌握不住这些独特的地方。只觉得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具有说服力。” 尽管王稼祥在中央苏区工作中，出于通常的组织纪律观念执行过王明“左”倾路线，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央苏区党组织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反对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政治主张还理解不了，甚至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但他在毛泽东挨批受压时，也不同意对毛泽东的不公正处理，并赞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来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意见，仍让毛泽东参与中央局和对中央红军的领导，私下里仍和毛泽东亲近。半年前，李立三被撤职，情绪不好，稼祥也不象很多人那样弃而远之，反而多次劝他振作起来认识错误。 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红军在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下，十五天打五仗，行程七百里，歼敌三万多，缴枪二万多支，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十二月，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激战中，由于王稼祥的精心指导，蒋介石收编的二十六路军于江西“剿共”前线的宁都起义，二万七干多人参加红军。为此，稼祥和红军总司令朱德，就宁都起义联合发表了《告全国士兵书》。宁都起义对第三次反“围剿”的彻底胜利起着关键作用，而且对以后的统战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九三二年二月初，三军团及五军团一部，奉命对赣州攻击，血战月余，不克，我军损失重大。毛泽东在开战之初，就明确表示这是不现实的。稼祥开始赞同毛泽东同志意见，后来顶不住，只好又一次屈从了“左”倾路线。几十年后，他沉痛地说：“我犯了一个攻打城市赣州的错误，当时大家都赞成打，我也同意，红军武装条件差，缺衣少食，打下一个城市多好啊，红军可以过暖衣饱食枪炮多的好日子了！那时候，我们的思想是多么的幼稚啊！”其实，攻打赣州失败后稼祥即以总政治部名义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下发了《关于攻取赣州的意义及其教训的训令》，又于同月在军委机关报《红星报》第十二期上发表《围攻赣州的教训》一文，指出这是由于我们自已的错误造成的。他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预见和指挥是红军胜利的保证。 赣州撤围不久，蒋介石按“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部署对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围剿”。临时中央仍在弹立三路线的老调。面临复杂的政局，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联名专电中央局，建议仍由毛泽东担任红军总政委。临时中央却从上海发来一份长电，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加以“批判”，并要求在党和红军中“公开讨论毛泽东的观点”。苏区中央局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召开了宁都会议。会议气氛极不正常，但王稼祥又站出来说实话了。他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导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王稼祥的意见遭到一些人的指责，他严肃地回击道：“多数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绝对正确的，这在我党历史以及国际共运史上，也是不乏先例的”“我是按照组织原则，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个人意见，这是合理合法的”。 当时，周恩来没有参加会议，后来赶到宁都，采取了与稼祥同样的态度，据理力争，坚持提出，一方面军总政委还是毛泽东，自己只当代理总政委，并将自已的意见报告了中央。 毛泽东离开前方，仍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临行时对稼祥说：“你和我是少数……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哪里工作都是一样，你就别争了吧！不然你就同我一样，也成了‘右倾主要危险’人物了。不过我相信你是不会右的……” 此后，王稼祥总是不顾个人得失，竭力消弥“左”右倾路线的危险，解救一些遭迫害的同志。 一九三二年七月，敌人全面发动了第四次“围剩”。在周恩来、朱德以及王稼祥等同志指挥下，又取得了胜利，中央红军发展到十万多人，中央苏区形成横跨湘、赣、闽、粤四省近三百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全国各地的红军部队发展到三十万人左右，全国党员也达三十多万。一九三三年秋，蒋介石气急败坏地发动百万军队的第五次大“围剿”。据邓飞同志回忆，“蒋介石把前四次‘围剿’时采取的‘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改为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战略战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作战方针上，反对游击战、运动战，主张正规战、‘堡垒战’，甚至把必要的、避开敌人锋芒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致使许多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处分。”当时（十一月），邓飞在粤赣军区第三军分区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就被扣上“右倾退却逃跑主义”而撤职，等候处理，王稼祥使他免于党内处分，留在总政当巡视员。如今邓飞还感激地说“在‘左’倾路线猖獗的情况下，稼祥同志敢于坚持党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保护了不少干部，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啊！” 一九三三年底，稼祥收到一件苏维埃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面判决的是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他成为博古、李德杀一儆百的“违抗上级命令和退却逃跑”的“军事犯”，已经被撤职逮捕，开除党籍，判处徒刑，甚至有人还要处之以极刑，不准上诉。稼祥拒绝签字，以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名义退回了“判决书”。后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努力下，肖劲光才免受了更大的冤屈。 早在一九三三年夏，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人，以大反什么“罗明路线”迫害支持毛泽东并主张实事求是的同志。他们将原来担任江西会昌、寻邬和安远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以及毛泽罩、谢唯俊、古柏等同志诬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宣布撒职，当众缴枪，连续批判斗争，还准备开除他们的党籍和给予更严厉的处分。当时，王稼祥虽与邓小平同志没有深交，但佩服他的才干，便强行要求博古将邓小平同志调到总政担任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又将自己的警卫员唐继章同志调给身体欠佳的邓小平。其实，当时稼祥重伤未愈，多么需要勤快而又体贴的小唐啊！ 一九三三年四月，黄陂大捷后，稼祥在安乐县谷冈村主持召开一个战前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肖华等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时，敌机来轰炸，稼祥考虑到周恩来等同志的安全，先抢先冲到门外，挡在周恩来前面，被炸弹伤了右腹部，伤了升结肠，左肠骨窝也中了弹片，加上脑震荡和耳膜出血，伤势极其严重。由于瑞金红军总医院条件差，只能采取保守治疗，无法动大手术，弹片穿肠造成污染，引起右下腹的局限性腹膜炎，只能将橡皮管子插进伤口排脓。 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王稼祥常常靠在枕头上批阅文件、找人谈话。从他主持总政工作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起草、签署、发布的文件、训令、工作报告、会议讲话和写的文章多达七、八十件（篇）以上，有的长达数万言。其中《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团政治工作员工作须知》、《连政治指导员工作须知》等，健全了红军政治领导机构和政治工作制度。《中央工委会总政治部给三军的一封指示信》（1932年2月26日），有助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支部工作指示信》、《支部工作纲要》及《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加强了党支部建设，健全了支部工作和支部生活，使党支部领导重视“以身作则”，成为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地方工作的训令》（1932年1月1日）、《给各级政治部的一封信》（1934年3月22日），使敌强我弱的反“围剿”斗争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加强了军民关系，保证了给养补充、红军扩建，这是红军发展的根本保证。《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政治工作训令》（1932年10月27日）、《关于在敌军中政治工作训令》（1932年11月23日），强调在对敌政治工作中瓦解敌军，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这比井冈山时期采取释放俘虏，医治伤员的方法大大前进了一步。 在王稼祥领导下，红军各级政治部办起了干部训练班，总政治部则开办师一级干部的“研究班”，因而在多次反“围剿”斗争中，不论红军伤亡多大，干部队伍终是后继有人。对于红军干部和战士的政治素质提高，王稼祥同志认为首先得从提高他们的文化入手。一到苏区，他便抓住不放。一九三三年八月，在他主持下，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教育委员会，下设“编译委员会”、“政治读本委员会”、“教育计划委员会”并作了《红军中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报告。他教育红军指战员尊重知识分子，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几个敌军的电台机务人员被我军俘虏，在稼祥的关心和教育下，他们自愿留下来。我军著名的通信和兵器专家王诤、医生王斌，都因以在战争中和建国后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一革命传统，在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发扬。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在这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二次大会上，他和周恩来一起被推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朱德仍为军委主席。 同年二月，在瑞金召开了全国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王稼祥带伤主持了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 “大家都明僚，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中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可能达到任务的。我们红军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工农，政治工作就是要提高红军战士与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是王稼祥在实践中对红军政治工作的重大贡献，同时也被我党很多革命家肯定和引申过。 五中全会后，博古、李德仍把持着党中央，王稼祥深为忧虑。他是坐着担架来会场听几个主要报告的，他当时没有力量去与博古、李德对抗，加上工作繁忙，伤口恶化，引起急性腹膜炎，一时昏迷不醒，多日高烧四十度。不做手术，不打开腹腔放脓就有生命危险；而当时的苏区，连手术必需的麻醉剂都没有。但是，王稼祥不愿拖下去严重地影响党的工作和自己的活动，万一能根治可为党多做些工作，坚持不上麻药开刀。 医生们十分感动，有的说：“首长，你疼时，喊几声，骂我们几句，都可以，没有关系”。 手术八小时，稼祥疼得昏迷几次，没有呻呤一声，更没有骂人一句。天黑下来，没有灯光照明，找不到化脓的灶点，年轻的医生们急得几乎哭泣。眼看稼祥奄奄一息，只好停止手术。 手术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连同博古都来了，手术室里里外外站满了人，人们都惊叹稼祥坚韧和意志。他们从心里赞叹稼祥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人。 幸亏留了排脓口，稼祥第三天活过来后，脓水竟奇迹般流了出来。他又挑起了革命的重担，开始了长征。 那时，他刚满二十八岁。 七、遵义会议前后 稼祥是从病床上被抬上担架参加博古和李德所谓的“战略大转移”的。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的指挥下，一开始的长征完全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转移的目的和去向连一些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撤离苏区的红军拖拖拉拉长达一百八十多里，惨遭敌人的夹攻堵击，过至湘江时，八万七千人马只剩下三万人，于是建制被打散，军心大乱，连博古都想用手枪自杀。 这次大转移，博古等人本不愿带毛泽东和稼祥走，经许多同志力争，毛泽东才没有被抛下，而毛泽东又为稼祥争辩，在关键时刻使稼祥得以随军行动。胡耀邦同志曾说，早在一九三二年的宁都会议上，稼祥积极反对错误路线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已同王明路线划清界线了。此时，他和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一开始就成了同一战线上的战友。路上，稼祥尽量坚持自己行走，逼不得已才上担架。毛泽东因病也坐担架，他是博古眼里的“加里宁”，有职无权，行动自由，便常和稼祥同行，共商党和红军的前途大计，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摆脱险境。当时，敌人已发觉我军想北上与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师，正在调集十几万兵力，设下五道封锁线，布下口袋欲一举围歼只剩下三万人的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而博古、李德固执己见，一味要闯进敌人包围圈。 稼祥赞同毛泽东的乘虚而入，西进贵州的主张，并以此争取了张闻天同志。对此，吴黎平同志回忆说，“毛泽东同志曾亲口对我讲过，稼祥同志在军事问题上的看法，是和他接近的。”稼祥还对聂荣臻说，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聂荣臻回忆说：“他（王稼祥）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统帅部队，王稼祥对博古、李德十分不满。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长征中的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为长征开始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几乎都参加了，并积极地表明自已的政治主张，以自已的智慧参与重大决策，坚决地和毛泽东站在一起。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周总理也曾回忆说：“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左右，在湖南通道县城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西进贵州、避免全军北上湘西遭敌围歼的建议。由于稼祥和张闻天等同志的支持，红军改变行军路线，几天后占领了贵州东部的黎平县城。 十二月十八日，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周恩来、稼祥、张闻天等同志的全力支持下，采纳了毛泽东西进的长征路线，并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境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在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上，又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红军全速进发遵义”的意见，并由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署名发布命令，要求部队“先拟黔北，夺取遵（义）桐（梓），发动群众。”红军突破了乌江天险，中央纵队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进驻遵义。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住在遵义新城的一个小军阀家。王稼祥和毛泽东同住楼上，张闻天住楼下。他们三个月来已形成了中央又一个“三人团”。原有的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中央领导核心的“三人团”，因为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实际上再也左右不了广大红军指战员了。在稼祥的倡议和周恩来、张闻天的支持下，中央决定在遵义召开一次高级会议，审核黎平会议并认真研究确定党和红军今后的路线，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实际上也就是清算“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为此，在博古准备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报告的同时，毛泽东和稼祥、张闻天也在进行深入而紧张的研究，以对付博古的“反报告”。这个报告由毛泽东提出提纲，三人逐条讨论、补充、修订，因为稼祥重伤在身，便由张闻天执笔写成。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遵义会议——这一扭转整个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了。 在博古的总结报告和周恩来的军事补充报告之后，由张闻天按那个“反报告”提纲发了言。紧接着，毛泽东同志站起来分析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实质原因是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话音一停，王稼祥立即站起来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中国的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应该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 因此，毛泽东主席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曾这样评价王稼祥：“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还一再说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的是“关键的一票”。 陈毅同志在党的“七大”期间还以一段比喻评价稼祥在遵义会议时的功绩，他说：“楚汉之争时，韩信是一个要人。韩信归汉，则汉胜；韩信归楚，则楚胜；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是在红军危难之中义无反顾地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的，他不象康生几个月内可以三易其主，他是个实在的不断探索真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真诚地对待自己，真诚地对待革命。在他的遗搞中有这么一段话： “人们往往谈到遵义会议时就提到我的功劳。但是假若没有王明在四中全会的夺权上台，便不会有遵义会议。所以我现在认识到，我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毛主席的一票，那只能算是赎罪，即赎四中全会上参加了王明宗派的夺权，及其以后在各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的极大的罪过。”他手稿中“投了毛主席一票”的后面，原来还有一句是“多少算是功劳”的话，却被王稼祥删去了。他和朱仲丽结婚多年，也从不提起这一功劳。 这就是王稼祥，一个典型的共产党人，人民不会忘记他，他的战友不会忘记他。胡耀邦同志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同志孜孜不倦地说服当时中央的很多同志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稼祥同志一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并且帮助毛泽东同志作了许多说服工作。因此，在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土，他发挥了重大作用。遵义会议后，稼祥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被指定为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全军，胜利地实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 一九三五年一月，王稼祥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翻过夹金山后和红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师。这本来是件大喜事，为了欢迎四方面军，稼祥指示总政治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两支主力红军的配合，使蒋介石企图各个击破红军主力的计划彻底破产。根据毛泽东和王稼祥等同志郑重商定，目前唯一可行且有胜利把握的行动方针是两个方面军混合改编，统一意志，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在六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要躲开北边的胡宗南的进剿大军，向川康边退却，实行逃跑方针。不仅如此，他还自恃四方面军有七八万人（多于一方面军五万人左右）枪多装备好，狂妄地提出改组中央及军委，以四方面军为主力和核心。 对于张国焘的分裂中央和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王稼祥在两河口会议上，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只能北上，争取在运动中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去消灭敌人，躲避斗争是错误的，他说：“蒋介石很机动，但机动的红军总是超过他，只要指挥正确、坚决、迅速，我们就能战胜敌人。” 为了维护团结，反对分裂，针对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分裂活动，王稼祥受中央委托，和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以中央慰问团名义，深入四方面军，宣传北上的意义，直接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中央决定。 八月六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举行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中肯的批评。为了顾全大局，同意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担任新组成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继续北上。 会议期间，据邱仁华同志回忆：“朱总司令请王稼祥同志做张国焘的工作。为了照顾王主任的身体，谈话地点就定在他的房子里。王稼祥同志和张国焘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午夜三点多钟。他们在里间房子里谈，我们在外间房子里等着，听到王主任耐心说服张国焘，使他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最后只好同意北上。” 中央决定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然后会合巴西。 八月二十日，再次举行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稼祥发言说，这次会合巴西是第一次统一行动，是一个决战关头，这决定于我们是转入反攻，还是继续退却。 九月三白，张国焘致电党中央，拒绝北上，挟持朱德、刘伯承，决定左路军三天内返回阿坝，并强求红军听他的命令重过草地而南返川西，否则就要对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彻底开展斗争”并“解决之”。毛泽东和王稼祥等党中央领导，当机立断，率一、三军团等少数部队于九月五日凌晨撤离巴西地区，迅速北上。 王稼祥在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上发言说，向南、向北“这个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面且是两个不同的路线，一个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个是张国焘主义。”他认为，对张国焘和对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应区别对待，“对他们的军队，要打一些电报，解释中央的态度，中央的办法。” 俄界会议决定将红军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王稼祥担任政治部主任。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部队继续北上。 过草地时，王稼祥带头节食；爬雪山时，他坚持自已攀登，他既要协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决策红军命运的大事，过问总政治部的每一项工作，又要启发、教育身边的同志。当时，稼祥的身体是中央首长中身体最差的一个。据陈光远同志回忆：“在长征途中，我们用橡皮管子塞进（他的）伤口，在橡皮管外面穿上丝线，丝线外面再缠上纱布棉花，用这个方法使脓液排出体外，用棉花纱布吸收脓液，以减少发炎的机会，有时骑马和走路，橡皮管子就掉进伤口。” 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根据地时，王稼祥几平是奄奄一息了。第二年的七月，著名医生马海德在保安给王稼祥会诊，他惊叹地说：“由于病痛折磨和营养差，稼祥同志面色发黄，身体又瘦又弱。他伤在腹部，伤口很大，始终未愈合，腹膜发炎，体温偏高。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他给我介绍了长征的情况，印象最深的是他谈了很多，却对长征途中自已经受的千辛万苦只字未提。不久，组织上决定，他由贺诚同志陪同秘密去苏联治病。后来听说苏联大夫打开腹腔做手术治疗时，里面已化脓，且有掉进去的纱布、橡皮管子等遗物，真危险。”就在马海德为他会诊时，他还抱病写出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内蒙》，中央决定将文章发表在七月二十二日的党刊《斗争》第一〇六期上。此文对于动员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 八、中共国际代表 苏联医生对稼祥的会诊和手术是精心的。他们亲眼看到一个身高一米七二，体重只有四十二公斤的中国共产党人，身负致命重伤，竟然经过了长征，还担负着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要职，由衷佩服稼祥的坚强毅力。手术在皇宫医院施行，很顺利，连腰骨上嵌进的一块弹片也取出来了；苏联同志还安排他到南俄海滨城市索契去疗养。秋末，王稼祥基本恢复了健康，又回到了莫斯科。 几天后，王明主动与稼祥会见，五、六年来，王明先是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将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长的要职让给了康生，现在又升任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高于他的“恩师”米夫，他为此得意地对稼祥说：“你还记得那个米夫吗？那老兄不行了，他搞来搞去，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员了！”此次，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稼祥严肃地指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希望王明最好能写出书面检查。王明百般抵赖，将责任推给他所遥控的临时中央。谈到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领导权时，王明说，只要国民党抗日，我们就要绝对听他的。稼祥认为，不要忘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不可轻信蒋介石之流，更不可丧失我党的独立自主权。面对原来“左”而现在右得令人发指的王明，王稼祥十分气愤，感到此人已是不可救药了。 鉴于稼祥的水平和国内威信，王明还是设法拉他，但从以后再也无法得逞了。对于王明邀请王稼祥一道会见斯大林一事，师哲同志回忆道： “虽然当时在莫斯科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但他（指王稼祥）仍然是了解实际情况较多的权威人士。稼祥同志在共产国际作了关于中国革命形势（长征之完成，抗战之开始）的较详尽的报告后，王明又邀他一道去会见斯大林。在他们的会见中，斯大林问：目前中国红军队伍还有多少人员？稼祥同志答：大约还有二、三万人；而王明立即“纠正”说：三十万人。仅此一点，据稼祥同志回忆，已使他大为吃惊：难道可以如此虚夸？革命的实事求是精神哪儿去了？！” 对于他的实事求是精神，我们不妨多写一笔，因为这对于党的高级领导尤为重要。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回忆道： 一九五八年，中国人被“共产风”刮得晕头转向。在这个重大问题面前，稼祥没有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他日以继夜地研读各种书籍和材料，找人谈话、调查情况。他坐卧不安，有时呆呆地望着蓝天白云。这年十一月份，党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他深情地对朱仲丽说：“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将自已的不同意见向党说出来，特别在大政方针上。”他说他不同意农村实行各取所需、吃大锅饭的政策，不同意马上就取消商品生产，不同意把指标定得这么高，尤其不同意把这样的指标公诸报纸（据当时报载，有的亩产达六万斤）。王稼祥把自已的看法向一位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谈了，并请他转告毛主席。隔了一天，毛泽东同志叫稼祥开个小组会，谈谈自己的意见，稼祥当即回答没有必要召开小组会，他想，自己的意见已向党陈述了，已尽了党员应尽的责任。他从武昌回到北京，整日抱着即使有错也甘受处分的心情，静静地等待党对他的裁判。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央下达一个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文件，明确地制止农村共产风，其精神与稼祥在武昌会议上所提的看法是一致的。毛主席特意要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转给稼祥过目，如果有什么意见叫稼祥修改后再发至全国。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王明带着康生，跟着国民党的军事代表团，乘军用飞机回国去了。他们在中共代表团实行“左”倾宗派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生活极不正常。