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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芜湖益新公司创建始末（《芜湖文史资料1》第0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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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益新公司创建始末（《芜湖文史资料1》第0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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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18T22:50:28+08:00
description: 作者：章向荣 一、益新创建人生平简述 益新公司创建人章维藩，字赣岑（通用幹臣），号惕斋，又号邴如，晚年自号清芬主人。原籍浙江省吴兴县荻港镇（今浙江省湖州市）。清咸丰八年（公元一八五九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诞生于山西省太原府。青年时期随父始堂老人在左宗棠部下驻节西北（贻老为左宗棠幕府一一师爷），襄理军运粮饷。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在兰州军次以军功赏授安徽怀宁（安庆）牙厘局提调（类似财税局局长）。旋以政绩卓著调升无为知州。在任六年，以处事公正，深为地方父老所称颂。后因与朝廷政见不合，被贬为宣城知县，（据作者忆述，乃父当年因“无为教案”问题，引起外国传教士交涉，清廷屈于外力而被贬官。史实待考——编者注）乃萌脱离宦海创办实业之志。因而辞官退居芜湖，着手筹建益新公司，克服重重阻力，始得开业。之后，传闻当涂县境发现铁矿矿苗，公不顾垂老之年，亲偕矿师不辞劳苦，多次前往矿区（即今马鞍山市），登山涉水，实地勘查，筹集资金，又兴办了一所当年颇具规模的宝兴铁矿公司。另广招工匠，在芜湖三街开办一家新式家具工厂，专产西式、苏式、宁波式高档家具，行销省内外，事业盛极一时。溯自公弃官创办实业，历尽艰辛，备受挫折，方庆事业初成，突于民国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因病去世，终年六十有四。旋由后人归葬杭州祖茔。公秉性刚正、豪爽，晚年受成戌变法的影响，思想趋向开明，热心地方公益，捐资育婴堂、学堂等，办理慈善文教事业，深为各界所推崇。公生三子，长子兆奎，号朗熙，公殁，继任益新、宝兴两公司总经理，一九五六年病故于南京。朗熙之孙开沅，从事教育工作，现为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近代史教授兼院长。次子兆彬，号述均，在一九二六至三七年间，主持宝兴公司。“文革”后期在上海去世。述均之子学澄，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从事面粉业有年，对面粉加工工艺有独创之处，现为中央粮食加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祖业后继且有创新，公可谓有后矣！幼子兆森号向荣，乃父殁时尚在稚年，继又丧生母，幸公之遗孀谢氏视同己出，一心抚育，在兄嫂监护之下得以成长；抗战胜利后，虽曾参与益新公司事务，但因幼失庭训，学无专长，未有建树，现已年近古稀，寄居金陵。 二、益新创业的种种遭遇 益新面粉公司创建于清末光绪十六年（公元一八九零年），原择定青弋江下游入长江口以北一带为厂址（今江边长航码头），由于清廷实行闭关锁国与愚民欺民政策，致使民间迷信积习根深蒂固，认为开设工厂安装机器将破坏“风水，竖立烟囱要用童男童女活祭。是以一时地方乡绅愚氓坚决反对建厂，于是不得不一再内移建厂基地，最终购置金马门外袁泽桥一片芦苇荒滩，始得奠基。而在土建安装快要竣工时，芜湖道道尹又以“使用机器碾米磨粉，影响本地砻坊生计”为名，不许开工。至此，骑虎之势迫使公作违心之举，改向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办理注册，还向太古洋行借来一名犹太佣工留住厂内，充作“保护伞”。几经周折，始在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开工投产。最初安装三台直径1.2公尺的石磨，以后由于面粉供不应求，改用钢磨，并另建了一幢三层面楼。营建时，曾有外籍技师临场指导，参与调试。 正在生产逐步发展之时，公司面楼不幸于宣统元年（公元一九零九年）突遭火灾，厂房和机器设备付之一炬，公司濒临破产，而公之志不稍殆，劝说家族人等倾私蓄资助（包括女眷的金银饰品全部折合银元列入公司借款，以后各自凭摺付还本息），另多方筹措，重整旗鼓，购置一套当时英国最新制造的面粉机器，并在原地重建了面楼（即今之面楼），迅速恢复了生产。劫后，资金短缺，一度兼营代客加工业务，客户中以当年两江总督周馥（人们称他为周帅）及其眷属为最，致有周帅资助益新恢复生产之传说。笔者亲闻长兄所云，益新于火灾之后，创建人原有邀约周帅增资入股之议，只因当时周帅之子周学熙先生（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已在华北开办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厂等大型企业，不欲资金分散。加之周帅与创建人既为近邻，又属知己，为避“喧宾夺主”之嫌而未果。正是由于创建人的艰辛创业，惨淡经营，益新所产“飞鹰”商标面粉畅销于长江流域以及华北各埠，被誉为全国头牌面粉。因为当年益新是芜湖最早使用机器碾米磨面的最大工厂，所以当地习惯称益新为“机器砻坊”或“大著坊”。这也就是今天芜湖“大砻坊”一地地名之由来。 三、内部分工与生产经营的变化 益新在前农商部、工商部、实业部注册为“芜湖益新米面机器公司”和“芜湖益新榨油机器公司”。以后改为“芜湖益新机器磨面碾米榨油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益新公司”。最初申报资本额纹银十万两，共有股份一千股，每股一百两（实收仅五万两，以后益新与宝兴相互调剂额未计）。当年益新大门额石刻“山辉川媚”的题字为创建人手笔，东西两侧各有中英文上述全称之长方形铜质招牌一块嵌于墙面。由于创建人系由官场转入实业界，以及封建时代的沿袭，工厂虽采用外国机器，而内部管理方法却是陈旧的。要想探述初创情景，…

老厂焕新姿——芜湖火柴厂的创立和发展（《芜湖文史资料1》第0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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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15T13:38:47+08:00
