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游击小分队的组建和发展（《安徽文史资料12》第09篇）
作者：南陵县政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后，我方原来坚持皖南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力部队奉命北上，各游击根据地只留下少数同志继续坚持斗争。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从大后方蜂涌而至，窃夺抗战胜利果实，并残酷地连续对我发动清剿，城乡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艰苦的日子里，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带枪投敌，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就在这异常困难的环境下，我南繁芜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紧密依靠群众，凭借手中仅有的八条枪，巧妙地打击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并且成功地收容了来自国民党川军部队的一批中下级军官，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部队。这支队伍在我党的教育下，改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人民武装，为巩固发展南繁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支部队的组建，具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川军过去都是四川军阀刘湘的部属。抗日战争爆发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借抗战之机排除异己，将刘湘所部骗出四川，而调其嫡系部队入川驻防。刘湘部队出川后，蒋介石对其中高层军官几度清洗撤换，引起川军官兵对蒋的不满和仇视。当时流落在皖南沿江一带的，有川军一四四、一四五师和新七师等部。 一九四四年，驻防南陵的是原一四四师，师长张昌德（后投降日寇，改编为日伪“独立方面军”，由张昌德充任军长）。这支军阀汉奸部队在南陵繁昌一带横征暴敛，鱼肉乡民，并不断向我根据地骚扰，犯有大量罪行。但其中也有一些具有爱国心的下层官兵，耻于当汉奸，不忍打内战，毅然解甲退伍，有的就地娶妻落户，另谋出路。这一年，我南繁芜党组织派往繁昌县新林地区工作的冯裕贵同志，结识了一个川军退伍军官，开始了争取川军官兵的工作。 冯裕贵是派到繁昌搞秘密联络工作的。一天，他在新林乡茶冲遇到了日伪新林乡乡队副刘为富。刘为富有个妹妹嫁给了从川军中退下来的郭子清，夫妻二人在新林铺街上开赌场。郭子清有文化，过去在川军中当司书。新林一带是我南繁芜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刘、郭慑于我游击队的声威，整天提心吊胆。他们虽然不明冯裕贵的真实身份，但也知道他颇有点来历，就想通过冯在“四老爷”（指新四军）面前讲讲好话。冯当时也身负接触伪乡保长，搜集敌人情报的任务，当然也乐于和刘、郭打交道。于是在刘的安排下，冯结识了郭子清，而且一度寄居在郭子清家中，以做生意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第二年，日寇投降，张昌德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四川军解体，大批官兵流落在芜湖一带。蒋介石集团对这些川军虽然收编，但只供饭，不发饷。不少川军皆有眷属，生活顿成问题。想回四川老家，又没有路费。一大批军官太太只好抛头露面，在芜湖车船码头卖茶水或找零活做，走投无路跳江自杀的事件也不断发生。川军感到身家难保，前途未下，悲观迷惘，不断有人暗暗将枪支弹药卖给我游击队，换钱花用或作返川路费。其中也有一些青年人，早年在四川曾受过我党的影响，如今看透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就把报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于是川军中暗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路不通，去找毛泽东。”改恶从善，弃暗投明的情绪日渐高涨。 一九四六年农历五月，新林街已驻满了国民党的军队。冯裕贵同志此时离开了新林街，在茶冲买了几亩田隐蔽下来。一天，郭子清突然登门来访，说他家来了个叫任志强（又名王志强，后改名王明）的川军兄弟，过去在川军里干副团长，现在离开队伍到这里来采购松树段子和松板做生意。冯裕贵心中存疑，便说新林这一带不出松树，没生意可做。郭子清因为跟冯混得很熟，就道出真情，说任志强此一趟来是想搞部队，要冯设法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联系。冯裕贵不知虚实，把头一摇，试探地说：“想升官发财的人不参加新四军，你们为什么要参加？要想捞钱还是干土匪去。”郭子清再三恳求，说这是十几个弟兄的意愿，连他自己也参加。这样，冯裕贵才答应“找找看”。 第二天，冯裕贵同志找到南繁芜游击队的负责人王文石和王安葆同志，把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当晚，王文石和王安葆便会见了任志强，这次谈话进行得很顺利。三天后，任和郭为表示诚心，送二百发“403”手枪子弹，作为给游击队的礼物。第四天他俩带领着蔡云（又叫蔡振邦）、何绍先、黄辅臣、刘国亮、程秀珍（蔡云的爱人）等十一人，携带三支枪（两条中正式、一支短枪）、十几颗手榴弹正式入伍。当时，南繁芜游击队党委即任命任志强为队长，队伍也命名为志强部队。为照顾这批新来的同志，游击队党委发给他们两倍于我一般游击队员的生活待遇，连抽烟都是双份的。使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体会到党的温暖和关怀。 队伍成立起来后，县委即委派朱康同志去该队担任指导员。以后又增派鲁守正同志去配合朱康同志工作（鲁守正同志去后不久，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性）。为扩展南繁芜游击区，同时解决部队给养间题，朱康到队后，迅即将部队拉至外围作战。消息传出，川军闻风前来投奔的人络绎不绝，一下子发展了两个排，拥有十几条枪枝。当时经济很因难，这么多人，吃穿顿时成了问题，只能找一些保长临时借点粮食坚持斗争。 这天，部队来到宝塔圩附近，听说这里有一家大地主，他儿子在国民党当团长，很反动。部队决定抓住那个大地主，逼他叫儿子交出一批枪枝。任志强和郭子清以为任务很容易完成，晚上便派一个班进了村子，当时在敌占区常有土匪出没，尤其是川军散兵游勇为害最大。他们进村叫门时，村上群众误认为是土匪来了，群起自卫把这一班人赶跑了。第二天晚上，朱康同志亲自带了部队，悄悄进村，找了过去与我游击队有联系的基本群众，告诉来的意图，立刻就获得群众的帮助，很顺利地把那个大地主抓了出来。这件事给志强部队教育很大，使他们切身体会到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国民党的憎恨，是何等的分明。 抓住了那个大地主之后，他儿子不愿给枪，但派人送来巨款将大地主领回。这样，部队得以还清以前的借款，剩下的钱交给蔡云到芜湖找原川军官兵购买武器。当时国民党部队唯钱是命，加上蔡云是老相识，一次就买了很多枪，但在接枪时不慎被附近土顽发觉，仓卒间打了一场遭遇战，枪未接到反而牺牲了一个通讯员。 第二次蔡云又带钱至芜湖活动，一次买了两挺机枪，三十条中正式，十几支手枪和大批弹药。由国民党川军军官派船护送，将枪顺利运出鲁港。接枪部队也全部化了装，穿上国民党军服，把武器接到手。当晚就把竹丝港敌人土顽碉堡打下，将缴获的三十多支汉阳造全部上交给游击队总部。 经过两个月的磨炼，志强部队大多数同志革命觉悟有所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增强，加之换了装备，打起仗来人人争先，行伍出身的人枪法准，又熟悉军事，所以土顽部队闻风丧胆。游击队党委见时机成熟，决定在该部建党。一九四六年七月初，在繁昌九甲冲发展了表现突出的蔡云和何绍先两人，成立了党小组。七月底又发展了刘国亮、程秀珍、黄辅臣三同志，建立了党支部。这批党员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勇敢，作风正派，并带头要求取消双饷的特殊待遇；有的将金戒指、首饰等上交游击队，自觉做一个普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同年八月，共产党员何绍先，带着战士夏云、毛和贵等三人，在铁夹冲乘虚袭击敌人一个催粮班，一枪未放将敌全部俘虏，缴获十二支长枪，十几颗手榴弹。 然而，改造旧军队毕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首先发生在队长任志强身上。他见实力大了，盛气凌人，不把党和游击总队放在眼里。上级调枪，他不给；一些四川籍战友要求寄钱给在芜湖、南陵、繁昌和老家的家属，他扣着不发。他保管的经济账目从不公布。平时说话办事不容商量，独断专行，军阀旧习仍然不改。更严重的是他在荷花岭一带活动时，竟和一个有夫之妇勾搭成奸。朱康同志曾多次劝说批评，他不当回事。国民党在繁昌办的反动小报，竟据此对我党和游击队大肆攻击，污蔑我游击队“共产共妻”，影响极坏。朱康将这些情况报告给游击总队，王文石、王安葆同志立即批准将任志强调出，至总队另行安排，以使他摆脱周围几个拜把子伙伴的蛊惑，改正错误。并指示，任若不听调，可发路费让他回四川原籍。 当朱康带着蔡云、何绍先、黄辅臣、郭子清来荷花乡找任开会时，哪知蛮横无理的任志强，提着手枪，大张枪头，妄图逞凶。朱康叫郭子清去下枪，任将郭一拳打倒，跳出门外。门外两支警戒的冲锋枪顿时将意欲行凶的任志强打死。可奇怪的是，跟着追赶任志强的黄辅臣同志，也在乱中被打死在门外。黄以前也是川军的大队长，投奔入伍以来，守纪律讲政策，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平素生活简朴，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朱康此时十分纳罕，赶到现场查看任的手枪，里面仍是一颗“太平火”。朱又经详细察看后，判定黄辅臣不是任志强所杀，而是早就对黄嫉妒成仇的郭子清乘机所害。当时部队战士见黄辅臣死了，泣不成声，许多人一天没有吃饭。朱康同志秘密找郭谈话，指出他此举的危害性，郭哑口无言。因考虑到郭子清对建立这支队伍有功，另一方面为避免部队衔仇相继报复，波动军心，表面上即依照大家所传黄为任志强所害之说，将此事一直掩盖下来。第二天，部队在荷花岭买了两口棺材，将任、黄就地安葬，使全体战士情绪稳定下来。 游击总队部接到朱康的报告后，王文石、王安葆、马文杰同志立即进行了研究，并决定更动这支部队的领导人员。由王文石同志到队部宣布，任命郭子清为部队大队长，蔡云为副队长。将怂恿挑唆任志强作恶的事务长花某和一个姓任的清洗出队，发给路费，遣散回川。 经过一番教育整顿，这支部队并没有因为出现了一点动乱而松垮，相反，军纪更加严明了，附近群众对他们也逐步有所了解，主动配合他们作战行动。从芜湖等地又陆续有川军官兵前来投奔，终于发展为近百人的一个连队，在南繁芜根据地边缘地带频频出击。 到了一九四七年初春，当部队开拔至泾陵宣一带（当时仍属南繁芜县委管辖）活动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朱康同志因病获准离队治疗，不料接替他工作的强建中竟是个不纯分子，奇怪的是强不是党员，但却以“指导员”自居。他一到部队就培植个人势力，使刚刚压下去的烧香拜把子等封建帮会歪风又逐渐抬头，而且愈演愈烈。在旧习回潮中，一些参加革命动机不纯的投机分子，又勾恋起打家劫舍的生活。先是由几个旧军官出身的家伙，假借外出行动，携带十三条枪支，叛逃投敌（结果投敌未成，在去芜湖的途中，为敌土顽部队夺枪将其全部打死）。接着是怀着个人野心参加革命的大队长郭子清动摇。郭有个妹妹在国民党南京公安局工作，其妹夫还是局里的一个头目。有一天，郭子清心怀叵测地找到了冯裕贵，问冯：“新四军的部队我怎么看不见？”接着又套问游击队总部的情况。对郭早有戒备的冯裕贵见其神色不对头，巧妙地敷衍过去，当晚立即向游击队总部首长汇报了这一情况。总部一面加紧警戒，一面找郭子清谈话，直截了当地问他去留的想法，郭子清果然提出离队回川，当即发给他路费。果不出所料，郭子清拿着钱跑到南京去了。 强建中在这支部队蹲了二个月，把部队弄成几派，互相猜疑，互相防犯。总队立即将朱康调回，将强调出。强回泾陵宣不久，当环境略显紧张时，就带枪叛变投敌，当了敌人可耻的鹰犬。 同年二、三月间，部队奉命回到繁昌红花山，跟随王安葆同志加强沿江工作。此时，国民党63师出动一个加强营，并国民兵团副团长王亚东部以及红花山区“剿匪”主任汪慧泉部，发动所谓红花山围剿，妄图吃掉我南繁芜游击队。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这支部队按王安葆同志的指挥，巧妙地避开敌主力，绕至王亚东部后面一阵猛打，粉碎了敌人合围聚歼的阴谋，逼敌仓惶收兵。不久，当部队转移至南繁交界的铜山时，死不甘心的敌人，以63师加强营为主力，纠合芜湖、铜陵、繁昌、南陵、青阳五县共十个自卫队二千余人，气势汹汹地朝铜山合击。阴险的敌人又在正面进攻的同时，派芜湖县自卫队第三中队连长叶少堂率队向我诈降，意欲潜入我腹地，恃仗优势装备，杀害我总部领导同志，然后乘乱里应外合将我游击队消灭。王安葆同志接见这次诈降部队时，早已从打入该部的我地下工作者曹根木同志处摸清了底细。那个叶少堂，原先曾混入我新四军，还当过排长。部队北撤时，他带枪投敌去了。如今在国民党重兵侵扰我游击区时，他无端携械而来，岂怀好意！同时，当总部布置分兵阻击时，该部枪支拒不听调，险恶用心已暴露无遗。当下，王安葆同志面临一场恶仗，他将当时正在总部的几个领导同志分头妥善隐蔽安顿好以后，命令这支部队分兵两部，一部会同总部警卫队扼守铜山制高点抵御敌兵，一部隐蔽待敌并监视叶少堂部。又抽调蔡云等人走小路乘虚袭击繁昌空城。敌人虽有四、五倍于我的兵力，且配有精良武器，结果却损兵折将扑了一空。我游击队无一伤亡胜利突围，还缴获了一些枪支。战斗中，何绍先同志击毙敌尖兵二人，并勇敢地率先突围，荣获总队嘉奖。 叶少堂诈降之部，被我游击队领着在山区兜圈，拖得精疲力尽后，将叶少堂并六名死心塌地的特务分子分头处置；其余人员愿回家的，发给路费；真心投奔革命的，留下来编入其他部队。敌人精心策划的阴谋，又被我彻底粉碎，反而白白送给我游击队一批武器。 铜山战斗胜利结束后，这支部队一直在南繁芜、泾陵宣一带频频出击，时而奔袭，时而隐蔽，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至七月，部队转战至繁昌新林。时值新林铺之敌刚刚成立所谓五乡联队，气焰十分嚣张。部队当即决定乘其外出一部之机攻下碉堡。侦察员徐本如、梁德明等三人利用集镇早市行人往来稠密之际化装进入街市，当街生擒了罪恶累累的敌联队队长，就地处决。一个敌兵当场被吓死，其余均龟缩进碉堡顽抗。徐本如等同志在群众配合下，借来桌子和三床棉絮，用水将棉絮泼湿铺在桌子上作土坦克，逼进碉堡喊话，宣传我党政策，踞守碉堡的敌兵纷纷缴械投降。计缴获步枪十七、八支，敌兵经训话后遣散回家，运不走的物资，投入碉堡内放火烧毁。其外出之敌闻讯回援，遭我事先埋伏的何绍先阻击班迎头痛击，四散逃逸。我无一伤亡，前后不到一小时结束了战斗。当地群众见除了地方一害，无不欢欣鼓舞。我新林区区长强日真同志还领人抬着一口肥猪和十斤酒，前来慰劳庆功。 拔除新林之敌后，部队又回师再次成功地袭击了竹丝港之敌。沿途敌军望风披靡。从此，这支部队在我党领导下，终于锻炼成为一支能攻善守、累立战功的精锐之师，深受首长的称赞和群众的爱戴。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皖南各地区游击武装力量均有很大的发展。党决定设立黄山司令部，组建一支正规主力部队，以便更好地发展皖南敌后武装斗争，打击敌有生力量。这支部队奉命受编加入主力，并顺道护送一批南繁芜地区基层政权革命干部去黄山受训。 农历八月中旬，部队经过南陵峨岭附近时，当地群众纷纷赶到部队，控诉峨岭乡公所横行一方，搜掠往来行人，敲诈商贩，欺压群众的种种罪行，要求部队拔除峨岭碉堡，为民除害，尤其要求处决那个作恶多端的乡队副马侉子。 部队决定打峨岭后，由侦察员徐本如、刘国亮和张子峰等五同志，分别化装成下乡收租和赶街模样的群众进入峨岭街。原打算出敌不意进行奇袭，谁知子弹卡壳使敌警觉退入碉堡居高顽抗，刘国亮等三同志先后中弹负伤。部队立即增援一个班冲上街，由徐本如借来桌子和棉絮，泼上煤油，在机枪掩护下运动靠近碉堡，点火烧着。那碉堡本是砖木结构，顿时火趁风势，把碉堡烧着了，迫使敌人举枪投降。计缴获两支短枪，十九条长枪，一支掷弹筒。在群众指点下，部队把那个罪大恶极的乡队副马侉子押至峨岭街当众处决。赶街的四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部队离开峨岭时，县自卫队闻讯赶来，但慑于我军威力，对空鸣枪应付一阵不战自退。 可是由于当时在行军路上，负伤同志得不到及时救治。中共党员、侦察组副组长刘国亮同志终因流血过多，在部队行至小九华时，心脏停止了跳动，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部队指战员对刘国亮同志的牺性十分哀痛，在当地买来一口大棺材，举行了追悼仪式，就地安葬了这位来自数千里外四川籍的战友。 第二天，部队安抵泾县蔡村坝时，泾陵宣游击队队长郎俊带着何玉林等同志，早已在此守候迎接，并领他们至周洼，与专程前来欢迎的黄山司令部参谋长倪南山亲切会见。 此时正当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司令部在北河埂热热闹闹办了酒宴，既表达对这支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热情慰问，又表示对他们加入主力部队的热烈欢迎。大家频频举杯，共祝人民解放战争早日胜利。 这支部队自此受编为黄山司令部第一营第三连，投入了新的战斗。（本文是根据访问王安葆、冯裕贵、朱康、徐本如、郎俊、何玉林、何绍先等同志的记录整理而成。一九八二年十一日）巡抚按：王安葆，(1906～1985)，孙村乡人。化名滕本玉、杨鹏。1939年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孙村区委书记、南繁芜县委委员、南繁芜总队队长、南繁芜游击区的创建者和主要负责人。解放前夕，历任皖南沿江工委书记、南繁芜办事处主任、繁昌县县委委员、解放军皖南沿江支队南繁芜总队队长，解放后任繁昌县县长、安徽林业厅森林办事处主任、芜湖市政府视察员、芜湖政协常委。王文石，(原名：石崇孝，1903~1973)，原籍湖北省阳新县，后移居繁昌平铺乡，出生于农民家庭。1939年10月加入共产党，历任繁三区区委书记、南繁芜社会部长、皖南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南繁芜县委书记、南繁芜总队政委、宣城县委书记，解放后任安徽省检察厅副厅长、上海新城区区长、武汉市纺管局书记。
回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安徽文史资料12》第06篇）