许多同志，如杨之华、曾涌泉、孔原、夏采曦（王义）、申守义（王生）、吴福敬、欧阳新，都遭到打击迫害。这种迫害还同苏共内部肃反扩大化结合起来，造成一些同志被囚禁、流放，甚至生死不明。 王稼祥一方面处理被康生积压下来的大量文件、材料，一方面着手分析研究因王明、康生挟嫌报复而造成的冤案。这类冤案他处理了好几件，抢救和保护了一些好同志，其中就有反对过王明的孔原和曾涌泉。孔原同志因此回忆说：“一九三八年八月，（我）得以同曾涌泉、沈谷南、沈义等同志离开苏联回到新疆。如果没有稼祥同志的关怀援助，我真不知如何度过困境。我亲身体会到稼祥同志对革命的高度原则性，对同志的满腔热情。他对同志公道正派，敢于负责，善于调查研究，独到的思考判所能力，主持正义，不随声附和的气概，使我由衷地敬佩，永志不忘。” 王稼祥在接替康生工作后的出色表现，使变色龙康生忌恨不已。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同意了稼祥渴望回国的要求，改由任弼时赴莫斯科接替他的工作。这期间，共产国际特意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专题讨论中国的革命形势。会议由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季米特洛夫主持。 王稼祥在发言中强调指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不会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为毛泽东同志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共产国际十分重视稼祥的观点及其论述，结合任弼时的发言，以执委会名义发表了《五一节宣言》，号召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大力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专门通过了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内部决议。决议由主稼祥亲自交中共中央。 会后，王稼祥还和季米特洛夫讨论过一次中国当时的国内形势，他十分赞同稼祥的政治观点，指示道：“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不过要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悲剧。” “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初，王稼祥回延安，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代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九月十四日，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由他转告中共中央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在复杂的环境中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九月二十九日一十十一月六日，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致闭幕词。他还担任了大会的秘书长。 这次会议长达一个多月，可见在我党历史上是多么重要。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 会前，王明担任长江局领导工作，他预感到由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对他不利。于是，他拒绝去延安，发电报给中央要六中全会在武汉开，会议由他来主持。遭到拒绝后，又给稼祥发了一份电报，要他迅速赶到武汉，与他商谈如何传达国际指示。 稼祥当即回电道： “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对于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曾在一九四五年说过： “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会议。去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诚然，这些共产国际指示的产生，是与王稼祥“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的看法”分不开的。 九、抗战时期的理论贡献 六中全会后的元宵佳节，王稼祥和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朱仲丽结为伉俪。 一九三九年一月，王稼祥兼任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秘书长是王若飞，委员有罗瑞卿、肖劲光、谭政、胡耀邦、柯庆施、郭化若等。王稼祥主持的这一工作对根据地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工委每星期开一次会，分工研究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的各种问题。 王稼祥是个实在的中国革命家，不愿出头露面，也不大愿意多说话；兼了那么多职，工作那么忙，身体那么差，却有职必有成效。这正如陈云同志当时所说：“他工作忙，但不陷入事务主义，他能挤出时间看书，调查研究，掌握充分材料，然后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踏踏实实指导实际工作；二是写出理论著作。他的论著在抗战期间极为丰富，而且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王稼祥被中央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那时，根据中央分工，朱德在前方指挥八路军作战，刘少奇在华中、华北解放区，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南方局的工作。因此，在那四、五年中，王稼祥是毛泽东在延安的主要助手和战友之一。他同毛泽东、朱德一起，处理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由毛泽东与他或者毛泽东、朱德和他联名签署的文电指示，多以百计；由他为首或参加签署的军委总部和总政治部文件，数量就更多、内容更丰富了。此外，他还不断地为党报、党刊撰写文章，多次在延安的干部大会、群众大会、军政学院大会上作报告。 稼祥当时为中央起草或主持起草的重要文件有《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39年8月25日）、《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议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1942年7月2日）、《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等等。 上面仅仅是稼祥为中央起草的几个最主要文件，他为军委、总政起草、审定和签署的就更多了，仅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直接与他有关的的文件就多至三、四十件，其中最主要的有：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整理与巩固新部队的工作指示与训令》，总政治部关于新党员教育与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的两个训令（1939年6月24日、25日），军委及总政《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1939年12月6日），《关于对反共军宣传的指示》（1940年），《关于培养高上级干部调训干部的命令》（1940年2月22日），《总政治部对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1940年5月6日），《关于大批收容俘虏及知识分子的指示》（1940年），《对敌伪军工作指示》（1940年7月），《对今后山东工作的指示》（1940年8月28日，《对冀中三次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1940年9月8日），《对华中争取瓦解顽军的策略给新四军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每年经他署名和起草、审定的文件更是多至三、四十件。 这些文章的内容，从党的建设到军事部署，从政治思想到军部指挥，从巩固、增强党性到整顿与巩固新部队、教育新党员、收容俘虏和吸收知识分子，无所不包，丰富和积累了党的集体智慧，为党和军队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制定和确立了许许多多既有创见性又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 一九三八年底，王稼祥对总政治部工作，提出要抓好两件事，一是创办《八路军军政杂志》，二是组织战地工作考查团。一九三九年一月，《军政杂志》创刊发行，毛泽东撰写了发刊词；稼祥在创刊号上发表长篇论文《论目前战局和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出现的一些新特点以及当前的主要任务，阐述了坚持敌后抗战的可能与重大意义，提出坚持敌后抗战的五个关键问题，即坚持游击战、创立、建设、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发扬民力和合理使用民力，整编整训部队，反对磨擦，加强团结。一九三九年一月，军委战地工作考察团在这两篇文章的指导下成立。考察团的一切工作又都是在王稼祥的实际指导下卓有成效地进行。四个月后，就产生了两份总结报告：《军委考察团在华北北线部队考察工作总结报告》和《军委考察团在冀中三纵队考察工作总结报告》，共计三十二万字左右。近两年时间，考察团在《军政杂志》及其他报刊上发表几十篇介绍经验、报导情况的文章，这些文章皆有王稼祥的心血。他的理论著作和实际工作是分不开的。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为纪念中共诞生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王稼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阐述了它的科学含义。 他指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之正确道路，是在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王稼祥决不象林彪、康生、江青之流为了篡党李权而将毛泽东思想说成马列主义的“顶峰”，他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此文发表后，中央将它列为学习参考文件之一。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更明确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 一九四三年秋，稼祥患严重的肠胃病因过度劳碌，又引起旧病复发，难以坚持工作，因而一九四四年没能参加我们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大会。但是，在研究了大会文件后，他分别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和四月二十二日的会议期间抱病给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信，谈了自己学习会议文件的体会和意见。他十分同意七大政治报告和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在信中自我批评道：“我因连年犯病，不能参加过去和现在的讨论，不能很好地检讨过去自已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补偿过去的错误，这对于我是一件遗憾的事，但也莫可奈何的。假如将来身体能够恢复健康时，再去补做这个工作吧。” 毛泽东将王稼祥的两封信都印发给大会代表看了。对此，胡耀邦以及很多现今健在的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回忆。由于当时相当多的代表对他缺乏了解，选举中委时他落选了。后来由于毛泽东同志亲自向代表们作了解释，才选举为候补中委。当时，毛主席强调说，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于是，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他只当选为七大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会后，朱德、彭德怀、李富春和陈云等大批同志去看望王稼祥。他们发现，稼祥对自己落选并不介意。 十、摸索和总结城市工作经验 抗战胜利的喜悦使王稼祥激情满怀，抗战八年的限辛，又使他病情加重，连连吐血。 一九四六年一月，为了便于治病，中央任命王稼祥为中共代表团的顾问，随叶剑英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到北平参加由国共两党及美国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可是，稼祥在医院被Ⅹ射线烧伤了臂部。同年春，溃疡口恶化，被中央安排到解放区张家口的华北军区医院治疗。 一九四六年五月，毛泽东电示，由聂荣臻等同志负责安排，送王稼祥去苏联根治伤病。因朱仲丽是医生，便陪同前往。 王稼祥在苏联恢复健康后住在高尔基街的“柳克斯”旅馆。当他从朱德的女儿朱敏口中得知贺子珍被关在一家精神病院时，很是吃惊。贺子珍在井岗山时期与毛泽东同志结婚，长征途中为掩护战友，体内留下十七块敌人的弹片，一九三七年底到苏联治伤。她和毛泽东的男孩在苏联出世后因肺炎死去，接着又听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消息，这位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的革命家因此烦躁不安，伤病愈重，被苏联医生误诊为精神分裂症，连同她女儿李敏（娇娇）一起被送进远离莫斯科的精神病院，一待就是七、八年。 解救贺子珍，必然会加剧江青对自已的妒恨，这一点稼祥很有数。对于江青，他是了解的。江青在延安时的种种专横，稼祥因为敬爱毛泽东都谅解了。早在一九三八年，王稼祥曾回绝过江青的求爱，那时就看透她了。此际，正直的王稼祥明知会造成政治的隐患，还是努力与苏方交涉，救出了贺子珍及其女儿李敏，并以电报详告毛泽东，要求将她们母女带回国内。毛泽东亲自复电：“完全同意。” 一九四六年五月，王稼祥夫妇和贺子珍母女到达哈尔滨。同月，王稼祥被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 当时东北局的主要成员是林彪、彭真、高岗、陈云、李富春、张闻天、伍修权等，干部阵容很强，但因为主要负责人是林彪和高岗，尤其是林彪总喜欢拉一帮人，打击排斥与他意见不同的人，所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内部分歧很大。当然，还有一个造成观点不一致的原因：一些从老根据地来的同志，对城市管理还没有经验，由于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不同，思想认识不一致，在城市政策上产生了分歧。 据钟子云同志回忆，分歧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进城后是组织市民和贫农以生产为主，还是以搞清算斗争为主？以生产为主带动政治斗争，还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这是争论的焦点。 （二）对清算是一闹而起，还是先做调查研究，有的放矢，逐步发动群众。 （三）对伪满时期留下来的政权机构，是暂时保存，还是彻底摧毁？ （四）对民族工商业政策，是采取保护它们尽快恢复生产，在生产中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条件，还是以斗争为主，先斗争，等斗争结束了再来抓生产。 （五）允许不允许农民进城抓逃亡地主和搞清算斗争？ 当时哈尔滨不光有近百万人吃饭，还要支援战争，它是当时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大城市，所以正确执行党的城市政策特别重要。 林彪当时推行“贫雇农坐天下”，发动大批农民进城抓斗工商业资本家。王稼祥对他的这些“左”倾政策，作了抵制和纠正，使林彪很恼火，一直忌恨在心。其实，林彪早就把稼祥看成眼中钉。早在遵义会议之后，林彪在长征路上拒不服从中央的正确领导，稼祥曾按毛泽东的指示，以军委名义三次发电报命令林彪执行军委指示。在陕北，林彪多次向军委提出要打游击去，企图另立山头，受到王稼祥的严肃的批评教育。 因此，林彪和高岗将稼祥打成右倾，反对稼祥坚持的正确的城市政策。但是，不管怎样，他身为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在一定范围内是尽了职的。他对城市的工商业、文化教育、公安、交通、建设和统一战线等等方面，认真地一一作了调查研究。他认为，进城后应首先组织市民搞生产，不能先搞斗争不抓生产；对旧政权的改造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彻底砸烂，不能影响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生活、公共卫生、城市交通都要保持正常，不能妨碍生产、妨碍支援战争；农民进城要有个限制，不能让他自己抓人，工商业资本家按土地法规定，农村财产交农民分配，城市财产不能动。 一九四八年初，王稼祥为了认真总结管理城市的经验教训，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了东北解放区的城市工作会议。他在会前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起草了一个有关城市工作方针、任务的有见地、有分量的文件一一《城市工作纲要》，并印成小册子，发给到会同志讨论。当时的吉林市委书记孔原回忆说：“它（《城市工作纲要》）强调了城市工作要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十六字的方针，批评了那种侵犯工商业，不断搞劳资斗争和罢工运动等等‘左’的错误。”“但当时东北局的负责人林彪，高岗认为这是稼祥同志右倾思想的代表作，责令把文件收回。”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发表了一个有关工商业政策的文件，明确指出对城市工商业的政策应区别农村对地主的政策，着重讲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同年四月八日，毛泽东又起草电报，发布九条指示，对市民问题、职工生活、工人斗争及农民进城等问题，都指示得很具体。这和王稼祥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伍修权当时是军区负责人之一、东北局成员，他赞扬稼祥这一阶段工作时说：“当时，我党只在东北占有几座中等以上的城市，城市工作尚无经验。但是稼祥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对于如何对待城市工商业者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了将农村土改方法搬到城市中的错误作法，有利于发展解放区的城市工商业，为避免和减少城市工作的混乱现象，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这对其他解放区和以后的城市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王稼祥在哈尔滨工作时已达不惑之年，处理事情很沉着，果断。 在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将四十多幢日本房子贴上牌子，变成苏联的财产，并要我方出证明承认其合法；遭到拒绝，又以莫洛托夫的名义来强迫稼祥同志。稼祥对为此请示的刘达说，他是苏联，我是中国，不必管它（指这件事）。王稼祥尊敬莫洛托夫，但决不丧失中国的立场。 七届二中全会上，王稼祥被选为中央委员，后被留在中央，参加筹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 七月，党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王稼祥等同志组成代表团赴苏，与苏共中央就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重大决策问题交换意见，争取斯大林的支持。经过多次会谈，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出访苏共的任务。 十一、首任驻苏联大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天后，中苏双方互派大使的消息宣告于全世界。 半年前，毛泽东提出两项工作任稼祥选择，一是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二是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国第一任驻苏大使。 王稼祥郑重考虑一天后，选择了后者。 十月二十日，王稼祥赴苏就任。周恩来总理、林伯渠、郭沫若、沈钧儒、彭真和苏联大使罗申等到车站欢送。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消息、照片，还发表了社论《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 十一月三日，王稼祥大使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呈递国书。之后，对已与苏联建交的各国大使进行礼节性拜访；六日晚参加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二周年庆祝大会，七日上午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当晚又参加了苏联外交部举行的盛大宴会。几乎与这些活动同时，稼祥还要关心和安排十一月五日抵莫斯科的以丁玲为团长的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代表团，和访问波兰后来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以萧华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 王稼祥以全部身心投入外交活动。他要求妻子朱仲丽要当好大使夫人，注意严格区分敌、我、友，既讲团结友好，又要坚持原则和作必要的斗争。如果有攻击我们党和国家及领导人的言论，必须严肃对待，给以回击；他还亲自在百忙中帮助朱仲丽攻读俄文，以有利于工作，同时又不让她荒废医学专业，设法使她进了莫斯科医科大学进修班深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访苏，会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和国际形势中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最高级会谈。 这期间，王稼祥万分繁忙。所有外交活动，皆有他安排和参加。 他日夜操劳，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不仅对中苏有关条约的中文本负责，还仔细审校甚至亲自翻译俄文本。 十四日晚八点半，王稼祥在“大都会”饭店以中国驻苏大使名义为毛泽东举行盛大告别宴会。斯大林从未参加过外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王稼祥经过努力，终于代表毛泽东主席请斯大林按时参加了宴会。第二天，中苏报纸均发表了两国政府的公告。 二月十六日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欢宴毛泽东、周恩来。十七日两位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返回中国。然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的李富春、叶季壮、伍修权等同志还得留在莫斯科，继续同苏联方面谈判，以便签定一系列协定。王稼祥亲自参加了这些协定的谈判，并代表我国政府在签定书上鉴字。这一繁重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五月中旬。 王稼祥虽然是第一次当大使，但在外交上从没有出过岔子。他本着不卑不亢的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当时攻击中国的烂言。就在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期间，苏方邀请王稼祥夫妇去观看新排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说是一部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新戏。稼祥出于慎重，先派戈宝权和朱仲丽去看看究意。剧情荒谬不堪，描写一个年轻的苏联海员在上海码头爱上了一个中国的妓女，妓女送给他一束罂粟花，他便向这女子传授了马列主义，于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的革命胜利了。事后，王稼祥很生气，以大使馆名义，通过苏联外交部对这出芭蕾舞剧提出了批评。但是苏方只是表面接受意见，竟给毛泽东、周恩来送来了《红罂粟花》剧票。王稼祥及时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主席略思片刻，即派陈伯达代替自己去看戏。岂知陈伯达看得津津有味，剧终时还主动站起来鼓掌捧场。回来后，受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 一九五〇年秋天，王明来到莫斯科“治病”，而且一来就是一家三口，稼祥便拒绝见他。有一次，斯大林召见王稼祥正式谈话后，又将他引进另一个房间，说：“现在王明同志在莫斯科治病，你应该去看看他。”稼祥不假思索地答道：“我认为没有什么必要吧！”斯大林不高兴地坚持道：“你还是看看去吧！”稼祥仍用俄语回答：“我认为没有必要！” 早于王明到苏联阴谋活动的前一年，还有一个和王明一样以在莫斯科治病为名的人，一家三口长期不归国。这就是林彪、叶群和林立果。斯大林曾对王稼祥说：“你们党中央怎么把林彪给忘了！他没有大病。”稼祥立即报告给周总理，中止了林彪的小病大养。 因此，林彪对王稼祥的仇恨愈发加深了。 一九五一年二月，为了加强我国与各国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王稼祥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回国时，他将在苏联省吃俭用积余的薪金买了一辆苏造大型吉斯卧车送给党中央，因为毛泽东访苏时曾赞扬过这种车。其实，稼祥给自己定的薪金并不高，只相当于一个苏联司机的收入，他还将朱仲丽的薪金取消了，甚至连作为编外人员的保姆的薪金，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书报、地图等办公品都由他们的薪金开支。他的克己奉公、严于律己是一贯的，早在延安时，军委曾确定他为甲等残废，他却从未要过补助金。他身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与妻子一起和边区人民共患难。鉴于延安生活因难，生孩子影响工作，他赞同妻子做绝育手术，这在当时是绝少的。 在吃食上，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将烤干的馒头片放进桌上的饼干筒里，累饿了就随手拿出几片充饥，开会或赴宴，也随身带上几片。 十二、卸任驻苏大使以后的岁月 王稼祥熟悉各国共产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富于同外国党打交道的经验，是我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最合适人选，出色地执行了我党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作为中联部的创业人，他先后选调了富有外交活动经验的刘宁一、伍修权、李初梨、赵毅敏、许立、熊复、以及冯铉、张香山等副部长，选拔了李启新、吴学谦、赵安博、乔石等一大批有才识的干部。他注重干部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的提高，注重原始资料的积累，他所领导编撰的资料出版得很多，是建国以来最丰富和齐备的一段时期。他在对外联络工作中十分谨慎细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很早就有所察觉，经常向党中央提出对苏联霸权主义斗争的建议，并在工作中相应地采取了措施。 他曾说，我党同各国兄弟党的关系，是“既是一家人，又非一家人”的关系。一九四三年以后，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各国兄弟党都以信仰马列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但任何兄弟党都是独立自主的，忽视了这一原则，就会犯大国沙文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错误，就会犯“父子党”“老子党”错误。五十年代初，有一次斯大林考虑到亚洲几个兄弟党执政的小国在建设和防卫上有困难，设想以中国为主建立一个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当时，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均在场。稼祥认为不能这样做，并简要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赢得了斯大林的尊重，不仅此议未再提起，还留稼祥共进午餐，饭后一同散步。 卸任大使后，他曾多次赴苏参加与斯大林会见和会谈。 一九五三年三月，兼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一九五四年四月，他参加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出席解决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定，迫使法军撤出越南，并初步解决了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 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在中央国际活动工作会议上致开幕词，阐述国际活动的内容、目的和性质，以及如何提高工作水平等问题。 在一九五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王稼祥为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他的助手熊复同志回忆道：“他拿出一份写好的有详细纲目的大纲，并就大纲的内容，包括每个论点、提法和论证的展开，都对我做了详细的解释。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谈话滔滔不绝，就象一个学问渊博、态度和善的教授。可以看出，他有丰富的经验，有卓越的学识，有敏锐的洞察力，有勤于研究、思考和大胆地探索的精神，就是说，有一副能够统摄思维活动以发挥创造力的头脑。他的思路很宽阔，分析很精辟，前者有如高屋建瓴，后者就象势如破竹一般。” 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我们党邀请了六十四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前来参加这次大会，其做法和规模在我党历史上是空前的。由此可见，我国国际威望已瞩目于世界，我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已卓有成效，这是与王稼祥的精心而又正确的领导分不开的。 整个接待工作是在王稼祥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身为接待委员会主任，既有大将风度，又极为精细，不管大国、小国，也不论各国代表人数多少，一律平等对待。 稼祥是个能上能下的革命家，但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严格地说他乐下而不愿上。党的八大会议前的一九五五年春，他曾坦诚地说过： “象我这样过去犯错误的人，应当经常控制自己，以所剩不多的余年，做出些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工作。戒骄戒躁，不做有损于党和国家的的事，以便补偿过去的错误，以便去见马克思时，能够手上拿着党和人民的鉴定书，虽然犯过错误，但一般的说，还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赤诚的王稼祥甚至为自己被党的八大选为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而有愧。他一般不愿打扰毛主席，这次直接面辞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实为下了决心，但毛主席没有同意。王稼祥的政治品格，由此又见一斑。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了波兰波兹南骚动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稼祥随同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赴苏共商解决办法。当时，赫鲁晓夫提出武装干预波兰事件，受到我党代表团的反对。王稼祥发言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决不能干预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内事务，一个独立自主的执政党，有权决定自已的方针大计。如果由一个外国党来干预，甚至是武装干涉，将会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鉴于我党代表团的正确立场，赫鲁晓夫承认原来的做法“有损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平等的原则”。 