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九皋 武昌革命的炮声传来芜湖 一九一一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的晚间。邹秋士刚巧在他的同乡家里饮酒，直到深夜还没有散。另有一个同乡在电报局工作，这时值夜班回来，立刻向大家报告一个惊人的好消息：今天晚间武昌新军起义，已经占领武昌，鄂督瑞澄逃登楚豫兵舰。他说，这是汉局向沪局通报时，透露出来的消息。 邹秋士得到这个消息，兴奋若狂，立即舞着手杖回报社。时已拂晓，报版已经上机，当即将这个好消息插入，不过因情况不甚了解，所以措词含浑，只说武昌方面有剧烈的枪炮声不断传来，真相还不清楚。到了武汉起义的第二、三天，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就更多了，尤其是从下水江轮旅客中访问所得的消息，以及汉口出版的报纸，可据以作较详细的报道。皖江日报将采访的消息，随时写成大字报贴在报社大门墙上，同时编印成“号外”散发，最多时一天发行三次，消息比较上海报纸到芜更快两三天。所以每天报社内外守候新消息的群众，川流不息，热烈情况也和上海望平街一样（这条街是上海报社集中地）。 还有许多劳动群众和卖报的，自发地集合起来，预订报纸和号外。他们分别乘坐小轮或步行前往芜湖周围各城镇叫卖，此往彼来，不绝于道，藉以满足群众先睹为快的热望。皖江日报发行的数量，不断增长，印刷方面原有设备已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不久就从上海购来对开新印机一架，和一些急需的器材。那时，皖江日报的编辑、印刷、发行三部分工作人员，紧张而忘我地劳动情景，简直非言语所能形容；很多负责人员因无人替换，往往连续工作三、五个昼夜。今日回忆及此，仍感到是难能可贵的。 芜湖一个月 从武昌起义到芜湖举起“还我江山”的旗帜，组成军政分府，时间恰巧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概括地说，清吏方面是“首鼠两端”；而进步人士方面则是“群龙无首”。 清吏方面：这时驻在芜湖的最高清吏为徽、宁、池、太、广兵备道（简称皖南道），又兼任芜湖关监督的赵上达（仲韬，湖南人）。初因芜湖河南道署被洪水淹没，特迁到北岸长街湖南会馆内办公。赵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和皖抚朱家宝的电示，当即召集芜采营参将兼皖南巡防营统领李振标（葆舱，湖南常德人）、芜湖县令朱祖圻（绣封）、巡警总办丁翰年（幼兰）开会，决定分段负责巡查。每晚在湖南会馆会哨一次，以备不虞。 这时皖南地区拥有兵力最强的是巡防营统领李葆舲，所部共有四个营：第一、二两营驻芜湖枣树园（即今体育场）和江口；第三、四两营分驻宣城、广德两地。每营官兵三百余人，武器齐全，都经过相当时期的训练。教习是潘春山。 李葆舲初因在上海购来新式手枪数枝，在衙练习射击，不知如何走火，子弹反射，伤及手部，骨碎筋伤，这时正在治疗中。他平时深居简出，每晚也去湖南会馆会哨，一路上前呼后拥，戒备甚严。至于县署和警务公所两部分，人数太少，枪亦太旧，无足轻重。巡警总办丁幼兰更胆小如鼠，一周以后便托故逃走，不知去向。他们观望等待着省城的动作和布置，平时只管维持地方治安，对于人民群众宣传活动，虽有所知，也不敢轻易干涉。 在芜湖举义前两天晚间，他们接到皖抚朱家宝宣布独立的通电，如释重负。赵上达尤其高兴，立刻召集李、朱两人商议，并彻夜守候省方续电。不料到了农历九月十八日天明，又接安庆来电，朱家宝已经越墙逃走。赵上达慌了手脚，只好等候李葆舲表态。 进步人士方面：自武汉首义以后，芜湖方面进步人士，即自发地互相联系，暗中商讨响应。他们一方面联络秘密的帮会组织，其中大部分为手工业工人，一方面计划策动芜湖东乡万春圩富有斗争性、集体性的佃农为主力，起来行动。这个圩有土地万顷，招来佃农两万多人开垦，并规定佃农有永佃权。 一九〇七年秋收时，佃农因不甘屯垦公司那些大地主的压迫和剥削，积恨难平，乃聚众暴动，抗不交租。同时，夺回公司仓库中已收去的租谷，收缴了清水河巡警的枪械。这时适值徐锡麟在安庆刺杀皖抚恩铭以后，革命高潮接踵而来。江督端方得报，大为惊慌，被迫对公司施加压力，对佃农欺骗让步。 虽然帮会和佃农，已经暗中作了初步的联络，但由于没有武器，而且时间上也来不及组织和训练，不能应付目前急迫的事变，困难仍然很大，权衡之下，最便利的办法是策动原有的清军巡防营起义。随由“迪智群”中的潘春山，去与巡防营一营队官张小山秘密联系。 这时进步人士方面，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各自为谋，群龙无首。为了尽快联合各方面的力量，必须有一个得力的人出面组织，因此大家都推举吴伯岚前往汉口联系。吴不久即从汉口回芜，偕来无为县人吴振黄（安徽陆军小学学生）。据传吴振黄持有鄂军都督黎元洪派他光复芜湖的委任状。随后巢县人刘祺（醒吾）也来到芜湖，刘为留日陆军学生，与孙少侯、权养之等有关系。吴、刘来芜湖后，因分住泰安、大方两客栈，与各方面联系不便，即以吴伯岚家为秘密机关（在今中山路大众电影院南面）。经过一周时间的紧张活动，大体上已布置就绪。由于伯岚的父亲吴幼卿均参与机密，代为筹划，故极有条理（吴为芜关小吏，浙江人，与鸠江日报和商务承办人吴少斋同族，文化程度较高）。当时内部大多数人对吴振黄的言行，感到不满。所以拟议改拥吴幼卿任军政分府的领袖。吴幼卿力拒此议，并竭力劝解。他说，如果在举义之前，内部先分裂，非但于事无济，还必然招致极大的危险。因此最后决定仍拥吴振黄主分府。惟军事实权则由刘醒吾主持。 举义前夕化险为夷 这时皖北方面同盟会的阚兰溪，也到了芜湖。通过李葆舲之子李培之与李发生关系，劝李秘密准备宣布独立，以免坐失时机、后悔莫及。李初尚犹豫，畏首畏尾，迨得到朱家宝出走消息，其意始决。但是迟走了一步，非但各方面联系和准备已经来不及了，而所部巡防营向背也已大成问题。 吴振黄、刘醒吾等也探得李葆舲决定宣布独立，城内城外形成对立的局势。遂决定先发制人，提前于农历九月十九日午刻举义，分途进袭警务公所（此地初为全真宫道观，背负赭山，面对镜湖，居高临下，足以控制全市。以后一直为军事据点。反动派统治时期，在此曾发生五、六次彻夜的争夺战。今为工人俱乐部）。因所内已空无一人，当即占领，未遇抵抗。同时街头也发现臂缠白布的巡逻队伍，贴出芜湖军政分府吴振黄的起义布告。各街市商店居民均自动地挂出光复的旗帜。 军政分府已派出人员到长街湖南会馆，收缴皖南道以及芜关监督的印信。其他和“裕皖”、“裕宁”两官钱局，安徽、江苏两米捐局的印信均在同时分别收缴。 城内李葆舲方面，亦赶于午后实行独立，由阚兰溪等率队先到芜湖县署收缴印信。双方对峙形态，到此完全揭开，随时随地有发生冲突的可能。那时，虽然有人奔走调停，但毫无结果。有人就打急电给同盟会安徽的巨子吴旸谷，请他赶来芜湖解决这个对立的危机。吴旸谷于第二日赶到，对立危机就此过去。他参加一次大会以后，又因安庆方面局势混乱，即匆匆赶往安庆。 当日芜湖方面双方僵持至晚间九时左右，地方各界人士会同吴、刘推的代表约有二十余人，赶往城内芜采营与李葆舲作最后商谈，并邀李之亲戚程素渠参加，从中斡旋。各界人士以大义相责，请李以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和平解决。如果趋于极端，则地方糜烂，即为不可避免。潘春山等则称：不能和平了结，即以炸弹相拼，同归于尽。这时形势万分紧张，双方均握手枪炸弹，准备流血。延至十一时左右，李葆舲始决定放弃军政，取消独立，接受地方各界所提和平条件。各代表出城回到警务公所已经半夜，在公所又举行全体会议，对组织军政分府的人事安排问题作了最后决定，一直忙到天明。芜湖人民最值得庆幸的事，就是推翻清专制王朝在芜湖统治的过程中，未流一滴血。 军政分府正式成立 次日天明正式宣布芜湖军政分府成立。推举吴振黄为分府司令，刘醒吾为军事司令部部长，潘春山为宪兵司令，李辛白为民政部部长，朱绣封为行政厅厅长，刘芳州为司法厅厅长，谢泽同为教育厅厅长，陶玉堂为财政部部长，赵应和为外交部部长，李葆舲为芜湖关监督，齐月溪为分府秘书长，吴伯岚、陈慕南等均在分府任职。韦师洛、马春霆、李警众、李小池、柏孟坚、宋介眉等均在军事司令部分任参谋、秘书、副官等职。至于军事方面，先就巡防营驻芜的两个营改编，以张小山任第一营营长，郑西平（合肥人）任第二营营长（张为北方人，未久即回北方，改委陈步毅继任）。同时，委派韦师洛（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之孙）、李小池（清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之孙）等前往太平府（即当涂）改编水师营（清长江水师提督驻在该地）。虽然人枪不多，散处各地，但必须收缴改编，以巩固芜湖下游防务。又派李培之等前往宣城改编饶飞鸿（清武科解元）部为芜军第三营。广德州与浙江交界，驻有巡防营傅家珍部，并附有炮队，因纪律不佳，故调回芜湖整编为炮兵营。不久即扩编芜湖为两个团，委郑西平为第一团团长，傅家珍为第二团团长，其实人枪仅足半数。宪兵人数亦少，大概只有一个排。 当时青年学生志愿从军者极为踊跃，故组织学生队为新生力量，委任江葆衡（芜湖人，原籍徽州，安庆陆军小学毕业）、江汉为队长。先设队部于二街三圣坊徽州小学内，后因参加人数不断增加，原址容纳不下，乃迁往东门校场街，改名陆军奋武学校。 在芜湖举义前后，上下游的军事概况，在这里必须略为提及。上游安庆因浔军黄焕章部到达，一度趋于混乱，同盟会的吴旸谷即于此时为乱军所害。安、芜间重镇大通，已由黎宗岳策动盐务缉私营起义，组成大通军政分府。（缉私营的实力，在皖南来说，仅次于巡防营，官兵多湘籍。据传，以后在湖南形成小军阀的叶开鑫，当时即在黎部。）下游南京方面，江苏第九镇新军正向踞守南门雨花台的清军张勋部进攻，因缺乏子弹而失败。大部分东退镇江，一小部分约有二、三百人，于九月二十日西退芜湖（因不知芜湖已经光复，故将所持武器沿途埋藏，并改换便服），当由芜军司令部派员招待，参加芜军。以后，这部分苏军，又由芜湖转往镇江归队，与林述庆部相合，参加浙沪联军，反攻南京。同时芜军亦派郑西平团前往当涂一带布防，阻截张勋部西窜。惟张勋部一部分窜至江宁镇、铜井，即行渡江北逃，未入皖境，故未发生战事。 芜湖光复后，军政分府吴振黄有何建树，群众毫无所闻，但都看到他穿着最好的呢军服，戴着金边军帽，披着黄缎阔大带，骑着肥壮的大白马，时常招摇过市，以表威武。有一天夜里，吴派分府中的敢死队跑到城南索面巷寿州人张汉卿的寓所，用刀斧将张砍死。分府中人员对吴振黄这样的行为大感不满。吴又派人将张之尸体拖到中山路上的北京路口，绑于电线杆上，宣布张的罪状，造谣惑众。据传张与孙少侯有亲戚关系，因在酒楼中攻讦吴振黄，故遭此毒手。事后吴又派人向地方正直人士大肆恐吓，如果再有人批评他，即以同样的手段相对待。这是最丧失人心的一件事。（据传吴振黄在抗日战争时，做过敌伪委任的无为县长，又残害人民，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大通黎宗岳反抗统一 一九一二年春，安徽都督孙少侯从南京来芜，着手统一军政工作。到芜后首先改编芜军，委任刘醒吾为皖军第三旅旅长，郑西平、傅家珍仍任第三旅第一、二团团长。这时军政分府人员已经星散，名存而实亡。所有行政事宜，均由新委任的芜湖县长和警察厅长负责。同时淮上光复军东征先遣队王占一部，亦从寿州赶来芜湖，迎接孙少侯都督。孙少侯即由王部担任保卫，开往大通，改编黎宗岳部。 孙少侯到达大通后，当向黎宗岳提出统一安徽军政计划，首先改编所部军队。孰料黎宗岳竟拒绝改编，表示反抗。双方由此发生冲突，战斗结果，王部因武器太差（所用大多数为最旧的抬枪和刀矛），不支东退，保护孙少侯仍回芜湖。孙少侯经此挫折，乃由芜改乘江轮前往安庆，就任安徽都督。旋令省军沿江东下，向大通进军。另电芜军刘旅令傅家珍团进驻铜陵一带，包围夹击黎部。黎宗岳自知不敌，即率亲信悄然离开大通。所部有一股携械逃入山区，其余由省军改编。故令傅团仍驻铜陵，预防逃兵窜扰。未久，孰料傅部竟借口欠饷，突然叛变，大肆抢劫地方人民财物。芜军旅长刘醒吾勃然大怒，当率郑西平团西上，以最敏捷的行动，包围傅部，将叛军缴械，逮捕了团长傅家珍以及为首叛变的官兵十余人，解回芜湖。随又将傅家珍解送安庆，听候处置，其余首要均在芜湖处决。傅在安庆经过军法审判，亦处死刑，旅长刘醒吾为此引咎辞职。 是年夏秋间皖军都督由柏烈武继任，当派军务处胡配庚来芜，将芜军核实整编，缩成两个营。这时不但军政分府早已取消，旅团长等名称亦不复存在。这两个营经整编后，即并入陆军第十五师孙品骖部，仍驻芜湖。十五师师部设在芜湖，部队在芜湖驻扎一部分，其余的分驻合肥、寿县、正阳关等地。 由前清巡防营蜕变而来的芜军两个营，虽然经过整编，而军风纪的败环，依然如故。某日晚间，藉口欠饷，突然哗变。拥至长街繁盛地区，抢劫商店，抢完从河南岸逃入山区，商民损失很大。事后追捕叛兵，分别严惩，惟商民损失，终未赔偿。但是大家知道，欠饷确是事实，只得被迫铤而走险，不单是军风纪的问题。 孙品骖受此影响，不久也下了台。所部第十五师又缩编为安徽陆军第二旅。旅长一职，改委合肥人龚振鹏（龚任前范鸿仙部铁血军旅长）。旅部亦设于芜湖，仍驻两个营。枣树园第一营营长周抚东，江口第二营营长程艺宣；机枪连驻守旅部，连长为北方人韩居武。 芜军从前清两个每营三百余人的巡防营，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经过反复地扩编和缩编，最后还是两个营，不过在人数上略有增加。但官多兵少，仍然是当时部队的普遍现象。武器方面，虽然得到补充，但在两次叛变中散失不少，实际上只添了几挺机关枪。所谓实力，如此而已。 孙中山先生来芜与国民党 民元时期，首先在芜湖活动的政党，自然为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国民党在芜湖设有支部，办有机关报，如“安徽民报”、“安徽日报”，军政界人士加入国民党的人数也多。当时国民党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可能是殷绍乘（之辂）。孙中山先生被迫辞退临时大总统，让位给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后，于一九一二年夏秋间来皖旅行，视察过芜湖。中山先生在芜湖的欢迎大会上报告了南北议和、避免战争的情况，讲了本人辞退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的经过。他说，这是旨在求得全国军政的统一，好在建设方面去尽最大的努力，等等。 这次参加大会的人很多。教育界参加的更多，有李光炯等所办的安徽公学以及官办的皖江中学等学校的学生。学生都是整队来的。大会闭幕后，孙品骖陪同中山先生前往广东会馆，出席旅芜同乡会招待的欢迎晚宴。晚宴前后赶来很多青年要求得见中山先生并申请入党。据说国民党这次吸收的青年党员为数是最多的。宴毕，孙品骖等即陪送中山先生回兵舰休息。该舰随即溯江上驶。皖军都督柏烈武接到芜湖电报，乘安丰舰迎至安庆下游。 当时，在芜湖其他政党的活动有共和党及社会党。共和党设有支部驻芜，负责人为黄卓如，同时李辛白脱离军政分府民政部长后，即与于逊成在中山路创刊“共和日报”，可能与共和党有关系。但是该报的寿命，也只有半年左右，随着政局的变化和经济无法维持而宣告停刊。这一年政党活动的目的，就是选举第一届众议院议员。芜湖地方当选的国会议员为崔法（星门，原籍太平县），他受到共和党的支持。这就是他的政治背景。选举以后，共和党的支部也就无形地趋于消灭了。在这里有一个错误记载，必须提出来，就是民国八年新修的芜湖县志，刊载星门为民国七年第二届议员，彭昌福为民国元年第一届议员，这是弄错了。根据有关事实和我们记忆，可以肯定地说，崔是民国元年第一届议员，彭是民国七年第二届议员。因何发生这样颠倒的错误，那就不得而知了。 安徽公学与皖江中学 芜湖地处中江，交通和经济条件，都较安徽省会安庆为优。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后本省和各地爱国人士往来联系，均以芜湖为中心。因此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很快的发展。对革命的宣传，也能扩大影响。仅从教育方面来说，当以安徽公学和皖江中学与革命最有关系。 （1）安徽公学：清末科举停后，学校代之，桐城李德膏（光炯）先生在湖南长沙从事教育工作，曾与该省革命党人黄兴等有过联系。这时又与无为人卢仲农发起，办安徽旅湘公学于长沙。不久即迁来芜湖改名安徽公学，时为一九〇四年。 一九〇五年桐城房秩五刚从日本归国，李光炯即请房主持附设之师范速成班，以期迅速扩大教育界的队伍。当时公学所聘教习，皆国内最著名的人士。如刘师培、陈仲甫（独秀）、苏曼殊、谢无量、周震鳞、柏文蔚、江彤侯等。 与此同时，李光炯又和桐城阮仲勉等在芜湖西门内城办起第一个“女子公学”，专收女生，成为以后省立二女中的前身。这些学校都是从安徽公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辛亥以后，安徽公学改为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二农。接着芜湖人鲍植亦创办甲种商业学校，简称甲商。（同时芜湖商会亦创办工商学校，推于逊成任校长）这时李光炯办学的方向已经转向职业教育方面。 大概在“五四”运动以前，李光炯又与光明甫、江彤侯、沈子修、卢仲农、陈梅庭、时绍武等发起创办芜湖公立职业学校。先与实业界广东米商霍守华发生关系，筹集巨金，在东门建筑校舍，购置机器，分机械等科，计划为工业建设培养人才。 （2）皖江中学：皖江中学亦于一九〇三年或一九〇四年间办起来的，由皖南刘树屏一手经营（刘为江苏常州人，进士）。在赭山山头建筑校舍（即以后省立“五中”的前身）。所聘教习，很多是国内知名人士，如陶成章等。刘树屏还在东门城内，就中江书院旧址创立芜关公学。光复后改称芜关中学，并附设芜关小学。所以芜湖一地，在辛亥革命前后学校之多、学生之众，在安徽一省来说，是首屈一指的。 社会党与农民活动 在辛亥革命以后，芜湖还发生过一桩有关农民运动的大惨案。在民元时期，社会党领袖皖南旌德县人江亢虎，从上海来芜，宣传、演讲（上海报纸副刊作家冯叔鸾，笔名马二先生，亦随同来芜），同时建立了社会党芜湖支部。这时芜湖东北乡农民中有邢荡湖等几个青年学生，也参加了社会党。并在中山路创办机关报，名曰“讽报”，日出一张，主编为赵誉船。他们活动的内容虽然不甚清楚，但是可以看出，那时他们已经掀起了一种冲击性的微波。到了民国二年，芜湖尚未宣布独立和讨袁以前，驻芜皖军旅长龚振鹏密派连长韩居武率队前往邢荡湖等活动的住所搜查，并将邢等逮捕。宣称搜得保皇党“海龙会”四方形大木印一颗。三日后邢等五人（从大通方面捕来二人）即丧失了他们的生命。 当时社会上对此案很怀疑，但都敢怒不敢言。现在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是官僚、地主互相勾结，对敢于反对封建制度的农民中的知识青年横加的诬陷和迫害。 还有另一起有关农民运动的案件。前芜湖体育会副会长、太平人王艺轩，于民元时期在芜湖集合同志组织“农业促进会”，其宗旨是与乡区农民联系灌输农业新的知识，改良种植方法，以共同增强生产。这个组织还办了“农业日报”，从事宣传，日出一小张，由其同族王伯琴任编缉。因为王伯琴当时在“皖江日报”担任各县通讯版编缉，所以“农业日报”就在皖江印刷部代印。发行约有五个月左右，终因经济无法支持而停刊。但是王艺轩力图促进农业的思想和活动，并没有停止，他依然到处奔走努力宣传。民国二年军阀倪嗣冲统治安徽后，王艺轩因事前往安庆，竟被倪嗣冲特务机关以“乱党”的罪名将其逮捕。经过他的夫人查培雅奔走营救，半年以后，始由大通商会通过安庆商会负责保释。据传王在被捕审讯期间备受酷刑，内伤甚重，获释后往上海医治无效，终于被夺去了生命。王艺轩遭受迫害，估计也是官僚、地主们对新生力量有戒惧。看来这就是被迫害的原因。（巡抚附：作者张九皋(1887年1月19日—1963年6月9日），安徽新闻事业开拓者。江苏溧阳县人，自幼失去父亲，家境贫寒，为生活所逼，15岁便离开家乡来到芜湖做学徒谋生。19岁进入报业，21岁担任《上海新闻日报》和《中外日报》两报的驻芜通讯员，《工商报》、《皖江日报》总编，解放后担任安徽省文史馆员。）
作者：周新民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安徽各重要城市纷纷设立官办和私办的学堂，聘请留日学生或者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为教习。这些新兴的学校，灌输革命知识，使学生认识到封建政治的腐朽，民族危机的加深，非群起参加革命不可。 当时学校能成为革命的温床，最早的而且最鲜明的，要算安徽公学。安徽公学的前身是“旅湘公学”，由李光炯创办于湖南长沙，卢仲农主持校务，赵声、黄兴等都在该校任过教员，酝酿革命。该校于一九〇四年由长沙迁至芜湖，改名安徽公学。由于李光炯、卢仲农两先生一向倾向革命，当时提倡革命的人物大多荟萃于该校，如江苏刘光汉主讲席，怀宁陈仲甫、寿县柏文蔚、浙江陶成章、广东苏曼殊等曾先后任该校教员。这些人有的是光复会会员，有的是同盟会会员。安徽公学建立后，对各县的新兴学校起了推动作用。当时凡是有革命倾向的学校，都与安徽公学有密切关系，包括桐城的崇实学堂和吴挚甫创办的桐城中学、安庆的尚志学堂、寿县的养蒙学堂和芍西学堂、怀远的养正学堂以及萃华学堂等。安徽公学还与日本东京同盟会本部和南京、安庆、合肥、寿县等地的革命组织秘密地互通声气。 除了上述的学校以外，在芜湖还创办了“俗话报”。这是一种通俗性的刊物，于一九〇四年一月由陈仲甫、房秩五、吴守一（桐城县人）等三人发起的。它原设在安庆，后迁到芜湖，由科学图书馆发行。自该报发行以后，在宣传上起了很大作用，因其文字通俗易懂，内容又结合实际，激发了安徽人民的爱国思想和反帝、反封建活动，这对安徽当时的革命起了促进作用。后以该报触怒了英帝国主义，于一九〇五年秋被勒令停办。 芜湖在辛亥革命以前，安徽公学成为中江革命的策源地，荟萃了许多革命人物，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同时，又有俗话报作为爱国宣传的喉舌，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恶，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因此，当时皖人公认安徽革命胚胎于芜湖，实际上就是胚胎于安徽公学，也就是倡导于李光炯先生。（巡抚附：周新民（1897—1979），安徽省庐江县大化乡陡岗村人。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署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沈阳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芜湖教会学校的反帝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4》第14篇）
作者：王能树、汪仲仪 教会学校的黑暗统治 帝国主义在实行经济侵略的同时，进行政治、文化侵略，通过遍设各地的教堂、学校和“慈善”机构进行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帝国主义在芜湖办的教会学校有：狮子山圣雅阁中学，风凰山萃文中学，石桥港圣公会圣雅阁初中，福音堂美以美会育才中学，后家港励德小学，周家山女学，来复会小学，青山女学等，其中以圣雅阁中学和萃文中学规模最大，是帝国主义在芜湖实施奴化教育的重点。 萃文中学（今芜湖四中）校长初为溥尔齐，后为华尔登，他的继女，女教士毕英索，为其助手、两人都喜欢研究中国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他们中国话说得很流利，经常混在学生中间，企图博得好感，便于获得情报。圣雅阁中学（今芜湖十一中）校长卢义德，后为蓝裴然（圣雅阁初中由饶桐荪任校长），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在芜湖进行文化侵略的打手。 这两个学校把实施奴化教育、宣传宗教迷信，当作办学的目的。“圣经”是学校的必修课，学生中不管是教徒或非教徒，每星期天都要做“礼拜”。每天早晚和三餐饭前都要做祷告，否则受惩罚。他们以宗教教义、蒙昧主义麻醉学生思想，教育学生说：“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要给他打，有人要脱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脱给他”等等，妄想使中国人民俯首贴耳地做帝国主义的奴隶。他们以孔孟之道和封建家长式统治，束缚学生。修身课课本，是《论语》、《中庸》；国文课（他们称汉语）教材，不准选白话文。他们禁止学生阅读新出版的图书报刊，限制学生只能在星期日下午外出。他们对所谓“善良”的学生，引诱入教，免缴学费，允许送进教会大学。对触犯教规、校规者，斥令在“天主”、“圣母”象前立正，低头忏悔，作为一种惩罚。 打开禁锢的铁门 “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生们群情激愤，大家议论纷纷，自动地集合一起，主张声援北京学生的革命行动。革命的火种最早在芜湖五中开始燃烧，当时人们都称五中是芜湖的北大。经过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的串连活动，教会学校和其他学校一起，组织了芜湖学生联合会，萃文中学的代表翟宗文担任了芜湖学联的副会长。学生们有了自己的组织，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成了一个战斗整体，那些校长、神甫的指挥棒失灵了。萃文中学校长华尔登，一向以主教、校长两重身份对待学生。谁要是不听他的，就被罚在“圣母”面前仟悔，重则记过、开除。五月七日，学生第一次整队上街参加游行时，华尔登站出来压制。学生们说：“这是我们的爱国行动，非去不可。”华尔登说：“你们爱国行动不能搞到学校里来，在我的学校里，我就要管。”学生代表翟宗文当场指着他说：“你管不了！”学生们一起呼应说：“你管不了！管不了！”华尔登气得毫无办法，只好悄悄溜开。后来，学生们将每次散发的传单，都贴一份在他门上，他亦无可奈何。 反奴化教育的风暴 教会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走向社会，积极参加爱国反帝活动，引起教会的无比恐惧和仇视。校长配合主教、神甫加紧对学生的管教和压制，学生在校内的反抗斗争也愈益激烈。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晨，石桥港圣雅阁初中及高小学生在甘天沐带领下，全体不作祷告。十五日晚祷告时，全体学生在礼拜堂顿足，把地板轰得如同雷鸣，吓得校长饶桐荪闻讯赶来，见此情景，大为恼火，宣布非教徒退出礼拜堂。五月十六日，学生向校方提出向教育厅立案和取消圣经课、早晚祈祷、做礼拜等四项要求。饶桐苏采取拖延办法来欺骗学生。学生们识破了他的“缓兵之计”，要他限期答复。饶桐苏于十八日宣布放假两周，妄图釜底抽薪，瓦解学生运动。学生团结得更紧，成立反耶教委员会，举行罢课，散发传单。学校又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发通知给家长要其将学生领回。同时勾结军政当局，于十九日派来警察和巡官威胁学生。学生进行静坐绝食斗争，并各自写信给家长，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二十二日上午，反耶教委员会召集学生开会，一百八十余到会者一律签字，表示不实现四项要求，决不罢休。学校采取最后措施，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甘天沐、孙佐华、江去疾、宫成栋（宫乔岩弟弟）等。学生没有被屈服，被开除的学生先在大方栈旅馆，后又迁到临江滩吴春林同学家办公。 五月十九日，圣雅阁高中学生在王稼祥带领下集会支援初中的学潮。下午第二班学生开会，晚上全校学生集会，推出十二人，又从中公举五、六两班代表二人，向校长蓝裴然提出两项要求：圣经课改为选科，礼拜祈祷听学生自由。学校拒不答理，学生于二十日上午拒绝祈祷，全体罢课，并推举执行委员长领导斗争。学生又派王稼祥、戴传林、王世界等四人到县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和各校联系，同时向社会发出声明。蓝裴然宣布放假，要家长领回学生。学生除给外埠家长写信，还组织恳谈队，对本埠家长劝慰，击败学校的阴谋。 圣雅阁学潮发生后，萃文中学首先响应，全体罢课，大群学生把行李搬出学校，结队上街游行示威。他们发表《萃文中学学生会宣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走狗李静涵，并列举其十条罪状，提出反对奴化教育的九个条件。育才中学、萃文中学决定与圣雅阁高、初中合作，组织教会学生联合会，萃德、萃华、工农、五中、芜关、职业、女师、华中、敬业等校都表示支持。外地的合肥一中、安庆圣保罗均派代表前来联系慰问。 芜湖学联和各界给予强有力的声援和支持，二十日下午成立各界声援委员会，公推学联主席周范文为声援会主席。他们连续召集会议，发通电，并作出决议：（一）各团体发宣言，反对教会教育；（二）函告安庆学联，一致援助；（三）函告圣雅阁和萃文学生，勉力苦斗；（四）由学联出面召集各界开会，统筹援助办法。 这场反奴化教育斗争，是在我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党派张秋人、周范文，团中央派陶淮，直接领导这一运动。积极分子如教师宫乔岩、钱杏邨、李克农、杨士彬、佘小宋等和学生王稼祥、甘天沐等，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确保了斗争的胜利。结果，除少数地主、资本家子女外，几乎是全体，将近五百名学生，坚决脱离了教会学校，使圣雅阁和萃文无法再办下去。学生退出学校后，教育界进步人士为他们办了民生和新民两所新型的私立中学。至此，这场反奴化教育的革命风暴，取得了完全胜利。（本文根据访问当时学潮的参加者和见证人胡铸人、江去疾、骆振群、万树庸等老人记录，和查阅有关资料写成。）