description: 作者：潘维浩 清末民初，芜湖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在当时的社会潮流影响下，曾由开明士绅和地方商贾先后集资兴办一些初具规模的机器工厂。如：芜湖明远电灯公司、芜湖益新面粉公司、芜湖裕中纱厂等。兴办这些工厂，为“振兴实业，挽回利权”，起了积极作用。我省第一家火柴厂——芜湖大昌火柴公司。在1920年也应运而生。 火柴厂的创立经过 （一） 芜湖大昌火柴厂创立于1920年7月。由当时芜湖实业界闻人吴兴周发起，邀同行开明士绅濮秋丞、崔亮功、徐仕桐、张亮功、潘伯和等人，并借助于地方军政首领马联甲（皖南镇守使）、余南（芜湖县知事）的势力，集资组成大昌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吴兴周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徐仕桐任厂长。公司股金总额为银元10万元。设立大昌火柴厂经营火柴生产。产品牌名为“松老牌”安全火柴。厂址选定在芜湖东郊青弋江畔的大砻坊。建厂设计系聘请日本技师松岛主持。设计的年生产能力为安全火柴2万件（每件1440小盒）。厂房及仓库建筑面积为砖木结构2千m2；建筑形式为庙宇式。车间矮小，空气阳光不足，劳动条件差。主要生产设备有手摇式排梗机（俗称大车）4台，其他辅助设备有卸梗机三部、刷磷台一座，装盒、打包等工艺，则全部为手工操作。职工230人。1920年底试车生产。 （二） 1921年起，大昌火柴厂正式开工生产。由于管理不善，原材料供应不正常，以及技术力量不足，设备维修保养不善等因素的影响，年产量达不到设计能力2万件的要求。后经多方组织原材料，并增添排梗机6台，年产量一度达到2万件。但终因火柴质量不够稳定，浪费漏洞大，到1926年，经营亏蚀已达6万元。因此，部分股东要求退股。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冲击着军阀、官僚们的利益。一些财力较厚的股东亦不愿增资，使企业濒于停产。后经股东徐仕桐出面维持，另行集资，并将该厂改名为大昌明记火柴厂继续经营。在徐仕桐主持下，勉力维持残局约4年。在这段时间内，工人们曾因工资待遇过低，难以维持生活，要求增加工资，开展了罢工斗争。这次罢工因得到共产党员王绍虞的协助而坚持下来，经过与资本家反复较量，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由于管理不善，产品又缺乏竞争能力，以致经营情况每况愈下，职工人数逐年减少，到1931年间，仅剩下170人左右，火柴年产量一直徘徊在1一1.3万件之间，不断出现亏损局面。徐仕桐已无能为力，也无意继续维持。 1932年初，大昌明记火柴厂将要停办的消息，传到苏、沪一带号称“火柴大王”的资本家刘鸿生处，刘认为接办该厂有利于减少同行业竞争对象，即派人与徐仕桐接洽。经商定由刘将该厂厂房、设备全部承租下来，投资经营；厂名及产品牌名均保持不变。双方达成协议后，刘即接办了这个厂。在原有生产工人的安排上，保留一部分技工和操作熟练的工人，辞退一部分辅助工；另从上海迁来一部分工人，使职工人数恢复到200人以上。在刘接办的五年左右时间内，年产量始终保持在1万件的水平，形成一种维持的局面。 （三）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入侵我国。1937年12月芜湖沦陷后，日本人住野松平，韩人孔秋亭等伙同汉奸龚纶甫、郑又新等人侵占了该厂，改厂名为大昌和记火柴厂，利用原有厂房、设备继续经营。几年中，因多数工人不愿为日本人生产而陆续离厂，职工人数已减少到100人左右，年产量下降到几千件。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大昌和记火柴厂划为敌伪财产，由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建设厅接管，改名为安徽省芜湖火柴厂，产品牌名改为“长江牌安全火柴”。从而使该厂由敌伪资本转变为官僚资本。建设厅先后派秦耐寒、崔冬芳二人为驻厂专员，主管生产和经营。由于反动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得人心，生产不断下降，工人生活日益贫困，迫使多数工人陆续离厂。到解放前夕，只留下无处投奔的职工56人，主要设备排梗机只残存4台，且因产品质量低劣，销路不畅，全厂陷于停顿状态。工人流离失所。 （四） 1949年4月，芜湖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军队望风披靡，四散溃逃，大肆掠夺。坚守在该厂的52名工人奋不顾身，主动肩负护厂任务，才使残存的厂房、设备及一些原材料未遭破坏。芜湖市军管会成立后，于同年五月一日，指派张宏同志为军代表，接管了这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资本企业。从此结束了大昌火柴厂风雨飘摇的局面。 建国后的新发展 （一） 一九四九年五月军代表张宏同志接管该厂后，依靠全厂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积极协助，在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内，即顺利完成了接管的各项工作。随即组织生产、开工试车，到四九年底，已生产火柴捌仟捌佰件。五零年初，上级确定该厂隶属于“皖南企业公司”领导，并指派张宏为该厂负责人，留用人员崔冬芳为经理。按生产分工，设置理梗、排梗、油灶、药灶、烘房、拆梗、装盒、包封，以及梗片等九个部。在生产逐步恢复的情况下，职工人数到五零年末已增加到壹佰叁拾捌人，火柴年产量已增加到二万肆千叁百件，并开始盈利壹万贰千伍百元。五一年，这个厂划归…

一爿百年兴隆不衰的清真老店——芜湖金隆兴牛肉馆（《芜湖文史资料1》第0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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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14T21:32: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金仲平、程荣钧 一、创始与发展 金隆兴清真牛肉馆创于一八八〇年，迄今已有百年历史。创始人为金隆德、金遇兴父子。店号冠以金姓，取父子名字各一而组成。原址在今花津桥巷内石桥港，只有一间草房门面，规模很小，仅出售牛脯和牛杂汤，类似摊贩。由于经营得法，业务逐步发展，于一九〇〇年租赁隔壁王姓房屋一间，合并建成楼房上下两开间，经营品种新增加了牛肉面、便饭等，遂成店馆。时值芜湖米市鼎盛，十里长街商店林立，市面繁荣。金隆兴店靠近长街，生意日益兴隆，又于一九一〇年将二层楼改建为三层楼房，增售菜饭，代办筵席，尤以牛脯、红烧牛肉、牛肉面，最为味美可口，遐迩驰名。 一九二七年，金隆兴曾遭受一场火灾，死亡五人，财产损失甚巨。由于名声大，信誉好，在亲友的帮助下，于是年秋季就原址扩建三层楼房，重振旗鼓，营业范围比以前更为扩大，早上供应方糕、烧卖、牛肉锅贴、牛肉包子、牛肉面、鸡丝干丝、牛肉丝干丝、虾仁干丝等，中午和晚间供应下酒菜肴，顾客盈门，座无虚席。并代办筵席，送菜上门。 一九五四年，芜湖遭受特大水灾，店馆房屋有倒塌危险，加之市政公司扩建花津路，因而拆去原有楼房，迁中长街新址公私合营。该菜馆迄今业务仍兴隆不衰。 二、经营特点 金隆兴菜馆为什么创业以来历百年而不衰？为什么店在巷内而名扬江城？秘诀就是： （1）重视质量 金隆兴自开店以来，坚持质量第一。首先，十分讲究选料、配料。选料必须是肥壮牛肉。如买进的牛不够肥壮，则暂不宰杀，精心饲养，俟长膘后，再行宰用。