作者：朱农 解放战争时期，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泾县、青阳、南陵、铜陵、贵池等地区开辟了以宾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并坚持三年之久，直到皖南解放。这个地区距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又处在它的“江防要地”近旁，因此，国民党不断叫嚷这块游击根据地“威胁京畿，危害江防”，屡派重兵进行“清剿”，企图将我游击队消灭。但是，这支起初只有八十多人、四五十支枪的坚强革命队伍，在数十倍于我的强敌重重包围之中，贯彻党的政策，依靠广大群众，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英勇机智，艰苦奋斗，杀敌夺枪，出奇制胜，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最兴旺时期，青阳、泾县等地的游击根据地达到了除县城和几个重要集镇以外的广大地区。它的存在和发展，鼓舞了皖南人民的斗志，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接应了大军渡江和挺进皖南，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奉命回师 坚持皖南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铜陵就曾建立过党的组织。抗日战争期间，在皖南地委的领导下，我们始终在铜陵（包括铜陵和青阳、南陵接壤的一部分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抗击日寇的长期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内出现了新的形势。党中央为了满足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渴望与建设祖国、医治战争创伤的强烈要求，向国民党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决定将我省皖南和皖中两块解放区的部队和党政干部撤到苏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我们根据朱总司令发布的接受日伪投降的命令，正在铜陵各地收缴日寇的枪支弹药。我和查富德同志在犁桥责令伪军据点就地缴械，伪军抗拒，我方就发起猛攻。正在攻打间，地委派人送来紧急通知，要县委带领所有脱产干部和县大队武装，立即作好北撤准备。县委火速转告全县脱产干部马上到县委所在地迪郎冲开会。会上宣布了地委指示，除留下尹彬、张良志率部分武装留守铜陵，王文石、王安葆率部分武装留守繁昌外，其余干部、战士随同皖南地委机关、皖南支队（地委直属的武装力量）撤向苏北。那时县委有一批细布，原准备部队作冬装之用，现在来不及处理，就撕开发给一人一段。队伍从迪郎冲经铜陵舒家店、繁昌油坊咀渡江到无为白茆洲，在那里蹲了几天，然后行军到巢县散兵。在路上，我们估计以无为为中心的七师活动地区距离芜湖、南京太近，国民党不会允许我们留在这里，我们主动撤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能取得主动。到达散兵后，我们就向领导打听消息，他们告诉说：部队很快要过巢湖到烔炀河，然后经全椒、滁县去苏北。 吃过午饭，我踱到巢湖边上。放眼看去，这个有八百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巢县面积）、蓄水五十多亿方的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真是浩渺无垠，水天相连，一望无际。湖中碧波粼粼，白帆点点，这同铜陵江边的景色又非常相似。这使我顿然想起八年抗战中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铜陵战友和乡亲。我们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将会怎样残酷地折磨他们？他们又怎样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斗争？这时，通讯员跑来找我，说地委有重要电报要传达，这才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们回到住地，在场听传达的只有陈爱曦，陈尚和与我少数几个同志。皖南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恺帆同志传达了皖南地委转皖江区党委的电报，大意是：鉴于我军撤离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因此决定再留下一个营的部队，增派得力干部带领，坚持皖南斗争。还指出应由留下的部队挑拣较好的枪支。接着传达皖江区党委关于成立沿江中心县委的决定：由杨明任书记（杨明同志当时已率部队先回铜陵），王文石任副书记，陈爱曦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宣布完毕后，地委负责同志满怀深情地对我们说：今后皖南的重担就要由你们来挑了，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希望你们谦虚谨慎，好自为之，重要的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紧密依靠广大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能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完成坚持皖南的任务。 听了传达上级指示和领导讲话，我心中像燃起一团火焰：上级党是多么了解下面的情况啊！决定的问题又是多么的正确！党要我们回师皖南，坚持斗争，我们一定照办。“坚决完成任务！”这就是当时我对领导简短而有力的回答。我们立刻出发。一夜之间步行一百多里从巢县散兵赶到长江边无为石板洲，当晚乘船过江，赶回铜陵。 回到铜陵同杨明同志见面后，沿江中心县委立即召开会议，分析形势，进行战略部署。当时的情况是：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忙于“劫收”大中城市，对县以下许多地方尚无暇顾及。皖南沿江地区局势仍由汪伪军队控制，国民党同他们虽有联系，但尚未接收。我们去而复返，他们不知底细，也不敢贸然行动。所以我方留下的部队安然无恙，原来我方建立的人民政权也还在继续行使职权。但是，会议认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是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国民党一俟准备就绪，便会调动正规军来强占革命根据地，残害我方军民，对此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迎接即将到来的残酷斗争。会议明确坚持皖南斗争的方针是：背靠山区，面对平原，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斗争，为解放皖南创造条件。会议还确定在继续坚持铜陵的同时，迅即派人去太平樵山，同黄山中心县委胡明同志取得联系，配合进行斗争；同时派陈爱曦、张良志（后英勇牺牲）、姚生同志带领少数武装去青阳、泾县交界的盘台（该处有我地下交通站）联系，在盘台、宾山建立隐蔽据点，以便在形势恶化时，将部队转入山区。会议还决定成立铜青南县委（曾改名泾青南工委、铜青贵县委，后改名为泾青南县委），由陈尚和、周坚凯、尹彬和我组成，我任书记，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铜青南县委根据沿江中心县委的部署，抓紧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在思想上，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实事求是地分析坚持敌后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因素，提高夺取胜利的信心。县委告诉大家：我们即将从抗日民主根据地转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武装斗争，我们的主要敌人已经由过去的民族敌人——日军，转变为阶级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有完整的反动政权，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一整套警特反动统治工具，而且同地方上土豪劣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斗争不利的因素。但是，我方坚持皖南山区游击战争也有许多有利条件：这里曾经是新四军活动过的地区，党和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群众条件很好；加之群山相连，地形复杂，又是几县交界、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有着广阔的回旋余地。我们还有一批斗争经验比较丰富的领导骨干和许多坚强勇敢的游击队战士。只要我们认清形势特点，转变斗争策略，坚定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在组织上，为了适应斗争需要，妥善地安置了一些确实不能随部队撤退的干部和伤病员。当时在干部队伍中有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的人（包括原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区长）。他们有的家庭比较富裕，害怕撤进山区后生活艰苦；有的亲友在国民党政权里面工作，企图依靠他们投奔国民党；有的只看到眼前困难，对革命悲观失望；这些人虽有条件撤退而不愿跟部队走。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在陈山冲召开了一个有六十多干部参加的会议，杨明同志和我都出席了会议，向他们讲清形势，指明前途。告诉他们有三条出路：一是跟随部队进入山区打游击；二是分别由长江水路去江苏六合瓜埠找新四军办事处，然后到苏北根据地；三是暂时离开本地区，到亲友处暂避，待局面好转后再回来与我方联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我们指出，以上三条都是生路，如果脱离革命是危险道路，倘若叛变革命则是死路一条。在这些人当中，多数接受教育，继续革命，有的表现很好，也有少数在环境残酷时向敌自首，甚至投敌叛变。如原抗日根据地区长陈孝风、陈孝义等人，在敌人来后叛变革命，并且作恶多端，解放后被镇压。 在经济上，积极筹措部队给养，解决部队冬衣和生活供给问题。在巢县散兵，地委曾经给了我们一些烟土，作为部队给养之用。这时我们又派出干部分头到各区乡，把我们存放在各地的粮食加以变卖，共计变换成法币五百二十万余元；银元两千六百余元。同时用一部分粮食换回我新四军发行的大江币一百八十万元，以取信于民。 在我们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国民党地方军队和他们收降的伪军，不断对我方进行挑衅，在遭到我方坚决回击后，竟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出动三路人马，向我顺安中心区大举进犯。一路是收编的汪伪军吴志和的一个营；一路是原汪伪独立方面军的一个营；还有一路是国民党特务崔光汉率领的几个连队。三路人马分进合击，企图将我们部队消灭。当时我沿江中心县委领导的皖南人民自卫军总队和铜青南县大队的武装，集中力量打击崔光汉所率领的一路，在石佛山进行激战，结果击毙敌人八人，缴获步枪十余支。接着又在青阳店门口、田家畈打了两个胜仗。这几仗一打，敌人的嚣张气焰被压了下去，他们的地方部队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在此以前，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回到铜陵的共军是“上面不要自己跑回来的少数散兵”，是“在巢湖里船被炸翻了，死里逃生剩下的几个人”。我们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群众欢欣鼓舞地广为传播：新四军又回来了！ 我们从巢县散兵回师皖南以来，在铜陵蹲了三个多月，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们撤往山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这时，国民党也开始向我们大举进攻了。 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国内和平气氛高涨，我党的政治威望大大提高。蒋介石集团这时已蓄谋全面发动内战，他们视我沿江游击队为心腹之患。因此，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在芜湖召开了“皖南地区参议员会议”，研究如何对付游击队，又感地方反动武装力量不足，因而假借民意，“请求”南京政府派出主力部队来“清剿”沿江地区的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国民党正规部队川军44军所属150、162两个师，由军长王浚率领，气势汹汹地闯入院南，提出“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反动口号。其中：44军军部并一个团驻贵池；150师师部并三个团驻铜陵、青阳；162师并一个团驻大通。顿时，沿江地区黑浪滚滚，形势陡然恶化。 这次敌人来得突然，我方事先未曾接到情报。敌人很快涌进我方活动中心地区顺安、朱村、姚村、花堰王等地。起初我们还以为是敌人的地方部队，后来听说都是四川佬，才知道是国民党正规部队。这个时候我正在铜陵栖凤乡阮家巷和国民党地方部队打仗，接到情报后很快转移。我们乘船过西湖到朱家咀登岸，穿过铜顺公路到达柴塘村，刚准备宿营时，一个老乡告诉我们说：这里不能宿营，离此地一里多路，今天来了一个连四川佬。还说：顺安、张家冲、新桥都驻有四川军队，这才知道局势严重。我们就插到桐子冲，去外郎坑找到杨明同志。他说今晚他和查富德同志率领部队转移到青阳的盘台，然后去黄山。要我们按原计划在铜青南地区坚持，根据形势变化，决定部队行动。 过了几天，川军已在铜陵各地全面开始“清剿”，不少革命干部、群众、及其家属遭到杀害，地方党、政权和民兵组织很快遭受破坏，一些党员自首，有的叛变投敌，形势相当紧张。我和陈尚和同志商量后即分头行动：陈尚和同志去茗山冲与尹彬、周坚凯同志联系，带领游击队就地坚持，建立隐蔽山棚，避开敌人清剿，保存力量，待机行动。我率领县大队武装转移到泾青南三县交界的宾山、盘台一带活动。这时，杨明、陈爱曦同志已去太平樵山，我也赶到樵山与杨明同志见面，商定了整个斗争布局，而后回到宾山开展工作。从此揭开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站住脚跟 建立基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晚，我同县委机关、县大队干部战士四十多人，隐蔽地经过盛家冲、丫山、石堰桥、老虎坑来到泾、青、南三县交界的宾山地区二酉保苏家冲，见到了原先进山的游击队连长姚生同志。 我们登上高峰举目眺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雄伟壮丽的丛山峻岭的画面：群峰起伏，连绵不断，许多山上林密竹茂，灌木丛生，远远望去，一片莽养苍苍，真是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地方。这里还是四出之地：东至泾县，西抵青阳，北到南陵，南往太平，背靠山区，面向沿江，有着广阔的活动余地。有这样好的山区作为依托，又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何愁游击战争不能获胜，皖南不能坚持？ 我们很快来到盘台，这是青阳、泾县两县交界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在抗战期间就建立了党支部，担任着皖南地委和黄山中心县委的地下秘密交通，虽经皖南事变这样的惊涛骇浪，党支部始终屹立，它是山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是我方几个县秘密交通的枢纽。 我们分别听取了盘台党支部书记张贵和连长姚生同志的汇报。从他们反映的情况和我们接到的情报来看，当时的敌情非常严重，敌44军的两个师，他们原来安排：150师到铜陵、162师到贵池，寻找我主力决战。但我方由林维先同志领导的沿江支队和梁金华同志领导的皖南支队都已北上，留在铜陵的新四军绝大部分也转移到山里去了。这两个师在扑空之后就转到泾青南地区和皖南山区，由青阳、南陵县常备队配合，把我县大队作为他们“清剿”的主要目标。同时，国民党进一步强化了区乡地方政权和反动地方武装。每个区乡都有人枪三十至五十，筑有碉堡，装有电话，彼此互通声息，遥相呼应。以青阳县“调查室”为核心的一套特务组织，开展针对我方的特务活动。他们以乡为单位成立“中心组”，将自首分子严加控制，迫使他们进行破坏我游击队的活动，其中有些人甘愿为敌效劳，成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白色恐怖笼罩着这个宁静的山区。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胜利开展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县委决定：除了原来留在茗山坚持的少数武装外，将转到泾青南地区的部队，分成几个游击组，分散在各地活动。我和左秀东、姚生、孙林、孙泰英、柯斌等同志带领县委机关和部分武装，在宾山、宋冲、苏家冲、大格里、乔木、云岭等地活动；王克祥同志带领六、七个人，在泾南的田方、孤峰、三里店、东山一带活动；胡爱民、张贵带领六、七个人在青阳、盘台、杨田、陵阳一带活动；过了几个月孙举东等同志率领一个班在青（阳）贵（池）交界处的庙前、南阳湾、九华和刘街、姚街、梅街一带活动。这样，我们的游击队就以宾山为中心，星罗棋布地战斗在泾、青、南、铜、贵的广大区域，使敌人兵力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对付我茗山、宾山的游击队，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开辟新的游击区。 起初，我们在山区立足，遇到很多的困难。首先是人数比我们多几十倍的敌人正规部队，频繁地在山区“清剿”，迫使我们不断转移阵地，以避其锋。有一次得到了消息，150师两个营部队配合县常备队共一千多人要来宾山“清剿”，我们立即向宾山深处转移。这一天部队刚转移到一个大山山腰的一个树林里，哨兵前来报告：发现敌人正从山的另一面向山顶前进，同时山下也发现敌人。我们处于敌人上下夹击的危险境地。我当即命令大家沉着应战，充分作好战斗准备，严密监视敌人，但不准发出一点声音，不能暴露目标。幸好敌人未曾发现我们，这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大的牺性。这时，我们遇到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部队给养极其困难。当时只剩下能买一百多斤大米的法币，四十人即将断炊。我们派当地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洪秀荣去泾县包村（离宾山五十多里）进行侦察，打听到一家大油坊很有钱，于是我们就派孙林同志带五名战士绕开敌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深夜去向这个油坊老板“借”了法币十五万元，暂时解决了困难。以后敌44军150师仍然不断来“清剿”，我们在这一带的山区与敌周旋，白天休息，夜晚行军，忽东忽西，行踪不定，部队很疲劳，同时粮食疏菜供应也很困难。 这时我们打听到宾阴乡乡长方忠秀在宾山脚下水家冲开设了一个纸坊，有八九个工人。纸坊是赚钱的，方忠秀每年可以从纸坊获取不少利润，因而他非常害怕生产中断；尤其害怕别人破坏他耗费了很多资金和材料建设起来的纸槽。