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鸠兹 - 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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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一支游击小分队的组建和发展（《安徽文史资料12》第09篇）
items: 回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安徽文史资料12》第06篇）
items: 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安徽文史资料09》第0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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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游击小分队的组建和发展（《安徽文史资料12》第0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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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1-31T12:22:54+08:00
description: 作者：南陵县政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后，我方原来坚持皖南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力部队奉命北上，各游击根据地只留下少数同志继续坚持斗争。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从大后方蜂涌而至，窃夺抗战胜利果实，并残酷地连续对我发动清剿，城乡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艰苦的日子里，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带枪投敌，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就在这异常困难的环境下，我南繁芜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紧密依靠群众，凭借手中仅有的八条枪，巧妙地打击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并且成功地收容了来自国民党川军部队的一批中下级军官，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部队。这支队伍在我党的教育下，改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人民武装，为巩固发展南繁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支部队的组建，具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川军过去都是四川军阀刘湘的部属。抗日战争爆发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借抗战之机排除异己，将刘湘所部骗出四川，而调其嫡系部队入川驻防。刘湘部队出川后，蒋介石对其中高层军官几度清洗撤换，引起川军官兵对蒋的不满和仇视。当时流落在皖南沿江一带的，有川军一四四、一四五师和新七师等部。 一九四四年，驻防南陵的是原一四四师，师长张昌德（后投降日寇，改编为日伪“独立方面军”，由张昌德充任军长）。这支军阀汉奸部队在南陵繁昌一带横征暴敛，鱼肉乡民，并不断向我根据地骚扰，犯有大量罪行。但其中也有一些具有爱国心的下层官兵，耻于当汉奸，不忍打内战，毅然解甲退伍，有的就地娶妻落户，另谋出路。这一年，我南繁芜党组织派往繁昌县新林地区工作的冯裕贵同志，结识了一个川军退伍军官，开始了争取川军官兵的工作。 冯裕贵是派到繁昌搞秘密联络工作的。一天，他在新林乡茶冲遇到了日伪新林乡乡队副刘为富。刘为富有个妹妹嫁给了从川军中退下来的郭子清，夫妻二人在新林铺街上开赌场。郭子清有文化，过去在川军中当司书。新林一带是我南繁芜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刘、郭慑于我游击队的声威，整天提心吊胆。他们虽然不明冯裕贵的真实身份，但也知道他颇有点来历，就想通过冯在“四老爷”（指新四军）面前讲讲好话。冯当时也身负接触伪乡保长，搜集敌人情报的任务，当然也乐于和刘、郭打交道。于是在刘的安排下，冯结识了郭子清，而且一度寄居在郭子清家中，以做生意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第二年，日寇投降，张昌德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四川军解体，大批官兵流落在芜湖一带。蒋介石集团对这些川军虽然收编，但只供饭，不发饷。不少川军皆有眷属，生活顿成问题。想回四川老家，又没有路费。一大批军官太太只好抛头露面，在芜湖车船码头卖茶水或找零活做，走投无路跳江自杀的事件也不断发生。川军感到身家难保，前途未下，悲观迷惘，不断有人暗暗将枪支弹药卖给我游击队，换钱花用或作返川路费。其中也有一些青年人，早年在四川曾受过我党的影响，如今看透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就把报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于是川军中暗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路不通，去找毛泽东。”改恶从善，弃暗投明的情绪日渐高涨。 一九四六年农历五月，新林街已驻满了国民党的军队。冯裕贵同志此时离开了新林街，在茶冲买了几亩田隐蔽下来。一天，郭子清突然登门来访，说他家来了个叫任志强（又名王志强，后改名王明）的川军兄弟，过去在川军里干副团长，现在离开队伍到这里来采购松树段子和松板做生意。冯裕贵心中存疑，便说新林这一带不出松树，没生意可做。郭子清因为跟冯混得很熟，就道出真情，说任志强此一趟来是想搞部队，要冯设法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联系。冯裕贵不知虚实，把头一摇，试探地说：“想升官发财的人不参加新四军，你们为什么要参加？要想捞钱还是干土匪去。”郭子清再三恳求，说这是十几个弟兄的意愿，连他自己也参加。这样，冯裕贵才答应“找找看”。 第二天，冯裕贵同志找到南繁芜游击队的负责人王文石和王安葆同志，把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当晚，王文石和王安葆便会见了任志强，这次谈话进行得很顺利。