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游击小分队的组建和发展（《安徽文史资料12》第09篇）
作者：南陵县政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后，我方原来坚持皖南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力部队奉命北上，各游击根据地只留下少数同志继续坚持斗争。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从大后方蜂涌而至，窃夺抗战胜利果实，并残酷地连续对我发动清剿，城乡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艰苦的日子里，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带枪投敌，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就在这异常困难的环境下，我南繁芜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紧密依靠群众，凭借手中仅有的八条枪，巧妙地打击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并且成功地收容了来自国民党川军部队的一批中下级军官，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部队。这支队伍在我党的教育下，改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人民武装，为巩固发展南繁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支部队的组建，具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川军过去都是四川军阀刘湘的部属。抗日战争爆发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借抗战之机排除异己，将刘湘所部骗出四川，而调其嫡系部队入川驻防。刘湘部队出川后，蒋介石对其中高层军官几度清洗撤换，引起川军官兵对蒋的不满和仇视。当时流落在皖南沿江一带的，有川军一四四、一四五师和新七师等部。 一九四四年，驻防南陵的是原一四四师，师长张昌德（后投降日寇，改编为日伪“独立方面军”，由张昌德充任军长）。这支军阀汉奸部队在南陵繁昌一带横征暴敛，鱼肉乡民，并不断向我根据地骚扰，犯有大量罪行。但其中也有一些具有爱国心的下层官兵，耻于当汉奸，不忍打内战，毅然解甲退伍，有的就地娶妻落户，另谋出路。这一年，我南繁芜党组织派往繁昌县新林地区工作的冯裕贵同志，结识了一个川军退伍军官，开始了争取川军官兵的工作。 冯裕贵是派到繁昌搞秘密联络工作的。一天，他在新林乡茶冲遇到了日伪新林乡乡队副刘为富。刘为富有个妹妹嫁给了从川军中退下来的郭子清，夫妻二人在新林铺街上开赌场。郭子清有文化，过去在川军中当司书。新林一带是我南繁芜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刘、郭慑于我游击队的声威，整天提心吊胆。他们虽然不明冯裕贵的真实身份，但也知道他颇有点来历，就想通过冯在“四老爷”（指新四军）面前讲讲好话。冯当时也身负接触伪乡保长，搜集敌人情报的任务，当然也乐于和刘、郭打交道。于是在刘的安排下，冯结识了郭子清，而且一度寄居在郭子清家中，以做生意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第二年，日寇投降，张昌德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四川军解体，大批官兵流落在芜湖一带。蒋介石集团对这些川军虽然收编，但只供饭，不发饷。不少川军皆有眷属，生活顿成问题。想回四川老家，又没有路费。一大批军官太太只好抛头露面，在芜湖车船码头卖茶水或找零活做，走投无路跳江自杀的事件也不断发生。川军感到身家难保，前途未下，悲观迷惘，不断有人暗暗将枪支弹药卖给我游击队，换钱花用或作返川路费。其中也有一些青年人，早年在四川曾受过我党的影响，如今看透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就把报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于是川军中暗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路不通，去找毛泽东。”改恶从善，弃暗投明的情绪日渐高涨。 一九四六年农历五月，新林街已驻满了国民党的军队。冯裕贵同志此时离开了新林街，在茶冲买了几亩田隐蔽下来。一天，郭子清突然登门来访，说他家来了个叫任志强（又名王志强，后改名王明）的川军兄弟，过去在川军里干副团长，现在离开队伍到这里来采购松树段子和松板做生意。冯裕贵心中存疑，便说新林这一带不出松树，没生意可做。郭子清因为跟冯混得很熟，就道出真情，说任志强此一趟来是想搞部队，要冯设法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联系。冯裕贵不知虚实，把头一摇，试探地说：“想升官发财的人不参加新四军，你们为什么要参加？要想捞钱还是干土匪去。”郭子清再三恳求，说这是十几个弟兄的意愿，连他自己也参加。这样，冯裕贵才答应“找找看”。 第二天，冯裕贵同志找到南繁芜游击队的负责人王文石和王安葆同志，把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当晚，王文石和王安葆便会见了任志强，这次谈话进行得很顺利。三天后，任和郭为表示诚心，送二百发“403”手枪子弹，作为给游击队的礼物。第四天他俩带领着蔡云（又叫蔡振邦）、何绍先、黄辅臣、刘国亮、程秀珍（蔡云的爱人）等十一人，携带三支枪（两条中正式、一支短枪）、十几颗手榴弹正式入伍。当时，南繁芜游击队党委即任命任志强为队长，队伍也命名为志强部队。为照顾这批新来的同志，游击队党委发给他们两倍于我一般游击队员的生活待遇，连抽烟都是双份的。使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体会到党的温暖和关怀。 队伍成立起来后，县委即委派朱康同志去该队担任指导员。以后又增派鲁守正同志去配合朱康同志工作（鲁守正同志去后不久，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性）。为扩展南繁芜游击区，同时解决部队给养间题，朱康到队后，迅即将部队拉至外围作战。消息传出，川军闻风前来投奔的人络绎不绝，一下子发展了两个排，拥有十几条枪枝。当时经济很因难，这么多人，吃穿顿时成了问题，只能找一些保长临时借点粮食坚持斗争。 这天，部队来到宝塔圩附近，听说这里有一家大地主，他儿子在国民党当团长，很反动。部队决定抓住那个大地主，逼他叫儿子交出一批枪枝。任志强和郭子清以为任务很容易完成，晚上便派一个班进了村子，当时在敌占区常有土匪出没，尤其是川军散兵游勇为害最大。他们进村叫门时，村上群众误认为是土匪来了，群起自卫把这一班人赶跑了。第二天晚上，朱康同志亲自带了部队，悄悄进村，找了过去与我游击队有联系的基本群众，告诉来的意图，立刻就获得群众的帮助，很顺利地把那个大地主抓了出来。这件事给志强部队教育很大，使他们切身体会到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国民党的憎恨，是何等的分明。 抓住了那个大地主之后，他儿子不愿给枪，但派人送来巨款将大地主领回。这样，部队得以还清以前的借款，剩下的钱交给蔡云到芜湖找原川军官兵购买武器。当时国民党部队唯钱是命，加上蔡云是老相识，一次就买了很多枪，但在接枪时不慎被附近土顽发觉，仓卒间打了一场遭遇战，枪未接到反而牺牲了一个通讯员。 第二次蔡云又带钱至芜湖活动，一次买了两挺机枪，三十条中正式，十几支手枪和大批弹药。由国民党川军军官派船护送，将枪顺利运出鲁港。接枪部队也全部化了装，穿上国民党军服，把武器接到手。当晚就把竹丝港敌人土顽碉堡打下，将缴获的三十多支汉阳造全部上交给游击队总部。 经过两个月的磨炼，志强部队大多数同志革命觉悟有所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增强，加之换了装备，打起仗来人人争先，行伍出身的人枪法准，又熟悉军事，所以土顽部队闻风丧胆。游击队党委见时机成熟，决定在该部建党。一九四六年七月初，在繁昌九甲冲发展了表现突出的蔡云和何绍先两人，成立了党小组。七月底又发展了刘国亮、程秀珍、黄辅臣三同志，建立了党支部。这批党员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勇敢，作风正派，并带头要求取消双饷的特殊待遇；有的将金戒指、首饰等上交游击队，自觉做一个普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同年八月，共产党员何绍先，带着战士夏云、毛和贵等三人，在铁夹冲乘虚袭击敌人一个催粮班，一枪未放将敌全部俘虏，缴获十二支长枪，十几颗手榴弹。 然而，改造旧军队毕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首先发生在队长任志强身上。他见实力大了，盛气凌人，不把党和游击总队放在眼里。上级调枪，他不给；一些四川籍战友要求寄钱给在芜湖、南陵、繁昌和老家的家属，他扣着不发。他保管的经济账目从不公布。平时说话办事不容商量，独断专行，军阀旧习仍然不改。更严重的是他在荷花岭一带活动时，竟和一个有夫之妇勾搭成奸。朱康同志曾多次劝说批评，他不当回事。国民党在繁昌办的反动小报，竟据此对我党和游击队大肆攻击，污蔑我游击队“共产共妻”，影响极坏。朱康将这些情况报告给游击总队，王文石、王安葆同志立即批准将任志强调出，至总队另行安排，以使他摆脱周围几个拜把子伙伴的蛊惑，改正错误。并指示，任若不听调，可发路费让他回四川原籍。 当朱康带着蔡云、何绍先、黄辅臣、郭子清来荷花乡找任开会时，哪知蛮横无理的任志强，提着手枪，大张枪头，妄图逞凶。朱康叫郭子清去下枪，任将郭一拳打倒，跳出门外。门外两支警戒的冲锋枪顿时将意欲行凶的任志强打死。可奇怪的是，跟着追赶任志强的黄辅臣同志，也在乱中被打死在门外。黄以前也是川军的大队长，投奔入伍以来，守纪律讲政策，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平素生活简朴，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朱康此时十分纳罕，赶到现场查看任的手枪，里面仍是一颗“太平火”。朱又经详细察看后，判定黄辅臣不是任志强所杀，而是早就对黄嫉妒成仇的郭子清乘机所害。当时部队战士见黄辅臣死了，泣不成声，许多人一天没有吃饭。朱康同志秘密找郭谈话，指出他此举的危害性，郭哑口无言。因考虑到郭子清对建立这支队伍有功，另一方面为避免部队衔仇相继报复，波动军心，表面上即依照大家所传黄为任志强所害之说，将此事一直掩盖下来。第二天，部队在荷花岭买了两口棺材，将任、黄就地安葬，使全体战士情绪稳定下来。 游击总队部接到朱康的报告后，王文石、王安葆、马文杰同志立即进行了研究，并决定更动这支部队的领导人员。由王文石同志到队部宣布，任命郭子清为部队大队长，蔡云为副队长。将怂恿挑唆任志强作恶的事务长花某和一个姓任的清洗出队，发给路费，遣散回川。 经过一番教育整顿，这支部队并没有因为出现了一点动乱而松垮，相反，军纪更加严明了，附近群众对他们也逐步有所了解，主动配合他们作战行动。从芜湖等地又陆续有川军官兵前来投奔，终于发展为近百人的一个连队，在南繁芜根据地边缘地带频频出击。 到了一九四七年初春，当部队开拔至泾陵宣一带（当时仍属南繁芜县委管辖）活动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朱康同志因病获准离队治疗，不料接替他工作的强建中竟是个不纯分子，奇怪的是强不是党员，但却以“指导员”自居。他一到部队就培植个人势力，使刚刚压下去的烧香拜把子等封建帮会歪风又逐渐抬头，而且愈演愈烈。在旧习回潮中，一些参加革命动机不纯的投机分子，又勾恋起打家劫舍的生活。先是由几个旧军官出身的家伙，假借外出行动，携带十三条枪支，叛逃投敌（结果投敌未成，在去芜湖的途中，为敌土顽部队夺枪将其全部打死）。接着是怀着个人野心参加革命的大队长郭子清动摇。郭有个妹妹在国民党南京公安局工作，其妹夫还是局里的一个头目。有一天，郭子清心怀叵测地找到了冯裕贵，问冯：“新四军的部队我怎么看不见？”接着又套问游击队总部的情况。对郭早有戒备的冯裕贵见其神色不对头，巧妙地敷衍过去，当晚立即向游击队总部首长汇报了这一情况。总部一面加紧警戒，一面找郭子清谈话，直截了当地问他去留的想法，郭子清果然提出离队回川，当即发给他路费。果不出所料，郭子清拿着钱跑到南京去了。 强建中在这支部队蹲了二个月，把部队弄成几派，互相猜疑，互相防犯。总队立即将朱康调回，将强调出。强回泾陵宣不久，当环境略显紧张时，就带枪叛变投敌，当了敌人可耻的鹰犬。 同年二、三月间，部队奉命回到繁昌红花山，跟随王安葆同志加强沿江工作。此时，国民党63师出动一个加强营，并国民兵团副团长王亚东部以及红花山区“剿匪”主任汪慧泉部，发动所谓红花山围剿，妄图吃掉我南繁芜游击队。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这支部队按王安葆同志的指挥，巧妙地避开敌主力，绕至王亚东部后面一阵猛打，粉碎了敌人合围聚歼的阴谋，逼敌仓惶收兵。不久，当部队转移至南繁交界的铜山时，死不甘心的敌人，以63师加强营为主力，纠合芜湖、铜陵、繁昌、南陵、青阳五县共十个自卫队二千余人，气势汹汹地朝铜山合击。阴险的敌人又在正面进攻的同时，派芜湖县自卫队第三中队连长叶少堂率队向我诈降，意欲潜入我腹地，恃仗优势装备，杀害我总部领导同志，然后乘乱里应外合将我游击队消灭。王安葆同志接见这次诈降部队时，早已从打入该部的我地下工作者曹根木同志处摸清了底细。那个叶少堂，原先曾混入我新四军，还当过排长。部队北撤时，他带枪投敌去了。如今在国民党重兵侵扰我游击区时，他无端携械而来，岂怀好意！同时，当总部布置分兵阻击时，该部枪支拒不听调，险恶用心已暴露无遗。当下，王安葆同志面临一场恶仗，他将当时正在总部的几个领导同志分头妥善隐蔽安顿好以后，命令这支部队分兵两部，一部会同总部警卫队扼守铜山制高点抵御敌兵，一部隐蔽待敌并监视叶少堂部。又抽调蔡云等人走小路乘虚袭击繁昌空城。敌人虽有四、五倍于我的兵力，且配有精良武器，结果却损兵折将扑了一空。我游击队无一伤亡胜利突围，还缴获了一些枪支。战斗中，何绍先同志击毙敌尖兵二人，并勇敢地率先突围，荣获总队嘉奖。 叶少堂诈降之部，被我游击队领着在山区兜圈，拖得精疲力尽后，将叶少堂并六名死心塌地的特务分子分头处置；其余人员愿回家的，发给路费；真心投奔革命的，留下来编入其他部队。敌人精心策划的阴谋，又被我彻底粉碎，反而白白送给我游击队一批武器。 铜山战斗胜利结束后，这支部队一直在南繁芜、泾陵宣一带频频出击，时而奔袭，时而隐蔽，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至七月，部队转战至繁昌新林。时值新林铺之敌刚刚成立所谓五乡联队，气焰十分嚣张。部队当即决定乘其外出一部之机攻下碉堡。侦察员徐本如、梁德明等三人利用集镇早市行人往来稠密之际化装进入街市，当街生擒了罪恶累累的敌联队队长，就地处决。一个敌兵当场被吓死，其余均龟缩进碉堡顽抗。徐本如等同志在群众配合下，借来桌子和三床棉絮，用水将棉絮泼湿铺在桌子上作土坦克，逼进碉堡喊话，宣传我党政策，踞守碉堡的敌兵纷纷缴械投降。计缴获步枪十七、八支，敌兵经训话后遣散回家，运不走的物资，投入碉堡内放火烧毁。其外出之敌闻讯回援，遭我事先埋伏的何绍先阻击班迎头痛击，四散逃逸。我无一伤亡，前后不到一小时结束了战斗。当地群众见除了地方一害，无不欢欣鼓舞。我新林区区长强日真同志还领人抬着一口肥猪和十斤酒，前来慰劳庆功。 拔除新林之敌后，部队又回师再次成功地袭击了竹丝港之敌。沿途敌军望风披靡。从此，这支部队在我党领导下，终于锻炼成为一支能攻善守、累立战功的精锐之师，深受首长的称赞和群众的爱戴。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皖南各地区游击武装力量均有很大的发展。党决定设立黄山司令部，组建一支正规主力部队，以便更好地发展皖南敌后武装斗争，打击敌有生力量。这支部队奉命受编加入主力，并顺道护送一批南繁芜地区基层政权革命干部去黄山受训。 农历八月中旬，部队经过南陵峨岭附近时，当地群众纷纷赶到部队，控诉峨岭乡公所横行一方，搜掠往来行人，敲诈商贩，欺压群众的种种罪行，要求部队拔除峨岭碉堡，为民除害，尤其要求处决那个作恶多端的乡队副马侉子。 部队决定打峨岭后，由侦察员徐本如、刘国亮和张子峰等五同志，分别化装成下乡收租和赶街模样的群众进入峨岭街。原打算出敌不意进行奇袭，谁知子弹卡壳使敌警觉退入碉堡居高顽抗，刘国亮等三同志先后中弹负伤。部队立即增援一个班冲上街，由徐本如借来桌子和棉絮，泼上煤油，在机枪掩护下运动靠近碉堡，点火烧着。那碉堡本是砖木结构，顿时火趁风势，把碉堡烧着了，迫使敌人举枪投降。计缴获两支短枪，十九条长枪，一支掷弹筒。在群众指点下，部队把那个罪大恶极的乡队副马侉子押至峨岭街当众处决。赶街的四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部队离开峨岭时，县自卫队闻讯赶来，但慑于我军威力，对空鸣枪应付一阵不战自退。 可是由于当时在行军路上，负伤同志得不到及时救治。中共党员、侦察组副组长刘国亮同志终因流血过多，在部队行至小九华时，心脏停止了跳动，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部队指战员对刘国亮同志的牺性十分哀痛，在当地买来一口大棺材，举行了追悼仪式，就地安葬了这位来自数千里外四川籍的战友。 第二天，部队安抵泾县蔡村坝时，泾陵宣游击队队长郎俊带着何玉林等同志，早已在此守候迎接，并领他们至周洼，与专程前来欢迎的黄山司令部参谋长倪南山亲切会见。 此时正当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司令部在北河埂热热闹闹办了酒宴，既表达对这支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热情慰问，又表示对他们加入主力部队的热烈欢迎。大家频频举杯，共祝人民解放战争早日胜利。 这支部队自此受编为黄山司令部第一营第三连，投入了新的战斗。（本文是根据访问王安葆、冯裕贵、朱康、徐本如、郎俊、何玉林、何绍先等同志的记录整理而成。一九八二年十一日）巡抚按：王安葆，(1906～1985)，孙村乡人。化名滕本玉、杨鹏。1939年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孙村区委书记、南繁芜县委委员、南繁芜总队队长、南繁芜游击区的创建者和主要负责人。解放前夕，历任皖南沿江工委书记、南繁芜办事处主任、繁昌县县委委员、解放军皖南沿江支队南繁芜总队队长，解放后任繁昌县县长、安徽林业厅森林办事处主任、芜湖市政府视察员、芜湖政协常委。王文石，(原名：石崇孝，1903~1973)，原籍湖北省阳新县，后移居繁昌平铺乡，出生于农民家庭。1939年10月加入共产党，历任繁三区区委书记、南繁芜社会部长、皖南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南繁芜县委书记、南繁芜总队政委、宣城县委书记，解放后任安徽省检察厅副厅长、上海新城区区长、武汉市纺管局书记。
回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安徽文史资料12》第06篇）
作者：朱农 解放战争时期，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泾县、青阳、南陵、铜陵、贵池等地区开辟了以宾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并坚持三年之久，直到皖南解放。这个地区距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又处在它的“江防要地”近旁，因此，国民党不断叫嚷这块游击根据地“威胁京畿，危害江防”，屡派重兵进行“清剿”，企图将我游击队消灭。但是，这支起初只有八十多人、四五十支枪的坚强革命队伍，在数十倍于我的强敌重重包围之中，贯彻党的政策，依靠广大群众，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英勇机智，艰苦奋斗，杀敌夺枪，出奇制胜，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最兴旺时期，青阳、泾县等地的游击根据地达到了除县城和几个重要集镇以外的广大地区。它的存在和发展，鼓舞了皖南人民的斗志，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接应了大军渡江和挺进皖南，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奉命回师 坚持皖南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铜陵就曾建立过党的组织。抗日战争期间，在皖南地委的领导下，我们始终在铜陵（包括铜陵和青阳、南陵接壤的一部分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抗击日寇的长期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内出现了新的形势。党中央为了满足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渴望与建设祖国、医治战争创伤的强烈要求，向国民党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决定将我省皖南和皖中两块解放区的部队和党政干部撤到苏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我们根据朱总司令发布的接受日伪投降的命令，正在铜陵各地收缴日寇的枪支弹药。我和查富德同志在犁桥责令伪军据点就地缴械，伪军抗拒，我方就发起猛攻。正在攻打间，地委派人送来紧急通知，要县委带领所有脱产干部和县大队武装，立即作好北撤准备。县委火速转告全县脱产干部马上到县委所在地迪郎冲开会。会上宣布了地委指示，除留下尹彬、张良志率部分武装留守铜陵，王文石、王安葆率部分武装留守繁昌外，其余干部、战士随同皖南地委机关、皖南支队（地委直属的武装力量）撤向苏北。那时县委有一批细布，原准备部队作冬装之用，现在来不及处理，就撕开发给一人一段。队伍从迪郎冲经铜陵舒家店、繁昌油坊咀渡江到无为白茆洲，在那里蹲了几天，然后行军到巢县散兵。在路上，我们估计以无为为中心的七师活动地区距离芜湖、南京太近，国民党不会允许我们留在这里，我们主动撤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能取得主动。到达散兵后，我们就向领导打听消息，他们告诉说：部队很快要过巢湖到烔炀河，然后经全椒、滁县去苏北。 吃过午饭，我踱到巢湖边上。放眼看去，这个有八百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巢县面积）、蓄水五十多亿方的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真是浩渺无垠，水天相连，一望无际。湖中碧波粼粼，白帆点点，这同铜陵江边的景色又非常相似。这使我顿然想起八年抗战中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铜陵战友和乡亲。我们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将会怎样残酷地折磨他们？他们又怎样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斗争？这时，通讯员跑来找我，说地委有重要电报要传达，这才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们回到住地，在场听传达的只有陈爱曦，陈尚和与我少数几个同志。皖南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恺帆同志传达了皖南地委转皖江区党委的电报，大意是：鉴于我军撤离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因此决定再留下一个营的部队，增派得力干部带领，坚持皖南斗争。还指出应由留下的部队挑拣较好的枪支。接着传达皖江区党委关于成立沿江中心县委的决定：由杨明任书记（杨明同志当时已率部队先回铜陵），王文石任副书记，陈爱曦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宣布完毕后，地委负责同志满怀深情地对我们说：今后皖南的重担就要由你们来挑了，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希望你们谦虚谨慎，好自为之，重要的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紧密依靠广大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能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完成坚持皖南的任务。 听了传达上级指示和领导讲话，我心中像燃起一团火焰：上级党是多么了解下面的情况啊！决定的问题又是多么的正确！党要我们回师皖南，坚持斗争，我们一定照办。“坚决完成任务！”这就是当时我对领导简短而有力的回答。我们立刻出发。一夜之间步行一百多里从巢县散兵赶到长江边无为石板洲，当晚乘船过江，赶回铜陵。 回到铜陵同杨明同志见面后，沿江中心县委立即召开会议，分析形势，进行战略部署。当时的情况是：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忙于“劫收”大中城市，对县以下许多地方尚无暇顾及。皖南沿江地区局势仍由汪伪军队控制，国民党同他们虽有联系，但尚未接收。我们去而复返，他们不知底细，也不敢贸然行动。所以我方留下的部队安然无恙，原来我方建立的人民政权也还在继续行使职权。但是，会议认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是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国民党一俟准备就绪，便会调动正规军来强占革命根据地，残害我方军民，对此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迎接即将到来的残酷斗争。会议明确坚持皖南斗争的方针是：背靠山区，面对平原，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斗争，为解放皖南创造条件。会议还确定在继续坚持铜陵的同时，迅即派人去太平樵山，同黄山中心县委胡明同志取得联系，配合进行斗争；同时派陈爱曦、张良志（后英勇牺牲）、姚生同志带领少数武装去青阳、泾县交界的盘台（该处有我地下交通站）联系，在盘台、宾山建立隐蔽据点，以便在形势恶化时，将部队转入山区。会议还决定成立铜青南县委（曾改名泾青南工委、铜青贵县委，后改名为泾青南县委），由陈尚和、周坚凯、尹彬和我组成，我任书记，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铜青南县委根据沿江中心县委的部署，抓紧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在思想上，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实事求是地分析坚持敌后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因素，提高夺取胜利的信心。