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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万春圩与圩田五说--附沈括《万春圩图记》
items: 万春圩研究中的史实考订
items: 芜湖的圩田（《芜湖古今》第009篇）
items: 芜湖的“水上人家”（《芜湖古今》第022篇）

万春圩与圩田五说--附沈括《万春圩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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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5-23T22:39: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沐昌根 在我国水利工程发展史上，北宋时期芜湖县万春圩有着重要的一页。万春圩是当时江南规模最大的圩田，曾几经废建。宋代围绕着该圩兴荒废与修建，在朝野之间引起了激烈争议，“圩田五说”正是在争议过程中产生的我国古代著名的浓耕灌溉工程技术理论。这一理论对此后江南圩田的兴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直至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北宋政府鼓励圩田开发 北宋王朝建立以后，面对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土地荒芜、饥民遍野、满目疮痍、社会经济凋弊的情况，为巩固其统治，制订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奖励农耕的政策。首先，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宋大诏令集》卷182载宋太祖《劝栽植开垦诏》规定：“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宋太宗《募民垦旷土诏》规定：各州军的旷土，允许农民请佃，“便为永业”，并可免除三年租税，三年后输税十之三。太宗淳化和仁宗天圣年间，也颁布了不少鼓励农耕的优惠政策。其二，奖励垦荒有成绩的地方官员。要求地方官吏“劝课种艺”，重视兴修圩田，作为“郡县之政经”（《宋大诏令集》卷182）。到真宗时期，地方设劝农官，景德三年（1006年），诸路运使兼本路劝农使（《宋史・食货志》），对开辟荒田达万顷的官升一级。其三，为保证国家财赋来源，政府提倡兴筑圩田。北宋时，“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宗史・范祖禹传》），因此，更重视河道纵横，湖泊众多，地势低平，土地肥沃的江南“修筑圩垾堤防”，“开异沟洫”，并颁布了《管干圩岸围岸官法》（《宋会要辑稿》食货一）。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嘉祐六年（1061年），江东转运使张颙，判官谢景温力主修复芜湖县万春圩，并委派宁国县令沈披实地查勘。 二、万春圩修复与圩田五说 万春圩修筑历史悠久，10世纪前为土豪“秦氏世擅其利”（《万春圩图记》），名为秦家圩。南唐时收为官有。当时，置荆山、黄春、黄池三曹官管辖，“调其租以给赐后宫”。北宋时归属芜湖县所有，租税上缴大司农。北宋太平兴国中期（976－983年），江南大水，圩吏欧阳某护圩不谨，万春圩决口破圩，荒废达八十年之久。这期间主张修复和反对修复各执一端的争议一直未止，“有司藏其议，一车不能载”（《万春圩图记》）。沈披精水利，有吏才，他考察后，将自然地势绘画成图，回来呈报给张颙、谢景温，三人均极力主张重修万春圩，并上报朝廷，向皇上保证，修圩不成“愿重坐之”（《万春圩图记》）。 可是，修圩消息一经传出，各种非难纷至沓来，一场激烈的争辩再次展开了。反对修筑的人来势汹汹，争吵不绝，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但是，沈披并没有气馁，他理直气壮地起来辩论，将反对派意见归纳为五条，逐条加以驳斥，有名的“圩田五说”正是沈披力排众议而产生的，表达了他在水利工程学上的卓越见解。客居宁国县的沈披胞弟沈括写出了《万春圩图记》，归纳了其兄沈披驳斥反对派提出的五种不利，它的内容大略是： 第一，当夏秋汛期来临，亟需要广大湖泽，来容纳汹涌的洪峰。排去二十里的水面为圩，就会使二十里的洪水没有归宿，当上流水涨，洪峰泛滥，便会造成水灾，重修万春圩是得不偿失。