这年的四月到十二月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的影响，我党中央的政治局多次举行会议讨论，《人民日报》为此于四月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又于十二月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稼祥参加了政治局的讨论，并亲率中联部做了紧张而繁重的搜集、翻译和整理资料工作。 一九五七年一月，以周恩来为团长的我国党政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王稼祥是代表团的主要参谋、周总理的主要助手，在同赫鲁晓夫等人的正式会谈中，就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会谈持续八小时，紧张万分。那时，代表团内部大量的会谈准备工作和文件起草工作（包括三个联合声明、两个新闻公报和周总理的十四次公开讲话），都是由王稼祥主管。王稼祥当时就预见到两党的分裂加深了。果然不出所料：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的海岸线和国防，提出建立由苏方控制的“共同舰队”和长波台；一九六〇年，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撕毁合同，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一九五九年四月，他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六五年，连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十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他发表《中国人民胜利的国际意义》一文。此文是王稼祥在五十年代内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他以丰富的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知识，系统地介绍和评述了中国革命的成就及意义。 这年三月上旬，他随以朱德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下旬，他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又到伦敦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还专访了郊区一个私人农场。 回国后组织中联部的有关人士精心整理了五十八万余字的《论苏联农业公社》，送交中央有关领导参考，并就“共产风”问题，向毛主席提出了建议，多年来，王稼祥一直警惕着康生，防止他那‘左’的一套造成“外患”。康生多次通过不正常的渠道向中联部要机密的外事文件、资料看。按中央规定，这些党的最高机密须经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批准才可借给康生。王稼祥尽力抵制，然而，一九六〇年康生利用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将黑手伸进了中联部，渐渐地使王稼祥处于“靠边站”的地位。 一九六二年二月，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稼祥研究了大量资料，在中联部会议上就党的对外工作发表意见后，又同两位副部长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提出对外工作的一些方针性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几下几点：一、对外采取缓和的方针，以争取时间度过困难，加紧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二、建议发表一个正式的对外关系声明，全面准确地阐明我国的对外政策；三、注意国际斗争的策略；四、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在一九六二年秋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按毛主席的意见，中央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大反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大反所谓政策上的“三自一包”（即扩大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稼祥为此不安，曾写信给中央，要求中央在十中全会上就康生强加给自己的所谓“三和一少”（按康生的解释，即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与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援要少）公开检讨。当初，邓小平同志答复不必检讨了，并嘱咐他快进医院检查身体。 康生将王稼祥挤出中联部还不够，又要将这位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彻底打倒。“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又将“三和一少”加码升级为“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 在那人妖颠倒的疯狂年代，王稼祥被当作国际活动方面的修正主义典型，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稼祥被囚禁于一九六九年一月，他身蒙沉冤，求告无门，思虑再三，只好写信向周总理求援。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造反派指出我犯了极大的罪过，对我的教育、批斗和目前隔离审查是应该的。我只能认识到这是救我。 我请求给我一点工作做，就在这种囚禁的环境里，就在这有卫兵随时监督着我的时刻中，我仍然渴望着我的有生晚年，为党尽最后的努力。我要求简单，只要你批准给我一本中俄字典，四卷《毛泽东选集》俄文版，就足够我达到这个迫切心愿了；假如，党尚有其他的翻译校对工作给我做，我是诚恳雀跃地接受，而且一定按时完成这个任务。 请你即日批示。 敬礼 一九七三年，因为林彪、陈伯达反党行径早已暴露，王稼祥写了封长达万言的信呈交中央及毛主席、周总理，揭露林、陈反党集团，同时又深刻检查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信由胡耀邦同志过目后，请王震同志交送党中央。 一九七三年，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因为没有分配具体工作，他又急不可待地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总理： 在我有生的日子里，希望及早地安排我的工作。目前，我是闲人，可以利用时间写东西。叛徒王明现在国外仍旧猖狂已极，我愿意写些文章批判他。如果可以的话，只要一、二个助手就可以了。你的意见怎样？是否合时宜？望告之。 王稼祥上 一九七三年 在“四人帮”猖狂之极的时期，这封信被耽搁了，一直没有回音。 王稼祥一家有五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惨遭毒害而含冤离世。 儿子王命先，解放后从安徽泾县厚岸村来到父亲身边上了大学，这个四十二岁的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讲师被株连遭受种种迫害，他不甘受辱，以投河自尽抗争。身陷囹圄的稼祥连儿子的尸体都未看到。 大姐的儿子吴振华是北戴河中直机关工作人员，被逼得跳海而亡，丢下了病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大姐和姐夫，被赶出北京，一路乞讨回到安微，双双饿病而死。 二姐的女儿翟新华，北京阜外医院的病房护士长，也因株连被斗，以至精神错乱，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粉碎“四人帮”的春雷，炸碎了一切沉冤。党中央及时地为王稼祥同志洗雪了冤屈，又于建党六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将他列为我党建党以来三士八位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并指示芜湖市委为王稼祥建立了纪念园，除塑像、立碑建造生平事迹陈列资料室外，还按照王稼祥生前的爱好栽了青松、翠竹、月季、蔷薇及其他花草。 芜湖市委、教委经常组织青年、学生前往王稼祥纪念园，接受革命教育，缅怀先辈业绩，以新的姿态投入建设新时代的伟大斗争。
作者：张平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五日，芜湖一代名医李少白先生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人们黯然神伤。缅怀少白先生的高风亮节，令人无限仰慕。 少白先生早年就读于苏州国医研究院，一九三七年毕业后，在芜湖悬壶济世五十年，专长内、儿科，善集诸家之长，用药精当，照顾全面。他恪守医生的职业道德，对病人不分贫富贵贱，长幼妍媸，一视同仁，高度负责。望、闻、问、切时，他全神贯注；下笔处方时，细心揣摩。他常叹曰：“千方易得，一效难求。”又常告诫子女学生，医生是和死神作斗争的人，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值得称道的是，在私人开业时，少白先生就建立了病历档案，不仅有治愈的病例，也留下失误的记录。他从不讳疾忌医，敢于自扬短处，对于这些失败的教训，他一一剖析给学生听。 少白先生颖悟勤学，博览群书，手不释卷，他曾对人说道：“平生无嗜好，不是书，就是报。”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就这样，他在医学上不断地达到新的高度，终于成为一代名医。从中医联合诊所的所长，调往市中医院副院长兼内科主任医师，并当选为市人大常委、副主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芜湖市分会理事长。 少白先生廉洁奉公。他的太平大路九号住房，阴暗潮湿、破旧不堪，是一所百年老宅。近几年来，市领导几次为他准备了团结路及市政府大院内新建的宿舍，他们婉言谢绝。人们认为他是不愿离开熟人熟地，于是，市人大乃决定在其原住址为他翻盖一幢单门独院的楼房，不料，他仍执意不允。他们两个女儿曾在农村下放十年之久，虽经女儿一再请求，他始终没有托人说情，使女儿早日上调。从四十多岁起，少白先生就患有心脏病，长期服用三七、人参等药品。照情理，中医院的副院长、主任医师，公费服用一点贵重药品不算出格。可他总是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医务人员，按章自费。一次，他看见女儿把单位的几张信纸和一只信封带回家，平日慈爱祥和的少白先生勃然大怒，斥责道：“难道你买不起吗？生活有困难对我说，我补助你！”对于他人，少白先生又极其宽容，邻人、朋友、学生、同事借书借钱，归还与否悉听尊便。文革中，一位工宣队员向他借了钱，许久没有归还。一日，两人路遇，工宣队员避之不及，尴尬万分，顺手摘下手表，递给少白先生。少白先生摆摆手，笑着说，这件事要怪自己，那笔钱，本来就是打算赠送给他的，忘了告诉他，以致让他有了思想负担。对于这类，子女不理解，少白先生笑道：“人家有困难，万般无奈才会开口借钱，还要人家还什么？”少白先生的工资虽然较高，但他的一个哥哥及一个早年丧夫守寡的姐姐靠他供养，一个失明的弟弟常靠他帮助。每年，他家书报订阅也所费不赀，（全国发行的中医药报纸、杂志悉数订阅，同一种刊物有时订多份，分给子女阅读，）故而家中生活并不富裕，仅及温饱而已。李有伟是少白先生的爱女，一件旧棉袄，穿了十几年，由此可见一斑。 少白先生有一颗赤子之心。人们都知道他还有一个义子和一个义女。一九五四年，洪水泛滥，他收养了一个沿街乞讨的孤女，等到她长大成人，少白先生又备妆奁，择婿而嫁，这便是义女杨翠英。六十年代初，他给芜湖县一位名叫徐义正的教师治好了癫痼，那人感恩不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徐义正送来一百斤粮票，十条香烟，少白先生执意不收。后来，少白先生对妻子李立翠说：“这年头，要人家的粮票就等于要人家的命。”徐义正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遂拜少白先生为义父。 少白先生胸襟开阔，早年，他在太平大路开业时，曾在巷口墙上制作了一幅广告，上书：“中医李少白诊所在此巷内。”谁知当天夜里就被人涂去。众人明知是同一条巷内的某医生所为，十分愤慨。少白先生笑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果我本事不大，靠十幅广告也招不来病人，算了，算了。”后来，少白先生不仅没有兴师问罪，反而登门拜访。某医生大惭，亲自手书为少白先生精制了一块木质广告牌，带了鼓乐，鸣放鞭炮，亲自挂在巷口。从此，二人结为至交，这也是医林佳话。 少白先生一九二七年就曾从事过革命工作，一九五六年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并担任农工党市委副主委。他的一言一行，都起到表率作用，是全省推崇的从事科技工作五十年的八十位专家之一。现在，少白先生虽然离开人世，却留下了《中医学讲义》、《中药歌诀》和《李少白医话》数卷以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笔者在少白先生逝世时，曾写了一幅挽联表达对先生的悼念和哀思： 百里江城痛失良医传噩讯， 万家老幼仰慕高风黯伤神。
外科圣手——徐少鳌小传（《芜湖文史资料3》第017篇）
作者：张平 五十年代，繁昌县峨桥乡一大户人家儿媳颜面人中部位（西医认为属于危险三角区）患一疗疮，高热寒战，疼痛难忍。其夫婿遍延皖南外科名医，均诊为疔疮走黄即败血症），症属不治，命在旦夕。家人无奈，将少妇盛妆后放入棺材，专等其断气后钉盖。正当此时，从芜湖来了一位浓眉清瘦的青年医生，用自制的丸散给少妇内服外敷。三天后，少妇从棺中立起。由是，这位青年医名大噪，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神医”。他，就是中医外科圣手徐少鳌。 一九一一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徐少鳌生于芜湖滨临长江的鲁港镇。家中四代业医，其曾祖徐文田，（原籍福建浦城县），为人洒脱不羁，倜傥好侠。一次，激于义愤，他一箭射瞎县官儿子右眼，迫于官府追捕，投身洪杨太平军。徐文田业精歧黄，于伤科、外科，尤得秘奥。在前线，他活人无算，被誉为“红郎中”。徐少鳌的祖父徐云山，父亲徐吉鳌，继承祖业，均名盛一时。 徐少鳌自幼熟读《医宗金鉴》，其中“外科心法”能全文背诵。在学术上，他无门户之见，除精研家传秘籍之外，还融汇贯通各家之长。一九五二年，徐少鳌在家中给一条狗全麻后作了脾脏切除手术，术后，那狗活动如常。在当时，一名祖传中医，能主动接受西医知识，实属难能可贵。 徐少鳌生性刚直，爱憎分明。抗日战争时期，徐少鳖在繁昌铁门栓村为新四军谭震林部义务行医，深得谭部好评。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谭司令曾设宴款待。长江游击支队成立之际，徐少鳌又积极资助，并为其购买弹药和医药用品。支队领导李友白等人多次受到徐少鳌的掩护。为此，徐少鳌经常受到日伪特务机关的传讯、恫吓。抗美援朝时期，徐少鳌把家中紫铜痰盂砸掉，大型变压器毁坏拆出铜丝，捐献给国家。其后，徐少鳌又要其子徐树生报考空军飞行员，因树生两眼散光未被录取。徐少鳌误认为其子怯战，大骂其“故意装作看不见，怕死。”解放后，徐少鳌历任市中医师公会主委，市中医副院长兼外科主任、省政协委员等职。 徐少鳌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一次，一位高热病人来到市中医院时已神志昏迷，各西医院均没有找出病因，诊为“无名高热”。徐少鳌为其作了全身检查后，在其右侧大腿上用笔画了一个圆圈，说：“这里有脓”。众人不信，一刀切下，脓液喷出。 市酒精厂汽车驾驶员孟宪荣患指疔，毒素扩散，左肩关节以下全部红肿，西医院要截肢，经徐少鳌看后，内服大剂量清热解毒之药，外敷金黄膏，一周痊愈。 一年盛夏，一位农村病人身患搭背，创面有小脸盆样大，溃烂化脓，其臭无比，徐少鳌由于眼神不济，他紧贴疮口，面部离创面只有四、五寸远，花了一个多小时，用摄子把数百条蛆虫一条条拣出，观者无不动容。 六三年，易太乡一位十三岁的男孩患右下肢骨髓炎，被失去信心而又穷苦至极的父母遗弃在医院，徐少鳌发现后即提供医疗及食宿费用，治愈后命儿子徐树生用板车将其送回家。来回六十多里路，徐树生晚上八点多钟赶回医院，正想回家吃饭，徐少鳌一把捉住他的手，又逼他给当涂县一位危重病人输了四百CC“O”型血。徐树生泪眼汪汪，其母桂秀林也责备丈夫“太不近人情”，“要病人不要儿子”。 一九六六年新春伊始，徐少鳌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他期望在党的帮助下，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从此，他更加废寝忘食地工作。不料，当灾星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空之时，徐少鳌，这位刀圭所至，沉疴立起的江南名医，也在劫难逃。 芜湖造反派抄家次数最高的纪录是在徐少鳌家创造的——一天十二次。满房紫檀家具被砸坏了，数百元现金、三部半导体收音机被抄走了，历代名画一百多幅、古砚几十方不知落入何人之手。最后，“罪证”终于抄出来了，一幅宋代名画“十丐图”。造反派大声吼叫：“你这是借古讽今，说新社会人人都是乞丐！”六七年十一月，徐少鳌第一次被“触及皮肉”，其妻桂秀林——市中医院外科副主任，被打得吐血。从此，挨打受骂便成了这一对患难夫妻每天必受的“教育”了。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徐少鳌始终“相信群众相信党”，他每天朗读“老三篇”到夜里十二点，最后，连标点符号也能一个不错地背出来！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徐少鳌已经持续三天发高烧。下午，王祝三医师来给他看了病，药煎好了，还未进嘴，造反派勒令他立刻到医院里去。晚上七点左右，徐少鳌回到家中，悲哀地对家人说：我今天不得过关了，他们找我谈话，要我交待什么参加特务组织的问题。材料要我自己写，不准别人帮着抄，这可怎么办？（徐少鳌有“手抖”的毛病，一向写东西由别人代抄）明天的批斗大会我过不了关了！ 二十八日凌晨一点多钟，街上的高音喇叭还在不断地奏出触及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首又一首进行曲，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零乱的枪声。徐少鳌走下楼，要离开家，徐树生拦在门口，不让他走。桂秀林悲痛欲绝，她泣不成声地对徐树生说：你就让他走吧。随后，徐少鳌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上午十时，造反派来到家中，要揪斗徐少鳌，知其出走，立即发出通缉令。 下午一点左右，徐少鳌的尸体在青弋江边铁桥附近浮起，那对已经凝固了的瞳仁愤怒地望看苍天。年仅五十八岁的徐少鳌，用自己的生命对那摧残中华民族的万恶势力作了最后的控诉。 闻讯后，市里两派武斗组织宣布暂时停火，一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被蒙蔽参加“文攻武卫”的群众，抬着徐少鳌的遗体来到市中医院。此时，中医院内正在开徐少鳌的缺席批斗大会。会场上，扎着一个写着徐少鳌名字的稻草人。大会主持者一边宣布“反革命特务徐少鳌已被本派特务组织杀死”一边点火烧稻草人。护送徐少鳌遗体的人们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们把子弹顶上膛，准备血洗中医院。这时，人类共同的是非善恶标准，战胜了两派中间人为的矛盾冲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徐树生站了出来，他泪眼泣然地说道：“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做，你们出了气，我母亲还活着，有个后果，又要说是我们策划的。”这样，才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第二天，鲁港一百多农民手持扁担，冲入市中医院，准备找迫害徐少鳌的人拼命。谁知，整个医院沉寂空旷，杳无人迹。 徐少鳌死后，家中无钱安葬。此时，徐树生结婚仅十多天，他用一房家具换了一口棺材。安葬时，造反派下令不准哭，不准其他人送殡，这样，几个子女拾着父亲，没有灵车，没有花圈，没有挽联，一步一步，走向神山。 不久徐少鳌的两个女儿被迫下放，两个儿子下到农村医疗队，家中仅剩桂秀林人，从此，桂秀林精神错乱，哭笑无常，满头乌发在半个月内全白了，最后，胃出血而死！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日，徐少鳌一案终于平反昭雪。 徐少鳌一生酷爱艺术，好字画，喜京戏。外表严峻，内则仁和。他的遗著《徐氏外科》十余万字，系他一生心血结晶，惜在文革中被焚。至今，在芜湖一带，说到外科神医徐先生，人们总是唏嘘不已，感叹一代杏林英才的早逝。
作者：王君宜 一 黄叶村，原名黄厚甫（儿时学名黄成昆），号竹痴。一九一一年农历十月十三日出生于安微省芜湖鲁港镇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祖籍安徽当涂县）。 他幼年家境清贫，父亲黄狮进是个裱画师傅，写得一手好字，也擅长画人物。为人忠厚老实，胆小怕事，一生嗜酒，得来工钱常充作酒资，因此家庭生计无法转好。老人裱画生涯由此给黄叶村提供了观画、临摹的机会。 黄叶村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贤妻良母，她温柔、贤慧，做一手好的针线活，常替人做衣、补缀，以维持家用。虽日夜操劳却毫无怨尤。 黄叶村七岁进了镇上的一个私塾，九岁后上小学。读私塾时，他就开始临摹颜鲁公的《麻姑仙坛记》和《多宝塔》书帖。黄叶村酷爱颜正卿的字。 小学期间，叶村就开始懂得为母亲分担忧愁。课余，除了读书习字外，就帮家里拾柴火。后来，大字练得有些眉目时，就试着给人写门对子。从十二岁起就经常乘木排到青弋江北岸的芜湖十里长街给一些小店写招牌等，换得微薄收入添补家用。因人小个子矮，每次写字需站在凳子上写。来往的人看到这个站在凳子上写字的小孩，都吃惊地说：“哟，这是哪家的小孩子啊！真不简单，这样下去将来不就成书法家了！”从此，常常有人喊幼小的叶村去家里写字。 小学毕业，因家境贫寒，黄叶村辍学，到繁昌县峨桥一家小杂货店当学徒。时年十五岁。起先，他只做些杂事，为了博得老板的欢心，他几乎把什么活儿都揽下来，甚至要给他们倒尿盆，洗尿布。工作之余便秉烛读书习画，直到深夜。当时，他点灯无油，画画无纸。有时被老板撞见打骂，加之同事也对他冷嘲热讽。黄叶村不甘忍受凌辱，愤而辞去工作。 回家后，叶村跟着父亲学画画和裱画，有时也出去卖油条。当晨曦初露，他就迎着寒风凄凉地沿街叫卖，经常受人奚落。有个亲戚耻笑叶村家穷，叶村听到后，默默记在心里，发誓一定要自学成材。 黄叶村喜欢吟诗，尤喜苏东坡的诗，当阅至：“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到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时，黄悦其诗意，遂改名为黄叶村。 黄叶村十岁开始跟父亲学画，后专门拜纪大先生为师。纪大先生是当时鲁港有名的中医，在绘画、书法方面亦很有造诣，且极豪爽，喜济困扶危。他见黄叶村家贫，便常馈送食物，可黄叶村百般不愿接受。纪大先生益器重黄的品德，就认黄为义子。 纪大先生品行高洁，文才横溢，其绘画技能着重意境，寥寥几笔，就能神似。黄叶村开始画什么都不象，但他不为所挫，勤奋苦练。纪大先生看黄叶村很好学，且聪慧过人，不学甚为可惜，于是更加耐心教黄叶村书法及绘画。 二十岁左右，黄叶村又从新安派大画家汪采白之父汪福熙老先生学画。汪福熙是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师，他家里藏书极丰，给青年黄叶村创造了读书的好条件，使之有足够的机会观察临摹历代名家的法帖和绘画，以博取众家之长。从此，黄叶村眼界大开，加之他所处的环境优美雅致，峻山秀水，使黄备受熏陶，学业长进很快。 黄叶村喜爱画竹。他说：“竹是四君子之一。虚心向上，节节长青，宁折不弯。”它代表了作者顽强不屈，坚韧不拔，以及他虚心向上的品质。 这正是作者爱竹擅长画竹的缘由，故号之曰：“竹痴”。 黄叶村故居不远处有许多竹子，他常来到竹林边，看风晴雨露寒暑四季时竹子的神姿变化，边画边思，把竹作为知己，由于他细心体察揣摩，因而他画的竹都很有神韵。 黄叶村特别主张作品的画外意，他的竹画立意雅致，借竹喻志，以竹喻情。无论是诗、是画、都不是对自然界的写实，而是结合了作者当时的思想情绪，把客观物象与充沛感情熔铸于艺术形象之中，赋予新的艺术形象，新的意趣，新的情感，成为作者针砭时弊，抒发感情的寄托。而这些感情又是随作者心境的忧喜而变化的。作者的不同流俗傲岸不羁的品性尽在这竹画之中。 黄叶村的一些题跋诗，无不表露了他的爱竹之情： “瘦劲孤高，枝枝傲雪， 节节干霄，有似君子， 豪气凌云，不为俗屈。” “平生爱画竹，画竹常青青。 月上清影泻，风来奏好音。” 可在解放前，他光靠画画是不行的，没有生活来源，常常连买烧饼的钱都没有，更别说冬天御寒的衣服了。为了糊口生存，黄叶村只好到霍邱县城关松枝小学教书。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当时，黄叶村在屯溪教书，他走出画室，为宣传抗日写标语、画漫画、演戏剧。 他画过一幅漫画，题名为《三尺孩童知爱国、蛋糕不买买新闻》。画面远处画了一个卖报老人，肩上背着背包，背包里揣着抗日的报纸。中间画了三个衣衫褴褛的少年，每人掏出了自己身上仅有的钱，朝卖报老人走去。 为了配合抗日宣传，在此期间，黄叶村还自编自演京戏。他参加演出了京戏《两个乞丐拾金记》。戏的内容是：两个乞丐走在路上，偶然拾到一笔钱，高兴得了不得，一个说：“正好咱们肚子还空着，我们先用这笔钱去饱餐一顿，然后再一人买几件衣服。”另一个乞丐却说：“不行，现在日本的炮火打得这么紧，都侵略到咱们境内了，我们吃一顿，买件衣服也只是图眼前一时的享乐，国家不安宁，我们永远过不上好日子，我建议把这笔钱捐给国家买枪炮打日本，也是咱们哥俩为国出点力呢！” 两人争执好久，终于达成协议，把这笔钱捐给国家。乞丐有抗日报国之心，其他人应该怎样呢？这部戏剧对当时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后来，国民党在皖南的一部份将领，假抗日、真反共，企图搞垮共产党的抗日力量，黄叶村心里很愤恨，有一次，国民党驻屯溪卫戍司令部的某人听说黄的国画画得好，派人请黄叶村作画，黄叶村耻于奉承，佯装生病回绝。 黄叶村画路很宽，山水、梅、兰、竹、菊、菜、瓜、果、花、鸟、虫、鱼均能入画。 黄老不仅善画，而且对金石书法皆有很深的造诣。他重视传统笔墨，主张以造化为师，因此作品苍劲，充满诗情画意。 一九四〇年，黄叶村在郎溪中学教历史，经友人介绍与宗翠凤女士结婚。当时黄叶村二十八岁，宗翠凤二十五岁。结婚时，除了两床破棉絮，一个破箱子，一副箩筐之外，连张象样的床都没有。 女儿黄道玉，儿子黄道强出世后，经济仍然窘困，一家人常常流浪，用棉絮把两个孩子裹好放在箩筐里，一前一后挑着走。当时真是一贫如洗。有时家庭状况稍好些，又不注意积蓄——黄叶村总是慷慨地资助自己的穷苦学生。 一九四二年，黄叶村调至徽州“芜关中学”教历史与图画。战争年代，枪林弹雨，到处难安，不久，他们又挑着两个孩子，爬山越岭来到了太平县。当时太平县坏境比较安稳，黄叶村为新四军干了些宣传抗日的工作，比较出色。可是没多久，胆小怕事的父亲硬把黄叶村劝了回去，以致他没能在新四军里干下去，他引为终身之憾。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深入到宁静美丽的皖南山区，黄叶村一家饱受战争苦难，颠沛流离，生活动荡不定。在太平，他们一家只能以破庙栖身，黄叶村自己又因逃难途中趟水中毒，险些丧命。 一九四四年，位于泾县潘村营的省立第十二联中聘请他去任教，一家人才过上稍微安定的生活。黄叶村任教的班上有十二名同学因缴了当地自卫团的枪枝，被多政府逮捕。乡政府声称只要校方保释，可以在外“等待处理”。南校长杨筠青胆小怕事，借故躲了起来，当时，黄叶村出于正义，毅然冒着生命危险，模仿校长笔迹，并私刻校方印章将学生保出。案发后，杨校长吃了一场官司，校长职务被撒掉，而黄叶村也因此被解聘，丢掉了饭碗。但他毫无怨言。 一天，黄叶村路过街上，看见一大群人在围观什么，走近前，见地上躺着一个老人尸体，样子惨不忍睹，同是沦落人，黄叶村同情之心顿起，于是掏尽身上所有的钱为其买了木材（当时，棺材的钱很贵），装钉成一个简易的棺材为其下葬。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黄叶村来到南陵，被聘为县初级中学的美术教师。他在南陵几年教学生涯中，常常是家无隔宿之粮，身无御寒之衣，栖息于阴暗的茅草屋里。即使这样，他还常把画广告得来的钱，接济比自己更穷的朋友，于是，有些朋友在谈到黄叶村时，总是深情地说：“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一九四六年，南陵初级中学又附设了师范班。学校当局以物价上涨为由，克扣学生助学金，以肥私囊。黄叶村受学生委托，向校方陈词，要求提高伙食标准，用来改善学生生活。校方不仅不接纳，而且警告全校教师：“教师的职责就是教书，别的事不需过问”。在那样的社会，不平之事谁敢管？黄叶村忍无可忍，为了坚持真理，当即向校方提出辞职，并将自己当月薪金作为改善学生伙食的费用，尽管少得可怜，但它是贫困的黄叶村的一颗丹心啊！这时，地方一个姓周的官商，趁黄叶村在家赋闲之际，托人请黄叶村为他家抄写宗谱和绘制祖宗画像，黄叶村认为此人人品不正，当即回绝，甘愿在街头巷尾为人写信，换取微薄的报酬，以维持生计。 战后，联合国救济总署调拨来一批低劣商品和一些残次物资“救济难民”。南陵县“救济会”由盛学恭等人负责，这些人见利忘义，把“救济”包一一拆开，挑出一些较好的食品、物资留着自己私分，而把不好的东西发给穷人。黄叶村知情后，又动了他的侠义心肠，他痛恨这帮救济会的坏家伙，于是大胆地画了十二幅漫画，画题为：“请看，救济会救人先救己。”并把这些漫画张贴在街头，围观者甚众。这些漫画辛辣地讽刺和揭露了“救济会”的内幕，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但也因此种下了祸根，受到那些官老爷们的记恨，遭致一些暗害。 二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欢庆解放，黄叶村也欢欣鼓舞地来到南陵中山中学任课。校长张和声是混入教育界的一大劣绅，掌握学校公产，当时，校舍断垣残壁，破烂不堪，黄老怀着对下一代的高度责任感，大胆提出意见：“要修建校舍”。为此与张发生争执，他用大量的事实把张驳得体无完肤。事后，学校发薪，张校长把一大叠钱币发给黄叶村，想以此堵住黄的嘴，但黄不为金钱所惑，一把抓起票子向校长猛砸过去，说：“有钱应盖校舍，为学生造福，我不要份外的金钱！”不久，黄叶村失业了，一家人又在饥饿线上徘徊。 正当黄叶村生活窘迫之际，南陵县的中医李光华先生，向黄叶村伸出了援助之手，从精神和物质都给予极大的支持。以前，黄叶村曾画了一幅画送给他，画面是：远山青黛，碧水如镜，画中一渔翁手执渔竿正在垂钓，回头斜视着鱼篓边一对钓上来、在地上横行的螃蟹。题跋曰：“留得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这幅寓意深刻的画，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横行霸道，预示着终有一天他们要被人民推上历史的审判台。这幅画立意新颖，朴实典雅，社会意义较深，是黄叶村较为满意之作。黄叶村常以这幅画告诫他的学生：“一幅好画配上相应的诗，洋洋洒酒，双璧弥合，再盖上适应的印章，才相得益彰。” 那时，黄叶村住在刘厚生先生家。刘厚生是当时报馆的总编，此报社常常发表进步的文章和一些反映当时现实的画稿。黄叶村的画也常常在该报上刊出。 黄叶村在南陵的四年中，工作极不稳定，这时黄叶村又有一个女儿出世一一三女黄道珍，全家仅靠他那微薄的收入是难以生活的，无奈。只得忍痛把仅有三岁的女儿黄道珍送给了别人，至今下落不明。黄叶村常以此为憾。黄叶村生活虽贫困，但“君子固穷，不以为意。”他时常久久地望着远方的山峰、长流的小溪，徜徉于山光水色之中，与风、与竹、与茅屋、与莲花、与游鱼，作着无声的感情交流，从中获得灵感，获得智慧，获得内心与自然的平衡。 一九五〇年，黄叶村调到青阳师范任教，同年又到贵池任教。这年，黄叶村的四女黄道荣又降临到人世。 一九五一年秋，黄叶村调安庆四中。一九五二年春又调到桐城中学、桐城师范两校执教。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黄叶村在安庆师范任教。 一九五八年，黄叶村在怀宁县师范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不让教书，只给学校放牛、养猪。他每次去放牛，要步行八里多路，黄叶村脚蹬草鞋，身穿粗布衣，每天步行几个来回。此时，他的生活越来越苦，仅靠夫人洗衣维持生计。黄叶村因在外沐风栉雨，满身长满了疮疥，脓血流漓，险些丧生。他的左胳膊就是在给牛换草时跌断的。后来，每逢阴雨，彻夜疼痛难眠。当时大女儿、儿子在外地上中学，四女黄道荣上小学，五女黄道明尚幼小，一家六口仅靠他每月三十六元生活费以及夫人替人家洗衣维持生活。 黄叶村在怀宁时，精神及肉体的折磨使他几乎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气。他在日记中写道：“难道我命中注定要在这里永久地待下去？如今我远离家乡、亲人，一个人象孤鬼样地生活，无人问津，无人关注，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正是他当时心情的表白。 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上，谁都会有意志消沉的时候，哥白尼犹豫过，伽利略屈服过，居里夫人两次想到自杀，然而他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毕竟没有屈服，相反却做出了别人没有做出的事。黄叶村想，难道我就因这些折磨就自杀吗？想到这些中外名人，他在漫浸长夜中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的确，在人生的路上，不仅要和艰苦的环境奋斗，也要和自己的意志较量，要战胜自己的平庸、烦恼、寂寞都非易事。然而，对于一个坚强的人，痛苦和不幸就象铁犁一样会开垦出他内心肥沃的大地。 终于，他镇静下来了。他爱艺术的殿堂，他不忍心丢下他的画笔，不忍心抛弃他的绘画事业。怀宁虽穷，可大自然是那么美，他坚强地提起笔去作画，去写生！ 黄叶村对子女教育很开明的，从不强求他们违背自己的志愿去做什么，但是一发现他们能够成才就不惜一切代价创造条件供他们上学。那时，大女儿黄道玉刚刚考上高中，有些人劝黄叶村：“你家条件不好，子女又多，再加上是女孩子，上不上大学都是一回事，还不如早点工作减轻你的负担呢。” 黄叶村说：“我们家的女孩子就是同男孩子一样，只要她能上，我即使讨饭也要供应她上大学。” 一九六二年，因怀宁师范停办，黄叶村回到芜湖，住新家巷三一八号一间约有七、八平方米的小茅棚内。室内光线昏暗，黄叶村白天作画或接待客人，还要点上油灯。由于房子矮（进门都要弯腰），所以，黄叶村只能在小桌子、小板凳上作画。一遇雨天，床上、地下常常被雨水打得透湿，外面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他只得买来一点塑料薄膜为破房遮雨，求得一时的安宁。笔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的门上有副对联很有趣：“一间破草屋，两个无用人。” 