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益新公司创建始末（《芜湖文史资料1》第012篇）
作者：章向荣 一、益新创建人生平简述 益新公司创建人章维藩，字赣岑（通用幹臣），号惕斋，又号邴如，晚年自号清芬主人。原籍浙江省吴兴县荻港镇（今浙江省湖州市）。清咸丰八年（公元一八五九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诞生于山西省太原府。青年时期随父始堂老人在左宗棠部下驻节西北（贻老为左宗棠幕府一一师爷），襄理军运粮饷。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在兰州军次以军功赏授安徽怀宁（安庆）牙厘局提调（类似财税局局长）。旋以政绩卓著调升无为知州。在任六年，以处事公正，深为地方父老所称颂。后因与朝廷政见不合，被贬为宣城知县，（据作者忆述，乃父当年因“无为教案”问题，引起外国传教士交涉，清廷屈于外力而被贬官。史实待考——编者注）乃萌脱离宦海创办实业之志。因而辞官退居芜湖，着手筹建益新公司，克服重重阻力，始得开业。之后，传闻当涂县境发现铁矿矿苗，公不顾垂老之年，亲偕矿师不辞劳苦，多次前往矿区（即今马鞍山市），登山涉水，实地勘查，筹集资金，又兴办了一所当年颇具规模的宝兴铁矿公司。另广招工匠，在芜湖三街开办一家新式家具工厂，专产西式、苏式、宁波式高档家具，行销省内外，事业盛极一时。溯自公弃官创办实业，历尽艰辛，备受挫折，方庆事业初成，突于民国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因病去世，终年六十有四。旋由后人归葬杭州祖茔。公秉性刚正、豪爽，晚年受成戌变法的影响，思想趋向开明，热心地方公益，捐资育婴堂、学堂等，办理慈善文教事业，深为各界所推崇。公生三子，长子兆奎，号朗熙，公殁，继任益新、宝兴两公司总经理，一九五六年病故于南京。朗熙之孙开沅，从事教育工作，现为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近代史教授兼院长。次子兆彬，号述均，在一九二六至三七年间，主持宝兴公司。“文革”后期在上海去世。述均之子学澄，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从事面粉业有年，对面粉加工工艺有独创之处，现为中央粮食加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祖业后继且有创新，公可谓有后矣！幼子兆森号向荣，乃父殁时尚在稚年，继又丧生母，幸公之遗孀谢氏视同己出，一心抚育，在兄嫂监护之下得以成长；抗战胜利后，虽曾参与益新公司事务，但因幼失庭训，学无专长，未有建树，现已年近古稀，寄居金陵。 二、益新创业的种种遭遇 益新面粉公司创建于清末光绪十六年（公元一八九零年），原择定青弋江下游入长江口以北一带为厂址（今江边长航码头），由于清廷实行闭关锁国与愚民欺民政策，致使民间迷信积习根深蒂固，认为开设工厂安装机器将破坏“风水，竖立烟囱要用童男童女活祭。是以一时地方乡绅愚氓坚决反对建厂，于是不得不一再内移建厂基地，最终购置金马门外袁泽桥一片芦苇荒滩，始得奠基。而在土建安装快要竣工时，芜湖道道尹又以“使用机器碾米磨粉，影响本地砻坊生计”为名，不许开工。至此，骑虎之势迫使公作违心之举，改向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办理注册，还向太古洋行借来一名犹太佣工留住厂内，充作“保护伞”。几经周折，始在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开工投产。最初安装三台直径1.2公尺的石磨，以后由于面粉供不应求，改用钢磨，并另建了一幢三层面楼。营建时，曾有外籍技师临场指导，参与调试。 正在生产逐步发展之时，公司面楼不幸于宣统元年（公元一九零九年）突遭火灾，厂房和机器设备付之一炬，公司濒临破产，而公之志不稍殆，劝说家族人等倾私蓄资助（包括女眷的金银饰品全部折合银元列入公司借款，以后各自凭摺付还本息），另多方筹措，重整旗鼓，购置一套当时英国最新制造的面粉机器，并在原地重建了面楼（即今之面楼），迅速恢复了生产。劫后，资金短缺，一度兼营代客加工业务，客户中以当年两江总督周馥（人们称他为周帅）及其眷属为最，致有周帅资助益新恢复生产之传说。笔者亲闻长兄所云，益新于火灾之后，创建人原有邀约周帅增资入股之议，只因当时周帅之子周学熙先生（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已在华北开办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厂等大型企业，不欲资金分散。加之周帅与创建人既为近邻，又属知己，为避“喧宾夺主”之嫌而未果。正是由于创建人的艰辛创业，惨淡经营，益新所产“飞鹰”商标面粉畅销于长江流域以及华北各埠，被誉为全国头牌面粉。因为当年益新是芜湖最早使用机器碾米磨面的最大工厂，所以当地习惯称益新为“机器砻坊”或“大著坊”。