第二，有的说圩的西南靠近荆山，沿着山麓来作堤坊，长江之水从山峡流过，遭到阻塞，便会直灌山东造成灾害。第三，有人认为圩水流经的地方，底下必有蛟龙潜伏，会造成圩堤的崩溃。万春圩过去的被毁，未尝不是这个缘故。第四，万春圩前身荒废以后，在这里纳租从事采茭牧养的人共有100多家，一旦恢复成圩田，他们都要失业，势必迫使他们起来反抗。第五，也有人说，圩的东南濒临大湖，堤岸不断被风浪冲击，时间久了就难以保持坚固。 针对以上五点非议，对于第一点，沈披认为这种观点没有根据。他经过勘察，发现汛期来临时水位虽高，但在圩的北界之外有丹阳、石臼等湖，延绵三四百里可容洪水。此外，当每次大水时，圩的周围也都漫衍成湖，面积象丹阳湖那样大小的不下三四个之多。何况万春圩的西面又和长江连接，划出二十里水面来恢复旧圩，这对洪水消长不会产生多大问题。 关于第二点，沈披指出：“我看到荆山之西，水流宽广不及百步，如果将圩堤岸冲着荆山折筑，这样就让出两百尺宽度，来扩大长江容量，大大减少水流的压力。万一不幸发生阻塞，障碍产生在荆山之西，水患并非来自圩田。如果在东方分出支流，便可以引导洪水渲泄，有了这些办法，也用不着顾虑了”。 第三点纯属迷信的无稽之谈。沈披对堤防崩坏的原因作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他说：堤岸易于破坏并非有什么蛟龙在作怪，其实是圩水穿堤流出，天长日久堤底会形成水潭，水潭愈来愈深，便使堤岸下塌，不值得大惊小怪。对此可以在堤岸下边筑一道复堤，引导水流流向几十步以外，然后注入江心。这样可以把水潭远移到几十步外，自然不会影响到距离较远的堤岸了。 对于第四点沈披驳斥道：圩田修复后要将其分佃给农民，让那些原来在这儿采茭牧养的农民来耕种圩田，他们乐于致业，就不会起来反抗了。 针对最后一点，沈披他说从自然条件来看，这里地势…

万春圩研究中的史实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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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5-22T23:45:00+08:00
description: 《芜湖县志资料选编》第二辑上，同时刊载郭静洲先生的《沈括与(万春圩图记)》和《沈括(万春圩图记)点注》两文，这对万春圩历史研究是有所裨益的。然而作者未作细考，踵了前人之误，出现多处以讹传讹的现象。本着对史实负责，特作考订如下： 一、关于《万春圩图记》一文 沈括的《万春圩图记》一文，是我们今天研究万春圩早期历史的最为可靠的根据。这篇文章最早收在南宋初年高布于括苍(今浙江丽水）刊刻的《吴兴三沈集》中的沈括《长兴集》卷二十一，这个宋刻本在流传过程中散佚很严重,到明人翻宋刻本时，全部文集改编八卷，题称《沈氏三先生集》原来四十一卷本的《长兴集》只剩下十九卷，编为两卷。我们现在见到的《四部丛刊》三编中的《沈氏三先生集》，就是据这个底本影印的。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浙江书局刊刻过一本《沈氏三先生集》，这是清初吴允嘉重新辑补编完的本子。书名虽沿用明刻本之旧，而内容和编次大不相同。其中《长兴集》卷一至三为“原阙今补”，卷四至十二“原阙”，卷十三至三十“存”，卷三十一“原阙”。卷三十二“存”，卷三十三至四十一“原阙”。吴氏想复宋本卷帙之旧，但实际已不可能了。吴氏所辑卷一为“骚赋、歌诗”，卷二为“序”，卷三为“议、论”。另外卷十三《宜州谢上表》一篇，“原本有目无文，今从《宣志》补入”卷三十之末增收《自志》一篇，算是一种比较完备的本子。但是吴氏重编《长兴集》时，并没有见到明刻本，如卷二十所缺《再回苏州学士简》一文，而明刻本即存，卷二十二《延州重修嘉岭英烈王庙碑文》中的缺字，明刻本则完备(均见《四部丛刊》三编本)，可见吴氏是根据传抄本重编的。 吴编《长兴集》中《万春圩图记》，与明刻本有两处关键之处不同。一是吴编本“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括图视其状”，明刻本作“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披图视其状”。二是吴编本“括还，以谓前之以为不可兴者，说皆可讲也”，明刻本作“披还，以谓前之以为不可兴者，说皆可讲也”。其他如吴编本“转运使武陵张颗”，明刻本作“转运使武陵张顒”，纯系吴氏所据底本谬误，而《宋史》中只有张顒而无“张颗”其人。 吴允嘉重编本的谬误，首先使张荫麟先生上了当。