作者：芜湖市工商联史料小组供稿，马永欣整理 芜湖位于长江中下游，气候温暖，土壤肥沃，沿江两岸，河港交错，盛产稻米及其它农产品，素称鱼米之乡。江流上溯赣、湘、鄂、川，下经苏、沪出黄浦江；皖南青弋江水系由此汇入长江，北岸由裕溪口入裕溪河，联巢湖，通舒、庐、合等地，水运极为便利，大江南北稻米和皖南山区土特产均由此集散。由于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经济条件，因而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形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尔后，公路、铁路相继建设，使芜湖逐步成为水陆交通枢纽，米市因之更为发展。 （一）米市的崛起 十九世纪中叶，芜湖是座小城镇，人口不满两万，以生产铁器制品的手工业著称。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一八五三——一八六四），芜湖为其后方屯聚军粮之所，但尚未形成米粮流通渠道。随着岁月的流逝、客观形势的变化，米粮行业逐渐发展而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据《芜湖县志》记载：“前清嘉庆，道光年间（约一七九六——一八二一年）芜湖有土著砻坊二十余家，设在仓前铺、大砻坊及东河沿一带。”它们多为地主租谷存储服务，收取存仓费，并代客舂米，收取加工费，有的也雇帆船赴附近县份，进行少量稻米交易。另有箩头行（又称小市行）约二十家左右，分设在南、北关，专为近郊农民介销余粮，从中收取佣金，属于行纪性质。居民日用食米，悉赖小市行供应。此时整个米粮业的经营范围，尚不及湾沚、澛港两镇，市场交易量器，澛斛与沚斛并用，但澛斛比沚斛每石大二升。一八七四年以后，就专用沚斛了。由此可见，当时芜湖的米粮业，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清廷腐败无能，鸦片战争以后，国事日非，列强群启觊觎之心，多次胁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沿海沿江城市相继辟为通商口岸，芜湖亦于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辟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势力相随而至。美商轮船公司“其昌”洋行、英商“麦边”洋行、德商“瑞记”洋行，分别在芜开展客货运输业务。它们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争夺较量，英商“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终占优势，建码头，设趸船，置仓库，串同海关（海关归外人管理），控制运价。嗣后，日商“日清”洋行亦挤入航运业，少数华轮（招商、三北、宁绍）难与竞争。光绪三年（一八七七）芜湖建立海关，进出口（指芜地而言）货物可就地检查课税。于是，进口的工业品则运芜倾销，芜湖及内地的农、土产品，均由此输出。形势的发展，为芜湖粮食的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是芜湖由原来的自然经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转折点。 芜湖下游的镇江，早在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依据《天津条约》已辟为商埠。外轮、海关齐全，沿海缺粮地区的广州一带米商，已先后在镇江设号采购，形成长江下游的米市。我省产粮地区的粮食也直接帆运镇江七浩口集散。芜湖虽为商埠，而帆运商仍不得不冒长途江运风险，运投镇江如故。面对这一不利情况，非具强有力的权威，不足以扭转。一八七七年李鸿章奏准清廷发布将七浩口米市迁移芜湖的命令。这是转变这一不利情况的关键措施。至于李鸿章为什么要上这一奏请？以及迁移的过程怎样？关于前者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李在晚清久任封疆大吏，是洋务派的代表。对于创办实业，具有卓识远见。且李又是合肥人，家族亲朋居芜地者甚众，芜湖素有合肥“大门”之誉，他预计芜湖一旦成为米市，市面必将繁荣，出于造福桑梓嬴得身后名的考虑；其一认为，李鸿章为其家族从农民手里剥削的大量租谷寻找销售市场并以芜湖为其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地而出此举。从客观情况来看：镇江地小人稠，粮食自给不足，号称米市，粮源悉赖我省调节。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保存的资料记载：“皖省米产总额（年产）共为肆仟肆佰壹拾陆万贰仟参佰捌拾陆石，除本省消费叁仟陆佰肆拾贰万叁仟柒佰捌拾伍石外，剩余柒佰柒拾叁万捌仟陆佰零壹石之谱”。余粮县份计有：太湖，潜山、芜湖、当涂、南陵、无为、巢县、宣城……等28县。而芜湖既成商埠，附近各县产粮如此丰富，集散自不宜舍近就远，奏请迁移米市，顺理成章，当能获准。关于后者，据前米粮采运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李念慈和前工商联付主委张台望（已故）所写回忆材料称：当时驻节芜湖的徽、宁、池、太、广皖南兵备道兼任芜湖关监督的张荫桓（字樵野）、广东人，为开辟税源和逢迎李氏（或系李氏示意），利用同乡关系，亲赴镇江劝说广帮客商尽先迁芜，许以种种优惠条件，即：（1）发给广帮粮商营业执照；（2）不论华南华北客商来芜采购粮食，必须由有执照的米商代办，不能直接采购；（3）一切打包等费统由卖方支付。商轮由芜运米至沪的运费仍照镇江至沪的运费计算，不另加价。这就造成了米市迁芜湖的有利形势。李奏陈于上，张劝说于下，上下结合，其事谐矣。至于迁芜的确切年份，根据江广米行一九四八年重建会所碑文记载：“逊清光绪八年，李文忠公（按即：李鸿章）请准将米粮市场，由镇江七浩口移植来此”。据此，判定米市迁芜为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较有根据。 在张樵野动之以情、诱之以利的劝说下，广、潮两帮率先迁芜，稍后，烟、宁两帮接踵而至。从此，芜湖之为长江下游米市的地位，正式确定。但由于惯性之故，起初邻近各县，尚有部分米粮迳运江、浙。我省当局乃在芜湖设立米捐局，规定本省米粮必须在芜湖完税，方准出境，因此以后邻县粮食乃集散芜湖。到了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江苏也在大胜关、大河口及瓜四等处设立厘金卡，征收过境粮食厘金，部分米商为避免重税，又不经芜湖出口而迳运镇江。后来，两省当局协商决定，江苏省仿安徽例也在芜湖设米捐局，就近征收米捐（现中二街还有江苏米捐局巷），粮船入苏境后，不再课税。双方重申前令，严禁米粮偷运出境。自此以后，芜湖米市才算名符其实。光绪二十四至三十年间（一八九八——一九〇四），米粮出口多达五百余万石，少亦三、四百万石。一九一八年以后，出口米粮一度增至八百余万石。此时兴起的机器碾米厂七、八家，每年可出机米六十余万石。杂粮米行的业务有增无已。真是“堆则如山，出则如江”！ （二）米粮业内部组成、经营特点、相互关系及其早期代表人物汤善福 1.米粮采运业，通称米号。它们以代各地米商购办米粮出口外销为主要业务，由广州、潮州、烟台、宁波四帮组成。广、潮两帮来芜较早，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以后的几年中，广帮的隆泰昌，广发源、利源长、盈丰泰（后改元昌兴）等八、九家；潮帮的协丰、信丰、成益等七、八家陆续迁芜。烟、宁两帮有复和、元生东、利源涌等十余家，稍后来芜。广、潮与烟、宁两帮的组合，稍有不同。前者由广、潮两地的殷实坐商投资开设，其中大部分是合资，少数为独资。各号资本少则一、二万两，多则三、四万两银子不等。（银子是清代银元问世之前的货币，有关平、库平之分。海关采用关平，此处即为库平。银元通行之后，它成为一种结算单位。与银元的比价系参考上海、汉口两地金融界的牌价而订出芜湖的牌价，一般在1：0.72之下，绝不高于1:0.72。北伐之后，这种结算单位逐渐淘汰。）但老板坐镇老号，并不住芜，只派其子侄或代理人在芜主持，有的送代理人干股，使其具有股东身分，以提高其经营积极性。芜号只遵照广潮老店的委托，在芜采购，运往广、潮销售，从中收取佣金作为芜号收益，粮米销售的盈亏与芜号无涉，芜号盈亏与老号无关，论性质属于“代客”一类。后者多系烟、宁两地旅芜商人，集资开设（其后也有外帮参加），资本额与广、潮帮相仿佛。它们是独立的商号，无后台老板，整个交易的盈亏，统由自负。彼此的区别在此。 广、潮、烟、宁四帮米号的粮源，来自大江南北产米各县，如江北的合、巢、舒、庐、无；江南的繁、南等县。但须经过江广行才能成交（原因详后）。销路则分数路：广、潮帮由上海黄浦江出口运销华南沿海缺粮地区广州、汕头等地；烟、宁两帮则运销天津、烟台、青岛、威海卫等华北地区；也有部分顺江而下运往南京、峡石、无锡、南通、上海等地。广、潮帮系华南老号投资开设，销路基本固定，烟、宁两帮较为活动，除基本顾客以外，对其他客帮亦竭力拉拢，以期多做交易。这四帮之中业务发展并不平衡，各帮内部实力也不平衡。吞吐量最大的首推广帮，约占全市出口总额40％，而该帮的利源长米号通常占全帮的十分之三。潮帮居其次，约占全市出口总额30％，该帮的协丰亦占全帮十分之三。烟、宁两帮居末，只占30％。先是各帮米号均以“代客”为主，兼有自营，遇有利时机，则自营收进，待价而沽，就地出售或出口销售，端以利润高低为转移。经过一段时期的资金积累，各号实力大增，变为“代客”与“自营”并重，这就是商场中习以为常的现象。 各帮米号在用款方面，均赖银号、钱庄周转，这是资本主义商业的通例。但广、潮与烟、宁亦有差异。当一笔买卖成交，货款由米号与之往来的钱庄（银号）垫付，一般订期三天归垫，但到期并不付现，而以“申票”抵付（即持票向上海钱庄兑现），而且注明见票×天后兑现。若广、潮帮的“申票”，在上海兑不着现款，又可转开“粤票”（即持票向广州有关钱庄兑现的票据）抵付，照例注明见票×天后付款。这样延缓兑现的日期，使他们营业的范围，就不受本号资力的限制，可以等米粮到达脱手后，再兑付票据。银号钱庄从中收取米商一定贴现利息，是为银、钱业的正常业务。一般收受票据的银号、钱庄、在上海或广州都有分号或同业往来，交换票款，调剂余缺，两全其美。在私有制的经济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等于一蛛丝网，银钱业居于蛛网的中心，它用货币资本，便利各行各业的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保证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荣则同荣，枯则同枯。在它们之间的经济活动中，最重“信用”。商人的“信用”重于生命，“信用”丧失，就寸步难行。 采运业的经营方式，与传统的商业一样，以追求高额利润为最大目的。它们包办了芜湖米粮的全部出口交易，极尽其操纵把持的能事。粮源滞乏，则提价以招远客，货源涌到，又贬低价格，操纵市场，权衡谋利。四帮之间勾心斗角，无论进货销货，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利益一致则水乳交融，利益冲突则冰炭不容。同帮之间亦复如是。其表现形式如以下数例：（1）各帮组成小团体，维护本帮利益。一八九四年，芜湖没有警察局，更无商会，外地驻芜采购米商组成最早的商业团体——米业公所，自雇巡勇，维护米商利益。继后各帮迁芜日众，于是公所以下又分组小团体：广帮有广肇公所（原址即今新芜路邮局），潮帮有潮州会馆（原址在接官厅），烟、宁两帮力量较单，乃联合组成烟、宁米业公所。直到一九三〇年才合并为米帮采运业同业公会。这些小团体主要是便利同业间互通声气，协调步骤，维护本帮利益，具有浓厚的排他性。（2）招徠顾客也是竞争的一种手段，先从物质享受上使顾客满意，以达到广为招徠的目的。特别是烟、宁两帮以实力较弱，竞相在招待拉拢上翻新花样，力求胜人一筹。烟台帮“泰来”米号店后的一排房屋，专供顾客住宿，布置极为讲究，当时芜湖的上等旅馆无以过之。吃食则鸡、鸭、鱼、肉不断，有时摆上一桌酒席，尽是珍馐美味。此外，还备有鸦片、麻将供客消遣，并利用妓院、酒楼作为拉拢顾客的交际场所。（3）在进货上同业间利益固然一致，但遇粮船到埠稀少，供不应求时，便不惜暗中放价，以图自肥。 各帮米号雇用的职工，广潮两帮是清一色的同乡，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烟、宁两帮以来芜较晚，对当地情况不够熟悉，除雇用同乡外，也录用一些熟悉业务的苏皖人。那时较大的米号雇用职工达三十人左右，小号也有十至二十人。职务分工如次：（1）经理（管事），综理全号事务；（2）管帐，办理文书会计事务；（3）档手，专司看货评价；（4）监载，专管米粮装卸；（5）跑关，办理报关纳税手续，专与海关、米捐局联系；（6）管仓，仓库管理；（7）厨师，茶房，专管伙食、卫生及杂务；（8）学徒，学习业务并侍候客人。上述职员中，档手必须有一定的业务知识，以能识别米质的优劣并熟悉市场信息者为合格。那时江广米行代客售货，照例先送小样（即米的样品）看货讲价，双方同意后即可成交。这种看货讲价的责任，档手完全承担，买卖双方都很重视。关于职工的待遇，实行折帐制。当米号做成一笔交易，收号佣每石一角六分八厘（一九三三年废两改元后规定的数目），另外向卖方加收同人照料费每石五分。照料费交与职工按照不同职位规定的比率，实行折帐。职工食宿由米号免费供给。旺季照料费收入多，同人分得的便多，淡季所得则少。据该业老年职工说：“那时平常年景，普通职工每年收入约在三、四百元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足以赡养数口之家。如遇荒欠年分，就要大打折扣。对学徒只管食宿，不给工资，但客人的赏金和打牌的“头钱”，则归厨房、茶房、学徒分享。这种折帐制给消费者增加了负担，节约了米号开支，增加了利润收入。 2.米行业又称江广米行业，是采运业买卖粮（包括本地外地）的中间介绍人。原先镇江七浩口是长江下游的米市，开行的几乎都是镇江人，他们早与广、潮帮米号有了业务往来，迁芜以后，故取名江广米行，意在显示这种悠久的历史关系，有与广、潮两帮做交易的特权，以防芜湖米商侵夺他们的权益。更重要的是他们都领有营业执照，俗称牙帖，取得合法保障。当时这种执照归北京财政部门核发，请领手续麻烦，不仅要缴几百两银子的帖费，还得走门路。据说米市初迁芜时，有些米行领不到牙帖，后来还是广、潮帮米号帮忙，通过张荫桓等的奔走，先后领到八张。起初几张的牌号都冠以“广”字和“潮”字，即：广鑫祥、广益祥、广泰昌、广盛祥；潮丰、潮胜和、潮盛祥、潮生和。到了民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牙帖改由省财政厅核发，分长期、短期两种。前者有效期五年，帖费头等六百元，二等四百元，三等二百元；短期一年，头等六十元，二等四十元，三等二十元。本市米行大都领有长期执照。凡领有执照的就是米粮买卖的法定介绍人。也有一些米行股东或股东的至亲密友，不领牙帖借用某行的牌号（即某行为其开发票、单据等），照样营业。由于芜湖米市日益兴旺的形势，与经营该业者不需巨额资金，只要一个铺面，挂上招牌即可营业，是以该业应运而兴，户数日渐增多。 领有执照的江广米行，应具有两个条件，业务才能兴旺。一要与各县帆运米商熟悉，广招粮源，二要与采运业有密切联系，销路才能畅通。他们选设的店址均靠近采运米号，便于就近联系。后来该业户数增多，同业间竞争益趋剧烈。首先它们拉拢帆运商，每隔三、五日即寄发行情单（价目表）一份，粮价倘有大的波动，就用电报通知。其次广设“接江”人员，遇有粮船到埠，“接江”人员上前联络，把他们接到行里殷勤招待，直到成交为止。各行视其规模大小，设“接江”多寡。“接江”人员必须生长于产米县份并与帆运米商有一定关系的，才有入选资格。对一些较大的帆运商，还特地派员登门促驾，以示尊重。帆运商抵埠之后，照例由卖样员取样交采运米号看货开价，以决成交与否。对卖样员来说，如何取得善价取悦客商，是能否继续长期交易的关键。所以对卖样员的人选比较严格，一要人头熟，吃得开；二要机警；三要有一定的业务知识，才能笼络客人。如因卖样员无能，使卖方在货价上吃亏，那以后就别想做这位卖客的生意了。与此同时，各行对卖客的招待，也很殷勤，虽不如采运业阔绰，但一席宴饮十元八元，也是司空见惯的。 米行设经理一人，大都由业主自兼，其次是管帐、卖样、接江、中班同事及小班同事、厨师、茶房等名目。大行职工约十余人，小行仅三、四人，职工待遇与采运业一样，实行折帐制，食宿由米行供给。每做成一笔生意，行佣每石收一角一分三厘，外加同人照料费每石四分。分配办法大致是：经理占1.3-1.4股，管帐、卖样占1.2-1.3，中班同事0.8-0.9，小班同事0.4-0.5股。以同人照料费总金额除以个人所占股分的总和，即可得出每股应摊若干，再乘以每人应得的股分即可。厨师、茶房由行里付给固定工资，每人每月约3-4元，另分客赏及“头钱”，学徒待遇与采运业相同。接江人员在本人经手的交易中，每石另加收一分，作为工资。据此间人说，抗战前的普通年景，一名中班同事，每年收入约有三百元之谱，亦足以养家室。 3.杂粮市米行业，俗称小市行，又名箩头行。他们是近郊农民（包括少数米贩）与消费者之间进行粮食交易的中介人，分布在东、南、西、北关四处。约在光绪末年（一九〇八）有行户近三十家，其中南关十家左右，北市约七、八家，东、西两市各五、六家，都领有执照。一般都是小额资本，不雇职员，只用一名杂工，专司负重和打杂等事务，月工资二、三元，另供宿食。个别范围较大的行户，雇佣二、三人，分别担任管帐与过斗等工作，工资不过三、四元。行里设备简陋，只备少数用具和放置粮食的场所。农民挑运来的粮食（包据杂食、豆类等），分别陈列，供客选购。清晨开市，下午一时收市。买卖双方直接议价，成交之后，买方付给行佣，作为收益。收佣标准，宣统年间（一九〇九——一九一一）按米值每元收钱二十四文，旋改收铜元三枚（当时本洋一元，可兑制钱一千五百文）。二十四文钱约值一分六厘至二分左右。其后铜元贬值，最低时每元兑三百枚，经同行协商改收每元八枚佣金，约合二分七厘左右。（注：制钱即铜钱，中有孔。最初官制铜元即铜板，一枚当十文钱。一块银元换铜板一百枚。其后，贬值，一块银元换铜板三百枚）据原从业人员回忆，当时旺季，一般小市行每天约成交二、三十石，个别大户有达百石者，行佣收入甚为可观。他们对托售的农民不收分文，且供应茶水，农民因生意耽搁不能赶回，必须在行里吃一顿中饭时，才收米半升，抵作餐费。不过在粮食成交时，常有溢余米粮三数合，（十合为一升）农民均不带回，转送行户（农民恐过斗不够，总多带一点），有时过斗不够，行里也代凑上三数合。总之，赠与的次数多，添补的次数少，无形中也是行方的一笔额外收入。特别是赶上粮食滞销，农民急需钱用时，他们就以低价垫款收下，既帮了农民的忙，取得农民好感，又有利可图。彼此交往日久，少数行户凭籍手中的余资，趁农民需款之际，发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则是后来业务发展所常见的。 由于小市行本小利大，同时米市日益发达，吸引了很多人参加到这个行业，约在一九一二——一九二一的十年中，该业激增至百户之多，单就南关为例，该处增至三十户，且有继续增加趋势，新户中并非户户有执照，更多的是通过亲友关系搞到挂帖（即借某行的名义做生意）。户数一多，竞争激烈。据说在旺季时，凡农民挑粮上市的必经路口，都有人等候，等到农民走近，就连拖带拉地拖到自己行里，因此常常为此发生争吵斗殴事情。后来经同行协商，南关大户李裕兴行的李玉伦、詹祥泰行的詹庆庚提出倡议：（1）号召南关小市行，只许歇业，不准新开；（2）号召小市行一律拒绝挂帖。自此以后，小市行的户数才固定下来。 通过历年业务发展，资金积累，小市行原以“代客”为主，逐渐向下列两方面发展：（1）开展自营业务，利用有利时机，零收整售，与采运业直接发生联系（通过江广行转手）；（2）添置小型碾米机，兼营粮食加工。这项业务始于一九二八年，以后逐渐成为碾米业。此外，有些户接受砻坊或本市某些资本家的委托，代收稻米，从中取佣。经营范围不断扩大，资金积累加速。南市的李裕兴、詹祥泰、詹祥盛，北市的翟源裕、陈源生等行户都拥有巨额资金，每逢旺季，它们的吞吐量高达数百包至千余包，以此致富而购置大量田地房产。 此外，我市尚有部分所谓零米店，从小市行购进，供应升斗小民，并零售其它商品如火柴、肥皂、香烟、兑换银元等，因性质不定，又无组织，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就不赘述了。 4.砻坊业。原是芜湖所固有，早在前清嘉庆、道光年间（约为一七九六——一八二一）就有二十家左右，设在仓前铺、大砻坊、东河沿一带。它的业务是为顾客存放稻谷收取存仓费，也代客加工收取加工费，有时亦自买自卖，它们的业主，原先多为商人，后来也有大官僚大地主及其旅居芜湖的亲故，本身掌握大量租谷，以该业利润优厚，且有发展前途，也开业经营。如一八八二——一九〇八年间，崔国英开设的汇丰，崔登开设的广厚、李鸿章家族开设的源德裕便是。辛亥革命以后，崔、李经营的砻坊先后歇业。继而恽云亭兄弟和胡雨亭，谈弼丞、陶荫槐等开的崇发、利丰、平丰、宝丰祥、农记、顺余、庆余等，先后加入该业。又原先为商人的砻坊业主，积累多了，也抽资在四乡购置大量土地，扩充租谷来源，逐渐由工商业兼地主演变为地主兼工商业了。经营该业者须有大量房屋，通常有五、六进，用于仓房、生产场所（砻稻、舂米、筛米、风米等）、店堂、帐房及职工住宿等。门前须有大片平坦空地（多用大块石板铺成），用以晒稻。临近河沿，上下货便利，所以它们便集中大砻坊、东、西河沿一带。 该业原分两帮：太平帮与本地帮（包括杂帮）。光绪末年，太平帮有汇丰、谦吉、大有等十五、六家，本地帮有源德裕、何福源、立成、同顺祥等四十余家。资金在二、三千两至一、二万两银子不等。其主要业务有“自营”与“代客”并重，自营的粮源除自己的租谷以外，也收存其他小地主的租谷（先存入后作价收购），或派人到附近县分购买，有时委托熟船户代办，加工砻成熟米，自运江、浙销售，或经江广行售与采运业，贱买贵卖为其一贯手法。荒欠年分，青黄不接时期，它们往往加工成糙米堆存，待善价而沽。作业所用工具，先是原始的木杵、石舂、木砻之类。一九二八年以后，逐渐改装小型碾米机，以马达为动力，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可谓一大进步。有些资金少的砻坊，为加速资金周转，边砻边卖，同业称之为“转砻坊”。代客收费方面，因早年资料不全，不能妄加揣度。现据一九三五年后的资料，砻米一石，收取加工费三角，另外砻米的下脚——粗、细糠及筛下的碎米，全归砻坊。按一般情况折算，每次砻稻谷二担（每一担100斤）可成糙米一石（150斤），下脚有粗糠50斤，碎米六、七合，糙米一石可碾熟米八斗五升（每斗15斤），外有细糠一斗二升，碎米约三升左右。长年积累，数目相当可观。后来同业竞争，竞相削价，只留下脚不收手续费，甚至还招待货主茶饭。可是暗中捣鬼——过斗时使手法，掺杂使假，商业道德就每况愈下了。各户另备简陋仓库，供碾客堆存，每季每石收栈租六分，一季以后，按月计租，每石二分。除此以外，他们在青黄不接之际，假乡镇米行之手，向农民放款，赚取高利。同时帆运米商运货来芜，需款周转，可将货向砻坊抵押，借得现款。一般按货价六成抵押，月息一分二厘左右。 早期，大官僚地主除开设砻坊外，兼营典当业，以达到高利剥削的目的。如崔国英既开汇丰著坊，同时又设汇丰典当；李鸿章家族设源德裕砻坊，同时又开源丰、源成、源庆三升典当；其他著坊合股经营的还有和济、复太等当铺。他们之所以兼营两业者，因其淡旺季刚好相反，资金周转可以川流不息。彼辈聚敛，渐成巨富，农民终年辛苦，难得温饱，农村凋敝，势所必至。 砻坊业内部人员，除经理（有的店主自兼）、帐房、同事、学徒数人外，一般中型的大约雇工五、六十人左右，小型的亦有二、三十人，担负加工稻米、重活、杂活等任务。这些工人大都是江北农闲时流入城市的农民，他们的进退与管理，资方授权掌作（工头）处理，另有二班一人，协助掌作。工时长达十二小时，工资却很少。前清宣统年间（一九〇九——一九一一）规定每工日春米三石半（三石为正工，半石归掌作）合一个整工，整工工资分农忙（农历三、四月——八、九月）每工八十四文（约为五分六厘），其余月份低些，仅七十二文（约四分八厘），以每人每月做二十五个整工计算，另外利用闲空时间，兼做晒谷，每担四文，下米（即扛米下河）每石五文，两相合计每工月得2——3元，宿食归店供给。（清宣统年间，本洋每元约合一千五百文，米价每石三元）。据说当时工人曾因不堪资方残酷剥削，发动过多次“靠锤”（罢工）斗争，由于当时环境险恶，工人的这种自发性行动，经不起资方和工头软硬兼施的压力，往往无显著成果。 5.碾米业又称碾米堆栈业。产生于一九一二年以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小型马达和碾米机国内不能制造。而进口的大都是外国厂矿企业用旧的机器，零部件供应及修理都很困难。加之旧式商人多保守，所以迟到一九一九年前后，全市碾米厂才发展到八家。各厂的职工人数约在50——90人左右，经营业务与砻坊业大致相仿，即：一面利用本身资金于新谷登场时，购进稻谷，碾成糙米，待价售出。另方面代客加工，收取手续费。收费标准，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七年间规定是：稻谷单碾每石0.22元，双碾0.24元，三碾0.29元。糙米双碾0.16元，籼米单碾0.16元，下脚全归厂方。各厂另设堆栈，供客户堆存谷物，收取栈租。米每石月收栈租0.015元，外加袋费0.02元，保险费0.007元，其他杂费0.035元，合计栈租每石月需七分七厘。客户粮米存入，由栈出具栈单，凭以取货。客户如需款用，可凭栈单向银行抵押借款（必须是银行认可的厂栈存单），一般按货价六成抵押。此风兴起后，固然便利客户，亦滋长投机之势。特别是一九二六年以后，芜湖金融界纷纷兼营堆栈业务（详情见后章）并租用各米厂原有的堆栈作为他们的堆栈，投机倒把之风，尤为猛烈。那时部分粮商首批抵押六成现款后，复购进粮米再作抵押，如此展转，直至粮价上涨，才肯脱手，归还本息，获得利润。行情好转时，兴高彩烈；粮价一蹶不振，就有破产、吃烂帐的危险。更有甚者，一些狡猾商人用不正当手段，勾结米厂或银行人员，把粗糠打包装成大米存入堆栈，进行抵押，大做其买空卖空的投机交易。也有的米厂利用银行租赁它们的堆栈，盗卖米粮，进行欺诈买卖。盈利则买米归还，亏蚀就等吃官司。该业到了后期，商业道德败坏，完全丧失了正当商人的本色。 该业工人的待遇，系按工种计值，与砻坊业相较，略胜一筹。如：碾米、上斗、下斗论斗，堆庄、盘放论包；共有三十几种项目。