三天后，任和郭为表示诚心，送二百发“403”手枪子弹，作为给游击队的礼物。第四天他俩带领着蔡云（又叫蔡振邦）、何绍先、黄辅臣、刘国亮、程秀珍（蔡云的爱人）等十一人，携带三支枪（两条中正式、一支短枪）、十几颗手榴弹正式入伍。当时，南繁芜游击队党委即任命任志强为队长，队伍也命名为志强部队。为照顾这批新来的同志，游击队党委发给他们两倍于我一般游击队员的生活待遇，连抽烟都是双份的。使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体会到党的温暖和关怀。 队伍成立起来后，县委即委派朱康同志去该队担任指导员。以后又增派鲁守正同志去配合朱康同志工作（鲁守正同志去后不久，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性）。为扩展南繁芜游击区，同时解决部队给养间题，朱康到队后，迅即将部队拉至外围作战。消息传出，川军闻风前来投奔的人络绎不绝，一下子发展了两个排，拥有十几条枪枝。当时经济很因难，这么多人，吃穿顿时成了问题，只能找一些保长临时借点粮食坚持斗争。…

回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安徽文史资料12》第0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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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1-30T13:35:03+08:00
description: 作者：朱农 解放战争时期，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泾县、青阳、南陵、铜陵、贵池等地区开辟了以宾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并坚持三年之久，直到皖南解放。这个地区距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又处在它的“江防要地”近旁，因此，国民党不断叫嚷这块游击根据地“威胁京畿，危害江防”，屡派重兵进行“清剿”，企图将我游击队消灭。但是，这支起初只有八十多人、四五十支枪的坚强革命队伍，在数十倍于我的强敌重重包围之中，贯彻党的政策，依靠广大群众，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英勇机智，艰苦奋斗，杀敌夺枪，出奇制胜，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最兴旺时期，青阳、泾县等地的游击根据地达到了除县城和几个重要集镇以外的广大地区。它的存在和发展，鼓舞了皖南人民的斗志，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接应了大军渡江和挺进皖南，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奉命回师 坚持皖南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铜陵就曾建立过党的组织。抗日战争期间，在皖南地委的领导下，我们始终在铜陵（包括铜陵和青阳、南陵接壤的一部分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抗击日寇的长期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内出现了新的形势。党中央为了满足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渴望与建设祖国、医治战争创伤的强烈要求，向国民党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决定将我省皖南和皖中两块解放区的部队和党政干部撤到苏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我们根据朱总司令发布的接受日伪投降的命令，正在铜陵各地收缴日寇的枪支弹药。我和查富德同志在犁桥责令伪军据点就地缴械，伪军抗拒，我方就发起猛攻。正在攻打间，地委派人送来紧急通知，要县委带领所有脱产干部和县大队武装，立即作好北撤准备。县委火速转告全县脱产干部马上到县委所在地迪郎冲开会。会上宣布了地委指示，除留下尹彬、张良志率部分武装留守铜陵，王文石、王安葆率部分武装留守繁昌外，其余干部、战士随同皖南地委机关、皖南支队（地委直属的武装力量）撤向苏北。那时县委有一批细布，原准备部队作冬装之用，现在来不及处理，就撕开发给一人一段。队伍从迪郎冲经铜陵舒家店、繁昌油坊咀渡江到无为白茆洲，在那里蹲了几天，然后行军到巢县散兵。在路上，我们估计以无为为中心的七师活动地区距离芜湖、南京太近，国民党不会允许我们留在这里，我们主动撤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能取得主动。到达散兵后，我们就向领导打听消息，他们告诉说：部队很快要过巢湖到烔炀河，然后经全椒、滁县去苏北。 吃过午饭，我踱到巢湖边上。放眼看去，这个有八百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巢县面积）、蓄水五十多亿方的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真是浩渺无垠，水天相连，一望无际。湖中碧波粼粼，白帆点点，这同铜陵江边的景色又非常相似。这使我顿然想起八年抗战中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铜陵战友和乡亲。我们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将会怎样残酷地折磨他们？他们又怎样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斗争？这时，通讯员跑来找我，说地委有重要电报要传达，这才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们回到住地，在场听传达的只有陈爱曦，陈尚和与我少数几个同志。皖南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恺帆同志传达了皖南地委转皖江区党委的电报，大意是：鉴于我军撤离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因此决定再留下一个营的部队，增派得力干部带领，坚持皖南斗争。还指出应由留下的部队挑拣较好的枪支。