我们抓住他这个弱点，同他“谈判”。这个纸坊有个工人叫张聋子，由于我们先去的同志向他做了工作，因而他对我们态度很好，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就叫他去传话给方忠秀：我们有个条件，如果能答应，我们双方各走各道，互不打扰。否则，如果敌人来清剿，我们就准备在这里同它打一仗。一旦交火，事情就难以预料，弄得不好会把纸槽毁掉。张聋子问什么条件？我们说，一要为我们保密，不准泄露我们的行踪；二要将敌人有关动向及时报告我们；三要及时替我们购买粮食和疏菜，送到指定地点。张聋子去向方忠秀说后，方完全答应我们所提的条件，不过要我们替他保密。这样每天张聋子就以纸坊的名义到市场上去替我们购粮买菜，成了我们的采购员。后来他入了党，确实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立了许多功劳，1947年敌人“清剿”中他被敌军杀害。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二酉保的范围是一条山冲，冲口平顶洲有一个大碉堡，驻扎着乌潭区公所自卫队的五十人枪。从冲头到冲尾相距四里多路，我们就住在冲尾的高山上，同区公所的碉堡遥遥相对。这个区的区长叫郑康仁，政治态度还不错，他晓得我们在附近活动，佯作不知。我们就通过住在宾山水家冲他的岳父带信给他，向他讲清形势，明以大义，晓以利害。告诉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希望他能明瞭天下大势，顺应形势的发展，给我们以帮助。他带信来表示愿意同我们和平相处。因此双方相安无事。我们游击队经过碉堡附近，他也不闻不问。有的同志见此情景，编了个顺口溜：“二酉保，一条冲，驻扎两种不同兵。冲口‘刮民党’，山上新四军。只因统战政策好，停息干戈讲和平。” 我们得到暂时的立足点之后，就抓紧时机在群众中进行工作。这里原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有些群众基础。但我们刚到这里，人地生疏，工作还必须从头做起：一户一户地了解情况，一村一村地开辟工作。山区群众居住分散，有的一个山冲只住一两户人家，这倒为我们进行工作提供了方便。开始，因为不摸底细，需要格外谨慎，每到一户了解情况，都暂时封锁消息：前后门和路口都布上哨，人只让进，不让出，完成任务后迅即撒离，不知去向。以后熟悉了，就不需要再这样做了。起初，我们这些身穿便衣，携带武器的不速之客夤夜出现在农户堂屋的时候，他们常常显得惊惶不安，当我们耐心地进行解释，并且在他们确信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的时候，脸上才露出兴奋的、亲切的、只有亲人重逢时才有的神色。他们赶快给我们烧茶做饭，问寒问暖，都说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有些受害者家属，则饱含热泪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当地的一些基本情况初步搞清了：哪些是保甲长，哪些是士绅，他们当中谁优谁劣；哪个是特务，有无罪恶；哪个有过自首行为，有无出卖同志，都了解得比较清楚。村里村外有什么动静也能很快知道，群众已经有了初步发动。 当时我们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必须十分谨慎地工作，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敌人营垒中比较倾向进步的人。 刘店乡有个乡丁叫吕和清，绰号“吕瞎子”。他经常到我们活动的地区——大格里来收捐税、要费事。我们知道他出身贫苦人家，并无欺压人民行为，就主动同他接触，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后来他秘密参加了党，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一九四七年他同我们游击队里应外合，打掉了刘店乡公所自卫队，缴了四十多支枪。还有一些人过去在我方担任一般工作，或者曾参加党，后在敌人高压的情况下办了自首手续，但并未出卖组织和同志。对这样的人，我们仍热情对待他们。即使是叛徒，只要他们不再干坏事，並帮助我们，就向他们宣布，可以将功折罪，既往不咎，以此分化敌人，减少工作的阻力。 在发动群众和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的同时，对个别为虎作伥、罪行昭彰的保长、特务分子，也毫不容情地坚决镇压。青坑有个姓王的国民党保长，专门打听我们的行踪，及时报告伪乡公所，要求敌人来“清剿”。我们通过内线核实情况后，决心除掉这个坏蛋。一天，国民党军队到青坑来“清剿”，他盛情招待。国民党军队刚走不久，我们的部队也到了青坑，他以为是“国军”返回，连忙出来迎接，刚好被我们擒住，就地枪决。在大格里也杀了一个罪行严重，查有实据的特务分子。这样做，对犯有类似罪行的人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他们不敢再为非作歹，敌人的耳目不灵了；同时，接近我们的基本群众，原来最怕有人告密，打掉了这些敌人的“小耳朵”，他们就敢于大胆接近我们，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 这一段时间，在同敌人山地周旋当中，在多少次化险为夷的战斗实践中，我们逐步积累了一套符合当地情况的、保存自己、对付敌人的办法。 我们宿营，除了下山执行任务，临时在老乡家中借宿或在野外露营外，一般都在山上自建的山棚中宿营。这种山棚建在宾山地区的深山老林、人迹稀到的地方，选择地势较为隐蔽之处，砍伐竹木，扎成支架，上盖茅草，拍打严实，棚内垫上稻草，将被褥铺在上面就可以休息。后来，有些同志把毛竹片用葛藤绞起来，做成有弹性的“床”。有的在山棚的内壁糊上报纸，把山棚打扮得十分漂亮。在宋冲、水家冲、大格里等处后面深山里建造的山棚都很隐蔽，除我们自己的人以外，地方上只有少数人知道。还有一种山棚建立在更隐蔽的地方，如宾山有个山棚建立在深山一处悬崖的上面，崖下是一条水沟。进入这个山棚需先从水沟中涉水过去（看不到脚印），到悬崖边攀藤而上，到达崖上，进入棚中。这种山棚非遇到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是不予使用的，知道的人极少。当时有的同志写诗赞颂山棚道：“山高林深无人到，革命山棚溪边造，四周宁静无声息，独有树上鸣‘知了’。战士归来棚中靠，争道这边风景好。” 我们烧饭会冒烟，敌人常常派人在各山头窥探，寻找冒烟的地方。因为冒烟之处，不是烧炭的人就是游击队，他们就会追踪而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主要是把烧饭的时间安排在黎明前和黄昏后，因为那时远处看不到冒烟。如果白天必须烧饭时，则用木炭或者拣那些已经枯死、但还挂在树上未落到地面的枯枝（未吸到潮气）来烧，它们在燃烧时没有烟。 我们执行任务一般都在夜幕降临以后。敌人为了摸清我们来去行踪，常常使用一些诡计，我们也想出些办法来对付它。例如：他们常在傍晚时在一段路面上散放一些枯竹丝，如果我们不注意把这些标志踏碎、踩乱，他们就会据以判断我们曾有多少人从此地经过，向哪个方向行走。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常常是大路不走走小路，小路不走走荒径，使他们的诡计落空。又如，我们夜晚行军，常常要用右手拄个棍子，敌人就从路旁留下的棍印来分析判断我游击队行军的方向和人数的多少。于是我们就通知大家由右手拄棍改为左手拄棍，从而使敌人对我行军的方向得出完全错误的判断。在我们行军中，村子上的狗十分可恶，它听到一点动静就狂吠不已，常常暴露了我们的行踪，我们叫它为“狗特务”。为了避开狗，我们只好绕开村子前进。有时非经过村边道路不可的时候，则一个人接一个人（要有一定距离），一步一步地缓慢通过。我们脚步落地很轻，没有一点声响，有时几十人经过后，村上的狗也不叫。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下山执行任务的同志还故意在国民党保长面前今天称某同志为“张队长”，明天换个地方，又改称他为“王队长”，使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 当然，由于当时我们战斗在敌群之中，情况又不熟悉，物质条件又非常差，有时也难免受些挫折。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天，我们三十二人去青贵工委，主要了解这一带地形并检查工作，准备在九华山脚下的齐村柯和南阳湾之间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到了齐村柯下边的一个村庄，敌人来偷袭，打了一仗。后来我们转移到山边，但已打乱了去九华山、天台山计划，只好翻过一个大山（单是从山脚爬到山顶就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下山到达九华山的南天门，途中遇到倾盆大雨，一行入全身被淋得透湿，直到第三天赶回宋冲山棚，三十二人中有二十八人病倒，休息了几天才恢复。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还是积累了一些保存自己、对付敌人的办法，得以在这个不平静的僻静山区立住了脚跟。 回想我们从铜陵转移宾山地区的时候，由于环境残酷，为了迷惑敌人，不少负责人都改了名字，我也改名为孙兵。青阳特务机关县调查室花了很大气力，用了半年多时间才搞清楚孙兵原来就是铜陵过来的朱农。当我们的朋友告知这个消息时，大家都笑话这班特务无能。有的作打油诗写道：“朱农改孙兵，敌人摸不清，铜陵天天剿，谁知到宾阴（青阳一个乡），特务饭桶辈，半年才搞清。” 依靠群众 打开局面 一九四六年四月，当春风吹遍宾山的时候，我们也渡过了在这个地区最困难的时期。严冬已经过去，百花盛开的季节到来了。 当我们初步站住脚跟之后，就考虑设法多搞枪支弹药，用以武装壮大我们自己。抗战初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它的溃兵曾在九华山周围留下不少枪支，多半落在国民党乡保长和当地土豪劣绅手中。同时，山区还有不少颇有杀伤力的猎枪。对于乡保长和劣绅手中的枪支，我们依靠群众提供线索，采取上门收缴、带信催缴等办法，加以缴获。国民党县参议员陈济川，家住泾县云岭，政治态度反动，我们侦察到他家藏有两支手枪，我就亲自带部队上门去收缴，当我们趁夜闯进大门时，他全家已经逃得无影无踪，我们在他里屋大柜的抽屉内搜出两支崭新发亮的驳壳枪。此外，我们还通过“关系”，向国民党军队购买到一些枪支弹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采取各种办法先后弄到各种枪枝七、八十条，大部分用来改善我们自已的装备，武装新同志，一部分支援铜青南的同志。 这时我们考虑向外发展，打开局面。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和县委、县大队的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我孤悬敌后，弹药物资供应无固定来源，我们的医务人员只有一个卫生员，而且缺少药品。因此，我们对敌人只能智取，不可强攻。敌人想同我们决战，切不可上当。我们的原则是：敌情不明不打，没有必胜把握不打，消耗战不打。我们把功夫用在仔细分析、研究敌情，利用敌人弱点，采取智取的办法，消灭敌人。当时我们情报来源，一是我方各游击队送来基本群众所提供敌人行踪的比较可靠的情报；二是通过各种“关系”从敌人中上层处获得的情报；三是报纸提供的情报。那时我们通过“关系”订有芜湖《新工商报》、上海《申报》和香港《群众》杂志（我党主办的刊物）。我们把这些情报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判断真伪，作出决策。每采取一个行动时，情况必须弄得十分清楚，智取的办法、战斗的部署一定要尽可能地详尽、具体，周密，只有觉得这些工作都做好了，有了必胜的把握，才下达战斗命令。 我们智取厚岸乡公所自卫队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乡公所离我们驻地有七八十里路，在附近的小山头上建了碉堡，防守较为严密。该队有两个士兵，因内讧逃了出来，通过我方地下交通到大格里找到我们，要求参加我们部队，并说愿意带领我们去打掉这个乡自卫队。当地下交通向我告知情况后，我就接见了这两个士兵。他们说：厚岸乡公所自卫队每天早晨太阳出山时，洋号一吹，士兵都集中到山头下面的祠堂里洗脸、吃早饭，这时碉堡里只有两个人站岗。如果我们部队事先在附近埋伏，趁这时冲进碉堡，就可以缴获所有枪支弹药。我对他二人好言抚慰，并反复盘问，看来语意诚恳，并无破绽；我又派精明能干的战士装作打柴人到实地进行侦察，回报说，这二人讲的情况是真实的，并说离碉堡一箭之地（百米左右）有一片半人深的柴草地，可潜伏几十人。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决定智取这个敌堡。我方由柯斌、孙林带领三十多人枪和一挺轻机枪，由这两个士兵作响导，于夜间十二点多钟从盘台出发，三点多钟到达厚岸，在柴草地潜伏一个多小时，太阳刚出山，碉堡中果然响起了号声，不一会，当兵的都徒手走出碉堡，集队走进山下祠堂。这时，我方连长一声令下，一部分战士飞步冲进碉堡，将岗哨缴了械，把碉堡内三十二支步枪，一挺机枪、一支手枪全部收缴；一部分战士奔到祠堂门口举枪喝令敌兵举手投降。结果，这个乡公所一枪未发，就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战士们都说，这个仗是“未花本钱，发了大财”。 在这前后，我们本着谨慎从事、稳扎稳打的精神，还打了丫山和九华山保公所。南陵丫山街是我铜青南三县交通的必经之路，街上设有国民党的保公所，有两条枪。为了排掉这个障碍，我们派了四、五个同志，扮成老百姓，晚上从大格里出发，第二天天亮到丫山，直奔保公所，几个保丁还在睡大觉，我们把枪缴了，将俘虏释放，从而拔除了这个安在要道口的钉子。九华山国民党保公所在山上建了一个小据点，有四支步枪，平时欺压百姓，勒索香客。我们在周密侦察后，悄悄上山在麻将桌上把他们俘获，一把火将碉堡烧毁，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事通过人数众多“朝山进香”的香客传播，在江南一带造成了很好的政治影响。 我们接二连三地袭击敌巢，毁堡缴枪，引起了敌人很大恐惧。国民党皖南行署不断对泾、青、南、铜、贵的国民党县政府严词训斥，限期“剿灭”。几个县政府慌了手脚，又是公文往来，又是电话联系，终于商定各出一些人马，到宾山地区进行“会剿”。我们接到情报后，就决定趁此机会撤到山棚进行休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这时敌人一千多人，配以汽车、马匹、辎重物资，拖着长长的队形，在山下吵吵嚷嚷地游行了半个月，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未见到。我们又派游击小组到青阳木镇夜间袭击敌人，派住在青阳城边的地下党员，把十几发子弹放在燃着炭火的火罐里，过了不久，子弹爆炸，仿佛是枪声，敌人误认为我部队攻城，连忙电令在宾山的队伍星夜赶回。我们则从山上下来，继续开展游击活动。 四六年七月间，青阳县宾阳乡公所从县城请来一个常备分队住在青坑。青坑位于两山之间，是盘台到苏家冲的唯一通道。常备分队进驻后，我们来往于盘台、苏家冲，只有翻山越岭，另辟新路。而对这一情况，打是打不走的，敌人的力量比较大，只有采取“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办法。为了打开这一通道，就找开辟这一地区给我们做了许多工作的梅炳根。我让他与伪乡长方忠秀谈判，揭穿方的阴谋，指出这个部队是乡代表会讨论，决定邀请进驻青坑的，如果不撤走，一切后果由方忠秀负责。方忠秀当即表示同意，不信，过几天看行动吧！后来，方忠秀向上面报告，说这里没有新四军，常备队驻在这里不方便，群众负担很大。不久，常备队就撤离了青坑。55 这时，分布在泾、青、南、铜、贵的各游击队和游击小组，也积极展开活动，逐步打开了局面。 由陈尚和、尹彬等领导的、在铜青南地区活动的游击队（以茗山冲为中心），起初由于敌特告密，敌军从后山摸到我军驻地，我军战士虽然及时转移，但山棚和衣被各物均被敌军烧毁。他们被迫撤到山上，艰苦奋斗，给养十分困难。一九四六年四月，陈尚和同志来到宾山，那时我们情况已经好转，他来后，我们设酒招待，还请他吃了宾山的名菜——炒石鸡。这种石鸡，形状象癞蛤蟆，一个重七、八两，居于石缝中，晚上用火把一照，它就不动；捉住后，把皮剥去，加以炒食，其味很鲜。铜青南工委枪支短缺，我们给他十几支步枪，一支驳壳枪。他听了我们介绍的情况和经验后，信心大增。回去后，他们积极向铜、南交界的丫山、何家湾、张公山、戴公山等地发展，以后又继续派人到铜陵碎石岭、大栏冲、铜官山、东西湖等地进行游击活动，从而打开了铜青南地区的局面。一九四七年七月，他仿效我们用安插内线、内外结合的办法，智取了铜陵朱村乡公所，缴获一挺机枪，五支步枪。在此前后他们还曾派游击队孙运松等赶到铜陵新庙趁演木莲戏、群众集聚的机会，当众打死作恶多端的乡丁二人（原准备当众处决汉奸、恶霸王其干，因未找到王，我们暴露了目标，遂杀此二人），在当地引起很大的震动。事后，敌乡公所为了害怕县里追究责任，谎称二人是由于“步枪走火”致死，并贿买了下来查案的人员，使这一引起轰动的案件不了了之。过了不久，游击队在铜陵花园王将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王振羽就地处死，并张贴布告，宣告其罪状。事后，敌人误认为这事是自首分子“中心组长”叶恒春“勾结”游击队所为，将叶杀掉。叶曾担任我方乡政府乡长，后叛变投敌，并担任“中心组长”，也曾为敌效劳，不料却被敌所杀。他死后，一、二十名自首分子纷纷逃到我游击区，参加了游击队。陈尚和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铜陵敌后斗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坚持铜青南地区的游击战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四七年十月被任命为泾青南县委副书记。可惜他尚未到职，在由铜陵去繁昌，又从繁昌向南转移时，于南陵戴家汇被敌军包围，不幸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竟将他的首级刈去，在南陵“示众”三天，后由我游击队设法将其遗体安葬。陈尚和同志为人忠厚，待人诚恳，作风扎实，机智勇敢，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出色的游击队指挥员，他的牺牡是我游击队的一个重大损失。噩耗传来，许多干部战士痛哭失声，大家在追悼会上庄严宣誓：一定要为陈尚和同志报仇，一定要把陈尚和同志未竟事业进行到底，消灭蒋政权，解放全中国！ 由孙举东、曹汉卿等领导的游击队活跃于青贵交界的九华山周围南阳湾、黄石溪、庙前、刘街、姚街、梅街、马牙一带，工作比较顺利。一九四六年秋，他们同铜青南县大队相配合，袭击姚街乡公所，虽然当时敌军闻风逃跑，但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第二天姚街乡长、住在当地的参议员和几个保长跑到汪河来找我们谈判，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全部条件，以后他们及时向我递送情报，同我和平相处。这个地区游击根据地发展比较快，他们原来只有十人，六支枪，后来最多时发展到六十多人，步枪四十多支，手枪二支，并建立了党和民兵组织，声威也比较大。 由王克祥等领导的一支游击小分队先在泾南田方、孤峰、三里店、峨岭等地，后来曾在一段时间内到青阳南阳湾、石门高、滴水岩等地活动，并逐步打开局面。一九四七年，他们争取陵阳乡公所内部的朱耿才弃暗投明，参加革命，里应外合拿下了这个乡公所自卫队，缴获十几支步枪。泾南地区比较富裕，征集经费的条件较好。他们经常将结余的经费上缴县委和地委。