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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芜湖工人三次罢工斗争纪实（《安徽文史资料04》第13篇）
items: 芜湖益新公司创建始末（《芜湖文史资料1》第012篇）
items: 芜湖手工棉织业简史（《芜湖文史资料1》第0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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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工人三次罢工斗争纪实（《安徽文史资料04》第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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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4-23T21:54:29+08:00
description: 作者：芜湖市政协 糟酱工人大罢工 二十年代的旧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芜湖的糟酱工人无时不在死亡线上挣扎。资本家为了赚钱，每到“淡季”就借口生意不好大量解雇工人。在资本家的残酷压榨下，工人们被迫向资本家借高利贷或流落街头，沦为乞丐。生活困苦，不堪忍受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到达芜湖后，市县迅速组织力量到糟酱业工人中宣传党的方针，启发工人们要敢于同资本家斗争，教育工人之间要团结，象兄弟般的相互帮助。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年底即建立了糟酱业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徐铸新，委员有崔子先等。 党组织成立了，工人们有了主心骨，大家更齐心，更团结了，逐渐形成了一股战斗的力量，到一九二七年取得了糟酱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 这年七月里的一天，芜湖糟酱业的老板们召开了一个“店工酒会”，借口生意不好，要把一百零五名进步工人开除掉。党组织得到这个消息，首先召集党员开会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资本家欺人太甚，我们不能软弱，要与他们斗一斗，不获胜利，决不甘休。接着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长街青年会召开了一个全体糟酱业工人大会，会上作出了四项决定：（一）坚决反对资方无理开除一百零五名工人；（二）要求增加工资；（三）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四）组织一个“防失业后援会”以资助被开除工人的生活。会上工人们情绪激昂，斗志旺盛，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第二天早饭后，全体糟酱工人在徐铸新、崔子先等人的带领下，包围了糟酱业同业公会。工人们高喊“劳工神圣！”“坚决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反对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等口号。吓得资本家紧闭大门，既不让工人代表进屋交涉，又不敢出面答话，躲在里面一筹莫展。工人们更加激怒，纷纷用石块、木棒砸门。资本家更加害怕，生怕遭到工人们的痛打；另一方面还不甘心失败，妄图拒绝工人们的合理要求，于是一个个如丧家之犬，狼狈地越墙逃跑了。工人们砸开门窗拥进公会时，资本家连影子也不见了。这时徐铸新和崔子先等同志又开了一个短会。接着宣布：今天工人们先回去，明天大家都不要上班给资本家做事，实行全业大罢工。工人们热烈鼓掌表示坚决拥护，高兴极了。 次日全市糟酱业工人没有一个人上班工作，每个工厂和作坊都静悄悄的。这样一来，急坏了老板，忙坏了工头，他们象热锅上的蚂蚁，一反平时气势汹汹的常态，到处找工人上班，却到处碰壁，连一个人也找不到；于是他们又玩弄起新的花招，到工人家甜言蜜语，用拉拢欺骗的方法，企图分化工人队伍，破坏罢工。由于工人们受到党的教育，懂得了团结的重要，识破了资本家的阴谋，谁也不信工头们的花言巧语，继续罢工。 资本家一个一个的花招都失败了，工人们齐心协力就是不复工。罢工狠狠地打击了资本家的气焰，使他们受到经济上的损失，最后只好乖乖地向工人们让步，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经交涉形成了以下七条协议：1.每月工资六至八元的工人，月薪增加三元，每月工资八元以上的再加二元；2.水作工的工资除一般增薪外再另加二元；3.后场三坊大师傅每人每月加薪三元，下手工人每月增加二元；4.初学艺进店的徒工每月津贴大洋五角，次年一元，第三年三元；5.各职工常年工作应按十二个月算，每月工资均要照发；6.增加工资的日期自十五日起计算；7.恢复一百零五名被解雇工人的工作。罢工取得了成功，工人们扬眉吐气，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 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一方面锻炼了工人阶级，使他们更团结，更坚定；另一方面也锻炼了我们的党，为今后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火柴厂工人大罢工 一九二〇年七月，徐士同等土豪劣绅创办了芜湖火柴厂。二百多名劳工怀着养家活口的心情涌进了该厂。然而工人们的美好愿望被残酷的现实所淹没，他们工资微薄，捐税繁杂，物价飞涨，资方高压，工头横行，到处是“茫茫的黑夜”。 一九二七年春，共产党员王绍虞受党的派遣来到芜湖。他首先和该厂工人宋筱垣交上了朋友，以后又广泛接触工人，广交朋友，在工人中宣传十月革命，大讲苏联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情况，说明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的道理。继而组织了工会。 该厂工会选出了七个委员，宋筱垣被推选为主席，王绍虞聘为秘书。工会成立后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先与资本家开展说理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即大车间工人的工资应该增加一倍，装盒车间工人的工资应增加六成。由三个工会委员，十二个工人代表组成了一个谈判组，并决定宋筱垣领头。 第二天，谈判组来到经理室，向经理徐士同提出上述要求，工人们在外面助威，并严词要求徐即速转告老板和董事们，在三天内给予答复。然而资本家却有意拖延，三天后借口要开董事会决定。为了有理、有利、有节地与资本家斗争，代表们表示，再等三天，若不答应，我们就不客气了。 但是这班吸血鬼，却诡计多端，他们商量定下了坏主意，用软拖和硬吓的两手来欺骗工人，派出探子在工人中活动，分化破坏工人们内部的团结，声言要抓为首分子来“杀鸡吓猴”。 由于工人斗争经验不足，被资本家一拖、二骗、三吓，…