所售面条都是用人工制成的碱水小刀面；牛肉制成各种食品，主料、配料要齐全。其次，十分重视烹调技术，特别注重火候刀功，咸淡味道可口。出锅菜肴，都要经厨师或店主亲尝，不符合要求，立即改进。凡质量不好的食品，坚决不准出售。例如，有一次煮了一大焖子牛肉（约一百多斤），因温度太高，揭盖烫手，厨工加上一些冷水，牛肉烧熟，店主一尝，感到肉味不正，立即追查原因，认为肉已变质，断然将一焖子牛肉倒入大河。售出食品，按价给货，不少分毫。如出售的牛肉面，有大碗、小碗之分，大碗面条足三两，小碗面条二两五钱，店主时时检查，既防止增加份量，更不准克扣短少。一般劳动人民到金隆兴吃大碗面一碗，就能果腹，真正做到物美价廉，经济实惠。 （2）讲究卫生 金隆兴十分讲究清洁卫生，店堂座位十分整洁，碗、筷、盘、碟，勤洗勤涤。还有一条特别规定：和面的、炒菜的、端菜的工人，操作时，一律不得吸烟，如有造犯，第一次，当面批评，再犯，就要解雇，毫不通融。店主认为，烟灰落在食物里，让人吃了，不仅很不卫生，有害健康，而且口含香烟接待顾客也很不礼貌。为了保证食品清洁卫生，金隆兴出售的牛肉，有好几种牛体的杂件不出售，如血槽（即下腮）、牛胎、牛鞭等，宰牛后，这些杂体一律剔出不卖。 （3）认真管理 金隆兴规模最大时，有职工三十多人，管理十分认真，井井有条。店主是全店的主管，对全店经营的各个环节，都亲自过问。大师傅是兼管人，协助店主管理营业。还有一个重要管理人员就是出纳（俗称台头），出纳坐在店门口收款，顾客吃完，堂倌（服务员）当面算帐，高声向出纳报帐，由出纳收款，丝毫不爽。从店主到所有职工，都要有好的服务态度，对顾客热情接待，来迎去送，亳不怠慢。 在金隆兴工作的职工，劳动强度较大，要求得很高，但工资待遇较好。在金隆兴工作的老职工较多，有的千一辈子。 该店牛肉食品销售量很大，每天要宰一两条牛，进货靠农村卖牛，按质定价，优质优价，一次结清付款，不压价，不欠款。农民都愿卖牛给金隆兴，因此，货源十分充足。 重视质量，讲究卫生，认真管理，是金隆兴之所以长期隆而不衰的秘诀所在，俗语说：“好酒卖深巷”，金隆兴店在巷内，誉满江城，并非偶然。一九八四年八月

芜湖铁画史略（《芜湖文史资料1》第0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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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11T21:22: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刘伯璜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有巨幅落地《迎客松》铁画屏，古松坚韧刚劲伸出巨臂，挺立于高路云端，而迎百代过客。这是以我省黄山玉屏峰旁千年迎客松为蓝图，由芜湖市工艺美术厂工艺师和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专家通力合作而成。二十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迎客松》前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友人留下多少珍贵的历史影集，铁画的独特艺术受到交口称誉。《迎客松》已成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象征。 铁画，是芜湖特有的工艺美术品。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民族工艺美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以低碳钢等金属材料冶铁锻制，吸取了我国传统国画构图和金银首饰、剪纸、雕塑工艺等特点，锻锤焊接，精工制成山水、人物、花卉、虫鱼、飞禽、走兽等。运用黑白对比、虚实结合的手法锻成，富有较强的立体感。它以挺拔豪放、刚劲有力、古朴典雅的特点独树一格。诚为陈设室内、馈赠亲友之佳品。不仅受国内欢迎，而且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诸国，誉满中外。 下面就芜湖铁画之产生、发展、衰落与振兴、提高的历程，略以言之。 “铁到芜湖自成钢” 芜湖是具有二千年历史的古城，它内濒长河（即青弋江下游），外临大江，水陆襟带，舟车辐辏，交通十分方便。“百里芜湖县，封侯自汉朝。”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年）设置芜湖县以来，一直是皖南重镇，素称鱼米之乡，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中期，在江东首屈一指的十里长街己经形成，钢铁业一度兴盛，冶炼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民间有“铁到芜湖自成钢”之谚。 相传春秋时期，吴越地方最先发明炼钢，楚国的造剑专家干将莫邪，曾经在芜湖县北赤铸山铸剑、淬剑。这里有火炉山、铁门槛、试剑石、淬剑池等遗迹。北宋诗人黄庭坚、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均相信此说，并有诗题咏。南宋时，为逃避金人祸乱，山东治铁师卜七南迁至芜湖，利用当地矿藏，开设过颇具规模的治铁作坊，今卜家店有其遗迹。卜家世代炼铁治钢，没有间断。明代中叶，卜家在县城内铁作巷（一称铁锁巷）开设钢坊，后人称为卜家院。不久，又在二街永平里、花津桥等处开设了钢坊，规模较大。卜七的后裔卜万伦技术最精，是百工中声名较著的冶铁师。这时，芜湖已形成商业城市，成化七年（公元一四七一年），朝廷在芜湖江口设立工关，崇祯元年（公元一六二八年）增设钞关。专抽竹木及船运百货税。一年税银从开始一千两增加到四万两。入清，芜湖关税银有增无已，以康熙八年（公元一六六九年）为例，常关（工关和钞关的合称）税银有十六万八千四百两。接着出现了令人注目的情况，把“铜斤脚价银”作为单项征收。时至嘉庆四年（公元一七九九年），常关增收铜斤脚价银三万三千两，几乎相当于关税收入的六分之一。县志说：“今按芜关完纳铜斤水脚向以钢为大宗。”所谓“铜斤脚价银”就是包括铜料在内的钢铁运输税。嘉庆十年芜湖关道宋镕发布了一道《贩运钢觔章程檄》说：“照得钢为芜邑土产，贩运百有余年，原无贻误。嘉庆六年，奉督抚二宪查办铁斤案内议及芜钢。”对芜钢的经营管理有了一套办法。当时，专门经营钢铁业的有“十八家铺户，”它们资本雄厚，雇有工匠。其时卜七后代卜万兴一户已屈居第九位了。可见芜湖钢铁业十分发达，竞争也很激烈。他们普遍掌握了“苏钢”的冶炼方法，而且技术水平要高于邻近地区的同业。县志云： “百工中惟铁工异于他县，居市廛冶钢业者数十家，每日须工作不啻数百人。初锻熟铁于炉，徐以生镤下之，名曰镂铁，镂饱则镤不入也。于是渣滓尽去，锤而条之成钢。其工之上者视火候无差忒，手而试其声，日：若者良，若者楛。其良者扑之皆寸寸断，乃分别为之记，檺来而授之客，走天下不訾也。”可见芜湖工匠都掌握了一套看家本领：会镂铁，去渣滓，看火色，掂分量，听声音，试硬脆，辨优劣。正是在铁工技术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于康熙年间出现了汤天池的铁画，以及后来著名于世的“三刀”（剪刀、菜刀、剃刀）。 特定的艺术环境 铁画的产生与当时芜湖特定的艺术环境有密切关系。清军入侵，义兵兴起。这时，在芜湖聚集了从各地逃避战乱和被清廷通缉的一些文士和明遗臣，有的潜依沙门，有的隐居山林，其中也有参加徽宁地区抗清活动的。如曾经史可法征聘的太平县人汤燕生、歙县方兆曾、韩铸，僧人一雨、渐江、海涛、碧澄等，他们都长于书法诗画，日以诗字相琢磨，钻研画艺，渐江为新安画派之先驱。世居芜湖的画家有姑熟派萧云从、萧一旸及萧一芸父子，还有姚宋、彭浚、刘梅江、梁璠等众多画家，一时集中于芜湖，这在芜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些诗人画家，交谊甚笃。诗名甚高的宣城人施闰章也参与其中。爱国活动家、学者顾炎武化名“蒋山佣”在南京三谒明孝陵后，也来芜湖活动过。历史激流把他们冲汇在一起，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寄情笔端，痛感战乱，宁贫守志，孤高自赏，情调苍凉；挥毫作画，多远山、淡水、怪松、奇石、老梅、修竹、秀兰、细柳之类，表现了高尚脱俗、素节不屈的情操。他们的诗、画在当时颇有影响，又身沦民间、寓居陋巷、庙…