一九四八年，当皖南地委派部队向皖浙赣地区开辟新根据地，需要经费时，他们请老百姓挑了十担钞票（八亿元法币）送到地委。 这样，泾青南边界的宾山（县委所在地）、铜青边界的石门山（即茗山，铜青南游击区）和青贵边界的九华山（九华山周围青贵游击区），就在泾青南铜贵游击根据地内形成三山鼎足之势，彼此遥相呼应，互相支援。 在各游击区广泛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上，我们及时在几个县中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实践证明：只有开展武装斗争，进行统战才有基础；及时开展统战工作，又能有力支援武装斗争。在宾山地区的杨田埂，有我们一个地下交通站，负责人陈法舟，一九三八年就已入党，家庭是大地主，很有钱。他的叔叔叫陈维稷，曾留学英国，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是有名的学者，后参加我们党，曾为我党做了很多工作，解放后任纺织部副部长。陈法舟另一个叔父陈次权是国民党青阳县县党部的书记长。陈法舟依靠这些社会关系，经常奔走于沪、芜、青之间，出入于当时朝野显贵家门，消息很灵通，为我方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他领导的杨田交通站有秘密交通三人，为他及时传送情报，是黄山中心县委、沿江中心县委和泾青南县委交流情报的一个重要枢纽。 青阳县参议长陈灏如，同书记长陈次权是政敌，两家势同水火。陈灏如掌握到陈法舟的一星半点“私通共产党”的情况，想利用这件事打击陈次权。他逼迫陈法舟到城里来居住，以便控制其行动（其实陈灏如这个坏家伙有时也派人与我们拉关系，我们对他很警惕）。陈法舟被迫进城后，就活动其叔父陈次权提议将县常备大队三中队调到县城来驻防。三中队队长陈文坤是陈次权的侄子，也是一九三八年入党的党员。三中队进城，陈次权的势力就会增强，因此陈灏如拼命反对，双方相持不下，取决于县长的裁决。县长有一爱妾，见陈文坤少年英俊，早就对他倾心，竭力怂恿县长同意调三中队进城，县长只好依了她。当然，她对陈文坤的好感，只能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共产党员陈文坤岂是寻花问柳之徒。三中队进城后，陈文坤、陈法舟互相配合，地下工作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不断地传到县委，特别是敌人多次“清剿”部署的时间、地点的情报及时送来，对我们部署反清剿帮助很大。陈文坤还利用职务之便，为我们买过枪枝弹药，并妥送游击区。 县调查室是个专门对付我方的特务首脑机构。调查室的专员苏承平想做生意赚点钱。我游击区董村绅士董正权同他有私交。董正权这个人目不识丁，家中钱也不多，但他善于交际，作买空卖空的生意。我们向董正权做了工作，董按照我们的意图，在做生意时，给苏承平搭个“干股子”，送去一些“利润”。从此，董正权经常出入县调查室，相机搜集情报。一次，国民党县党部有一份反共的会议纪要，是绝密件，董正权给我们弄来，给我们以很大的帮助。 这样，县里的一些国民党首脑机构，如县党部、参议会、调查室、常备队中都有一些人同我们有程度不同的联系，我们的耳目比较灵了。 这一时期各个区乡的统战工作也有了开展，不少乡保长、乡代表都同我们有联系，他们给我们以各种形式的帮助。有的及时提供情报，有的冒险掩护我游击队员。南陵县一个参议员得到一分敌人即将对我大规模“清剿”的情报，自己走不开，就出重资雇请可靠的人连夜送来。一九四七年初，我们得悉国民党部队要到大格里来“清剿”，那时我到太平开会去了，部队也转到外围活动去了，孙泰英与地方上几位同志留在大格里坚持。过了几天，为了弄清敌人动向，她同胡篾匠一起到乔木湾黄金塔陶国光（过去与我党有关系，当时担任伪保长，但也帮助我们工作）家中住了几天，陶向我们提供不少情报。后来，因环境紧张，孙泰英又秘密转移到刘店乡附近的国民党乡代表郑弼成（他与我们有联系）家中，在当时的情况下，蹲在这些人家反而安全。这时敌人已经麇集，郑弼成见孙泰英此刻到来，不禁愕然，但却很热情地予以接待，以“大通来的小姨”为名，把她藏在家中，由郑的妹妹陪伴。第二天，郑家的放牛娃认出孙泰英是新四军，郑家连忙做好放牛娃的工作，说他认错了人，不要瞎说，又给些糖果给他吃。一天，郑家得知常备队有一营人要开到刘店乡来，而且营长要到郑家来吃中饭，郑即请他母亲陪同孙到附近可靠的佃户家里休息，敌营长走后，又接回自己家中，先后住了几天，等敌军全部撤离才回到大格里。这一段郑弼成把一个共产党泾青南工委委员，国民党要捉拿的“要犯”藏在家中，担了很大的风险，也表现了我们朋友的诚意。 在战斗实践中，许多同志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确实是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有的编了顺口溜：“坚持敌后靠‘三宝’，缺了一样都不照，没有武装无依靠，不搞统战朋友少，这些都靠党领导，三件确是传家宝。” 我们当时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向那些恶名昭彰的大恶霸地主“借用”。他们平时依仗恶势，对群众巧取豪夺，有些人兼营油坊等工商业，有较多的资财和现金。“借钱”地点一般是在离游击根据地中心五十里以外的边沿区，这就要进行周密和侦察的细致的安排。由于我们每次行动都考虑得很周密，同时我们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以他力所能及为限，“借”钱时又讲明道理，喻以利害，所以我们并不需抓“人质”，一般都能完成任务。有时他们表示“头寸短缺”，先支一部分，其余分批支付。到达付款期，我们派精干的侦察员化装前去，侧面摸清情况，证明无诈，就将款子取来。分散在各地活动的游击队，也经常向我们送来一些结余的经费。同志们都高兴地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粮，没有钞，找恶霸地主去要。”到一九四六年午季以后，我们的经济状况已有很大的好转。杨村有个大地主，平时同我们关系尚好，我们就托他代购三百担菜籽，并由他寄存别处；新谷上市后又为我代购五百担稻子，也存放他处，如有需要，打个条子，就可以去挑。春节时，我们叫他将积余的菜籽卖掉，那时价格正高，卖的钱也较多，我们拿它购买布匹及时给部队缝制衣被，还买了些药品。我们将稻谷菜籽存放在大户人家，比存放在基本群众家里更为保险，因为国民党当局不会怀疑他们，万一出了问题，我们也好找他们赔偿。甚至有些多余的枪支，有时也暂存他们家中。一九四六年底我们将暂时多余的五十几支步枪存放在大格里一家姓杨的大地主家，以后部队发展，陆续取出使用，并未发现短少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春节到来了。这时我方武装力量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在一些乡村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各地在斗争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一些重要地点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地下交通站。我军在泾青南地区声威大振，基本群众欢欣鼓舞，进步士绅表示拥护，中间状态的人士迅速向我靠拢，少数原来比较顽固的也改变了态度。基于这种情况，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我们于春节的年初三，在宋冲大摆酒席，宴请当地父老和士绅，有些乡代表和对我方态度较好的保长也请来参加。为了在他们面前显示一下我军阵容，当来宾坐定后，我和其它县委、县大队的负责人入席，后面整整齐齐排列着十二名侦察员，一式整齐的驳壳枪，一个个威风凛凛。席间我向他们宣传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希望他们能审时度势，继续加强同我们的合作。我讲完以后，连长端起轻机枪对空打了一梭子弹，以代替欢庆的鞭炮。清脆的枪声震动山谷，响彻云霄。我们频频向来宾敬酒，宾主之间互相祝贺，笑逐颜开。接着我们在二酉保的苏家冲、大格里也宴请了当地各界人士。回顾一年多来，我们从隐蔽状态发展为白天公开请客，队伍壮大，父老倾心，士绅趋奉，敌魁丧胆，这些标志着我们已经在这个人地生疏的边远山区打开了新的局面。 政权普建 红旗漫卷 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反人民内战，不断损兵折将，被迫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不久，华东局也发出指示，要求各游击根据地要由分散隐蔽的状态走向公开地放手大胆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由积蓄保存力量，走向积极地发展力量；由单纯的军事游击战走向广泛的、多种斗争形式的群众性革命游击战争。在这些指示的指引下，各地敌后游击战争风起云涌，泾青南地区的游击健儿坚持皖南的自觉性更高了。加之这时蒋军忙于进攻山东，对我游击区无暇顾及，因而游击活动更趋活跃。四、五月间在皖南地委直接领导下，一场由县委发动的以抢粮为主要形式的革命群众运动风暴，席卷了泾青南和周围几个县的大部份地区，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反动政权。 这场革命狂飙的内在因素是国民党对人民群众的横征暴敛和在其庇护下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泾青南地区原是较为富庶的山区，但由于严重的经济盘剥，一些贫雇农竟然终日辛劳，不得温饱。当时地租一般为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高利贷的年息高达本金的一倍。加之国民党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使许多农民负债累累，处于赤贫状态。四、五月间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贫、雇农已无米为炊，甚至“断顿”多日，有的采挖野菜掺糠充饥。而国民党搜刮群众的大批粮食，却囤聚粮仓，派兵看守，颗粒不舍，完全不顾人民死活。愤怒的火焰在千百万群众心底燃烧，它像一座巨大的火药库，一触即发。 早在年初，县委就在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开展了“三拖”（对壮丁、税、粮拖着不交）斗争，以后发展为“三抗”（抗丁、抗税、抗粮）斗争。这场斗争由游击根据地中心区发展到边沿地区。在“三抗”的过程中，广大群众得到了利益，看到了自己团结斗争的力量。这时，“抢粮斗争”已经在群众中酝酿。县委因势利导，坚决支持群众的正义要求，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工作，並提出“谁扒谁有”的口号，最广泛地动员群众投入抢粮斗争。第一次抢粮的目标为刘店乡仓库。 五月的一个晚上，月明星稀。县大队派出部队监视着乡自卫队碉堡中的敌人。预定的时间一到，几百个贫苦农民，带着口袋、扒箕、稻箩，从宾山脚下的各个村庄中涌了出来，奔向刘店。快到仓库时，人群狂奔着、呐喊着冲上前去，声如雷鸣，势如山崩。近在咫尺的乡公所碉堡中的敌军，慑于我游击队和抢粮群众的声威，却龟缩不动。抢粮群众砸开门，动手扒粮，顷刻之间，仓库的一万多斤粮食被扒一空。从此以后群众情绪高涨，抢粮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人们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双手收获的粮食挑回家中，抢粮斗争初战获胜。 刘店乡抢粮之后，国民党县政府虽然很快就知道了，但慑于我军威力，不敢到我根据地来“查处”，只好不了了之，这使抢粮的群众斗志更坚，原来心存疑虑而未参加抢粮的人好生懊悔。自此以后，抢粮斗争就在几个县的广大范围内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捷报不断传送到县委：青阳南阳湾五百多人，抢了仓库粮食六万多斤；东石乡五百多人，抢粮四万二千多斤；杨田埂二百人，抢粮一万四千多斤；宾阴乡三百人，抢粮一万四千多斤；青阳的诸备店和南陵的六里丁，连国民党军队的四万八千多斤军粮也被一抢而空。泾县厚岸乡仓库囤粮最多，结果一次就被抢走八万四千斤。国民党县政府在风起云涌的抢粮怒潮面前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他们叫县调查室专员苏承平带了县常备队一个中队来到木镇，希望起到“镇慑”的作用。但就在距离木镇二十多里路的乔木湾，群众八百多人照样抢去粮食二万八千多斤。我们派部队在木镇边上鸣枪示威，又在青阳城边上杀了一个作恶多端的特务，陈尸路边，苏承平吓得龟缩木镇，天擦黑就宣布戒严，如临大敌。 泾青南地区的抢粮斗争同芜湖、安庆等城市的抢米风潮汇合在一起，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力地削弱和冲击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 在抢粮斗争的基础上，县委根据群众的愿望，及时把斗争锋芒引向“清算积谷”。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以“积谷防饥”为名，向群众搜刮了一部分粮食，交给保长和当地士绅“保管”，实际上都被他们侵吞或用来放高利贷，盘剥群64众。因此，尽管当时不少人家已无米为炊，却无人施舍半斤“积谷”。群众理所当然地要清算这批积谷的下落，我们坚决支持群众的要求。但是开展这场斗争，要比发动抢粮困难得多。因为抢粮是大伙对着国民党政府，又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参加者的顾虑比较少，而清算积谷，对象是地头蛇保长和劣绅，又需要面对面地进行说理斗争，才能迫使他们将侵吞的积谷“吐”出来，群众的顾虑就比较多。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我们先在二酉保进行试点。这个保有积谷八十七石（折合一万二千斤），被当地劣绅董维文侵吞。我们帮助大家成立了农会，由农会出面召开清算大会。会前积极分子把这批积谷的帐目和董维文侵吞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开会时大家据实揭发，讲得有根有据，证据确凿，劣绅只得低头认罪，当场退出这批积谷，由农会全部分给大家，斗争取得了胜利。参加这次清算大会的还有周围区乡的我方干部和农民代表，他们回去后，迅速推广二酉保的经验，几天之内，就有二十五个村组织了农会，开了清算大会，从而使“清算积谷”的斗争从中心区到边沿区的广大地区迅速扩展开来，有的地方还进一步清算了一些伪保长和恶霸地主的其它罪行，使他们威风扫地，实际上起到了摧毁国民党政权及其社会基础的作用。 在抢粮和清算积谷斗争之后，我们倡导和支持各乡、各村成立“保家队”，以保卫胜利果实，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报复行为。群众也有这样的要求，县委一倡导，就很快发展起来，宾阴乡的二酉、朝华、宋冲、黄石、石安、天丰、花园七个保，参加“保家队”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人。以后各区乡在“保家队”基础上建立民兵，全地区有四、五千人，配有一些土枪，杂以大刀铁矛，成为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 我们在开展群众性斗争的同时，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杀敌夺堡，把敌人的地方武装和反动政权消灭或赶出根据地。在此之前，我们普遍向敌区、乡、保公所的头头发动了一次政治攻势，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向他们宣传政策，指明出路：“携枪反正，立功赎罪，是光明道路；放下武器，远走他乡，是生路；建立关系，为我服务，是后路；持枪顽抗，继续作恶，是死路。”在我们党的政策感召下，许多乡保长不再继续为敌效劳，转向为我服务。但也有些乡自卫队继续顽抗，于是我们就有计划、有准备地袭击、摧毁这些敌军的据点。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们在一夜之间打掉杜村、宾阳两个乡公所的自卫队，威震泾青南地区。 杜村在九华山西侧，同庙前乡公所毗邻，为青阳西部的重要据点。自卫队驻在杜村祠堂，祠堂四周建立了四个碉堡，防守十分严密。有个陈腊子，曾在国民党县常备队当过号兵，其舅父是我游击队长。他要求参加我县大队。因为他有活动能力，我们希望他继续到国民党军队里当兵，帮助我们工作，这样起的作用会大些。但杜村乡公所不信任他，不要他当兵。我们商议只要他在乡公所歇一夜，就可以内外配合，消灭这个乡的自卫队。他表示能办到，並同我们一起研究了智取的具体意见。我们反复研究，认为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方案是可行的。随即派我方连长姚生、柯斌、排长苏启发带四十人枪执行任务。因驻地离杜村比较远，头天宿营西峰岭，派一交通员跟随陈腊子一起前去相机行事。陈到杜村乡公所找到朋友，相约在堡内住宿一晚，得到自卫队长的同意。他忙通过交通员传回信息：他准于晚上十二时左右打开杜村祠堂后门，请姚连长派部队接应。接到情报，姚生等即于当晚从西峰岭出发，把部队运动到杜村乡公所后边一个小山头的树林里休息。当夜十二时，陈腊子在床上连呼肚痛难忍，嚷着要解大便。在这以前，他曾以天热解渴为由，自己掏钱买红糖用凉水冲了给大家喝，他自己喝得较多。这时他便嚷着凉水喝多了，把肚子搞坏了，大家也不生疑。他以解大便为名，去打开了祠堂的后门。门一开，守在门外的姚连长率领战士便猛冲进去，奔到楼上缴获了所有的枪支，接着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把从睡梦中惊醒、高举着双手的俘虏押到操场，清点结果，除乡长不在外，其余全部俘获，发给路费遣散回家，然后一把火将敌乡公所和四个碉堡统统烧毁。姚生连长带了缴获的三十多支步枪、一支短枪和一支花机关枪，胜利返回宾山宿营地。陈腊子也参加了我们部队。 在奔袭杜村乡公所的同一天夜晚，我们又打掉了宾阴乡公所的自卫队。那天下午，县大队主力已去打杜村乡自卫队，县委只剩下战士和炊事员十一、二个人，大家都希望能在附近也打一仗搞些缴获。我们附近的宾阴乡公所早已是我们猎取的目标，並且通过彭国喜已同乡自卫队副队长戴光新建立了关系。我就到彭国喜处，叫彭把戴光新找来。戴光新是宾阴乡有名的射手，枪打得准。一次一只鹭鸶从头上飞过，他举枪射击，枪声响处，鹭鸶跌落尘埃。因此，国民党青阳县长唐克南请他去当保镖。后来回乡，宾阴乡乡长方忠秀请他当乡自卫队队副。当时我们动员他尽快建立功勋，弃暗投明。开始他还有顾虑，经过细致耐心的说服工作，他终于同意配合我们拿下乡自卫队，然后仍暂时留在敌方。当夜，县委身边仅有的十一、二人，长短枪九支，由我率领，各带武器，並动员了附近的五六十名青壮年（他们並携带扁担、麻袋，准备抢粮），同戴光新一起前往宾阴乡公所。到达时，碉堡里岗哨喝间“什么人？”戴满不在乎地回了声“乡队副”，带着我们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突然间，几个战士猛扑过去把哨兵擒获，我们很快冲进了碉堡，缴获了三十二支步枪，把从睡梦中惊醒的乡自卫队员押到堡外，发放路费遣散回家。随去的青壮年则将该乡的粮仓打开，把存粮一抢而光。前后一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临行，我对戴光新笑笑说：“对不起，暂时委屈一下吧！”他也笑笑说：“请便。”我叫两个战士把他严严实实地捆起来，嘴里塞上碎布，然后扬长而去。但是，后来敌人知道这是戴光新搞的名堂，他在敌人营堡里存身不住，就参加我方工作，安排为我方的民兵乡队副。我们接着又发动群众锯掉敌人九省长途电话的电线杆子十几公里，带回电线六百多斤，使敌人长途电话一度中断。 