芜湖益新公司创建始末（《芜湖文史资料1》第0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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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18T22:50:28+08:00
description: 作者：章向荣 一、益新创建人生平简述 益新公司创建人章维藩，字赣岑（通用幹臣），号惕斋，又号邴如，晚年自号清芬主人。原籍浙江省吴兴县荻港镇（今浙江省湖州市）。清咸丰八年（公元一八五九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诞生于山西省太原府。青年时期随父始堂老人在左宗棠部下驻节西北（贻老为左宗棠幕府一一师爷），襄理军运粮饷。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在兰州军次以军功赏授安徽怀宁（安庆）牙厘局提调（类似财税局局长）。旋以政绩卓著调升无为知州。在任六年，以处事公正，深为地方父老所称颂。后因与朝廷政见不合，被贬为宣城知县，（据作者忆述，乃父当年因“无为教案”问题，引起外国传教士交涉，清廷屈于外力而被贬官。史实待考——编者注）乃萌脱离宦海创办实业之志。因而辞官退居芜湖，着手筹建益新公司，克服重重阻力，始得开业。之后，传闻当涂县境发现铁矿矿苗，公不顾垂老之年，亲偕矿师不辞劳苦，多次前往矿区（即今马鞍山市），登山涉水，实地勘查，筹集资金，又兴办了一所当年颇具规模的宝兴铁矿公司。另广招工匠，在芜湖三街开办一家新式家具工厂，专产西式、苏式、宁波式高档家具，行销省内外，事业盛极一时。溯自公弃官创办实业，历尽艰辛，备受挫折，方庆事业初成，突于民国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因病去世，终年六十有四。旋由后人归葬杭州祖茔。公秉性刚正、豪爽，晚年受成戌变法的影响，思想趋向开明，热心地方公益，捐资育婴堂、学堂等，办理慈善文教事业，深为各界所推崇。公生三子，长子兆奎，号朗熙，公殁，继任益新、宝兴两公司总经理，一九五六年病故于南京。朗熙之孙开沅，从事教育工作，现为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近代史教授兼院长。次子兆彬，号述均，在一九二六至三七年间，主持宝兴公司。“文革”后期在上海去世。述均之子学澄，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从事面粉业有年，对面粉加工工艺有独创之处，现为中央粮食加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祖业后继且有创新，公可谓有后矣！幼子兆森号向荣，乃父殁时尚在稚年，继又丧生母，幸公之遗孀谢氏视同己出，一心抚育，在兄嫂监护之下得以成长；抗战胜利后，虽曾参与益新公司事务，但因幼失庭训，学无专长，未有建树，现已年近古稀，寄居金陵。 二、益新创业的种种遭遇 益新面粉公司创建于清末光绪十六年（公元一八九零年），原择定青弋江下游入长江口以北一带为厂址（今江边长航码头），由于清廷实行闭关锁国与愚民欺民政策，致使民间迷信积习根深蒂固，认为开设工厂安装机器将破坏“风水，竖立烟囱要用童男童女活祭。是以一时地方乡绅愚氓坚决反对建厂，于是不得不一再内移建厂基地，最终购置金马门外袁泽桥一片芦苇荒滩，始得奠基。而在土建安装快要竣工时，芜湖道道尹又以“使用机器碾米磨粉，影响本地砻坊生计”为名，不许开工。至此，骑虎之势迫使公作违心之举，改向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办理注册，还向太古洋行借来一名犹太佣工留住厂内，充作“保护伞”。几经周折，始在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开工投产。最初安装三台直径1.2公尺的石磨，以后由于面粉供不应求，改用钢磨，并另建了一幢三层面楼。营建时，曾有外籍技师临场指导，参与调试。 正在生产逐步发展之时，公司面楼不幸于宣统元年（公元一九零九年）突遭火灾，厂房和机器设备付之一炬，公司濒临破产，而公之志不稍殆，劝说家族人等倾私蓄资助（包括女眷的金银饰品全部折合银元列入公司借款，以后各自凭摺付还本息），另多方筹措，重整旗鼓，购置一套当时英国最新制造的面粉机器，并在原地重建了面楼（即今之面楼），迅速恢复了生产。劫后，资金短缺，一度兼营代客加工业务，客户中以当年两江总督周馥（人们称他为周帅）及其眷属为最，致有周帅资助益新恢复生产之传说。笔者亲闻长兄所云，益新于火灾之后，创建人原有邀约周帅增资入股之议，只因当时周帅之子周学熙先生（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已在华北开办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厂等大型企业，不欲资金分散。加之周帅与创建人既为近邻，又属知己，为避“喧宾夺主”之嫌而未果。正是由于创建人的艰辛创业，惨淡经营，益新所产“飞鹰”商标面粉畅销于长江流域以及华北各埠，被誉为全国头牌面粉。因为当年益新是芜湖最早使用机器碾米磨面的最大工厂，所以当地习惯称益新为“机器砻坊”或“大著坊”。这也就是今天芜湖“大砻坊”一地地名之由来。 三、内部分工与生产经营的变化 益新在前农商部、工商部、实业部注册为“芜湖益新米面机器公司”和“芜湖益新榨油机器公司”。以后改为“芜湖益新机器磨面碾米榨油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益新公司”。最初申报资本额纹银十万两，共有股份一千股，每股一百两（实收仅五万两，以后益新与宝兴相互调剂额未计）。当年益新大门额石刻“山辉川媚”的题字为创建人手笔，东西两侧各有中英文上述全称之长方形铜质招牌一块嵌于墙面。由于创建人系由官场转入实业界，以及封建时代的沿袭，工厂虽采用外国机器，而内部管理方法却是陈旧的。要想探述初创情景，…

芜湖手工棉织业简史（《芜湖文史资料1》第0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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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16T23:16:22+08:00
description: 作者：范长茂 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水陆交通便利，曾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商业兴旺，市面繁荣，是我省经济文化发达较早的城市，芜湖棉织业正是在这些优越条件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地逐步发展起来的。最盛时期，曾有一千多家机坊，拥有近五千张手工织机，产品销售到邻近五省的部分地区，行业之大，花色品种之多，销路之广，不仅居于全省首位，而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屈指可数的。现在芜湖棉织业的手工生产的历史己经结束了，然而它在八十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还是可以称道的。抗战前，芜湖市区的人口不过十万左右，而直接或间接依赖棉织业为生的，却占市区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就是芜湖沦陷期间，棉织业虽趋于衰落，但依此为生的人口，仍占市区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左右。