鼎泰酱坊经营之道（《芜湖文史资料4》第00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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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10-13T20:02:04+08:00
description: 作者：市工商联供稿，许知为执笔 解放前，芜湖糟酱业有大小酱园八十多家，其中顾顺兴、刘义大、王怡太、鼎康、许永福、宏大长、永生、鼎泰等二三十家都自设作坊，自产自销，且各具特色。我们走访了当年创办鼎泰大酱坊的顾逸风，将他经营鼎泰的经验介绍如下： 一、鼎泰酱坊的开办与发展 1941年，顾逸风在南京益美酱园任副经理。一次，他同蚌埠公泰酱园、扬州何公成酱园、南京泰昌酱园三家老板谈到芜湖是大商埠，酱坊生产方式落后，产品质量不高，如能前去设点，推广扬州风味酱菜，定有发展。于是，四家集股二千担大米，推举他来芜开设鼎泰酱坊。 鼎泰开业之初，装修门面，购酱缸七百多口及生财器具，花费一千二百多担大米。开业后却受到同业排挤。经数年努力，终于独树一帜，创出“扬州风味”特色而获发展。 1956年，鼎泰酱坊以一个本店，一个分店、一处作坊（在青弋江南）的房产设备及五百担酱现货和流动资金约七百担大米，共折合四万元人民币，投入公私合营，今日芜湖市国营鼎泰酱园就是以鼎泰酱坊为基础，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而发展起来的。公私合营时，顾逸风任酱坊总店经理。 二、鼎泰经营之道一：提供优质产品 1、改进制酱工艺流程：鼎泰采用扬州制酱方法，并参考上海制酱工艺加以改进，改变芜湖老式两次发酵方式，采取勤翻拌、勤露晒、缩短生产周期，一个月酱板成熟，两个月即可制成合格的酱油，酱板便可腌制各种酱菜。因为周期短，增加了产品鲜味。此法用同样原料，较老法提高成品产量30％。照老法，一年制酱一次，即所谓夏天晒、秋天卖的“三伏秋油”，而鼎泰一年可制酱四、五次。 顾逸风说：“制酱全凭个人经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的经验是：泡黄豆，夏天六小时至八小时，冬天二十四小时，然后蒸煮，以手捏如泥为度，盛起摊匾发酵。要求菌丝饱满，勤翻勤拌降温，室温保持30℃，俟成黄绿色的“满黄”才下缸，加18度盐水。三、五天一翻缸，以便多吸氧气，加速发酵；以免排不出碳酸气，产生异味。下缸一个多星期，室温增至40一50℃。如此经过一个多月即可出酱了。 百斤酱，制上等酱油，加盐水一百二十斤；制二等酱油，加盐水一百六十斤；制三等酱油，加盐水二百斤。酱菜都先腌好，用酱板或酱油泡制三、五天就行。如酱萝下，将腌好的萝卜用酱油临时浸泡一天即可出售。质量全凭口尝、鼻嗅、眼观、手感来检验。这就要靠丰富的实践经验了。 2、选购优质原材料：鼎泰进料，大部分在近地，小部分还从扬州购买，如小黄瓜等扬州特产。黄豆都在新豆上市时购进，货多有选优余地，且价格平稳。购生姜，多在白露时赴产地选购，此时嫩姜多。秋分后购进，价虽便宜，但多为老姜。黄瓜、菜瓜、腊菜等，也见新就购进腌制，价格虽贵，却能保证鲜甜脆嫩。所以鼎泰产品质量高，慎选优质原材料是一主要因素，所制扬州十锦酱菜、虾子酱油、冬菇酱油、虾子茶干、虾子腐乳以及香醋、豆酱等等，风味独特，颇受远近顾客欢迎。 三、鼎泰经营之道二：提供优质服务 鼎泰酱坊设有门市部，另售兼批发。有一套规章制度，店员必须严格执行： 1、货真价实。酱油俗称“水当铺”，鼎泰制成的酱油决不再掺水使假，劣质酱菜也绝不上柜台。同时，定价公平合理，所以赢得顾客好评。 2、包退换。店堂贴出告白：“顾客如发现本店酱油发酸、浮沫，酱菜有霉味者，随时退换。” 3、童叟无欺。无论大人小孩、生意大小，一律热情接待，更不短斤缺两。如顾客来瓶不清洁，就代为擦洗干净，没有瓶盖的，赠送一只软木瓶塞。绝不准与顾客争争吵吵。 到1953年，该店业务在皖南各县市乡镇已发展为有批销点二百三十多个，江北各县长期前来批发的上百户。日营业额一千多元，纯利占10％。在解放后的酱坊同业中，鼎泰确是一枝独秀。 四、在管理上有一套很好的经验： 1、股东齐心，经理有权有责：俗话说：酱坊发不了大财，也亏不了大本，是个胀不死，饿不死的行业。一般说来，酱坊开业十年之后才见效益。鼎泰开业至私改时，实行经理负责制，股东一直没有分红利，也没有抽取股金，盈利都用在扩大生产上。 2、经理带头遵守店规，搞好劳资关系：鼎泰的经理同职工吃一样的伙食，除拿工资外，绝不另外开支店里一分钱，家里来人吃饭，照交餐费。对店员、工人、学徒以诚相待，遇事商量，不摆老板架子。“其身正不令而行”。 3、重视职工生活待遇：鼎泰的店员、技工、学徒的工资待遇和生活福利，均高于同行。职工平均月资一石米（老秤一百五十斤）。技工一石五斗米，经理三石米。全年不请假者，另加两个月工资，器热和寒冬两季各加发一个月工资；年终不分红，发两个月工资。这样，一年给职工发十八个月的工资。伙食一个月按十元标准，由店里无偿供应，一日三餐，两荤两素一汤，过节另外加菜。物价波动时期，就预发下个月的工资，免受涨价损失。 鼎泰开业以后，四五十个职工没有一个想走，也没有任何人被辞退。 鼎泰的经营之道虽是旧时的，但如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顾逸风曾拟将制酱技术工艺流程撰写成篇…

筹建芜湖玻璃ㄏ始末（《芜湖文史资料5》第00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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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8-19T17:41:55+08:00