我们在一夜之间打掉敌人两个乡公所自卫队，截断敌人九省长途电话，使敌人惊恐万状。他们不知道我方有多少部队，连忙下令将十几个乡公所的武装集中到县城、木镇和庙前三个据点，企图保存住这批实力，不致被我逐一吃掉。但是，我们偏要“虎口拔牙”，袭击木镇。 木镇是青阳县东北部的一个重镇，水陆交通的枢纽，离县城二十五里路。国民党县政府原派县常备队第一中队驻防，为加强防守，又将附近几个乡公所武装集中到木镇，加上县常备队派去的一部分武装，新组建成了县常备队第四中队，由号称“常胜将军”的极端反动、残忍的国民党军官胡开武担任中队长。这样木镇的敌人兵力达到三百人枪，加之镇的四周碉堡林立，战壕纵横，因此胡开武夸口说：木镇固若金汤，共军插翅也难飞进。 这个中队有个排长叫施吉祥，过去曾参加过新四军，他同胡开武内讧日趋激烈，就和几个班长密商，准备携十八人枪反正过来，并杀胡开武作为起义后建立的第一功。我们鼓励他们的正义行为，派了十几名精干的战士由姚生、孙林、柯斌、彭国喜率领跟随他们在深夜潜入镇内，哨兵也是起义战士，领着行动小组同志直趋胡开武卧室。先用大刀砍翻了他的勤务兵，胡开武刚从枕边摸出手枪，就被我方战士王平一刀砍翻在床上，行动组长刘生宝又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不幸的是在行动过程中误伤了我方的一个战士。杀了胡开武，我指战员抢出门外，准备起义的十八名士兵，由几个班长率领，已经拉到镇头，我们一起出镇，跑步越出碉堡的射程。这时镇上恰如热锅炒豆一般，步枪、机枪齐鸣，人声沸腾，好不热闹。后来有的同志写顺口溜赞道：“‘常胜将军’胡开武，杀人魔王凶如虎。敲榨勒索又奸淫，木镇百姓吃尽苦。英勇善战游击队，深夜闯入‘将军’府，刀劈恶贼除民害，英名载入英雄谱。” 木镇大捷后，敌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进一步把兵力缩到青阳县城和个别点上。这时泾县敌人在我们部队不断袭击下，也龟缩到县城和二、三个据点内。太平、旌德、石台等地情况也大体相同。这样泾青南地区除县城和个别点以外的广大农村已经完全是人民的天下，农会纷纷建立，民兵空前活跃，到处呈现一派革命景象。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皖南地委决定：铜南繁芜泾青统一为一个战略单位，坚持游击战争，控制芜湖，并决定调整、健全各级党组织，同时建立县区乡三级人民政权。当时，根据地委任命，我继续担任泾青南县委书记（并兼县长和县大队政委），副书记陈尚和，委员张华、尹彬、王安葆。县大队代理大队长全胜任，大队副柯斌，大队教导员王克祥。一连连长姚生、政治指导员芮胜、支部书记朱春波（一连后来调入地委的主力营，又重新组建了一连，副连长董长春），三连连长柯斌，警卫队长周光斌。当时县大队和地方脱产干部共五百多人（缺南繁芜的数字），步枪三百多支，短枪六十多支，机枪五挺。各工委、区委、区政府的主要干部是：铜青南工委书记尹彬、委员徐世达、查彬、赵彪；泾南工委书记王克祥、副书记吴强；南繁芜工委书记王安葆，副书记陈作霖；云岭区委书记陈××；北贡区委书记胡爱民；杨田区委书记兼区长孙林，区队副彭国喜，政指孙运松；青贵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孙举东，委员史来水、曹汉卿、查春、政指叶光华（1947年9月青贵工委划归沿江工委领导，同时将太平龙门区委、泾县厚岸区委划归泾青南县委领导）；龙门区委代理书记孙岗，委员鲁凡，区长巫乐天；厚岸区委书记孙泰英，区长王季福。在各个乡，如云岭、双义、北贡、刘店、乔木、宾阴、杨田、杜村、东石、龙门、厚岸、包村等都建立了乡政府，委派了乡长。在铜青南地区也建立了石壁、何湾乡政府。我们还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在三年斗争中发展了三百多党员，起了战斗堡垒作用。 在建立区、乡政权之后，紧接着掀起参军高潮。广大革命青年，特别是民兵，踊跃报名，出现了妻送夫，母送子，兄弟一同参军的动人景象。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们在一天时间内就成立了一个新兵连，编为县大队第三连。我方区和少数乡的警卫队也都成立起来。以县大队为骨干，以区乡武装为基础的革命军事系统已逐步在全地区形成。 在建立我方区乡政权之后，我们的经费来源也改为合理征收赋税来解决。当时税率很低，农业税每亩田只收二斤米，货物流通（当时过境的大表纸，即比较细一些的草纸较多）税率也较低。这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横征暴敛形成鲜明的对比。后来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我们发行了一种“地方救国公债”，主要是动员资财较多的地主、富农、工商业者和地方士绅购买。我们在青年学生中，吸收了王学文、王隆武、王德科、王瑾等同志参加县委工作队，还有些人担任财务、税收工作，在各地开票、收款、汇总上缴，并使这方面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自从根据地经费有了正常来源之后，我们的经济情况大有好转，部队的供给没有问题。这个被国民党称为“京畿重地”的泾青南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片新解放区（过去有些同志称这段时间为“小解放”）。它对广大皖南人民是一个鼓舞，对国民党反动政权是一个威胁。 就在我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46师派出一个加强营，号称“老虎队”，配备新式武器，在县常备队两个中队的配合下，气势汹汹地对我游击根据地进行反扑。当时，我们未接到情报，以为是县常备队，同他接上火以后，才知道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他们装备好，人数多，有作战经验，处于优势，逐渐向我方阵地逼进。这时民兵把土制大炮架起来，轰了两炮。这种炮，是把檀树挖成空心当作炮筒，外面用铁丝捆紧，里面安放碎铁片，放一斤土硝，点燃后，碎铁片被迸炸出去，在短距离射程内有一定杀伤力。我们放了“大炮”，敌人未曾料到，伤亡不少，退了回去。这次战斗，我方牺牲了张立山排长和四个民兵。县大队转到章渡、厚岸一线活动，不久又转到大格里。后来总结这次经验教训，客观上固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主观的原因是在胜利的形势下，我们不如起初那样谨慎了，敌情不明就同敌人交火。 敌人不断清剿，疯狂搜捕残害我方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有的同志被捕后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壮烈牺牡。共产党员洪秀荣，抗战时期入党，“皖南事变”后的一股逆流中，他始终没有自首。我们到宾山后，就首先同他取得联系，他告知我们许多情况，参加工作后一向认真负责，多次立功。这次他由南陵大格里去青阳找县委，同敌人在大冶岭遭遇被捕。抗战时，他当村农会主任，斗争非常坚决。他被捕后，同村的一个地主洪××去向国民党军队告密，遂遭敌人惨杀。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情景极其壮烈。宾阴乡政府工作人员、共产党员陈新荣，在敌人“清剿”时，隐蔽在二酉保苏家冲山上的一个庙里，不幸被捕，敌人严刑强迫他讲出我军的行进方向和宿营地点，他坚贞不屈，只字不吐，后来竟活活被打死在敌人的刑具架上。 一九四八年一月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我们县大队在由宾山地区转移到太平龙门途中，同敌保安团遭遇。交火后我军不利，主动撤走，保安团紧追不舍。因路上已有积雪，部队过后要留下脚印，所以难以摆脱追敌。这时，部队经过一座小桥，桥下有一小沟，我急忙叫人临时借来一个小梯子，让部队经梯子下到小沟里，沿着水沟向前走一段（不留脚印），再上路到一个村庄宿营休息；另五个同志继续过桥踏雪前进十多里路，爬上高山休息。敌人跟着五个同志的脚印走了许多路程，却找不到游击队的影子。 国民党“老虎队”在“清剿”过程中，把已经摧毁的国民党的区乡伪政权又扶植起来，这就形成“一乡两长”（我们和国民党各自委派了区、乡长）的局面。国民党正规军队一撤走，我们就着手进行群众工作，巩固和发展区乡革命政权，同敌人的反动地方武装和政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八年一月，发生了一个情况：南京派来一个宪兵连，驻在乔木湾。这个连武器精良，装备很好，他们来是因为九省长途电话线被割断后，南京同各地通讯联络中断，严令他们限期修复并保护电话线。这个连孤军深入我游击根据地，尽管武器精良，也提心吊胆。所以他们一到就放出空气说他们来的任务是看守电话线的。言外之音是你们不动我电话线，只要我能交差，你们干什么我都不管。我们估计，敌人是一定要保住这根电话线的，如果打这个连，会招来更多的敌兵，对根据地不利。为了尽快“送瘟神”，免得给我们带来麻烦，所以在这一时期我们就不破坏长途电话线，也不去打这个宪兵连。一个月之后，他们撤走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我们在万金岭截获了国民党厚岸乡公所在芜湖购买的一批崭新武器，包括两挺轻机枪，十支中正式步枪，一支短枪。原来这个乡公所在芜湖购枪时，被我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查效华所侦知，他迅即找到正在芜湖活动的我方秘密交通站负责人陈法舟，陈又及时将情报送回。以后，万金岭茶馆里党员又送来情报，知道敌人确切的运枪日期和路线，柯斌率十多人，埋伏在万金岭的油菜籽田里。当时正是菜花盛开的季节，战士们隐身于菜花之中，等敌人到了我方伏击圈内，我方伏兵齐出，一举全部俘获敌人和武器。 不久，我们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将乔木湾的一个特务杀死在我们的埋伏圈内。乡自卫队果然来了。结果，被我军打死六人，缴枪八支。这些胜利，使我军声威大振，有的国民党乡公所乡长任命保长事先要报经我们同意。而我方的区乡政权仍然存在并有效地行使职权。 粉碎“清剿” 坚持阵地 一九四八年五月，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临近崩溃。我们党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提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沿江进行部署，妄图凭藉长江进行顽抗。这时，国民党整编13旅在芜湖召开会议，专门部暑对我泾青南游击根据地的“清剿”。会上，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为了“巩固江防”，必须“剿灭”这一地区的游击队，“三个月之内解决问题，不消灭共军决不回师”。会后，该旅由一个姓苏的副旅长率领所辖的34、35两个团，杀气腾腾地赶奔青阳、泾县、南陵、铜陵、太平、繁昌一带而来，并有几个县的常备队配合进行。这次敌人“清剿”同过去几次不同，除了敌军人数多（两个主力团）、装备好（配备新式武器）、驻扎的时间长（三个多月）以外，这个旅原是师的建制，曾多次同我方作战，有一整套反共、反人民的经验。他们推行所谓“政治和军事相配合”，“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大搞特务活动，诡称“走错了路，能回头者，概不追究，保证安全”，策动我方不坚定分子自首叛变。他们在军事上，采取“坐剿”、“追剿”、“会剿”、“堵剿”相结合，由外及内，步步进逼，逐步缩小包围圈，以及采用包围、搜山、夜袭、设伏、堵击等毒辣手段对付我军。他们还推行并村、移民、烧山、砍树和“五联切结”（连坐法）等反动措施，妄图隔绝我军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断绝我军粮食和重要物资的来源，妄想消灭我游击队。 当我们接到敌人“清剿”消息时，县委和大队负责同志研究了敌情，分析了形势，作了反清剿部署。我仍与警卫队在宾山地区与敌人进行斗争，县大队三连去太平龙门伺机打击敌人，各区乡警卫队和民兵则根据具体情况，避开敌锋，与敌人作持久的斗争。当时铜青南工委尹彬、徐世达、查斌，杨田区委孙林、彭国喜，厚岸区委王季福、马加林，南繁芜工委王安葆、陈作霖，县委委员张华和泾南工委王克祥等同志都带领各区警卫队，在艰苦环境中，依靠地方党员和广大群众，充分揭露敌人的阴谋，采取合法的、非法的斗争形式，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打击敌人。我们一直在这些地区坚持斗争，粉碎了敌人“清剿”。 这时，前一阶段被我方赶跑的一些蒋政权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在敌军的卵翼下，又跑回来带领敌军大肆搜捕和杀害我方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更残酷地压迫和盘剥人民群众，根据地内黑浪滚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民兵组织遭受破坏，有的同志牺牲，也有的投机分子趁机叛变投敌。 我各游击队，按照各自的情况，寻找时机袭击和扰乱敌人，多次分别袭击了大通、青阳城、木镇、宾阴、三里店、厚岸的敌人，对地方上作恶多端的特务给以必要的镇压。许多隐蔽在地方上的党员，也采取各种办法与敌人进行斗争，使敌人疲于奔命。特别是六月二十二日，我们三连配合黄西部队在太平浮丘坦所进行的伏击战，给敌人以很大的震动。头一天我们接到情报，得知太平县敌军在芜湖购买了一批武器，二十二日经芜屯公路运往太平县城。我们部队于当日清晨在太平浮丘坦设下埋伏。上午八时，装运武器的汽车渐渐驶近，指挥员一声命令；“打！”轻机枪、步枪齐发，手榴弹在汽车前后爆炸。押车敌人连喊停车，下车逃窜。我方战士一涌而上，将车上的三十一支步枪和弹药（一千多枚手榴弹和二千多发子弹）全部缴获搬走，放火烧掉汽车，凯旋而回。七月间，铜青南工委尹彬同志的部队在钱家桥伏击南陵何家湾乡公所自卫队，缴枪二支。这两仗对骄横残暴的敌人是一次迎头痛击，对人民群众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宾山地区敌人仍然继续清剿，我决定要县警卫队转移龙门、米季坑一带。由于警卫队一夜没有赶到米季坑，在中途与敌人两个连遭遇，打了半天，由于警卫队长周光斌沉着应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人死伤五、六人，但我们的三个同志也被敌人俘去。 一九四八年七月间，我在重新部署反清剿斗争后，带着侦察班去龙门。当我们到了米季坑时，派侦察员找来一个地方同志了解这一带的情况，他说，龙门区区长巫乐天已经带警卫队一些战士叛变投敌，并且带领敌人在米季坑大山上搜了两、三天，山棚已全部烧毁。当时敌人的部队还住在龙门、黄金坞等地、连对面河岸一个四、五户的小村庄也住了敌人。巫乐天是从山东根据地调来的一个干部，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经不起考验，终于叛变。那时龙门区委代理书记孙岗在外活动、假如孙岗在，也可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由于龙门河被敌人封锁，我们只好在这一带的大山里周旋。粮食已经吃完，原想到龙门山区就可以得到供应，所以未曾多带粮食。大家忍着饥俄在山上转了两天，干方百计要渡过龙门河。第三天，派侦察员黑夜涉过龙门河，到对岸一个村子里，了解到敌人白天已撤走了，我们才摸下山，涉过龙门河，到了龙门山区，见到了县大队长全胜任，对全地区斗争形势作了分析，对反“清剿”斗争进一步作了部署。 在大格里活动的游击队队长胡来保，我离开大格里时曾告诉他，在情况紧张时，去王克祥同志处。但胡来保生活腐化，过去是自首分子，经不起残酷斗争的考验，带了十多人和武器叛变投敌。还有杨田乡长董木生也叛变投敬（以后被敌人杀掉），这是一个大教训。 在反清剿斗争中，不但要做地方群众工作，而且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向大家介绍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告诉大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限美好的远景要靠我们艰苦奋斗、流血牺性来争取，现在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它象黎明前的黑暗，不久就要过去，无限光辉灿烂的远景正在等待着我们，使指战员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经过了艰苦的斗争，“清剿”了三个多月的整编13旅，鼓吹了一通“辉煌战果”之后悄悄地撤走了。各区我方的武装部队又积极活动起来。八月间我杨田区警卫队长方中园叫新中大队陈某（曾自首，后表示要将功补过）去向国民党常备队谎报“有三个可疑的人来到青龙山附近一个小村庄里，他们的头发长得很长，携带武器，可能是‘新四军’”。常备队一听马上出动二十人各带武器前来逮人。这时方中园已在杨田后面的青龙山上设下埋伏。这是一条盘山小径，径的上下均是悬崖，在小径西侧用枪封锁，敌人如不投降就要全部被打死在这毫无掩蔽的盘山小径之上。敌人一进入伏击圈，我方步枪一齐吼叫，敌军带队排长当场击毙，其余人看到形势不妙，全部举手投降。这一仗，我方只有十一人，就全歼二倍于我之敌，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二支，大家兴高采烈，全胜而回。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发扬了“能饿、能跑。能打”的良好作风，粉碎了敌人的“清剿”，我们仍在沿江的战略要地——泾、青、南、铜、太繁地区继续恢复和发展游击根据地。 为了开辟新区，我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去皖赣工委工作，在祁门、休宁活动了一段时间。这时华东局指示，要皖南地委与福建省委领导的游击武装打通联系，一九四九年一月我随皖浙赣支队去浙赣地区，在曾经是方志敏同志开辟的赣东北老苏区建立根据地。在皖浙赣工委领导下，我任（上）饶、开（化）、德（兴）、玉（山）工委书记兼行政办事处主任、大队政委，在浙江的开化，江西的上饶、德兴、玉山、横峰、弋阳、乐平一带活动，建立了县、区、乡政权，扩大了武装，开辟了游击根据地，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在江西上饶与五兵团会师。这时，我任上饶专署专员。 我在泾青南地区整整工作了三年，我离开后，这里建立了沿江工委，领导这个地区游击战争，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迎接大军渡江，直到皖南全境解放。 现在，每当我回到宾山地区，登上山峰，举目四望，总难禁浮想联翩。过去浴血战斗的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在这群峰环抱的偏僻山区，我们度过了多少个战斗的不眠之夜，经历了多少胜利与挫折，欢乐与忧虑，“红旗漫卷”和“乌云阵阵”。成千上万的人民，特别是在斗争中献身的革命英烈，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共产主义凯歌。巍巍宾山的松涛，滔滔弋江的奔流，倾诉着对先烈的深切悼念，激励还活着的人们要永远振奋精神，开拓前进，坚毅不拔，奋斗不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现在距离当年的斗争岁月已有三十多年了，我所回忆的不一定全面，希望当年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的同志，把你们所在的工委、区委的斗争史料加以回忆和整理。）（一九八二年九月）本文作者朱农（1917-2012），安徽铜陵人，解放后历任江西景德镇市委书记，上饶地委委员，监察部司长，芜湖地委书记，省高等法院党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长。