这座破草屋，是黄叶村当时心中的伊甸园，任人间凄风苦雨，世态风云变幻，他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 一九六五年七月，黄叶村的大女儿出嫁，重病在床的弟弟央求黄叶村说：“爸爸，姐姐就要出嫁了，我们家没有东西送给他，买个脚盆送给姐姐，算是我家的一片心意吧！” 听儿子这么说，黄叶村——一个经历过多少磨难的铁骨铮铮的汉子，竟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在家人的记忆里，黄叶村虽历经坎坷，一直在困顿与贫苦中挣扎，可从未流过一滴泪。然而，这次他却流泪了，他为买不起一个脚盆送给出嫁的大女儿而流下了伤心的泪。 对这桩事，二十二年后，黄叶村在病故前的住院期间，还十分痛楚地告诉大女儿：“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内疚的事”！ 在十年动乱期间，不少人加入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黄叶村却躲在小茅屋里以坚强的毅力作画，凭着自己的信念、执著的追求，一步一个脚印走向圣洁的艺术殿堂。 幸福对于黄叶村来说，是一种奇迹，只有不幸才是他的常规。他似乎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戴着荆冠走路的。一九六九年，正当黄叶村最困难的时候，巨大的灾难象一道闪电凌空劈下——他独生的爱子不幸得病去世，黄叶村悲痛欲绝。许多年后，每当黄叶村眼前浮现聪慧懂事的儿子时，心里还一阵阵颤粟。 社会混乱，家境贫困，使黄叶村时常感到前途渺茫，一片灰暗。然而他的意志没有被灾难的利齿咬碎，他咬紧牙关以惊人的毅力举起了那支画笔，画竹画梅画兰草，汹涌的激情、爱美爱生命的情操，随着笔端喷洒而下！ 人民对艺术家的评判，是不管他有无金钱、有无金色的桂冠的。在黄叶村最困难的时候，已记不清有多少人踏进他那低矮的茅屋要画了，对此，黄叶村总是有求必应。他也常常带着画笔到人家去作画，将美的艺术送到了普通人的心中。当他顶着星月回到茅屋的时候，他感到是那么欣慰，他从未为不能进入某些文革中的“红人”之家而遗憾！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知识分子落实了政策，黄老被安排在安徽省文史馆工作。每月有七十元钱的固定收入，芜湖市委还帮助他解决了住房问题。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使这位历经沧桑的老画家犹如老树逢春，他的诗情画意犹如泉涌，使他的艺术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一挥满幅兰芽壮，墨迹未干顷刻香。” “山鸟亦知春花艳，停立枝头不肯飞。” 这些题跋，表达了老画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的由衷歌颂。 党的政策斩断了捆绑在艺术家身上的锁链，使艺术家们能展开自由的翅膀，黄老趁着春光，遍游了皖南的山山水水，美丽的苍山、银瀑、墨松、彩云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在黄山，黄老看到了挺拔伟岸的松树，很多都从石缝中伸出，别具秀姿，他很受启发，回来告诉他的学生：黄山松之所以美丽，主要是因为山高风大，云涌如潮，故叶子皆长得层层覆盖呈水平面。黄山天地开阔，无遮无拦，故树枝皆可自由生长，纵横自如，这才产生自然、朴实的美感。我们作画和做人皆应如此。 以后，黄老又游长江、览三峡，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饱赏祖国山川河流的壮观，阅览三中全会以后的人间春色，创作了数以千计的写生画稿，画出了许多反映时代气息的艺术作品。他的《江南春色》具有民族特色，画面山水逼真，意境深远，这幅画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入画册，送往国外展览。同年，黄老的画又在西德国际博览会安微厅展出。 千里漫游归来，他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也目睹了一些社会现象，认为有些是应该发扬的，有些是应该制止的，有些是应该修正的，他为此给有关部门提了不少建议。 除大自然的美丽风姿以外，世间还有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在较长的漫游中，他与各阶层人民有过广泛的接触，特别是与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结成了好友。他深知在艺海泛舟，单枪匹马是行不通的，向艺友请教必不可少。因此，黄老每遇难题，总是与画坛益友商椎，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 在江南一带，一提到画竹，人们自然想到黄叶村。对画竹颇感兴趣的作家管桦至今还珍藏着黄老的一幅墨竹，他在题记中说：“黄老先生的竹子画得好极，在国外得到很多观赏者的赞赏。” 一九七八年，我国著名红学专家冯其庸到宣城劳动大学讲学，在参观工艺厂时，看到黄老画的竹子，不由赞道：“黄老先生堪为江南一枝竹也！”后又求黄老给他画墨竹，两人遂结成了翰墨之友。以后书信往来频繁，相互切磋技艺。 对这些名家的赞叹，黄叶村一直惴惴不安，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哪里敢当江南一枝竹！如果把生我养我的江南人民比作竹林。我只不过是竹林中一片叶子罢了！” 黄老那清瘦的面庞，就象皖南山野那样质朴。平时无论到哪里，他总喜欢着一件黑布对襟上装，穿一双布底单鞋，戴一顶半旧不新的呢帽，因此，他常笑着称自己为“江南布衣”。黄老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每当说到得意处时，则把双眉挑起，神采飞扬，讲起话来，音调抑扬顿挫，让人觉得豪爽、亲切、慈爱。他每天作画完毕，总是习惯地挂着拐杖走八、九里路以锻炼筋骨。 一九八〇年二月，安徽省美协在省博物馆举办当时健在的“五老”（肖龙士、孔小瑜、张贞一、梅纯一、黄叶村）国画展览。“五老”画幅各具千秋，吸引不少书画爱好者。展厅最后，引人注目的是黄老那几十幅富有江南特色的墨竹。那临风摇曳、疏寒劲健与暴风雨搏斗的风雨竹，那枝叶向上、风姿绰约的晴竹，那青翠欲滴的露竹，有的作左右侧；有的直上，或作下垂姿态；有的以石块、石笋点缀其间，有的立竿于山坡崖壁；有的又取月夜之景，朦胧婆娑，令人观之不忍离去。尤其是他画的风竹，更使人看了有“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之感，真是千变万化，各尽其妙，给人以生命力的萌动、艺术美的享受。当大家问起黄老，是怎样画好这些画子时，他风趣地说：“画竹分四时，春夏之竹，枝繁叶茂；秋冬之竹，枝硬叶稀。另有老嫩之分。嫩竹叶密，老竹叶稀。竹子的一生也与人相似，我现在七十多岁了，头发比起年轻人就稀一些，颜色也不同了。我画竹也没别的，只是手熟罢了。故而，我画墨竹，一气能画三、五幅，甚至更多。” 有位作者曾为黄老的四种竹子配上相应的诗，如： 露竹 亮节清风意万重，心怀坦荡对苍弯。 欣将残骨付黎庶，一任春秋定罪功。 雨竹 出世艰难乱石中，清操劲节度秋冬。 平身不学折腰势，管你冰霜雨露风。 睛竹 荒郊瘠土寄为家，疏影清风照紫霞。 为感岭南遥念意，欣抽绿笋报丹葩。 风竹 云崖峻岭乐生根，悚立青山四季春。 莫道虚怀少诗韵，身经风雨自长吟。 这些诗篇是对黄老作品的描述，亦是对黄老性格的自然披露。 随着报刊的宣传，黄叶村的名字越来越多被众多的人熟悉，其作品亦越来越受人们的喜爱，因此，向黄老求画者络绎不绝，人们都为能得到黄老的画感到欣慰。尽管他很忙，但只要有可能，黄老都尽量予以满足。 八一年，山西太原一位工人书画爱好者，在报上看到黄老画的竹子，很爱其风格，便试着写信给黄老，想求风雨竹一幅，黄叶村见其真诚便欣然承诺，不仅画了，还给他用挂号寄去。一位东北的朋友，出差路过芜湖，慕名来到黄老的家，想求一幅墨竹，黄老二话没说，当场挥笔作画，慷概相送，这位同志感谢不已。 黄老原在新家巷的茅屋住了多年，条件极差，有关领导决定为他改善住宿环境，在劳动路安排新房一套。当他领着家人来看新房时，高兴地用手杖不停地指着房子说：“你们看，这房子不比茅草棚好多了？从前，我连做梦也没敢想到啊！看看，又有煤气、又有自来水，哎呀，还有厕所，啧啧，这多好啊！” 黄老象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是很容易满足的，受了那么多的苦，遭到那么多的打击，在社会上闯荡了那么多年，如今弄得一个三十平方米的房子竟常对朋友说：“这下中国有希望了，连我这个无权无势的老头子居然也分到了象样的房子。” 黄老很重视“书如其人”这句话，常把苏东坡的话引以为训：“古人论书者，兼论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他特别注重学识、品德、修养兼有，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黄老对于金钱名利看得很淡泊。新家坡有位老朋友，告诉黄老：“叶村，我把你的画带到南洋去吧，那可以赚很多钱，这样，你的画也可以身价倍增。”黄老笑道：“首先，我的作品没有达到至善至美的程度。其次，我是中国人，要出名也要先在中国出名。” 一次，黄老由芜湖去武汉讲学，在大轮上写生。一位瑞典人看到了，通过翻译转告黄叶村，他想用重金购买。黄老请翻译转告这位瑞典人：感谢你能欣赏中国画，但自己的画是非卖品，若真想要，可以馈赠。 黄老常在画幅上题这样两句诗：“傲骨梅无仰面花，虚心竹有低头叶。” 由此几件事，可以看出黄老为人的风格。 一九八二年国庆节，黄叶村应邀参加重庆“淳辉阁”笔一会，只见他铺开宣纸，饱醮水墨，用篆字出竿，用隶书画节，用楷书写叶。先画竿，后画节，再画叶和细枝，笔至心随，顿时成竹一幅。在场数百名书画作者无不为其敏捷的神笔所倾倒，同时，亦被他雄厚的书法功力而折服。他画竹写兰，用笔酷似书法。 黄叶村是个画家，同时也是书法家。他的书法用笔方圆并施，力透纸背，特别写出飞白，更显得遒劲豪迈。他从古人陈法中虚心苦学，学碑临帖，取蜜蜂酿蜜之法。他常说蜜蜂采百花酿蜜，蜜成而花不见，临写碑帖，亦是如此，惟有所见精、所见多，方能熟悉古今书法的体变，通晓书法源流的分合。他称赞唐朝怀瓘的书法艺术是“无声之音，无形之相，”提供了如何欣赏，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的钥匙。比如见到颜字心中就浮起一种伟岸雄劲的意象，见到赵字心里就浮起了秀媚婀娜的意象。 黄老的篆刻也很有造诣，他刻的印章，刀法纯净利落，稳练自然，疏朗有致，堪称佳品。 黄老能画，能诗文、能制印，能写一手好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惟其难能，才更显得可贵。黄老的书、画、印为国内外鉴赏人士所珍爱，求者应接不暇。 万里同志一次出国，曾请黄老画过四幅墨竹图，送给美国友人。 一位居住国外多年的安徽籍侨胞，在南京玄武湖看到黄叶村展出的《兰竹图》，无限感慨地说：“看到这些竹子、兰花，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最后，他通过有关部门重金将此画购去，以慰思乡之情。 一九八四年八月，美籍华人、洛杉矶加州大学高级工程师冯奎安博士应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邀请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探亲访友、参观游览。冯博士来芜探亲访友时，经友人介绍，与黄老认识，两人一见如故。冯博士敬慕黄老的人品和作品，黄老亦钦佩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黄老曾送给冯博士一幅中堂《竹石图》。冯提起往事说：“我老家遍山是竹，我就生长在竹林中，我特别喜爱竹梅，先生所赐中堂，常挂在客厅里，可慰我思乡之情，以此作为传家之宝，使在异邦生长的后代，不意祖国的艺术珍宝”。分别时，黄老又画了一幅《竹梅图》送给冯先生。 同年十月，中国美术馆为国庆三十五周年——举办民主党派、工商联书画展。省文化厅、省美协、省人民美术出版社全国工商银行一九八五年举办了“全国储蓄书画联展”，黄老的作品也参加了以上的展出。河南黄河游览区黄河碑林筹备会，为丰富游览内容举办黄河碑林征稿，也请黄老拨冗挥毫。香港《收藏天地》编委会亦求黄老赐画。许多地方都留下了黄老的珍贵墨迹。 同年，日本田中角荣的秘书长北村木昭托人捎口信，请黄老为他泼墨作画。日本高知书道代表团访芜，人人都求黄老的一幅画，一位女书法家没弄到黄老的画，竟急得哭了。黄老闻讯时已经就寝，但仍即刻起床为友人作画。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女上曾托人求黄老墨竹一幅，为将要建立的“老舍故居纪念馆”增辉。一九八七年六月初，黄老长女送去露竹一幅。冯其庸先生受胡絜青女士之托题跋，欣然命笔，他在题跋中写道：“当年在芜湖工艺美术厂见到叶村之墨竹‘疑是板桥在世’！” 黄老很关心我们民族的文化，每当在路上遇见招牌上写错的字，他是很痛心的。某商店把“招徕”顾客写成“招来”顾客，“安装公司”写成“按装公司”，黄老见了都向主人提出建议，体现了他对祖国文字的认真。他不愿让我们古老的民族文化受到亵读。对于街上一些小姑娘、小伙子随嘴说脏话，黄老常忍不住向前劝说，可往往得到的却是白眼。有人劝黄老：“您都这么大年纪了，管这些闲事干什么事？这些事太多了，您能管得了吗？”黄老却说：“凡事若都睁一眼，闭一眼，这世界不就变得阴阳浑沌，四季不明了吗？我知道这样做会让一些人恨，但我不在乎，一生中哪有不让人恨的呢？”在一次政协会议上，黄老一再强调，市面上的错别字要纠正，商店里的青年要轮训，做到文明礼貌，童叟无欺。 黄老命运坎坷，一生在困顿与贫困中挣扎，三中全会后才有好转。可由于黄老个性倔强，得罪了一些人，所以有些事还很难办。这却使他晚年画的老竹，更有一种历尽沧桑，遒劲刚直之态。当人们每每赞叹他的画时，他却自谦地说：“境遇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还多；学问休说我胜于人，胜于我者甚众！” 对于一些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爱好绘画事业，黄老特别溺爱，不仅为其作画，还送给他纸笔，鼓励他们从事绘画事业。他对学生要求甚严，常告诫学生画画要从基本功练起，按步就班地进行，不要追求那种表面的虚假、好看。这样才能得到发展。要加强自己的观察能力，对自己所感受到的东西加深理解，通过理解来一次飞跃，再去认识、再去创作，才能逐渐达到至高至妙的境界。 四 八六年七月底，黄老住进了医院，医生发现他患有尿毒症、心力衰竭、肾衰等多种疾病。 住院期间，黄老恳请医生批准出院，不料三番五次均被拒绝了。 “胡闹！”黄老用拐杖使劲地捣着地，说：“我明明没有病，硬说我肾不好。叫我天天睡在床上，专门等吃饭，我哪有功夫在这里浪费国家的钱？” 是的，黄老平生就是这样。多少年来，直至住院前夕，黄老每天早起按时作画，只在作画空隙中，吃一只烤山芋、或喝上半碗锅巴水哄哄肚子当早餐，每日下午出门散步，偶尔也去闹市转一转，可每月零用加起来，从未超过一元钱。 此时，黄老遏止不住创作激情，终于不顾医生的再三挽留，决意要走。九月初的一天，黄老收拾好行装，脸上扬风溢采，站在病房门口。眼巴巴地盼着汽车早些到来。 黄老想：生病住院，花了国家那么多钱，趁着眼下还能动笔，应多画些大幅山水留给后人。梅、兰、竹、菊、书法等类也要成套配齐。 出院调养、本不宜过度劳累。然而黄老不管这些，进了家门、放下行装，取文房四宝，立即动手作画。先生的举动似乎在向人宣布自已根本没有病，谁也用不着担心。其奋发努力之态象是要补偿失去的光阴。 几幅六尺长的山水很快成功了。画面近山清晰，远山朦胧。云遮雾绕，相互映衬。林泉清幽，路经迂回。淡雅清新，高古秀逸，一派新安画风。 他的山水画出入宋元，重视传统笔墨，得新安画派诸家神髓，画真山真水，苍郁婉约，抉微探幽，充满诗情画意。置此美丽的青山绿水之中，更加激起人们对伟大祖国的爱恋之情。 黄老每有佳作完成，总先铺在地上晾着，自己靠在椅上，眯缝着眼，仔细地端详，看到得意之处，还会不停地咂嘴，并喊其学生来讲解：“你看，这幅山水怎么样？画山水重要的一条，就是心胸要宽，气量要大，肚里要装得下万里山河，没有高尚的人品，没有爱国激情，其作品必然是低俗的。所以，你们以后画画时一定不可拘谨，尽兴才能传神，酒脱才能自然。自然、流畅才能把意趣和气势表现出来。” 学生们怕黄老累着，劝他休息，黄老笑着说：“我这个人，什么苦都受得，怕就怕享清福。上次在医院，天天吃了睡，睡了吃，什么事都不让做，真比受刑还难受……”停了一会，黄老突然仰起脸，提高了嗓门：“有什么办法呢？生就的穷命嘛！”随着一阵大笑，笑得是那样开心。 出院没多久，因劳累过度，黄老终于又病倒了。一九八七年二月九日，由市委副书记金庭柏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典淼同志出面联系，黄老住进省立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每次笔者的父亲去医院探望，总是见黄老倚着病床，翻阅手稿。黄老多想站起来重新拿起笔，多画几幅优美的画留在人间，给人欣赏，多给几个热心书画的青年辅导啊！ 重病期间，市政协召开了六届五次全会，他几次要求女儿推车让他去政协参加会议，为两个文明建设献计献策，但终因医生竭力劝阻，他才未能成行。 他对大女儿说：“古人云，人要留名于后世，必须三者有一，即立言、立德、立功，因此要想留名后世，必须靠奋斗取得事业上的成就，这才是真正的名。衡量一个人成就的大小，主要不是看他有没有学位或头衔，而是看他是否有真才实学、是否为后人造福。一切看文凭的弊病，坑害了多少有智之士，领导若是认识到这点就好了！” 二月中旬，市政协主席刘健农及市委宣传部长彭少雄去医院看望慰问黄老。 二月十七日，市委副书记黄连庄、组织部长裘梅卿及宣传部副部长朱典淼专门去医院和医生研究治疗黄老的方案。省顾问委员会的张健从泾县赶来看望。此外，市政府、市委统战部、市民革、省文史馆、省文联、市文联、市文化局、市书画院和各有关方面领导曾多次前往医院探望黄老。黄老的学生更是络绎不绝地前往医院。 重病期间，由黄老口述，学生冯怀远代笔，写下了近五百字的《寒舍家言》，全文内容是： “厚甫言，吾出身清贫，少时终年不得温饱，更无力求学，为课生计，十岁始学画，后得汪福熙老先生指点，学业稍成。人生如梦，而今七十八岁矣，虽有‘江南一枝竹’之誉，皆世人过奖，实乃有愧耳。 吾有三愿：一愿国家富强，二愿人民安乐，三愿为国效力。为国效力，需有真才实学。学以勤为贵，尤应多思、巧思。吾早年学画，凡所见名家之作，必吸取其精华而自用，故能博取众长。吾曾有万里之行，所到之处，则尽搜山川之灵秀，研透天地造化之理，藏于胸中，故挥毫泼墨，颇得自然之妙，此皆留心之谓焉！ 国富民安，需政通人和方可奏效。一人好，非我愿，愿大家都好。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必亡。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治国之道，不可不察。” 厚甫素爱画竹，喜竹之性，故自号竹痴。 幼竹可掀翻巨石，破土而出，因其未出土时先自有节。望风而长，挺拔自立者，盖因其虚心向上也。我有事求人，先思人之难处而后开口，人有事求我，则无不尽力相助，此亦天性。 年逾古稀，求画者不绝，良友相聚，颇有干金一刻之感，唯年迈体衰，身边无人，大小之事，皆不顺遂，无计自救，只有摇头而已！”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清晨，学生冯怀远象平时一样，匆匆地买了点心，然后直奔医院。往日怀远来到住院部楼下，总是看见黄老坐在病房的阳台上，看到怀远到来，老远就喊：“莫慌！孩子，慢慢走！”然而今天怎么了！凉台上冷清清的，怀远已经意识到什么，三步并作两步跨进病房。只见黄老躺在床上，医生正在进行紧张的抢救。 八点整，黄老带着未遂的心愿，抛下了伴他多年的绘画事业，告别了这个使他眷恋的世界，告别了生前好友，象大树上飘落一片黄叶，落在树下的土壤里。 当冯怀远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通知黄老的家属以及市有关领导时，市委的领导同志正在参加市政协会议，噩耗传来，全体人员起立，向黄老致哀三分钟，表示哀悼。 当时，市委副书记金庭柏同志，正在北京学习，知道消息后，连夜拍来唁电，对黄老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追悼会那天，全市各级领导以及黄老的生前好友都参加了追悼会，并送了花圈。市委宣传部长彭少雄致了悼词。黄叶村仰卧大厅的花丛中，身上覆盖着红缎被面，许多人都为之流泪。大厅呈现出一派肃穆的景象。有些外地赶来的同志，因路途远，为未能及时参加黄老的追悼会而后悔不已。 文联摄影协会理事长黄友圣同志，在追悼会上执笔。写下一副挽联： “一生坎坷古稀之年才安逸， 百砚磨砺太平盛世方扬名。” 安师大教授宛敏灏在送给黄老的挽联上写道： “艺苑久蜚声，翰墨犹新，邃失江南一枝竹， “小楼漫听雨，湖亭在望，长同尺木两家春。” 黄老的学生在哀联上题道： “一生坎坷因不媚。 惊离盛世唤不归。” 半个世纪来，黄老对自己在历次重要关头所作的抉择，并无丝毫悔恨。他一生眷恋书画，甘之如饴。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毅力，以及他锲而不舍、永不停息的献身艺术的精神。 写到这里，我望着家里挂着的黄老的梅、兰、竹、菊画，思念的波澜又轰然而起。我仿佛看见黄老正站在风雪中，同雪抗争。与风搏斗。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上面两句题跋： “梅有傲骨神清，竹有高风亮节。” 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以看出人的气节。”黄叶村先生的大半生就是在颠沛流离、坎坷痛苦中度过的，但他从未丧失过一个艺术家的气节，正如竹子一样是靠坚韧不屈、虚心有节生长起来的。虽然黄老已经仙逝，但他创作的很多艺术珍品，仍然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由于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因此本文对黄叶村先生的记载可能还有失于偏颇。尚乞知情者不吝赐教。1987年10月于芜湖四褐山化工厂附录：新闻《黄叶村遗作展震动书画界》 5月20日上午，值著名中国画大家黄叶村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有关部门在其亲属的协助下，在省博物馆举办的《黄叶村遗作展览》开幕。展出的150余件书画神作逸品，特别是首次同观众见面的一大批山水画，使书画界人士震惊不已，深感相见恨晚。 黄叶村先生1911年生于芜湖鲁港，自幼酷爱绘画，曾结识大画家汪采白，并得教于新安画派后期名家汪福熙先生。叶村先生秉性刚正，为人宽厚，一生潜心画事，并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早年主画花鸟，尤爱画竹，享有“江南一枝竹”美誉。晚年力攻山水，异军突起，卓然成家。 观看展览的美术界人士称：真正继承并发展新安画派传统者，黄叶村先生第一人也。赞他的山水作品是安徽第一，全国也不多见。不少观众呼吁：对于黄叶村先生的艺术成就，应进一步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原载《安徽日报》1988年5月21日作者赵玉敏
作者：冯怀远记录 恩师仙逝，已半载有余矣！忆当初，“听雨楼”中，笑声朗朗；画室之内，春意融融。先生平日风采飘逸，神笔与妙语共生。及发病住院数月，朝朝暮暮，床头椅边，陪先生长谈款叙。晚间相伴，我便将布椅放平，半躺半坐，打发漫长的早春之夜。然每于更深人静时分，听窗外江风阵阵、汽笛长鸣，先生难以入睡。此间我们或谈心、或评章酌句、此唱彼和，谈笑间直至鸡鸣。 恩师生性豪放，谈吐恢宏。每有精论，我必先默记腹中，归去便抄录纸头。今特精选一二，以便世人更好地了解、研究先生的为人和艺术。 作画不可拘谨，尽兴才能传神，洒脱才能画出自然形态。自然、流畅才有意趣和气势。画面生动，有艺术感染力，能够引人入胜，这就叫气韵生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于听雨楼）注：听雨楼即叶村先生生前住所，为先生题款所常用名。 不单是以人为师，还要师造化。要仔细观察自然，要认真推敲各个不同的物种何以千差万别的道理。比如：山禽飞时腿脚缩于腹下，水禽飞时，两腿向后伸直。山禽尾长，水鸟尾短。再如鹤有三长：腿长、嘴长、脖子长。为什么呢？因为她生活在浅水边，靠捕捉小鱼为生，这三样东西短了就不方便。（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听雨楼） 黄山松别具秀姿，是与黄山的自然环境分不开的。黄山山高风大，故叶子皆生得一层一层，呈水平面之状，以减轻风力的摧残。靠山的一边离石壁很近，故枝叶少而且短；向空的一边天地开阔，无遮无碍，故树枝可以自由地、尽情地向外伸得很远很长。（一九八一年春节前一日于作画后） 葡萄的藤和紫藤的藤一个有节，一个无节。且硬度也不同。菊花的梗也有柔性，但与前两件东西又不同。这些在画法上都要有区别，不然，事物的个性就画不出来，也就不会有传神之笔。没有气韵，不能传神，不是形神兼备，而是形神兼失。（一九八一年六月中旬作画时） 画竹先竿，画竿之法，可先将笔头饱醮淡墨，再将笔尖醮些浓墨，用侧锋可画出粗竿，取得明暗阴阳之效果，笔身稍直，画出的竿稍细；要画细竿，可用中锋写之。 画竿要一气画完数节，中途不可停顿或醮墨；停顿则气势易断，醮墨则使相邻的两节墨色深浅悬殊。既不合理，又不好看。 倘若一幅之中有三株以上竹子，每竿墨色则应有所变化，不宜浓淡相同。 画竿要留出空节，画节墨色要比画竿稍浓。用笔从逆势入，然后用隶书笔法翻出来。（一九八一年二月七日作画后） 画叶先画浓叶，淡叶穿插其中。淡叶的多少、位置，应力避与浓叶相等或成轴对称。 画竹之法，必当画出竹子的气质和神态。借竹写意，以竹寓情。章法要安排得有疏有密，错落有致，方显得新鲜有味。（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 写竹分四时。春夏之际，枝繁叶茂；秋冬天气，枝硬叶稀。另外还有老嫩之别，嫩竹叶密，老竹叶稀，枝条也变得又硬又脆。竹子的一生与人颇似，我现在七十多岁了，我的头发比起年轻人就稀一些，颜色也不同了。（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 吾素爱画竹，喜竹之性，故自号“竹痴”。幼竹能掀破巨石，破土而出，因其未出土时先有节；望风而长，挺拨自立者，盖因其虚心向上矣。人要有钻劲，要有毅力。要象一根未出土的竹笱，它要出来，连一块三百斤重的大石块也压不住。（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日作画时） 名家画竹，皆云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所谓“密不透风”是说密的程度，是讲章法的多变，并非真正的“不透风”。树叶虽密，阳光照射，地面树下尚有点点光圈，这叫“密而见缝”。假如真正“不透风”，画出的墨竹成了墨斑一块，无枝无叶，有什么好看的呢？（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作画时） 东坡、文同胸有成竹，板桥胸无成竹；此皆历史上的名家，自是各有千秋。我是动笔之先，胸有成竹；动笔之后，胸无成竹。动笔之先，头脑中闪现出一个形象，画在纸上以后，则只看到纸上的形象，失去了头脑中的形象。继而，则须综观全局，随机应变，灵活而处置。 其实，即如东坡与可，也必不能把一幅墨竹每枝每叶的具体形状和位置、大小等细节，事先想得那么清楚，这是办不到的。（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傍晚于病床） 树不成才方入画，饿虎瘦鹰路宜斜； 一生兰草半世竹，圈圈点点画梅花。（一九八七年四日十七日夜，先生于皖医病房谈兴甚浓，谈笑间吟颂而成。） 竹枝生叶处叫丁香头，相合的地方叫鹊爪，画枝时下笔要道劲，意态要生动，行笔要快，不可迟缓。竹枝是直起还是弯曲？弯曲到什么程度？此需心领神会方见其妙，老枝硬脆少柔性，多挺然而起；嫩枝叶多而肥，必下垂；风雨之竹亦应各有不同，需随时而变。（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作画后） 画叶用中锋。板桥画叶常用侧锋。下笔要劲利，实按而虚起；一抹便过。古人有“人”字、“分”字、“个”字等等，我是用“人”字之法。其实“人”字相叠，便成“个”字和“分”字。 画叶一忌孤生，二忌并立，三忌如又，四忌如井，五忌如手指。此古人成法中不可犯者。（一九八〇年元月二十八日） 画竹可以自下而上，也可以自上而下。东坡居上喜欢一株自下而上，另一株自上而下，一往一返。有一种自然联贯之美。 我画小竹及小枝无定法，叫做“从心所欲”。画大幅竹因其上下者长，喜欢横放宣纸，自左向右画竿，既方便，又可做到一气呵成；不然，胳膊太短，不易画到头，中间一停顿，气韵就没有了。（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于病房） 梅、兰、竹、菊惯称“四君子”，墨竹与兰草相配更好看。竹子挺拨向上，有君子之风；兰有美女之秀姿，画在一起，如美人配君子也。（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深夜） 画山水，心胸要宽，气量要大；肚里装得下万水千山。没有高尚的人品，没有爱国的激情，其作品必然是低俗的。（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作画后） 近山有皴，远山无皴；云遮雾绕，互相映衬；水有源头，路有来去；野桥孤舟，鸟飞寒林，此山水真趣之所在也。（一九八七年五月二日傍晚于病房） 无皴远山，或尖或圆，皆不得高于皴山之上，应比近山的最高处略低一点。山路应迂回曲折，有隐有现。近石与近山不可等高等长。（一九八七年五月三日下午于病房阳台） 干墨画法，“勾”、“皴”笔头含水不宜多，醮墨也不宜多；根据山石结构、明暗灵活运用正、侧、顺、逆、拖等笔法，行笔宜稍快，加以顿、挫、苍、毛的韵味。 “皴”多用线、运笔要疏密有致，切忌“平”、“花”，墨色要有变化。勾勒落墨完成以后，用少量干淡墨皴擦山石的明暗结构，以增加山石的厚重苍润感，淡墨的深浅不可超过“皴”的墨色。有时还要正体大片的染，以表现山影云气，区分层次关系，进一步丰富画面效果，求得“苍茫深秀”、笔墨浑融。（一九八七年五月六日晨于病房阳台） 湿墨画法是以湿笔润墨为主调。技法丰富多样，灵活生动。笔触：肥、瘦、圆、扁、光、毛、刚、柔、浓重、飘逸、沉着、奔放等变化。充分发挥笔墨的性能作用，表达山石、树林、云水的结构，区分出明暗层次。 湿笔的山水画法，重在掌握墨与水的关系，根据浓、淡、干、湿需要，控制水分。 染是统一画面，增强画面立体效果的重要步骤。根据画面内容需要，考虑是干染还是湿染；染墨色不宜过重，以免伤笔。 有勾、染一气呵成的，墨底做足、干后再染；有随着勾皴染山石轮廓，总之应根据内容需要而定。湿笔画忌“平”、“花”、“光”、“死”等病。（一九八四年三月上旬） 积墨画法指用不同晨色，一遍一遍加上去的用是方法。墨色层次丰富、浑厚华滋。 以层层积染方法表现山石、树木，明暗之间，先淡后浓；根据不同的需要，用墨要饱、足、稳、准，不宜过快，过快则“浮滑”，“轻薄”则不耐看：皴点笔触要飞，不能破碎、紊乱。每遍要有侧重，应前干后加，不宜总是后者压倒前者，以免破坏笔墨效果； 用墨要“活”，“透”；浓而不死、淡而不薄。要有“生”气，有虚实，有空间感，切忌死气、刻板和轻浮。（一九八四年八月中旬作画后） 泼墨画法是将墨汁泼在纸上，顺其自然势态表现景物的一种绘画技法。属于阔笔大写。 泼墨作山水，形象更加概括、洗炼；应首先掌握细笔山水为好，这样在造形、笔墨、构图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才能在笔墨大写中做到胸有成竹。 具体画法，先于笔头饱含清水与淡墨，笔头醮一些浓墨；使浓、淡、水三色画在纸上，取得自然浑融的效果。另外重气势和墨韵。 腹稿不可拘泥，应结合山的形体、明暗及层次与笔的正、侧、顺、逆的变化，大胆落笔，一气呵成。除此，还要随机应变，细心收拾，以求得形象与墨色的丰富完美。 有时以大块的泼墨写山岩，以勾、皴法补以亭台、人物、杂草、树石，使画面粗中有细，从而构成了画面上线与面、轻与重、粗与细、巧与拙之对比变化，使之更加生动有趣。（一九八四年十月上旬作画时） 各人画山水之画法不尽相，我是先画近树，再画山石土坡，其次近山及远山。画出框架之后，随时皴、擦、然后点苔。 点苔须用破笔、用墨亦须有浓、淡、干、枯、湿之变化。点苔要抖得散、洒得开；不可成排成列，整整齐齐；应如洒豆于地，方能自然好看。 点苔之后，渲染山石云雾；树梢、山头应有一种时隐时现之感；接着再根据画面安排，补画细景。 细景中要有一个夺目点，以增强画面的生气和艺术感染力。其。 然而到此还未结束，待墨色将干尚未干透之时，再用焦墨最后点苔以提其神。 这些步骤，你要细细揣摸、熟能生巧、将来根据自己的经验，灵活运用，必能成功。（一九八七年五月七日清晨于病房门外平台） 没有固定不变的画法，十八般兵器还要灵活运用，何况是作画？ 可以学习前人经验，然最终还靠自己多练习、多思考、多总结教训。总之，只要得心应手，灵活自然、有笔有墨，有意境就行。（一九八七年五月八日下午于病房） 中国画有的远看好，近看不好，此为构图章法较好，笔墨功力差。有的近看好，远看不好，皆因笔墨功夫较好，而章法不当也。（一九八七年五月十日上午于病房） 自己的作品应能表现自身的个性，体现自己的感情。我现在老了，但是我自己感觉我现在精力还充沛得很，创作灵感非常丰富，脑筋也清楚。耳朵和眼睛都很好。我画了一棵老松，枝叶茂密，老干苍劲。题：“老龙吐出夜明珠”，你说象不象？（一九八六年十月八日于听雨楼） 表现自我，这是当今画坛在理论上的热门话题。其实，自从唐宋以来文人画兴起之后，这乃是历代名家所追求的。他们对表现自己的感情和志趣，无不向往并且努力做到。其实，名家作画，多乘兴之所至，纵情挥洒，达到作品技巧和意境的新奇。不觉当中，也必然表现了自身的情怀和个性。真正的高手能够把主观与客观自然地结合，无须刻意追求。 初学的人基础不牢，功力不深，不能机械地、表面地模仿前人。更不必学着古人，先喝醉了酒，再吟诗作画。其实古人也并非都是酒后才有佳作。 不加思索，顺手乱画，那不叫作画，叫浪费纸。（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于听雨楼） 书法金石味，金石书法味。（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六日于听雨楼） 《格古要论》①上说，名画无对轴，此话不假；名人作画偶乘兴致勃发，挥毫泼墨，易得神品；兴致消失，作品神韵亦退，故无对轴。注①《格古要论》，明代曹昭著，为我国第一部有关文物鉴定之著作。 什么叫画理？画理就是画家对自然规律的理解。掌握了自然规律，也就掌握了各个物类的具体形态和神韵。所谓画法，就是表现自然、描绘自然的手段和方法，属于技巧性的知识。我在皖南山区住过，那里有山、有水、有竹林。我到过不少名山大川，亲自体察了所谓“山形面面看”、“山影步步移”的含义，画出来的山水就不同了。（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夜于病房） 画石之法，经过凝思构想之后，心胸和手腕必先积蓄一股力量；下笔之时，速度要快，其力当如巨石滚落，自高而下，势不可挡。这样画出的石头才有质感和重感。倘若落笔漫不经心，轻飘飘的、软弱无力，画出的东西就不是石头，大不了只是个黑框框。（一九八七年三月十日深夜于病房） 我曾有万里之行，心里装着半个中国。我每到一处，不仅要找出普遍规律，精研大自然造化出来的普遍之“理”；还要找出这里的特色，看看此处与别的景色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这是其一。 其二，我还要认真推敲：用什么技巧才能画出这些特色来？然后，反复实践，反复总结。（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日于病房） 临六朝碑帖，研四王画理。（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夜半两点于病床） 画竹需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君子之风，方显出豪气凌云，不为题。 一幅好画配上相应的诗，洋洋洒洒，可谓是双璧弥合，再配以相应的印章，互相取长补短，既调整了章法，又增加了情趣，堪称相得益彰。 