description: 作者：胡光旭口述，金贰整理 编者按：光华玻璃厂的前身芜湖玻璃厂在创建初期，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一群在旧中国苦挣苦熬过来的小商业者，解放后，响应政府号召，在市工商联支持和帮助下，组织起来，白手起家，自办玻璃厂，艰苦创业，几经磨难，最终发展成一家很有规模的工业企业。 芜湖玻璃厂的创业史，在芜湖工业发展史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有着很好的教育意义。此次，在市工商联的大力支持和知情老同志的通力协作下，我们整理编发了创业初期两位老同志的回忆，以作引玉之砖。希望有更多的老同志向我们提供有关或类似的史料，支持我们将《芜湖文史资料》编得更好。正文： 退休的日子，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就动惯了手脚的人来说，显得那么漫长。然而，却使我有时间来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审视这人生路上最让我留恋的一段火热的岁月，我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力量的一个事业，那就是筹建我市第一家玻璃生产企业——芜湖玻璃厂的日日夜夜。 一 我家祖籍芜湖县、自祖父时起在县城南关开设了胡裕丰米行，经营大米买卖。三代惨淡经营，到我手上时，业务有了扩大，由单纯的经营发展到兼做加工，并与宁，沪等地的米行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买卖关系。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掠夺政策使我这小小的米行也在劫难逃，到解放前夕裕丰米行己陷入了破产的边缘。解放后，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我又重振旗鼓与几家米业同行合营，在寺关街办起了裕农米厂，由我任经理，资产约一万余元。 1953年10月，国家颁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接着开始实行国家对粮油的统购统销，计划供应。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大趋势，对于我们这些私营米业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迫使我们尽快地作出抉择。 由于我在经营裕农米厂时，按章守法，接受了党的教育，思想觉悟有较大提高，平时注意学习时事政治。因此，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颁布后，我立即召集米厂的全体股东和职工会议，请大家讨论今后的出路。 粮食统购统销、计划供应，从事私营米业的必须停业，这是勿须怀疑的。停业后，我们怎么办？是坐吃山空，等待政府和社会的统一安置？还是自己动手，为政府和社会分忧，及时地转向工业呢？当时，芜湖市的私营商业出现了“三多一少”的现象，市政府和工商联号召私营商业转营工业，走工业化的路。会上，我作为经理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我们裕农资金少，每股分摊开来只有几百元。停业后，散了伙，这点资本吃光花光今后怎么办？我主张，响应政府和工商联的号召，把资金集中起来，走转营工业的路。我的看法在股东和工人中引起了热烈地争论，尽管有些股东主张分光散伙，但大多数股东和工人都赞成我的意见。最后，我们还是决定集中资金走转营工业的路。 因芜湖工业落后，全市解放时只有“三个半烟囱”在冒烟。走转营工业的路，对于我们这些长期从事经营贸易的人来说，又谈何容易！既无经验，又没有可供学习借鉴的榜样，真是双眼一抹黑。这时，我想起了裕丰米行在宁、沪的米业同行们。那些关系户也面临着转业的形势，他们怎么干的？南京、上海是大城市，工业发达，资金雄厚，信息量大，一定有可供我们学习的转业经验。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一商量，他们觉得有道理，于是决定到南京和上海学习取经。遂由翟子绪（工会代表）和我等四人组成了转业学习小组奔赴宁，沪学习。 记得，这一次赴宁、沪时间大约在1953年11月前后。我们首先到了南京，找到了天祥米厂的周经理。后又到了上海，访问了华圣米厂的张学潮（张当时是闸北区工商联的主委）和仁裕米店的裘鸿福、裘长英父子。初步了解了他们几家的转业情况。当时，我们手头的资金少，考虑到单独转业困难，有投资于宁、沪和他们合营转业的意向。他们告诉我说，资金转出，需经当地政府和工商联的批准方可。在离沪返回的前一天，裕仁米店的裘长英在家宴请我们。裘家的私宅是一栋三层楼房。席间，我闻得楼下的噪杂声，便向主人询问。原来，裘家的一楼房间已租给了玻璃厂作仪器车间，饭后，我请裘先生陪同参观了这个车间，并有意无意地打听了一些玻璃生产的情况。谁又能想到，这偶然的一次参观，却成为我们转营制造业的一个契机。 我们一行四人返回芜湖后，立即找到了市工商联，汇报裕农转业的设想和赴宁沪学习的情况。当年接待我们的是黄梦飞主委，张台望副主委和朱传良科长。当我们反映了转业的想法后。黄、张二位主委首先肯定我们转营工业的决定是对的，同时指出，资金不能外流，应就地转业，开办工厂。我说，就地转业办厂，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黄主委当即表示，资金不是主要问题，工商联可以帮助解决。关键是转业应考虑两方面问题：一是要能解决工人就业，二是要有先进性和发展前途。 经过这一次汇报和谈话，我的眼前豁然开朗，有了政府和工商联的支持，资金问题能够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也就不在话下了。兴奋之余，上海参观玻璃厂仪器车间的一幕浮现在眼前。对，办玻璃厂，这在安徽还是个空白点很有发展前途，工艺简单，设备也不多，主要原料石英砂和煤芜湖地区也很富足…

我在芜湖玻璃厂创业的日子里（《芜湖文史资料5》第00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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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8-18T22:02:49+08:00
description: 作者：彭仁杰口述，金贰整理 芜湖玻璃厂是在1953年底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初期建立起来的、芜湖市第一家由商业资本转营工业的企业。我作为这家企业的最早筹建者，曾为它贡献了自已一生中的宝贵时间；为了它的生存、发展，我曾绞尽脑汁、节衣缩食。为此，我将终生引以为骄傲。 1953年11月，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们一批从事米粮业的商人在市工商联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始筹建芜湖玻璃厂。当时，我是西关南岸十九家私营粮店组织起来的联合粮店经理。我拿出了粮店的全部资金1.03亿旧币（今1.03万）入股办厂，与胡光旭、张振庭、范侃等组成了办厂筹备处。为学习办厂经验，我们赴上海参观。在上海，我们先后参观了胶木厂，针织厂、文具厂、玻璃厂、化工厂等企业。回芜后，我们讨论了四个办厂方案，由范侃执笔成文。在方案中，我们对办什么厂，需要多少资金、设备，解决多少劳力，进行了全面的估价。由于，我们从事米粮业的，资金少、劳力多；在转业办厂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特点。办玻璃厂，只需打造一些炉子，对资金的要求不多，又可吸收较多的劳动力。因此，我们倾向于办玻璃厂。到市工商联汇报后，立即得到了工商联领导的首肯。