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沦陷地区日伪组织实况（《安徽文史资料01》第15篇）
安徽沦陷地区日伪组织实况作者：李用宾 抗战初期，我曾担任过安徽省立第四临时中学校长，后来充当第五战区干部训练团中校秘书。一九四一年冬，国际形势恶化，希特勒法西斯匪帮几乎统一欧洲，轴心国军队逼近莫斯科，日本军阀发动了所谓“大东亚圣战”，击溃英美，席卷南洋。国内，蒋军节节溃退，仍然抱着不抵抗政策，日寇打通了北京至广州的铁路线，重庆发发可危。我从一时的个人利害出发，认为抗战前途无望，亟思另找出路。适于此时，我在大学读书时的教员高冠吾当上了日伪安徽省主席，同学赵华三跟从附逆，来信向我进行勾引；而战干团同事张亮又数次煽动我共同投敌。以此种种原因，我就于一九四二年前往沦陷区，落水做了汉奸，一直混了三年多。先后当过科长、县长、省党部书记长、安庆专员等伪职。升官发财享乐腐化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在反祖国反人民的道路上却造下了许多罪恶。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下，认识到依靠敌人为虎作伥的丑恶性，个人身败名裂不足惜，遗憾的是自己亲身对人民造成的毒害，却无可补偿。因此，深深感觉到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有关敌伪的某些情况如实地写出来很有必要，不敢说自赎，或者可以作为人们分清敌我界限，进行今昔对比时的参考。 伪政权的地方行政组织 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后，安徽沿江沿淮各县和津浦、宁芜、淮南三条铁路线上各城镇相继沦陷。敌伪组织，最初系以维持会或自治会的姿态出现的。例如合肥于四月十五日失守，维持会会长为袁琢斋，他原是该地的红卐字会会长。各县沦陷时，红卐字会以“慈善机关”的名义收容未逃出的会员及家属在会内避难，没有撤走，因此各县维持会或自治会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是红卐字会的负责人。 南京伪维新政府组成后，一九三九年，以倪道烺为首的一群汉奸，在蚌埠组成伪安徽省维新政府，悬挂五色旗。沦陷各县亦陆续成立县治，设立县政府、区署及乡镇公所。一九四〇年，汪精卫到南京后，复称“国民政府”，用青天白日旗，但加一黄色飘带，上有“反共和平建国”六个字。安徽省维新政府也改为安徽省政府，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时为止。兹分别叙述如次： （一）省政府 甲、组织和人选 第一届，省维新政府（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伪省长倪道烺，政务厅长邓赞卿，财政厅长唐少侯，建设厅长贺佑民，教育厅长吴稚久，警务处长不详。 第二届，改称安徽省政府，为主席制（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伪主席倪道烺，民政厅长邓赞卿，财政厅长唐少侯，建设厅长马骥材，教育厅长钱慰宗，秘书长傅君实，委员张拱辰、胡大刚等，警卫处长姓名不详，安徽日报社社长胡大刚。 第三届（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伪主席高冠吾，民政厅长王震生，财政厅长傅君实，教育厅长钱慰宗，建设厅长马骥材，秘书长谢泽同，警务处长徐仲仁、副处长魏曙东，社会处长胡志宁，安徽日报社社长尤某，省政府安庆办事处处长马云腾。 第四届（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恢复省长制：伪省长高冠吾，政务厅长刘祖望，财政厅长谢泽同，教育厅长钱慰宗，建设厅长马骥材，警务处长魏曙东，交涉署长傅君实。此外成立保安司令部，高冠吾兼司令，保安处长李幼卿。省政府委员改为参事。又成立清乡司令部，高兼司令。调谢泽同为清乡局长（清乡局设在芜湖）。傅君实继任财政厅长。 第五届（一九四四年）：伪省长罗君强，政务厅长胡泽吾，财政厅长傅君实，教育、建设两厅厅长姓名不详，警务处长满其蔚。清乡局移至蚌埠，局长魏曙东。另增设补给委员会，主委胡宗玉。此外成立绥靖公署，罗兼绥靖主任和保安司令，绥署参谋长兼保安处长郭某，安徽日报社社长刘德煊。 第六届（一九四五年）：伪省长林柏生，政务厅长范谔，财政厅长傅君实，教育厅长许某，建设厅长谢雪松，警务处长伍某。增设税务管理处和禁烟专管机构。林兼绥靖主任与保安司令，绥署参谋长兼保安处长郭某。 蚌埠设有安徽省高等法院和检察处，凤阳、芜湖、怀宁设有县地方法院、检察处及看守所。 蚌埠、芜湖、安庆三地不设市，市区分别由凤阳（凤阳县政府设蚌埠）、芜湖、怀宁三县县政府管辖。警务处以下，蚌埠设省会警察局，芜湖、怀宁设县公安局。省会、芜湖、怀宁三警察局各有人枪二百余，其他各县警察局及派出所仅有人枪数十。 各县设有地方税局，有些县份还有契税局，省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地方税局。一九四四年，罗君强曾试行田赋征收实物，各县主办人员，舞弊营私，加深人民痛苦。 一九四二年设立财政金库。未设立前，由安民银行代理金库。安民银行总行设蚌埠，分行设芜湖，系倪道烺、唐少侯、傅君实等合资开办的。 乙、行政区域：敌伪所占据的安徽地区，仅津浦、宁芜、淮南三铁路沿线的城镇及长江、淮河两岸的城镇（津浦线宿县以北不属安徽，划归淮海省管辖）。县所辖的区域面积不大，约占原来县区的百分之二十至五十不等。 日伪时期，伪安徽省政府所辖的县计有：凤阳、五河、灵璧、怀远、盱眙、天长、嘉山、定远、滁县、来安、全椒、寿县、凤台、合肥、巢县、含山、和县、芜湖、当涂、繁昌、无为、宣城、郎溪、广德、铜陵、贵池、桐城、怀宁、东流、望江、宿松、至德（至德未成立县治，系县政筹备委员会）等，还有田家庵一个特别区。 怀宁、望江、宿松、至德、东流、贵池、桐城、铜陵、繁昌等九个县，在一九四三年以前，伪县政权一般是受日寇直接指挥的，这些县属于日寇第六旅团的防地。 南陵和繁昌，自一九四四年起，成立所谓皖南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由叛军张昌德兼充行政长官，直接受日寇指挥。 （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一九四四年，罗君强划分全省为八个行政督察区：第一区有凤阳、灵璧、五河、怀远四县，专员公署设蚌埠；第二区有嘉山、盱眙、天长三县，专员公署设明光；第三区有滁县、来安、全椒、定远四县，专员公署设滁县；第四区有寿县、凤台两县及田家庵特区，专员公署设田家庵，第五区有合肥、巢县、含山、和县四县，专员公署设巢县，第六区有芜湖、当涂、无为、繁昌四县，专员公署设芜湖；第七区有宣城、郎溪、广德三县，专员公署设广德；第八区有怀宁、桐城、铜陵、贵池、东流、望江、宿松、至德八县，专员公署设安庆。以上各区专员均兼区保安司令，只有第八区因专员高燮和驻军刘迈（伪第一集团军独立团长）发生磨擦，林柏生为了向第一集团军讨好，下令把八区保安司令部撤销。 （三）县政府 甲、区署及乡镇公所：县辖各区署及乡镇公所。例如合肥有两个区，第一区署设城内，第二区署设撮镇，各辖四五个乡镇。又如繁昌，有五个区署，第一区署设荻港，第二区署设旧县，第三区署设三山，第四区署设峨桥，第五区署设横山桥，每区辖乡镇三四个至五六个不等。 乙、保安队（或自卫团）：各县沦陷初期，维持会或自治会组成后，陆续在日寇指挥下组成自卫团或自卫队。县设团本部或队本部，区设区队部，人数不等。一九四三年，省保安司令部成立后，下令各县把自卫团、队改组为县保安队。大的县如合肥、芜湖为保安大队，县长兼充上校大队长，以下为中队、分队。小的县，县长兼充中队长。但地方势力根深蒂固的县，如和县、铜陵等仍以自卫团长充当保安大队长，县长无权过问；繁昌等县则拖延不肯改组，仍为自卫团。 丙、警察局：各县均有警察局，各区设派出所。轮船码头、火车站、汽车站以及警戒线，均由警察会同日寇宪兵检查旅客和行人，有些警戒线由保安队士兵会同日兵检查，百般留难旅客，勒索财物，人民称警察为“黑头鬼子”。 丁、县行政经费，收入项目有田赋、契税、营业牌照、学租、县地方税局附加。支出项目有保安队（或自卫团）、警察局、学校、区署、监所等机构经费以及县府内部员工的薪饷。 保安队（或自卫团）、警察局、区署的定额经费有限，而且他们也看不上这一点经费，他们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向人民摊派勒索。在沦陷地区，有枪就有钱。保安队（或自卫团）长、警察局长等是这个地区的统治者，他们绝大多数是为虎作伥、鱼肉人民的无恶不作之徒。 （四）其他 1、蚌埠有安徽省盐务管理处、“禁烟”局、烟酒税局、会计处、电报局、邮政局，直属于伪中央各部。各县有分支机构或代理人。 2、一九四四年开始，设日寇经济顾问，省政府为原田清，芜湖专区为秋山，安庆专区为栉山弘。 3、蚌埠、芜湖、安庆三地有“中日文化协会分会”，一般是由专员、县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教育局长、地方士绅等会同日寇连络支部长、日寇领事馆警察署长组成，以专员为主任委员。 4、全省的铁路、轮船、矿山均由日寇直接统制经营。例如行驶南京、芜湖、安庆间的轮船属于华中轮船公司；当涂、马鞍山的铁矿，铜陵铜官山的铜矿，属于华中公司。食盐、鸦片烟由日寇派代理人统制，食盐的配售权属于利华公司，鸦片烟则由红济善堂统制运售。 粮食亦由敌伪统制，蚌埠的日寇代理人为杨树诚，人称杨三；芜湖的代理人为汪紫东。这两个人包办采购日军军粮，势焰熏天，炙手可热。汪伪粮食部在芜湖的代理人为李慧龙。安庆地区由日寇第六旅团经理部会同专署、县政府等合组安庆地区出入口物资统制委员会，主要是统制粮食。 现在将安徽几个大汉奸的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倪道烺安徽阜阳人，北洋军阀倪嗣冲的胞侄，曾任凤阳关监督。安徽“六二惨案”，是他和马联甲一手造成的，他是杀害姜高琦、周肇基二烈士的元凶。一九三九年，他由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的汲引，被日寇赏识，充当安徽省长。汪精卫投敌，成立伪国民政府后，他改称安徽省主席，后调充伪国府委员。抗战胜利后被逮捕枪决。（查：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后，倪道烺、唐少侯被捕，拘捕于蚌埠法院。因倪的余党用大批金钱贿通南京国民政府，密令蚌埠伪市府对倪优待，所以法院特辟一间静室，使他们长期休养，逍遥法外。另外，倪又买通一个扬州裁缝董某拿着保释倪道烺、唐少侯的呈文，到处请人盖章。由于倪是人所共知的大汉奸，伪市长李品和未敢释放。后来借口住上海就医，倪、唐两人从此成了上海寓公。一九五一年春，人民政府把倪、唐二人解回蚌埠，拘押于消防队队部。是年五月一日，倪道烺、唐少侯，连同伪凤阳县长秦松亭、伪蚌埠警备司令沈夕俩、伪商会会长陈希平及其他汉奸三十三人，在蚌埠飞机场枪决了。） 高冠吾江苏崇明人，曾在上海南方大学教过书。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副军长兼政治部主任、徐州警备司令。南京沦陷后，伪维新政府成立，他充当南京市政督办、市长。汪精卫“还都”后，他先后充当江苏省主席，安徽省主席、省长，江西省长兼绥靖主任，国府委员等伪职。他在苏州西海岛有一所堂皇的住宅，长次两子结婚时，极尽阔绰铺张之能事。 罗君强湖南湘潭人，他是反动湘军将领罗泽南的后人。周佛海的先人和他家有佃东关系，周和他交谊极深，倚为左右手。汪精卫到南京后，他先后充当司法行政部长，财政部税警团总团长，安徽省长兼绥靖主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行市长职务（市长周佛海未到差）等伪职。他到蚌埠任省长时，带有配备精良的武装税警团，分驻蚌埠、芜湖两地，他到任何地方，都由税警团布岗，威风确是不小。抗战胜利时，蒋介石电派他充当“沪杭线先遣军副总司令”。后被逮捕，在上海判处无期徒刑。解放后，关押在上海监狱劳改。 林柏主广东人，改组派，曾充当香港南华日报主笔。随汪精卫到南京，先后充当伪中央宣传部长，安徽省长兼绥靖主任。抗战胜利时，随陈公博乘飞机逃往日本东京，后由日本解回，在苏州枪决。他到蚌埠任伪省长时，调“国府”警卫师第二师驻蚌，以表示他有实力。对于各厅、处长和重要僚属，每人给一个县，地方税局由他们派代理人当局长，公开分赃。 这四个大汉奸，祸国殃民，罪大恶极，只就其私生活来说，也都是醉生梦死，糜烂不堪。例如倪道烺嗜好极深，夜以继日地在蚌埠二马路住宅内吸食鸦片。高冠吾常在省政府大礼堂举行宴会，取媚日寇，主要客人是日寇连络部长、经济顾问等，省政府各厅的高级官僚也都参加。席间，妓女侑酒清唱，主客碰杯豪饮，鼓掌欢笑。罗君强在蚌埠拉拢倪道烺、唐少侯等，时常在一起宴会、赌博，通宵达旦。林柏生在蚌埠举行过游园会，巴结日寇。他的老婆由蚌埠往南京，携带关金券、法币贩卖营利，在南京下关车站被日寇完兵检查出来，一时传为笑谈。 日寇分布及其恶行二三例 （一）日寇陆海军 安徽沦陷地区的日本侵略军分为三个部分，也就是三个军区。皖中和皖北有一个师团（相当于过去蒋匪帮的甲种师），师团部驻合肥，蚌埠住一个联队部（相当于蒋匪帮的旅），这是一个系统。另一个系统是，皖南有一个联队，联队部驻芜湖，属于南京军区。安庆地区有一个旅团（相当于蒋匪帮的独立旅），旅团部驻安庆，属于武汉军区。日海军有两艘军舰经常在安庆停泊。在维持会和维新政府时期，各县尚未成立县治，是由各地军区的头子通过特务机关来指挥的，军区头子就是这一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日寇在各县驻一个大队或中队，由于调动频繁，难以知道他们的确数，多的约一二百人，少的只有几十人。日寇在中国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杀害老百姓千千万万。我在荻港曾听人说，荻港初沦陷时，日寇一次就集体枪杀过二百多人，在附近掘一个大坑埋掉。在繁昌维持会时期，曾经强迫抽调壮丁一百多人送往伪满洲国做工，这些人一去之后就没有音信了。荻港如此，其他地区可以想见。 （二）日寇宪兵队 蚌埠、芜湖、安庆、合肥四地，均有日寇宪兵队，各地人数约三四十名，其他各县也有宪兵队，人数不多。每名宪兵均雇有中国败类做特务，老百姓呼为“密探”。每名“密探”又雇有数名助手。这些人都是地方上的流氓、兵痞或者是被逮捕投降的蒋帮特务。得到情报时，就和蒋帮所派的特务互相交换。他们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时常逮捕老百姓，在他们住宅内关押，非刑拷打，勒索财物，老百姓一落到他们手内，必然弄得家破人亡。象安庆的潘大咀、萧某，合肥的黄某（律师黄宗宪之弟），最凶悍残暴，老百姓恨之入骨。 日寇宪兵队用刑最为残酷，一般是用冷水灌腹和电刑或放狼狗咬。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和各县城门都由日寇宪兵会同警察设岗检查。他们凌辱殴打中国老百姓，如同奴隶主之对待奴隶一般。就是对我们这些伪政府的官员，亦无例外。一九四二年六月间，我由蚌埠回合肥，乘小轮过田家庵登岸，因为没有向日寇宪兵鞠躬，被他打了一拳。同年十一月间，伪中将参赞武官张亮由撮镇乘车至芜湖，被芜湖日寇宪兵队拘留了一夜。这类事件，不胜枚举。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丧失民族立场的汉奸，在日寇心目中也不是具有人格的人！ （三）日寇特务机关——连络部 蚌埠设有日寇安徽省特务机关，机关长为原田。一九四一年原田调往南京，接替的人为樱庭子郎。一九四二年改组为安徽省连络部，部长仍为樱庭。芜湖、蚌埠设连络支部。各县设连络官。省连络部内约有职员二十人左右，连络支部内有职员八九人，各县仅有连络官一人，翻译一人。特务机关的权力极大，等于省、县政府的太上皇，一切政令和措施都要通过他，任免人员也要获得他的同意。自改为连络部后，权力比较缩小，但高冠吾任免县长，事先仍然要征求樱庭子郎的意见。 综上所述，日寇在中国的军事机构分为三个部分，从它的内部说，军部的权力最大，宪兵队次之，连络部最低。但是军部、宪兵队和连络部之间也有矛盾，经常发生磨擦。伪省、县政府有事只能先通过连络部连络，与日军军部和宪兵队不发生直接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伪政府的地位是多么低下了。 伪军的系统和分布 安徽沦陷地区的伪军，可分为三个系统：第一，所谓“中央军”，就是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正式收编的部队，番号为第一方面军第六师、第七师、独立团，其中第六、第七两师后来缩编为第四师。上项部队，驻在安徽时间比较长。还有财政部税警团和“国府”警卫第二师，在安徽时间比较短。第二，地方军，就是省保安团、县保安队（或自卫团）。第三是未经伪中央收编，仅仅取得日军口头承认的部队。例如皖中清乡司令部，“中央”第一师，皖南独立方面军等等。现分别叙述于后： （一）伪中央军 第一方面军第六师师长沈席儒，师部驻巢县，兵力分布于淮南线南段；第七师师长王占林，师部驻合肥，兵力分布于淮南线北段。 第一方面军第四师，是上述第六、第七两师于一九四三年缩编，加上刘占奎的部队合并组成的，师长王占林，副师长沈席儒，师部驻合肥。第一团团长王绍之，团部驻合肥；第二团团长沈席儒兼，团部驻下塘集；第三团团长刘占奎，团部驻巢县。每团三个营，另外师部有一个特务营。王占林有枪二千多条，沈席儒、刘占奎各有枪一千六百多条，总兵力五千多人，防地为淮南线全线，所有薪饷、服装、配备等均由伪中央发给。 第一方面军独立团，团长刘迈，团部驻安庆，有枪一千五百条左右。编制为三个营，一个特务连。第一营防地在宿松，第二营防地在桐城汤家沟，第三营防地在东流。一九四五年七月，全团移防南京。该团有日寇顾问一人，薪饷、服装、配备等也由伪中央发给。财政部税警团，是一九四四年罗君强充当伪省长时期随带前来的，分驻蚌埠、芜湖两地。一九四五年二月，随罗君强调往上海。 “国府”警卫师第二师，是一九四五年二月林柏生充当伪省长时期随带前来的，师部驻蚌埠。 （二）省保安团 一九四三年，伪省长高冠吾成立省保安处和安徽省保安第一团，团长李某，约有枪三百多条。一九四四年高冠吾调江西，随带这一团人前往。 各县保安大队（或自卫团）：各县保安队（或自卫团）的枪支多寡不等，最多的不超过五百条，最少的也有一百条。所有的保安队（或自卫团）的经费，都是向当地老百姓勒索、摊派的。 （三）日寇认可的部队 甲、皖中清乡司令部。它仅仅是得到驻撮镇的日寇中尉队长认可的一个伪组织。司令吴道南，司令部驻合肥东南临河集。第一师师长刘占奎（这是一个空名义）；第二师师长马伯珊，师部驻撮镇。第二师第一团团长程俊之，团部驻长临河；第二团团长陈玉山，团部驻长乐集。所有的枪支，合并起来，约有五百条左右。他们的经费，主要是依靠烟苗罚金和贩卖烟土来维持的。 乙、伪中央第一师。是经日寇南京特务机关长原田认可的。师长刘占奎，师部驻无为汤家沟，有枪二千八百多条，经费也是向人民勒索摊派的。一九四三年改编为伪第一方面军第四师第三团，部队调巢县。 丙、皖南独立方面军。原来是川军的一个师，一九四四年叛变投敌，经日寇驻安庆的第六旅团长多田认可后改称皖南独立方面军。原来的三个团，改称为三个师，枪支约有五千条左右。总司令张昌德，总司令部驻南陵。第一、第二两师驻防南陵；第三师师长李志千，师部驻繁昌。一九四五年七月间，第一师一部移防贵池。他们的经费，也都是向人民勒索摊派的。 以上这些伪军头子，来路各有不同：王占林是旧军官；沈席儒是赌棍；刘占奎是青帮流氓；刘迈曾在怀宁、桐城一带搞过“游击队”；吴道南是地主；马伯珊原是日本士官生。他们的出身虽不一样，但在卖国投敌、认贼作父和残害人民等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敌伪知大势已去，灭亡在即，谋作垂死的挣扎，各地伪军有一个大规模的移防计划，妄图集中兵力，保卫南京。第一方面军刘迈的独立团调离安庆，前往南京；第四师准备调至皖南；第三集团军吴化文全军亦积极准备由山东调至蚌埠、合肥、安庆一带。不料正在移防间，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敌伪的移防计划遂告破产。附：关于倪道烺 查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后，倪道痕、唐少侯被捕，拘押于蚌埠法院。因倪的余党用大批金钱贿通南京国民政府，密令蚌埠伪市府对倪优待，所以法院特辟一间静室，使他们长期休养，逍遥法外。另外，倪又买通一个扬州裁缝董某拿着保释倪道娘、唐少侯的呈文，到处请人盖章。由于倪是人所共知的大汉奸，伪市长李品和未敢释放。后来借口往上海就医，倪、唐两人从此成了上海寓公。一九五一年春，人民政府把倪、唐二人解回蚌埠，拘押于消防队队部。是年五月一日，倪道娘、唐少侯，连同伪凤阳县长秦松亭、伪蚌埠警备司令沈夕俩、伪商会会长陈希平及其他汉奸三十三人，在蚌埠飞机场被枪决了。
古城芜湖建置沿革简述（《芜湖文史资料1》第001篇）
作者：叶孟明 一、芜湖古称鸠兹的由来 芜湖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最早的行政建置，据现存古代文献记载，是春秋时期吴国的鸠兹邑。《左传》襄公三年（公元前五七〇年）载：“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晋杜预注云：“鸠兹，吴邑。在丹阳芜湖县东，今皋夷也。”《后汉书・郡国志》“芜湖”注：“鸠兹意指鸠鸟棲息繁殖之所。”《安徽通志・舆地志》载：“鸠兹港，芜湖县东四十里，入于长江，或以为古鸠兹也。《左传》楚伐吴，至鸠兹，杜预以为皋夷，今作勾慈，以音相近而讹也。”民国《芜湖县志》记载相同，又云：“芜湖县德政乡有勾慈社，即鸠兹之讹也。”关于衡山，杜预以为在浙江乌程，距今芜湖县之鸠兹太远，与具体情况不合。按《太平御览・地部》引山谦之《丹阳记》云：“丹阳县（治所在今安徽当涂县正北小丹阳镇），东十八里有横山，连亘数十里。或云：楚子重至于横山是也”。《芜湖县志》亦载：“似即今当涂之横山，盖横与衡本通也。” 关于鸠兹在今何处，《芜湖县志》、《太平府志》载有在芜湖县东四十里、三十五里、三十里及在咸保圩诸说。北大教授侯仁之于一九七八年曾亲领研究生作了实地调查，到了芜湖县黄池镇南一里见一土墩，为古城遗址，当地群众称为“楚王城”，因而认为此地即古鸠兹城。这里曾发现印纹硬陶、绳纹陶片、简瓦残片及五铢钱，安徽省博物馆同志鉴定为汉代物，汉芜湖县治所当亦设于此。 春秋吴、楚争夺此地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扼中江要冲，中江即今之青弋江（一说青弋江中段始为古之中江，相传伍子胥伐楚时开挖，至今民间仍有称此段江流为“胥溪”者。），为东通吴越，西达楚国的一条重要河流。《汉书・地理志》“丹阳郡芜湖县”下注云：“中江在县西南，东至阳羡（今浙江吴兴）入海。”《读史方舆纪要》载：“今县河（即青弋江）东达黄池，入丹阳、石白等湖，至银林堰，乃中江故道也。苏常（今江苏苏州、常州）承中江下游，常病漂没。及五堰筑（唐末杨吴时筑），而中江不复东，宣歙之水，皆由县西达于江。”楚兵东伐，先占鸠兹，继续东进到横山（今属当涂），是符合地理形势的。 周元王四年（公元前四七二年）越王勾践平吴。鸠兹亦属越国，楚威王六年（公元前三三四年）楚大败越，杀（越）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史记・越世家》）于是鸠兹属楚。秦王赢政二十四年（公元前二二三年）灭楚，以楚地为楚郡。二十六年完成统一，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将楚郡分为九江郡、鄣郡，会稽郡，（一说鄣郡是汉初置）而鸠兹属鄣郡丹阳县。刘邦、项羽的起义军灭秦，公元前二〇六年，项羽分封诸侯，以鄣郡属九江王英布。西汉初期，郡国并行，鄣郡先后属于楚王韩信、荆王刘贾、吴王刘濞、江都王刘非、丹阳候刘敢、广陵侯刘成。（《史记年表》） 二、汉武帝时设芜湖县于鸠兹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〇九年）改鄣郡为丹阳郡，领县十七，内有芜湖县。（《汉书・地理志》）这是芜湖作为县名的开始。原来这个地方有一湖泊名“芜湖”。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芜湖”（水名）长七里，蓄水不深而多生芜藻，故曰芜湖，因以名县。”宋代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引《宣城图经》曰：“芜湖山在（芜湖县）西南，山因湖名之。汉末于湖侧置芜湖县，以其地卑，蓄水非深而生芜藻，故以名县焉。” 汉芜湖县在哪里？顾祖禹说：“芜湖故城在芜湖县（指明代县城）东三十里古鸠兹。”《芜湖县志》载：“汉芜湖城当在咸保圩。”咸保圩在今芜湖市东约三十五里，位于水阳江之南。但光绪中重修《安徽通志・舆地志》载：“芜湖（水名），在芜湖县西南十五里，源出丹阳湖，过黄池，合五丈湖、路西湖诸水，至县入江。蓄水不深而多芜藻，故名。”清康熙《太平府志》记载相同。这样说，县城在湖侧，湖又在县西南。这些记载是否有矛盾？应该怎样理解？因为古代作为湖泊的芜湖，从大小荆山以东到古鸠兹处都是湖泊。后来农田建设发展，出现许多圩田，湖泊的面积渐渐缩小，只剩下一个小湖在小荆山之东。所谓“湖侧置芜湖县”，当是指古代芜湖（水名）之侧。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一〇六年），分天下为十三刺史部（监察区），丹阳郡属扬州刺史部。东汉时期，芜湖县仍属扬州丹阳郡。（康熙《太平府志》） 三、东吴时，芜湖县治始迁今北门鸡毛山 东汉末年，芜湖县属孙吴。孙权在黄武中（公元二二二——二二九年）将芜湖县治由水阳江南向西移到青弋江下游，即今鸡毛山高地，靠长江边。 为什么县治要移到长江边呢？因为孙权原驻扎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后迁秣陵（不久改称建业，今南京市）。孙吴凭长江之险立国，所以对沿江地区很重视。刘备曾经对孙权说：“江东先有建业，次有芜湖。”（《南齐书・州郡志》）为着保障建业，芜湖县治就迁到长江边了。此后，孙休永安中（公元二五八——一二六四年）在芜湖县置故鄣郡。西晋时，芜湖县仍属扬州丹阳郡。（康熙《太平府志》） 东晋、南朝偏安江左。当时从北方南迁的人民与士族多相聚而居，保持原籍。统治集团为了缓和南北士族的矛盾，争取他们的支持巩固政权，设置了一些侨州、侨郡、侨县。所谓侨置就是把彼处的地名移置此处。东晋南朝的统治区限于南方，却在北方南迁的人们聚居之地设置一些州、郡、县，仍用北方地名，甚至一地有几个州、郡、县，有官而无辖地；又或分或合，或废或复。所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盖自晋成帝以来，州郡类多侨置，损益离合，不能悉详。”就芜湖县地方说，除保存扬州丹阳郡芜湖县外，东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三二九年）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而州治设在芜湖县。（西晋豫州辖地相当今河南省东南部及安徽省淮北一部分，州治在项城）。以后或设在历阳（今和县），或设在寿春（今寿县），八十多年后才以寿春常为豫州治。（见《南齐书・州郡志》）晋成帝时又分丹阳县境（今当涂县）侨立淮南郡（西晋时辖地相当今寿县至和县一带，不包括今六安地区、安庆地区及巢县），郡治在于湖。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三七四年），以上党郡（西晋时辖地相当今山西省东南部）流民侨置襄垣县（原在今山西省境内）于芜湖县西南，并立上党郡，属于侨置的南豫州（州治在姑熟，今当涂县）。后省去上党郡为县。 四、东晋末，取消芜湖县，于湖县仍存 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四一三年）省去芜湖县，其地并入襄垣县。（见《续通典》）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四三二年）又省去上党县，并入襄垣县。历南齐、梁、陈三朝，襄垣县与于湖县都属于南豫州淮南郡。这里有一个问题：有些古人记载“芜湖即于湖”，但据《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中淮南郡下并列有芜湖县、于湖县，可以证明这是两个县。这两个县有什么联系呢？《宋书・州郡志》载：“于湖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分丹阳县立，本吴督农校尉治。”汉丹阳县在今安徽当涂县地，本与芜湖县境相接。《读史方舆记要》载：“于湖城，在府治（明太平府治在今当涂县城）南三十八里。”说明于湖县是原丹阳县之南境，与芜湖县连接。据侯仁之教授指导的调查，于湖城可能在今芜湖县王𤰙；又民国《芜湖县志》引唐朝魏王李泰主编的《括地志》云：“（芜湖）县东四十里有圩，曰咸保，古丹阳于湖县址。”也可能于湖城即在今芜湖县东咸保圩一带。但这两个地点都在芜湖县境内。为什么史志载于湖湖是分丹阳县境设置的，而实地调查与《括地志》所记县治却在芜湖县境呢？这里须要仔细分析一下：于湖县与芜湖县是紧紧相连的，它的县境大部分是在原丹阳县地，而作为县治的于湖城设在邻近的芜湖县的东境是有可能的。加上东晋侨置豫州在芜湖，淮南郡在于湖，刘宋又侨置南豫州在于湖，当时的芜湖、于湖都属于这些州、郡管辖的，所以于湖城也可能是东晋时作为县治而在芜湖县境。 隋朝统一后，对地方行政区域加以调整，裁并不少郡县，规定地方分州（后称郡）县两级，取消了大州。襄垣、于湖都并入蒋州（后名丹阳郡，治所在今南京市）所属的当涂县。唐初，芜湖是一个镇（巡抚注：此处有误，唐初芜湖因为地处军事要冲关系紧要，设立军镇，属于军事管制区，与县同级或高半级，但与郡县并无隶属关系。），在长江边，属江南道宣州当涂县。唐肃宗时，当涂县改属升州（治所在今南京市），复改属宣州（治所在今宣城县）。唐末期昭宗时又改属升州。 五、唐昭宗时复置芜湖县 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七载：唐昭宗大顺中（公元八九〇——八九一年）杨吴（吴王杨行密）复置芜湖县，属升州。《太平府志》载：“唐哀宗天四年（公元九〇七年），杨吴割当涂五乡、宣城二乡，复置芜湖县，隶宣州。”《文献通考》载：南唐烈祖李昪升元中（公元九三七——九四三年）改杨吴之金陵府为江宁府，置芜湖、铜陵、繁昌三县。《十国地理表》载：南唐析当涂县置芜湖县。这些记载虽然对芜湖县复置的年代有所不同，但芜湖县自晋以来并入襄垣、当涂，历五百余年又恢复了。县城在今芜湖市神山以南，青弋江以北。 六、芜湖与江南经济的发展 芜湖县之所以得到恢复，与江南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经过东晋、南朝近三百年间，来自中原地区的人民与江南土著共同辛勤地开发江南，因而使江南地区“良畴美柘，畦垅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陈书・宣帝纪》）。到了唐代，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唐朝兴修的水利工程有二百六十九项。而江南道有七十一项，居全国十道的首位（引自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到南唐时，“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资治通鉴》卷二七零）。手工业商业亦有发展。芜湖地处“江津之要”（宋史《太平寰宇记》），正如宋代杨颢诗所云：“山连吴楚周遭起，水会湖湘汹涌来，”境内水道纵横，有利于灌溉，因之它的地位不容忽视。自唐迄今，县治历代不废。 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九七五年）取江南，以芜湖县属宣州。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九九七年）以芜湖县改属太平州（治所在当涂），后来在州、军（地方单位）、县之上设路，而太平州属江南东路。此后历元、明、清三朝，芜湖县皆属“太平”，惟元代升太平州为路，属江浙行省；明代以太平路为府，属南直隶（即南京）；清初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康熙中、江南省划分为江苏、安徽两省，而太平府属安徽省。（《安徽通志》） 七、宋代开始筑芜湖县城 宋代芜湖县经济有所发展，兴筑了大量圩田，著名的万春圩即在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一〇六一年）重修，使十余万亩土地成为良田。南宋时江南东西两路“有茗荈（即茶）、治铸、锦、秔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宋史・地理志》）显得芜湖在政治经济、军事地位上，日益重要，因此宋代开始在芜湖筑城。“宋城不知筑于何年，至宋高宗时方毁……观林和靖过芜留詠诗云：‘山掩县城当北起，渡冲官道向西流’，则其位置与今无甚出入。今北门外高城坂，东门外鼓楼岗等处，皆为故城遗址。明初筑城，收缩甚多，则宋城之大亦可想见。”（民国《芜湖县志》）由此可知宋城至迟在林和靖生存的年代（公元十一世纪初）已经建成，而且范围比明城大。至南宋高宗建炎年间（公元一一三〇年前后）毁于兵乱。孝宗淳熙七年（一一八〇年）重建城垣，至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公元一三五五年）又被兵火所毁。一直到明代前期，芜湖虽设县署，却没有城垣。 明代，芜湖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因为它的附近是稻米产区，皖南所产的木材、货物，多通过水道汇集于此地，再入长江运销别处；同时长江上中游四川、湖北、江西的货物东下，下游的货物西上，皆经过芜湖。所以清初顾祖禹说：芜湖“今商旅骈集，明天启中置榷关（即收税所）于此。”明中期以后，我国东南地区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芜湖成为浆染业的中心和炼钢的基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防卫的需要，明神宗万历三年（公元一五七五年）重新建筑了城垣，仍在宋城位置而范围缩小，周围七百三十九丈，其旧城垣地基即今环城路。而实际建城区东起大垄坊，沿青弋江北岸一直向西伸展到江口，形成著名商业区“十里长街”。清顺治十五年（公元一六五八年）就明城基重修，划长街于城外，周围五里。此后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街市逐渐扩大。 八、清光绪二年芜湖辟为通商口岸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芜湖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和货物的集散地，就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目标之一。清光绪二年（公元一八七六年）英国和清朝订立《烟台条约》，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并规定租界内洋货免收厘金，洋货运入内地只纳子口税（进口货在海关交纳正税后，运到省的税关再交半税，叫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第二年，英国设领事于芜湖，与清官吏订立“租界约”，划出租界区：东起普潼塔，西至江边，南起陶沟，北抵弋矶山麓。（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接着，俄、法、日、美等帝国主义者也来到芜湖。清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芜湖关道台童德璋和英国领事柯韪良议定《各国公共租界章程》十条，把上述“租界区”作为各国公共通商租界。（民国《芜湖县志》）于是帝国主义者在芜湖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控制长江水运；同时外国传教士在芜湖设立教堂、学校、医院，分布于鹤儿山、二街、长街、凤凰山、狮子山、范罗山等处（民国《芜湖县志》），进行文化侵略。封建官僚、买办把广州等地的米商从镇江拉来芜湖开设米号，芜湖遂成为“四大米市”之首。芜湖市区遂由青弋江岸扩展到长江岸边。据清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丈量，建成市区由县城向西北扩展约有二点五平方公里。（民国《芜湖县志》）此时民族资本在芜湖有些发展，但因帝国主义、封建官僚、买办势力垄断市场，使民族工商业受到摧残。 民国建立后，废除州府，地方行政机构为省、县两级。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增设道。安徽省分设三道，芜湖道治所在芜湖县，辖皖南地区。又设皖南镇守使驻芜湖县。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废除道，县直辖于省。民国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国民党政府于省下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以专员兼该地区保安司令。当时安徽省分十个行政督察区，芜湖县先后属于第二、第九、第六等区（俞顶贤《安徽行政区划概述》） 九、新兴的芜湖市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凌晨，芜湖解放。是年五月十三日设皖南行署，驻芜湖市，辖芜当、池州、宣城、徽州四个专区和芜湖市，芜湖县属芜当专区（即芜湖专区）领导。从此芜湖市与芜湖县分开。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二日，撤消皖北、皖南两行署，置安徽省。同年八月二十五日，省人民政府成立，辖五市七专区，芜湖市为省辖市之一。此后，芜湖市除两度归芜湖专区领导外（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一九六五年七月至一九七三年二月），则均为省辖市。一九八〇年一月芜湖县划归芜湖市领导，四月十日芜湖市辟为对外贸易港口。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国务院批准将原属宣城地区的繁昌、南陵、青阳三县及九华山管理处划归芜湖市领导。（见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及俞顶贤《安微行政区划概述》） 解放以来，芜湖市区有较大的扩展。西向跨长江是我国最大的内河煤港裕溪口，一九五四年划归芜湖市；北向伸到四合山区；南向扩展到青弋江南岸。市区面积在解放前夕为七平方公里，现在己发展到二十三点四平方公里。连所辖四县及九华山管理处合计，总面积共达四千四百九十八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为二百零三平方公里（含市郊）。更为重要的是，芜湖市已经成为新兴的轻纺工业城市，拥有五百三十五家工厂企业；水陆交通远胜昔日，芜湖港已成为长江沿岸著名的大港之一；向北有淮南铁路，东西有宁铜铁路，向南有皖赣铁路；公路四通八达。 以上是芜湖市的建置沿革及城垣演变的概况。解放以前，芜湖市与芜湖县是在一起的，上述材料中包括着市县的建置沿革，不能分开。 历史悠久的芜湖，得天独厚，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有腹地雄厚的经济潜力，是轻纺、机械、电子、化工、建材和冶金工业俱全的重要城市，在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指引下，迈步向前，方兴未艾。