这也就是今天芜湖“大砻坊”一地地名之由来。 三、内部分工与生产经营的变化 益新在前农商部、工商部、实业部注册为“芜湖益新米面机器公司”和“芜湖益新榨油机器公司”。以后改为“芜湖益新机器磨面碾米榨油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益新公司”。最初申报资本额纹银十万两，共有股份一千股，每股一百两（实收仅五万两，以后益新与宝兴相互调剂额未计）。当年益新大门额石刻“山辉川媚”的题字为创建人手笔，东西两侧各有中英文上述全称之长方形铜质招牌一块嵌于墙面。由于创建人系由官场转入实业界，以及封建时代的沿袭，工厂虽采用外国机器，而内部管理方法却是陈旧的。要想探述初创情景，笔者当年所闻多于所见，是以难陈全貌。现仅就追忆的零碎情况以饷读者：一九二四年以后，益新公司下设：（1）办事房。除经理章朗熙日常在此办事外，（述均业已全家出走）尚有学海（朗熙子）、李树文（朗熙内弟）以及李少文、余芷江、余幼江父子（余幼江一度受朗熙重托出任益新经理），协助办事。（2）账房间。有司账王车平及魏某负责银钱出纳；仓库保管员姚二（姚同孚堂兄）和易某共同负责面、麦以及油料、燃料、材料零件的保管收发；小麦看样及出外采购二人（原由述均主其事）；总务一人负责全厂三所厨房的管理。此外尚有零星采购一人，共约八人在此办事。（3）面楼。有技师汪应福、领班李荣智以及面、麦间技工共约二十余人，负责面粉生产。（4）修理间。领班郑怀德及车工、电工、木工、白铁工等十余人，负责机器保全检修工作。（5）店堂门市。管事老周以及员司金大力等共约十人，负责面粉零售及零星小麦收购工作。（6）木驳两艘。共有船工十余人，负责面粉出厂外销。（后裁撤）（7）分栈（店）。西门、南门各有一所，共有员司八人。（8）锅炉工。在改用马达前共有八人。（9）壮工。领班鲍顺宏，鲍绍友及其他壮工共二十余人，负责小麦进仓，面粉出厂以及厂区的清洁卫生等工作。（10）挂面制作。共有工人四人。（11）粉袋裁制。共有工人七人。（12）杂役。共有厨司、烧饭、烧水、挑水以及巡更、门卫等四十余人。此外，尚有当年由官衙跟来的衙吏如金顺、杨冰、高怀仁等七、八人。估计当年全公司共有二百人上下，在当时确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工厂。 然而，由于内部组织松散，冗员过多，浪费巨大，危机隐伏。创建人一旦去世，家庭矛盾顿时暴露。而继承主事者既欠谦让团结之雅量，又乏经营管理之才智，一味“好大”“务空”，终于导致兄弟出走，资力分散。继又发生西门分栈负责人老朱亏空贪污六千余元，无法追讨。从此周转失灵，不得不向私营钱庄挪借高利贷，饮鸩止渴，年年亏损，每况愈下。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益新负债已高达十四万元，超出全部资产。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继续经营，被迫交由债权团代表苏紫封、朱晋侯（均为当年芜湖银钱业徽帮代表人物）组织“复兴公”进厂代管，形似破产处理。直至抗战前夕，由宝兴（系益新的分支机构）拨款清偿了全部债务，益新产权始得收回。 抗日战争爆发后，淞沪局势紧张，芜湖危急，朗熙全家被迫逃奔黟县。益新一时陷于无人问事状态。此时幸有创建人遗媚谢氏老人（工人呼为：二老师太），受朗熙临行之恳托，独留厂内与老工人郑怀德、余得胜、张来轩、马兰贵等，共同守护，使益新得以未受重大损失。芜湖沦陷后，益新被日寇“华友厂”占领八年。 日寇投降后，益新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继由国民党经济部委派该部专员马奔等进厂接收。在备受其敲诈勒索之后，总算把这个“劫收”之后、设备残缺的空厂发还了业主。其后章氏积极谋划复工，在由武汉赶回的学澄（述均子）竭力抢修后，终于在一九四六年秋复工。但因抗战胜利之初，情况混乱，资金筹措既难，面粉销路又滞，复工数月又告停产。以后经由武汉福新面粉公司李国伟先生（荣德生先生之长婿，前武汉工商联主委）亲自来芜商谈承租事宜。双方签订租赁合约。由福新组织“福五公司”开始生产。到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华北相继解放。福新有意退租。当时蚌埠宝兴面粉厂厂主杨树成以为长江天险可恃，有意转移江南，主动与益新联系“合作”。只因杨氏所列条款过苛，未能谈妥。此时张治中将军长公子张一真，在其岳父扶持下（张之岳父为前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有意办厂，乃经潘维浩同志介绍与益新洽商承租。不久张以上海轻便实业公司名义与益新签订租赁协议。（详见潘维浩《回忆张一真租赁芜湖益新面粉厂的经过》一文——编者注）张并选派李乃纲、潘维浩进厂接收（实际上是由他们代表益新直接从福新手中办清交接，再录制一份目录清册交与益新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长江以北蒋军或覆灭或溃退，南京已岌发可危。