县委告诉大家：我们即将从抗日民主根据地转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武装斗争，我们的主要敌人已经由过去的民族敌人——日军，转变为阶级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有完整的反动政权，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一整套警特反动统治工具，而且同地方上土豪劣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斗争不利的因素。但是，我方坚持皖南山区游击战争也有许多有利条件：这里曾经是新四军活动过的地区，党和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群众条件很好；加之群山相连，地形复杂，又是几县交界、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有着广阔的回旋余地。我们还有一批斗争经验比较丰富的领导骨干和许多坚强勇敢的游击队战士。只要我们认清形势特点，转变斗争策略，坚定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在组织上，为了适应斗争需要，妥善地安置了一些确实不能随部队撤退的干部和伤病员。当时在干部队伍中有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的人（包括原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区长）。他们有的家庭比较富裕，害怕撤进山区后生活艰苦；有的亲友在国民党政权里面工作，企图依靠他们投奔国民党；有的只看到眼前困难，对革命悲观失望；这些人虽有条件撤退而不愿跟部队走。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在陈山冲召开了一个有六十多干部参加的会议，杨明同志和我都出席了会议，向他们讲清形势，指明前途。告诉他们有三条出路：一是跟随部队进入山区打游击；二是分别由长江水路去江苏六合瓜埠找新四军办事处，然后到苏北根据地；三是暂时离开本地区，到亲友处暂避，待局面好转后再回来与我方联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我们指出，以上三条都是生路，如果脱离革命是危险道路，倘若叛变革命则是死路一条。在这些人当中，多数接受教育，继续革命，有的表现很好，也有少数在环境残酷时向敌自首，甚至投敌叛变。如原抗日根据地区长陈孝风、陈孝义等人，在敌人来后叛变革命，并且作恶多端，解放后被镇压。 在经济上，积极筹措部队给养，解决部队冬衣和生活供给问题。在巢县散兵，地委曾经给了我们一些烟土，作为部队给养之用。这时我们又派出干部分头到各区乡，把我们存放在各地的粮食加以变卖，共计变换成法币五百二十万余元；银元两千六百余元。同时用一部分粮食换回我新四军发行的大江币一百八十万元，以取信于民。 在我们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国民党地方军队和他们收降的伪军，不断对我方进行挑衅，在遭到我方坚决回击后，竟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出动三路人马，向我顺安中心区大举进犯。一路是收编的汪伪军吴志和的一个营；一路是原汪伪独立方面军的一个营；还有一路是国民党特务崔光汉率领的几个连队。三路人马分进合击，企图将我们部队消灭。当时我沿江中心县委领导的皖南人民自卫军总队和铜青南县大队的武装，集中力量打击崔光汉所率领的一路，在石佛山进行激战，结果击毙敌人八人，缴获步枪十余支。接着又在青阳店门口、田家畈打了两个胜仗。这几仗一打，敌人的嚣张气焰被压了下去，他们的地方部队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在此以前，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回到铜陵的共军是“上面不要自己跑回来的少数散兵”，是“在巢湖里船被炸翻了，死里逃生剩下的几个人”。我们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群众欢欣鼓舞地广为传播：新四军又回来了！ 我们从巢县散兵回师皖南以来，在铜陵蹲了三个多月，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们撤往山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这时，国民党也开始向我们大举进攻了。 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国内和平气氛高涨，我党的政治威望大大提高。蒋介石集团这时已蓄谋全面发动内战，他们视我沿江游击队为心腹之患。因此，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在芜湖召开了“皖南地区参议员会议”，研究如何对付游击队，又感地方反动武装力量不足，因而假借民意，“请求”南京政府派出主力部队来“清剿”沿江地区的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国民党正规部队川军44军所属150、162两个师，由军长王浚率领，气势汹汹地闯入院南，提出“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反动口号。其中：44军军部并一个团驻贵池；150师师部并三个团驻铜陵、青阳；162师并一个团驻大通。顿时，沿江地区黑浪滚滚，形势陡然恶化。 这次敌人来得突然，我方事先未曾接到情报。敌人很快涌进我方活动中心地区顺安、朱村、姚村、花堰王等地。起初我们还以为是敌人的地方部队，后来听说都是四川佬，才知道是国民党正规部队。这个时候我正在铜陵栖凤乡阮家巷和国民党地方部队打仗，接到情报后很快转移。我们乘船过西湖到朱家咀登岸，穿过铜顺公路到达柴塘村，刚准备宿营时，一个老乡告诉我们说：这里不能宿营，离此地一里多路，今天来了一个连四川佬。还说：顺安、张家冲、新桥都驻有四川军队，这才知道局势严重。我们就插到桐子冲，去外郎坑找到杨明同志。他说今晚他和查富德同志率领部队转移到青阳的盘台，然后去黄山。要我们按原计划在铜青南地区坚持，根据形势变化，决定部队行动。 过了几天，川军已在铜陵各地全面开始“清剿”，不少革命干部、群众、及其家属遭到杀害，地方党、政权和民兵组织很快遭受破坏，一些党员自首，有的叛变投敌，形势相当紧张。我和陈尚和同志商量后即分头行动：陈尚和同志去茗山冲与尹彬、周坚凯同志联系，带领游击队就地坚持，建立隐蔽山棚，避开敌人清剿，保存力量，待机行动。我率领县大队武装转移到泾青南三县交界的宾山、盘台一带活动。这时，杨明、陈爱曦同志已去太平樵山，我也赶到樵山与杨明同志见面，商定了整个斗争布局，而后回到宾山开展工作。从此揭开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站住脚跟 建立基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晚，我同县委机关、县大队干部战士四十多人，隐蔽地经过盛家冲、丫山、石堰桥、老虎坑来到泾、青、南三县交界的宾山地区二酉保苏家冲，见到了原先进山的游击队连长姚生同志。 我们登上高峰举目眺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雄伟壮丽的丛山峻岭的画面：群峰起伏，连绵不断，许多山上林密竹茂，灌木丛生，远远望去，一片莽养苍苍，真是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地方。这里还是四出之地：东至泾县，西抵青阳，北到南陵，南往太平，背靠山区，面向沿江，有着广阔的活动余地。有这样好的山区作为依托，又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何愁游击战争不能获胜，皖南不能坚持？ 我们很快来到盘台，这是青阳、泾县两县交界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在抗战期间就建立了党支部，担任着皖南地委和黄山中心县委的地下秘密交通，虽经皖南事变这样的惊涛骇浪，党支部始终屹立，它是山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是我方几个县秘密交通的枢纽。 我们分别听取了盘台党支部书记张贵和连长姚生同志的汇报。从他们反映的情况和我们接到的情报来看，当时的敌情非常严重，敌44军的两个师，他们原来安排：150师到铜陵、162师到贵池，寻找我主力决战。但我方由林维先同志领导的沿江支队和梁金华同志领导的皖南支队都已北上，留在铜陵的新四军绝大部分也转移到山里去了。这两个师在扑空之后就转到泾青南地区和皖南山区，由青阳、南陵县常备队配合，把我县大队作为他们“清剿”的主要目标。同时，国民党进一步强化了区乡地方政权和反动地方武装。每个区乡都有人枪三十至五十，筑有碉堡，装有电话，彼此互通声息，遥相呼应。以青阳县“调查室”为核心的一套特务组织，开展针对我方的特务活动。他们以乡为单位成立“中心组”，将自首分子严加控制，迫使他们进行破坏我游击队的活动，其中有些人甘愿为敌效劳，成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白色恐怖笼罩着这个宁静的山区。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胜利开展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县委决定：除了原来留在茗山坚持的少数武装外，将转到泾青南地区的部队，分成几个游击组，分散在各地活动。我和左秀东、姚生、孙林、孙泰英、柯斌等同志带领县委机关和部分武装，在宾山、宋冲、苏家冲、大格里、乔木、云岭等地活动；王克祥同志带领六、七个人，在泾南的田方、孤峰、三里店、东山一带活动；胡爱民、张贵带领六、七个人在青阳、盘台、杨田、陵阳一带活动；过了几个月孙举东等同志率领一个班在青（阳）贵（池）交界处的庙前、南阳湾、九华和刘街、姚街、梅街一带活动。这样，我们的游击队就以宾山为中心，星罗棋布地战斗在泾、青、南、铜、贵的广大区域，使敌人兵力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对付我茗山、宾山的游击队，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开辟新的游击区。 起初，我们在山区立足，遇到很多的困难。首先是人数比我们多几十倍的敌人正规部队，频繁地在山区“清剿”，迫使我们不断转移阵地，以避其锋。有一次得到了消息，150师两个营部队配合县常备队共一千多人要来宾山“清剿”，我们立即向宾山深处转移。这一天部队刚转移到一个大山山腰的一个树林里，哨兵前来报告：发现敌人正从山的另一面向山顶前进，同时山下也发现敌人。我们处于敌人上下夹击的危险境地。我当即命令大家沉着应战，充分作好战斗准备，严密监视敌人，但不准发出一点声音，不能暴露目标。幸好敌人未曾发现我们，这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大的牺性。这时，我们遇到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部队给养极其困难。当时只剩下能买一百多斤大米的法币，四十人即将断炊。我们派当地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洪秀荣去泾县包村（离宾山五十多里）进行侦察，打听到一家大油坊很有钱，于是我们就派孙林同志带五名战士绕开敌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深夜去向这个油坊老板“借”了法币十五万元，暂时解决了困难。以后敌44军150师仍然不断来“清剿”，我们在这一带的山区与敌周旋，白天休息，夜晚行军，忽东忽西，行踪不定，部队很疲劳，同时粮食疏菜供应也很困难。 这时我们打听到宾阴乡乡长方忠秀在宾山脚下水家冲开设了一个纸坊，有八九个工人。纸坊是赚钱的，方忠秀每年可以从纸坊获取不少利润，因而他非常害怕生产中断；尤其害怕别人破坏他耗费了很多资金和材料建设起来的纸槽。我们抓住他这个弱点，同他“谈判”。这个纸坊有个工人叫张聋子，由于我们先去的同志向他做了工作，因而他对我们态度很好，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就叫他去传话给方忠秀：我们有个条件，如果能答应，我们双方各走各道，互不打扰。否则，如果敌人来清剿，我们就准备在这里同它打一仗。一旦交火，事情就难以预料，弄得不好会把纸槽毁掉。张聋子问什么条件？我们说，一要为我们保密，不准泄露我们的行踪；二要将敌人有关动向及时报告我们；三要及时替我们购买粮食和疏菜，送到指定地点。张聋子去向方忠秀说后，方完全答应我们所提的条件，不过要我们替他保密。这样每天张聋子就以纸坊的名义到市场上去替我们购粮买菜，成了我们的采购员。后来他入了党，确实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立了许多功劳，1947年敌人“清剿”中他被敌军杀害。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二酉保的范围是一条山冲，冲口平顶洲有一个大碉堡，驻扎着乌潭区公所自卫队的五十人枪。从冲头到冲尾相距四里多路，我们就住在冲尾的高山上，同区公所的碉堡遥遥相对。这个区的区长叫郑康仁，政治态度还不错，他晓得我们在附近活动，佯作不知。我们就通过住在宾山水家冲他的岳父带信给他，向他讲清形势，明以大义，晓以利害。告诉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希望他能明瞭天下大势，顺应形势的发展，给我们以帮助。他带信来表示愿意同我们和平相处。因此双方相安无事。我们游击队经过碉堡附近，他也不闻不问。有的同志见此情景，编了个顺口溜：“二酉保，一条冲，驻扎两种不同兵。冲口‘刮民党’，山上新四军。只因统战政策好，停息干戈讲和平。” 我们得到暂时的立足点之后，就抓紧时机在群众中进行工作。这里原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有些群众基础。但我们刚到这里，人地生疏，工作还必须从头做起：一户一户地了解情况，一村一村地开辟工作。山区群众居住分散，有的一个山冲只住一两户人家，这倒为我们进行工作提供了方便。开始，因为不摸底细，需要格外谨慎，每到一户了解情况，都暂时封锁消息：前后门和路口都布上哨，人只让进，不让出，完成任务后迅即撒离，不知去向。以后熟悉了，就不需要再这样做了。起初，我们这些身穿便衣，携带武器的不速之客夤夜出现在农户堂屋的时候，他们常常显得惊惶不安，当我们耐心地进行解释，并且在他们确信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的时候，脸上才露出兴奋的、亲切的、只有亲人重逢时才有的神色。他们赶快给我们烧茶做饭，问寒问暖，都说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有些受害者家属，则饱含热泪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当地的一些基本情况初步搞清了：哪些是保甲长，哪些是士绅，他们当中谁优谁劣；哪个是特务，有无罪恶；哪个有过自首行为，有无出卖同志，都了解得比较清楚。村里村外有什么动静也能很快知道，群众已经有了初步发动。 当时我们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必须十分谨慎地工作，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敌人营垒中比较倾向进步的人。 刘店乡有个乡丁叫吕和清，绰号“吕瞎子”。他经常到我们活动的地区——大格里来收捐税、要费事。我们知道他出身贫苦人家，并无欺压人民行为，就主动同他接触，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后来他秘密参加了党，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一九四七年他同我们游击队里应外合，打掉了刘店乡公所自卫队，缴了四十多支枪。还有一些人过去在我方担任一般工作，或者曾参加党，后在敌人高压的情况下办了自首手续，但并未出卖组织和同志。对这样的人，我们仍热情对待他们。即使是叛徒，只要他们不再干坏事，並帮助我们，就向他们宣布，可以将功折罪，既往不咎，以此分化敌人，减少工作的阻力。 在发动群众和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的同时，对个别为虎作伥、罪行昭彰的保长、特务分子，也毫不容情地坚决镇压。青坑有个姓王的国民党保长，专门打听我们的行踪，及时报告伪乡公所，要求敌人来“清剿”。我们通过内线核实情况后，决心除掉这个坏蛋。一天，国民党军队到青坑来“清剿”，他盛情招待。国民党军队刚走不久，我们的部队也到了青坑，他以为是“国军”返回，连忙出来迎接，刚好被我们擒住，就地枪决。在大格里也杀了一个罪行严重，查有实据的特务分子。这样做，对犯有类似罪行的人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他们不敢再为非作歹，敌人的耳目不灵了；同时，接近我们的基本群众，原来最怕有人告密，打掉了这些敌人的“小耳朵”，他们就敢于大胆接近我们，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 这一段时间，在同敌人山地周旋当中，在多少次化险为夷的战斗实践中，我们逐步积累了一套符合当地情况的、保存自己、对付敌人的办法。 我们宿营，除了下山执行任务，临时在老乡家中借宿或在野外露营外，一般都在山上自建的山棚中宿营。这种山棚建在宾山地区的深山老林、人迹稀到的地方，选择地势较为隐蔽之处，砍伐竹木，扎成支架，上盖茅草，拍打严实，棚内垫上稻草，将被褥铺在上面就可以休息。后来，有些同志把毛竹片用葛藤绞起来，做成有弹性的“床”。有的在山棚的内壁糊上报纸，把山棚打扮得十分漂亮。在宋冲、水家冲、大格里等处后面深山里建造的山棚都很隐蔽，除我们自己的人以外，地方上只有少数人知道。还有一种山棚建立在更隐蔽的地方，如宾山有个山棚建立在深山一处悬崖的上面，崖下是一条水沟。进入这个山棚需先从水沟中涉水过去（看不到脚印），到悬崖边攀藤而上，到达崖上，进入棚中。这种山棚非遇到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是不予使用的，知道的人极少。当时有的同志写诗赞颂山棚道：“山高林深无人到，革命山棚溪边造，四周宁静无声息，独有树上鸣‘知了’。战士归来棚中靠，争道这边风景好。” 我们烧饭会冒烟，敌人常常派人在各山头窥探，寻找冒烟的地方。因为冒烟之处，不是烧炭的人就是游击队，他们就会追踪而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主要是把烧饭的时间安排在黎明前和黄昏后，因为那时远处看不到冒烟。如果白天必须烧饭时，则用木炭或者拣那些已经枯死、但还挂在树上未落到地面的枯枝（未吸到潮气）来烧，它们在燃烧时没有烟。 我们执行任务一般都在夜幕降临以后。敌人为了摸清我们来去行踪，常常使用一些诡计，我们也想出些办法来对付它。例如：他们常在傍晚时在一段路面上散放一些枯竹丝，如果我们不注意把这些标志踏碎、踩乱，他们就会据以判断我们曾有多少人从此地经过，向哪个方向行走。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常常是大路不走走小路，小路不走走荒径，使他们的诡计落空。又如，我们夜晚行军，常常要用右手拄个棍子，敌人就从路旁留下的棍印来分析判断我游击队行军的方向和人数的多少。于是我们就通知大家由右手拄棍改为左手拄棍，从而使敌人对我行军的方向得出完全错误的判断。在我们行军中，村子上的狗十分可恶，它听到一点动静就狂吠不已，常常暴露了我们的行踪，我们叫它为“狗特务”。为了避开狗，我们只好绕开村子前进。有时非经过村边道路不可的时候，则一个人接一个人（要有一定距离），一步一步地缓慢通过。我们脚步落地很轻，没有一点声响，有时几十人经过后，村上的狗也不叫。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下山执行任务的同志还故意在国民党保长面前今天称某同志为“张队长”，明天换个地方，又改称他为“王队长”，使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 当然，由于当时我们战斗在敌群之中，情况又不熟悉，物质条件又非常差，有时也难免受些挫折。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天，我们三十二人去青贵工委，主要了解这一带地形并检查工作，准备在九华山脚下的齐村柯和南阳湾之间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到了齐村柯下边的一个村庄，敌人来偷袭，打了一仗。后来我们转移到山边，但已打乱了去九华山、天台山计划，只好翻过一个大山（单是从山脚爬到山顶就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下山到达九华山的南天门，途中遇到倾盆大雨，一行入全身被淋得透湿，直到第三天赶回宋冲山棚，三十二人中有二十八人病倒，休息了几天才恢复。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还是积累了一些保存自己、对付敌人的办法，得以在这个不平静的僻静山区立住了脚跟。 回想我们从铜陵转移宾山地区的时候，由于环境残酷，为了迷惑敌人，不少负责人都改了名字，我也改名为孙兵。青阳特务机关县调查室花了很大气力，用了半年多时间才搞清楚孙兵原来就是铜陵过来的朱农。当我们的朋友告知这个消息时，大家都笑话这班特务无能。有的作打油诗写道：“朱农改孙兵，敌人摸不清，铜陵天天剿，谁知到宾阴（青阳一个乡），特务饭桶辈，半年才搞清。” 依靠群众 打开局面 一九四六年四月，当春风吹遍宾山的时候，我们也渡过了在这个地区最困难的时期。严冬已经过去，百花盛开的季节到来了。 当我们初步站住脚跟之后，就考虑设法多搞枪支弹药，用以武装壮大我们自己。抗战初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它的溃兵曾在九华山周围留下不少枪支，多半落在国民党乡保长和当地土豪劣绅手中。同时，山区还有不少颇有杀伤力的猎枪。对于乡保长和劣绅手中的枪支，我们依靠群众提供线索，采取上门收缴、带信催缴等办法，加以缴获。国民党县参议员陈济川，家住泾县云岭，政治态度反动，我们侦察到他家藏有两支手枪，我就亲自带部队上门去收缴，当我们趁夜闯进大门时，他全家已经逃得无影无踪，我们在他里屋大柜的抽屉内搜出两支崭新发亮的驳壳枪。此外，我们还通过“关系”，向国民党军队购买到一些枪支弹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采取各种办法先后弄到各种枪枝七、八十条，大部分用来改善我们自已的装备，武装新同志，一部分支援铜青南的同志。 这时我们考虑向外发展，打开局面。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和县委、县大队的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我孤悬敌后，弹药物资供应无固定来源，我们的医务人员只有一个卫生员，而且缺少药品。因此，我们对敌人只能智取，不可强攻。敌人想同我们决战，切不可上当。我们的原则是：敌情不明不打，没有必胜把握不打，消耗战不打。我们把功夫用在仔细分析、研究敌情，利用敌人弱点，采取智取的办法，消灭敌人。当时我们情报来源，一是我方各游击队送来基本群众所提供敌人行踪的比较可靠的情报；二是通过各种“关系”从敌人中上层处获得的情报；三是报纸提供的情报。那时我们通过“关系”订有芜湖《新工商报》、上海《申报》和香港《群众》杂志（我党主办的刊物）。我们把这些情报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判断真伪，作出决策。每采取一个行动时，情况必须弄得十分清楚，智取的办法、战斗的部署一定要尽可能地详尽、具体，周密，只有觉得这些工作都做好了，有了必胜的把握，才下达战斗命令。 我们智取厚岸乡公所自卫队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乡公所离我们驻地有七八十里路，在附近的小山头上建了碉堡，防守较为严密。该队有两个士兵，因内讧逃了出来，通过我方地下交通到大格里找到我们，要求参加我们部队，并说愿意带领我们去打掉这个乡自卫队。当地下交通向我告知情况后，我就接见了这两个士兵。他们说：厚岸乡公所自卫队每天早晨太阳出山时，洋号一吹，士兵都集中到山头下面的祠堂里洗脸、吃早饭，这时碉堡里只有两个人站岗。如果我们部队事先在附近埋伏，趁这时冲进碉堡，就可以缴获所有枪支弹药。我对他二人好言抚慰，并反复盘问，看来语意诚恳，并无破绽；我又派精明能干的战士装作打柴人到实地进行侦察，回报说，这二人讲的情况是真实的，并说离碉堡一箭之地（百米左右）有一片半人深的柴草地，可潜伏几十人。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决定智取这个敌堡。我方由柯斌、孙林带领三十多人枪和一挺轻机枪，由这两个士兵作响导，于夜间十二点多钟从盘台出发，三点多钟到达厚岸，在柴草地潜伏一个多小时，太阳刚出山，碉堡中果然响起了号声，不一会，当兵的都徒手走出碉堡，集队走进山下祠堂。这时，我方连长一声令下，一部分战士飞步冲进碉堡，将岗哨缴了械，把碉堡内三十二支步枪，一挺机枪、一支手枪全部收缴；一部分战士奔到祠堂门口举枪喝令敌兵举手投降。结果，这个乡公所一枪未发，就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战士们都说，这个仗是“未花本钱，发了大财”。 在这前后，我们本着谨慎从事、稳扎稳打的精神，还打了丫山和九华山保公所。南陵丫山街是我铜青南三县交通的必经之路，街上设有国民党的保公所，有两条枪。为了排掉这个障碍，我们派了四、五个同志，扮成老百姓，晚上从大格里出发，第二天天亮到丫山，直奔保公所，几个保丁还在睡大觉，我们把枪缴了，将俘虏释放，从而拔除了这个安在要道口的钉子。九华山国民党保公所在山上建了一个小据点，有四支步枪，平时欺压百姓，勒索香客。我们在周密侦察后，悄悄上山在麻将桌上把他们俘获，一把火将碉堡烧毁，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事通过人数众多“朝山进香”的香客传播，在江南一带造成了很好的政治影响。 我们接二连三地袭击敌巢，毁堡缴枪，引起了敌人很大恐惧。国民党皖南行署不断对泾、青、南、铜、贵的国民党县政府严词训斥，限期“剿灭”。几个县政府慌了手脚，又是公文往来，又是电话联系，终于商定各出一些人马，到宾山地区进行“会剿”。我们接到情报后，就决定趁此机会撤到山棚进行休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这时敌人一千多人，配以汽车、马匹、辎重物资，拖着长长的队形，在山下吵吵嚷嚷地游行了半个月，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未见到。我们又派游击小组到青阳木镇夜间袭击敌人，派住在青阳城边的地下党员，把十几发子弹放在燃着炭火的火罐里，过了不久，子弹爆炸，仿佛是枪声，敌人误认为我部队攻城，连忙电令在宾山的队伍星夜赶回。