作者：芜湖市工商联史料小组供稿，马永欣整理 芜湖位于长江中下游，气候温暖，土壤肥沃，沿江两岸，河港交错，盛产稻米及其它农产品，素称鱼米之乡。江流上溯赣、湘、鄂、川，下经苏、沪出黄浦江；皖南青弋江水系由此汇入长江，北岸由裕溪口入裕溪河，联巢湖，通舒、庐、合等地，水运极为便利，大江南北稻米和皖南山区土特产均由此集散。由于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经济条件，因而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形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尔后，公路、铁路相继建设，使芜湖逐步成为水陆交通枢纽，米市因之更为发展。 （一）米市的崛起 十九世纪中叶，芜湖是座小城镇，人口不满两万，以生产铁器制品的手工业著称。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一八五三——一八六四），芜湖为其后方屯聚军粮之所，但尚未形成米粮流通渠道。随着岁月的流逝、客观形势的变化，米粮行业逐渐发展而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据《芜湖县志》记载：“前清嘉庆，道光年间（约一七九六——一八二一年）芜湖有土著砻坊二十余家，设在仓前铺、大砻坊及东河沿一带。”它们多为地主租谷存储服务，收取存仓费，并代客舂米，收取加工费，有的也雇帆船赴附近县份，进行少量稻米交易。另有箩头行（又称小市行）约二十家左右，分设在南、北关，专为近郊农民介销余粮，从中收取佣金，属于行纪性质。居民日用食米，悉赖小市行供应。此时整个米粮业的经营范围，尚不及湾沚、澛港两镇，市场交易量器，澛斛与沚斛并用，但澛斛比沚斛每石大二升。一八七四年以后，就专用沚斛了。由此可见，当时芜湖的米粮业，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清廷腐败无能，鸦片战争以后，国事日非，列强群启觊觎之心，多次胁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沿海沿江城市相继辟为通商口岸，芜湖亦于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辟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势力相随而至。美商轮船公司“其昌”洋行、英商“麦边”洋行、德商“瑞记”洋行，分别在芜开展客货运输业务。它们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争夺较量，英商“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终占优势，建码头，设趸船，置仓库，串同海关（海关归外人管理），控制运价。嗣后，日商“日清”洋行亦挤入航运业，少数华轮（招商、三北、宁绍）难与竞争。光绪三年（一八七七）芜湖建立海关，进出口（指芜地而言）货物可就地检查课税。于是，进口的工业品则运芜倾销，芜湖及内地的农、土产品，均由此输出。形势的发展，为芜湖粮食的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是芜湖由原来的自然经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转折点。 芜湖下游的镇江，早在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依据《天津条约》已辟为商埠。外轮、海关齐全，沿海缺粮地区的广州一带米商，已先后在镇江设号采购，形成长江下游的米市。我省产粮地区的粮食也直接帆运镇江七浩口集散。芜湖虽为商埠，而帆运商仍不得不冒长途江运风险，运投镇江如故。面对这一不利情况，非具强有力的权威，不足以扭转。一八七七年李鸿章奏准清廷发布将七浩口米市迁移芜湖的命令。这是转变这一不利情况的关键措施。至于李鸿章为什么要上这一奏请？以及迁移的过程怎样？关于前者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李在晚清久任封疆大吏，是洋务派的代表。对于创办实业，具有卓识远见。且李又是合肥人，家族亲朋居芜地者甚众，芜湖素有合肥“大门”之誉，他预计芜湖一旦成为米市，市面必将繁荣，出于造福桑梓嬴得身后名的考虑；其一认为，李鸿章为其家族从农民手里剥削的大量租谷寻找销售市场并以芜湖为其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地而出此举。从客观情况来看：镇江地小人稠，粮食自给不足，号称米市，粮源悉赖我省调节。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保存的资料记载：“皖省米产总额（年产）共为肆仟肆佰壹拾陆万贰仟参佰捌拾陆石，除本省消费叁仟陆佰肆拾贰万叁仟柒佰捌拾伍石外，剩余柒佰柒拾叁万捌仟陆佰零壹石之谱”。余粮县份计有：太湖，潜山、芜湖、当涂、南陵、无为、巢县、宣城……等28县。而芜湖既成商埠，附近各县产粮如此丰富，集散自不宜舍近就远，奏请迁移米市，顺理成章，当能获准。关于后者，据前米粮采运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李念慈和前工商联付主委张台望（已故）所写回忆材料称：当时驻节芜湖的徽、宁、池、太、广皖南兵备道兼任芜湖关监督的张荫桓（字樵野）、广东人，为开辟税源和逢迎李氏（或系李氏示意），利用同乡关系，亲赴镇江劝说广帮客商尽先迁芜，许以种种优惠条件，即：（1）发给广帮粮商营业执照；（2）不论华南华北客商来芜采购粮食，必须由有执照的米商代办，不能直接采购；（3）一切打包等费统由卖方支付。商轮由芜运米至沪的运费仍照镇江至沪的运费计算，不另加价。这就造成了米市迁芜湖的有利形势。李奏陈于上，张劝说于下，上下结合，其事谐矣。至于迁芜的确切年份，根据江广米行一九四八年重建会所碑文记载：“逊清光绪八年，李文忠公（按即：李鸿章）请准将米粮市场，由镇江七浩口移植来此”。据此，判定米市迁芜为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较有根据。 在张樵野动之以情、诱之以利的劝说下，广、潮两帮率先迁芜，稍后，烟、宁两帮接踵而至。从此，芜湖之为长江下游米市的地位，正式确定。但由于惯性之故，起初邻近各县，尚有部分米粮迳运江、浙。我省当局乃在芜湖设立米捐局，规定本省米粮必须在芜湖完税，方准出境，因此以后邻县粮食乃集散芜湖。到了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江苏也在大胜关、大河口及瓜四等处设立厘金卡，征收过境粮食厘金，部分米商为避免重税，又不经芜湖出口而迳运镇江。后来，两省当局协商决定，江苏省仿安徽例也在芜湖设米捐局，就近征收米捐（现中二街还有江苏米捐局巷），粮船入苏境后，不再课税。双方重申前令，严禁米粮偷运出境。自此以后，芜湖米市才算名符其实。光绪二十四至三十年间（一八九八——一九〇四），米粮出口多达五百余万石，少亦三、四百万石。一九一八年以后，出口米粮一度增至八百余万石。此时兴起的机器碾米厂七、八家，每年可出机米六十余万石。杂粮米行的业务有增无已。真是“堆则如山，出则如江”！ （二）米粮业内部组成、经营特点、相互关系及其早期代表人物汤善福 1.米粮采运业，通称米号。它们以代各地米商购办米粮出口外销为主要业务，由广州、潮州、烟台、宁波四帮组成。广、潮两帮来芜较早，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以后的几年中，广帮的隆泰昌，广发源、利源长、盈丰泰（后改元昌兴）等八、九家；潮帮的协丰、信丰、成益等七、八家陆续迁芜。烟、宁两帮有复和、元生东、利源涌等十余家，稍后来芜。广、潮与烟、宁两帮的组合，稍有不同。前者由广、潮两地的殷实坐商投资开设，其中大部分是合资，少数为独资。各号资本少则一、二万两，多则三、四万两银子不等。（银子是清代银元问世之前的货币，有关平、库平之分。海关采用关平，此处即为库平。银元通行之后，它成为一种结算单位。与银元的比价系参考上海、汉口两地金融界的牌价而订出芜湖的牌价，一般在1：0.72之下，绝不高于1:0.72。北伐之后，这种结算单位逐渐淘汰。）但老板坐镇老号，并不住芜，只派其子侄或代理人在芜主持，有的送代理人干股，使其具有股东身分，以提高其经营积极性。芜号只遵照广潮老店的委托，在芜采购，运往广、潮销售，从中收取佣金作为芜号收益，粮米销售的盈亏与芜号无涉，芜号盈亏与老号无关，论性质属于“代客”一类。后者多系烟、宁两地旅芜商人，集资开设（其后也有外帮参加），资本额与广、潮帮相仿佛。它们是独立的商号，无后台老板，整个交易的盈亏，统由自负。彼此的区别在此。 广、潮、烟、宁四帮米号的粮源，来自大江南北产米各县，如江北的合、巢、舒、庐、无；江南的繁、南等县。但须经过江广行才能成交（原因详后）。销路则分数路：广、潮帮由上海黄浦江出口运销华南沿海缺粮地区广州、汕头等地；烟、宁两帮则运销天津、烟台、青岛、威海卫等华北地区；也有部分顺江而下运往南京、峡石、无锡、南通、上海等地。广、潮帮系华南老号投资开设，销路基本固定，烟、宁两帮较为活动，除基本顾客以外，对其他客帮亦竭力拉拢，以期多做交易。这四帮之中业务发展并不平衡，各帮内部实力也不平衡。吞吐量最大的首推广帮，约占全市出口总额40％，而该帮的利源长米号通常占全帮的十分之三。潮帮居其次，约占全市出口总额30％，该帮的协丰亦占全帮十分之三。烟、宁两帮居末，只占30％。先是各帮米号均以“代客”为主，兼有自营，遇有利时机，则自营收进，待价而沽，就地出售或出口销售，端以利润高低为转移。经过一段时期的资金积累，各号实力大增，变为“代客”与“自营”并重，这就是商场中习以为常的现象。 各帮米号在用款方面，均赖银号、钱庄周转，这是资本主义商业的通例。但广、潮与烟、宁亦有差异。当一笔买卖成交，货款由米号与之往来的钱庄（银号）垫付，一般订期三天归垫，但到期并不付现，而以“申票”抵付（即持票向上海钱庄兑现），而且注明见票×天后兑现。若广、潮帮的“申票”，在上海兑不着现款，又可转开“粤票”（即持票向广州有关钱庄兑现的票据）抵付，照例注明见票×天后付款。这样延缓兑现的日期，使他们营业的范围，就不受本号资力的限制，可以等米粮到达脱手后，再兑付票据。银号钱庄从中收取米商一定贴现利息，是为银、钱业的正常业务。一般收受票据的银号、钱庄、在上海或广州都有分号或同业往来，交换票款，调剂余缺，两全其美。在私有制的经济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等于一蛛丝网，银钱业居于蛛网的中心，它用货币资本，便利各行各业的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保证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荣则同荣，枯则同枯。在它们之间的经济活动中，最重“信用”。商人的“信用”重于生命，“信用”丧失，就寸步难行。 采运业的经营方式，与传统的商业一样，以追求高额利润为最大目的。它们包办了芜湖米粮的全部出口交易，极尽其操纵把持的能事。粮源滞乏，则提价以招远客，货源涌到，又贬低价格，操纵市场，权衡谋利。四帮之间勾心斗角，无论进货销货，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利益一致则水乳交融，利益冲突则冰炭不容。同帮之间亦复如是。其表现形式如以下数例：（1）各帮组成小团体，维护本帮利益。一八九四年，芜湖没有警察局，更无商会，外地驻芜采购米商组成最早的商业团体——米业公所，自雇巡勇，维护米商利益。继后各帮迁芜日众，于是公所以下又分组小团体：广帮有广肇公所（原址即今新芜路邮局），潮帮有潮州会馆（原址在接官厅），烟、宁两帮力量较单，乃联合组成烟、宁米业公所。直到一九三〇年才合并为米帮采运业同业公会。这些小团体主要是便利同业间互通声气，协调步骤，维护本帮利益，具有浓厚的排他性。（2）招徠顾客也是竞争的一种手段，先从物质享受上使顾客满意，以达到广为招徠的目的。特别是烟、宁两帮以实力较弱，竞相在招待拉拢上翻新花样，力求胜人一筹。烟台帮“泰来”米号店后的一排房屋，专供顾客住宿，布置极为讲究，当时芜湖的上等旅馆无以过之。吃食则鸡、鸭、鱼、肉不断，有时摆上一桌酒席，尽是珍馐美味。此外，还备有鸦片、麻将供客消遣，并利用妓院、酒楼作为拉拢顾客的交际场所。（3）在进货上同业间利益固然一致，但遇粮船到埠稀少，供不应求时，便不惜暗中放价，以图自肥。 各帮米号雇用的职工，广潮两帮是清一色的同乡，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烟、宁两帮以来芜较晚，对当地情况不够熟悉，除雇用同乡外，也录用一些熟悉业务的苏皖人。那时较大的米号雇用职工达三十人左右，小号也有十至二十人。职务分工如次：（1）经理（管事），综理全号事务；（2）管帐，办理文书会计事务；（3）档手，专司看货评价；（4）监载，专管米粮装卸；（5）跑关，办理报关纳税手续，专与海关、米捐局联系；（6）管仓，仓库管理；（7）厨师，茶房，专管伙食、卫生及杂务；（8）学徒，学习业务并侍候客人。上述职员中，档手必须有一定的业务知识，以能识别米质的优劣并熟悉市场信息者为合格。那时江广米行代客售货，照例先送小样（即米的样品）看货讲价，双方同意后即可成交。这种看货讲价的责任，档手完全承担，买卖双方都很重视。关于职工的待遇，实行折帐制。当米号做成一笔交易，收号佣每石一角六分八厘（一九三三年废两改元后规定的数目），另外向卖方加收同人照料费每石五分。照料费交与职工按照不同职位规定的比率，实行折帐。职工食宿由米号免费供给。旺季照料费收入多，同人分得的便多，淡季所得则少。据该业老年职工说：“那时平常年景，普通职工每年收入约在三、四百元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足以赡养数口之家。如遇荒欠年分，就要大打折扣。对学徒只管食宿，不给工资，但客人的赏金和打牌的“头钱”，则归厨房、茶房、学徒分享。这种折帐制给消费者增加了负担，节约了米号开支，增加了利润收入。 2.米行业又称江广米行业，是采运业买卖粮（包括本地外地）的中间介绍人。原先镇江七浩口是长江下游的米市，开行的几乎都是镇江人，他们早与广、潮帮米号有了业务往来，迁芜以后，故取名江广米行，意在显示这种悠久的历史关系，有与广、潮两帮做交易的特权，以防芜湖米商侵夺他们的权益。更重要的是他们都领有营业执照，俗称牙帖，取得合法保障。当时这种执照归北京财政部门核发，请领手续麻烦，不仅要缴几百两银子的帖费，还得走门路。据说米市初迁芜时，有些米行领不到牙帖，后来还是广、潮帮米号帮忙，通过张荫桓等的奔走，先后领到八张。起初几张的牌号都冠以“广”字和“潮”字，即：广鑫祥、广益祥、广泰昌、广盛祥；潮丰、潮胜和、潮盛祥、潮生和。到了民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牙帖改由省财政厅核发，分长期、短期两种。前者有效期五年，帖费头等六百元，二等四百元，三等二百元；短期一年，头等六十元，二等四十元，三等二十元。本市米行大都领有长期执照。凡领有执照的就是米粮买卖的法定介绍人。也有一些米行股东或股东的至亲密友，不领牙帖借用某行的牌号（即某行为其开发票、单据等），照样营业。由于芜湖米市日益兴旺的形势，与经营该业者不需巨额资金，只要一个铺面，挂上招牌即可营业，是以该业应运而兴，户数日渐增多。 领有执照的江广米行，应具有两个条件，业务才能兴旺。一要与各县帆运米商熟悉，广招粮源，二要与采运业有密切联系，销路才能畅通。他们选设的店址均靠近采运米号，便于就近联系。后来该业户数增多，同业间竞争益趋剧烈。首先它们拉拢帆运商，每隔三、五日即寄发行情单（价目表）一份，粮价倘有大的波动，就用电报通知。其次广设“接江”人员，遇有粮船到埠，“接江”人员上前联络，把他们接到行里殷勤招待，直到成交为止。各行视其规模大小，设“接江”多寡。“接江”人员必须生长于产米县份并与帆运米商有一定关系的，才有入选资格。对一些较大的帆运商，还特地派员登门促驾，以示尊重。帆运商抵埠之后，照例由卖样员取样交采运米号看货开价，以决成交与否。对卖样员来说，如何取得善价取悦客商，是能否继续长期交易的关键。所以对卖样员的人选比较严格，一要人头熟，吃得开；二要机警；三要有一定的业务知识，才能笼络客人。如因卖样员无能，使卖方在货价上吃亏，那以后就别想做这位卖客的生意了。与此同时，各行对卖客的招待，也很殷勤，虽不如采运业阔绰，但一席宴饮十元八元，也是司空见惯的。 米行设经理一人，大都由业主自兼，其次是管帐、卖样、接江、中班同事及小班同事、厨师、茶房等名目。大行职工约十余人，小行仅三、四人，职工待遇与采运业一样，实行折帐制，食宿由米行供给。每做成一笔生意，行佣每石收一角一分三厘，外加同人照料费每石四分。分配办法大致是：经理占1.3-1.4股，管帐、卖样占1.2-1.3，中班同事0.8-0.9，小班同事0.4-0.5股。以同人照料费总金额除以个人所占股分的总和，即可得出每股应摊若干，再乘以每人应得的股分即可。厨师、茶房由行里付给固定工资，每人每月约3-4元，另分客赏及“头钱”，学徒待遇与采运业相同。接江人员在本人经手的交易中，每石另加收一分，作为工资。据此间人说，抗战前的普通年景，一名中班同事，每年收入约有三百元之谱，亦足以养家室。 3.杂粮市米行业，俗称小市行，又名箩头行。他们是近郊农民（包括少数米贩）与消费者之间进行粮食交易的中介人，分布在东、南、西、北关四处。约在光绪末年（一九〇八）有行户近三十家，其中南关十家左右，北市约七、八家，东、西两市各五、六家，都领有执照。一般都是小额资本，不雇职员，只用一名杂工，专司负重和打杂等事务，月工资二、三元，另供宿食。个别范围较大的行户，雇佣二、三人，分别担任管帐与过斗等工作，工资不过三、四元。行里设备简陋，只备少数用具和放置粮食的场所。农民挑运来的粮食（包据杂食、豆类等），分别陈列，供客选购。清晨开市，下午一时收市。买卖双方直接议价，成交之后，买方付给行佣，作为收益。收佣标准，宣统年间（一九〇九——一九一一）按米值每元收钱二十四文，旋改收铜元三枚（当时本洋一元，可兑制钱一千五百文）。二十四文钱约值一分六厘至二分左右。其后铜元贬值，最低时每元兑三百枚，经同行协商改收每元八枚佣金，约合二分七厘左右。（注：制钱即铜钱，中有孔。最初官制铜元即铜板，一枚当十文钱。一块银元换铜板一百枚。其后，贬值，一块银元换铜板三百枚）据原从业人员回忆，当时旺季，一般小市行每天约成交二、三十石，个别大户有达百石者，行佣收入甚为可观。他们对托售的农民不收分文，且供应茶水，农民因生意耽搁不能赶回，必须在行里吃一顿中饭时，才收米半升，抵作餐费。不过在粮食成交时，常有溢余米粮三数合，（十合为一升）农民均不带回，转送行户（农民恐过斗不够，总多带一点），有时过斗不够，行里也代凑上三数合。总之，赠与的次数多，添补的次数少，无形中也是行方的一笔额外收入。特别是赶上粮食滞销，农民急需钱用时，他们就以低价垫款收下，既帮了农民的忙，取得农民好感，又有利可图。彼此交往日久，少数行户凭籍手中的余资，趁农民需款之际，发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则是后来业务发展所常见的。 由于小市行本小利大，同时米市日益发达，吸引了很多人参加到这个行业，约在一九一二——一九二一的十年中，该业激增至百户之多，单就南关为例，该处增至三十户，且有继续增加趋势，新户中并非户户有执照，更多的是通过亲友关系搞到挂帖（即借某行的名义做生意）。户数一多，竞争激烈。据说在旺季时，凡农民挑粮上市的必经路口，都有人等候，等到农民走近，就连拖带拉地拖到自己行里，因此常常为此发生争吵斗殴事情。后来经同行协商，南关大户李裕兴行的李玉伦、詹祥泰行的詹庆庚提出倡议：（1）号召南关小市行，只许歇业，不准新开；（2）号召小市行一律拒绝挂帖。自此以后，小市行的户数才固定下来。 通过历年业务发展，资金积累，小市行原以“代客”为主，逐渐向下列两方面发展：（1）开展自营业务，利用有利时机，零收整售，与采运业直接发生联系（通过江广行转手）；（2）添置小型碾米机，兼营粮食加工。这项业务始于一九二八年，以后逐渐成为碾米业。此外，有些户接受砻坊或本市某些资本家的委托，代收稻米，从中取佣。经营范围不断扩大，资金积累加速。南市的李裕兴、詹祥泰、詹祥盛，北市的翟源裕、陈源生等行户都拥有巨额资金，每逢旺季，它们的吞吐量高达数百包至千余包，以此致富而购置大量田地房产。 此外，我市尚有部分所谓零米店，从小市行购进，供应升斗小民，并零售其它商品如火柴、肥皂、香烟、兑换银元等，因性质不定，又无组织，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就不赘述了。 4.砻坊业。原是芜湖所固有，早在前清嘉庆、道光年间（约为一七九六——一八二一）就有二十家左右，设在仓前铺、大砻坊、东河沿一带。它的业务是为顾客存放稻谷收取存仓费，也代客加工收取加工费，有时亦自买自卖，它们的业主，原先多为商人，后来也有大官僚大地主及其旅居芜湖的亲故，本身掌握大量租谷，以该业利润优厚，且有发展前途，也开业经营。如一八八二——一九〇八年间，崔国英开设的汇丰，崔登开设的广厚、李鸿章家族开设的源德裕便是。辛亥革命以后，崔、李经营的砻坊先后歇业。继而恽云亭兄弟和胡雨亭，谈弼丞、陶荫槐等开的崇发、利丰、平丰、宝丰祥、农记、顺余、庆余等，先后加入该业。又原先为商人的砻坊业主，积累多了，也抽资在四乡购置大量土地，扩充租谷来源，逐渐由工商业兼地主演变为地主兼工商业了。经营该业者须有大量房屋，通常有五、六进，用于仓房、生产场所（砻稻、舂米、筛米、风米等）、店堂、帐房及职工住宿等。门前须有大片平坦空地（多用大块石板铺成），用以晒稻。临近河沿，上下货便利，所以它们便集中大砻坊、东、西河沿一带。 该业原分两帮：太平帮与本地帮（包括杂帮）。光绪末年，太平帮有汇丰、谦吉、大有等十五、六家，本地帮有源德裕、何福源、立成、同顺祥等四十余家。资金在二、三千两至一、二万两银子不等。其主要业务有“自营”与“代客”并重，自营的粮源除自己的租谷以外，也收存其他小地主的租谷（先存入后作价收购），或派人到附近县分购买，有时委托熟船户代办，加工砻成熟米，自运江、浙销售，或经江广行售与采运业，贱买贵卖为其一贯手法。荒欠年分，青黄不接时期，它们往往加工成糙米堆存，待善价而沽。作业所用工具，先是原始的木杵、石舂、木砻之类。一九二八年以后，逐渐改装小型碾米机，以马达为动力，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可谓一大进步。有些资金少的砻坊，为加速资金周转，边砻边卖，同业称之为“转砻坊”。代客收费方面，因早年资料不全，不能妄加揣度。现据一九三五年后的资料，砻米一石，收取加工费三角，另外砻米的下脚——粗、细糠及筛下的碎米，全归砻坊。按一般情况折算，每次砻稻谷二担（每一担100斤）可成糙米一石（150斤），下脚有粗糠50斤，碎米六、七合，糙米一石可碾熟米八斗五升（每斗15斤），外有细糠一斗二升，碎米约三升左右。长年积累，数目相当可观。后来同业竞争，竞相削价，只留下脚不收手续费，甚至还招待货主茶饭。可是暗中捣鬼——过斗时使手法，掺杂使假，商业道德就每况愈下了。各户另备简陋仓库，供碾客堆存，每季每石收栈租六分，一季以后，按月计租，每石二分。除此以外，他们在青黄不接之际，假乡镇米行之手，向农民放款，赚取高利。同时帆运米商运货来芜，需款周转，可将货向砻坊抵押，借得现款。一般按货价六成抵押，月息一分二厘左右。 早期，大官僚地主除开设砻坊外，兼营典当业，以达到高利剥削的目的。如崔国英既开汇丰著坊，同时又设汇丰典当；李鸿章家族设源德裕砻坊，同时又开源丰、源成、源庆三升典当；其他著坊合股经营的还有和济、复太等当铺。他们之所以兼营两业者，因其淡旺季刚好相反，资金周转可以川流不息。彼辈聚敛，渐成巨富，农民终年辛苦，难得温饱，农村凋敝，势所必至。 砻坊业内部人员，除经理（有的店主自兼）、帐房、同事、学徒数人外，一般中型的大约雇工五、六十人左右，小型的亦有二、三十人，担负加工稻米、重活、杂活等任务。这些工人大都是江北农闲时流入城市的农民，他们的进退与管理，资方授权掌作（工头）处理，另有二班一人，协助掌作。工时长达十二小时，工资却很少。前清宣统年间（一九〇九——一九一一）规定每工日春米三石半（三石为正工，半石归掌作）合一个整工，整工工资分农忙（农历三、四月——八、九月）每工八十四文（约为五分六厘），其余月份低些，仅七十二文（约四分八厘），以每人每月做二十五个整工计算，另外利用闲空时间，兼做晒谷，每担四文，下米（即扛米下河）每石五文，两相合计每工月得2——3元，宿食归店供给。（清宣统年间，本洋每元约合一千五百文，米价每石三元）。据说当时工人曾因不堪资方残酷剥削，发动过多次“靠锤”（罢工）斗争，由于当时环境险恶，工人的这种自发性行动，经不起资方和工头软硬兼施的压力，往往无显著成果。 5.碾米业又称碾米堆栈业。产生于一九一二年以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小型马达和碾米机国内不能制造。而进口的大都是外国厂矿企业用旧的机器，零部件供应及修理都很困难。加之旧式商人多保守，所以迟到一九一九年前后，全市碾米厂才发展到八家。各厂的职工人数约在50——90人左右，经营业务与砻坊业大致相仿，即：一面利用本身资金于新谷登场时，购进稻谷，碾成糙米，待价售出。另方面代客加工，收取手续费。收费标准，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七年间规定是：稻谷单碾每石0.22元，双碾0.24元，三碾0.29元。糙米双碾0.16元，籼米单碾0.16元，下脚全归厂方。各厂另设堆栈，供客户堆存谷物，收取栈租。米每石月收栈租0.015元，外加袋费0.02元，保险费0.007元，其他杂费0.035元，合计栈租每石月需七分七厘。客户粮米存入，由栈出具栈单，凭以取货。客户如需款用，可凭栈单向银行抵押借款（必须是银行认可的厂栈存单），一般按货价六成抵押。此风兴起后，固然便利客户，亦滋长投机之势。特别是一九二六年以后，芜湖金融界纷纷兼营堆栈业务（详情见后章）并租用各米厂原有的堆栈作为他们的堆栈，投机倒把之风，尤为猛烈。那时部分粮商首批抵押六成现款后，复购进粮米再作抵押，如此展转，直至粮价上涨，才肯脱手，归还本息，获得利润。行情好转时，兴高彩烈；粮价一蹶不振，就有破产、吃烂帐的危险。更有甚者，一些狡猾商人用不正当手段，勾结米厂或银行人员，把粗糠打包装成大米存入堆栈，进行抵押，大做其买空卖空的投机交易。也有的米厂利用银行租赁它们的堆栈，盗卖米粮，进行欺诈买卖。盈利则买米归还，亏蚀就等吃官司。该业到了后期，商业道德败坏，完全丧失了正当商人的本色。 该业工人的待遇，系按工种计值，与砻坊业相较，略胜一筹。如：碾米、上斗、下斗论斗，堆庄、盘放论包；共有三十几种项目。在一九三二年前后，工人每日工作十小时，所得工资约为四角，宿食归厂方供给，生活处干中下水平。 上面介绍的米粮业中的五个部分，名义上经营的都是米粮，然而它们的流通渠道和业务范围却泾渭分明，不容混淆。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行业之间的关系，而且利益交叉，情况较为复杂。 采运业可以说是米粮业的魁首。芜湖之所以能成米市者，以有采运业之故，否则，只不过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米粮市场而已。它的粮源基本上是购自产米县份的帆运商，本市砻坊、碾米厂及小市行也补充一部分。但江广米行因有对出口粮食居间介绍的特权，这种业与业之间的交易，必须通过江广米行才能成交，也就是卖方应照例付佣金给江广米行。江广米行与小市行均属“代客”一类，可是业务对象不同，界限分明。江广米行专营出口粮食的“代客”，而小市行则为近郊农民与城市消费者或小零售米店之间交易的“代客”，各不相扰。当小市行业务发展到与采运业打交道时，则常引起纠纷，甚至发生武力冲突。后经第三者调解，双方得以妥协。小市行承认江广米行的特权（居间介绍），江广米行则在收取佣金方面，给予优待，问题才告解决。另外，有些小市行发展到添置设备，兼营粮食加工，还有些新开行户，实际上经营的是砻坊，他们反而加入小市行组织，原因是小市行户数多，在捐税和摊派费用方面，能占便宜，因而产生砻坊与小市行之间的业务交叉的矛盾。砻坊与碾米业都是粮食加工，性质相同，不过前者是由人工操作发展到机器加工，后者一开始就是机器加工，论业务性质可以合并为一个行业，然而他们坚持要各自成业，不愿合并。另一方面，砻坊业中有的想摆脱采运业而自营出口，如顾永裕、恒立、成康、周品记等都曾运米赴粤销售，但因当地坐商区域观念浓厚，多不予支持，再加上各地使用的通货不同，比率涨落不定，外地人难于掌握，因而不少砻坊为此吃亏蚀之苦。 米粮业作为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一个中转环节，贱买贵卖，利用米粮业内部交易对象的不同和层层收取佣金，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兹分述如后：（1）小市行在居间介绍近郊农民与消费者交易的同时，那些积有余资的行主，趁青黄不接之际，凭信用给农民高利贷款，用货币借出，加利息（利率也高），到粮食登场时，按低价折成实物收回，剥削程度是惊人的。农民负担这种高利贷，无异饮鸩止渴；（2）替采运业和砻坊输送粮源的各县、镇米行、砻坊，为广开粮源，多获利润，在合适的情况下，也使用上述方式向贫苦农民放高利贷，进行剥削；（3）县、镇米行、砻坊，当市场销路旺盛，米价陡涨之际，往往利用农民不明行情，低价突击收购，碾成糙米，派伙随船运芜兜售。同时经运粮食的船户中，积有余资，而又熟悉行情者，乘粮价骤涨之机，也常下乡低价收购，运芜脱手。这种贩运粮食的船户，俗称“自买头”；（4）米粮业在经营过程中，视粮源盈缺，运用价格规律，操纵粮价，无形中给农民造成损害。总之，农民终岁辛劳，幸逢丰年，除缴纳地租、税捐和偿还高利贷，加上米价低廉，所余无几。“谷贱伤农”，正是此意。荒歉年份，则卖儿鬻女，逃荒异地，惨不忍睹。 芜湖原是铁器手工业发达的小城镇，自米市迁芜，市面日趋繁荣，米粮业本身财力既雄，利润亦厚，凡地方兴办各项公益、过往军队的支应，都唯该业马首是瞻。该业兴起于光绪年间，辛亥革命后，历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战祸连绵，国家处于混乱局面，政客、官僚、党棍、军阀都以该业为一块肥肉，而起垂涎之念，寻机诈勒，甚至利用官僚资本，进行垄断、控制，与商民争利。米粮业为应付这种复杂局面，它的代表人物，必然要在正常业务活动之外，和官府周旋。各期代表人物中以早期的汤善福最有影响。 汤善福原籍广东花县，其父汤彪是太平天国军官，太平军失败后，寄寓江苏溧水。汤善福生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十三岁就在镇江广帮的广发源学徒，精明能干，不久就成为得力伙计。迨米市迁芜（一八八二年）后，号方派他来芜筹设广发源分号。此时正逢芜湖米粮业发生了一起承办赈米掺杂泥沙嫌疑案件、官司无法了结之际，汤凭其胆识与手腕，办理妥贴，因而脱颖而出。当时江苏清江县发生水灾，江苏当局奏准清廷在芜湖购办赈米数万石赈济灾民。采运业承办了这笔交易。据说在船运途中，船户捣鬼盗去米粮掺入泥沙凑数。事被当时督办赈济的某钦差发觉，罪名统统加到采运业，声言将予揭奏。在那封建专制时代，蒙受了赈米掺沙的罪名，哪能不有大祸临头之忧。当时商人最怕见官，殷实商人尤其如此。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这个“差使”很自然地落到精明干练的汤善福身上。汤年少气盛，胆识兼备，正不甘寂寞，一经同业推选即慨然承担，当即提出两项条件：（1）有代表身份；（2）可以全权行事。同业一致推他为广、潮两帮总董事；只要保住大家无事，一切条件都可以接受，要钱给钱。在同业的一致拥护下，他放手做去，经他施展酬酢贿赂伎俩，得与某钦差当面陈述，毕竟钱能通神，满天云雾，顿然消散。不但不再追究掺杂事件，还博得清廷嘉奖他们采办赈米有功，清廷之腐败黑暗，由此可见。不久，汤因事进京，经他示意，同业为他花了万把银子捐了个四品顶戴，借以提高身份，好与官府交往。从此，汤在同业中的威望就树立起来，先任广、潮帮米业公所总董，继而被推为广、潮、烟、宁四帮总董——全业的代表人物。光绪卅二年（一九〇六年）芜湖工商界成立商务总会，他的地位又升高一步，历任该会协理、总理和会长。此后，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安徽省政府还聘他担任咨议、顾问等职，赫然成为炙手可热的全省耆绅了。 他的全部活动，主要是结交官府，维持地方，照顾本业，从而树立个人威信，并谋取私利。但同业出了岔子，如税局罚款、官吏藉端勒索等，他也不惜为之奔走斡旋，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汤善福殁于一九二八年，死前不久当选为安徽省商会联合会第一任会长。那正是他的社会地位登峰造极的时候。总之，汤善福的一生，可谓一帆风顺，名利双收。 （三）米市兴起带动各业发展 1、运输业相应发展 芜湖米市之所以兴起，关键在于建立了海关，和外轮在芜停泊，运输畅通，已如前节所述。但粮源来自周围各县（镇），于是民间运输业应运而兴。内河均以木帆船为运输粮食的唯一工具，视河流深浅、顺逆和途程远近而决定收费多寡。如宣城——芜湖距离180华里，运费每石0.28元，南陵——芜湖160华里，每石0.25元，无为——芜湖180华里，每石0.29元，巢县——芜湖190华里，每石0.26元，其他各地价格不一。据芜湖关一九三一年统计，当时共有各类民船58，338只，分别来自湘、赣、鄂、苏和本省等地。就我省而言，有无为、和县、合肥、含山、舒城、庐江、巢县、桐城、望江、潜山、太湖、怀宁、宿松、宁国、太平等各帮。这些船只种类不一，有乌江子、鸭梢子、舢板、摆江、斗子、了梢、五舱、黄梢、巴斗、大渡、板船、槽子、划子及白石舟等十余种。它们专载粮食来芜，回程则带杂货，往来于苏、皖、赣、鄂四省。船只载重不同，大船千石，小船二百石，一般载重五、六百石之间。船民以长途载运收费为唯一生活来源，每船平均5-6人，约有30万人赖以维持生活，赡养的眷属，尚未计入。（船民眷属一般均住船上）外江出口方面，几为外轮所垄断，以一九三一年前后情况而论，长江航行的外轮有：英商太古洋行大轮12艘，载重共19，385吨；英商怡和洋行大轮8艘，共16，252吨；日商日清洋行大轮9艘，共16，222吨；外轮总数29艘，总载重量为51，823吨。当时航行长江的招商局、三北公司和宁绍公司所有华轮虽有18艘，但因外轮财力雄厚，雇用广、潮或宁波人为买办，利用同乡关系拉拢生意，且暗打折扣，以示优待（据熟悉内情的米业中人说，雇用外轮运米出口，可得三个“九九”折，商号派去经办人员得一个“九九”折，经办商号得一个“九九”折，如有第三者介绍，从中也得一个“九九”折（最多时可打“九五”折）。华轮因而无力竞争，芜湖外江出口粮运紧紧地掌握在外轮手中。这些外轮下游行驶时，装载的是大米及农、土特产品，上游行驶时运进的以进口的轻工业品为大宗，如布匹、煤油、糖、香烟、火柴、肥皂、矿烛……。所以说长江航道是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的一条重要渠道。另有一种铁壳轮，专做货运，不营客运，而且能由芜湖直接入海出口，不须经上海转载，运费亦较客轮便宜，如客轮由芜运米至天津，百公斤0.91元，烟台0.60元，广州0.58元，汕头0.55元，宁波0.53元。而铁壳轮运米至天津，百公斤只收0.50元，烟台0.30元，广州0.36元，汕头0.32元，宁波0.30元。采运商贪其便宜，又可省去一笔上海转载费，均愿以铁壳轮运输。外轮在拉生意时，虽百般迁就、招揽，一遇特殊情况，又居奇提价或以苛刻条件迫使米商不得不予以接受。如内战期间，交通受阻或华轮难雇，就是外轮居奇良机。历来外轮洋人，都是以蛮横的态度同我们打交道。抗战前，国势积弱，人民在国内也得不到与外人平等待遇，何论在国外！ 2.银钱业相应兴起 随着米市的迁芜，钱庄相应兴起。米粮业依赖钱庄贷款，调剂有无，钱庄资金的投放也以米业为大宗，彼此有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道光年间（一八二一——一八五〇）芜湖钱庄仅十余家，随着米市的兴旺，到光绪廿年（一八九四）发展到廿三家，每年进出汇划达一千三百余万元，其中以米业进出为大宗。一九一二年以后，银行次第建立，大宗业务多被取代，钱庄规模渐次缩小，更由于银行滥做押款，进一步助长了米商投机之风。一九三一年芜湖遭遇罕见的水灾，导致米业及各业业务衰落，其后更由于上海金融紧缩，对芜庄不再放款，促使钱庄进一步走向没落。到一九三二年，该业缩减为14家，共有资本额不过585，000元，进出营业额下降为2，190，000元，尚不及光绪年间的十分之二。与此相反，银行业则蓬勃发展。兹将各行开设时间和业务范围列表如下： 从抗日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起，以四大家族为后台的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合作金库，先后在芜设立分支机构。它们已不满足于原有的汇兑押款，分得米商部分利润，进而直接插手收购粮食，从而掠夺更高的利润。中央合作金库委托砻坊代办是项业务，而中国农民银行则以替粮食部收购军粮为幌子，委托碾米业代办。导致采运业与之展开明争暗斗，仗着人面熟，渠道广，收购成绩不亚于它们。这就引起了官僚资本的愤恨而招来打击。据说（可能在四六年四月），本市24家米号代华北粮商购运大米170，000包，船已开出，粮食部突然禁令粮食出口，把轮船扣留在吴淞口，船上米包全部起卸上岸。采运业乃敦请芜湖商会理事长李家衷，赶到南京疏通，并通过政客吴忠信、端木杰等打通粮食部的关节，结果卖了五万包大米给粮食部，价格低于市价30％，余粮才得放行。可是三个月后，粮食部又派员来芜调查该案的行贿情节，要把主要关系人带京审查。采运业公会理事长李念慈因事先闻风逃到汉口，乃将其家眷扣押县府，结果又花去一亿余元（约值一千石米），此案才得了解。不过，采运业此次所受的损失，后来还是转嫁到客户头上。 此外，由于法币通货膨胀，币值一日数贬，人心浮动，一些官僚资本和社会游资纷纷在粮食市场中找出路，造成的投机歪风，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3.对本市其它工商业发展所起的作用 芜湖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商人往来频繁，工商业渐次发展，特别是米市迁芜，大量粮米由此集散，真是商贾辐辏，市面繁荣，带动它业相应发展。商业方面以布业为例，在前清同治年间（一八六二——一八七四），仅有批发商数家，全年营业额不过数十万两银子，但到了一九一九年已有26家，营业额增至五百余万元。京广百货业也是通商之后发展起来的，到一九二九年营业额亦达三百万元左右。饮食服务行业，如茶楼、旅馆、酒肆、澡堂、小吃、戏院等等，也亦步亦趋应运增长。工业方面，芜湖早年只有染坊、制墨、铁器、竹艺、木艺等手工业，光绪廿三年（一八九七年）以后，各种新型工业逐渐兴起，如有三个烟囱之称的电厂、面粉厂、纱厂，以及火柴厂、肥皂厂、翻砂厂、机器厂、玻璃厂等先后创立。但因资力不厚，技术力量薄弱，没有长远规划，这些民族工业难与进口商品竞争，大多时兴时停。现在芜湖的新兴工业中，有些是在上述工厂的破旧底子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说，旧芜湖这个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之所以形成，米粮业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此外，芜湖地方曾利用米捐（附加教育费）收入，作为固定经费，创办了一所完全小学（六年制）——米业小学（原址在今新芜路廿三中），为普及儿童教育做了一定的贡献。 4.劳工队伍相应扩大 米粮业中五个主要行业除各有其固定职工外，另有下列几种工人为它们从事劳务。（1）斛工——斛工自成一业，专以量米为业。各地粮船到埠，买卖双方成交后，须由斛工过斛。一九三五年前后，芜湖设有三家斛行：汪万源、汪有林、唐义春，约共有工人二百名。工人受雇量米，须由斛行介绍，才能工作。按一九三五年每石米的斛力为十八文（约六厘），酒钱一分五厘，开舱费一分五厘，又散工倒斛等杂役一分，均由卖方负担。此外尚有其他陋规。但上项收入，斛工只得到一部分，除斛行老板应收一定数目的行佣外，尚须受工头的剥削；（2）绞包工——米粮过斛装包以后，第二步由绞包工用铁针麻皮，缝严袋口。当米市鼎盛时，全市约有绞包工人四百名左右，其中工头约五十人。表面上他们分属于采运业各个米号，但米号却不付工资，也不供给食宿。只在米号进货时，按绞包多寡，向卖方收取绞包费，作为他们的报酬。一九三五年前后，每包绞费规定为五十二文（约一分七厘左右），米贴廿文（约合七厘）。另外也有陋规收入。他们除受工头剥削之外，还须经常为米号及其主要职员做些繁重杂活，讨他们的欢心；（3）掮包工——即码头工人。米包经缝固后，即由掮包工人搬运上岸，或由栈房搬至码头。由于封建把头的把持，帮派甚多，大致可分为山东帮、湖北帮、寿州帮、金斗帮。约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间，各帮共有工人830-970名左右。至于掮包力资，按一九三五年情况，由船中掮入货栈每包约五分五厘，工头（俗称老板）所得较多。上述三种工人，每月所得工资平均在5-10元左右。 此外尚有码头散工，俗称码头夫，担任各种繁重杂活，如斛米时倒斛、掮包时提包、下包及堆放等，他们的收入，仅能温饱而已。 （四）米粮业各个时期的消长 从一八七六年芜湖辟为商埠米市迁芜时起，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的73年中，米粮业经历了由兴起到衰落的四个时期。 1.一八七六——一九二七年为不断发展的兴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虽有起伏波折，总的趋势仍然是上升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米粮业仅有砻坊及小市行。后由镇江迁来广、潮帮米号十余家，江广米行十余家，全行业发展为采运业、江广米行业、砻坊及小市行四个主要部分。当时的营业情况，据《芜湖县志》“实业志”记载：自光绪廿四至卅年（一八九八——一九〇四）米粮出口多达五百余万石，少亦三、四百万石。同书“赋税志”则载有：“江苏驻芜米捐局征税数字，清光绪卅年（一九〇四年）左右，该局收税旺时，年达四、五十万两。”按当时该局税率规定，每石米，征银一钱，以此推算，应有四、五百万石之谱。两志记载，互相印证，上述的粮食出口数字，当属可信。同时，从各个行业逐年增加的户数来看，也能证明该业有蒸蒸日上的趋势。一九〇八年采运业连同新迁的烟、宁两帮发展到40户，江广米行亦有40户，砻坊约70户，小市行约50户，比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户数，已有成倍的增长。 一九一二——一九一八年的七年间，粮米出口趋于减退，据《芜湖县志》记载：“民国以来，赋税既多，运费加重，是以邻近之米粮，相率径运浦口、通州等处销售，不由芜湖出口。数年以来，统计每岁不过二百万石左右。