川军张昌德叛国内幕（《芜湖文史资料4》第019篇）
作者：季鹤鸣 黄克烈，四川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是个身材魁梧、秉性忠烈的爱国将领。现已高龄八十有二，在台退役，其子现住在本市。此文根据黄克烈和我的多次通信谈及的材料撰成。当时，黄任144师上校团长。 一九四四年，皖南前线抗日国军一百四十四师副师长张昌德在南陵率部叛国投敌，出任日伪“皖南独立方面军”总司令，介于芜湖日军与国军之间，占据南陵、繁昌大部和芜湖清水河以南区域，成为一个伪特区。当时事变来得突然，群情震骇。然而在抗日胜利后，张昌德最初仍授国防部少将参议军衔，放回四川原籍安置。这是什么缘故呢？ 抗战之初（指8・13上海抗战之后）南京会战，日军以大部队绕过京畿国防线，从太湖区侧面突至芜湖，三面包围南京。大本营急调四川刘湘统帅之国军三个军共六个师的兵力，迅速增援。南京陷落后，此三个军退驻皖南沿江各县，设一个集团军司令部于徽，总司令为川军将领唐式遵。黄克烈当时率领川军两个团兵力，在沿江南岸协同海军布放水雷，策应武汉会战。黄克烈虽然是黄埔嫡系，身在川军，对蒋有中央军、地方军之分，给养装备厚薄不一，存心吃掉地方军种种措施，也感到不满。他认为：如此党同伐异，排除异已，衍成独大集团，实为舍本逐末，可见当时驻皖南抗日的川军，对蒋排除异已，心怀不满，是一四四师叛变投敌的基本原因。 更有一鲜为人知的重要因素是：川军在抗日的战场上，作战能力很强，在皖南的三个军，对东南战场确有举足轻重之势。中央军入川后，与川军磨擦尖锐。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府后，即利用此种矛盾乘机密派一人，与驻扎皖南川军总司令唐式遵联系，策动他率川军反叛。汪派来之人，恰为黄克烈哨兵捕获押到指挥所。黄克烈认出此人曾在黄埔军校担任军需处长，经搜查在他鞋底中取出一封信，是汪精卫亲笔写给川军唐式遵总司令的。黄克烈认为此事非常严重，便极其机密地直接密报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建议派可靠亲信来前方，会同将信烧毁；将此一关系抗战前途之阴谋，消灭于无形。如泄漏，三个军的川军军心动摇了，则皖南战局不堪设想！顾祝同长官照办了。汪精卫这个阴谋活动，至抗战胜利后都没有外泄，徽州地区一直平稳，没有波动军心，不能不说是黄克烈同学之大功。但汪伪不可能就此罢休，张昌德突然叛国，不能说不是受其影响之故。 皖南事变后，战区长官部认为川军作战不力，即着手整垮川军之计。于是三战区长官部对各作战部队考核优劣战绩；列入劣者，调去后方，解除武装交给前线部队。144师在石合县防区，遵命将武装解除，后调整训。不两月，又命令黄克烈率两个团兵力至宁国、宣城增援。将日军击退后，又命令防守南陵、青阳、繁昌、铜陵之线。优劣考绩未能整垮144师，便又采取调换师长办法，直接控制。此际长官部另派一人接任144师长，张昌德表示不满，拒绝新师长到任，希望黄克烈能接任师长之职。黄立即电告顾祝同长官转统帅部，力保张昌德担任师长。紧接着川军148师潘师长自杀。黄克烈从大局着想，力图和缓144师矛盾，未能奏效；而张昌德却决意铤而走险、叛国投敌了！ 张昌德叛国投敌之前是经过一场惊心动魄斗争的。潘师长自杀之后，张昌德祸乱已露，长言部调六个师围讨。张突然在深夜袭击黄克烈的南陵指挥所，将卫士击毙。黄团在戴家汇之部队即将张的指挥所困住。表面上黄张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其实，黄张曾有相同的不满情绪，而且交情颇好，发生冲突并非你死我活的矛盾，张昌德意在挟持黄一同叛变，而黄则企图阻张投敌。双方冲突结束后，又在铜繁边境，将围攻144师之丁治磐六师击退，黄即宣布将144师交由张昌德副师长指挥。而张昌德经与驻芜日寇秘密协商，终于宣告成立皖南独立方面军，公然叛国投敌。但事前黄张之间达成了妥协：黄保证国军不攻击张军，张昌德则保证皖南独立方面军在抗战时不打抗日国军，反攻时，将担任进攻芜湖日军的先头部队。黄克烈当时达成的妥协，三战区长官部是认可的。事实证明，张昌德的皖南独立方面军所占南陵、繁昌地区成了国军与日军之间的缓冲地带。 还有一个插曲，据说在就任所谓皖南独立方面军总司令的布达典礼上，张昌德派人把黄克烈扶到台上。正要宣布总司令、副总司令名单时，黄克烈突然昏倒在台上，不省人事，台上顿时谎乱，忙着把黄抬送医院抢救。然后继续开会，布达张任司令、黄任副司令……。这是那时任52师155团营长谢尚廉所说。谢那时率一个连驻在南陵边界监视张昌德部。两方官兵可往返通行，乃目睹了这幕小插曲。在既被挟持，又要监控的情况下，伪装昏倒，不受布达伪命，黄克烈可谓用心良苦了。 战日胜利后，南京召开整军会议，黄将原部交出整编。调任整编第十师师长，继又升任103军军长。 综观上述，张昌德在战日胜利之初仍受国防部少将参议军衔，是不为无因的。不过张回四川不久，为人所不齿，川人纷起控告，终被押解南京伏法，可见民族大义，是不容儿戏玩忽的！
作者：〔香港〕卫之庭 编者按：卫庭之先生，芜湖县湾址人，13岁起在芜湖长街志和祥绸缎布匹号学徒三年，后弃商从军，毕业于黄埔军校16期，衔至少将。去台后复又经商。现寓居香港，曾两次回乡探亲。这节抗日杀敌实录，系摘自他所著《七十忆往》中的第七节，记述40年11月在宣城至寒亭镇作战情况。卫时任108师643团1连2排少尉排长。 正文： 我到任后约一个月（40年11月），我排进驻前哨战壕阵地，监视当面敌军与抗拒敌军进攻，地点是在宣城县属之长桥至寒亭镇之间的一带山地。当面敌军据点在敬亭山与九连山之间。但是敌军乘我调防、部署未定之际，发动拂晓攻击，先以长射程大炮，猛烈向我阵地轰击，掩护步兵向我进攻，主力向我左翼友军（二连）阵地推进；此时我后方炮兵也予猛烈还击。不久发现敌兵进入我阵地射程火网之内，于是我下令重机枪组射击来犯敌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国家存亡、个人生死而放出第一枪。与此同时，敌方炮火亦猛烈向我阵地轰击，且有轰炸机在我阵地上空投掷炸弹，可称猛烈已极。我则藉地形地势之掩护，与敌周旋。约两小时后，战况忽然沉寂，据情报搜索兵报告，我左翼友军阵地已被敌军攻破，而我阵地压力越来越大，已有三名士兵死亡，四名受伤。此时上士班长张彪（我的影子顾问）建议立刻撤离阵地、让我排向左侧方移动数百公尺，觅一隐蔽地形掩护，暂避其锋，伺其主力通过，突击其后队。我立即采纳他的建议，果如所料，突击敌军后队，造成敌军慌乱，扭转战场形势，使我处于有利地位，并虏获很多枪械装备，俘获日军三名、伪军六名。（有台湾、朝鲜及东三省征来者）立了一个战功。 因为初上战场，当接到命令和任务时，随即忙着部署指挥，所以毫无惊恐害怕感觉。但是战事结束后，回想战斗经过，伤亡惨状，（敌我双方都有很大伤亡：我左翼二连连长负伤，排、班长阵亡五人，士兵伤亡八十余人；我连第三排伤亡约二十余人），真是惊险惨烈，倒觉心惊胆怕了！此次战役，所幸得到张彪班长的指点而因祸得福，论功劳应归张班长。 战后我因战功升任上尉连长，而张班长也经我之推荐升任少尉排长。42年初冬，我调40师任少校营长，驻防富春江桐庐县一带，抗击杭州方面之敌。到任两个月后奉命指挥敢死队，深夜潜入杭州敌防区，炸毁了钱塘江大铁桥，吓破敌胆，震动中外。是役爆破组勇士全部牺牲；破坏组勇士（剪铁丝网、扫雷开路）牺性过半，掩护的步兵亦有伤亡，真是名符其实的敢死队。我也负重伤，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指令记大功一次。
作者：胡绍儒 漳河发源于南陵县境以南山区，有南北二源，北源起源于绿岭荷长潭，南源始于烟墩水龙洞。两支源流在三里店汇合，向北至南陵入低丘和平原，经黄墓、石硊、峨桥至芜湖澛港入长江，全长115公里。西汉时，漳河名淮水，北宋时称漳淮水。元、明两代，上游名漳水，中游名淮水，下游叫鲁明江（因唐代隐士鲁仲明得名），清代以后统称漳河。因下游沿岸有鲁港镇和石硊镇，故下游段又称鲁港河和石硊河。 漳河通航，始于西汉。皖南山区的粮物，多半由此转运。六朝时期，南京为金粉之地；南宋时期，迁都杭州；南陵、繁昌等地供应朝廷的物资大都由漳河航道运出。清嘉庆八年（1803年），乡贤黄世显捐出巨资，购买块石，在漳河上首建石硊渡，石砌驳岸，并购田十三亩五分为渡户工食。同时开石硊至南陵的往返夜行船。从此客货运输日益繁忙。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芜湖商人创办内河轮船公司，共有小轮二十余艘，有一艘航行于漳河之上，定期往返芜湖南陵之间，载运客货，惟冬季水涸停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芜南线正式开航，小轮码头设在芜湖江口，停靠澛港、峨桥、石硊渡、黄墓渡，到达南陵。16吨以下木船可抵达南陵以上三里店。 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所著《建国方略》的第二部分——物质建设，即建设计划中，提出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设计，主张在浙江省平湖县东南的乍浦镇（滨临杭州湾），建设东方大港，从芜湖南端起开挖一条运河至乍浦入海，即是循澛港河折向东北，利用中江古航道，扩宽挖深，直插太湖，至浙江平湖县入海。这样，海轮可以直接驶抵芜湖，不必经由上海港再绕道长江。既能缩短航程，又可大大减轻上海港的压力。此计划如能实现，芜湖的地位将更为重要。 1932年至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派遣间谍，以驻芜湖日本领事馆为据点，调查了漳河的情况。资料摘引如下： “漳河从澛港至黄墓渡可航行民船及小汽轮。澛港以上距芜湖市19.6公里内，河宽530--480米，深18米以上，尤其在涨水期沿岸水陆没有界线，一片白茫茫的沼泽。澛港上去39.2公里到吴州（即峨桥）有渡口，两只渡船，每只可乘20人，每人收费二分。这里河面窄，河道弯曲，河宽约216米左右。水流湍急，水呈淡黄色。河床是泥土，有的地方水宽，水流缓慢，河床被泥沙堆积，河堤高1.5米，宽1.8米，这儿称作吴州河。 “距芜湖市47公里处是石硊镇，其东南是芜湖地区大片肥沃良田，只有西北遥远地方有红土的小山丘，河水都很清。堤东岸高3.6米，西岸堤高1.8米，此处是大平原。距芜湖市70.6公里是黄墓渡，河宽72米，堤高4.5米。芜湖至南陵73.5公里之间，所看到的民船总数150只，小汽船2只。这条水路下游数里间水量随长江涨落而变化，上游冬季夏季水量变化不大。张公渡距芜湖市86.3公里，有东面来的资福河在此汇合。这条河只能通行民船，向西北流入青弋江，没有码头，船只在河岸任意抛锚。”（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安徽航海学会1983年译） 抗日战争时期，芜湖、繁昌、南陵大部分沦陷，日军、日商的汽艇、汽船在漳河上横冲直撞，为所欲为。国民党川军某师投降日伪，改编为伪皖南独立方面军，祸首张昌德、李志千盘踞南陵、繁昌（张李两逆后被镇压），把掠夺来的物资，通过漳河航道运往芜湖、南京等地。1940-1944年间，泰昌轮船公司元利号轮和三九公司的一艘小型轮船担任芜南线客运。 抗战胜利后，芜湖出现了七家私营轮船公司，几乎都是国民党军官和退役军官开办，但轮船很少，只有联合轮船公司有一艘小轮航行于漳河上的芜南线。 新中国成立后，利用金马门老码头开办芜湖至宣城、芜湖至西河航线，利用江口一号码头开办芜湖至南陵航线。南陵至澛港65公里为通航河段。这段河道处于漳河中下游，河宽80--135米，最小流量1040秒立方米，最大流量1万秒立方米。常水坡降约0.15％，水流平缓。由于河床年久失修，泥沙淤积严重。其中南陵至峨桥47公里，常年通航5吨以下木船，枯水时有多处土坝浅滩碍航，只能通行1--2吨小木船5至10月，受长江高水位顶托，可航行轮船。1949年以前，漳河年货运量约4万吨，1984年，年货运量为21.6万吨，客运量多年平均每年约5万人次。 南陵至澛港有跨河桥梁三座：峨桥、铁路桥、澛港新旧公路桥。其中峨桥、铁路桥洪水时不碍航。漳河支流资福河、荆山河为通航河流。资福河从青弋江的西河镇分支，经金家阁至资福河口与漳河相接，全长26公里，5至10月通行木船。荆山河从漳河右岸的三埠管分支，经淘米渡、竹丝港、小荆山到ト家店与青弋江相接，全长25公里。荆山河河床较高，每年11月至翌年3月，河床外露，不通航。洪水期，水面宽80米，视水位涨落情况通航5--100吨船舶。1956年，芜湖航运办事处组织航道普查队，对漳河进行了普查与勘测，并组织民工建勤，初步疏浚了航道。1958年，结合水利兴修，大搞河网化，疏浚了荆山河。1966年，省拨款21.530万元，再次疏浚荆山河。从荆山河口至三埠管河道全长25公里，疏浚土方为53，826立方米。工程标准：底宽6公尺，边坡为1：2，抛泥要求在30公尺以外。由于原河床太高，仍只能季节通航。 荆山、资福两河，沟通漳河、青弋江，缩短航程，并与圩区一些通航渠道连接，构成这一地区纵横交错的水运网和水利网，对交通、水利大有裨益。 漳河流经南陵、繁昌、芜湖三县，是我市境内一条重要的航道和经济命脉。但由于长期以来，皖南山区林木遭到大量砍伐，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河床继续增高，多处碍航。旦山洪暴发，有漫顶溃堤的危险。市人民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已制定规划，将彻底治理漳河，为发展航运、发展农业提供可靠的保证。
池州行记--李若讷〔明〕（看看明代的芜湖是啥样）
明别集丛刊・第五辑・第11册614页・《四品稿》卷六记文・〔明〕李若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册251页・《四品稿》卷六记文・〔明〕李若讷 七月初旬，由太平陸行将谒寧國治兵憲使。午過青山，為謝朓遺址，覽吊移時，斜陽抵黃池，此河與蕪水接自漢世之吳已然更臨流而羨，聞憲使有句容之行，逡巡將取他道谒池州治兵憲使。𫊫起竟登舟，由蕪湖縣河行四十里抵縣東郊。賈㠶相引，艙煙縷縷，㟁上樓居鱗次，赭堊如畫，亦大半為賈肆。泊舟一望，幾于應接不暇。蓋蕪邑固江南佳麗地也，十姑孰不直一蕪湖，當時胡以縣蕪而郡姑？斯所未解！ 其地有南水部分司榷之，分司郎遣迓，余辭以行迫，暫止郭外。須臾登舆上，下稻隴中，迤南漸覺山多峯岫不絕，髙稻多燥，刈金舂珠者家相屬也，此時，自蕪湖迤北隰稻率未秀，猶憂旱因欸，蕪之商狎市而民狎野，如是萬山中繁昌蕪湖二邑壤相錯。稻隴之外，頗有麻菽木棉，以其田髙，故而道旁竹木叢雜，樹名多不能辨，詢居人亦有不盡知者，若桕若練，若錦青若水黃耳，其名亦自不俗。又其邑相距遠，設巡徼官扵河口，層江複岫防守特嚴，巡徼官率兵而迓，禾疇草樹亦𣸪險阻警人，迤南萬山綿亙不絕，晚抵南陵，為寧國属邑，邑令張君為桒梓齠齔交，當夜握手捉盃談娓娓不已，良久別而歸署。 漏下五鼓就枕即曙起，櫛遂行竟日夕，榾榾巌林中，乃達青陽，為池州属邑，九華山遙分眉睫，自南陵至是，其為稻麻菽綿，竹木叢雜者險阻而巡徼者大㮣不殊，抑以邑距遠耳，晚方欲止，聞憲使將有安慶之役，遂夜行不𣸪止，亂峯叠嶺紆折為苦，幸郵人列炬以火代目，達曙不輟，獲以𫊫抵池州郡城之下。 水環空翠虹橋，月榭宛若仙源，齊山矗起，嵐秀四䁐，相傳以唐齊映得名，而潺潺者亦即名齊川，橋上遊人亦不知其故，云是曰，谒憲使，晤太守司李諸公，司李為汝之周公。興余道故更覺歡浹，晚宿署中。已圗登陸而從者，云江風順空舟。次早借舟，太守公解纜行矣。舟初彂處為池口，即所称貴池之美，郡得名以此。秋浦相連，属目如玉恨不久，挹潺湲之上，少顷入大江中，两㟁空闊，一㠶縱之，白雲翠螺一瞬便過，風蓬入耳，水瀺灂合之，坐臥一聽，幾忘誰風誰水，回視昨夜，蹩躠萬山閣，閣不能上下者，彼以應官之迫，狎于鬼（筆誤？異？）鄉。此以官程之暇恬于蛟窟舟車之況，亦冗暇之悰分也。江中望九華山，嵳峩遒上，比青陽所望更真，令人兩掖風舉。青蓮標目遂足千古，何從起彩毫再寫之。 抵銅陵界，衆河奔滙，江益浩淼。遠山幾與叢蘆等觀，雲際茫茫，僅能辨其上。下抵荻港，為太平境，乃江流險處。瀇瀁澎湃，不免望洋而巡徼。偏裨皆設與此，以俻出沒之警，官兵亦撑小艇來相擁護。時已晚照矣，湍濙波激，忽見一磯屹然流中頓，欲凌之而上，向夕未能耳。遠眺則崇山灼灼火起如炬，詢舟子以為煉山。江南火耕亦𣸪不虛，近視則晚江澂净，平波微風，真如一幅練，而霞紅雲翠相拂，欲染山嵐水色與之映合，又一幅江天圖也。入夜不篝燈，秋月新朗，鍳我薄帷。旋已就枕，既而聞舟子篙聲搰搰，問之，以江偶值淺故，挽而之深。移時又聞櫓聲復搰搰，欲起問，睡思方濃，不果竟入夢中。不覺泊在何所。夜過半而覺，則舟駐江干，星斗低垂，幾可捫摘。問其地乃近蕪湖矣。計是日，自辰至戌舟行幾三百里，泠泠適也。而夜起氣甚蒸闇中，取繁昌棃啖之以解。𫊫風迅快爽人心脾，殆不能支為掩蓬窗避之。已而推窗遠顧，红霞翠靄，水色山嵐，不異于昨夕其雲之秀蒨玲瓏，毎毎似嵌石隙，峯之狀不知江上之雲，何以獨巧致爾爾。 將曉，乘風張帆駛去繁昌之三山。巡徼官來迓，其俻護不減，荻港盖繁蕪之介，江防要害也。水國雲窠，儘可眠餐而嚴警，又𣸪如是，勿亦臥榻之側，不容他人耶。且思江流一泓，逸人以逍遙，勞人以拮据，官程匆遽，未便是菰蘆桃源耳。隨過魯港，官兵亦迎迓余。已而抵蕪湖分司矣，蟂磯在望，遙出水中，孫夫人祠其上，俗稱靈應。因憶仲謀玄德不獲，瓣香夫人盻響（同“肹响”）未歇，何也？志稱磯穴潛蛟。詢之居人都不觧，勿亦與英雄俱沒耶。分司即向所稱水部江上闗津，簰筏如櫛，此𤨏𤨏者，囯計所需。矧今疆圉多故，以牙籌資練甲固清郎，首務抑澤，囯急茦耳。為低回久之分司廠署，亦自宏麗，市衢輻輳，以擊以摩，殆與。蕪湖之勝相映属也，民渐侈物力漸绌，奈何。過廠抵蕪邑郊外，亦未入城，登陸而𨑰太平矣。是役也，去來凡六日，去多由山來多由水，為記其山行水行之曲折如此。简体版： 七月初旬，由太平陆行将谒宁国治兵宪使。午过青山，为谢朓遗址，览吊移时，斜阳抵黄池，此河与芜水接自汉世之吴巳然更临流而羡，闻宪使有句容之行，逡巡将取他道谒池州治兵宪使。早起竟登舟，由芜湖县河行四十里抵县东郊。贾帆相引，舱烟缕缕，岸上楼居鳞次，赭垩如画，亦大半为贾肆。泊舟一望，几于应接不暇。盖芜邑固江南佳丽地也，十姑孰不值一芜湖，当时胡以县芜而郡姑？斯所未解！** 其地有南水部分司，榷之分司郎遣迓余，辞以行迫，暂止郭外。须臾登舆上，下稻陇中，迤南渐觉山多峰岫不绝，高稻多燥，刈金舂珠者家相属也，此时，自芜湖迤北隰稻率未秀，犹忧旱因欸，芜之商狎市而民狎野，如是万山中繁昌芜湖二邑壤相错。稻陇之外，颇有麻菽木棉，以其田高，故而道旁竹木丛杂，树名多不能辨，询居人亦有不尽知者，若桕若练，若锦青若水黄耳，其名亦自不俗。又其邑相距远，设巡徼官于河口，层江复岫防守特严，巡徼官率兵而迓，禾畴草树亦复险阻警人，迤南万山绵亘不绝，晚抵南陵，为宁国属邑，邑令张君为桑梓龆龀交，当夜握手捉杯谈娓娓不已，良久别而归署。 漏下五鼓就枕即曙起，栉遂行竟日夕，榾榾巌林中，乃达青阳，为池州属邑，九华山遥分眉睫，自南陵至是，其为稻麻菽绵，竹木丛杂者险阻而巡徼者大㮣不殊，抑以邑距远耳，晚方欲止，闻宪使将有安庆之役，遂夜行不复止，乱峰叠岭纡折为苦，幸邮人列炬以火代目，达曙不辍，获以早抵池州郡城之下。 水环空翠虹桥，月榭宛若仙源，齐山矗起，岚秀四䁐，相传以唐齐映得名，而潺潺者亦即名齐川，桥上游人亦不知其故，云是曰，谒宪使，晤太守司李诸公，司李为汝之周公。兴余道故更觉欢浃，晚宿署中。已图登陆而从者，云江风顺空舟。次早借舟，太守公解缆行矣。舟初发处为池口，即所称贵池之美，郡得名以此。秋浦相连，属目如玉恨不久，挹潺湲之上，少顷入大江中，两岸空阔，一帆纵之，白云翠螺一瞬便过，风蓬入耳，水瀺灂合之，坐卧一听，几忘谁风谁水，回视昨夜，蹩躠万山阁，阁不能上下者，彼以应官之迫，狎于鬼（笔误？异？）乡。此以官程之暇恬于蛟窟舟车之况，亦冗暇之悰分也。江中望九华山，嵯峨遒上，比青阳所望更真，令人两掖风举。青莲标目遂足千古，何从起彩毫再写之。 抵铜陵界，众河奔汇，江益浩淼。远山几与丛芦等观，云际茫茫，仅能辨其上。下抵荻港，为太平境，乃江流险处。㲿瀁澎湃，不免望洋而巡徼。偏裨皆设与此，以备出没之警，官兵亦撑小艇来相拥护。时已晚照矣，湍濙波激，忽见一矶屹然流中顿，欲凌之而上，向夕未能耳。远眺则崇山灼灼火起如炬，询舟子以为炼山。江南火耕亦复不虚，近视则晚江澄净，平波微风，真如一幅练，而霞红云翠相拂，欲染山岚水色与之映合，又一幅江天图也。入夜不篝灯，秋月新朗，鉴我薄帷。旋已就枕，既而闻舟子篙声搰搰，问之，以江偶值浅故，挽而之深。移时又闻橹声复搰搰，欲起问，睡思方浓，不果竟入梦中。不觉泊在何所。夜过半而觉，则舟驻江干，星斗低垂，几可扪摘。问其地乃近芜湖矣。计是日，自辰至戌舟行几三百里，泠泠适也。而夜起气甚蒸暗中，取繁昌梨啖之以解。早风迅快爽人心脾，殆不能支为掩蓬窗避之。已而推窗远顾，红霞翠霭，水色山岚，不异于昨夕其云之秀蒨玲珑，毎毎似嵌石隙，峰之状不知江上之云，何以独巧致尔尔。 将晓，乘风张帆驶去繁昌之三山。巡徼官来迓，其备护不减，荻港盖繁芜之介，江防要害也。水国云窠，尽可眠餐而严警，又复如是，勿亦卧榻之侧，不容他人耶。且思江流一泓，逸人以逍遥，劳人以拮据，官程匆遽，未便是菰芦桃源耳。随过鲁港，官兵亦迎迓余。已而抵芜湖分司矣，蟂矶在望，遥出水中，孙夫人祠其上，俗称灵应。因忆仲谋玄德不获，瓣香夫人盻响（同“肹响”）未歇，何也？志称矶穴潜蛟。询之居人都不解，勿亦与英雄俱没耶。分司即向所称水部江上关津，排筏如栉，此琐琐者，囯计所需。矧今疆圉多故，以牙筹资练甲固清郎，首务抑泽，囯急策耳。为低回久之分司厂署，亦自宏丽，市衢辐辏，以击以摩，殆与。芜湖之胜相映属也，民渐侈物力渐绌，奈何。过厂抵芜邑郊外，亦未入城，登陆而𨑰太平矣。是役也，去来凡六日，去多由山来多由水，为记其山行水行之曲折如此。作者小传： 李若讷（1572-1640），字季重，号渤海，明代济南府临邑县人，晚明重要官吏和山左著名诗人。其始祖李彦祥，原籍登州府莱阳县，永乐年间迁临邑县业农。曾祖父李访，专攻《毛诗》，候补县学廪生。祖父李国祯，以子贵赠文林郎、陇西知县。父亲李汝相，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担任过甘肃陇西和北直隶魏县知县、户科给事中、山西按察使司佥事、河南布政使司参议。李若讷弟兄三人，大哥李若虚，二哥李若思，他本人排行老三。 李若讷早慧颖异，15岁考中秀才，成县学廪生，17岁中举，1604年考中进士。李若讷刻苦自学，自《六经》诸史以及百家之言与裨乘掌故，无不了如指掌而融会贯通，其撰写的文章也卓然一家。 李若讷历官河南归德府夏邑县知县、内乡县知县、归德府同知、睢州知州、户部员外郎、户部郎中、南直隶太平府知府、湖广按察使司副使、四川按察使司川西副使，四川布政使司摄布政使、广东罗定兵备道参议。崇祯三年（1630年），同榜进士的临邑人王洽遭遇牢狱之灾后，使李若讷看清了崇祯皇帝自毁长城的昏庸和明后期官场上派性斗争的残酷和凶险，加之自身耿直的个性常常招来小人的非难，遂于崇祯七年（1634年）以有病为由辞官归里。