因此，忆述芜湖棉织业的产生、发展和变革的历程，是有其一定意义的。 （一）萌芽 芜湖棉织业产生于十九世纪末，清光绪三十年间。经营此业者主要来自巢县、肥东一带的农民。因为一方面此处是丘陵地区，适宜种植棉花，所以很早就有手工纺纱织布的传统。一般都在农闲季节，女的纺纱，男的织布。生产的纱、布通过农村集镇市场进行交换，从而逐渐成为农村的副业生产。一方面肥、巢一带人口较多，土地贫瘠，加上水旱灾害，农民生活艰苦，被迫离乡外出谋生。于是便把手工织布带到芜湖来，从而使农村的副业逐渐转变为城市的专业生产。 芜湖棉织业的最初创始人名叫鲁福庆，是巢县西乡人。他到芜湖来开机坊，一切都很简陋，住的是草屋，使用的是手抛梭织机（俗称腰机）和手摇纺纱车。起初是用手工纺的土纱（又叫本纱）作原料，后来才改用机器纺的纱（又叫详纱），门幅窄，尺码短，也没有一定的规格。如要染成色布，还得送到染坊去加工。生产全是自己动手，织成的布，也是自己扛去出售。这样的生产经营方式，当然是难以扩大生产了。 自从鲁福庆在芜湖扎根以后，肥、巢一带相继来芜开设机坊者不乏其人。这时对产品规格作了一些改进，也增加了一些花色品种。但生产工具简陋，操作技术落后，以粗支纱为原料，因而生产出来的布匹，仍然是产量低，品种规格少，质量差，不美观。当然销售也就不广。因此，棉织业初期的发展是缓慢的。从它的诞生到辛亥革命近十年时间，芜湖棉织业机坊只发展到三十几家，估计全部织机，也不过五、六十张。当时芜湖人称之为”机花子”，可见这个时期的落后状况。 （二）早期的发展 民国初年，我国机器纺织工业，已在沿海大中城市蓬勃兴起，而手工棉织业要求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改变落后生产方式。因此，首先对生产工具进行了改革。把原有的“腰机”一律改为手拉脚踏织机（俗称平机），以增加产量。其次，钻研和提高生产技术，改进产品规格，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扩大产品销路。从而使棉织业的生产得以较快地发展。不但原有的机坊，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纷纷增加机台，而且还吸引了一些人陆续来芜湖添置机台，开设机坊。在不断扩展织布机台的同时，又添置了生产毛巾、腿带的机台设备。随着生产不断扩大，机台逐渐增多，劳动力不足，需要补充。起初从巢县、肥东一带农村去找来亲友协助（后来大多数自行开设机坊），继而招收学徒和雇拥工人。从此，在棉织业中开始出现了雇拥关系和剥削行为。一般小机坊以业主及其家庭成员劳动为主，雇用少量学徒或工人，有轻微剥削；而那些拥有数十台布机的大机坊，雇用工人学徒较多，其剥削程度亦较严重。 北伐战争时，芜湖棉织业的机坊已由三十几家发展到五百余家，拥有机台近两千张，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手工棉织行业。 大约一九二零年前后，芜湖棉织业就组织了“机业公会”，一九二七年以后改为“棉织业同业公会”。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一九五六年。 （三）兴盛时期 北伐战争以后，芜湖棉织业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机坊年年增加，机台设备不断地扩充，因而需要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产量的日益增高，而销售市场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处于发展时期的棉织业机坊，只有积极改进操作技术，努力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方可增强竞争能力。例如：有的改进染色配料和操作方法，以改善色泽光彩；有的翻新花样，以增加花色品种。通过艰苦努力，棉织业的产品花色品种繁多，色泽鲜艳，质量良好，扩大了销售市场。这时芜湖的棉布不仅遍销于本省各地，而且还远销到湖北、江西、河南、山东、江苏等邻省的大部分地区。芜湖的毛巾，畅销于长江中上游一带城镇。许多浴室都使用芜湖“邰兴记”机坊生产的澡巾。当时市场物价稳定，商业往来活跃；原料既能赊购，产品也可赊销；淡季，资金周转困难，可以预收货款或向银行、钱庄抵押、借贷。这些都有利于棉织业生产的发展。这时，芜湖最大的一户“鲁声记”机坊，有两个生产场地，拥有手工织机八十余张。 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棉织业机坊已发展到千家以上，拥有各种织机五千张左右。棉织业机坊不仅遍布于东门、北门、吉和街以及河南等地区的僻街小巷，而且逐步向闹市延伸，就连最繁华的十里长街，也能…

老厂焕新姿——芜湖火柴厂的创立和发展（《芜湖文史资料1》第0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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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15T13:38:47+08:00
description: 作者：潘维浩 清末民初，芜湖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在当时的社会潮流影响下，曾由开明士绅和地方商贾先后集资兴办一些初具规模的机器工厂。如：芜湖明远电灯公司、芜湖益新面粉公司、芜湖裕中纱厂等。兴办这些工厂，为“振兴实业，挽回利权”，起了积极作用。我省第一家火柴厂——芜湖大昌火柴公司。在1920年也应运而生。 火柴厂的创立经过 （一） 芜湖大昌火柴厂创立于1920年7月。由当时芜湖实业界闻人吴兴周发起，邀同行开明士绅濮秋丞、崔亮功、徐仕桐、张亮功、潘伯和等人，并借助于地方军政首领马联甲（皖南镇守使）、余南（芜湖县知事）的势力，集资组成大昌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吴兴周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徐仕桐任厂长。公司股金总额为银元10万元。设立大昌火柴厂经营火柴生产。产品牌名为“松老牌”安全火柴。厂址选定在芜湖东郊青弋江畔的大砻坊。建厂设计系聘请日本技师松岛主持。设计的年生产能力为安全火柴2万件（每件1440小盒）。厂房及仓库建筑面积为砖木结构2千m2；建筑形式为庙宇式。车间矮小，空气阳光不足，劳动条件差。主要生产设备有手摇式排梗机（俗称大车）4台，其他辅助设备有卸梗机三部、刷磷台一座，装盒、打包等工艺，则全部为手工操作。职工230人。1920年底试车生产。 （二） 1921年起，大昌火柴厂正式开工生产。由于管理不善，原材料供应不正常，以及技术力量不足，设备维修保养不善等因素的影响，年产量达不到设计能力2万件的要求。后经多方组织原材料，并增添排梗机6台，年产量一度达到2万件。但终因火柴质量不够稳定，浪费漏洞大，到1926年，经营亏蚀已达6万元。因此，部分股东要求退股。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冲击着军阀、官僚们的利益。一些财力较厚的股东亦不愿增资，使企业濒于停产。后经股东徐仕桐出面维持，另行集资，并将该厂改名为大昌明记火柴厂继续经营。在徐仕桐主持下，勉力维持残局约4年。在这段时间内，工人们曾因工资待遇过低，难以维持生活，要求增加工资，开展了罢工斗争。这次罢工因得到共产党员王绍虞的协助而坚持下来，经过与资本家反复较量，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由于管理不善，产品又缺乏竞争能力，以致经营情况每况愈下，职工人数逐年减少，到1931年间，仅剩下170人左右，火柴年产量一直徘徊在1一1.3万件之间，不断出现亏损局面。