今昔相差，几逾半数”。这显然是因为“赋税多，运费重”造成粮运改道不经芜湖出口所致。但考其时代背景，尚有如下因素：（1）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前后，连年水灾，粮食欠收，而且在此以后的几年中，我省还发生几次局部旱灾，粮源减少，势必影响出口数字；（2）辛亥革命以后，时局不靖，军阀混战，商贾裹足，且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轮航行，不无减少，也可能影响米粮运输。这一时期该业的户数也相应锐减，采运业由原来的40户减为26户，砻坊由70户减为50户，江广米行实有39户，但新增碾米厂8户，小市行不增不减。凡此，足资说明。 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两年，全国著名产米省份连续获得大丰收，不仅我省粮食在芜集散，川、鄂、湘、赣等省也有部分米粮经芜出口，是以一九一九年出口米粮突增至八百余万石。各业利润丰厚，采运业盈利尤高。各米号兴高采烈，广帮为庆祝一九二〇年农历元宵节，拨出相当数目的款子，作为大玩花灯之用。事前，在广州请来艺人、灯队、乐队，运来各种彩灯和用具，其中包括驰名中外的狮子灯和龙灯舞。规模之大，场面之精彩，为芜湖历史所罕见。在玩灯的那几天晚上，真是江城不夜，灯市如海，万人空巷，轰动遐迩，附近县、镇前来观灯者，亦接踵摩肩，不绝于途。广帮公所还大摆宴席，地方军政长官、士绅名流都在被邀之列，凡旅居芜湖的广东人，除妇孺外，不论老少，均邀请入席。盖非生意兴隆，利市倍蓰，焉能有此壮举？之后直到一九二七年，年出口量维持在五百万石左右。在这段兴盛时期，整个行业欣欣向荣，资金积累，迅速上升。就所知道的，例如采运业利源长米号曾用巨款购置大批产业和投入其他事业的经营。整个永福里的住房，旧中央饭店和吉和街的几处市房，均系该号所有。另在芜湖县方村购进良田三千多亩，在河南（青弋江南岸），设有堆栈一处。该业隆东昌米号也执有来龙里全部房屋出租，购置田产一千余亩，还兼营同丰碾米厂和一爿钱庄。砻坊业恽云亭兄弟五人，分设砻坊五家，原在芜湖县麻凤圩有田二千余亩，经过十余年经营，又陆续购进一万余亩。碾米业虽创设较晚，该业东来恒、华丰、同丰也积累了大量资金。这是米粮业的鼎盛时期，往后就江河日下了。 2.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为芜湖米粮业的衰退时期 米粮业之所以衰退，有以下的原因：（1）一九三〇年国民党政府实行裁厘加税，即：裁撤五十里外的内地常关及各地厘金局，改征营业税和统税。江苏、安徽两省米捐局因而裁撤，成立营业税局和统税局。原先两米捐局的存在，对限制我省粮食出口，起了一定的约束作用，纵有私自出境，究属少数，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了稳定的局面，两米捐局撤销，藩篱已去，粮食外流，无所拘束。从此各县米船分集芜湖附近的港及裕溪口观望，向价高处运销，粮源顿行分散；（2）一九三一年长江流域发生空前水灾，我省收成顿减。灾后，国民党政府借来大批洋米、洋麦（面）、倾销国内。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五年间，数量尤多。据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八月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表16”所列：一九三三年洋米进口数为12，954、001公担，洋麦进口数为10，714、634公担：一九三四年洋米7，710，610公担，洋麦4，649，419公担；一九三五年洋米12，964，481公担，洋麦5，209，087公担。三年合计进口洋米33，629，092公担、洋麦20，573，140公担。这对于我省粮食出口，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3）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导致米粮流通渠道变更，影响芜湖米粮的出口。粤汉铁路虽早在前清末年开工兴建，因系采取分段铺筑的方式，直到一九三六年才全线通车。以往华南地区缺粮，因旱路运输不便，不能向附近的湘、鄂、赣等产米省份采购，所以舍近就远，求诸芜湖米市、后来由于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广东与湖南、江西之间，辟一通道，情况发生变化，故皖米在广东的销路，大部分为湘赣米粮所取代。上述三条是粮源及销路的不利条件。此外，银行业逐渐直接插手粮食业，也增添了米粮业的混乱，逐步使之走向下玻路。这一时期米粮出口约数，根据国民党中央建设委员会编印的《芜乍路沿线经济调查》资料推算，一九三二年出口米粮约在三百万石左右，比前段时期约低40％、这一时期各业的户数是：一九三〇年采运业27户，江广米行50户，杂粮市米行126户，砻坊49户，碾米堆栈9户。一九三五年采运业25户，江广米行89户，杂粮市米行115户，砻坊42户，碾米维栈9户。 3.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为敌伪统治、粮食行业混乱时期。 “七・七”事变揭开抗战序幕，“八・一三”淞沪战事继起，国军在上海坚持数月，兵力消耗至巨。撤出上海之后，不能作有计划的撤退。芜湖人民不明军事形势的变化，在日寇兵临城下，始仓惶逃亡，损失特别惨重。一九三七年底芜湖沦陷时，各业毫无准备，米粮业储存在江口及沿河两岸数十家仓库的粮米，统统被贪婪的侵略者所没收，多年聚敛，尽付东流。据烟台帮复成祥米号老板孟祥仪说：“那时的情况真混乱极了……我的企业在同业中算是较小的，也损失了大米三千包，小麦千余包，麻袋三万多条，以及存在河南仓库的一部分米粮，合计币值三万元左右”。又据前米粮采运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李念慈说：“抗战时，我的企业元昌兴分存在无锡、通州、孙家埠等处共有小麦二万多担，大麦、糯米两千多担；菜子和稻谷四千多担。随着上述地方的沦陷，都被敌人抢走了。芜湖陷落前夕，我个人有些准备，曾将储存在河南仓库大米八千包，雇船运往桐城，我带家眷随船前往，在桐城一住大半年。后来桐城还是沦陷了，除在危急关头，以极贱价格卖出三百多石米作为川资出走外，其余七千包大米还是被敌人没收了”。上述只是两个小的例子。可见当年的米粮业损失之巨大。 敌寇的先头侵略军洗劫过后，随之而来的是日寇驻军和伪政权（包括维新政府和汪伪政府）的双重压迫与掠夺，局面极度混乱，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为止。芜湖经过这场兵燹变乱之后，有些逃避到附近的居民和商人，逐渐返回，重理旧业或改操新业。这些人中有一小撮败类，认贼作父，甘当汉奸，做洋行买办，充当日商搜刮粮食的工具。那时，日军部和日商业部门加紧搜购粮米，日商三井、三菱、大丸等洋行，承揽日军军部这一任务，分包与小洋行雇人在市场或下乡采购。与此同时，汪伪政权粮食部设驻芜管理处，作为搜购粮食的据点。另有上海不法商人（多数是买办分子），通过上海日本洋行的关系，也到芜湖开设米号为日寇效劳。到一九四一年，日本驻上海大使馆导演的所谓米粮统制委员会（简称米统会）在芜设立分会，网罗一批工商界败类如火祥文、龚伦甫等供其驱使。接着属于日寇军部后勤系统的华中区力行社也成立了芜湖区分社，曾留学日本的汪子东，任力行社的负责人，更加剧了粮食的搜刮。汪子东还凭借力行社的权势，控制了五洋（即：洋火、洋烛、洋皂、洋油、洋烟）货源，大做其以五洋易米粮的交易，致使原五洋商人不得不以买卖粮食为副业，造成粮食的求过于供而导致粮价的上涨与民食的艰难。在这乌烟瘴气群魔乱舞的情况下，商场道德沦丧，欺诈成风，没有碾过的糙米用石粉搅拌充作熟米，菜籽则掺和泥土，使消费者蒙受损失。至于近郊农民同样是他们掠夺的对象。挑粮食上市，经纪人往往施以哄吓诈骗等手段，不能售得公平的卖价。力行社还在各产米地区设有办事处，经常靠日寇汪伪武装向农民强购，所付的只按“限价”，比市价压低不少。农民无力抗拒，只得忍气吞声。较后的一个时期，敌伪经济崩溃，伪中储券急剧贬值，迫使人民重货轻币。投机操纵、囤积居奇成风，造成民食极度紧张。因而在一九四五年春间，一度发生饥民抢米风潮。后经日伪武装镇压，始告平息。 在这一混乱时期中，米粮业也形成大动荡、大改组的局面，有合并的，也有停歇的（客籍的离开芜湖）。也有新设的采运业共四五十家，因与各地坐商断绝了交易关系，专为日寇洋行服务。至于江广行、小市行、砻坊和碾米业复业和新创的都有，户数不详。 4.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米粮行业没落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芜湖人民异常兴奋，满以为混乱局面可以结束，过去的繁荣恢复有期。但是，这种期望不久就被严峻的现实冲刷得一干二净。首先，迎来的不是什么久别的亲人，而是“五子登科”的“劫收”大员。视沦陷区为金山银库，尽情搜刮，填其欲壑，待沦陷区人民如草芥，极尽压迫之能事。其次，官僚资本随着“劫收”而来，大肆掠夺，对米业尤甚。当时在芜湖的官僚资本，除抗战前原来的几家银行卷土重来，正在通过营业往来，加强对米市的控制外，新成立的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等，更公开收购粮食，对米市进行垄断；再次，国民党政府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掀起不得人心的内战，致使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飞腾，大量游资集中米市盲目投机。特别是四八年的“八・一九”限价，给该业带来深重灾难。按当时限价售出的粮食，几乎无法补进现货，损失不计其数；随之而来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那时经营粮食的要完纳以下各种捐税：行商出口税，按米值每元四分；市建设捐每元一分，救灾捐每元一分，印花税每元三厘，其它各种摊派，不胜枚举。这就更使各地帆运商视芜湖为畏途。是时，地方封建把头亦乘机拾头，码头上的陋规，也是花样百出，其陋规有：（1）头包香烟，这是码头工人上船扛第一包米时需索的香烟费，应付多寡，须视船载大小和货主的交际手腕而别，大概装五、六百包的船只，付五、六包香烟即可；（2）包酒，绞包工人的酒资，每船需付一、二元；（3）斛酒，量斛工人的酒资，数字少于“包酒”，不过每船过斛完毕后，斛工另索空仓米一斗或八升；（4）走筹费，工人从船上扛米包赴堆栈，照例要由船户发筹计算，船户工作时如果疏忽，漏发一筹，要想补上，就得交走筹费，以示惩罚。数字多寡视时隔长短等情节而定；（5）捕快费，当时长江及内河设有水上巡捕，货主必须应付，每船约需三、四升米不等，否则将会遭到留难；（6）茶水费，一些无业游民，趁上、下米时，在堆栈门口摆设“茶摊”，免费招待米业中人，但却向货主索取米贴，每船约一、二升不等。上述陋规中，除（5）、（6）两项以外，封建把头都要分得一定份额。 基于以上所述，益以米粮业本身经营混乱，矛盾重重，以致日趋没落。这几年中出口米粮从未超过二百万石，只占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相反，该业中五个行业的户数，却比抗战前有所增加：采运业增至124户，小市行218户，碾米堆栈和砻坊合计134户，只有江广行减少为48户。行业没落而户数反增，原因何在？一句话，社会游资充斥的作祟之故耳！不过它们结算时，货币数字增大，折合实物减少——实际是亏损。这就是解放前夕各业的反常现象。 （五）解放后米粮业的改造情况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芜湖很快获得解放。全市人民欢欣鼓舞。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开始。芜湖米粮业与全国工商业一样，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整顿、改革，逐渐纳入国家经济计划轨道。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五反”的教育，思想上逐步认识到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重要意义，在市工商联积极辅导下，各个企业的从业人员逐步得到改造，各得其所，走上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 解放之初，米粮业资本家因受反动派欺骗宣传的影响，较大的商号多数携带巨资逃到宁沪，或解雇职工，缩小规模。一般较小的也轻信谣言，停业观望。如采运业德太米号、东来米号；碾米业的恒康米厂等资方就是携带黄金银元，逍遥沪上。小市行及剩下未歇业的，也因与各地座商联系中断，业务冷冷清清。由于当时解放战争尚在继续，为保证军需、民食的供应，党和政府迅即采取紧急措施，一面召开会议，阐明政策，一面取消过去各项陋规，减轻成本。同时国营粮食公司本着公私兼顾的精神，在业务上给予照顾，鼓励他们经营的信心，一些观望的厂、号，纷纷复业，米市交易，顿呈生气。 粮食市场情况的好转，在协助国营公司和供销合作社调剂粮食供应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本质必然在生产、经营上表现出来。随着米业市场的活跃，他们又使出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等手法，兴风作浪，导致米价剧烈波动，其它物价随之上涨，影响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党和政府为了稳定市场，采取了应急措施，一方面成立市场物价指挥部，加强市场管理，特别是管理粮食市场；一方面由国营粮食公司抛售大批粮食，按正常价格供应，刹住了这股歪风，保证了米价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 继此之后，市工商局对米粮业进行组织整顿，加强管理。该业原有五个主要行业合并为三个整理委员会，即：米粮行号商业整理委员会，粮食产销加工业整理委员会，杂粮米行业整理委员会，吸收从群众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到委员会中来，以增加积极因素。同年十二月一日成立了米业市场，规定粮食交易应一律遵照公司牌价。凡廿包以上的交易（后改为十包）须经市场登记，方得成交。这就使一度混乱不堪的米市，逐步纳入正轨。经整顿后，本市粮食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这一年（四九），由于芜湖周围广大地区遭受严重水灾，谷物产量大减，统计七——十二月份上市米数为76万石，其中由私商运销出口的约七万余担，占采购总数的10％，市销256，000石，占总数33.5％，国营粮食公司收购430，000石，（包括私商代购数），占总数56.5％。 一九五〇年进行财经整顿，政府对粮食管理加强，本市粮食业起了显著的变化。皖南区粮食公司在各县普遍设立分支机构，各县、乡供销合作社也同时成立，新的商业网点取代了旧的商业结构，这就意味着国营经济的不断壮大，私营企业的逐渐收缩，特别是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人民生计的粮食业，尤应如此。限制其消极的一面，利用其积极的一面，以便在适当时期，辅导它们转入其他行业。 一九五一年四——六月间，在市党政机关的领导下，由市工商联筹委会具体指导，该业先后改组为四个同业公会筹委会，即：米粮采运商业同业公会筹委会，主委为唐蔚生；机器碾米业同业公会筹委会，主委查富滋；米粮店（杂粮米行业中划出的一部份）商业同业公会筹委会，主委吴仰芸；杂粮米行（部分小市行）业同业公会筹委会，主委为王国千。到一九五一年年底，采运业由76户降为11户，一九五二年减为9户；一九五三年减为7户。杂粮行业原已由同业联合组成东、南、西、北关和北岸五个联合粮店（包括一百户小市行），到一九五一年底已减为一户；一九五一年底米粮店业仅有53户，一九五二年减为24户；一九五一年底碾米业为19户，其后无甚变动。该业的日趋没落，反映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并为日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奠定了基础。 米粮商业的私营性质决定了它们没落的命运，三个米粮商业从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的营业额除一九五一年比一九五〇年增长108.31％以外，（一九五〇年因受四九年的严重水灾影响，春季粮食上市量减少），一九五二年比一九五一年降低33.54％，一九五三年比一九五二年又降低42.48％，大势所趋，私营米粮商的业务不可避免地逐步被国营公司所代替。 至于机器碾米工业的情况如何？当时国营粮食公司已办有四个厂（内中三个厂是接收国民党的），足以满足本市粮食加工的需要。但国营公司仍拨出一部分粮食加工业务，照顾私营碾米厂。一九五〇年十月，曾召集有关单位开会，决定成立市粮食加工协商委员会，由工商局、总工会、粮食公司、工商联和碾米业同业公会参加，通过公私协商，订立加工合约。关于加工数量、交货期限、工缴费用及稻米折合比率等，都有明确规定。因而各厂的生产、经营，一般尚属正常。 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米粮业原是芜湖的大行业，运动中暴露了一些间题。经过工人的斗争、查核，最后由五反办公室给予怡如其分的处理，在承认资方三权（财权、人权、管理权）的前提下，加强对资方的监督，搞好营业。工资福利方面，根据各厂的实际情况，经过劳资协商，适当提高，以发挥工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政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这是我国粮食史上一次空前的大革命，对于保证供应，稳定物价，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一九五四年安徽等省遭受空前大水灾，如果不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由外省调入大量粮食供应，就很难保证物价稳定，渡过灾荒。这就表现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与优越性。实施以后，获得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向政府出售余粮，因而也很快割断了私营米粮业与农村的关系，把农民与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 与此同时，对解体的米粮业全体职工和资方都作了安排。当时米粮业所包括的几个主要行业：采运业只剩七户，杂粮米行1户，米粮店24户，碾米业21户。由于各该业的性质，统购统销之前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在调剂粮食供求上更失去作用，因而整个企业，随着统购统销的实行，宣告结束了。剩下的只是对人的改造问题。那时除碾米业外，其余三个行业所有的职工、资方连同全市米贩（摆米摊的贩子）约共490人，其安排情况如下： 1.由粮食公司根据地段需要，设立代销粮店（每区约十余个），依照先劳后资的原则，先后安排280余人，这种代销粮店是新型的粮店，采取量才录用的方针，安排各人的职位，内部订有必要的规章制度，而不象初期那样利用原有米粮店，付以代销业务，资方仍保有三权的那种代销店。到了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时，这种新型粮店也一跃而成为国营公司的粮店了。 2.部分拥有一定数量资金的厂、店和粮行，在市工商局的领导下，由市工商联副主委张台望任该处主任，张振庭、范侃、查富滋等八人为筹备员，旋即决定筹设芜湖玻璃厂（现光华玻璃厂的前身），一九五四年初建成，三月正式投产。米粮业转入的有：联合粮店、裕农米厂等六个单位（以上单位都是私营联业的组织，包括66户），资金29，192万元（旧币），从业人员92人，其中劳方26人。另有东河街联合粮店、转建粮店自行转业，前者经营粉丝坊，资金3，000万元（旧币），后者开办石灰窑，资金1000万元（旧币），转业人数为18人，内劳方8人。 3.另一部分约110余人，有的由粮食公司吸收，派以临时工作。有的由劳动局统一调配，派到新的工作岗位。 至于碾米业职工和资方的安排，则是在一九五四年秋季开始的。因该业各厂在一九五三年七月至一九五四年六月的一段时间，尚有部分加工任务。一九五四年秋，企业才批准报歇，除裕农米厂转业芜湖玻璃厂以外，内中天生、裕成、公盛三厂是由市人民政府介绍，并贷款协助其内迁六安专区，承担该区加工任务。其余十七家所有职工和资方，亦由政府全部安排，内有工人百余人，调马鞍山厂、矿工作。从此芜湖米粮业的资方随着职工一道，先后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一九八三年三月
芜湖十里长街史话（《芜湖文史资料2》第09篇）
作者：市工商联组稿，许知为执笔 前言 芜湖是东南胜地、商业名城。长街昔乃芜湖精华，江左明珠。自西门口至宝塔根、店铺林立，鳞次栉比，互连“十里”。店铺五六百爿，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者绝多。其由小到大、日渐发展、历几十年乃至百年不衰之原因何在？我们对此几经探索，如实记载下来，作为当前城市经济建设、发展商业之借鉴。另对长街历史上重要事件、著名商人、独具江城特色的商品、轶事遗闻和风情习俗，亦加以搜集，供后人研究。 一、十里长街的历史概貌 长街历史有多久 十里长街，应是宋代筑芜湖县城墙时开始形成的。东吴孙权黄龙年间（公元二二三——二二九年），将芜湖县治自黄池移至今北门鸡毛山高地。那时鸡毛山周围还是一片湖泊，可能只在县治附近有原始的集市。唐代以后，开始大修东南水利，疏河道，筑东坝，使中江之水分流而入江归海，太湖之水不致倒灌芜湖。到了宋代，在芜湖郊区大事围垦农田。水落后，鸡毛山周围陆地随之扩大，人口增多，商业兴起。特别是筑城以后，商业街道，相继出现。这座宋代城较之明万历三年（公元一五七五年）重筑的县城为大。宋城的范围：东至今东门外“鼓楼岗”，北至北门外“高城坂”，南至南门外的“南门湾”，西至西门外“大城墙根”。今存的“兴隆街”、“仓前铺”、“笆斗街”、“打铜巷”，“米市街”、“薪市街”、“鱼市街”、“花街”、“油坊巷”、“铁锁巷”、“南正街”、“西内街”，都属宋城内的商业区，是昔日当地各行各业的集中场所。宋城毁于南宋金、元之乱，明代重筑的县城范围大为缩小。县志云：“弼赋门西连长街大市”，说明这时西门内缩，把原来的一条西门大街截断，西门内叫西内街，西门外叫长街。所谓“长街大市”，原来也在宋城之内。所以形成十里长街始于宋代筑城。因此，从宋代算起，长街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明代建都北京后，户部设置芜湖关。官府文书传送，朝廷官员往来，都要通过江口，故从县衙门到江口修建一条高出水洼地的官道，以便人马通行。在江口还建造了一所“接官厅”设有官驿站（现在还有巷名官驿，在寺码头附近），以便送往迎来。这条官道也是青弋江的堤岸，作防洪设施。官道两旁，自然是开店设摊的好市场。所以西门口的“长街大市”，逐渐延伸到江口，形成一条十里长街。 十里长街独擅长江，特别是长河青弋江水上运输之利，这更促进了长街商业的迅速发展。县志云“长河汇宣泾诸水，由东而下，直逼南城，经浮梁西达于江。”（编者按：浮梁指浮桥）长街的后沿，紧靠长河北岸，有徽州码头，寺码头有头道渡，二道渡，有老浮桥，利涉桥，后来又有中山桥，都通向长街，因而水陆交通，极为便利。长街货物进出长河，可以直达皖南的宣、泾、南、繁以及苏南地区；进出大江，可以上溯湘赣鄂川，下达宁沪苏杭，北至无、含、和、巢庐、合等地，因之商贾踵至。百货咸集。这就是十里长街商业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 长街有多长 据县志记裁：“宣统二年，安徽巡抚朱，派委会同关道赵、丈量西门口至宝塔根六百一十五丈九尺。”按一百八十丈为一里，长三里又七十五丈九尺。即长街实际长3.42里。“南北平约三百四十九丈七尺，合算总面积为二十万五千三百八十平方丈，拆合为六平方里”。 县志又载：“清代由新市街（即薪市街）出弼赋门（即西门）西抵江口，名十里长街。”这里说的起点是薪市街，上面说的起点是西门口，两者不一致。因此，市工商联主委胡恩森于一九八五年夏季，派员实地丈量，得出确切数字：从鱼市街顾顺兴酱园至西门口，共长343米，自西门口至江口宝塔根，长1440米，合计为1783米。按500米折算一里计，长街的东西长度为3.56里。长街南北宽度平均为200米，长街占地面积约为356，600平方米。 这两种起点不同的算法，其长度同为三里多，但其面积则大不相同。原因是宣统二年的南北宽度，以南至长河沿岸，北至蒲草塘（北门外九莲塘附近）沿老电灯公司、陶家沟（弋矶山南边）一线。按这个平均宽度，要占长街长度的一半以上，把长街的范围扩大了。在宣统二年还没有中山路和二街市面。这个宽度，几乎把当时芜湖零散商业地点都包括进去。可见宣统二年丈量的十里长街，意味着是芜湖除河南岸以外的整个商业区域。 长街商业逐渐发达了，城里的商业逐渐西迁因而冷落下来。但是人们还习惯把城里的西内街至鱼市街一段，叫作“长街头”把长街分为三段，西门口至状元坊一段，叫“上长街”，状元坊至宁渊观一段，叫“中长街”，宁渊观至江口宝塔根一段，叫“下长街”。整条长街两边还有许多横向的巷道，也是附属于长街的商业区。兹附“芜湖十里长街示意图”。 长街的店房：现存的长街老店房，是太平天国以后清同治、光绪年间重新修建的。此后的商店概数为493号，其中大致如下： 鱼市街（自长街头顾顺兴酱园西店起至堂子巷上首止）1号至64号。 西内街（自堂子巷下首起至西门口止）1号至69号。 上长街（自疏菜公司门市部起至状元坊上首止）1号至148号。 中长街（自状元坊下首至中山桥东首）1号至146号 下长街（自中山桥西首至寺码头上首止）1号至66号 共计商店493号。 这里要说明两点：（一）据访问在宝塔根开设“大成德”杂货店的店主吴本浩老人说：他开的店是当时的下长街164号。解放后沿河筑埂，靠南边沿河店房拆除了，现在靠沿河的房屋门牌已不算是下长街而是沿河路了。如果按抗战前门牌实际计算，就可以把宝塔根与寺码头以及沿河建埂拆除的门牌计算在内，以“大成德”杂货店门牌为终点，应增加门牌98个号，即商店总数为591号。（二）一家门面里面，有的设几家商店或作坊，加上横向巷道商号，其商店总数，不下六七百家，“殷实商店，尽萃于此”。 据商界老人谈，原先长街店铺是沿官道也就是长河堤埂两边搭草屋、本板瓦房，或露天摆摊设点，低洼积水路段，还设有店铺，大商店还在城里和西门外一带。这大概是指宋代的长街而言的。 明初，江南地区生产发展了，货物骈集于芜湖，长街成为闹市。据明史记裁：“成化七年设芜湖、杭州、荆州关，征竹木钞，后改银。”芜湖关设在今泗关街。其时芜湖商埠地位已在杭州、荆州之上了。清初顾祖禹说：“明天启中（公元1621一1627年）设榷关于此。”榷关是征收货物税的机关。至崇祯年代，芜湖关银，年达七万两。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向长街市面计间（编者注，按店屋房间数量）派征“江夫河篷差银”，年达两千三百零四两。这说明长街此时已是很繁茂的市场。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重筑芜湖县城，“弼赋门西接长街大市”。可见此时西门外长衔已是店房林立。到清初才有“芜湖长街七里长”的民歌。 县志记有“十里长街”的名称，大约此际长街店房，方延伸到江口。但是咸丰年间（公元1851年一1861年），十里长街全毁于太平天国之战，“肆墨为墟”。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中英签定《烟台条约》，芜湖辟为对外通商口岸，镇江米市移至芜湖，江城遂成为闻名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商业大兴。在此前后，李鸿章家族来芜，大量投资于房地产，兴建房屋，开辟新街道如二街、中山路、四明路（今新芜路）等，其中长街店房属于“李府”修建的占很大比重；长街原来店主以及富有绅商，也同时在长街修建店房，出租或自行营业，因而长街商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县志也有记载：“繁盛视昔有加”。所以现存的十里长街店房，基本上是同治、光绪年间建筑的。 长街阛阓之盛 长街两边店房骈立，都讲究店面装璜，美奂美仑，争奇斗盛，以广招揽，门楼大都高耸，飞翠流丹，如银楼之类大店门面更为堂皇，古雅牌楼式样，雕砖刻木，油绘彩色“福禄寿”三星神像，栩栩如生；店家一律高悬大小不一的金字黑漆招牌，闪光耀眼，还立金字竖匾，书“财通四海，利达三江”，“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招财进宝”等字样。这些大店招牌匾额，很多出自名家手笔，如武进唐驼写的颜柳体，于右任写的行书，最引人注目。“魁陛斋”招牌字是谭延闿之弟谭延泽书写的。其他名人写的也很多。这种名家题匾，足为商店增添光彩，招引顾客。还有写上“大减价”“划一不二”之类的市招，临风飘拂，五彩缤纷。店堂之内，货物山积，货架之上，琳琅满目。由于街道长而窄狭，来往顾客如云，人头拥挤，更显得长街之长之远，店房之高之大。其人声之嘈杂，场面之壮观，真不愧为“甲于江左”的闹市。招牌、门面宏伟，是显示财力雄厚、货物充足的重要方式。商家懂得这一点，顾客重视这一点。 重修长街街道 据商界老人谈：长街街道原是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路面泥泞，后以鹅卵石铺垫。到清朝中叶，官府拨款，商家集资，购荆山麻石，凿成石板铺之。但经轮车长年碾压磨损，已成沟槽，槽深达三、四公分。1931年大水，长街水深过膝，自江口至西门，路面被冲坏浸毁，石板松动，排水沟道淤塞，不但推、拉、扛、抬货物极感困难，就是徒手步行，也很不便。灾后街道，急待修建。 31年秋，大水退后，官商即着手筹划重修十里长街。名为官商合办，实际是由商家出钱。据直接参加施工的老石工过裕隆和管理财务的老药师王礼卿与知情人金仲平等老人介绍：施工规划是县政府“市政建设委员会”和商会共同制订的。商会成立了“修建长街筹备处”主其事。“市政建设委员会”负责人为邵立洲、刘兆庆。修建长街筹备处管经费的是正裕布店经理徐馨圃，管银钱出纳的是张恒春中药店经理王子勤。经费来源以房铺捐附加名目向各商店和房东征收。 承包施工，采用投标方法。商会召集全市二十多家石匠店开会，按设计要求，公开招标。结果由十三家石匠店集体中标。领首的有裴祥记、汪义兴、胡家馀三家石匠店，由其店主裴宏祥、汪绪乐、胡家馀三人负责安排施工。 筹备阶段：时间——31年大水退后到年底的半年时间。准备工作——①调集石工：共集中了一百二十把锤（石匠大师傅才称一把锤）。除本地石工全力以赴外，还从合肥、巢县请来一些石工相帮，并集中大批杂工，担任拾石料、挖下水道、砌涵洞以及后勤等工作。②备料：到枞阳县花山采购大量石加工，运回备用。 施工阶段：时间——自32年（民国二十一年）春节开始施工，33年（民国二十二年）夏季全部竣工，费时一年有半。铺设长条石路面，长1783米，宽1.2米，还有两边石板砌成的街沿；砖砌下水涵洞长1783米及两侧街沿阴沟；整个街道皆用长三尺五寸、宽一尺二寸条石三条并列联结铺成中心路面，两旁各铺横一块直一块的长石条，再铺一块长五寸宽四寸的厚石板，砌成街沿，直到两边店屋墙脚。一色条石，整齐美观。 施工期内，采取分段施工方法，预搭跳板。不但便利行人过街，而且不影响店家做生意。用拆下的旧麻石块，凿平沟漕，铺砌街沿，既省工又省料。全线工程，耗资两万五、六千块银元，投入施工的总人数约两千多人，仅短短的一年半时间，能完成规模这样大、质量这样高的工程，真是难能可贵。 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条街道已经磨光的路面，出现了坎坷不平之处，似乎标志着芜湖十里长街所走过漫长的历史足迹。 二、十里长街的各行各业 芜湖十里长街商业有其独有的特点。县志云：“长街百货咸集，殷实商铺，尽萃于此。”又云：“江口一带，米、木商及行栈居多，东南北门商务较逊。”由此可知，长街商业以百货为主，大都是资金雄厚的殷实商户。长街没有米、木商行，没有客栈、茶楼、酒馆、浴室、照相、戏院、医院等服务性行业。这是长街商业的特点。 长街有哪些行业呢？总的说来，凡是经营人民群众所必需的日用品的各行各业，应有尽有。主要的是：百货、绸布、杂货、中药、西药、酱坊、烟酒、陶瓷、铁器、铜锡器、戥秤、香烛、笔墨、纸张、书店、银楼、皮货、鞋帽、钱庄等等。各行各业的商店，大都货物充足，花色齐全，交易额大，除门市销售之外，还做外埠的批发，生意非常兴隆。其原因有：一是外地人来芜开店经商的占绝大多数；二是与手工业相结合。 外地人带来资金、信息：不论来自天南海北，只要有资金，找到门面，就可以领照在长街开店。这些外地人，带来大量资金和外地商品信息，生意路子熟，经验足，办法多，交易越做越大，销路越推越广，整个商场也因而蓬勃兴旺起来。芜湖对外来者习惯上按其籍贯称帮，各帮各有擅长。例如徽州帮长于经营皖南丝茶竹漆、徽墨以及典当钱庄；泾太帮长于经营纸张、酱坊、布匹；江西帮长于经营瓷器、中药、夏布；江浙帮长于经营绸缎、银楼、钱庄、百货、西药；宁波帮长于经营五金、五洋；山西帮长于经营药材皮货等等。他们都是内行，各有各的门道，故尔财源滚滚。他们这些行家，是十里长街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外地商人为了增进乡谊，共同发展，在芜湖设立了各自的会馆，如徽州、曹州、湖北、湖南、江西、山西等会馆以及四明公所。会馆与各同业公所的性质是不同的，因后者属于商会性质，亦另有专文谈及，本文不赘。 手工业产品是主要货源：芜湖手工业的出现，比商业市场要早得多。长街形成之前，就有了手工业产品。相传春秋战国时期，干将，莫邪就在芜湖市郊赤铸山为吴王铸剑，炼铁炉火，染红了旁边的一座山，因之叫作赭山。虽是传说，却可以说明，那时己有治锻铁器用品，如刀斧、镰锄铲勺锁链之类、制作石器的手工业，较铁器手工业还早。那时石器用具人们生活中、古有重要地位，如石磨、石臼、石杵、石磙、石柱、石础、石碑、石像。过些手工制作的铁、石器，也就成为交易的商品、销售干家万户、大江两岸、四面八方。浸及后世，各种手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产品流入市场。在芜湖来说，当地手工业产品都是长街商品充足的货源。这又是十里长街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兹将抗日战争的前一阶段长街一些行业著名商店列表于后，可见长街当时各业兴旺的盛况。 抗战前十里长街著名商一览 1、百货：三友实业社，大中华橡胶厂芜湖发行所、黄恒生、大元福。 2、西药：五洲大药房，中法大药房，中英大药房。 3、什货：单瑞来，同裕元、鸿泰源、王大隆，凤大兴。 4、纸张：范隆太，王润记、春生恒，文华堂、 5、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中国图书社，文富山房。 6、银楼：宝成，老宝庆，新天宝。 7、银行：上海银行，安徽地方银行。 8、酱坊：顾顺兴，慎案隆，王怡泰。 9、茶庄：泰丰裕，南记茶庄，德丰，永春。 10、铜锡器：谈涌茂，福茂恒，顺太。 11、陶瓷、铁钢：吴谦泰，程合兴。 12、牛肉馆：金隆兴。 13、五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芜湖分公司，亚细亚煤油经理部。 14、酒庄：聚兴益，天增裕。 15、估衣店：庆大。 16、剪刀店：赵云生。 17、油漆：同泰永。 18、笔墨：沅记胡开文。 19、绸布：永丰裕，共兴，崔玉记，均益祥，庆泰祥，胡祥发。 20、秤店：范正椿。 21、中药：张恒春，王太和，满江春 22、丝绒：朱复和，慎太和。 23、帽子店：侯运记。 24、染坊：聚兴祥。 25、香烛：濮恒昌，刘义太。 26、旱货：王裕兴（竹藤棕麻）。 27、花粉：妙香室。 28、盔头店：周万九（出租戏具、戏服；孝服、棺罩） 29、肥皂：上海肥皂厂（铁锚肥皂） 鸦片战争以后，芜湖对外通商，洋货亦源源输进长街。这些洋货无孔不入，充斥市场，数量种类之多，不胜枚举。销路很广，深入农村，不可抵御。 这许许多多洋货中，以日货比重较大。“九一八”事变后，长街商家抵制日货，销路锐减。芜湖被日寇占领的时期，日货随着日寇的刺刀卷土重来，独霸长街市场。 在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时期，洋货倾销，是带有经济掠夺的性质。与今日对外贸易往来，有本质上的不同。它在历史上却起了两种不同的作用，一是民族工商业以及传统的手工业受到排挤打击，利权外溢；一是带来西方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的冲击，迫使我国古老的生产与消费方式，逐步走上更新之路。长街市场，在流入洋货的历史阶段中，它既是洋商吸取中国人民脂膏的管道，也是一个引进西方物质文明的窗口。 纵观芜湖十里长街八百多年的商业发展史，宋元以后的长街商业情况，无可查考，现在只能就长街几位商界老人口述，记其近百年的梗概。大体言之，在太平军之战以后至解放前夕，可分为三个时期，各有其特色。 鼎盛时期：明代至清咸丰年间的大约四百八十多年中，是闭关自守的发展民族经济时期，长街商业繁盛，“甲于江左”。太平天国之后的同治年代到抗日之前（同治二年到民国二十七年）的一百七十多年中，长街商业“视昔繁盛有加”，乃为其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特色，是外来商品逐步打入长街市场。长江增添了轮船运输，带来了现代化商业的色彩，与闭关锁国时期的长街面貌大不相同。 残破时期：1938年至1945年日寇占领芜湖期间，其初，长街殷实商户纷纷挟资避难，街道被轰炸，店房被占用，存货被掠夺，市面虽非全毁，却残破不堪。其不能移动而继续经营地方土产和织布手工业者，皆奄奄一息。外埠交通阻隔，西方各国商品来源亦告断绝，市场萧条。稍后，日货大量涌入，代理商纷纷出现，长街成为日寇独占的市场。商品输入全归日寇统治，转手则由少数大汉奸经营操纵。日寇还用日货为筹码，换购大米等军用物资。如芜湖两个米粮统购机构，与日本华东军部签订合同，日方付给统购米粮等军用的物资价款，百分之五十为伪储备券，百分之五十为日货。这些日货，又由大汉奸包销，分配给商户出售，市场价格，全由此辈操纵，以致民、商俱困。据查有关史料，此际长街商户，不依附这一帮，便投靠那一帮，无独立自由竞争之可言。抗战八年，实为长街商业最黯淡的残破时期。 衰落时期：抗战胜利后，1945年下半年至1949年四月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在国民党政府接管芜湖之后，清除了日寇和汉奸在长街商业统制的影响，正当的百货商业得到恢复，曾出现了繁荣的市面。但好景不长，不到一两年，生意便难做了。此一时期的特点是：一、由于长街市场繁荣，加上米粮出口大发展，芜湖增加了大量消费性的行业。在二街、三街、中山路等街道上，大旅社、酒楼、戏院、舞场、妓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使芜湖进一步成为一个大消费城市。二、法币贬值，物价波动，长街正当商业无法正常经营。特别是发行金圆券，“八・一九”限价，长街出现了抢购风潮，多数店家濒于破产。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应运而生。三、美英等国货物，大量倾销。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国统区经济破产民生凋敝，社会没有购买力。具有八百多年历史的长街商业，到解放前夕，已走到衰败没落的地步。 然而，物极必反，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长街原已衰落的商业和手工业，通过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却已起死回生，走上了国营的康庄大道，融入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工商业之中，得到更大更新的发展。 三、十里长街商业经营管理 长街商业经营管理，自有一套传统的经营方式。各家商店经营好坏，完全在于店主是否管理得当。其管理不外两个方面：一是业务管理，就是怎样把生意做好；二是人事管理，即怎样支配店员、学徒会做生意。长街商界老人对此有不少经验之谈，兹按店主、店员和学徒三个部分，如实的记在下面： （一）店主必须是强有力的行家 私营商店经营管理，完全由店主负责，利润归店主所有，折本倒闭，全由店主承担损失。所以店主有责有权，独立自主地经营好他的商业。这就要求他必须是强有力的行家，外行是不能做生意买卖的。 据了解，长街的店主，原来大都不是资本家，多半是店员出身。他们开店目的，首先是养家活口，其次才是发财致富。他们知道，开店始终存在着自由竞争，摆脱不了优胜劣败规律的支配，经常要冒亏损的风险。所以店主都必须悉心锐意地做好生意，力求赚钱，避免亏本、倾家荡产。在这种有切身利害的严峻事实面前，不论店大店小，店主都必须符合以下的几点要求： 1、经商内行：市场有竞争，还有尔虞我诈；价格有高低变动，商品质量有优劣差别，货源有供求影响，商情都在不断的变化。