接着传达皖江区党委关于成立沿江中心县委的决定：由杨明任书记（杨明同志当时已率部队先回铜陵），王文石任副书记，陈爱曦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宣布完毕后，地委负责同志满怀深情地对我们说：今后皖南的重担就要由你们来挑了，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希望你们谦虚谨慎，好自为之，重要的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紧密依靠广大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能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完成坚持皖南的任务。 听了传达上级指示和领导讲话，我心中像燃起一团火焰：上级党是多么了解下面的情况啊！决定的问题又是多么的正确！党要我们回师皖南，坚持斗争，我们一定照办。“坚决完成任务！”这就是当时我对领导简短而有力的回答。我们立刻出发。一夜之间步行一百多里从巢县散兵赶到长江边无为石板洲，当晚乘船过江，赶回铜陵。 回到铜陵同杨明同志见面后，沿江中心县委立即召开会议，分析形势，进行战略部署。当时的情况是：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忙于“劫收”大中城市，对县以下许多地方尚无暇顾及。皖南沿江地区局势仍由汪伪军队控制，国民党同他们虽有联系，但尚未接收。我们去而复返，他们不知底细，也不敢贸然行动。所以我方留下的部队安然无恙，原来我方建立的人民政权也还在继续行使职权。但是，会议认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是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国民党一俟准备就绪，便会调动正规军来强占革命根据地，残害我方军民，对此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迎接即将到来的残酷斗争。会议明确坚持皖南斗争的方针是：背靠山区，面对平原，隐蔽精干，积蓄…

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安徽文史资料09》第0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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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6T22:28:07+08:00
description: 作者：蔡志锷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江北游击支队扩编为新四军第七师，在其抗日根据地皖中地区的经济情况与当年红色区域相仿。在敌伪顽重重包围圈内，根据地分割为若干小块，从区到中心（师部以无为、巢南为中心）要过江、过封锁线；皖东到皖中要穿过敌人据点林立、岗哨密布的两条铁路。残酷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缺盐少布，部队冬天没有棉衣，生活极端艰苦。 皖中原是“天府之国”，粮食确实自给有余；但食盐、布匹、工业品、药品、日用品等奇缺，军需物资更是无从采购。虽然部队可以通过打据点、打伏击，从敌人那里缴获一些物资，可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一九四二年，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为了加强财经工作，打开封锁局面，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及时制订了对外特种贸易政策。在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的要求下，决定抽调在华中党校学习的蔡辉去皖中开辟对外贸易（蔡辉于1939—1942年任江抗总办事处财经处长期间，开展苏南对上海贸易干得非常出色）。蔡辉同志从苏北盐城出发，步行一个多月，于同年十月到达无为。到任后，担任七师财经处副处长兼货管总局税务局长，先后在无为三官殿设立税务总局、开办大江银行和筹备对外贸易业务。 一九四三年秋，皖江贸易局正式成立，蔡辉任局长。贸易局的主要任务是对敌占区开展贸易，以满足我根据地民用、军用和建设根据地的物质需要，贸易方式为易货贸易（以物换物）。对外特种贸易由曾希圣同志亲自抓，联络部长段洛夫、社会部长唐晓光、财经处长叶进明具体领导贸易局的工作。师部相应地增建水上武工队（队长周云祥），负责水上治安并秘密护航。贸易局设在汤家沟西北的陈家湾（对外不公开），开辟无为二坝为对外商港，由李树华负责联系接待；汤家沟为开放商埠，镇上派了专人开设饭店（由赵以勤负责主持）和“集成号”商行（由沈益民老先生出面）。专门接待来往客商和进行贸易活动、收购运进来的各类货物（以盐为主）；对江芜湖设立联络点，由船帮头子杨大炎负责联系接待和货运。以上诸种，都以公开面目出现，广事招徕客商。 自我们公开号召物资交换、易货贸易、公平买卖之后，汤家沟顿时商业繁荣，曾有“小上海”之称。不仅肩挑背负的各路行商小贩多如过江之鲫，且资本雄厚的私商亦趋之若鹜（其中有不少是爱国商人）。当时，公私并举，各种形式的公司、商号尤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兹举其较有影响者简介于后： （一）汇通公司。成立于大九四二年冬，地址设在上海成都路汉弥尔登大楼。经理朱玉龙出身是海关职员，办法较多，可算是神通广大了。他与蔡辉过去曾一起在江抗根据地沙洲县搞过贸易。当蔡辉到皖中后，就多方扶植、支持他建立汇通公司。公司业务是运过药品和军工物资。营业额虽不大，贵在雪里送炭，做得及时，最主要的是给汇通公司闯开了路子。例如，在上海采购时如何避宪、特的侦察监视，运输时如何瞒过海关检查；在长江水城航行时如何对付敌人等等，为嗣后开展的秘密贸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使之少走弯路，避免风险。该公司于一九四四年秋结束，朱玉龙本人后来担任了中华物资公司采购主任。 （二）扬子江盐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一九四三年秋，在芜湖中山路设有办事处，内有我方人员进驻，接待来往革命同志。经理周云海夫妇组织了一支帆船队，从苏北盐、阜地区装运食盐经运河、长江辗转至皖江交换大米。本来在皖江就有小商贩与群众进行盐米交换，因系零星贸易，交换比例是照顾性的三斤大米换一斤食盐；但是扬子江盐运公司乃系大宗交易，皖江贸易局就规定比例为二比一。虽然换出比例压低了一些，但食盐市场一时竟为“扬子江”所垄断，因而盐运公司获利仍然极厚。同时，也的确解决了根据地的食盐问题。这种交易原是公私两利各有所获的，可借周云海好讲排场，挥金如土，一年后终为高利贷所压垮，其时公司已名存实亡了。不过芜湖办事处仍被作为我们的“接待站”而维持了一段时间。 （三）利记杂粮部。于一九四三年冬开始和我们进行微妙的通商。由我方代表汪宗汉（汪仑）派驻该部。经理汪子东早年留学日本，原系日商某洋行买办，为芜湖商界巨头，抗战开始后，曾任汪伪“军粮采购委员会”主任。利记杂粮部和日军后勤部“登部队”驻芜湖分队“吉村部队”直接挂钩，“登部队”派日人楠木驻汪处为顾问。我皖江贸易局由蔡辉冒着风险去芜湖和汪子东谈判，与他们签订合同，作了四条规定：所商定的物物交换的品种不得随便更动；不得临时增减数量；不能提早或推迟交货日期；不得任意改变交货地点。我们主要是考虑安全，防止因战争而受损失。我们发货以大米、烟叶、山货为主，他们来货以布匹、食盐、食糖、纸张、五金电器、医药和医疗器械为主；同时，合同还规定，每次要夹运30％的军用物资。由于交通上的方便，我们已积储多年的烟草、山货顿时成为畅销商品，换到了我们兵工厂急需的物资及大量布匹和高级纸张，除解决了新四军七师部队的穿着问题外，还支援了军部及兄弟部队，解决了必需品的供应问题。 一九四四年秋由皖江贸易局蔡辉出面，函邀汪子…