徐仕桐已无能为力，也无意继续维持。 1932年初，大昌明记火柴厂将要停办的消息，传到苏、沪一带号称“火柴大王”的资本家刘鸿生处，刘认为接办该厂有利于减少同行业竞争对象，即派人与徐仕桐接洽。经商定由刘将该厂厂房、设备全部承租下来，投资经营；厂名及产品牌名均保持不变。双方达成协议后，刘即接办了这个厂。在原有生产工人的安排上，保留一部分技工和操作熟练的工人，辞退一部分辅助工；另从上海迁来一部分工人，使职工人数恢复到200人以上。在刘接办的五年左右时间内，年产量始终保持在1万件的水平，形成一种维持的局面。 （三）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入侵我国。1937年12月芜湖沦陷后，日本人住野松平，韩人孔秋亭等伙同汉奸龚纶甫、郑又新等人侵占了该厂，改厂名为大昌和记火柴厂，利用原有厂房、设备继续经营。几年中，因多数工人不愿为日本人生产而陆续离厂，职工人数已减少到100人左右，年产量下降到几千件。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大昌和记火柴厂划为敌伪财产，由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建设厅接管，改名为安徽省芜湖火柴厂，产品牌名改为“长江牌安全火柴”。从而使该厂由敌伪资本转变为官僚资本。建设厅先后派秦耐寒、崔冬芳二人为驻厂专员，主管生产和经营。由于反动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得人心，生产不断下降，工人生活日益贫困，迫使多数工人陆续离厂。到解放前夕，只留下无处投奔的职工56人，主要设备排梗机只残存4台，且因产品质量低劣，销路不畅，全厂陷于停顿状态。工人流离失所。 （四） 1949年4月，芜湖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军队望风披靡，四散溃逃，大肆掠夺。坚守在该厂的52名工人奋不顾身，主动肩负护厂任务，才使残存的厂房、设备及一些原材料未遭破坏。芜湖市军管会成立后，于同年五月一日，指派张宏同志为军代表，接管了这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资本企业。从此结束了大昌火柴厂风雨飘摇的局面。 建国后的新发展 （一） 一九四九年五月军代表张宏同志接管该厂后，依靠全厂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积极协助，在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内，即顺利完成了接管的各项工作。随即组织生产、开工试车，到四九年底，已生产火柴捌仟捌佰件。五零年初，上级确定该厂隶属于“皖南企业公司”领导，并指派张宏为该厂负责人，留用人员崔冬芳为经理。按生产分工，设置理梗、排梗、油灶、药灶、烘房、拆梗、装盒、包封，以及梗片等九个部。在生产逐步恢复的情况下，职工人数到五零年末已增加到壹佰叁拾捌人，火柴年产量已增加到二万肆千叁百件，并开始盈利壹万贰千伍百元。五一年，这个厂划归…

爱国资本家顾鼎玉（《芜湖文史资料4》第02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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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8-29T22:00:50+08:00
description: 作者：顾永年 顾鼎玉（1910-1973年），上海市嘉定县人，生前担任过合中企业公司（进出口公司）经理、嘉丰织厂协理、苏南棉纺织同业公会理事。为了支援外地纺织工业建设，1954年赴安徽省筹建芜湖纺织厂，1955年5月在芜纺工作并先后担任芜湖纺织厂副厂长、芜湖市人民代表、民建芜湖市委员会主任委员、芜湖市政协副主席，以及安徽省民建常委等职，是一位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工作、富有事业心的爱国进步的民族工商业者。 顾鼎玉的父亲顾吉生先生是一位纺织界的元老。在旧中国提倡实业救国，发展民族工业，创造了嘉丰棉纺织厂。顾鼎玉受其父亲的影响，一生致力于进出口事业和纺织工业。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顾吉生先生接受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思想，摆脱了封建世袭观念，没有安排长子顾鼎玉从学校毕业出来马上管理嘉丰，而是安排他去银行中做练习生，让他自己锻炼，独立创业。由于顾鼎玉勤奋学习，好学上进，进一步自学了英语、进出口管理、纺织管理和纺织工业生产，逐步熟悉了业务。后被聘请到合中企业公司当经理，从事进出口工作，使合中公司日益兴旺，开始了他的事业。 在日寇统治时期，日方强行提出要和嘉丰厂“合作共业”。顾鼎玉父子不怕日寇的威胁利诱，坚决抵制，拒绝签字，并且组织人员把嘉丰厂关键机器设备的零件，涂好牛油用蜡纸包好埋入工中，且至抗战胜利，再重振嘉丰厂。 他在嘉丰纺织厂当协理时，更发挥了管理才能，与同事们一起把质量和信誉放在管理首位，作为治厂的宗旨。在当时还是二千人的工厂，职能管理人员还不到十位，然而在质量和经营方面，却成为纺织行业竞争中的佼佼者，以致使嘉丰纺织厂在解放后成为全国纺织行业中第一家出口“免检单位”，“丰鹤牌”成为首批出口的优秀纺织品，畅销国内外。嘉丰纺织厂的治厂经验被誉为“嘉丰精神”在全国推广。 上海解放前夕，顾鼎玉得到父亲的同意，准备把已在台湾的家小接回上海。当时一些朋友“好心”的劝他说：“留几个子女在外地，以便今后也有退路。”但他只有一个信念，回大陆才有光明前途。到了台湾，他说服了母亲、妻子和弟弟，把全家一个不留地迁回到上海，此时，离上海解放只有二十多天。5月24日，全家以喜悦的心情，迎接了上海的解放。事实也确实如他的信念一样，党和政府对他关怀和信任，给予了很高的政治地位，而他的子女也在党的培养下都成为大学生，目前有的成为系主任、副教授，工程师、讲师、厂长、记者，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顾鼎玉积极参加“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认购公债时，他不仅带头认购，还动员工商界一起认购。他直接经营的合中企业公司在“五反”中被评为“基本守法户。”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他积极带头申请了“公私合营”。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他自身保持朴素的生活，并捐款兴办社会事业，帮助国家一起渡过困难时期。 在党的领导下，嘉丰纺织厂因善于经营，严于管理，重视质量，使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企业的发展基金大幅度增加，以及过去已向国外购置了成套纺织机械设备。如何更好地发挥这笔基金和设备的作用，顾鼎玉提出建造新厂，扩大再生产，发展纺织事业。如何把这些在解放前订购的机器设备运回国内，在当时确有相当的困难，他发挥了多年来积累的外贸经验，运用经济合同的法律手段和他的外文基础，亲自起稿信函给外商，经过几十次的交涉，终于使这批纺织机械设备运回国内，为建造新厂奠定了必要的基础。54年，国家考虑到纺织工业的发展和布局，建议公私一起投资，准备建造规模较大的纺织厂。建厂的地址选择在江苏省南京附近，顾鼎玉为了事业，毅然担负起筹建新厂的重任。