我们则从山上下来，继续开展游击活动。 四六年七月间，青阳县宾阳乡公所从县城请来一个常备分队住在青坑。青坑位于两山之间，是盘台到苏家冲的唯一通道。常备分队进驻后，我们来往于盘台、苏家冲，只有翻山越岭，另辟新路。而对这一情况，打是打不走的，敌人的力量比较大，只有采取“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办法。为了打开这一通道，就找开辟这一地区给我们做了许多工作的梅炳根。我让他与伪乡长方忠秀谈判，揭穿方的阴谋，指出这个部队是乡代表会讨论，决定邀请进驻青坑的，如果不撤走，一切后果由方忠秀负责。方忠秀当即表示同意，不信，过几天看行动吧！后来，方忠秀向上面报告，说这里没有新四军，常备队驻在这里不方便，群众负担很大。不久，常备队就撤离了青坑。55 这时，分布在泾、青、南、铜、贵的各游击队和游击小组，也积极展开活动，逐步打开了局面。 由陈尚和、尹彬等领导的、在铜青南地区活动的游击队（以茗山冲为中心），起初由于敌特告密，敌军从后山摸到我军驻地，我军战士虽然及时转移，但山棚和衣被各物均被敌军烧毁。他们被迫撤到山上，艰苦奋斗，给养十分困难。一九四六年四月，陈尚和同志来到宾山，那时我们情况已经好转，他来后，我们设酒招待，还请他吃了宾山的名菜——炒石鸡。这种石鸡，形状象癞蛤蟆，一个重七、八两，居于石缝中，晚上用火把一照，它就不动；捉住后，把皮剥去，加以炒食，其味很鲜。铜青南工委枪支短缺，我们给他十几支步枪，一支驳壳枪。他听了我们介绍的情况和经验后，信心大增。回去后，他们积极向铜、南交界的丫山、何家湾、张公山、戴公山等地发展，以后又继续派人到铜陵碎石岭、大栏冲、铜官山、东西湖等地进行游击活动，从而打开了铜青南地区的局面。一九四七年七月，他仿效我们用安插内线、内外结合的办法，智取了铜陵朱村乡公所，缴获一挺机枪，五支步枪。在此前后他们还曾派游击队孙运松等赶到铜陵新庙趁演木莲戏、群众集聚的机会，当众打死作恶多端的乡丁二人（原准备当众处决汉奸、恶霸王其干，因未找到王，我们暴露了目标，遂杀此二人），在当地引起很大的震动。事后，敌乡公所为了害怕县里追究责任，谎称二人是由于“步枪走火”致死，并贿买了下来查案的人员，使这一引起轰动的案件不了了之。过了不久，游击队在铜陵花园王将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王振羽就地处死，并张贴布告，宣告其罪状。事后，敌人误认为这事是自首分子“中心组长”叶恒春“勾结”游击队所为，将叶杀掉。叶曾担任我方乡政府乡长，后叛变投敌，并担任“中心组长”，也曾为敌效劳，不料却被敌所杀。他死后，一、二十名自首分子纷纷逃到我游击区，参加了游击队。陈尚和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铜陵敌后斗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坚持铜青南地区的游击战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四七年十月被任命为泾青南县委副书记。可惜他尚未到职，在由铜陵去繁昌，又从繁昌向南转移时，于南陵戴家汇被敌军包围，不幸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竟将他的首级刈去，在南陵“示众”三天，后由我游击队设法将其遗体安葬。陈尚和同志为人忠厚，待人诚恳，作风扎实，机智勇敢，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出色的游击队指挥员，他的牺牡是我游击队的一个重大损失。噩耗传来，许多干部战士痛哭失声，大家在追悼会上庄严宣誓：一定要为陈尚和同志报仇，一定要把陈尚和同志未竟事业进行到底，消灭蒋政权，解放全中国！ 由孙举东、曹汉卿等领导的游击队活跃于青贵交界的九华山周围南阳湾、黄石溪、庙前、刘街、姚街、梅街、马牙一带，工作比较顺利。一九四六年秋，他们同铜青南县大队相配合，袭击姚街乡公所，虽然当时敌军闻风逃跑，但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第二天姚街乡长、住在当地的参议员和几个保长跑到汪河来找我们谈判，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全部条件，以后他们及时向我递送情报，同我和平相处。这个地区游击根据地发展比较快，他们原来只有十人，六支枪，后来最多时发展到六十多人，步枪四十多支，手枪二支，并建立了党和民兵组织，声威也比较大。 由王克祥等领导的一支游击小分队先在泾南田方、孤峰、三里店、峨岭等地，后来曾在一段时间内到青阳南阳湾、石门高、滴水岩等地活动，并逐步打开局面。一九四七年，他们争取陵阳乡公所内部的朱耿才弃暗投明，参加革命，里应外合拿下了这个乡公所自卫队，缴获十几支步枪。泾南地区比较富裕，征集经费的条件较好。他们经常将结余的经费上缴县委和地委。一九四八年，当皖南地委派部队向皖浙赣地区开辟新根据地，需要经费时，他们请老百姓挑了十担钞票（八亿元法币）送到地委。 这样，泾青南边界的宾山（县委所在地）、铜青边界的石门山（即茗山，铜青南游击区）和青贵边界的九华山（九华山周围青贵游击区），就在泾青南铜贵游击根据地内形成三山鼎足之势，彼此遥相呼应，互相支援。 在各游击区广泛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上，我们及时在几个县中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实践证明：只有开展武装斗争，进行统战才有基础；及时开展统战工作，又能有力支援武装斗争。在宾山地区的杨田埂，有我们一个地下交通站，负责人陈法舟，一九三八年就已入党，家庭是大地主，很有钱。他的叔叔叫陈维稷，曾留学英国，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是有名的学者，后参加我们党，曾为我党做了很多工作，解放后任纺织部副部长。陈法舟另一个叔父陈次权是国民党青阳县县党部的书记长。陈法舟依靠这些社会关系，经常奔走于沪、芜、青之间，出入于当时朝野显贵家门，消息很灵通，为我方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他领导的杨田交通站有秘密交通三人，为他及时传送情报，是黄山中心县委、沿江中心县委和泾青南县委交流情报的一个重要枢纽。 青阳县参议长陈灏如，同书记长陈次权是政敌，两家势同水火。陈灏如掌握到陈法舟的一星半点“私通共产党”的情况，想利用这件事打击陈次权。他逼迫陈法舟到城里来居住，以便控制其行动（其实陈灏如这个坏家伙有时也派人与我们拉关系，我们对他很警惕）。陈法舟被迫进城后，就活动其叔父陈次权提议将县常备大队三中队调到县城来驻防。三中队队长陈文坤是陈次权的侄子，也是一九三八年入党的党员。三中队进城，陈次权的势力就会增强，因此陈灏如拼命反对，双方相持不下，取决于县长的裁决。县长有一爱妾，见陈文坤少年英俊，早就对他倾心，竭力怂恿县长同意调三中队进城，县长只好依了她。当然，她对陈文坤的好感，只能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共产党员陈文坤岂是寻花问柳之徒。三中队进城后，陈文坤、陈法舟互相配合，地下工作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不断地传到县委，特别是敌人多次“清剿”部署的时间、地点的情报及时送来，对我们部署反清剿帮助很大。陈文坤还利用职务之便，为我们买过枪枝弹药，并妥送游击区。 县调查室是个专门对付我方的特务首脑机构。调查室的专员苏承平想做生意赚点钱。我游击区董村绅士董正权同他有私交。董正权这个人目不识丁，家中钱也不多，但他善于交际，作买空卖空的生意。我们向董正权做了工作，董按照我们的意图，在做生意时，给苏承平搭个“干股子”，送去一些“利润”。从此，董正权经常出入县调查室，相机搜集情报。一次，国民党县党部有一份反共的会议纪要，是绝密件，董正权给我们弄来，给我们以很大的帮助。 这样，县里的一些国民党首脑机构，如县党部、参议会、调查室、常备队中都有一些人同我们有程度不同的联系，我们的耳目比较灵了。 这一时期各个区乡的统战工作也有了开展，不少乡保长、乡代表都同我们有联系，他们给我们以各种形式的帮助。有的及时提供情报，有的冒险掩护我游击队员。南陵县一个参议员得到一分敌人即将对我大规模“清剿”的情报，自己走不开，就出重资雇请可靠的人连夜送来。一九四七年初，我们得悉国民党部队要到大格里来“清剿”，那时我到太平开会去了，部队也转到外围活动去了，孙泰英与地方上几位同志留在大格里坚持。过了几天，为了弄清敌人动向，她同胡篾匠一起到乔木湾黄金塔陶国光（过去与我党有关系，当时担任伪保长，但也帮助我们工作）家中住了几天，陶向我们提供不少情报。后来，因环境紧张，孙泰英又秘密转移到刘店乡附近的国民党乡代表郑弼成（他与我们有联系）家中，在当时的情况下，蹲在这些人家反而安全。这时敌人已经麇集，郑弼成见孙泰英此刻到来，不禁愕然，但却很热情地予以接待，以“大通来的小姨”为名，把她藏在家中，由郑的妹妹陪伴。第二天，郑家的放牛娃认出孙泰英是新四军，郑家连忙做好放牛娃的工作，说他认错了人，不要瞎说，又给些糖果给他吃。一天，郑家得知常备队有一营人要开到刘店乡来，而且营长要到郑家来吃中饭，郑即请他母亲陪同孙到附近可靠的佃户家里休息，敌营长走后，又接回自己家中，先后住了几天，等敌军全部撤离才回到大格里。这一段郑弼成把一个共产党泾青南工委委员，国民党要捉拿的“要犯”藏在家中，担了很大的风险，也表现了我们朋友的诚意。 在战斗实践中，许多同志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确实是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有的编了顺口溜：“坚持敌后靠‘三宝’，缺了一样都不照，没有武装无依靠，不搞统战朋友少，这些都靠党领导，三件确是传家宝。” 我们当时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向那些恶名昭彰的大恶霸地主“借用”。他们平时依仗恶势，对群众巧取豪夺，有些人兼营油坊等工商业，有较多的资财和现金。“借钱”地点一般是在离游击根据地中心五十里以外的边沿区，这就要进行周密和侦察的细致的安排。由于我们每次行动都考虑得很周密，同时我们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以他力所能及为限，“借”钱时又讲明道理，喻以利害，所以我们并不需抓“人质”，一般都能完成任务。有时他们表示“头寸短缺”，先支一部分，其余分批支付。到达付款期，我们派精干的侦察员化装前去，侧面摸清情况，证明无诈，就将款子取来。分散在各地活动的游击队，也经常向我们送来一些结余的经费。同志们都高兴地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粮，没有钞，找恶霸地主去要。”到一九四六年午季以后，我们的经济状况已有很大的好转。杨村有个大地主，平时同我们关系尚好，我们就托他代购三百担菜籽，并由他寄存别处；新谷上市后又为我代购五百担稻子，也存放他处，如有需要，打个条子，就可以去挑。春节时，我们叫他将积余的菜籽卖掉，那时价格正高，卖的钱也较多，我们拿它购买布匹及时给部队缝制衣被，还买了些药品。我们将稻谷菜籽存放在大户人家，比存放在基本群众家里更为保险，因为国民党当局不会怀疑他们，万一出了问题，我们也好找他们赔偿。甚至有些多余的枪支，有时也暂存他们家中。一九四六年底我们将暂时多余的五十几支步枪存放在大格里一家姓杨的大地主家，以后部队发展，陆续取出使用，并未发现短少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春节到来了。这时我方武装力量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在一些乡村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各地在斗争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一些重要地点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地下交通站。我军在泾青南地区声威大振，基本群众欢欣鼓舞，进步士绅表示拥护，中间状态的人士迅速向我靠拢，少数原来比较顽固的也改变了态度。基于这种情况，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我们于春节的年初三，在宋冲大摆酒席，宴请当地父老和士绅，有些乡代表和对我方态度较好的保长也请来参加。为了在他们面前显示一下我军阵容，当来宾坐定后，我和其它县委、县大队的负责人入席，后面整整齐齐排列着十二名侦察员，一式整齐的驳壳枪，一个个威风凛凛。席间我向他们宣传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希望他们能审时度势，继续加强同我们的合作。我讲完以后，连长端起轻机枪对空打了一梭子弹，以代替欢庆的鞭炮。清脆的枪声震动山谷，响彻云霄。我们频频向来宾敬酒，宾主之间互相祝贺，笑逐颜开。接着我们在二酉保的苏家冲、大格里也宴请了当地各界人士。回顾一年多来，我们从隐蔽状态发展为白天公开请客，队伍壮大，父老倾心，士绅趋奉，敌魁丧胆，这些标志着我们已经在这个人地生疏的边远山区打开了新的局面。 政权普建 红旗漫卷 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反人民内战，不断损兵折将，被迫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不久，华东局也发出指示，要求各游击根据地要由分散隐蔽的状态走向公开地放手大胆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由积蓄保存力量，走向积极地发展力量；由单纯的军事游击战走向广泛的、多种斗争形式的群众性革命游击战争。在这些指示的指引下，各地敌后游击战争风起云涌，泾青南地区的游击健儿坚持皖南的自觉性更高了。加之这时蒋军忙于进攻山东，对我游击区无暇顾及，因而游击活动更趋活跃。四、五月间在皖南地委直接领导下，一场由县委发动的以抢粮为主要形式的革命群众运动风暴，席卷了泾青南和周围几个县的大部份地区，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反动政权。 这场革命狂飙的内在因素是国民党对人民群众的横征暴敛和在其庇护下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泾青南地区原是较为富庶的山区，但由于严重的经济盘剥，一些贫雇农竟然终日辛劳，不得温饱。当时地租一般为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高利贷的年息高达本金的一倍。加之国民党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使许多农民负债累累，处于赤贫状态。四、五月间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贫、雇农已无米为炊，甚至“断顿”多日，有的采挖野菜掺糠充饥。而国民党搜刮群众的大批粮食，却囤聚粮仓，派兵看守，颗粒不舍，完全不顾人民死活。愤怒的火焰在千百万群众心底燃烧，它像一座巨大的火药库，一触即发。 早在年初，县委就在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开展了“三拖”（对壮丁、税、粮拖着不交）斗争，以后发展为“三抗”（抗丁、抗税、抗粮）斗争。这场斗争由游击根据地中心区发展到边沿地区。在“三抗”的过程中，广大群众得到了利益，看到了自己团结斗争的力量。这时，“抢粮斗争”已经在群众中酝酿。县委因势利导，坚决支持群众的正义要求，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工作，並提出“谁扒谁有”的口号，最广泛地动员群众投入抢粮斗争。第一次抢粮的目标为刘店乡仓库。 五月的一个晚上，月明星稀。县大队派出部队监视着乡自卫队碉堡中的敌人。预定的时间一到，几百个贫苦农民，带着口袋、扒箕、稻箩，从宾山脚下的各个村庄中涌了出来，奔向刘店。快到仓库时，人群狂奔着、呐喊着冲上前去，声如雷鸣，势如山崩。近在咫尺的乡公所碉堡中的敌军，慑于我游击队和抢粮群众的声威，却龟缩不动。抢粮群众砸开门，动手扒粮，顷刻之间，仓库的一万多斤粮食被扒一空。从此以后群众情绪高涨，抢粮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人们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双手收获的粮食挑回家中，抢粮斗争初战获胜。 刘店乡抢粮之后，国民党县政府虽然很快就知道了，但慑于我军威力，不敢到我根据地来“查处”，只好不了了之，这使抢粮的群众斗志更坚，原来心存疑虑而未参加抢粮的人好生懊悔。自此以后，抢粮斗争就在几个县的广大范围内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捷报不断传送到县委：青阳南阳湾五百多人，抢了仓库粮食六万多斤；东石乡五百多人，抢粮四万二千多斤；杨田埂二百人，抢粮一万四千多斤；宾阴乡三百人，抢粮一万四千多斤；青阳的诸备店和南陵的六里丁，连国民党军队的四万八千多斤军粮也被一抢而空。泾县厚岸乡仓库囤粮最多，结果一次就被抢走八万四千斤。国民党县政府在风起云涌的抢粮怒潮面前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他们叫县调查室专员苏承平带了县常备队一个中队来到木镇，希望起到“镇慑”的作用。但就在距离木镇二十多里路的乔木湾，群众八百多人照样抢去粮食二万八千多斤。我们派部队在木镇边上鸣枪示威，又在青阳城边上杀了一个作恶多端的特务，陈尸路边，苏承平吓得龟缩木镇，天擦黑就宣布戒严，如临大敌。 泾青南地区的抢粮斗争同芜湖、安庆等城市的抢米风潮汇合在一起，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力地削弱和冲击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 在抢粮斗争的基础上，县委根据群众的愿望，及时把斗争锋芒引向“清算积谷”。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以“积谷防饥”为名，向群众搜刮了一部分粮食，交给保长和当地士绅“保管”，实际上都被他们侵吞或用来放高利贷，盘剥群64众。因此，尽管当时不少人家已无米为炊，却无人施舍半斤“积谷”。群众理所当然地要清算这批积谷的下落，我们坚决支持群众的要求。但是开展这场斗争，要比发动抢粮困难得多。因为抢粮是大伙对着国民党政府，又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参加者的顾虑比较少，而清算积谷，对象是地头蛇保长和劣绅，又需要面对面地进行说理斗争，才能迫使他们将侵吞的积谷“吐”出来，群众的顾虑就比较多。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我们先在二酉保进行试点。这个保有积谷八十七石（折合一万二千斤），被当地劣绅董维文侵吞。我们帮助大家成立了农会，由农会出面召开清算大会。会前积极分子把这批积谷的帐目和董维文侵吞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开会时大家据实揭发，讲得有根有据，证据确凿，劣绅只得低头认罪，当场退出这批积谷，由农会全部分给大家，斗争取得了胜利。参加这次清算大会的还有周围区乡的我方干部和农民代表，他们回去后，迅速推广二酉保的经验，几天之内，就有二十五个村组织了农会，开了清算大会，从而使“清算积谷”的斗争从中心区到边沿区的广大地区迅速扩展开来，有的地方还进一步清算了一些伪保长和恶霸地主的其它罪行，使他们威风扫地，实际上起到了摧毁国民党政权及其社会基础的作用。 在抢粮和清算积谷斗争之后，我们倡导和支持各乡、各村成立“保家队”，以保卫胜利果实，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报复行为。群众也有这样的要求，县委一倡导，就很快发展起来，宾阴乡的二酉、朝华、宋冲、黄石、石安、天丰、花园七个保，参加“保家队”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人。以后各区乡在“保家队”基础上建立民兵，全地区有四、五千人，配有一些土枪，杂以大刀铁矛，成为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 我们在开展群众性斗争的同时，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杀敌夺堡，把敌人的地方武装和反动政权消灭或赶出根据地。在此之前，我们普遍向敌区、乡、保公所的头头发动了一次政治攻势，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向他们宣传政策，指明出路：“携枪反正，立功赎罪，是光明道路；放下武器，远走他乡，是生路；建立关系，为我服务，是后路；持枪顽抗，继续作恶，是死路。”在我们党的政策感召下，许多乡保长不再继续为敌效劳，转向为我服务。但也有些乡自卫队继续顽抗，于是我们就有计划、有准备地袭击、摧毁这些敌军的据点。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们在一夜之间打掉杜村、宾阳两个乡公所的自卫队，威震泾青南地区。 杜村在九华山西侧，同庙前乡公所毗邻，为青阳西部的重要据点。自卫队驻在杜村祠堂，祠堂四周建立了四个碉堡，防守十分严密。有个陈腊子，曾在国民党县常备队当过号兵，其舅父是我游击队长。他要求参加我县大队。因为他有活动能力，我们希望他继续到国民党军队里当兵，帮助我们工作，这样起的作用会大些。但杜村乡公所不信任他，不要他当兵。我们商议只要他在乡公所歇一夜，就可以内外配合，消灭这个乡的自卫队。他表示能办到，並同我们一起研究了智取的具体意见。我们反复研究，认为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方案是可行的。随即派我方连长姚生、柯斌、排长苏启发带四十人枪执行任务。因驻地离杜村比较远，头天宿营西峰岭，派一交通员跟随陈腊子一起前去相机行事。陈到杜村乡公所找到朋友，相约在堡内住宿一晚，得到自卫队长的同意。他忙通过交通员传回信息：他准于晚上十二时左右打开杜村祠堂后门，请姚连长派部队接应。接到情报，姚生等即于当晚从西峰岭出发，把部队运动到杜村乡公所后边一个小山头的树林里休息。当夜十二时，陈腊子在床上连呼肚痛难忍，嚷着要解大便。在这以前，他曾以天热解渴为由，自己掏钱买红糖用凉水冲了给大家喝，他自己喝得较多。这时他便嚷着凉水喝多了，把肚子搞坏了，大家也不生疑。他以解大便为名，去打开了祠堂的后门。门一开，守在门外的姚连长率领战士便猛冲进去，奔到楼上缴获了所有的枪支，接着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把从睡梦中惊醒、高举着双手的俘虏押到操场，清点结果，除乡长不在外，其余全部俘获，发给路费遣散回家，然后一把火将敌乡公所和四个碉堡统统烧毁。姚生连长带了缴获的三十多支步枪、一支短枪和一支花机关枪，胜利返回宾山宿营地。陈腊子也参加了我们部队。 在奔袭杜村乡公所的同一天夜晚，我们又打掉了宾阴乡公所的自卫队。那天下午，县大队主力已去打杜村乡自卫队，县委只剩下战士和炊事员十一、二个人，大家都希望能在附近也打一仗搞些缴获。我们附近的宾阴乡公所早已是我们猎取的目标，並且通过彭国喜已同乡自卫队副队长戴光新建立了关系。我就到彭国喜处，叫彭把戴光新找来。戴光新是宾阴乡有名的射手，枪打得准。一次一只鹭鸶从头上飞过，他举枪射击，枪声响处，鹭鸶跌落尘埃。因此，国民党青阳县长唐克南请他去当保镖。后来回乡，宾阴乡乡长方忠秀请他当乡自卫队队副。当时我们动员他尽快建立功勋，弃暗投明。开始他还有顾虑，经过细致耐心的说服工作，他终于同意配合我们拿下乡自卫队，然后仍暂时留在敌方。当夜，县委身边仅有的十一、二人，长短枪九支，由我率领，各带武器，並动员了附近的五六十名青壮年（他们並携带扁担、麻袋，准备抢粮），同戴光新一起前往宾阴乡公所。到达时，碉堡里岗哨喝间“什么人？”戴满不在乎地回了声“乡队副”，带着我们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突然间，几个战士猛扑过去把哨兵擒获，我们很快冲进了碉堡，缴获了三十二支步枪，把从睡梦中惊醒的乡自卫队员押到堡外，发放路费遣散回家。随去的青壮年则将该乡的粮仓打开，把存粮一抢而光。前后一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临行，我对戴光新笑笑说：“对不起，暂时委屈一下吧！”他也笑笑说：“请便。”我叫两个战士把他严严实实地捆起来，嘴里塞上碎布，然后扬长而去。但是，后来敌人知道这是戴光新搞的名堂，他在敌人营堡里存身不住，就参加我方工作，安排为我方的民兵乡队副。我们接着又发动群众锯掉敌人九省长途电话的电线杆子十几公里，带回电线六百多斤，使敌人长途电话一度中断。 我们在一夜之间打掉敌人两个乡公所自卫队，截断敌人九省长途电话，使敌人惊恐万状。他们不知道我方有多少部队，连忙下令将十几个乡公所的武装集中到县城、木镇和庙前三个据点，企图保存住这批实力，不致被我逐一吃掉。但是，我们偏要“虎口拔牙”，袭击木镇。 木镇是青阳县东北部的一个重镇，水陆交通的枢纽，离县城二十五里路。国民党县政府原派县常备队第一中队驻防，为加强防守，又将附近几个乡公所武装集中到木镇，加上县常备队派去的一部分武装，新组建成了县常备队第四中队，由号称“常胜将军”的极端反动、残忍的国民党军官胡开武担任中队长。这样木镇的敌人兵力达到三百人枪，加之镇的四周碉堡林立，战壕纵横，因此胡开武夸口说：木镇固若金汤，共军插翅也难飞进。 这个中队有个排长叫施吉祥，过去曾参加过新四军，他同胡开武内讧日趋激烈，就和几个班长密商，准备携十八人枪反正过来，并杀胡开武作为起义后建立的第一功。我们鼓励他们的正义行为，派了十几名精干的战士由姚生、孙林、柯斌、彭国喜率领跟随他们在深夜潜入镇内，哨兵也是起义战士，领着行动小组同志直趋胡开武卧室。先用大刀砍翻了他的勤务兵，胡开武刚从枕边摸出手枪，就被我方战士王平一刀砍翻在床上，行动组长刘生宝又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不幸的是在行动过程中误伤了我方的一个战士。杀了胡开武，我指战员抢出门外，准备起义的十八名士兵，由几个班长率领，已经拉到镇头，我们一起出镇，跑步越出碉堡的射程。这时镇上恰如热锅炒豆一般，步枪、机枪齐鸣，人声沸腾，好不热闹。后来有的同志写顺口溜赞道：“‘常胜将军’胡开武，杀人魔王凶如虎。敲榨勒索又奸淫，木镇百姓吃尽苦。英勇善战游击队，深夜闯入‘将军’府，刀劈恶贼除民害，英名载入英雄谱。” 木镇大捷后，敌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进一步把兵力缩到青阳县城和个别点上。这时泾县敌人在我们部队不断袭击下，也龟缩到县城和二、三个据点内。太平、旌德、石台等地情况也大体相同。这样泾青南地区除县城和个别点以外的广大农村已经完全是人民的天下，农会纷纷建立，民兵空前活跃，到处呈现一派革命景象。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皖南地委决定：铜南繁芜泾青统一为一个战略单位，坚持游击战争，控制芜湖，并决定调整、健全各级党组织，同时建立县区乡三级人民政权。当时，根据地委任命，我继续担任泾青南县委书记（并兼县长和县大队政委），副书记陈尚和，委员张华、尹彬、王安葆。县大队代理大队长全胜任，大队副柯斌，大队教导员王克祥。一连连长姚生、政治指导员芮胜、支部书记朱春波（一连后来调入地委的主力营，又重新组建了一连，副连长董长春），三连连长柯斌，警卫队长周光斌。