张一真至此进退失据，一筹莫展；直至芜湖解放未开工。 一九四九年四月，芜湖解放之后，当时军管会领导人李步新、江靖宇、张君武等同志多次前来益新视察，并向工人及业主详细询问工厂状况，随后派军代表姜璠溪同志主持筹备开工，在益新全体工人积极努力之下，很快恢复生产。一九五零年，市人民政府将益新发还业主。继由上海粮商沈永清先生组织“益新永”与益新签立承租协议，终因沈之可调资金有限，不久“益新永”亦奄奄一息。幸赖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皖南地区的面粉生产，保证民食军需的供应，以及维持益新全体工人的生计，乃于一九五一年由皖南粮食公司将益新收购为国有，并改为国营芜湖面粉厂。从此产量倍增，厂区建设日新月异，今已列为皖南面粉工业的重要基地。 四、益新分支——宝兴铁矿公司 宝兴铁矿为益新创建人于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与上海朱志尧先生（上海求新机械厂厂主）共同创建。定名为“安徽当涂马鞍山宝兴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为银元二百万元（实收不足半数，求新约占全股三分之一，益新占三分之二）。成立之初，在芜湖、采石各设办事机构。在平岘冈等地用土法采集矿砂，藉手推翻斗矿车沿小铁道送至茅家桥，再用木驳运至采石江边转载货轮出口（主要买主是日本八幡市各钢铁厂，求新厂因宝兴矿砂含硫较多，故所用不多）。后与华北开滦煤矿签立在秦皇岛共建化铁炉合约，预计矿砂需量将激增，乃着手扩建大凹山矿，并在矿区安设吊车和铺设轻便铁道，购置火车头和车厢等。仅此即耗资近十万元。以后宝兴又与“利民”、“益华”二矿各投资五万元，将轻便铁道延伸至江边，并组成三公司共管的专用铁路管理处，负责管理矿砂运输。后因开滦爽约，矿砂积压甚多，损失很大。宝兴矿砂最初年产量不及万吨，自打凹山矿投产后，产量逐年上升，至抗战前夕，年产已逾五万吨。当年采矿工常年约有三至四百人，沿用包工包产制。除聘有矿业工程师文觉非先生主持采矿外，并在凹山设管理机构，共有办事人员数十人。此外，上海、芜湖均设有办事处。决策机构原在芜湖，后因述均接手主持，遂移上海，芜湖办事处成为后勤供应机构。宝兴兴建之初，正值欧战爆发，铁矿价格飞涨，一时盈利甚丰。战后铁砂滞销，加以经营无方，开支巨大，负债累累，一度停产。后由述均接手主持，着意整顿，渐收成效，销售逐渐回升，矿砂价格渐涨，因而产销两旺。至抗战前夕，宝兴除偿清积欠二十余万元外，并为益新结清了全部债务，确非易事。日寇投降后，宝兴为国民党经济部接收。经业主多方交涉，该部虽原则同意发还，但在所谓“敌伪增建物资”上，开价勒索过多，终未实现。直至解放后始改为“马鞍山钢铁公司”。 五、益新兴衰小议 益新创建于晚清，属全国最早采用机器制作面粉的工业之一。据无锡荣德生先生生前自述：在其未创福新面粉公司之前，曾专程至芜湖益新参观借鉴。可知益新开创当远在尔后号称中国面粉大王的荣氏福新之先。素以制造面粉机器驰誉全球的英国亨利西蒙公司年鉴中，至今尚刊有益新面楼以及安设该公司所产机器之照片，并称：益新为该公司远东第一个用户。由于创建人的卓有才略，虽备受挫折，该厂仍能屹立鸠江。无愧列为芜湖两个半烟囱之内的称号。此外，创建人复邀上海朱志尧先生集资兴创马鞍山宝兴铁矿公司；与华北开滦议定于秦皇岛共建化铁炉，真是壮志凌云，前程似锦！无奈天不假年，殊堪慨叹！从此益新每况愈下，至三十年代即已濒临破产。凡此种种，除因受当时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外，主要根源在于后人不能相互谦让，同舟共济，益以经营不当，终至产权几度旁落。此虽为创建人生前始料所不及，但亦属没落阶级富家衰败之通例。所幸昔日之益新在人民治理之下，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创建人有知，亦当含笑于地下。一九八四年八月 附录：回忆张一真租赁芜湖益新面粉厂的经过 张一真是爱国将领张治中先生的长子，曾留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归国后，于一九四八年在上海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任“上海轻便实业公司”兼“西北民生实业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嗣因所经营的出口物资货源不畅，水陆运输又时有困难，决定弃商务从事工业。其时，我系分公司业务课长。是年九月，张嘱我去芜湖、蚌埠等城市探索办厂途径。我返芜湖时，正值芜湖益新面粉厂因原租赁该厂的“福兴面粉公司”经理刘洪元无意继续经营，广告召盘。我当即与刘接触，得知益新厂设备齐全，机器完好，技工力量亦较强，只需投入原料——小麦，即可开工。根据这一信息，我即赶回上海向张面述详情。张认为现有条件可取，是办厂捷径。拟俟亲自去芜察看后，再作定夺。 九月下旬，我陪同张一真来到芜湖后，即与召盘人刘洪元面谈。