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同；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一九八四年三月上旬于听雨楼） 画花卉，花枝的穿插与交错很重要，画梅更讲究枝干的穿插；枝干穿插俏丽、奇变，等于成功了一半。 花卉的章法不宜松散，太松太散必乱；又不宜太紧太密，否则易使人感到闷塞不舒畅；凡散乱者，可用紧凑之法救之。可增画交错枝条或相聚叶片，把原来较平均的空白变得不平均；又可使空白之间的距离缩紧，就会立刻变得好看，并给人一种紧凑、集中之感。（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一日作画时） 花鸟画尤其讲究疏密，山水则更要注重虚实。 画花卉，如嫌某些地方太散，除了添枝加叶之外，尚可用款书和印章来补救。如这些方法仍为不便，则采用加点的办法来处理。 点的种类很多，各有各的用处，点可使疏处变密，可使过紧过密处分散，可破小空的平均，可给画面提神，还可用湿大点改变画面枯笔过多造成的枯燥感。 花卉中添画小动物，如能怡到好处，便会增加情趣，使画面显得富有生气。小动物要画出神态和表情；彼此之间又有感请交流。我有一幅花卉画的牵牛花绕架而生，几只小飞虫在花间飞来飞去，似有恋花之意。另外，花荫之下，又有几只小鸡，其中的一只全神贯注地望着那几只飞虫，欲走不舍，欲吃不能；而另一只小鸡则又看着这只小鸡，显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神情。让人看去似乎是呆头呆脑，又呆得可爱。这样，整个画面便活灵灵的，既有生活情趣，又富艺术感染力。（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于听雨楼） 画折枝，有的靠边，有的不靠边。要“画内”“画外”相互呼应，相互贯通；使人联想出画外有画。有时一根树干或树枝在画面上被分切成两段，要让人看出它们在画外是相连的，这叫笔断意不断。（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九日于听雨楼） 凡画鸟类，先从嘴上腭一长笔开始，补完上腭，再画下腭一长笔。再补画下腭，嘴便画成了。 画完嘴，于对准嘴之牙舌之处点睛；画头从头脑门上开始，画背上披毛。接着画胸及肚子，直至尾巴；后补画腿及爪。用浓墨加画翅膀和尾部粗长之毛，再用淡墨或稍淡墨色收拾背部和胸部之细毛软毛。（一九八三年元月七日作画之后） 金石佳者可分三品，轻重有法中之法，来去得神外之神；笔未到而意到，形未存而神存；这叫金石神品。屈伸得情趣，疏密无拘束，无雕琢气者称为金石妙品。布局得当，无懒散局促之病，有清雅平正之美，谓之金石能品。（一九八五年九月五日作画后） 继承文人画遗产，首先要提高文化修养。除能画之外还要能诗文，能制印，又要能写一手好字，这是十分难能的。唯其难能，方见可贵。现有不少从事中国画的人，缺乏这些修养；有的虽也诗书画印齐备，诗文多为抄袭他人；其余或书法不精，或不会制印，也有的题款位置不当，反倒破坏了画面。 中国画对于刻画形象，历来是非常讲求的。谢赫的六法中把笔墨效果及其要求叫“骨法用笔”；无论创作还是鉴赏作品，都不能忘记这一条。古画论云：“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又有“墨分五色”之说，可见用笔墨的重要性。“研习六法”应不断提高笔墨修养，熟习笔墨技巧，这样才能得心应手。 笔墨技法是随着时代、表现内容及画家的思想感情不同而不断变化，我们应在学习和创作的实践中不断探索、认真体会和总结。（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深夜于病房） 中国画使用的宣纸，对水墨极为敏感。因此，在宣纸上最容易记录下你运笔时的节奏感。又因为中国书画使用的毛笔，笔头柔软毛多，能饱含水墨，笔尖稍微一动，线条就有变化；甚至心跳、呼吸，以及那些极细微、不易被人察觉的感情变化都能从笔锋的提按转折表现出来。故有人平时可以画得好些，在大庭底众之下，当众挥毫，心里一慌便乱，一乱便紧张，反倒画不好。（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上午于病房） 气势要贯通，笔笔要相联。笔势连接有两种，一是意到笔到，以实线相接，这叫“实连”；二是意到笔不到，形未存而神存，这叫“虚连”。空白也是画，有时画面上某一部分什么都没有，但仍然使人感觉有东西。比如我画“柳塘清趣”图，柳梢下面只画了几条小鱼，没画水，人家看了，就知道下面是水。（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夜） 运笔之法，以熟为妙。逸笔草草，如写字一般。故而，我平时作画很快，一幅整四尺大山水，不用半天就能完成。画墨竹，一口气能画三、五幅，甚至更多。题款时也多用“叶村写”字样。 看去是任意挥洒，但决不是漫不经心，更不能乱抹乱画。心随笔运、手到物成。因其自然流畅，故无刻板之病，已得神似于笔端；因其熟练精深，故可大得笔墨；故不求形似，形似可兼而有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九八六年元月九日于听雨楼） 作画不可牵强附会，更不能画蛇添足，故意卖弄手段。古人误笔成蝇的故事虽传为美谈，但那是因为无意中弄脏了画面，不得已而将墨点改画成一只苍蝇，决非故意显示才华之举。作画故弄玄虚，反使作品质量降低。（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九日于听雨楼） 粗笔大写意画不要忽略了形似，精雕细刻的工笔之作不要失去了神似。这是多少人的实践换来的教训，要记住。（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于听雨楼） 画人要想画出神态和感情。还是要通过姿势和面部来表现。倘若脸上连鼻子眼睛也分不清，头部画成了黑皮球，任你怎么吹捧，我看也难以留传后世的。（一九八六年八月三日于二院病房） 运笔自然流畅、富有变化，头脑里想象出来的形象，画在纸上就很象。用笔能从心所欲，这叫有“笔”。画出来的墨色有浓有淡，融浑自然，看去已不是一块墨迹，而是某一具体的物体，这叫有“墨”。有笔有墨就能气韵生动；否则，无论是有笔无墨、有墨无笔；还是无笔无墨、笔墨分离，都不可能产生感人的魅力。（一元八七年五月十日下午于病房） 我还要提醒你一句，要学会用水。其实浓、淡、干、湿、枯不就是含水多少的事吗？要熟练掌握用水量。我作画调配出来的淡墨或颜料能做到画面完成，小牒里调的色刚好用尽，一滴也不多；所以，等我画完，洗笔盆里的水还是清的。（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一日傍晚） 画品是人的思想境界的反映，所谓“画品即人品”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装腔作势，故弄玄虚；还是胸怀坦荡，严肃认真，虚怀若谷，忠厚待人；这在一个能够提笔作画的人来说，看看他的作品，是可以一目了然的。（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四日于听雨楼） 画家使用的材料，不能养成专一的习惯。功夫到了精深的地步，好纸好笔能画，低质纸笔也能画。并而也能画得很好。（一九八七年元月二日于听雨楼） 有如弄巧成拙，则不如守拙，则不如藏拙。 不要去画那些不了解、不熟悉的东西；不能一专多能，不能面面精通，不如干脆专一而精、发展一技之长。你是业余自学，时间很少，不要什么都学，要少而精。（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四日深夜于病房） 所谓功夫深浅，一般人只知道从笔墨上去看；而实际上，画家的基本功不仅是笔墨功夫要精，还要包括手、眼、脑的训练；除此之外，文学函养、古典诗词、人生的磨炼、广博的见识都直接影响艺术的提高和发展。另外社会交往也要有。这对于扩大视野、陶冶情怀都是很有帮助的。（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七日夜于病房） 真正的艺术必有强烈的魅力，或者叫“吸引力”一幅好画，不仅内行人说好，外行人见了也必然说好。可能他们说不出好在哪里，然而单凭感觉就知道好看得很，越看越想看。 近代有位鉴赏家名叫赵汝珍，喜爱收藏古今名人字画。此人凡有所见，一眼看去便心中有数，如果所见作品，自己见了不知是好是劣，纵然出自名人手笔，也多半不属精品，便以暂时不买为宜。（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二日于二院病房） 画有两病，一曰有形、一曰无形。人大于房，树高于山，桥不接岸，远大近小等等皆为有形之病。笔墨刻板、呆滞，无意境、无气韵等，皆为无形之病。（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九日上午） 曾见某人之作，所画之物谁也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须观者自已去猜。我还是赞成那句老话，“叫“以形写神”。 不求形似，是不要刻意地专门追求表面的酷似，不把“形似”看成最高目标，因为精力倾注于形状酷似，谨小慎微，笔墨刻板，哪有神韵可言？假如越象越好，则不如学照相。然而，“越不象越好”更是欺世之谈。东坡画竹自言不求形似，但他实际所画竹子，毕竟象竹子而不象芦苇；徐悲鸿画马力主神似，然所画之马毕竟似马而不是牛；齐白石的“虾”，虽也不过数点墨迹，但谁看了都说是虾，是活虾，而不是蛤蟆。 一团墨迹，什么都不象，“神似”之“似”，不知似什么？（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于二院病房） 要创新，要发展，要敢于标新立异，连古人也是这么做的。不创新，总是老一套，艺术就会失去生命力。 然而现在不少人又把创新看得太简单，甚至有人仅凭三年五载，还根本没有入门，也成了创新派人物，我看这些人还不能沾沾自喜，要创新，还要先从掌握传统技法入手；先继承、后创新；边继承、边创新；没有基础，从哪里去提高？ 有人说，现在是八十年代，老的一套过时了。这样说来，画家也要跟在这些人后头赶时髦，博物馆里的东西全是旧的，也应该统统扔了不要？“过时论”实乃小儿之见，不足与有识者共语。（一九八六年九月七日于听雨楼作画时） 为国家出力，为人民作画，越多越好。我的画，曾有外国人出高价来买，我不卖。为了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经过政府批准，我可以无偿赠送。老百姓来求画者，一般都是有求必应，让其满意而去。（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于听雨楼） 一个人纵有天大本事，不去献给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又有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住着养病，花费了国家这么多钱，可又不能回家作画，天天睡在这里等着吃饭。我再也受不了啦！你叫市政协来人，请他们赶快接我回家。（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于市第二人民医院病床） 中国书画的格式有几种：中堂、条幅、手卷、册页、横披等。所谓中堂，悬挂堂屋中央之意也。就时间而论，中堂为最早，以汉代文人登上画坛之日起，至今已有两千年了。以字为中堂，似从宋代以后才出现；至明代中叶，书家辈出，书法中堂大兴。 条幅虽为立轴，然必非单幅存在。最少四条，多则六条、八条、十二条，最多十六条。据说始于清初，兴于乾隆之后。 横幅当中，五尺长之内称横披，五尺之外称手卷。横披自宋代米氏父子开始。宋后手卷渐少。所谓册页为小幅作品，可。以单独存在，也可多幅共存。中堂两边常配以书法条幅各一幅，惯称对子。现代一般房间不大，条幅单独悬挂亦可。（一九八七年三月九日深夜于病床） 书、画、印俱全，这是中国画艺术的一大特点；若能再配上合适的诗句则更妙。 题款好与不好，既要看题写的位置和字数的多少是否相宜。如相适宜，三题、四题都可以。字数当少不能多，当多不能少。我自己题款字，多到五六十，少到两个字：“叶村”。（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于听雨楼病床上） 题款内容可以是作者的名字（或号），也可以是某年某月画于什么地方，还可以写画题或诗句，又以“赠给某某人”为上款，作者的署名为下款。如使用干支记年法，可只写干支，省略“年”字。 款书和题跋在古字画的鉴赏中也有着重要作用；添款、改款、移款皆为古字画作伪的常用手段。然而作伪者再高明，但只要是假的，终归有破绽可寻。因此，款书又是区分真伪的铁证之一。 至于别人的题跋，多出自各代名贤手笔。题跋真者，其作品必真；题跋假者其作品必假。因为既出名贤之手，名贤文字必不肯轻易下笔。否则，所题之书画关系尤可，对自身之名誉关系却大。再一方面，作品真而其价值则大，伪作题跋则真者变假，这种愚事谁也不会干的。（一九八七年三月六日深夜于皖医病床） 古代名人真迹，无款无跋者亦有价值。（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晨于皖医病床） 图章虽小，书画中却也少不了它，一幅好画，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加盖一颗好印章，在艺术美感上，算得上锦上添花。 宋以前，书画盖章者尚少。唐以前是既无章又无款。两晋之前的壁画，艺术水平很高，却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一来书画家不受社会重视，文人亦不以能书善画为荣。 元代之前，图章多以铜质、象牙、犀角等制成；明初王冕始用石为章，后为易刻之便，皆用石制印。（一九八六年八月九日于二院病房） 画家不仅要能书能画，还要善金石篆刻等，最好能自已写诗。（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作画时） 练气功的人讲究松、静、自然；其实作字作画也需要精神放松，情绪安静、排除杂虑、处之泰然才能渐入佳境。作画时，精力高度集中于一个点，脑细胞也只有那一点高度兴奋，其余的细胞便在这时处于高度休息状态；故学书学画等于练气功，这对自已的身心健康是大有好处的。 向他人学画，不应该是简单的临摩，必须在别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要有自已的特色，否则；即使能学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也不足为称道。你们跟我学画，只应学技法和画风，如果你们的作品让人看了都说是黄叶村的，那你们其实是学画失败了。
新生的起点——战犯改造回忆录之一（《芜湖文史资料3》第026篇）
作者：班志洲 南逃未遂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入关与华北兵团和杨、罗、耿兵团会师，迅速对北平、天津、张家口和塘沽构成大包围和隔离形势，继辽沈战役胜利以后的平津战役开始了。这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惊慌失措，坐卧不安。十二月八日剿总军法处兼联秘处处长张庆恩（中将级、山西徐沟人，是蒋介石与傅作义之间的桥梁，中统华北特务头子。）从北平西郊总部回到城内西单教育部街剿总联秘处（华北四省两市的反共最高决策机构，在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内办公。），紧急召集该处主任秘书姬振魁、秘书兼指导科长班志洲等开会，张神气慌张，他把傅作义的最近情况向我们谈了。他说：形势十分严重，华北整个军事布局被打乱了。原来打算将张家口、新保安的兵力，全部集中北平，保住平津塘沽海道，准备南撤，可是新保安主力三十五军（傅的起家部队）已经被全部包围，无法突围，危在旦夕。总司令为此，通夜未眠，将床上的一把扫帚全剔了牙，处于一筹莫展之中。现在的形势是张家口、新保安的兵力十余万人被包围、被隔绝，无法调回，也无法救援，形成北平难守，南撤落空，而塘沽驻军已经开始南运，塘沽不保，天津合围，我们正处于绝望之中。我们听了张的谈话以后都相对无言，相顾失色。十二月八日晚八时许，突然一声巨响，震天动地，把办公室窗框大部震落，我急与西郊总部电话联系，据称是南苑机场，处理报废的爆炸品。我整夜未眠，加上宿舍隔壁住有从保定撤来的学生吵骂不休，也无法入睡。这时我才真正感到局势的严重，华北垂危，北平即将不保，不如乘平津铁路尚通之时，下决心回天津携眷南逃。十二月九日，我向张庆恩告假，准回天津，张并告与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一谈，并视察天津联秘处工作。我当天回到天津以后，没有去看陈长捷，先到中统天津处处长郭乾辉（叛徒、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叛变后，受中统重用，四八年夏从我手接任天津处长，原名郭辉，广东人。）家，与郭见面后告以北平情况，郭焦急万状，急电南京中统总局请示，次日接总局回电，着即率全处人员撤离天津。郭问我如何，我说一道南撤。郭说：现在天津城防司令部严格规定：公务人员，一律不准离津，撤有困难。我说：你先拿着南京总局的电报去和陈长捷商量，如果不行，我再出面。郭去找了陈，陈长捷表示无船可派。郭找我去说，我说：陈只说无船并无不准撤离的表示，船的问题找李实斋设法（李是中统华北总督察兼天津海员公会头目。），我是华北剿总在职人员，傅作义要陈长捷（福建人，傅的保定同学，都是阎锡山部下的军长，与李实斋都有旧交。）坚守天津，我不能向陈说情。 于是我与李实斋通了电话，李答应找船并陪郭乾辉去见陈长捷，他俩同车去见陈，陈表示既然南京有命令叫撤，我当然不能违抗，船的问题困难很大。李说还有一艘登陆艇未走。陈说：已经拨给空军后勤部门了。郭说：中统只有五十人，不带东西，请司令下命令吧！陈长捷说：我办，你把撤离人员的照片交来，办理通行证，便于登船，因该艇是军用要穿军服。郭乾辉回来集中照片，在城防司令部盖了印，并指定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登船离津。我回到天津一区万全道一二五号家中向我妻许守英（安徽和县人，是表亲，芜湖二女中、安徽大学学生。）说明情况。她同意走，由于我有四个孩子，把行李简化在司机申奉和的运送下于十三日下午三时到达天津海河招商局码头，但登陆艇已离开码头数尺，此时码头上特务眷属哭声不绝，都向艇上拥去，但已经不可能了，我看到这种惨状，又感到船小人多，安全已无保证，不死于海底，孩子们也要冻死在海上。于是横下一条心，与妻交换意见后，临时决定放弃，原车回到家中，妻和孩子们，反而很高兴，我的心情却更沉重了。 十二月十五日天津至塘沽的航线已断，塘沽驻军五万人由海上南逃，塘沽解放，从此天津未再能开出一条船。天津机场也被解放军炮火控制，飞机改在市内跑马场降落，但也只起降两次便停止使用，据说只留一架飞机，作为陈长捷最后备用。 天津解放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我在天津南逃未遂，平津铁路已断，也不能回到北平，只在家中困守，因为天津四周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物资不能运进，粮价飞涨，副食奇缺。陈长捷为了垂死挣扎，巩固城防，扫清射线，将天津郊区宜兴埠民房商店下令烧光，致使上万灾民拥入市区，无住无衣无食，哭叫街头，呼天不应，入地无门，饥寒交迫，无人过问，极尽人间的惨事，这些无辜市民在尚未受到战火的伤害以前，却受到了国民党的洗劫。天津人民，盼望早一天解放，对战犯陈长捷恨之入骨。就在这时一天深夜，张庆恩还通过中统华北处秘书王仁溥从北平打长途电话给我，要我继任中统天津处处长，因我拒绝了，而改派了张伯鲁（我工作时的书记）。这时天津市外军事据点，逐渐失去，溃败的国民党官兵，纷纷撤逃市区，包围圈越来越缩小，郊区枪炮声，清晰可闻。陈长捷为了准备巷战，把他手下掌握的三个警备旅，全部集中到市区布置在各要道口地堡，并将较大民宅，征为军用。我的万全道住宅，地处八里台进入市区要道附近，也被用作连部指挥所，因其中有电话可以利用。 大的攻防战即将来临，为了避开战火和混乱时的抢劫，我把眷属移到天津河东一带郭姓友人处暂住。一九四九年一月，交战紧迫，商店多关闭，仅在南市一带从小贩手中买到一点食品和蔬菜。一月十三日，人民解放军，全面攻城，双方开始炮战，市内高建筑物上的国民党炮兵向城外轰击，城外的解放军炮兵亦向市内城防司令部附近有目标地开炮回击。特别是一月十三日夜，市内炮声有如迅雷，震耳欲聋。陈长捷躲在城防司令部室下地堡中指挥作战（当时城防部即设在警备司令部内，该部在和平区百货大楼后面。），我的住处附近也在落弹，只得躲入地下室。一月十四日凌晨人民解放军攻入天津市区，一时街道各碉堡枪声密集，黎明时枪声渐稀，天大亮后，我走出地下室，发现楼下已有戴皮帽子的人民解放军搜索部队走过街头，接着就听到有人在高喊：“天津解放了，大家出来自由活动吧！”到了这时，我才真正感到惊恐，紧忙上楼，将自卫手枪扔到内室站橱后，换了便服，从后墙跳出，直奔罗斯福路（即今和平路），但见这条大马路上，许多被俘的国民党官兵，由解放军押解出市区，估计有数万人，其中军官眷属足有万人之多，随军行走。我当时就想：这样腐败的军队，连排班长都有家小，还谈得上作战么？据次日天津报披露：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包围天津的解放军，在守敌指挥官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后，发起总攻，经二十九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活捉陈长捷，解放天津。敌六十二军中将军长林伟俦在混乱中化装潜逃未成，在天津附近被捕获。 在北京的日子 天津解放后，原天津市长杜建时，秘书长梁子青，主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警察局长李汉元于解放军攻入该局时即被俘。风声很紧，解放当天我到天津河东告别妻儿，留下北京地址，便潜匿在南马路友人王雨洲家，两天以后，市内秩序，很快恢复，传说要按户搜查国民党首要。为了不连累王君，我取出了金币一枚，换了十块银元，于一月十九日清晨由王君之子伴送，从天津河北大红桥混出检查哨，直奔杨村。当时杨村、丰台已经解放，火车已通，但北平尚未解放。我于下午从杨村乘火车于夜间到达丰台后，投宿于一家车马店内。次晨探听到丰台至北平，双方部队在对峙中，不能通行，只有北平德胜门有时放人进出，检查不严。我考虑到此时去德胜门，不易通过，但丰台不能久留，必须离开，决定绕道一试。在离开丰台不远，路遇一门头沟煤矿工人，据说是回北平家中过年的，但进不了城。经攀谈，他姓刘，我冒充天津宣兴埠商人，店被烧毁，此刻去北平投亲求援。刘说：“现在进不去，一道去门头沟吧！”我说：“也好”。我们经芦沟桥、石景山于下午五时许到达门头沟。一路上村庄路口都是解放军，检查不严，我还嘻皮笑脸的对指战员说：“天津解放了，这一下好了”。就这样混过去，仅在进入门头沟时，受到民兵岗哨的盘查，我取出天津假身份证，民兵看了摆摆手让我进去了。夜投宿在刘家土屋中，买了些酒肉，与刘君和同屋的两三位工人吃喝了一顿，便睡了。次晨打听北平城仍然进不去，而门头沟解放不久，检查不严，暂时留下，问题不大。 我对刘君说，门头这地方不坏，可以做点生意，运煤去丰台，带菜回门头，我出本钱，请他出力。刘高兴地答应，并在附近租了两间瓦房，我们便在这里度过了除夕。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晨在门头街上买到了一份从北平城来的报纸号外，说是傅作义与人民解放军已经达成北平和平起义协定，接受改编。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立即邀同刘君回北平，当天上午便离开了门头沟，沿铁路线直奔德胜门，路上虽有解放军盘问，但问问就过去了，两面虽仍对峙，但气氛和缓多了，下午四时进入德胜门，是傅作义的部队守城，我才放下心来。进城后我与刘君分手，约定次日去前门外花市大街刘家粪场刘家去拜年。我就回到西单教育部街联秘处，这儿已经空无一人，经打听迁西四牌楼大酱坊胡同，我即赶往，一进院，主任秘书姬振魁（山西高平人，曾任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委员。）惊喜地把我抱住了，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稍顿姬才说：“老兄呀好险啊！”联秘处同事都围了上来问了天津解放的情况，我都一一说了。我问姬：“张庆恩处长现在哪里，走了没有？”姬说：“没有走，现在西皇城根家中。”于是就打电话告诉张。不多时张庆恩来了，紧握着我的手并说：“我发给陈长捷转给你一个电报收到了没有？”我说：“什么事？我没有收到。”张说：“两件事，一是南京总局要你主持天津处，二是请你在陈长捷身边帮助他。”我说：“天津一直紧张，我没有去见陈长捷，陈自己没有部队，只是临时在天津杂凑的三个警备旅，如何能指挥作战？傅总司令只是在陈上任时拨给个警卫连而巳。天津的主力只有六十二军林伟俦的三个师还能打，林以前兼任天津警备司令时，我是他的情报处长，林手下的三个师长，我都熟识，但到作战时，各顾各的，互不团结，我也无力帮助陈长捷了。幸亏未去，否则一同被俘，这回就见不到你了。南京中统局局长叶秀峰，事先就把天津人马撤走了，我还能干什么？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我就不谈了。”我接着问张：“傅总司令怎么样了。”张说：“自从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解决以后，对总司令的打击太大了，接着在张家口的孙兰峰的集团军也被包围解决，傅完全绝望了。周北峰（总部另一处长）、秦丰川（总部主管文教）包围了总司令，又找来了邓宝珊（驻陕北榆林的蒋军将领）与共产党说合，才做出和平改编的决定。”张庆恩哭丧着脸说，“华北完了，傅总司令完了，我们对不起蒋总裁。”我问张：“总司令对你怎样”？张说：“我随傅总司令十多年，过去都是言听计从的，但从新保安战役郭麻子（傅的军长。早年傅作义从山西分离到绥远时，仅仅两个团，一是郭麻子团，一是董其武团，是傅的起家部队。）阵亡后，傅伤心了、动摇了。我力劝放弃北平，打向山东，靠拢淮海，傅一直摇头说：“晚了，不可能了，出不了河北省就被共产党四野和华北部队解决了，这样大的牺牲，万万不可。”我问张：“傅总司令对你的出处有无表态？”张说：“我当然不能不离开，总司令没有作最后决定，考虑我走也可，不走也可，我是愿意去绥远的，董其武那里还有十多万人马，还是有所作为的。”我问：“我的问题怎样办？”张说：“你一定要走，还有飞机回南京去。我就告诉楚溪春（时任河北省主席，控制航空。）给你机位，你再用我的名义给楚写封介绍信，说明你非走不可的原因，你亲自去见楚。” 我当即把给楚溪春的信写好了，张庆恩签名盖章，并约我晚上去张家见面。当晚我到西皇城根二十九号张宅，门卫森严，是傅的暂三军给张派的警卫部队，我进去后，张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就要分别了，我决定明早乘飞机去绥远，楚溪春已来电话，准你南飞，你到南京后，把这里的情况向总局详细报告，并且希望你以后能到绥远来。”我说：“后会有期，我是愿意跟随你干下去的，到南京后我有电报给你。”张庆恩便取出一笔路费，要我次晨去见楚溪春，办南飞手续。我便和张分手了（张以后在台湾任司法部调查局长），次晨八时去铁狮子胡同省政府见楚溪春，楚未在，派有一位科长等候我，这位科长告诉我，下午来取机票，我交了照片便走了。因为时间尚早，我到崇文门内裱背胡同十号周炳谦处辞行。周是英商门头沟煤矿经理，是英国麦边财团的代理人，日伪时期该矿为日人占领，日降后，由河北省地方接收，周在北平勾结中统副局长兼华北办事处处长郭紫峻建议发还英商，蒋介石批准，但由于河北省地方人拒绝，延至四八年春尚未交接。傅作义主华北后，坚决不肯发还，虽经蒋介石数电摧促，傅一再拖延。郭紫峻发动中统在华北的特务势力，包围傅，通过张庆恩劝傅，始允发还。此事我在天津为周出力，因而麦边聘我为该矿顾问，允接收后月支白银五百两。总公司在伦敦香港设有办事机构，这是我投靠英帝，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周一见到我，问我为什么还不走，并说门头沟去不成了。我说：“我刚从门头来，那里还照旧生产。”周在家中设便宴招待我。并约定不久在香港见面。正在闲谈间，周家门房来告：说天津有一位张委员来找我，我很惊诧，随即向周告辞，在门外见到的是张耀庭（河北定县人，中统老特务，解放前任国民党平津铁路党部委员。），我问张从什么地方来的，张说：“刚从天津坐火车来的，离开天津时见到了嫂夫人（指我妻许守英），据她说你走了以后天津市公安局向她查问你的去向，她怕郭家（张的表亲）受牵连，所以才把北平的你的联络地址告诉我，这才找见了你。我说：“这个问题严重，不仅要带累郭家，而且许守英和子女的安全也发生问题，你来得很好，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张问我：“下一步怎么办？”我说：“下午乘飞机去南京。”张问：“能否同行？”我答：“只有一张票，现在不可能了。”我们走到北海公园，商谈了一下。最后我决定放弃飞机，暂时不走，因为天津家属我不能不顾，即使因此而死，也就无愧于心。张不以为然要我慎重考虑。我若不走他想顶名坐飞机走。我说：“照片履历不符，是取不到票的。”张说：“还是离开的好，共产党是饶不了我们的。”他决定南逃，我们从此就永远分手了。听说张耀庭以后跑到了广州又派回北京被捕镇压了。这也是至死不悟，罪有应得了。 我决心放弃南逃，当天下午就没有到省政府去拿飞机票，回到西城大酱坊胡同联秘处，听说张庆恩飞绥远了，姬振魁尚在，问我为什么不南飞，我说没有空位走不成了，只能跟大家一道接受改编吧！姬并对我说，张庆恩走前将联秘处全部人员安排到傅作义部暂三军，出城以后再分别去绥远，已从暂三军取来军装数十套以及臂章等备用。我表示：听招呼，一道走，并领了军装，确定一两日交出城防后即随军开拔。我考虑了一夜，想到妻儿在天津受难，想到随暂三军改编，最终还要被清查出来，想到出城以后奔绥远（呼和浩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大局已经如此，跟国民党卖命，还有什么前途？暗里潜入暂三军，风险很大，倒不如在暂三军交出城防时，公开向共产党投诚，比较妥当，将来是死是活，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样下定最后决心时，心胸倒广阔了许多。现在想来，也可以说这是我一生由黑暗走向光明的很重要的转折点吧！由于暂三军要开拔和我暗地下决心不走，时间十分紧迫，不允许作更多的考虑。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向共产党投诚的道路问题。联秘处研究科科长刘少山（广东人，原是解放军干部，一九四六年国民党侵占张家口时被俘，叛党后由张庆恩重用。）和我在联秘处相处友善，他看我不准备去暂三军便向我试探，并说：“既然不准备走就不必走了，路还是有的。”我问刘：“有什么路可走？”他说：“可以研究嘛！”并约我一道去他家中谈，留饭后，刘少山直截了当的对我说：“你是知道我的来历的，我仍然是个共产党员，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你只要相信这一点，我可以向你指出你应该走的路。”我看刘的态度还诚恳，我向刘交了底，说：“我清楚，不久前把交给你管理的在押中共冀中区工作人员，你便利他们逃走了，我就怀疑你，因此张庆恩对你很不放心，指定我暗中对你监视，你知道吗？”刘说：“我感觉出来，但我估计你不会伤害我，因为你还不是那样死硬，是可以争取到人民方面来的。”然后他拿了一本毛泽东新著《论联合政府》，要我仔细的看看，我接受了。我问刘：“你现在同共产党有无联系？”刘说：“有联系，还有任务，我是新的中共北京市委的成员。”我说：“我决心向共产党投诚，请你引路吧！现在解放军还来进城，你能替我联系么？”刘说：“可以。”当天刘便介绍我与中共冀中区派在北平工作的杨金山见了面。我们是在鼓楼北大街路北一家货栈内谈话的。杨是河北省人，三十多岁，长的得瘦，很沉静，他开口就对我说：“欢迎你的转变，也很不容易，你在天津主持天津处的情况我们清楚，我们在天津的贸易机构就有你们中统的人，但也受过一些破坏。北平方面，也有我们不少贸易机构，这个货栈的经理刘××过去就是你们中统的人，你认识么？”我说：“过去没有联系，这次刘少山介绍才知道。”杨金山很热诚地说：“我们就接待你在这个货栈住下吧，等解放军进城再安排，放心吧，没有多大问题，将来我们还可以合作为人民搞点贸易嘛！”我向杨表达了诚心投诚之情，开始认罪知罪。杨说：“这就很好，能主动争取，就能得到出路。”杨走后，我就住在贷栈的经理室内，刘少山为稳定我的心绪，曾向我透露杨金山也是中共北京市委的成员，过去是北平中共地工，负责冀中贸易的。我才定下心来。贷栈的刘经理也不避讳和我谈过他与中统的关系，提到他与中统河北省主任田崑生（河北人，已南逃）和中统北平处处长李郁才（热河人，已南逃）的一些交往，并且为他们做生意赚过一些钱，迷惑了他们的眼睛，未受到过怀疑。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九日刘少山伴同雷战三来看我，刘向我介绍雷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科长（我才了解公安部门已经先期活动）雷战三不到三十岁，身体很棒，很和气，一脸笑容。雷做了自我介绍：“我是天津人，三条石的铁匠，是过去你们在天津要找的人，现在我来看你了，欢迎你回到人民的怀抱。我们共产党以礼相待，希望很好合作。”我说：“过去的就很对不起了，现在我既然下决心投向人民，那就义无反顾，我今年三十六岁，安徽和县人，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简任级专员，蒋介石中央干校第一期学生，被派遣到华北剿总联秘处任军简级秘书兼指导科长，明是协助傅作义反共，暗是监督傅的行动，为了不引起外界注意，我受了中校军阶，以为掩护，这是首先应当说明的。现在国民党已经在华北彻底地失败了，从形式上看是军事上的失败，而实质上是国民党政治上的彻底破产，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果。我还年轻，人生的旅程，可能还有一个较长的时期。我看共产党的军事胜利，是从政治上的胜利看的，因为军事上胜败，为兵家常事，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破产就不能挽回了。基于此我才决心向人民投诚。我知我跟随蒋介石十六年，有许多不可饶恕的罪恶，这就请你们处置吧！”雷科长听了我的诉说以后说：“我们首先欢迎你主动向人民靠拢的行动，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立功受奖，你是有这个条件的。由于你们的头头张庆恩破坏傅作义将军的起义，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对你们的安排问题，但共产党是按具体情况分别对待的，对于真心实意愿意脱离反革命，转向人民并且确有具体表现的人，还是采取团结教育，给予出路的政策的。对党的政策你要相信，只要坚信不移，给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将功折罪，你是会有光明前途的。”雷科长临走时招呼贷栈刘经理，多照顾我的生活。 一九四九年一月卅一日晨刘少山兴致勃勃的来告诉我，说是人民解放军今天进入北平，举行入城式，约我去前门外看看，我随同他去了。好大的场面，以前门箭楼为举行入城式的检阅台，我们站在前门车站附近，刘少山指点着城楼上的解放军将领，我大都不认识，只记得四野司令员林彪站在前排中心。先是看到十分整齐的按纵队进行的步兵部队，是清一色的大盖步枪，每排至少配备有轻机枪两挺，冲锋枪八支，每连有重机枪四挺，指战员都头戴黄褐色的毛皮军帽，黄色棉军装，精神抖擞，军容极佳，是我前此所看到的最好的中国陆军部队。接着便是炮兵部队，全是汽车牵引的各式野炮，缓缓前进。随后有迫击炮部队，多是炮兵随身携带炮架和炮筒。最壮观的还是装甲兵部队缴获的清一色的美式装甲车，以及载着战士的军用卡车。最后才是骑兵和后勤部队的胶轮大车。但是没有看到跟随部队的军属。看了两个多小时，从部队进入前门起，前门大街两侧，人山人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与行军的脚步声，机车声，混成一片，台上台下掌声四起，互相呼应。接着人民群众庆祝胜利的秧歌队，腰鼓队，歌唱队，一队接着一队跟着锣鼓点边舞边唱，我记得最响亮的歌声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两首歌，还是第一次在这次庆祝会中听到的。由于我神经脆弱，经不起这样大的冲击，但确实从内心佩服我国已具有这样的好部队，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感到此生总算看到了祖国的希望，至于个人的一切是不足论了。