作为店主，必须随时了解行情，掌握信息，主动、恰当地应付这些变化，才能在竞争中获利取胜。过去讲“抢生意做”，的确要抢时间、抢货源、抢顾客、抢销路，抢夺最佳的做活买卖的条件，这是店主必备的本领。外行，瞎碰，没有不折本的。十里长街折本的商店极少，正是由于这些店主是内行的缘故。 2、讲究信誉：长街不论是著名大商店，还是小商店，莫不以树立商店信誉为第一要务。决不肯做毁损自己商店信誉的事。信誉卓著的商店，生意越做越活，赢利也就越多；没有信誉的商店，生意便越做越死，结果只有关门。 树立商店信誉，主要的有两方面。一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以赢得顾客信任。“不怕顾客不识货，只怕顾客货比货”，一比就比出“欺”字来，人家下次再也不来上当了。信誉卓著，口碑载道，是最好的商业广告，高山打鼓，声名远扬，顾客不召自来，生意就兴旺了。二要“帐款往来，恪守信用”，以争取扩大交易。在商业往来上，信用至为重要，长街上的店主原来大都不是资本家，别看货物山积，其实资金并不太多。既然如此，又怎么能把生意做开呢？那就是靠树立信誉，赊购赊销。例如：有些长街大商店与上海店家长期共往来，信得过，进货时或派人或寄一张购货单去上海，便能凭单发货，托运到芜，还可不付现款，三节结账，或销售完了付款。外地商店向芜湖店家购货，也采用这个办法。后来芜湖出现的洋商，也懂得这个窍门，也采用赊销的办法，扩大生意。这种赊购赊销办法，可以小本钱做大生意，赚大利，关键在于商店的信誉。 货真价实，恪守信用，是建立和维护商店信誉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可以说：商店信誉就是资本，就是利润。 长街商家宁可做一笔折本生意，也要维护信誉，例如：张恒春药店，常将变质或不合规格的中草药大批烧掉、倒掉，制茸参丸不用雌鹿；熬虎骨胶，上面一层都撇掉不要。金隆兴的店主闻到一大锅红烧牛肉气味不对头，便把整锅红烧牛肉埋掉。一些大百货店，大布匹店，对短斤缺两，尺寸不足的，实行赔补或退款。还有的商店为创名牌商品，在名牌商品上不赚钱，以别的商品盈利补充之。他们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树立商店信誉，不以小失大，而要舍小利谋大利。 3、勤俭节省：长街店主大都是店员出身，从苦中锻炼出来的，懂得勤俭节省办商店的重要性。他们事必躬亲，以店为家。除聘请经理的店家之外，店主大都住在店里，起早睡晚，深夜还起身照看门户，白天坐在店堂里，虽不上柜台，却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注视着店里一切买卖活动，无时无刻不在悉心筹划，绝无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 店里开支有定规，没有什么浪费的。主要的是堵塞漏洞，不使货物、银钱暗中流失。对此，长街店家都有这样的店规：店员、学徒在店里住宿，家在本市者，一般也不回去住宿（钱庄的店员例外），绝不能与别店人员私下往来，防范“吃里扒外”，因此漏洞很少。 善于经营的店主，利润便如针头吸铁，集腋成裘，无有不发财致富之理。当然，因不善于经营，导致破产者亦不乏其人。 至于怎样经营盘算，店主各有神通，不尽一一。总之，内行、信誉、勤俭三者，乃店主生意经之要领。此外，作为一个店主，在那旧社会里，还要注意社交，应付各种社会势力。如结交官府，寻求靠山；结识名流；打牌设宴以招待大贾富商；送货上门，以巴结阔佬贵客，等等。这就是说，店主要长袖善舞，八面玲珑，才能达到生意兴隆赚大钱的目的，否则，说不定哪一天“祸从天降”破财折本。 （二）店员要有过硬的基本功： 十里长街是个大市场，行业多，同一行业常有十家乃至二三十家商店。同行是一家，又是冤家，竞争、抢生意，是不可避免的。顾客来自四面八方，挑精捡肥。要把生意做开。就必须争取顾客，不能姜太公钓鱼。因此，作为一个店员，必须有争取众多顾客做成买卖的本领。 店员要有哪些本领呢？根据长街商界老人所谈，归纳起来，有“涵养工夫”和“工作能力”两个方面。 甲、涵养工夫： 1、和气生财：做生意目的，是为了赚钱，这就得依靠顾客来买货。顾客多，买货多，赚的利就多，所以商家有句俗话：“顾客是商家的衣食父母。”招徕顾客，接待顾客，真不是简单的事。顾客从这家店挑选到那家店，以挑选所中意的货物。但首先挑选的是店员脸色，看他和气不和气。如果店员面孔铁板，顾客望而生厌、生畏，那就谈不上进一步挑选货物了。因此店员要仪表大方，态度和蔼，笑容满面，热情满怀，期使顾客近者悦，远者来。有的顾客不认店号，只认店员。店员实际就是店家的招牌。商家有两句俗话，一句是：“人无笑脸休开店。”另一句是：“钟馗开店，鬼不上门。”这就生动地说明：店员接待顾客态度的好坏，必将产生不同的效果。态度好，买卖做得好，赚到钱；态度不好便做不成买卖，喝西北风。 长街店员有一套和气生财、礼貌待客的规矩，主要的一条：站起来做生意。俗话叫站柜台。店员总是站在柜台边，顾客一进店堂，就笑脸相迎，主动招呼。柜台里面不设坐位，还不允许背对柜台站立，也不允许自相谈笑而不理睬顾客，即使偶尔坐在货柜里面，也不允许当顾客进店了还坐着不动，因为这些，都是不礼貌待客，都会得罪“衣食父母”，店主是不允许的，说是坏了店里生意。 2、言语到家：店员还要有语言艺术。俗话说：“买卖做不成，言语不到家”。如果顾客空手而去，店主往往归咎店员话说得不周到。这就要求店员对顾客不但说话文明，还要察言观色，了解顾客心理，做到有问必答，百问不厌，百挑不烦，主动介绍商品，帮助顾客挑选。店员说话亲切热情，会使顾客感到盛情难却，不想买也得买了。即使顾客不买，也热情礼送，“生意不成仁义在”，还要图他下次再来，决不冷言挖苦：“你买不起！”“找麻烦！”或者说些粗话脏话，使顾客难堪。 3、忍辱负重：店家有时碰到兵痞、流氓用假银元，掼刀摔枪，以买货为名，进行敲诈的事。店员则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尽量忍让。如果对着干，哪怕口出一句粗话脏话，也会授之以柄，使事态扩大。 乙、基本功： 1、会写会算：要会记账，会开发票；会打算盘，并工于心算。一旦生意成交，就能迅速结帐收款。 2、熟习商品：要熟悉各种商品规格、价格，顾客有问，如数家珍，顾客购买，迅即结帐。 3、包扎货物：那时长街商店销售零散货物，出门必须包扎。如是礼品，则更要求包扎美观，如果自用品，则要求包扎牢固。包扎讲究规格，随商品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的规格的包扎。这关系到商店声誉，马虎不得。包扎不合规格，还会贻笑大方。 至于称秤、量尺都要有熟练的手法，做到准确迅速。 这些基本功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接待顾客、谈话、取货、量尺寸、称斤两、算帐、收钱、包扎等等程序，都是在生意繁忙中几乎同一时间完成的，既要准确又要迅速，既不让这一顾客等得不耐烦，又要不冷淡别的顾客，可说是耳、目、口、脑、手、脚并用。没有这种真功夫，便会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心里急燥了，还怎么能开笑脸？由此可见，店员有了过硬的基本功，才能驾轻就熟，工作热情，服务周到，笑脸常开态度好。 丙、操守与待遇：对于店员道德品质的要求与工资待遇等问题，在长街也有一些传统的规矩： 1、一介不取：商店里尽是货物，尽是钱。售货的铜板，随手扔进钱柜，散落店堂的地板上，“哗哗”作响，当时也不拾，说是“遍地黄金”，意图吉利。在这种环境里，店员要做到一尘不染，一介不取。如果手脚不稳，小偷小摸，那就要被赶出店门，而且别的店家也不敢雇用，就把饭碗彻底砸了。 2、一只土饭碗：长街店员待遇也是比较低的。据调查了解，当年店员的工资因商店的大小与利润的多寡而有不同。一般情况是，店员每月工资三到五元，平均是四元。账房先生和经理的待遇，一般比店员高一倍，特殊的还要高，如张恒春药店经理谢树德的月工资，高达七十元。钱庄的店员的工资较普通商店高，平均月薪20—30元。店员伙食由店主供应，一日三餐，并供店员住宿，给治病，有的年终还分点红利。 店员的劳动是繁重的。长街商家开门早，约在上午七点多钟；打烊晚，约在下午七八点钟，每天约工作十二小时。晚饭后结账点钱交柜。结帐点钱，不许在营业时间内进行。最后还得把明天应市的货物准备好，以便次日一开门就能营业。做好这些准备工作，才能就寝。有时工作到深夜，店里供应宵夜点心。这样繁忙的工作，也不是每天如此，也有生意清淡、工作轻闲的时候。 长街店员的待遇低，为什么他们还愿干而且干的很好呢？商界老人打了一个比喻说：“把土饭碗当金饭碗捧！”考其原因有： 1、店员的雇佣期为一年，干不好是要被辞退的。平时店员有差错，店主看见了也不大当面指责，必要时轻轻一点就行了。东家满意与否，年底才见分晓。正月初五店主总要办酒、宴请店员的。此时，众人彼此问候寒喧，客气备至，然而这正是店员最痛苦、不安的时刻。假如某店员被店主客气地请入首座，或暗送一个“红包包”，这就是解雇的信号，那店员也就心中有数，不再回店上班了。数百年来，十里长街上，有多少店员就这样苦笑着离开店主的宴席，脚下布满冰冻和鞭炮纸灰的麻石路，又落上多少幻想破灭的碎片！ 试想，为了保住吃碗，养活家小，店员能不拼命工作吗？ 2、店员的工资虽然不高，却比农村人生活好。如一个好劳力，当长工一年的报酬四五十元左右；农村塾师一年束修，也不过五、六十元，而店员一年能得到百元，能养五口之家。 3、学好本领，将来也开店发财。长街的店主大都是店员出身。这些活榜样，使店员产生“我也要开店发财”的想法。而且当店员时可以学到经商的本领，成为内行人。这又是店员辛勤工作的动力。 4.店员社会地位较高。他们虽比不上官僚和财主有权有势，但因其经常笑脸迎人、和气待客，也得到社会的尊重。社会上称店员为先生或朝奉。“朝奉”是宋代就有的官名，“朝奉大夫，正五品”，经管朝廷贡品、赐品出纳。称店员为朝奉，和称医生为郎中一样，都是赞美的意思。 以上种种，说明当店员是不简单的，必须具备会做生意的本领。他们的本领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旧社会没有培养店员的学校，他们只是从三年学徒期间勤学苦练得来的。学徒是店员必经之路，几乎没有不当学徒而一进店就当店员的情况。 （三）学徒必须刻苦磨练 学徒大都与店主有沾亲带故的关系，乡村穷人家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因上不起学，就送去当学徒，愿受三年苦，求得一碗饭。 能当上学徒很不容易，必须找到一个殷实的保人，递交投师纸，写明：保人负责学徒守规矩，老老实实学生意，若走失或遭灾祸死亡，与店主无涉；如拐带偷窃或造成其他损失，概由保人负责赔偿，等等。店主收学徒之后，彼此便是师徒关系。遵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旧习惯，一切听从师父师娘的吩咐，不听话是不行的。学徒学什么呢？内容大致分为两方面：做生意的态度和做生意的本领。 学做生意的态度是基本的。一是学乖巧、灵活，做到行动敏捷、口齿灵利，改变呆头呆脑、笨手笨脚的土气。二是扫除调皮、任性、轻浮、弄虚作假的坏习气，养成吃苦耐劳、安份守已的好习惯。学徒在此阶段的工作是打水扫地，递烟端茶，尽是做些杂活和侍候人的事。有时出了差错或者偷懒，就要挨骂，甚至挨打。不过，打骂不算严，赶出店堂才算是最严的。学徒三年，没有工资，店里供给伙食，此外，每个月有剃头洗澡的月规钱，店主打麻将的头钱也可分到一份。学徒经过这一阶段的磨炼，待聪明灵巧、规矩老实了，再进一步学习做生意的本领。 学生意的本领是重要的。学写应用的字，记流水帐，学珠算。这些都是在晚上跟店员（师兄）学，店主检查督促，学不好就挨罚、打手心。同时搬送、堆放货物，以熟习商品种类、价格；还要学会包扎货物，在晚上和店员一起做，边做边学，反复练习，一直到合格为止。学称秤、量尺时，有师兄复验，错了重来。这些基本功，不但要学会而且要熟练，否则不给满师。满师后在本店当店员，站柜台，还要向师兄学习怎样接待顾客。学徒初当店员虽有工资，也是从最低档的开始，以后逐年按月增加五角或一元。 中药店学徒还要学会认识成百上千种的草药，那就更难了，非下一番苦功不可。他们满师后，在柜台上还要实习两年，才能独立应市。发错药，人命关天，绝非儿戏。中药店学徒是从识别、筛晒、炮制药材学起的。不但要认识药材，而且要熟悉药性，会背诵“汤头歌”，“十八味”、“十大忌”等中药常识。加上站柜台按中医处方发药的实践，朝斯夕斯，日久也能成为中医师。西药房的学徒容易学，不满师就可以站柜台，只要认识中英文药名、商标，就可以卖药。 店主总是要收学徒的。虽然是培养了学徒，却能获得学徒三年无偿的劳务。有的商店多收学徒，以代替店员工作，节省工资开支。这只限于论包论盒论瓶售货的商店，如西药房，五洋商店等。 从学徒到店员是一个人的终身职业道路。他们差不多过的是“少小离乡老大回”的生活，不能带家眷到店，一年只有几天的探亲假期，（请一个月假的，扣发一个月增发的双薪），以致他们长期不能夫妻团聚，彼此得不到家庭欢乐。例如，徽州人出外做生意的很多，早有“无徽不成市”的说法，长街店家的学徒、店员中，徽州人也不少。有一段顺口溜：“不幸生长在徽州，十三十四往外丢，一世夫妻两年半，回得家来已白头。”离家千里从商，只为蝇头之利，一生回家的天数，凑起来不到两年半，他们笑脸迎人，把生活艰苦深深埋在心里。当然也不仅是徽州店员而已。但是当店员自开商店、发财致富以后，这种情况便改观了。 解放以后，长街店员这种艰苦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和学徒跟店主一道，随着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洪流，进入社会主义工商业阵地，贡献聪明才智，有的成为国家工商业的干部或职工，有的已经退休了，晚年过着幸福的生活。 长街商界老人语重心长地说：随着市区工商企业的新布局，社会主义把十里长街的商业，把十里长街的店主、店员、学徒，一起带上社会主义大道，然而十里长街的经营管理的好经验，特别是店员的好作风、好态度却不曾带进社会主义商业战线。这个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是值得思考和探索的。 四、十里长街的人文物产 历史悠久的十里长街，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致力于地方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事业的著名商人；出现过创造了著名物产的能工巧匠；出现过一批信誉卓著，长盛不衰的百年老店。这些都构成了十里长街的古老文明。 往事如烟，史册缺漏，远者多不可追考，兹就太平天国前后到民国末期的百余年中，关于这方面的史料，略举一二。 （甲）著名商人： 这里所举的几位著名商人，仅限于长街的商家。在长街以外的商业、米粮业巨子，或虽在长街有名但行为不端者俱不录。至于市工商联历届委员，多系著名商界民主人士，当另有记载，也不在此重述。所录不多，仅借此一观旧时长街商家的风貌。 （一）吴兴周创办地方实业 光绪年间，在下长街开设“宝兴京广洋货号”的吴兴周先生，凭自己的才能成为商业巨子。他是芜湖著名的实业家。 吴兴周，皖南绩溪西乡人，1866年生，家贫。1879年，他十三岁，就远赴江北六安县城，在一家钱庄当学徒。由于聪明精干，为人忠厚，书算娴熟，不数年即在县城商界中崭露头角。旋得友人集资相助，到庐江县城开了一家商店。比时，他认为芜湖商埠，大有发展前途，便将庐江商店停歇，资金转移芜湖，在下长街开了百货商店。因他才力过人，善于经营，不久即成为长街商界闻人。辛亥革命前，芜湖明远电灯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负债过多，资金枯竭，濒于破产。经股东会议定，聘请吴兴周为公司总经理，时在1912年。恰好，这年辛亥革命成功，满清王朝被推翻了，明远公司大债主芜湖大清银行，亦随之倒闭，明远所负巨债，也就不了了之。这样，公司债务减轻了，吴兴周放手整顿，锐意经营，发电量日益扩大，公司逐步走上巩固、发展的坦途。 然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运用公司所掌握雄厚资金与技术力量，倡议集资兴办芜湖大昌火柴厂（今芜湖火柴厂前身）；赞助创办益新面粉厂（今大砻坊芜湖面粉厂前身）；合资创办芜湖电焊厂；还独资创办芜湖电话局，开始只有两个接线生，都是绩溪人；并且抽调明远电灯公司职工张希寒前往建平县（今郎溪县）创立郎溪电灯公司。可以说，在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饱受外国侵略的年代，他在芜湖创办了这许多实业，在客观上起了发展民族工业的作用。是一位有名望的民族资本家。 吴兴周还热心教育事业，在芜湖，他创办一所工人夜校，聘请教员，供给课本纸笔，让明远电灯公司的工人读书识字，其他厂的工人、长街店员亦可自愿入学。在故乡绩溪周迁村，还捐资创办一所“兴周小学”，聘请名师教学。随后，又拨巨款兴建校舍，扩充为一所高级小学。为了这所小学能长久办下去，他从自己的明远电灯公司股份中划出一部分，另设专户，把股息红利作为小学的常年经费。这可能是他从切身的经历中体会到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而努力以赴的。 1938年冬，芜湖沦陷，明远电灯公司为日冠夺占并组成伪董事会，吴兴周大义凛然，不屑与汉奸为伍，愤然回故乡避难，甘于清苦，困居故园。1940年病逝，享年74岁。 解放后，明远电灯公司改为地方国营企业，得到飞跃的发展，吴兴周之子吴子壮、吴名骝一直在公司担任重要的职位。吴兴周兴办实业的业绩常为人们所追忆。 （二）宁松泉船载食品救灾民 宁松泉在长街独资开设承馀钱庄、承丰裕绸布店、宝裕纱号；在上海还有宁松记申庄，资金雄厚，在长街金融市场上算得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因他不愿抛头露面，故大名不为社会所熟知。他常为人们所称道的有两件事，一是独资平息“马票”挤兑风潮。一次，芜湖谣传中国实业银行所发行的马头标记的钞票不能兑现，因而发生了芜湖中国实业银行挤兑风潮，迫使这家银行几乎关门倒闭。宁松泉为稳定芜湖金融市场，立即以承余钱庄的整箱整箱的银元，暗暗从后门抬入中国实业银行，支持前门兑现。一场挤兑风潮终于平息。二是拨款赈济灾民。民国二十年芜湖大水成灾，郊区农民陷于困境，大量灾民流入市区乞讨，长街商家纷纷设立施粥场。宁松泉还拿出大批款项，逐日用两只小船装载馍馍等食品，运往四郊圩墩施赈。此一义举，迄今还为人们称道。 宁松泉是青阳人，在家乡也广多田地房产，富甲一方，乐善好施。 （三）崔亮功 崔亮功，原籍徽州太平县，世居芜湖，在长街开南记茶庄，抗日之前曾任芜湖商会会长，并当选为国大代表。抗日期间避居屯溪，被称为皖南四老之一。抗日胜利后回芜，住堂子巷故宅，被选为商会会长和县参议员，他为人正直宽厚，无党无派，与本地任芜湖县银行行长奚国光齐名。解放后，同被邀请参加第一届市政治协商会议为委员。后在故乡太平县病故。 （四）赵云生剪刀店吴正启 吴正启为芜湖名产三刀之一的赵云生剪刀店主人。该店设在中长街，只半间店面，很不显眼。门边悬一块招牌：“赵云生剪刀店”上面注明“老店”。这块招牌很引人注目，慕名往购剪刀者甚多。原来吴正启是赵云生的女婿，赵家无儿，以女婿继承为店主。 别看赵云生剪刀店门面小，后店却很宽敞。有一座三层楼房，楼底是作坊，从澛港铁匠铺定制剪刀，取回加工，每日制成的剪刀不太多，够卖了就行。加工只求精细，长保名牌不衰。二楼是会客室，也是餐室，吴正启老人住在三楼，深居简出，不与官府往来。但是吴正启是芜湖青帮老头子，“通”字辈，名气很大。他收的徒弟虽不多，却都有财有势、有地位。如邹希荣，是寿县帮码头工人的把头，国大代表；牛自贵，也是工人把头、国大代表；芜湖工会会长、县参议长陈卓夫，是他的徒弟又是他的女婿。这三个大徒弟又开山门收徒弟，因此吴的门徒遍及芜湖，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据说，吴曾给新四军派往芜湖的地下工作人员不少帮助。因为码头工人、旧警察很多都在安靖帮，他们占据交通要道，吴正启的一句话就是一张通行证。若需要钱，他叫谁拿，谁就得服从。解放后，他在芜湖安居乐业，终享天年。 （乙）著名商店 长街上著名的商店已如前节所列一览。兹再简略记述几家独具特色的商店。 （一）长街的百年老店 （1）明代永春中药店 明万历年间（公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休宁人汪一龙，字正田，精医道，来芜在西门外大街（即上长街）创立永春中药店，慎选药材，精制丸散，对症取服，效验神速，四方争购。明季有外藩入贡，凡取道芜湖的外国人，常在永春购药携归。永春药店历二百多年，九世同堂。其子孙有不少取得功名，何时没落不详。事见《芜湖县志》卷五十八“遗事”。 （2）沅记胡开文墨庄 芜湖沅记胡开文是徽州老店的分支，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先讲一下徽墨的起源。其墨在南唐（公元九三〇年前后）就已驰名全国；胡开文徽墨，在清乾隆年间即闻名于当世。原来汉朝产墨地在西北延安、易州一带和西南广州等地区。唐末之乱，易州著名墨工奚超携子廷珪避乱歙州，操旧业，制出不少好墨，有的成为贡品。其墨“坚如玉、纹如犀”，时称“廷珪墨”，曾受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封廷为墨务官，赐“国姓”李。宋宣和三年，（公元一一二一年），歙州改为徽州，徽墨之名自此始。 公元一七八二年（清乾隆末季）绩溪胡天柱在屯溪开“文来墨店”，后在休宁经营其岳家“汪启茂墨庄”，采贡院匾额“天开文运”之意，改名“胡开文墨庄”，休宁为老店，屯溪为分店，业务逐渐发展，胡开文自此声誉远扬。过了八十七年（即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胡天柱六房曾孙胡贞益（号沅阶），集股一百五十元，来芜伙开“胡开文墨庄”，地址在南门大街。十年后，改由胡阶独资经营，改名“沅记胡开文墨庄”，店址迁鱼市街，资产已累积千元。时在公元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公元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店址再迁至上长街井儿巷口，时资产已扩大到三万银元，前店后坊，职工多到四十四人，成为徽州胡开文墨庄后起之秀。一九二七年，又在陡门巷增设分店。一九五六年同其他三家墨庄申请公私合营，四家定股为五万一千二百元，沅记胡开文股金约三万五千八百四十元人民币，占70％。百多年来，沅记胡开文的资产，比原来的一百五十元扩大了三百二十多倍。 制墨利润很大，沅记胡开文又经营得法，发展很快。在清末科举时代，以经销高级徽墨为主，普通徽墨次之，两者销售额比例，约为8：2，一年营业额约为两万元银元，纯利约五、六千银元。民国年间大兴学校时，则以销售普通徽墨为主，高级徽墨次之，两者销售额比例，约为7：3。一年营业额仍约两万元，纯利则约为一万三千元左右。这是因为普通徽墨成本低、售量大之故。如制墨成本：材料（桐油烟、广胶）、装璜（打磨、填字、描色）、工缴等费：高级徽墨每斤八、九元，普通徽墨每斤一、两元。（此为解放初以人民币折算的价格。） 沅记胡开文墨庄在百多年历史中，曾遭到两次重大损失。第一次：公元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胡沅阶动用墨店资金四、五万元，兼营茶叶出口生意，头两年赚了一万元左右，第三年由于印度茶叶出口的竞争，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销售额比重由原来的98％，突然降到49％，茶叶滞销，胡沅阶亏损四万元左右，墨庄资金枯竭。为恢复墨庄营业，曾发行“兴隆券”筹集资金，东山再起。辛亥革命后，此项债券始陆续偿清。第二次：在抗日初期，长街曾遭敌机轰炸，陡门巷分店中弹焚烧。紧接着墨庄人员疏散逃避，营业停歇，外帐收不回来，这两项损失，合计约有八、九千元，曾借债恢复了营业。 一九四〇年，胡恩森出任沅记胡开文墨庄经理。抗日胜利后，物价暴涨，法币、金元券贬值，沅记曾动用资金购囤大米和棉纱。囤米经常保持在一千担左右，安稳度过了金融市场混乱的难关，避免了损失。沅记于公私合营后，改为芜湖制墨厂，由胡恩森任厂长。胡现任市工商联主委、省工商联常委、全国工商联执委，同时他还任市政协副主席。 （3）张恒春国药店 芜湖张恒春国药店以重视中药质量，品类齐全、为病人忠诚服务著称。声名不亚于北京同仁堂、杭州庆余堂和汉口叶开泰，排入全国三个半中药店之列。 国药业利润比其他行业高得多。俗语云：“黄金有价药无价”，“药无十倍不出门”，张恒春发家致富史，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张恒春创始人张宏泰，江苏溧水人，一八〇〇年（清嘉靖五年），曾在安徽凤阳开设张恒春药店，因年荒饥馑，亏损歇业。其第三子张鸣鹿，十八岁在当涂护驾墩孙大春中药店当学徒，擅长外科医术，不数年接盘该店，仍名为“张恒春”，业务扩展，利润倍增。公元一八五〇年（清道光三十年），其长子张文金携资约一千两纹银，合一千二百块银元，来芜创设张恒春药店，店址先在金马门，数年后迁到西门内鱼市街，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迁至长街湖南会馆对面井儿巷口，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再迁至中长街状元坊对面的现址。此时资金积累已达两万两，折合银元两万四千元了。十七年的利润，合原资的二十四倍。 张恒春现址是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购地自建的，仿北京同仁堂模式，费时三年，始告竣工。城阜高墙，石库大门，金字招牌，宏伟壮观。店内双面柜台，陈设典雅，楹联匾额书画，均出自如米带、唐驼、于右任等名家手笔，“张恒春”招牌字，据说是清状元石秀峰的手笔。当时润笔费是很贵的，如武进唐驼为张家题店匾“永康”两字，每字一百块银元。该店门市，面临长街；后堂作坊，紧靠长河，上下货十分便利。从此营业长足发展，获利至巨，到一九二三年，资金已达三十万银元。 实际上张恒春百年来所获利润远远不止此数。据资料表明，张恒春“家店不分”，每年利润一部分，为张家三房比支抽走家用。各房在护驾墩，溧水购置田产二千五百多亩，在本市购置房屋，河南泗关街有一条巷子叫“恒德里”，均是张家的房产。在合肥等地开设药店，计有：芜湖：中长街张恒春、鱼市街张恒春两家老店。（老大房）丹阳：张恒春（老二房）恒春茂两家；护驾墩：张恒春（老三房）、张涵春两家；当涂：张恒远记、恒春和两家；合肥：春和义；薛镇：张涵春；如皋：春和义。共十一家。均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另在长街、宣城各开一家钱庄，经营时间不长，亏损停业。估计其多年来抽取利润总数，约达三百多万银元。由此可见张恒春获利润之巨。 张恒春获此巨额利润，与其善于经营是分不开的。举其经营管理特点于下：（一）大批进货：中草药品类繁多，草本类、矿石类、虫介类、动物类不下两千种，产地遍及全国。该店特别重视成批采购道地药材，零星进货仅为临时的添补。采购方法有：坐庄，代理店，产区直接采购三种，常华派采购人员汉口、郑州、上海等地。收购旺季，资方经理还自出马。抗日之前，老二房张文玉父子就赴上海购药，回芜时，轮船在南京下关江面失火，不幸遇难。尸体打捞上来时，父子还是双双紧抱。成批采购好处多：价格便宜，不误季节，品类齐全，便于精选。成批采购，需要大量资金，其解决办法有二：一是银行、钱庄货款和吸收私人存款，作临时周转；如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贷款总计超过二十万元银元。二是赊购，大约在购进后四十天左右付部分货款，其徐三节结帐。因此该店库存各种药材充足，如有时存备燕客十六大箱（办公桌大小的木箱）别直参十六担（老称一百斤）。由此可见一斑。 （二）批发赊销：外地批发和门市零售并重，约各占百分之五十。批发以省内外县市乡镇中药店为对象，远及江苏、江阴、河南、湖北等省，大都采用赊销办法，三节结帐，有的可以延至年终清结。其赊销金额之大，时间之长，长街其他商家无法与之比拟。对外地前来批发的顾客，招待十分周到，如挑贩或替人带货的，除供伙食外，还给予佣金；客户派店员前来采购的，不仅留饭留宿，还招待洗澡、看戏；如来的是经理人员，招待格外丰盛，留住客房，上馆子，打牌、吃酒。并且代客备办制药器材用具，尽量使顾客方便，满意。因此获得外地顾客信任，长期贸易往来，历久不衰。 （三）门市信誉：精选上等药材上柜，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劣质药材一律销毁，次等药材改作烟熏驱虫剂，以保持信誉。门市售货有两个特点：一是零售贵重药材，如参、燕、银耳、茸、胶，货真价实。如售出羚羊角，每只必有角尖，圆尖不售。自制成药六神丸、牛黄清心丸、至宝丹、虎鹿、阿龟胶、益母膏等等，均按古法炮制，均贴鹤鹿商标为记。每年自宰雄鹿一头制药，宰杀时，邀众围观，以昭信誉。另是配方：认真按医生处方配药，必用戥秤分量，决不用手估抓，每方配齐后，由头柜、二柜复核，加盖“校对章”方可包扎出门。夜间有人值班，为急病服务。该店的信条是：“脩合无人见，诚心有天知”，并制成金字竖匾，竖在店堂，供职工信守。店员讲究衣著、仪表，一律穿长衫，手面干净，店堂不准谈笑。其门市营业，方法多样，如夏天门边备茶桶为顾客解渴；医生常指名在张恒春配药，方圆百里病家到张恒春购药才放心。据说农村有一家童养媳死了，娘家人来闹事，婆家出示张恒春配药处方，娘家人说：“吃过张恒春的药都救不活，没有话说。”一场风波，遂告平息。该店在民间信誉显著，有如此者。 张恒春最畅销的一种名药——鸡药。这个药和老母鸡一起煨煮，是盛夏，严冬两季的大补品，由于买的人特多，一天能销售几百付，甚至上千付。此药还需分别配一些银耳、燕窝人参等珍贵品。远在徽州的人也有很多来买的。 张恒春由于经营得法，故营业额大，利润高，如肉桂进价每斤三十至四十元，经精选后售价每斤为二百至三百元；厚朴进价每斤九元，售出每斤二十四至四十八元；又如草药论担论斤购进，筛选炮制后论两论钱售出，其利润之大，实在无法估量。 该店职工待遇比较优厚，一九四七年的职工总数达八十四人。其福利与别的商家不同，年终不分红，但在店里由资方垫资三千元，职工集股（每人三到五元）另设一个批发店，叫“公和兴”，经营本店不便出售洋药、土草药以及鹿制品、医药用具等。鹿制品为什么不在本店出售呢？主要避其祖张鸣鹿讳之故。年终分配盈余，资方不提，全分给店里职工。据老职工回忆，“我一年工资一百二十元，‘公和兴’分成，就有一百三十元。”抗日胜利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公和兴’利润下降，于是又实行“抽厘制”，办法是：从每天参、燕等售货款中提12％，丸散丹膏售货款中提30％，按三份分摊，职工得三分之一，资方家用得三分之一，三房在店职工和经理得三分之一（三房50％，经理50％），最初十五天一分，后为十天一分，到一九四八年改为五天，以应付物价波动，维持职工生活。 张恒春在营业鼎盛年代，每年冬季、春节前，施赈米二百担左右，夏天酷暑时施药，以周济穷人，溧水来人抓药，概不收钱。 张恒春在百多年历史中，也遭受两次重大损失。一九三一年经理王子勤不顾资方代表意见，陆续在上海赊进大批药材，从河沿堆集到库房，行走都不便，值银元五十三万七千元，不料这一年芜湖发生大水灾，生意清淡，积存的大量药材销售不出，资金积压，欠债达七十多万元，亏损二十一万三千元之谱，王子勤因而去职。据传闻，王子勤在张恒春任经理时，已另开一家王太和中药店，欲以此挤亏张恒春。后来由于张恒春信誉卓著，上海厂商延期索欠，张家三房各交出田地房产契据抵押，广收长街存款，渡过难关，逐渐恢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机狂炸芜湖长街，张恒春店面被焚烧一半，库屋全毁，仅存六、七万元之底货，欠外债四十余万元。日寇侵占笼湖之初，职工疏散，资方逃避溧水故居，仅留职工赵天财守店。不久赵天财死了，一说被日机炸死，一说因病伤回到漂水死去。张恒春除予安葬之外，并抚养其遗孤到成年为止。芜湖沦陷后，市面稍安，经资方张俊卿和经理谢树德竭力维持，才逐渐恢复。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营业复振。 （4）顾顺兴酱园老店： 顾顺兴酱园店是顾家祖传的百年老店，原在城里南正街，后迁长街头的鱼市街。这家制的酱菜，酱油等产品，素负盛名，人称“老顾家”，很多用户指名要“老顾家”酱油。这家老店所制的板酱，则需晒三个夏天，以此所制的酱油，叫作三伏秋油。后来采用天然发酵法，就是春天泡、夏天晒、秋天卖。这家酱园的醃苔菜很出名，畅销于本市和郊区各乡镇。 还有一家百年老店：金隆兴牛肉馆。《芜湖文史资料》第一集已有专文记载。不赘。 （二）长街几个有特色的行业和几家商店： （1）长街第一家银楼： 长街很早就有银器店，是银匠开的，出售自制的银首饰如银项圈等等。至于金首饰，钻石珠宝戒指等贵重饰物，很少在芜制造，由少数大百货店向沪宁大商埠购进出售。公元一八六四年，首次在长街出现了银楼，即宁波人朱锦紫创设的宝成银楼。 宝成银楼创设时，资金约五千两纹银，流动资金在外。开业时备有金首饰二百两，银首饰数千两，足够门市供应，资金可谓雄厚了。 朱锦棠原在汉口宝成银楼工作，而后集资来芜，购买下长街一幢市面房屋，修建三开门面。石库式大门之上，雕刻华贵楼台图案。店堂着色，全部楹柱门窗屏几贴金，描龙画风，金碧辉煌，令人眼花缭乱，宛似置身金色宫殿之中。宝成银楼扬名远近，生意兴隆，店堂装璜，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朱锦棠是银楼业的里手行家，买卖金银首饰和珠宝钻戒都很精通；定制首饰，都能按顾客要求式样制造。忙时，顾客川流不息。一天营业额，进出黄金首饰数十两，白银首饰数百两，皖南皖北男婚女嫁，常指定购买宝成首饰。金银按上海黄金白银牌价进出，出价则加上加工费，进价则扣除成色比重，一进一出，获利至厚。此外，也兼营黄金买卖，吞吐量亦不小。 宝成自设加工作坊，有冶炼工场，将金银杂质提净，保持金赤银足，维护信誉。银首饰可以镀上金色，价廉物美，销路甚畅。无论大小成品，均刻上“宝成制”字样，作为出品标记，顾客非常信赖。 前店有营业员二三十人，后场有工匠三四十人，杂工十人左右。除工资外，店里供应伙食，待遇与一般店家相似。工匠技术性强，如冶炼，雕花、嵌钻、镶宝、刻章等等手艺，要求都很高，不但式样美观，而且质量好。各道工序，均有专人督导。 宝成是长街第一家大银楼，带有典型性。其店房在一九三七年，被日机炸成废墟，朱锦棠后人携资回浙，其业告停。日伪时期，该店职工集资再度开业，招牌加上“老”字，叫作“老宝成银楼”，直到解放前夕结束。 除宝成银楼之外，一九〇六年，江苏人张叔藩又在中长街陡门巷上首开设一家宝庆银楼，规模与宝成银楼不相上下，此后开设的银楼逐渐增多，共计大小银楼二十多家，较大的银楼有宁波人开设的老宝成、老宝庆、老同庆、老天宝、方九霞；江苏人开设的老凤祥、天宝成、新天宝、丹凤、宝庆；本地人开设的老宝鑫等。除方九霞设在中山路，丹凤设在陡门巷，天宝设在二街之外，其余设在长街，门面辉煌，金光耀彩。 银楼业如此大兴，一方面由于长街市面繁荣，一方面也由于黄金价格能保持较长期间的稳定，当时正常金价，常在八、九、十换之间，即一两黄金兑换八十或九十银元。日本投降后，黄金也随物价大跌，一度跌至四十换，但不久回升并且暴涨了。金银首饰虽然是装饰品，却也易于保存，成为储蓄的重要方式，故营业兴旺。至芜湖解放后，才全部解散停业。 （2）长街的钱庄业： 朱渭滨老人谈的长街钱庄业情况，曾有文记述，现拾遗补缺，择录如下： 长街钱庄知多少 从民国元年至十九年（1911——1920年）长街钱庄有28家：久余、长余、承余、元康、单瑞丰、西合泰、钧和、勤大、兴大、同和、乾大、润昌、德源、鼎康、同丰、通孚、保泰、晋孚、兆丰、义昌、大源、滋康、阜昌、兴康、永泰、厚丰、瑞康、寿康。经营此业者，徽州帮、扬州帮占多数；合肥、青阳、太平、江西、湖北和本地人占少数。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徽州帮久余经理朱晋侯，元康经理舒紫封，扬镇帮兴大经理黄养之，青阳承余经理宁松泉等。独资经营者有：承余，西合泰、单瑞丰、同和、厚丰。资本雄厚兼营他业者有：西合泰兼营（萃升恒号）纸业和（泰来恒号）锡箔业，单瑞丰兼营（单瑞丰号）杂货业。承余兼业，已见前节。久余钱庄于1925年拨款十万银元在长街宁渊观上首巷口创立商办“安徽银行”，股金总额20万块银元，久余占半数，朱晋候任经理。兴大钱庄经理黄养之曾兼任上海银行芜湖分行行长。此外还有一些地下钱庄，不挂招牌而营业的，不在此数。 钱庄业利润有多大： 钱庄获利门道不少，高利贷款、低利存款、汇兑贴现，两元拆换等等，都能从中取利。各家利润多寡，视其营业额大小而定。以久余钱庄为例，年放款总额高达百万银元，年获净利四、五万银元。 钱庄除吸收低利存款外，还购进或抵押黄金，囤积棉纱、米粮，这都是生财之道。一般说来，在物价稳定的情况下，钱庄业都是赚钱的。但在物价波动时，有的就亏损倒闭了。这大半在投机、囤积居奇中吃了亏。 钱庄业店员的待遇： 长街的28家钱庄有大有小。大钱庄有店员30多人，一般的也有20人左右。职别有经理、副理、跑街、管帐、管钱、书信、杂务、中班、学徒、杂役、炊事等。工资：高级职员每月30——40元；中级职员15——20元；中班满师每月2元，次年4元，第三年6元，以后按能力大小定级。杂役、炊事每月6—8元。另外还有些小费和年终利润分成。年度决算得出纯利后，按利润总额分十四股，股东得10股，经理得一股，副理（1—2人）得一股，其余所有职工得两股。职工各人分的多少，由经理分配。如久余钱庄年利润五万多元，每股3，571元，股东10股的35，710元，经副理共得7，142元，职工以30人计算，平均一人得119元。这样，店员平均年工资300元，加上利润分成，一年可得400元左右。 长街钱业公所：这是钱庄之间调剂“头寸”余缺，交换金融信息的场所。每天上午各钱庄经理或付理或跑街，齐集钱业公所，听候上海金融行情，议价交易。废两改元以后，以上海同业行情为标准，申庄牌价电报一到，便开始议价，闹铃一响，拍板挂牌，全市商业往来结算，一律以当日牌价为准。 钱业公所坐落徽州码头下首，是前清年间钱业集资共建的，面朝长街，后临河沿，占地面积相当大。为砖、木、石结构，坚固、宽敞、壮观。前后两边墙界，立有钱业公所界碑。日伪时期，为汪伪警察派出所占用，钱庄之间交易，挪在河沿后大厅进行。解放后改为居民住宅。 业务竟争中的一曲闹剧： 商业竞争是正常的；但也有不正常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钱庄业曾发生过这样一曲闹剧。 约在民国十六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行址在长街蒋家巷口上首。（今农业银行）该行为开展储蓄业务，在街道和茶楼、酒馆、浴室等公共场所，张贴广告，其中一款：“一元即可开户。”一天，一位储户来到上海银行，送上五百元，递上《百家姓》一本，要求按《百家姓》上姓氏开五百户储蓄存款摺。该行经办人员知有晓蹊，不敢办理。于是储户振振有词，说是你们贴出广告，不照单开户不行。后来由该行经理沈雁南出面接待，婉言解释，始知这位储户系义昌钱庄店员胡鸿慈，暗奉经理之命，前来取闹，借以抵制上海银行不收中小钱庄票证的行为。经此一闹，结果是：上海银行承认以后对中小钱庄一视同仁。 （3）非同凡响的大鹏绸缎庄 这是一家门面小、本钱少、生意大、利润高的典型商店。大鹏绸布呢绒批发庄，开设在三圣坊巷内，现在的门牌是11号。 旧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低，穿布居多数，布的销售量比较大，绸缎呢绒之类销售量少。因此长街大布店很少直接向外埠采购绸缎呢绒，而是根据需要，就近添配花色应市，避免积压，于是专营绸缎呢绒批发的“大鹏”，适合市场需要，生意兴隆。 “大鹏”创始于1943年，原店址在新芜路吉祥寺9号，是赵家村开的，次年迁到三圣坊11号，经营罗纺、线春、绸缎呢绒批发业务。49年春，赵家村和他哥哥赵讷安邀陈辛承（即陈华英，老画家、本市民主人士。）代为经理业务。店是二层楼房，店堂不到二十平方米，两边是牛皮纸捆扎，看不见货架。 店里仅有两名店员，楼上是经理寝室，屋后是厨房和店员宿舍，很小，专营绸缎批发。当时杭罗、杭纺、线春、大纬呢、香云纱、哔绉被面，都是畅销外埠的紧俏货，皖南各县以及徽州、巢湖地区各绸布门市店，均来大鹏办货。1954年经销代销阶段，“大鹏”迁到中长街52号，改作门市，后来又迁到中山路62—64号，与永昌、陈克记等五家合营，改为大鹏联记门市店，在此五家同业中，大鹏资金占首位。 “大鹏”在与同业竞争中，有以下几点优势： 一、进货有联络网点。上海、杭州、长沙等大城市都有赵家的店号，只凭函电联系，即可发货托运到芜，不需去人携带资金采购，节省大量开支。二、重信誉。赵讷安视信誉为第二生命，凭信用向别家进货，事后结帐，也有货售完才付款的，可以大量节省资金。三、销售讲究足码足尺。杭罗、杭纺、线春、都按每匹重量为计价标准，外地商户来单购货，在复信中注明尺码重量，剪样附去，货由邮递，邮局可代收货款，不合格可以退货，客户很信任。四、自己加工。部分商品直接向产地厂家购进白坯，自行发往印染厂加工，如被面、洋纺、电力纺、生丝等，不购进成品，以减省成本。五、开支小。店小、人少、开支节省，保证必获利润。因此“大鹏”生意做得大，做得活，较早争取自报查帐纳税户，“五反”运动中为基本守法户。大鹏始终稳步经营，运用自己上述优势，获利至巨，在公私合营时，成为独秀之花。 （4）各具特色的三家酱园： 芜湖酱油、酱菜，有特殊风味，享有盛名。酱园业多是前店后坊，自制自销，批发为主，远及皖南各县镇，也批发到市区小店，还批发给沿街叫卖的小贩。长街酱园不下十几家，如广昌、广泰宏、大长、王恰太、红星、新昌、顾顺兴、王昌大、王荣泰、顺兴西店等等，各家产品各有特色。