刘介绍了该厂的具体情况，以及他本人不再继续经营的原委。张随即表示有意租赁继续经营。数日后，由刘陪同张和我二人往见该厂主人章朗熙老先生（其家住在厂内），双方开诚相见，谈话十分融洽；随即引导我们察看了全部粉楼、机器和动力设备，以及仓库、办公室和一些附属设施。张看后均感满意，乃决定租赁该厂独资经营。 方针既定，张乃委派李乃纲（系张的留美同学）和我二人尽快办理租赁手续，以“上海轻便实业公司”经理张一真名义与益新面粉厂厂主章朗熙签订租赁合约。合约主要内容经张本人审查同意后，于十月某日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项： 1、益新面粉厂厂主章朗熙（甲方）愿将本厂厂房、设备及有关附属设施出租给上海轻便实业公司经理张一真（乙方）全权使用。 2、自合约签订之日起，由乙方一次付给甲方租用押金一千袋面粉；并按月付给月租二百袋面粉（均按市价折款付给）。 3、甲方原有益新面粉厂老工人九十三名，由乙方全部留用。 4、厂名经甲方同意，在乙方租赁经营期内，仍沿用益新面粉厂原名。 此外，前租赁该厂的福兴面粉公司经理刘洪元，在其经营期间所购置“生财”（包括办公用具、用品、照明安装及有关生活用的各种设施等），经协商决定，按和米一百四十石折价全部转让给现租赁人张一真。 张一真付清押金、月租及转让“生财”各折价款后，于11月初开始筹备开工事宜，并聘用了各类管理人员八人，由李乃纲任厂务主任，我任营业主任，分别负责各项具体工作。 在筹备开工过程中，正当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面临土崩瓦解之时，尚未解放的芜湖及其附近地区，城乡市面萧条，无从购买小麦，该厂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延至十二月上旬，开工问题仍无法解决，乃经张一真决定暂停筹备，并派李乃纲和我二人作为厂方代表与工人代表鲍昭友、张隆玉等协商解决留用九十三名工人的生活问题。经过双方多次商讨，最终达成协议，按当时有关劳动法规规定，对留用的九十三名工人每人先发给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一俟该厂筹备成熟、开工生产时，再回厂上班。 全部工人遣散后不久，已临近解放大军渡江前夕，厂房均被国民党军队占据，开工无望。除留有两名看管厂房人员外，其余几个职员亦各自散去。张一真本人则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前夕，去台湾另行经营造漆工厂了。潘维浩，一九八四年十月
老厂焕新姿——芜湖火柴厂的创立和发展（《芜湖文史资料1》第015篇）
作者：潘维浩 清末民初，芜湖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在当时的社会潮流影响下，曾由开明士绅和地方商贾先后集资兴办一些初具规模的机器工厂。如：芜湖明远电灯公司、芜湖益新面粉公司、芜湖裕中纱厂等。兴办这些工厂，为“振兴实业，挽回利权”，起了积极作用。我省第一家火柴厂——芜湖大昌火柴公司。在1920年也应运而生。 火柴厂的创立经过 （一） 芜湖大昌火柴厂创立于1920年7月。由当时芜湖实业界闻人吴兴周发起，邀同行开明士绅濮秋丞、崔亮功、徐仕桐、张亮功、潘伯和等人，并借助于地方军政首领马联甲（皖南镇守使）、余南（芜湖县知事）的势力，集资组成大昌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吴兴周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徐仕桐任厂长。公司股金总额为银元10万元。设立大昌火柴厂经营火柴生产。产品牌名为“松老牌”安全火柴。厂址选定在芜湖东郊青弋江畔的大砻坊。建厂设计系聘请日本技师松岛主持。设计的年生产能力为安全火柴2万件（每件1440小盒）。厂房及仓库建筑面积为砖木结构2千m2；建筑形式为庙宇式。车间矮小，空气阳光不足，劳动条件差。主要生产设备有手摇式排梗机（俗称大车）4台，其他辅助设备有卸梗机三部、刷磷台一座，装盒、打包等工艺，则全部为手工操作。职工230人。1920年底试车生产。 （二） 1921年起，大昌火柴厂正式开工生产。由于管理不善，原材料供应不正常，以及技术力量不足，设备维修保养不善等因素的影响，年产量达不到设计能力2万件的要求。后经多方组织原材料，并增添排梗机6台，年产量一度达到2万件。但终因火柴质量不够稳定，浪费漏洞大，到1926年，经营亏蚀已达6万元。因此，部分股东要求退股。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冲击着军阀、官僚们的利益。一些财力较厚的股东亦不愿增资，使企业濒于停产。后经股东徐仕桐出面维持，另行集资，并将该厂改名为大昌明记火柴厂继续经营。在徐仕桐主持下，勉力维持残局约4年。在这段时间内，工人们曾因工资待遇过低，难以维持生活，要求增加工资，开展了罢工斗争。