当时县大队和地方脱产干部共五百多人（缺南繁芜的数字），步枪三百多支，短枪六十多支，机枪五挺。各工委、区委、区政府的主要干部是：铜青南工委书记尹彬、委员徐世达、查彬、赵彪；泾南工委书记王克祥、副书记吴强；南繁芜工委书记王安葆，副书记陈作霖；云岭区委书记陈××；北贡区委书记胡爱民；杨田区委书记兼区长孙林，区队副彭国喜，政指孙运松；青贵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孙举东，委员史来水、曹汉卿、查春、政指叶光华（1947年9月青贵工委划归沿江工委领导，同时将太平龙门区委、泾县厚岸区委划归泾青南县委领导）；龙门区委代理书记孙岗，委员鲁凡，区长巫乐天；厚岸区委书记孙泰英，区长王季福。在各个乡，如云岭、双义、北贡、刘店、乔木、宾阴、杨田、杜村、东石、龙门、厚岸、包村等都建立了乡政府，委派了乡长。在铜青南地区也建立了石壁、何湾乡政府。我们还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在三年斗争中发展了三百多党员，起了战斗堡垒作用。 在建立区、乡政权之后，紧接着掀起参军高潮。广大革命青年，特别是民兵，踊跃报名，出现了妻送夫，母送子，兄弟一同参军的动人景象。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们在一天时间内就成立了一个新兵连，编为县大队第三连。我方区和少数乡的警卫队也都成立起来。以县大队为骨干，以区乡武装为基础的革命军事系统已逐步在全地区形成。 在建立我方区乡政权之后，我们的经费来源也改为合理征收赋税来解决。当时税率很低，农业税每亩田只收二斤米，货物流通（当时过境的大表纸，即比较细一些的草纸较多）税率也较低。这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横征暴敛形成鲜明的对比。后来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我们发行了一种“地方救国公债”，主要是动员资财较多的地主、富农、工商业者和地方士绅购买。我们在青年学生中，吸收了王学文、王隆武、王德科、王瑾等同志参加县委工作队，还有些人担任财务、税收工作，在各地开票、收款、汇总上缴，并使这方面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自从根据地经费有了正常来源之后，我们的经济情况大有好转，部队的供给没有问题。这个被国民党称为“京畿重地”的泾青南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片新解放区（过去有些同志称这段时间为“小解放”）。它对广大皖南人民是一个鼓舞，对国民党反动政权是一个威胁。 就在我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46师派出一个加强营，号称“老虎队”，配备新式武器，在县常备队两个中队的配合下，气势汹汹地对我游击根据地进行反扑。当时，我们未接到情报，以为是县常备队，同他接上火以后，才知道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他们装备好，人数多，有作战经验，处于优势，逐渐向我方阵地逼进。这时民兵把土制大炮架起来，轰了两炮。这种炮，是把檀树挖成空心当作炮筒，外面用铁丝捆紧，里面安放碎铁片，放一斤土硝，点燃后，碎铁片被迸炸出去，在短距离射程内有一定杀伤力。我们放了“大炮”，敌人未曾料到，伤亡不少，退了回去。这次战斗，我方牺牲了张立山排长和四个民兵。县大队转到章渡、厚岸一线活动，不久又转到大格里。后来总结这次经验教训，客观上固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主观的原因是在胜利的形势下，我们不如起初那样谨慎了，敌情不明就同敌人交火。 敌人不断清剿，疯狂搜捕残害我方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有的同志被捕后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壮烈牺牡。共产党员洪秀荣，抗战时期入党，“皖南事变”后的一股逆流中，他始终没有自首。我们到宾山后，就首先同他取得联系，他告知我们许多情况，参加工作后一向认真负责，多次立功。这次他由南陵大格里去青阳找县委，同敌人在大冶岭遭遇被捕。抗战时，他当村农会主任，斗争非常坚决。他被捕后，同村的一个地主洪××去向国民党军队告密，遂遭敌人惨杀。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情景极其壮烈。宾阴乡政府工作人员、共产党员陈新荣，在敌人“清剿”时，隐蔽在二酉保苏家冲山上的一个庙里，不幸被捕，敌人严刑强迫他讲出我军的行进方向和宿营地点，他坚贞不屈，只字不吐，后来竟活活被打死在敌人的刑具架上。 一九四八年一月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我们县大队在由宾山地区转移到太平龙门途中，同敌保安团遭遇。交火后我军不利，主动撤走，保安团紧追不舍。因路上已有积雪，部队过后要留下脚印，所以难以摆脱追敌。这时，部队经过一座小桥，桥下有一小沟，我急忙叫人临时借来一个小梯子，让部队经梯子下到小沟里，沿着水沟向前走一段（不留脚印），再上路到一个村庄宿营休息；另五个同志继续过桥踏雪前进十多里路，爬上高山休息。敌人跟着五个同志的脚印走了许多路程，却找不到游击队的影子。 国民党“老虎队”在“清剿”过程中，把已经摧毁的国民党的区乡伪政权又扶植起来，这就形成“一乡两长”（我们和国民党各自委派了区、乡长）的局面。国民党正规军队一撤走，我们就着手进行群众工作，巩固和发展区乡革命政权，同敌人的反动地方武装和政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八年一月，发生了一个情况：南京派来一个宪兵连，驻在乔木湾。这个连武器精良，装备很好，他们来是因为九省长途电话线被割断后，南京同各地通讯联络中断，严令他们限期修复并保护电话线。这个连孤军深入我游击根据地，尽管武器精良，也提心吊胆。所以他们一到就放出空气说他们来的任务是看守电话线的。言外之音是你们不动我电话线，只要我能交差，你们干什么我都不管。我们估计，敌人是一定要保住这根电话线的，如果打这个连，会招来更多的敌兵，对根据地不利。为了尽快“送瘟神”，免得给我们带来麻烦，所以在这一时期我们就不破坏长途电话线，也不去打这个宪兵连。一个月之后，他们撤走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我们在万金岭截获了国民党厚岸乡公所在芜湖购买的一批崭新武器，包括两挺轻机枪，十支中正式步枪，一支短枪。原来这个乡公所在芜湖购枪时，被我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查效华所侦知，他迅即找到正在芜湖活动的我方秘密交通站负责人陈法舟，陈又及时将情报送回。以后，万金岭茶馆里党员又送来情报，知道敌人确切的运枪日期和路线，柯斌率十多人，埋伏在万金岭的油菜籽田里。当时正是菜花盛开的季节，战士们隐身于菜花之中，等敌人到了我方伏击圈内，我方伏兵齐出，一举全部俘获敌人和武器。 不久，我们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将乔木湾的一个特务杀死在我们的埋伏圈内。乡自卫队果然来了。结果，被我军打死六人，缴枪八支。这些胜利，使我军声威大振，有的国民党乡公所乡长任命保长事先要报经我们同意。而我方的区乡政权仍然存在并有效地行使职权。 粉碎“清剿” 坚持阵地 一九四八年五月，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临近崩溃。我们党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提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沿江进行部署，妄图凭藉长江进行顽抗。这时，国民党整编13旅在芜湖召开会议，专门部暑对我泾青南游击根据地的“清剿”。会上，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为了“巩固江防”，必须“剿灭”这一地区的游击队，“三个月之内解决问题，不消灭共军决不回师”。会后，该旅由一个姓苏的副旅长率领所辖的34、35两个团，杀气腾腾地赶奔青阳、泾县、南陵、铜陵、太平、繁昌一带而来，并有几个县的常备队配合进行。这次敌人“清剿”同过去几次不同，除了敌军人数多（两个主力团）、装备好（配备新式武器）、驻扎的时间长（三个多月）以外，这个旅原是师的建制，曾多次同我方作战，有一整套反共、反人民的经验。他们推行所谓“政治和军事相配合”，“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大搞特务活动，诡称“走错了路，能回头者，概不追究，保证安全”，策动我方不坚定分子自首叛变。他们在军事上，采取“坐剿”、“追剿”、“会剿”、“堵剿”相结合，由外及内，步步进逼，逐步缩小包围圈，以及采用包围、搜山、夜袭、设伏、堵击等毒辣手段对付我军。他们还推行并村、移民、烧山、砍树和“五联切结”（连坐法）等反动措施，妄图隔绝我军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断绝我军粮食和重要物资的来源，妄想消灭我游击队。 当我们接到敌人“清剿”消息时，县委和大队负责同志研究了敌情，分析了形势，作了反清剿部署。我仍与警卫队在宾山地区与敌人进行斗争，县大队三连去太平龙门伺机打击敌人，各区乡警卫队和民兵则根据具体情况，避开敌锋，与敌人作持久的斗争。当时铜青南工委尹彬、徐世达、查斌，杨田区委孙林、彭国喜，厚岸区委王季福、马加林，南繁芜工委王安葆、陈作霖，县委委员张华和泾南工委王克祥等同志都带领各区警卫队，在艰苦环境中，依靠地方党员和广大群众，充分揭露敌人的阴谋，采取合法的、非法的斗争形式，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打击敌人。我们一直在这些地区坚持斗争，粉碎了敌人“清剿”。 这时，前一阶段被我方赶跑的一些蒋政权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在敌军的卵翼下，又跑回来带领敌军大肆搜捕和杀害我方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更残酷地压迫和盘剥人民群众，根据地内黑浪滚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民兵组织遭受破坏，有的同志牺牲，也有的投机分子趁机叛变投敌。 我各游击队，按照各自的情况，寻找时机袭击和扰乱敌人，多次分别袭击了大通、青阳城、木镇、宾阴、三里店、厚岸的敌人，对地方上作恶多端的特务给以必要的镇压。许多隐蔽在地方上的党员，也采取各种办法与敌人进行斗争，使敌人疲于奔命。特别是六月二十二日，我们三连配合黄西部队在太平浮丘坦所进行的伏击战，给敌人以很大的震动。头一天我们接到情报，得知太平县敌军在芜湖购买了一批武器，二十二日经芜屯公路运往太平县城。我们部队于当日清晨在太平浮丘坦设下埋伏。上午八时，装运武器的汽车渐渐驶近，指挥员一声命令；“打！”轻机枪、步枪齐发，手榴弹在汽车前后爆炸。押车敌人连喊停车，下车逃窜。我方战士一涌而上，将车上的三十一支步枪和弹药（一千多枚手榴弹和二千多发子弹）全部缴获搬走，放火烧掉汽车，凯旋而回。七月间，铜青南工委尹彬同志的部队在钱家桥伏击南陵何家湾乡公所自卫队，缴枪二支。这两仗对骄横残暴的敌人是一次迎头痛击，对人民群众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宾山地区敌人仍然继续清剿，我决定要县警卫队转移龙门、米季坑一带。由于警卫队一夜没有赶到米季坑，在中途与敌人两个连遭遇，打了半天，由于警卫队长周光斌沉着应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人死伤五、六人，但我们的三个同志也被敌人俘去。 一九四八年七月间，我在重新部署反清剿斗争后，带着侦察班去龙门。当我们到了米季坑时，派侦察员找来一个地方同志了解这一带的情况，他说，龙门区区长巫乐天已经带警卫队一些战士叛变投敌，并且带领敌人在米季坑大山上搜了两、三天，山棚已全部烧毁。当时敌人的部队还住在龙门、黄金坞等地、连对面河岸一个四、五户的小村庄也住了敌人。巫乐天是从山东根据地调来的一个干部，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经不起考验，终于叛变。那时龙门区委代理书记孙岗在外活动、假如孙岗在，也可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由于龙门河被敌人封锁，我们只好在这一带的大山里周旋。粮食已经吃完，原想到龙门山区就可以得到供应，所以未曾多带粮食。大家忍着饥俄在山上转了两天，干方百计要渡过龙门河。第三天，派侦察员黑夜涉过龙门河，到对岸一个村子里，了解到敌人白天已撤走了，我们才摸下山，涉过龙门河，到了龙门山区，见到了县大队长全胜任，对全地区斗争形势作了分析，对反“清剿”斗争进一步作了部署。 在大格里活动的游击队队长胡来保，我离开大格里时曾告诉他，在情况紧张时，去王克祥同志处。但胡来保生活腐化，过去是自首分子，经不起残酷斗争的考验，带了十多人和武器叛变投敌。还有杨田乡长董木生也叛变投敬（以后被敌人杀掉），这是一个大教训。 在反清剿斗争中，不但要做地方群众工作，而且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向大家介绍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告诉大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限美好的远景要靠我们艰苦奋斗、流血牺性来争取，现在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它象黎明前的黑暗，不久就要过去，无限光辉灿烂的远景正在等待着我们，使指战员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经过了艰苦的斗争，“清剿”了三个多月的整编13旅，鼓吹了一通“辉煌战果”之后悄悄地撤走了。各区我方的武装部队又积极活动起来。八月间我杨田区警卫队长方中园叫新中大队陈某（曾自首，后表示要将功补过）去向国民党常备队谎报“有三个可疑的人来到青龙山附近一个小村庄里，他们的头发长得很长，携带武器，可能是‘新四军’”。常备队一听马上出动二十人各带武器前来逮人。这时方中园已在杨田后面的青龙山上设下埋伏。这是一条盘山小径，径的上下均是悬崖，在小径西侧用枪封锁，敌人如不投降就要全部被打死在这毫无掩蔽的盘山小径之上。敌人一进入伏击圈，我方步枪一齐吼叫，敌军带队排长当场击毙，其余人看到形势不妙，全部举手投降。这一仗，我方只有十一人，就全歼二倍于我之敌，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二支，大家兴高采烈，全胜而回。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发扬了“能饿、能跑。能打”的良好作风，粉碎了敌人的“清剿”，我们仍在沿江的战略要地——泾、青、南、铜、太繁地区继续恢复和发展游击根据地。 为了开辟新区，我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去皖赣工委工作，在祁门、休宁活动了一段时间。这时华东局指示，要皖南地委与福建省委领导的游击武装打通联系，一九四九年一月我随皖浙赣支队去浙赣地区，在曾经是方志敏同志开辟的赣东北老苏区建立根据地。在皖浙赣工委领导下，我任（上）饶、开（化）、德（兴）、玉（山）工委书记兼行政办事处主任、大队政委，在浙江的开化，江西的上饶、德兴、玉山、横峰、弋阳、乐平一带活动，建立了县、区、乡政权，扩大了武装，开辟了游击根据地，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在江西上饶与五兵团会师。这时，我任上饶专署专员。 我在泾青南地区整整工作了三年，我离开后，这里建立了沿江工委，领导这个地区游击战争，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迎接大军渡江，直到皖南全境解放。 现在，每当我回到宾山地区，登上山峰，举目四望，总难禁浮想联翩。过去浴血战斗的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在这群峰环抱的偏僻山区，我们度过了多少个战斗的不眠之夜，经历了多少胜利与挫折，欢乐与忧虑，“红旗漫卷”和“乌云阵阵”。成千上万的人民，特别是在斗争中献身的革命英烈，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共产主义凯歌。巍巍宾山的松涛，滔滔弋江的奔流，倾诉着对先烈的深切悼念，激励还活着的人们要永远振奋精神，开拓前进，坚毅不拔，奋斗不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现在距离当年的斗争岁月已有三十多年了，我所回忆的不一定全面，希望当年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的同志，把你们所在的工委、区委的斗争史料加以回忆和整理。）（一九八二年九月）本文作者朱农（1917-2012），安徽铜陵人，解放后历任江西景德镇市委书记，上饶地委委员，监察部司长，芜湖地委书记，省高等法院党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长。
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安徽文史资料09》第05篇）
作者：蔡志锷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江北游击支队扩编为新四军第七师，在其抗日根据地皖中地区的经济情况与当年红色区域相仿。在敌伪顽重重包围圈内，根据地分割为若干小块，从区到中心（师部以无为、巢南为中心）要过江、过封锁线；皖东到皖中要穿过敌人据点林立、岗哨密布的两条铁路。残酷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缺盐少布，部队冬天没有棉衣，生活极端艰苦。 皖中原是“天府之国”，粮食确实自给有余；但食盐、布匹、工业品、药品、日用品等奇缺，军需物资更是无从采购。虽然部队可以通过打据点、打伏击，从敌人那里缴获一些物资，可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一九四二年，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为了加强财经工作，打开封锁局面，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及时制订了对外特种贸易政策。在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的要求下，决定抽调在华中党校学习的蔡辉去皖中开辟对外贸易（蔡辉于1939—1942年任江抗总办事处财经处长期间，开展苏南对上海贸易干得非常出色）。蔡辉同志从苏北盐城出发，步行一个多月，于同年十月到达无为。到任后，担任七师财经处副处长兼货管总局税务局长，先后在无为三官殿设立税务总局、开办大江银行和筹备对外贸易业务。 一九四三年秋，皖江贸易局正式成立，蔡辉任局长。贸易局的主要任务是对敌占区开展贸易，以满足我根据地民用、军用和建设根据地的物质需要，贸易方式为易货贸易（以物换物）。对外特种贸易由曾希圣同志亲自抓，联络部长段洛夫、社会部长唐晓光、财经处长叶进明具体领导贸易局的工作。师部相应地增建水上武工队（队长周云祥），负责水上治安并秘密护航。贸易局设在汤家沟西北的陈家湾（对外不公开），开辟无为二坝为对外商港，由李树华负责联系接待；汤家沟为开放商埠，镇上派了专人开设饭店（由赵以勤负责主持）和“集成号”商行（由沈益民老先生出面）。专门接待来往客商和进行贸易活动、收购运进来的各类货物（以盐为主）；对江芜湖设立联络点，由船帮头子杨大炎负责联系接待和货运。以上诸种，都以公开面目出现，广事招徕客商。 自我们公开号召物资交换、易货贸易、公平买卖之后，汤家沟顿时商业繁荣，曾有“小上海”之称。不仅肩挑背负的各路行商小贩多如过江之鲫，且资本雄厚的私商亦趋之若鹜（其中有不少是爱国商人）。当时，公私并举，各种形式的公司、商号尤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兹举其较有影响者简介于后： （一）汇通公司。成立于大九四二年冬，地址设在上海成都路汉弥尔登大楼。经理朱玉龙出身是海关职员，办法较多，可算是神通广大了。他与蔡辉过去曾一起在江抗根据地沙洲县搞过贸易。当蔡辉到皖中后，就多方扶植、支持他建立汇通公司。公司业务是运过药品和军工物资。营业额虽不大，贵在雪里送炭，做得及时，最主要的是给汇通公司闯开了路子。例如，在上海采购时如何避宪、特的侦察监视，运输时如何瞒过海关检查；在长江水城航行时如何对付敌人等等，为嗣后开展的秘密贸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使之少走弯路，避免风险。该公司于一九四四年秋结束，朱玉龙本人后来担任了中华物资公司采购主任。 （二）扬子江盐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一九四三年秋，在芜湖中山路设有办事处，内有我方人员进驻，接待来往革命同志。经理周云海夫妇组织了一支帆船队，从苏北盐、阜地区装运食盐经运河、长江辗转至皖江交换大米。本来在皖江就有小商贩与群众进行盐米交换，因系零星贸易，交换比例是照顾性的三斤大米换一斤食盐；但是扬子江盐运公司乃系大宗交易，皖江贸易局就规定比例为二比一。虽然换出比例压低了一些，但食盐市场一时竟为“扬子江”所垄断，因而盐运公司获利仍然极厚。同时，也的确解决了根据地的食盐问题。这种交易原是公私两利各有所获的，可借周云海好讲排场，挥金如土，一年后终为高利贷所压垮，其时公司已名存实亡了。不过芜湖办事处仍被作为我们的“接待站”而维持了一段时间。 （三）利记杂粮部。于一九四三年冬开始和我们进行微妙的通商。由我方代表汪宗汉（汪仑）派驻该部。经理汪子东早年留学日本，原系日商某洋行买办，为芜湖商界巨头，抗战开始后，曾任汪伪“军粮采购委员会”主任。利记杂粮部和日军后勤部“登部队”驻芜湖分队“吉村部队”直接挂钩，“登部队”派日人楠木驻汪处为顾问。我皖江贸易局由蔡辉冒着风险去芜湖和汪子东谈判，与他们签订合同，作了四条规定：所商定的物物交换的品种不得随便更动；不得临时增减数量；不能提早或推迟交货日期；不得任意改变交货地点。我们主要是考虑安全，防止因战争而受损失。我们发货以大米、烟叶、山货为主，他们来货以布匹、食盐、食糖、纸张、五金电器、医药和医疗器械为主；同时，合同还规定，每次要夹运30％的军用物资。由于交通上的方便，我们已积储多年的烟草、山货顿时成为畅销商品，换到了我们兵工厂急需的物资及大量布匹和高级纸张，除解决了新四军七师部队的穿着问题外，还支援了军部及兄弟部队，解决了必需品的供应问题。 一九四四年秋由皖江贸易局蔡辉出面，函邀汪子东和他们的顾问楠木同来江北我抗日根据地观光，商谈扩大贸易的问题。参加会谈的还有七师敌工部和皖江城工委的段洛夫、谭伟等。会谈进行了一天，颇有进展，对上述四条贸易规定有了新的补充，确定在皖南地区增辟交换点，扩大贸易额和增加换货品种。 在其观光、会谈期间，我们发现日本人楠木有厌战情绪，正在寻找靠山，准备后路。于是我们在商业往来比价中，压扣了一些财物送给楠木私人，楠木非常感激，表示愿意为我们作某种效劳。果然，当一九四四年冬日寇到无为东乡扫荡时，我方的王愚（即现省轻工局长王渔）、朱革（已故）、何东初（现为省文史馆馆员）等五位同志被俘，未暴露身份，组织上要蔡辉立即设法营救。蔡辉即当面交待楠木，要他立即去安庆日军本部，以该五人为“登部队”职员名义予以保释；楠木照办，该五同志遂获无条件释放。 一九四五年八月，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汪子东处除原有我方派去工作的汪宗汉外，师部对芜湖又派了工作人员，我们在贸易工作的基础上立即转变到：一、对敌顽开展受降的政治工作；二、抢运（不再是交换而是赠送）各项重要物资到根据地。楠木利用他的日军身份用小火轮抢运物资过江，大部分是军用物资及“吉村部队”的机、步枪和子弹，最后连小火轮也驶出停泊在淮阴根据地的码头上。随后经上级批准，楠木等一行二十多人随同皖江贸易局、七师联络部一起，于这年十月北撤（当时同行的还有石原皋、李宁等）到淮阴，复被转送军部。未久，楠木等全体日本官兵都参加了反战同盟组织。 （四）中华物资公司。成立于一九四四年秋，系公私合营性质，总资金计黄金四百两，公私各半。公方代表蔡志锷（原在独立旅搞贸易），为公司副经理；私方代表汪国华（原是美孚公司经纪人），为公司经理。芜湖办事处主任盛慕莱（公方），采购主任朱玉龙（公方），还有吴武汉亦系我方重要工作人员（不公开出面）。公司地址在上海吕班路30号汪伪海军部驻沪办事处内。汪伪海军部驻沪办事处主任叶树初、日军顾问松岗，预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末日即将来临，而眼下却有利可图，即自愿和我们合作，调派了载重一千吨的军舰一艘，专供运输来往的物资。条件是从上海发货收运费30％，支付现金；从无为方面去货亦收运费30％，支付大米。发货表面上以布匹、食盐、焦炭、医疗器械和药品、五金为主；去货以大米、烟叶为主。每次大米到沪之后，由公司出面假八仙桥聚昌米行以平价出售（略低于市价）。 汪伪海军军舰进出吴淞口以及在长江上航行，不受关卡检查，通行无阻；抵二坝时在江心停泊，舰上人员一律不得上岸，由贸易局组织人力于夜间用驳船装卸货物。 由于叶树初、松岗等贪财，我们就将计就计利用汪伪海军军舰在航运上通行无阻的机会，购运军用物资；与此同时，我们又给汪伪海军军舰上人员一些额外的好处，以便我们夹运军工用品。此事由朱玉龙、吴武汉负责组织采购并包装，然后将这些炸药、雷管、工作母机、钢轨等夹在其他货物内运到根据地。接着又由盛慕莱贿通汪伪兵工厂厂长，卖给我们大批枪械毛坯及零部件，相机运出。同时，一九四五年春，蔡辉布置盛慕莱通过中医蔡玉堂在上海找到印钞票的技工过雪川，筹建造币工厂。当时中华物资公司将成套印钞机设备运至汤家沟，由上级委派过雪川为造币厂厂长，带领六十多个技术工人，在皖中建立了新四军第一个造币厂，印制和发行大江纸币，为抗日根据地的市场供应了货币，也为经济流通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另外，朱玉龙、吴武汉等在上海负责掩护来往革命同志（包括华东局领导同志），动员一批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进入解放区，所用经费均由公司利润支付。中华物资公司于一九四五年七月抗战胜利前夕结束。 （五）安源公司。石原皋（原系爱国民主人士，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留学德国，抗战期间担任上海仙鹤草素药厂厂长。他与胡适是亲戚（胡的家属由石照顾住在上海），在科技界的熟人很多，并有广泛的上层社会关系。他的朋友汪伯威与根据地的孙仲德、程明远是好友，早年即帮助孙、程等做过革命工作。七师成立后，汪更积极地帮助我方搞物资。一九四四年夏，石和汪携带一批仙鹤草素止血药品资助七师，当由唐晓光接待，并由曾希圣同志接见，相见甚欢。曾希圣同志嘱附石要做对敌工作，还写了亲笔信交石转交上海唐寿民（唐为交通银行总经理，金融界巨头），劝他立功。唐欣然同意。恰好唐的内弟华士润（日本西京帝大经济系毕业，有抗日救国之心）又是石的朋友。石原皋有此背景，遂与友人卢方在上海组织安源公司，地址设在江西路同和古里7号，卢任总经理，石任芜湖分公司经理，专对七师进行贸易。 卢方利用日本人渊上，石原皋沟通目寇军队的关系，华士润又沟通三菱洋行上海营业部的主任，促使日商愿意以较为优惠的条件和我方交换物资。我们进的货有布匹、纱、食盐、西药、颜料、五金、钞票纸、焦炭等；由根据地运出的货仍以六米、烟叶为主，杂以皮苹、油脂、酒类为辅。石原皋根据蔡辉的意图，曾诱使日商迅速地大量交货；而我们则是缓慢地小批量地发货，这样既掌握了主卖权，又套取了大批物资。 华士润为抗目救国，曾谅慨解囊，先后资助约十万元，采购“违禁物资”如炸药、机械等存放在仙鹤草素药厂内，伺机运往七师。 此外，石原皋还争取团结了不少上层人士，如爱国民主人士姚惠泉、方庆咸、曹鸿翥、陈叔文和老科学家秉志等；并且还动员了细菌专家郭成周、医师孙艮生、张守智及机械、化工方面的技工和青年学生等数十人去七师工作。 回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一段时间，新四军七师的特种贸易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二师的枪械，七师的钱财”当时曾被传为美谈。实际上，军部机关的财政支出也大都是由七师从贸易上的盈余给以支援的。那时，七师抗日根据地内商品流通活跃，经济发展迅猛，加之轻征薄赋，人民安居乐业，群众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同时由于经济战线上的节节胜利，政治影响也随之不断扩大，党的统一战线获得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团结争取了更多的爱国志士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个特种贸易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期间，仍然继续进行。在一九四八年前后很多人为此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坐牢，有的牺牲了生命。在“文化大革命”中，过去为七师搞过贸易工作的同志大多受到“批斗”，有的人甚至被迫害致死，烈士盛慕莱的墓碑亦被砸烂。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在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拔乱反正，这些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又重新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当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烈士们，我们将永远地景仰和怀念。本文作者现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巡抚附：新四军7师的贸易输送工作是十分成功的，借助芜湖地区独有的运输枢纽地利和商贾云集的商业环境，为敌后物资输送起到了非常好的掩护效果，而师长曾希圣也由此走上了坦荡仕途，直到解放后安徽省第一书记。