巢县民众反抗国民党镇压的流血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7》第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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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2T23:21: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鲍春谷等口述，蒋伯举整理 一九三四年春间，国民党政府为了将鸦片集中在云贵川边境种植，他们垄断鸦片贩运，从中牟取暴利，决定内地禁种鸦片，并且强令已种的烟苗限期铲除。巢县北乡有些农民起而反抗，反动当局则调集大批军队，实行血腥镇压。现据当时亲身经历者鲍春谷等人的口述，整理成文，供史家研究参考。 一九三三年冬，正值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发关于禁种鸦片烟的政令之际，洪子远调任巢县县长。洪是个十足的老学究，他认为禁烟令是例行公事，官样文章，不会认真实行的。所以洪到任后，虽知乡间遍种鸦片，也未及时制止。到了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鸦片遍地开花，收浆在即，忽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由南京派员来巢县坐镇，强令铲除，洪子远为了保护乌纱帽，遂慨然以铲烟为己任，亲率几十个县卫队队员下乡督铲。开始先到达柘皋，盘桓了一夕。第二天的上午，由柘皋士绅杨味埙和钱嵩亭二人作陪，洪坐四抬大轿，杨、钱跨着毛驴，一行数十人，前呼后拥，耀武扬威地向黄山地区进发。 先是一九三一年秋，长江两岸发生特大洪水，灾荒严重，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加之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繁重，民不聊生，到处盗贼蜂起。巢县北乡有家道小康的农民方立华和泥水匠吴忠鼎二人（方住小方村，解放初期一度任我人民政府副区长；吴住包家坊吴大明村），为首倡导组织红枪会自卫，一时附近村庄的丁男，相率响应参加。参加该会的人员，都是武装整齐，各执一支红缨枪，另备一柄匕首，插在绑腿上，无事则散而为农，有事则聚而对敌。负责领导的人，名为堂长，主要当权的是老师。大家都服从老师指挥。老师传授法术，化符念咒，焚香降神，宣传练成硬功夫，“刀枪不入”。一九三四年春，红枪会组织，在巢北一带遍地开花，几乎处处有会堂，村村有会员。 洪子远抵柘皋时，政府要用武力硬铲烟苗的风声，已传遍种烟区。民众闻知消息，异常恐慌。对于很快就要到手的收入，谁忍轻易放弃？红枪会决定先以武力抵制，然后进行谈判。于是以方立华、吴忠鼎二人为首，集合了红枪会员一千余人，埋伏在离柘皋约七、八里的杨庄附近，严阵以待。迨洪子远踏入警戒线以后，警笛一鸣，喊声四起，在大刀长矛交织之下，洪子远一行人马被全部包围。人们把洪从轿子里拖出，把轿子打得粉碎，跟随洪的队伍，也被缴了枪。陪洪子远的士绅钱嵩亭吓得乱窜，被红缨枪在屁股上戳了三下。经过一场纷乱，会堂负责指挥的谢逍遥老师，出来当众宣布：无条件把洪子远和县卫队立即放回，但钱、杨二人要暂留乡间。 洪子远狼狈返回柘皋，与有关人士见面，惊魂甫定，老泪纵横。谈及如何使钱、杨脱险，洪子远莫知所措，非常忧虑。后经大家研究，乃浼托翟少垣（柘皋大兴商号经理），到红枪会同其首领方立华等进行斡旋。红枪会方面提出两点要求：①保留烟苗不铲，遵章纳税；②不追究抗拒官府的罪责。经数度往返洽商，洪子远表示：①负责向上级恳求不铲烟苗；②自身所受惊扰，不加追究。红枪会方面遂将钱、杨二人放归。 不久，洪子远提出要红枪会方面派人赴县商讨保留烟苗的办法。由柘皋士绅担保，红枪会方面派了方立华前往。不意方抵县后，即遭监禁，并胁迫他宣布解散会堂，具结同意铲除烟苗。方立华婉言拒绝，形成僵局。红枪会探悉这个消息后，痛恨洪子远的背信弃义和柘皋士绅翟少垣等的狼狈为奸。在老师谢逍遥率领下，两千余名红枪会会众，向柘皋大兴问罪之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天，但见五色旌旗，迎风招展；双排刀矛，银光闪闪。红枪会的会众，潮水般涌向柘皋。所有参与担保方立华的士绅，均闻风而逃；举镇商民，也都惶恐万状。当时鲍春谷是柘皋镇一个自命不凡的青年（二十三岁），平素好交游，爱管闲事。见到这个场面，他认为是露头角的好机会，想凭自己三寸舌，解本镇的万众围。遂邀刘树堂（青帮中的小爷）、盛仲篪（翟少垣家的管家）、刘一尘（任过伪警察局长）等四人，出来维持局面。他们首先通知全镇饮食业商店，免费供应茶水和招待伙食，损失统由商会结算赔偿。接着亲自找红枪会方面主要负责人谢逍遥晤谈。谢逍遥年约四十余岁，身高体胖，穿一件夏布长衫，手执拂尘，态度从容。他很和蔼地对鲍春谷等人说：承蒙招待，却之不恭。我们敬神，不茹荤腥，请转告饭馆办点素食给孩子们吃。别的问题一句未谈。鲍等在会见谢逍遥之后，又转赴各处，分别拜访红枪会的堂长。奔走半天，他们并未摸清红枪会方面的意图。 迨至下午四点钟左右，红枪会员全部到北门东岳庙集中。白旗会堂长钱普祥特来鲍家通知说，谢老师立等他们去谈话。鲍等四人，急忙赶赴约会的地点。到那里以后，谢逍遥对他们说：为了既减少贵镇麻烦，又充分地交换意见，拟请各位先生屈驾随我们一道下乡商谈问题。事属两利，谅勿见却！鲍等内心都有点顾虑，惟恐被扣作“人质”。鲍对谢说：下乡聆教，固所愿也。但须回家告知家属，免生误会。谢说：我已派员通知过了，无庸顾虑。说罢，便指挥各堂会排队启程。鲍等四人，被领先开动的一队，数十人押着同行。行抵石塘韩村附近天已黑了。忽见有人持灯前来说道…

安徽省府主席之争及其一再流亡的经过（《安徽文史资料07》第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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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1T21:17:44+08:00