于是，芜湖玻璃厂筹备处的牌子就正式挂在今二街五金站的楼上。市工业局对我们办玻璃厂非常重视，特派一位名叫张明达的同志来协助我们办厂。 从经营米粮业到办玻璃厂，这中间的距离太大，我们以往的经验和知识全都没了用场所有的东西都得从头学起。芜湖又缺乏工业基础，无论是设备，技术人才还是原材料都得依靠外地，尤其是当时的工业中心上海。筹备处在讨论办厂分工时，决定由我长期驻扎上海，负责招收技术工人，采购原材料。于是，1953年12月，我再次赴沪。从此，便长期往来于沪芜之间，直至1966年6月“文革”开始。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玻璃厂从生产煤油灯座、罩起，到生产茶杯、电灯泡、保温瓶，以至各种玻璃器皿，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它所依赖的技术力量，90％以上是由我从上海网罗、吸收来的。它所需要的各种化工配料，也是由我在上海采购回来的。这里浸透了我多少心血和汗水，饱尝了多少的酸甜苦辣。 办玻璃厂离不开技术工人，那时玻璃厂的熟练技术工人主要集中于上海。玻璃厂的工人专业分工很细，厂里每增加一种新产品就得请一批技术工人。优秀的熟练的技术工人在上海也非常吃香，为了请来这些技术工人，我想了不少办法。 解放初期，上海社会上有不少待业工人。起初，我们是面向社会招收待业工人，然后经过上海市劳动局办理来芜手续。但是，一方面我们厂的发展不断需要熟练技术工人；另一方面，优秀的技工基本上都有工作。仅仅在社会上招工是不行的。因此，我来到上海市劳动局请求帮忙。当时，上海市劳动局专门设立了两个接待室，接待外地招工人员。接待我的是第二接待室（专门接待私营企业的）的欧阳杰同志。这位同志很热情，听了我的请求后，表示支持，但又强调他们的力量不够。无法具体帮忙，希望我们自己去找，只要找到合适的，有困难再来找他们。 那时，上海的各家企业管理都非常严格，上班时间不接待外人，工人不准出厂。于是我便在下班工人出厂的时间里，等待在一些玻璃厂的门前。盯上那些在我看来算是合适的工人，请到旅社洽淡。有时，还得请他们喝上两杯。这些费用在当时是无法报销的，只得从自已以前的积蓄中拿钱开销。我的工资很低，每月仅30多元，一家九口人，生活非常困难。老婆、孩子为了贴补生活，不得不帮人打草绳、搓麻线，吃了不少苦。就这样，我还得向厂里借债，直到退休时还欠厂里六百元钱。当时我只想到厂里好了，我们大家也都好了，眼下吃点亏值得。 我们在上海请工人，对上海的厂家来说显然是挖他们的墙脚。因而，不时会闹出一些矛盾来。许多工人都愿意来芜湖，可在厂长那里卡了壳。有的人干脆来个不辞而别，私自来芜湖工作。上海的一些单位对此很有意见，告到了中央。中央劳动部下文到安徽芜湖，要求送回工人。这些私自来芜的工人不得不回上海。当然，大多数工人回上海后，又经过上海劳动局的合法渠道重新来到芜湖。正是这些从上海来的优秀技术工人，奠定了我们厂的技术基础，保证了玻璃厂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在办厂的初期，采购设备和原材料的任务更为繁重。为此，有过不少周折。 解放初期，全国的玻璃生产工具基本上集中于上海制造。那时，上海有十三家专门打制玻璃生产工具的铁铺。这些生产玻璃的工具并不复杂、象吹管、剪玻璃的剪刀等，我们完全可以仿制。但是，我们厂这些上海请来的工人，使用上海产的工具己成习惯，不是上海造的不用。这就逼着我们必须从上海进设备和工县。而当时，上海人对技术保守的厉害，一下要摸清这些设备、工具的来源很困难。我只好找上海的朋友帮忙，有时请当地人代买。这就需要多花一些钱。后来，我通过发票上的印章来寻找，慢慢地摸熟了路子。买工具不仅麻烦，也很贵。一根吹管，当时在上海买要6元多钱，而我们自己买材料加工仅需3元多钱。这种状况一直…

“宣州官窑”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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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5-23T22:50:26+08:00
description: 作者：谢小成 本文原载于《芜湖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94年6月出版）在中国陶瓷史上，许多古瓷窑一直是个谜，如哥窑、官窑、汝窑、柴窑、宣州窑等等。其中关于宣州窑的有无、窑址位置、烧制时代、产品的种类、釉色及用途诸方面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更是迷雾重重。 早在清代，著名学者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一书中记载：“宣州窑，元明烧造，土埴质颇薄，色白”，认定宣州窑烧制的是质量上乘的白瓷器。民国学者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述为：“元有浮梁磁局，专掌景德镇瓷器，世称为枢府窑。而民间所造者，则有宣州、临州、南丰诸窑，然其成绩不能超过两宋也”，认为宣州窑是元代民窑。而民国时期的陶瓷学者黄矞在《瓷史》一书中却认为：“宣州瓷窑，为南唐所烧造，以为供奉之物者。南唐后主尤好珍玩。”其依据是，“邑人有刘庆者，昔从军至宁国南陵县，掘壕沟，发一古冢，系南唐保大年号砖砌者。中得一碗，上肆而下敛，作平坦势，唇缘外倚，无釉，底顽实，足亦糙，内起六棱，色卵青而微灰，碎纹如毛，近足处釉乳绀黑，若浮试以漆，苍然混玉，厚近二分，然于烈日中照之，光莹欲透。南陵古宣州域。”黄矞以南陵县古墓中出土的碗，推论宣州窑为南唐时期供御的宫窑。1950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南唐二主李景、李煜的陵墓，两墓中均出土有白资碗形器，形制为“上肆而下敛，作平坦势，”葵瓣形口，釉色白带灰或卵青色。发掘者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中分析认为，“宣州窑烧造的瓷器，黄甭看见的是一件‘色卵青而微灰’的撇口碗，怎么叫做‘色卵青而微灰’呢？‘卵青’指的是‘鸭蛋青’，鸭蛋青微带灰色，我们认为还是近于白色的。到了明代，王世贞对宣州窑有过这样一句描写：‘泻向宣州雪白瓷，’这就说明宣州窑烧造的是白瓷了。”发掘者以二陵出土的白瓷碗与黄矞所见的撇口碗相似，年代相同为据，“揣测二陵出土的白瓷可能就是宣州窑的产品。” 1955年秋，考古学者在繁昌县柯家村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影青瓷窑址，安徽省考古队于1958年对该窑址进行了试掘。发现烧造的产品种类有碗、盏、盘、碟、杯、盂、盆、壶、瓶、盒、罐、炉等，表明该窑始烧于五代，兴盛于北宋，衰败于南宋。张道宏先生在《试掘繁昌瓷窑址》报告中认为，“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可能与宣州窑有关。”1979年，安徽省博物馆又对该窑址再次进行了试掘，未正式发表试掘报告。1982年，有同志根据上述意见，把柯家村窑正式列为宣州窑作为安徽省重要名胜古迹之一收录于《中国名胜词典》。稍后，杨铎成、康诗纬先生在1982年第4期《安徽画报》上以“宁国紫砂开新葩”为题撰文报道，“在历史上，我国的陶瓷著称于世，曾出现过许多名窑，位于我省宁国县株木店一带的宣州窑就是其中之一。”