这次罢工因得到共产党员王绍虞的协助而坚持下来，经过与资本家反复较量，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由于管理不善，产品又缺乏竞争能力，以致经营情况每况愈下，职工人数逐年减少，到1931年间，仅剩下170人左右，火柴年产量一直徘徊在1一1.3万件之间，不断出现亏损局面。徐仕桐已无能为力，也无意继续维持。 1932年初，大昌明记火柴厂将要停办的消息，传到苏、沪一带号称“火柴大王”的资本家刘鸿生处，刘认为接办该厂有利于减少同行业竞争对象，即派人与徐仕桐接洽。经商定由刘将该厂厂房、设备全部承租下来，投资经营；厂名及产品牌名均保持不变。双方达成协议后，刘即接办了这个厂。在原有生产工人的安排上，保留一部分技工和操作熟练的工人，辞退一部分辅助工；另从上海迁来一部分工人，使职工人数恢复到200人以上。在刘接办的五年左右时间内，年产量始终保持在1万件的水平，形成一种维持的局面。 （三）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入侵我国。1937年12月芜湖沦陷后，日本人住野松平，韩人孔秋亭等伙同汉奸龚纶甫、郑又新等人侵占了该厂，改厂名为大昌和记火柴厂，利用原有厂房、设备继续经营。几年中，因多数工人不愿为日本人生产而陆续离厂，职工人数已减少到100人左右，年产量下降到几千件。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大昌和记火柴厂划为敌伪财产，由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建设厅接管，改名为安徽省芜湖火柴厂，产品牌名改为“长江牌安全火柴”。从而使该厂由敌伪资本转变为官僚资本。建设厅先后派秦耐寒、崔冬芳二人为驻厂专员，主管生产和经营。由于反动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得人心，生产不断下降，工人生活日益贫困，迫使多数工人陆续离厂。到解放前夕，只留下无处投奔的职工56人，主要设备排梗机只残存4台，且因产品质量低劣，销路不畅，全厂陷于停顿状态。工人流离失所。 （四） 1949年4月，芜湖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军队望风披靡，四散溃逃，大肆掠夺。坚守在该厂的52名工人奋不顾身，主动肩负护厂任务，才使残存的厂房、设备及一些原材料未遭破坏。芜湖市军管会成立后，于同年五月一日，指派张宏同志为军代表，接管了这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资本企业。从此结束了大昌火柴厂风雨飘摇的局面。 建国后的新发展 （一） 一九四九年五月军代表张宏同志接管该厂后，依靠全厂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积极协助，在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内，即顺利完成了接管的各项工作。随即组织生产、开工试车，到四九年底，已生产火柴捌仟捌佰件。五零年初，上级确定该厂隶属于“皖南企业公司”领导，并指派张宏为该厂负责人，留用人员崔冬芳为经理。按生产分工，设置理梗、排梗、油灶、药灶、烘房、拆梗、装盒、包封，以及梗片等九个部。在生产逐步恢复的情况下，职工人数到五零年末已增加到壹佰叁拾捌人，火柴年产量已增加到二万肆千叁百件，并开始盈利壹万贰千伍百元。五一年，这个厂划归“皖南公营工矿产销部”领导，同年捌月又划归“芜湖市工商局”领导。正式命名该厂为芜湖市公营火柴厂。任命陈详甫同志为厂长，王书堂同志为党内负贵人。经过整顿，进一步提高了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发挥了生产积极性，火柴年产量达到了叁万陆千肆百件，利润总额增加到陆万壹千柒百元。五二年，这个厂的组织机构进一步作了调整，加强了领导，成立了党支部，由王书堂任书记，姜溪同志为第一厂长，陈详甫同志为第二厂长，健全了工会和共青团组织、调整和充实了行政生产指挥机构，国家也拨给基建资金陆万柒千陆百元，扩建厂房、仓库、增加必要的生活设施。全厂已由接管时不足贰千平方米增加到贰千玖百贰拾平方米。这一年的火柴年产量已增加到叁万捌千件，利润总额也增加到柒万壹千捌百元。年终的职工总数已达贰百零伍人。同时，还进行了职工劳动保险登记，职工开始享受劳保待遇。 （二） 该厂在第一个五年划计期间，企业的面貌大有改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旧状态已不复存在。企业的党组织由原来的党支部扩大为党总支部，团组织也扩大为团总支部，工会组织进一步健全起来，行政管理机构也作了调整和充实，设置了制造、成品、机修三个车间。