张氏在其《沈括编年事辑》一文(载1936年《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二期)中，于“嘉祐六年……三十岁”条下，列“官宣州宁国令”，其据就是摘引了吴编本《长兴集》中《万春圩图记》。第二个上当的是胡道静先生，胡氏在《梦溪笔谈校证》卷三第二九条中云：“《笔谈》云‘予祐嘉中客宣州宁国县’，按之《长兴集·万春圩图记》，正是为县令于宁国也”。第三个上当的是张家驹，张氏在其《沈括》一书(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中，第一章末一节《有关圩田的理论和实践》，依照吴编本《万春圩图记》译成白话文，并在书后附录的《沈括事迹年表》中，举出《笔谈》“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长兴集·筠州兴国寺禅悦堂记》“嘉祐中予客宣之宁国”两句，以“披”、“括”二字相似，断为“俱作沈括者是”。此后上当者仍不乏其人。 沈披、沈括为胞兄弟，这在王安石文集《沈周墓志铭》中早巳言明，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李涛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都有沈披事迹记载。胡道静先生在其沈括《家世表》中也载披、括兄弟二人。所谓“客宣州宁国县”是指客居、旅居、寄居而言。绝不能理解为“官”、“仕”。北大的邓广铭先生曾写了一篇《不需要为沈括锦上舔花——万吞圩并非沈括兴建小考》(载1979年《学术月刊》第一期)，于《图记》一文的考订，十分精确(原文附后)。 二、关于万春圩早期开发历史和嘉祐六年的修复问题 沈括的《万春圩图记》记载了公元十世纪之后的历史，特别于嘉祐六年修复的缘由、始末、经过，作了比较详细地记载。然而万春圩始建于何时呢?我们现无从确切判定。三国东吴时曾招募江北十万流民来江南开垦，史籍有吴赤乌二年(239)、永安三年(260)、西晋泰始五年(269，吴建衡元年)三次在丹阳湖一带兴修水利，围湖造田的记载。东吴于此设立督农校尉，东晋于督农校尉治设立于湖县，其地所辖即包括今天的万春圩境。早在三国末年，丹阳湖田的收入就用来供后宫嫔纪们的胭脂费，直到东晋义熙八年(412)才“田赐贫民”，改官田为民田，实际上由官府落入土豪之手。所谓“土豪秦氏世擅其饶，谓之秦家圩”即是指此而言。到了南唐时(十世纪中)重新置官领之，又由民田变为官田，并且将其地分为荆山、黄春、黄池三曹，但均不是圩名，“曹”是古代分职治事的官署或部门，其收入仍输后宫。到北宋时下属芜湖县，由朝廷直接管理变为地方政府管理，其收入上交大农司，纳入国家财政。太平兴国中(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圩田被大水冲毁，废为芜湖地。 嘉祐六年(1061)重新进行修复，开始困难很大，其一，该圩田已荒废八十年之久，重新收拾不容易，其二，朝野上下意见分歧很大，所谓“有司藏其议，一车不能载”，可见争论之激烈。 那么在争议纷纷的情况下，谁来主持修复工…

芜湖的圩田（《芜湖古今》第00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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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5-15T17:14:53+08:00
description: 芜湖的圩田在历史上是相当出名的。这有四个原因： 一是早。据朱天珍《龟龙寺记》载，早在东吴赤乌二年（二三九年），孙权就从江北招来十万流民在芜湖一带围湖造田，世传芜湖市东四十里处的咸保圩，即为当时所筑（见《芜湖县志・庙祀志》）。 二是大。北宋仁宗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年）重修的万春圩，周长达八十四里，共有田十二万七千亩，中间大道有二十里长，道阔可容两车并行，是芜湖诸圩之冠，也是长江南岸最大的圩田之一。北宋徽宗时（一一〇一年——一〇二五年）新筑的易泰、政和、陶辛、行春四大官圩也很大，后三个圩的周长，据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一书所说，就有一百四十五里。这些圩田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一一三一年——一一六二年）都曾重修并扩大过，到宋孝宗隆兴二年（一一六四年），实核其周长为二百九十余里，比同时期著名的太湖圩田（周长一百四十五里）和当涂圩田（周长一百九十里）要大得多（见马端临：《文献通考》） 三是好。