仅举三家为例： 鼎康酱园：是宁波人于1920年创办的，师傅、店员、学徒多为宁波人，制酱工艺，与众不同，采用压气发酵法，即一次性制作法，如制酱、黄豆下缸，加盐卤，任其晒露，很少翻缸。酱菜也是一次加工，盐下得重，因此酱菜带辛味，适合宁波人口味。这家的酱板，素有声誉。 鼎泰酱园：1941年，为扬州顾逸风集资创办、师傅、店员多是扬州人，制酱方法采氧气发酵，即勤翻勤晒，以酱菜、面酱为主，产品口味鲜嫩。顾逸风善于研究，不断改进工艺，质量迭有提高，畅销沿江各县镇。 王怡太酱园：据说是1900年旌德山区王姓一部分族人集资来芜创办的，师傅店员大部分来自旌德，也有本地和肥东一带的人。制作的方法和顾顺兴酱园一样，用自然发酵法，春天下缸，夏天晒，秋天卖。产品带碱，适合合肥人的口味。其最著名的产品是酱油干子和臭干子，吸引着郊区农村顾客。 长街这些家酱园，各以产品特色推开销路，各做各的生意，不致相互排挤。这是酱园行业的特点。 （丙）、长街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 （一）著名的手工业产品 （1）石雕、石刻。如镂空石刻人物花鸟门额，刻字雕花的界碑、墓碑、石门框、石狮、石础、石杵、石白、石磨等等。远近订购。它不但是实用品，有的还是艺术品。现在武能在城里、长街老屋看见。有些在“文革”中扫四旧扫掉了，但框架仍存。一种小石磨，小杵白，还有人家在使用。 （2）铜锡器皿：铜水壶、铜火炉、雕花刻字的锡酒壶、锡蜡台，以及铜锁、铜水烟袋等等，都是长街畅销远近的名产品，今俱绝迹。 （3）金银器：金银餐具是富贵人家用的，但簪环首饰，则是民间的通用品。首饰一项即有各种各样的花色，如金睿银簪、金环银环、金银项圈、手镯，插在头发上的金牌银牌等等。作工精细，花样各异，嵌珠点翠，光彩夺目。还有后来销售很广、刻名字的金银戒指，既可作婚嫁信物，又可作私章。现已为新工艺珠宝饰物所代替。 （4）秤、戥、尺等度量衡器，亦很出名。 （5）魁升斋鞋帽：这家鞋帽很著名，在芜湖市首屈一指，所制的皮鞋，式样大方，牢固耐用，虽穿破了底帮，也毫不走样。 （6）机织土布：芜湖手工织的土布有两种，一是本色布，二是花色布，远销合肥、武汉、无锡、常州一带，份量重，质量好，兴盛于抗日时期，适合当时群众低水平生活的需要，能与洋布抗衡，占领市场，经久不衰。 （7）芜湖三刀：赵云生的剪刀与杭州张小泉的剪刀齐名。澛港的菜刀，能和北京王麻子菜刀比美。还有老式剃头刀，则独占江左鳌头，但现已淘汰。当时这三刀基本上在澛港镇（位于芜郊十里）制作刀坯，然后由长街各作坊再次加工，以创名牌。只赵云生一家剪刀上刻有商标，独享盛名。 （8）芜湖铁画：这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品，已属众所周知，无须赘述。 至于芜湖徽墨、张恒春的丸散膏丹以及刺绣用的丝绒线和桃木梳篦，这不用说，都是长街的畅销商品。 （二）风味独特的食品 （1）芜湖雪酒：在清代，雪酒乃芜湖特产之名酒，取冬天雪水合酿，清彻味醇故名。产量不多，故极珍贵。雪酒产于撸港。长街有销售。清代诗人黄钺曾有：“我昨维舟澛港驿，但酤雪酒爵寒江”诗句，志此名酒之美。 （2）芜湖酱油：著名的有老顾顺兴的三伏秋油。民国年间有许永福酱油，味道鲜美，普遍为用户所欢迎，大酒楼菜馆非选用这家酱油不可。外地客商亦多购买馈赠亲友。许永福店主乃当时商会会长汤善福的儿女亲家，算来也是老店，现已不存。 （3）芜湖酱油干子：王永发酱园出的酱油干子很出名。抗战前，上海来客要买芜湖名产带回去，多选购这家的酱油干子。 （4）腐乳：各酱园都有，以瓦罐盛装红腐乳十块，浇麻油，贴商标，封口。味极鲜美，馈赠食用咸宜。 （5）芜湖板鸭、芜湖鸭饼：这两种食品都是马义兴产品。这家板鸭很考究，有“金钱眼，月牙口，脆皮嫩肉卤骨头”之称，连鸭骨头都能嚼出味道来。 马义兴出的鸭饼更著名，用咸腊鸭除皮去骨，把鸭肉制成饼子，有柿饼大小，味香可口，便于储存，随时食用。外地多有函托亲友购寄者。现已绝迹，殊为可惜！ 至于茶楼酒馆名肴佳点，虽不出在十里长街，也顺便题一下名，如同庆楼的徽菜，味珍酒家的腊味，林翠轩的沙锅鱼头，金隆兴的红烧牛肉，烟雨墩的菊花锅（为李府家用名菜），绿杨村的清蒸鲥鱼（五月端阳前后才有），紫竹林的素席，以及家家户户过春节吃的“平安菜”（七样素菜合炒）俱为芜湖的名菜；耿福兴的虾籽面，虾籽馄饨，以及各酒馆的三鲜干丝、小笼汤包，俱为芜湖的小吃名点。 五、长街历史上的几次事件 芜湖十里长街八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是极为坎坷，发生过与商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事件不少，兹就可以查证的事实，举几件较有影响的大事。 （一）汤寡妇义举免苛捐： 汤寡妇之夫汤某，歙县人，清初，其祖辈在长街开店经商，至乾隆时，汤某继承祖业，已成巨富，并为其子捐官。汤某逝世后，其子亦死于任所，汤氏一门便由两代寡妇撑持门面。 汤寡妇拥有巨资，因夫死子夭，遂萌行善修德之念，便与其寡媳商定，捐银两万两，解救长街全体商户年负朝廷派征“江夫河篷差银”两千四百零三两之苦。十里长街，人人感德，为之树立牌坊，名垂后世。 前文提到明嘉靖年代朝廷向芜湖长街商户派征“江夫河篷差银”。一直到乾隆朝还继续征收。这项征银按长街商店房屋间数分摊，系朝廷驿站皇饷官银，地方官府不敢妄改，因此一直荒唐地按照三百多年前嘉靖朝钦定的花名册派额征收。但年代久远，商户、房屋变化很大，与原花名册很不相符，册上有名无其人，册上有房无其屋，新增者又未列入名册，但地方官府死捧圣旨照旧派征，无人、无屋者的征额，一律摊到名册上有人有屋的花户头上。这种不合理的沉重摊派，害得商民叫苦连天，呼请省宪衙门改正。省宪官僚虽深知此弊，但不敢奏请朝廷更动，生怕忤旨获罪，因而一直拖延下来，几百年没解决。在这官民交困的情况下，汤寡妇概捐白银两万两，给商业公所运营生息，代交派征。她虽不能彻底解除沉疴。但暂舒了商民之苦，亦是好事。 汤氏此举，使安徽巡抚（其时可能属江南行省）大为震惊，颇为内疚，适逢乾隆皇帝下江南、游徽歙、登黄山、观民风之机，乃缕陈事迹，奏报乾隆为汤寡请旌，并请御题“节义”二字，树立牌坊，以敦教化。乾隆览奏，以事关名教，便亲书“节义”二字以赐；但一考虑到：成汤寡妇之义者，乃捐资代交朝廷派征，则朝廷此项派征为不义矣。于是又批示此项征银全部豁免，并拔库银两万两，归还汤氏。至此，压在长街商户头上三百多年的沉重负担，始得彻底解除。旧名教原来是统治者用来束缚老百姓思想的，不料此次也束缚了乾隆皇帝的手脚，一时称为佳话。 此时汤寡妇去世了，拨还的库银两万两，由其寡媳悉数捐给芜湖育婴堂，赞助慈善事业，以成其婆母的遗愿。以上事略见《芜湖县志》。 （二）长街所遭受的重大灾难 （1）战祸： 长街自宋代筑城开始形成，到解放前夕，曾三度毁于战火，第一次，南宋时金兵元兵先后南侵，金兵占芜湖对江历阳（和县），宋兵在四合山一带设烽山台，隔江对時，芜湖处于前沿阵地，商贾逃亡，终于城毁，长街商业遭受了严重破坏。经过元明两朝三百多年稳定的局面，始得以恢复和发展。第二次，清咸丰年间，太平军与湘军在芜湖一带鏖战十年，长街“肆屋为墟”。同治二年，天京陷落，江南经济逐渐复苏，芜湖长街又迅速恢复起来，“繁盛视昔有加”。第三次，抗日初期，芜湖长街三次惨遭日机轰炸，其中两次街面被焚烧，一次炸坍中长街状元坊一段房屋。日寇占领芜湖后，三圣坊中长街，成为日军养马场，拆楼房取木板烤火。拆屋时驱追数十市民，以长绳栓房柱，齐力扯倒楼房，木料尽取作柴火，市面残破不堪。 （2）火灾： 长街原来大都是木板门墙，木板楼房，最易引起火灾，加之旧社会缺乏救火灭火车具，发生火灾，难以扑灭，为害甚烈。尤其陡门巷、下长街一带，几乎年年有火灾。如李鸿章家族在陡门巷口国货路开设的典当铺失火，存当衣物，悉数烧毁。幸好“李府”资财雄厚，出告白：凭当票按价赔偿。直到民国初年，绅商共议才成立了万安救火会。备有救火车、水龙等和专职消防人员，经费由长街商家负担。这是芜湖最早的消防机构，地址在今日的新芜路交警大队部，有三层高的瞭望钟楼，可以俯做全市，一遇火灾，就及时鸣钟报警，消防队出动救火车，奋力扑灭。 （3）水灾： 芜湖原为湖滩低洼之地，长街又处于江河之滨，容易受到洪涝灾害。据老人谈，每隔十年左右一次小水灾，二十年左右一次大水灾。最大的水灾要数民国二十年（1931年）那次大水，长街水深过膝，各店家用木方板搭跳板为人行道，陡门巷还搭起天桥，桥上行人，桥下行船，昔日街巷，充满了浆声浪花。唯以芜湖周围灾情严重，购买力大受影响，长街生意清淡，有的店房浸圯倒坏，货物受潮变质，损失不貲。54年那次特大的水灾，长街进水很深，可以行船，商店能和乘船的顾客在窗口做买卖。经过这次大水，市人民政府大力兴办防洪设施，沿江河堤岸筑成石块水泥防水墙，高大坚实，绵延几十里，宛如长城，屏障市区，从此芜湖人民不虞水患。83年芜湖江河水位为历史最高峰，但仍低于防水墙二尺，低处内涝，有抽水站及时排除。在此特大洪水威胁面前，市区安然无恙，史所罕见。 （4）兵灾： 在民国年代，长街商家所受的兵灾是沉重的。驻军常以“军饷不济”为名，向商界索借巨款，还要什么“慰劳金”、“开拔费”，不达目的，便以“兄弟有所行动，当官的也管不住”相威胁，还振振有词：“维持地方有功。”“官也不差饿兵嘛！”等等。商人怕事，只得由商会出面摊派应付，满足其无理要求，以图苟安。然而，驻军调动频繁，此种送往迎来，遂成定例，负担之重，可以想见。下面略述几次具体的兵灾： 1926年，陈调元部借口关不出饷，向长街商界索借十万银元，商会派代表谈判，讨价还价，拖延未决。这年十一月三十日夜，遂发生了陈调元兵变，乱兵洗劫了长街，损失至巨。此事《芜湖文史资料》第一辑曾有记载，兹补充一些史料于下。 据目击的老人高庆国谈：陈调元属下的三十七师七旅的一个连，驻在陡岗缪家祠堂。当听到北门大街响起枪声，该连士兵即冲出营房，企图参与抢劫。其连长挺身而出，力图制止，被身后一个士兵一枪击毙。士兵洗劫长街，只抢能携带的钞票，金银、细软等贵重财物，棚户贫民也乘机涌向长街，专抢布匹等可以搬动的各色商品。经此一夜哄抢，不少商店被洗劫一空。当夜，商会就召开紧急会议，向皖南镇守使王普提出：“守土有责，请求制止”。直到黎明，抢劫停止，王普才出动所属第三十师官兵，把守水陆交通路口，拦截逃兵，搜缴所劫财宝。曾当场枪决数人，多数乱兵归营，少数乱兵从小路逃掉。同时，警察局也派武警搜查棚户贫民，收缴出不少布匹货物。但是，军警所缴获的大批财物，没有也无法归还受害的商家，下落如何，不知其详。过了几天，长街贴了许多“打倒军阀陈调元”标语，省里和南京中央政府先后也派员来芜湖调查兵变情况，结果官样文章，不了了之。据说兵变时陈调元不在芜湖，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兵变后一个多月春节灯会，长街商家特地搞了一个“七狮三女抢球”节目，狮子和女子的身上挂满金钱，这是影射陈调元三十七师七旅的暴行，以泄商民之愤。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陈调元军队开拔去芜之前，又向长街商家借银元十五万元作军饷。商会会长汤善福出面交涉，军方当即将汤关押，旋即放出。由汤向长街商家摊派七万元，米粮业摊派三万元，共交出十万元。因为还欠五万元，军方又将汤关押在河南军部，后由广潮帮米粮业巨商，出了五万元，军方才将汤福善释放。不意几年之后，陈调元某部军需官颜志超忽将此十五万元（一说十万元）用十数麻袋盛装，归还商会。但传闻此款下落不明，有的说会商侵吞了，也有的说是退还了商家，究竟如何，无法核实。颜志超后来在芜湖吃斋拜佛，人称为颜居士。 （5）金元券灾难：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为挽救经济崩溃，突于八月十九日凌晨宣布“币制改革”命令，发行金元券，停止法币流通，法币三百万元兑换金元券一元，并宣布金元券可以按官价兑换黄金。还颁布限价令，商品都以金元券标明价格出售，不准拾价。同时戡乱建国第二大队进驻芜湖，执行此项限价政策。长街商家遵守法令，照原价折合金元券标码出售。不到十日，芜湖物价飞涨。接踵而来的是抢购商品和挤兑黄金的风潮。不几天，长街商店货物，几乎被抢购一空。中央银行也停止兑换黄金。中央银行门前，商店门前，天不亮就排了长长的挤兑、抢购的队伍。在抢购浪潮中，长街商家慑于戡建大队的威压，不敢抬价，只得尽架上货物卖了为止。但是物价如脱僵野马，戡建大队已无力控制，虽然采取抓人、查囤积、禁货物外流等高压手段，也无济于事，反而更促使货物短缺，市场一片混乱。长街商人面对这种情况，有的隐藏存货不出售；有的亲自出马或派遣店员加入抢购人潮，去抢购别家货物，抢购黑市黄金、银元、沙布、大米等等，以致金元券满天飞，黑市猖獗。在这次抢购风潮中，长街多数商家吃了大亏。有的店家无处进货，抱着一堆金元券关门倒闭；当然也有少数发了黑市财捞到一票的。严酷的物价幽灵，折腾得十里长街满目萧条，一蹶不振。戡乱建国第二大队也偃旗息鼓，悄然撤走了。这是十里长街在历史上最后一次的灾难，留给广大商民的，是痛苦呻吟的生活；带给国民党政府的，是悲惨灭亡的命运。 （三）长街的武装商团 长街商界为了维持市面治安，于民国初期成立了“商团”。（一说在陈调元兵变后成立）。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盗贼丛生，警察不顶事。为防止宵小，遂组成商团武装。 商团约有四十人左右，步枪三四十枝，所有服装、粮、饷等费，均由芜湖商家摊派。商团听商会指挥，分三个班，一班驻在万安救火会，一班驻在湖北会馆，团部和一个班驻在宁渊观。团长陆廷祯，（钱庄业代表，扬州帮）。副团长张九皋（报界），谈尹耕，周迺祁（钟表业代表），军事教练胡鹏。各班派出团丁巡逻各地段，夜间在街道巷口站岗。商店有开张、喜庆大事，便派武装团丁，站在大门两旁，显示气派。张恒春每年当众宰鹿，以广宣传，也请团丁站岗。1930年以后，高铁君出任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芜湖首席县长时，成立区保安团，高兼区保安司令，将商团并入保安队。该武装组织，遂告结束。 查悉，十里长街自己成立类似的武装自卫组织，在明代设关时也就有过，名“商丁”，负责检查河面竹木货物运输，维持码头秩序。 （四）长街店员公会 1925年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陈独秀、王步文、李克农、钱杏村、刘芳钰等都曾先后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因此一部分店员在党的影响下，组织了“芜湖店员公会”，领导店员、学徒，开展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和抗日救亡的革命斗争，并且向店主提出改善店员、学徒待遇的要求。在芜湖历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抵制日货的运动中，长街店员在店员公会号召下，不顾店主阻挠，拒售日货，推销国货，并且与芜湖各界抗日团体、学生联合会、秘密联系，提供暗藏日货的商家和日货来路的情况，对于推动长街商家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店员公会以科学图书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几家店员为核心，向一般店员做宣传、组织的工作。有的店家暗中以停生意相威胁，阻挠其店员参加公会。图书社的店员程敷信（中共党员），商务印书馆的店员章剑虹，中华书局的店员李盛钰（中国农工党党员）以及刘芳棣等，都是这个店员公会的会员和领导人。 国民党清党，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人之际，芜湖店员公会失去党的领导。1928年即陷于停顿状态。但在芜湖商界却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九一八”长街奋起抵制日货 1931年“九一八”事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浪潮，席卷全国，长街商界亦积极投入到这个洪流中来。这年十月，芜湖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万人游行示威大会，长街罢市一天，商人亦参加游行队伍。还收缴一大批日货，在河南日本领事馆门前焚毁，芜湖商会亦出面，要求长街商家写出“不卖日货”的保证书，如发现再购进日货者，课以重捐，视日货多寡罚款二十到四十元银元不等。从此日货在长街一度绝迹。但其中也有就原存日货改头换面，冒充国货偷偷远销外地的情况。 此外，芜湖学生会上街宣传抗日、演戏，为东北义勇军募捐。长街商家也踊跃捐款或捐献衣物、药品。特别是芜湖国货公司还发起为期一周的游艺会，由各中学学生会自编话剧，轮流上演，门票收入，全部捐献。如二农演的是田汉写的《湖上的悲剧》。据曾参加义演老人张子郭回忆说：“国货公司经理洪文斌和二农教师佘贻谦在开幕式上都发表了讲话。他们说：‘你们今天出钱不是为看戏，而是为买命的。日本鬼子天天在杀我东北老百姓，东北义勇军天天在冰天雪地和鬼子拚命，我们要做他们的后盾，多捐一块钱，就多救一条命”，一席话说得在场听众无不热血沸腾。这次游艺会场场客满，效果很好。 长街商人这次爱国行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但并不是一蹴而就。五四运动时期，全国为反对北洋政府签订廿一条卖国条约，掀起了抗日爱国运动。芜湖学生会曾在长街挨家劝令抵制日货，要求在不卖日货的保证书上签字，那时长街商家态度是消极的，说什么：“只要商会有通知，我们就签字。”学生我到商会会长汤善福交涉，汤亦多方推诿，引起学生无比愤怒，当即捣毁商会，痛打汤善福一顿。此后全民抗日情绪高涨，加上芜湖店员公会号召店员拒售日货、检举日货加以推动，到“九一八”时，长街商人认清形势与工农兵学各界走到一起，同仇敌忾，投入抵制日货抗日救国潮流中来。 六、十里长街遗闻轶事 （一）慈禧幼年在芜湖 据传说：慈禧曾随其父惠徵来芜湖，度过了童年。时在道光末季，惠徵任芜湖关道台。有一位锡匠王某，为酒厂制锡蒸锅最精，憨厚、好酒，人呼王烧酒，轶其名。道台衙门在泗关街，距中长街宁渊观旁的青莲阁茶戏楼不远（在今中山桥北头），过河就到。慈禧还是孩童，常跑到青莲阁玩耍，王烧酒常在此喝酒吃菜，与慈禧熟识了，便带她到里面看戏，有时还把慈禧架在肩上看。到咸丰三年，慈禧已经是小姑娘了，适太平军沿江东下，直扑芜湖，惠徵一家仓促逃难，慈禧幼弱，跌扑不能行，忽遇王烧酒，大声呼救，王即负慈禧迅跑，遂免于难。 后来慈禧垂帘听政，王烧酒还是锡匠，并未做官。有的说王烧酒早死了没运气，有的说他不愿借此邀赏，还是喝烧酒自在。上述史迹，芜湖县志亦有简略记载。 （二）重视子女教育 十里长街的商家殷实富裕了，便要让子女读书上进。自芜湖开办学校以来，除省立的中等学校之外，教会办的中学，也有好几家。进这些中学读书的绝大多数是长街商家的子女。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好，很多愿意出较高的学费，进教会学校，如萃文，内思、圣雅阁、务实女中等校。 此外，长街还有很多商家，重金聘请有学识的士子做家塾老师，专教其子女。在广办学校之前，家塾很多。即使开办学校之后，家塾也不少。先在家塾打下国文基础，再进中学，事实证明，语文有了根底，其他各科的成绩也会好的。 长街商界还集资创办“私立乙种商业学校”是旧制七年的小学，珠算、记帐为主要课程，培养一些贫寒人家子弟，以便进商店当店员。长街湖南帮商家还集资在湖南会馆创办一所“私立襄垣小学”。芜湖在东晋时曾名为襄垣县，故用为学校名称，亦有谐湘字之意。 （三）长街与寺庵 长街商人家庭富裕了，商家老人，尤其老年妇女，为求福寿延绵，保佑子孙长命富贵，便求神拜佛，信奉佛教。芜湖自东晋以来，就相继建立几座大庙宇，如吉祥寺，能仁寺，广济寺等，僧尼众多，香火鼎盛，庙产富足。为迎接香客和运进寺庙地租米粮，特建一座码头于长河北岸的下长街江口，叫做寺码头。可见当时芜湖佛寺名声之大了。然而这些寺庙僧多，香客多，不适宜于老年妇女的佛事活动。于是长街有的商家集资捐助，建筑了许多庵堂。屋宇小，占地不多，只有一、两个尼姑，也有独资捐建作为家庵，作为停柩之所。尼庵停柩，是长街商家所急需。因为他们多是外籍人，亡故之后，其子孙不愿为之就地埋葬，要等待找风水好地，或运柩回乡，安葬祖茔。故需庵堂作临时寄柩之处。迄于清末芜湖寺庙庵堂共计95所，其中庵堂即占60所。可以说，芜湖尼庵多，是十里长街派生的。这也是芜湖佛教界的一个特色。 （四）最早的一家电影院 民国二十二年前后（1933年）中长街有一家电影院，是教会的青年会办的。场内地板，一走就摇动，有三行一二十排长木靠椅座位，设备简陋，可容观众二百许。星期天上午为学生加放一场电影，收费五分。当时放的还是无声黑白影片，有胡蝶主演的“啼笑姻缘”，王人美、金焰主演的“渔光曲”等等。这算是芜湖最早的一家电影院了。没有正式名称，俗称“青年会电影院”。 （五）芜湖防痨协会 民国年间，芜湖社会卫生事业很可怜。46年，听说美国慈善团体要赠送芜湖防痨协会一架Ⅹ光机，以便为老百姓免费透视肺部，防治肺痨病。“痨病”，实际就是肺结核。过去患者特多，有“十有九痨”之说。当时芜湖还没有防痨协会。消息一传到，才赶紧组织起来。经地方士绅商议，公推县银行行长奚国光（结核病老病号）为会长，崔亮功等为理事，高钱君为名誉会长。Ⅹ光机送到了，只得临时请长街一家西药房（可能是五洲大药房），腾出楼上一个房间，安放机子。协会成立之下午，为每一与会者透视了一次，结果如何，自己不知道。操光机的任务，就由药房药剂师担任。这X光机究竟为多少老百姓透视过，不清楚。那时老百姓生怕透视，说是一透视就把魂“偷摄”去了。不重视卫生宣传教育，好事也难收良效。 （六）文化书店 长街有一家旧书店，名“文富山房”，出售石印、木版印的古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等等，供远近各县村镇私塾蒙童读本。也售线装珍本古书。这个旧书店，在历史上起过促进文化的作用。后来长街有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的分支店，销售中小学课本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还有一家科学图书社。这是一家传播新文化的书店，出售革命进步书刊。早期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曾在这家书店楼上斗室里（原址中长街20号），编写、出版《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理论，启发民智。这几家新书店又是店员工会发韧的基地。它们为古老的十里长街添上了一笔新时代的光辉。 （七）造太平军大炮 芜湖铁器产品久负盛名。上自古代干将莫邪铸剑，下至清季汤天池铁画和芜湖“三刀”，都是出类拔萃的产品。长街的三圣坊、花津桥一带，原是铁匠作坊的集中地。据传说：咸丰年间，这里的铁匠师傅曾为太平军制造武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侍王李世贤镇守芜湖，以兵器、粮食源源供应天京，曾集中所有铁匠锻制各种兵器，还造过重型武器——大炮。现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文物馆所陈列的六尊大炮，上有“安徽省制造”字样，炮长不及一米，炮口直径约十多公分，装铁砂子引燃火药爆发，威力很强。据九莲塘的一位老铁匠师傅说：它就是芜湖制造的。因为太平军占领安徽省的几个大城市，只有芜湖出铁，又有技术力量，可以铸大炮。别的地方如安庆、宁国、宣城等处，都没有这种条件。 （八）官商勾结 十里长街财力雄厚，便产生左右政治的地方封建势力，官府也惧怕三分。 国民党政府的苛捐什税如毛。在长街明代户部就设芜湖关征竹木银，光绪年代增设了海关，征进出口货物税，民国年代，又设芜湖税务局，征收营业税，屠宰税，印花税，筵席捐等等。还有直接税务局，征收所得税。由于税制税法不健全，地方恶势力大，税务局难以应付逃税、拒征、抗税，便利用地方势力，采用包税的方法。对大厂商采取派驻税务官坐征，一般税收采取分地段、分行业包给私人承办，包交定额税款，欠收包赔，盈余归己。承包人又把税额层层加码，再分包给别人。因此，税额可以讨价还价，造成了官商勾结，相互利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到芜湖办税务的官员，首先要取得长街商界有势力人物的支持，否则这个官就做不下去。商家也要拉拢税务官员，取得方便，否则就得按章纳税，加重负担。各承包的税吏，也照样勾结拉拢分肥。 包税的人不是官派的，大都由当地有势力的地头蛇充任。有的是商界推举，有的是税务局借重。税额一经治定，包税的便派人定期挨户收税，实际也是按户包缴。一任届满，上自税务局长，下至承包人都发了财，而政府税收所得，则占少数。因为是包税，税收伸缩性很大，有势力的大户商家可以少纳税，没有势力的小商户，要纳重税。 例如抗日胜利后有一位张竟候，秘密身份是军统特务芜湖站的负责人，公开身份是警光通讯社社长，社址在新芜路一座三层楼房里。他是一个凭借势力承包税务的人。他可以叫特务，警察帮他收税，坐收厚利，生活甚为阔绰。 如果税务官不与长街商界勾结、不受拉拢，便要遭受打击，甚至干不下去。 民国初年潘赞化到芜湖任海关监督，他是同盟会会员，为人正派。下车伊始，他没有去拜会商界，商会马会长与商界策画，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并且招妓陪酒，企图拉拢。潘赞化不惯此套，未终席离去。马会长更进一步把雏妓张某乘夜送至潘公馆，又遭拒绝。马会长见拉拢不成，便利用新闻界，在报上刊出潘赞化为官不正，终日狎妓游乐的新闻，进行诬蔑打击，迫使就范。不料潘赞化洞烛其奸，即日公开登报与张某结婚，马会长竟无可施其计。 芜湖十里长街，如此这般的官商勾结，书不胜书，强龙难伏地头蛇，确是一个明争暗斗很激烈的市场。 七、长街昔日习俗风情 江南商家信奉陶朱公为商业始祖，并且供奉财神爷像，长街商家也不例外。陶朱公是越国大夫范蠡，弃官泛舟五湖，载西施，经商致富。所以长街商家门楹上常写有“陶朱事业，端木遗风”大字对联，把陶朱公与孔子的会做生意的学生七十二贤人之一端木子贡并列。芜湖古属吴、越，当然就格外信奉这位乡贤，以光门楣了。 长街还有一些特殊的习俗。似有迷信成份，在那时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被信为关系家财命运的大事，渗透在商务和生活之中，形成十里长街特有的社会风情，略述于下： 祭江河神灵：长街商家运货船只经过蟂矶庙江面，押船货主要焚香烧纸祭拜灵泽夫人，否则据说就要翻船。因为这处江面有股激流旋涡，若不幸则会翻船，本来是自然的现象，却误传为灵泽夫人发怒之故，必得焚香叩拜，祈求保佑平安无事。其实原来焚香叩拜的对象，是刘备夫人孙尚香，因她误闻刘备战死，乃投江以殉，遗体漂流到蟂矶，后人敬其节义，故立庙祀之。事迹见《三国演义》，蟂矶庙门前有副对联云：“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世称佳作。作者为谁？有的说是清初诗人吴梅村，有的说是清廷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还有的说是清代书法家郑谷口。今据县志记载，同治间，彭玉麟督长江水师，重修枭姬（蟂矶）庙仍书此楹联刻于石柱。 祀奉孙夫人，本来是一段风流佳话，祀与不祀，可以自便。到了北宋徽宗时枭姬庙住了道士，为繁盛香火，便传出灵泽夫人是一只老蟂，过往船只，必须焚香献祭，枭姬讹成“蟂矶”，从此成为一种迷信。 运货船只经过江口宝塔根转入长河时，押船货主要拿一点点船上食品，撒在水面，没有食品则以米粮代之，说是投祭黄鳝精。据传这座中江塔之下，镇住一条老黄鳝精，如不给点吃的，黄鳝精尾巴扫动，就把船搅翻了；它一翻身滚动，芜湖就要陆沉，厉害得很，不给不行。但是还有一说：很早以前有位姓黄的老船工住在江口河边，他每晚在草屋窗口点一盏油灯，为江河船只导航，船民称为黄善人。后来黄善人死了，船民劝募集资，在黄善人原住地建了一座宝塔纪念他。重要的是，每晚在塔顶挂一盏风灯，仍作导航之用。因此过往船只，随意抓点物品扔在塔下，以供守塔、灯油之费。年长日久，把黄善人讹称黄鳝精，以讹传讹，弄成迷信。追溯原由，这两则传说，乃是迷信外衣之下，掩有美好的故事，流传长远，未可厚非。 又是龙灯又是会：在旧社会，每逢三大节目——春节、端阳、中秋，芜湖十里长街热闹非凡，又是龙灯又是会，倾街盈巷，仕女如云，喜气洋洋，尽情观赏。这也是长街生意最兴隆的时刻。办灯会主要还是长街商家出钱赞助，商界年轻从业人员参加表演。有必要记述一下，以见十里长街商界也有丰富多彩的一个生活画面。 玩狮子灯：在清初，长街每年春节，举行迎春会。迎春队伍必在吉祥寺桥头前暂停，县官骑马来到酹酒，然后启行。穿过长街，到达县府，庆贺年丰。黄钺有诗云：“酹酒三杯令拥驺，长街七里看春牛，娇儿鹁角红如火，闹攘攘花簪满头。”彩纸剪成的人物、鸟兽、花卉，男女插在头上，叫“闹攘攘花”，牵着披红挂彩的春牛，舞着狮子，锣鼓喧闹，人头挤动，鞭炮连天，其盛况不难想见。各路狮子灯向长街穿过时，在宽敞处舞起来，各家燃鞭炮欢迎，一时锣鼓震天，硝烟缭乱，围观如堵，好不热闹。每舞一处，最后是狮子登上三张方桌叠起的高台，昂首觅取暗悬在房檐阁侧的红包，内有喜钱，多寡不等。摘取红包后，狮子始振毛跃腿欣然离去。有时还有龙灯，轮番递进。民国二十年的灯节，张恒春药店出动一条银龙，龙身全用银耳装饰，轰动江城，传为美谈。某年芜湖米商从广州请来十条狮子、龙灯，在长街会舞，盛况空前。 端阳龙舟竞渡：在这个传统节日里，青弋江是龙舟竞渡的好地方。旧俗，河南青龙，河北红龙，两家抵死竞遂，互不相让。两岸随堤坡高下，黑压压挤满了人群，一眼望不到头。长街也按地段行业，挑选年轻力壮的店员、工人组成龙舟，参加竞赛，胜者有奖，引以为荣。在乾隆时，芜湖有小南京之称，每逢端午节，秦淮河“凉蓬子”小画舫，溯江而上，至芜青弋江，达百十只，长街富商争雇，携眷荡舟，以观竞渡。 中秋的盂兰会：也叫财神会，也有在七月半举行的。这可能是芜湖特有的传统节目。无论是在中秋或七月半举行，都是农村秋季收获后的农闲季节，农民手中有钱了，是长街大做生意的好机会，所以规模很大。出会的那天，以其方式奇异，吸引了无数的四郊男男女女，外地游客，也纷至沓来。抗日之前，这种会差不多每年一次，抗日胜利后的1946年还举行过一次。那算是最后的一次了，如今只有一些白发的老人依稀记得往日盛况。 这是一种化装游行，专门有一套班子，有化装师傅。参加游行者多是澡堂、柴行、船上的青年工人，因为他们只做半天生意，能抽出工夫。队伍由城隍庙出发，首先是装扮凶神恶煞的五路猖神，举着钢叉开路，接着是十路财神，勾脸、袍服，和戏台上的一样，有捧着元宝的，背着钱袋的，举着算盘、毛笔、帐簿的。还有吹长号，打大锣和吹锁呐的，一路燃放鞭炮，浩荡行进。后面便是由四人拾的城隍爷、关帝爷、牛王爷、药王爷、张天师等神像队伍，跟着乐队吹螺打鼓，还有和尚，道士敲木鱼，念经。和尚、道士是请来的，穿法衣，真人，不用化装。再后面是十殿阎罗王、判官、牛头马面。再后就是重点的十恶队，化装成各种各样的屈死鬼。其中有的是刀杀鬼，头部砍进一把快刀，血流满面；有的是瓷碗砸死鬼，面部嵌入一只破碗，血迹模糊；有的是吊死鬼，披发翻眼拖出舌头；有的是淹死鬼，还有断腿、缺臂、无头的鬼。头顶烧香炉的，怀抱赤铁的，大铁针穿腮而过的，带铁镣、铁条穿手心的，凡是死于非命的鬼形都有。装得活灵活现，看了令人毛骨悚然。再后面便是“活捉王魁”、“铡陈世美”、“杀子报”等戏曲化装队伍。踩高跷，跑旱船，舞龙灯、狮子灯、什耍等队伍殿后。主事的绅商人士长袍马褂随后压队。逢店主熟人，便拱手作揖，十分庄重。 据老人谈，面部凶恶之装扮，是把桂元肉、黄鱔血和在一起制作的，蒙在头上、脸上、活像真人肤色一样。 这样盛大的游行队伍，走大街穿小巷，鞭炮盈耳，锣鼓喧天，街道两旁观众挤得水泄不通。游长街是重点，商家还要红包赐赏，放爆竹送走，以示送瘟神之意。数里长的街道游遍了，仍到城隍庙收兵。长街上剩下的是余兴未尽的人们、蓝色的烟雾和满地飞飘的花炮纸屑。 这种会，动用财力，是可观的，也只有殷实富裕的十里长街，才能办得起，虽然这种化装出会的迷信色彩浓厚，但就那个历史阶段而言，可能也有寓神道设教、戒恶劝善之意。应当说明，这里写的绝非宣扬迷信，而是如实地反映昔日长街的历史风情。 八、长街的名胜古迹——宁渊观 在长街，有文献可查的名胜古迹，最著名的要算座落在中长街西头的宁渊观了。这座道士所居的香火盛地，来历不凡，殿宇宏伟，为历代诗人文士游览、瞻仰、吟咏之所，名噪江南，流传后世。其当年风貌，现已无从看到，但我们还可以从明代诗人周讷《宁渊下观》那首七律中，领略一二。 诗云： 琳馆珠庭老子家，清虚仙境寂无哗； 松巢碧落九皋鹤，桃种玄都千树花； 宝鼎丹砂除宿火，石田瑶草带烟霞； 寻师正问长生诀，相对多时数煮茶。 原来，自北宋以迄明清，在十里长街西头，还有这样一处琳馆珠庭、遍植青松、桃树、瑶草的仙境！其实，宋代宁渊观还在长河边一片空地上，长街还没有延伸到这里。逛罢长街，再游仙观，风光绮丽，极目逞怀，此乐何极！ 宁渊“下观”指的就是中长街的宁渊观。既有“下观”，那么“上观”又在哪里呢？再看南宋诗人张孝祥的五律。 《宁渊观》 “极目洪波渺， 轰轰浪接天。 江心分殿宇， 敕赐号宁渊。 日照山如画， 云浓水似烟。 休寻蓬岛地， 只此水中仙。” 由此诗看来，当时的宁渊观殿宇，却在江中心了。这是什么道理呢？据县志有关咏宁渊观、蟂矶庙的诗注：唐宋时，蟂矶还在江中，早有蟂矶祠于矶上，并传其灵异，好事者争以镜奁床帏奉之。宋徽宗信奉道教，政和年间（公元一一一一——一一一七年）敕赐蟂矶祠名宁渊观。当此时，郡县恶蟂矶之名，又以大江阻隔，乃筑宁渊观于近邑、距城三里许的长河北岸，“门对中江万里潮”。当时从宁渊观至江边还远，要过一道“观头桥”，才可踏上江边的泊船。 宁渊观在民国年间曾为长街商团的团部。现在已改建为宁渊小学。其所在的街巷，还命名为宁渊观。 后记 芜湖十里长街虽然是历史悠久，远近闻名，但其史事，史册几无记载，芜湖县志也没有系统的采录。往事烟散，难以追寻。这篇史话，仅就长街商界老人所谈见闻，并搜集一些民间传说，查阅一些诗词、古籍，旁征侧引、勾稽核校，拉杂成篇，内容不免繁芜，史迹足可征信。长街还有一些商家子弟成为高僧、诗人、政界以及慈善事业的闻名人物，拟待以后专文记述，在此略去。虽然篇幅较长，仍属挂一漏万，不足以反映十里长街历史全貌，仅供管窥一斑而已。 这篇史料是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下，由市工商联组成专题小组征集史料，召开长街商界老人座谈会共六、七次，程荣钧老同志走访核证达十多家，有七、八位老人提供了书面材料，费时将近一年，始编写完成。其间三易其稿，对所提供的材料，不免有取舍删简之处。对此，除向热心赞助表示感谢之外，还对有所割爱的表示歉意。究以笔者能力有限，错误在所难免，尚乞指正！
芜湖风土记（之一）（《芜湖文史资料3》第029篇）
作者：濮之琦 一、芜湖述源 芜湖是由水而得名。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芜湖水在当涂县东南八十里，源出丹阳湖，西北流……水不深而生芜藻故名。”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亦云：“芜湖长七里，蓄水不深而多芜藻，故曰芜湖”。由此看来水的范围不大，浅而生芜藻，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荆山周围一片沼泽，丹阳湖水南支浸漫而成。荆山在湖中，所以古人亦称荆山为“芜湖山”。 三国孙吴赤乌年间由江北招来十万流民，设“督农校尉”督促他们围湖造田，使一片沼泽、芜藻丛生的“芜湖”得到初步整理。所以嘉庆《芜湖县志》朱大珍的《龟龙寺记》说：世传赤乌二年围湖造田，史书孙吴大兴水利，其说可略见。 三国以后，圩田渐多，“芜湖水”日益缩小。但因靠近南朝都城，既是军事重镇，又是经济后方，圩田受到重视，湖泊受到保养，本来沼泽地带只生芜藻，后逐渐成为富庶的农产区了。梁元帝萧绎的《泛舟芜湖》诗说明了情况。 诗曰： 桂潭连鞠岸，桃李映成蹊。 石纹如濯锦，云飞似散珪。 桡度菱根反，船来荇叶低。 飘随迎雨燕，鼓逐伺潮鸡。 这时的“芜湖”，既供田亩灌溉，本身也有出产：岸边有桃李；水中有菱荇，而且成了风景区，引得皇帝也来泛舟。 南唐设专管“芜湖”圩的官，当时圩广八十里，围田四万顷。到了宋代，大力开发江南，仁宗时筑万春圩，有田十二万七千亩，当时著名的科学家沈括，由于他哥哥沈披任宁国县令，参加圩田工作，因而他也参加了设计，后世传为佳话。宋徽宗时筑易泰、政和、陶辛、行春四大官圩。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说：范围之广，田亩之多为江南冠。到了元代，所谓“芜湖水”便残存为“天成湖”、“易太湖”、“欧阳湖”三个小湖泊了。《芜湖县志》说：“以上三湖，水盛时则合而为一。”可以想见湖泊之浅。 又经明、清两代不断围湖造田，上述三个湖泊便逐渐变为圩田，“芜湖水”便成为历史名词。 “芜湖”成为地名是汉代开始的。《汉书・地理志》说：武帝元封二年改鄣郡为丹阳郡，领十七县，其中第十三县便是“芜湖县”。《元和郡县志》做了解释，它说：汉代在湖侧置县，因水取名“芜湖”。 除此而外，还因本地具有重要的军事和经济的价值及基础。《左传》记载：楚子重伐吴、克鸠兹。“鸠兹”是当时长江的渡口，史传所以把它记录下来，说明这是通往江南的门户，是军事重镇。汉初吕后执政时，封徐厉为祝兹夷侯，“祝兹”即鸠兹，这说明鸠兹既能作为侯的采邑，一定具有经济条件。所以武帝时在湖侧设县。 “芜湖”自汉代成县后，在沿革中有过六种名称，即：芜湖、鸠兹、襄垣、于湖、中江、鸠江。略作解释如下： 芜湖——情况已如上述。 鸠兹——古代是长江一渡口，因鸟多、草木茂盛故名鸠兹。当时居住于此的部落称做“皋夷”，所以《舆地志》把鸠兹叫作“皋兹”。“鸠兹”这名称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三年（公元前576年）“楚子重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晋杜预注：“鸠兹吴邑，在丹阳芜湖县东。”汉初封为夷侯采邑，武帝设芜湖县是以鸠兹为发祥地的。所以后人用“鸠兹”作为芜湖的别称。 襄垣——本是豫州上党郡属邑。晋孝武帝司马曜宁康二年（公元374年），上党百姓南渡，侨立上党郡为四县，襄垣就是侨寄在芜湖县内的。后来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九年有“省芜湖入襄垣”之说。所以，后人又以“襄垣”代称“芜湖”。 于湖——是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三年（公元281年）立县的。它的地址范围是“本吴督农校尉治”与芜湖同隶丹阳郡。就是说“于湖”县的地址范围，同过去孙吴时代设在芜湖的“督农校尉”所管辖的地方一样大，与芜湖县同属于丹阳郡。由此看来“于湖”也是在芜湖境内分割而成的县，不过，孙吴时督农校尉所管辖的具体范围史书上没有记载，《芜湖县志》说：“县东咸保圩即于湖旧址。”但是杜佑的《通典》却说：“于湖城在姑熟城。”似乎介于芜湖与当涂之间。由于“于湖”出现在芜湖境内，虽然没有多时就取消了，后人也借用“于湖”作为芜湖的代称，例如宋朝状元诗人张孝祥自称“于湖居士”，而清朝皇帝老师、诗人黄钺咏芜湖风俗的诗就叫作《于湖竹枝词》。 中江——很明显是用“江”来代称芜湖。说法有二：一是《芜湖县志・地理志・沿革》说：“郑氏日：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汉时芜湖中江在西，今中江实经邑西……今地与昔不甚远也。”《芜湖县志・地理志・水》又说：“起九江至京口此即中江，谓在长江中段，而芜湖适当其处，故有中江之名”。二是清人全祖望的《汉书地理志稽疑》说：“禹贡时之中江，本不与太湖通，吴始通之。”宋人单锷的《吴中水利书》说：“自春秋时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之谋伐楚、始创此河（作者按：指中江），以为漕运，春冬载二百石舟，而东则通太湖，西入长江，自古相传，未始有废。”因此，有人说经水阳江、鸠兹渡过芜湖入江的一条水，就是古之“中江”，作为芜湖别称的“中江”不是长江中段的中江。 鸠江——人们总是把“鸠江”作为芜湖代称。其实《芜湖县志》上并没有记载这个名称，其它史书上也没有谈到。有这样一则民间传说，古时某年大旱，芜湖这段江曾经干涸见底，江底土堆上有鸠鸟做窝，后来民间便把这江叫做“鸠江”。因而也就作为芜湖的代称。我想，是不是“鸠兹江”的简称呢？人们把鸠兹渡这段江叫做“鸠兹江”，简称鸠江，例如“鲁明河”现在不是简称作“澛港”吗。因此也就把芜湖的代称做“鸠江”是有可能的。 芜湖人是土著还是外来的？ 一九五九年《考古》第九期杂志刊登了《蒋公山遗址调查小记》一文，文中说：发掘出炭、烧红的土，以及陶器碎片和大量石器等，证明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蒋公山在荆山附近，当时正在芜湖水范围内，因此我们设想芜湖的先民原是生活在沼泽地带，后来才逐渐漫衍到江边鸠兹渡一带，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皋夷”。“皋”指的江边，“夷”是古代对东方人的贬称，所谓“皋夷”是用一种轻视的口气称江边土著的人。古代东南部还有百越族，由于逃避战乱，一支东欧越人内徙江淮，史书上称之为“山越”。《芜湖县志》就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丹阳帅费栈受曹操印绶，煽动山越作内应”的记载，因此我们又设想，芜湖的先民很可能是土著的“皋夷”和流窜来的“山越”杂组繁衍而成的。 芜湖城市的形成，应该是由沼泽地带渔牧生活移向鸠兹渡附近成为部落，逐渐发展成镇，最后移至鸡毛山成市。 今日江城既有明媚的湖光，又有秀丽的山色，被人们喻为江畔明珠，抚今怀古，濡笔生情，不胜感慨。 二、节日风情 新年，是个充满希望的日子，旧历新年更为热闹，“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儿时穿花衣、戴花帽、放花炮的过节情景恍如作日，然而，吾今垂垂老矣！