在一九三二年前后，工人每日工作十小时，所得工资约为四角，宿食归厂方供给，生活处干中下水平。 上面介绍的米粮业中的五个部分，名义上经营的都是米粮，然而它们的流通渠道和业务范围却泾渭分明，不容混淆。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行业之间的关系，而且利益交叉，情况较为复杂。 采运业可以说是米粮业的魁首。芜湖之所以能成米市者，以有采运业之故，否则，只不过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米粮市场而已。它的粮源基本上是购自产米县份的帆运商，本市砻坊、碾米厂及小市行也补充一部分。但江广米行因有对出口粮食居间介绍的特权，这种业与业之间的交易，必须通过江广米行才能成交，也就是卖方应照例付佣金给江广米行。江广米行与小市行均属“代客”一类，可是业务对象不同，界限分明。江广米行专营出口粮食的“代客”，而小市行则为近郊农民与城市消费者或小零售米店之间交易的“代客”，各不相扰。当小市行业务发展到与采运业打交道时，则常引起纠纷，甚至发生武力冲突。后经第三者调解，双方得以妥协。小市行承认江广米行的特权（居间介绍），江广米行则在收取佣金方面，给予优待，问题才告解决。另外，有些小市行发展到添置设备，兼营粮食加工，还有些新开行户，实际上经营的是砻坊，他们反而加入小市行组织，原因是小市行户数多，在捐税和摊派费用方面，能占便宜，因而产生砻坊与小市行之间的业务交叉的矛盾。砻坊与碾米业都是粮食加工，性质相同，不过前者是由人工操作发展到机器加工，后者一开始就是机器加工，论业务性质可以合并为一个行业，然而他们坚持要各自成业，不愿合并。另一方面，砻坊业中有的想摆脱采运业而自营出口，如顾永裕、恒立、成康、周品记等都曾运米赴粤销售，但因当地坐商区域观念浓厚，多不予支持，再加上各地使用的通货不同，比率涨落不定，外地人难于掌握，因而不少砻坊为此吃亏蚀之苦。 米粮业作为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一个中转环节，贱买贵卖，利用米粮业内部交易对象的不同和层层收取佣金，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兹分述如后：（1）小市行在居间介绍近郊农民与消费者交易的同时，那些积有余资的行主，趁青黄不接之际，凭信用给农民高利贷款，用货币借出，加利息（利率也高），到粮食登场时，按低价折成实物收回，剥削程度是惊人的。农民负担这种高利贷，无异饮鸩止渴；（2）替采运业和砻坊输送粮源的各县、镇米行、砻坊，为广开粮源，多获利润，在合适的情况下，也使用上述方式向贫苦农民放高利贷，进行剥削；（3）县、镇米行、砻坊，当市场销路旺盛，米价陡涨之际，往往利用农民不明行情，低价突击收购，碾成糙米，派伙随船运芜兜售。同时经运粮食的船户中，积有余资，而又熟悉行情者，乘粮价骤涨之机，也常下乡低价收购，运芜脱手。这种贩运粮食的船户，俗称“自买头”；（4）米粮业在经营过程中，视粮源盈缺，运用价格规律，操纵粮价，无形中给农民造成损害。总之，农民终岁辛劳，幸逢丰年，除缴纳地租、税捐和偿还高利贷，加上米价低廉，所余无几。“谷贱伤农”，正是此意。荒歉年份，则卖儿鬻女，逃荒异地，惨不忍睹。 芜湖原是铁器手工业发达的小城镇，自米市迁芜，市面日趋繁荣，米粮业本身财力既雄，利润亦厚，凡地方兴办各项公益、过往军队的支应，都唯该业马首是瞻。该业兴起于光绪年间，辛亥革命后，历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战祸连绵，国家处于混乱局面，政客、官僚、党棍、军阀都以该业为一块肥肉，而起垂涎之念，寻机诈勒，甚至利用官僚资本，进行垄断、控制，与商民争利。米粮业为应付这种复杂局面，它的代表人物，必然要在正常业务活动之外，和官府周旋。各期代表人物中以早期的汤善福最有影响。 汤善福原籍广东花县，其父汤彪是太平天国军官，太平军失败后，寄寓江苏溧水。汤善福生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十三岁就在镇江广帮的广发源学徒，精明能干，不久就成为得力伙计。迨米市迁芜（一八八二年）后，号方派他来芜筹设广发源分号。此时正逢芜湖米粮业发生了一起承办赈米掺杂泥沙嫌疑案件、官司无法了结之际，汤凭其胆识与手腕，办理妥贴，因而脱颖而出。当时江苏清江县发生水灾，江苏当局奏准清廷在芜湖购办赈米数万石赈济灾民。采运业承办了这笔交易。据说在船运途中，船户捣鬼盗去米粮掺入泥沙凑数。事被当时督办赈济的某钦差发觉，罪名统统加到采运业，声言将予揭奏。在那封建专制时代，蒙受了赈米掺沙的罪名，哪能不有大祸临头之忧。当时商人最怕见官，殷实商人尤其如此。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这个“差使”很自然地落到精明干练的汤善福身上。汤年少气盛，胆识兼备，正不甘寂寞，一经同业推选即慨然承担，当即提出两项条件：（1）有代表身份；（2）可以全权行事。同业一致推他为广、潮两帮总董事；只要保住大家无事，一切条件都可以接受，要钱给钱。在同业的一致拥护下，他放手做去，经他施展酬酢贿赂伎俩，得与某钦差当面陈述，毕竟钱能通神，满天云雾，顿然消散。不但不再追究掺杂事件，还博得清廷嘉奖他们采办赈米有功，清廷之腐败黑暗，由此可见。不久，汤因事进京，经他示意，同业为他花了万把银子捐了个四品顶戴，借以提高身份，好与官府交往。从此，汤在同业中的威望就树立起来，先任广、潮帮米业公所总董，继而被推为广、潮、烟、宁四帮总董——全业的代表人物。光绪卅二年（一九〇六年）芜湖工商界成立商务总会，他的地位又升高一步，历任该会协理、总理和会长。此后，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安徽省政府还聘他担任咨议、顾问等职，赫然成为炙手可热的全省耆绅了。 他的全部活动，主要是结交官府，维持地方，照顾本业，从而树立个人威信，并谋取私利。但同业出了岔子，如税局罚款、官吏藉端勒索等，他也不惜为之奔走斡旋，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汤善福殁于一九二八年，死前不久当选为安徽省商会联合会第一任会长。那正是他的社会地位登峰造极的时候。总之，汤善福的一生，可谓一帆风顺，名利双收。 （三）米市兴起带动各业发展 1、运输业相应发展 芜湖米市之所以兴起，关键在于建立了海关，和外轮在芜停泊，运输畅通，已如前节所述。但粮源来自周围各县（镇），于是民间运输业应运而兴。内河均以木帆船为运输粮食的唯一工具，视河流深浅、顺逆和途程远近而决定收费多寡。如宣城——芜湖距离180华里，运费每石0.28元，南陵——芜湖160华里，每石0.25元，无为——芜湖180华里，每石0.29元，巢县——芜湖190华里，每石0.26元，其他各地价格不一。据芜湖关一九三一年统计，当时共有各类民船58，338只，分别来自湘、赣、鄂、苏和本省等地。就我省而言，有无为、和县、合肥、含山、舒城、庐江、巢县、桐城、望江、潜山、太湖、怀宁、宿松、宁国、太平等各帮。这些船只种类不一，有乌江子、鸭梢子、舢板、摆江、斗子、了梢、五舱、黄梢、巴斗、大渡、板船、槽子、划子及白石舟等十余种。它们专载粮食来芜，回程则带杂货，往来于苏、皖、赣、鄂四省。船只载重不同，大船千石，小船二百石，一般载重五、六百石之间。船民以长途载运收费为唯一生活来源，每船平均5-6人，约有30万人赖以维持生活，赡养的眷属，尚未计入。（船民眷属一般均住船上）外江出口方面，几为外轮所垄断，以一九三一年前后情况而论，长江航行的外轮有：英商太古洋行大轮12艘，载重共19，385吨；英商怡和洋行大轮8艘，共16，252吨；日商日清洋行大轮9艘，共16，222吨；外轮总数29艘，总载重量为51，823吨。当时航行长江的招商局、三北公司和宁绍公司所有华轮虽有18艘，但因外轮财力雄厚，雇用广、潮或宁波人为买办，利用同乡关系拉拢生意，且暗打折扣，以示优待（据熟悉内情的米业中人说，雇用外轮运米出口，可得三个“九九”折，商号派去经办人员得一个“九九”折，经办商号得一个“九九”折，如有第三者介绍，从中也得一个“九九”折（最多时可打“九五”折）。华轮因而无力竞争，芜湖外江出口粮运紧紧地掌握在外轮手中。这些外轮下游行驶时，装载的是大米及农、土特产品，上游行驶时运进的以进口的轻工业品为大宗，如布匹、煤油、糖、香烟、火柴、肥皂、矿烛……。所以说长江航道是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的一条重要渠道。另有一种铁壳轮，专做货运，不营客运，而且能由芜湖直接入海出口，不须经上海转载，运费亦较客轮便宜，如客轮由芜运米至天津，百公斤0.91元，烟台0.60元，广州0.58元，汕头0.55元，宁波0.53元。而铁壳轮运米至天津，百公斤只收0.50元，烟台0.30元，广州0.36元，汕头0.32元，宁波0.30元。采运商贪其便宜，又可省去一笔上海转载费，均愿以铁壳轮运输。外轮在拉生意时，虽百般迁就、招揽，一遇特殊情况，又居奇提价或以苛刻条件迫使米商不得不予以接受。如内战期间，交通受阻或华轮难雇，就是外轮居奇良机。历来外轮洋人，都是以蛮横的态度同我们打交道。抗战前，国势积弱，人民在国内也得不到与外人平等待遇，何论在国外！ 2.银钱业相应兴起 随着米市的迁芜，钱庄相应兴起。米粮业依赖钱庄贷款，调剂有无，钱庄资金的投放也以米业为大宗，彼此有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道光年间（一八二一——一八五〇）芜湖钱庄仅十余家，随着米市的兴旺，到光绪廿年（一八九四）发展到廿三家，每年进出汇划达一千三百余万元，其中以米业进出为大宗。一九一二年以后，银行次第建立，大宗业务多被取代，钱庄规模渐次缩小，更由于银行滥做押款，进一步助长了米商投机之风。一九三一年芜湖遭遇罕见的水灾，导致米业及各业业务衰落，其后更由于上海金融紧缩，对芜庄不再放款，促使钱庄进一步走向没落。到一九三二年，该业缩减为14家，共有资本额不过585，000元，进出营业额下降为2，190，000元，尚不及光绪年间的十分之二。与此相反，银行业则蓬勃发展。兹将各行开设时间和业务范围列表如下： 从抗日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起，以四大家族为后台的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合作金库，先后在芜设立分支机构。它们已不满足于原有的汇兑押款，分得米商部分利润，进而直接插手收购粮食，从而掠夺更高的利润。中央合作金库委托砻坊代办是项业务，而中国农民银行则以替粮食部收购军粮为幌子，委托碾米业代办。导致采运业与之展开明争暗斗，仗着人面熟，渠道广，收购成绩不亚于它们。这就引起了官僚资本的愤恨而招来打击。据说（可能在四六年四月），本市24家米号代华北粮商购运大米170，000包，船已开出，粮食部突然禁令粮食出口，把轮船扣留在吴淞口，船上米包全部起卸上岸。采运业乃敦请芜湖商会理事长李家衷，赶到南京疏通，并通过政客吴忠信、端木杰等打通粮食部的关节，结果卖了五万包大米给粮食部，价格低于市价30％，余粮才得放行。可是三个月后，粮食部又派员来芜调查该案的行贿情节，要把主要关系人带京审查。采运业公会理事长李念慈因事先闻风逃到汉口，乃将其家眷扣押县府，结果又花去一亿余元（约值一千石米），此案才得了解。不过，采运业此次所受的损失，后来还是转嫁到客户头上。 此外，由于法币通货膨胀，币值一日数贬，人心浮动，一些官僚资本和社会游资纷纷在粮食市场中找出路，造成的投机歪风，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3.对本市其它工商业发展所起的作用 芜湖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商人往来频繁，工商业渐次发展，特别是米市迁芜，大量粮米由此集散，真是商贾辐辏，市面繁荣，带动它业相应发展。商业方面以布业为例，在前清同治年间（一八六二——一八七四），仅有批发商数家，全年营业额不过数十万两银子，但到了一九一九年已有26家，营业额增至五百余万元。京广百货业也是通商之后发展起来的，到一九二九年营业额亦达三百万元左右。饮食服务行业，如茶楼、旅馆、酒肆、澡堂、小吃、戏院等等，也亦步亦趋应运增长。工业方面，芜湖早年只有染坊、制墨、铁器、竹艺、木艺等手工业，光绪廿三年（一八九七年）以后，各种新型工业逐渐兴起，如有三个烟囱之称的电厂、面粉厂、纱厂，以及火柴厂、肥皂厂、翻砂厂、机器厂、玻璃厂等先后创立。但因资力不厚，技术力量薄弱，没有长远规划，这些民族工业难与进口商品竞争，大多时兴时停。现在芜湖的新兴工业中，有些是在上述工厂的破旧底子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说，旧芜湖这个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之所以形成，米粮业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此外，芜湖地方曾利用米捐（附加教育费）收入，作为固定经费，创办了一所完全小学（六年制）——米业小学（原址在今新芜路廿三中），为普及儿童教育做了一定的贡献。 4.劳工队伍相应扩大 米粮业中五个主要行业除各有其固定职工外，另有下列几种工人为它们从事劳务。（1）斛工——斛工自成一业，专以量米为业。各地粮船到埠，买卖双方成交后，须由斛工过斛。一九三五年前后，芜湖设有三家斛行：汪万源、汪有林、唐义春，约共有工人二百名。工人受雇量米，须由斛行介绍，才能工作。按一九三五年每石米的斛力为十八文（约六厘），酒钱一分五厘，开舱费一分五厘，又散工倒斛等杂役一分，均由卖方负担。此外尚有其他陋规。但上项收入，斛工只得到一部分，除斛行老板应收一定数目的行佣外，尚须受工头的剥削；（2）绞包工——米粮过斛装包以后，第二步由绞包工用铁针麻皮，缝严袋口。当米市鼎盛时，全市约有绞包工人四百名左右，其中工头约五十人。表面上他们分属于采运业各个米号，但米号却不付工资，也不供给食宿。只在米号进货时，按绞包多寡，向卖方收取绞包费，作为他们的报酬。一九三五年前后，每包绞费规定为五十二文（约一分七厘左右），米贴廿文（约合七厘）。另外也有陋规收入。他们除受工头剥削之外，还须经常为米号及其主要职员做些繁重杂活，讨他们的欢心；（3）掮包工——即码头工人。米包经缝固后，即由掮包工人搬运上岸，或由栈房搬至码头。由于封建把头的把持，帮派甚多，大致可分为山东帮、湖北帮、寿州帮、金斗帮。约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间，各帮共有工人830-970名左右。至于掮包力资，按一九三五年情况，由船中掮入货栈每包约五分五厘，工头（俗称老板）所得较多。上述三种工人，每月所得工资平均在5-10元左右。 此外尚有码头散工，俗称码头夫，担任各种繁重杂活，如斛米时倒斛、掮包时提包、下包及堆放等，他们的收入，仅能温饱而已。 （四）米粮业各个时期的消长 从一八七六年芜湖辟为商埠米市迁芜时起，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的73年中，米粮业经历了由兴起到衰落的四个时期。 1.一八七六——一九二七年为不断发展的兴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虽有起伏波折，总的趋势仍然是上升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米粮业仅有砻坊及小市行。后由镇江迁来广、潮帮米号十余家，江广米行十余家，全行业发展为采运业、江广米行业、砻坊及小市行四个主要部分。当时的营业情况，据《芜湖县志》“实业志”记载：自光绪廿四至卅年（一八九八——一九〇四）米粮出口多达五百余万石，少亦三、四百万石。同书“赋税志”则载有：“江苏驻芜米捐局征税数字，清光绪卅年（一九〇四年）左右，该局收税旺时，年达四、五十万两。”按当时该局税率规定，每石米，征银一钱，以此推算，应有四、五百万石之谱。两志记载，互相印证，上述的粮食出口数字，当属可信。同时，从各个行业逐年增加的户数来看，也能证明该业有蒸蒸日上的趋势。一九〇八年采运业连同新迁的烟、宁两帮发展到40户，江广米行亦有40户，砻坊约70户，小市行约50户，比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户数，已有成倍的增长。 一九一二——一九一八年的七年间，粮米出口趋于减退，据《芜湖县志》记载：“民国以来，赋税既多，运费加重，是以邻近之米粮，相率径运浦口、通州等处销售，不由芜湖出口。数年以来，统计每岁不过二百万石左右。今昔相差，几逾半数”。这显然是因为“赋税多，运费重”造成粮运改道不经芜湖出口所致。但考其时代背景，尚有如下因素：（1）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前后，连年水灾，粮食欠收，而且在此以后的几年中，我省还发生几次局部旱灾，粮源减少，势必影响出口数字；（2）辛亥革命以后，时局不靖，军阀混战，商贾裹足，且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轮航行，不无减少，也可能影响米粮运输。这一时期该业的户数也相应锐减，采运业由原来的40户减为26户，砻坊由70户减为50户，江广米行实有39户，但新增碾米厂8户，小市行不增不减。凡此，足资说明。 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两年，全国著名产米省份连续获得大丰收，不仅我省粮食在芜集散，川、鄂、湘、赣等省也有部分米粮经芜出口，是以一九一九年出口米粮突增至八百余万石。各业利润丰厚，采运业盈利尤高。各米号兴高采烈，广帮为庆祝一九二〇年农历元宵节，拨出相当数目的款子，作为大玩花灯之用。事前，在广州请来艺人、灯队、乐队，运来各种彩灯和用具，其中包括驰名中外的狮子灯和龙灯舞。规模之大，场面之精彩，为芜湖历史所罕见。在玩灯的那几天晚上，真是江城不夜，灯市如海，万人空巷，轰动遐迩，附近县、镇前来观灯者，亦接踵摩肩，不绝于途。广帮公所还大摆宴席，地方军政长官、士绅名流都在被邀之列，凡旅居芜湖的广东人，除妇孺外，不论老少，均邀请入席。盖非生意兴隆，利市倍蓰，焉能有此壮举？之后直到一九二七年，年出口量维持在五百万石左右。在这段兴盛时期，整个行业欣欣向荣，资金积累，迅速上升。就所知道的，例如采运业利源长米号曾用巨款购置大批产业和投入其他事业的经营。整个永福里的住房，旧中央饭店和吉和街的几处市房，均系该号所有。另在芜湖县方村购进良田三千多亩，在河南（青弋江南岸），设有堆栈一处。该业隆东昌米号也执有来龙里全部房屋出租，购置田产一千余亩，还兼营同丰碾米厂和一爿钱庄。砻坊业恽云亭兄弟五人，分设砻坊五家，原在芜湖县麻凤圩有田二千余亩，经过十余年经营，又陆续购进一万余亩。碾米业虽创设较晚，该业东来恒、华丰、同丰也积累了大量资金。这是米粮业的鼎盛时期，往后就江河日下了。 2.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为芜湖米粮业的衰退时期 米粮业之所以衰退，有以下的原因：（1）一九三〇年国民党政府实行裁厘加税，即：裁撤五十里外的内地常关及各地厘金局，改征营业税和统税。江苏、安徽两省米捐局因而裁撤，成立营业税局和统税局。原先两米捐局的存在，对限制我省粮食出口，起了一定的约束作用，纵有私自出境，究属少数，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了稳定的局面，两米捐局撤销，藩篱已去，粮食外流，无所拘束。从此各县米船分集芜湖附近的港及裕溪口观望，向价高处运销，粮源顿行分散；（2）一九三一年长江流域发生空前水灾，我省收成顿减。灾后，国民党政府借来大批洋米、洋麦（面）、倾销国内。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五年间，数量尤多。据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八月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表16”所列：一九三三年洋米进口数为12，954、001公担，洋麦进口数为10，714、634公担：一九三四年洋米7，710，610公担，洋麦4，649，419公担；一九三五年洋米12，964，481公担，洋麦5，209，087公担。三年合计进口洋米33，629，092公担、洋麦20，573，140公担。这对于我省粮食出口，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3）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导致米粮流通渠道变更，影响芜湖米粮的出口。粤汉铁路虽早在前清末年开工兴建，因系采取分段铺筑的方式，直到一九三六年才全线通车。以往华南地区缺粮，因旱路运输不便，不能向附近的湘、鄂、赣等产米省份采购，所以舍近就远，求诸芜湖米市、后来由于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广东与湖南、江西之间，辟一通道，情况发生变化，故皖米在广东的销路，大部分为湘赣米粮所取代。上述三条是粮源及销路的不利条件。此外，银行业逐渐直接插手粮食业，也增添了米粮业的混乱，逐步使之走向下玻路。这一时期米粮出口约数，根据国民党中央建设委员会编印的《芜乍路沿线经济调查》资料推算，一九三二年出口米粮约在三百万石左右，比前段时期约低40％、这一时期各业的户数是：一九三〇年采运业27户，江广米行50户，杂粮市米行126户，砻坊49户，碾米堆栈9户。一九三五年采运业25户，江广米行89户，杂粮市米行115户，砻坊42户，碾米维栈9户。 3.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为敌伪统治、粮食行业混乱时期。 “七・七”事变揭开抗战序幕，“八・一三”淞沪战事继起，国军在上海坚持数月，兵力消耗至巨。撤出上海之后，不能作有计划的撤退。芜湖人民不明军事形势的变化，在日寇兵临城下，始仓惶逃亡，损失特别惨重。一九三七年底芜湖沦陷时，各业毫无准备，米粮业储存在江口及沿河两岸数十家仓库的粮米，统统被贪婪的侵略者所没收，多年聚敛，尽付东流。据烟台帮复成祥米号老板孟祥仪说：“那时的情况真混乱极了……我的企业在同业中算是较小的，也损失了大米三千包，小麦千余包，麻袋三万多条，以及存在河南仓库的一部分米粮，合计币值三万元左右”。又据前米粮采运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李念慈说：“抗战时，我的企业元昌兴分存在无锡、通州、孙家埠等处共有小麦二万多担，大麦、糯米两千多担；菜子和稻谷四千多担。随着上述地方的沦陷，都被敌人抢走了。芜湖陷落前夕，我个人有些准备，曾将储存在河南仓库大米八千包，雇船运往桐城，我带家眷随船前往，在桐城一住大半年。后来桐城还是沦陷了，除在危急关头，以极贱价格卖出三百多石米作为川资出走外，其余七千包大米还是被敌人没收了”。上述只是两个小的例子。可见当年的米粮业损失之巨大。 敌寇的先头侵略军洗劫过后，随之而来的是日寇驻军和伪政权（包括维新政府和汪伪政府）的双重压迫与掠夺，局面极度混乱，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为止。芜湖经过这场兵燹变乱之后，有些逃避到附近的居民和商人，逐渐返回，重理旧业或改操新业。这些人中有一小撮败类，认贼作父，甘当汉奸，做洋行买办，充当日商搜刮粮食的工具。那时，日军部和日商业部门加紧搜购粮米，日商三井、三菱、大丸等洋行，承揽日军军部这一任务，分包与小洋行雇人在市场或下乡采购。与此同时，汪伪政权粮食部设驻芜管理处，作为搜购粮食的据点。另有上海不法商人（多数是买办分子），通过上海日本洋行的关系，也到芜湖开设米号为日寇效劳。到一九四一年，日本驻上海大使馆导演的所谓米粮统制委员会（简称米统会）在芜设立分会，网罗一批工商界败类如火祥文、龚伦甫等供其驱使。接着属于日寇军部后勤系统的华中区力行社也成立了芜湖区分社，曾留学日本的汪子东，任力行社的负责人，更加剧了粮食的搜刮。汪子东还凭借力行社的权势，控制了五洋（即：洋火、洋烛、洋皂、洋油、洋烟）货源，大做其以五洋易米粮的交易，致使原五洋商人不得不以买卖粮食为副业，造成粮食的求过于供而导致粮价的上涨与民食的艰难。在这乌烟瘴气群魔乱舞的情况下，商场道德沦丧，欺诈成风，没有碾过的糙米用石粉搅拌充作熟米，菜籽则掺和泥土，使消费者蒙受损失。至于近郊农民同样是他们掠夺的对象。挑粮食上市，经纪人往往施以哄吓诈骗等手段，不能售得公平的卖价。力行社还在各产米地区设有办事处，经常靠日寇汪伪武装向农民强购，所付的只按“限价”，比市价压低不少。农民无力抗拒，只得忍气吞声。较后的一个时期，敌伪经济崩溃，伪中储券急剧贬值，迫使人民重货轻币。投机操纵、囤积居奇成风，造成民食极度紧张。因而在一九四五年春间，一度发生饥民抢米风潮。后经日伪武装镇压，始告平息。 在这一混乱时期中，米粮业也形成大动荡、大改组的局面，有合并的，也有停歇的（客籍的离开芜湖）。也有新设的采运业共四五十家，因与各地坐商断绝了交易关系，专为日寇洋行服务。至于江广行、小市行、砻坊和碾米业复业和新创的都有，户数不详。 4.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米粮行业没落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芜湖人民异常兴奋，满以为混乱局面可以结束，过去的繁荣恢复有期。但是，这种期望不久就被严峻的现实冲刷得一干二净。首先，迎来的不是什么久别的亲人，而是“五子登科”的“劫收”大员。视沦陷区为金山银库，尽情搜刮，填其欲壑，待沦陷区人民如草芥，极尽压迫之能事。其次，官僚资本随着“劫收”而来，大肆掠夺，对米业尤甚。当时在芜湖的官僚资本，除抗战前原来的几家银行卷土重来，正在通过营业往来，加强对米市的控制外，新成立的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等，更公开收购粮食，对米市进行垄断；再次，国民党政府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掀起不得人心的内战，致使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飞腾，大量游资集中米市盲目投机。特别是四八年的“八・一九”限价，给该业带来深重灾难。按当时限价售出的粮食，几乎无法补进现货，损失不计其数；随之而来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那时经营粮食的要完纳以下各种捐税：行商出口税，按米值每元四分；市建设捐每元一分，救灾捐每元一分，印花税每元三厘，其它各种摊派，不胜枚举。这就更使各地帆运商视芜湖为畏途。是时，地方封建把头亦乘机拾头，码头上的陋规，也是花样百出，其陋规有：（1）头包香烟，这是码头工人上船扛第一包米时需索的香烟费，应付多寡，须视船载大小和货主的交际手腕而别，大概装五、六百包的船只，付五、六包香烟即可；（2）包酒，绞包工人的酒资，每船需付一、二元；（3）斛酒，量斛工人的酒资，数字少于“包酒”，不过每船过斛完毕后，斛工另索空仓米一斗或八升；（4）走筹费，工人从船上扛米包赴堆栈，照例要由船户发筹计算，船户工作时如果疏忽，漏发一筹，要想补上，就得交走筹费，以示惩罚。数字多寡视时隔长短等情节而定；（5）捕快费，当时长江及内河设有水上巡捕，货主必须应付，每船约需三、四升米不等，否则将会遭到留难；（6）茶水费，一些无业游民，趁上、下米时，在堆栈门口摆设“茶摊”，免费招待米业中人，但却向货主索取米贴，每船约一、二升不等。上述陋规中，除（5）、（6）两项以外，封建把头都要分得一定份额。 基于以上所述，益以米粮业本身经营混乱，矛盾重重，以致日趋没落。这几年中出口米粮从未超过二百万石，只占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相反，该业中五个行业的户数，却比抗战前有所增加：采运业增至124户，小市行218户，碾米堆栈和砻坊合计134户，只有江广行减少为48户。行业没落而户数反增，原因何在？一句话，社会游资充斥的作祟之故耳！不过它们结算时，货币数字增大，折合实物减少——实际是亏损。这就是解放前夕各业的反常现象。 （五）解放后米粮业的改造情况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芜湖很快获得解放。全市人民欢欣鼓舞。