description: 作者：石慧庐 一九二七年春间，北伐军的势力达到了安徽。原北洋军阀的安徽总司令陈调元和旧安武军旅长王普（倪嗣冲之婿）从前方败退下来，均纷纷率部投降。北伐政府按接收政权的过渡程序，先成立了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以湖北人蒋作宾为主席。我于是年夏间，由上海回安徽，任国民党省党部秘书。经过两个多月，省政务委员会正式改组为安徽省政府，由当时“国民政府”发表安徽省政府委员若干人，我也夤缘转任省农工厅主任秘书，兼省府秘书处秘书。这个政权成立不到一个月，因何健东下，遂告解体，并由安庆流亡到芜湖，由芜湖又流亡到南京。其间党派与名利地位之争及其一再流亡的经过，特为追记。时间过久，记不清之处，尚望当时身历其事者订正、补充。 一、安徽旧党人的派别和当时局势 在这里先要讲一下过去安徽国民党人的派别：在军事方面和从资历来看，寿县人柏文蔚（烈武），于民国初年曾为安徽都督，癸丑二次革命讨袁时，又是发难讨袁四都督之一，资格最老。另一寿县人管鹏（鲲南），于清末曾鼓动安庆新军起义，民初任省议会议长。许世英任安徽省长时，管以半公开形式，在安徽组织国民党支部活动，遂隐为当时魁要。管柏虽同系寿县人，但由于他两人意气之争，有形无形地把安徽国民党人分成两个派别。当时便有好多人于谈话间，总要加点声明：“我既不是‘柏派’又不是‘管派’。”后来蒙城人张秋白，与管比较接近。张曾任国民党的交际部长。他认为柏文蔚有些老气横秋，不如管较易相处，所以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前后，和管拉拢一气，以分柏的势力。但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约在一九二七年阴历端阳节前，我从上海回安庆，记得是和省会公安局长曾贯吾（湖南宝庆人）的爱人一道乘轮船走的。曾应张秋白的邀请，已先到安庆就职了。张秋白则早任省政务委员会委员。我初回安庆，就觉得省党部内的委员接近管鹏的，如陈紫枫、李次宋等人，和张秋白已经貌合神离，而张除与陈李诸人虚与委蛇外，更竭力拉拢国民党省党委陈果夫系的汤志先、葛晓东、路锡祉三人，以与陈李对抗。在省政务委员会方面，又竭力吹捧主席蒋作宾和委员刘复，拉拢旧官僚、委员余谊密等，彼此沆瀣一气，形成张在安徽政治方面的特殊力量。 正当安徽省政务委员会酝酿改组为安徽省政府的时候，在安徽境内有两个拥有实力的军人，都想当安徽省政府主席。一个是从北洋军阀投附过来的新编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一个是新成立的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而蒋介石独把这两个人都搁在一边。这是蒋一贯的作法，他认为柏文蔚资格虽老，但是嚄唶宿将，不易驾驭。同时认为柏的队伍是新成立的，没有多少利用价值。陈调元确是蒋心目中的奇货，但蒋背叛人民在南京成立蒋家王朝的时间不久，武汉方面那时尚未反共，他一面要打“完成北伐”的幌子，另一面主要目的，需向武汉出兵，所以要实力较厚的陈调元部在前方打仗，作为他扩张势力的本钱。至于地方党务，他已经利用反动势力打毁了早经成立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易以“改组委员会”的省党部；地方武力，则以投附改编为二十七军的旧安武军旅长王普部的实力维持现有局面。由此可以看出皖省政局的改组，蒋是有一定打算的。 二、张管交恶和管蒋争主席的经过 蒋介石对安徽地方的人事，有他的打算，于是便按他的计划，发表了一张皖省府委员的名单，计有蒋作宾、刘复（原政务委员会委员）、管鹏、李因（原贺耀祖所领导的四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安徽巢具人）、周雍能（江西人）、何世桢（安徽人，原上海私立持志大学校长）、王普（安徽人，原二十七军军长）、张秋白、韩安（均系原政务委员会委员。韩系教会人士，原任安庆市政筹备处处长，后任安庆市市长）九人。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各省省政府的组织，省主席及省府各厅厅长皆由省府委员间相互推举，而不是由国府指定的。所以蒋介石这一命令的发表，使蒋作宾和管鹏都大感头痛，尤其在旁大发牢骚的是张秋白。他说：“主席的推举要本着人才主义，管鹏的才识远不如蒋作宾，若推举管鹏做主席是大错特错。”蒋以湖北人，自揣主持安徽省政没有什么把握，惟一的是倚仗张秋白为他大卖气力拉拢选票。管鹏开始以为皖省主席非我莫属，后见张秋白从中作梗，而蒋作宾先到安徽，曾任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已经树下根基，且其人来头亦显然比自己大，鹿死谁手，尚在不可知之数。双方在此酝酿期间，均以争取外来的周雍能和旧军阀王普的两张选票为目标，彼此摩拳擦掌，大肆宣传鼓动。管嚼利用工会等民众团体组织请愿，省党部的管派委员陈紫枫、李次宋等、则表面倡为调处，实则完全站在拥管倒蒋方面。我和管、张两人皆系旧识，和陈、李更为接近，因此，张对我便不似从前的亲热。 接着互选主席的一幕是这样的：双方形势均等，只争周雍能和王普的两票。周雍能看安徽人不愿蒋作宾当主席，自然就顺风转舵。王普本为北洋派旧军人，以安徽人的关系，同时又有人从中拉拢，便也投了管鹏一票。于是管鹏遂以五票当选主席，而蒋作宾以获四票落选。这一局面既定，复互选蒋作宾为民政厅长，周雍能为财政厅长，…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安徽的兵患匪祸（《安徽文史资料07》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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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18T21:41:44+08:00
description: 按：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安徽期间，兵急连年，盗匪蜂起，股匪所过之处，十室九空，一片焦土。反动官僚、军阀，养尊处优，醉生梦死，全然不顾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有些则是兵匪相通，互为补充，狼狈为奸，残害人民。下述四篇记叙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浩劫，便是这个时期兵患匪祸的一个缩影。 芜湖兵劫见闻 一九二六年冬，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被北伐军击溃后，孙仓惶逃回南京。进驻鄂东的北洋军阀陈调元部队也退回安徽；陈调元回安庆，王普仍返芜湖。芜湖除王普直属的一个步兵团和其他部队外，尚有陈调元的骑兵团和炮兵教导团。反动派凡是经过战役的部队，无论是胜是负，没有不骄横的，又值陈调元两个月未发薪饷，士兵们更加浮躁。在十二月某夜，陈部骑兵团便首先鸣起枪来，接着各处部队也都鸣枪响应，蜂拥到繁华市区各商店、居民家中大肆进行抢掠，直至天明方才各返驻所。商民损失严重，特别是金表店和布匹店更是他们抢劫的重点对象。次日大部份商店门前都贴着“被抢一空，无力营业”的字条。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官兵竟将所抢劫的东西，公开的摆在市区出卖，特别是芜湖北门外，如同集会一般的热闹。有些商民，为生活所需，又拿钱去把自己被抢去的东西买回来。这些官办匪徒把抢的大批东西变卖成钱，便大吃大喝大赌起来。