巢县民众反抗国民党镇压的流血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7》第19篇）
作者：鲍春谷等口述，蒋伯举整理 一九三四年春间，国民党政府为了将鸦片集中在云贵川边境种植，他们垄断鸦片贩运，从中牟取暴利，决定内地禁种鸦片，并且强令已种的烟苗限期铲除。巢县北乡有些农民起而反抗，反动当局则调集大批军队，实行血腥镇压。现据当时亲身经历者鲍春谷等人的口述，整理成文，供史家研究参考。 一九三三年冬，正值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发关于禁种鸦片烟的政令之际，洪子远调任巢县县长。洪是个十足的老学究，他认为禁烟令是例行公事，官样文章，不会认真实行的。所以洪到任后，虽知乡间遍种鸦片，也未及时制止。到了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鸦片遍地开花，收浆在即，忽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由南京派员来巢县坐镇，强令铲除，洪子远为了保护乌纱帽，遂慨然以铲烟为己任，亲率几十个县卫队队员下乡督铲。开始先到达柘皋，盘桓了一夕。第二天的上午，由柘皋士绅杨味埙和钱嵩亭二人作陪，洪坐四抬大轿，杨、钱跨着毛驴，一行数十人，前呼后拥，耀武扬威地向黄山地区进发。 先是一九三一年秋，长江两岸发生特大洪水，灾荒严重，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加之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繁重，民不聊生，到处盗贼蜂起。巢县北乡有家道小康的农民方立华和泥水匠吴忠鼎二人（方住小方村，解放初期一度任我人民政府副区长；吴住包家坊吴大明村），为首倡导组织红枪会自卫，一时附近村庄的丁男，相率响应参加。参加该会的人员，都是武装整齐，各执一支红缨枪，另备一柄匕首，插在绑腿上，无事则散而为农，有事则聚而对敌。负责领导的人，名为堂长，主要当权的是老师。大家都服从老师指挥。老师传授法术，化符念咒，焚香降神，宣传练成硬功夫，“刀枪不入”。一九三四年春，红枪会组织，在巢北一带遍地开花，几乎处处有会堂，村村有会员。 洪子远抵柘皋时，政府要用武力硬铲烟苗的风声，已传遍种烟区。民众闻知消息，异常恐慌。对于很快就要到手的收入，谁忍轻易放弃？红枪会决定先以武力抵制，然后进行谈判。于是以方立华、吴忠鼎二人为首，集合了红枪会员一千余人，埋伏在离柘皋约七、八里的杨庄附近，严阵以待。迨洪子远踏入警戒线以后，警笛一鸣，喊声四起，在大刀长矛交织之下，洪子远一行人马被全部包围。人们把洪从轿子里拖出，把轿子打得粉碎，跟随洪的队伍，也被缴了枪。陪洪子远的士绅钱嵩亭吓得乱窜，被红缨枪在屁股上戳了三下。经过一场纷乱，会堂负责指挥的谢逍遥老师，出来当众宣布：无条件把洪子远和县卫队立即放回，但钱、杨二人要暂留乡间。 洪子远狼狈返回柘皋，与有关人士见面，惊魂甫定，老泪纵横。谈及如何使钱、杨脱险，洪子远莫知所措，非常忧虑。后经大家研究，乃浼托翟少垣（柘皋大兴商号经理），到红枪会同其首领方立华等进行斡旋。红枪会方面提出两点要求：①保留烟苗不铲，遵章纳税；②不追究抗拒官府的罪责。经数度往返洽商，洪子远表示：①负责向上级恳求不铲烟苗；②自身所受惊扰，不加追究。红枪会方面遂将钱、杨二人放归。 不久，洪子远提出要红枪会方面派人赴县商讨保留烟苗的办法。由柘皋士绅担保，红枪会方面派了方立华前往。不意方抵县后，即遭监禁，并胁迫他宣布解散会堂，具结同意铲除烟苗。方立华婉言拒绝，形成僵局。红枪会探悉这个消息后，痛恨洪子远的背信弃义和柘皋士绅翟少垣等的狼狈为奸。在老师谢逍遥率领下，两千余名红枪会会众，向柘皋大兴问罪之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天，但见五色旌旗，迎风招展；双排刀矛，银光闪闪。红枪会的会众，潮水般涌向柘皋。所有参与担保方立华的士绅，均闻风而逃；举镇商民，也都惶恐万状。当时鲍春谷是柘皋镇一个自命不凡的青年（二十三岁），平素好交游，爱管闲事。见到这个场面，他认为是露头角的好机会，想凭自己三寸舌，解本镇的万众围。遂邀刘树堂（青帮中的小爷）、盛仲篪（翟少垣家的管家）、刘一尘（任过伪警察局长）等四人，出来维持局面。他们首先通知全镇饮食业商店，免费供应茶水和招待伙食，损失统由商会结算赔偿。接着亲自找红枪会方面主要负责人谢逍遥晤谈。谢逍遥年约四十余岁，身高体胖，穿一件夏布长衫，手执拂尘，态度从容。他很和蔼地对鲍春谷等人说：承蒙招待，却之不恭。我们敬神，不茹荤腥，请转告饭馆办点素食给孩子们吃。别的问题一句未谈。鲍等在会见谢逍遥之后，又转赴各处，分别拜访红枪会的堂长。奔走半天，他们并未摸清红枪会方面的意图。 迨至下午四点钟左右，红枪会员全部到北门东岳庙集中。白旗会堂长钱普祥特来鲍家通知说，谢老师立等他们去谈话。鲍等四人，急忙赶赴约会的地点。到那里以后，谢逍遥对他们说：为了既减少贵镇麻烦，又充分地交换意见，拟请各位先生屈驾随我们一道下乡商谈问题。事属两利，谅勿见却！鲍等内心都有点顾虑，惟恐被扣作“人质”。鲍对谢说：下乡聆教，固所愿也。但须回家告知家属，免生误会。谢说：我已派员通知过了，无庸顾虑。说罢，便指挥各堂会排队启程。鲍等四人，被领先开动的一队，数十人押着同行。行抵石塘韩村附近天已黑了。忽见有人持灯前来说道：谢老师请鲍先生你们去谈话。来人把鲍等引至一条大塘埂上。埂边有几排杨柳，树上挂着四盏手提灯，树下摆列一排躺椅和几张大方桌。谢逍遥与一班堂长早已迎候在那里。鲍等就坐后，有人送来茶烟。谢逍遥首先发言：今天拖累几位先生星夜下乡，又无好的招待，实感抱歉！但各位先生，不辞劳苦，为地方排难解纷，如能化干戈为玉帛，也是一件大好事。彼此一见如故，应当开诚布公，畅所欲言，毋庸顾忌。他接着说：现在政府许多措施，确实不能令人满意；有些政令，很难教人遵行。例如铲烟苗的问题，政府一定要铲除，就应早为禁种，及时劝导农民普兴麦菜，不误庄稼；延至目前，烟苗已经成熟，将届收获之期，如果铲掉烟苗，补种农作物的时机已失，午收全部落空，民生将从何出？那不是置百姓于死地吗？！谢又说：方立华是个忠厚农民，政府骗去议事，乘机扣押，这种做法，不能不引起广大民众无比愤慨。而方立华被扣，主要是相信贵镇士绅们的担保，以致受骗。依据众怒，大家要和贵镇为难。兄弟一再劝解，并强调指出，真正背信弃约的是政府，是洪子远，而负责担保，使我们上当的也只是柘皋少数士绅，不能殃及全体商民。这样才基本上消除了误会。此次赴贵镇，大家总算很守纪律。但去的目的未能达到（主要是找保人和与镇上谈条件）。所以不得不拖累几位先生枉驾下乡。这样做，对诸君来说，固属唐突，对贵镇来说，实是有利，一片苦心，希望鉴谅！倾谈后。谢又邀鲍等同到村上吃夜餐；吃的是大枣炖粥。饭毕，谢以较严肃的态度向鲍等郑重提出两点要求，请转达保人：①要尽快地把方立华营救出狱；②要保留烟苗不铲。并指出这两点要求完全实现，才算彻底解决问题。最后谢对鲍等说，请你们马上回去。鲍等不敢相信是真的，故作试探性的回答：我们听到老先生所发的议论，无任敬佩，仍愿作竟夕之谈，多聆教言。谢说：我也很想留请诸君长谈。但念诸君来得仓卒，各界不明真相，如果延迟不归，难免有坏人乘机造谣，扩大不利影响，加深双方隔阂。我们考虑：诸君去比留好，早归比迟回更好。鲍等始信放他们回去，完全出于对方的诚意，喜出望外，即刻动身。谢派了几个人，拿着手提灯送他们。 鲍春谷等从乡里回来，第二天同有关人士见面，把下乡的情况和会堂提出的要求，转告了大家。经过分析研究，大家一致认为问题不好解决。由于鲍等无法给会堂以具体的答复，一时谣诼丛生：今日传闻红枪会在某村集合，准备蠢动；明日又传闻他们要到柘皋提人；风声鹤唳，一日数惊。镇上的富商巨贾，都把眷属（鲍等家属也在内）送往巢城暂避。 国民党巢县政府，为红枪会抗拒铲烟苗，具情向省告急。省里指派芜湖专区副司令胡佩庚领兵镇压。胡调无为、含山、当涂三县保安队，配合巢县保安队共约五、六百人，亲率莅境，号称“平乱”。以当涂县大队长任森（湖南人）为指挥官。先驻柘皋宿营。次晨，开赴黄山地区，准备沿路一面强制铲除烟苗，一面剿灭红枪会组织。他们行至离柘皋约五里地的周家岗村，即与红枪会布置的前哨接触。部队尚未站稳脚步，突然一声警笛，手执刀矛的丁男猛冲过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连续戳死军士七人；部队向后溃退，红枪会乘势追击。伪指挥官任森守在东岳庙背后张舒村，占据了制高点。他令轻重机枪疯狂扫射，弹雨横飞，火网密集，红枪会员连续有十八人被击毙，倒卧在血泊中。本来红枪会员迷信有神护持，刀枪不入，所以横冲直撞，毫无顾忌。至此，眼看符咒没有灵验，皮肉难挡炮火，便吓得惊慌自乱，畏缩不前。伪指挥官驱众猛攻，红枪会员四处溃散。军队紧随追赶，一直追到包家坊（离柘皋十八里）。这支镇压民众的军队，在沿途经过的村庄，任意掳掠，并纵火烧屋，各村遗留的尽是妇孺老弱，无法抵抗。事后调查，计被烧毁的村庄共有二十四个：周冈村、葛家岗村、金家冲村、东储村、汤家垌子村、北庄村、大储村、陆家岗村、挂山赵村、石唐韩村、河梢靳村、苑许村、小茆村、太平庵村、大树刘村、团山靳村、汤家岗村、闹市汤村、吴大明村、东韩村等。军队当晚驻宿大树刘村；翌晨，继续向黄山进军。红枪会聚众数千人扎在山边，闻到同人被打死，家室被烧毁，人人切齿痛恨，个个义愤填膺。在他们正要与前来镇压的军队接触之际，忽见空中出现一架飞机在周围盘旋飞翔，以为这是由南京派来助战的，他们惟恐飞机投弹轰炸，或开枪扫射，遂一哄而散。谢逍遥也乘隙不辞而别，“逍遥法外”去了。红枪会组织至此也全部瓦解。至于鸦片烟苗，除沿大路旁铲去若干而外，绝大部分未铲，国民党政府对此也未加追究，不了了之。巡抚附：遍搜文史资料，竟然也能发现如此文章，可喜可贺。本文幽默诙谐地记述了毒农抗法事件O(∩_∩)O哈哈~关于文中加粗部分，略为解释。当时属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安徽省十专区时期，芜湖为第二专区驻地，辖县有芜湖、当涂、巢县、繁昌、南陵、铜陵、无为、庐江，合计八个县，而此时1933年正处于首县制向十专区的过渡时期，首县制时期芜湖还下辖和县和含山，此时刚刚划归第五专区不久，所以文中说省政府令芜湖专区司令调含山兵力合围，属于合情合理。
安徽省府主席之争及其一再流亡的经过（《安徽文史资料07》第17篇）
作者：石慧庐 一九二七年春间，北伐军的势力达到了安徽。原北洋军阀的安徽总司令陈调元和旧安武军旅长王普（倪嗣冲之婿）从前方败退下来，均纷纷率部投降。北伐政府按接收政权的过渡程序，先成立了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以湖北人蒋作宾为主席。我于是年夏间，由上海回安徽，任国民党省党部秘书。经过两个多月，省政务委员会正式改组为安徽省政府，由当时“国民政府”发表安徽省政府委员若干人，我也夤缘转任省农工厅主任秘书，兼省府秘书处秘书。这个政权成立不到一个月，因何健东下，遂告解体，并由安庆流亡到芜湖，由芜湖又流亡到南京。其间党派与名利地位之争及其一再流亡的经过，特为追记。时间过久，记不清之处，尚望当时身历其事者订正、补充。 一、安徽旧党人的派别和当时局势 在这里先要讲一下过去安徽国民党人的派别：在军事方面和从资历来看，寿县人柏文蔚（烈武），于民国初年曾为安徽都督，癸丑二次革命讨袁时，又是发难讨袁四都督之一，资格最老。另一寿县人管鹏（鲲南），于清末曾鼓动安庆新军起义，民初任省议会议长。许世英任安徽省长时，管以半公开形式，在安徽组织国民党支部活动，遂隐为当时魁要。管柏虽同系寿县人，但由于他两人意气之争，有形无形地把安徽国民党人分成两个派别。当时便有好多人于谈话间，总要加点声明：“我既不是‘柏派’又不是‘管派’。”后来蒙城人张秋白，与管比较接近。张曾任国民党的交际部长。他认为柏文蔚有些老气横秋，不如管较易相处，所以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前后，和管拉拢一气，以分柏的势力。但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约在一九二七年阴历端阳节前，我从上海回安庆，记得是和省会公安局长曾贯吾（湖南宝庆人）的爱人一道乘轮船走的。曾应张秋白的邀请，已先到安庆就职了。张秋白则早任省政务委员会委员。我初回安庆，就觉得省党部内的委员接近管鹏的，如陈紫枫、李次宋等人，和张秋白已经貌合神离，而张除与陈李诸人虚与委蛇外，更竭力拉拢国民党省党委陈果夫系的汤志先、葛晓东、路锡祉三人，以与陈李对抗。在省政务委员会方面，又竭力吹捧主席蒋作宾和委员刘复，拉拢旧官僚、委员余谊密等，彼此沆瀣一气，形成张在安徽政治方面的特殊力量。 正当安徽省政务委员会酝酿改组为安徽省政府的时候，在安徽境内有两个拥有实力的军人，都想当安徽省政府主席。一个是从北洋军阀投附过来的新编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一个是新成立的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而蒋介石独把这两个人都搁在一边。这是蒋一贯的作法，他认为柏文蔚资格虽老，但是嚄唶宿将，不易驾驭。同时认为柏的队伍是新成立的，没有多少利用价值。陈调元确是蒋心目中的奇货，但蒋背叛人民在南京成立蒋家王朝的时间不久，武汉方面那时尚未反共，他一面要打“完成北伐”的幌子，另一面主要目的，需向武汉出兵，所以要实力较厚的陈调元部在前方打仗，作为他扩张势力的本钱。至于地方党务，他已经利用反动势力打毁了早经成立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易以“改组委员会”的省党部；地方武力，则以投附改编为二十七军的旧安武军旅长王普部的实力维持现有局面。由此可以看出皖省政局的改组，蒋是有一定打算的。 二、张管交恶和管蒋争主席的经过 蒋介石对安徽地方的人事，有他的打算，于是便按他的计划，发表了一张皖省府委员的名单，计有蒋作宾、刘复（原政务委员会委员）、管鹏、李因（原贺耀祖所领导的四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安徽巢具人）、周雍能（江西人）、何世桢（安徽人，原上海私立持志大学校长）、王普（安徽人，原二十七军军长）、张秋白、韩安（均系原政务委员会委员。韩系教会人士，原任安庆市政筹备处处长，后任安庆市市长）九人。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各省省政府的组织，省主席及省府各厅厅长皆由省府委员间相互推举，而不是由国府指定的。所以蒋介石这一命令的发表，使蒋作宾和管鹏都大感头痛，尤其在旁大发牢骚的是张秋白。他说：“主席的推举要本着人才主义，管鹏的才识远不如蒋作宾，若推举管鹏做主席是大错特错。”蒋以湖北人，自揣主持安徽省政没有什么把握，惟一的是倚仗张秋白为他大卖气力拉拢选票。管鹏开始以为皖省主席非我莫属，后见张秋白从中作梗，而蒋作宾先到安徽，曾任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已经树下根基，且其人来头亦显然比自己大，鹿死谁手，尚在不可知之数。双方在此酝酿期间，均以争取外来的周雍能和旧军阀王普的两张选票为目标，彼此摩拳擦掌，大肆宣传鼓动。管嚼利用工会等民众团体组织请愿，省党部的管派委员陈紫枫、李次宋等、则表面倡为调处，实则完全站在拥管倒蒋方面。我和管、张两人皆系旧识，和陈、李更为接近，因此，张对我便不似从前的亲热。 接着互选主席的一幕是这样的：双方形势均等，只争周雍能和王普的两票。周雍能看安徽人不愿蒋作宾当主席，自然就顺风转舵。王普本为北洋派旧军人，以安徽人的关系，同时又有人从中拉拢，便也投了管鹏一票。于是管鹏遂以五票当选主席，而蒋作宾以获四票落选。这一局面既定，复互选蒋作宾为民政厅长，周雍能为财政厅长，张秋白为建设厅长，李因为农工厅长，何世桢为教育厅长，并任命狄侃（江苏人）为省政府秘书长；复叠床架屋的任张拱辰（霍邱人）为省府秘书主任。这样一来，安徽省政府明显地划成了两派。 三、管记省府流亡到芜湖前的布置 省府内双方相持的局面是很短的。国民党汉口政府不久也反共了，一时军政情况甚为混乱；何健率军东下，态度相当暖味。皖省府和省党部诸委员鉴于王普和鄂军夏斗寅的军队从前方撤退，深虑省府没有实力保障，恐怕落入何健之手作了政治俘虏，于是他们连日密议作逃跑之计，表面上仍故作镇定，宣布将省治迁往芜湖，实际上便打算暂逃芜湖，再看风色。省府下令停靠南门外的小兵轮“安丰”号随时升火待发。省党政诸人的逃跑也是各走各的，彼此不顾。我记得上“安丰”兵轮的当晚，在省府召开会议，来的人也零落不全，仅到管鹏、李因、何世桢、狄佩、张拱辰和我，及省党部委员陈紫枫、李次宋、秘书徐仲白等几个人。蒋作宾、张秋白、刘复、韩安等并未到场。大家先讨论走后的布置，即城防与治安问题交给谁人来负责？对这个问题讨论很久，相顾无策，后来由李因想出办法，去找他当时住在安庆的同学陈某（名字记不得了），请省主席下一手令，任命他临时权代省会公安局长；这人和何健相熟识，何健来不会敌视他的，也许还会叫他继续干下去。大家都认为李说可采，若此人能接受这项命令，那便是临时维持治安的最适当人选了。当下李即去找陈，陈已睡觉，询知来意，初尚不肯答应，后经李一再劝勉，陈才答应了。当时有人笑这人可算是“幸运”，在家睡大觉飞来一颗印信。其次是讨论有没有在临走时需要释放的人。谈到有一个女人，好象是情节重大之王步文的妻子，因逮捕王未得，搜出其家有共产主义书籍，因而逮捕的。当时她已经有了身孕，原来是拟待其分娩后再为判罪的。何世桢认为此人应该释放，我也竭力赞成何说，众无异议。我催主席下手令，管鹏那时正躺在沙发上，说：“你替我写吧！”我拿起毛笔立即写“×××着即释放”几个大字，随即钤了管的印章，将这人放掉。当时促成这件事，我觉得是做了一件心安理得的事情。 四、管记省府流亡到芜湖后种种 我们到芜湖后，借十三道门袁仲轶宅作为省府办公地点。管在那里发表汪绍周为芜湖市公安局长；对各县也仍然发号施令，并派出若干委员赴外县提款。但是由于省局动荡，各县县长大半观望，不肯付款，弄得省府开支顿形桔据。这残破的流亡省府，蒋作宾、刘复等从未来过，张秋白等亦只来过几次，省党委汤志先、路锡祉、葛晓东等也很少来过，只有接近管鹏的省党部委员陈紫枫、李次宋等天天在那里。那位秘书长狄侃，也无事可做，凡事主席只找主任秘书张拱辰商量，狄终日郁郁，不久也就走了。其实在那时候，根本也谈不到有事可做。谁知祸不单行，到芜湖后不久，汉口方面刘兴部队东下到了芜湖。何健与刘兴部队东下时，号为“江左军”与“江右军”，是以钳形的攻势向下游来，何健的江右军，既不费一兵一弹先占领安庆，刘兴的江左军也就趁势东下，占领了芜湖。刘兴到芜湖后，即委派芜湖市公安局长，号令一切。那时时局已根本上起了大变化，号称宁汉合作的局面正在酝酿，从前宁方所委派的各省文武官吏都待改组变动；芜湖既成刘兴部势力范围，则宁方的省政组织已成废物，所谓省府命令，已经不出十三道门袁宅一步。刘兴虽未派兵干涉，其情势，这一批人纵想赖在那里撑起一块流亡省府的招牌亦不可得了。我还记得在阴历中秋节这天，省府卫队例须犒赏点过节费用，计卫队尚有三四十人，大家说：“每人可发一元。”管主席说：“只能发五角钱了。”大家也就默然。过节后，大家无事可做，只有三几个人聚在一起，研究如何获得每人全部欠薪，还有人提议，要求主席就各人职位发一张正式委任状，以便将来铨叙时有根据；每人都在作散伙的打算。恰巧省府卫兵上街，碰到刘兴部队检查他的臂章，问他：“你是哪个省政府？”卫兵回答：“我是芜湖省政府。”刘兴的士兵说：“安徽省政府在安庆，芜湖哪有省政府？”便要扣留他；经卫兵说明，这芜湖省政府就是安庆的省政府迁移过来的，才免去一场风波。这样一来，省府诸人在芜湖更呆不住了，遂把卫队遣散。那时宁汉正演“合作”一幕戏，蒋介石假装下野，树倒猢狲散，人人各奔前程，流亡在芜湖的省府诸人，既在芜湖呆不下去，便又度第二次流亡生活。管鹏和几个省府委员又把安徽省政府一块木牌挂到南京红纸廊不远处的一个小学校内（记得是安平街小学）。省府迁治迁到芜湖尚有可说，由芜湖再迁到江苏南京，那真是十分滑稽而不可解说了。或许他们的用心，认为自己是出于南京方面所委派的，现一再被逼，既不能在安徽存身，只好仍然搬回南京，叶落归根，以示不忘所出；况且宁汉正议合作，可能还有向新组织认货讨价的意思。 在迁宁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十三道门附近路上，遇到张秋白坐在私人装有电池的包车（人力车）上，车夫拉得很快，张秋白瞥见我走在马路上，连忙招手，高声喊叫：“石秘书！石秘书！”转瞬车已不见，这是我和他最后的一面。后来张在南京城北梅溪山庄被人暗杀，据说是王亚樵派人干的。王与管鹏交谊不深，与蒋作宾更无渊源，但与柏文蔚交谊素笃，这暗杀案的内幕外人不得其详。究竟是什么关系？经过如何？我想或有人能够知道而可以写出来的。总之，这事有关安徽政争，是可以肯定的。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安徽的兵患匪祸（《安徽文史资料07》第10篇）
按：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安徽期间，兵急连年，盗匪蜂起，股匪所过之处，十室九空，一片焦土。反动官僚、军阀，养尊处优，醉生梦死，全然不顾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有些则是兵匪相通，互为补充，狼狈为奸，残害人民。下述四篇记叙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浩劫，便是这个时期兵患匪祸的一个缩影。 芜湖兵劫见闻 一九二六年冬，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被北伐军击溃后，孙仓惶逃回南京。进驻鄂东的北洋军阀陈调元部队也退回安徽；陈调元回安庆，王普仍返芜湖。芜湖除王普直属的一个步兵团和其他部队外，尚有陈调元的骑兵团和炮兵教导团。反动派凡是经过战役的部队，无论是胜是负，没有不骄横的，又值陈调元两个月未发薪饷，士兵们更加浮躁。在十二月某夜，陈部骑兵团便首先鸣起枪来，接着各处部队也都鸣枪响应，蜂拥到繁华市区各商店、居民家中大肆进行抢掠，直至天明方才各返驻所。商民损失严重，特别是金表店和布匹店更是他们抢劫的重点对象。次日大部份商店门前都贴着“被抢一空，无力营业”的字条。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官兵竟将所抢劫的东西，公开的摆在市区出卖，特别是芜湖北门外，如同集会一般的热闹。有些商民，为生活所需，又拿钱去把自己被抢去的东西买回来。这些官办匪徒把抢的大批东西变卖成钱，便大吃大喝大赌起来。事后芜湖全市商民对公然肆行抢劫的所谓官兵，联合向陈调元报案，陈调元仅把其骑兵团长撤职，敷衍了事。 当北伐军占领南京后，安徽广大人民对陈调元进行猛烈地声讨，特别是芜湖的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抬着睡在棺材内纸剪的陈调元假象，伸出手来要钱，喻为“棺材里伸手——尸（死）要钱”，藉以泄愤。但由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置人民的愤怒于不顾，反委任陈调元为安徽省主席。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董绍周） 李老末股匪焚掠六安的罪行纪要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盘踞在河南的匪首李老末（又称李老猫），率领大股匪众由河南窜到金家寨（距六安二百一十里），后复相继东窜进占麻埠和苏家埠（距六安只四十里）。匪徒凶悍异常，防堵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一触即溃。李匪向六安县城愈逼愈近，国民党县长邢元伟、警备营长蒋鹏程弃城逃到县城东二十里铺，所携枪械，被当地红枪会缴去。二十三日拂晓，李匪遂由苏家埠一路顺利进入六安城。 李匪进城后，挨门逐户，搜劫金银手饰。铜钞不要，撒于地上。有贫苦居民未及逃走者，被匪提去，须出十元八元，始行放走，否则砍其头或断其手足。夫子庙水池中死尸累累，四肢多残缺不全。青年妇女多被奸污，有轮奸而死者，有奸后而以刀穿破肚腹者，也有的妇女惧被侮辱投井而死，南内三道巷苏家大井一处即死妇女四十多人，残酷之状，不能尽述。二十四日李匪离开六安，临走时绑去男女有一千余人，又在四门内放起火来，直到二十五日下午四乡红枪会进城，才把大火扑灭，仅存北门内几道街未烧，余则尽归灰烬。李匪离六安复进窜霍山，因霍山早已得到六安失陷的消息，人民纷纷逃走。李匪到时，除抢劫放火外，所绑肉票不多，仅住一夜，即呼啸向潜、太的山中而去。 不料三十日黎明李匪又回窜六安，匪众比前增加，红枪会未与接触，亦先时而逃。匪众如入无人之境，搜索一空，越两日扬长向西而去，进驻苏家埠不作走计。 李匪住在苏家埠不走，其主要目的，乃为利于赎票者就近赎票。对前来说赎票者，非常客气，名曰“接财神”。但无钱赎票，则一日三审，不分男女，用长大板凳压其手足，不使动弹，用铁丝鞭其背脊，名曰“刷鸭子毛”；有因受刑过重，立时死于鞭下。历时过久无钱赎票，即以大石砸其脑壳，名日“砸鳖”。故被匪砸死者，全是贫人以及家中无人奔走者。 至五月初四下午（注：即在匪徒两度窜入县城，放肆烧杀淫掠、如入无人之境达十二天之后），驻防蚌埠的国民党第九军第十五师师长黄国梁才率领军队，经六安向苏家埠进剿。匪被击溃，向麻城逃窜而去，黄部即停止追剿。 那时六安已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市民不许弃职逃跑的县长邢元伟复任，公推六安商会主席周子谦（合肥人）为临时六安县长。鉴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皖西一带红枪会自发地发展起来。 关于匪首李老末，有人说，他是河南禹县人，弟兄有六个，他最小，故曰“老末”，本名叫“振威”。曾在刘镇华镇嵩军当过下级军官，以闹饷淬变为匪，联络豫匪韦大邦、刘开泰、李效忠（李老末侄儿），号称三团；另外有李祥玉骑兵一营，最为残酷。一九二八年腊月大雪，李老末在商城山中，被夏斗寅部击毙，余匪缴械遣散，所绑肉票未赎者亦同时给资回里。（史慕山） 股匪老洋人陷阜阳记实 阜阳县为皖北较大的县份之一，土地辽阔，物产丰富，向为股匪垂涎劫掠财物之地。一九二一年冬季，有河南鲁山县匪首外号老洋人（其真实姓名，隐讳不详），啸聚、裹胁鲁山、宝丰一带匪众不下万余人，窜犯阜阳。此时城防部队是民团组织。民团司令倪道煦，是倪嗣冲之侄，乃一纨绔子弟，且昧于军事，谬掌兵权。所属之团长倪德馨是其族侄，其年龄较长于倪道煦，双方争权夺利，对城防责任却互相推诿。老洋人匪众在攻城前即以少数匪徒，化装商贩，携藏短枪、炸弹，混入城内，城防部队尚不知不觉。入夜，匪众逼近城郊，驻防西关的民团部队，约有一营兵力，与匪一经接触，即被击溃。当时已混入城内之匪，响应而起，一面袭击守城门官兵，一面呼喊：“老洋人进城了。”遂纵火焚烧民房。当大股匪众攻入城中，民团司令倪道煦、团长倪德馨仓惶失措，竟恬不知耻地杂入难民中一同而逃。老洋人匪众在城内盘踞三日三夜，纵情烧杀淫掠而去。临行架去青年少女六十余人，连同所劫掠的财物，回窜鲁山老巢。被架妇女之家，携钱去鲁山向匪赎票。老洋人以绑架之票，按其家资多寡，或成万，或成千，最低者五百元现金，予以赎回。官僚富豪之家，有此财力者，都将其妇女赎回，无此财力之户，只有忍痛将其女儿弃之不问。这是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给人民带来的浩劫。（谭昆山） 阜阳西乡的一次匪劫 阜阳柴集西十二里李楼鼓寨是一个较大的寨子。一九二八年秋，匪首老王泰纠合数股杆匪，号称五万之众，盘踞柴集以西一带，纵横百余里，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四乡居民到李楼鼓寨避难的八百余户，男女老幼共三千五百余人。当匪众攻寨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闻不问，不发一兵一卒。该寨寨长李老秉，为自卫计，率同圩户各执土枪与匪对抗，激战一天一夜，终因众寡悬殊，天将明时，被匪众从寨西北角攻入。因为圩户敢于抵抗，匪众不由分说，遇人即杀。有怀抱婴儿的妇女，先用刺刀扎死婴儿，后杀其母；六、七岁儿童，亦无一幸免。寨外匪众布岗如林，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犬牙相错，任你插翅亦难逃出。避难的三千六百余人，连同寨内居民共四千七百二十口全部死于匪手，其中只有一名叫李老显的见杀势太凶，钻进死尸堆里，得以漏网。匪退后，有外村王焕章者率人掩埋死尸，共占地四十余亩。匪徒惨绝人寰，不忍卒述，迄今回忆，尤令人胆寒心颤！（张凌九）