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开始。芜湖米粮业与全国工商业一样，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整顿、改革，逐渐纳入国家经济计划轨道。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五反”的教育，思想上逐步认识到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重要意义，在市工商联积极辅导下，各个企业的从业人员逐步得到改造，各得其所，走上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 解放之初，米粮业资本家因受反动派欺骗宣传的影响，较大的商号多数携带巨资逃到宁沪，或解雇职工，缩小规模。一般较小的也轻信谣言，停业观望。如采运业德太米号、东来米号；碾米业的恒康米厂等资方就是携带黄金银元，逍遥沪上。小市行及剩下未歇业的，也因与各地座商联系中断，业务冷冷清清。由于当时解放战争尚在继续，为保证军需、民食的供应，党和政府迅即采取紧急措施，一面召开会议，阐明政策，一面取消过去各项陋规，减轻成本。同时国营粮食公司本着公私兼顾的精神，在业务上给予照顾，鼓励他们经营的信心，一些观望的厂、号，纷纷复业，米市交易，顿呈生气。 粮食市场情况的好转，在协助国营公司和供销合作社调剂粮食供应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本质必然在生产、经营上表现出来。随着米业市场的活跃，他们又使出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等手法，兴风作浪，导致米价剧烈波动，其它物价随之上涨，影响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党和政府为了稳定市场，采取了应急措施，一方面成立市场物价指挥部，加强市场管理，特别是管理粮食市场；一方面由国营粮食公司抛售大批粮食，按正常价格供应，刹住了这股歪风，保证了米价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 继此之后，市工商局对米粮业进行组织整顿，加强管理。该业原有五个主要行业合并为三个整理委员会，即：米粮行号商业整理委员会，粮食产销加工业整理委员会，杂粮米行业整理委员会，吸收从群众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到委员会中来，以增加积极因素。同年十二月一日成立了米业市场，规定粮食交易应一律遵照公司牌价。凡廿包以上的交易（后改为十包）须经市场登记，方得成交。这就使一度混乱不堪的米市，逐步纳入正轨。经整顿后，本市粮食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这一年（四九），由于芜湖周围广大地区遭受严重水灾，谷物产量大减，统计七——十二月份上市米数为76万石，其中由私商运销出口的约七万余担，占采购总数的10％，市销256，000石，占总数33.5％，国营粮食公司收购430，000石，（包括私商代购数），占总数56.5％。 一九五〇年进行财经整顿，政府对粮食管理加强，本市粮食业起了显著的变化。皖南区粮食公司在各县普遍设立分支机构，各县、乡供销合作社也同时成立，新的商业网点取代了旧的商业结构，这就意味着国营经济的不断壮大，私营企业的逐渐收缩，特别是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人民生计的粮食业，尤应如此。限制其消极的一面，利用其积极的一面，以便在适当时期，辅导它们转入其他行业。 一九五一年四——六月间，在市党政机关的领导下，由市工商联筹委会具体指导，该业先后改组为四个同业公会筹委会，即：米粮采运商业同业公会筹委会，主委为唐蔚生；机器碾米业同业公会筹委会，主委查富滋；米粮店（杂粮米行业中划出的一部份）商业同业公会筹委会，主委吴仰芸；杂粮米行（部分小市行）业同业公会筹委会，主委为王国千。到一九五一年年底，采运业由76户降为11户，一九五二年减为9户；一九五三年减为7户。杂粮行业原已由同业联合组成东、南、西、北关和北岸五个联合粮店（包括一百户小市行），到一九五一年底已减为一户；一九五一年底米粮店业仅有53户，一九五二年减为24户；一九五一年底碾米业为19户，其后无甚变动。该业的日趋没落，反映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并为日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奠定了基础。 米粮商业的私营性质决定了它们没落的命运，三个米粮商业从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的营业额除一九五一年比一九五〇年增长108.31％以外，（一九五〇年因受四九年的严重水灾影响，春季粮食上市量减少），一九五二年比一九五一年降低33.54％，一九五三年比一九五二年又降低42.48％，大势所趋，私营米粮商的业务不可避免地逐步被国营公司所代替。 至于机器碾米工业的情况如何？当时国营粮食公司已办有四个厂（内中三个厂是接收国民党的），足以满足本市粮食加工的需要。但国营公司仍拨出一部分粮食加工业务，照顾私营碾米厂。一九五〇年十月，曾召集有关单位开会，决定成立市粮食加工协商委员会，由工商局、总工会、粮食公司、工商联和碾米业同业公会参加，通过公私协商，订立加工合约。关于加工数量、交货期限、工缴费用及稻米折合比率等，都有明确规定。因而各厂的生产、经营，一般尚属正常。 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米粮业原是芜湖的大行业，运动中暴露了一些间题。经过工人的斗争、查核，最后由五反办公室给予怡如其分的处理，在承认资方三权（财权、人权、管理权）的前提下，加强对资方的监督，搞好营业。工资福利方面，根据各厂的实际情况，经过劳资协商，适当提高，以发挥工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政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这是我国粮食史上一次空前的大革命，对于保证供应，稳定物价，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一九五四年安徽等省遭受空前大水灾，如果不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由外省调入大量粮食供应，就很难保证物价稳定，渡过灾荒。这就表现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与优越性。实施以后，获得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向政府出售余粮，因而也很快割断了私营米粮业与农村的关系，把农民与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 与此同时，对解体的米粮业全体职工和资方都作了安排。当时米粮业所包括的几个主要行业：采运业只剩七户，杂粮米行1户，米粮店24户，碾米业21户。由于各该业的性质，统购统销之前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在调剂粮食供求上更失去作用，因而整个企业，随着统购统销的实行，宣告结束了。剩下的只是对人的改造问题。那时除碾米业外，其余三个行业所有的职工、资方连同全市米贩（摆米摊的贩子）约共490人，其安排情况如下： 1.由粮食公司根据地段需要，设立代销粮店（每区约十余个），依照先劳后资的原则，先后安排280余人，这种代销粮店是新型的粮店，采取量才录用的方针，安排各人的职位，内部订有必要的规章制度，而不象初期那样利用原有米粮店，付以代销业务，资方仍保有三权的那种代销店。到了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时，这种新型粮店也一跃而成为国营公司的粮店了。 2.部分拥有一定数量资金的厂、店和粮行，在市工商局的领导下，由市工商联副主委张台望任该处主任，张振庭、范侃、查富滋等八人为筹备员，旋即决定筹设芜湖玻璃厂（现光华玻璃厂的前身），一九五四年初建成，三月正式投产。米粮业转入的有：联合粮店、裕农米厂等六个单位（以上单位都是私营联业的组织，包括66户），资金29，192万元（旧币），从业人员92人，其中劳方26人。另有东河街联合粮店、转建粮店自行转业，前者经营粉丝坊，资金3，000万元（旧币），后者开办石灰窑，资金1000万元（旧币），转业人数为18人，内劳方8人。 3.另一部分约110余人，有的由粮食公司吸收，派以临时工作。有的由劳动局统一调配，派到新的工作岗位。 至于碾米业职工和资方的安排，则是在一九五四年秋季开始的。因该业各厂在一九五三年七月至一九五四年六月的一段时间，尚有部分加工任务。一九五四年秋，企业才批准报歇，除裕农米厂转业芜湖玻璃厂以外，内中天生、裕成、公盛三厂是由市人民政府介绍，并贷款协助其内迁六安专区，承担该区加工任务。其余十七家所有职工和资方，亦由政府全部安排，内有工人百余人，调马鞍山厂、矿工作。从此芜湖米粮业的资方随着职工一道，先后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一九八三年三月
清廷大臣李鸿章家族在芜湖轶事琐闻（《芜湖文史资料1》第003篇）
作者：许知为 前言：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的。那些典型人物、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虽然灭亡了，有的本人也死亡了，但事迹可以作为史料记载下来。 ——摘自《周恩来同志1959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茶话会上的讲话》 引子 解放之前，清廷大臣李鸿章的后代有不少人在芜湖，那时芜湖的人们习惯称之为“李府”。当年，“李府”在芜湖·曾大量投资房地产，并经营一些工商业。于今，“李府”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流传下来的一些轶事琐闻，今天看来，对研究李鸿章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李鸿章在清廷大臣中是位举足轻重的显赫人物。他一生效力清廷，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是历史的罪人。这在我国近代史书中，已多有记述，本文不加评议。至于他提倡洋务运动，兴办一些军事工业和工商、航运事业，其出发点以及客观上对当时和以后的影响如何，仍有待历史学界作进一步探讨。我们现在所搜集、整理的，只是李鸿章家族在芜湖流散的一些事迹，且为史书所没有记载者。虽仅一鳞半爪，却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李府”这个封建大家族兴衰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从一个片段史迹，了解芜湖这个城市的发展历程。虽属旧事重温，却不无现实意义。 “李府”这个“玉堂金马”、“钟鸣鼎食”的封建大家族，因官高、权重、禄厚而聚敛了大量财富，其田地、房产、质铺、商号、公司遍布省内外，甚至在国外也有股票，存款。仅芜湖一地，业经查明核实的“李府”财产，也为数甚巨。就此概述“李府”在芜湖投资房地产的规模，并提供一些具体数字，借以窥见其财富的全貌，可以看到封建社会里、许多大官僚地主家庭的一个典型。 “李府”不是天生的，它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也有一个由发迹而兴盛到衰败的过程。它从晚清同治年代到民国初期，延续六、七十年之久。我们搜集到的轶事琐闻，也真实地反映了“李府”中形形色色人物的活动状况，其中有效忠清廷、“立功”沙场而飞黄腾达的；有怀才受抑、郁郁而殁的；也有承皇室殊恩鸩毒而死；为争夺经济利益而被暗杀的；更多的是买办、经商致富的富家翁，依恃巨额遗产而纵情花酒、腐化堕落的纨挎子弟；但也有因受时代潮流影响而出现与此相反的人物，那就是“李府”还有一些非常重视子女教育的家长，因而也培养出一些新的一代后人。其中不少在国内外受过高等教育，有的成为教授、专家、学者、工程师；有的是在政府机关、工矿企业担负重要职务；有的是侨居海外的爱国侨胞；有的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慷慨解囊、冒险支援人民革命事业的开明人士。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已经或者正在为祖国“四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这些史实生动地说明：由于新旧社会制度的不同，对“李府”后人来说，他们前途或结局也就迥然有别。这一历史经验，足以使人深省。 现在就搜集到的这些历史资料，编成本文。共分三个部分：一、“李府”世系简述；二、“李府”在芜湖的房地产；三、“李府”人物沉浮。这些笔墨，倘能稍补有关文史记载之阙遗，有助读者对近代史事之了解，那就是编写本文的愿望。 一、合肥“李府”世系简述 合肥“李府”世系是自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叙起。李氏宗族字辈排列如次：“文章经国，家道永昌，勋荣世守，福寿成双。”李文安原配夫人李氏，同姓不宗，称李门李氏，原籍都是合肥。他们夫妇生六子，为章字辈，长子瀚章，次子鸿章、三子鹤章，四子蕴章，五子凤章、六子昭庆；孙二十八人，经字辈；曾孙四十一人，国字辈。女子在外。家字辈和道字辈很多，无从知其数，且散居海内外，难以考查。《清史稿》为他的子辈、立传的有四人：即鸿章、瀚章、鹤章、昭庆载其孙辈官职名者五人：为经方、经述、经迈（均鸿章子）：经羲（鹤章子）、经畲（瀚章子）。列世系简表于下：（为便于排列，将原表分为七部分，并加补注。） 附注：世系表中均按字辈取名，与各人当时通称的雅号、绰号对不上，如在芜湖的“五大人”，仲洁、仰尼，究竟在世系上是谁？除“漱兰堂、“通德堂”外，其他堂号究属哪一房？李玉良究竟是谁的儿子？还没有完全查清楚，有待校正。 这里对李文安夫妇略加记述。 李文安之父原姓许，过继李氏承桃，改姓李。世系辈份自“文”字始，而李鹤章墓志铭有云“祖本自许，桃李始昌”，可证。李文安老家在肥东撮镇以南十里的临河集，李鸿章发迹初期，就在老家盖了一两百间房子，门楼高大，人称“李府大屋”。另有南仓房、北仓房，每当夏秋新谷登场，农民二、三百人，为之堆谷进仓。还有一个典当铺。至李鸿章居高位享厚禄，子孙也多升官发财，分别住进大城市，老家自然逐渐冷落了。 “李府”老坟山在肥东店埠北二十里的小李河，也有大屋和仓房。光绪八年，鸿章之母死于武昌，其棺柩由瀚章以小火轮运回老坟山安葬。《清史稿》记载“李鸿章丁忧百日，促返天津任所，瀚章家居丁忧六年，复任湖广总督。”据说李母葬的是“风水福地”，叫做“金被盖牙床”，主子孙富贵。民间另有一种传说：“李府”葬“金被盖牙床”，老百姓却遭了殃。当年李瀚章葬母之时，正值稻子金黄、丰收在望季节，河汉水浅。载运李母棺柩的小轮经过巢湖至合肥，本来不能直达小李河，可巧及时下一场大雨，河水猛涨，泛滥成灾，轮船就顺利到达目的地，李母安了葬，可老百姓稻谷被淹、遭了殃，本来只是偶合的事，但也可以想见黎民百姓对于权贵的怨愤之情，真是“宰相合肥天下瘦！” 李文安曾任典狱长，后来官至刑部郎中。太平军兴，奉旨回合肥办团练。咸丰三年，太平军占领合肥后，“殁于乡”，遗命其子鹤章从戎。他死时，六个儿子只瀚章一人在江西做地方官，其余均末发迹。 “李府”之为官僚、地主、资本家三位一体的大家族大富豪，是在李鸿章任江苏巡抚兼五口通商督办时开始逐渐形成的。至李鸿章任北洋大臣入赞中枢，大办军工、交通、实业时期，便进而迅速发展起来。那些“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大企业，李鸿章的子侄，都分别参与经营，如经营招商局等，因而积累致富。这是旧社会“升官发财”的典型。官与财是形成“李府”这个大家族的两大支柱。 “李府”究竟有多少财产，这是难以搞清楚的事。以“李府”二十八个经字辈中不太富有的一家为例，即蕴章之子经达，他虽然财产不多，但也有租田一万多亩，在庐江城里有一条大街的楼房。再以四十一个国字辈中最差的李子嘉来说，也有租田一万三千亩，芜湖、上海还各有一幢楼房。其他几十家除拥有房地产外，还经营工商企业。倘若把这几十家大大小小的“李府”合成一个大“李府”来计算，其财产总数，就更惊人。然而这都是李文安死后的事。 “李府”老家附近的老百姓有一个关于李鸿章之母李门李氏夫人的传说，不妨借以了解这位处在“李府”重要地位的无名人物。 李母是贫寒出身的劳动妇女，身体健壮，一双大脚，脸上还有麻子，却精明贤惠，对子女管教起了重要作用。在她的子女面前，是一位好母亲。 据说李文安兄弟四人，其父是乡村塾师，教学之暇，常在村边散步。一天，他看见一个贫而丑的姑娘，挑一担水走在跳板上，压弯了跳板，这位塾师惊奇姑娘的“身份重”、有福气，便有意识地雇她来家挑水烧饭，希望让哪个儿子能娶到她。寒冬大雪，老塾师故意不给姑娘被子，让她睡在灶门边柴草铺上。一日清晨，他发现姑娘铺上有一件棉衣，便找来四个儿子询问那棉衣是谁的，文安只得承认说：“夜晚从书房回来，经过灶门前，见到姑娘没盖的，踡在草窝里，于心不忍，便脱下棉衣丢在草铺上给她御寒，并无他意。”不料老塾师一拍桌子，喝道：“这还了得！瓜田李下，败坏我家门风事小，破坏姑娘名节事大，没得说的，你非娶她不可！”文安只得遵父命，娶了这位大脚麻姑为妻，她就是李门李氏。后生六子，因此人说老塾师重德才、不重容貌，有眼力，一直作为佳话流传下来。 李母是农家妇女，确实能干，也有气魄，儿子官大，在她眼里还是孩子，不假词色。瀚章为两湖总督，鸿章为两广总督。瀚章先接李母住武昌总督署。以后几年，他兄弟俩连续互调四次，李母说：“你们只管调防，我是大安身不动。”《清史稿》有此记载，并说：李母“累年不移武昌官署，时以为荣。”一次，鸿章升任中堂，迎母来京，百官、命妇，夹道迎接，鸿章扶李母八抬大轿轿杠步行随侍。可巧李母两只大脚露出轿帘，那时汉人妇女以小脚为美，鸿章悄悄地扯扯轿帘遮住大脚，不料李母大怒，一拾脚踢开轿帘，说：“不孝的东西！你父亲不嫌我脚大，你到嫌起来了”！喝令“回轿，回老家！”吓得鸿章叩头赔罪不迭。这也是作为母教典故，流传民间的。有一次慈禧太后召见李母，她应答很得体。慈禧说：“你养了好儿子，有福气。”李母答道：“这是皇家的洪福，太后的恩典。”慈禧很高兴，也很感慨，亲笔题：“尔享子福，我做劳人”八个字赐给她。这个题词很符合慈禧的口吻，流露出叹亲子同治戴淳早死、恨亲侄光绪载湉不顺的心情。 二、概述“李府”在芜湖的房地产 从芜湖解放上溯的五十多年间，“李府”在芜湖的房地产，有一个由迅速发展到逐渐减少的过程。 光绪初年，芜湖成为通商口岸、到民国二十年之间，是它的发展扩大时期。在此期间，拥有大量房地产的有“李漱兰堂”，属李鸿章嫡子李经方房下；“李蔼吉堂”、“李志勤堂”、“李固本堂”大概分属李鸿章次子经述或经迈房下和李昭庆房下；“李通德堂”属李蕴章之子李经达的房下。还有“三大公馆”、“五大人公馆”在芜湖。“四大人公馆”在大通，也有大量房产。“钦差府”属“漱兰堂”。大房瀚章、三房鹤章、五房风章未查明在芜有无房地产。这些堂号掌管的房地产数量不等，以“漱兰堂”为最，“蔼吉堂”次之。其发展房地产的办法，先是向旧政府购买旧城郊的空地、荒山、荒滩，和购买私人的田园，可说是插草为标，成片划界。然后开辟街道、马路、兴建楼房，形成市区和住宅区；也有购私人房屋加以改建或拆除，构成整体；也有出租地皮给别人建房，住满若干年后收归“李府”所有。形式多样，发展迅速。 “李府”兴建房屋，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李府”自用的，有“公馆”、“钦差府”等深宅大院，走马楼房；有“大花园”，“景春花园”、“长春花园”、“柳春园”等楼台亭阁、规模宏大，气象不凡。一种是出租的市面房屋和住宅楼房，收取房租、地租。这两种房屋包括花园等，总的建筑面积究竟多少，已无法确切考查。但是，可以概括地说：芜湖旧城区以外的老市区，包括沿河南路、长街、二街、三街、渡春路、新芜路、中山路、吉和街、华盛街等地区的地皮房屋，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属“李府”所有。去年为建造中江桥所拆除的一批旧房屋，原来都是李蔼吉堂“五大人公馆”所在地。挖桥基时，民工挖出一只“金乌龟”以四元钱卖给货郎担，后被北门派出所民警追回，一称，十九市斤重，经鉴定不是金的，已交银行库存。这可能是“李蔼吉堂”的遗物，因而也可以证实“李府”房地产原来占有的广阔位置。 民国二十年以后，“李漱兰堂”主人李伯行离芜，不久死在大连，从此芜湖“李府”衰落，房地产便逐渐减少了。 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李府”后人坐吃山空，大量贱卖产业，以供挥霍，维持生活。其次是毁于天灾、战祸，特别严重的是日寇炮火的破坏；也有为市政建设所征用或被日寇、汉奸所占有、抗战胜利后作为敌产、逆产被没收的；还有为豪强侵占或大管家侵吞的。随着“李府”的衰落而不断递减的房地产，直到解放前夕，只有“李漱兰堂”还存有一小部分，而别的“堂”号几乎荡然无存了。 对于“李漱兰堂”执有的房地产，经过考查，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分述于下： （甲）解放后“李漱兰堂”收取房、地租的情况： 据解放后为“李漱堂兰”收房租的吴宗愚老人说，房租标准是承袭租约的规定，解放后没有变动，大致是：一爿市面楼房上下两间，约五十平方米，每月租金三斗米（四十五市斤），房地税捐以及修缮费用，概由住户自负。“漱兰堂”此时每月共可收房租折合人民币约三千元。过去被占住、侵吞的房屋，大都收不到房租。还说：他的每月工资为两担米。他收的房租，交给“漱兰堂”帐房，出纳人员是于金林。 （乙）解放后，“李漱兰堂”房地产实存数： 解放后，“漱兰堂”有房屋276幢，地皮299.0189亩。这些房屋分布在芜湖市区二十八条街道和里巷。具体情况如下：（每幢都有门牌号码，从略） ①中山路69幢；②新芜路42幢；③集益里34幢④国货路24幢；⑤民生路21幢；⑥柳春园13幢；⑦公园巷11幢；⑧中二街7幢；⑨小戏园6幢；⑩仁德里3幢；⑪仁寿里6幢；⑫公安街3幢；⑬清和坊2幢；⑭管驿巷4幢；⑮胜利路4幢；⑯环塘路4幢；⑰双桐巷4幢；⑱西河街3幢；⑲华盛街2幢；⑳中菜市2幢；㉑十三道门2幢；㉒扶风里2幢；㉓泗关街2幢；㉔集贤里1幢；㉕河街1幢；㉖教导路1幢；㉗成觉庵1幢；㉘西内街2幢。 （丙）“漱兰堂”于解放后捐赠房地产兴办教育的情况： 捐赠经过：解放后，“漱兰堂”的主人已不在芜湖，五一年由“漱兰堂”总管周梦文作为该堂代理人，向芜湖市教育局局长石元皋申请，将这二百七十六幢房地产捐赠办学。几经协商，市教育局接受捐赠，兴办“中江中学”，接管了这批房地产，作为中江中学校产。五一年底，组成校董会负责管理，除60幢作为代管、房租收入汇往上海的“漱兰堂”后人外；其余216幢房租收入，作为学校经费。当时校董有范治农、黄梦飞、朱子帆、崔亮功等人。五三年七月，中江中学改为市立二中，成立校产清理处，同年八月开始办公，着手清理这批房地产，结算租金收入与开支帐目，到五六年十二月底，清理工作完成，五七年元月将此二百七十幢房地产，全部交市房地产管理局接管。 校产收支：五一年至五六年作为中江中学校产阶段，这二百七十六幢中二百一十六幢作校产的房地产五年总收支：地租收入59，108.35元，房租收入72，886.87元，房料变价收入6，512.26元，其它收入32，034.45元（如利息等），总计收入164，541.93元，全部支作中江中学经费。另外为“漱兰堂”代管的六十幢房产总收入30，184.16元，汇往上海“漱兰堂”后人，以及汇费、退押租等总支付15，703.69元，结余14，480.47元。（因五三年以后汇往上海的定额，每年为五百元，故有结余。） 一举两得：在校董会接管和校产清理处成立后，为清理这二百七十六幢房地产产权做了大量工作：（一）发现漏掉的房屋有四幢。（二）租地造房到期收回的八幢。（三）单位占用拨还的二幢。（四）新修翻建的一二四幢。（五）旧房倒塌折料变价的二十一幢。从上述清理情况来看，解放后，“漱兰堂”不但无力解决清查、收回房产等历史遗留的烦难问题，甚至正常的收取房地租也难以进行。捐赠办学，算是“李府”唯一的正确的处理办法，既有益于教育事业，也可以保住存留的房产。可谓公私两利。 “漱兰堂”这二七六幢房产，已无法查清其总间数和总建筑面积的实际数量了。但是，根据市房管局另外一幢属于“志勤堂”的房产档案，可以比照估算。这幢房产是上长街原一三六号，房屋共计三十六间，建筑面积为884.98平方米。以此为估算标准：平均每幢三十间总面积为八百平方米，即二七六幢合计房屋11，040间，总建筑面积220.800平方米（巡抚注：原文录入，估计为讹误，应该为20万平米以上。）。证以中江校董会平均每年房租收入为20，614.21元，以每平方米每月租金0.10元除之，得出的总面积与估算的大致相符。 上列各项具体数字，是从芜湖市档案馆专案文件中抄录的。这二百七十六幢房地产只不过是“李府”在芜湖房地产的极少极少的一小部分而已。由此可以想见其全盛时期在芜湖投资房地产的庞大规模。 三、“李府”人物沉浮 李伯行在芜大量投资房地产 李伯行就是李鸿章的长子经方，曾居芜湖，今日芜湖的六中校址、便是伯行所住的“钦差府”，或称“相府”。他在芜湖大量投资地产，“李漱兰堂”所经管的产业，便是他的财产。 《清史稿》三九・“李鸿章传”有云：“鸿章初以兄子经方为子，后生子：经述，赏四品京堂，袭候爵；经迈，侍郎。”现经核实，经方非如《清史稿》所云：“是其兄（瀚章）之子，”而是其六弟昭庆之长子。经方虽然过继给鸿章为嫡子，但没有按嫡子身份承袭鸿章受封的侯爵。光绪十二年正月，俄皇加冕，李鸿章充专使往贺，兼访德、法、英、美诸国、“陛辞，上念垂老远行，命其子经方、经述随行，所到礼遇逾等。”这次出使费时七个月，到八月始返京复命。这时李鸿章六十四岁，据此推算，经方才二十多岁，经述不过十七、八岁。经方随侍出国，史有记载，便是他的住所称“钦差府”的由来。因他娶了几位外国太太，养了两个混血儿，是否如人们所说，他曾任驻外公使呢？为了核实，遍查光绪年间驻外使节人员的记载，没有经方的姓名，可见他并未当过公使。但可能出任代办或使馆商务参赞之类官职，而《清史稿》对这类人员则略焉不详。据说，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逊位后，经方困居海外，借债回国，这也为其未任公使的佐证。 经方未袭侯爵，倒便于从事“官督商营”的企事业。例如，“招商局”这个大轮船公司，在同治十三年由李鸿章倡办，先是官商合股，后是退还官股，改为官督商办。由于外轮侵挤，官而不督、商亦难办，经理中饱，不数年，仅存轮船三艘，航运事业濒于破产。约在光绪十年，经方增招商股，新旧股合为四百万两，赴英向盛昌轮船公司先后添购轮船共三十艘，重振招商局，直属以李鸿章为总督的直隶总督衙门监督，官为扶持，商负盈亏。光绪三十三年，又与英商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订立三公司利益均等之约，抵制其他外轮侵挤，招商局营运业复振，曾远航外洋，直达欧美日本等港口。可见招商局后期实际上以经方经营为主。 民国初期，国民党政府以宋子文为代表，强行从经方手中接收招商局为官商合资经营，实际变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经方的姑表李性桃任招商局高级职员，为之办理资产帐表移交的工作。据说，经方为此气得生了一场大病。移交后，经方的侄子李国杰一直留任招商局轮船公司董事长职位，后来被判刑，三九年又被暗杀。 经方身材不高，晚年成为矮老头。他精通英语和其他外语，讨了七、八个小老婆，其中有两三个外国女人，一个是法国的（一说是德国的），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日本的。只有英籍夫人随经方回国，长住上海。这位英籍夫人传闻是当时英国女王的侄女，称为公主，英国使臣来我国，经过上海，必先拜见公主。经方到处设有公馆，但经常与英籍夫人住在上海。据说他在大连别墅浇花时，因脑溢血而死。他曾预留遗嘱，每个夫人分给三十万银元。