职工总数已增加到陆百贰拾贰人，主要设备如排梗机、拆梗机、油药连续机、刷磷机、理梗机、磨磷机、球磨机、以及机修通用设备等也都相应增加，基本上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国家对该厂基建投资累计为伍拾陆万贰千伍百元，全厂建筑总面积已扩大到壹万贰千玖百零伍平方米，比接管时扩大了陆倍多，这一期间，上海公私合营中国火柴厂内迁芜湖与该厂合并，改名为公私合营芜湖市火柴厂，充实了设备和技术力量，生产班次由原来一班制改为两班制。到五七年，火柴年产量迅速上升到贰拾陆万伍千贰百件，比解放初增长了叁拾点壹倍。利润总额五年累计共达一百叁拾陆万玖千肆百元。 （三） 进入五八年后的两三年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暂时出现了曲折，该厂的生产也受到了影响。这时原材料缺乏，广大职工纷纷献计献策，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及时试制成功松木梗子，解决了东北椴杨木梗枝供应中断的问题，保证了生产继续进行。这项措施虽属一时权宜之计，但对解决当时市场火柴供应奇缺，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为了彻底解决椴杨木梗支供应问题，省轻工业厅决定将屯溪梗片厂迁来芜湖并入该厂，正式设立梗片车间。并报经中央轻工业部批准，按该厂的生产计划，保证供应东北的椴、杨木材，正式开始自制椴、杨木梗枝，从而使这个厂形成为一个颇具规模、配套生产的中型火柴厂。 这一期间，该厂的隶属关系也有所变动，六一年由原属芜湖市轻工业局领导划归安徽省轻工业厅领导。厂名先后改为芜湖敦煌火柴厂、安徽省芜湖火柴厂。从五八年到六五年的八年中，最高年产量达到叁拾贰点一万件，最低为贰拾伍点玖万件。平均达到贰拾玖点陆肆万件。最高年利润为柒拾陆点捌玖万元，八年累计达到了二百捌拾二点捌捌万元，产品质量稳定在一级品标准。产品销售额已占全省销售地区百分之陆拾以上，除主要产品芜湖牌安全火柴外，还试制和生产了一部分高、中档火柴，如敦煌火柴、抗风火柴、信号火柴等品种。畅销各地，受到用户好评。 （四） 十年动乱中，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被打乱。由于该厂多数职工能以主人翁思想坚持上班生产，使火柴生产基本维持下来。在六六、六七两年里共生产了火柴贰拾伍点柒一万件，火柴质量尚能稳定。六八年以后，该厂党、政、工、团组织，以及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逐步恢复，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开展了技术革新活动，把原来的筛梗、理梗、烘干、沾油、沾药、烘干、卸梗等多道工序，改革为单机连续生产，采用了火柴自动连续机，提高了工效，降低了劳动强度，节约劳动力。使生产机械化、半自动化程度逐步得到提高。到76年火柴年产量已达到34.5万件，产品质量保持在一级品水平；试制和生产了腊梗火柴，投放市场后，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十年的利润总额累计达到451万元。 （五）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厂职工，受到了极大鼓舞。从七九年起，生产迅速上升，开始突破年产肆拾万件火柴大关，创造了历史新纪录。 进入八十年代后，该厂认真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立起全厂质量检查网，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工作，全面使用火柴自动连续机械化生产，采用上梗连续性电子自动控制；推行厂部、车间两级经济核算和百分制计奖方法，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近两年，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抓紧企业整顿工作，进一步完善经济责任制，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劳动纪律，使企业素质有所提高，经济效益明显改善。 八三年火柴产量已突破五十万件大关，盈利一百零五万元，尤以新试制的寓言牌蜡梗火柴，获得轻工业部授予优秀产品的光荣称号；黄山牌旅游火柴亦被选为我省赴港展销的产品之一。 芜湖火柴厂，现已成为我省同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全厂上下，同心同德，锐意改革，满怀信心地为实现本世纪末工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而努力。一九八四年八月
一爿百年兴隆不衰的清真老店——芜湖金隆兴牛肉馆（《芜湖文史资料1》第016篇）