事后芜湖全市商民对公然肆行抢劫的所谓官兵，联合向陈调元报案，陈调元仅把其骑兵团长撤职，敷衍了事。 当北伐军占领南京后，安徽广大人民对陈调元进行猛烈地声讨，特别是芜湖的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抬着睡在棺材内纸剪的陈调元假象，伸出手来要钱，喻为“棺材里伸手——尸（死）要钱”，藉以泄愤。但由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置人民的愤怒于不顾，反委任陈调元为安徽省主席。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董绍周） 李老末股匪焚掠六安的罪行纪要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盘踞在河南的匪首李老末（又称李老猫），率领大股匪众由河南窜到金家寨（距六安二百一十里），后复相继东窜进占麻埠和苏家埠（距六安只四十里）。匪徒凶悍异常，防堵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一触即溃。李匪向六安县城愈逼愈近，国民党县长邢元伟、警备营长蒋鹏程弃城逃到县城东二十里铺，所携枪械，被当地红枪会缴去。二十三日拂晓，李匪遂由苏家埠一路顺利进入六安城。 李匪进城后，挨门逐户，搜劫金银手饰。铜钞不要，撒于地上。有贫苦居民未及逃走者，被匪提去，须出十元八元，始行放走，否则砍其头或断其手足。夫子庙水池中死尸累累，四肢多残缺不全。青年妇女多被奸污，有轮奸而死者，有奸后而以刀穿破肚腹者，也有的妇女惧被侮辱投井而死，南内三道巷苏家大井一处即死妇女四十多人，残酷之状，不能尽述。二十四日李匪离开六安，临走时绑去男女有一千余人，又在四门内放起火来，直到二十五日下午四乡红枪会进城，才把大火扑灭，仅存北门内几道街未烧，余则尽归灰烬。李匪离六安复进窜霍山，因霍山早已得到六安失陷的消息，人民纷纷逃走。李匪到时，除抢劫放火外，所绑肉票不多，仅住一夜，即呼啸向潜、太的山中而去。 不料三十日黎明李匪又回窜六安，匪众比前增加，红枪会未与接触，亦先时而逃。匪众如入无人之境，搜索一空，越两日扬长向西而去，进驻苏家埠不作走计。 李匪住在苏家埠不走，其主要目的，乃为利于赎票者就近赎票。对前来说赎票者，非常客气，名曰“接财神”。但无钱赎票，则一日三审，不分男女，用长大板凳压其手足，不使动弹，用铁丝鞭其背脊，名曰“刷鸭子毛”；有因受刑过重，立时死于鞭下。历时过久无钱赎票，即以大石砸其脑壳，名日“砸鳖”。故被匪砸死者，全是贫人以及家中无人奔走者。 至五月初四下午（注：即在匪徒两度窜入县城，放肆烧杀淫掠、如入无人之境达十二天之后），驻防蚌埠的国民党第九军第十五师师长黄国梁才率领军队，经六安向苏家埠进剿。匪被击溃，向麻城逃窜而去，黄部即停止追剿。 那时六安已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市民不许弃职逃跑的县长邢元伟复任，公推六安商会主席周子谦（合肥人）为临时六安县长。鉴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皖西一带红枪会自发地发展起来。 关于匪首李老末，有人说，他是河南禹县人，弟兄有六个，他最小，故曰“老末”，本名叫“振威”。曾在刘镇华镇嵩军当过下级军官，以闹饷淬变为匪，联络豫匪韦大邦、刘开泰、李效忠（李老末侄儿），号称三团；另外有李祥玉骑兵一营，最为残酷。一九二八年腊月大雪，李老末在商城山中，被夏斗寅部击毙，余匪缴械遣散，所绑肉票未赎者亦同时给资回里。（史慕山） 股匪老洋人陷阜阳记实 阜阳县为皖北较大的县份之一，土地辽阔，物产丰富，向为股匪垂涎劫掠财物之地。一九二一年冬季，有河南鲁山县匪首外号老洋人（其真实姓名，隐讳不详），啸聚、裹胁鲁山、宝丰一带匪众不下万余人，窜犯阜阳。此时城防部队是民团组织。民团司令倪道煦，是倪嗣冲之侄，乃一纨绔子弟，且昧于军事，谬掌兵权。所属之团长倪德馨是其族侄，其年龄较长于倪道煦，双方争权夺利，对城防责任却互相推诿。老…

桂系争权夺利二三事——争夺芜湖敌伪物资（《安徽文史资料01》第0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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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31T19:14: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程中一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刚胜利，在安徽的新桂系首脑人物，根据“先下手为强”的强盗逻辑，纷纷抢接敌伪物资。利之所在，你争我夺，虽属同一派系，也丝毫不肯相让，甚至牺牲自己的亲信也在所不惜。以我亲眼所看到的，新桂系的上层人物李品仙、韦永成同邓昊明在芜湖争夺敌伪物资，即是一例。 芜湖是皖南一个最大的物资吐纳码头，商业比较发达。行政方面，除伪芜湖县府外，伪行政专员公署（抗战前为“二区”，抗战期间改为“六区”）也曾设在这里。抗战初期，芜湖沦陷，在八年的漫长时间里，敌伪盘据，奸商云集，生意很兴隆，比起战前繁华得多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忽然传来消息：“抗战胜利了”。当时担任六区行政专员的邓昊明目光“敏锐”，马上射向芜湖的大批敌伪物资。经过仔细筹划，打定了“捷足先登”、抢先接收的主意。 邓昊明主意既定，马上调兵遣将，先派伪芜湖县长宋醉石潜入市区，摸清底子，并和奸商挂钩。他本人也随即赶到，分派干员四出查封物资。据说，一条十里长街所有的仓库都被他查封了，而且边封边运，贮藏地点是当涂采石矶小学。邓昊明正在高兴头上，伪民政厅长韦永成也带领一大批人马赶来了。他见邓昊明已先来芜湖，觉得事情不妙，再派人四处一查，知道敌伪仓库都被邓昊明查封了。韦永成这一急非同小可，马上逼着邓昊明，要他交出查封物资的清单。邓昊明认为，芜湖是他的辖区，他有责任管这件事，竟不买韦永成的帐。韦无如之何，只好报告李品仙。李品仙听到这种情况，也着急起来了。接收敌伪物资问题，不仅关系着在安徽的一些新桂系人物的切身利益，而且是整个新桂系的政治活动资木，如果不捞到手，在李宗仁，白崇禧的面前交不了账。因此，他对邓昊明抢先收芜湖敌伪物资的行动也恼了火。他一面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把邓昊明与张威遐对调（张威遐当时任阜阳区行政专员），又免去芜湖县长宋醉石的职务，改派李志成接替，一面亲自前往芜湖坐镇。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以伪省府的命令，设立一个“皖南敌伪物资接收委员会”，伪省府委员范任、省党部委员方宏孝、伪六区行政专员张威遐和我（我当时是伪八区行政专员）都是这个会的委员。第一次会议由李品仙召开，首先指定这个会的会务由韦永成主持，并指定张威遐按收六区（包括芜湖）的敌伪物资，我和范任接收八区的敌伪物资，随查随报，交当地伪县长保管。由于敌伪物资的集中地区——芜湖，已完全掌握在李品仙、韦永成和张威遐等人手里，这个会实际上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邓昊明不但被逼交出了查封敌伪物资的清单，而且被逼着马上离开芜湖，好象是一场空喜欢；可是，根据当时传说，他所接收的物资没有交出来的，为数还不少。