正当筹建工作准备就绪时，芜湖市原裕中纱厂不幸烧毁，为此国家从发展平衡考虑，又提议将新厂改建到芜湖市。芜湖在条件上比南京差。这一决定不仅给筹建工作带来新的困难，而且筹建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产生了一些情绪。从他自身的家庭情况来看，也存在较大的困难。一家都在上海，父母亲已七十多岁，妻子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多种疾病，长期卧床，子女都在求学，都需要他就近照顾。但是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家而是如何发展纺织事业。他不仅说服了家人，而且还做通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工作，使大家满怀豪情一起奔赴安徽，一起筹建芫纺，他代表嘉丰厂入股54万，占合营的芜纺厂资本41.14％，有力地支援了内地的建设。 在筹建芜湖纺织厂头几年中，他废寝忘食，把精力都投在芜纺的建设中。担任芜纺副厂长后，他分管职工文化生活及福利方面业务。他却从没有享受过探亲假，仅在每年春节按规定假期来沪休息几天，准时返芜工作。在芜湖二十几年中，每次春节后，他总是按时返芜上班。 1954年，顾鼎玉受组织委托，到香港去争取过去在香港银行的外汇存款。他去香港时，有人曾经怀疑他不会再回来，在香港他会晤了很多老朋友，有居住在香港和台湾的，也有居住在国外的。他时刻牢记自己是受组织委托而来，因此在各种场所和交谈中，处处注意影响，…

筹建芜湖玻璃ㄏ始末（《芜湖文史资料5》第00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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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8-19T17:41:55+08:00
description: 作者：胡光旭口述，金贰整理 编者按：光华玻璃厂的前身芜湖玻璃厂在创建初期，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一群在旧中国苦挣苦熬过来的小商业者，解放后，响应政府号召，在市工商联支持和帮助下，组织起来，白手起家，自办玻璃厂，艰苦创业，几经磨难，最终发展成一家很有规模的工业企业。 芜湖玻璃厂的创业史，在芜湖工业发展史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有着很好的教育意义。此次，在市工商联的大力支持和知情老同志的通力协作下，我们整理编发了创业初期两位老同志的回忆，以作引玉之砖。希望有更多的老同志向我们提供有关或类似的史料，支持我们将《芜湖文史资料》编得更好。正文： 退休的日子，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就动惯了手脚的人来说，显得那么漫长。然而，却使我有时间来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审视这人生路上最让我留恋的一段火热的岁月，我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力量的一个事业，那就是筹建我市第一家玻璃生产企业——芜湖玻璃厂的日日夜夜。 一 我家祖籍芜湖县、自祖父时起在县城南关开设了胡裕丰米行，经营大米买卖。三代惨淡经营，到我手上时，业务有了扩大，由单纯的经营发展到兼做加工，并与宁，沪等地的米行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买卖关系。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掠夺政策使我这小小的米行也在劫难逃，到解放前夕裕丰米行己陷入了破产的边缘。解放后，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我又重振旗鼓与几家米业同行合营，在寺关街办起了裕农米厂，由我任经理，资产约一万余元。 1953年10月，国家颁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接着开始实行国家对粮油的统购统销，计划供应。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大趋势，对于我们这些私营米业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迫使我们尽快地作出抉择。 由于我在经营裕农米厂时，按章守法，接受了党的教育，思想觉悟有较大提高，平时注意学习时事政治。因此，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颁布后，我立即召集米厂的全体股东和职工会议，请大家讨论今后的出路。 粮食统购统销、计划供应，从事私营米业的必须停业，这是勿须怀疑的。停业后，我们怎么办？是坐吃山空，等待政府和社会的统一安置？还是自己动手，为政府和社会分忧，及时地转向工业呢？当时，芜湖市的私营商业出现了“三多一少”的现象，市政府和工商联号召私营商业转营工业，走工业化的路。会上，我作为经理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我们裕农资金少，每股分摊开来只有几百元。停业后，散了伙，这点资本吃光花光今后怎么办？我主张，响应政府和工商联的号召，把资金集中起来，走转营工业的路。我的看法在股东和工人中引起了热烈地争论，尽管有些股东主张分光散伙，但大多数股东和工人都赞成我的意见。最后，我们还是决定集中资金走转营工业的路。 因芜湖工业落后，全市解放时只有“三个半烟囱”在冒烟。走转营工业的路，对于我们这些长期从事经营贸易的人来说，又谈何容易！既无经验，又没有可供学习借鉴的榜样，真是双眼一抹黑。这时，我想起了裕丰米行在宁、沪的米业同行们。那些关系户也面临着转业的形势，他们怎么干的？南京、上海是大城市，工业发达，资金雄厚，信息量大，一定有可供我们学习的转业经验。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一商量，他们觉得有道理，于是决定到南京和上海学习取经。遂由翟子绪（工会代表）和我等四人组成了转业学习小组奔赴宁，沪学习。 记得，这一次赴宁、沪时间大约在1953年11月前后。我们首先到了南京，找到了天祥米厂的周经理。后又到了上海，访问了华圣米厂的张学潮（张当时是闸北区工商联的主委）和仁裕米店的裘鸿福、裘长英父子。初步了解了他们几家的转业情况。当时，我们手头的资金少，考虑到单独转业困难，有投资于宁、沪和他们合营转业的意向。他们告诉我说，资金转出，需经当地政府和工商联的批准方可。在离沪返回的前一天，裕仁米店的裘长英在家宴请我们。裘家的私宅是一栋三层楼房。席间，我闻得楼下的噪杂声，便向主人询问。原来，裘家的一楼房间已租给了玻璃厂作仪器车间，饭后，我请裘先生陪同参观了这个车间，并有意无意地打听了一些玻璃生产的情况。谁又能想到，这偶然的一次参观，却成为我们转营制造业的一个契机。 我们一行四人返回芜湖后，立即找到了市工商联，汇报裕农转业的设想和赴宁沪学习的情况。当年接待我们的是黄梦飞主委，张台望副主委和朱传良科长。当我们反映了转业的想法后。黄、张二位主委首先肯定我们转营工业的决定是对的，同时指出，资金不能外流，应就地转业，开办工厂。我说，就地转业办厂，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黄主委当即表示，资金不是主要问题，工商联可以帮助解决。关键是转业应考虑两方面问题：一是要能解决工人就业，二是要有先进性和发展前途。 经过这一次汇报和谈话，我的眼前豁然开朗，有了政府和工商联的支持，资金问题能够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也就不在话下了。兴奋之余，上海参观玻璃厂仪器车间的一幕浮现在眼前。对，办玻璃厂，这在安徽还是个空白点很有发展前途，工艺简单，设备也不多，主要原料石英砂和煤芜湖地区也很富足…