抚今怀昔，童心难溟，迎窗伏案，吮笔舒纸，自新年始，将能回忆的节日情况分条记述如下，聊供舒怀，兼作资料，以备存考。 元旦①——农历正月初一，是传之几千年的习俗称之谓“新年新岁”的日子。《荆楚岁时记》说作“三元之日”意思是岁之元、日之元、时之元。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注：《辞源》：“正月朔日（即阴历初一），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 岁首第一件事是开财门。其仪式是朝着大门摆香案，案上供三牲，一般人家是猪头、整鸡、整鱼；也有人家是素供。家长（必须是男的）把除夕的封财门的红纸撕下，拉开大门，带领子弟燃烛焚香，依次行跪拜礼，祭天迎财神。同时放炮竹，敲十番锣鼓。 接着就是上堂拜祖宗；然后晚辈向长辈拜年；长辈给晚辈压岁钱（用红纸包，必须是银圆或铜圆，忌用纸币），在互相恭喜声中吃挂面、拿元宝（即五香鸡蛋）。挂面表示长寿；元宝表示发财。男主人率领子弟手执棒香按照历书注明的财神方向出行，出行回来每人喝一碗糖开水泡“发来”（即一般所谓炒米）表示财运开发，生活越来越有甜味。 新年期间，家家大门上都贴春联，有的人家还在迎门处倒贴一福字，利用“到”、“倒”谐音，寓意是“福到了”，也有的人家贴“抬头见喜”、“恭喜发财”等吉利语。亲友相互贺年（芜湖口语是“拜年”），人人穿新衣，家家挂灯结彩。贺年客人来了，则摆“桌盒”招待。桌盒是特制为节日期间装糕点用的，有方形、有圆形，盒内四格或五格，格内糕点也有习惯性的规定，一般总是玉带糕、桂元、枣子、酥糖等。玉带糕叫做“一品玉带糕”含有升官的意思；桂元含有考中状元和富贵的意思；枣子含有早生贵子的意思；酥糖则是生活越过越甜的意思。至亲好友登堂拜年，一般关系的亦可用“名片”由门缝中塞进，表示代替登门贺年之意。 客人来了，除用茶点招待外，一定要捧出五香茶蛋敬客，请客人“拿元宝”，而客人总是谦让地说：“元宝存了”。这是新年特有的礼貌举动。 《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各进一鸡子（即各吃一个鸡蛋），造桃板著户（即后来的门联）”。由此看来，过年的习俗千余年来大致如此。所不同的古代燃放炮竹是辟邪防疫，后来的炮竹是敬神，现在的炮竹是取热闹了。古代的“进鸡子”按晋人葛洪《炼化篇》说：“正月旦吞鸡子，赤豆七枚辟瘟气”。后来的吃鸡蛋，则成为恭喜发财的迷信举动——“拿元宝”了。 送财酒——正月初二的“财神酒”商人最为重视。芜湖是商业城市，所以正月初二这一天最受重视，也是黎明即起，摆香案，放炮竹、敲十番锣迎接财神。 在这一天，各商店、各行业、各公司都要请股东们来当面说清前一年的帐目，议定新一年的生意计划。帐目结算好了，计划商议定了，晚餐摆酒，这酒宴便叫做“财神酒”。事实上股东们就是各商店、各行业的财神，这种酒宴也就是财神们在一起吃的；然而每一商店、公司的股东们，他们在一起做了决定后，共同的愿望是企求天上的财神爷给予鸿运，恭喜发财，说到底“财神酒”还是企求财神爷赐福的酒。因此普通人家也受了影响，在正月初二这一天，家家早上接财神，晚上吃财神酒。 天上财神的形象究竟是怎样的呢？说不清楚，大概是古代星辰传说某颗星主财运而造成的吧。然而商店里大都供着一座铁冠、黑面、浓须坐着的塑像。他右手执鞭，横举头上；左手捧一元宝，平摆胸前，据说叫做“玄坛元帅”，也就是民间传说的玄坛财神爷。清代顾张思的《风土录》说：此人精修至道，功成封“正一玄坛”除邪保正，“卖买求财，使之得利”。不难了解，由于买卖求财能使之得利，所以被民间特别是商人尊为财神，因此民间又有正月初五接玄坛的习俗。 上七酒——正月初七是新年的第一个“七”，所以称之谓“上七”。 “上七酒”是商人创出来的。因为商业工作人员一年忙到头，所以从年初一到初七是绝对休息的日子。商店准备新年后开业，便在初七这天把工作人员的去留定下来，晚餐设宴招待，习惯上便叫做“上七酒”。 上七这一天，商店老板在经理室摆着茶点，把店员们一个个找来谈话。决定继续留用的，谈一些感谢的鼓励话后，就说明继续任用，同时也指出职责和要求。决定不继续用的，也和他谈一些感谢和鼓励的话，然后委婉地说明由于店的规模小，缺用大才，加上亏损紧缩开支，只有请另觅高就了。在与各个店伙谈话完毕后即摆酒开宴，习惯是被辞退的人坐上席，老板敬酒。因此民间把“上七酒”戏谑地说成是“滚蛋酒”。 《燕京岁时记》说：“初七日谓之人日。是日天气清明者则人生繁衍”。《荆楚岁时记》说：古人在这一天，做菜羹、剪“采人”，互相遗赠，还登高赋诗。这个大好的日子。不知什么时候，被商人用作人事留退的日子，成为“人事日”了。 “春酒”——正月初七以后，过年的事忙定了，就开始请“春酒”，即新春请亲友酒宴欢聚、庆贺一年之始的意思。沿流下来便有了会亲、联络感倩、甚至借此拉关系等作用。请春酒一般分类举行。如请宗族、世交、长辈的；请新婚儿女亲家的；请一般亲友的；请同行、同事、同学、同乡的；甚至于请地方仕绅、机关长官的。有一些身份相等的人家还要互请，所以请春酒往往要闹到正月十五以后。 春酒的宴会有两点可以谈谈。 1、春酒席上要有“春卷”。古代的《风土记》说：“春日啖五辛菜”。《本草纲目》解释说：“是以葱蒜韭蒿芥杂和而食之，取迎辛之意，谓之五辛盘”（辛新谐音）。唐代杜甫有诗句云：“春日春盘细生菜”，这春盘里的细生菜就是五辛菜。后世把五辛菜演变为“春卷”，春酒席上要有“春卷”仍是古之“取迎新春”之意。 2、春酒席散后要送灯。新年期时卖花灯的可以说到处都有，尤其集中在旧县府前一条街上，所以这条街便叫做“花街”。灯约一尺多高，可以捧，也可以提或挂起来。灯的类形有各种各样。请春酒的主人要看客人具体情况而分别送灯。如对年老的送“麻姑献寿灯”；对读书的儿童送鲤鱼灯”对新婚女送“麒麟送子灯”；对有职位的送“加官晋爵灯”；对做生意的送“刘海戏金钱灯”……。 闹元宵——元宵即月圆之夜的意思。正月十五是新年第一次月圆之夜，所以又名“上元”。民间叫做“小年”。这天夜晚，家家摆香案，户户吃“元宵”，点满堂烛，青年人还要逛灯市。 “元宵”亦是食品名。它是用糯米粉搓成的“团子”，有各种馅的元宵，是象征团圆意思的节令食品。这一天到处可以听到卖“元宵”，显示了节日气氛。有一段有关的、令人听来发笑的传说：袁世凯称帝前订年号为“洪宪”，在正月十五这天听到到处叫卖“元宵”，因“元宵”谐音“袁消”，不吉利，便下令把元宵改叫汤元。因此当时民谣：“共和国，洪宪年，正月十五卖汤元。” 满堂烛是古遗的习俗，含有驱虫防邪的意思。元宵夜家宴后即祭神，然后满堂点烛。在门的两侧、窗的下面、井旁、灶间、过道边以及堂前、床前、阶前、屋角等地处都插着点燃的小红烛，与上面的挂灯相辉映，呈现出一片光明。新年玩灯，各地皆有，芜湖以舞龙和舞狮子出名。狮子是“广潮帮”舞的好，不过不大舞。广潮帮是广州和潮州人在芜湖做米生意的，舞龙灯很普遍，也有一些旧规矩：正月十三、十四日晚间“试灯”，在原行业或原街道舞；十五日上大街游舞，出游先要去城隍庙“朝庙”，然后才上大街到处游舞。一般说来龙灯出游时前面有锣鼓亭吹奏着江南丝竹；接着便有一队女孩子挑花担，还有走旱船、踩高跷、打莲箱、渔翁擒蚌精等等，最后才是一条龙舞动而来，此时炮竹轰腾，人如潮涌，鱼龙漫街，一派节日景象。 旧社会陋规：妇女不能舞龙灯，也不准迎接龙灯，因为当时认为妇女是不吉祥的。解放后人民思想解放了，觉悟提高了，1979年赭山大队青年妇女同志组成“青龙队”和汽车电机厂男青工组成的“黄龙队”对舞比赛，引得万人空巷，轰动一时。 在正月十五的夜晚还有一点值得一谈的，就是城隍庙的“子孙灯”。芜湖城隍庙过去称为“江东首邑”，规模为各县之冠。两庑十殿阎王的地狱，塑得生动可怖。两庑之间的大庭，元宵龙灯朝庙都在这里舞。正殿神龛前按一圆铁架，有好几层，共点九十九盏菜油灯，这就是“子孙灯”。远远望去，一圈一圈的星星灯火好似一个火蒲团。传说偷到一盏灯即生贵子，因此妇女们去偷，家属们也去代偷，看庙人为了防止人偷，便在香案一头站一人，人们把他叫做“活鬼”。那天晚上，城隍庙异常热闹，争吵声、笑骂声、锣鼓声、炮竹声，交织在一起，震动夜空。 清明——清明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俗谚云：“冬至百六是清明”，就是说“冬至”节后的第一百零六天便是“清明”节，每年约在阳历四月五日前后。这一天太阳到达黄经15度，天气不冷不暖，是传统的扫墓、春游的日子。 芜湖风俗，清明人家在大门上插柳枝，表示涤除秽气；妇女用嫩柳枝编花戴在鬓边，祝愿青春永葆；男女老少各结伙伴郊游，谓之“踏青”。放风筝、扫墓也都是清明这天常有的活动。 所谓“踏青”，本是春天传统的一项活动。我们可以想象到，经过了一百多天寒冷闭守的日子，进入“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时期，走出家门，到郊外去松松筋骨，爽一爽精神正是需要的，踏青一般总是去名胜古迹和风景幽美的地方走走。芜湖则围绕赭山转。这一天的赭山，真是群贤毕至，老幼咸集，熙熙攘攘，如登春台。在踏青的人群中，有专为领略春光而来的，有去赭山庙敬香的，有扫墓到郊外走走的，还有做小生意的，以及“儿童不解春何在，只向游人多处行”的孩子们。 有句古谚：“杨柳生，放风筝；柳杨死，踢毽子。”清明时节各地都有放风筝的活动。鲁迅说过：“……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点缀（作者按：指风筝）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引自《朝花夕拾・风筝》）鲁迅先生写的是北京风筝季节，我们江南的春光还要早于北京，所以一到春和时候，各地都有放风筝的活动。芜湖的风筝也和各地一样，有蝴蝶形的、蜈蚣形的、蟹形的、鹰形的以及寂寞的巨片形的等等。而且放风筝的不仅仅是少年，作者就见过一群青壮年在赭山顶上用麻绳放一只长约十几节的蜈蚣风筝。放风筝还结成帮派，为了争输赢往往发生械斗。 解放后我们仍然放风筝，但是作为春季的一项运动，既锻炼身体又启发智慧，没有争闹，只是友谊的比赛了。 清明扫墓是慎终追远的古礼之一。明人的诗句说：“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多纷然”，在旧社会里确是祭扫纷然。芜湖清明扫墓，家家在坟前用香烛酒肴致祭，行礼后焚帛放炮竹。然后雇人（在当时有人专等此事做，因为要给钱的）用锹挖一土块放在坟头，俗称戴“坟帽子”，又在土块上插一树枝粘着缕花的长条白幡，俗称“坟标儿”，这样才算祭扫完毕。清明前后，去郊外放眼望去，坟上戴帽、插标的便是后人来祭扫过的，若是没有帽子和标儿便认为是无后的孤坟了，所以人们重视清明扫墓。 端阳——端阳又名端午或端五，是传统的节日。这一天，民间习俗剪蒲草成剑形挂在门上辟五毒（即蝎子、蜈蚣、壁虎、蟾蜍、蛇），用盆栽艾，于正午祭神时砍断，看根部出水和断茎上长的情况以卜年成。为小儿系“长命缕”（俗称“龙绳子”），用雄黄洒在儿童额上写“王”字，给幼儿挂布老虎、穿虎头鞋等等，都是节日的活动。 端阳节有两件特殊的事：一是吃粽子，几乎是家家吃、人人吃。二是看龙舟竞渡，几乎是万人空卷。 《荆楚岁时记》说：“节日食粽”。《东京梦华录》引岁时杂记》说：“端午粽子名品甚多，形制不一，有角粽、锥粽、菱粽、筒粽、秤锤粽，又有九子粽”。为什么端阳要包粽子呢？《续齐谐记》记载：“汉建武年，长沙欧回见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日：见祭正善，若为蛟龙所窃，可以菰叶塞上，以采丝约缚之。二物蛟龙所畏。”以上所引的记载，正是民间的传说，用菰叶包扎粽子是由吊祭屈原而产生的，已传之千年以上了。 端阳的龙船竞渡是传之千年的盛事。船首装龙头，船后有龙尾形的长舵，船中树旗，十余人并坐，各执木浆，由舵手击鼓指挥，鼓声一响，各浆划动，船旗飘飘，其快如飞。船上人著一色衣，挂一色旗，各船各色。有青龙黄龙白龙……之分。有人自愿奖励的，在看船头斜插一根长竹竿，竿上缠锦挂采，引得龙舟竞渡而来，争魁夺彩。所以唐朝范慥的《竞渡赋》说：“月维仲夏，节次端午，则六魁分曹，决胜何浒。饰画舸以争丽，建彩标而竞取”。 关于端阳龙舟竞渡，《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舟檝以拯之。”这就说明竞渡是为了纪念屈原。但三国魏人邯郸淳作的《曹娥碑》又说伍子胥死后为“波神”，曹娥父是巫师，五月五日逆涛迎波神伍君被淹死，孝女曹娥投水寻父尸沉溺而死。因此又有龙舟竞渡为纪念曹而娥兴起之说。《荆楚岁时记》所记多楚俗；曹娥事见《太平御览》转引自《会稽典录》，所说是越俗。芜湖地处吴头楚尾故有两种传说。然而现在的五月五日龙舟竞渡就全是为了纪念屈原了，同时也是一项体育活动。 “乞巧”——农历七月初七传说是牛郎织女驾鹊桥渡天河相会之夜。这种传说由来已久，而且是全国流传。据说织女是天帝的女儿，在天宫里专织云绵，嫁与河西牛郎后，不能按规定织出云绵，天帝便把他俩分居天河的两边，只准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人们同情他俩，便在七月七日的夜里摆香案，用瓜果酒脯祭祀，为他俩祝福，同时也向巧手的织女乞巧。所以七月可以用“巧月”代称，七日便叫做“乞巧节”。 如何乞巧呢？古代周处写的《风土记》说得很清楚：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设几筵，设酒脯时果，祈私愿。但见天汉中奕奕现白气，耀五色便拜而乞求：乞富、乞贵、乞子，三个月后有应征，但只乞一项不得兼求。 七月七日，芜湖的姑娘们在庭院摆香案，供瓜果酒脯，并在案上供一盒子，内藏蜘蛛一只，天明时开视，如果蜘蛛在盒内结了网，便算是获得巧了。读书的小伙子们也乞巧，他们在园内设供案，在案上放一碗水（要井水，不要河水），第二天日出时，见水上有油翳，放一根针浮在上面，照在水里的影子是尖形的像“笔锋”，即算获得了巧，考试便会中的；如果针是圆头的，象“槌棒”，即是没有巧，当然也就不会中榜的了。 这样的风俗习惯如今已经没有了，但是七月七日夜里向织女巧的概念，仍然存在人们的意识中。 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在七月的日子里，道教设坛打醮；佛教诵盂兰盆经、拜梁王忏、放焰口，这些都是为了拯救孤魂野鬼结善缘的。所以民间又把中元节叫做鬼节。 七月本是秋祭的季节，家家祭祖先，奠亡人，芜湖俗语叫做“烧羹饭”。有些人家还请来和尚在家里拜忏，放焰口。拜忏原是梁武帝为了超度他的郗皇后而创制出的诵经仪式，所以叫做梁王忏。后人用以为祖先、亲人追荐冥福，使其早生天界。 拜忏一般在白天举行，摆长条形案，上供一排佛像，七个僧人做法事。一僧坐在案头打鼓，六僧披袈裟、敲法器站在案前诵经，两人一轮，边诵边拜。诵的就是梁王忏经。 放焰口一般是晚间举行。设长方形案，案头点燃香烛，案中间放一小佛像，僧人也是七人，案的两边各坐三僧奏法器、诵经文。上坐一僧，披袈裟戴毗庐帽，手执如意。俗话说“正座和尚”，大约他是以代表佛祖身份坐堂的，所以他既指挥又领诵。在他捏诀念咒后，向外撒一小撮米大声说：“四方孤魂来受甘露味。”这就是施食结缘的举动。焰口是结鬼缘的，所以要在夜晚举行。诵的是《瑜伽焰口施食仪》经。 中元节最受欢迎的还是“太平醮”。 “太平醮”顾名思义是为祈祷太平而打醮。农历七月正是秋熟在望的时际，人们心里落实了；可是农历七月又是时疫容易流行之时，为了祈求平安，赶走疫鬼，所以组织起来“打醮”。“醮”本是道教的术语，可是从太平醮的出会情况来看似乎佛、道都有，事实上已成为民间的赛会了。 出会时前面是“高照”，即高举长方布轴，上书“某铺（等于现在的区）某街太平醮”等字。在“高照”的后面是纸扎的天神天将。然后便是持耍的一种技艺——“镋”。它的形象有点象“马叉”，（查十八般兵器中有“镋”，其形像马叉，可能就是这类兵器的转变）舞起来周身旋滚，手臂上举直滚到脚，用脚一踢飞向半空，然后用手接住、又周身旋转起来。“镜”的颈部有铁圈，舞起来哗哗响，舞“镜”的约四、五人成行而来，老远就听到“哗哗”之声，群众拥挤而又紧张地盼望着，颇为引人。“镋”后面是一群化妆的鬼类，有所谓大头鬼、小头鬼、高个子鬼、矮个子鬼以及讨债鬼、吸鸦片鬼等等。再后面便是“五猖”。 “五猖”分上下两类：上五猖是五个花脸的神，或者称作鬼，面目狰狞，每个手擎利器，一步步地摇摆而来，令人望而生畏。下五猖就有点令人心惊肉跳了，都是些死于非命的鬼。有头上砍一斧，血流满面的；有身上戳一剑，血流遍身的；有颈上勒条绳，七孔流血的；还有一刀劈去半个脸，血肉模糊的……等等。两人扶一个跌跌撞撞而来。据说插入他们肉体的利器是用纸和篾做好，再用鳝鱼血粘上去的，所以显得凶残可惨。 最后是天神天将拥着一位身材高大、金脸、三只眼、手执钢鞭的闻太师。闻太师是镇妖邪的正神，所以由他押阵。会的队伍游到预定地点，鬼类一起散开，闻太师含酒向鬼喷去，同时用钢鞭在香案上大拍一下，众神将大声呐喊，炮竹声、锣鼓声同时而起，在一阵喧哗声中，闻太师高举钢鞭大踏步地把鬼类赶至水边，各人洗清脸便散去了。就是说疫鬼邪妖都被赶走，天下太平了。还有的在太平醮后夜晚又演（佛家宣传做孝顺子孙超度祖先的）“目连戏”。 地藏会——农历七月三十日是地藏菩萨生日，朝山敬香的人多，各地香客又各有香会组织，民间便把这一天叫做“地藏会”。 地藏菩萨的肉身在九华山，这是众所周知的。传说地藏菩萨在去九华山之前，来过芜湖赭山“打坐”，芜湖赭山是九龙奔江之地，地力承受不起菩萨的法身，因此又去九华山。九华山是九龙升天之地，地力强，所以地藏菩萨便坐在九华山，九华山便成为“地藏道场”。 地藏菩萨生日这天，朝山敬香的、在家斋戒沐浴，换上清净衣鞋，挂着黄布香袋，袋上写“朝山敬香”，手执棒香，口念弥陀，前往赭山广济寺地藏殿进香朝拜。到了广济寺首先交香钱，后请和尚在香袋上盖“地藏印”，为什么呢？据说地藏菩萨在离开赭山去九华山时，把九龙背纽金印留给广济寺作镇山之宝，若是盖上宝印，则可消灾去邪，吉祥如意。所以敬香人都以盖上地藏印为荣。大多盖在香袋上；有的特备黄布一幅，盖印后带回家供着，以镇家辟邪；有的还把为死时预做的“老衣”（亦称寿衣）带去盖印，以早升天界。现在这颗印还存在。 地藏菩萨生日的前一天夜晚要“暖寿”（或叫做“坐塔”），通俗地说就是在地藏菩萨的神龛周围守夜。九华山地藏肉身殿神龛中间是一座塔，肉身就在塔底层，塔的四面神像是地藏法身像。因此各地寺庙的地藏殿都仿此建造，所以围绕神龛坐着守夜叫做“坐塔”。坐塔并不是坐着不动，而是彻夜环绕神龛走着念佛。 朝山香队有十数人或数十人不等，一律穿素色衣，挂黄布香袋，手提灯笼。队前有两人各扛一根带叶竹竿，上挂写有会名的灯笼，一个“山人”领队，一面敲锣一面领着喊佛号。夜晚远远望去，前面高举的头灯恍似一对龙眼，香客手提的灯笼曲折摆动，恍似龙身游动而来，加上佛号声声，更令人产生神秘感。 去赭山广济寺朝山敬香者有结队的，有个人的。个人中有一种所谓烧拜香的最虔诚。烧拜香的大都是妇女，有的是为亲人生病许愿，有的是本身心愿，她们走出家门即手捧着香，一步一拜地直到广济寺地藏殿。还有一种所谓烧苦肉香的：有用铁针穿腮而过，两头各挂一香炉；有用铁链穿胸皮上挂香炉，有在膀臂上烧香，等等。当时僧、俗中的有识之士，已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残体敬香巳坠入魔道。 中秋——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中秋节，又名中天节，意思是说这天夜里月亮行到天的正中。端阳是太阳节日，中秋是月亮节日，所以中秋夜晚焚香拜月。 拜月的香案中间放月饼，配以菱角、雪藕、石榴、扁豆。菱角要用红的，表示红袍升官；藕要雪白的，表示冰洁聪明；石榴取多子之意；扁豆像娥眉（又名眉豆），取夫妇齐眉、白头偕老之兆。 从八月初一起在家中扎贡亭供月宫娘娘，这是半大的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子的习惯。香案上悬挂月宫图，用泥做的各样鲜果碟子上供，每天早晚烧香换供碟，直到八月十六日早晨拆除。作者还记得，当时书店里、摊贩上都可以买到月宫图，在城隍庙门前还有一家专卖泥玩具的小店，泥果碟就是从那买到的。 八月十五夜的摸伙，也是年轻妇女和孩子们的节日活动，特别是农村青年妇女和孩子们。她（他）们可以在月光下随意寻摸，不受限制也不挨责骂。摸到南瓜有生男之兆，自己摸到的当然更高兴，别人摸到也可赠送，因此嬉戏闹要往往直到夜半更深。 中秋之夜，“天上一轮满，人间万姓看”。焚香，放炮竹，拜月，吃月饼，固然是一片佳节气氛；有些文人雅上月下散步、饮酒、赋诗也是一乐。清代诗人黄钺的《于湖竹枝词》有一首咏中秋的诗，诗云：“人影衣香走月明，碧天如洗晚风清。谁怜没柄团扇，曾照诗人送客行”。 中秋夜还有一种“甩铁花”的活动。用一个铁丝做的球形小笼子，内放烧红了的炭和一些零星铁块，用绳子系好先慢悠悠地打圈圈地甩着，愈甩愈快，笼子里的炭也就愈烧愈烈，到一定程度，碎铁也烧红了，出现绿色火点，随着甩动，圆圈般地飞散出来，有如一把绿色火伞。这类活动从八月初一夜晚开始，到了中秋夜晚甩铁花的人更多，远远望去似天女散花，确是好看。作者幼年每届中秋夜晚都去夫子庙（今十二中）前荷花池旁看“甩铁花”，然而近几十年来都没见过了。 送、接灶神——农历腊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是送灶神上天的日子。人们认为，灶神掌管伙食，是一家的主神，他和这个家庭长期相处，这个家庭的好事、坏事他全都知道，所以在他上天汇报的时刻要为之郑重送行。 古礼有送灶的规定，要用“羔豚”或“黄羊”致祭，羔豚即小猪，黄羊即狗。后来送灶的祭品没有那般贵重了，只是一碟麦芽糖而已。还有人剪碎草和黄豆在一起向空中撒去，据说这是喂灶神爷之坐骑的。并在灶头上神龛两旁贴一付对联：“上天奏好事，下界保平安”。 “送灶”为什么定在腊月廿三或廿四？什么时代兴起的？都已难查考。芜湖有句俗谚：“军三民四，乌龟王八二十五。”就是说军人家属廿三日送灶；老百姓廿四日送灶，那些低下的人家廿五日送灶。事实上送灶都集中在廿三、廿四两天举行，然而又有个传说，说赵匡胤在外打仗，赶回家送灶，到家的那天已是廿五日了，因此又说“皇帝二十五日送灶”。不难看出，这个传说是老百姓用来骂皇帝的。 接灶神回家是除夕。古代的《帝京岁时纪胜》一书中说：“除夕，为尊亲师长辞旧岁，祀祖祀神，接灶。”看来送灶、接灶这种习俗行之已久了。接灶的仪式很简单，仅是香烛纸马，主人行礼后放炮竹。接着就吃年饭、封财门。
芜湖报业发展概述（《芜湖文史资料4》第016篇）
作者：汪兴泉 芜湖近代报刊，始创于清末，截止1985年底，先后约有100余种。其历史之长，数量之多，均居安徽全省前列，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一、最早的近代报刊 1876年（清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开芜湖为通商口岸。随着英、日，俄，美国经济侵入，芜湖市场畸形发展，商旅往来频繁，武汉、上海等地的报刊也相继传入芜湖。及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战败，列强瓜分，迫在眉睫，致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兴起，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纷纷创办报刊，倡导变法维新。据说，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芜湖即有《皖报》。 据现存木版刻印的《芜湖皖报馆章程》①中：“本报虽名皖报，实为务实维新之报”、“拟仿湘报章程”的条文，和《湘报》始创于1898年3月7日②的史实，芜湖《皖报》当在1898年3月之后创办。1898年9月21日，清慈禧“后党”发动戊戌政变，查禁全国报馆，《皖报》自无例外。由此推断，《皖报》存在时间不长于半年。时间虽短，却为芜湖近代报刊之滥觞。 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国内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才能救亡图存，光复中华。一时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报刊，先在日本、继在上海纷纷出现。1899年革命党人汪熔“在芜湖创设白话报”③。惜资料无存，然从汪熔于1900年离芜去湖南领导自立军起义、事泄死于狱中的记载④和白话报名称分析，汪熔创设的白话报，内容相当异于主张“务实维新”的《皖报》，文体也不同于《芜湖皖报馆章程》的文言文，应是我国早期的白话文报刊之一⑤。 1903年春，绩溪人汪孟邹在芜湖原中长街20号，创设芜湖科学图书社，出售上海出版的《黄帝魂》、《革命军》、《苏报》和《复报》等新书报刊⑥。同年底，怀宁人陈独秀由上海返回安庆，与房秩五、吴汝澄等筹创《安徽俗话报》。由于“芜湖是工商集中地区，利于宣传工作”，和“汪孟邹当时亦倾向革命”⑦，所以《安徽俗话报》自1904年3月31日（清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五日）创刊号起，直到终刊，一直是由在芜湖的汪孟邹经办印刷、发行事宜。 《安徽俗话报》为18开书本式装订，每期一册40页左右。始由陈独秀、房秩五、吴汝澄等编写稿件于安庆，寄交芜湖汪孟邹转付上海东大陆图书局铅字印刷。再运回芜湖由科学图书社揽总发售。1904年夏，房秩五去日本、吴汝澄回桐城，陈独秀来芜教书，遂在芜湖科学图书社继续主编、发行《安徽俗话报》。原定每月两期，朔望发行，但常脱期。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的第21-22期合刊，是现今能见到的最后一期。期发行数为1000册至3000册左右。因刊登涉外消息“为驻芜英领事要求中国官厅勒令停办。”这是现有原件存世⑧的芜湖最早的近代报刊。它“是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⑨，“作为爱国宣传的喉舌，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恶，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热情”⑩。在安徽地区的革命青年中，起了“组织革命和宣传革命的作用”⑪。 二、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 1904年夏，芜湖出现了对公众免费开放的“阅报处”⑫，在外地报纸的影响下，芜湖商政各界人士迫切需要一张本地报纸、以及时传播本埠工商行情、政治、社会新闻。《安徽俗话报》虽在芜湖总发售，但多销往外地，据该报自已统计，到第五期“仅省内的销售量已为1346册，……芜湖为100册”，数量甚少。于是，芜湖人齐月溪（宗濂）和流寓芜湖的无为人王活天、太平人谭明卿、合肥人焦二风、浙江人吴少斋等，于1905年到1911年，在芜湖先后办起了《鸠江日报》、《商务日报》、《芜湖日报》、《风月谭》、《芜湖新报》、《中江日报》、《皖江日报》七种民营报刊，另外还有《皖报》。其中只有谭明唧主办的《皖江日报（ Anhwei Guzette》，从1910年12月21日（清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创刊起，断续出版到1937年12月停刊，绵延27年，为芜湖报业史上的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其他六报均因经营亏损，短者月余即易主改名（《如鸠江日报》），长者也不过两年左右即自行停办（如《风月谭》）。这个时期报纸，各报人员很少、版面单调呆板、印刷粗糙简陋，大都影响不大，但是，却促进了芜湖印刷业由木版刻印向铅字活版机印的发展，为以后芜湖报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条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皖江日报》及时发行号外予以报道。同年11月芜湖光复。1912年（民国元年）3月11日“临时约法”公布，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因此，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和共和党、社会党，分别在芜湖设立支部，创办《安徽民报》、《安徽日报》和《共和日报》、《讽报》等党派报纸⑬，同时，民营报刊也随之勃兴。除原有的《皖江日报》外，新创办的有《农业日报》、《皖江潮》、《演说白话报》、《鸠江潮》、《金钟白话报》、《现世报》、《醒世报》、《醒报》、《闲谭》、《皖江新春秋》、《繁华新语》、《芜湖花报》、《直言报》、《灿花目报》达14种之多。 1913年（民国二年）1月16日，芜湖社会党纠众冲毁皖江日报报馆⑭；3月7日，驻芜皖军龚振鹏捕杀邢荡湖等青年学生⑮，（按：邢荡湖等为社会党员，参与《讽报》创办⑯）；5月，袁世凯两度通令全国“遇有借端煽惑之人，应即按照军法，尽法惩治⑰”，以钳制舆论；7月，国民党率军队数十人将皖江日报馆抄毁一空⑱；8月，全国查禁社会党⑲，11月，全省解散国民党⑳；一时，芜湖政局混乱，商民人人自危，报刊遂纷纷停办。迨至1914年（民国三年）袁世凯颁布“报纸条例”和“出版法”，进一步钳制舆论，芜湖仅剩有《皖江日报》、《直言报》、《闲谭》等少数报刊㉑。1915年（民国四年）10月21日，江宁人张九皋以遵照报律、专刊工商行情以及有关实业的论说㉒，得以获准创办《工商日报》，直到1949年4月芜湖解放后数日停刊，先后延续26年（1937.12-1946.1停刊），是为芜湖第二张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民营报纸。 1916年（民国五年）6月20日，恢复“民元约法”，7月16日废除“报纸条例”。《皖江日报》与《工商日报》先后改出对开大报，扩大版面，除以一半以上的版面刊登广告、启事和工商行情外，都增添了电讯稿、本埠新闻和副刊。皖江日报馆聘请潜山人张心远（即张恨水）编辑文艺副刊，并在该报副刊连载了他的第一部言情小说《紫玉成烟》，开芜湖报纸连载长篇小说之先河。《工商日报》创办人张九皋也亲自主编副刊“工商余兴”。 三、“五四”到“五卅”运动中的报刊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新思想，随着北京、汉口、上海等地的报刊传入芜湖，很快在芜湖中等学校师生中流行开来。《皖江日报》主笔郝耕仁将其主办的副刊改辟为《皖江新潮》、集聚高语罕、钱杏邨（阿英）、蒋光慈、李克农、李宗邺等革命志士、进步师生为其撰稿。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反映社会生活，讨论婚姻自主等，对当时学生运动起了启导作用，并推动了芜湖报刊的文体改革。《工商日报》也随之改变文体、刷新内容，聘请镇江人张卓哉（笔名大荒）主编副刊，连载张恨水写的长篇小说《皖江潮》。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由进步师生创办的、以追求民主、发扬科学、宣传新思想、改造社会和主持舆论为宗旨的期刊。其中较有影响的为《芜湖学生会旬刊》、《芜湖》半月刊。另外，在学校内部发行的油印小报有《前进》、《实践》、《海灯》等。 1919年和1920年，张九皋和谭明卿代表芜湖报界赴上海北京参加了全国报界第一、二届联合会㉓。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翌年，芜湖成立了外交后援会，5月创办《苍茫》半月刊。《皖江日报》、《工商日报》也积极参加声援活动。在民情激愤、反帝爱国的气氛中，芜湖报业又逐渐复苏。从1926年到1929年期间，先后有《赭山》半月刊、《星报》、《芜湖日报》、《六点钟晚报》、《皖江民报》、《商协周刊》、《精报》、《国货周刊》、《芜湖学生》、《昃日》半月刊、《民国日报》、《三民导报》、《导报》、《新芜湖》共计14种报刊问世。但大都旋出旋停。 1928年至1929年，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一、二届临时委员会的机关报《血花》（王步文）、《红旗》（尹宽）也在芜湖出现。由于这两种报纸均系油印小报，党内秘密发行，故在社会上鲜为人知。 1930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出版法”44条，实行报刊注册登记制度，《皖江日报》这年又因刊出“共产党万岁”口号事件被勒令停刊一年，所以芜湖一度只有《大江日报》和《工商日报》两家报纸。1931年柏毓文等创办《中江报》，约一年停刊，1931年底，《皖江日报》解禁复刊，到1937年12月芜湖沦陷前夕，芜湖仅有皖江、工商、大江等几家日报正常出版。其他《芜湖艺报》（三日刊）、《正言报》两报出版数月即停；《芜湖镜报》、《芜湖大公通讯》、《芜湖新闻》、《芜湖新报》、《芜湖导报》、《芜湖大风周刊》六报刊，仅见报名登记于国民党政府《内政年鉴》，情况不详。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由谢慎修主办的《邮话月刊》到1936年4月，共出12期，为芜湖最早的集邮专业性刊物。 四、抗战胜利前后的报刊 1937年12月10日，芜湖沦陷，所有报刊均停办。1938年7月17日，在日本占领军的卵翼下，伪芜湖县政府利用《皖江日报》厂房和未迁走的印刷器材创办了伪《芜湖新报》，充当日寇的代言人，直到1945年9月抗日胜利时被查封。在这期间，流亡在外地的原工商日报报馆人员，先后在合肥出版了《工商日报》（三河版）三个多月；在四川出版了《芜湖晚报（宜宾版）》一年多。1944年，原《工商日报》编辑、《芜湖晚报（宜宾版）》社长张衡山代表两报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性报业协会成立大会㉔。 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首都迁回南京，被迫废除新闻检查。于是各种政治势力，竞相扶植或创办报刊，作为争权夺利的舆论工具。芜湖毗邻当时的京畿，人文荟萃，自为各种政治势力所瞩目。芜湖报业也因之空前繁荣。从1945年9月到1949年4月的三年多时间里，先有《复兴日报（芜湖版）》、《大江日报》、《皖江、工商报联合版》、《工商报》复刊；继有原在屯溪出版的《复兴日报》、《火炬日报》、安庆出版的《国事快闻》迁来芜湖。而新创办的日报、晚报、周刊、月刊，更似雨后春笋，前后达27种。同时，有名可查的新闻社、通讯社也多达20余家㉕。其中，除大江、工商、复兴、火炬四家报馆自有印刷厂、所，正常出报；警光、大雷等少数新闻、通讯社经常发稿外，其余报刊、新闻通讯社、人员既不固定、又无印刷厂、所，多随政治时局的变化、各派势力的消长而时生时灭。在这期间，地方当局冲砸报馆、捕人下狱事件时有发生，报馆印刷工人为增加工资曾数次罢工；因此，报纸也出现迟出或短暂停刊情况㉖。 这段时间报纸，期发行数一般在数百份与二、三千份之间，都是铅字活版，人工机印、没有新闻照片，偶有美术作品或广告画，也多是用木刻上机印刷。极个别的偶到外地制照片版，带回印刷。版面上的广告、启事，仍占主要地位。一般都有本报社论、国内外电讯、本埠新闻。除少量采用国民党中央社、本地新闻通讯社稿件，和经常剪辑外地报纸消息外，本埠新闻均由各报记者采写。各报普遍设有副刊，刊登文艺作品和生活知识、文娱消息。有的还有几个甚至十多个专业性的副刊。因而大量记载了当时芜湖的经济、政治、文教、社会的发展情况，为芜湖地方历史保存了有用的资料。此外，中国共产党在芜湖的地下组织，也利用当时报界的混乱，派出自己的党员任椿、沈敦义㉗、吴道哉（任陵）、姚友林，以《复兴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调查收集有关军事、企业等方面的情况、动态，为芜湖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五、芜湖报业的根本性改变 1949年4月24日，芜湖解放。原有的地方报刊，新闻通讯社，除了《工商报》只刊登新华电讯稿件外㉘，全部停止活动。4月28日，芜湖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派刘俭、柳星三接管《大江日报》社。29日出版《新华电讯》，《工商报》遂即终刊。 《新华电讯》为对开四版日刊，在皖南地区发行。1949年6月18日，中共芜湖市委决定创办机关报，6月25日《新华电讯》终刊。 1949年7月1日，中共芜湖市委机关报《芜湖日报》创刊。直到1985年的36年间，报名虽有变更（如1952年至1956年的《芜湖大众》，1978年到1979年的《芜湖简报》，1979年到1984年的《芜湖报》），版面大小、发行范围也屡有变化，均因适应行政建制的调整所致，其党报性质始终一以贯之。在这期间，在芜湖出版的还有中共皖南区委的《皖南日报》、中共芜湖地委的《芜湖报》，和中共芜湖县委的《芜湖县报》。唯一的例外，是《新工商报》。它是《芜湖日报》在1949年9月22日改名为《皖南日报》后，由芜湖工商界集资于1950年10月1日创刊，至1952年5月31日终刊，是建国以后，芜湖唯的民办报纸。 建国以后，芜湖报纸事业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稳步发展。报社业余通讯员遍及全市各级党的组织。报纸内容也很快从报道解放战争进展，转向围绕经济恢复和计划建设有关的政治、经济方针、政策的宣传；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和呼声的“读者来信”，也经常占有相当显著的版面。并在编采人员中先后开展了“消灭报纸上的差错”、“通俗化改革学习”等活动，以加强基础建设，报纸质量有所提高，副刊也办得比较通俗、活跃。 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报纸即采用规范简化字替代繁体字；同年1月20日起，标题、正文的均由竖排改为横排。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后，报名下均加注汉语拼音字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报纸，报名未加汉语拼音字母）。 1957年到1966年，全国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大跃进、公社化、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及社会主义教育等运动，“左”的指导思想开始抬头，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强调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报纸宣传也随之出现了“左”的浮夸现象。报社内部人员有的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有的被调离岗位。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报社首当其冲，工作人员或调离报社，或下放劳动，内部基础建设被严重破坏，甚至中国共产党在报社的领导权也一度被所谓的“造反组织”夺取过去。1967年1月11日，《芜湖日报》改名《新华电讯》，不发地方消息，1月19日，又更名《新芜湖报》。同时，各种非法铅印的派性小报，多如牛毛，充斥江城。流言、谣言和“假、大、空”文章在当时的报纸上，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直到1972年1月1日，中共芜湖地委决定，停办《新芜湖报》，恢复出版地委机关报《芜湖日报》。但仅出了三个月，即奉命停刊。 1970年9月24日创办的、中共芜湖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简报》，会后一直不定期地在内部出版发行。到1972年4月《芜湖日报》停刊后，遂成为实际上的市委机关报。1978年改名《芜湖简报》，到1979年6月，先是周一刊，后改为周二刊，四开四版，定期内部发行。这张报纸在组织生产、恢复社会秩序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5年，随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了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针政策，报社得以重新组建，1979年7月1日，在《芜湖简报》基础上，正式出版中共芜湖市委机关报《芜湖报》（周三刊），1984年7月1日，恢复《芜湖日报》（周六刊），并新建了一座1500平方米的五层大楼，组建了报社印刷，从而结束了解放后党委机关报一直由市新华印刷厂承印的历史。报纸宣传内容日益丰富多样，地方特色逐步增强，期发行数由5000份增加到16，000份。在这期间，报社不仅参与组织、发动全市性的各种社会活动，还极积加强与省内外报社的横向联系和新闻业务交流。 1980年10月，赵厚才、周祥鸿代表《芜湖报》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华东六省部分城市报纸座谈会；1981年4月，黄寿彭、汪兴泉代表《芜湖报》会同兄弟报社倡议，并在滁州召开了全省首届报纸副刊工作会议；1983年4月，苏彦彬代表《芜湖报）参加中国新闻学会在无锡召开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研讨会；9月，黄寿彭代表《芜湖报》参加由中国新闻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湖南日报》社在长沙合办的纪念毛泽东诞生九十周年新闻理论研讨会；1984年9月，陈莉代表《芜湖日报》参加在承德市召开的全国首届地市报纸群工研讨会；1985年7月，苏彦彬代表《芜湖日报》参加新华通讯社在北京召开的地、市报社总编辑座谈会。