至于李、韦、张等在芜湖究竟接收了多少物资，其事甚秘，言人人殊；但有人看到，用载货卡车一批一批地向外运，运了很多天才运完。 接收敌伪物资，也是伪中央同地方当局的一场抢夺战。芜湖敌伪物资被新桂系先下手抢去了，但伪中央并不肯罢手，仍然派出大员来到芜湖，逼着伪六区专员张威遐移交，张威遐赖到伪县长李志成身上，李志成无法抵赖了。于是李被撤职判刑，扣押了一个时期，此案就以不了了之。以后也就没有人提起了。巡抚附：作者程中一（1901一1994）原籍安徽，定居杭州。本名程中一，同济大学机师科毕业。曾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安徽八区行政专员、安徽省参议会秘书长等职。建国后任华东及安徽省革命残废军人速成中学语文教员、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清廷大臣李鸿章家族在芜湖轶事琐闻（《芜湖文史资料1》第00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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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27T23:21: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许知为 前言：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的。那些典型人物、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虽然灭亡了，有的本人也死亡了，但事迹可以作为史料记载下来。 ——摘自《周恩来同志1959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茶话会上的讲话》 引子 解放之前，清廷大臣李鸿章的后代有不少人在芜湖，那时芜湖的人们习惯称之为“李府”。当年，“李府”在芜湖·曾大量投资房地产，并经营一些工商业。于今，“李府”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流传下来的一些轶事琐闻，今天看来，对研究李鸿章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李鸿章在清廷大臣中是位举足轻重的显赫人物。他一生效力清廷，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是历史的罪人。这在我国近代史书中，已多有记述，本文不加评议。至于他提倡洋务运动，兴办一些军事工业和工商、航运事业，其出发点以及客观上对当时和以后的影响如何，仍有待历史学界作进一步探讨。我们现在所搜集、整理的，只是李鸿章家族在芜湖流散的一些事迹，且为史书所没有记载者。虽仅一鳞半爪，却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李府”这个封建大家族兴衰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从一个片段史迹，了解芜湖这个城市的发展历程。虽属旧事重温，却不无现实意义。 “李府”这个“玉堂金马”、“钟鸣鼎食”的封建大家族，因官高、权重、禄厚而聚敛了大量财富，其田地、房产、质铺、商号、公司遍布省内外，甚至在国外也有股票，存款。仅芜湖一地，业经查明核实的“李府”财产，也为数甚巨。就此概述“李府”在芜湖投资房地产的规模，并提供一些具体数字，借以窥见其财富的全貌，可以看到封建社会里、许多大官僚地主家庭的一个典型。 “李府”不是天生的，它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也有一个由发迹而兴盛到衰败的过程。它从晚清同治年代到民国初期，延续六、七十年之久。我们搜集到的轶事琐闻，也真实地反映了“李府”中形形色色人物的活动状况，其中有效忠清廷、“立功”沙场而飞黄腾达的；有怀才受抑、郁郁而殁的；也有承皇室殊恩鸩毒而死；为争夺经济利益而被暗杀的；更多的是买办、经商致富的富家翁，依恃巨额遗产而纵情花酒、腐化堕落的纨挎子弟；但也有因受时代潮流影响而出现与此相反的人物，那就是“李府”还有一些非常重视子女教育的家长，因而也培养出一些新的一代后人。其中不少在国内外受过高等教育，有的成为教授、专家、学者、工程师；有的是在政府机关、工矿企业担负重要职务；有的是侨居海外的爱国侨胞；有的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慷慨解囊、冒险支援人民革命事业的开明人士。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已经或者正在为祖国“四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这些史实生动地说明：由于新旧社会制度的不同，对“李府”后人来说，他们前途或结局也就迥然有别。这一历史经验，足以使人深省。 现在就搜集到的这些历史资料，编成本文。共分三个部分：一、“李府”世系简述；二、“李府”在芜湖的房地产；三、“李府”人物沉浮。这些笔墨，倘能稍补有关文史记载之阙遗，有助读者对近代史事之了解，那就是编写本文的愿望。 一、合肥“李府”世系简述 合肥“李府”世系是自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叙起。李氏宗族字辈排列如次：“文章经国，家道永昌，勋荣世守，福寿成双。”李文安原配夫人李氏，同姓不宗，称李门李氏，原籍都是合肥。他们夫妇生六子，为章字辈，长子瀚章，次子鸿章、三子鹤章，四子蕴章，五子凤章、六子昭庆；孙二十八人，经字辈；曾孙四十一人，国字辈。女子在外。家字辈和道字辈很多，无从知其数，且散居海内外，难以考查。《清史稿》为他的子辈、立传的有四人：即鸿章、瀚章、鹤章、昭庆载其孙辈官职名者五人：为经方、经述、经迈（均鸿章子）：经羲（鹤章子）、经畲（瀚章子）。列世系简表于下：（为便于排列，将原表分为七部分，并加补注。） 附注：世系表中均按字辈取名，与各人当时通称的雅号、绰号对不上，如在芜湖的“五大人”，仲洁、仰尼，究竟在世系上是谁？除“漱兰堂、“通德堂”外，其他堂号究属哪一房？李玉良究竟是谁的儿子？还没有完全查清楚，有待校正。 这里对李文安夫妇略加记述。 李文安之父原姓许，过继李氏承桃，改姓李。世系辈份自“文”字始，而李鹤章墓志铭有云“祖本自许，桃李始昌”，可证。李文安老家在肥东撮镇以南十里的临河集，李鸿章发迹初期，就在老家盖了一两百间房子，门楼高大，人称“李府大屋”。另有南仓房、北仓房，每当夏秋新谷登场，农民二、三百人，为之堆谷进仓。还有一个典当铺。至李鸿章居高位享厚禄，子孙也多升官发财，分别住进大城市，老家自然逐渐冷落了。 “李府”老坟山在肥东店埠北二十里的小李河，也有大屋和仓房。光绪八年，鸿章之母死于武昌，其棺柩由瀚章以小火轮运回老坟山安葬。《清史稿》记载“李鸿章丁忧百日，促返天津任所，瀚章家居丁忧六年，复任湖广总督。”据说李母葬的是“风水福地”，叫做“金被盖牙床”，主子孙富贵。民间另有一…