李家瑾之父李正斋曾去大连协助料理丧葬。经方死后，这位英籍夫人仍留居上海，抗日时回英，抗日一胜利就再回中国。这位公主对中国很有感情，她说这是她丈夫安息的国土，也是儿子乔治生长的地方，舍不得离开。解放前夕，由于年老无人照顾，才回英国去了。自从上海有了租界，英国便开始在租界架设“德律风”（即电话），后来成立英商上海电话公司，垄断全市电话业务，直到解放。经方的英籍夫人握有这个电话公司一部分股权。“李府”的后人多有见到这个夫人的，说她身材颀秀，仪态大方。会讲中国话，习惯中国道德礼仪。 经方在芜大量投资房地产是从光绪二年（一八七六）芜湖辟为通商口岸之时开始的。早在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二）开沿海五口通商，外轮已驶入长江。芜湖形成米市后，有大量米粮出口。所谓米粮出口，那时是指漕米聚散的口岸。其时田赋征银，以银购粮北运，谓之漕运，乃是皇家命脉，设大臣总理之。招商局成立后，享有漕运专利，独家经营，沿海路北运天津，这本是理所当然之事。可是外国轮船公司却提出无理抗议，要求分运，利益均沾，否则，即以侵挤相威胁，清廷只得屈从，并满足外商大量增加沿江沿海口岸的需要。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七月，李鸿章奉命与英方订立“烟台条约”，条款中原只包括增开大通、宜昌等九个通商口岸，但又应英人总税务司赫德之请，将芜湖增列为口岸之一。从此，外轮在芜湖设轮船码头，外商租地建仓库、货栈，直接卸货和装运了。这些码头、仓库、货栈，即成为租界。一时外轮码头分立于芜湖江沿，称为洋码头。此时以经方为主的“李府”便来到芜湖大量投资地产。 芜湖，原是皖南山货、米粮集散地，有青弋江、长江水运之便，很早就是一个重要水运商埠。明末即设部辖的芜湖关，崇祯年代，芜湖关年收关银至七万两。那时芜湖商业区只在南门湾沿河一带。现在那里还遗留米市、鱼市、薪市、花街、打铜、油坊、笆斗等行业性的街、巷名称。形成通商口岸以后，商业区逐渐移至长街，粮号、米厂则集中于江口一带。芜湖原来的军事、政治中心是在河南岸，那里还遗留有将军府、道台府之类的街道名称，以后才移至河北岸老城区。那时的老城郊外，则是棚户错落的一片荒野。“李府”来芜以后，圈买这大片荒野地皮，大量建造楼房店面。逐渐形成二街、三街、吉和街，沿河街、集益里和后来定名的中山路和新芜路等等成片、成条的商业区和住宅区。从此，芜湖市面迅速地扩展起来。“李府”也为自家建筑一批楼台第宅。“李府花园”，则成为芜湖游览胜地。现就搜寻所得的史迹，分述于后： 投资房地产：经方整顿后的招商局：在上海设总栈，芜湖也设立了行栈。栈，包括码头、仓库、办事机构。芜湖行栈，也由“李府”的李仰尼、或李忠吉任经理，说明“李府”各房也来到芜湖置房地产了。其中以“漱兰堂”的房地产为最多，遍布芜湖老市区各条街道；“蔼吉堂”、“志勤堂”次之，其房产在长街和弋江桥至中山桥河街一带，“固本堂”房地产在上二街、柳春园一带。 经方是亲自规划投资扩展芜湖老市区的房地产的。至民国十九年（一九三零年），他还开辟了中山路、北平路。他原拟将中山路建通至中山桥头的河沿（那时叫头道渡还没有中山桥），因须拆除几间旧民房，当时有一个在日本领事馆任中文文书的沈某，依靠日本人的势力，从中阻挠。经方亲自坐轿到沈家拜访，姓沈的说：“相爷开马路造市房是好事，只是那几间民房是小民生计所依，还请相爷高抬贵手。”经方不敢得罪他，只好将中山路南端修到现今的同庆楼转入二街接陡门巷口，形成现今国货路半边街的状况。同时建造沿路两侧的市房，形成中山路的新的市区。北平路接中山路至新市口，业已修通马路，只因民国二十年大水灾没有修建房屋，解放时的北平路两侧还是荒野。 开辟中山路是经方在芜湖的最后一次投资。由于国民党政局混乱，军阀混战，芜湖屡遭天灾人祸，经方便离开芜湖移居上海，“李府”中的其他后人亦大半离芜，各堂房地产概由管家经营。“漱兰堂”管家有蔡祥甫、蔡冰梅父子、杜华亭、唐粹亭、周梦文等；“固本堂”管家有高节之。这些大管家手下还有许多管家。后来这些大管家都发财致富，且一跃而成为社会头面人物、商业巨子。如在芜湖沦陷期间，民间就流传着“若要物价回，就杀蔡冰梅”的歌谣。“李府”日渐式微，它在芜湖的房地产所有权也就日渐丧失了。 “李府”花园：陶塘原为一片水草从生的水滩，水深处有小岛，水浅处有小洲，周围没有塘堤、道路和桥梁。开辟中山路之前，陶塘至江边沿北平路的方向，还是水洼、溪流、田野。今日的市府大厦，原是当年陶塘边的水滩。“李府”在大量投资房地产的同时，沿塘修桥，随坡筑路，环塘修建楼台亭阁，栽花植柳，堆假山，建亭榭。其中有“漱兰堂”的大花园、西花园；“蔼吉堂”的景春花园；“志勤堂”的长春花园；“固本堂”的柳春园，同藕香居、烟雨墩等建筑物参差错落，沿塘点缀，联成一个园林整体。花园大门，设在范罗山、新芜路的路口处，通向华盛街的“钦差府”，花园后门有渡春路至上二街，通向“三大人公馆”即在景春花园之内。一座座近水楼台，一处处花木庭园，波光烟雨，灯火月明，四时景色不同，均极一时之胜。据曾游者称：花园特色，是环塘种植玉兰花、莱莉花等花树，游人坐在花树之下，不移时落英满襟，暗香盈袖。可惜一毁于水灾，再毁于战乱，彻底毁于日寇炮火。名园遭劫，古迹成灰，这不能不说是古城芜湖的文物的一大损失。当年楼台亭阁的典雅称号，迄今犹作为街道之名而留存，仍可依稀想见其胜景之规模。 就“李府”大花园的具体变迁来说，北伐军江左军先锋第二十七军进驻芜湖，该军政治部曾设于陶塘烟雨墩。三一年水灾后，烟雨墩还完好无损。抗日之前，蔡冰梅首先占有大花园，开“绮陶轩”高级酒家，灯红酒绿，招妓佑饮，糟場了名胜。日寇侵占芜湖，沿塘楼台亭阁全毁，陶塘成为一湾臭水，仅存的“藕香居”那幢大楼房，被日寇占作“慰安所”，即随军妓院。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芜湖行政专员张威遐用一部分接收的敌伪物资修筑环塘路，疏浚塘泥，恢复为游览地。而大花园废墟则成为卖打卖唱卖药的场所。烟雨墩则搭起芦席长棚，开设酒馆，乌烟气。今目的镜湖公园，是解放后在陶塘废墟上扩展兴建起来的，真可谓：绮丽风光今胜背，明珠放彩媚江城。 经营小商业：“李府”经营新兴的官僚资本工商业多在津沪等沿海港口大城市，重点不在芜湖。即使这样大规模在芜湖投资房地产，只不过以余资游刃，为“归隐林下”“告老还乡”作准备而已。所以“李府”在芜湖没有经营什么大的工商业，只有一些小型的经营项目： （1）开设典当铺，有源丰、源成、源庆三家，是芜湖典当业中规模最大的；还开设过“源德裕”砻坊，（2）李经方开设“芜湖利济轮船公司”，购有两三条小火轮，三四十艘木拖船，专航芜湖至合肥航线，两日对开一次，中途在巢县过夜，旨在便利“李府”租米、物资的运输；也经营客货运。以后这条航线也扩及大通、安庆。李正斋为会计和巢县分公司经理。有一次利济轮船在大通附近江面遇风浪倾覆，三十多乘客丧生，官司连年，赔损巨万，因而破产。（3）李慧龙开设一家保险公司，地址在今镜湖公园通二街路口的二街上，还开设慧记洋行，专营外国“五洋”商品。（4）开设“精精公司”下设“精精制冰厂”。还设滑冰场、弹子房等小游艺场所。 上述关于李府在芜大量投资房地产和经营商业的情况，也只是一个轮廓。 社会影响：“李府”是芜湖当时最大的朱门，其豪华铺张，纨绔子弟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影响了社会风气，造成了一大批依附、帮闲的寄生虫。“李府”的大小管家、跟班、听差、赌客、嫖友，往往依权仗势，假借名义，巧取豪夺。因而“李府”也就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有这样的一件传说：“五大人公馆”（即在今沿河路竹器社堆放竹木的场地。）广厦连云，铜环红漆大门，两旁石狮对立，门前大路两端还设立东、西辕门，白天市民可以通行，夜晚辕门关闭下锁，行人断绝，虽阻碍交通，群众敢怒而不敢言，但无敢犯禁者。有一次，清廷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麐夜间坐轿通过沿河大道，见辕门关闭不通，便问：“是什么衙门？”回说：“李五大人公馆。”彭说：“皇家官道，怎敢随便扎辕门！”“五大人”闻言，连夜把东西辕门拆掉了，市民称快。此事可能发生在光绪十四年。据《清史稿》三九卷“彭玉麐传”载：彭死在光绪十六年，十四年曾“扶病巡阅长江水师至安庆”，可能顺流而下到了芜湖。又载：彭玉麐“每出巡，侦官吏不法辄劾惩，甚者以军法斩之然后闻，故所至官吏危慄，民有枉，往往盼彭公来。”民间也有传说，孩子哭闹不止，父母道：‘彭大铁’来了！”孩子也就被吓得不敢哭。由此可见，彭刚直煞了“李府”威风，使五大人连夜拆除辕门，可见“李府”在人民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威压。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芜湖早已旧貌焕新颜。“李府”那些旧楼房，已不适应时代需要，大都拆除、改建，代之而起的是林立栉比的高楼大厦；那些旧街道、旧马路，也扩建而为柏油路面、纵横笔直的宽广大道了。往事烟散，旧迹难寻，而“李府”在老市区投资的房地产，在客观上还留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李经方的两个混血儿——李厚甫与李子嘉 经方在“李府世系表”上有三个儿子，但为人所知的，只有长子李厚甫即国焘和三子李子嘉即国烋，俩兄弟都是经方和外籍夫人所生的混血儿。次子国熙生平不详，很可能早夭，因为李家后人多有称子嘉为二爷的。 关于李厚甫有这样一种传说：经方任驻英公使时，（按、任公使已查核不确，当是任驻英的别项职务）生了一个儿子，当时规定驻外使节生子要上报朝廷，朝廷则降旨赐赏。经方上报后，不巧，御赐赏品递到时，婴儿死了，退回赏品有冒渎朝廷之过，怎么办？正好，公使馆里德籍女佣人生了一子，经方便抱养过来，充为己子，领了赏。这个养子便是李厚甫。 这个传说似不可信，一则德国女佣人生的儿子是德国人，不能轻易地抱养过来；再则假子充赏，更有欺君之罪，不敢这么做。可能是经方与这个德国女佣人的私生子。所以厚甫之母未来中国，而厚甫也是寄养国外，将近二十岁才回国的。另外一个说法，厚甫是经方娶的法籍夫人生的。何者为真，“李府”后人亦莫衷一是。 厚甫回国时不会讲中国话，以后才逐步学会了。此子身材魁伟，长得象外国人，精明干练，常居上海，继承了经方的产业，曾任英人为总管的中国上海邮政局局长。无子，乃在昭庆房下过继一子。 厚甫没有住过芜湖，对他的事迹了解得不多。其弟子嘉经常住在芜湖，也死在芜湖，知道他生平的人就多了。 李子嘉是经方英籍夫人生的独子，从小就在上海长大，当然是娇生惯养的了，英文名字叫George，人们称谐音，叫他“小叫居子”，一头金色毛发，一身白色皮肤，高鼻、白眉、碧眼，身材细长，十分象英国人。他生于一九一零年，五三年死在芜湖，终年四十三岁。幼年在家里读书，聘有中文、英文家庭教师为他一人教学，幼跟其母学得一口好英语，中文欠通。由于娇生惯养，从小就任意胡作非为，十几岁即染上鸦片，狂嫖滥赌，挥霍无度。为避开他母亲的管束，不肯与母住在一起，日夜在外鬼混。经方看他不成器，分给他在含山县的租田一万三千亩，山场一片，芜湖河南岸一座恒丰仓楼房，上海一座定盘路定仪村四十二号三层楼房，不分给他动产。他母亲规定每月一号由李子嘉签名向指定的银行取现金五百元，作为零花，但不给他存折。这已经是一笔可观的财产了。据说这是给他小小的限制。然而正是这笔大财产，坑害了这个年轻人。 看看他在芜湖是怎样生活的。芜湖河南岸有一个“恒丰仓房”，是给他储存一万三千亩租稻的，有庄头为他经收经管。大约在他十七、八岁（即一九二八年）前后来到芜湖，他有公馆，有钱，帮闲的人趋之若鹜，他本有吸鸦片的嗜好，早就恨他母亲令他戒鸦片烟，一旦来到芜湖更是放荡无忌。芜湖那时的三街、集益里一带有“头排”“二排”“三排”的妓院集中区。由帮闲人等陪着大少爷沉溺于花天酒地，抱金拥玉，又染上了梅毒。不久，他娶了一个姓沈的年轻妓女为妻，这个妓女有文化，会弹风琴、唱歌。他家雇了一个娘姨伺候太太，一个厨师烧饭，一个厨师做酒菜，一个厨师买菜，还雇有五个男佣人跟班，养了五条狗，一条哈叭狗，四条狼狗。出门，跟班的牵着狗跟他跑。后来梅毒严重了，下身腐烂，不能行走了，出门就由两个跟班架着，四个跟班抬着。他常通宵赌博，每赌辄输，没有现金，就给几张田契。他也想做军官，花钱购置了一个团所需的军装，把“李府大花园“奉送给一个国民党驻军的高级军官，买了一个团长当。李厚甫在上海知道了，急忙派人来芜阻止，大管家蔡冰梅等想方设法，好不容易才把“李府大花园”要了回来。这样糜烂的生活，过不了几年，房产、田产几乎卖光了。一幢楼房几十石米就贱卖了，钱一到手，帮闲、赌棍、老鸨又聚拢来，伴他吃喝嫖赌，不几天钱一花精光，帮闲的就又走了。有个时期，他回到上海住，生活也是如此。在上海经过治疗，梅毒似乎好了一些，他住在那幢定盘路洋房里，沈姑娘一人住三楼，他住二楼，雇的八个佣人住在一楼。他似乎不通情理，从不去看望母亲，而他母亲倒时常来看望他。一次，母亲来了，坐在他的床沿上，不料那条小哈叭狗突然从床底下窜出来，一口咬了他母亲的小腿，母亲吓慌了，非常生气，他反而说：“这条狗好得很，从来不咬好人。”气得他母亲再也不来看他了。此后几年，家里下人看不过意，每年初一勒着他到母亲那里拜一次年。抗日时期，他的母亲不知寄多少信来芜湖，要求他来到身边一起生活。这些信，他的姑表李用张都看到过，母亲对他思念疼爱之情，跃然纸上，而他却无动于衷，连信也不回。 他在上海骑摩托车瞎逛，逛到哪里，车子就丢到哪里，英界巡捕知道车子是公主儿子的，总是寻找门牌号码送还，至于闯红灯，那更是不在话下。他有时打电话给大酒家订酒菜叫送到某里某弄某号，那是李厚甫的公馆，厚甫见到酒菜，知道是他兄弟干的，只好认帐付钱。他最后实在穷得混不下去了，找厚甫重新分家，说是父亲在日，分家不公。厚甫只得又拨给他在芜湖的“漱兰堂”两幢楼房。 他有钱时，倒也慷慨，李家瑾同志在上海读书时，原是住在亲戚家里，走读。他知道后一定要家瑾住到他家来。他说：“你不住到我家，是给李家丢人！”因此家瑾和子嘉在一起生活一两年。但是他在穷愁潦倒时，也不轻易向人伸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没有财产了，生活困难，因为他英语好，曾经由他母亲托英人介绍他到武汉救济分署做翻译官，到差两三个月便不干了，他说：“我不能伺候别人。” 上海解放前夕，他母亲回英国去了。在此之前，他的田产已经卖完了，跟班的早已解雇，姓沈的夫人也不知下落了。他孑然一身，踯躅街头，在“李府”各家东吃一餐，西混一顿，苦挨到了五三年。 说来也很巧，左宗棠有个孙子名叫左巨生，也是和子嘉差不多的公子哥儿。原来娶的是“李府”的小姐，有幢楼房赔嫁，坐落在芜湖正横街一号。这位小姐远嫁湖南早死，左巨生也吸鸦片烟，在家乡湖南湘阴县生活潦倒，便携妾来芜继承原妻在芜湖的房产。这位左公子既吸鸦片，又好喝酒，东西卖光，上顿不接下顿，幸而他没有出售这幢楼房的权利，房子没有卖掉，总算有个固定住处。为了吸鸦片，他冬天把皮袍脱下卖钱，另买一件女大衣穿上御寒，外罩一件长衫，不伦不类，路人嗤之。正好李子嘉变卖厚甫以前拨给他的两幢楼房，得了几十石米，他便向李子嘉借了十石米救急，却一直未还。到了五三年子嘉实在没办法过日子，向左巨生讨这十石米，左巨生哪里有得还，便说：“你到我家来过吧！”于是李子嘉便住到左巨生家楼下一间破屋里，跟左在一起喝粥。在这样穷困潦倒情况下，李子嘉终于在这年冬天跳入陶塘自杀，被人救起后送到左巨生家那间破屋里。自杀未成，却得了伤寒病，卧榻不起，既无医药，又无人照料，不久便死了。还是上海李厚甫派人来芜收尸埋葬。李子嘉如此下场，当是聚敛创业者所始料不及的。“李府”内亲李用张谈到李子嘉之死，不胜感慨地说：“世人不要积财留给儿孙，要积德留给儿孙才是。”他说着还拿出一只怀表说：“这是经方用过的表，给了子嘉，子嘉嫌它不时新，和我父亲交换了一只手表，早先准得很，后来坏了，我还是保存着。”这只表很别致，圆形黑外壳，无锈迹，直径4.5公分，厚仅0.2公分，显得特别薄。机件也是黑色，镶蓝宝石，是瑞士产罕见的怀表。这恐怕是现存“钦差府”的唯一遗物了。折戟沉沙，亦可略窥前事。 芜湖沦陷时期的李慧龙 李慧龙是老四房李蕴章的曾孙、绰号“三胡子”人称三大人经钰的长孙。住在景春花园“三大人公馆”里，今芜湖八中，就是它的旧址。他自幼生长国外，留学奥地利，回国时还不会讲中国话，称呼妇女不论是否长辈，都喊“大姐”，后来学会了中国话，习惯于家乡生活。“李府”家字辈堂兄弟都喊慧龙大哥。慧龙一表人材，风度潇洒，当时人们认为他有“名公子”派头。 三七年“七・七”抗战开始后不久，芜湖先于南京陷落。李慧龙来不及逃走，便躲进美国教会开设的弋矶山医院，深居不出，外人鲜有知者。芜湖维持会成立，曾是国民党政府芜湖首任县知事朱绣封担任会长，出安民告示，发良民证，招徠逃亡，安定市面，为日寇效劳。三八年春，维持会改为芜湖自治会，朱仍为会长。并开始组织商会。朱绣封知道李慧龙躲在弋矶山医院，认为他是“李府”后裔，若让他担任商会会长，影响大，号召力强。于是请得日寇驻芜特务机关准允，便三番五次拉李慧龙下水。起初，李慧龙严词拒绝，后来敌不过朱绣封甘言劝诱，又慑于日寇的压力，终于出来担任了日伪商会会长。从一九三八年冬到一九四五年秋日寇投降，一直干了七年。 李慧龙任商会会长后，即请他的合肥老乡龚伦甫任副会长，商界推选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搞商会工作。李慧龙挂了会长名义，不管实际会务。他仍经营保险公司、精精制冰厂。和“慧记洋行”专营外货五洋交易。他曾娶了一位沦落娼门而年轻的姑娘名叫小美丽的做姨太太，终日逍遥玩乐。他曾任伪芜湖禁烟局局长，一度还同汪子东合伙开设“五芳斋”、“绿扬村”酒家。并与汪子东相勾结为日寇搜购军粮，直接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干了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 四三年，日寇华东派遣军经理部大举搜购军粮，日军七〇三六部队山本大尉、经理部代表林木重椿坐镇芜湖督办。他们与汪子东接治成立“力行社”，由汪子东任总社长；与李慧龙接治，成立“芜湖米粮统制委员会”（今芜湖市总工会大楼是其遗址），由李慧龙任会长，龚伦甫任副会长，各县设分社、分会，负责统购米粮交售日寇。李慧龙不懂日语，聘合肥同乡高正光做他的日语翻译。芜湖及附近各县米粮经此两家统购，大量资敌，米价高涨，民不聊生，引起市民愤恨。 这里附带说明一句，在另一份有关米粮统制的史料里，只讲到米粮统购由汪子东、龚伦甫分别负责，没有提到李慧龙。但我们采访时，则肯定是李慧龙负责米统会的。 米统会与日寇订的合同规定：日军购粮按售价付给现金——外汇券、黄金、五洋物资50％，储备券50％；而米统会购粮给卖粮的老百姓或米商的，则按卖价全部付储备券。米统会除米粮价差获利外，还有现金、物资的双重利润，而老百姓得到的只是一张纸券。国家遭殃、人民受害、唯利是图、莫此为甚！ 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芜湖汪伪的县长、警察局长逃跑了，伪行政组织瓦解，警察局经费断绝，伪警察局督察长代理局长易谦找到李慧龙向商会索饷。李慧龙推辞说商会无此经费。易谦勃然大怒，骂道：“黄狗吃肉，黑狗遭殃！”举起手枪托，打得李慧龙头破血流，他只得悄悄囊括财宝携小美丽仓惶逃往香港去了。这个汉奸易谦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团长，解放后才受到人民的正义惩罚，处以无期徒刑。 李慧龙到香港后，与德国商人合营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几年后就死了。小美丽现还健在，她的生活一直依赖这个德商供给。有一子名道洪，现为香港电影明星，大型的八三年日历印有的他的美术照片。他算是“李府”又一后起之秀吧？ “小侯爷”李玉良——一位开明人士 李玉良是芜湖“李府”“志勤堂”的主人，李鸿章的嫡系曾孙，可能就是经述的孙子，家字辈。他在芜湖长街有大批房地产；在合肥有大量田地和庄房。青少年时期住合肥，后来住上海茂名北路升平街集益里一幢楼房内。他有一个妹妹名家玉，原住苏州，死在上海。李玉良大约生在一九一六年，解放后也死在上海。 说李玉良可能是经述的孙子，只是一种推断。因为只有经述承袭李鸿章的侯爵，而李玉良幼年在合肥时，人称之为“小侯爷”。他家表亲李性桃一九一八年左右结婚，李玉良还是七、八岁的小孩，曾穿着侯爵的朝冠、朝服、朝靴、挂朝珠，骑高马，走在迎亲队伍前头、花轿后面、压轿。还有李鸿章在日本签署“马关条约”之前被刺时血染的一件黄马褂，一直保存在李玉良的家中，抗日时移藏在合肥乡间庄房，日寇窜进庄房抢掠时，搜出这件血衣，当即挂起来向之叩拜。现在这个黄马褂已不知下落。根据这两件史实，推断玉良为经述的孙子，是不会错的。但他的父亲是否就是经述长子国杰，则不能肯定，因为李玉良的父亲是个瞎子，而国杰不瞎。 据说李玉良之妹家玉曾经讲过：“我得心脏病，就是给瞎眼父亲吓的。”原来她的瞎眼父亲很精明，督促子女读书是很严的。常叫小兄妹俩背书给他听，错了就严厉责罚。她兄妹俩也调皮，想方设法欺骗瞎子。一次瞎子父亲叫家玉背《论语》，她把《孟子》拿给瞎子父亲，自己捧着《论语》看书背诵。她正在自鸣得意之际，瞎子父亲猛拍桌子，大喝一声：“欺父！打！”家玉受此意外惊吓，种下了后来心脏病的病根。她父亲虽双目失明，但坐在家里听到脚步声就知是谁来了，他住在上海还能领人逛马路、逛先施公司。 据说，李玉良小时又瘦又矮，因此不被父母欢喜，以致没有娶上名门淑女，只给配一个丫环名叫卞慧卿的为妻，家人只喊她姑娘，不称太太。李玉良除在家塾读书外，没进过学校，也没做过官。青少年时和一班堂兄弟延请武术教师习武，练就一身武功，年老时别人请他表演一手，他便拉开架式，浑身骨骼格格作响。他早就染上鸦片烟瘾，长期寓居上海，每年来一两次芜湖，提取“志勤堂”房租或变卖房地产，去一两次合肥，收取田租。土改时，他的总管李仰民被当地乡政府关押，要斗争这个二地主，玉良得知后，即与当时皖北行署秘书长郑葆真联系，郑秘书长当即写信给乡政府，说：“李家是开明地主”。李仰民被关押了三、四天便释放了，以后也没受到斗争。五三年人民政府发给李玉良六百万元救济款，（一说是六千万元，那时人民币还没以一元当万元折算）。省文史馆成立，李玉良一度任文史馆秘书之类的工作，后来任文史馆馆员，直到去世。 “小侯爷”为什么受到人民政府如此关怀优待，成为开明人士呢？原来是这样：在抗日时期，黄岩、郑葆真、程明远、蔡道和等共产党领导人在皖北开展革命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又与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他们的游击队经常或明或暗进出李玉良的庄园宿营，并取得米粮的支援；在上海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以李玉良茂名北路寓所为秘密联系点，还得到李玉良的金钱援助。“侯爷府”正好为掩护所，不易被发觉。他的表亲李用张曾谈到，解放后他在合肥曾会见李玉良三次，一次就在当时省政府委员蔡道和家里，李玉良那时就住在蔡家，并已戒了鸦片烟。据说，郑葆真对他讲：“你不把鸦片戒掉，我们不好办啊！” 李玉良死后，他的夫人卞慧卿还住在上海旧居，曾多次来芜变卖“志勤堂”房地产，绝大部分被卖完了，只有一处房产迄今还没处理好。据芜湖房地产管理局档案记载：“上长街114号（原136号）房产原属李鸿章曾孙李玉良所有。李玉良曾任省文史馆馆员，已故；其妻卞慧卿现住上海茂名北路升平街四十一弄三十一号，解放后经过国家登记，发给芜所字第456房产所有证，该房由“志勤堂”分别租给四户人家居住。总建筑面积884，98平方米，36间。文革期间，由政府接管，现在产权与租户有争议，已由法院审议，正在落实政策中。” 李玉良由“小侯爷”转变成开明人士，一直受到人民政府的优遇，充分说明：为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出墙红杏日边栽——记李府一位爱家乡的姑娘李家缄 李家缄是李蕴章的重孙女，自幼生长在芜湖，现住香港，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 蕴章的经历不详，只知道他双目失明，人称“四瞎子”，是李鸿章的四弟。他虽然眼睛瞎了，但非常精明，如造房子，他只绕地基走一圈，便能算出在这块空地上盖房子的砖瓦材料应需多少。且能设计出花园庭院来。蕴章有四子一女，第四子经达生三子：国柱、国檀、从衍。国檀一家移居芜湖，是为“李通德堂”。家缄便是国檀的小女儿。 家缄的祖父经达一家原住合肥，本人在外地做官，一次，他打电报要他的夫人携子女去住所。家缄的原先祖母便携儿带女，乘木船，经过巢湖，遇风船覆，全家葬身湖底。经达遭此变故之后，便移居庐江，建造一条街的房屋，人称“李府东街”。现今庐江县政府机关，便驻在这些大楼房里。他又在庐江乡下买田一万三、四千亩，续娶了太湖县赵氏、即鸿章填房赵夫人的内侄女为妻，赵家还有一个姑娘嫁给鹤章三子经馥。经达三十五岁死了，其夫人赵氏便携子女移居芜湖，可能因为“李府”房下人在芜湖较多，以图照应。如经方怜她寡居、子女年幼，便赠给她两幢楼房。一幢在华盛街，有六个门面；一幢在吉和街，即大安栈，抗战时，日寇占作“慰安所”，解放后，卖给芜湖市水利局。据李家瑾同志谈：“我们常到四老太太（赵氏夫人）家，总是招待茶饭。茶上三道，冬天吃菊花锅”。这在当时是不平常的生活。 经达早死，子女未成年，赵氏夫人又不识字，不能管教好子女，除国柱在上海任旧市政府秘书外，国檀，从衍都染上鸦片烟，常与李子嘉并卧共灯，吞云吐雾，唯不涉足烟花地，与子嘉微有不同。国檀喜诗文，但不懂生意经，曾花钱买了一轮船公司的挂名经理，结果还得赔钱。国檀的大姑父刘文魁，是张勋手下第一要人，任两淮盐运使，写信叫国檀、从衍兄弟俩去做官，他俩却不肯就。国檀说：“哪有在家快活”！自甘过着腐朽生活。后来国檀靠贱卖一些房产过活，钱一到手，就胡乱花掉。他的母亲管不住，还是经钰出面规定：“国檀无权变卖房、田、地产，由四太太经管”。从而延缓了家业的消亡。经钰留法，蓄东洋胡子，人称三大人，住三大人公馆，旧址即今市八中，为经达之三哥。 家缄的祖母赵氏夫人，尚能重视子女教育，曾以一年四佰块银元，聘请一位家庭教师为孙辈课读。后来家缄进了芜湖“务实女中”和“广益女中”读书。抗日开始，他们一家逃难，家缄独自来到上海，进了圣约翰大学，后来又转到北京辅仁大学。在这期间、国檀还节樽省烟寄点钱给家缄上大学。家缄自幼聪明，品学兼优，中文素养较好，还精通英语，成为“李府”数一数二的女大学毕业生。其兄家敬进了中央军校十三期，做到国民党的团级军官，曾参加赴印远征军与日寇作战。 家缄大学毕业后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沈桐荪结婚，随夫居香港，相夫经营工商业。她的丈夫抗战胜利后任香港英国航空公司高级职员。家缄先后两次回芜湖探亲、参观游览。受到了市政府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 家缄是爱祖国的，她夫妇都钦敬周总理。六十年代她把两个心爱的女儿送回上海进中学，接受祖国的教育；她近来还在芜湖想买一座房屋。她的父亲于72年、母亲于75年先后在芜逝世。她三哥家敬住芜，从六十年代起，就按月汇款给家敬贴补，迄未间断。她经常写信给她三哥说道：“近来我常想到小时芜湖故居，你可去怀旧过？抗战初，我告别芜湖的前晚，还独自去范罗山德夷四姐、德辉七姐住处，只见杨姨娘独自坐守家门。尚有我的母校务实女中在一个美丽的小岛上，附近的朴人医院在一个花园里，这些以往的景象，近年来常出现在梦中，醒来追忆，却把捉不住，又想不出在芜湖何地，令人怅惘。你如有空，不妨去找找那些地方，一个个寻寻看看，来信讲讲变迁情况，慰我乡思。”（作者查证，务实女中旧址，在今镜湖边市府大厦所在地，朴人医院旧址即今外事办）思乡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这次查寻到的“合肥李氏世系简表”就是家缄应李家敬之请寄来的。她信上说：“我对李鸿章曾祖的历史也不甚了解，二十多年前，一位姓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从美国寄来一本《Friends Guests And Collleagues》中有这份简表，现影印一份寄给你，也好让你知道你的出身。”（书的译名《朋友、客人和同僚》） 我们对李家缄了解不全面，只记到这里，最后用首俚诗向这位远居香港、眷念故乡的芜湖姑娘致意吧！ 烟雨墩前寻旧事， 波光云影共徘徊； 春风芳草年年绿， 出墙红杏日边栽。 李鹤章解甲归商 在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卫仲藩老教授、曾在“李府”实即李鹤章家担任过家庭教师。卫老是继古文家马通伯教鹤章之孙国松，国筠之后、教其曾孙家英、家原等读书的。