这些活动，扩大了《芜湖报》、《芜湖日报》在省内外的影响。 1981年，安徽省新闻学会成立。《芜湖报》社以团体会员加入，副总编赵厚才当选为理事。1985年、《芜湖日报》总编苏彦彬、副总编赵厚才出席省新闻协会、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会议，苏彦彬当选为常务理事。 1982年5月，《芜湖报》和《安徽日报》共同在芜湖召开全省第二次报纸副刊工作会议，省内21家报社派员参加。1984年12月，《芜湖日报》受安徽新闻学会委托，接待了日本国《朝日新闻》社记者木多森一，并派人陪同采访。 在这六年中，芜湖各机关、学校、企业的内部报刊纷纷出现。刊期有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不定期等，共约30余种。其中铅印、定期出版的半月刊有《安徽师大》、月刊有《芜湖科技报》、《芜湖青年》、《芜湖师专》、《安徽机电学院》、《芜湖环保》、《芜湖卫生》等约10种。 综观芜湖近代报业，滥觞于清末维新高潮，夭折于戊戌政变。继勃兴于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复受挫于洪宪复辟。因“五四”“五卅”运动而复苏，再受制于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由抗日战争胜利而空前繁荣，以芜湖解放而出现根本性变化。建国以后，日趋兴盛，却遭“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严重破坏。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机，复得振兴开创新局面。八十七年中，其兴衰萎盛，均受到全国政治形势演变的制约。 就报刊事业发展而言，以1949年芜湖解放为界，前期5年，报刊名目多达99种，期发行量一般为数百份，少数几家达到二、三千份；后期36年，报纸虽仅17种，期发行量至少在五千份以上，多者达二、三万份。报纸正文，从清末报刊出现开始，即用繁体字竖排印刷，一直到1956年才改为横排，并采用简化字；版面形式由呆板、单调逐步演变为活泼、多样，图文并茂；基本文体，则历经古文、白话文、古文夹白话、通俗口语、发展到多样灵活的现代散文，而副刊的有无、多少，则是报纸兴衰的明显标志之一。 从报刊的基本内容考察，大致过程是，始初为灌输知识，开通民智、宣传变革，救亡图存；继而刊登广告启事，传播工商行情，副以社会动态，文艺小品；再次是宣传政治主张，服务于阶级斗争。到1979年以后，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宣传改革开放，丰富人民文化生活。从而使报纸逐步成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双向传播信息、舆论影响的有效渠道，是八十七年中芜湖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87年12月29日初稿1990年10月18日定稿注释：①原件藏安庆市图书馆，芜湖日报社有复印件。②余家宏等编写：新闻学简明词典，第39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③④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卷，第51页，中华书局，1981年6月。⑤施乡：最早的一种俗话报，芜湖日报1957年7月7日三版《话说芜湖》专栏。文中说：我国最早的通俗报刊，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在无锡出版的《无锡白话报》⑥邹义开选编：安徽大事记资料（上册），第11页。汪菊侬・回忆汪原放的一生，芜湖党史资料，1985年第4期第3页。⑦李则纲遗稿：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7、9页。⑧安徽省图书馆藏有《安徽俗话报》第1-22期影印件。⑨蔡元培语，转引自李则纲遗稿。参见注⑦⑩周新民遗稿摘编：记安徽公学，安徽文史资料第5辑，第69页。⑪高一函：辛亥革命前后安徽省青年学生思想转变的概况，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434页，中华书局，1962年。⑫邹义开选编：安徽大事记资料（上册），第13页载有：1904年7月8日，芜湖西门内仙源公所业已开设阅报处，愿阅者晨十钟起至五钟止，皆不取费。⑬⑯张九皋遗稿，芜湖光复记，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1-112页；114页。⑭⑮⑰⑱⑲⑳⓪邹义开选编：安徽大事记资料（上册），依次见第74，75，77，80，82，86页。㉑国庆纪念中芜湖报纸之过去与未来，《工商日报》民国十七年十月十日增刊。㉒张九皋自传（未刊稿）第11-12页，芜湖日报社存有张衡美摘抄的复印件。㉓张孝康：芜湖报业简史，安徽文史资料，第15辑，第16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㉔张衡山：忆《芜晚》（未刊稿），第8-9页，芜湖日报社有复印件。㉕新闻通讯社名称为：警光、复兴、前锋、建国、东方、江声、安徽、中江、京芜、大雷、中流、青锋、民意、正风、综合、正气、励志、民本、民风、正义、芜湖青年、大刚等。㉖张玲辑整：民主革命时期芜湖工运史资料（专辑），芜湖党史资料，1985年第5期第19页。㉗吴稼森：我在南京地下工作时期的片断回忆，芜湖党史资料，1985年第3期第13页。㉘任陵（口述）唐昌兴整理：安徽学院地下党活动片断，芜湖党史资料，1985年第3期第16页。㉙万年：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芜湖市，芜湖党史资料，1985年第1期，第13页。附：芜湖报刊编年简表（1898～1985）年代报名主持人简况1898皖报 4～9月1899白话报汪熔 1904安徽俗话报陈独秀1904.3.31～1905年，共出22期1905鸠江日报王活天约一个月 商务日报吴少斋约一年1906芜湖日报王活天时间很短 风月谭谭明卿1908年终刊1909芜湖新报谭明卿1910年春终刊 中江日报 11.28创刊，约一年1910皖江日报谭明卿12.21～1937.12.51912安徽民报 国民党芜湖支部 安徽日报 国民党芜湖支部 讽报赵誉船社会党芜湖支部 共和日报李辛白共和党芜湖支部 农业日报王艺轩约五个月1913鸠江潮 名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 演说白话报 名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 皖江潮 名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 金钟白话报 名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 现世报 名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 醒报 名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 闲谭 名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 皖江新春秋 名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 醒世报 繁花新语 芜湖花报 直言报李士林 灿光日报 1915工商日报张九臬10.20～1937.12.71921芜湖学生旬刊高语罕4.30创刊，共出4期 芜湖（半月刊）沈泽民5.11创刊，只出4期1922前进李冰心五中学生，油印 实践 五中学生，油印 海灯 二农学生，油印1926赭山（半月刊）岳六2.13创刊，只出5期 苍茫（半月刊）钱杏邨5月创刊，只出4期 星报（三日刊）伍馨4.27创刊 芜湖日报胡白沙11.24～1927.31927六点钟晚报 皖江民报 10.10创刊 商协周刊 1928芜湖学生恕人半月刊，2.1创刊 昃日（半月刊） 精报 国货周刊 10.10创刊 血花王步人中共皖一届临委，油印 红旗尹宽中共皖二届临委，油印 民国日报谢仁钊 三民导报 民国日报改名1929导报 三民导报改名 新芜湖 6月创刊1930大江报 1935.2改名大江日报1931芜湖艺报（三日刊） 5月创刊 正言报 中江报柏毓文约一年1932芜湖镜报古希见国民政府《内政年鉴》1933芜湖大公通讯陈葆山见国民政府《内政年鉴》 芜湖新闻李洪勋见国民政府《内政年鉴》 芜湖新报徐辉祥见国民政府《内政年鉴》 芜湖导刊鲍光傅见国民政府《内政年鉴》1934芜湖大风周刊汪懋基见国民政府《内政年鉴》1935大江日报赵冰谷见国民政府《内政年鉴》 邮话月刊谢慎修1936.4停刊，共出12期1938工商日报（三河版）张步青1～3月 伪芜湖新报朱绣封7.17创刊，1954.9查封1940芜湖晚报（宜宾版）张衡山9.1～1941，约一年1945复兴日报（芜湖版）许知为9月、一个月 大江日报方宏孝1945.10～1949 安徽民报孙尧阶11.1～1947.6 民声日报李天敏12.1～1946.5.桂系 芜湖报彭一韶12.15～1946.1.20 青年快报俞鲲12.26～1946.11946皖江、工商联合版张九皋2.6～12.31 火炬日报王远江3.1～1948.12 复兴日报吴博全8.1～1949.4.23 国事快闻王枞8.13～1947.4 中央日报安徽增刊胡定安9.27～1949.4.201947幸福报（晚刊）吴育英1.1～1949.4.23 工商报张九皋1.1～1949.4.27 大同邮话陈文懿6.1创刊共出10期 安徽人（月刊）郭健行7月创刊共出20期1948基督教青年团契报程克文10～1949.2油印1949新华电讯刘俭4.29～6.25 芜湖日报徐伊复7.1～9.21 皖南日报钱丹辉9.22～1952.12.151950新工商报操竹友10.1～1952.5.311952芜湖大众刘乔7.1～1956.12.311956芜湖报鲁志4.1～1958.12.151957芜湖日报何瑞1.1～1958.12.151958芜湖县报赵鸿臣7.1～1961.3 芜湖日报芜湖报联合版联合版12.16～12.311959芜湖日报王自强1.1～1967.1.101967新华电讯 1.11～18 新芜湖报李远扬1.19～1967.12.311970简报赵厚才9.24～1977.121972芜湖日报董增林1.1～3.311978芜湖简报苏彦彬1.1～1979.6.301979芜湖报苏彦彬7.1～1984.6.301984芜湖日报苏彦彬7.1～编者按：抗日胜利后（1945-1948）报刊简表，原列甚详，本编为篇幅所限，部分从略。
芜湖古称鸠兹的由来 芜湖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最早的行政建置，据现存古代文献记载，是春秋时期吴国的鸠兹邑。《左传》鲁襄公三年（前570年）载：“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晋杜预注云：“鸠兹，吴邑。在丹阳芜湖县东，今皋夷也。”《后汉书・郡国志》“芜湖”注：“鸠兹意指鸠鸟栖息繁殖之所。”《安徽通志・舆地志》载：“鸠兹港，芜湖县东四十里，入于长江，或以为古鸠兹也。《左传》楚伐吴，至鸠兹，杜预以为皋夷，今作勾慈，以音相近而讹也。”民国《芜湖县志》记载相同，又云：“芜湖县德政乡有勾慈社，即鸠兹之讹也。”关于衡山，杜预以为在浙江乌程，距今芜湖县之鸠兹太远，与具体情况不合。按《太平御览・地部》引山谦之《丹阳记》云：“丹阳县（治所在今安徽当涂县正北小丹阳镇）东十八里有横山，连亘数十里。 或云：楚子重至于横山是也”。《芜湖县志》亦载：“似即今当涂之横山，盖横与衡本通也。” 关于鸠兹在今何处，《芜湖县志》、《太平府志》载有在芜湖县东40里、35里、30里及在咸保圩诸说。北大教授侯仁之于1978年曾亲领研究生作了实地调查，到了芜湖县黄池镇南一里见一土墩，为古城遗址，当地群众称为楚王城，因而认为此地即古鸠兹城。这里曾发现印纹硬陶、绳纹陶片、简瓦残片及五铢钱，安徽省博物馆同志鉴定为汉代物，汉芜湖县治所当亦设于此。 春秋吴、楚争夺此地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扼中江要冲，中江即今之青弋江（一说青弋江中段始为古之中江，相传伍子胥伐楚时开挖，至今民间仍有称此段江流为胥溪者），为东通吴越，西达楚国的一条重要河流。《汉书・地理志》“丹阳郡芜湖县”下注云：“中江在县西南，东至阳羡（今浙江吴兴）入海。”《读史方舆纪要》载：“今县河（即青弋江）东达黄池，入丹阳、石臼等湖，至银林堰，乃中江故道也。苏常（今江苏苏州、常州）承中江下游，常病漂没。及五堰筑（唐末杨吴时筑），而中江不复东，宣歙之水，皆由县西达于江。”楚兵东伐，先占鸠兹，继续东进到横山（今属当涂），是符合地理形势的。 周元王四年（前472年）越王勾践平吴，鸠兹亦属越国。楚威王六年（前334年）楚大败越，杀（越）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于是鸠兹属楚。秦王嬴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灭楚，以楚地为楚郡。二十六年完成统一，分天下为36郡，将楚郡分为九江郡、鄣郡、会稽郡，而鸠兹属鄣郡丹阳县。刘邦、项羽的起义军灭秦，项羽分封诸侯，以鄣郡属九江王英布。西汉初期，郡国并行，鄣郡先后属于楚王韩信、荆王刘贾、吴王刘濞、江都王刘非、丹阳侯刘敢、广陵侯刘成。 汉武帝时设芜湖县于鸠兹。 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改鄣郡为丹阳郡，领县17，内有芜湖县。这是芜湖作为县名的开始。原来这个地方有一湖泊名芜湖。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芜湖（水名）长七里，蓄水不深而多生芜藻，故曰芜湖，因以名县。宋代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引《宣城图经》曰：“芜湖山在（芜湖县）西南，山因湖名之。汉末于湖侧置芜湖县，以其地卑，蓄水非深而生芜藻，故以名县焉。” 汉芜湖县在哪里？顾祖禹说：“芜湖故城在芜湖县（指明代县城）东三十里古鸠兹。”《芜湖县志》载：“汉芜湖城当在咸保圩。”咸保圩在今芜湖市东约35里，位于水阳江之南。但光绪中重修《安徽通志・舆地志》载：“芜湖（水名），在芜湖县西南十五里，源出丹阳湖，过黄池，合五丈湖、路西湖诸水，至县入江。蓄水不深而多芜藻，故名。” 清康熙《太平府志》记载相同。这样说，县城在湖侧，湖又在县西南。这些记载是否有矛盾？应该怎样理解？因为古代作为湖泊的芜湖，从大小荆山以东到古鸠兹处都是湖泊。后来农田建设发展，出现许多圩田，湖泊的面积渐渐缩小，只剩下一个小湖在小荆山之东。所谓“湖侧置芜湖县”，当是指古代芜湖（水名）之侧。汉武帝元封五年，分天下为13刺史部（监察区），丹阳郡属扬州刺史部。东汉时期，芜湖县仍属扬州丹阳郡。东吴时，芜湖县治始迁今北门鸡毛山。 东汉末年，芜湖县属孙吴。孙权在黄武中将芜湖县治由水阳江南向西移到青弋江下游，即今鸡毛山高地，靠长江边。 为什么县治要移到长江边呢？因为孙权原驻扎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后迁秣陵（不久改称建业，今南京市）。孙吴凭长江之险立国，所以对沿江地区很重视。刘备曾经对孙权说：“江东先有建业，次有芜湖。”为着保障建业，芜湖县治就迁到长江边了。此后，孙休永安中在芜湖县置故鄣郡。西晋时，芜湖县仍属扬州丹阳郡。 东晋、南朝偏安江左。当时从北方南迁的人民与士族多相聚而居，保持原籍。统治集团为了缓和南北士族的矛盾，争取他们的支持，设置了一些侨州、侨郡、侨县。所谓侨置就是把彼处的地名移置此处。东晋、南朝的统治区限于南方，却在北方南迁的人们聚居之地设置一些州、郡、县，仍用北方地名，甚至一地有几个州、郡、县，有官而无辖地。又或分或合，或废或复。所以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载：“盖自晋成帝以来，州郡类多侨置，损益离合，不能悉详。”就芜湖县地方说，除保存扬州丹阳郡芜湖县外，东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而州治设在芜湖县（西晋豫州辖地相当于今河南省东南部及安徽省淮北一部分，州治在项城）。以后或设在历阳（今和县），或设在寿春（今寿县）。晋成帝时又分丹阳县境（今当涂县）侨立淮南郡（西晋时辖地相当于今寿县至和县一带，不包括今六安地区、安庆地区及巢县），郡治在于湖。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年），以上党郡（西晋时辖地相当于今山西省东南部）流民侨置襄垣县（原在今山西省境内）于芜湖县西南，并立上党郡，属于侨置的南豫州（州治在姑孰，今当涂县）。后去上党郡为县。 东晋末，取消芜湖县，于湖县仍存。 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去芜湖县，其地并入襄垣县。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又去上党县，并入襄垣县。历南齐、梁、陈3朝，襄垣县与于湖县都属于南豫州淮南郡。这里有一个问题：有些古人记载“芜湖即于湖”，但据《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中淮南郡下并列有芜湖县、于湖县，可以证明这是两个县。这两个县有什么联系呢？《宋书・州郡志》载：“于湖令，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分丹阳县立。”汉丹阳县在今安徽当涂县地，本与芜湖县境相接。《读史方舆纪要》载：“于湖城，在府治（明太平府治在今当涂县城）南三十八里。”说明于湖县是原丹阳县之南境，与芜湖县连接。据侯仁之教授指导的调查，于湖城可能在今芜湖县王九田(九上加田，音同柺)；又民国《芜湖县志》引唐朝魏王李泰主编的《括地志》云：“（芜湖）县东四十里有圩，曰咸保，古丹阳于湖县址。”也可能于湖城即在今芜湖县东咸保圩一带。但这两个地点都在芜湖县境内。为什么史志载于湖是分丹阳县境设置的，而实地调查与《括地志》所记县治却在芜湖县境呢？这里须要仔细分析一下：于湖县与芜湖县是紧紧相连的，它的县境大部分是在原丹阳县地，而作为县治的于湖城设在邻近的芜湖县的东境是有可能的。加上东晋侨置豫州在芜湖，淮南郡在于湖，刘宋又侨置南豫州在于湖，当时的芜湖、于湖都属于这些州、郡管辖的，所以于湖城也可能是东晋时作为县治而在芜湖县境。 隋朝统一后，对地方行政区域加以调整，裁并不少郡县，规定地方分州（后称郡）、县两级，取消了大州。襄垣、于湖都并入蒋州（后名丹阳郡，治所在今南京市）所属的当涂县。唐初，芜湖是一个镇，在长江边，属江南道宣州当涂县。唐肃宗时，当涂县改属升州（治所在今南京市），复改属宣州（治所在今宣城市）。唐末期昭宗时又改属升州。 唐昭宗时复置芜湖县。 据《读史方舆纪要》卷27载：唐昭宗大顺中杨吴（吴王杨行密）复置芜湖县，属升州。《太平府志》载：“唐哀宗天祐四年（907年），杨吴割当涂五乡、宣城二乡，复置芜湖县，隶宣州。”《文献通考》载：南唐烈祖李昪昇元中改杨吴之金陵府为江宁府，置芜湖、铜陵、繁昌3县。《十国地理表》载：南唐析当涂县置芜湖县。这些记载虽然对芜湖县复置的年代有所不同，但芜湖县自晋以来并入襄垣、当涂，历500余年又恢复了。县城在今芜湖市神山以南，青弋江以北。 芜湖与江南经济的发展 芜湖县之所以得到恢复，与江南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经过东晋、南朝近300年间，来自中原地区的人民与江南土著共同辛勤地开发江南，因而使江南地区“良畴美柘，畦垅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到了唐代，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唐朝兴修的水利工程有269项。而江南道有71项，居全国的首位。到南唐时，“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手工业商业亦有发展。芜湖地处“江津之要”，正如宋代杨颢诗所云：“山连吴楚周遭起，水会湖湘汹涌来，”境内水道纵横，有利于灌溉，因之它的地位不容忽视。自唐迄今，县治历代不废。 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取江南，以芜湖县属宣州。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以芜湖县改属太平州（治所在当涂），后来在州、军（地方单位）、县之上设路，而太平州属江南东路。此后历元、明、清3朝，芜湖县皆属太平，惟元代升太平州为路，属江浙行省；明代以太平路为府，属南直隶（即南京）；清初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康熙朝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两省，而太平府属安徽省。 宋代开始筑芜湖县城 宋代芜湖县经济有所发展，兴筑了大量圩田，著名的万春圩即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重修，使10余万亩土地成为良田。南宋时江南东西两路“有茗（即茶）、冶铸、金帛、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显得芜湖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地位日益重要，因此宋代开始在芜湖筑城。“宋城不知筑于何年，至宋高宗时方毁……观林和靖过芜留咏诗云‘山掩县城当北起，渡冲官道向西流’，则其位置与今无甚出入。今北门外高城坂、东门外鼓楼岗等处，皆为故城遗址。明初筑城，收缩甚多，则宋城之大亦可想见。”由此可知宋城至迟在林和靖生存的年代（11世纪初）已经建成，而且范围比明城大。至南宋高宗建炎年间毁于兵乱。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重建城垣，至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又被兵火所毁。一直到明代前期，芜湖虽设县署，却没有城垣。 明代，芜湖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因为它的附近是稻米产区，皖南所产的木材、货物，多通过水道汇集于此地，再入长江运销别处；同时长江上中游四川、湖北、江西的货物东下，下游的货物西上，皆经过芜湖。所以清初顾祖禹说：芜湖“今商旅骈集，明天启中置榷关（即收税所）于此。”明中期以后，我国东南地区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芜湖成为浆染业的中心和炼钢的基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防卫的需要，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年）重新建筑了城垣，仍在宋城位置而范围缩小，周围739丈，其旧城垣地基即今环城路。而实际建城区东起大垄坊，沿青弋江北岸一直向西伸展到江口，形成著名商业区十里长街。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就明城基重修，划长街于城外，周围5里。此后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街市逐渐扩大。 清光绪二年芜湖辟为通商口岸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芜湖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和货物的集散地，就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目标之一。清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和清朝订立《烟台条约》，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并规定租界内洋货免收厘金，洋货运入内地只纳子口税（进口货在海关交纳正税后，运到省的税关再交半税，叫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第二年，英国设领事于芜湖，与清官吏订立租界约，划出租界区：东起普潼塔，西至江边，南起陶沟，北抵弋矶山麓。接着，俄、法、日、美等帝国主义者也来到芜湖。清光绪三十年，芜湖关道台童德璋和英国领事柯韪良议定《各国公共租界章程》10条，把上述租界区作为各国公共通商租界。于是帝国主义者在芜湖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控制长江水运，同时外国传教士在芜湖设立教堂、学校、医院，分布于鹤儿山、二街、长街、凤凰山、狮子山、范罗山等处，进行文化侵略。封建官僚、买办把广州等地的米商从镇江拉来芜湖开设米号，芜湖遂成为四大米市之首。芜湖市区遂由青弋江岸扩展到长江岸边。据清宣统二年（1910年）丈量，建成市区由县城向西北扩展约有2.5平方公里。此时民族资本在芜湖有些发展，但因帝国主义、封建官僚、买办势力垄断市场，使民族工商业受到摧残。 民国建立后，废除州府，地方行政机构为省、县两级。民国三年（1914年）增设道。安徽省分设3道，芜湖道治所在芜湖县，辖皖南地区。又设皖南镇守使驻芜湖县。民国十七年，国民党政府废除道，县直辖于省。民国二十一年国民党政府于省下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以专员兼该地区保安司令。当时安徽省分10个行政督察区，芜湖县先后属于第二、第九、第六等区。 新兴的芜湖市 1949年4月24日凌晨，芜湖解放。是年5月设皖南行署，辖芜当、池州、宣城、徽州4个专区和芜湖市等，芜湖县属芜当专区（即芜湖专区）领导。从此芜湖市与芜湖县分开。1952年4月12日，撤消皖北、皖南两行署，置安徽省。同年8月25日，省人民政府成立，辖5市7专区，芜湖市为省辖市之一。此后，芜湖市除两度归芜湖专区领导外，则均为省辖市。1980年1月芜湖县划归芜湖市领导，4月10日芜湖市辟为对外贸易港口。1983年8月10日，国务院批准将原属宣城地区的繁昌、南陵、青阳3县及九华山管理处划归芜湖市领导（后二者现属池州市辖）。 解放以来，芜湖市区有较大的扩展。西向跨长江是我国最大的内河煤港裕溪口，1954年划归芜湖市；北向伸到四合山区；南向扩展到青弋江南岸。市区面积在解放前夕为7平方公里，现在已发展到23.4平方公里。更为重要的是，芜湖市已经成为新兴的轻纺工业城市，拥有数百家工厂企业；水陆交通远胜昔日，芜湖港已成为长江沿岸著名的大港之一；向北有淮南铁路，东西有宁铜铁路，向南有皖赣铁路；公路四通八达。 以上是芜湖市的建置沿革及城垣演变的概况。解放以前，芜湖市与芜湖县是在一起的，上述材料中包括市县的建置沿革，不能分开。 历史悠久的芜湖，得天独厚，在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指引下，迈步向前，方兴未艾。
芜湖市位于安徽省的东南部，滨临于世界第三大河——长江的中下游，正当水陆交通的要冲。我们的祖先很早以来就在这里生息。伴随着人类的进步，历史的发展，芜湖市有着发生、发展历史，城址也经历了转移、扩大的过程。本文试探索这一历史过程与规律，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求得对这一城市的职能和发展方向的深入认识。 (一)起源于鸠兹的芜湖城 (1)鸠兹的原始聚落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芜湖地区已有人类活动的踪迹。考古工作者曾在大、小荆山附近发现了当时人们使用的陶器碎片。阶级社会出现以后，芜湖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已出现了较大的部族集团，史称“越人”。越人很早便与中原地区有了文化上的联系。相传大禹葬在会稽，夏桀被商汤战败之后，也曾逃到现在与芜湖隔江相望的巢县一带。只是由于资料缺乏，现在对长江下游一带早期的历史情况还所知甚少，具体到芜湖地区更是渺茫。 到了春秋时代的后期，芜湖地区的原始聚落才开始见于记载，当时名叫“鸠兹”。《左传》：“鲁襄公三年［元前五七六年］，楚子重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这里所记的就是这个鸠兹，衡山则是现在当涂县东北界(隔界为江苏)上的横山。自此以后，鸠兹一名史不绝书。由于古人用字往往同音假借，因此鸠兹也曾被写作“皋兹”、“祝兹”、“皋彝”或“勾慈”。直到西汉初年，鸠兹一名沿用不废。吕后执政时期尝封徐厉为“祝兹侯”，即是一例。 鸠兹在芜湖城市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文献记载：“古鸠兹邑……汉置芜湖县于此。”可以认为，最早的芜湖城就是在古鸠兹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可以说，鸠兹就是芜湖城的原始聚落。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必须追寻这个城市的原始聚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个城市的起源，才能有个良好的起点来探讨它后来的发展。 据有关文献记载，古鸠兹应在今芜湖城东四十里左右。经实地考察，在今芜湖城东约四十二里，有古城遗址一处，当地群众称为“楚王城”。遗址上散布有大量汉代遗物，如印纹硬陶、绳纹陶片、筒瓦残片以及五铢钱等。(见照片图一)据此判断，“楚王城”应是西汉芜湖县城的遗址，亦即古鸠兹所在之地。古城建址在水阳江南岸的—带侵蚀残丘上，这带残丘自东南方延伸而来，古城正当这一带残丘向水阳江边延伸的尽头，这一位置，给人以逼向江边的动态之感。(图二)由此再往西北，地势低平，直达长江沿岸。只是在近江边处，才出现几座孤立的小山。这一带低地，在古代多是湖泊沼泽分布的地区，居民点大都建立在岗阜上。鸠兹邑的位置正是如此。此外还要看到，鸠兹紧傍水阳江畔，这水阳江在古代乃是有名的中江上的重要一段。中江东通太湖(古称震泽)，西连长江，是一条极为重要的东西交通的水道，对于江南“舟楫世界”里的吴越来说，它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图1)鸠兹去长江不远，又是控制中江水道的重要渡口，上文所引楚子重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的记载，充分说明了鸠兹位置的重要。这是春秋时代的一个重要战役，《左传》作者用“克”字来描写攻取鸠兹的战事，足见在这里是打过一场硬仗的。 鸠兹之战以后，吴与中原诸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并在本国境内尽力从事开发，以满足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需要。在开发事业中，水利工程占有重要地位。故《汉书・沟洫志》有：“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的记载。清人全祖望说：“此所谓通渠三江五湖者，通江湖也。禹贡时之中江，本不与太湖通，吴始通之。”沟通中江以入太湖，相传是伍子胥的功绩，宋朝单锷在《吴中水利书》内写道：“自春秋时，吴王盖闾用伍子胥之谋伐楚，始创此河以为漕运，春冬载二百石舟而东则通太湖、西则入长江。自后相传，未始有废。”中江与太湖的沟通，大大改进了本地区内水上交通的形势。自此以后，太湖可与长江通航。加之吴都紧傍太湖东岸，中江航运就显得更加重要，同时这直接影响到鸠兹邑的发展。如果说中江沟通太湖以前的鸠兹还只是一般的城邑，那么在此以后鸠兹的政治地位就日渐重要起来，最后终于在这里设置了芜湖县。 从鸠兹的原始聚落发展到芜湖县城，经历了我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全过程。到西汉初年，也就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鸠兹一名逐渐为芜湖所代替。至公元前一〇九年(汉武帝元封二年)，芜湖已正式设县，这就是历史上早期的芜湖城。 (2)早期的芜湖城 芜湖设县以后，从西汉中期到东汉末年的三个多世纪间，有关这一地区的记载并不多见，这大约是因为，这一时期汉朝的统治者曾多次集中全国财力物力，抗拒匈奴，防御北边，以致江南地区的开发受到影响。例如晚到东汉时期，与芜湖所属丹阳郡隔江相望的庐江一带，尚不知牛耕，而江南的丹阳郡还仍然保留着许多原始的风俗习惯，生产也比较落后。 东汉以后，孙吴崛起于长江中下游，与魏蜀鼎足而三，争霸中原。孙吴对东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时长江航运进一步开发起来，芜湖正当孙吴都城建业(今南京)的上游，逐成为捍卫都城的重镇。在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中，芜湖一名，屡见不鲜，许多重要历史人物如孙策、孙权、周瑜、陆逊、刘备、曹操等，都有与芜湖一带有关的事迹被记载下来。 三国时期战争频繁，芜湖首先作为一个军事要地为人所注目。吴国地处江东，以长江为天堑，西拒刘备，北抗曹操，而长江水道在今青弋江口附近急转而北，直趋建业，芜湖县境包有青弋江口，便成为内陆水运联系长江航道的咽喉刘备尝说：“江东形势，先有建业，次有芜湖。”可见其地位之重要。吴将陆逊曾“部精卒数万人”，屯驻芜湖，一方面镇压南部山区“山越”的反叛，一方面防范江北曹魏的进攻。为了加强芜湖的防守，孙权又在大江对岸开辟濡须水口，夹水立坞，筑城防守。曹操伐吴，或者亲自出征，或者派遣大将，曾几番进攻濡须口，但多没有取胜。总之，在吴魏交战中，芜湖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孙吴名将周瑜西征，病死巴丘(今湖南岳阳一带)，灵柩顺江东下，孙权还亲自素服举哀，迎周瑜灵柩于芜湖。相传今芜湖周村铺有大琢，即周瑜墓。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芜湖城在三国时代的地位确很重要。但在这个时期，战争形势的发展对城市的设置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孙吴的主要城镇本不是沿长江设置的，而是在长江以东、以南距江岸较远的地方，如都城吴，在太湖东岸，芜湖城距长江也有四十多里。城市远离江岸的布局，与长江一线战争频仍的形势很不适应，正如刘备对孙权所说的“即有惊急，赴救为难。”为了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孙权决定在长江沿岸设立重镇，以应赴救之急。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迁都建业(今南京)，吴黄武(公元二二二——二二九年)初年，又把芜湖县治由鸠兹故地迁移到了青弋江口——也就是现在鸡毛山一带的高地上。至此，起源于古鸠兹的第一座芜湖城便结束了作为县治的历史，但仍有人继续在这里居住了很长时间。随着县治的这一转移，一座新的芜湖县城，在新的城址上开始发展起来。这座新城的出现，虽然最初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符合了这一带经济发展重心东移的历史趋势，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在后来芜湖城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外应当说明的是，新的芜湖县城之所以要设置在鸡毛山一带，：除了这里是两江相汇的“形势之地”而外，也是由于此地早已有一个居民点存在了。新的芜湖城正是在这个居民点上建造起来的。 (二)历史上建址在鸡毛山上的芜湖城 (1)芜湖名称的起源和演变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芜湖”一名的由来。 芜湖原非聚落，而是鸠兹附近一个古代湖泊的名称。这个湖泊大约从现在称为“楚王城”所在地的残丘以西，一直延伸到今芜湖市东南界外的大、小荆山一带，东西绵亘约三十里，其东北方又与古丹阳湖相连。它的名称，屡见于古代地理文献，且有解释说：这个湖泊“以蓄水不深而生芜藻”，因此叫做芜湖。实际上这就是说这一带的湖泊已经逐渐沼泽化了。可以设想，在古鸠兹的原始聚落形成之初，每当雨季，附近江湖泛滥之时，从鸠兹附近一直到今青弋江口都是一片水乡，只有现在叫作神山、赤铸山、鸡毛山、铁山和范罗山等一些丘陵岗阜，好似小岛，浮于水面。在其他季节，随着水位的下降，虽有陆地涸出水面，却很卑湿。这时浅水植物、挺水植物和岸边喜湿植物群落滋生，乔木、灌木在岗阜上生长茂密。当时这里人烟稀少，星星点点的原始聚落大都散布在高地上。大片湖沼和丛林则是水鸟成群栖息的好地方。“鸠兹”这个原始聚落的得名，恰好明了这种情况。顾名思义，“鸠”即鸠鸟，“兹”也就是滋生繁多的意思。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们开始围垦湖沼。三国时代，孙吴招来江北流民十余万人，其中有不少人可能被安置在附近的湖沼低地上，参加围湖造田。大约就在这时，开始出现了早期的少数圩田。作为湖泊的芜湖，从此就明显地缩小起来。朱大珍在所撰《龟龙寺记》一文中写道：“芜湖邑东四十里有圩曰成保，古丹阳湖地也，世传吴赤马二年围湖成田。史书孙吴大兴水利，其说可略见。”孙吴围湖造田，顾有成效，农业人口也相应地增加起来。例如大将蒋钦去世，孙权曾“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足见本地区的田地和人口已大有增加。 随着水利事业的开展，这一带的地理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来荒芜的湖沼低地开始变成了富庶的农产区，同时附近一带新兴的居民点也相继成长起来。随着湖泊沼泽的逐渐缩小和农田聚落的日益增加，作为湖泊名称的“芜湖”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涵意，最后竟然转化为聚落的名称。 古代芜湖湖泊的大面积缩减，是劳动人民开发自然的结果，而这种开发活动又为芜湖城城址的转移创造了条件。如果不是把大片沮洳沼泽之区化为良田，古代的芜湖城也就不可能迁移到青弋江口这块平原地区上来。 (2)封建社会中期的芜湖县与芜湖镇 新的芜湖县城自黄武初年设置以后，很快发展起来，到东晋时已成为临江的重镇，常为兵家驻守之地。这个芜湖城后来俗称“王敦城”，就是和东晋王敦驻兵于此的事有关。按《晋书·明帝纪》有如下的记载说：“太宁二年……六月，敦举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骏马微至于[按据王敦传，“于”应作“芜”]湖，阴察敦营垒而出。有军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昼寝，梦日环其城，惊起……于是使五骑物色追帝，．帝亦驰去。马有遗粪，辄以水灌之。见逆旅卖食妪，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问妪。妪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遂久，又见马粪凉，以为信远而止，不追，帝仅而获免。”这段记载虽不免有渲染之处，但事情本身是可信的。历代相传，今芜湖市内鸡毛山上有“王敦城”遗址，后人曾在山上建梦日亭。又市北二十里，有村镇日“二十里铺”，则晋明帝遇见逆旅卖食妪并留下七宝鞭的地方，后人也曾在这里建有“玩鞭亭”。直到宋代，王敦城也还有遗址明显可见，所以诗人陆游在《入蜀记》中曾描写说：“有王敦城，并大江。” 西晋以后，全国陷入南北分裂的局面，一前后数百年间，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南下，兵革迭兴，战争频繁，北方上层统治阶级和部分老百姓纷纷南渡，并在江南侨立郡县。芜湖则成南渡的重要地区，如东晋咸和四年(公元三二九年)，有豫州侨立于芜湖。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三七四年)，又有上党百姓南渡，侨立上党四县于芜湖。 到了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四一三年)，“省芜芜入襄垣。”芜湖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建置虽然撤销，但是这个城市本身仍然存在，在南朝至唐末数百年中，“芜湖”或戎“芜湖城”一名仍见于史书。 南朝时期，是江南经济的又一大发展时期。这是由于南朝形势比较安定，除东晋末年和梁末两次动乱之外，并未发生大的战祸。据文献记载，当时姑熟地区(今当涂县一带)“良畴美柘，畦亩相望，连字高甍，阡陌如绣。”