我在芜湖玻璃厂创业的日子里（《芜湖文史资料5》第00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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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8-18T22:02:49+08:00
description: 作者：彭仁杰口述，金贰整理 芜湖玻璃厂是在1953年底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初期建立起来的、芜湖市第一家由商业资本转营工业的企业。我作为这家企业的最早筹建者，曾为它贡献了自已一生中的宝贵时间；为了它的生存、发展，我曾绞尽脑汁、节衣缩食。为此，我将终生引以为骄傲。 1953年11月，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们一批从事米粮业的商人在市工商联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始筹建芜湖玻璃厂。当时，我是西关南岸十九家私营粮店组织起来的联合粮店经理。我拿出了粮店的全部资金1.03亿旧币（今1.03万）入股办厂，与胡光旭、张振庭、范侃等组成了办厂筹备处。为学习办厂经验，我们赴上海参观。在上海，我们先后参观了胶木厂，针织厂、文具厂、玻璃厂、化工厂等企业。回芜后，我们讨论了四个办厂方案，由范侃执笔成文。在方案中，我们对办什么厂，需要多少资金、设备，解决多少劳力，进行了全面的估价。由于，我们从事米粮业的，资金少、劳力多；在转业办厂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特点。办玻璃厂，只需打造一些炉子，对资金的要求不多，又可吸收较多的劳动力。因此，我们倾向于办玻璃厂。到市工商联汇报后，立即得到了工商联领导的首肯。于是，芜湖玻璃厂筹备处的牌子就正式挂在今二街五金站的楼上。市工业局对我们办玻璃厂非常重视，特派一位名叫张明达的同志来协助我们办厂。 从经营米粮业到办玻璃厂，这中间的距离太大，我们以往的经验和知识全都没了用场所有的东西都得从头学起。芜湖又缺乏工业基础，无论是设备，技术人才还是原材料都得依靠外地，尤其是当时的工业中心上海。筹备处在讨论办厂分工时，决定由我长期驻扎上海，负责招收技术工人，采购原材料。于是，1953年12月，我再次赴沪。从此，便长期往来于沪芜之间，直至1966年6月“文革”开始。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玻璃厂从生产煤油灯座、罩起，到生产茶杯、电灯泡、保温瓶，以至各种玻璃器皿，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它所依赖的技术力量，90％以上是由我从上海网罗、吸收来的。它所需要的各种化工配料，也是由我在上海采购回来的。这里浸透了我多少心血和汗水，饱尝了多少的酸甜苦辣。 办玻璃厂离不开技术工人，那时玻璃厂的熟练技术工人主要集中于上海。玻璃厂的工人专业分工很细，厂里每增加一种新产品就得请一批技术工人。优秀的熟练的技术工人在上海也非常吃香，为了请来这些技术工人，我想了不少办法。 解放初期，上海社会上有不少待业工人。起初，我们是面向社会招收待业工人，然后经过上海市劳动局办理来芜手续。但是，一方面我们厂的发展不断需要熟练技术工人；另一方面，优秀的技工基本上都有工作。仅仅在社会上招工是不行的。因此，我来到上海市劳动局请求帮忙。当时，上海市劳动局专门设立了两个接待室，接待外地招工人员。接待我的是第二接待室（专门接待私营企业的）的欧阳杰同志。这位同志很热情，听了我的请求后，表示支持，但又强调他们的力量不够。无法具体帮忙，希望我们自己去找，只要找到合适的，有困难再来找他们。 那时，上海的各家企业管理都非常严格，上班时间不接待外人，工人不准出厂。于是我便在下班工人出厂的时间里，等待在一些玻璃厂的门前。盯上那些在我看来算是合适的工人，请到旅社洽淡。有时，还得请他们喝上两杯。这些费用在当时是无法报销的，只得从自已以前的积蓄中拿钱开销。我的工资很低，每月仅30多元，一家九口人，生活非常困难。老婆、孩子为了贴补生活，不得不帮人打草绳、搓麻线，吃了不少苦。就这样，我还得向厂里借债，直到退休时还欠厂里六百元钱。当时我只想到厂里好了，我们大家也都好了，眼下吃点亏值得。 我们在上海请工人，对上海的厂家来说显然是挖他们的墙脚。因而，不时会闹出一些矛盾来。许多工人都愿意来芜湖，可在厂长那里卡了壳。有的人干脆来个不辞而别，私自来芜湖工作。上海的一些单位对此很有意见，告到了中央。中央劳动部下文到安徽芜湖，要求送回工人。这些私自来芜的工人不得不回上海。当然，大多数工人回上海后，又经过上海劳动局的合法渠道重新来到芜湖。正是这些从上海来的优秀技术工人，奠定了我们厂的技术基础，保证了玻璃厂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在办厂的初期，采购设备和原材料的任务更为繁重。为此，有过不少周折。 解放初期，全国的玻璃生产工具基本上集中于上海制造。那时，上海有十三家专门打制玻璃生产工具的铁铺。这些生产玻璃的工具并不复杂、象吹管、剪玻璃的剪刀等，我们完全可以仿制。但是，我们厂这些上海请来的工人，使用上海产的工具己成习惯，不是上海造的不用。这就逼着我们必须从上海进设备和工县。而当时，上海人对技术保守的厉害，一下要摸清这些设备、工具的来源很困难。我只好找上海的朋友帮忙，有时请当地人代买。这就需要多花一些钱。后来，我通过发票上的印章来寻找，慢慢地摸熟了路子。买工具不仅麻烦，也很贵。一根吹管，当时在上海买要6元多钱，而我们自己买材料加工仅需3元多钱。这种状况一直…

米ㄏ学徒琐忆（《芜湖文史资料5》第00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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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8-04T23:22: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兆梦口述，熊梅萍整理 1、家境 解放前，父亲、母亲、我和弟弟，一家四口，全靠父亲在澛港麻浦桥摆肉案卖肉为生。父亲为人和善，人们都愿到他的肉案来买肉，虽然许多人都是赊账的，但父亲从不为此计较，有些肉账要不回来也就算了。虽然生意做得艰苦，一家人也维持个温饱，我和弟弟还能去私塾读书。有时，我也帮父亲记记帐，干点杂活。 父亲早就有病在身。那时候因为生活艰辛，人们便是有病，轻易也不敢去医院。父亲的病便拖了下来，他也没当回事，仍然天天摆摊卖肉。 一九四六年，才四十九岁的父亲突然一病不起，辞别了人世。对我们家来说，无异于天塌下来了。肉案摆不成了，一家人的生活断了来源，我的私塾自然也念不成了，全靠母亲在外收卖猪小肠渡日。 2、离家学徒 父亲逝去的头一个年关，那时，我才十三岁。只觉得天阴沉沉地直压在屋顶上，始终也没有晴过。母亲为了维持家庭的生活，迫不得己。托我的老表汪万兴，商量让我到芜湖街上学徒，自己去挣口饭吃。 大年一过，春寒料峭，万兴老表来了。母亲为我收拾好一条薄被，几件换洗衣衫、带着我，跟万兴老表默默上路了。 我学徒的那家“荣丰”米厂，座落在河南富民桥，实际上应该说是厂、行合一的杂烩。