作者：秦耕耘 座落在南陵县最北部的奎潭湖象颗璀璨的明珠嵌于皖南重要水系青弋江、漳河之间，她的绰约风姿和丰富的水产品不知倾倒了多少四方游客。 奎潭湖水面积一万多亩，毗邻南陵县奎湖、黄墓两乡，湖水浩淼，一望无际，属芜湖市所辖三县一郊诸湖之首。据《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载：南陵城东北有奎湖，其岸曲曲弯弯，有九十九曲，三关三锁之称。湖内有七墩，类似奎星，故名奎湖，又名奎潭湖。仲夏菡萏亭亭，香风习习，有莲藕萎芡、凫雁鱼鳖之利。又据《南陵县志》载，奎潭湖以前乃是逝水也，后来，逝水沿岸百姓疏浚河道，筑堤以控制逝水，以至形成圣旨埂、石门埂、埭南埂、古丝埂、朱桥埂、一字埂、糖坊埂环绕的内湖。其湖岸绵延三十多华里，有九十九个迂回环绕，全湖最宽处有五华里，窄处也有一华里，整个湖象只大葫芦安放在南陵北部的土地上。 奎潭湖原有七墩，因风雨剥蚀，有的已被湖水湮灭，如今只存芰荷墩、莼墩、栖鹜墩、荷花墩。四墩各有特色，有的绿草覆盖，有的树叶遮天，有的野鸭翔集，庙宇深深，在风和日丽之时，墩上景色显得格外清新艳丽；如遇风雨交加，白浪翻滚，四墩仿佛岛屿浮沉，蔚为壮观，极为美丽。 奎潭湖与繁昌县境内的浮山隔漳河相望，每逢万里无云，风平浪静之时，浮山倒映湖水，山洼与湖汊吻合，好似浮山飞入湖中俯首倒立，山尖象黛青的髻螺，阳光折射水面成胭脂色，水漾秀容，风姿绰约。每到初夏，岸边柳树青青，荷花亭亭玉立，景色迷人。而每到夜晚，湖边万家灯火通明，月明星稀，湖面显得格外静谧，此时泛舟慢行，望着一轮圆月悬挂天空，游人顿感情趣无穷。这就是南陵县著名的十景之一“奎湖泛月”的由来。除“奎湖泛月”之外，奎潭湖还有神墩鸣涛、荷园听雨、菱香勾魂、虚亭清泛、芦林藏娇等十大景观。其景观都独具特色，有的飞浪扑岸，令人心旷神怡增豪情，有的霞雾罩林处处皆诗话，有的芦苇深深掩小舟笑语惊飞鸳鸯鸟。面对这些巧夺天工的自然景色，古人留下许多咏奎潭湖的诗篇，其中最著名的要推清顺治户部司主事秦仁管的《咏奎湖》诗，其诗的立意、内涵都称游记诗的佳作。 奎潭湖北岸有一座“盛氏园林”，原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盛此公的墓地。内有柏塔摩云、薜荔勾香、芭蕉夜雨、桃杏晴霞、桂屏邀月、疏梅散玉、修竹鸣珂、芙蓉腻粉八处花木景点，还有明末清初文学家周亮工手书的“盛此公埋骨处”墓碑以及休庵书斋，清芬轩，呗余亭、小苏堤等厅、堂、榭建筑物，设计高雅，文情古朴。 自古以来，奎潭湖游客之多，一年四季前来观赏奎潭湖景观的游客纷至沓来。如今205国道横贯奎潭湖东岸，来奎潭湖的游客将如日上升。奎潭湖不仅风景秀丽，其水下资源极为丰富，号称鱼的“王国”；湖周围良田几万亩、野草遍地、葱茏的树木，加之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有机物，为各类鱼种来此安家落户、繁衍子孙创造了优越的条件。现在奎潭湖除草、青、鲢、鳙、鲫等主要家鱼外，还有鳜、鳗、甲鱼、蟹等贵鲜杂鱼。其奎湖鲫、奎湖鳜闻名省内外，芜湖人常说：“吃不到鲥鱼不可叹，食不到奎湖鳜心不安。”在历史上，奎湖鳜和九孔十三节的洋河藕一样齐名，都是贡品。 如今奎潭湖不仅建有南陵县最大的水禽养殖场——奎潭湖渔场，而且一座皖南最大的鲜鱼贸易交易中心在奎潭湖北岸即将竣工。由此可见，随着改革春风的洗礼，奎潭湖将更加风姿绰约、迷人。
作者：茆耕茹 芜湖及其周邻的南陵、繁昌、宣城（今宣州市寒亭、文昌一带）、郎溪（定埠、梅渚）、当涂（大官圩）五县，也包括泾县、宁国，过去都曾演出过《目连戏》。 近代皖东南的目连戏群中，其影响最大的要算是南陵目连戏。自咸、同（1874年）后，南陵目连戏已独树一帜，事实上已成为当时皖东南，乃致整个皖南的一支劲旅。当年除郎溪、当涂两县的目连戏与江苏南部的高淳目连戏关系较为密切而外，其它若从皖南目连戏的演出体系上说，它们之间虽各自有其自身的特色与侧重，如称那时芜、宣、泾的目连戏均属南陵的一支，当不为过。 本文只对芜湖目连戏进行钩沉说明。 一 芜湖目连戏民国八年（1919年）余谊密修、鲍实纂《芜湖县志》“地理志・风俗”中已有记载： 今乡间酬神赛会喜演目连戏，多至七日，少或缩成一日。大都村里少年临时演习，俟其娴而后献技。 这条记载虽是简略，其所提供的信息至少涉及到芜湖目连戏的五个方面： 一、“酬神赛会”演出，属祈佑酬愿、消灾纳吉范畴，俗称“平安戏”，这使得目连戏与平时一般戏剧的演出意义上有明显不同，目连戏主要功能为驱祟逐疫，本属宗教祭祀仪式戏剧性质，故芜地和他地一样，“酬神赛会”乡民才会“喜演”之。 二、关于“酬神赛会”的演出时间，《芜湖县志》“风俗”引《太平图经》：“当涂①重农，民而农者十之八，芜、繁半之。”又云：“田功既毕，乡人皆醵金赛神，丛祠社鼓，村落阗然。”这说明芜地目连戏酬神赛会演出，亦是在“田功既毕”的秋后，至来年春日备耕之前。这不仅在祭祀的功能上，而也在时间上继承了唐宋以来驱傩逐疫的遗风。 三、芜湖目连戏规模较大的演出，《芜湖县志》（以下简称《县志》）称“多至七日”。祭祀仪式排场的要求不同，决定着目连戏演出形式（包括祭仪）的简繁和时间的长短。目连戏演出形式计有三种：（一）、一般在演出的当天夕阳西落时开台，至第二天清晨太阳出山结束，“两头见红（太阳）”，通宵达旦，谓之“两头红”。那么，如按明・郑之珍《劝善记》剧本分三卷演出，则需三宵演毕（三个两头红）。又因正本只演傅家行善及目连救母故事，故又称“正本目连”。例如南陵目连戏就称“三本三团圆”，②这是一种演出形式。（二）、正本目连在演出过程中，各出之间又可穿插其它附属剧目演出。这类附属剧目可分两类：凡叙傅罗ト（出家后法号目连）父、祖辈（傅相、傅天斗）故事的称“前目连”（皖南少见）；其它则演非目连世家及救母故事。但后类所演必须是能辅以目连大戏主旨孝道之不足，一般多演宣扬封建的忠、义、节、烈等本头戏。如歙县长标于正本目连演出中，穿插演出之《三世记》（王桂香、候七等事）；也有于演出后加演民间流传较广的徽、京折子戏或生活片段。如贵池正本演出中穿插有《斩经堂》中〈吴汉杀妻〉出及演出后加演〈小放牛〉等。这类戏统称“花目连”或称“唱平台”。这些剧目穿插的多寡，演出的时间就随之有长短，可分五宵、七宵、九宵等，这还不包括白天唱平台的大本戏（含一般剧目和许愿大戏）在内。（三）、在皖南前目连戏和目连父祖辈有关的戏，或整本观音的戏，必须演出于正本目连之前。如歙县长标正本目连前有时加演《梁武帝》（内有傅相接旨，解银十万前往西方事），南陵目连戏亦传有在正本前曾加演过《大香山》（《观音得道》）；花目连剧目一般演出于正本的中间或之后，这是第三种演出形式。由此可知，《县志》所云演出“多至七日”，是因在三宵之外，另掺有前目连或花目连剧目之故，但芜湖目连戏在正本的演出中，它究竟加进了何类“目连”的具体出目，才形成七日（七宵）的演出规模，因记载过略，这里也就难以揣测了。 四、《县志》中称芜湖目连戏的演出“少或缩成一日”，这正是当年各地目连戏演出的最常见形式之一。目连戏最常演的形式不是正本三卷，亦非是夹有前目连、花目连之五本、七本、九本的目连谱愿大戏。最多的则是每年都能上演的一日（一宵）演出，即俗称两头红。此种演出多以傅罗ト全家阳间劝善行善为主要内容，至阴差鬼卒捉拿刘氏即止。排场不大，祭仪简略，演出形式更为灵活，所需资金不甚铺张，村民能以承受。 五、《县志》称芜湖目连戏“大都村里少年临时演习”。可知，（一）、芜湖目连戏和皖南他地一样，从艺者多为当地村民。非全邀外地之专业班社“献技”，他们有自己的业余班底。（二）、既称“大都（较多）村里少年临时演习”，言外之意在较大规模的演出中，也不会排除邀请外地业余班社联袂献艺的可能。惜乎这些具体的情况，甚至当时本地一些较为著名的目连戏艺人，以及芜湖目连戏当时在各乡镇的分布情形等等，今均已无从知晓。 二 芜湖目连戏的实际献技（演出）情况如何？这里只能从个人所见有限的资料中去搜寻。现举当年亲见其演出者所记两例： 一、鲍筱斋（名鲍实，1882年至1940年）③民国八年《县志》主纂人。其整理出版之《湖阴曲初集》〈下山〉出后批语有： 余幼时在南乡看《目连》，乡先生云，系属南陵县一瞽目先生所编，编竣双目复明。嗣增〈思凡〉、〈下山〉两出，双目立时又瞽。④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鲍氏称幼时他在南乡看过目连戏。那么，胡绍儒所记观看芜湖目连戏的热烈、隆重的场面，几可与明・张岱所见⑤相比。 二、胡绍儒（今人，生卒年不详）〈乡戏〉一文有载： 抗日战争前，我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很少跟村里人进城看戏，只在本地等机会看一些乡戏，有目连戏京戏、倒七戏、吊吊戏等。 目连戏，乡人叫作大戏、愿戏。因为这种戏在地方上有特殊事件或者举行什么盛会时，才集资演出。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白马山举行“孝子出山”盛典；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秋，四褐山举行“都天盛会”（祀主唐代睢阳守将张巡），抬着都天大帝的神像出巡，都演过目连戏。…… 唱目连戏，提前十天要在演出地搭一个大木台，旁边竖立一根三丈多高的旗杆，顶上扎一束青竹枝，下系一面三角旗，随风飘扬，似是广告。演出的日子一到，附近村上要把亲戚朋友都接来看戏。观众之多，超过一般庙会。做买卖的、观杂耍的，布满几座土山的土坡、山道。白马山孝子出山，安徽省特地制了一块文曰“孝子不匮”的锦匾赠给那位孝子。（孝子不匮，典出《左传》“郑伯克段于鄢。”）⑥ 鲍氏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其幼时看过目连戏若从五岁（1887年）算起至十岁止，十岁那年已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了。而胡文称不仅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南乡（白马山），且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还在芜湖的北境四褐山也看过目连戏。芜湖西沿长江，东接清水、祠山一片是南陵目连戏班的常演范围。⑦这样，透过鲍文所记，可知光绪年间芜湖已有目连戏演出。《县志》是民国八年（1919年）编纂，如以为编纂县志时芜湖才有目连戏演出，起码已晚近四十年了。那么，如从截止本世纪四十年代末，目连戏在芜衰落为止，⑧它在芜湖周郊流播演出至少有六十余年的历史，这还是仅就目前所见有限资料而言。遗憾的是鲍、胡两文都未写明当时所见是本地“村里少年”，还是南陵等外地班社，或为村里少年与外地班社艺人的合作演出。 三 中国古代汉民族的文化，主要为儒、释、道三大主体所构成。儒家首言“至孝”，释道尤重“因果”。目连戏是集三家之所需，于戏中极力宣扬，这在三宵本中最为集中和典型。关于三宵本皖南所见，除最早由郑之珍编撰、歙县黄铤刻本而外，还有：一、同治七年（1868年）歙县长标王孔嘉手抄本，（1957年安徽省徽剧团过录。）二、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周组吾手抄本。三、1957年春南陵县新华书店收购本。除此，还有繁昌县徐学安演出本，可惜徐本已残缺，只存上卷。郑本和同治抄本为皖南徽州的祁门、歙县台本。南陵本不仅是皖南台本，还是皖东南演出本。周本虽未记明为皖南何地演出本，但从台本的比较研究中，可以断言它也是皖南本，而且还可认定它是皖东南的芜湖演出本。 一、目连戏自郑本出现以来，首尾毕具的目连救母故事内容与出目次序，已有剧本依照。但郑本因在民间传流本的基础上加工编撰，所以有的出目或情节虽被郑氏改编时摒弃，但却因各地信仰、习尚、审美情趣的不同，在实际演出中各地竟又将那些被郑本摒弃的出目或情节，各有取舍的仍保留于戏中。⑨有的甚至连郑本的本身，也被演出时再改编。这样，各地虽都有目连戏，而他们演出的台本却不尽相同，多姿多采，这就形成了各地目连戏在文化上的差异。针对上述这种把新（郑本）旧（陈编）掺合演出的现象，本人在“93年中国四川目连戏国际学术研讨会”个人论文《湖西目连戏的形成与分布》中，称之谓“掺和现象”，称新旧内容掺合台本谓“掺和本”。周、南两本不仅同是掺和本，出目内容、次序也差别不大。两本汲取郑本以外或可称为陈编的出目，如卷上〈出佛〉、〈遣三等〉、〈谈空〉、〈四景〉，卷中〈元和歌〉、〈砂锅〉、〈脱索〉，卷下〈松林问观音〉、〈盂兰大会〉等又都相同，周本三册115出（戏中合并出目，一出为南本两出），而南本151出。如把周、南两本与歙县同治抄本比较，两本郑本以外的出目同治本虽亦有之，但同治本白口明显含有徽歙语汇，且其三卷出目多达153出。同治全本，更接近郑本的戏路。 二、目连戏演出常把戏中的事件与演出地区的某些地名相结合，以造成逼真感，增添观众兴味。皖南与苏南同属太湖西域；南京亦属此域，又是六朝故都。所以郗后变蟒、梁皇（萧衍）超渡的传闻也进入了这一地域的目连戏中。明初定鼎金陵，随之大兴修建京都十三城门，以示盛世隆昌。因此，湖西目连戏几乎都有兴保数南京十三门的情节。以上是为湖西各本之共有的地域特色。除此，还有一些个别事件与地名结合，却为各地台本之特有。如苏南高淳、超轮两种台本，中卷内均有拿狄狗奴的事。杀狗屠夫狄狗奴阳世打狗吊鸡、卖狗肉下挂面，为阴间鬼卒捉去。狄狗奴登场就称：“家住高淳县。”捉魂鬼乙自称是：“高邮邵伯人（鬼）。”邵伯在扬州北的高邮湖南端。繁昌目连戏在演〈下山〉出时，演员也将演出地附近的村乡地名，加入戏中。剧中小和尚追小尼姑时就有：“问了一下路，跑到黄墓渡。黄墓渡打了一个弯，跑到了仙酒坊。仙酒坊瞧一瞧，跑到小淮窑。”⑩黄墓、仙酒坊都是南陵乡镇地名。小淮窑是南、繁交界处与黄墓、仙坊毗连之地。以上地名的引用，习惯上都被看作是各地演出台本之标识。 周组吾抄本也有类似情形： （一）、周本卷中〈出神〉出，东方亮之妻陈金莲捐助金耳环受骗，竟遭不洁之冤，意欲自尽时，有吊死鬼、落水鬼为争替代还阳争吵不休，太平鬼登场调解。对太平鬼之阳间籍贯，台本有如下对白： （小生・落水鬼）你在阳间家住哪里？（丑・太平鬼）家住芜湖砻坊头。（二人・落水鬼、吊死鬼）姓什么？（丑）姓包。（二人）大号？（丑）太平。（二人）好个响亮的号。你做些什么？（丑在此随便诌些言语，以取观众笑。） 郑本中现实地名入戏俯拾即是。如卷下〈目连寻犬〉出，郑氏就有意将目连寻母（犬）地，安排在郑氏居住的村前，“清溪渡口高石岩底。”目连戏所附会的地名有的因地附戏，如上举苏南台本与繁昌、芜湖周本之例；但也有因戏而附地，如郑本中观音戏目连。因有戏目连一节，于是祁门南历口至北大赤原黑松林地，至今仍有观音棚地名（或称茅棚店）。可见，目连戏中不论是因地附戏或因戏附地，其始祖都是郑之珍。 （二）台本言词中有芜湖婚娶习俗之透露。卷上〈二何〉何有升、何有明兄弟，嫖赌家产荡空后，梦想“我发了财往江北对（娶）亲”。往日芜湖对江皖中的肥东、巢县籍移民较多，其中尤以棉织业中机坊业主和染织工人及营造业中木、瓦工人居多。“往江北对亲”这一习俗，一直延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末，在芜湖江北籍的移民中仍为盛行。 （三）卷中〈脱索〉中刘氏在被押往冥司路途，悔恨自己生前所为，有词称：今日“好似洋（扬）子江中失了舵。”汉水出嶓冢山，与岷江汇合，东流至扬州，此江段称扬子江，后也泛指长江。而皖南目连戏，只周本称洋（扬）子江，这当是往昔这一江段两岸人之习惯称谓。郑本卷中〈请医救母〉【玉交枝】有词：“钢刀寸寸裂肝脾，长江滚滚流珠泪。”出自徽州山区的郑本就只称长江，而非称扬子江。 以上是论证周本为芜湖本的主要依据。 目连救母故事肇自西晋竺法护译《盂兰盆经》，后又因道教的羼入，因此戏中佛道内容所占篇幅较多。如果说，芜、南两本佛道内容也远超过了儒家伦理的内容，那么更有甚者是芜湖台本〈盂兰大会〉等出竟将道佛祀仪直接搬演于台上；芜本较之南本不仅出目少于南本，且相同出目的内容常常也不似南本丰盈。由简及繁是文艺升华的规律，因此以上两点或可视为芜（周）本内容早于南本的理由。 四 目连戏的内容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祭祀仪式方面；这既是形式，也应看作是其内容。二是演出台本的内容（其中含演出中的技艺）芜湖目连戏的祭仪，因资料阙如，加之艺人的逝去，今日提起来既不似徽州目连戏那样知之甚详，甚至像对南陵目连戏中，如祭猖跑马、闻太师进宅驱祟、闻太师跑圩祝吉、王灵官赶吊（鬼），最后还有锺老仙（馗）收妖、倒坛收台等仪式的简单了解，我们也一无所知。但因芜湖、南陵两地相连，往日南陵班社也来芜演出，这样南陵目连戏中的一些祭祀、习俗，芜地或有相同。如上引胡文中目连戏演出前搭台、竖杆，上扎竹枝与旗的习俗，不仅和南陵相同，也与徽州相同。这方面因或多有推断之说，这里就不述及了。 关于芜湖目连戏台本的内容，依芜（周）本介绍如下： 第一本，叙释迦佛观知傅相好施乐善，又知强人张佑大等夙有佛性，命观音、头陀下凡点化。始有阳间傅家施众济贫、斋僧斋尼及观音借马开言，点悟张等兄弟等等情节（出目）；玉帝开殿，命城隍接傅相升天。傅相烧香、别世、超度、回煞。傅逝后，妻刘氏与丫环金奴及其弟刘贾合议，遣其子罗ト（后法号目连）经商离家，然后背子开荤。后，罗卜经商回。 第一本40出台本载目为：开场、新年、出佛、挂幡斋僧、遣三等、儒释道、斋尼、毛雪、斋众、嘱马、白马、还骨、请罪、二何、雪下、谈空、四景、孝妇、开天门、开殿、挂号、烧香、别世、请僧、修斋、升天、傅相回煞、地府、扫地、灵椿、拐骗、行路、买牺牲、逆父、下旨、插旗、开荤、李公劝善、望子、小团圆。 第二本，开场叙罗ト为母祝寿；观音生日，舞台上有观音十八变之排场。接着观音下凡，度化、相助罗、张佑大。全本穿插有小尼下山、三匠争席、缘（元）和歌、砂锅、训妓（赶妓），及东方亮妻陈金莲施环遭陷，意欲自尽，和出神（鬼）争替的出目。刘氏违誓开荤，为阴卒拿魂，刘氏失魄后身亡。刘氏回煞，解司中刘氏至滑油山。 第二本39出台本载目为：开场、六旬、香山、焰山、登程、下山、三匠、小斋僧、缘（元）和歌、砂锅、卖身、卖青螺、训妓、赶妓、到山、施环、下台、香火、上台、出神、披红、埋骨、大议事、押约、恶奏、差牌、伤王、中坛、行牌、到门、三官堂、花园、相会、复醒、嘱子、脱索、点解、回煞、油山。 第三本，叙刘氏阴间至地狱的过程。