芜湖与姑熟相毗邻，当时情况当与此相近似。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于舁元(公元九三六——九四二年)中复置芜湖县。自此，芜湖作为县一级的行政建置相沿不废。城市本身，随着两宋时期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开发，也就迅速发展起来。 (三)封建社会后期的芜湖城 (1)宋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区的扩大 如果说芜湖城最初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军事上的原因，那么到了宋代，芜湖地区对农田水利大规模的开发，又促进了农业以及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促进了城区的迅速扩大。 宋代在芜湖地区曾大力围垦沼泽、兴筑圩田。仅政和年间(公元一一一一年至一一一七年)官方就筑了三大圩田，即政和圩、方春圩(即行春圩)和陶辛圩(即陶新圩)。长江南岸最大的圩田—一万春圩也是在嘉佑六年(公元一〇六一年)重新修筑的。这一工程不仅把圩内十多万亩土地变成良田，而且它对周围的其他圩田也起了屏障作用，使之免予洪水威胁。修筑这一大型水利工程时，我国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沈括曾在技术上有所贡献，协助其兄沈披指挥施工。至今留下沈括所写《万春圩图记》，辩论利害甚详，仍不失为我国水利史上的宝贵文献。到兴隆二年(公元一一六五年)实核芜湖圩田(不包括黄池)已达二百九十余里周长。 两宋时期因大规模开垦圩田，使古代作为湖泊的芜湖收缩甚快。到了公元十三世纪前后(元朝)，芜湖泊只残存下三个小湖了。亦即天成湖(又名天圣湖)、易泰湖(又名南湖)和欧阳湖。直到清朝中叶，经实地考察记录说；“天成湖……在县东南十八里，广一百八十顷。入处为荆招港。”“易泰湖……在县东南二十三里，周围五十余顷，中隔大江与天成湖相毗连。”“欧阳湖，在天成湖北，大小荆山中。”十九世纪以来，在人们进一步围垦之后，芜湖泊才最后消失了(见图四)。 在农业发展的带动下，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以作坊手工业生产的芜钢为例，它是著名的特产，曾闻名于国内历时数百年。其创始人濮七就是宋代从山东曲阜迁来的。 商业承继了唐以来“近海鱼盐富，濒淮粟麦饶”的基础。宋代芜湖又进一步发展成为皖南山区、巢湖地区以及淮河流域的米粮、食盐、木材、钢铁和多种手工业品、农付产品的物资集散地。贸易大宗仍是运粮以出、载盐而归。当时的城市风貌可以从北宋林逋(字和靖，公元九六七至一〇二八年)的《过芜湖县城》诗里略见一般。 诗中长爱杜池州，说著芜湖是胜游。 山掩县城当北起，渡冲官道向西流。 风消樯定网初下，雨罢鱼薪市未收。 更为两三僧院舍，松衣石发斗清幽。 芜湖已成为江南人民向往的名城，风景幽美、城廓壮观、交通方便。阵雨之余也未能阻止鱼和木材等市场的交易，仍然一片欣荣、繁忙景象。城郊林间分布着隐约可见的寺院。 考其城址，芜湖自隋、唐以来一直没有城廓。公元九五一年南唐重设芜湖县。后十年南唐为宋所灭，县治相沿未废。太平兴国三年(公元九七八年)把原属宣州管辖的芜湖县改属太平州管辖，因无城垣，就“编户三十五里”作为范围。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城市壮大了。筑城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但筑城的记录因年久而失传，后来的文献都说“宋城不知筑子何年”。现在我们从林和靖的诗，粗略推断它筑于公元十一世纪初。那么，当时宋城的范围有多大呢?“今北门外高城板、东门外鼓楼岗等处，皆故城遗址。明初筑城，收缩甚多。则宋城之大亦可想见。”另外，从兴教寺的兴废，还可以了解到在一一八〇年曾又一次筑了城。“兴教寺，旧名院。宋建炎间(即一一三〇年前后)毁于兵燹。乾道初迁城西南隅，庾子年(一一八〇年)筑城废。” 实际上，宋城位置较明城偏东，大部分与明城重合。今神山距宋城的东城墙不远。今濮家店在宋城的东南郊。鱼市街的铁锁巷在宋城的西墙脚下。(见图五那时芜湖的郊区发展也很快。并在此基础上开辟了以寺庙为中心的许多风景区。现在追朔起来，分布大致如下： 神山风景区：位于宋城近郊，历代地志都称神山是芜湖诸山的鼻祖，风景特点是山势逶迤，蟠结深邃。远眺诸峦绵亘，襟江带河，舳舻千艘。《图经》记载说：“干将淬剑于此，上有磨剑池。”乾道七年(公元一一七一年，建“志喜亭”于其上。县志记载说，这可能是受我国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苏东坡所写《喜雨亭记》的影响，才仿建造成的。 镜湖风景区：宋朝状元张孝祥开辟。有“归去来”遗址和野志堂、园照寺等。景称“镜湖细柳”。 赭山风景区：宋大中祥符年间(公元一〇〇八年至一〇六一年)改建广济寺，内有地藏殿。寺右有滴翠轩，山上有赭山塔。每当雨后，岚光缥渺，景称“赭山晴岚”。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字山谷)曾读书于此。 蛟矶：位于长江北岸，上有宁渊观，兴隆二年(公元一一六一年)宋孝宗皇帝赵瑗赐额。陆游(字放翁)、黄庭坚(字山谷)以及后来的朱元璋都到此游览过，并留下了题记。景称“蛟矶烟浪”。 吉祥寺在鹊儿山附近。宋景佑二年(公元一〇三二年)宋仁宗皇帝赐名吉祥院。寺右山顶有观澜亭、三元殿等。景称“雄观江声”。 吴波亭在青弋江入长江口。它是古代送别远方客人的地方。景称“吴波烟浪”。 另外，芜湖还有永寿院、古城院、永靓禅林、清凉寺、东能仁寺等等，在宋代都由皇帝赐名留匾。这些寺院曾为当时的风景名胜区。此外，在公元一一○一年芜湖县首次创立了学宫。从以上大规模寺庙的出现和文化机构的建立，也可以看出著名的壮县——芜湖繁荣的一斑。 南宋末年，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北方战乱，座落在长江边上的芜湖也不得安宁。公元一一二七年“金兵攻采石及芜湖”。这一次金兵攻城虽然没有得逞。后来，公元一一三〇年前后，芜湖又经历了一次惨重的兵革之灾。县学宫被烧毁了。许多房屋、建筑、寺庙都被付之一炬。昔月繁华的芜湖城，变成一片废墟瓦砾。就连“旧存城垒”也“悉毁于兵”。此后，战争的警报仍接连不断。 一一三〇年城垣被毁之后，到了淳熙中的庚子年(也即一一八〇年)又再一次筑城，但城内的繁荣情况已大不如前。 (2)元代芜湖城的兴衰 元初社会一度安定，统治者也曾重视过农业生产。如发布《修陂塘诏》说：“农田水利犹人之血脉”，芜湖“地平而田腴，故有塘无陂”。“陂坏塘泄虽不病农而不可得也，及农隙而修治之非守与丞令责与！”不断兴修陂塘、发展生产已被规定为地方官的职责。在农业生产发展的推动下、芜湖县城也很快恢复起来。县人口统计，不久就达到将近五万之多。 元朝芜湖繁荣的状况被当时的人记录为“民之受廛而居者，如星联壑，聚舟车之多、货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与州郡埒。他弗能比也。” 如此繁盛的城市在元末(一三五五年)“兵革游兴，县遘焚燹、废为荆榛瓦砾之墟。……遗黎仅存八十有三。岁收田赋为石仅一十有七。”县令也只好僦民居为公署。芜湖城又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破坏。 此后经“抚摩凋瘵、招来流离，垦其荒地，劝督树艺”五年之后也仅“籍其民一千五百余户，赋其粟六千五百有余石”。公元一三六二年虽然建立了县署、并无城垣。 此后经一度安定时期，明朝初芜湖又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从芜湖县城的多次兴衰过程里，值得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历史名城一经破坏就永难复兴，而芜湖在历史上曾几经毁灭，而不久又都在原址的废墟中复兴起来?是什么原因使得芜湖市发展不衰？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弄清楚芜湖市的地理位置的特点和它的经济腹地。元代泰定年间《浦侯去思碑记》说：“芜湖古鸠兹，今壮县。当南北之冲，邮传、商贾、舟车之所集，民聚以蕃。”明确指出芜湖的发展，是和“邮传、商贾、舟车之所集”分不开的。芜湖市“首俯长河[青弋江]，尾距高麓，而大江顺流于旁”是腹地地区开展经济活动的交通要冲。腹地经济的发展，要求把生产品卖出去，同时买进生活必需品和劳动工具。芜湖正当此商业贸易、物资交换最方便的地方。从皖南山区、淮河流域以及长江里来的物资，都要集聚在这里。只要经济腹地的生产潜力存在，必然要求芜湖聚落的交通、商业、文化功能相应发挥，城市也必然要壮大。而芜湖附近地区以及所联系的经济腹地，正是江南的富饶之乡。历史上芜湖县城虽几经毁灭，但它的经济腹地的生产潜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挫折，其经济生活仍然活跃。这就是芜湖县城能够几毁不灭，一次又一次复兴崛起的原因。其实这正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地理位置所起的作用。这一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在今后“四化”的建设中，将更充分发挥出来。 (3)明代城垣的修筑与明清商业贸易的发展 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芜湖等江南五郡是其发展的基地。同时芜湖又是南京附近的要塞，所以朱元璋曾大力扶持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公元一三六七年，一三六九年及一三九五年曾多次下《免租赋诏》。内中曾说：“予尝亲历田野，见人民凋散、土地荒芜，失业者多。盖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且如太平诸郡，乃吾渡江开创之地。供亿先劳之民，其有租赋宜与量免，少更民力。”又说：“其……太平……为京师之翼郡。创业之初，兴师旅定群雄，军需钱粮，供亿浩繁，只此数郡以足我用。子孙百世何忘江左之民。”还说“今朕老矣，思民效力无可抚”“合纳秋粮尽行蠲免，少苏前日之劳。” 经过一段时间的怀生养息，芜湖的经济又逐步发展起来，聚落人口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有人记录其盛况说：“皇明奄有天下，四方全盛，水陆毕至。通若汉、江、蜀、广、滇南、溪洞之区，产木与竹，必尽力输致北来。为贸易计，巨筏浮江以下，逶迤婉延若无算者。加之徽宁诸山，种植杉木益众，有司始建议榷之。芜湖据江之下流，控荆楚、通宣歙，请命官开厂于此。”可见当时的商业贸易已经成为芜湖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交通手段改进，货源及销路也较宋代发展时期更为广远。物产的种类中，新发展起来的铁画、三刀和具有区际意义的浆染业都远近闻名。企业的规模是很大的。例如嘉靖年间歙县商人阮弼到了芜湖、经商致富，佣工达几千人。经营钱庄业，旅店业、码头、郊区农业等多种项目。货币经济渗透到了每一个领域，税收也多起来，达到“司空岁遣使告缗，独以榷赋天下最。”这样空前繁荣的程度。十五世纪中叶，明朝社会开始动乱，繁华的芜湖市镇，因未筑域垣，对于统治者的安全来说已成问题了。而城垣的修筑也是经历了一番周折的。 朱元璋建国之初，采取“堕城罢戍”“海内休息”的政策、芜湖县因“非附郡者不城”，所以明初二百年中芜湖一直没有城垣。到了十五世纪中，当着倭寇抢掠沿海城镇时，社会上，人们也担心着芜湖城的安危，议论着要修城垣，但是并没有行动。 之后，“逋寇五十出芜湖[按此指湖泊]，薄都会而去。”于是筑城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但“议者犹以力巨，损地多，告罢。复不果城。”“岁己未[公元一五五九年]有盗劫县库七千缗，吏民持议如前，又复不果。”第三次议论修城，仍没有结果。 “甲戍[公元一五七四年)盗复劫县库五千八百有奇。……建言者请城芜湖……以故守吏丈城趾千九百有奇，费七万，毋论力诎如之何?其夺商业、废民居，复不果城。”这一方案因经费不足和需要拆毁民居没有实行。 于是有人又提出第二个方案：“婴城守藏足矣。盖仅仅丈三百，费七千。”这一方案是想仅把县署附近包围在城圈之内就行了。但是又有人反对说：“夫城以卫民，如之何弃民而自卫，非策也。” 最后，折中的第三个方案提出来，并且被采纳了。“今……相地，则南濒潴而廛居者三。裁小横街西，留居室完美者百家，裁左小永安巷，东北裁公家用地，不涉民居。得地七百三十九丈。”这样修筑起了城垣。在城垣上有“独楼城门者四，辟便门者三，城上为周庐者十有五，取给府库百金，城举矣。”城的四座正门名称是：东门——宣春门；南门——长虹门；西门——弼赋门；北门——来凤门。三个便门是上水门、下水门和迎秀门。建城一共用了多少时间呢?“以已亥(公元一五七五年)二月朔首事，迄五月终告成。”过了三十八年之后，因先前修筑城垣时侵占了县学宫的土地，高高的城墙又阻碍了学校的视野和“风水”，于是在县城东南角落又开了座城门，名叫金马门(见图五)。 明代修筑的这一城垣是在原先的街市中陶出一个城圈，然后在此城圈上建立起来的。它把市区的街道隔分为城内外，不利于当时城市发展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因修筑了城垣可以固定城址，利于防守。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三百年间，芜湖市虽几经战乱的影响，但总的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区仍以明城为基地，不断向外扩张。 此后清朝二百多年间(至烟台条约签定之前)，芜湖县城以它优越的交通位置，商业和手工业。仍不断发展繁荣的程度与日俱增，筑城区也不断扩大。在“城中外，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采布帛，镪至而辐辏。”自南关至浮桥，是米行的集中区，谓之南市。江口一带，米、木商及行商 集。碾米业集中于大小砻坊。著名的“芜钢”及三刀分布在城内西北部的掌子巷、铁石墩、桑枣园及城外的西湖池、石桥巷等地。从县治前，由新市街，出弼赋门，也即沿着青弋江北岸向东直至江口，叫做“十里里长街”。从这街名，也足以概见其商家之众多，行业、货物必然是琳琅满目。它集中了“北连牛渚，历淮阳而达燕蓟”“西接秋浦，为荆、囊、闽、粤”的财货。人们在这里进行交易，常常是“肩摩毂击”“市声若潮，至夕不休”。其繁荣程度已达到封建社会后期，芜湖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芜湖城的某些因素已表现出了它从封建性的自给自足状态，脱颖而出，进入到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发展阶段。然而，这一幼小的萌芽，还没有占据城市发展的主导地位。 (四)半殖民地时期的芜湖城 (1)开埠通商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正当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之际，封建统治日益腐朽。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乘虚而入，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它们和封建买办势力相勾结，蹂躏我神州河山，残害我中华民族。从此，中国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这一悲惨的历史过程在芜湖表现得尤为明显，帝国主义者在这里划定租界，开埠通商达几十年之久，给芜湖的城市发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其具体过程如下： 清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把芜湖列为通商口岸之一。第二年，英国首先在范罗山上建起了领事馆。同年四月，又同清政府官员议定了芜湖《租界》约，决定设立芜湖租界。自此，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了芜湖。 帝国主义者为什么看上了芜湖这个地方呢?第一，芜湖濒临长江右岸，地处长江中下游的要冲，逆水可上安庆、九江、武汉，顺水直下南京、镇江、上海，万吨巨轮畅行无阻。又西北有裕溪河、巢湖、淝河水系沟通江淮，东南有青弋江、水阳江等自皖南山区来汇，向北向南皆可通航。因此芜湖实为皖南水路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第二，作为江岸码头，芜湖的腹地广阔，北达中原，南囊赣浙，西接湘鄂，东连大海。区内人口繁盛，物产富饶。一旦控制了芜湖，商品可四面倾销而去，原料则八方集汇而来，这正是帝国主义者理想中的通商地。第三，在历史上，芜湖早有商业名城的盛誉，传统的手工业品驰名中外。这样的一个好地方，对于专靠掠夺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财富而自肥的帝国主义者来说，不正是望而垂涎，梦寐以求的吗?那么，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芜湖之后干了些什么，这对芜湖市的历史发展又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它们控制了芜湖的水路交通。自光绪二年开芜湖为通商口岸后，外国航运公司先是用趸船寄居江中，便于上下水轮船停泊。后来江岸码头渐次修筑，外国轮船便直接靠岸装卸了。这样一来，在广阔的江面上，外轮纷至，自由航行。外国的小型轮船还深入到大江两侧的内河航驶。在芜湖的航运事业中，不但外国轮船的艘数、吨位都占压倒优势，连航运业的一切章程、运价也由英商主持订定。在抗日战争期间，芜湖港所有进出口运输业又全被日本的东亚轮船公司独占了。 帝国主义者控制芜湖水路交通的目的是便于它们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并为输出资本打开道路。开埠通商以后，外国洋货如洋铁、洋钢、洋糖、洋油、洋火、洋烟、洋布、洋烛、洋伞、洋玻璃等等一齐涌进芜湖市场，仅肥皂一项，一八八七年的销售量就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三十，而进口量比一八七七年增加八百六十倍。只此一例，足见一斑了。 外国洋货倾销的结果，一方面刺激了芜湖商业的畸形发展，使芜湖成为中外商人角逐的场所和洋货向内地的转运站；另一方面，则严重地摧残了传统的民族手工业。例如芜钢，由于生产条件优越，自宋明以来即得到较大发展。清乾隆、嘉庆年间可称其黄金时代，大小钢坊多达几十家，分布在城内西北部的掌子巷、铁石墩、桑枣园以及城外的西湖池、石桥港一带、其中以濮家钢坊最为有名。当时的炼钢业不但规模较大，工人众多，而且技术先进，品种多样，质量优良，除满足本地驰名的“三刀”(剪刀、菜刀、剃头刀)和铁画等产品的生产需要外，还远销至山西等省，可谓传统名产。“咸丰后，尚存钢坊十四家，均积富厚。”但开埠通商之后，洋钢大量输入，以低价压倒芜钢，芜湖钢坊无力竞争，日渐衰落，相继消灭。染浆业也是这样，早在明代就有“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的佳话。但自通商后，此业也一落千丈。 帝国主义者在芜湖倾销商品，牟取大量中国白银的同时，还以芜湖为基地，疯狂地掠夺当地的米粮、矿产、茶叶、木材、土特产等财富。所以芜湖商埠独异于他埠，出口多，进口少，茶与米皆于此输出，为贸易大宗。这里所谓的“出口多”，正是帝国主义贪婪掠夺的证据。这给芜湖及周围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此外，帝国主义势力闯进芜湖后，还纷纷占山头、抢地盘、修建教堂、学教、医院等等，名曰“从事慈善事业”，实则进行文化侵略。今天，在范罗山、大官山、小官山、狮子山、凤凰山、弋矶山、铁山等处，都还留下了帝国主义从事文化和经济侵略的铁证。 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芜湖之后，对芜湖城市发展影响最大的还是外国租界的开设。一八七七年(开埠通商后的第二年)，英国首先把西门外南起陶沟，北至弋矶山麓，东自普潼山脚新安之普潼塔起，西至大江边这一范围划定为租界区，签订了租界约。之后，因为俄、美、法、德、日等帝国主义接踵而至，予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英国领事柯韪良和芜关道童德璋重新议定了《租界章程》十条，决定将上述范围内计七百一十九亩多地划为各国公共通商租界。 外国租界一开设，帝国主义者便赶走了向来在陶沟至弋矶山一带江岸停卸木牌的中国木商，强迫租界内的中国居民迁走，按照帝国主义的利益和要求在租界内大肆兴建起来。它们开辟了两条南北向的沿江大马路，一条叫中马路，一条叫后马路，又开辟了五条东西向的马路，从南向北分别叫做一、二、三、四、五马路。整个租界区划分为太古、怡和、瑞记、鸿安、和记五块租界，每块租界内又分为几个区。同时，它们在江岸和租界区内大修码头、仓库、楼房、车站、俱乐部等，以便轮船停泊并供洋人及家属居住、娱乐和存货等。这样，原来的“荒江断岸”一变而为“楼台森列”，洋行林立，使芜湖城区由原来在青弋江两岸一跃而伸向西北，直临大江，成为一座真正的“江城”了。芜湖市在水运交通和商业贸易上的重要地位也就更加突现出来。然而，芜湖市由此失去了以民族手工业品驰名的商业城市的声誉，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商埠的印记。 开埠通商以后芜湖的变化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目睹了这一历史变化过程的人曾总结说：“中国开埠通商，垂六十载，既自以情形隔膜，将利权所在，举面畀诸异国之人，频年海溢横流，岁出金钱万万，遂使二十行省，无一富商，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对这一段悲惨的历史，芜湖市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2)米市的兴起和城市的变化 芜湖是座落在江南鱼米之乡的商业城市，米业的发展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并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在一八九四年以前，芜湖米市远不及江苏省的镇江，甚至市面连附近的鲁港和湾址都不如。后来芜湖米市却中外驰名，被推为中国四大米市之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与清末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安徽省封建官僚买办者的钻营有直接关系。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一批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的洋奴麇集在李鸿章门下，成为所谓的“洋务人材”，如盛宣怀、唐延枢、徐润、郑观应者流。这伙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出于本身的利益计，极力谋求芜湖成为一个大米市。 一八九八年，安徽省于筹饷案内创办“落地捐”，在芜湖设立米捐局，规定凡本省出口之米都必须运往芜湖完税后才准出口。这些官僚买办者企图用这种强制手段使芜湖米业发家。但是好景不长，一九○二年，江苏省在大胜关、利盐沟、菏花池等地也设立米捐局，安徽省的米顺江而下过江苏省境的须第二次纳税。因此，那些米商为逃重税计，便不再经过芜湖而直接运米去镇江了。这对芜湖米业的发展自然是个打击。 为了维护安徽省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李鸿章玩弄仅术，派海关监督张樵野窜到镇江，施展鬼蜮伎俩，极力拉拢广州帮米商来芜湖经营。这时外国轮船公司也以不加运价相利诱，密切配合李鸿章等这帮奴才行动。结果，在镇江的广州帮米商被拉拢过来了。接着潮州、烟台、宁波、上海、天津等帮米商也蜂涌而至，纷纷来芜湖开设米号，坐地经营起来。米市中心遂由镇江移至芜湖。芜湖米市出现了“堆则如山，销则如江”的景象。由此可见，芜湖米市的兴起，除了有优越的地理和经济条件以及被英帝国主义强行开为通商口岸等因素外，主要还是李鸿章这伙封建官僚买办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势力，依仗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的强制力量而促成的。 米业的兴衰直接影响着芜湖市的繁荣和凋蔽。随着米市的兴起，旅芜商人日益增多。各地商人为维护自身的仅益，纷纷同乡相约，捐款购地，争建会馆，多达十九处。同时帝国主义在芜湖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也随之扩大，市区内外国洋行、商店、工厂随地而起。加上大批破产的农民涌进城内谋生糊口，所以芜湖市的人口急剧增加，车辆拥挤不堪。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发出了呼吁：“我邑马路及街巷亟应规定丈尺，清理推广，……否则道路日渐狭隘，交通日形阻塞，且租界既开，相形见绌，市镇一迁，损失尤巨，不可不注意也。”这充分说明，改造街道，开辟马路，扩展市区已成为客观要求，势在必行。 于是，有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商务局会商办道员许鼎霖就商务拨银二万两，开辟大马路和二街等处马路，设立工程局等措施。 于是有商务局总办道员吕承翰“募集商捐，将长街要巷、道路、沟渠自南大街至洋码头疏浚，复就西门外吉祥寺建筑菜亭，分上中两市，旁建市房”的行动。 其结果是“二街马路则茶楼酒肆，梨园歌馆环绕镜湖堤边，类皆光绪季年所新辟也。”应当指出，这一带是那些洋人巨商，达官贵人寻欢作乐，游览消遣的地方。 另外封建官僚买办阶级还在芜湖经办工业，裕中纱厂就是一例。这个工厂是清末安徽省官僚陈维彦、周学熙、李伯行等集股创办的。所有厂房的设计和纱绽等设备都是由英国人一手包办的。这是当时安徽第一个较象样的工厂。它就是今天芜湖纺织厂的前身。抗日战争期间，这个纺织厂被日本人霸占。裕中纱厂的兴办，足以说明“惟中国之号为大资本家，则大商人。大地主。尚不如官吏之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特点。 上述材料说明，官僚买办资本在芜湖的经营对芜湖市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促使芜湖市区不断开拓的另一股经济力量，这就是民族资本在芜湖市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早已萌芽，只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而未能得到继续发展而已。到了十九世纪末，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度得到较大的发展。请看发生在芜湖市的事实： 芜湖近有某绅拟招股一万五千金，在此间创办一电灯公司，刻已集有八十股，计银八千金，一俟股份集齐，即当禀请地方官立案，购机器先行试亦。 庐州商人于本埠[芜湖]建有工厂一所，内设洋式机器，以织汗衫等物……。 商人王希仲，于芜湖开设晋康公司，在繁昌、南陵、宣城等县挖开煤矿十一处……光绪三十一年，本省绅商奏请开办芜广铁路，招收商股，测定路线，自陶沟至湾址，路基桥梁业已修筑。 此外，还有兴记砖瓦厂，锦裕织布厂、裕源织麻公司、益新面粉厂等也兴建起来。名目繁多的报纸也纷纷问世。 当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民族资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其发展是十分艰难的。正如有人所说：“此间试办的各种企业，迄今没有一家能称得成功的。”这是历史事实。但是民族资本主义在芜湖市的发展及其对城区发展的影响也不能忽视的。 正由于上述官僚买办资本的经营和民族资本的发展，使芜湖市区逐渐扩展，终于填补了开埠通商前的老城区和外国租界之间的大片空地。至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丈量结果，东至县城，西至江岸，南至大河、北至陶家沟、蒲草塘、电灯公司这片城区东西六百一十五丈九尺，南北平均三百四十九丈七尺，面积共二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平方丈，约合二点五平方公里。加上县城、东关、青弋江南岸和外国租界区等部分，这就是解放前芜湖市的基本轮廓。回顾它的发展过程，考察它的市区特点，这一基本轮廓图上清晰地显示出三个不同的阶段和层次。(见图五《芜湖市城区的历史发展示意图》)，显示出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商埠的历史特征。 从春秋时的吴邑鸠兹，到解放前的芜湖城，几经迁徙，几度兴衰，经历了两千多年曲折发展的道路，只是在解放后，才迎来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新生。
一九五九年《考古》杂志刊登的《芜湖蒋公山遗址调查小记》里写道，五八年，安徽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石斧，就是在大、小荆山一带出土的。这表明至迟在四五千年以前，芜湖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这是最早的芜湖人。 古书上把远古时代居住在我国四方边境上的民族，叫作“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商、周以前，芜湖一带有东夷族的一支叫“鸠兹”，又叫“皋夷”、“皋彝”、是芜湖早期的土著人，是阶级社会出现以前的芜湖人。 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后，我国南方及东南方有“百越族”。秦汉时，由于逃避战乱，百越族的一支东殴人内徙于江淮间，其中一部分迁徙于皖南山区，有的就留居于芜湖大小荆山，史书上称之为“山越”，是“皋夷”之后的芜湖人。他们生活在山间水边，操渔猎，勤耕作，逐渐在芜湖一带开辟和建立了生活区。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由于外族大规模的入侵，造成南北分裂，有两次人口大迁移。第一次是西晋末和东晋初，中原地区出现“八王之乱”和“五胡之乱”。晋室南迁，汉族士民纷纷南渡避难，今山西省上党地区襄垣等县的士民逃到芜湖一带定居。东晋侨立郡县，将芜湖县改为襄垣县。“士”一类移民多数住在城内，形成以后芜湖城内的江、鲍、崔、后等八大家。“民”一类移民多数住在城外，北乡(郊区)最大的姓氏晋姓(南陶北晋)，就是那一次南迁来的。至今还流传着晋氏宗族同晋王朝司马氏的传奇故事。河南省襄城郡繁昌县也有部分移民迁居在南乡白沙圩夫子阕、东莞一带。繁昌县移民大部分聚居“春谷”(南陵古名)，春谷后改阳谷。后人误把阳谷当作山东阳谷县，讹传“武松打虎”就是在白沙圩“普禅寺”那儿打的。 第二次大迁移是北宋末南宋初，金兀术入侵中原，北方汉族士民大量南迁。北乡齐、陶、胡三大姓宗谱记载：他们的祖先是逃避金兵，从河北省宛平县结夥迁来芜湖，在齐落山一带定居的。南乡麻铺、风林、周皋、政和都有那一次的移民。 这两次大移民，在当时虽然给人民造成许多苦难，却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在历史上对开发芜湖起过一定的作用。 第三次移民是清末明初，实行“移民垦荒，围湖建圩”。万春、易太、天成、利民、保太、新塘等大小圩口建成以后，从皖北舒、庐、无、巢等县陆续迁来大量移民。这次移民的人口，在原芜湖县总人口中约占四分之一的比重，对发展农业生产，建设芜湖以及减轻皖北一些县人口过密的压力，都有很大的功绩。 解放以后，芜湖成了工业城市，发展迅速，人口骤增。芜湖市、县由原来各二十多万人增加到各近五十万人。来自各个省市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等正同老芜湖人一道为振兴中华，建设芜湖，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卜素，兆木，文伯 地理位置和现状 芜湖市位于祖国的东部，在安徽省长江南岸，东抵扁担河，南临青弋江下游（旧称长河），与芜湖县为界，西至大江中流与无为县相邻，北与当涂县接壤，西北角跨江的“飞地”裕溪口区与和县紧邻，面积一百四十三点六平方公里，辖镜湖、新芜、马塘、四合山、裕溪口、市郊六个区。一九八〇年三月起，增辖芜湖县，县治设在市区东南七十里的湾沚镇。总人口九十四万五千余人，其中市区四十六万六千余人（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数字）。境内山环水抱，风光宜人，且多文物古迹，是一座古老而秀丽的江城。 芜湖素称鱼米之乡，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曾经是闻名中外的全国四大米市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城市面貌与日俱新。目前已有大小工厂四百七十四个，一九八〇年工业产值达十二亿八千万元，在安徽省辖八个市中居第二位。城区面积由七平方公里增至二十四平方公里，新建筑二百五十多万平方米。有十条柏油马路，通行十条线路的市区公共汽车和两条线路的郊区农村公共汽车。通往外省的公路可直达南京、杭州、景德镇。客车可通皖南各县，还有直达黄山、九华山的旅游车。铁路有沪铜线、皖赣线经此，隔江二坝是淮南铁路南端的终点站。水运有长江轮船泊靠，上达重庆，下抵上海。内河运输可通巢湖、青弋江、水阳江。水陆交通，均较便利。 芜湖现在是一个对外贸易港口和对外开放城市。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她将以整洁、优美、文明和繁荣的新貌出现在长江之滨。 历代建制沿革 同祖国其他古城一样，芜湖市的名称和建制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变动。 远在春秋时代，它是吴国的西陲重镇——鸠兹（又作勾慈）邑。邑在今市东南四十里的咸保圩，圩中还有勾慈港，就是当年的遗址。鸠兹因地理环境特征而得名。当初这一带是一片湖沼地，有一种类似野鸽的“鸠”，大批飞到这里栖息繁殖。鸠兹正是鸠鸟蕃多的意思。战国时，周元王三年（公元前四七三年），吴王夫差被越王勾践所灭，此地为越所有。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三五五年），越被楚灭，鸠兹转属楚国。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鸠兹属鄣郡。因汉字同音通假和传写不一，故鸠兹又叫祝兹、皋兹、皋彝、祝松。 鸠兹正式改名芜湖，始于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一〇九年），“以地卑蓄水，而生芜藻，故名。”（《元和郡县图志》）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废鄣郡置丹阳郡，领县十七”，芜湖是其中之一（见《太平府志》）。三国时，芜湖隶属东吴丹阳郡，曾作为芜湖侯徐盛的食邑。 东晋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五胡之乱”，汉族士民纷纷南渡避难，今山西省上党地区襄垣等县的士民逃到芜湖一带定居，在这里侨置州县。义熙九年（四一三年），撤销芜湖县建制，一部归襄垣县，一部划作于湖县，历经南朝宋、齐、梁、陈，故史书又称芜湖为襄垣或于湖。隋朝初年，襄垣、于湖合并于当涂。在唐代，芜湖是当涂县属镇。 到了五代南唐升元年间（九三七年——九四二年），恢复芜湖县建制，范围不大，诗人刘秩称之为“百里芜湖县”。从此，建制地域一直沿袭下来，历经宋、元、明、清，隶属于太平府（路、州）。因城市踞长江东岸，襟江带河，所以有“千年江城”之誉。 辛亥革命后，废除州府制，芜湖县为甲等县，一度隶属芜湖道。一九四九年春，芜湖解放，划城郊立市，是皖南行署所在地，一九五二年安徽省成立，为省辖市。 古城址的变迁 公元前五七〇年春，楚国大夫子重率军攻占了吴国鸠兹邑，一直打到了现在的当涂横山。此事《左传》上有记载：“（鲁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古制：侯伯之国，城池为三百雉，即九百平方丈，“大都不过参（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鸠兹邑属小都，所以城池面积不过一百平方丈左右，实际上只是军事壁垒。这就是芜湖历史上的第一座城址。 三国时，吴主孙权迁都建业（南京），于黄武初年（二二二年）迁芜湖县治于青弋江口现鸡毛山一带高地，以拱卫都城。这是芜湖城址的第一次大迁移，也是最后一次迁移。东晋时，大将军王敦镇守芜湖，曾高筑城垒，人称“王敦城”。其城址中心在今市第二中学。 隋、唐时，芜湖县建制撤销，估计没有城垣。南唐时虽然恢复了芜湖县，是否建城已不可考。北宋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建筑了县城，规模甚大。著名诗人林逋《过芜留咏》：“山掩县城当北起，渡冲官道向南流。”山指城北神山，渡指扁担河，南流入青弋江。今高城坂和东门外鼓楼岗都是宋城遗址。此城在南宋建炎年间，被水上起义军邵青捣毁。元代，宋城虽有修复，但元末朱元璋与元兵在芜湖激战时，县城又“废为荆蓁瓦砾之墟”。明初，为了休养生息，实行“堕城罢戍”政策，规定“邑非附郡者不城”。当时芜湖县属太平府，所以没有建城。 明嘉靖年间，倭寇窜犯内地，有一股五十人组成的小队窜到芜湖大肆抢掠烧杀。接着县库两次被盗，共失银一万二千八百余两，弄得兵备副使也被撤了职。此事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决定建城，从万历三年（一五七五年）起，费时六年，新城才筑成功。此城除利用宋城部分遗址外，且向南移至长河之滨，西边把长街划出城外，比宋城范围大大缩小。圆周只有五华里（七三九丈），高三丈。四方辟四座独楼城门，为宣春门、长虹门、弼赋门和来风门，另有三个便门，为迎秀门、上水门、下水门。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年），又在东南面开金马门。当时，戏曲作家汪道昆（歙县人）任兵部左侍郎，作《芜湖县城记》，勒石立于东门城楼。新城筑成之后，芜湖面貌大为改观，画家萧尺木咏道：“环如鳞瓦排蜂衙，高低粉堞十万家”，可见气象之一新。 清顺治、乾隆时，曾两次整修加固城垣。咸丰、同治间，太平军与清军曾在此展开几次争夺战，城池大半毁坏。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芜湖辟为通商口岸，残破的城墙已成为发展城市的障碍，后经陆续拆除，拓为环城马路。今镜湖区环城东、西、南、北路就是四百年前明朝城墙的遗址。 最早的居民 一九五九年《考古》杂志刊登的《芜湖蒋公山遗址调查小记》里写道，在大小荆山一带发掘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至迟在四五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这可以看作是芜湖最早的居民。 远古时代，居住于中国东方的人被称为“夷族”，在芜湖设县以前，它叫“鸠兹”，又叫“皋夷”、“皋彝”等。这“皋夷”就是芜湖一带最早的土著人的名称。他们是古代东夷族的一支，是阶级社会出现以前的芜湖早期居民。 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后，中国南部及东南部有“百越族”，他们“断发文身，错臂左衽”，依山傍海，从事渔业和农业。秦、汉时，由于逃避战乱，百越族的一支东瓯越人内徙于江淮间，其中一部分迁徙于皖南山区，有的就留居于芜湖大小荆山，史书上称之为“山越”。《芜湖县志》记载：“建安二十三年（二一八年），丹阳帅费栈受曹操印绶，煽动山越作内应。”由此可见，“山越”人也是芜湖早期居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是继“皋夷”之后的芜湖人，生活在山间水边，操渔猎，勤耕作，逐渐在芜湖一带开辟和建立了生活区。汉武帝元封二年，因居民增多，生活区域扩大，就在此设立县治，芜湖由此发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皋夷”和“山越”均是开发芜湖的早期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