五十多年前芜湖工商界的一场灾难——陈调元兵变琐记（《芜湖文史资料1》第0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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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20T19:13:44+08:00
description: 作者：胡恩森 芜湖在历史上是我国的四大米市之一，又是皖南重镇。辛亥革命后，皖南镇守使公署就设在芜湖，今工人文化宫是其遗址。一九二六年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北伐，沿粤汉铁路直搞武汉。这时候盘踞在长江中下游的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预感末日即将来临，但又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仍千方百计地作垂死挣扎。于是调兵遣将，企图保住自己原来所控制的地盘。在这样的情况下，陈调元（时任师长）部被调驻芜湖。由于军队比较多，没有住的地方，所以不少中小学都住满军队而被迫停课。这时候混成旅旅长王普任皖南镇守使，他有三个营驻扎在芜湖。 在军阀割据的年代里，地方驻军常以借军饷为名，向当地商会进行敲诈勒索是司空见惯的事。陈调元部乘时局动荡之机，企图捞上一把，于是向芜湖商会提出了借军饷若干万元。当时商会会长是应事老练的汤善福。由于勒索太大，一时筹措不及，不能满足陈部要求。他们便借口军饷问题没有解决，先是扬言：“弟兄有所行动，我们就不好管了”，继而街上出现一些紧张迹象，巡逻队增多，谣言四起。就在农历十一月三十日晚七点钟以后，正是人们逛马路、游大花园的时候，东门一带先响起了枪声，兵变了！长街（当时的十里长街是芜湖工商业最集中而又最繁华的地方），各工商户纷纷关大门，并加上闸板，想方设法地把大门关闭得越快越扎实越好，但挡不住官兵破门而入，大肆抢劫。这时，街上除了军队来往奔跑，乱成一片，就没有其它的行人了，只听到一片吆喝声、捣门声，间或夹着一两声枪声。这样一直搞到天快亮，军队才由中山桥（那时叫浮桥）、蒋家巷、原徽州码头、原湖南码头、井儿巷等处，向河南方面撤走。经这次兵变的洗劫，人心惶惶，长街商铺，家家关门闭户，门上贴着“本店被抢一空”的白纸条子，行人稀少，一片凄凉景象。这次兵变中，遭受损失最大的要算银楼、绸布、百货、钟表等店铺。据说，开设在陡门巷的余昌钟表店，就被劫去各种钟表好几麻袋；不少银楼、绸布店被抢劫一空。军队上街之后，一开始见东西就拿，后来搞到比较值钱的东西，就把不大值钱的东西丢了。比如搞到黄金、银元，就把铜元丢了。所以第二天早上，军队撤走之后，有的人在街上还拾到一些铜元、糕饼、粗大布，甚至还有皮货等。这次兵变之后，传说：是陈调元部搞的，王普军队没有参加。事实上天下乌鸦一般黑，有人亲眼看见王普军队先乘机在中山路、吉和街一带，捞了一把，然后才派出马队上街巡逻。这不过是装模作样掩人耳目罢了。 这次兵变之后，芜湖各大商号吸取这次兵变的教训，除加固大门外，都还增加了一道铁门。因此，芜湖市商号铁门的出现，可以说是陈调元兵变的产物。那时“十里无真信”，谣言很多，不少店铺不敢开门营业，外地客商亦都裹足不前，虽然年关将届，市场还是十分萧条。后来经商会开会做了工作，对受灾工商户进行了适当补助，才陆续开业。这时候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日益逼近安徽，驻芜军队仍为陈调元所部。商会为了避免十一月卅日晚兵变事件的重演，只得花钱买安，就出面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借款十万元，（后由各行各业筹集归还）送给陈部。陈部在扰民之后，还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笔巨款，这真是军阀之所以成为军阀了。一九八一年三月

我记忆中的郁达夫先生（《芜湖文史资料2》第0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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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2-27T21:21:20+08:00
description: 作者：蔡承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四十年了，报上刊登了中央有关方面纪念反法西斯战士、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的活动情况，并发表了当年在印尼担任日寇宪兵班长铃木正夫绑架杀害郁达夫先生的自白，勾起我对达夫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为此记下我在印尼时的一段回忆。郁达夫先生在苏门答腊的巴雅光务（Pajakumbuh）虽然只住了一年多的时间，但他那谦和慈祥的风度，热爱祖国、热爱侨胞的情谊，以及崇高正直的品德，却给我们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 郁达夫是在日军南侵印度尼西亚之际来到了我们居住的苏门答腊巴雅光务镇，起初，这个陌生人的来临，并未引起人们诧异，只有那别具风格的八字胡须却使人难忘。 郁达夫化名赵廉，当地侨胞熟知赵廉，而极少有人知道他就是郁达夫。他到来之后创办了一间太白酒厂（有人说这个酒厂是和包石井合办的）。厂址设在离镇一公里外偏僻的拉务西浪（Safusilang意思是十字路口）。他热心为侨胞办事，经常出入日本宪兵队，是华侨的代言人。 我能与达夫先生接触，可说是命运的安排。日军侵占光务不久，我父亲以“中国间谋”罪，被捕逮入狱，受到拷打，过着非人的狱中生活。为营救父亲，我随母亲四处奔波，最后经人介绍，找到了赵廉先生。因当时他认识一个台湾籍日军宪兵队军官，通过他们使父亲少受拷刑。这以后我和母亲就成了赵家常客。赵家座落在中华学校附近，离中华街不远，所以往来很方便，加上赵先生的好客、热心，所以不少侨胞登门拜访。 巴雅光务是内地，消息闭塞，1945年8月14日日军无条件投降，而我们毫无所知，日本兵仍然很猖狂，为不让更多的人受害，赵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于9月的一个傍晚，在中华街露面，当时他身上只穿了一件睡衣，在广大华侨中宣布日军已无条件投降的好消息。消息传出，侨胞们欢欣鼓舞。就在这时候，赵先生被便衣“请”到宪兵队，久久未见回来。数日后，才知道他已被日寇宪兵队押送到离光务三十公里的武吉丁宜（Bukifliggi）杀害了。从此以后赵廉先生在光务消失了，酒厂也倒闭了。为纪念这位爱国抗日英雄，我姐夫特地为达夫先生画了一幅遗像，放在中华街我堂兄蔡清竹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已四十周年了，追念往事，不胜怆然！作于一九八五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