其中穿插有罗ト未婚妻曹赛英，因继母见罗卜已出家，意欲为其另择婚姻。遭女拒，段家抢亲，赛英逃庵为尼。刘氏被押自一殿至十殿，重重受苦；目连救母亦由一殿寻至十殿。终知其母已罚在阳间为犬，目连又寻犬至阳间。道教中元节为地官赦罪之辰，目连行盂兰大会，其母始得超生。 第三本36出台本载目为：放场、谈经、元宵、三河渡、孤埂、打坐、赐杖、标白、八搭、断发、抢亲寻查、赛英逃难、到庵、别女、一殿、二殿、骂鸡、三殿、四殿、五殿天子大销牌、赐饭、六殿、傅相救妻、七殿、赐灯、挂灯、八殿、九殿、十殿、刘龙保讨饭、松林问观音、打猎、遇犬、扫墓、盂兰大会、盂兰会（换冥）。 至此，我们对芜湖市郊邻近代历史上曾发生的目连戏，有了一个轮廓的了解。 目连戏和傩戏一样为宗教孕育而诞生，是宗教与艺术长期混合的产物。又因目连戏形成较早，规模浩瀚，构制恢宏，所以一些目连戏的大省，如湖南、四川等对其历有“戏祖”、“戏娘”之称。目连救母故事最先见于《盂兰盆经》，经唐至五代寺庙变文演唱（见敦煌目连变文三种）；再变，则为宋构肆之杂剧（见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之八“中元节”）。其过程是从宗教的世俗化，渐而演变为世俗的宗教化。如就中国戏剧发生学而言，从目连戏各时期不同层次的演变、发展的架构中，可看出目连救母故事早期如何从祭祀仪式中发生，经宋元传流，至明最终形成郑本形态之目连戏。中国戏剧的发生系多元化，目连戏的发生与形成即是一例。对目连戏的研究，已应视为了解中国戏剧史不可缺少的一环。 宗教祭祀仪式戏剧（目连剧、傩戏等）是一门新起的边缘学科。祭祀剧经长期传存，民族文化的积淀十分丰厚。它涉及到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历史、宗教、神话、心理、民俗、伦理和艺术各门类。这里单就目连坛场祭仪来说，在古代社会里它就牵系到千家万户驱祟纳吉、祈求平安的心理。这一点，正是目连戏能以传流千年而未绝的重要原因，这又与宗教心理学关系极大。祭祀剧正处于以上学科的交叉点上，今天只有用多学科的审视角度，全面、系统地对它去考察、研究，最后才能发现和确认它们在学术上的重要价值；而芜湖目连戏却因周本的发现，才使它在学术界被引起注意，并在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一九九八年七月三十日注：注①：明太祖乙未年（1355年）改元・太平路为太平府，治当涂县，领当涂、芜湖、繁昌三县。至康熙六年（1667年）置安徽省，太平府属徽宁池太广道。其治当涂，仍领属以上三县不变。民国三年（1914年）置芜湖道，道尹驻芜湖县（今市），领二十三县，当涂隶其属。民国八年《芜湖县志》称“当涂重农”，“芜、繁半之”，是沿旧习称谓。注②：南陵本目连戏上卷与周组吾抄本结尾相同。罗ト经商回家，母子团圆，称“小团圆”结束。中卷演至傅罗ト、张佑大等人西天见佛止，称“见佛团圆”。周本却演至押刘氏青提至滑油山止。下卷目连救母刘氏，与其父傅相、其未婚妻曹赛英同受天庭诏封，全家升仙，称“封赠大团圆”。合称“三本三团圆”。下卷封赠与周本有别，周本只目连为其母行盂兰大会，超度其身即止，无封赠。注③：戎毓明主编《安徽人物大辞典》“芜湖市”栏内有鲍实条目，见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556页。注④：《湖阴曲初集》民国十四年（1925年）北京撷华书局出版、发行。乡先生编《目连》双目复明又瞽之说，传之较广：一、民国八年（1919年）上海马启新书局石印本《新编全图目连救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主江南试者冯序亦称：“此书出自安徽或云系瞽者所作。”二、苏天辅《石台目连戏》文称：乡民请郑之珍编目连救母故事为戏，郑之珍当时已眼不能见，像个瞎子，全乃口述。“传说当他编到〈母子团圆〉时，感动了观音菩萨，使双眼突然复明。”见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民俗曲艺丛书”茆耕茹编《安徽目连戏资料集》1997年10月台北版第65页。三、1988年安徽祁门“郑之珍目连戏学术研讨会”陈长文、谷水、赵荫湘〈目连戏在徽州的产生与发展〉文中有：石台同乐目连戏班，演法与众有些不同，即演〈双下山〉一折时，只演〈和尚下山〉与〈尼姑下山〉，不演〈僧尼相会〉。传说郑之珍在剡溪编写《劝善记》时，来时是个瞎子，因他编了劝人行善的戏文，感动了观音菩萨，使其眼睛复明；后因编了〈僧尼相会〉，有伤风化，眼睛又突然变瞎。为了纪念郑之珍，并希他眼睛能再度复明，这个班从此就不演〈僧尼相会〉了。见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祁门县政府合编《目连戏研究文集》，合肥版1988年印第255页。注⑤：明・张岱《陶庵梦忆》“目连戏”条载：余蕴叔选徽州、旌阳戏子演目连戏，演至〈招五方恶鬼〉、〈刘氏逃棚〉等出高潮时，台下万余人齐声呐喊，熊太守惊起，误以为海寇卒至。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版第47页至第48页。注⑥：文载《芜湖日报》“星期刊”1994年2月7日至13日第278期第2版。注⑦：南陵万福目连戏班著名生角汪大来，即今芜湖县人。注⑧：北京《新戏曲》月刊社编《新戏曲》，1950年9月创刊号载“华东戏曲改革工作会议特辑・皖南区戏曲改革工作总结”，调查、统计时仍有芜湖、泾县、休宁、宁国、歙县等地乡间目连戏流行。注⑨：郑之珍对其编撰《劝善记》村料之来源，于卷下〈开场〉【鹧鸪天】中自称：“搜实迹，据陈篇，括成曲调入梨园。”据此，一些目连戏的研究者常把新编的郑本所无，而它本仍夹在演出中的出目，并且这些出目的人物、事件又与郑本内容有所联系，称之谓郑氏所指的“陈篇”范围。注⑩：引自刘西霖《我对目连戏“下山”之整理》一文，该文待发。
下山过梅根 岸叶经秋坠晚枝，袅烟凌鬓促征期。家从泽国谁能问，路在侯门自不知。 但恐老侵多病日，每忧忙过少年时。可怜江上人堪笑，独倚残阳弄钓丝。 《得宣州窦尚书书因投寄二首》之一 双鱼迢递到江滨，伤感南陵旧主人。万里朝台劳寄梦，十年侯国阻趋尘。 寻知乱后尝辞禄，共喜闲来得养神。时见齐山敬亭客，不堪戎马战征频。 注：根据民间传说及《南陵县志》的记载，罗隐曾寓居宣州府南陵县，如今县内烟墩镇（今芜湖市辖）的格里村又称罗冲，建有罗隐墓、罗家庙。《全唐诗》和《罗隐集》载有罗隐咏南陵的诗作两首。南陵是吾故土，梅根是吾出生之地旧名。 罗隐（833—910)，唐代诗人，原名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新城(今浙江富阳市新登镇)人(一作桐庐)，罗姓原为中土望族，西晋末，永嘉南渡，门第式微，各奔东西，才由湖南长沙迁徙来新，卜居于新登镇东约一里许的双江村。据说，近村鼍江上蒙有青白二气，待罗隐、杜建徽（吴越大将杜棱之子，后为吴越国太师）出，二气乃消。邑人有诗曰：“独异二公生不凡，青白二气波间吐。”大中十三年底至京师，应进士试，历七年不第。十试不中后有退隐之心，乃更名为隐。 罗隐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王朝走向衰亡之时，“出身论门第，做官靠援引”，科举考试已徒具形式。尽管罗隐的祖父曾做过县令，父亲也应过“开元礼”，但毕竟已是寒族，这就注定了他乖蹇的命运。吴越国著名文士沉崧评价他说：“龆年夙慧，稚齿能文”，而且“才了十人，学殚百氏，名宣寓县，誉播寰区”。然而，由于缺乏权贵的援引，竟然连试不中。他在《谗书》自序中哀叹说：“生少时，自道有言语，及来京师七年，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 咸通八年罗隐自编其文为《谗书》，益为统治阶级所憎恶，所以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名休”。后来又断断续续考了几年，总共考了十多次，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最终还是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黄巢起义后，避乱隐居皖南九华山附近，光启三年55岁时归乡依吴越王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 天祐元年(904年)，罗隐奉吴越王钱鏐命，从瑞安乘木船而上溯江口，步行至吕江涤头村(今属泰顺县新浦乡)寻访寓贤吴畦(原平章事谏议大夫)出山辅政。此为飞云江瑞安至泰顺江口航运最早一次记载。 罗隐的一生，历唐末文、武、宣、懿、僖、昭、哀七个王朝。《吴越春秋》中说他“十试不中”。他自已在《湘南应用集序》中也提到：“隐，大中末即在贡籍中，然命薄地卑，自已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可以说，他的大半生过的是仰人鼻息的幕僚生活，足迹遍及浙、苏、皖、赣、湘、鄂、蜀、陕等大半个中国。《鉴戒录》收有这样一则轶事：罗隐秀才赴举之日，于钟陵筵上赠歌妓云英一绝。下第，又经钟陵，复与云英会。云英抚掌曰：“罗秀才犹未脱白耶？”隐虽内耻，寻以诗戏谑曰：“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怜俱是不如人。”虽是诗人无奈何的自我解嘲，其味却是那么地辛酸。 社会政治的腐败，导致诗人残酷的命运，清代的乡贤洪焘老夫子抨击得好：“起李家二十帝而问之，三百年进士科为谁而设？”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诗人再次落第，对科举入仕完全绝望，决计东归投奔钱镠。初为钱塘令，寻迁秘书著作郎，后辟为镇海军节度掌书记。后，钱镠进爵吴越王，表罗隐为司勋郎中，充镇海节度判官、吴越给事中，最后终于盐铁发运使任上，享年七十七岁。 应该说，诗人的晚年尚算圆满。钱镠出身武夫素来慢士，据说，桐庐文人章鲁风因触怒了他而被沉江底。但对罗隐却颇敬礼有加，赞誉他说：“黄河信有澄清日，人世应难继此才。”《西湖游览志余》记述说：钱氏有国，西湖渔者日纳鱼数桶，谓之“使宅鱼”。隐题《皤溪垂钓图》曰：“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长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结果，“钱览诗大笑，遂蠲其征。”《梦溪笔谈》载：杭州新治，城垒楼橹甚盛，浙帅（钱镠）携僚客观之。隐指“却敌”，佯不晓曰：“设此何用？”浙帅曰：“君岂不知欲备耶？”隐与镠曰：“审如是，何不向里设之？”……镠不悟，后巡衣锦城，武勇指挥使徐绾、许再思挟宣卒为乱，入攻中城，几于覆国……。镠感隐有识见，此后军事上常有咨询。《通鉴记事本未》记有同样内容，毛主席阅后批说：“昭谏亦有军谋”。 罗隐的讽刺散文的成就很高，堪称古代小品文的奇葩。收在《谗书》里的讽刺小品又都是他的“愤懑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罗隐自己也认为是“所以警当世而戒将来”的(《谗书》重序)。如《英雄之言》通过刘邦、项羽的两句所谓“英雄之言”，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以救民涂炭的“英雄”自命的帝王的强盗本质。最后更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警告(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类似这样的光辉思想在罗隐的杂文中是不时流露的。《说天鸡》、《汉武山呼》、《三闾大夫意》、《叙二狂生》、《梅先生碑》等篇，也都是嘻笑怒骂，涉笔成趣，显示了他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和杰出的讽刺艺术才能。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对晚唐小品文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罗隐在唐末五代诗名籍甚，有一些精警通俗的诗句流传人口，成为经典名言。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家财不为子孙谋”“今朝有酒今朝醉”“任是无情也动人”等等。又如讽刺小诗《雪》：“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瑞雪兆丰年，但对贫苦的人民说来，却成了灾难。他的咏史诗《西施》一首也写得比较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第一句多少有一些宿命论的意味，但他反对把吴王夫差的亡国归罪于西施，的确是对传统成见的有力翻案。许多人喜欢他的《赠妓云英》一诗。《唐才子传》中有一段故事，原文如下：隐初贫来赴举，过钟陵，见营妓云英有才思。后一纪，下第过之。英曰：“罗秀才尚未脱白”隐赠诗云：“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罗隐才高，云英色艺兼美，如何是不如人呢？只是社会没有给他们机会吧？每次读此诗都会感动，可能是遭遇与他们也相似吧。明代屠中孚说：“若《答云英见诮》及《题新榜》二绝，真堪为之涕落。”（《刻罗江东集序》）罗隐一生著作颇丰，计有小品文《谗书》五卷约六十余篇，鲁迅评说“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一度成为朝廷禁书，纪昀在修撰《四库全书》时竟不敢收。诗集《甲乙集》收有诗四百余首，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屡考不举“下第”诗，内容充满愤懑不平之情；另一类是“咏物、咏史”诗，讽嘲之言溢乎其间，亦寓有警世之戒。 毛泽东主席故居丰泽园的藏书中，有罗隐的两本着作——《罗昭谏集》和《甲乙集》，毛主席对其中许多首诗都划有浓圈密点，粗略统计约有九十一首。陈云同志曾在中纪委全会上引述罗隐诗句“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作警句，借此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罗隐深遂的思想，一千多年后还在熠熠发光。 罗隐对故乡影响最大的却是有关他的传说故事。1988年编次的《中国民间文学三集成·富阳卷》中收有罗隐传说十四篇，1977年本市民研会编撰的《罗隐的故事》增至五十余篇。这些传说故事，充分地反映了罗隐的铮铮风骨和杰出的睿智，同时也隐约透示了诗人飘泊无依、穷苦潦倒的一生。 罗隐著述甚丰，但散佚严重，今存诗歌约500首，有诗集《甲乙集》传世，散文名著《谗书》五卷60篇（残缺2篇），哲学名著《两同书》两卷（10篇），小说《广陵妖乱志》《中元传》等，另有书启碑记等杂著约40篇（见《全唐文》）。 本文转载于庞芜新浪博客，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831b300100hmus.html
送张五湮归 王维 五湖千万里，况复五湖西，渔浦南陵郭，人家春谷溪。 欲归江淼淼，未到草萋萋。忆想兰陵镇，可宜猿更啼。 提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粗具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他是唐代山水、田园派诗人的代表。他描绘塞外苍凉气象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歌咏辋川薄暮风光的“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状写山间月夜幽美境界的“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赞美雨后山村景色的“明月松间照，清泉山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以及他那被谱成《阳关三叠》乐曲，读之令人荡气回肠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些诗句，无一不脍炙人口，千古传诵。 王维的盛年在朝中担任过尚书右丞的官职。四十岁以后主要隐居在陕西蓝田县辋川，在那儿这着悠闲的亦官亦隐的生活。但是，古代诗人一般都喜游历，泛览祖国山川，在王维的诗歌中，有不少就是描写塞外和江南风光的。他生前曾到过江南，并在某地生活过一段时间，当不以为奇。《全唐诗》中录有王维的一首五言律诗《送张五湮归》（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维孟浩然选集》一书也选有此诗），道出了他和南陵的关系。诗的全文如下： 五湖千万里，况复五湖西，渔浦南陵郭，人家春谷溪。 欲归江淼淼，未到草萋萋。忆想兰陵镇，可宜猿更啼。 诗的风格和其他的王诗一样，洗炼、朴素、清新、优美。“江淼淼”、“草萋萋”是江南的风景画，“渔浦南陵郭，人家春谷溪”两句，则生动地描摹了南陵城郊一角的风光。看来诗人对南陵的情况是很熟悉的，故尔笔下显得如此亲切。再联系诗中“忆想”一词，似更透露出诗人到过江南，到过南陵的信息。否则，这一带的风物何以能在他的回忆中出现呢？经查证，王诗所指的“渔浦”即今南陵县城东郊漳河之滨的龙潭湾（俗名龙船湾），其位置与诗中所写的完全一致。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王维曾到过南陵，并有可能在南陵渔浦这个地方生活过。 翻开民国版《南陵县志・艺文志》，我们可以找到好几个材料作为此推测的佐证。 材料之一是清代刘开兆写的《青弋江棹歌》。此棹歌共四首，第一首为：“渔浦人家湾复湾，辋川绘出景幽闲。周遭碧树一溪水，披豁晴窗四面山。”此处辋川即代指王维，说王维描绘的渔浦是河湾之处，景色幽美：四面皆山，一水萦绕；碧树环抱，丽日映窗。试想：能够绘出渔浦幽闲之景的人，当对此地环境十分熟悉，起码应到过此地吧。诗题“棹歌”即船工行船时所唱之歌，带有民歌性质。可见，王维在渔浦生活过应是时人的共识。 清代邑人刘阮的《渔浦》一诗，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诗中写道：“桃源谁信在人间？灵境周遭碧水环。入径烟云随杖转，生新邱壑引心闲。辋川秀句垂千古，渔浦幽寻隐一湾。风景自今增胜概，竹坪花坞共追攀。”诗中的“辋川秀句”即是指王维的《送张五湮归》一诗。作者游渔浦赞及王维，说明渔浦的风景由于王诗的秀句而增加了审美的情趣，让人心旷神怡。 材料之三是繁昌人魏寿期写的一首诗。诗的题目是《过王殿维渔浦别业》。这里的王殿维应是王维。王维在朝迁担任过尚书右丞的官职，朝迁即称“殿”，因而“殿”字当是对王维的尊称；而且诗中也提到了“辋川”（参见下文所引诗句），此诗题目已经表明：南陵的渔浦乃是大诗人王维的一个别墅，王维曾在此居住过。我们再把这首诗抄录下来，供大家欣赏。“东皋联杖履，揽胜辋川庄。密筱亭全隐，微云水更长。门常关栗里，石应拜襄阳，人境无车马，花溪足徜徉。”诗的大意是：在东郊一片泛着春意的水田边上，拐杖连接着鞋子的印痕，人们到王维的别墅来饱览胜景。繁茂的秀竹把亭台都隐没了，淡淡的烟云和春水一起流向远方。庄园深闭的大门和门前的石丛颇似陶渊明和诸葛亮隐居的地方，这儿环境清幽没有喧闹的车马，那溪水边的花草足以使人流连、盘桓。诗的末一句“花溪足徜徉”可以印证王维的诗句“人家春谷溪”。从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渔浦当年曾是南陵的游览名胜，许多人喜欢来这里缅怀王维这位大诗人。 笔者曾在县城东郊龙潭湾、思古桥一带实地考察过，但见一带白水之滨，有一座古石桥，桥边几户人家掩映在绿树环绕之中，树丛中有几竿修竹迎风摇曳。足见此地风景秀美，古人所言不谬。但往事如烟，胜迹难寻，今日之渔浦早已物是人非，只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而已。 本文转载自庞芜新浪博客，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831b300100hmxz.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