房子是租用湖北人江三麻子的，老板与万兴老表是本家，芜湖白马人。厂里，学徒和师傅一共才十来个人。当时，富民桥小街两边，全都是小粮食行，还有几家水火炉、小杂贷店等，颇有些热闹。 我怯怯地跟了万兴老表和母亲，一一见过老板和师傅。母亲千恩万谢地说了许多好话，连水也没喝一口，便回家去了，临出门，又拉过我，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好好听老板的话。 3、“学乖” 那时，人们把学徒叫做“学乖”。老板收你学徒，等于是赏你口饭吃，工钱是没有的。而且，从早到晚，杂事总也没有一刻消停的时候。如果老板的家小住在店里，学徒还得服侍老板的家小，包括倒马桶、洗脚水之类。“荣丰”米厂老板的家小在乡下，服侍家小的事是没有的。 每天一早起床，冲开水，洗茶杯。打扫店堂，角角落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吃过早饭，便提着篮子，跟锅师傅（烧饭的）上街买菜，准备中午和晚上的饭菜。然后，在店堂里招呼客人，端茶、递烟。下晚，关店门、擦灯罩、收拾店堂。当时，店里也有电灯，但有时候停电，油灯是必备的。晚上，老板常常外出打麻将或会客人，我便等在店堂里，学打算盘，老板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才能睡觉。 老板和师傅们吃饭时，我必须在一旁侍候着添饭，又不敢站得离饭桌太近，全靠机灵，见他们刚刚吃完最后一口饭，便连忙去接碗，早了、迟了都是要挨骂的，直到老板和师傅们吃完饭，我才能去厨房吃饭。 初进“荣丰”米厂不久，有天早晨扫地，我发现墙根边有几张零钱，便拾了送给帐房先生，但他什么也没说。过了些日子，又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我仍然一张不少地交给帐房先生。当时，我认为是哪个师傅收钱时不小心掉的。几次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了。后来我知道了，每个“学乖”的人都必过这一关。这是老板试探“学乖”的手脚干不干净的鬼把戏。 4、“荣丰”的雇员 “荣丰”米厂一般情况下只有十来个人。午、秋两季生意好的时候，有过二十个人的，除了老板和一、两个学徒之外，主要雇员有：帐房先生，负责买进卖出一应帐目；“接江的，负责接待客户，在外拉生意；“出水”，负责买进粮食时的看样，谈盘子；贵师傅，负责米厂里一台10匹半马力的“西门子”（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碾米机；锅师傅，在米厂里买菜、烧饭，负责所有人的伙食；斛师傅，负责厂里买进卖出粮食时过斛，斗、升等量具。 十升为斗，二斗五升为一斛。当时，一般米行都备有买进和卖出两种斛，大小不一。米ㄏ里的斛师傅只在店里过一些零买零卖的斛。米厂大批进米时，另有码头上的斛工过斛，厂里的斛师傅是不能插手的。 过斛时有些讲究。买进时，标准的是“冲斛养趟”，就是用笆斗将粮食一下倒进斛里，基本上不多不少，再用根木尺般的“趟子”轻轻把斛口刮平，最后将斛中的米倒进口袋，过斛的程序便算完成了。卖出时，斛师傅将笆斗中的粮食轻轻倒入斛中，然后用“趟子”很快一刮。与前者相比，一般要差升把米左右。 师傅们除在米厂里食宿外，每月有一到两石米之间不等的薪水。学徒没有薪水，每月老板给点“月规钱”，仅够洗澡、剃头用。 5、“荣丰”的生意 “荣丰”米厂规模虽小，但从零买零卖，到整批买卖，糙米加工成熟米，为买、卖双方做中间人等，一应生意俱做。 当时，有许多附近的乡里人，从乡里收了米，然后到街上来卖，叫“打米卖”。打米卖的人非常苦，赤脚穿草鞋，挑几十里路到城里来。他们一般买米回家后，先用筛子筛出碎米，然后将碎米用水浸透，再拌上石粉，掺在好米一起，一般放在岔口（口袋）的中下层，口头再盖上好米，叫“装头盖面”，然后挑到街上来卖。 打米卖的必须通过米行才能把自巴挑来的米卖出，“荣丰”门前有许多打米卖的，“荣丰”每帮他们卖一斛米，便要收一升米的行佣”。斛师傅将斛放在木盆中，斛米时，撒…

明赐级阮长公传（明-汪道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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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5-24T19:45:00+08:00
description: 太函集・卷三十五 歙阮長公弼，字良臣，世家巖鎮。少承家末造，躬力賈，起蕪湖，兩邑交重長公，人人誦義，具曰長公長者，或曰石泉翁，云：長公考氏，承故饒，孳孳務振人急，諸告急者至，無慮贏詘，應之；無以應，則為之出所有而質子錢家，質窮，則假他人之有以為質，夫人則以其仁足愚也，率假不歸，復稱貸以償他人。積逋數百，乃大困。 長公始就學，日記數千言，蓋與大司徒鮑公同師，鮑公惵然自下，徒以脩糈不給，去而學醫。市中故多醫，復不利，長公嘆曰：吾欲為良士，無脩糈則無師，良士安可為也？吾欲為良醫，醫必歷試，一不驗，將殺人，良醫安可為？因自請於考氏：郡人率以賈代耕，雖有良田，不耕不獲。吾家負宿逋，不報，寧坐困而不求治生，自今猶復悠悠，何以仰事？兒請具資斧，將服下賈於四方。 則之蕪湖，蓋襟帶一都會也，舟車輻輳，是可以得萬貨之情。雅以然諾，重諸賈人，不言而信，其言可市，諸賈人奉之如季河東。彼中駔儈分行，獨赫蹏莫之適主，長公筴曰：此吾業也，請職赫蹏。乃鳩其曹，歛母錢，躬載槖而規便利，就諸梱載者，悉居之留都轉運，而分給其曹，利且數倍。時購者爭得采，利歸染人。長公復筴曰：非獨染人能白可采也，乃自蕪湖立局，召染人曹治之，無庸灌輸，費省而利滋倍，五方購者益集。其所轉轂，徧于吳越荊梁燕豫齊魯之間；則又分局而賈要津，長公為祭酒，升降贏縮，莫不受成。即長公不操利權，亦猶之乎百谷之王左海。 蕪湖去歙五百里，乃以安車逆父母，就養蕪湖，請命飾禽，為仲、季納婦，已，復畢出貲產，請命三分之。父母曰：不然，茲爾一人胼手胝足之烈也，二介幸及於糊其口，足矣，胡為乎鼎分？仲、季亦固辭：伯獨勞，而使吾儕享其逸，不祥；即伯不居，何敢以魯三家耦伯？長公謂：否，吾終不食吾言，卒等分三若一。客為長公筴者，耳語曰：等分，善矣，彼夸毗子，寧詎能師長公儉邪？割之便。長公謝曰：吾聞，均無貧，故必適均而辨之異；和無寡，故必參和而統之同。仲、季皆無祿，即世，季遺一女而孤，長公悉以季貲為女裝，歸之閭右；仲遺二子，長公兒子畜之，二子亦父事長公，從長公賈，多歷年所。 諸宗族親戚、閭右交游，至者，輒推赤心而納之交，業儒，則佐之儒，材可賈，則導之賈；能獨立，則授貲而薄其息，能從游，則授糈而翼其成。有過則規，有善則勸，有難則赴，有急則賙，有違言則解紛；訟，則為之平其議。兩造務守勝，有司遣之質成，言出而各虛己聽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抑或堅持不下，輒出百金結其成；事既平，未嘗有德色。 歲乙卯，島夷自越突新都，且薄蕪湖。蕪湖故無城，守土者束手無策，長公倡賈少年彊有力者，合土著丁壯數千人，刑牲而誓之曰：冦邪、虎邪，虎而嵎，手可摶虎，而翼矢可加，如其冦也。則其業已窮，雖張，吾儕直醢之，以謝 天子。冦偵有備，而宵遁，所部上禦冦功，將首長公，且下章服。長公辭之力：賈豎子，何敢以此釣奇？有如異日者冦至，亦將倚辦諸賈人，則吾為之俑也。居數年，群盜劫縣庫。議城蕪湖，監司首召長公扶義倡眾，長公應召，以身為版築先。城完而堅，如期而告成事。所部再下章服，固辭如初。蕪湖道出南陵，險而淖，病行者，長公捐金以倡諸賈，甃而夷。 先是，長公將以歙為莬裘，蕪湖為豐沛，既而，業大起，家人產，具在蕪湖城內外，築百廛以待僦居，治甫田以待歲，鑿洿池以待網罟，灌園以待瓜蔬，膢臘饔飱，不外索而足，中外傭奴各千指，部署之，悉中刑名。