以后是死是活，那是未来的事，但可以肯定，共产党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绝不是偶然的，其执行的政策是不会骗人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主任兼市长是叶剑英，公安局长是谭政。是日上午雷科长来看我，问了我的家属情况，我说：“在天津，听说天津市公安局已向她查问我的下落，我因此而深感不安。”雷说：“天津方面不会难为她，我们通知天津给予照顾。”我问：“我在北京的时间长不长？”雷说：“需要一些时间，如果愿意家属来京，我们可以协助。”我说：“那就最好不过，非常感激了。因为我妻许守英带着四个孩子，困难很大，如果不是天津市公安局向她查问，我放心不下，早就从北京乘最后班机南逃了。”雷说：“可以接家属来北京，我们马上去办。” 雷科长走后，贷栈刘经理告诉我，有一位伙计去天津办事，你把天津住址开下，下午就去接，写封信带去好了。次日中午妻儿被接来北京。在货栈相见，妻和孩子都哭了，大女儿班孝纯刚十岁，二女儿小毛刚五岁，两个男孩子大的仅两周岁，小的才几个月。两个女儿围着我喊着：“爸爸不要走！”我挽着孩子们说：“爸爸不是又和你们在一起了吗？不走了，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刘经理开了饭，孩子们吃得很香，妻一直呆望着我，一言不发，我了解她想的更多。下午刘少山来，告诉我冀中驻京贸易部主任杨金山晚间在家中设宴招待我和家属，我很感激，晚间随同刘带我妻儿到了杨家。这里离鼓楼北大街不远，杨和夫人都出来迎接，杨很诚挚的对我说：“欢迎你和你的夫人。”我很激动地说：“待罪之人，实在是不敢当。”杨说：“我们共产党和你们国民党是截然不同的，昨天是敌人，只要放下武器，今天就是朋友，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了，这条路你是走对了，可也是很不容易的呵！”我说了一些感激的话，并对中共冀中区在天津与国民党交换民用物资受了损失，表示深刻的反省和歉意。杨豁然大度并笑着说：“这是国民党北平行辕不守信用的问题，你们在天津承办，当然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当时我们共产党是从天津人民没有粮食吃而解放区人民缺少工业品着想的，谁知我们发了粮船去却未见工业品回来，受了损失。但国民党的信誉扫地了。我们不过失去了几船粮食，而你们却失去了整个的民心。今天天津、北京回到了人民手中，往后全中国都要为人民所得，而国民党将失去一切。”我说：“当时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主张两区交换民用物资开始就定名为‘惠民公司’，本意可能是着眼于粮食与工业品的交换，满足双方面的需要，可是李宗仁把这件事交给了中统头子郭紫峻（时任中统局副局长兼华北办事处处长）承办，原来的性质就改变了。当时是通过杜衡（陕西米脂人，大叛徒，时任中统指导处长，派驻华北主持情报策反活动）策划的，首先是企图利用“惠民公司”派遣特务打入冀中解放区刺探情报和策反，其次才是乘机发解放区的财。所以首批冀中船只按时到达天津卸下粮食准备装回交换的工业品时，中统代表则提出双方交换的物资必须由双方各自运到指定的交货的地点为止，天津运往冀中的物资另由天津派人派船押运，不能由冀中来船运回。冀中代表抗议这种违约的无理做法，原船放空回冀中了，后来为此去北平行辕交涉，由于中统破坏，无结果而终。但中统的阴谋也未能得逞。”杨金山主任点点头说：“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然后问我货栈能不能住下，我说：“暂时可以。”杨说：“我们正在给你安排适合的住房，稍等一两天就可以搬。” 我们就在离开了杨家的次日，雷科长来告诉我，安排到西直门大街前牛角胡同四号居住，我去看了，据说是国民党某要员王某的住宅，人跑了，家俱齐全，我住西屋两间，刘少山住东屋两间，便这样住下来，并送大女儿班孝纯入西直门小学继续上学。 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雷科长来通知我，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要亲自接见我，我非常高兴，当晚去北京弓弦胡同（原是军统在北京的一个办公处所），见到了谭政局长，谭首先问我：“张庆恩为什么要走，可以不必走嘛。”我说：“张庆恩是山西徐沟人，中统老特务，三十年代便被中统派到绥远任省党部调统室主任，专为蒋介石拉拢傅作义，傅也通过张打通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后为傅在绥远扩编部队，补充军火装备，出了力，逐渐为傅所信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各省省主席兼任各该省省党部主任委员，傅保荐张庆恩升任省党部书记长，并兼任绥远省党政军特联席会报（这是蒋介石在各省所设的反共决策机构，省主席兼会报主席）秘书处处长，傅将全部反共活动交由张负责。一九四六年国民党侵占张家口，傅到张垣，又保张庆恩任察哈尔省党部书记长兼察省会报秘书处长。一九四八年春傅到北平派张任华北剿总军法处中将处长，兼任华北四省两市联席会报秘书处长。成为傅的心腹和得力助手。傅作义向华北四省（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省主席和两市（北平、天津）市长所发的反共密令都是通过张庆恩交由我手发出的。在这次傅总司令起义中，张庆恩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极力阻挠破坏，但由于傅的态度坚决，张的图谋完全失败，就不得不离开，即使傅起义后，对张的去留，还表示两可之间，但张最后还是飞往绥远了，张认为绥远还有可为蒋介石出力之处。基于上述情况张庆恩去了绥远。” 我谈完以后，谭局长对我在张庆恩走后还有机会南飞的情况下主动在北京投诚，表示欢迎。并说：“我们党的政策是明确的，对于过去蒋介石集团的人，只要弃暗投明向人民靠拢，与蒋介石决裂并在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就一定获得光明的前途并给以生活出路”。谭局长又接着问我，“张庆恩走后，对联秘处人员是怎样安排的？”我说：“从主任秘书以下包括秘书薛佩印、总务科长张士洪等20余人，均安排到暂三军军长安春山部随军出城，能改编就混入解放军，不能就分别去绥远。临走时姬振魁还四处找我和另一科长刘少山，我们没有去，还有少数科员也没有去。”谭局长又问：“中统华北处情况如何？”我答：“中统华北处处长是由张庆恩兼任的，我也兼任华北处专员，副处长姜文锦、秘书王仁溥，组长孟宪海以及电台台长等均已乘飞机南逃。张庆恩在和平协定签订后，留有总务组长史浚，专员王风歧，组员李士伟等成立一个移交小组，由史浚负责，将华北处所存廿八部电台（由东北、华北各地搬逃回京时交存的）长枪若干支以及该处财产造册向华北剿总移交，收条在史浚手中，另有一批美式卡宾枪和短枪，均由张庆恩带往绥远了。张临走前将该处未逃的特务一律资遣，张走时留下银元数千元交史浚掌握，作为特务眷属困难救济费，关于中统北平处方面，处长李郁才，副处长白乐华均已南逃。该处下属情况，史浚了解。”谭局长指示：“这些情况很重要，现在北京军管会即将办理国民党、政、军、特全面登记，关于中统方面，我们决定由你协助办理登记，由公安局雷战三科长负责领导，并在这里给你拨一办公室，从明天起就开始工作。在办理登记时，情况复杂，要注意敌特破坏，自身安全。”我向谭局长表示了决心，以实际行动，争取宽大。谈话结束以后，雷科长对具体登记工作，做了指示，并同意我的意见从中统华北处开始。 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上午八时，我先到弓弦胡同公安登记处报到，与雷联系后，亲自去西四灯市口找到了中统华北处总务组组员李士伟，了解史浚和王风歧的住址，在虎坊桥史家找到了史浚。史见到我开始很惊慌，不愿将实情告诉我，我对史说：“你抗日期间在北京坐了日本人的八年牢，九死一生，熬到胜利，才恢复自由，实在是够惨的了，现在北京解放了，还等着坐共产党的监牢吗？张庆恩一跑了事，把担子放在你的身上这公平吗？”史听后默默地流了眼泪，慢吞吞地说：“坐了日本八年牢，老婆孩子等于乞讨了八年，这次老伴死活不肯再逃亡，即使再坐共产党的牢，死在一块算了。”我说：“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党，还有宽大政策，也不一定会要我们死，求生的路还是有的，只看我们怎样个走法。”史的老伴说：“太危险了，你怎么还不走？我们实在是牵挂太多，走不起，你还是应当走的。”我说：“都一样有困难，既然不走，不能等着死，要找个出路，我来看你们就是为的这件事。”史说：“有什么办法能够保住命，我听你的”。我说：“只有一条大路，向共产党投诚。”史说：“那不是背叛党国了么？”我说：“不是，是弃暗投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走自己应该要走的路。看有没有这个决心”。史说：“你能走这条路，我跟着你走。”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向北京市公安局投诚的经过。史浚详细的告诉我关于张庆恩走前的布置经过。我问：“向总部移交的册子和收据在不在？”史说都在我说：“一切都带着，我引你去公安二处登记。”史着急地说：“还有一支自卫手枪怎么办？”我说：“还要枪干什么，交出去。”我们到了弓弦胡同公安办公处，介绍史浚见了雷科长，并将史的手枪交给了雷，并取得收据。然后将中统华北处的移交清册以及剿总接收中统廿八部电台和枪支的收据都交给了雷科长，雷看后表示满意，认为投诚是有诚意的，并要我们尽快将中统未走的特务分批带到办公处登记。我对雷科长说：“清册中的财产，只是限于华北处，但散在北京各处的中统房产还有很多移交册上未列，需要清查。”雷说：“你们补一份房产册来，由公安局去查封，已经移交剿总的电台和枪支，由我们去收回。”雷科长留了史浚在办公处吃了饭。因为这里开始登记起便对协助办理登记的人招待中、晚两顿饭，菜很好，只是花椒放得多些，大约是从太行山来的炊事员吧。 次日我到灯市口去见李士伟，告诉李关于史浚交枪投诚的经过。李士伟问我，他将怎么办？我说：“应该去登记，你与中统关系不深，是日本投降后才参加特工组织的，而且在中统华北处是做事务工作的，地位不高，共产党是不会深究的。”接着我要李将中统在北京所有公私房产，财产，商店，工厂等开列一清单，交公安局接管，争取为人民立功。李这时还有顾虑。我说：“你是北京人，既然不走，就必须走这条路，否则没有别的出路，我是中统局专员，天津处的头头，联秘处的秘书，比你身份重，已经走这条路，你还犹疑什么？我知道你与华北处秘书王仁溥的关系深厚，你也知道我与王是盟兄弟关系，我对你说的不会使你吃亏。”李才表示一定跟我走，愿意开出清单，我们当天上午在李家分门别类开出中统华北处、河北区、北平处以及几处负责头目的财产房屋三十余处。下午带领李士伟在弓弦胡同办了登记并将财产清单交给了雷科长。公安局根据清单，以后都一一接收了。当日下午我又亲去前门外找到了中统华北处办理移交人之一的王风歧，王是长辛店人，铁路员工，是长辛店机车厂有名的工贼，中统特工，抗日战争期间，在北平被日本宪兵追捕，逃往重庆，经交通部调查室主任季源溥（解放前任中统局局长）收容并秘密派回北平搞中统地下工作。我一九四四年在西安任中统局华北办事处秘书时，王经西安往返沦陷区时均与我联系，以后在重庆中统局也有交往，日本投降后他由中统局派任华北处专员。王见到我很惊诧，问我为什么不走。我说，家累太重了，我又问王为什么不走，他牢骚满腹并说：“抗战八年为中统出生入死，在日本宪兵的鼻子下收集日伪情报，几乎丧命，从北平逃了又派回，回来又逃走，当年的艰难困苦，说有什么用。原指望日本投降后，讨个一官半职，谁知给了一个坐冷板凳的专员，无事可做。国民党在华北完蛋了，我还凑什么热闹跟着跑，即使跑到南方，中统局还能给我什么？”我说：“你我多年同事，我是了解你的，你不走是对的，既然不走留在北京这样硬挺着也不是办法，应当找一条出路。”王说：“等着共产党来抓吧！”我说：“你酒又喝多了吧，这样不对，要找一条可走的路！”我告诉了他已向北京市公安局投诚以及史浚、李士伟已经去登记的情况，并希望他也去登记？王不愿意，我便托王的一位女友（京剧演员）劝王，王才和我一路去弓弦胡同办了登记。 以后我就在公安办公处上班，负责协助办理中统人员登记。并发动史浚、王风歧和李士伟等分别去找有关的人，前来登记。计剿总联秘处有科员蒋清棻、王捷三、马骏和办事员丁静贞等十多人，中统北平处一位科长和电台台长余拯民，还有分区主任等十多人以及中统华北处被遣散的员工十多人都来办理登记。后来发现中统局专门委员胡仁奎尚留在北京未走，胡是山西人，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晋察冀边区党部主任委员，与共产党在边区有过合作关系，他也以此显示自己了解共产党。一九四四年我在重庆中统局时，因胡与中统局副局长郭紫峻是山西同乡，常有交往，因而相识。一九四八年胡以中统局专门委员身份常驻北京，以调查华北解放区经济为名与各方联系，也常向我了解华北剿总的一些情况。这时，我到新开路东总布胡同十号找到了胡，与胡交谈后，才了解胡与共产党早有关系，胡明确地告诉我，他受彭真领导。我回到办公处向雷科长汇报了这一情况，雷后来告诉我：“胡是我们的人，他不用登记了”（解放后胡仁奎在天津任外贸部主任。）。在我协助办理登记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应当记述：就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一天晚上我在西直门家中突然接到郭忏（国民党国防部独立纵队司令，是一个土匪部队的头头，驻在沧县、静海一带，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受华北剿总管辖，在天津常与我联系，是张庆恩的运用关系。）在北京市内打来的电话，说是张庆恩派他来接我去绥远的。我在电话中回答说：“太晚了，不能走了。你住在哪里？”郭把电话筒放了。我考虑，张庆恩知道我留在北京，对中统极为不利，此时派郭忏来，很可能来暗杀我。我当夜便向公安局雷科长汇报了这一情况。雷在电话中指示我提高警惕，并问了郭的历史和在北京可能落脚处以及天津的住址。雷说：“即采取措施，并通知西直门公安部门，布置侦查，加强保卫。” 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三日在办公处晚餐后，雷科长召集我和刘少山还有军统留在北京的特务头目陈旭东（负责协助办理军统特务登记）等十余人开会，雷科长首先肯定这一阶段协助政府办理中军统人员登记，成绩显著，已成为党的团结教育、培养改造的对象，都有光明的前途。但由于你们都曾经与国民党有深厚历史关系，必须通过一定时期的教育改造，才能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关于各位在北京的眷属，我们负责照顾，你们要安心学习，上级决定现在就让你们进入北京清河训练大队受训，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不要有其他想法。现在就送你们去。我感到突然，要求先回家安顿一下，并取带随身用品，雷科长同意并派车送我们。我和刘少山同车，车上已有解放军战士押送，我感到凶多吉少。回到家见到妻告诉她，我要去学习，时间不很长，家中生活有政府照顾，要安心带好子女，长乐要好好上学（长女小名）。孩子都睡了，我分别吻了他们，妻在惊慌中流了泪，把我送出门。到达的不是别处，是原来国民党设在炮局子胡同的陆军监狱。我与刘少山相对无言，刘还勉强地安慰我并说：“学习是必然的过程，也是求得党了解的过程，党已经确定我们是团结教育对象，要坚信这一点，不必有其他不必要的想法。”我睡下后，想的很多，但首先感到这里过去是监狱，但现在的安排不是监狱待遇，各号房门夜间均不落锁，可以随时出入到室外附近厕所去，并无看守人员，凡未带日用品的都发了，铺盖薄的还加发了被子，使人首先感到的是温暖。对比过去我们对被捕的共产党人那种非人道的待遇，我不得不低下头来开始产生知罪的念头。次晨一早管理人员就分别来了解生活情况，并分发了学习的文件和报纸，并通知清河训练大队杨大队长在早餐后召集大家讲话，开始来这里的人并不多，只有数十人，都是中军统特务骨干，我和军统北平负责人陈旭东算是级别较高的，还有军统留在北京的高干龚盛甫和梁诒亭等。杨大队长开始就说：“从今天起北京清河训练大队已经成立，你们都是大队的学员，党对你们的政策是：团结教育、培养改造，大队是教育单位而不是惩罚机关。只要接受教育，继续为人民立功，都有光明的前途。”他并且一再告诉大家安心，解除顾虑，并且要大家各自写信给家属安心，家属可以来这里看看并收送来的东西，有特殊需要时还可让你们回家去聚会。大家听了大队长讲话以后，都活跃起来，回室后纷纷向家属写信，我给妻也发出一信，告诉受到十分宽大的待遇。记得当天中午吃的是大葱猪肉包子，少数回教人还吃了牛肉包子。管理人员很亲切的说：“我们党和政府是严格执行宗教政策的，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他们的伙食另设清真灶。”我们从初次生活中感觉到：共产党对放下武器的敌人，是讲人道主义的。对过去蒋介石常向我们说的：你们一旦落入共产党之手，就死无葬身之地的话，开始发生了动摇。下午编队，中分队的队长都是解放军的中年干部，态度很和气，服装还是一套半旧的军服，没有胜利者那种骄横的姿态，说话都是和颜悦色的，先教我们唱革命歌曲，第一首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开始都不会唱，也有不愿唱的，但分队长并不严格要求，还是一句一句耐心地教，直到大家都会唱为止。 除规定室内学习和讨论以外，还安排在操场自由活动，大长、中、分队长带着我们跳秧歌舞，干部们先示范教我们跳，直到大家都会跳，大队长带着跳，大家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笑声此起彼伏，笑成一团，感到学习生活是幸福的，是很有意义的。我的学习小组八个学员，大多是军统的人，由于龚盛甫和梁诒亭年岁较高，大约超过六十了，干部一再叮嘱我，年岁大的要细心照顾，多让他们休息，身体不适的要及时汇报，派来医生诊治。这里的一日三餐，都是白馒头；中晚餐的菜，不是白菜炖肉，就是萝卜炖肉，有时还发水果。我妻第三天来看我，因为人多她等不及先回去了。据管理人员对我说：“你爱人背着一个小儿子，大女儿提着一个小包来看你，我们劝她等一等，她说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吃饭，改一天再来。”干部把送来的小包交给我，是用妻的头巾包着的，里面有食品和香烟，还有几块银元，没有信。我睹物思人，感到实在对不起她和孩子，但想到就是为了不抛弃她们而决心投向人民，这一点起码还不是绝灭人性，死硬到底的人，总还可以得到家属的谅解吧。 我在北京清河训练大队为期甚短，大约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廿八日上午，杨大队长找我谈话，首先肯定我在北京投诚以后，确有立功表现，本来可以在大队学习，但由于我过去的重点工作地区在天津，天津方面很需要我去，有许多问题要向我了解。杨大队长很恳切的对我说：“象在北京一样，要继续在天津立功，你随天津的来人去，我们将你在北京的表现，通知天津，你会得到很好的待遇。”我给妻写了一封信。大队长说“家属我们照顾，可以放心。” 当天上午我随天津派来的一位干部乘火车回到了天津，由该市军管会公安处科长吴联云接见。吴说：“你回来很好，你在北京的情况我们了解，表现很好嘛！”吴安排我到天津一区沈阳道原中统天津处住下，由公安处干部张灯安排在楼下会客室。这里就是我过去接待宾客的地方（此楼是华北大汉奸王揖唐的天津公馆，日降后我们到天津没收了这座楼，王以后在北京被国民党以汉奸罪公开处决了，据说王在受审时一直都一言不发，死无供词）。 天津交代 喜获再生 我在楼下会客室住下以后，环顾四壁，大有昔时座上客，今日也成阶下囚了之感。一时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考虑日本投降后在天津三年，作恶太多，现在是归案了，不会有好的下场。但又想到我是主动在北京投诚的，共产党的政策，对我不会全部落空吧！原来中统天津处还有少数工人被留用，他们避着管理人员来看我，并偷偷地送来一些食品和香烟，我认为这是一种冒险而且是违法的行为，阻止他们不要这样对我。他们说：“不要怕，共产党对于放下武器的人，是区别对待的”，他们并且向我透露，许文华（解放前是天津处处长、跟车警卫员，就是中共“地工”人员，我大吃一惊，许跟我多年，我在天津的行为他最了解，我什么还能隐瞒得了呢？但许文华未来看我。由于留用人员和我私下接触，使我产生了顾虑，我将这一情况向干部张灯做了汇报，张笑着说：“人总是有点旧感情的，过去你对部下还不坏，他们现在看看你，没有什么要紧，不必顾虑。”我要求不要这样，张答应了。（张于五十年代后期已升任天津市公安局某处处长，他的爱人慕真也是公安干部，我在天津所写的材料和汇编的中统史料，都是经她负责领导的。）我开始一人住在会客室，也无看守人员，门也不锁。后来增加一人，据他自己介绍是日本投降后天津第一任市长张廷锷的侄子张树德，这一人名，我似曾相识，回忆在过去中统情报中报过张树德其人，张的岳父姜竹园老先生，曾是冀东革命老前辈，著名的共产党人，张树德本人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共产党有关系，因为没有证据又是市长的侄子，所以没有敢动他。我问张为什么也进来了，他说：“可能与前天津市警察局副局长齐庆斌（叛徒，军统特务）被捕有关，齐是我运用的关系，齐被捕了，组织上要我到这里来，听候调查。”我就没有再问他了。我看公安处对张很优待，张有鸦片烟嗜好，还准许张家送点干烟泡，逐步减量，后来戒了。大约一两个月便恢复自由，分配到天津民革市委任委员。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被移送到另一监所（原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是日本式建筑。），市局吴科长把我和李俊才（原天津稽查处处长兼军统天津站站长）、王清溪（原天津市警察局付局长）、舒季衡（军统天津独立台台长）等编为一个小组，定名为改造小组，李俊才为组长，我为副组长。吴科长指出：顾名思义，就是政府对你们的政策是实行思想改造，改造成为新人，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除有党的政策，还要靠你们自己能否接受改造，把反动立场真正转变过来。吴科长规定小组的生活是：第一是学习，学毛主席著作，学时事政治；第二是彻底交代个人历史和罪行；第三是订立计划，按中、军两部分，分别提出具体清理两个特务组织的计划和实施方案。第四是认清形势，去掉幻想，现在国共和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一旦决裂，便渡江解放江南，进而解放全中国。从这时起我们才开始正式学习，上午读报后，学习毛主席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献。下午我拟订清理天津中统组织计划。正在这时，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签定国内和平协定。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下，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以刘伯承、邓小平为首的第二野战军和以陈毅、粟裕、谭震林为首的第三野战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晨，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于四月廿三日一举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这一伟大的胜利，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原来仍寄希望于和谈成功，划江而治，等待交换俘虏的幻想，被彻底的粉碎了。只有接受改造与国民党划清界限，争取立功赎罪，求得人民宽大这条唯一的道路可走了。随着全国革命胜利形势的迅速发展，也促进我们争取表现，就在这年五月，我完成了清理天津中统特务组织的计划和实施方案。在这一计划中，首先概述了在日本投降后中统在天津成立华北天津区（一九四七年改为天津处）的经过，它在天津的社会基础是北洋军阀的余孽、买办、日伪汉奸以及天津地方恶势力的汇集，被中统纠集的北洋军阀余孽就有靳云鹏（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段宏业（北洋执政段祺瑞的长子）、冯××（北洋总统冯国璋之子）、边守靖（北洋总统曹锟在天津的代理人，时任天津恒源纱厂经理）、吴颂平（英商汇丰银行总买办吴调卿之子）、路五福（西北军阀马步芳、马鸿逵在天津财团的总经理）、刘玉春（北洋军阀吴佩孚部下师长，北伐战争时守武昌，城破逃津）、齐协民（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禁烟局长），这些人在日伪时期虽未公开投降日寇，但都与日伪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日本投降后为蒋介石所器重，都被中统聘为天津区的设计委员，他们在中统具体特务活动中，虽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但在掩护和支持中统上，在天津上层具有很大的能量。这批设计委员，还包括有南桂馨（山西军阀阎锡山统治天津时的天津市长），这些人是由中统华北总督察李实斋经常去联系的。天津的行政基层组织是十个区下属一百零一个保，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保长，是日伪时期的保长，由于平日作恶太多，日降后天津人民纷纷向法院检举控告，中统乘机出面对日伪时期天津的保长一律以中统地工名义，开具证明，在法院销案，维持保长原职，并全部被吸收为中统特约通讯员。 关于中统华北天津区，受南京中统局直接领导，并受中统局华北办事处的督导。区长为甘舍棠（安徽桐城人，中统局专员兼，四七年调任中统沈阳处处长，解放前逃香港）、副区长班志洲（安徽和县人，中统局专员兼）、许汝骧（河北安国人，日伪时中统地工、南逃），一九四七年中统天津处处长为蒋海溶（福建人、南逃），四八年处长为郭乾辉（广东人，南逃）副处长未动，到四八年郭乾辉任内，副处长为万大镛（浙江吴兴人，南逃），班志洲、许汝骧均调离。区本部设组训、情报、行动、总务四组，直属的分区在市内有五个，市外有天津县和塘沽两个分区，三年中在天津吸收中统特务达五千人之多，在社会各个角落搜集共产党情报，因而被中统所破坏的案件达数百起之多，其中包括中共冀中区在天津的党组织、贸易机构、解放区采买人员所运的枪支弹药、西药化工、电讯材料，很大一部分在出入天津时被逮捕、查封、没收，人员被强迫自首，而忠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则被移送天津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判刑或被杀害。中统在天津的特务组织，则设有工运、学运、商运、妇运等四个组，其中以工运组规模最大，天津市共有职工会五十余个，其中近四十个工会的头目被吸收为中统特务。天津的“七联”工会，除邮务工会拒绝参加中统外，其余六个工会的头目如电汽车工会回云浦，自来水工会李××，猪鬃工会步少棠，机械业工会王东亮，电力业工会王振邦，笔业工会某××，都是中统特务。其次天津纺织业工会，包括中纺在天津的七个厂，除二厂、六厂工会属于天津大工贼苑宝璜派系，与中统无关系之外，其余一厂、三厂、四厂、七厂工会均由中统掌握，由大工贼特务苏砚田、李书田、苏福善等负责领导。中统天津工运组长为汤衡如（安徽歙县人，日伪时期的江苏武进县县长），每周组、会按时举行。布置侦查任，收取情报，四十个工会的特务头目均参加，每人均发中统枪照，配有手枪，镇压各厂工人运动，随时密报进步工人，由中统逮捕。解放前夕，国民党在天津垂死挣扎疯狂进行大逮捕，其中各工厂的黑名单，大部分由中统提供。中统天津商运组由涂益杰（原名涂廷杰，日伪天津社会局科长，为日寇管制天津粮食，为天津著名汉奸，解放前逃四川，后在四川云阳县原籍被捕镇压）、副组长赵遂初（山西人，天津颜料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前利用天津山西帮势力，当选天津“国大”代表，未被国民党承认，因而在南京“国大”会场前抬着棺材抗议，一时各大报以“棺材国大代表”称之），这个商运组的组织和活动多集中在天津颜料业、南北杂货业中。学运组组长为李宗岳（河北永年人，已逃）、在南开大学、天津工商学院以及各中学均建有中统学运小组，吸收特务学生二百余人。妇运组组长为李素真（仍留天津未逃），过去在天津妇女界中发展特务较少。 根据以上概略情况，我在实施方案中提出：首先需要清查解放前中统天津处处长郭乾辉率部撤离前所布置的潜伏组织。据我所知，郭曾经通过商运组长涂益杰，工运组长汤衡如布置过潜伏，虽然涂、汤在逃，但继任处长张伯鲁（河北吴桥人，中统老特务，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华北党政总队大队长，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晋察冀边区党部书记长，四八年春调任天津处书记，解放前夕接任处长。）并未逃走，要缉拿归案，追出潜伏组织。据后了解张伯鲁已捕获，中统在天津各工厂所布置的潜伏组织相继破坏，主犯苏砚田、回云浦等被捕镇压。中统天津处除郭乾辉率部分特务逃走外，组训组长王祖澄（河北景县人，北大毕业，隐匿在天津某中学任教员）。情报组长刘文德（天津人，中统华北特训班一期毕业。）仍在天津，两人都是天津处开始建立时就参加工作，对该处基层组织和吸收的特务，以及中统在津所破坏的案件，都负责处理有年。（后来两人均被捕归案）该处所属七个分区，其中一分区主任王伯伦（浙江宁波人，天津帮会头子王金标之子）、二分区主任魏鸣先（河北人，中统华北特训班一期毕业。）均未逃走。（以后均在津被捕归案）三分区主任黄玉清（河北人，在逃）四分区主任李楚涛（河北永年人，当时在逃，后在永年县捕获解回天津）、五分区主任王毓彤（河北大城人，在逃）、天津县分区主任王意安（天津人，在逃）、塘沽分区主任陈文甫（湖南长沙人，在逃），但还有部分分区助理，并未逃走，如一分区助理段舆望（安徽合肥人，段祺瑞长孙）、五分区助理焦实如（天津人，家住中纺五厂附近）、四分区助理陶圣芬（天津人，家住南市附近）、塘沽分区助理刘××（塘沽人，以后均被捕归案）。 天津处特务档案卡片，均由郭乾辉撤逃时带走，对清理特务关系，产生一定困难。但这些人事卡片，过去一直由组训组干事李素真（女，辅仁大学毕业，天津人，未逃）负责制作和管理。另一方面，在天津处所发展的五千名特务中，其中近千人，曾由我介绍参加国民党，这些特务的入党申请书，均存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党员档案中。该部档案已由该部主任秘书张选元（山西忻县人，中统老特务，中统局副局长郭紫峻的亲信）呈交天津市军管会接收（以后张在天津被捕，最后在太原关押），从中可以清出一部分特务。工运组组长汤衡如虽在逃，但汤与中统关系不深，不会远逃，当时在江苏常州其妻家隐匿（后在常州捕获解回天津），该组主要成员苏砚田（天津人，中纺大工贼）、李书田（天津人，中纺大工贼，家住天津八里台）、步少棠（天津人，猪鬃业大工贼）等均在津，他们都了解总工会中统特务组织的具体情况（以后均被捕归案）。 商运组方面，组长涂益杰虽逃四川，但他与中统无历史关系，不会远逃（四川解放后在原籍云阴被捕，因抗拒交代，就地镇压）。但该组副组长赵遂初仍在天津，了解该组大部分情况。学运组组长李宗岳在逃，然该组副组长黄长龄（山东人，任天津市教育局督学）未逃，黄了解中统学运组和吸收各校特务学生情况（黄后在津被捕）。妇运组长李素真在津未逃（李以后在津被捕）。我认为根据以上线索，可以清查出大部分中统在津特务组织关系。 这份计划和方案呈交吴科长看后，吴表示有用，但有不足之处，我又做了较详的补充，受到了鼓励。我将中统天津特务组织作了交代以后，接着便交代个人的历史罪行，我在中统十六年的罪恶历史中，虽然没有直接的血债，但有严重的罪行，所以在交代中产生深刻的痛苦和忏悔，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感召下，我仍然坦白交代了许多重大罪行。但对其中一个最严重的罪行，即一九四七年在天津参与蒋介石通过中统局副局长郭紫峻（山西崞县人，逃台任立法委员，一九八六年病死于台北）在东北策划进行的重大策反案。我在天津曾参与这一案件的两次活动，只了解部分情况，不了解全案的过程和结果，因而下不了决心，认为案情重大，又交不出全貌，不敢坦白，经过反复思考，心里想既然投向人民，那就必须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不把这一罪行交出，那就始终是脚踏两条船，摇摆不定，最后必将毁灭自己。正在犹疑不决，内心十分痛苦时，监所所长李堪向我宣传了党的政策：“只要彻底坦白，任何重大罪行，都不予追究，但必须实事求是，有多少，交多少，不扩大，不缩小，如实反映。” 我听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与教育，第二天便将这一重大罪行写出坦白交代材料，亲自送交李所长。交代以后的心情虽然轻松了，但仍波动多时。 在此期间，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一天早晨，我与李俊才从室外活动回来，发现有一封很厚的信，感到很奇怪，看后原来是对面单身关押的一个军统女特务（外围分子）写的呼救的信。说是监所的×管理员，夜间闯进她的室内，先是调戏，企图强奸，被拚命拒绝了，处境险恶，要求救援。我们开始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但又不了解情况，李俊才就把这封信直接送给李所长了，当天便没有看见这位管理员，听说受到了严肃的的处理，而这个女特务由于坦白彻底，认罪态度好，不久就受到宽大处理并释放了。这件事对我们的教育很深，认识到共产党对自己干部问题处理的严肃性。接着又在报纸上看到党中央、政务院下令处决冀中区行政专员张青山、刘子善因贪污腐化被枪决的案件，给我们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认为党的这种认真精神，中国的吏治，一定是能搞得好的。 一九四九年秋，我们被移到另一监所，当时所长宣布：这里是改造大队，我与李俊才仍在一组，同组的有杜建时（天津杨村人，解放前任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梁子青（河北清苑人，解放前天津市府秘书长）、李汉元（湖北人，解放前天津市警察局局长）、齐协民（河北琢县人，中统设计委员兼天津中华日报社社长）、吕一民（河北宝坻人，军统老特务，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唐山市警察局局长）、贾金南（江苏泰县人，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的亲信随从副官，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任平津铁路局警务段段长）等。这一期间，主要是学习和互相帮助交罪，在当时认为杜建时认罪态度较好，学习也颇认真。 杜是军人出身，早年在东北讲武堂毕业，以后被蒋介石送往美国学军事，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国民党军事研究院任教官，由于英语流利，常在蒋介石接待美国高级将领时担任翻译，抗战胜利后任北宁铁路护路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兼天津市副市长，四七年升任市长，天津解放后，主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办理移交，保存了天津的档案。以后集中北京改造，约六〇年特赦，现任全国政协委员。 梁子青，日本帝国大学毕业，一九二八年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常委，因得罪蒋介石，多年未受重用。日本投降后由陈果夫力荐派任天津市府秘书长，天津解放后与杜建时一道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因个性倔强，交罪时常有抗拒态度，但交代问题尚积极，一九五六年集中西安战犯管理所改造，一九七五年初因病死于西安。 