芜湖一带的圩田，其工程质量是很讲究的。就以万春圩来说，它的圩坝宽六丈，高一丈二尺，呈梯形，堤岸基址十分宽广厚实；它的堤外又筑有缓坡，堤上植有杨柳，堤下种有芦苇，起着加固堤防的作用；同时圩区内还以一百亩田为一方，四周有小沟环绕，每四方为一区，有大沟为界，使水流较为通畅。这个圩田在重修工程完成后的第四年（一〇六五年）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当时长江下游地区闹了一次很大的水灾，江南的宣州（安徽宣城等县）、池州（安徽贵池等县）等处大小一千多个圩惨遭淹没。唯有万春圩屹立无恙，并且屏障了附近诸小圩，可见其工程质量是很好的。 四是有历史名人筹划其事。这个历史名人就是北宋中期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沈括。沈括（一〇三一年——一〇九五年），字存中，杭州钱塘人（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祐年间（一〇五六年——一〇六三年）的进士。在政治上，他是王安石变法运动的“智囊”之一，积极参与新政规划，表现出勇于革新的精神；在学术上，他对天文、数学、历法、地理、生物、农学、医药、文学、史学、音乐等多门学科都有精深的研究，著有《梦溪笔谈》、《良方》、《长兴集》等书。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积累的经验，热心提倡并参与兴修水利、改造器具等类活动。北宋仁宗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年）重新修筑的芜湖万春圩，虽然在名义上是沈括的哥哥沈披主持的，但其中的踏勘记录、自然地貌形势图以及驳斥修圩反对派意见的《圩田五说》等专业性极强的图纸、说明及论著，都曾得到沈括的指点和帮助。沈括在其后还专为这项工程写了《万春圩图记》，详细介绍了万春圩的情况，因此得以载诸史册，传之后世，为芜湖圩田起了极大的宣传作用。 从历史资料来看，芜湖圩田在两宋时期发展最快，这不是偶然的。北宋末年，特别是徽宗时期，外族不断进犯和侵扰中原地区，中原百姓被迫纷纷南渡，到长江以南地区定居下来，使这里的耕地愈显不足，于是围湖造田就成了解决吃饭问题的重要手段。芜湖的易泰、政和、陶辛、行春四大圩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另一方面赵宋王朝南渡后，为满足朝廷各种奢侈费用及南迁的皇亲国戚、内外文武大臣们私人占有土地的要求，也多次诏令宋臣部署围湖造田。这是宋时圩田、特别是官圩大发展的另一原因。 古代的芜湖，称芜湖泊，是一个西至东南去向、绵亘三十多里的湖泊，与东北方向的古丹阳湖又紧紧相连，原为碧波浩渺之地。经过历代特别是两宋时期的大规模的围垦造田，到元代时，湖面收缩很多，只剩下天成、易泰、欧阳三个小湖，尽管如此，由于圩区内尚有大小不等的池塘，再加上滨临大江，河汊纵横，这就使芜湖成了“鱼米之乡”。 芜湖圩田的现状如何呢，与旧时相比，它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更大。芜湖现有大小圩近六十个，其中万亩以上的圩有十来个，超出五万亩以上的有三个，这就是麻凤圩、十三连圩和万春圩。圩区的总面积近二千八百多平方里，圩堤周长有一千三百余里，超过旧时的许多倍。二是更好。旧时的圩堤都得到了加高增厚，险埂要段也都得到了治理。特别是解放以来兴建了大量防洪、排涝、灌溉及改土工程，仅电力排灌设施就有二百多个，大大地提高了抗御洪、涝、旱的能力，使芜湖圩区旱涝保收面积达到四十万亩以上，这在旧时是难以想象的。

芜湖的“水上人家”（《芜湖古今》第02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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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5-11T21:02: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俞子徽 芜湖素以鱼米之乡著称。以渔为业的水上人家也因此多了起来。解放以前，这里就汇聚着安徽、江苏、江西三省的渔船三百多只，渔民一千二百多人。旧中国的渔民生活十分凄苦，短短的三十华里江面上，就有一帮（扬州帮）、二号（江字号，清字号）、三所（大河所、天成所，万家所）的封建势力盘踞把持，帮有帮头，所有所霸，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据不完全统计，各种苛捐杂税竟有十多种，渔民们受尽了政府官员和帮头渔霸的欺压与盘剥。