经调查，株木店现为宁国县陶瓷厂所在地，确有一处大面积的古窑址，发现有明清时期的罐、壶、钵、缸等遗物。1984—1985年，李广宁先生在泾县琴溪、窑头岭一带发现了规模较大的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青瓷窑址，主要遗物有碗、盏、盘、注子、壶、钵、轮盘、砚和窑具等，在琴溪乡施窑村的虎容山坡堆积中采集到刻有“宣”字的窑具标本，在窑头岭发现有烧造细白瓷的窑址，认定此即宣州窑，“在盛产宣纸、宣笔的泾县出现一个宣州瓷窑也不是不可能的”（李广宁、董家骥《皖南瓷器考古的几点思索》）。 1986年总第6期《安徽文博》发表了安徽省博物馆王业友先生撰写的《试谈有关宣州窑问题》一文，王文以文献资料为据，结合考古资料分析，例举并否定了上述各种观点，提出了“宣州窑是明代的瓷窑”，以明代方志中有宣州“岁贡官瓶”的记载判定宣州窑“是具有官窑性质的”，窑址尚待发现，其烧造产品可能是青花瓷器，并猜测肖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带有“宣窑”款的青花盘是宣州窑瓷器。 我国著名的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曾于1973年将宣州窑归诸尚待发现的窑址之一，当他于1987年看到泾县琴溪窑的青瓷标本时，也认为是宣州窑的早期标本。 上述各家之说莫衷一是，尽管各有一定道理，对宣州窑的研究见仁见智，不无裨益，但均存在着证据不力的缺憾。直到1989年12月26日，我们在芜湖县花桥乡东门渡古窑址的调查中，发现刻印有“宣州官窑”字样的青黄釉罐底残件，才使得宣州窑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使我们有可能拨开团团迷雾，去探索困扰人们多年的有关宣州窑迷案的秘密。 芜湖县东门渡窑址是我们在1985年春季开展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当时因见遗物质地粗糙，未引起重视，仅认为是宋代一般民窑，安徽省文物局胡欣民同志和笔者曾以“芜湖县发现宋代古窑址”为题在《安徽文物工作》总第1期予以报道。几年来，我们多次调查，认识不断丰富。调查表明，该窑址为一群窑，范围包括小山、营盘山、康王山、蛤蟆地、窑头山、小竹园等6处，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窑址上几乎随处可见陶瓷片堆积，其中康王山的陶瓷片堆积厚达10余米。遗物主要有容器、动物造型、窑具、砂质碾槽、陶楼、莲花钵、舀子等，此外还发现…

浆染尚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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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5-23T22:43:19+08:00
description: 作者：沐昌根 “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这是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布衣”一节中的两句话。它记载了在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的明代，芜湖已成为中国浆染业的中心，在全国独领风骚。那时，芜湖浆染业与上海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二卅的丝织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形成为中国五大手工业专业区域。同时，芜湖也成为当时全国工商业发展比较显著的城市。 一、浆染业的崛起 明代芜湖浆染业分为浆染棉布的染布业和生产色纸的染纸业两种行业，其中染布业最为突出。在当时棉布业商人中流行一种习惯做法，即包括松江棉布在内，各地棉布商人纷纷将棉布运往芜湖染色。明代中期以前，芜湖境内已有十几家规模较小的生产青光布的染坊，产品行销全国。后因色彩过于单一，产品逐渐滞销。嘉靖年间（1522－1566年），徽商歙县岩镇人阮弼看到浆染业的发展前景，于是变卖大部分家产，来到芜湖投资兴办染色行业，经过多年发展，他所开设的染坊终于成为芜湖浆染业中最大的一家作坊，宋应星《天工开物》“布衣”一节中，称阮弼的桨染作坊为“芜湖巨店”。 《天工开物》还说：“凡布缕紧则紧，缓则脆。碾石取江北性冷质腻者（每块佳者值十余金），石不发烧，则缕紧不松泛。芜湖巨店首尚佳石”。棉布浆染质量优劣取决于碾压石料的质量，当时芜湖南荆山上有一种质腻性冷的石头，是加工浆染棉布的最佳材料。用这种石头做成碾压石来碾压浆染棉布，不但可以使染料均匀地渗透到棉布纤维之中，保持鲜艳，永不褪色，而且使棉布平整、挺括、紧密“不松泛”。阮弼凭借自己雄厚的资本，购得大量荆山石，并从江苏句容、溧水等地延请了一批技术工人从事操作，保持了浆染质量的稳定。因此，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此后，阮弼兼并了当地的一些小作坊，在芜湖设立总局，号称“芜湖巨店”，从而奠定了芜湖作为全国浆染业中心的地位。此外，阮弼又在全国交通枢纽城市设立分局，形成商业网络，把自己的产品销往全国，他本人也因此成了芜湖乃至全国商界巨擘。 当时的芜湖，除阮弼外还有10多家染坊，生意也很兴隆。众染坊皆公推阮弼为祭酒。明文学家王道昆（1525－1593年）为阮弼写的《阮长公传》（见《太函集》卷35）说：阮弼“躬力贾起芜湖，两邑交重长公，人人诵议，具曰长公长者。……转运而分给，其曹利且数倍。时购者争得采利归染人，长公复策曰：‘非独染人能白可采也’。乃自芜湖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弗省而利滋倍，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毂，遍于吴越、荆梁、燕豫、齐鲁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长公为祭酒，升降赢缩莫不受成。”这里道出了阮弼的产品畅销到江苏、浙江、湖北、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广西等地，以及他的社会影响和事业的成功。 色纸业是明代芜湖浆染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芜湖色纸业的兴盛也同阮弼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阮弼初到芜湖时首先经营的是色纸业，后来才转向浆布业。开始，他将南昌、南京等地的白纸购买到芜湖，交给刷色纸坊加工染色。随着染纸业规模的扩大，他又开始生产染料，因色纸以红色为主，他首先在芜湖创立炼制银朱的朱坊。接着又开办制造青绿色染料的铜绿坊和植物染料栽培业。其中染色炼朱的技工主要来自江苏句容、溧水，制造铜练的技术主要来自和县。阮弼在芜湖经营纸业具有规模大成本低的优势。他利用商业上的关系网和分支机构，将色纸运销到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河北等六七个省，获利丰厚，他的色纸业成为产、运、销大企业。阮弼以后，芜湖色纸业经营规模由集中走向分散，业务范围也日趋缩小，原来由徽商掌握的色纸业也逐渐转变为由技工转化而来的句容和溧水商邦所掌握。