卫老谈到李鹤章，并出示他珍藏的马通伯著《抱润轩文集》中的“李鹤章墓志铭”一文。观其内容，比《清史稿》“李鹤章传”为详实，并且发现铭文中流露出鹤章与鸿章兄弟之间的矛盾及其怨愤之情，为《清史稿》所不道，为外人所不知者。这是一份研究李鸿章、了解这个大家族内幕的珍贵史料。我们以这篇墓志铭为主，结合《清史稿》的李鸿章、李鹤章、洪秀全、曾国藩、曾国荃等传记，概述李鹤章解甲归商的真相，以饷读者。 鹤章字季荃，是“李府”的成员之一，算是第三号人物。他的两个哥哥瀚章、鸿章旌节相望，煊赫一时，而他虽然“战功显著”，却默默无闻以殁。他虽成巨万富翁，但也掩饰不了功名失意的郁闷和怨愤。解甲归商这一行动，便透露出他这种稳忍未发的心情。《清史稿》鹤章传说是“伤发乃告归”，只是记表面之事而己，没有道出解甲的原因及其背景。 《清史稿》李鹤章传是简略的。说他死于光绪五年，不确。他的墓志铭说：“光绪六年卒，享年五十六岁。”这应该是不错的。由此推知：他生于道光五年（1825年）。比鸿章小两岁。他在二十六岁时（咸丰元年即1851年），才补上合肥县学生员。此前屡试不第，连个秀才也没考取。而鸿章己于二十四岁时（道光二十七年即1837年）就中了进士，是“李府”唯一的进士。鹤章于是愤而弃文，“究心经世之学”。时值胡以晃率太平军沿江北进取庐州之际，他便在乡“部勒丁壮、自卫”，从此踏上经武之路。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占领庐州前夕，鹤章率众曾乘黑夜杀了“谋内应”的义民夏金堂。此时，鹤章之父李文安任刑部郎中，也奉旨回乡练团勇，“鹤章率众三百人归之”，抗御太平军。不久李文安“殁于乡”。鹤章墓铭有云：“刑部齑志，教子即戎。”说明李文安遗命要鹤章与太平军继续作战，完成他未竟之志。于是鹤章率部从官军规复庐州，被太平军杀得大败，只身逃往定远，在合肥不能立足。此时侍郎昌贡基为安微团练大臣，奏调鸿章为助，鸿章自荐于巡抚福济，授以兵，与太平军在巢县、含山作战，屡不利，乡绅纠责。鸿章无以自容，乃与鹤章同走江西赣州，依长兄李瀚章的楚军，他们的六弟李昭庆也早在楚军。后来尾随太平军的湘军也赶到江西，湘军头子曾国藩驻建昌，很赏识他们兄弟，授鸿章福建延津邵道，留军赞画；夸鹤章为“将才”，派随湘军攻安庆，曾参与“夺菱湖贼垒战役”，师久无功，仍回江西随瀚章“备兵赣南，领赣兵三千助防剿”。 以上经历，是鹤章、鸿章屡受太平军挫败，仓惶奔走，依人幕下的十年。接着便是同治元年组建淮军，他兄弟俩的处境从此就大不一样，仅以两年的时间，便踏着屠杀太平军的血迹，走上飞黄腾达的仕途，开始为“李府”这个封建大家族创造条件，树起官与财两大支柱。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率湘军逼进江宁，谋夺天京。而忠王李秀成早于咸丰十年闰三月占领苏州，继而占领杭州，此时正进军上海，前锋己占浦东罗店，逼近县城，拟夺取出海口，使苏、杭、沪联成一体，拱卫天京。但此时清廷在苏南却无兵无帅，形势危急。曾国藩在此战局垂危时刻，急奏荐李鸿章募率淮勇保上海、复苏杭。随即租赁洋人小火轮、借洋人之兵力，护载淮军至上海；又急调鹤章率江西骑兵四百，增募淮勇千人，绕淮扬里下河，穿过太平军千里防线抵沪，与鸿章会师。昭庆也率部随淮军来上海参战。鹤章至上海，“总淮军营务”，“入赞军幕，出护诸将”，成为淮军主要将领，鸿章倚为左右手。 这里简述鹤章参与苏南的几次重要战役，表明他“树绩甚伟，劳成不有”、愤而解甲归商的真实原因；并藉以了解忠王李秀成忠于天朝、鞠躬尽瘁、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和苏州之失，非战之过的客观情况。这是从清人写的鹤章墓志铭中反映出的真实情况，堪为研究天朝兴亡史的参考。 鹤章仗洋枪、洋炮、洋轮之装备，借洋兵之力，在沪郊新桥，首建“奇功”。当时鸿章为解上海之围，兵分两路，一取嘉定，以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常胜军”为主力先锋，淮军殿后；一取苏州，以鹤章率领南路淮军，配以淮、扬水师，出新桥，由江阴近窥无锡；北路为湘军，由原太平军降将程学启率领，也出新桥，由昆山攻苏州。程学启到新桥，被太平军围之数十重，太平军并分兵越新桥攻上海。同治元年四月，鸿章急督鹤章率七营淮军驰援新桥，适天大雨，鸿章意明晨进攻，鹤章主谋说：“天雨贼懈，急击，勿失。”鸿章从之，遂乘大雨之夜，袭击新桥，太平军猝不及防，全线溃退，上海解危。此役迫使太平军不能夺取上海了，是战略性的破坏。淮军初抵沪，“外国人见其朴陋，辄笑之”，“新桥大捷，外人惊叹，淮军之威始振。” 接着鹤章领南路淮军由江阴进攻无锡，同治元年十二月，战于太仓城下，太平军守将会王蔡元隆诈降，鹤章将入城，中伏，弹伤股，差点送了命。他带伤奋战七日，占领太仓城。再进战于顾山，太平军连营数十里，伏兵河侧，鹤章先使洋兵“常胜军”及淮，扬水师，“毁其舟，平其垒。”淮军继进，夺占了江阴。此役为进攻无锡、与程学启会攻苏州，扫清了道路，展开了与忠王大战的序幕。 忠王李秀成占领苏、杭以后，东南财赋，尽归天朝，开创了太平天国振兴的新局面。同治二年五月，曾国荃率湘军攻占雨花台，围困天京，天王急诏勒令忠王率苏州精税，入卫天京，忠王仓促会师，号称六十万，于同年五月末，进攻雨花台湘军，鏖战四十六个日日夜夜，终于失败，而此际淮军乃节节取胜，已兵临苏州城下了。同治二年八月，忠王率纳王郜永宽等五王统水陆大军十万，以归顺的美将白齐文率轮船大炮为前驱，驰援苏州，与李鹤章大战于苏州北郊要隘大桥角，“鹤章以连珠喷筒破之”。忠王之子于此役战死，全军溃败。九月，忠王又集合大军十万援苏州，鹤章不敢战，连营八寨于大桥角拒守、牵制，而鸿章督程学启湘军，乘隙直取苏州，忠王乃入城与慕王谭绍光固守。无奈守城的以纳王部永宽为首的八大将领暗通淮军，邀官请赏，刺杀幕王谭绍光，率众十万，开城出降，忠王脱险，自太平门回天京，苏州遂陷于淮军之手。而这八员降将亦被程学启杀于筵席之上，后来程学启亦被太平军击毙于嘉兴。同年十一月，鹤章攻占无锡。至此，太平军在苏南只存一常州，而曾国荃湘军已合围天京。忠王一身系太平天国之安危，苏州决战乃天朝存亡之关键，他在短短五个月内，组织近百万大军，连续发动三次大血战，真是了不起的人物。若非天王掣肘，八将叛降，忠王焉能失利？ 苏州战役后，清廷论功行赏，鸿章授江苏巡抚，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又兼五口通商督办。而鹤章呢？只授甘肃甘凉道。原因是：鸿章为避嫌、沽名，只顾自己高升，不顾鹤章上进，“叙功先推他将，奏言臣弟不敢阑功。”因此鹤章赏不符功。清廷为此下诏，说：“李鹤章随其兄在军，战功甚伟，徒以兄弟故，赏不答劳，其刻日平常州、江宁，速议诸将功，赏无所遗。”鹤章对只授边省的甘凉道，难免郁闷，见到此诏，“益感激、思自效。”引军冒雪趋常州，拼死作战，冀图上赏。同治三年四月，鹤章擒杀守将护王陈书坤，攻克常州。但是他不能参与攻取天京战役，无“平江宁”功，仍然赏有所遗，还是甘凉道。这也要怪李鸿章，苏州陷落后，“廷议江宁久未下，促鸿章会攻。”鸿章为报答曾国藩推荐之恩，以江宁破在旦夕，托辞延师”，屯兵不进。曾国荃也不愿淮军来争这块“肥肉”，攻益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陷天京，军独占“平江宁”全功。鸿章为自己升官铺道路，把鹤章最后一次邀赏的机会又给断送了。鹤章在淮军与曾国荃在湘军地位、军功相似，曾国荃以平江宁功，“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赐名威毅，赏双眼花翎。”比之甘凉道，诚有天壤之别，不能不引起鹤章心怀怨愤，形成他与鸿章之间的矛盾，因此鹤章始终不赴甘肃就任甘凉道。 同治四年，曾国落又督师北上剿捻，为鹤章开去甘凉道，留军随行。鹤章随军至苏北运河口的清江浦，“以伤发，乃告归，遂不出。”时年四十岁，正在有为之时，如果不存隐恨，没有矛盾，他是不会弃经武功名之素志的。太仓城下受伤后，一直拼死作战，从未言病，“伤发”乃托辞而己。这不是臆测，有下列事实为证：一是告归后自号“浮槎山人”；二是死后二十年始立碑铭。 鹤章回到合肥老家，自号“浮槎山人”，“亦时出游都会，稍经商业，致巨万。”他过了十六年的归商生活便死去了，葬于合肥东南许贵村之野，当时未立墓碑。后来由其子经羲“巡抚公”命子国松具鹤章行状，请其业师马通伯撰写墓志铭，待经羲任总督后，于鹤章死后多年方立了刻有这篇铭文的墓碑。这是什么原因呢？ 先看墓铭志。它首先指出：“李文忠公以淮勇战江苏，于时佐军治而躬战以成其绩者，公也。”这是说李鸿章的功名爵禄，是李鹤章拼命打出来的，而自己却“劳成不有”。墓志铭进一步说：“淮军诸将起偏裨、膺疆寄尤显者十许人，大抵皆公旧部，而公顾落落。”看到部下都官高爵显，虽说落落大方，毫不介意，其实是落落寡欢的。仅此两节己经婉约地的说出鹤章心存怨愤以及其子孙对此不平之意。不仅如此，铭文还道出鹤章的心头隐恨。 铭文云：“暨暨我公，树绩自躬，劳成不有，校古俦双范蠡弃越，遨游海江。”表面看来，这节铭文是以鹤章解甲归商，来和范蠡弃越王勾践、邀游五湖、经商致富、人称“陶朱公”的故事相比。这很相似，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深入地推敲一下，问题就出来了，就出在“范蠡弃越”这句上。这里用被范蠡抛弃的心狠手辣的越王勾践来隐射谁呢？隐射清朝皇帝吗？当然不敢，而鹤章自号“浮槎山人”也就否定了这一点。而且也说明鹤章确是以“陶朱公”自况的。再看鹤章自号“浮槎山人”的用意。合肥附近是有一座浮槎山，因地取名，这意思很自然；浮槎在古代神话里是仙舟，荡这种仙舟便可到达海上仙山，这层意思很典雅，也与范蠡荡舟五湖相合；但还有一层用意，他引用了《西厢记》咏黄河的一句词意：“润洛阳千种花，灌梁园万顷田，也曾浮槎到日月边。”这就委婉曲折地说出自己的”显赫战功”，己经上达朝廷，皇帝和太后都是知道，像是浮槎到日月边一样。寓隐恨何等之深，感皇恩又何等之切！弃越当然不是隐射清廷了。那么究竞隐射谁呢？当然只有隐射他二哥鸿章，以泄掩没功名之恨。这篇铭文符合史实与鹤章本意，不是其后人杜撰。可见所谓“诗书礼义之家，世代簪缨之族”的“李府”兄弟子侄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不管什么高官盛名，任凭什么伦常道德，也掩盖不住名利之争，甚至死后也要表露出来。 李鸿章比鹤章晚死十一年，这块含有隐射之意的墓碑，在李鸿章生前当然不能立，这就是鹤章死后二十年才为立碑的主要原因。 李鸿章之所以抑制鹤章，是否有难言之隐？是否顾忌到在清廷“汉将不可信”的严防下，不这样办会危及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初登仕途的李鸿章能不顾及吗？《清史稿》评他“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亦可见其为人。后来，他官高权重，鹤章之子经羲便出任云贵总督。其时英军于高黎贡山架炮、侵缅，夺我片马地区，经羲曾全力与英军抗争。此或为鸿章稍补前衍之意吧？书此，作为全面了解“李府”主要人物精神面貌之助。 李昭庆早死之谜 李昭庆是李鸿章一奶同胞的六弟，是“李府”名不传扬的重要人物，《清史稿》卷四一有他的传。传云：“昭庆初在楚军。”大约比鹤章略早些时候依长兄瀚章于赣南，随即从曾国藩湘军。同治元年九月，昭庆遵曾国荃令，“带五营自芜潮北渡援无为，以保皖南各军粮道，旋领五营驻守无为庐江。”“李鸿章率淮军抵上海，昭庆调往淮军”，“解常熟围，克嘉兴。”这一阶段，昭庆无军功受赏的记载。同治四年，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在无为庐江的昭庆“统武毅，忠朴等五营从之。”并“总理营务。”不久，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统兵剿捻，昭庆驰骋转战鲁、豫、鄂、皖间，围歼东捻的会战中，昭庆“分守滩上，黄林庄、韩庄、八牌”一线，独当一方面，与刘铭传、刘秉璋等提督地位相同。捻平，论赏，昭庆“记名盐运使”。可见昭庆军功不亚于鹤章，赏则过之。他于“同治十二年卒”，惟无年令多大的记载。我们推知：因昭庆行六，估计此鸿章小十至十二、三岁，故死时约在三十七、八岁上下，实为早死。 昭庆是死于非命的，我们在采访“李府”佚事过程中，常常听到有关昭庆早死的叙述。个别细节或有出入，整个故事却是相同的。“李府”曾孙李家敬同志也谈过：“幼年听母亲讲过六大人死于非命”的事。现在把生长在合肥临河集“李府”老家附近的张世贵、高庆国退休老人和省政协委员李家瑾三位所说的，综合原话于下： 李昭庆人称“六大人”。一次，李鸿章带他上朝，慈禧太后看到昭庆，很喜欢，留住宫中游宴，鸿章表面千恩万谢，不敢辞，内心却忐忑不安。昭庆被留住宫中七日。一出宫回府，鸿章即命昭庆速回合肥老家。过了一些时候，慈禧见到鸿章，便命再带昭庆入宫，鸿章奏辞，说昭庆已在原籍合肥病死。一面令昭庆潜居避祸。稍后，载湉师傅翁同和发觉昭庆未死，鸿章获知，惧泄密于慈禧，乃密令昭庆饮“鹤顶红”毒酒自杀。说是：“天威莫测，人言可畏，事到于今，你不死，我们李家将有灭门大祸，你死，李家才能得救。”昭庆迫于情势，只得从命含悲自杀了。傅说，翁是常熟人，任户部时讥鸿章“宰相合肥天下瘦”，鸿章反讥翁“司农常熟世间荒”，故有隙，惧泄密。（此说可能是附会） 起初我们听到这样说，曾有过怀疑，鸿章怎么能带昭庆上朝呢？经查阅《清史稿》，才了解到昭庆“平捻军功卓著”，又知道李鸿章在同治七年七月“平西捻功成”，“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八月入觐，赐紫禁城骑马。”既查明有这次入觐情况，相信在同治七年或八年间，鸿章率平捻有功将领，包括昭庆在内上朝陛见，是可能的，慈禧听政，对鸿章示以殊荣，对其弟昭庆特加恩宠，留宫游宴，也是可能的。至于牵扯、附会宫廷糜烂生活，代有传闻，何况当时慈禧寡居也在三十七、八岁左右，自然要引起暗猜、揣测。至于昭庆何能自杀于被宠幸的四年之后呢？当是潜居合肥，在同治十二年，始被翁同和发现之故，因此这个传说，确有很大的真实性。 为了寻求核实，发现以下三点佐证。 （1）鸿章在五十岁以前还能生儿育女之时，为什么急于以昭庆长子经方过继为己子呢？李家瑾说的原因和我们原就设想的一样。那就是鸿章以昭庆长子经方为己子承袭爵禄，作为昭庆自杀的交换条件，符合情理。 （2）照旧社会嫡子继承制度，鸿章必须以兄子过继，如长兄无子，也只能以二弟三弟等之子循序取之。在鸿章兄弟皆有子的情况下，决不能迳以六弟之子继承。所以《清史稿》记为“初以兄子经方为子，后生子经述、经迈。”这是按旧制惯例误写的。但恰恰可以证明，鸿章违旧制而以经方为子，是有隐情的。这个隐情，就是迫使昭庆自杀。 （三）以鸿章为避嫌而抑制鹤章封赏的事来对比，昭庆留宫事件，则严重得多，不只要避嫌，而是要避祸，李鸿章为避嫌牺牲鹤章前途，为避祸牺牲昭庆生命，则是势在必然。这三点佐证，使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在今天看来，凡是涉嫌案件，可以依法辩驳、抗争。按理昭庆获嫌，应当搞个水落石出，但是在清王朝黑暗统治下，在家长专制的“李府”里，纲常伦理，是不可抗拒的权威，辩驳，欲盖弥彰；抗争，自速其祸。“莫须有”即足以迫使昭庆死于非命，何况还有留宫七日的事实？昭庆只有一死了之。 昭庆三十多岁早死是史实。虽然有上述死因，但毕竟来自民间和李氏后人的传说，于史无据。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把它当作“李府”的轶事，名以“李昭庆早死之谜”为妥。 李国松“雄财而文” “李府”这个大家族在旧时代，对子女就学、读书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于今年四月二十日，走访曾担任过“李府”家庭教师的卫仲藩老教授，向他请教这个问题，承他谈了一些回忆。由于卫老年事己高，我们不便随时插问，只就他谈话要点，结合有关史料加以补注，整理成篇。他的谈话加有引号，或插注，以示郑重。 卫老首先说：“我今虚年八十五岁，一九二五年前后，先在合肥“李府”李国芬家任家庭教师六年，然后在上海“李府”李国松家任家庭教师两年，共达八年之久，专给这两家的孩子教国文。国芬、国松都是李鹤章的孙子，学生则是其曾孙。 “我在国芬家任教时，还有一位教师卜家铸（己故）教英文，我们两人分上下午讲课，因此我还有半天时间在合肥县立女子中学和教会办的三育中学兼课。 “在李国芬家我们两位教师只教一名学生，即国芬之子李家源，他到十七岁时死了。在李国松家，教其子李家英，及其男女孙各一人，国松和他胞弟国筠都是举人，国松没做过官，国筠做过巡按使。（注：他俩是李经羲之子） “李国芬有三个姨太太，正室是南陵著名藏书家徐积余之女，知书识礼，生子家源，请我们两位教师教他一人，姨太太生有三子，另请一位丁老师教他们三人。‘李府’对待嫡庶子女，是有很大区别的。 “国芬雄财无文，在他家教课的内容由我自订，讲四书、五经；国松是举人，懂文墨，他指定讲诗经、左传，还要教家英等三人学诗。我教学诗的方法，先教他们对对子，由两字对、三字对进而四字对、五字对，然后讲诗的格律，再学作诗。 “他们家子女跟我们求学，是为先打好基础，然后进中学的。后来这几个学生在中学读书，因语文有了基础，学习成绩都比较好。” 卫老还说到鹤章“长子天钺按察使衔江苏道，次子经羲广西巡抚（注：后任云贵总督）三子经馥记名道。鹤章之孙国蘅曾任合肥商会会长，国芬读书不成，在合肥有绰号叫三糙子。”（注：天钺即经楞） 经推知卫老在“李府”教书时间，是一九二二——一九二九年，即民国十一年——十八年。卫老二十二——二十七岁在合肥李国芬家执教，二十八——二十九岁在上海李国松家执教。已是距今五十五年前的往事了。 我们请问卫老：“‘李府’对家庭教师待遇如何？” 卫老说：“在合肥国芬家，每位教师一年束修二百块银元，在上海国松家，我一人每年束修八百块银元。每月另有理发、洗澡、医药等费五块银元，每年三节都有节礼。另外，宿食都在李家，日供三餐，教师独开一席，一般是四菜一汤，很讲究。开饭时，有一位老家人侍候，端菜添饭。国松家侍膳的老家人，曾是经羲的侍从，国芬正室夫人出自名门徐家，懂得尊师重道，每隔个把月，她便特制一份佳肴敬师。” 据此合算，“李府”为教一两个子孙读书，仅每年供应所聘教师生活待遇、就要花费银元两千元左右，足见“李府”为使其子孙打下进中学的基础，获取功名，是不惜花费巨资的。不过，在民国年代小学教育不发达的情况下，家塾、私塾，无论城市、农村，都是存在的，只是规模不及“李府”而己。 卫老还说：“‘李府’对家庭教师是很尊重的。讲课在书房，里面藏书很多，挂有很多名人字画，记得有一幅曾国荃书写的对联。确是书香气浓。（注：光绪二年，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比年大旱，灾连数省，国荃告贷诸行省，并劝捐赈济。鹤章曾应捐巨款，受表扬。此对联当是国荃书赠鹤章的，不是书给国松的，卫老说的有来历。）书房没有闲杂人打扰，专有一个书童，听候使唤。学生重礼貌，进入书房先称呼“先生”，行礼，然后就坐，展开书卷。退出书房，也要尊称“先生”，得到允许，才恭谨退走，从不失礼。 每年开学，举行的仪式尤为隆重，堂上设“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红烛高烧，香烟缭绕，铺设红地毯，家长肃立在前，教师肃立在中间，学生肃立在教师后面两边，爆竹鸣放，便一齐向先师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首大礼，然后学生向教师行跪拜礼，最后家长向教师拱手恳托，教督从严。记得家源调皮，曾受过体罚，家英规距，没有挨过教鞭。” 卫老还提到：“远在光绪年间，李经羲曾聘请一位名宿到合肥府中为家庭教师，即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号通伯。他教的学生即经羲之子国松、国筠。”卫老说：“马通伯在‘李府’教书八年，曾为李家编纂镌版翻印很多古籍，合称《集虚草堂丛书》其中有木版《桃花扇》等珍本。可惜“李府”藏书大都散失，只有一些大图书馆还藏有这部丛书，可以查考。后来通伯去北京任清史馆编修，《清史稿》中“文苑传”，大都是他撰写的。通伯晚年把自己的文章编印成一部《抱润轩文集》。” 谈到这里，我们问到李国松为人如何？卫老出示他的尊翁《卫钝叟墓志铭》影印一帧，是大书画家吴昌硕篆额，江西派诗人、少年时与谭嗣同等齐名、号称“四大公子”之一的义宁陈三立撰文，合肥举人书法家张远书丹。铭文中记有卫钝叟与李国松的一段宾主关系。铭文有云：“李君国松，雄财而文。”还提到国松兼营典当业、有云：“日积月累，卒至高贳。”结合卫老所说任家庭教师情况来看，这几句铭文，可以说明李国松不但熟谙诗文，重视子孙教育，而且是善于经商致富的人物。 李国杰死于蓝衣社之手 李国杰是经述的长子，李鸿章亲生血系的嫡孙，号伟侯，袭乃父经述所承袭的李鸿章侯爵。生平不详，只知道他长住上海，民国时期，任招商局轮船公司董事长。光绪末季，招商局经营管理以经方为主。民国初期，国民党政府以宋子文为代表从经方手中，强行接管了招商局等情况，已见前文所述，现在又从李国杰事迹中了解到招商局被国民党政府强行接管的缘由。略述于下。 据说，李国杰在任招商局董事长期间，因“出卖六栈问题”被国民党政府查处，并派赵铁桥接管了招商总局，而且李国杰被判徒刑，监外执行。六栈问题发生的时间和案情内容，目前难以查考，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出卖六栈就是出卖上海的一处码头、货栈给另一家轮船公司，很可能是一家外国公司，这确实不是小问题。国民党政府以此为借口，从经方手中接管了招商局。 不料国民党政府此举，引起了王亚樵不平，派人把接管大员赵铁桥暗杀了。王亚樵在上海专门搞暗杀，他先是暗杀清廷的王公，后专门刺杀国民党要人，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死对头。不料，王亚樵此举却为李国杰种下了杀身的祸根。 赵铁桥被暗杀后，国民党特务机构“蓝衣社”要进行报复，在上海沦陷于日寇之前，李国杰住在英租界，又有保镖，戒备严密，“蓝衣社”难以下手。上海沦陷后，国民党全面撤走，国杰放松了警惕，终于在三九年正月初一出外拜年之际，被潜留的“蓝衣社”暗杀了。一说当场被击毙在马路上，一说国杰刚乘车出门即被枪击重伤，抬到房里，流血过多，口不能言，以手示夫人速取箱子里的云南白药救急，夫人心慌手乱找不到，来不及抢救而死在家里。还有一说，李国杰当汉奸，被“蓝衣社”暗杀。我们为此访问了李家瑾同志，他说：“当时我在上海，他死在马路上，我亲眼看的。他不曾当汉奸，是因国民党的的报复而死于‘蓝衣社’之手。” 无论怎样说，李国杰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则是事实。 编后记：编写本文，是在芜湖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持下进行的。在编写期间，得到了民革芜湖市委，以及市档案局、教育局、房地产管理处的大力支持，并承蒙“李府”后人李家瑾、李家敬和“李府”内亲李用张三同志，安徽师范大学卫仲藩、卜之琦、黄绮文三位学者和退休老同志郭键行、张世贵、吴宗愚诸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宝贵的意见，统此致以诚挚的谢意。一九八四年八月
传播进步思想文化的芜湖科学图书社（《芜湖文史资料1》第005篇）
作者：程敷信 芜湖科学图书社创办于1903年，停业于1937年。在它存在的漫长岁月里，对芜湖和徽州地区新文化的传播和马列主义的宣传都作了一定的贡献。 科学图书社是绩溪人汪孟邹创办的。汪孟邹在开设该店之前，深感绩溪地处偏僻山区，对外交通完全依靠肩挑脚走。清廷废除科举之后，家乡开始兴办学校，购置课本文具都很困难。因而他想去芜湖办一书店，便利家乡学校图书文具的供应。他的这个想法，得到绩溪部分热心公益人士的赞同。随后他邀集了一千多元的股金（每股壹佰元），在芜湖长街徽州码头租了一间进深颇长的长条形店房，开设了科学图书社。 这个店开设之初，主要业务是经销学校课本和各项文具。为了便利绩溪的学校，还约定了两批挑伕，挑送书籍去绩溪。这些人不算店内职工，挑一次货算一次报酬。但允许他们同时给在芜谋生的绩溪同乡挑运行李、货物、捎带银钱和书信回家，这种代办业务由他们自行收费。他们每月都要来往绩溪、芜湖一次，人们称他们为“信客。”这个做法从清末一直延续到1932年芜屯公路通车后才逐渐停止。 汪孟邹开设了科学图书社后，锐意于传播新文化。除课本外，尽可能经销各地出版的有关新文化的书刊。又先后与在芜湖教育界和其他方面有名望的进步人士联系交往，其中有柏文蔚、苏曼殊、邓绳侯、鲍继唐、李光炯、陈独秀等人。陈独秀当时在“安徽公学”教书，并负责编辑《安徽俗话报》。这份报纸就是由科学图书社印刷发行。陈独秀也就住在该店楼上，并在该店搭伙食。 大约在1917年，汪孟邹为了采购图书文具的便利和图谋事业的发展，将科学图书社交给陈啸青负责经营，自己去上海，在公共租界牯岭路租了房子，开设亚东图书馆。这个店既作为科学图书社的“申庄”，又以出版商的面貌出版发行地图册和宣传孙中山主张的《建设杂志》、孙中山的早期著作《孙文学说》、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等书刊。后来又发展到出版发行经过认真校勘、分段标点的古典小说和各种新文艺书籍。业务有了发展之后，又在长沙路设立编辑部，在广东路设立发行所，逐渐成为一家中等的出版商。这里还要说明一下：对各种古典小说如《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书，进行校勘、分段并加标点然后出版发行的这种做法，是亚东图书馆首先做起的，并且做得很认真，深受各方面的好评。 1912年以后，芜湖的书店逐渐多起来了。除了两三家专售《论语》、《三字经》等等的老书店以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都先后在芜湖开设了分店。当时几家老书店不卖新书刊，几家大出版商的分店又只发售它们自己出版的书刊。科学图书社的经营方针却是独特的，除了和一般书店一样经营文具和课本以外，专门经销国内各地出版发行的新书刊。后来陈独秀等人在北京创办的《新青年》杂志，鲁迅创办的《语丝》杂志等等，芜湖就只有科学图书社独家经销。所以，它虽然只有一间方丈危楼的铺面，可是在芜湖的书业同行中却是最有影响的一家。 “五・四”运动期间，由于汪孟邹和各方面的友谊，以及科学图书社活跃的经营作风，该店成了芜湖教育界进步人士的聚会和活动场所。当时省立第五中学的刘希平、高语罕、民生中学的李克农、宫乔岩、钱杏邮（即阿英），还有省立第二农校、省立第二女师、公立职业学校等校的卢仲农、卢伯荪、王彼山等人，都经常出入科学图书社，在该店议论时局，交流意见，并委托该店职工办一些杂事。该店经理陈啸青，因为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中的各项活动，曾被警察局借端传讯并拘留过一次，后来是由汪孟邹来芜活动，委托明远电灯公司经理、芜湖商会会长吴兴周和其他人一起具保才得到释放的。 1923年是科学图书社开业二十周年纪念。许多先后与该店有过联系的进步人士和知名人士，写了些纪念性的文字寄来祝贺。该店选了四幅用镜框挂在招待客人的地方。这四幅是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北大教授）和蔡元培写的（是不是有蔡元培的，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了，但其他三人是准确的。）陈独秀写的那幅字数较多，我记得头一句是：“芜湖长街方丈危楼的科学图书社，……。”后面讲到他住在该店楼上编印《安徽俗话报》，讲到该店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胡适写的只一句话：“给文化做了二十年的媒婆”。 开业二十周年纪念之后，陈啸青离开芜湖去上海亚东图书馆了，科学图书社的经理职务改由程远模担任。当时，有些在“五四”运动中活跃的进步人士如高语罕、李克农等人先后离芜，但也还有王筱山、卢仲农、钱杏邨等人仍留在芜湖。这些留在芜湖的进步人士和科学图书社的交往还是密切的。科学图书社的经营方针也没有变，照旧销售各地出版的新书刊。1925年以后，常常收到广东方面出版的书刊，其中不少是宣传孙中山学说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这些书刊到底是什么人介绍寄来的，科学图书社本身也不清楚。只是在收到后翻阅一遍，估计在当时军阀统治的局面下能勉强公开出售的就摆上柜台，否则便收藏起来。 1927年北伐军进展到长江流域以后，汉口长江书店不断地寄运大批书刊给科学图书社销售。长江书店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出版机构，陈独秀则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还有个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那时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所以，当时科学图书社认为，长江书店主动寄运书刊给它销售是不足为奇的，便竭尽所能予以推销。这些书刊中有共产主义的入门书，如《共产主义ABC》，也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当时这些书刊甚为风行，销售量很大。 在1926年才离开芜湖，不知去向的钱杏邨，也在北伐军到达芜湖时回到芜湖，并成了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之一（据了解他当时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的。）他仍是过门必入，常常来到科学图书社，谈谈形势，翻翻书刊、告诉店里职工要注意什么。高语罕也回过芜湖一次，一到图书社就提着一个沉重的大皮包，寄存在该店。过了两天他又走了。 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前夕，有一天，钱杏邨呈现出一副焦急严肃的脸色走进科学图书社，找经理程远模作了密谈。他告诉程远模，时局将有剧烈变化，要程立即停止出售长江书店出版的所有书刊，并对这类书刊作出适当处置。随后又到店堂里看了一下，指指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和另外几种其他书局出版的书刊说：“这些也要收起来。”说完就匆匆地走了。当天晚上，科学图书社的全体职工通宵达旦，忙于捆扎书刊并于深夜运到绩溪同乡开设的信泰、义泰两家漆店收藏起来。 果然，一两天后的早晨，国民党芜湖县政府、公安局、戒严司令部联合派来了武装人员，把守了书社的前后门，进行了无处不翻的大搜查。因为事前有所准备，所以只查出几种其它书局出版的，搜查人员认为有问题，其实是关系不大的书刊。经理程远模当场被带走了，放回来后又连续被传讯了两次。经过请人说情、设宴请客才了结。事后了解，才知是深夜开始大逮捕，黎明后搜查科学图书社。至于钱杏邨，则在来该店打招呼的当天就化装离开芜湖了。 此后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图书社在经销书刊方面持谨慎态度，稍有妨碍的书刊则采取“卖熟不卖生”的做法，也就是说将可能发生问题的书刊收在橱内，向熟悉的顾客出售，不在柜台上公开卖。到1930年以后，又经销生活书店、开明书店和上海一些新办的小书店出版的书刊，并代订各种杂志。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文化围剿”的时期，进步书刊，动辄遭禁。但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编辑的《拓荒者》、《北斗》等文艺杂志，生活书店发行的《生活》、《新生》等政论性周刊，科学图书社都想方设法代售、代订，为芜湖广大读者阅读爱国进步书刊提供了方便。 七七事变，日寇侵华。同年十一月，开办了三十五年的芜湖科学图书社被迫停业了。（本文作者系当年科学图书社职工，所述均其亲历。——编者注）一九八四年四月