李汉元，原是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处长，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军统，由蒋介石派往印度，与英军合作。抗战胜利后派任天津市警察局长，天津解放战争时，人民解放军攻入警察局，李被俘。他交罪态度比较认真，一九五六年集中西安战犯管理所改造，一九七五年在西安特赦，后赴沈阳与女儿同住。 齐协民，早年在国民党中与汪精卫关系较深，以后依附北洋军阀政府，抗日战争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所用，专事运销察哈尔、热河两省鸦片土在京津推销，获利甚巨，结束时宋哲元分给他一笔巨款，从此在天津当了寓公，抗战胜利后由李实斋介绍参加中统。齐交罪欠积极，后判刑移天津市监狱服刑。 吕一民，军统老特务，三十年代初被军统派到天津，为参与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主凶之一，当时，吉被刺未死被捕移到北平，后为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所杀害。吕对交代吉鸿昌被刺一案，多方逃避，态度狡猾，极不认罪，后在天津镇压。 贾金南，随戴笠近廿年，一九四六年戴笠在南京坠机身死，是由他在戴山寻见戴的遗尸，运回南京安葬。贾交罪较积极，揭发戴笠罪行材料甚多，但由于习性很坏，在交代罪行中写了不少假材料，因而判刑移天津市监狱服刑。一九五〇年由于监所翻盖新楼，我们小组拆开了，杜建时、梁子青、李汉元被分到别组，我与李俊才仍在一组，改为工作小组，仍由我与李负责，增加王清溪、舒季衡、曹强。曹乃山东人，曾任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四七年调山东，济南解放时被俘，五〇年解回天津，在小组交罪中态度极其狡猾，被指出在天津杀害共产党人的案件仍拒不交待，不久便被移出，后在天津镇压。 在一九五〇年至五四年这一期间，我们小组主要是整理中、军统材料，我负责汇编中统概况资料，计百万字，分为两卷，装订成册。这里要叙述的是一九五一年春天津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一些情况，我们所受的教育最为深刻。运动开始前，报纸停发了，接着便在院外的高音广播中，听到广大的人民群众控诉反革命罪行的声浪，汹涌澎湃，势如狂潮，真是使我们惊心动魄，坐卧不安，情况十分严重，大有随时被拉出去镇压的可能。等到运动刚一结束的当天下午，所长带同几位干部走进室内，开门见山的说：“不用怕，天津人民宽大了你们，党和政府把你们留下来了，只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彻底改造，都有光明的前途！”其中有一位姓张的公安干部，指着自己的嘴对我说：“我的门牙便是解放前被你们中统特务打掉的，我们共产党人，以德报怨，你要好好改造才是。”我一抬头看见这位干部，确有印象，我低下头来，深深的表示了悔罪，流下了感激的泪水，我激动地说：“衷心感激党和政府的大恩大德，宽大再造的恩情，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干部们走后，我细细回想起一九四七年春，中统在天津河北地区确实破坏过一起运输电讯材料的案件，并逮捕了张，在审讯中张始终不承认是他运输的，坚决否认与共产党的关系，被打得满嘴都是血，门牙当场被打落，我是亲眼见到的，回想当时情景，真是罪恶深重，不寒而栗。后来因为证据不足，张被关押了几个月便释放了。 镇反当天报纸没有看到，事后才知道这天共在天津镇压反革命分子一百多人，其中有中统特务张伯鲁（中统天津处长）、朱玉田（中统天津处行动组长，有说在此之前被镇压的）、王连珂（中统局专员兼天津中南报董事长）、回云浦（中统潜伏特务）、苏砚田（中统潜伏特务）等，军统特务有齐庆斌（天津警察局副局长）、张培英（天津警察分局长）、曹强（稽查处副处长）、吕一民（唐山市警察局长）等。在一九五二年天津“三反”、“五反”运动中，我们协助整理揭发材料，并帮助被捕的天津同孚行总经理陈××交代了问题，不久便释放了陈。 一九五三年春，中统在押犯吴黄龙（南朝鲜人）不承认与中统的关系，要否认中统天津专员的特务身份。天津公安局审讯员郝某向我了解吴的情况，我说，吴是中统天津处专员，我可指证，并将吴黄龙的历史情况加以供述：吴在日伪时期，依靠日本人在平津开办了十多处工厂，日本投降后利用南韩国民党的上层关系，与中统局局长叶秀峰勾结，将这个财团在平津的工厂，由中统接收，以“建新公司”名义作为双方合作企业，仍由吴黄龙任总经理，中统局总务科长王汇百为副总经理，叶秀峰为董事长。实际上与中统勾结，没有得到好处，各处工厂大部未复工，所存原材料大部分被中统变卖侵吞。吴不满意，叶秀峰为了安抚，发展吴为中统天津处专员，吴为此尚在天津家中设宴招待中统天津处特务，大事庆贺一番，当时吃的什么酒菜，我大都记得。郝审讯员说：“明天开庭审问吴黄龙，你能不能出庭质证，”我说：“可以。”第二天在法庭上，吴黄龙还想抵赖，郝审讯员传我出庭作证，吴一看到我便惊慌失色，低下头来，我说吴黄龙与中统勾结，以原有企业与中统合作成立“建新公司”任总经理，并接受中统局派为天津处专员，是我在天津处负责期间的外籍属员，这是不容抵赖的事实。经我出庭作证后，最后吴还想以没有接受中统专员来推脱。我指出：那么吴专员那次到天津处谢委，并在你自己家中设宴招待中统天津处全体人员接受祝贺，你还特意让你夫人亲自做了南朝鲜一盆有名的清炖牛肉汤端到我的面前，这难道就忘怀了吗？吴听后默不作声，稍时长叹一声，看看我，低下头说：我交代，我是中统天津处专员，但我与中统局合作任“建新公司”总经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落了这个下场，求人民政府宽大。 至此郝审讯员要我和吴黄龙分别在证词和供词上签字加盖指印。吴以后判刑不重。 一九五三年我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美帝国主义者及其附庸不得不在朝鲜板门店低下头来，签署停战协定，我们欢欣鼓舞，深感我们的祖国是真正的强大起来了。同一时期我又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在双方交换俘虏中，台湾国民党当局秘密派遣大叛徒、特务陈建中（陕西富平人，曾任中统局指导处处长，中统设在西安的华北办事处处长，我任秘书，与陈勾结多年，私交甚厚，陈现为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国民党中央第六组组长。）带领一大批特务前往南朝鲜，胁骗我国志愿军被俘士兵近两万人，解往台湾。我看到这一消息非常气愤，考虑到陈建中过去在西安和我共过机密，他在一九四九年春西安解放前逃离时，很可能布置潜伏组织，我检举了在西安的宋文梅。宋乃陕西富平人，与陈是同乡亲戚关系，黄埔学生，一九三六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警卫营营长。“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将军部下孙铭九在临潼逮捕解到西安时，由张将蒋介石交由杨虎城将军，将蒋关在西安新城大楼内，杨派遣宋文梅看管。蒋拒不饮食也拒见张杨，弄得很僵。后来由宋文梅以黄埔学生名义，向蒋送衣送食，蒋才开始用膳，蒋问了宋文梅的名字并且记下。“西安事变”解决，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关押，东北军、西北军被分别瓦解调离，杨虎城将军初被迫出国，后被关押杀害。宋文梅失去依靠，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九三八年，宋潜往武汉投靠蒋介石，蒋念宋在“西安事变”危难中对他的表现，留有印象，遂派宋回西安交由胡宗南以团级军官任用。但宋是杨虎城将军的旧部，与西北军中的进步人士多有联系，后被军统特务向胡宗南密报，胡在布置捕宋时，宋闻风逃走，从此四处飘流不敢回陕。一九四三年秋，我回重庆中统总局任总干事时，在陈建中家中由陈介绍与宋文梅相识，常在一起吃喝打牌。就在这时陈建中介绍宋文梅与中统局长徐恩曾发生关系，参加中统。一九四四年被派为中统局专员，遣回西安受中统局华北办事处处长陈建中的单线领导，被指定专门搜集杨虎城将军的旧部与共产党的情报。搜集的重点是以下数人：杜斌丞，陕北人，西北进步人士，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时的省府秘书长。一九四七年由蒋介石令胡宗南杀害于西安，时为民盟陕西负责人。赵寿山，陕西人，杨虎城部军长，后为集团军司令，解放战争中脱离蒋介石前往陕北解放区，解放后任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日本投降后宋文梅一直跟随陈建中为中统搜集情报，连中统特务都不知内情。 陈建中逃走后，宋仍潜在西安，我坚决检举了宋文梅，据以后了解，宋被捕前已经混入陕西省人民政府任交际处处长，后闹病死于狱中。 一九五五年春，中统华北总督察李实斋（山西徐沟人）在北京因杨虎案同时被捕，解放后李一直由杨虎掩护，潜伏北京。杨虎，字啸天，安徽宁国人，曾任国民党上将参军官，曾两次被蒋介石任为上海警备司令，抗战后因故不被重用。由于特殊原因，解放后被接到北京，享受人民政府很高级别的待遇，但杨私生活腐化，不愿适应新的生活，反而对政府的殊遇抱怨，甚至发展到企图逃往香港，经发觉并取得确证，加以逮捕。同时李实斋亦被捕，后解回天津，市公安局王处长将我单独调出与李同住一室，帮助李交罪，李开始顽抗，态度倔强，不肯认罪。当时他患有搭背疔毒，我精心照料，替他洗衣换药，医务人员按时给他注射盘尼西林（当时还是进口贵药），并增加营养，才逐渐收口痊愈。李为此深受感动，态度有所改变。由于我们两人都彼此了解各自的罪恶历史，李把他解放后伪装进步的嘴脸，不敢再摆出来。我以解放后受到政府宽大的亲身经历，以及党的政策详细的告诉了他，才初步稳定了他的畏罪情绪。经过一段政策学习，他才检举杨虎的罪行，并写出一本有关杨虎的历史材料，但对自己的罪行仍包藏很紧，不肯吐实。我考虑到解放前李在天津关系复杂，以及和郭紫峻的亲密关系，很可能参与蒋介石——郭紫峻策划的东北重大策反案件，但考虑到李老奸巨猾，不易突破，我十分慎重和耐心地和李闲谈过去在天津的活动以及接触的人物，因为李一九四七年曾向我谈过，夸耀他所接触的都是地位高的共产党人而讥笑我们在天津所抓的都是地位小的共产党人。我想从这一点引出他的重大问题。但李仍对我兜圈子，不愿深谈。后来我问他有关王瑞三（山东人、保定军校生，北洋时曾任军阀张宗昌部的旅长，日伪时为汪伪军事汉奸头目叶蓬的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因与李有旧交，日本投降后经李实斋介绍与中统头子郭紫峻发生关系，派为中统华北处专员，被掩护住在天津，由我拨给房屋居住。）是如何进入中统的。李很惊慌，思想沉重，他已经察觉到他参与这一重大策反案显然已经包不住了。但仍不肯暴露，经我说服，才愿意坦白，经过三个多月的挖掘，才把有关参与本案的开始情况谈了出来，起初确是王瑞三向他介绍，由他向郭紫峻反映才报蒋介石核准进行的，后来由于郭紫峻将本案移到北平进行，李才没有继续参加，所以有关本案在北平行的情况以及最后结果，李确不知情，因为王瑞三参与全过程，常向李透露一些情况和参与的人。李才写出了坦白交代材料，但也只是李所参与的部分。李交代后，证明我一九五〇年所交代的有关的情节确是事实。虽然不了解其结果，但证实确有此案。天津市公安局将我与李的供词分别做了录音存案。“文化大革命”后一九六七年初我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时，林彪曾派遣其亲信向我施加重大压力，要我按照林彪的意图，肯定蒋介石的策反结果，欲置一位将军于死地，我冒死地顶住了，仍坚持一九五〇年的供词，使林彪的阴谋未能得逞，直到林彪叛国坠死后，这位老将军于七十年代中期恢复了自由。 一九五六年天津市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市隆重庆祝，当在广播中听到宣布天津市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我们欢呼雀跃，受到极大的鼓舞。接着政府对我们的问题作了处理：杜建时、李汉元移送北京，梁子青移送保定，我和李俊才、李实斋移送西安，集中改造。移送前，天津市公安局组织我和李俊才、李实斋、曹钟麟（国民党天津市民政局局长）、胡梦华（国民党天津市社会局局长）、刘德溥（国民党某师师长）等由市局王处长和李堪（当时已任天津市税务部门负责干部）带领我们参观了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市体育馆、市动力机厂、市重型机器厂以及北宁公园等单位。我们亲眼看到了天津市在解放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重大成就，以及社会的新面貌，使我们对共产党的领导，感到心悦诚服。在座谈新旧对比中，深深感到罪责的严重性，表示决心认真改造，争取光明的前途。我和李实斋由于需要暂留天津，缓去西安，仍然按照集中后的待遇，改吃小灶，改换新装，增加娱乐，每周在市内电影院看电影一次，每半月游公园一次，均由干部带同乘车前往。从五六年集中，恢复和家庭通讯，当时我妻许守英带四个孩子已于五〇年由我内弟从北京接回芜湖，和我岳母住在一起。许守英被安置在芜湖二中任教，全家照了像寄给我，政府也替我拍照寄回芜湖，当时我的大女儿班孝纯进中学（六二年在合肥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芜湖市十七中任教）一直和我保持通讯。我深深感激党和政府对我的恩情，从内心深处发出要竭尽一切的力量报答这种深厚的恩情。 我和李实斋是一九五八年初冬移送西安的，未离开天津以前，就在这年夏天，政府要我帮助一个英国派遣的特务交代问题，把我调出与这个特务关在一起，从开始接触中才了解他叫翟慰甫，安徽省当涂人，解放前是英商怡和公司南京总经理，解放后逃往香港。我开始以安徽同乡和翟谈乡情，逐步接近起来，开始他只透露与杜聿明的私人关系，自称是杜的账房，经营杜的钱财，丝毫不涉及与英特的关系。由于我吃的是小灶，翟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但为了避免翟的疑心，我坚决要求吃普通犯人的伙食，政府对此很不过意，常以我亲属的名义送来奶粉、罐头食品，以补充我的营养，我则以这些营养品分给翟食用，翟很感动，表示他在难中能交上我这样的同乡，感到可贵。我则乘机和他谈回国的原因，他开始还伪装是英籍商人，打算在北京做笔大生意。我说：“经商是正常的，人民政府有外贸政策，保护外商经商活动，不会无故对外籍商人加以逮捕的，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望你考虑。”我又告诉他，政府对违法的人，只要主动坦白，不管问题多大，都可从宽处理。翟有香烟嗜好，我将政府发给我的香烟，分给他吸用，他很感激。经过多次交谈以后，他开始动摇，在半个月以后，才鼓起勇气问我：“如果为外国人工作，是否有死罪？”我说：“只要向人民政府坦白出来，即使是替外国干了对祖国严重破坏的事，主动认真如实交代，就可以得到政府宽大处理。”我又向他阐明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这是与过去旧法所不同的地方。翟听后，思想斗争很激烈，接着流下了眼泪，激动的说：“我该死、该死，我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得到今天这样的下场，我是死定了”。 我看到这种情况，估计翟慰甫在政策的感慑下，但求不死，可以交代了。我说：“可以大胆的谈，只要谈出来，就不会死，迟谈不如早谈，被动的谈不如主动的谈，这在认罪态度上是有很大的区别，态度如何，直接影响到处理。”翟看我对他很诚恳，他说：“我主动谈，我是英国情报部派遣来的工作人员，我在情报部的代名是JK（扑克牌十一）在英国伦敦情报部受过特工训练，派驻香港，以英国怡和洋行高级员司的公开身份作为掩护，利用中英外交关系，伪装英商和中国做生意，多次回国，在北京、天津等地秘密搜集共产党军政情报，带回香港，发往英国情报部。我说：“谈出来很好，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详细的写个坦白材料呈交给人民政府吧！”翟慰甫写出了如上述的材料，盖了指印向政府呈交了。我建议改善翟的伙食和待遇，政府照准了，翟继续交出了许多具体的罪行。大约在一个月以后我即被调开，听说翟以后判刑不重。 一九五八年临近初冬，当时正是大炼钢铁运动兴起，天津全市热火朝天，我也在监外参加了。一天下午公安局干部魏忠友（从一九五六年在天津集中以后，一直负责照顾我们的一切。来通知我，说是天津市公安局江丰局长在当晚要召见我。到时派车来接，我喜出望外。是晚八时我随魏乘车前往，召见的地点是在市局接待处，我进去落坐后，会客室两边排满沙发，茶桌上摆了很丰盛的西点，江丰局长进来后，首先和我亲切握手，接着还有副局长吴联云（四九年是科长，一直主管我们的案件）、王处长（河北人）以及李堪处长（老所长，这时调任天津税务处长）都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因为这些首长，常到监所和我谈话，特别是江丰局长每年春节必亲到监所看望，我们对他很尊敬。所以我处于这种场合，只感到亲切温暖和感激之情，并未感到紧张和拘束。江局长首先问我关于李实斋的健康状况！我答：“由于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李虽然七十三岁，但身体还好，近几天乍寒，有点咳嗽，医生已经看过，吃药好多了。”局长又问：“英特翟慰甫是怎样暴露他的特务身份的？”我答：“主要还是党的政策的威力，翟在被捕后已经察觉到从北京来天津活动突然被捕，这是政府事先采取适当措施，翟是买办出身，很怕死，才主动暴露英特身份，交出了在英国情报部的代号，并坦白交代了一些具体罪行。”局长说：“这一案件的突破，是有成绩的，比我们原来的估计要快一些，在涉及外交问题上，争取了时间，取得了证据，掌握了主动权。” 最后江丰局长着重谈了有关我个人的问题，并指出：由于你在北京解放前就能主动向人民靠拢，特别是解放后八年你在天津比较彻底地交出了主要罪行，态度是主动的，因此我们依照政策，在五一年镇反时便决定把你留下来，以后你一贯表现都比较好，所以对你就没有通过法律程序来判刑，以后也就不判了，因此在定案问题上，你就不必悬在心上了。最近你们就要去西安集中学习，这是党中央一九五六年的决定，那里是一所学校环境（江局长没有明确宣布是西安战犯管理所，五九年我在西安参加第一次蒋介石集团战犯特赦大会时，才明确了自己的战犯身份）只要努力学习，认真改造，便可以争取解决问题，这次我们接见你，是以礼相待，也是一次欢送会，祝你前途光明。我听了局首长的讲话后，激动得流出了感激的眼泪，我说：“生我者父母，再生我者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衷心感激党中央、毛主席，感激中共天津市委和人民政府，感激天津市公安局，对我的教育与改造，我到西安以后，一定努力学习，认真改造，决不辜负党和政府再造的深恩大德，争取宽大处理。”局首长要我用了西点，并进了茶，才告别了。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值得纪念的往事。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旬，我离开天津到达西安，进入西安战犯管理所，揭开我改造过程中的新的一页。
芜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概述（《芜湖文史资料4》第001篇）
作者：市工商联供稿，许知为执笔 一、解放初，芜湖资本主义工商业概况 解放之初，芜湖工商户有8730户（包括摊贩2404户、行商152户）、90个行业，71个同业工会，加入同业公会商户计有5488户，其中工业149户、占2.75％；手业业1911户，占34.82％；商业3428户占64.46％。工商户资金共计5,191,883元（折人民币），其中工业资金1,222,687元，占23.55％；手工业资金139,836元，占6.69％，商业资金3,829,160元，占73.76％。商户中拥有万元资金以上的大户约占10％，中小户约90％（非会员户、摊贩、行商除外）。据税务局统计，49年下半年缴纳营业税工商户总计83个行业共4975户，较解放初5438户减少513户。略举其中较大行业的工商业户数：杂货户、皮毛业97，纸张业100户，百货业127户，五洋业213户，绸布业134户、杂粮米行285户，米粮行号75户，粮食加工（碾米厂、砻坊）90户，国药业41户，炒货糖坊108户，糟酱业95户，干鲜北货业144户，棉织业486户，工厂企业17户（机器生产）、铁工厂14户（手工操作）等等。 芜湖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人数依据工商户总数约计资方一万六千多人，（店员九千多人，家属二万五千多人，总数约在五万六千多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思想情况：（1）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抱着积极经营的态度，紧跟形势的发展。（2）认识不足，摇摆不定，顾前顾后，思想保守，抱着消极经营的态度。（3）只顾眼前利，乘机混水模鱼，抱有伺机抽逃资金收歇的态度。这三种思想呈中间多两头少的状态。 二、49一52年“资改”阶段一“利用、限制、改造” 1949年四月下句，芜湖解放，从49一52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解放至49年底，为半年整顿市场时期，50一52年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这个政策是贯彻“资改”全过程的。 1、整顿市场时期（解放至49年底） 49年6月改组原商会，成立芜湖市商会筹委会，十月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改为芜湖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加强领导，为工商界服务。 49年7月，芜湖市人民政府颁布《芜湖市工商业登记暂行办法》，命令各工商户限期申报业主、门牌号码、资本总额、经营项目、从业人数等项进行登记，重新发照。市工商联承担此项具体工作，到50年7月结束，同时进行整顿重建各行业同业公会，到51年3月结束。计整建同业工会90个，同业小组11个，直属小组2个，共103个。其中按行业划分：机器工业公会4个、手工业公会41个、商业公会43个，行纪业公会7个，运输业公会3个，直属小组2个，摊贩公会2个，行商公会1个。工商户包括摊贩、行商总数为9766户。除去摊贩、行商、驳船4096户，工商总户数为5676户。较49年解放初的5488户增188户，较49年底，税务局纳税户4975户增701户。基本上把全市工商业者都组织起来，也排除了无照经营。与此同时，工商联展开宣传教育工作，首次组织工商界各级负责人，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学习政策法令，树立爱国守法观念、为推动各项资改工作，在思想上打下初步基础。 为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整顿市场，政府具体措施：（1）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如国民党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大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军粮仓库以及省、县银行和仓库设备。没收属省建设厅的芜湖火柴厂（原大昌）、芜湖自来水厂以及属交通厅的航运站和轮船、汽车修配厂和汽车等。没收帝国主义经济的设备，如太古、怡和轮船码头、趸船、货栈、米厂、仓库以及美孚、亚西亚各石油公司的油库、洋油栈房等。这两种企业都立即转变为国营经济。（2）取缔黄金、银元黑市交易，禁止金银私自买卖，凡私人持有的金银，只能向人民银行兑换。解放前后，芜湖黄金、银元贩子，充满街头巷尾，黑市场交易猖獗，影响物价，扰乱市场。据后来店员揭发的材料，此时银楼业者也暗中搞黄金长途贩卖到东北或广九等地。人民政府整顿市场的第一步，是严肃取缔金银私自买卖，黄金、银元贩子，很快就销声置迹。由于禁止金银自由买卖，当时老宝庆、新天宝等34户银楼，相继歇业，业主多为江浙人，携资回乡转业，约计34户的资金，共黄金4645两。（3）整顿金融，废除金圆券、关金券、法币，稍后，又发行人民币，统一货币。（4）改变米粮交易方式；取消原来的“米市”。解放前夕，交通阻绝，芜湖粮食紧张，粮商乘机抬价，人心慌恐。芜湖一解放，人民政府立即调进大量大米，限价供应，民心安定。旋即禁止米粮私运出口，统一由政府粮食部门调拨，保障军需民食。碾米厂、砻坊照旧加工生产。小粮行米店，限价交易，买卖大米在20包以上者，须向新设的米粮市场管理办公室报核。因此米价平稳，供应充足，从市场稳定，抑制了物价波动。这个时候，因旧米市取消了，芜湖大粮号即米粮采运业（经营出口）28家，先后歇业，他们拥有的资金共约四十五万担大米。其中义和米号携资及碾米机器转赴淮南市开业，业主张德裕曾任该市工商联副主委；有些大米号掺有官僚资本的，多挟资逃往上海或香港，有些中小粮号改换招牌，缩小经营，保持房地产。（5）自然淘汰无销售市场的行业：各大国营公司相继开业，基本上领导了市场，掌握了货源与价格，有些私营行业没有市场而自然被淘汰了的，计有钱庄26户，另有几十户地下钱庄早已悄悄收歇，纱号38户，盐号（采运批发）108户（食盐改由国营公司直接批给零售商店），零售面粉行业全部歇业（美隆面粉厂批价与零售价大约持平，无利可图）。此外，没有销路的迷信品行业、酒楼、舞厅、茶社也相继歇业。据50年2一6月统计歇业共538户。 “限制”在以后的资改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如限制非法经营、限制暴利、限制抽逃资金等等、这不是消极限制，而是积极支持工商业正当经营，维护工商业者合法利益，对“资改”始终有促进作用。 2、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时期（50一52年） （一）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解放后，芜湖明远、裕中、大昌、美隆、益新等工厂陷于半停产或停产状态，人称当时“只有两个半烟囱冒烟”，工厂发不出工资，工人生活困苦，对此政府立即贷给大米，作为工资，维持工人生活，调拨原料，支持生产。对益新面粉厂资方张一真不在芜市，欠发工资甚巨，根本无力复工，政府经与资方代理人，协商，以大约十万元现款买了这家工厂，并立即开工。对于裕中纱厂政府致函原资方（裕中原属上海荣家纱厂集团），请增资恢复生产，当即得到复函赞同，稍后，裕中遭火灾停产，上海民族资本家顾鼎玉将存在香港整套纺织设备全部取回，经华东有关部门决定，运来芜湖，投入裕中纱厂。原资方荣广宏也尽力增资，扩建成芜湖纺织厂，到53年恢复并扩大了生产，业务发达，厂里职工称为“难忘的53年”。自来水厂并入明远电灯公司，扩展改为公私合营明远水电厂。对于其他工厂，分别情况给予来料加工、收购产品或给予银行贷款，协助恢复生产。 芜湖市场经过整顿后，消除过去消费性的的虚假繁荣，一度生意清淡，营业不景气。50年六月以前全市商户营业额月平均一万元左右。政府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如张恒春国药号、胡开文墨庄、酱坊、百货、五金等行业，鼓励扩大经营。并采取多种销售形式，扶助大批商店和手工业恢复营业。如安排货源方法，给予代购代销或加工订货，柴炭、竹木、鸡鱼、肉蛋等行业为土特产公司代购大量此类产品；百货商店为公司经销代销各类商品；手工业、碾米厂、砻坊接受公司加工订货，给予加工费或统购包销；小粮行曾为粮食公司代购大批稻谷。在资金周转方面给予扶助，或到银行贷款，或预付代购资金，或代销完后付款结帐等等，使原有工商业对发展生产、城乡交流、保障供给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据49一52年的统计，仅以花纱布、百货、粮食三个公司为例，加工订货、代销经销棉纱31,017.6件、棉布296,504匹，大米8,298万斤，稻子5,165万斤，面粉83,827.14袋，白糖910,229斤，毛巾9,292打，袜6,627打，纸张1,032令，牙刷77,030支，支付工缴费1,219,973元，让出三个门市和343种商品给私营商户经营。因此商业很有起色，51年七月份营业总额增至17万元，八月份增至25万元，九月份增至40万元，失业人数由原来的五千人减少到二百人。50年底工商户由解放初5488户增至6860户，其中工商户增602户，机坊增870户。 （二）私私联营 由于限制了一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有些生产设备过剩，如砻坊、碾米厂部分停产。有些商业网点过剩，没有多少生意可做，门市冷落。因此一些工商业者自发的联合同行业组织股份公司或联营社、以求减少开支、扩大营业。49年6月13日成立的“芜湖碾米堆栈业加工运销合作社”，是由恒康米厂等15家合股组成，呈报工商局批准开业。由于米市已改换经营方式，不到半年就自动解散。与此同时陆续成立的有：（1）合群百货公司，由元裕和等14家大百货店合股31,800元，设五个部门，一个驻沪办事处，14家店员66人，资方21人转到公司任职；（2）50年3月成立报关汽车组运输联营社；（3）5月成立船舶组报关联营社（30户）；（4）6月成立柴炭江口联营社（24）户；（5）11月成立度量衡联营社（手工业）；（6）11月成立猪肠衣联营社（5户）；（7）51年4月成立皂烛碱联营社（21户）；（8）8月成立建业颜料股份有限公司（11户）；（9）八月成立皮革联营社（51户）；（10）9月成立油糖杂货股份有限公司（8户，绸布店1户）；（11）9月成立益农山货篾器联合营业处（31户）；（12）11月成立合众服装联营社（13户）；（13）11月成立毛巾帽袜手工业联营社（13家）；（14）成立油漆作联营社；（15）成立联合书店；（16）52年1月成立芜湖猪鬃加工联营社（9户）；（17）成立机器制造业第一合营厂（10个厂联营）；（18）成立合众牙刷厂。此外还有糟酱业联营的红星公司、大众布店、鱼业联营社以及政府组织军烈属成立三个粮食加工联营社（富民桥、码头口、南门湾三处）。以上私私联营，都是自发成立的，主管单位既不提倡也不限制，其中属于工业的、手工业的联营社，联产联销，大都增加经济效益，而商业的联合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都含有暗中抽逃资金，仅以表面的生财、存货入股、推卸店员、学徒工资担负的企图，实际是变相歇业。例如合样股份有限公司由于私方各怀鬼胎，投机取巧而于52年倒闭，负债累累，受到法院以“反利用”、“反限制”、“反改造”罪由的处罚，便是典型。因此私私联营商店动机不纯，资方夺权争利，营私舞弊，大都亏损。市工商联针对此种情况，及时进行改组调整，另行组成18个联营社：手工业七个（毛巾、帽袜、棉织、铜锡器、度量衡器、皂烛碱、线绳、制鞋），零售商三个（小百货、食盐、猪肉），加工业三个（成衣、猪鬃、皮革），行纪业三个（水果地货、猪行、猪肠衣），机器制造联营社一个，机器卷烟联营社一个，此外还有汽车运输联营社一个。经过调整后的联营社都加强和改善了经营管理，业务上升，效益显著，如皮革联合社增至40户，增资一万元，到52年七月获利一万多元，八月改组成立“芜湖皮革厂”。又如棉织联合社采取“分散生产，集中销售，统一经营”的办法，到52年六月，机坊增至两千多户，织机增四千多张，大大增强了接受公司来料加工的能力，51年下半年即自销棉布40多万匹。私私联营形式，是资改初级阶段新事物，对全市工商业改造、起过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三）改革税制，废除苛杂 解放前，工商界苦于苛捐杂税。解放后，市人民政府在50年初，公布“芜湖市工商税务法则条例”，对工商业只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两种，废除一切苛杂，并目简化征税手续，商民称便。针对原商业户多用旧式帐薄，票证不全，而且家店不分的情况，征税办法分为三种：①自报查帐②民主评议③定期定额。51年元月征收49年下半年所得税，政府依据同期营业税总额，下达所得税额为两万担大米，按行业民主议评分摊，限5月5日交毕。通过多次大会小会，几上几下，议定97个行业分摊大米的数额。例如绸布业3,308.6担、五洋业3,070担、杂货纸张业2,131担、百货业2,150担等等，然后各业公会再分摊到户。因为营业总额不能反映真实利润，实际各工商户盈亏不一，因而评议到户，不免畸轻畸重，有些商人叫喊税重，说什么“税光不如吃光，吃光不如分光，早光早好”。这一次所得税虽然政府准予减少三千石并一再展期，终未如数如期征足，而且有些商号乘机抽逃大量资金（据省经委总结）。 市工商联吸取这次教训，立即采取措施：（1）进一步开展爱国守法教育，纳税就是爱国守法行动。（2）发行统一格式的发票凭证15类37种，分别交由全体工商户使用（3）推行新式商业薄记帐册，并且培训会计人员，两期共290人，统一会计科目，帮助各工商户建帐。（4）辅助成立纳税互助小组（邻近的四、五户为一组）进行“储税”。分“双储”（营业税和所得税）和“单储”（营业或者所得税）两种，税金储入银行，随征随缴。（5）52年“五反”后开始评定“自报查帐户”，报税局批准，到54年有四十多户。这四十多户都是会计制度健全的大户，如张恒春，源记胡开文以及一部分联营社。通过这样的辅导，并经过“五反”运动，税收工作大大改进，如征收52年1一6月份所得税，就在限期内交纳税款百分之九十，秋季营业税，由各行业集体缴纳，并互相挑战，整队游行交库。此次推动建帐，不但改进经营管理，有利于税收，而且为以后公私合营，清产核资，打下基础。 （四）协调劳资关系，实行劳资两利。 解放后，在市总工会领导下，工人和店员加入工会，成为国家领导阶级，彻底改变了雇佣地位，劳资关系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资本家对待雇工各种压迫剥削的陋规废除了，工人、店员的八小时劳动工时制（当时定为十小时）、工资待遇、权利义务（其中有监督权）都有新规定，并且予以法律保证。这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新的劳资关系确立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旧关系的影响，常常引起劳资纠纷（多为解雇、调补工资、改善伙食间题），50年8月，市工商联依照政策成立“劳资协商委员会”，协调劳资关系。到52年底，辅导各行业建立协商分会81个（商业63个、工业18个）签订劳动契约、合同、协议书178件。工商联召开劳资协商会议327次，参加市劳动局调解会议124次，资方受处罚84起，劳资关系逐渐正常，劳资纠纷得到缓解。 （五）宣传动员工商界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参加各项爱国活动，以实际行动改造思想。 （1）49年秋大水后复堤，动员工商界捐助土方三万方代金450担大米。（2）49年7月，领导工商界踊跃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48,078份，合人民币370,000元。（3）50年秋天，发动工商界救济皖北水灾灾民，募捐寒衣12,496套。（4）50年11月，工商界响应政府号召，捐献社会救济基金20,259元。政府发放救济金时，工商界有四百多困难户也受到救济。（5）50年冬季，工商联举行大规模宣传教育活动，支援抗美援朝，连续召开14次宣传报告会，12月，平壤解放，工商界7000多人参加祝捷大游行，51年，发动10,000多人参加“五・一”反美游行大示威，8500多人在呼吁世界和平书上签名，七月，动员捐款30万元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到十二月五日，工商界共计捐献320,971元，超额9.99％。还同时组织七次慰问驻芜志愿军伤病员，致慰问金14,316元，慰问烈军属代金1,594元。综合以上情况，49年秋到50年底，工商界共献出现金726,977元，大米450担，寒衣12,496套。 （六）开展“五反”运动、打击不法，教育落后。 到51年底陆续查明：①偷漏税9039户，偷漏税款962,238元，②偷套购国家资财1036户，盗窃金额381,037元。③50年，偷工减料380户，受损85,724元。