桂系争权夺利二三事——争夺芜湖敌伪物资（《安徽文史资料01》第08篇）
作者：程中一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刚胜利，在安徽的新桂系首脑人物，根据“先下手为强”的强盗逻辑，纷纷抢接敌伪物资。利之所在，你争我夺，虽属同一派系，也丝毫不肯相让，甚至牺牲自己的亲信也在所不惜。以我亲眼所看到的，新桂系的上层人物李品仙、韦永成同邓昊明在芜湖争夺敌伪物资，即是一例。 芜湖是皖南一个最大的物资吐纳码头，商业比较发达。行政方面，除伪芜湖县府外，伪行政专员公署（抗战前为“二区”，抗战期间改为“六区”）也曾设在这里。抗战初期，芜湖沦陷，在八年的漫长时间里，敌伪盘据，奸商云集，生意很兴隆，比起战前繁华得多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忽然传来消息：“抗战胜利了”。当时担任六区行政专员的邓昊明目光“敏锐”，马上射向芜湖的大批敌伪物资。经过仔细筹划，打定了“捷足先登”、抢先接收的主意。 邓昊明主意既定，马上调兵遣将，先派伪芜湖县长宋醉石潜入市区，摸清底子，并和奸商挂钩。他本人也随即赶到，分派干员四出查封物资。据说，一条十里长街所有的仓库都被他查封了，而且边封边运，贮藏地点是当涂采石矶小学。邓昊明正在高兴头上，伪民政厅长韦永成也带领一大批人马赶来了。他见邓昊明已先来芜湖，觉得事情不妙，再派人四处一查，知道敌伪仓库都被邓昊明查封了。韦永成这一急非同小可，马上逼着邓昊明，要他交出查封物资的清单。邓昊明认为，芜湖是他的辖区，他有责任管这件事，竟不买韦永成的帐。韦无如之何，只好报告李品仙。李品仙听到这种情况，也着急起来了。接收敌伪物资问题，不仅关系着在安徽的一些新桂系人物的切身利益，而且是整个新桂系的政治活动资木，如果不捞到手，在李宗仁，白崇禧的面前交不了账。因此，他对邓昊明抢先收芜湖敌伪物资的行动也恼了火。他一面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把邓昊明与张威遐对调（张威遐当时任阜阳区行政专员），又免去芜湖县长宋醉石的职务，改派李志成接替，一面亲自前往芜湖坐镇。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以伪省府的命令，设立一个“皖南敌伪物资接收委员会”，伪省府委员范任、省党部委员方宏孝、伪六区行政专员张威遐和我（我当时是伪八区行政专员）都是这个会的委员。第一次会议由李品仙召开，首先指定这个会的会务由韦永成主持，并指定张威遐按收六区（包括芜湖）的敌伪物资，我和范任接收八区的敌伪物资，随查随报，交当地伪县长保管。由于敌伪物资的集中地区——芜湖，已完全掌握在李品仙、韦永成和张威遐等人手里，这个会实际上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邓昊明不但被逼交出了查封敌伪物资的清单，而且被逼着马上离开芜湖，好象是一场空喜欢；可是，根据当时传说，他所接收的物资没有交出来的，为数还不少。至于李、韦、张等在芜湖究竟接收了多少物资，其事甚秘，言人人殊；但有人看到，用载货卡车一批一批地向外运，运了很多天才运完。 接收敌伪物资，也是伪中央同地方当局的一场抢夺战。芜湖敌伪物资被新桂系先下手抢去了，但伪中央并不肯罢手，仍然派出大员来到芜湖，逼着伪六区专员张威遐移交，张威遐赖到伪县长李志成身上，李志成无法抵赖了。于是李被撤职判刑，扣押了一个时期，此案就以不了了之。以后也就没有人提起了。巡抚附：作者程中一（1901一1994）原籍安徽，定居杭州。本名程中一，同济大学机师科毕业。曾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安徽八区行政专员、安徽省参议会秘书长等职。建国后任华东及安徽省革命残废军人速成中学语文教员、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清廷大臣李鸿章家族在芜湖轶事琐闻（《芜湖文史资料1》第003篇）
作者：许知为 前言：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的。那些典型人物、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虽然灭亡了，有的本人也死亡了，但事迹可以作为史料记载下来。 ——摘自《周恩来同志1959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茶话会上的讲话》 引子 解放之前，清廷大臣李鸿章的后代有不少人在芜湖，那时芜湖的人们习惯称之为“李府”。当年，“李府”在芜湖·曾大量投资房地产，并经营一些工商业。于今，“李府”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流传下来的一些轶事琐闻，今天看来，对研究李鸿章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李鸿章在清廷大臣中是位举足轻重的显赫人物。他一生效力清廷，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是历史的罪人。这在我国近代史书中，已多有记述，本文不加评议。至于他提倡洋务运动，兴办一些军事工业和工商、航运事业，其出发点以及客观上对当时和以后的影响如何，仍有待历史学界作进一步探讨。我们现在所搜集、整理的，只是李鸿章家族在芜湖流散的一些事迹，且为史书所没有记载者。虽仅一鳞半爪，却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李府”这个封建大家族兴衰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从一个片段史迹，了解芜湖这个城市的发展历程。虽属旧事重温，却不无现实意义。 “李府”这个“玉堂金马”、“钟鸣鼎食”的封建大家族，因官高、权重、禄厚而聚敛了大量财富，其田地、房产、质铺、商号、公司遍布省内外，甚至在国外也有股票，存款。仅芜湖一地，业经查明核实的“李府”财产，也为数甚巨。就此概述“李府”在芜湖投资房地产的规模，并提供一些具体数字，借以窥见其财富的全貌，可以看到封建社会里、许多大官僚地主家庭的一个典型。 “李府”不是天生的，它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也有一个由发迹而兴盛到衰败的过程。它从晚清同治年代到民国初期，延续六、七十年之久。我们搜集到的轶事琐闻，也真实地反映了“李府”中形形色色人物的活动状况，其中有效忠清廷、“立功”沙场而飞黄腾达的；有怀才受抑、郁郁而殁的；也有承皇室殊恩鸩毒而死；为争夺经济利益而被暗杀的；更多的是买办、经商致富的富家翁，依恃巨额遗产而纵情花酒、腐化堕落的纨挎子弟；但也有因受时代潮流影响而出现与此相反的人物，那就是“李府”还有一些非常重视子女教育的家长，因而也培养出一些新的一代后人。其中不少在国内外受过高等教育，有的成为教授、专家、学者、工程师；有的是在政府机关、工矿企业担负重要职务；有的是侨居海外的爱国侨胞；有的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慷慨解囊、冒险支援人民革命事业的开明人士。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已经或者正在为祖国“四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这些史实生动地说明：由于新旧社会制度的不同，对“李府”后人来说，他们前途或结局也就迥然有别。这一历史经验，足以使人深省。 现在就搜集到的这些历史资料，编成本文。共分三个部分：一、“李府”世系简述；二、“李府”在芜湖的房地产；三、“李府”人物沉浮。这些笔墨，倘能稍补有关文史记载之阙遗，有助读者对近代史事之了解，那就是编写本文的愿望。 一、合肥“李府”世系简述 合肥“李府”世系是自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叙起。李氏宗族字辈排列如次：“文章经国，家道永昌，勋荣世守，福寿成双。”李文安原配夫人李氏，同姓不宗，称李门李氏，原籍都是合肥。他们夫妇生六子，为章字辈，长子瀚章，次子鸿章、三子鹤章，四子蕴章，五子凤章、六子昭庆；孙二十八人，经字辈；曾孙四十一人，国字辈。女子在外。家字辈和道字辈很多，无从知其数，且散居海内外，难以考查。《清史稿》为他的子辈、立传的有四人：即鸿章、瀚章、鹤章、昭庆载其孙辈官职名者五人：为经方、经述、经迈（均鸿章子）：经羲（鹤章子）、经畲（瀚章子）。列世系简表于下：（为便于排列，将原表分为七部分，并加补注。） 附注：世系表中均按字辈取名，与各人当时通称的雅号、绰号对不上，如在芜湖的“五大人”，仲洁、仰尼，究竟在世系上是谁？除“漱兰堂、“通德堂”外，其他堂号究属哪一房？李玉良究竟是谁的儿子？还没有完全查清楚，有待校正。 这里对李文安夫妇略加记述。 李文安之父原姓许，过继李氏承桃，改姓李。世系辈份自“文”字始，而李鹤章墓志铭有云“祖本自许，桃李始昌”，可证。李文安老家在肥东撮镇以南十里的临河集，李鸿章发迹初期，就在老家盖了一两百间房子，门楼高大，人称“李府大屋”。另有南仓房、北仓房，每当夏秋新谷登场，农民二、三百人，为之堆谷进仓。还有一个典当铺。至李鸿章居高位享厚禄，子孙也多升官发财，分别住进大城市，老家自然逐渐冷落了。 “李府”老坟山在肥东店埠北二十里的小李河，也有大屋和仓房。光绪八年，鸿章之母死于武昌，其棺柩由瀚章以小火轮运回老坟山安葬。《清史稿》记载“李鸿章丁忧百日，促返天津任所，瀚章家居丁忧六年，复任湖广总督。”据说李母葬的是“风水福地”，叫做“金被盖牙床”，主子孙富贵。民间另有一种传说：“李府”葬“金被盖牙床”，老百姓却遭了殃。当年李瀚章葬母之时，正值稻子金黄、丰收在望季节，河汉水浅。载运李母棺柩的小轮经过巢湖至合肥，本来不能直达小李河，可巧及时下一场大雨，河水猛涨，泛滥成灾，轮船就顺利到达目的地，李母安了葬，可老百姓稻谷被淹、遭了殃，本来只是偶合的事，但也可以想见黎民百姓对于权贵的怨愤之情，真是“宰相合肥天下瘦！” 李文安曾任典狱长，后来官至刑部郎中。太平军兴，奉旨回合肥办团练。咸丰三年，太平军占领合肥后，“殁于乡”，遗命其子鹤章从戎。他死时，六个儿子只瀚章一人在江西做地方官，其余均末发迹。 “李府”之为官僚、地主、资本家三位一体的大家族大富豪，是在李鸿章任江苏巡抚兼五口通商督办时开始逐渐形成的。至李鸿章任北洋大臣入赞中枢，大办军工、交通、实业时期，便进而迅速发展起来。那些“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大企业，李鸿章的子侄，都分别参与经营，如经营招商局等，因而积累致富。这是旧社会“升官发财”的典型。官与财是形成“李府”这个大家族的两大支柱。 “李府”究竟有多少财产，这是难以搞清楚的事。以“李府”二十八个经字辈中不太富有的一家为例，即蕴章之子经达，他虽然财产不多，但也有租田一万多亩，在庐江城里有一条大街的楼房。再以四十一个国字辈中最差的李子嘉来说，也有租田一万三千亩，芜湖、上海还各有一幢楼房。其他几十家除拥有房地产外，还经营工商企业。倘若把这几十家大大小小的“李府”合成一个大“李府”来计算，其财产总数，就更惊人。然而这都是李文安死后的事。 “李府”老家附近的老百姓有一个关于李鸿章之母李门李氏夫人的传说，不妨借以了解这位处在“李府”重要地位的无名人物。 李母是贫寒出身的劳动妇女，身体健壮，一双大脚，脸上还有麻子，却精明贤惠，对子女管教起了重要作用。在她的子女面前，是一位好母亲。 据说李文安兄弟四人，其父是乡村塾师，教学之暇，常在村边散步。一天，他看见一个贫而丑的姑娘，挑一担水走在跳板上，压弯了跳板，这位塾师惊奇姑娘的“身份重”、有福气，便有意识地雇她来家挑水烧饭，希望让哪个儿子能娶到她。寒冬大雪，老塾师故意不给姑娘被子，让她睡在灶门边柴草铺上。一日清晨，他发现姑娘铺上有一件棉衣，便找来四个儿子询问那棉衣是谁的，文安只得承认说：“夜晚从书房回来，经过灶门前，见到姑娘没盖的，踡在草窝里，于心不忍，便脱下棉衣丢在草铺上给她御寒，并无他意。”不料老塾师一拍桌子，喝道：“这还了得！瓜田李下，败坏我家门风事小，破坏姑娘名节事大，没得说的，你非娶她不可！”文安只得遵父命，娶了这位大脚麻姑为妻，她就是李门李氏。后生六子，因此人说老塾师重德才、不重容貌，有眼力，一直作为佳话流传下来。 李母是农家妇女，确实能干，也有气魄，儿子官大，在她眼里还是孩子，不假词色。瀚章为两湖总督，鸿章为两广总督。瀚章先接李母住武昌总督署。以后几年，他兄弟俩连续互调四次，李母说：“你们只管调防，我是大安身不动。”《清史稿》有此记载，并说：李母“累年不移武昌官署，时以为荣。”一次，鸿章升任中堂，迎母来京，百官、命妇，夹道迎接，鸿章扶李母八抬大轿轿杠步行随侍。可巧李母两只大脚露出轿帘，那时汉人妇女以小脚为美，鸿章悄悄地扯扯轿帘遮住大脚，不料李母大怒，一拾脚踢开轿帘，说：“不孝的东西！你父亲不嫌我脚大，你到嫌起来了”！喝令“回轿，回老家！”吓得鸿章叩头赔罪不迭。这也是作为母教典故，流传民间的。有一次慈禧太后召见李母，她应答很得体。慈禧说：“你养了好儿子，有福气。”李母答道：“这是皇家的洪福，太后的恩典。”慈禧很高兴，也很感慨，亲笔题：“尔享子福，我做劳人”八个字赐给她。这个题词很符合慈禧的口吻，流露出叹亲子同治戴淳早死、恨亲侄光绪载湉不顺的心情。 二、概述“李府”在芜湖的房地产 从芜湖解放上溯的五十多年间，“李府”在芜湖的房地产，有一个由迅速发展到逐渐减少的过程。 光绪初年，芜湖成为通商口岸、到民国二十年之间，是它的发展扩大时期。在此期间，拥有大量房地产的有“李漱兰堂”，属李鸿章嫡子李经方房下；“李蔼吉堂”、“李志勤堂”、“李固本堂”大概分属李鸿章次子经述或经迈房下和李昭庆房下；“李通德堂”属李蕴章之子李经达的房下。还有“三大公馆”、“五大人公馆”在芜湖。“四大人公馆”在大通，也有大量房产。“钦差府”属“漱兰堂”。大房瀚章、三房鹤章、五房风章未查明在芜有无房地产。这些堂号掌管的房地产数量不等，以“漱兰堂”为最，“蔼吉堂”次之。其发展房地产的办法，先是向旧政府购买旧城郊的空地、荒山、荒滩，和购买私人的田园，可说是插草为标，成片划界。然后开辟街道、马路、兴建楼房，形成市区和住宅区；也有购私人房屋加以改建或拆除，构成整体；也有出租地皮给别人建房，住满若干年后收归“李府”所有。形式多样，发展迅速。 “李府”兴建房屋，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李府”自用的，有“公馆”、“钦差府”等深宅大院，走马楼房；有“大花园”，“景春花园”、“长春花园”、“柳春园”等楼台亭阁、规模宏大，气象不凡。一种是出租的市面房屋和住宅楼房，收取房租、地租。这两种房屋包括花园等，总的建筑面积究竟多少，已无法确切考查。但是，可以概括地说：芜湖旧城区以外的老市区，包括沿河南路、长街、二街、三街、渡春路、新芜路、中山路、吉和街、华盛街等地区的地皮房屋，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属“李府”所有。去年为建造中江桥所拆除的一批旧房屋，原来都是李蔼吉堂“五大人公馆”所在地。挖桥基时，民工挖出一只“金乌龟”以四元钱卖给货郎担，后被北门派出所民警追回，一称，十九市斤重，经鉴定不是金的，已交银行库存。这可能是“李蔼吉堂”的遗物，因而也可以证实“李府”房地产原来占有的广阔位置。 民国二十年以后，“李漱兰堂”主人李伯行离芜，不久死在大连，从此芜湖“李府”衰落，房地产便逐渐减少了。 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李府”后人坐吃山空，大量贱卖产业，以供挥霍，维持生活。其次是毁于天灾、战祸，特别严重的是日寇炮火的破坏；也有为市政建设所征用或被日寇、汉奸所占有、抗战胜利后作为敌产、逆产被没收的；还有为豪强侵占或大管家侵吞的。随着“李府”的衰落而不断递减的房地产，直到解放前夕，只有“李漱兰堂”还存有一小部分，而别的“堂”号几乎荡然无存了。 对于“李漱兰堂”执有的房地产，经过考查，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分述于下： （甲）解放后“李漱兰堂”收取房、地租的情况： 据解放后为“李漱堂兰”收房租的吴宗愚老人说，房租标准是承袭租约的规定，解放后没有变动，大致是：一爿市面楼房上下两间，约五十平方米，每月租金三斗米（四十五市斤），房地税捐以及修缮费用，概由住户自负。“漱兰堂”此时每月共可收房租折合人民币约三千元。过去被占住、侵吞的房屋，大都收不到房租。还说：他的每月工资为两担米。他收的房租，交给“漱兰堂”帐房，出纳人员是于金林。 （乙）解放后，“李漱兰堂”房地产实存数： 解放后，“漱兰堂”有房屋276幢，地皮299.0189亩。这些房屋分布在芜湖市区二十八条街道和里巷。具体情况如下：（每幢都有门牌号码，从略） ①中山路69幢；②新芜路42幢；③集益里34幢④国货路24幢；⑤民生路21幢；⑥柳春园13幢；⑦公园巷11幢；⑧中二街7幢；⑨小戏园6幢；⑩仁德里3幢；⑪仁寿里6幢；⑫公安街3幢；⑬清和坊2幢；⑭管驿巷4幢；⑮胜利路4幢；⑯环塘路4幢；⑰双桐巷4幢；⑱西河街3幢；⑲华盛街2幢；⑳中菜市2幢；㉑十三道门2幢；㉒扶风里2幢；㉓泗关街2幢；㉔集贤里1幢；㉕河街1幢；㉖教导路1幢；㉗成觉庵1幢；㉘西内街2幢。 （丙）“漱兰堂”于解放后捐赠房地产兴办教育的情况： 捐赠经过：解放后，“漱兰堂”的主人已不在芜湖，五一年由“漱兰堂”总管周梦文作为该堂代理人，向芜湖市教育局局长石元皋申请，将这二百七十六幢房地产捐赠办学。几经协商，市教育局接受捐赠，兴办“中江中学”，接管了这批房地产，作为中江中学校产。五一年底，组成校董会负责管理，除60幢作为代管、房租收入汇往上海的“漱兰堂”后人外；其余216幢房租收入，作为学校经费。当时校董有范治农、黄梦飞、朱子帆、崔亮功等人。五三年七月，中江中学改为市立二中，成立校产清理处，同年八月开始办公，着手清理这批房地产，结算租金收入与开支帐目，到五六年十二月底，清理工作完成，五七年元月将此二百七十幢房地产，全部交市房地产管理局接管。 校产收支：五一年至五六年作为中江中学校产阶段，这二百七十六幢中二百一十六幢作校产的房地产五年总收支：地租收入59，108.35元，房租收入72，886.87元，房料变价收入6，512.26元，其它收入32，034.45元（如利息等），总计收入164，541.93元，全部支作中江中学经费。另外为“漱兰堂”代管的六十幢房产总收入30，184.16元，汇往上海“漱兰堂”后人，以及汇费、退押租等总支付15，703.69元，结余14，480.47元。（因五三年以后汇往上海的定额，每年为五百元，故有结余。） 一举两得：在校董会接管和校产清理处成立后，为清理这二百七十六幢房地产产权做了大量工作：（一）发现漏掉的房屋有四幢。（二）租地造房到期收回的八幢。（三）单位占用拨还的二幢。（四）新修翻建的一二四幢。（五）旧房倒塌折料变价的二十一幢。从上述清理情况来看，解放后，“漱兰堂”不但无力解决清查、收回房产等历史遗留的烦难问题，甚至正常的收取房地租也难以进行。捐赠办学，算是“李府”唯一的正确的处理办法，既有益于教育事业，也可以保住存留的房产。可谓公私两利。 “漱兰堂”这二七六幢房产，已无法查清其总间数和总建筑面积的实际数量了。但是，根据市房管局另外一幢属于“志勤堂”的房产档案，可以比照估算。这幢房产是上长街原一三六号，房屋共计三十六间，建筑面积为884.98平方米。以此为估算标准：平均每幢三十间总面积为八百平方米，即二七六幢合计房屋11，040间，总建筑面积220.800平方米（巡抚注：原文录入，估计为讹误，应该为20万平米以上。）。证以中江校董会平均每年房租收入为20，614.21元，以每平方米每月租金0.10元除之，得出的总面积与估算的大致相符。 上列各项具体数字，是从芜湖市档案馆专案文件中抄录的。这二百七十六幢房地产只不过是“李府”在芜湖房地产的极少极少的一小部分而已。由此可以想见其全盛时期在芜湖投资房地产的庞大规模。 三、“李府”人物沉浮 李伯行在芜大量投资房地产 李伯行就是李鸿章的长子经方，曾居芜湖，今日芜湖的六中校址、便是伯行所住的“钦差府”，或称“相府”。他在芜湖大量投资地产，“李漱兰堂”所经管的产业，便是他的财产。 《清史稿》三九・“李鸿章传”有云：“鸿章初以兄子经方为子，后生子：经述，赏四品京堂，袭候爵；经迈，侍郎。”现经核实，经方非如《清史稿》所云：“是其兄（瀚章）之子，”而是其六弟昭庆之长子。经方虽然过继给鸿章为嫡子，但没有按嫡子身份承袭鸿章受封的侯爵。光绪十二年正月，俄皇加冕，李鸿章充专使往贺，兼访德、法、英、美诸国、“陛辞，上念垂老远行，命其子经方、经述随行，所到礼遇逾等。”这次出使费时七个月，到八月始返京复命。这时李鸿章六十四岁，据此推算，经方才二十多岁，经述不过十七、八岁。经方随侍出国，史有记载，便是他的住所称“钦差府”的由来。因他娶了几位外国太太，养了两个混血儿，是否如人们所说，他曾任驻外公使呢？为了核实，遍查光绪年间驻外使节人员的记载，没有经方的姓名，可见他并未当过公使。但可能出任代办或使馆商务参赞之类官职，而《清史稿》对这类人员则略焉不详。据说，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逊位后，经方困居海外，借债回国，这也为其未任公使的佐证。 经方未袭侯爵，倒便于从事“官督商营”的企事业。例如，“招商局”这个大轮船公司，在同治十三年由李鸿章倡办，先是官商合股，后是退还官股，改为官督商办。由于外轮侵挤，官而不督、商亦难办，经理中饱，不数年，仅存轮船三艘，航运事业濒于破产。约在光绪十年，经方增招商股，新旧股合为四百万两，赴英向盛昌轮船公司先后添购轮船共三十艘，重振招商局，直属以李鸿章为总督的直隶总督衙门监督，官为扶持，商负盈亏。光绪三十三年，又与英商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订立三公司利益均等之约，抵制其他外轮侵挤，招商局营运业复振，曾远航外洋，直达欧美日本等港口。可见招商局后期实际上以经方经营为主。 民国初期，国民党政府以宋子文为代表，强行从经方手中接收招商局为官商合资经营，实际变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经方的姑表李性桃任招商局高级职员，为之办理资产帐表移交的工作。据说，经方为此气得生了一场大病。移交后，经方的侄子李国杰一直留任招商局轮船公司董事长职位，后来被判刑，三九年又被暗杀。 经方身材不高，晚年成为矮老头。他精通英语和其他外语，讨了七、八个小老婆，其中有两三个外国女人，一个是法国的（一说是德国的），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日本的。只有英籍夫人随经方回国，长住上海。这位英籍夫人传闻是当时英国女王的侄女，称为公主，英国使臣来我国，经过上海，必先拜见公主。经方到处设有公馆，但经常与英籍夫人住在上海。据说他在大连别墅浇花时，因脑溢血而死。他曾预留遗嘱，每个夫人分给三十万银元。李家瑾之父李正斋曾去大连协助料理丧葬。经方死后，这位英籍夫人仍留居上海，抗日时回英，抗日一胜利就再回中国。这位公主对中国很有感情，她说这是她丈夫安息的国土，也是儿子乔治生长的地方，舍不得离开。解放前夕，由于年老无人照顾，才回英国去了。自从上海有了租界，英国便开始在租界架设“德律风”（即电话），后来成立英商上海电话公司，垄断全市电话业务，直到解放。经方的英籍夫人握有这个电话公司一部分股权。“李府”的后人多有见到这个夫人的，说她身材颀秀，仪态大方。会讲中国话，习惯中国道德礼仪。 经方在芜大量投资房地产是从光绪二年（一八七六）芜湖辟为通商口岸之时开始的。早在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二）开沿海五口通商，外轮已驶入长江。芜湖形成米市后，有大量米粮出口。所谓米粮出口，那时是指漕米聚散的口岸。其时田赋征银，以银购粮北运，谓之漕运，乃是皇家命脉，设大臣总理之。招商局成立后，享有漕运专利，独家经营，沿海路北运天津，这本是理所当然之事。可是外国轮船公司却提出无理抗议，要求分运，利益均沾，否则，即以侵挤相威胁，清廷只得屈从，并满足外商大量增加沿江沿海口岸的需要。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七月，李鸿章奉命与英方订立“烟台条约”，条款中原只包括增开大通、宜昌等九个通商口岸，但又应英人总税务司赫德之请，将芜湖增列为口岸之一。从此，外轮在芜湖设轮船码头，外商租地建仓库、货栈，直接卸货和装运了。这些码头、仓库、货栈，即成为租界。一时外轮码头分立于芜湖江沿，称为洋码头。此时以经方为主的“李府”便来到芜湖大量投资地产。 