“鲜鱼起水养三家，挣钱不待桨水干。”渔民们长年累月地日漂江面，夜宿孤舟，撑船、背纤，熬断胫骨，辛辛苦苦地捕鱼拖蟹，养肥了渔霸和渔行老板，自己却过着“斤两鱼虾换菜糠，祖宗三代挤一舱”的穷困生活，被人们称做“渔花子”。 在旧中国，渔民们由于经济贫困，渔船大多年久失修，翻船沉船的事经常发生。据解放前十年的不完全统计，芜湖港因翻船事故葬身鱼腹的就有三十八人。一九四〇年，有一富商的大木排途经芜湖，突然失去控制，撞沉渔船十条，一次就淹死渔民十几人。渔民们联名控告到汪伪县政府，富商买通了官厅，大堂之上，律师和法官摇唇鼓舌，竟以“船行如雀鸟，排来如山倒”十个字，把十几条人命案的罪责开脱得一干二净，死难的渔民家属竟被如狼似虎的法警一齐逐出门外。芜湖历来是长江下游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的“洋船”横行港内，严重地威胁着渔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渔民们连在自己祖国江河内撒网捕鱼的自由也没有，一旦偶入“禁区”，即遭毒打。据解放前十年的不完全统计，被毒打致死的竟有十八人之多，致伤致残的更是不计其数。而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却拜倒在“洋人”脚下，不管渔民的死活。 一九四九年四月，芜湖解放，渔民翻身做了主人。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首先把江河湖泊水面全部收归国有，帮头渔霸，受到惩罚，苛捐杂税一概废除，三十华里的芜湖江面阳光普照，翻身渔民欢欣鼓舞。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渔业生产逐步实现了机械化，渔民们逐渐摆脱了顶风逆水，行舟艰难的繁重体力劳动，生活上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指引下，渔民们努力恢复和发展渔业生产，基本上实现了捕捞机械化，渔产量逐年增加，丰富了市场供应，增加了渔民收入，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鲥鱼和螃蟹，是我国珍贵的水产品，每逢渔汛来临，渔民们就夜以继日地在江面上辛勤捕捞，为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出口水产品，换回更多的外汇。为了发展芜湖渔业，党和人民政府又在城郊增划了大块水面，建设养渔基地，促进渔业的更大发展。如今，芜湖市郊区渔业人民公社，已拥有各种机动渔船三十六艘，总马力为九百七十八匹，船位三百四十吨（不包括民船和驳船）；养鱼基地水面二百六十四亩；社办工厂七个。一九八〇年全年天然捕捞量为十四万九千斤，生产总值一百七十四万六千元，人均收入为三百一十八元。广大渔民真正过着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渔民生活十分关心，在芜湖南郊羊毛埂划出大片土地，帮助渔民建设定居的社会主义新渔村。“昔日荒冢地，今朝新渔乡”。渔民们依靠自力更生和国家帮助，先后在这里建造了集体宿舍四百多间，定居渔民已达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如今，缝纫机、电风扇已遍及家家户户，不少渔民家庭还购置了电视机、录音机。旧中国日漂长江，夜宿孤舟的“渔花子”，如今已是“水上渔船机械化，陆地定居新瓦房”，人人过着美满香甜的称心日子。 随着渔民们陆地定居的逐步实现，渔民们的文化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也在不断发展。自一九五八年以来，渔业社逐步兴办起渔民子弟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渔民卫生院。近年来又实行了免费教育、合作医疗、老年渔民发放养老金制度。全社一千四百个渔业人口，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已有一百四十七人；长期危害渔民身体健康的血吸虫病已被基本消灭。由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广大渔民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昔日靠天生活的封建迷信已被讲究文明礼貌的新风尚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