陈独秀在芜活动片断（《芜湖文史资料1》第006篇）
作者：姚永森 陈独秀在辛亥前后，曾两次羁留江城芜湖。一次是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六年，为时整整两年；另一次是一九一三年八月初，即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二次革命”失败期间，为时仅几天。在芜期间，陈独秀积极传播革命思想，组织秘密革命团体，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并险些掉了脑袋。可以说，他在辛亥期间的突出的革命业绩是在芜湖建树的，而当年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安徽公学、关帝庙、芜（湖）大（通）镇守使署等处是他的主要活动场所，留下了他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积极奔走的足迹。近年来，当年的老人已全部作古，有关专家和当事者后裔来芜寻访旧址者不乏其人，均嘱我将陈独秀在芜湖的革命活动迅速整理成文，以飨读者。故根据有关文献资料与老人回忆，撰成此文，不当之处，尚望诸公指正。 一 江城古老长街中段，昔日徽州会馆隔壁，有一座一楼一底的房屋。楼层陈旧简陋，鱼鳞般的瓦片现出灰白色，江南风格的楼檐低垂着伸向街间。山墙已呈灰黑色，砖头掉落的很多，露出一个个空洞，靠街面的楼层墙壁为木质结构，上面的油漆已脱落殆尽，经风雨侵蚀，一片斑驳陆离。楼层与底层交接处，有一中檩，镌刻着细腻而又别致的花纹。屋内阴暗潮湿，底层的地板显然因岁月的长久而腐烂了，被人撬掉，如今成为泥土地。楼梯在房屋中间，又陡又窄，呈“r”形，踏上去有摇晃之感，扶手却平滑光溜。凭着楼顶上一块亮瓦所投射进来的微弱光线，可看到屋内的增板是一色的酱褐色，低矮的楼层被楼梯分成不大的两块空间，前面有三间屋，后面有两间屋。这一切都表明这座现为居民宅的楼屋基本保持当年闻名的“芜湖科学图书社”的原样。从门牌号码上可知道它现今的地址是“中长街二十号”。 八十年前的一九〇三年（光绪廿九年），徽州绩溪人汪孟邹怀播“匡时济世的抱负”，①托芜湖同乡会的介绍，租下了这间楼屋，开设了一个名叫“芜湖科学图书社”的书店，经销新书、文具和仪器，借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一九〇四年七月，陈独秀来芜，②寄住在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就在这年秋天，接待了与他共同主办《安微俗话报》的同人之一房秩五。房秩五，安徽枞阳人，署名“浮渡生”、“饬武”，曾和吴守一于一九〇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佐助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房任教育，吴任小说，“余稿悉由仲甫自任之”。③每月两册，风行一时，不久，其销路之广，为海内各白话（报）冠。一九〇四年暑期，房秩五赴日本学师范，吴守一回桐城授课，陈独秀乃将该报迁到芜湖，由他一人在科学图书社小楼上主办。房秩五在是年秋季东渡路过江城时，为绵绵秋雨所阻，就在图书社小楼上寄住了三天，每日与老友陈独秀叙谈。临行时，陈独秀亲送他到江心登上大轮（昔日芜湖码头水浅，大轮不能靠岸，只得在江心停泊，旅客须由小船送往江心登轮）。房秩五在后来所写的《輓陈仲甫》诗中回忆道：“盛唐山下昔婆娑，斫地悲哀发浩歌。舌战雄能逃竖子（光绪壬寅（一九〇二）夏，君偕余在安庆藏书楼开会演说，辞侵某巨绅，至鼠窜遁去——房自注，以下同），笔诛严更慑群魔。（光绪甲辰（一九〇四）春，与余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留人别馆三秋雨，送我晴江万里波（光绪甲辰秋，余东渡，道出芜湖，阻雨，与君在科学图书社小楼聚读三日。行时，君亲送至江心登轮）。往事苍茫谁与语，侧身西望泪滂沱。”④ 《安徽俗话报》在迁芜之前，即由芜湖科学图书社承办发行工作，每期稿件均由陈氏汇齐，寄给汪孟邹，然后由汪寄上海付梓，印就后再寄回芜湖发行。迁芜后，陈独秀一人主办。白天，他到赭山皖江中学堂和安徽公学教书；晚上，则躲在小楼上伏案书写。刊物每期出版后，“陈独秀都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勤勤恳恳为传播革命思想而努力工作。”⑤蔡元培先生直至一九三四年还深情地对世人说：“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⑥ 据科学图书社老人回忆，不知是陈独秀的自嘲还是别人的赠送，他在这期间曾有个“痒公”的绰号。其来历是这样的：陈氏在芜一人主办俗话报时，正逢夏秋之际，那间低矮的小楼一到晚上就十分闷热，为使刊物如期出版，他总是在灯下一手握笔，一手挥扇，奋战至深夜，有时干脆脱掉衣衫，打赤膊干。他的床铺十分简单，由于整天忙于工作，顾不得清洗，生了很多臭虫。一觉醒来，身上常常被叮了很多红疱，痒得钻心，以致白天不时地用手指甲搔痒，“痒公”绰号由此而出。看来这个说法有些根据，因为陈独秀在后来曾有这段情景的亲笔回忆：“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我衣被，亦不自觉。”⑦ 陈独秀在俗话报上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有的一篇连载几期），约八万余字，几乎占一至十九期全部文章的三分之一，其中在科学图书社小楼上所写的文章占更大比例。计有《本国大略》、《恶俗篇・婚姻下》、《恶俗篇・敬菩萨》、《中国历代的大事》三章、《亡国篇》三章、《东海兵魂录》、《论戏曲》、《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枪法问答》、《中国兵魂录》、《西洋各国小学堂的情形》等。芜湖老人回忆道，看“三爱”所写的文章，就知道作者署此名，是寓含爱民族、爱人民、爱家乡意思。⑧ 最使芜湖科学图书社染上悲壮色彩的，莫过于吴樾怒炸清廷出洋五大臣的事情了。一九〇五年，桐城人吴樾与江苏丹徒人赵声，由陈独秀书信约好，共赴江城，“密计于芜湖科学社小楼上”，⑨内容是商议炸清廷宫殿及那拉氏的具体行动计划。在此之前，吴樾在保定创办“旅保两江公学”，与陈独秀联系密切，其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尤得力于陈仲甫”的指导。⑩一九〇四年，潘进华（潘赞华长兄）赴北洋考察警察事务时，陈曾委托他传达关于进行革命活动的意见：“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朽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弱，要有勇气而不急躁。”⑪鉴于清廷实施立宪骗局，陈、赵、吴遂有利用炸弹“震动已死的人心，唤醒同胞的弥天大梦”的想法。⑫议定之后，赵声与吴樾“互争北上任务”，吴樾涕泪俱下，高声说道：“舍生一拚与艰难缔造，孰为难易？”赵声答道：“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说：“然则，我为其易，留其难以待君。”⑬临别前，三人在小楼饮酒叙情，大有一番“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吴樾到京后，适逢五大臣载泽、绍英、徐世昌、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其同志杨笃生又是五大臣的翻译随员，就乔装成仆从，怀揣炸弹，混进专车内，惜车身震动引起炸弹自爆，载泽、绍英受伤，吴樾壮烈牺牲。这个事件震慑了满清王朝，一时京城王公大臣皆谈虎色变，成为惊弓之鸟，惴惴不安。事件发生后，陈独秀立刻在芜湖致函给保定的张啸岑：“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迅详告。”⑭今人有以此信为吴樾怒炸五大臣事与陈独秀无关系的根据，其实是理解偏颇。因为吴樾牺性时，已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清廷追查无从下手，世人亦不知此人为谁，且事先陈、赵、吴三人在图书社小楼上议定是炸清廷宫殿及那拉氏的，吴樾到京临时改变计划，陈致函张氏探询，正是心中有底的证明。吴樾在行动前，曾将其所写著作《暗杀时代自序》和《书见书》等留存张啸岑处，嘱他转交陈独秀一事，亦是小楼密计的有力说明。⑮ 二 一九〇五年，陈独秀在江城芜湖组织了反清秘密团体——“岳王会”。“岳王会”首会遗址是芜湖关帝庙，经常活动的地方是当年的“安徽公学”。 关帝庙在芜湖东门胜利电影院附近的巷内，五代时叫南唐古城院。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改名承天院。徽宗宣和年间（一一一九——一一二五）朝廷禁止通用“君、王、圣、天、龙、皇、主、玉”这八个字，规定不管是人名或寺观名，如果犯而不改，就处以重刑，东承天院于是改名东能仁寺，⑯以后各代均沿袭不变，直到“光绪元年，经皖南镇总兵潘鼎立改建大殿，移祀关帝，亦称武庙。民国四年改称关岳庙。”⑰“安徽公学”则在镜湖南岸与芜湖二街之间的“米捐局巷”内，如今的门牌号码为“米捐局巷六号”，系芜湖市文化局宿舍。从后门进去，尚可看到一个颇为宽敞的院落，院落里一排排陈旧的中式平房，露出当年校舍的痕迹。 据“岳王会”创始人柏文蔚和常藩侯（恒芳）回忆：一九〇五年二月，李光炯在芜湖创办安徽公学，聘请了一批知名人士任教员，如刘光汉、柏文蔚，陶成章、苏曼殊等，其中大部分是光复会骨干。陈独秀也在该校任教。不久，他与柏文蔚等组建了半军事性质的秘密组织一一岳王会，并亲自担任会长，这个组织之所以命名为“岳王会”，是“要大家效法岳武穆的精忠报国”。它实际上“是一个专搞军事运动的机关，会员入会采取江湖上习用的烧香宣誓方式，绝对保守秘密，不作对外宣传。”⑱当时参加组织的，有三十多人，首次会议在芜湖关帝庙。该会以安徽武备练军学生、新军中下级军官、警察学堂学生以及会党群众为联络对象，有计划地把会员输入新军中充当士兵和下级军官，以运动军队。“岳王会”总部设在芜湖，另有南京、安庆两分部，由柏文蔚、常藩侯二人负责。陈独秀等岳王会成员的积极活动，大大促进了安徽地区反清革命斗争的开展，安徽公学“成了当时中江流域革命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城文化运动的总汇，”⑲而“岳王会”也成为“安微革命最先之组织。”⑳ 陈独秀等人为何将他们成立的反清组织命名为“岳王会”？除上述效法岳武穆的精忠报国，寓推翻满清异族统治意义之外，芜湖老人们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 陈独秀寄住的科学图书社，离状元坊不远。状元坊是芜湖人为纪念南宋高宗期间状元张孝祥而命名的一条巷道。张孝祥，字安国，原籍历阳乌江（今和县），是唐朝诗人张籍的七世孙，二十二岁赴临安（杭州）参加廷试，考官魏师逊因慑于宰相秦松权势，内定秦孙秦埙第一，压张孝祥为第二。高宗赵构亲自阅卷，见张孝祥试卷立论新颖，词翰俱佳，便提拨他为状元。新科状元张孝祥对当时秦桧对外屈辱政策切齿痛恨。当时抗金名将岳飞被冠以“莫须有”罪名惨遭杀害，朝廷大臣畏祸，没有一个敢出头讲话，唯有张氏挺身而出，他给皇帝上的第一道奏章就是为岳飞父子辩诬鸣冤。他在疏中说：“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㉑陈氏等人在芜湖期间，听故老诉说此事，大为感动，并由此触发了给其秘密革命团体取名为“岳王会”的念头。此说是否确实，尚待考证，姑且记下作为存疑。 三 今芜湖市工人文化官，在元朝时是一个道观，名叫“来仙堂”。清初，由侨居芜湖的奉天林中瑶兄弟重建，名为“全真宫”，“廓庑云房，备极宏丽”，光绪末年，”改为警务公所及地方审判检察厅”。辛亥光复后，这里是“皖南军政分府”所在地，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为芜（湖）大（通）镇守使署。㉒“二次革命”时，柏文蔚部属龚振鹏旅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如今的建筑结构已与昔日面目全非，以往的房屋是庙宇和衙门式的，大门面对镜湖朝南开，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当局在这里建立“中山纪念堂”，毁去旧房屋、建起新楼房并将大门移至西面，对着于今的芜湖北京路。一九一三年八月初，陈独秀就在这里被驻军龚振鹏逮捕，险些掉了脑袋，是为陈氏首次被捕的地点。 陈独秀这次被捕的真相及开释的原因如何，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柏文蔚《五十年经历》所说：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发生后，袁世凯迅速调大军南压，七月二十五日，江西湖口失陷，七月二十九日，黄兴对战争沮丧失望，潜离南京，讨袁总司令部旋撤销。消息传到安徽后，皖省呈现恐慌混乱现象。“正阳关、寿州相继失守，革命军等退守合肥一带。皖中各部队各怀疑惧互相牵制，军心不固，情绪低落。龚振鹏驻军芜湖，按军不动，且平日残杀无度，以致人心更加不安。都督府秘书长陈仲甫，师长袁家声路过芜湖，痛斥其非，均被绳绑，正拟枪决，幸张旅长永正迫以兵力稍敛淫威，未下毒手。而陈、袁饱受虚惊。”㉓此说叙及陈氏被捕原因是痛斥龚振鹏残杀无度，开释是张永正旅“迫以兵力”的结果。据芜湖老人回忆，当时张永正旅司令部就设在离龚旅司令部不远处的烟雨墩（今市图书馆地址）。 第二种说法来自于高语罕。高语罕在《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中说：“曾记得，二次革命失败，先生从安庆逃到芜湖，被芜湖驻防军人逮捕。这位军人本是和柏公（即柏文蔚——引者）同立在反袁旗帜之下的，不知因何事与柏不谐，而迁怒于先生，已经出了布告，要枪决先生，先生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旋经刘叔雅（即刘文典，曾任安徽大学筹委会主任——引者）范鸿偃、张子刚三先生极力营救得免。”㉔同一说法还见之于任卓宣的《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辛亥年间”东南革命发生，陈先生在南京，后到安庆柏文蔚都督府任秘书长，有说他任教育司长的。民国元年，二次革命，他参加了。失败之后，他从安庆逃到芜湖，为驻军所捕，要枪决他，已出布告，尚未实行。他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吧。’旋经刘叔雅、范鸿仙（偃），张子刚三人极力营救、乃获释。”㉕此说叙及被捕原因为龚（振鹏）柏（文蔚）不和而迁怒于陈独秀，开释是刘叔雅等三人营救的结果。 第三种说法来自《癸丑祸乱纪略》。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委倪嗣冲督皖，倪“饬军队捕拿柏文蔚之前秘书（长）陈仲甫暨其父衍庶”，陈独秀避离安庆，经芜湖被龚振鹏扣押，斥其失守安庆有责，“几乎伤命”，经多方营救得释，亡命上海。㉖此种说法与前说相异之处是龚振鹏斥陈失守安庆有责，扣押原因不一。相同之处，均说：“营救”得释。 这三种说法，孰是孰非，尚待作进一步的考证。 陈独秀自经历此次危险后，即亡命上海，在沪地从事中国文字研究，编著了《字义类例》一书。次年初，又由上海出走日本，“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有无数虱子的生活。”㉗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陈独秀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到过安徽，直到他去世为止。芜湖，可谓是陈独秀在皖省最后羁留的一个地方，其时间是一九一三年八月，距今恰好是七十年”。一九八四年二月注释：①汪原放：《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②据房秩五回忆：“适暑假时，桐城学堂改名桐城中学，移回县城，余赴日本学师范，守一亦回桐城授课，仲甫乃将俗话报全部迁至芜湖”。由此可知，陈来芜时间为一九〇四年暑假，而当时暑假期一般起六月底，讫八月底；房秩五于是年秋东渡日本路过芜湖，受陈独秀接待，一九〇四年立秋日为阳历八月八日，故应断陈氏来芜为七月。③《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第95页；安庆市历史学会和安庆市图书馆编印。④房秩五《挽陈仲甫》，转引自（③）所标之书。⑤同（1）。⑥蔡元培：《五四运动回忆录、我在北大的经历》（上），第174页。⑦陈独秀在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上所写。⑧详见拙稿《陈独秀笔名初探》之考证。⑨孙传瑷：《安徽革命纪略》编者白，《学风》第四卷第六期。⑩张啸岑回忆。⑪⑫转引自沈寂：《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未刊稿。⑬赵启騄：《赵声革命事迹》，《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册。⑭⑮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⑯（宋）龚明之：《中吴纪闻》。⑰《芜湖县志》⑱《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三〇八页。⑲上书第三七八页⑳冯自由：《戊申熊成基之役》。㉑《宣城张氏信谱传》，《于湖文集》。㉒《芜湖县志》。㉓转引自一九七九年第2期《近代史资料》。㉔见重庆《大公报》，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第三版。㉕原载《传记文学》第32卷，第五期；一九七七年五月一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㉖转引自沈寂：《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㉗《实庵自传》第132页，《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从解放前的“五洋业”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芜湖文史资料1》第011篇）
作者：杨邦太 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水陆交通称便，由于国家积弱，毫无民族工业，在十九世纪末辟为通商口岸前后，即成为帝国主义商品的倾销市场。洋烟、洋火、洋油、洋烛、洋皂等充斥市场。甚至针、线、绸缎、布匹等都是洋货，几乎是无货不“洋”。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五洋业”名称，就是这样形成的。 帝国主义者为了打开它们商品销路，除直按经营的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煤油外，还采取以下手段：1、使用了我国日常生活中所熟悉和通俗易懂的名称作为商标，以隐蔽其洋货面目。公司对外名称，亦采用中国字义命名；2、利用买办（经理商）为它们推销商品卖力；3、对产品质量保持稳定，争取信誉，等等。其中扶植买办商人最为重要，起了广为倾销、垄断市场、打击民族工商业的作用。如抗战前郑炳生在长街开设的泳生号，曾经理颐中（英美）烟草公司出品的红狮、翠鸟、紫金山等名牌香烟和美孚洋行的鹰牌煤油、蜡烛；日军侵占芜湖时，这个经理业务，由开设在中山路源大、源和号刘觉予所接替；日本旭光、黄金台、箭鹿等香烟大量倾销，慎记黄次波经理的永泰和（英美）烟草公司出品的大前门、炮合、红锡包、老刀等香烟和德士古煤油以及美光公司的老虎牌火柴；福记钟品良、振武经理的亚细亚煤油和僧帽牌蜡烛：马桂记经理的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出品的利华日光肥皂和祥茂白蜜肥皂等，即是例证。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也展开激烈的竞争。其一为了夺取商业竞争优势，它们非常重视招贴广告方式的宣传作用。凡在通衢要道，都张贴巨幅醒目商标广告，并有洋鼓洋号乐队沿街吹打宣扬，散发传单，趁围观人多之际，抛掷香烟，引人抢拾。其次，在香烟盒内装有精彩连环故事小画片，如封神榜、红楼梦等，逗人连续购买凑成全套，或以空烟壳开彩和掉换毛巾等；其三：派出流动烟担，深入全市各烟摊推销，年终并赠送日历和美女画等。对经理按全年推销金额另给佣金。如遇涨价则按老价派给一批货品，跌盘时扩大库存数给补价。用这些“优惠”条件为诱饵，使经理商能获得较多好处而死心塌地的为其推销效力。当时“五洋业”同业有二百多家，而为外商经理的不足十家。其余大多数为中小贩卖商。由于紫金山、老刀等香烟和美孚油、日光皂这些都是名牌畅销商品，这批中小商争相贩卖，不自觉地也为外商服务。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于沧陷区实行殖民政策，取代英美帝国主义在芜利益，统制“五洋”商品进口，在芜湖组织成立了卸商（进口经理）烟草组合，并且大量收购我省枞阳等地出产的烟叶，运上海等地制成香烟返销。（日商三井、三经、大和、大丸、松坂屋等洋行；华商有利记，源大、大庆、庆记等）和仲卸（贩卖商）烟草组合（日商七十七家作七十七股，华商一百一十五股在同业公会中按三百股分配，）其组织货源、储运、配给等统由日商主持，华商不得过问。另外，组织了皂烛组合。当时，伪商会会长李慧龙所开设的惠记商行，专门经理日本出光洋行石油。这样，整个“五洋”市场，又全部为日商所控制。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签订了中美商约，英美帝国主义厂商所制造的名牌“五洋”商品，源源而来，又恢复其战前垄断地位，甚至变本加厉。帝国主义列强，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以芜湖一地为例，可知它们在华所攫取的非法利润是无法计算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伟大祖国真正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列强过去在我国享有的一切特权，那些侵入芜湖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也随之一扫而空了。一九八一年六月