51年，偷工减科802户，受损金额120,239元，④盗窃经济情报8户，国家损失7,296元。⑤行贿872户，贿款80,403元。政府针对以上情况，52年2月，正式开展工商界“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运动中，市成立了“五反”检查办公室，向各行业派出了检查队。工商联也积极协助配合开展运动，连续召开22次动员大会；各公会负责人和工商业者共8033人参加公会座谈、讨论，作检查的共8,096人，收到检举材料700多份。经过三个多月的激烈斗争，“五反”取得丰硕成果。全市6952个工商户中（包括歇业827户在内）守法户4,093户，占58.88％，基本守法户2116户，占30.43％，半守法半违法户715户，占10.28％，严重违法户20户占0.29％，完全违法户8户，占0.12％，决定退补罚金有483户，罚金共408,561元。 （七）组织工商界参加物资交流会，扩大营业。 52年5月，“五反”结束后，一些商户情绪不安定，抱消极态度，市场出现萧条情况，政府采取措施，予以扶助：①扩大加工订货，增加来料加工的工缴费，银行发放低息贷款，调低补征51年所得税，违法户补交罚金展缓到十月缴清等等。②工商联组织一批工商户参加华东区三处和安庆、济南、上海、武汉、合肥、南京等地区十五处（省级四处，中级市场十一处）物资交流大会，组织本市土特产展销洽谈贸易。计展销总额共2,550,000元，工业占25.25％，手工业品占33.04％，土特产41.71％，市场又重新活跃起来，商品销售额呈上升趋势。 关于物资交流会：早在51年5月，第一次皖南土特产物资交流会曾在芜湖举行。疏理流通渠道、活跃城乡经济，是这次交流会的目的。本市工商界参加三馆六部展销，计土特产馆的食品部、竹木部、皮毛部，农业馆的水产部，工矿馆的手工业产品部、国药部。样品1659种、6045件。另有29个行业在展厅设零售部。展期5月21日—6月24日，成交总额47,075元，展厅零售18,008元。渔业联营社与天津市挂钩，运销一批鲥鱼；芜湖剪刀运销东北地区，虽总成交不大，但得取得了经验，为52年参加外地展销打下基础。这种物资交流会，是“资改”中的新事物，培养集体经营思想。在解放前“同行是冤家”，芜湖没有举行过这种物资交流展销会。 （八）组织工商界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52年10月，遵照芜湖市政协学习委员会的布置，工商联成立学习分会，设办公室和辅导组，参加学习的有各业公会骨干142人，分编11个学习小组，主要学习《共同纲领》及有关文件，分七个单元，学习重点放在经济政策这一单元上。为进入资改新阶段，做好思想准备。 三、53—55年“资改”阶段一安排转业、并点联营。 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年，芜湖资改工作进入新阶段，加工订资、统购、包销代销方式，逐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引入计划经济轨道。市工商联筹委会于53年元月23目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工商界联合会，选举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加强对工商界的组织和领导，在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和市委统战部领导下，进一步协助政府“资改”新阶段的工作。 1、置新划分资本主义工商业分类，建立统计报表制度。 53年4月，国家颁布《私营企业统一分类办法》，市工商联遵照办法规定，经过调查研究，把原来90多个行业划分3种25类，与中央统一规定的统计报表格式、项目对口，使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总体之内。甲、工业：①金属加工；②材料加工；③纺织；④缝纫；⑥皮革；⑥皮毛；⑦油脂香料及化妆品；⑧食品；⑨印刷及文教用品；⑩其他工业，共计十类。乙、商业①粮食；②其他食品；③燃料；④纺织品；⑤日用百货；⑥文教用品；⑦建筑器材；⑧医药用品；⑨代理商；⑩衣帽鞋类用品；⑪其他商业，共11类。丙、其他：①饮食；②建筑；③运输；④服务业共4类。市工商联进一步辅导工商户使用新式薄记，统一科目，并按25类行业各设统计员一人，每月按表填报，由工商联汇总上报本市、本省和中央统计部门。与此同时，按新分类改组成立同业公会55个，同业委员会9个，行商联合会1个，摊贩联合会2个，到53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情况列表于下表：项目机器工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行商摊贩总计户数5130711562103741527438879资金（元）6231791922730203849348080103930538704601838职工数750534315291670//9292资方人数221808530961626415274316186资方家属人数66872596195337062966682508953年营业额127114010980657213973493440037/196640438055087表格附注：1、工商业从业人员总数为25478人；2、工商户数与解放初比较，工业手工业有增长，商业户减少821户，商业资金减少274241元。 2、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 53年10月国家颁布过渡时期总路线，工商联即组织工商界举行报告会，座谈会，进行学习讨论。54年3月在市委学习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工商联学习分会加强领导，按总路线、总任务以及有关文件，分为五个学习单元，按行业划分学习小组，每星期三、五学习讨论，每次不少于三小时，历时半年始告结束。其间曾举行大型报告会20次，每次各小组排列名单率队报到听讲，总计到会听讲36,747人次，比较大的三次报告会听讲人数平均达3963人。通过这次学习，工商界绝大多数人盼望早过渡，但也有极少数人心怀顾虑，暗中抽资逃资，只卖不进，甚至拍价掺假，有的变卖生财，大吃大喝，55年查处这类案件一百多起。 3、在总路线指引下，安排一批工商户转业、私私合营或公私合营。 53年到54年先后实行粮油、棉花、棉布统购统销，计划供应，芜湖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三多一少”现象，即商店多了，店员多了，开支多了，营业少了。市工商联研究决定安排一批工商户转业，避免空耗资金、店员失业。53年12月即行试点：①安排米粮业六个联营单位（原66户联并）合资89,129元，筹建“芜湖光华玻璃厂”，安置从业人员85人。随后又增入五金、颜料、陶瓷8户，资金105,748元，安置从业人员85人，②安排皮毛骨角五个行业19户，合资39,009元，筹建“芜湖光明畜牧场”，安置从业人员35人。以上两企业均在54年投产。 54年7月，省工商联发出《关于做好私营商业转业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很及时，适合当时资改情况，据统计：54年1-8月全市商业营业总额月平均97,28元，店员工资伙食开支月平均21,199元，占营业总额22％，加上房租水电、税收，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私营工商业者都盼望早日安排过渡，摆脱困境。据此，市工商联便作出全面安排，在自愿私私合营的基础上，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后进”的办法，清资合股，安排转厂并店。在商业方面：①安排颜料、烟酒茶食、陶瓷行业部分批发商户，包括建业颜料公司等19户和国药业王太和、同涵春、慎昌三户转入光华玻璃厂。②安排新药业济成、大生等四户组成芜湖长江制药厂。③另有毛骨业七户转入光明畜牧场。④棉布业座商50户中并店组成代销店2个，经销店12个；行商摊贩23户与国营公司建立批购关系。到55年6月，除张恒春国药号公私合营外，陆续得到安排的计有粮食、油料、煤及煤球、烟酒等19个行业357户（759户并成），其中五金业立丰、大有丰二户转入第一铁工厂，组成代购鸡鸭鱼蛋商店2个；代销文具商店10个；百货经销店16个（23户并成）；批购店5个；五金经销店3个；批购店5个；新药经销店3个；国药经销店6个（41户并成）；油漆颜料经销店3个；茶叶经销店10个；煤及煤球经销店10个；文娱用品经销店2个等等，合资总额322,763元。安排从业人员1273人，其中国营公司吸收287人。在工业方面到55年底，计有13家先后实行公私合营：①明远电厂②芜湖纺织厂③芜湖玻璃厂（原光明玻璃厂）④美隆面粉厂⑤红星金属制造厂⑥第一铁工厂⑦第二铁工厂⑧华侨鞋厂⑨华福工业社⑩合众牙刷厂⑩惠源冰厂②上海肥皂厂③芜湖长江制药厂。在手工织布业方面：54年秋，撤销原来的联营社，成立9个加工组，由同业公会领导，每组设业务员3人，统一接受公司加工订货，自负盈亏。其余一部分商户以及行商摊贩以条件不成熟，留待以后安排。以上这些转业、私私合营、公私合营的安排，基本上改造了芜湖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面貌，主要的市场供销归国营公司掌握了，向国家资本主义高级阶段过渡，乃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安排后的资方人员思想有各种各样情况：①资方在私私合营单位闹地位、闹待遇、不团结。②私私合营时店员被吸收，乐于丢包袱。③供给制思想：店是经理的，货是公共的，到月拿工资，管它是盈是亏。④三怕：一怕待遇低，不能维持家庭生活；二怕店员监督，管到家庭私生活，管得太宽了不自由；三怕劳动丢面子。⑤打小算盘：想用老婆出面另开夫妻店或自己抽时间做小工、拉车。⑥盼早日公私合营：一则希望有公方代表来主持，免得私私争权夺利；二则看到公私合营较早的明远电灯公司合营后的私方股东第一次按股拿到红利，受到鼓舞，有了盼头。由于有了以上各种思想存在，私私合营单位的经营管理仍然是旧的一套方式，私方相互不信任，非生产性开支无标准；店员、资方从业人员待遇不合理，不符合同工同酬、按劳取酬的原则；经常发生私自抬价，少发票，少布证，少现金等等情况。54年底市工商联按业成立“改善经营管理委员会”由干部1人、店员3人、资方5人组成。首先进行各私私合营企业经营作风大检查，建立财会制度、布证专管、轮流值班、规定开支标准、调整工资。接着进行“四比”竞赛，比差错少、比服务态度好、比团结好、比接受意见好。经过一段时间，营业有了起色。 4、对国营经济起助手作用的两件事。 （1）54年夏季芜湖遭受特大水灾，工商界成立抢险防汛总队，下设5个防汛大队，15个中队，每中队配从业人员200-240人，在两个月内出动87个班次；15,030个人工，挖土装包固堤118,870包。派人赴外地采购大量苎麻、毛竹、芦席、麻袋、铁锹、扁担、畚箕等防汛工具器材。成立物资供应工作组，把水作坊、酱坊、猪牛鱼羊家禽、蛋、蔬菜等18个行业组织起来，采购萝卜、粉丝、柴炭等生活必需品，保证市场供应。还组织9个行业22条木船的水上流动销售线，装满粮油等主副食品，准时送到水淹人家的窗口销售，安全渡过汛期。 （2）54年，国务院颁布《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芜湖推销公债计划数为420,000元。元月份，工商联成立20个推销小组，3月20日即由全市9522工商户中的8157户认购公债523,080元，因水灾、并店，实交371,289元。这次认购是按53年底各户资本额摊派，自愿认购的。兹择认购3000元以上的11户列表于下：户名53年底资本认购数户名53年底资本认购数张恒春23850230000华福工业社329944700五洲大药房总部在上海9000美隆面粉厂1075263370上海肥皂厂497466800合营机器厂1215733500联合羽绒厂521386700沅记胡开文349033000周茂盛五金号506906000永和机器厂374393000鼎泰酱园331496000 55年建设公债也以同样摊派方式，认购181,875元，这两次是私方认购的公债，均交作公私合营的股金。59年以后各年公债，均由公私合营单位认购。 5、为全行业公私合营作准备： （1）清查欠税：“五反”后仍有偷税漏税现象，55年1一7月查出偷漏税案1240件，达369户。因此，55年9月，市税务局布置“自查补报，清理欠税”的工作，市工商联组织力量对工商户进行清查帐据，同业摊帐评比，清理欠税。这次清税方针是：“报实不补、补报不罚、查出偷漏、从严处罚。”到11月止，查出旧欠税款153,000元，55年欠税25,000元，限年底补交月入库。 （2）商业大普查：55年10月，市政府布置的这次大普查，与清税结合进行。查清四项情况：1、工商业户和摊贩确数；2、商业从业人员确数；3、商业资金确数；4、其它（如欠税等）。市政府成立普查办公室，下属28个普查组，派工商干部、税务员、工商联委员、工会干部和店员组成。10月15日市工商联召开动员大会，市领导亲自作报告，交待政策。会后分别举行座谈，做到家喻户晓。10月19日，开始普查填表，并吸收一大批中学生参加工作。由于目标明确，都知道要过渡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10月31日即圆满结束。 普查中出现这些情况：1、多报从业人员。有的把幼子，老母也报上了，旧货拖把店中9户都多报一两人，有一户把劳改去的儿子也报了，都希图安排工作。2、摊贩申报踊跃，不是摊贩也填表准备干这一行，以便到公司批货，3、急待安排，如杂商宣家满问：“年里能不能过渡？我再也拖不下去了。”4、怕补税，隐瞒资金和营业额的较多。 普查结果：商业户（包括私私合营户）2,247户，资金1,168,974元，从业人员4343人（劳资双方）。摊贩：22个行业4270户，资金64,147元，从业人员4275人。手工业9个加工组，工业51户（公私合营13家除外）。至此，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条件准备就绪了。 四、56-57年资改阶段——企业改造、公私合营 56年元月，全国各大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迭起。继56年底大普查之后我市，又进行一次各行各业逐厂逐店年终大盘存。市政府又已成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办公室（简称私改办公室），加强领导，全面规划，经过宣传动员、座谈讨论，各行各业纷纷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元月12日起，申请喜报和报喜队，一队接一队的到市工商联、市人民政府呈递全行业公私合营申请书。元月16日，市政府全部批准公私合营。喜讯传出，全市悬灯结彩，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通宵达旦，举行大游行，庆祝资改的伟大胜利。 据市政府资改办公室56年1-3月《工作小结》载明全行业公私合营结果于下： 1、改造范围：工业、商业、手工业、运输业、摊贩。 2、改造形式：1公私合营，2合作化，3改为国营公司门市部，4国营公司吸收，5为国营公司经销代销，6戴帽自负盈亏，7不改造，8取缔。总之，针对各业具体条件，给予适当改造，各得其所。 3、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各业改造形式统计： （1）商业户改造形式统计表：形式行业户数从业人数资金（元）国营公司门市部粮油店413683290 煤及煤球10449295 油漆颜料153330550 小计6644533105国营吸收猪肉361269556 牛羊肉7621214 书店241077 畜产品26752 五金交电4142944 小计5121215548合作化油点馒饼26452415671经销代销制面8315413549 百货22442 文具157453388 杂商7810014910 烟酒茶15623835178 五金交电18276960 小计342595124427统一管理棉布1514371806 水果地货20631446 酒菜面饭10036429716 饴糖3410033178 百货52186116431 国药78120746 新药3133212 文具61810206 茶食糖果3320097806 旅馆7134041258 理发12638045 烟酒茶95414908 陶瓷铁锅74513749 酱作12188145334 木炭柴薪26870 竹藤棕麻82413860 焚化品52526270 小计4051939663088自负盈亏水果地货3360 酒茶面饭581184783 国药66564 文具44488 茶食糖果11421153032 砖瓦石灰23329151 旅馆26455405 浴室2639417299 理发10516911832 钟表眼镜487918929 照相236211901 洗染织补26777149 旧货14817140593 水作10934138363 酱作3510120763 竹木芦席505718982 木炭柴薪662264537 竹藤棕麻9413522903 焚化品16195520 小计6802250283241不改造热水13937814888总计37行224763431168974 （2）摊贩改造形式统计表：形式行业户数从业人员资金国营门市部书摊22701统一管理水果地货26262178带帽经销自负盈亏五金交电25261008 百货2282286321 新药88265 文具34342145 烟酒茶60760719152 水果地货161161793 小计1063106429684合作化蔬菜3683685093取缔蔬菜24824821720未改造牛羊肉2222 茶食糖果6161 国药4949 饴糖122122 饮食413413 钟表眼镜2020 理发242242 洗染66 旧货181181 蔬菜979979 酱作9494 陶瓷铁锅2828 竹藤棕麻4546 其他400400 郊区摊贩9293 小计27962800 总计22行4270427564147 （3）手工业改造型式： ①棉织业全部合作化，成立棉织社13个、针织社2个，共2433户6617人。流动经营、自负盈亏394户395人。②其它20个行业的手工业，内有木器制作51户、金属器制作40户、缝纫皮革303户7012人，按行业实行合作化。 （4）交通运输业：①木帆船共322只1554人，其中175只船公私合营，132只船成立运输合作社2个，15只船自负盈亏。②私营汽车11辆32人全部组成公私合营汽车队。 （5）工业方面：全部公私合营，芜湖纺织厂、明远电厂、美隆面粉厂、新华印刷厂、芜湖玻璃厂、市食品厂（禽蛋）、永康食品厂、红星金属厂、船舶修造厂、上海肥皂厂、华侨鞋厂、猪鬃加工厂、红星针织厂、芜湖轧光厂、芜湖造漆厂、华福工业社、合众牙刷厂、强力帆布厂、长江制药厂、红旗机床厂、江东通用机械厂、惠源冰厂、丽华印染厂、芜湖丝绸厂、芜湖羽绒厂、芜湖灯芯绒厂、芜湖卷烟厂、芜湖畜牧场等等。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商业方面除张恒春国药号、鼎泰酱园两家公私合营、几家大店转厂并店之外、其余各种改造型式的商户，分布广、小户多、经营分散、管理不便，针对这种情况，又按行业成立29个总店，归对口公司领导，加强对所属商店行政管理和业务安排。这29个总店是：百货总店，文具总店、茶食总店、糖果总店、饴糖总店、铁锅器皿总店、纸张鞭炮总店、五金总店、烟茶总店、新药总店、国药总店、砖瓦石灰总店、鸡鸭鱼蛋总店、竹藤棕麻总店、陶瓷器总店、竹木芦席薪炭总店、旅馆总店、酒菜面饭总店、理发总店、浴室总店、洗染总店、照相总店、水果地货总店、酱作水作总店、杂商总店、旧货总店、旧料总店、制面总店、钟表眼镜总店。 4、上海厂商内迁： 以上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工商中，包括一批上海迁来的厂商。自55年至高潮后的期间：首批迁来56人，其中批发24商12人，随厂迁来的42人，支援建设的技工2人，携带10000元以上资金7人，5000-10000元的6人，2000-5000元的8人，2000元以下的27人，无资金的8人。①迁厂资金有数百万元投入新、老企业的情况：芜湖纺织厂（资方顾鼎玉、荣广宏）、芜湖火柴厂（资方唐涤生、吴文濂）、永康食品厂（原上海蓓蓓饼干厂等大小十数家合并成立）、强力帆布厂（资方罗秀娥）、五星针织厂（黄良玉技术支援扩建）转红光针织厂，合众牙刷厂转第一塑料厂，丽华印染厂转锦华被单厂、芜湖丝绸厂。②来芜人员安排：一部份批发商人员在芜安排，但其资金投入合肥长江饭店，其中五人由饭店月补助工资共134元、其他商业人员安排本市商业部门。 此后陆续由上海随厂迁芜的共209人，分别投资扩建红星机床厂、羽绒厂、灯芯绒厂、肥皂厂等等新老厂。 以上这些工厂通过公私合营，逐步转为全民所有制，为芜湖工业发展准备了条件。 5、全行业公私后，对资方人事安排是资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56年9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得到明确规定，对于资本家个人“凡能工作的都由国家有关部门分配工作，不能工作的也酌量给予安置或予以救济，保障他们的生活。”据市资改办公室“资改小结”记载：①工业方面安排职位的38人。其中工人13人中，7人任股长、6人任职员；资方25人中8人任副厂长、17人任科长。②手工业方面安排161人任合作社正副主任，其中资方78人、劳方83人。③交通运输业安排17人为正副队长，其中船主8人，船工9人。④商业方面安排到总店191人，其中干部41人、职工59人、股长91人；安排任总店正副经理98人，其中资方30人、店员38人、干部30人。安排资方任国营公司副经理4人，襄理1人，年龄老大不能担任实际工作的则安排到董事会（56年1-3月）。总计资本家、工人、店员共14,005人，统由政府包下来，都得到适当的安排，利用他们经营管理的经验和技术特长，为社会主义服务。 政府还把53年以前转业、歇业的工商业者收回来，安排在工商企业工作，计有资方45人、店员304人、批发商39人、家属工1942人共2330人。无一人失业。 6、清产核资，定股定息： 56年9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和平过渡的办法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国有化，采取逐步赎买的政策。”并规定“在公私合营以后赎买的形式，采取定息的制度，即在一定时期内，由国家经过专业公司支付资本家以一定的利息。”同年9月，在市政府私改办公室领导下，工商联组成工作组，在高潮中业已清资的基础上，进行复查复核，再由各商户自报互评，确定股本金额。其中有少数倒挂户（资不抵债），仍予保留几百元资金，参加定股。直到57年底才全部结束。经政府批准：领取定息2633户，股金10,897,483元（包括上海内迁厂商资金），其中工业（包括手工业）736户，股金8,765,461元；商业1488户，股金1,480,944元；交通运输业342户，股金630,682元；建筑业67户，股金20,396元。此后有些资本家自愿放弃定股定息并由政府批准共计153户，放弃股金39,267元，其中工业24户5,437元，商业100户22,681元，交通运输业13户10,555元，建筑业16户594元。 全市实际定息2,480户，定股10,868,216元。在清产核资过程中，曾动员工商户拿出家庭私蓄增资。已报的增资计黄金40多两、银元200多枚，连同现金共计124,841元。有的工商户为增资变卖家用物品、手表，有的卖掉儿女结婚的嫁妆。有的不是自愿而是店员与老板算历年利润帐不得已而增资的。如耿福兴老店主在算细帐时额上冷汗直滴。政府发现这些情况，立即制止，不得勉强。后来中央宣布“所有增资，一律退还原主”，本市无论已交未交的增资，概行退还。 伟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芜湖圆满地完成了，资本家个人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通过教育改造，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筹建芜湖玻璃ㄏ始末（《芜湖文史资料5》第001篇）
作者：胡光旭口述，金贰整理 编者按：光华玻璃厂的前身芜湖玻璃厂在创建初期，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一群在旧中国苦挣苦熬过来的小商业者，解放后，响应政府号召，在市工商联支持和帮助下，组织起来，白手起家，自办玻璃厂，艰苦创业，几经磨难，最终发展成一家很有规模的工业企业。 芜湖玻璃厂的创业史，在芜湖工业发展史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有着很好的教育意义。此次，在市工商联的大力支持和知情老同志的通力协作下，我们整理编发了创业初期两位老同志的回忆，以作引玉之砖。希望有更多的老同志向我们提供有关或类似的史料，支持我们将《芜湖文史资料》编得更好。正文： 退休的日子，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就动惯了手脚的人来说，显得那么漫长。然而，却使我有时间来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审视这人生路上最让我留恋的一段火热的岁月，我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力量的一个事业，那就是筹建我市第一家玻璃生产企业——芜湖玻璃厂的日日夜夜。 一 我家祖籍芜湖县、自祖父时起在县城南关开设了胡裕丰米行，经营大米买卖。三代惨淡经营，到我手上时，业务有了扩大，由单纯的经营发展到兼做加工，并与宁，沪等地的米行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买卖关系。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掠夺政策使我这小小的米行也在劫难逃，到解放前夕裕丰米行己陷入了破产的边缘。解放后，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我又重振旗鼓与几家米业同行合营，在寺关街办起了裕农米厂，由我任经理，资产约一万余元。 1953年10月，国家颁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接着开始实行国家对粮油的统购统销，计划供应。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大趋势，对于我们这些私营米业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迫使我们尽快地作出抉择。 由于我在经营裕农米厂时，按章守法，接受了党的教育，思想觉悟有较大提高，平时注意学习时事政治。因此，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颁布后，我立即召集米厂的全体股东和职工会议，请大家讨论今后的出路。 粮食统购统销、计划供应，从事私营米业的必须停业，这是勿须怀疑的。停业后，我们怎么办？是坐吃山空，等待政府和社会的统一安置？还是自己动手，为政府和社会分忧，及时地转向工业呢？当时，芜湖市的私营商业出现了“三多一少”的现象，市政府和工商联号召私营商业转营工业，走工业化的路。会上，我作为经理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我们裕农资金少，每股分摊开来只有几百元。停业后，散了伙，这点资本吃光花光今后怎么办？我主张，响应政府和工商联的号召，把资金集中起来，走转营工业的路。我的看法在股东和工人中引起了热烈地争论，尽管有些股东主张分光散伙，但大多数股东和工人都赞成我的意见。最后，我们还是决定集中资金走转营工业的路。 因芜湖工业落后，全市解放时只有“三个半烟囱”在冒烟。走转营工业的路，对于我们这些长期从事经营贸易的人来说，又谈何容易！既无经验，又没有可供学习借鉴的榜样，真是双眼一抹黑。这时，我想起了裕丰米行在宁、沪的米业同行们。那些关系户也面临着转业的形势，他们怎么干的？南京、上海是大城市，工业发达，资金雄厚，信息量大，一定有可供我们学习的转业经验。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一商量，他们觉得有道理，于是决定到南京和上海学习取经。遂由翟子绪（工会代表）和我等四人组成了转业学习小组奔赴宁，沪学习。 记得，这一次赴宁、沪时间大约在1953年11月前后。我们首先到了南京，找到了天祥米厂的周经理。后又到了上海，访问了华圣米厂的张学潮（张当时是闸北区工商联的主委）和仁裕米店的裘鸿福、裘长英父子。初步了解了他们几家的转业情况。当时，我们手头的资金少，考虑到单独转业困难，有投资于宁、沪和他们合营转业的意向。他们告诉我说，资金转出，需经当地政府和工商联的批准方可。在离沪返回的前一天，裕仁米店的裘长英在家宴请我们。裘家的私宅是一栋三层楼房。席间，我闻得楼下的噪杂声，便向主人询问。原来，裘家的一楼房间已租给了玻璃厂作仪器车间，饭后，我请裘先生陪同参观了这个车间，并有意无意地打听了一些玻璃生产的情况。谁又能想到，这偶然的一次参观，却成为我们转营制造业的一个契机。 我们一行四人返回芜湖后，立即找到了市工商联，汇报裕农转业的设想和赴宁沪学习的情况。当年接待我们的是黄梦飞主委，张台望副主委和朱传良科长。当我们反映了转业的想法后。黄、张二位主委首先肯定我们转营工业的决定是对的，同时指出，资金不能外流，应就地转业，开办工厂。我说，就地转业办厂，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黄主委当即表示，资金不是主要问题，工商联可以帮助解决。关键是转业应考虑两方面问题：一是要能解决工人就业，二是要有先进性和发展前途。 经过这一次汇报和谈话，我的眼前豁然开朗，有了政府和工商联的支持，资金问题能够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也就不在话下了。兴奋之余，上海参观玻璃厂仪器车间的一幕浮现在眼前。对，办玻璃厂，这在安徽还是个空白点很有发展前途，工艺简单，设备也不多，主要原料石英砂和煤芜湖地区也很富足，又能解决多人就业。于是，我把筹办玻璃厂的想法向市工商联的负责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很感兴趣表示大力支持。黄主委还特地嘱咐我在粮食业中带个头，把大家串联起来，争取更多的人联营。 二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芜湖玻璃厂筹备处的牌子终于挂在了二街木器店后面的碾米公会门上。筹备处由工人代表翟子绪、方兴平、樊仲孚和粮食业中的四家股东：米店的张振庭联合粮行的彭仁杰，万隆丰米行的范侃和我等人组成。市工商联派了朱传良科长亲自协助我们的筹备工作。 当时，我们这一批从事玻璃厂筹备工作的人，都是做粮食生意的，在机械设备、技术方面知之甚少。上玻璃厂，牵涉到设备安装，机械维修以及专业生产技术的学习等问题。完全是外行不行。左思右想，我想到了一位老朋友夏之时。夏居住在牛奶坊一号。解放前曾学徒于宁波人在芜开设的福记恒机器厂——一家轮船修理厂，从福记恒出师后，自己在四明路（今人民路）一带开设了兴艺机器厂。我裕丰米行的柴油机就是从兴艺购买的。因此，我们既是老朋友，又是关系户。解放后，夏的兴艺停办了，自己受聘于二街的高升车行。于是，我推荐了夏之时。筹备处决定由翟子绪和我等三人登门邀请夏出山相助。夏虽已在高升车行工作，但经不住我们的一再请求，遂辞去原职，被聘为我们的机械总负责。 为了尽快地上马，我们决定再赴宁沪购置设备，招聘技术人员。大约在1954年初，我和樊仲孚、张振庭、彭仁杰、范侃、夏之时等前往宁、沪，朱传良科长亦随同前往。到了南京我们联系参观了几家玻璃厂，结识了玻璃生产的技术人员朱以竞。我们有意聘朱以竞为工程师，朱提出要有南京方面的担保人，我便请了南京天祥米厂的周经理出面，非常隆重地在南京新街口大三元酒家签定了聘请合同书。紧接着，朱师傅又为我们请来了一位姓吉的师傅。想当年，我们在南京聘请技术人员声势造得很大。一时间，芜湖要办玻璃厂的消息不胫而走，生产玻璃的技术工人纷纷找上门来。这消息也传到了上海。我们到达上海，在大中华饭店刚刚住下，一些吹大、小灯泡和做杂贷的技术工人便找来了，表示愿意到芜湖工作。搞玻璃配料的康太阶就是在上海聘请的。 在上海，我用了大量时间跑玻璃厂，把别人不用的旧模具象收破烂似的收购来，如三分五分煤油灯罩、大、小方瓶、大小圆瓶、六角瓶、昆瓶、糖缸、大小桅灯、煤油灯座等等杂货器皿的模具，买来后，我立即动手将其洗净擦干，以便运回家就能用。我又到王发记模具厂订购了一批新模具，并购买了生产上用的烘口机，刨口机等等。经过紧张的奔走洽淡，于农历腊月28，我们满载而归，返回芜湖家中。 由于我们光华玻璃厂是全市第一家由商业转营工业的企业，市政府十分重视，派遣了由张明达为组长的工作组帮助我们的建厂工作。我们筹备处的分工是：张振庭任代理经理，范侃和我负责生产和总务，彭仁杰负责采购，刘学东为会计，方行平、翟子绪、范仲孚为工会代表，刘承余是团员代表，夏之时负责机械设备。 我们在库子街选定了最初的厂址。五四年春节一过，我们就开始打炉子、做烟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建厂工作中去了。那时，我们参加建厂进行的都是义务劳动，大家不分昼夜，不计报酬，干得很热火。那情景、那干劲，至今仍使我激动不已，难以忘怀。记得，夜晚需要有人值班，我二话不说将铺盖一卷搬到厂里去住，每星期回家一次，就这样，我们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便顺利地投产了。 正式生产后，根据市政府和市工商联的评定，转业人员工资每月为卅万元旧币，当时流传一童谣：“投资玻璃厂，干不干卅万”。外地聘请的技术工人则每月工资一百万元旧币，二者相差三、四倍。对此，我们是有些看法的。但大家还是同心协力，一心一意办好工厂。我们厂开始生产的是三分、五分煤油灯罩和马灯灯罩，产品十分畅销，产品一出炉，便被抢一空。 三 正当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开拓前进的时候，一场多年未遇的大水向我们冲来。芜湖玻璃厂和全市人民一起经受了来自大自然的严峻考验。库子街被大水淹没了，厂房垮了，生产停了。刚刚诞生一百多天的年轻的工业企业能否坚持下去，战胜灾害。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此时，党和政府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作为全市第一家转营工业的企业，政府要求我们只准成功，不许失败，要尽快地战胜灾害，把玻璃厂的牌子高高地竖起来。政府指示银行给予贷款支持，号召动员其它行业向玻璃厂转业投资。 旧的厂房冲垮了，市政府给我们规划选定了卜家山——这块很有发展余地的地区，建造新的厂房。当时的卜家山是一片荒山秃丘，到处是坟墓，只有几亩熟地，归陶代玉和周维达家所有，陶家以地代资入股，周家则把地卖给了厂里，由其子带钱入厂就业。 扩建新厂的工程困难而繁重。我们的临时办公地点就设在陶代玉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厂房、食堂、老虎灶等，急需要建筑材料。为了给厂里节省开支，我曾顶着滚滚的浪涛在南关的大水中捞起了不少木料和砖瓦。要重建新厂，经济十分困难，上海技工的工资还靠二街银行的贷款支付，本市的工人只能发少量的生活费。要渡过难关，必须尽快地投入生产。我们分工负责，夏之时打造烟囱和炉子，安装设备，我们则开山迁坟填塘造房，全厂工人积极性都很高，在很短的时间里，新的厂房造起来了，生产重新开始了。重新生产后，产品的品种，规格都增加了，在原先生产的煤油灯罩的基础上，开发生产了茶杯、油灯、各种玻璃瓶等等。产品由市中百站包销。从此，芜湖玻璃厂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一步一步地成长了起来，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光阴荏苒，转眼卅八年过去了。我已逾花甲之年。可那筹建芜湖玻璃厂的如火如茶的岁月却恍若昨天。对曾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和精力的光华玻璃厂，我怀着无限的眷恋和祝愿。祝愿光华玻璃厂，在振兴芜湖经济的历史进程中，如日月永放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