到清代乾隆年间，江苏邦籍商人在芜湖染色纸行业中已跃居主导地位。如乾隆时期，芜湖长于状元坊最古老的陈隆兴纸号和刷色纸坊，其创始人陈澍之便是从刷色纸的技工起家的句容籍人。到清末民初，由于战争，徽邦纸号和纸坊仅存祥泰一家，开设于徽州码头上首。另外有京邦张成泰、王万盛两家纸坊。染料银朱和铜绿坊也逐渐衰落。民国八年（1919年）《芜湖县志》载：“银朱为芜湖驰名物产，旧志称用石桥港水炼成。光绪初尚有朱坊一家，后遂绝迹。”“铜绿亦旧化学药品，原料用紫铜、糯米、粗糠造成。嘉（庆）道（光）时，业此者十八家，销场以染纸为大宗，次则染沙鱼皮等，行销外埠，运及关东。自洋绿入口，遂一落千丈。” 二、先进的染色技术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彰施”中叙述了染色工艺和染得色彩。在“诸色质料”中说：“布青初尚芜湖，千百年矣。”这里是讲芜湖阮弼巨店先进的浆染技术和植物染料栽培和制备技术。芜湖先进的浆染技术如何呢？“彰施”中介绍芜湖染色有28种，其中不仅有一种染料染得多种色彩的例子，而且还有一种色彩有多种配方的例子，这反映了明代芜湖染色技术的高度成就。 芜湖染色工艺主要根据所用染料种类的多寡，分成单染和复染。又根据染料色素的性质，分成酸性染色、还原染色、媒染染色和碱性染色等。 芜湖酸性染色以红花染色…

万春圩与圩田五说--附沈括《万春圩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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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5-23T22:39: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沐昌根 在我国水利工程发展史上，北宋时期芜湖县万春圩有着重要的一页。万春圩是当时江南规模最大的圩田，曾几经废建。宋代围绕着该圩兴荒废与修建，在朝野之间引起了激烈争议，“圩田五说”正是在争议过程中产生的我国古代著名的浓耕灌溉工程技术理论。这一理论对此后江南圩田的兴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直至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北宋政府鼓励圩田开发 北宋王朝建立以后，面对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土地荒芜、饥民遍野、满目疮痍、社会经济凋弊的情况，为巩固其统治，制订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奖励农耕的政策。首先，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宋大诏令集》卷182载宋太祖《劝栽植开垦诏》规定：“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宋太宗《募民垦旷土诏》规定：各州军的旷土，允许农民请佃，“便为永业”，并可免除三年租税，三年后输税十之三。太宗淳化和仁宗天圣年间，也颁布了不少鼓励农耕的优惠政策。其二，奖励垦荒有成绩的地方官员。要求地方官吏“劝课种艺”，重视兴修圩田，作为“郡县之政经”（《宋大诏令集》卷182）。到真宗时期，地方设劝农官，景德三年（1006年），诸路运使兼本路劝农使（《宋史・食货志》），对开辟荒田达万顷的官升一级。其三，为保证国家财赋来源，政府提倡兴筑圩田。北宋时，“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宗史・范祖禹传》），因此，更重视河道纵横，湖泊众多，地势低平，土地肥沃的江南“修筑圩垾堤防”，“开异沟洫”，并颁布了《管干圩岸围岸官法》（《宋会要辑稿》食货一）。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嘉祐六年（1061年），江东转运使张颙，判官谢景温力主修复芜湖县万春圩，并委派宁国县令沈披实地查勘。 二、万春圩修复与圩田五说 万春圩修筑历史悠久，10世纪前为土豪“秦氏世擅其利”（《万春圩图记》），名为秦家圩。南唐时收为官有。当时，置荆山、黄春、黄池三曹官管辖，“调其租以给赐后宫”。北宋时归属芜湖县所有，租税上缴大司农。北宋太平兴国中期（976－983年），江南大水，圩吏欧阳某护圩不谨，万春圩决口破圩，荒废达八十年之久。这期间主张修复和反对修复各执一端的争议一直未止，“有司藏其议，一车不能载”（《万春圩图记》）。沈披精水利，有吏才，他考察后，将自然地势绘画成图，回来呈报给张颙、谢景温，三人均极力主张重修万春圩，并上报朝廷，向皇上保证，修圩不成“愿重坐之”（《万春圩图记》）。 可是，修圩消息一经传出，各种非难纷至沓来，一场激烈的争辩再次展开了。反对修筑的人来势汹汹，争吵不绝，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但是，沈披并没有气馁，他理直气壮地起来辩论，将反对派意见归纳为五条，逐条加以驳斥，有名的“圩田五说”正是沈披力排众议而产生的，表达了他在水利工程学上的卓越见解。客居宁国县的沈披胞弟沈括写出了《万春圩图记》，归纳了其兄沈披驳斥反对派提出的五种不利，它的内容大略是： 第一，当夏秋汛期来临，亟需要广大湖泽，来容纳汹涌的洪峰。排去二十里的水面为圩，就会使二十里的洪水没有归宿，当上流水涨，洪峰泛滥，便会造成水灾，重修万春圩是得不偿失。第二，有的说圩的西南靠近荆山，沿着山麓来作堤坊，长江之水从山峡流过，遭到阻塞，便会直灌山东造成灾害。第三，有人认为圩水流经的地方，底下必有蛟龙潜伏，会造成圩堤的崩溃。万春圩过去的被毁，未尝不是这个缘故。第四，万春圩前身荒废以后，在这里纳租从事采茭牧养的人共有100多家，一旦恢复成圩田，他们都要失业，势必迫使他们起来反抗。第五，也有人说，圩的东南濒临大湖，堤岸不断被风浪冲击，时间久了就难以保持坚固。 针对以上五点非议，对于第一点，沈披认为这种观点没有根据。他经过勘察，发现汛期来临时水位虽高，但在圩的北界之外有丹阳、石臼等湖，延绵三四百里可容洪水。此外，当每次大水时，圩的周围也都漫衍成湖，面积象丹阳湖那样大小的不下三四个之多。何况万春圩的西面又和长江连接，划出二十里水面来恢复旧圩，这对洪水消长不会产生多大问题。 关于第二点，沈披指出：“我看到荆山之西，水流宽广不及百步，如果将圩堤岸冲着荆山折筑，这样就让出两百尺宽度，来扩大长江容量，大大减少水流的压力。万一不幸发生阻塞，障碍产生在荆山之西，水患并非来自圩田。如果在东方分出支流，便可以引导洪水渲泄，有了这些办法，也用不着顾虑了”。 第三点纯属迷信的无稽之谈。沈披对堤防崩坏的原因作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他说：堤岸易于破坏并非有什么蛟龙在作怪，其实是圩水穿堤流出，天长日久堤底会形成水潭，水潭愈来愈深，便使堤岸下塌，不值得大惊小怪。对此可以在堤岸下边筑一道复堤，引导水流流向几十步以外，然后注入江心。这样可以把水潭远移到几十步外，自然不会影响到距离较远的堤岸了。 对于第四点沈披驳斥道：圩田修复后要将其分佃给农民，让那些原来在这儿采茭牧养的农民来耕种圩田，他们乐于致业，就不会起来反抗了。 针对最后一点，沈披他说从自然条件来看，这里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