今上覃恩，詔賜民間年八十以上爵一級，有司奉詔，首及長公，長公北面承之，且曰：弼不敢以匹夫而距大澤，乃畢籍所就業，召仲子汝鳴、冢孫國政，手授之宣言：古者七十曰老而傳，而翁庚，十年耄矣，鎡基在籍，菑畬在而兩人，而翁從此老矣。 季年，崇事二氏，種諸善根，嘗立表蟂磯，除道葉嶺，築台施食，置田赭山，繕三茅宮，飾諸神像。樂善而無所徼福，其費不貲。比將飾巾，長公命遷榻東首，盥而待盡，或得無生，未可知也。仲子又言：長公故多陰德，務施恩於不報，加意於人所不及知，如將斥其人、指其事，懼以口實而暴短長，非長公始願所及也。諸言其小者：宗人即次而疫，同行者，舉引身避之，長公躬饋藥資，臨視起卧，卒無害。族母私蓄數十緡，陰託長公取息，有頃，族母亡，長公握子母錢，畢歸其子，其子不知所出，力卻之，長公語之故，稽首而後受。居蕪湖久，以義俠聞，歲凶則設糜粥食餓人，治虆梩，棺道殣。長公初載，遞有所稱貸，遞償之，自恃無他，不索故券；久之，猾者持券來討，乃復償之。或稱貸於長公，歸者半，不者半，長公勿問也。余惟長公父蒙遺業，以仁見愚，長公則以幹蠱克家，人猶以為易與，其愚不可及矣，庶幾乎託于如愚者哉？要之，人能負長公父，而天報以長公。人能負長公，而天報以昌阜，乃令仲子承家貲，補光祿；冢孫當戶籍，名成均；次孫國經，相與競爽；曾孫襁褓，亦復岐嶷。於長公，何負也？ 太函氏曰：潘汀州於先司馬為婚姻，宜知不佞。潘於阮，亦婚姻也，宜知長公。不佞未習長公，從汀州而聞之習矣。汀州若長公，若先司馬，並以甲子同生，…

“宣州官窑”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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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5-23T22:50:26+08:00
description: 作者：谢小成 本文原载于《芜湖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94年6月出版）在中国陶瓷史上，许多古瓷窑一直是个谜，如哥窑、官窑、汝窑、柴窑、宣州窑等等。其中关于宣州窑的有无、窑址位置、烧制时代、产品的种类、釉色及用途诸方面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更是迷雾重重。 早在清代，著名学者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一书中记载：“宣州窑，元明烧造，土埴质颇薄，色白”，认定宣州窑烧制的是质量上乘的白瓷器。民国学者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述为：“元有浮梁磁局，专掌景德镇瓷器，世称为枢府窑。而民间所造者，则有宣州、临州、南丰诸窑，然其成绩不能超过两宋也”，认为宣州窑是元代民窑。而民国时期的陶瓷学者黄矞在《瓷史》一书中却认为：“宣州瓷窑，为南唐所烧造，以为供奉之物者。南唐后主尤好珍玩。”其依据是，“邑人有刘庆者，昔从军至宁国南陵县，掘壕沟，发一古冢，系南唐保大年号砖砌者。中得一碗，上肆而下敛，作平坦势，唇缘外倚，无釉，底顽实，足亦糙，内起六棱，色卵青而微灰，碎纹如毛，近足处釉乳绀黑，若浮试以漆，苍然混玉，厚近二分，然于烈日中照之，光莹欲透。南陵古宣州域。”黄矞以南陵县古墓中出土的碗，推论宣州窑为南唐时期供御的宫窑。1950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南唐二主李景、李煜的陵墓，两墓中均出土有白资碗形器，形制为“上肆而下敛，作平坦势，”葵瓣形口，釉色白带灰或卵青色。发掘者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中分析认为，“宣州窑烧造的瓷器，黄甭看见的是一件‘色卵青而微灰’的撇口碗，怎么叫做‘色卵青而微灰’呢？‘卵青’指的是‘鸭蛋青’，鸭蛋青微带灰色，我们认为还是近于白色的。到了明代，王世贞对宣州窑有过这样一句描写：‘泻向宣州雪白瓷，’这就说明宣州窑烧造的是白瓷了。”发掘者以二陵出土的白瓷碗与黄矞所见的撇口碗相似，年代相同为据，“揣测二陵出土的白瓷可能就是宣州窑的产品。” 1955年秋，考古学者在繁昌县柯家村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影青瓷窑址，安徽省考古队于1958年对该窑址进行了试掘。发现烧造的产品种类有碗、盏、盘、碟、杯、盂、盆、壶、瓶、盒、罐、炉等，表明该窑始烧于五代，兴盛于北宋，衰败于南宋。张道宏先生在《试掘繁昌瓷窑址》报告中认为，“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可能与宣州窑有关。”1979年，安徽省博物馆又对该窑址再次进行了试掘，未正式发表试掘报告。1982年，有同志根据上述意见，把柯家村窑正式列为宣州窑作为安徽省重要名胜古迹之一收录于《中国名胜词典》。稍后，杨铎成、康诗纬先生在1982年第4期《安徽画报》上以“宁国紫砂开新葩”为题撰文报道，“在历史上，我国的陶瓷著称于世，曾出现过许多名窑，位于我省宁国县株木店一带的宣州窑就是其中之一。”经调查，株木店现为宁国县陶瓷厂所在地，确有一处大面积的古窑址，发现有明清时期的罐、壶、钵、缸等遗物。1984—1985年，李广宁先生在泾县琴溪、窑头岭一带发现了规模较大的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青瓷窑址，主要遗物有碗、盏、盘、注子、壶、钵、轮盘、砚和窑具等，在琴溪乡施窑村的虎容山坡堆积中采集到刻有“宣”字的窑具标本，在窑头岭发现有烧造细白瓷的窑址，认定此即宣州窑，“在盛产宣纸、宣笔的泾县出现一个宣州瓷窑也不是不可能的”（李广宁、董家骥《皖南瓷器考古的几点思索》）。 1986年总第6期《安徽文博》发表了安徽省博物馆王业友先生撰写的《试谈有关宣州窑问题》一文，王文以文献资料为据，结合考古资料分析，例举并否定了上述各种观点，提出了“宣州窑是明代的瓷窑”，以明代方志中有宣州“岁贡官瓶”的记载判定宣州窑“是具有官窑性质的”，窑址尚待发现，其烧造产品可能是青花瓷器，并猜测肖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带有“宣窑”款的青花盘是宣州窑瓷器。 我国著名的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曾于1973年将宣州窑归诸尚待发现的窑址之一，当他于1987年看到泾县琴溪窑的青瓷标本时，也认为是宣州窑的早期标本。 上述各家之说莫衷一是，尽管各有一定道理，对宣州窑的研究见仁见智，不无裨益，但均存在着证据不力的缺憾。直到1989年12月26日，我们在芜湖县花桥乡东门渡古窑址的调查中，发现刻印有“宣州官窑”字样的青黄釉罐底残件，才使得宣州窑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使我们有可能拨开团团迷雾，去探索困扰人们多年的有关宣州窑迷案的秘密。 芜湖县东门渡窑址是我们在1985年春季开展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当时因见遗物质地粗糙，未引起重视，仅认为是宋代一般民窑，安徽省文物局胡欣民同志和笔者曾以“芜湖县发现宋代古窑址”为题在《安徽文物工作》总第1期予以报道。几年来，我们多次调查，认识不断丰富。调查表明，该窑址为一群窑，范围包括小山、营盘山、康王山、蛤蟆地、窑头山、小竹园等6处，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窑址上几乎随处可见陶瓷片堆积，其中康王山的陶瓷片堆积厚达10余米。遗物主要有容器、动物造型、窑具、砂质碾槽、陶楼、莲花钵、舀子等，此外还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