芜湖，原是皖南山货、米粮集散地，有青弋江、长江水运之便，很早就是一个重要水运商埠。明末即设部辖的芜湖关，崇祯年代，芜湖关年收关银至七万两。那时芜湖商业区只在南门湾沿河一带。现在那里还遗留米市、鱼市、薪市、花街、打铜、油坊、笆斗等行业性的街、巷名称。形成通商口岸以后，商业区逐渐移至长街，粮号、米厂则集中于江口一带。芜湖原来的军事、政治中心是在河南岸，那里还遗留有将军府、道台府之类的街道名称，以后才移至河北岸老城区。那时的老城郊外，则是棚户错落的一片荒野。“李府”来芜以后，圈买这大片荒野地皮，大量建造楼房店面。逐渐形成二街、三街、吉和街，沿河街、集益里和后来定名的中山路和新芜路等等成片、成条的商业区和住宅区。从此，芜湖市面迅速地扩展起来。“李府”也为自家建筑一批楼台第宅。“李府花园”，则成为芜湖游览胜地。现就搜寻所得的史迹，分述于后： 投资房地产：经方整顿后的招商局：在上海设总栈，芜湖也设立了行栈。栈，包括码头、仓库、办事机构。芜湖行栈，也由“李府”的李仰尼、或李忠吉任经理，说明“李府”各房也来到芜湖置房地产了。其中以“漱兰堂”的房地产为最多，遍布芜湖老市区各条街道；“蔼吉堂”、“志勤堂”次之，其房产在长街和弋江桥至中山桥河街一带，“固本堂”房地产在上二街、柳春园一带。 经方是亲自规划投资扩展芜湖老市区的房地产的。至民国十九年（一九三零年），他还开辟了中山路、北平路。他原拟将中山路建通至中山桥头的河沿（那时叫头道渡还没有中山桥），因须拆除几间旧民房，当时有一个在日本领事馆任中文文书的沈某，依靠日本人的势力，从中阻挠。经方亲自坐轿到沈家拜访，姓沈的说：“相爷开马路造市房是好事，只是那几间民房是小民生计所依，还请相爷高抬贵手。”经方不敢得罪他，只好将中山路南端修到现今的同庆楼转入二街接陡门巷口，形成现今国货路半边街的状况。同时建造沿路两侧的市房，形成中山路的新的市区。北平路接中山路至新市口，业已修通马路，只因民国二十年大水灾没有修建房屋，解放时的北平路两侧还是荒野。 开辟中山路是经方在芜湖的最后一次投资。由于国民党政局混乱，军阀混战，芜湖屡遭天灾人祸，经方便离开芜湖移居上海，“李府”中的其他后人亦大半离芜，各堂房地产概由管家经营。“漱兰堂”管家有蔡祥甫、蔡冰梅父子、杜华亭、唐粹亭、周梦文等；“固本堂”管家有高节之。这些大管家手下还有许多管家。后来这些大管家都发财致富，且一跃而成为社会头面人物、商业巨子。如在芜湖沦陷期间，民间就流传着“若要物价回，就杀蔡冰梅”的歌谣。“李府”日渐式微，它在芜湖的房地产所有权也就日渐丧失了。 “李府”花园：陶塘原为一片水草从生的水滩，水深处有小岛，水浅处有小洲，周围没有塘堤、道路和桥梁。开辟中山路之前，陶塘至江边沿北平路的方向，还是水洼、溪流、田野。今日的市府大厦，原是当年陶塘边的水滩。“李府”在大量投资房地产的同时，沿塘修桥，随坡筑路，环塘修建楼台亭阁，栽花植柳，堆假山，建亭榭。其中有“漱兰堂”的大花园、西花园；“蔼吉堂”的景春花园；“志勤堂”的长春花园；“固本堂”的柳春园，同藕香居、烟雨墩等建筑物参差错落，沿塘点缀，联成一个园林整体。花园大门，设在范罗山、新芜路的路口处，通向华盛街的“钦差府”，花园后门有渡春路至上二街，通向“三大人公馆”即在景春花园之内。一座座近水楼台，一处处花木庭园，波光烟雨，灯火月明，四时景色不同，均极一时之胜。据曾游者称：花园特色，是环塘种植玉兰花、莱莉花等花树，游人坐在花树之下，不移时落英满襟，暗香盈袖。可惜一毁于水灾，再毁于战乱，彻底毁于日寇炮火。名园遭劫，古迹成灰，这不能不说是古城芜湖的文物的一大损失。当年楼台亭阁的典雅称号，迄今犹作为街道之名而留存，仍可依稀想见其胜景之规模。 就“李府”大花园的具体变迁来说，北伐军江左军先锋第二十七军进驻芜湖，该军政治部曾设于陶塘烟雨墩。三一年水灾后，烟雨墩还完好无损。抗日之前，蔡冰梅首先占有大花园，开“绮陶轩”高级酒家，灯红酒绿，招妓佑饮，糟場了名胜。日寇侵占芜湖，沿塘楼台亭阁全毁，陶塘成为一湾臭水，仅存的“藕香居”那幢大楼房，被日寇占作“慰安所”，即随军妓院。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芜湖行政专员张威遐用一部分接收的敌伪物资修筑环塘路，疏浚塘泥，恢复为游览地。而大花园废墟则成为卖打卖唱卖药的场所。烟雨墩则搭起芦席长棚，开设酒馆，乌烟气。今目的镜湖公园，是解放后在陶塘废墟上扩展兴建起来的，真可谓：绮丽风光今胜背，明珠放彩媚江城。 经营小商业：“李府”经营新兴的官僚资本工商业多在津沪等沿海港口大城市，重点不在芜湖。即使这样大规模在芜湖投资房地产，只不过以余资游刃，为“归隐林下”“告老还乡”作准备而已。所以“李府”在芜湖没有经营什么大的工商业，只有一些小型的经营项目： （1）开设典当铺，有源丰、源成、源庆三家，是芜湖典当业中规模最大的；还开设过“源德裕”砻坊，（2）李经方开设“芜湖利济轮船公司”，购有两三条小火轮，三四十艘木拖船，专航芜湖至合肥航线，两日对开一次，中途在巢县过夜，旨在便利“李府”租米、物资的运输；也经营客货运。以后这条航线也扩及大通、安庆。李正斋为会计和巢县分公司经理。有一次利济轮船在大通附近江面遇风浪倾覆，三十多乘客丧生，官司连年，赔损巨万，因而破产。（3）李慧龙开设一家保险公司，地址在今镜湖公园通二街路口的二街上，还开设慧记洋行，专营外国“五洋”商品。（4）开设“精精公司”下设“精精制冰厂”。还设滑冰场、弹子房等小游艺场所。 上述关于李府在芜大量投资房地产和经营商业的情况，也只是一个轮廓。 社会影响：“李府”是芜湖当时最大的朱门，其豪华铺张，纨绔子弟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影响了社会风气，造成了一大批依附、帮闲的寄生虫。“李府”的大小管家、跟班、听差、赌客、嫖友，往往依权仗势，假借名义，巧取豪夺。因而“李府”也就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有这样的一件传说：“五大人公馆”（即在今沿河路竹器社堆放竹木的场地。）广厦连云，铜环红漆大门，两旁石狮对立，门前大路两端还设立东、西辕门，白天市民可以通行，夜晚辕门关闭下锁，行人断绝，虽阻碍交通，群众敢怒而不敢言，但无敢犯禁者。有一次，清廷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麐夜间坐轿通过沿河大道，见辕门关闭不通，便问：“是什么衙门？”回说：“李五大人公馆。”彭说：“皇家官道，怎敢随便扎辕门！”“五大人”闻言，连夜把东西辕门拆掉了，市民称快。此事可能发生在光绪十四年。据《清史稿》三九卷“彭玉麐传”载：彭死在光绪十六年，十四年曾“扶病巡阅长江水师至安庆”，可能顺流而下到了芜湖。又载：彭玉麐“每出巡，侦官吏不法辄劾惩，甚者以军法斩之然后闻，故所至官吏危慄，民有枉，往往盼彭公来。”民间也有传说，孩子哭闹不止，父母道：‘彭大铁’来了！”孩子也就被吓得不敢哭。由此可见，彭刚直煞了“李府”威风，使五大人连夜拆除辕门，可见“李府”在人民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威压。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芜湖早已旧貌焕新颜。“李府”那些旧楼房，已不适应时代需要，大都拆除、改建，代之而起的是林立栉比的高楼大厦；那些旧街道、旧马路，也扩建而为柏油路面、纵横笔直的宽广大道了。往事烟散，旧迹难寻，而“李府”在老市区投资的房地产，在客观上还留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李经方的两个混血儿——李厚甫与李子嘉 经方在“李府世系表”上有三个儿子，但为人所知的，只有长子李厚甫即国焘和三子李子嘉即国烋，俩兄弟都是经方和外籍夫人所生的混血儿。次子国熙生平不详，很可能早夭，因为李家后人多有称子嘉为二爷的。 关于李厚甫有这样一种传说：经方任驻英公使时，（按、任公使已查核不确，当是任驻英的别项职务）生了一个儿子，当时规定驻外使节生子要上报朝廷，朝廷则降旨赐赏。经方上报后，不巧，御赐赏品递到时，婴儿死了，退回赏品有冒渎朝廷之过，怎么办？正好，公使馆里德籍女佣人生了一子，经方便抱养过来，充为己子，领了赏。这个养子便是李厚甫。 这个传说似不可信，一则德国女佣人生的儿子是德国人，不能轻易地抱养过来；再则假子充赏，更有欺君之罪，不敢这么做。可能是经方与这个德国女佣人的私生子。所以厚甫之母未来中国，而厚甫也是寄养国外，将近二十岁才回国的。另外一个说法，厚甫是经方娶的法籍夫人生的。何者为真，“李府”后人亦莫衷一是。 厚甫回国时不会讲中国话，以后才逐步学会了。此子身材魁伟，长得象外国人，精明干练，常居上海，继承了经方的产业，曾任英人为总管的中国上海邮政局局长。无子，乃在昭庆房下过继一子。 厚甫没有住过芜湖，对他的事迹了解得不多。其弟子嘉经常住在芜湖，也死在芜湖，知道他生平的人就多了。 李子嘉是经方英籍夫人生的独子，从小就在上海长大，当然是娇生惯养的了，英文名字叫George，人们称谐音，叫他“小叫居子”，一头金色毛发，一身白色皮肤，高鼻、白眉、碧眼，身材细长，十分象英国人。他生于一九一零年，五三年死在芜湖，终年四十三岁。幼年在家里读书，聘有中文、英文家庭教师为他一人教学，幼跟其母学得一口好英语，中文欠通。由于娇生惯养，从小就任意胡作非为，十几岁即染上鸦片，狂嫖滥赌，挥霍无度。为避开他母亲的管束，不肯与母住在一起，日夜在外鬼混。经方看他不成器，分给他在含山县的租田一万三千亩，山场一片，芜湖河南岸一座恒丰仓楼房，上海一座定盘路定仪村四十二号三层楼房，不分给他动产。他母亲规定每月一号由李子嘉签名向指定的银行取现金五百元，作为零花，但不给他存折。这已经是一笔可观的财产了。据说这是给他小小的限制。然而正是这笔大财产，坑害了这个年轻人。 看看他在芜湖是怎样生活的。芜湖河南岸有一个“恒丰仓房”，是给他储存一万三千亩租稻的，有庄头为他经收经管。大约在他十七、八岁（即一九二八年）前后来到芜湖，他有公馆，有钱，帮闲的人趋之若鹜，他本有吸鸦片的嗜好，早就恨他母亲令他戒鸦片烟，一旦来到芜湖更是放荡无忌。芜湖那时的三街、集益里一带有“头排”“二排”“三排”的妓院集中区。由帮闲人等陪着大少爷沉溺于花天酒地，抱金拥玉，又染上了梅毒。不久，他娶了一个姓沈的年轻妓女为妻，这个妓女有文化，会弹风琴、唱歌。他家雇了一个娘姨伺候太太，一个厨师烧饭，一个厨师做酒菜，一个厨师买菜，还雇有五个男佣人跟班，养了五条狗，一条哈叭狗，四条狼狗。出门，跟班的牵着狗跟他跑。后来梅毒严重了，下身腐烂，不能行走了，出门就由两个跟班架着，四个跟班抬着。他常通宵赌博，每赌辄输，没有现金，就给几张田契。他也想做军官，花钱购置了一个团所需的军装，把“李府大花园“奉送给一个国民党驻军的高级军官，买了一个团长当。李厚甫在上海知道了，急忙派人来芜阻止，大管家蔡冰梅等想方设法，好不容易才把“李府大花园”要了回来。这样糜烂的生活，过不了几年，房产、田产几乎卖光了。一幢楼房几十石米就贱卖了，钱一到手，帮闲、赌棍、老鸨又聚拢来，伴他吃喝嫖赌，不几天钱一花精光，帮闲的就又走了。有个时期，他回到上海住，生活也是如此。在上海经过治疗，梅毒似乎好了一些，他住在那幢定盘路洋房里，沈姑娘一人住三楼，他住二楼，雇的八个佣人住在一楼。他似乎不通情理，从不去看望母亲，而他母亲倒时常来看望他。一次，母亲来了，坐在他的床沿上，不料那条小哈叭狗突然从床底下窜出来，一口咬了他母亲的小腿，母亲吓慌了，非常生气，他反而说：“这条狗好得很，从来不咬好人。”气得他母亲再也不来看他了。此后几年，家里下人看不过意，每年初一勒着他到母亲那里拜一次年。抗日时期，他的母亲不知寄多少信来芜湖，要求他来到身边一起生活。这些信，他的姑表李用张都看到过，母亲对他思念疼爱之情，跃然纸上，而他却无动于衷，连信也不回。 他在上海骑摩托车瞎逛，逛到哪里，车子就丢到哪里，英界巡捕知道车子是公主儿子的，总是寻找门牌号码送还，至于闯红灯，那更是不在话下。他有时打电话给大酒家订酒菜叫送到某里某弄某号，那是李厚甫的公馆，厚甫见到酒菜，知道是他兄弟干的，只好认帐付钱。他最后实在穷得混不下去了，找厚甫重新分家，说是父亲在日，分家不公。厚甫只得又拨给他在芜湖的“漱兰堂”两幢楼房。 他有钱时，倒也慷慨，李家瑾同志在上海读书时，原是住在亲戚家里，走读。他知道后一定要家瑾住到他家来。他说：“你不住到我家，是给李家丢人！”因此家瑾和子嘉在一起生活一两年。但是他在穷愁潦倒时，也不轻易向人伸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没有财产了，生活困难，因为他英语好，曾经由他母亲托英人介绍他到武汉救济分署做翻译官，到差两三个月便不干了，他说：“我不能伺候别人。” 上海解放前夕，他母亲回英国去了。在此之前，他的田产已经卖完了，跟班的早已解雇，姓沈的夫人也不知下落了。他孑然一身，踯躅街头，在“李府”各家东吃一餐，西混一顿，苦挨到了五三年。 说来也很巧，左宗棠有个孙子名叫左巨生，也是和子嘉差不多的公子哥儿。原来娶的是“李府”的小姐，有幢楼房赔嫁，坐落在芜湖正横街一号。这位小姐远嫁湖南早死，左巨生也吸鸦片烟，在家乡湖南湘阴县生活潦倒，便携妾来芜继承原妻在芜湖的房产。这位左公子既吸鸦片，又好喝酒，东西卖光，上顿不接下顿，幸而他没有出售这幢楼房的权利，房子没有卖掉，总算有个固定住处。为了吸鸦片，他冬天把皮袍脱下卖钱，另买一件女大衣穿上御寒，外罩一件长衫，不伦不类，路人嗤之。正好李子嘉变卖厚甫以前拨给他的两幢楼房，得了几十石米，他便向李子嘉借了十石米救急，却一直未还。到了五三年子嘉实在没办法过日子，向左巨生讨这十石米，左巨生哪里有得还，便说：“你到我家来过吧！”于是李子嘉便住到左巨生家楼下一间破屋里，跟左在一起喝粥。在这样穷困潦倒情况下，李子嘉终于在这年冬天跳入陶塘自杀，被人救起后送到左巨生家那间破屋里。自杀未成，却得了伤寒病，卧榻不起，既无医药，又无人照料，不久便死了。还是上海李厚甫派人来芜收尸埋葬。李子嘉如此下场，当是聚敛创业者所始料不及的。“李府”内亲李用张谈到李子嘉之死，不胜感慨地说：“世人不要积财留给儿孙，要积德留给儿孙才是。”他说着还拿出一只怀表说：“这是经方用过的表，给了子嘉，子嘉嫌它不时新，和我父亲交换了一只手表，早先准得很，后来坏了，我还是保存着。”这只表很别致，圆形黑外壳，无锈迹，直径4.5公分，厚仅0.2公分，显得特别薄。机件也是黑色，镶蓝宝石，是瑞士产罕见的怀表。这恐怕是现存“钦差府”的唯一遗物了。折戟沉沙，亦可略窥前事。 芜湖沦陷时期的李慧龙 李慧龙是老四房李蕴章的曾孙、绰号“三胡子”人称三大人经钰的长孙。住在景春花园“三大人公馆”里，今芜湖八中，就是它的旧址。他自幼生长国外，留学奥地利，回国时还不会讲中国话，称呼妇女不论是否长辈，都喊“大姐”，后来学会了中国话，习惯于家乡生活。“李府”家字辈堂兄弟都喊慧龙大哥。慧龙一表人材，风度潇洒，当时人们认为他有“名公子”派头。 三七年“七・七”抗战开始后不久，芜湖先于南京陷落。李慧龙来不及逃走，便躲进美国教会开设的弋矶山医院，深居不出，外人鲜有知者。芜湖维持会成立，曾是国民党政府芜湖首任县知事朱绣封担任会长，出安民告示，发良民证，招徠逃亡，安定市面，为日寇效劳。三八年春，维持会改为芜湖自治会，朱仍为会长。并开始组织商会。朱绣封知道李慧龙躲在弋矶山医院，认为他是“李府”后裔，若让他担任商会会长，影响大，号召力强。于是请得日寇驻芜特务机关准允，便三番五次拉李慧龙下水。起初，李慧龙严词拒绝，后来敌不过朱绣封甘言劝诱，又慑于日寇的压力，终于出来担任了日伪商会会长。从一九三八年冬到一九四五年秋日寇投降，一直干了七年。 李慧龙任商会会长后，即请他的合肥老乡龚伦甫任副会长，商界推选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搞商会工作。李慧龙挂了会长名义，不管实际会务。他仍经营保险公司、精精制冰厂。和“慧记洋行”专营外货五洋交易。他曾娶了一位沦落娼门而年轻的姑娘名叫小美丽的做姨太太，终日逍遥玩乐。他曾任伪芜湖禁烟局局长，一度还同汪子东合伙开设“五芳斋”、“绿扬村”酒家。并与汪子东相勾结为日寇搜购军粮，直接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干了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 四三年，日寇华东派遣军经理部大举搜购军粮，日军七〇三六部队山本大尉、经理部代表林木重椿坐镇芜湖督办。他们与汪子东接治成立“力行社”，由汪子东任总社长；与李慧龙接治，成立“芜湖米粮统制委员会”（今芜湖市总工会大楼是其遗址），由李慧龙任会长，龚伦甫任副会长，各县设分社、分会，负责统购米粮交售日寇。李慧龙不懂日语，聘合肥同乡高正光做他的日语翻译。芜湖及附近各县米粮经此两家统购，大量资敌，米价高涨，民不聊生，引起市民愤恨。 这里附带说明一句，在另一份有关米粮统制的史料里，只讲到米粮统购由汪子东、龚伦甫分别负责，没有提到李慧龙。但我们采访时，则肯定是李慧龙负责米统会的。 米统会与日寇订的合同规定：日军购粮按售价付给现金——外汇券、黄金、五洋物资50％，储备券50％；而米统会购粮给卖粮的老百姓或米商的，则按卖价全部付储备券。米统会除米粮价差获利外，还有现金、物资的双重利润，而老百姓得到的只是一张纸券。国家遭殃、人民受害、唯利是图、莫此为甚！ 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芜湖汪伪的县长、警察局长逃跑了，伪行政组织瓦解，警察局经费断绝，伪警察局督察长代理局长易谦找到李慧龙向商会索饷。李慧龙推辞说商会无此经费。易谦勃然大怒，骂道：“黄狗吃肉，黑狗遭殃！”举起手枪托，打得李慧龙头破血流，他只得悄悄囊括财宝携小美丽仓惶逃往香港去了。这个汉奸易谦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团长，解放后才受到人民的正义惩罚，处以无期徒刑。 李慧龙到香港后，与德国商人合营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几年后就死了。小美丽现还健在，她的生活一直依赖这个德商供给。有一子名道洪，现为香港电影明星，大型的八三年日历印有的他的美术照片。他算是“李府”又一后起之秀吧？ “小侯爷”李玉良——一位开明人士 李玉良是芜湖“李府”“志勤堂”的主人，李鸿章的嫡系曾孙，可能就是经述的孙子，家字辈。他在芜湖长街有大批房地产；在合肥有大量田地和庄房。青少年时期住合肥，后来住上海茂名北路升平街集益里一幢楼房内。他有一个妹妹名家玉，原住苏州，死在上海。李玉良大约生在一九一六年，解放后也死在上海。 说李玉良可能是经述的孙子，只是一种推断。因为只有经述承袭李鸿章的侯爵，而李玉良幼年在合肥时，人称之为“小侯爷”。他家表亲李性桃一九一八年左右结婚，李玉良还是七、八岁的小孩，曾穿着侯爵的朝冠、朝服、朝靴、挂朝珠，骑高马，走在迎亲队伍前头、花轿后面、压轿。还有李鸿章在日本签署“马关条约”之前被刺时血染的一件黄马褂，一直保存在李玉良的家中，抗日时移藏在合肥乡间庄房，日寇窜进庄房抢掠时，搜出这件血衣，当即挂起来向之叩拜。现在这个黄马褂已不知下落。根据这两件史实，推断玉良为经述的孙子，是不会错的。但他的父亲是否就是经述长子国杰，则不能肯定，因为李玉良的父亲是个瞎子，而国杰不瞎。 据说李玉良之妹家玉曾经讲过：“我得心脏病，就是给瞎眼父亲吓的。”原来她的瞎眼父亲很精明，督促子女读书是很严的。常叫小兄妹俩背书给他听，错了就严厉责罚。她兄妹俩也调皮，想方设法欺骗瞎子。一次瞎子父亲叫家玉背《论语》，她把《孟子》拿给瞎子父亲，自己捧着《论语》看书背诵。她正在自鸣得意之际，瞎子父亲猛拍桌子，大喝一声：“欺父！打！”家玉受此意外惊吓，种下了后来心脏病的病根。她父亲虽双目失明，但坐在家里听到脚步声就知是谁来了，他住在上海还能领人逛马路、逛先施公司。 据说，李玉良小时又瘦又矮，因此不被父母欢喜，以致没有娶上名门淑女，只给配一个丫环名叫卞慧卿的为妻，家人只喊她姑娘，不称太太。李玉良除在家塾读书外，没进过学校，也没做过官。青少年时和一班堂兄弟延请武术教师习武，练就一身武功，年老时别人请他表演一手，他便拉开架式，浑身骨骼格格作响。他早就染上鸦片烟瘾，长期寓居上海，每年来一两次芜湖，提取“志勤堂”房租或变卖房地产，去一两次合肥，收取田租。土改时，他的总管李仰民被当地乡政府关押，要斗争这个二地主，玉良得知后，即与当时皖北行署秘书长郑葆真联系，郑秘书长当即写信给乡政府，说：“李家是开明地主”。李仰民被关押了三、四天便释放了，以后也没受到斗争。五三年人民政府发给李玉良六百万元救济款，（一说是六千万元，那时人民币还没以一元当万元折算）。省文史馆成立，李玉良一度任文史馆秘书之类的工作，后来任文史馆馆员，直到去世。 “小侯爷”为什么受到人民政府如此关怀优待，成为开明人士呢？原来是这样：在抗日时期，黄岩、郑葆真、程明远、蔡道和等共产党领导人在皖北开展革命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又与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他们的游击队经常或明或暗进出李玉良的庄园宿营，并取得米粮的支援；在上海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以李玉良茂名北路寓所为秘密联系点，还得到李玉良的金钱援助。“侯爷府”正好为掩护所，不易被发觉。他的表亲李用张曾谈到，解放后他在合肥曾会见李玉良三次，一次就在当时省政府委员蔡道和家里，李玉良那时就住在蔡家，并已戒了鸦片烟。据说，郑葆真对他讲：“你不把鸦片戒掉，我们不好办啊！” 李玉良死后，他的夫人卞慧卿还住在上海旧居，曾多次来芜变卖“志勤堂”房地产，绝大部分被卖完了，只有一处房产迄今还没处理好。据芜湖房地产管理局档案记载：“上长街114号（原136号）房产原属李鸿章曾孙李玉良所有。李玉良曾任省文史馆馆员，已故；其妻卞慧卿现住上海茂名北路升平街四十一弄三十一号，解放后经过国家登记，发给芜所字第456房产所有证，该房由“志勤堂”分别租给四户人家居住。总建筑面积884，98平方米，36间。文革期间，由政府接管，现在产权与租户有争议，已由法院审议，正在落实政策中。” 李玉良由“小侯爷”转变成开明人士，一直受到人民政府的优遇，充分说明：为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出墙红杏日边栽——记李府一位爱家乡的姑娘李家缄 李家缄是李蕴章的重孙女，自幼生长在芜湖，现住香港，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 蕴章的经历不详，只知道他双目失明，人称“四瞎子”，是李鸿章的四弟。他虽然眼睛瞎了，但非常精明，如造房子，他只绕地基走一圈，便能算出在这块空地上盖房子的砖瓦材料应需多少。且能设计出花园庭院来。蕴章有四子一女，第四子经达生三子：国柱、国檀、从衍。国檀一家移居芜湖，是为“李通德堂”。家缄便是国檀的小女儿。 家缄的祖父经达一家原住合肥，本人在外地做官，一次，他打电报要他的夫人携子女去住所。家缄的原先祖母便携儿带女，乘木船，经过巢湖，遇风船覆，全家葬身湖底。经达遭此变故之后，便移居庐江，建造一条街的房屋，人称“李府东街”。现今庐江县政府机关，便驻在这些大楼房里。他又在庐江乡下买田一万三、四千亩，续娶了太湖县赵氏、即鸿章填房赵夫人的内侄女为妻，赵家还有一个姑娘嫁给鹤章三子经馥。经达三十五岁死了，其夫人赵氏便携子女移居芜湖，可能因为“李府”房下人在芜湖较多，以图照应。如经方怜她寡居、子女年幼，便赠给她两幢楼房。一幢在华盛街，有六个门面；一幢在吉和街，即大安栈，抗战时，日寇占作“慰安所”，解放后，卖给芜湖市水利局。据李家瑾同志谈：“我们常到四老太太（赵氏夫人）家，总是招待茶饭。茶上三道，冬天吃菊花锅”。这在当时是不平常的生活。 经达早死，子女未成年，赵氏夫人又不识字，不能管教好子女，除国柱在上海任旧市政府秘书外，国檀，从衍都染上鸦片烟，常与李子嘉并卧共灯，吞云吐雾，唯不涉足烟花地，与子嘉微有不同。国檀喜诗文，但不懂生意经，曾花钱买了一轮船公司的挂名经理，结果还得赔钱。国檀的大姑父刘文魁，是张勋手下第一要人，任两淮盐运使，写信叫国檀、从衍兄弟俩去做官，他俩却不肯就。国檀说：“哪有在家快活”！自甘过着腐朽生活。后来国檀靠贱卖一些房产过活，钱一到手，就胡乱花掉。他的母亲管不住，还是经钰出面规定：“国檀无权变卖房、田、地产，由四太太经管”。从而延缓了家业的消亡。经钰留法，蓄东洋胡子，人称三大人，住三大人公馆，旧址即今市八中，为经达之三哥。 家缄的祖母赵氏夫人，尚能重视子女教育，曾以一年四佰块银元，聘请一位家庭教师为孙辈课读。后来家缄进了芜湖“务实女中”和“广益女中”读书。抗日开始，他们一家逃难，家缄独自来到上海，进了圣约翰大学，后来又转到北京辅仁大学。在这期间、国檀还节樽省烟寄点钱给家缄上大学。家缄自幼聪明，品学兼优，中文素养较好，还精通英语，成为“李府”数一数二的女大学毕业生。其兄家敬进了中央军校十三期，做到国民党的团级军官，曾参加赴印远征军与日寇作战。 家缄大学毕业后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沈桐荪结婚，随夫居香港，相夫经营工商业。她的丈夫抗战胜利后任香港英国航空公司高级职员。家缄先后两次回芜湖探亲、参观游览。受到了市政府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 家缄是爱祖国的，她夫妇都钦敬周总理。六十年代她把两个心爱的女儿送回上海进中学，接受祖国的教育；她近来还在芜湖想买一座房屋。她的父亲于72年、母亲于75年先后在芜逝世。她三哥家敬住芜，从六十年代起，就按月汇款给家敬贴补，迄未间断。她经常写信给她三哥说道：“近来我常想到小时芜湖故居，你可去怀旧过？抗战初，我告别芜湖的前晚，还独自去范罗山德夷四姐、德辉七姐住处，只见杨姨娘独自坐守家门。尚有我的母校务实女中在一个美丽的小岛上，附近的朴人医院在一个花园里，这些以往的景象，近年来常出现在梦中，醒来追忆，却把捉不住，又想不出在芜湖何地，令人怅惘。你如有空，不妨去找找那些地方，一个个寻寻看看，来信讲讲变迁情况，慰我乡思。”（作者查证，务实女中旧址，在今镜湖边市府大厦所在地，朴人医院旧址即今外事办）思乡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这次查寻到的“合肥李氏世系简表”就是家缄应李家敬之请寄来的。她信上说：“我对李鸿章曾祖的历史也不甚了解，二十多年前，一位姓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从美国寄来一本《Friends Guests And Collleagues》中有这份简表，现影印一份寄给你，也好让你知道你的出身。”（书的译名《朋友、客人和同僚》） 我们对李家缄了解不全面，只记到这里，最后用首俚诗向这位远居香港、眷念故乡的芜湖姑娘致意吧！ 烟雨墩前寻旧事， 波光云影共徘徊； 春风芳草年年绿， 出墙红杏日边栽。 李鹤章解甲归商 在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卫仲藩老教授、曾在“李府”实即李鹤章家担任过家庭教师。卫老是继古文家马通伯教鹤章之孙国松，国筠之后、教其曾孙家英、家原等读书的。卫老谈到李鹤章，并出示他珍藏的马通伯著《抱润轩文集》中的“李鹤章墓志铭”一文。观其内容，比《清史稿》“李鹤章传”为详实，并且发现铭文中流露出鹤章与鸿章兄弟之间的矛盾及其怨愤之情，为《清史稿》所不道，为外人所不知者。这是一份研究李鸿章、了解这个大家族内幕的珍贵史料。我们以这篇墓志铭为主，结合《清史稿》的李鸿章、李鹤章、洪秀全、曾国藩、曾国荃等传记，概述李鹤章解甲归商的真相，以饷读者。 鹤章字季荃，是“李府”的成员之一，算是第三号人物。他的两个哥哥瀚章、鸿章旌节相望，煊赫一时，而他虽然“战功显著”，却默默无闻以殁。他虽成巨万富翁，但也掩饰不了功名失意的郁闷和怨愤。解甲归商这一行动，便透露出他这种稳忍未发的心情。《清史稿》鹤章传说是“伤发乃告归”，只是记表面之事而己，没有道出解甲的原因及其背景。 《清史稿》李鹤章传是简略的。说他死于光绪五年，不确。他的墓志铭说：“光绪六年卒，享年五十六岁。”这应该是不错的。由此推知：他生于道光五年（1825年）。比鸿章小两岁。他在二十六岁时（咸丰元年即1851年），才补上合肥县学生员。此前屡试不第，连个秀才也没考取。而鸿章己于二十四岁时（道光二十七年即1837年）就中了进士，是“李府”唯一的进士。鹤章于是愤而弃文，“究心经世之学”。时值胡以晃率太平军沿江北进取庐州之际，他便在乡“部勒丁壮、自卫”，从此踏上经武之路。