作者：杨邦太、朱渭滨 一、钱庄的兴起 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水陆交通方便，建有港口、码头，是大江南北粮油的集散地。历史上曾称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各地粮商云集，中外船只往来如织，每年吞吐大量的粮食、菜籽、豆类等农产品，运往国内外，堪称盛极一时。与粮食采运业有着密切联系的钱庄行业，此时也相继设立，相互促进，从而带动了整个市面繁荣和有关行业的发展。据从事这个行业的前辈说：早在光绪年间，李鸿章之子李伯行，即在芜设有宝善长、恒泰两家官僚资本钱庄。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一二年——一九三〇年间，为芜湖钱庄业的兴盛时期。先后创立有承馀、单瑞丰、西合泰、同和、久馀、厚丰等二十余家，除少数几家独资外，大多是合资经营的。每店资本从白银万两至数万两不等，大致可分为镇扬帮、徽帮和本地帮。 各钱庄规模不等，一般雇用职工二十至三十余人，设有经理、副经理、跑街、管帐、管钱、书信、管杂务、中班同事、学徒、炊事、杂役等。经理掌管人事、财务、业务权，对股东会负责。跑街对外负责联系业务，每天上午到有关粮号联系申汇和用款数目，上公所与同行洽谈交易，到有往来的商店承揽存、放、贷款、汇兑业务、调拨头寸等等。跑街人员对各行业情况、市场动态，以及往来户家底，必须膝如指掌，方能对经放贷款的安全回收，做到心中有数，确有把握。因此，跑街在店中相当于高级职员的重要地位。学徒在三年期内，除扫地、擦水烟袋、搞清洁卫生外，还要学会识别银元真伪的本领，夜晚操练珠算。 银元的种类繁多，有龙洋、鹰洋、本洋、站人洋等，价格不同，要分别整理，每百元为一包，在整理中，如发现有夹铜、全铜、灌铝、挖补、锉边、硬戳、哑板、烂板、轻头等，都不能流通市面，只能贬价处理。识别银元要一敲、二听、三掂、四看，敲是用右手拿银元二十块左右，翻到左手中指上，以银元敲击银元，听其发出声音，掂其份量轻重，同时用眼看，发现有毛病的，随即从左手中指上滑下来，不需停手剔除，两手翻掂非常敏捷，每百枚银元一般只需五、六分钟。这种功夫，没有较长时期的认真锻练，是不能操作自如的。 旧社会钱庄对学徒管教甚严。学徒必须在店住宿，有事须请假，不得随便离店。全店职工都有责任对他们进行管教，而他们也很少违抗。因为在旧社会进钱庄当学徒，视为“有出息”、“金饭碗”。学徒期间，每月只发月规一元，供理发、洗澡及零用，偶有客户在业务空闲时，与经理或跑街凑一牌局，学徒、炊事、杂役等也可获点额外（抽头）收益。学徒三年期满发给工资，定为中班同事，按工作能力给予提升。 全店职工皆由资方供应伙食。辞退职工，一般例规为每年正月初七为定事日，在这一天，每个职工都是提心吊胆的。担心丢饭碗而遭失业，但毕竟每年都有更送或被辞退的，由经理个别谈话，予以留店，续用或调动工作，都必须绝对服从。店中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经理，股东平时不得干预店务，每年春季召集股东会一次，由经理主持，陈述一年来店务情况，提交红帐。倘个别股东无意继续经营，可以退股。盈利一般按十四股分配，即股东得十股，经理付经理得两股，全店职工得两股。除此以外，无其他福利。老弱多病不能继续工作的，辞退时只酌给旅费，不发解雇金，更谈不上象今天享受劳动保险，按月领取退休金了。 二、钱庄的主要业务 钱庄的业务范围主要是存款、放款、汇兑。因此，与各行业商户都有业务往来。这对调剂余缺，便利工商户，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那时芜湖只有中国、交通两家官办银行，对外办理存放款、汇兑业务，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有它专业范围。以后上海陆续来芜分设的上海银行，实业银行，由于他们对工商户的往来手续繁琐，借款限额小、限期短。大宗借款还要抵押品，不及钱庄简便，远远不能满足工商业户的需要。这就为钱庄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的钱庄，大多集中于十里长街的中心地段。有几家资本雄厚的大户，既经营钱庄，又开设货店，即所谓前店后庄。如上海籍宁松泉经营承余钱庄和宝裕纱号；合肥籍虞渐逵，经营鸿丰钱庄和鸿义兴纱布香烟号。 钱庄的主要业务往来，是与粮商米号极为密切的。当时的广、潮、烟、宁等外地粮商，常年派员驻芜，委托粮号采购粮食、菜籽等，运往潮州、汕头、厦门、烟台、天津、青岛、上海、宁波等地销售，回笼货款，大都在上海金融中心轧帐，申票亦都交钱庄代收。有的粮商在芜采运粮食不带现款，是出申票给钱庄按期兑取。申票一般为三天例期，如一号在芜出给申票，四号在上海兑取，如遇例假顺延。申票汇率按票期天数贴息，通称毛水，视银根松紧情况，贴息有大有小。如银根松时，例期申票直过，即不需贴息，偶而甚致升水；银根紧时，毛水就大些，钱业公所对此每天议价拍板挂牌为准。钱庄收粮号申票，按当天牌价酌加收手续费，商店如需到上海进货，则向钱庄汇出申票，如此一进一出，从中获得一定利润。钱庄对申票进出数额，每天有专人码牌推算，以免误期影响信誉。如有到期多头申汇，可出售电汇，电汇密码由副经理掌握。各主要大城市，一般都有常驻代理人（即庄客）办理钱庄汇兑收付业务，普通城市汇兑业务不多，各地同行可互相代理。 三、钱庄的资金来源与结算本位 钱庄的资金来源：除自筹股金外，主要依靠吸收存款以及市场游资，本店亦可签发庄票，辅助资金周转。当时的币值比较稳定，定期存款月息约在一分至一分二厘，放款月息约在一分六至一分八厘之间，存放活期存款约在五至六厘，每月变动幅度不大。汇款，都以信用为主，不提供其他保证。这在当时工商业户往来中，对“信用”二字是极为珍视的。所以，钱庄创立时，大都邀请殷实富户并负有声誉的人入股，或担任名誉董事长，藉以号召和扩大影响。 民国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以前，钱庄与工商户往来进出都以银两为本位。但市面上仍以银元流通使用，偶有元宝出现，只能送钱庄入帐，不许在市面流通。银元折合银两价格，每天上午同业都到钱业公所共同议价，全市各业一样依照当天牌价折合计算。议价挂牌项目有：镇二七、汉沪或称洋例纹、规元（即镇江、汉口、上海的银本位）；各种银元（龙洋、鹰洋、本洋）铜板等，有专人抄送各项牌价，每天都有升降，但一般只在分厘之间。 钱庄还有一种惯例，平时进出均以银两为本位，但到农历年终，对客户欠款，除收回者外，不能及时收回的作为开期（即开年的借款），由银两折成银元贷款，另换借据。到次年正初，又将银元折合银两。例如：上年年终，公所收盘的银元牌价为六钱七分，到次年正初开盘价为六钱九分，两比，每千两可获利二十两差额，开期利息另计。这也是钱庄的生财之道。 开始使用银元，大约在清光绪年间（具体年份不详），银元图有“龙”的叫龙洋，为清政府银元铸造局铸造。鹰洋、本洋、站人洋都是从国外流入的。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又铸有孙中山像和袁世凯像的银元。因袁像头部大，民间普遍称作“袁大头”。银元的重量，每元规定为七钱二分，但钱业公所牌价，约在六钱六至六钱九分之间，因银元内含有少量铜质，无铜敲击不响也没有回声，故银元实质上不是纯银。铜板也始自光绪年间使用（在这以前使用铜钱），流动量大，是零星买卖的辅币。前己叙述，铜板每天也有牌价，但在平时每万枚铜板折合钱两为二十一两六、七钱，按银元牌价六钱七分左右计算，每一银元可兑换铜板三百二十余枚。但在下半年冬腊月之际，每万枚铜板折合银两为十九两三、四钱，而银元牌价又相对提升到六钱八、九分。这样，每一银元只兑换铜板二百七八十枚，这是每年常见的规律性幅度较大的升降。这对当时以铜板为主要收入的做零星买卖商贩和人力车夫等劳动人民来讲，无疑是被盘剥的。铜板的兑换业务，仅属小同行经营，如当时设在红墙院的和泰钱庄，供应对象是当铺、箩头粮行等找尾之用。此外，街边还有摆钱桌的，如石桥港的童复兴钱桌，就专营铜板兑换业务。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正式宣布了废两改元，银两作为一种货币本位遂从法律上宣告中止。”（见千家驹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芜湖同全国一样，在这一年废除银两，改以银元为结算本位。从此，钱庄以银两升降的剥削也随之取消。当时纸币发行量不大，市面流通的大部分是中国、交通两行的纸币。偶有民族资本的上海通商银行、中南银行、实业银行发行的少量纸币。市面流通的还是使用银元为多数，而持有纸币的随时都可以向各该银行兑换银元，故而币值稳定。记得在这期间，上海实业银行发行的五元票面红马图案的纸币，在芜因谣言发生挤兑，当时承余等三家钱庄立即筹足大批银元代为敞开兑换，因而平息了挤兑风潮。可见当时钱庄业珍视、维护同业信誉和互助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四、日伪时期的钱庄业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十二月间，日寇侵占芜湖，所有钱庄都一律停业避离。翌年，日商洋行纷纷设立，日货充斥，市面逐渐恢复。市面流通的货币，有法币和军票两种。当时的纱、布、五洋、油盐、杂货等大都控制在日商洋行手中，必须用日军票购买。于是泰成、泰升、成美等四、五家钱庄相继设立。它们以兑换日军票为主要业务，日军票与法币的兑换比率，开始以宁、沪行情为依据，台湾银行在芜设立后，每天公布日军票兑换牌价。这时安民银行、华兴银行也先后在芜设立，但与工商户往来不多。一九四〇年起，市场渐趋繁荣，又有久大、久泰、大华、康永、生大、晴记、泰昌、泰和等二十余家钱庄陆续开业。当时钱庄资金不大，而且皆是合股经营，大多依靠吸收游资来周转运用。主要职员多系股东兼职，也雇用一部份职工。工资待遇，视各店规模大小而定，差距不大，也供应伙食。在这期间，汪精卫公开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组织汪伪政权，芜湖也相应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伪中储券大量发行，搜刮民脂民膏，市场畸形发展，游资更加充斥，因而钱庄家数激增，最盛时有八、九十家之多。此外，还有芜湖商业银行，芜湖实业银行，德泰恒银号等，可谓盛矣。由于伪中储券发行量激增，物价波动甚剧，工商业户普遍重货轻币，钱庄本身亦鉴于纸币日趋贬值，手中也掌握一部份货物，以保值资本，而应付万变。所以，在日寇投降时，伪中储券更加贬值，不如草纸，而钱庄所受损失不大。 五、国民党统治下的钱庄业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人民群众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以为从此可以建设国家，安居乐业了。讵料从大后方来的官员实行“劫收”政策，汉奸、经济汉奸帽子乱扔，闹得人心惶恐不安。当时有点名气的资产者，大都远走避风，工商业又出现停滞现象，钱庄亦全部停业。至一九四六年春间，始由国民党芜湖县政府发给民康、新华、同大、蔚大、泰昌、鼎成等二十余家钱庄临时开业执照。其业务仍如前述，都是合股经营的，是年秋，国民党财政部明文规定，凡是在抗战时停业的钱庄，只要提供证明资料报部经核准后，可以发照复业。但经过八年抗战，老钱庄一切帐册资料，幸能保存者，已寥寥无几，只有承余、鸿丰、庆源，蛀大、长余、义昶、晋孚等十余家领到财政部正式执照批准复业。其中一部份还是花钱找门路，提供假证明获准的；有的虽花了钱并不一定办成，个别反弄巧成抽。记得源记香烟店店东钟家康，通过“门路”获得一张德源钱庄复业执照。于是觅址在长街陡门巷上首，新砌石库门面，张灯结彩，发送请帖，择吉“开张”。迨将现钞送至国民党中央银行国库验资后，始被财政部发觉，这张批复文件，不是由财政部签发核准的，而是财政部从重庆迁回南京途中，被一高级专员利用职务之便，窃取了盖有财政部大印的空白公文纸，私自填写的。再找这位“专员”，已杳如黄鹤不知去向了。由此可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到了何等严重程度。而德源钱庄只得偃旗息鼓，参加到“地下钱庄”的行列。 由于国民党财政部的执照难以领到，而抗战胜利初期县政府发的临时执照又不顶用，拥有正式执照的十余家钱庄，远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因此，无照钱庄，即俗称“地下钱庄”如雨后春笋似地兴起，最盛时多达七、八十家。其中以中小同行占多数，这些无照钱庄，是在当时地方政府默许下开业经营的。而这种默许又是通过“金钱”渠道获得的，它们与有照钱庄经营业务相同，相互之间也调剂余缺，后来还在钱业公所内共同办理票据交换所，只是不能以钱庄名义签发庄票和向中、交、上海银行等直接出售申票。当时不论有照钱庄或“地下钱庄”，除个别外，一般都很重视信誉。此间虽有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安微省地方银行、芜湖县银行相继设立，但由于钱庄经营灵活，手续简便，因而大多数工商户还是乐于与之往来。 一九四七年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为了弥补愈来愈大的军费开支所导致的财政赤字，于是滥发纸币，投放市场，造成物价波动，纸币贬值。由于大量纸币踢来踢去，钱庄忙于收付，钞票来不及清点、签封，只打捆、装麻袋，进出数额激增，毛利收入也相应增大。当时工资发放形式：有的以米（担）或棉纱（包）等实物为折算单位，按发薪当日市价计算；有的以底薪为基数，每月以毛利、票贴收入提成发给。当时钱庄大多兼营副业，如经营棉纱、布匹、五洋、百货等，以保住资本。那时国民党溢发纸币，通货膨胀己达到惊人的程度。据笔者记忆：一九四五年度，约为一万亿元；一九四七年底约为三十三万亿元；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元券发行前夕）约为六百六十三万亿元。由于法币崩溃，国民党政府宣布币制改革，限制物价，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八・一九”限价。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金元券发行额宣称为二十亿元，以一比二百的比率把法币收回换给金元券，欺骗人民说是以黄金作储备，保证金元券的稳定，金元券一百元，可向中央银行购买黄金一两。于是有人头天晚间在中央银行门前排队轧黄金，不知挤踩伤了多少人，也没有抛出一两黄金。与此同时，国民党财政部还命令有执照的钱庄，将改革后的金元券资金，送交中央银行国库验资，这笔验资款，直到国民党政府垮台时也未发还，可谓残酷的掠夺。 所谓“八・一九”限价，实际上物价愈限愈涨，商店货物被抢购一空，群众拿着金元券买不到商品。蒋经国在上海大查囤积居奇，严惩“不法商人”，芜湖也有“戡乱”大队到商店查抄存货，搞得人人自危。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夕，金元券发行额己猛增到六十八万亿元，金元券等于废纸。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加之国民党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军、警、宪、特的敲诈勒索，工商业户碰得焦头烂额，濒于倒闭。钱庄亦遭受到同样的命运，一律停业清理。 六、解放初期的钱庄业 芜湖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解放的。解放军进城后，“宣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政府的政策是：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个政策得到了人民的一致拥护，市面又逐渐恢复，趋向繁荣。钱庄相继复业或新开业的有：晋孚、庆中、大丰等近三十家。它们接受当地人民银行的金融管理。人民银行的经营宗旨是：扶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凡当地各类工商户，只要符合政策，都可给予扶助和贷款，而且利率低，汇费小。因此，市面金融活动绝大部分集中于人民银行，钱庄业务自然地逐渐减少。一九五〇年春，国家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艰巨的恢复工作，使财经情况逐步好转，结束了国民党多年来通货恶性膨胀的局面，物价渐趋稳定。当时粮食采运业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前，已日趋自行淘汰。而与粮食业有着密切联系的钱庄业，这时所经营的存放汇兑业务既少，利润又薄，同时也不能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至一九五〇年底，均陆续呈报人民银行批准歇业。从此，钱庄已成为历史名词，不复存在了。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芜湖手工棉织业简史（《芜湖文史资料1》第014篇）
作者：范长茂 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水陆交通便利，曾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商业兴旺，市面繁荣，是我省经济文化发达较早的城市，芜湖棉织业正是在这些优越条件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地逐步发展起来的。最盛时期，曾有一千多家机坊，拥有近五千张手工织机，产品销售到邻近五省的部分地区，行业之大，花色品种之多，销路之广，不仅居于全省首位，而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屈指可数的。现在芜湖棉织业的手工生产的历史己经结束了，然而它在八十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还是可以称道的。抗战前，芜湖市区的人口不过十万左右，而直接或间接依赖棉织业为生的，却占市区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就是芜湖沦陷期间，棉织业虽趋于衰落，但依此为生的人口，仍占市区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左右。因此，忆述芜湖棉织业的产生、发展和变革的历程，是有其一定意义的。 （一）萌芽 芜湖棉织业产生于十九世纪末，清光绪三十年间。经营此业者主要来自巢县、肥东一带的农民。因为一方面此处是丘陵地区，适宜种植棉花，所以很早就有手工纺纱织布的传统。一般都在农闲季节，女的纺纱，男的织布。生产的纱、布通过农村集镇市场进行交换，从而逐渐成为农村的副业生产。一方面肥、巢一带人口较多，土地贫瘠，加上水旱灾害，农民生活艰苦，被迫离乡外出谋生。于是便把手工织布带到芜湖来，从而使农村的副业逐渐转变为城市的专业生产。 芜湖棉织业的最初创始人名叫鲁福庆，是巢县西乡人。他到芜湖来开机坊，一切都很简陋，住的是草屋，使用的是手抛梭织机（俗称腰机）和手摇纺纱车。起初是用手工纺的土纱（又叫本纱）作原料，后来才改用机器纺的纱（又叫详纱），门幅窄，尺码短，也没有一定的规格。如要染成色布，还得送到染坊去加工。生产全是自己动手，织成的布，也是自己扛去出售。这样的生产经营方式，当然是难以扩大生产了。 自从鲁福庆在芜湖扎根以后，肥、巢一带相继来芜开设机坊者不乏其人。这时对产品规格作了一些改进，也增加了一些花色品种。但生产工具简陋，操作技术落后，以粗支纱为原料，因而生产出来的布匹，仍然是产量低，品种规格少，质量差，不美观。当然销售也就不广。因此，棉织业初期的发展是缓慢的。从它的诞生到辛亥革命近十年时间，芜湖棉织业机坊只发展到三十几家，估计全部织机，也不过五、六十张。当时芜湖人称之为”机花子”，可见这个时期的落后状况。 （二）早期的发展 民国初年，我国机器纺织工业，已在沿海大中城市蓬勃兴起，而手工棉织业要求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改变落后生产方式。因此，首先对生产工具进行了改革。把原有的“腰机”一律改为手拉脚踏织机（俗称平机），以增加产量。其次，钻研和提高生产技术，改进产品规格，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扩大产品销路。从而使棉织业的生产得以较快地发展。不但原有的机坊，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纷纷增加机台，而且还吸引了一些人陆续来芜湖添置机台，开设机坊。在不断扩展织布机台的同时，又添置了生产毛巾、腿带的机台设备。随着生产不断扩大，机台逐渐增多，劳动力不足，需要补充。起初从巢县、肥东一带农村去找来亲友协助（后来大多数自行开设机坊），继而招收学徒和雇拥工人。从此，在棉织业中开始出现了雇拥关系和剥削行为。一般小机坊以业主及其家庭成员劳动为主，雇用少量学徒或工人，有轻微剥削；而那些拥有数十台布机的大机坊，雇用工人学徒较多，其剥削程度亦较严重。 北伐战争时，芜湖棉织业的机坊已由三十几家发展到五百余家，拥有机台近两千张，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手工棉织行业。 大约一九二零年前后，芜湖棉织业就组织了“机业公会”，一九二七年以后改为“棉织业同业公会”。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一九五六年。 （三）兴盛时期 北伐战争以后，芜湖棉织业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机坊年年增加，机台设备不断地扩充，因而需要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产量的日益增高，而销售市场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处于发展时期的棉织业机坊，只有积极改进操作技术，努力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方可增强竞争能力。例如：有的改进染色配料和操作方法，以改善色泽光彩；有的翻新花样，以增加花色品种。通过艰苦努力，棉织业的产品花色品种繁多，色泽鲜艳，质量良好，扩大了销售市场。这时芜湖的棉布不仅遍销于本省各地，而且还远销到湖北、江西、河南、山东、江苏等邻省的大部分地区。芜湖的毛巾，畅销于长江中上游一带城镇。许多浴室都使用芜湖“邰兴记”机坊生产的澡巾。当时市场物价稳定，商业往来活跃；原料既能赊购，产品也可赊销；淡季，资金周转困难，可以预收货款或向银行、钱庄抵押、借贷。这些都有利于棉织业生产的发展。这时，芜湖最大的一户“鲁声记”机坊，有两个生产场地，拥有手工织机八十余张。 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棉织业机坊已发展到千家以上，拥有各种织机五千张左右。棉织业机坊不仅遍布于东门、北门、吉和街以及河南等地区的僻街小巷，而且逐步向闹市延伸，就连最繁华的十里长街，也能听到机杼之声了。先后迁到长街的机坊有：“韦义泰”、“昂华新”（织毛巾），“陈自新”“鲁声记”“何顺祥”“王永泰”（织布）等六家。以后它们大多转营纱、布、颜料等商业。从北伐到抗战前这十年期间，是芜湖棉织业的鼎盛时期。 （四）衰落 抗日战争时期，芜湖棉织业遭受日寇的严重摧残而衰落下来。这是因为： 一、当日寇侵占芜湖前夕，棉织业几乎全部停产。绝大多数业主携带财物逃往外地，为维持长期生活而消耗殆尽，逃难中也有遭到重大损失的。而留在芜湖的部分财物，或遭日寇破坏劫掠，或在混乱中被人掳去。因而回芜时资金严重不足，生产设备残缺不全，难以恢复原来的生产能力。例如：王永泰机坊，原来拥有手工织布机五、六十张，是芜湖棉织业中大户之一。在日寇侵芜时，他家的东门厂房和住宅二十余间，被日本兵当作马房，房屋受到严重毁坏，所有生产工具、家具都被当作柴火烧掉；屋内夹墙（即暗库房）亦被拆除，存放的纱、布、颜料等物资，被洗劫一空。长街门面及后场的房屋亦被烧毁。总计损失约两万元。昂华新毛巾厂，在日寇侵芜前夕，将一批物资存放英商怡和趸船上，结果被日机全部炸毁；长街的门面房屋，亦遭日机轰炸，损失严重。 二、在敌伪统治时期，“洋布”“洋缎”充斥市场，抑制国产棉布销路，同时进行“封锁”，物资进出都要受到严格的检查和限制，因而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加之敌伪爪牙横行霸道，敲诈勒索，弄得人心不安，使机坊主不愿扩大生产。 三、在敌伪统治下，有些机坊主认为，搞手工业生产，赚钱不多，不如搞商业。于是抽出大部分资金去经商，甚至干脆抛弃棉织业，把全部资金用于开店，专营商业。据不完全统计，这时由棉织业转到商业，仅开设的纱、布、颜料等商店，就达五十余家。还有一些业主抽出一些资金与别人合伙经商。 由于敌伪的摧残，芜湖棉织业本来就没有恢复它的原有生产能力，加上抽出大量资金经营商业，生产能力大大缩小，因而形成“外表庞大，内在空虚”的状况。到抗战胜利时，棉织业的机坊仅有七百余家，机台减少到两千张以下。 抗战胜利后，芜湖的机坊重整旗鼓，恢复生产，并一度出现过繁荣的景象。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祸国殃民的“内战”，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民不聊生。使刚刚恢复起来的棉织业又逐渐衰落了。 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挽救经济崩溃的严重危机，用“币制改革”来抑制通货膨胀，用强制的限价政策来稳定市场物价，摘了一个所谓“八・一九限价。”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不但未能稳定物价，反而激起抢购物资浪潮，弄得人心惶惶。这时芜湖的棉织业，不愁产品卖不掉，只恐原料进不来，常常因买不到棉纱而停产。限价政策的破灭，招来通货的恶性膨胀，物价的涨风如无缰之马，一放而不可收拾。转眼间钞票贬值，造成亏本，使棉织业生产发生了严重困难。特别是资金较小的机坊，临近破产边缘。加上当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溃兵残部来到芜湖，不是抓兵拉扶，就是要钱要粮，闹得市面非常混乱，因而多数机坊，被迫暂时停工，另找生活出路。到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大军渡江前夕，棉织业机坊能维持生产的，不足五百家。开工的机台只有一千二、三百台左右，且大多数处于时开时停的状况。这是芜湖棉织业的历史上最为衰败的时期。 （五）发展与变革 解放后，芜湖棉织业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很快恢复了生产。为了使棉织业生产持续发展，根据行业的特点和同业的意见，于一九五零年初组织了全行业产品销售市场——芜湖市棉织业联营社。采取了分散生产、集中销售的经营方式，设立了十七个营业部（五二年划出毛巾帽袜另行成立联营社），实行价格统一管理，按产品质量的优劣，议定合理的销售价格，受到远近顾客的信任和欢迎。同时还接受了国营公司的部分加工代织任务。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除大力扩展原有生产能力，增产各种棉布外，还积极发展了宽幅织机生产被单、罗纱蚊帐等新品种。到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开始时，芜湖棉织业又恢复到一千余家，拥有各种机台四千余张。这是解放后的芜湖棉织业的复兴时期。 一九五四年秋，国家对棉布实行了统购统销，棉织业的自营业务，全部改为加工代织，联营社撤销。为了妥善处理公私之间、劳资之间的关系，经市手管局、棉织工会、纺织品公司共同协商研究，决定成立九个棉织加工组，由棉织业同业公会统一领导。每组设专职业务人员三名（内工人一名），负责办理有关加工业务。如签订合同，分配任务，检查规格质量，督促各组按期完成加工任务。参加各组的生产人员，既有工人，也有业主。通过加工组的形式，将原来的劳资关系逐步转化为互助合作的关系。从而为走合作化道路，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到一九五六年初，在合作化的高潮中，九个棉织业加工组，顺利地转为九个棉织业生产合作社。同业的全体工人和从业人员都参加了合作社组织，成为合作社的社员了。加上市合作总社、环城区、棉织业工会、市劳动局等组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棉织社，共有十三个棉织社，统由市棉织专业联社领导。另外，还有两个针织社，归针织专业联社领导。 根据党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在完成了所有制改造，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又逐步地对手工业生产进行了技术改造。为此，市手工业生产联社针对当时棉针织行业单位多、力量分散，不利于发展生产的情况，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将上述十三个棉织社和两个针织社合并组成灯芯绒厂，红光针织厂、丝绒厂、锦华被单厂和湖光毛巾厂等五个企业。到六十年代初，这些棉针织厂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结束了手工生产的历史。一九八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