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占领庐州前夕，鹤章率众曾乘黑夜杀了“谋内应”的义民夏金堂。此时，鹤章之父李文安任刑部郎中，也奉旨回乡练团勇，“鹤章率众三百人归之”，抗御太平军。不久李文安“殁于乡”。鹤章墓铭有云：“刑部齑志，教子即戎。”说明李文安遗命要鹤章与太平军继续作战，完成他未竟之志。于是鹤章率部从官军规复庐州，被太平军杀得大败，只身逃往定远，在合肥不能立足。此时侍郎昌贡基为安微团练大臣，奏调鸿章为助，鸿章自荐于巡抚福济，授以兵，与太平军在巢县、含山作战，屡不利，乡绅纠责。鸿章无以自容，乃与鹤章同走江西赣州，依长兄李瀚章的楚军，他们的六弟李昭庆也早在楚军。后来尾随太平军的湘军也赶到江西，湘军头子曾国藩驻建昌，很赏识他们兄弟，授鸿章福建延津邵道，留军赞画；夸鹤章为“将才”，派随湘军攻安庆，曾参与“夺菱湖贼垒战役”，师久无功，仍回江西随瀚章“备兵赣南，领赣兵三千助防剿”。 以上经历，是鹤章、鸿章屡受太平军挫败，仓惶奔走，依人幕下的十年。接着便是同治元年组建淮军，他兄弟俩的处境从此就大不一样，仅以两年的时间，便踏着屠杀太平军的血迹，走上飞黄腾达的仕途，开始为“李府”这个封建大家族创造条件，树起官与财两大支柱。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率湘军逼进江宁，谋夺天京。而忠王李秀成早于咸丰十年闰三月占领苏州，继而占领杭州，此时正进军上海，前锋己占浦东罗店，逼近县城，拟夺取出海口，使苏、杭、沪联成一体，拱卫天京。但此时清廷在苏南却无兵无帅，形势危急。曾国藩在此战局垂危时刻，急奏荐李鸿章募率淮勇保上海、复苏杭。随即租赁洋人小火轮、借洋人之兵力，护载淮军至上海；又急调鹤章率江西骑兵四百，增募淮勇千人，绕淮扬里下河，穿过太平军千里防线抵沪，与鸿章会师。昭庆也率部随淮军来上海参战。鹤章至上海，“总淮军营务”，“入赞军幕，出护诸将”，成为淮军主要将领，鸿章倚为左右手。 这里简述鹤章参与苏南的几次重要战役，表明他“树绩甚伟，劳成不有”、愤而解甲归商的真实原因；并藉以了解忠王李秀成忠于天朝、鞠躬尽瘁、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和苏州之失，非战之过的客观情况。这是从清人写的鹤章墓志铭中反映出的真实情况，堪为研究天朝兴亡史的参考。 鹤章仗洋枪、洋炮、洋轮之装备，借洋兵之力，在沪郊新桥，首建“奇功”。当时鸿章为解上海之围，兵分两路，一取嘉定，以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常胜军”为主力先锋，淮军殿后；一取苏州，以鹤章率领南路淮军，配以淮、扬水师，出新桥，由江阴近窥无锡；北路为湘军，由原太平军降将程学启率领，也出新桥，由昆山攻苏州。程学启到新桥，被太平军围之数十重，太平军并分兵越新桥攻上海。同治元年四月，鸿章急督鹤章率七营淮军驰援新桥，适天大雨，鸿章意明晨进攻，鹤章主谋说：“天雨贼懈，急击，勿失。”鸿章从之，遂乘大雨之夜，袭击新桥，太平军猝不及防，全线溃退，上海解危。此役迫使太平军不能夺取上海了，是战略性的破坏。淮军初抵沪，“外国人见其朴陋，辄笑之”，“新桥大捷，外人惊叹，淮军之威始振。” 接着鹤章领南路淮军由江阴进攻无锡，同治元年十二月，战于太仓城下，太平军守将会王蔡元隆诈降，鹤章将入城，中伏，弹伤股，差点送了命。他带伤奋战七日，占领太仓城。再进战于顾山，太平军连营数十里，伏兵河侧，鹤章先使洋兵“常胜军”及淮，扬水师，“毁其舟，平其垒。”淮军继进，夺占了江阴。此役为进攻无锡、与程学启会攻苏州，扫清了道路，展开了与忠王大战的序幕。 忠王李秀成占领苏、杭以后，东南财赋，尽归天朝，开创了太平天国振兴的新局面。同治二年五月，曾国荃率湘军攻占雨花台，围困天京，天王急诏勒令忠王率苏州精税，入卫天京，忠王仓促会师，号称六十万，于同年五月末，进攻雨花台湘军，鏖战四十六个日日夜夜，终于失败，而此际淮军乃节节取胜，已兵临苏州城下了。同治二年八月，忠王率纳王郜永宽等五王统水陆大军十万，以归顺的美将白齐文率轮船大炮为前驱，驰援苏州，与李鹤章大战于苏州北郊要隘大桥角，“鹤章以连珠喷筒破之”。忠王之子于此役战死，全军溃败。九月，忠王又集合大军十万援苏州，鹤章不敢战，连营八寨于大桥角拒守、牵制，而鸿章督程学启湘军，乘隙直取苏州，忠王乃入城与慕王谭绍光固守。无奈守城的以纳王部永宽为首的八大将领暗通淮军，邀官请赏，刺杀幕王谭绍光，率众十万，开城出降，忠王脱险，自太平门回天京，苏州遂陷于淮军之手。而这八员降将亦被程学启杀于筵席之上，后来程学启亦被太平军击毙于嘉兴。同年十一月，鹤章攻占无锡。至此，太平军在苏南只存一常州，而曾国荃湘军已合围天京。忠王一身系太平天国之安危，苏州决战乃天朝存亡之关键，他在短短五个月内，组织近百万大军，连续发动三次大血战，真是了不起的人物。若非天王掣肘，八将叛降，忠王焉能失利？ 苏州战役后，清廷论功行赏，鸿章授江苏巡抚，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又兼五口通商督办。而鹤章呢？只授甘肃甘凉道。原因是：鸿章为避嫌、沽名，只顾自己高升，不顾鹤章上进，“叙功先推他将，奏言臣弟不敢阑功。”因此鹤章赏不符功。清廷为此下诏，说：“李鹤章随其兄在军，战功甚伟，徒以兄弟故，赏不答劳，其刻日平常州、江宁，速议诸将功，赏无所遗。”鹤章对只授边省的甘凉道，难免郁闷，见到此诏，“益感激、思自效。”引军冒雪趋常州，拼死作战，冀图上赏。同治三年四月，鹤章擒杀守将护王陈书坤，攻克常州。但是他不能参与攻取天京战役，无“平江宁”功，仍然赏有所遗，还是甘凉道。这也要怪李鸿章，苏州陷落后，“廷议江宁久未下，促鸿章会攻。”鸿章为报答曾国藩推荐之恩，以江宁破在旦夕，托辞延师”，屯兵不进。曾国荃也不愿淮军来争这块“肥肉”，攻益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陷天京，军独占“平江宁”全功。鸿章为自己升官铺道路，把鹤章最后一次邀赏的机会又给断送了。鹤章在淮军与曾国荃在湘军地位、军功相似，曾国荃以平江宁功，“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赐名威毅，赏双眼花翎。”比之甘凉道，诚有天壤之别，不能不引起鹤章心怀怨愤，形成他与鸿章之间的矛盾，因此鹤章始终不赴甘肃就任甘凉道。 同治四年，曾国落又督师北上剿捻，为鹤章开去甘凉道，留军随行。鹤章随军至苏北运河口的清江浦，“以伤发，乃告归，遂不出。”时年四十岁，正在有为之时，如果不存隐恨，没有矛盾，他是不会弃经武功名之素志的。太仓城下受伤后，一直拼死作战，从未言病，“伤发”乃托辞而己。这不是臆测，有下列事实为证：一是告归后自号“浮槎山人”；二是死后二十年始立碑铭。 鹤章回到合肥老家，自号“浮槎山人”，“亦时出游都会，稍经商业，致巨万。”他过了十六年的归商生活便死去了，葬于合肥东南许贵村之野，当时未立墓碑。后来由其子经羲“巡抚公”命子国松具鹤章行状，请其业师马通伯撰写墓志铭，待经羲任总督后，于鹤章死后多年方立了刻有这篇铭文的墓碑。这是什么原因呢？ 先看墓铭志。它首先指出：“李文忠公以淮勇战江苏，于时佐军治而躬战以成其绩者，公也。”这是说李鸿章的功名爵禄，是李鹤章拼命打出来的，而自己却“劳成不有”。墓志铭进一步说：“淮军诸将起偏裨、膺疆寄尤显者十许人，大抵皆公旧部，而公顾落落。”看到部下都官高爵显，虽说落落大方，毫不介意，其实是落落寡欢的。仅此两节己经婉约地的说出鹤章心存怨愤以及其子孙对此不平之意。不仅如此，铭文还道出鹤章的心头隐恨。 铭文云：“暨暨我公，树绩自躬，劳成不有，校古俦双范蠡弃越，遨游海江。”表面看来，这节铭文是以鹤章解甲归商，来和范蠡弃越王勾践、邀游五湖、经商致富、人称“陶朱公”的故事相比。这很相似，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深入地推敲一下，问题就出来了，就出在“范蠡弃越”这句上。这里用被范蠡抛弃的心狠手辣的越王勾践来隐射谁呢？隐射清朝皇帝吗？当然不敢，而鹤章自号“浮槎山人”也就否定了这一点。而且也说明鹤章确是以“陶朱公”自况的。再看鹤章自号“浮槎山人”的用意。合肥附近是有一座浮槎山，因地取名，这意思很自然；浮槎在古代神话里是仙舟，荡这种仙舟便可到达海上仙山，这层意思很典雅，也与范蠡荡舟五湖相合；但还有一层用意，他引用了《西厢记》咏黄河的一句词意：“润洛阳千种花，灌梁园万顷田，也曾浮槎到日月边。”这就委婉曲折地说出自己的”显赫战功”，己经上达朝廷，皇帝和太后都是知道，像是浮槎到日月边一样。寓隐恨何等之深，感皇恩又何等之切！弃越当然不是隐射清廷了。那么究竞隐射谁呢？当然只有隐射他二哥鸿章，以泄掩没功名之恨。这篇铭文符合史实与鹤章本意，不是其后人杜撰。可见所谓“诗书礼义之家，世代簪缨之族”的“李府”兄弟子侄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不管什么高官盛名，任凭什么伦常道德，也掩盖不住名利之争，甚至死后也要表露出来。 李鸿章比鹤章晚死十一年，这块含有隐射之意的墓碑，在李鸿章生前当然不能立，这就是鹤章死后二十年才为立碑的主要原因。 李鸿章之所以抑制鹤章，是否有难言之隐？是否顾忌到在清廷“汉将不可信”的严防下，不这样办会危及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初登仕途的李鸿章能不顾及吗？《清史稿》评他“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亦可见其为人。后来，他官高权重，鹤章之子经羲便出任云贵总督。其时英军于高黎贡山架炮、侵缅，夺我片马地区，经羲曾全力与英军抗争。此或为鸿章稍补前衍之意吧？书此，作为全面了解“李府”主要人物精神面貌之助。 李昭庆早死之谜 李昭庆是李鸿章一奶同胞的六弟，是“李府”名不传扬的重要人物，《清史稿》卷四一有他的传。传云：“昭庆初在楚军。”大约比鹤章略早些时候依长兄瀚章于赣南，随即从曾国藩湘军。同治元年九月，昭庆遵曾国荃令，“带五营自芜潮北渡援无为，以保皖南各军粮道，旋领五营驻守无为庐江。”“李鸿章率淮军抵上海，昭庆调往淮军”，“解常熟围，克嘉兴。”这一阶段，昭庆无军功受赏的记载。同治四年，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在无为庐江的昭庆“统武毅，忠朴等五营从之。”并“总理营务。”不久，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统兵剿捻，昭庆驰骋转战鲁、豫、鄂、皖间，围歼东捻的会战中，昭庆“分守滩上，黄林庄、韩庄、八牌”一线，独当一方面，与刘铭传、刘秉璋等提督地位相同。捻平，论赏，昭庆“记名盐运使”。可见昭庆军功不亚于鹤章，赏则过之。他于“同治十二年卒”，惟无年令多大的记载。我们推知：因昭庆行六，估计此鸿章小十至十二、三岁，故死时约在三十七、八岁上下，实为早死。 昭庆是死于非命的，我们在采访“李府”佚事过程中，常常听到有关昭庆早死的叙述。个别细节或有出入，整个故事却是相同的。“李府”曾孙李家敬同志也谈过：“幼年听母亲讲过六大人死于非命”的事。现在把生长在合肥临河集“李府”老家附近的张世贵、高庆国退休老人和省政协委员李家瑾三位所说的，综合原话于下： 李昭庆人称“六大人”。一次，李鸿章带他上朝，慈禧太后看到昭庆，很喜欢，留住宫中游宴，鸿章表面千恩万谢，不敢辞，内心却忐忑不安。昭庆被留住宫中七日。一出宫回府，鸿章即命昭庆速回合肥老家。过了一些时候，慈禧见到鸿章，便命再带昭庆入宫，鸿章奏辞，说昭庆已在原籍合肥病死。一面令昭庆潜居避祸。稍后，载湉师傅翁同和发觉昭庆未死，鸿章获知，惧泄密于慈禧，乃密令昭庆饮“鹤顶红”毒酒自杀。说是：“天威莫测，人言可畏，事到于今，你不死，我们李家将有灭门大祸，你死，李家才能得救。”昭庆迫于情势，只得从命含悲自杀了。傅说，翁是常熟人，任户部时讥鸿章“宰相合肥天下瘦”，鸿章反讥翁“司农常熟世间荒”，故有隙，惧泄密。（此说可能是附会） 起初我们听到这样说，曾有过怀疑，鸿章怎么能带昭庆上朝呢？经查阅《清史稿》，才了解到昭庆“平捻军功卓著”，又知道李鸿章在同治七年七月“平西捻功成”，“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八月入觐，赐紫禁城骑马。”既查明有这次入觐情况，相信在同治七年或八年间，鸿章率平捻有功将领，包括昭庆在内上朝陛见，是可能的，慈禧听政，对鸿章示以殊荣，对其弟昭庆特加恩宠，留宫游宴，也是可能的。至于牵扯、附会宫廷糜烂生活，代有传闻，何况当时慈禧寡居也在三十七、八岁左右，自然要引起暗猜、揣测。至于昭庆何能自杀于被宠幸的四年之后呢？当是潜居合肥，在同治十二年，始被翁同和发现之故，因此这个传说，确有很大的真实性。 为了寻求核实，发现以下三点佐证。 （1）鸿章在五十岁以前还能生儿育女之时，为什么急于以昭庆长子经方过继为己子呢？李家瑾说的原因和我们原就设想的一样。那就是鸿章以昭庆长子经方为己子承袭爵禄，作为昭庆自杀的交换条件，符合情理。 （2）照旧社会嫡子继承制度，鸿章必须以兄子过继，如长兄无子，也只能以二弟三弟等之子循序取之。在鸿章兄弟皆有子的情况下，决不能迳以六弟之子继承。所以《清史稿》记为“初以兄子经方为子，后生子经述、经迈。”这是按旧制惯例误写的。但恰恰可以证明，鸿章违旧制而以经方为子，是有隐情的。这个隐情，就是迫使昭庆自杀。 （三）以鸿章为避嫌而抑制鹤章封赏的事来对比，昭庆留宫事件，则严重得多，不只要避嫌，而是要避祸，李鸿章为避嫌牺牲鹤章前途，为避祸牺牲昭庆生命，则是势在必然。这三点佐证，使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在今天看来，凡是涉嫌案件，可以依法辩驳、抗争。按理昭庆获嫌，应当搞个水落石出，但是在清王朝黑暗统治下，在家长专制的“李府”里，纲常伦理，是不可抗拒的权威，辩驳，欲盖弥彰；抗争，自速其祸。“莫须有”即足以迫使昭庆死于非命，何况还有留宫七日的事实？昭庆只有一死了之。 昭庆三十多岁早死是史实。虽然有上述死因，但毕竟来自民间和李氏后人的传说，于史无据。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把它当作“李府”的轶事，名以“李昭庆早死之谜”为妥。 李国松“雄财而文” “李府”这个大家族在旧时代，对子女就学、读书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于今年四月二十日，走访曾担任过“李府”家庭教师的卫仲藩老教授，向他请教这个问题，承他谈了一些回忆。由于卫老年事己高，我们不便随时插问，只就他谈话要点，结合有关史料加以补注，整理成篇。他的谈话加有引号，或插注，以示郑重。 卫老首先说：“我今虚年八十五岁，一九二五年前后，先在合肥“李府”李国芬家任家庭教师六年，然后在上海“李府”李国松家任家庭教师两年，共达八年之久，专给这两家的孩子教国文。国芬、国松都是李鹤章的孙子，学生则是其曾孙。 “我在国芬家任教时，还有一位教师卜家铸（己故）教英文，我们两人分上下午讲课，因此我还有半天时间在合肥县立女子中学和教会办的三育中学兼课。 “在李国芬家我们两位教师只教一名学生，即国芬之子李家源，他到十七岁时死了。在李国松家，教其子李家英，及其男女孙各一人，国松和他胞弟国筠都是举人，国松没做过官，国筠做过巡按使。（注：他俩是李经羲之子） “李国芬有三个姨太太，正室是南陵著名藏书家徐积余之女，知书识礼，生子家源，请我们两位教师教他一人，姨太太生有三子，另请一位丁老师教他们三人。‘李府’对待嫡庶子女，是有很大区别的。 “国芬雄财无文，在他家教课的内容由我自订，讲四书、五经；国松是举人，懂文墨，他指定讲诗经、左传，还要教家英等三人学诗。我教学诗的方法，先教他们对对子，由两字对、三字对进而四字对、五字对，然后讲诗的格律，再学作诗。 “他们家子女跟我们求学，是为先打好基础，然后进中学的。后来这几个学生在中学读书，因语文有了基础，学习成绩都比较好。” 卫老还说到鹤章“长子天钺按察使衔江苏道，次子经羲广西巡抚（注：后任云贵总督）三子经馥记名道。鹤章之孙国蘅曾任合肥商会会长，国芬读书不成，在合肥有绰号叫三糙子。”（注：天钺即经楞） 经推知卫老在“李府”教书时间，是一九二二——一九二九年，即民国十一年——十八年。卫老二十二——二十七岁在合肥李国芬家执教，二十八——二十九岁在上海李国松家执教。已是距今五十五年前的往事了。 我们请问卫老：“‘李府’对家庭教师待遇如何？” 卫老说：“在合肥国芬家，每位教师一年束修二百块银元，在上海国松家，我一人每年束修八百块银元。每月另有理发、洗澡、医药等费五块银元，每年三节都有节礼。另外，宿食都在李家，日供三餐，教师独开一席，一般是四菜一汤，很讲究。开饭时，有一位老家人侍候，端菜添饭。国松家侍膳的老家人，曾是经羲的侍从，国芬正室夫人出自名门徐家，懂得尊师重道，每隔个把月，她便特制一份佳肴敬师。” 据此合算，“李府”为教一两个子孙读书，仅每年供应所聘教师生活待遇、就要花费银元两千元左右，足见“李府”为使其子孙打下进中学的基础，获取功名，是不惜花费巨资的。不过，在民国年代小学教育不发达的情况下，家塾、私塾，无论城市、农村，都是存在的，只是规模不及“李府”而己。 卫老还说：“‘李府’对家庭教师是很尊重的。讲课在书房，里面藏书很多，挂有很多名人字画，记得有一幅曾国荃书写的对联。确是书香气浓。（注：光绪二年，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比年大旱，灾连数省，国荃告贷诸行省，并劝捐赈济。鹤章曾应捐巨款，受表扬。此对联当是国荃书赠鹤章的，不是书给国松的，卫老说的有来历。）书房没有闲杂人打扰，专有一个书童，听候使唤。学生重礼貌，进入书房先称呼“先生”，行礼，然后就坐，展开书卷。退出书房，也要尊称“先生”，得到允许，才恭谨退走，从不失礼。 每年开学，举行的仪式尤为隆重，堂上设“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红烛高烧，香烟缭绕，铺设红地毯，家长肃立在前，教师肃立在中间，学生肃立在教师后面两边，爆竹鸣放，便一齐向先师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首大礼，然后学生向教师行跪拜礼，最后家长向教师拱手恳托，教督从严。记得家源调皮，曾受过体罚，家英规距，没有挨过教鞭。” 卫老还提到：“远在光绪年间，李经羲曾聘请一位名宿到合肥府中为家庭教师，即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号通伯。他教的学生即经羲之子国松、国筠。”卫老说：“马通伯在‘李府’教书八年，曾为李家编纂镌版翻印很多古籍，合称《集虚草堂丛书》其中有木版《桃花扇》等珍本。可惜“李府”藏书大都散失，只有一些大图书馆还藏有这部丛书，可以查考。后来通伯去北京任清史馆编修，《清史稿》中“文苑传”，大都是他撰写的。通伯晚年把自己的文章编印成一部《抱润轩文集》。” 谈到这里，我们问到李国松为人如何？卫老出示他的尊翁《卫钝叟墓志铭》影印一帧，是大书画家吴昌硕篆额，江西派诗人、少年时与谭嗣同等齐名、号称“四大公子”之一的义宁陈三立撰文，合肥举人书法家张远书丹。铭文中记有卫钝叟与李国松的一段宾主关系。铭文有云：“李君国松，雄财而文。”还提到国松兼营典当业、有云：“日积月累，卒至高贳。”结合卫老所说任家庭教师情况来看，这几句铭文，可以说明李国松不但熟谙诗文，重视子孙教育，而且是善于经商致富的人物。 李国杰死于蓝衣社之手 李国杰是经述的长子，李鸿章亲生血系的嫡孙，号伟侯，袭乃父经述所承袭的李鸿章侯爵。生平不详，只知道他长住上海，民国时期，任招商局轮船公司董事长。光绪末季，招商局经营管理以经方为主。民国初期，国民党政府以宋子文为代表从经方手中，强行接管了招商局等情况，已见前文所述，现在又从李国杰事迹中了解到招商局被国民党政府强行接管的缘由。略述于下。 据说，李国杰在任招商局董事长期间，因“出卖六栈问题”被国民党政府查处，并派赵铁桥接管了招商总局，而且李国杰被判徒刑，监外执行。六栈问题发生的时间和案情内容，目前难以查考，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出卖六栈就是出卖上海的一处码头、货栈给另一家轮船公司，很可能是一家外国公司，这确实不是小问题。国民党政府以此为借口，从经方手中接管了招商局。 不料国民党政府此举，引起了王亚樵不平，派人把接管大员赵铁桥暗杀了。王亚樵在上海专门搞暗杀，他先是暗杀清廷的王公，后专门刺杀国民党要人，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死对头。不料，王亚樵此举却为李国杰种下了杀身的祸根。 赵铁桥被暗杀后，国民党特务机构“蓝衣社”要进行报复，在上海沦陷于日寇之前，李国杰住在英租界，又有保镖，戒备严密，“蓝衣社”难以下手。上海沦陷后，国民党全面撤走，国杰放松了警惕，终于在三九年正月初一出外拜年之际，被潜留的“蓝衣社”暗杀了。一说当场被击毙在马路上，一说国杰刚乘车出门即被枪击重伤，抬到房里，流血过多，口不能言，以手示夫人速取箱子里的云南白药救急，夫人心慌手乱找不到，来不及抢救而死在家里。还有一说，李国杰当汉奸，被“蓝衣社”暗杀。我们为此访问了李家瑾同志，他说：“当时我在上海，他死在马路上，我亲眼看的。他不曾当汉奸，是因国民党的的报复而死于‘蓝衣社’之手。” 无论怎样说，李国杰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则是事实。 编后记：编写本文，是在芜湖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持下进行的。在编写期间，得到了民革芜湖市委，以及市档案局、教育局、房地产管理处的大力支持，并承蒙“李府”后人李家瑾、李家敬和“李府”内亲李用张三同志，安徽师范大学卫仲藩、卜之琦、黄绮文三位学者和退休老同志郭键行、张世贵、吴宗愚诸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宝贵的意见，统此致以诚挚的谢意。一九八四年八月
五十多年前芜湖工商界的一场灾难——陈调元兵变琐记（《芜湖文史资料1》第010篇）
作者：胡恩森 芜湖在历史上是我国的四大米市之一，又是皖南重镇。辛亥革命后，皖南镇守使公署就设在芜湖，今工人文化宫是其遗址。一九二六年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北伐，沿粤汉铁路直搞武汉。这时候盘踞在长江中下游的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预感末日即将来临，但又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仍千方百计地作垂死挣扎。于是调兵遣将，企图保住自己原来所控制的地盘。在这样的情况下，陈调元（时任师长）部被调驻芜湖。由于军队比较多，没有住的地方，所以不少中小学都住满军队而被迫停课。这时候混成旅旅长王普任皖南镇守使，他有三个营驻扎在芜湖。 在军阀割据的年代里，地方驻军常以借军饷为名，向当地商会进行敲诈勒索是司空见惯的事。陈调元部乘时局动荡之机，企图捞上一把，于是向芜湖商会提出了借军饷若干万元。当时商会会长是应事老练的汤善福。由于勒索太大，一时筹措不及，不能满足陈部要求。他们便借口军饷问题没有解决，先是扬言：“弟兄有所行动，我们就不好管了”，继而街上出现一些紧张迹象，巡逻队增多，谣言四起。就在农历十一月三十日晚七点钟以后，正是人们逛马路、游大花园的时候，东门一带先响起了枪声，兵变了！长街（当时的十里长街是芜湖工商业最集中而又最繁华的地方），各工商户纷纷关大门，并加上闸板，想方设法地把大门关闭得越快越扎实越好，但挡不住官兵破门而入，大肆抢劫。这时，街上除了军队来往奔跑，乱成一片，就没有其它的行人了，只听到一片吆喝声、捣门声，间或夹着一两声枪声。这样一直搞到天快亮，军队才由中山桥（那时叫浮桥）、蒋家巷、原徽州码头、原湖南码头、井儿巷等处，向河南方面撤走。经这次兵变的洗劫，人心惶惶，长街商铺，家家关门闭户，门上贴着“本店被抢一空”的白纸条子，行人稀少，一片凄凉景象。这次兵变中，遭受损失最大的要算银楼、绸布、百货、钟表等店铺。据说，开设在陡门巷的余昌钟表店，就被劫去各种钟表好几麻袋；不少银楼、绸布店被抢劫一空。军队上街之后，一开始见东西就拿，后来搞到比较值钱的东西，就把不大值钱的东西丢了。比如搞到黄金、银元，就把铜元丢了。所以第二天早上，军队撤走之后，有的人在街上还拾到一些铜元、糕饼、粗大布，甚至还有皮货等。这次兵变之后，传说：是陈调元部搞的，王普军队没有参加。事实上天下乌鸦一般黑，有人亲眼看见王普军队先乘机在中山路、吉和街一带，捞了一把，然后才派出马队上街巡逻。这不过是装模作样掩人耳目罢了。 这次兵变之后，芜湖各大商号吸取这次兵变的教训，除加固大门外，都还增加了一道铁门。因此，芜湖市商号铁门的出现，可以说是陈调元兵变的产物。那时“十里无真信”，谣言很多，不少店铺不敢开门营业，外地客商亦都裹足不前，虽然年关将届，市场还是十分萧条。后来经商会开会做了工作，对受灾工商户进行了适当补助，才陆续开业。这时候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日益逼近安徽，驻芜军队仍为陈调元所部。商会为了避免十一月卅日晚兵变事件的重演，只得花钱买安，就出面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借款十万元，（后由各行各业筹集归还）送给陈部。陈部在扰民之后，还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笔巨款，这真是军阀之所以成为军阀了。一九八一年三月
我记忆中的郁达夫先生（《芜湖文史资料2》第06篇）
作者：蔡承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四十年了，报上刊登了中央有关方面纪念反法西斯战士、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的活动情况，并发表了当年在印尼担任日寇宪兵班长铃木正夫绑架杀害郁达夫先生的自白，勾起我对达夫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为此记下我在印尼时的一段回忆。郁达夫先生在苏门答腊的巴雅光务（Pajakumbuh）虽然只住了一年多的时间，但他那谦和慈祥的风度，热爱祖国、热爱侨胞的情谊，以及崇高正直的品德，却给我们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 郁达夫是在日军南侵印度尼西亚之际来到了我们居住的苏门答腊巴雅光务镇，起初，这个陌生人的来临，并未引起人们诧异，只有那别具风格的八字胡须却使人难忘。 郁达夫化名赵廉，当地侨胞熟知赵廉，而极少有人知道他就是郁达夫。他到来之后创办了一间太白酒厂（有人说这个酒厂是和包石井合办的）。厂址设在离镇一公里外偏僻的拉务西浪（Safusilang意思是十字路口）。他热心为侨胞办事，经常出入日本宪兵队，是华侨的代言人。 我能与达夫先生接触，可说是命运的安排。日军侵占光务不久，我父亲以“中国间谋”罪，被捕逮入狱，受到拷打，过着非人的狱中生活。为营救父亲，我随母亲四处奔波，最后经人介绍，找到了赵廉先生。因当时他认识一个台湾籍日军宪兵队军官，通过他们使父亲少受拷刑。这以后我和母亲就成了赵家常客。赵家座落在中华学校附近，离中华街不远，所以往来很方便，加上赵先生的好客、热心，所以不少侨胞登门拜访。 巴雅光务是内地，消息闭塞，1945年8月14日日军无条件投降，而我们毫无所知，日本兵仍然很猖狂，为不让更多的人受害，赵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于9月的一个傍晚，在中华街露面，当时他身上只穿了一件睡衣，在广大华侨中宣布日军已无条件投降的好消息。消息传出，侨胞们欢欣鼓舞。就在这时候，赵先生被便衣“请”到宪兵队，久久未见回来。数日后，才知道他已被日寇宪兵队押送到离光务三十公里的武吉丁宜（Bukifliggi）杀害了。从此以后赵廉先生在光务消失了，酒厂也倒闭了。为纪念这位爱国抗日英雄，我姐夫特地为达夫先生画了一幅遗像，放在中华街我堂兄蔡清竹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已四十周年了，追念往事，不胜怆然！作于一九八五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