作者：金仲平、程荣钧 一、创始与发展 金隆兴清真牛肉馆创于一八八〇年，迄今已有百年历史。创始人为金隆德、金遇兴父子。店号冠以金姓，取父子名字各一而组成。原址在今花津桥巷内石桥港，只有一间草房门面，规模很小，仅出售牛脯和牛杂汤，类似摊贩。由于经营得法，业务逐步发展，于一九〇〇年租赁隔壁王姓房屋一间，合并建成楼房上下两开间，经营品种新增加了牛肉面、便饭等，遂成店馆。时值芜湖米市鼎盛，十里长街商店林立，市面繁荣。金隆兴店靠近长街，生意日益兴隆，又于一九一〇年将二层楼改建为三层楼房，增售菜饭，代办筵席，尤以牛脯、红烧牛肉、牛肉面，最为味美可口，遐迩驰名。 一九二七年，金隆兴曾遭受一场火灾，死亡五人，财产损失甚巨。由于名声大，信誉好，在亲友的帮助下，于是年秋季就原址扩建三层楼房，重振旗鼓，营业范围比以前更为扩大，早上供应方糕、烧卖、牛肉锅贴、牛肉包子、牛肉面、鸡丝干丝、牛肉丝干丝、虾仁干丝等，中午和晚间供应下酒菜肴，顾客盈门，座无虚席。并代办筵席，送菜上门。 一九五四年，芜湖遭受特大水灾，店馆房屋有倒塌危险，加之市政公司扩建花津路，因而拆去原有楼房，迁中长街新址公私合营。该菜馆迄今业务仍兴隆不衰。 二、经营特点 金隆兴菜馆为什么创业以来历百年而不衰？为什么店在巷内而名扬江城？秘诀就是： （1）重视质量 金隆兴自开店以来，坚持质量第一。首先，十分讲究选料、配料。选料必须是肥壮牛肉。如买进的牛不够肥壮，则暂不宰杀，精心饲养，俟长膘后，再行宰用。所售面条都是用人工制成的碱水小刀面；牛肉制成各种食品，主料、配料要齐全。其次，十分重视烹调技术，特别注重火候刀功，咸淡味道可口。出锅菜肴，都要经厨师或店主亲尝，不符合要求，立即改进。凡质量不好的食品，坚决不准出售。例如，有一次煮了一大焖子牛肉（约一百多斤），因温度太高，揭盖烫手，厨工加上一些冷水，牛肉烧熟，店主一尝，感到肉味不正，立即追查原因，认为肉已变质，断然将一焖子牛肉倒入大河。售出食品，按价给货，不少分毫。如出售的牛肉面，有大碗、小碗之分，大碗面条足三两，小碗面条二两五钱，店主时时检查，既防止增加份量，更不准克扣短少。一般劳动人民到金隆兴吃大碗面一碗，就能果腹，真正做到物美价廉，经济实惠。 （2）讲究卫生 金隆兴十分讲究清洁卫生，店堂座位十分整洁，碗、筷、盘、碟，勤洗勤涤。还有一条特别规定：和面的、炒菜的、端菜的工人，操作时，一律不得吸烟，如有造犯，第一次，当面批评，再犯，就要解雇，毫不通融。店主认为，烟灰落在食物里，让人吃了，不仅很不卫生，有害健康，而且口含香烟接待顾客也很不礼貌。为了保证食品清洁卫生，金隆兴出售的牛肉，有好几种牛体的杂件不出售，如血槽（即下腮）、牛胎、牛鞭等，宰牛后，这些杂体一律剔出不卖。 （3）认真管理 金隆兴规模最大时，有职工三十多人，管理十分认真，井井有条。店主是全店的主管，对全店经营的各个环节，都亲自过问。大师傅是兼管人，协助店主管理营业。还有一个重要管理人员就是出纳（俗称台头），出纳坐在店门口收款，顾客吃完，堂倌（服务员）当面算帐，高声向出纳报帐，由出纳收款，丝毫不爽。从店主到所有职工，都要有好的服务态度，对顾客热情接待，来迎去送，亳不怠慢。 在金隆兴工作的职工，劳动强度较大，要求得很高，但工资待遇较好。在金隆兴工作的老职工较多，有的千一辈子。 该店牛肉食品销售量很大，每天要宰一两条牛，进货靠农村卖牛，按质定价，优质优价，一次结清付款，不压价，不欠款。农民都愿卖牛给金隆兴，因此，货源十分充足。 重视质量，讲究卫生，认真管理，是金隆兴之所以长期隆而不衰的秘诀所在，俗语说：“好酒卖深巷”，金隆兴店在巷内，誉满江城，并非偶然。一九八四年八月
作者：刘伯璜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有巨幅落地《迎客松》铁画屏，古松坚韧刚劲伸出巨臂，挺立于高路云端，而迎百代过客。这是以我省黄山玉屏峰旁千年迎客松为蓝图，由芜湖市工艺美术厂工艺师和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专家通力合作而成。二十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迎客松》前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友人留下多少珍贵的历史影集，铁画的独特艺术受到交口称誉。《迎客松》已成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象征。 铁画，是芜湖特有的工艺美术品。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民族工艺美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以低碳钢等金属材料冶铁锻制，吸取了我国传统国画构图和金银首饰、剪纸、雕塑工艺等特点，锻锤焊接，精工制成山水、人物、花卉、虫鱼、飞禽、走兽等。运用黑白对比、虚实结合的手法锻成，富有较强的立体感。它以挺拔豪放、刚劲有力、古朴典雅的特点独树一格。诚为陈设室内、馈赠亲友之佳品。不仅受国内欢迎，而且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诸国，誉满中外。 下面就芜湖铁画之产生、发展、衰落与振兴、提高的历程，略以言之。 “铁到芜湖自成钢” 芜湖是具有二千年历史的古城，它内濒长河（即青弋江下游），外临大江，水陆襟带，舟车辐辏，交通十分方便。“百里芜湖县，封侯自汉朝。”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年）设置芜湖县以来，一直是皖南重镇，素称鱼米之乡，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中期，在江东首屈一指的十里长街己经形成，钢铁业一度兴盛，冶炼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民间有“铁到芜湖自成钢”之谚。 相传春秋时期，吴越地方最先发明炼钢，楚国的造剑专家干将莫邪，曾经在芜湖县北赤铸山铸剑、淬剑。这里有火炉山、铁门槛、试剑石、淬剑池等遗迹。北宋诗人黄庭坚、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均相信此说，并有诗题咏。南宋时，为逃避金人祸乱，山东治铁师卜七南迁至芜湖，利用当地矿藏，开设过颇具规模的治铁作坊，今卜家店有其遗迹。卜家世代炼铁治钢，没有间断。明代中叶，卜家在县城内铁作巷（一称铁锁巷）开设钢坊，后人称为卜家院。不久，又在二街永平里、花津桥等处开设了钢坊，规模较大。卜七的后裔卜万伦技术最精，是百工中声名较著的冶铁师。这时，芜湖已形成商业城市，成化七年（公元一四七一年），朝廷在芜湖江口设立工关，崇祯元年（公元一六二八年）增设钞关。专抽竹木及船运百货税。一年税银从开始一千两增加到四万两。入清，芜湖关税银有增无已，以康熙八年（公元一六六九年）为例，常关（工关和钞关的合称）税银有十六万八千四百两。接着出现了令人注目的情况，把“铜斤脚价银”作为单项征收。时至嘉庆四年（公元一七九九年），常关增收铜斤脚价银三万三千两，几乎相当于关税收入的六分之一。县志说：“今按芜关完纳铜斤水脚向以钢为大宗。”所谓“铜斤脚价银”就是包括铜料在内的钢铁运输税。嘉庆十年芜湖关道宋镕发布了一道《贩运钢觔章程檄》说：“照得钢为芜邑土产，贩运百有余年，原无贻误。嘉庆六年，奉督抚二宪查办铁斤案内议及芜钢。”对芜钢的经营管理有了一套办法。当时，专门经营钢铁业的有“十八家铺户，”它们资本雄厚，雇有工匠。其时卜七后代卜万兴一户已屈居第九位了。可见芜湖钢铁业十分发达，竞争也很激烈。他们普遍掌握了“苏钢”的冶炼方法，而且技术水平要高于邻近地区的同业。县志云： “百工中惟铁工异于他县，居市廛冶钢业者数十家，每日须工作不啻数百人。初锻熟铁于炉，徐以生镤下之，名曰镂铁，镂饱则镤不入也。于是渣滓尽去，锤而条之成钢。其工之上者视火候无差忒，手而试其声，日：若者良，若者楛。其良者扑之皆寸寸断，乃分别为之记，檺来而授之客，走天下不訾也。”可见芜湖工匠都掌握了一套看家本领：会镂铁，去渣滓，看火色，掂分量，听声音，试硬脆，辨优劣。正是在铁工技术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于康熙年间出现了汤天池的铁画，以及后来著名于世的“三刀”（剪刀、菜刀、剃刀）。 特定的艺术环境 铁画的产生与当时芜湖特定的艺术环境有密切关系。清军入侵，义兵兴起。这时，在芜湖聚集了从各地逃避战乱和被清廷通缉的一些文士和明遗臣，有的潜依沙门，有的隐居山林，其中也有参加徽宁地区抗清活动的。如曾经史可法征聘的太平县人汤燕生、歙县方兆曾、韩铸，僧人一雨、渐江、海涛、碧澄等，他们都长于书法诗画，日以诗字相琢磨，钻研画艺，渐江为新安画派之先驱。世居芜湖的画家有姑熟派萧云从、萧一旸及萧一芸父子，还有姚宋、彭浚、刘梅江、梁璠等众多画家，一时集中于芜湖，这在芜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些诗人画家，交谊甚笃。诗名甚高的宣城人施闰章也参与其中。爱国活动家、学者顾炎武化名“蒋山佣”在南京三谒明孝陵后，也来芜湖活动过。历史激流把他们冲汇在一起，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寄情笔端，痛感战乱，宁贫守志，孤高自赏，情调苍凉；挥毫作画，多远山、淡水、怪松、奇石、老梅、修竹、秀兰、细柳之类，表现了高尚脱俗、素节不屈的情操。他们的诗、画在当时颇有影响，又身沦民间、寓居陋巷、庙庵，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下层社会，且以心怀亡国之痛，与士农工商四民有共同的命运。因此宁愿把作品赠送给贫民（如渐江），而对州官的索求则拒之于门外（如萧云从）。所有这些，对汤天池来说，适逢其会，正是有助于他研制铁画的社会（艺术）环境。在爱国名画家萧云从的帮助下，铁画终于能在艺苑中独树一帜，大放光彩。 谢堃《金玉琐碎・铁画》：“幼闻芜湖铁工汤鹏与萧云从邻居，暇辄观萧作画，萧恶其蠢，呵责之。汤发愤曰：‘尔谓我不知画耶？’乃锻铁作画。”《画友录》的作者黄钺，否定了谢堃的说法，他把汤、萧合作创制铁画的关系，在《汤鹏铁画歌・引言》中作了详细解说： “钱塘梁侍讲同书作汤鹏前后《铁画歌》，一时属和者甚众，顾传闻有异辞。鹏字天池，钺乡人，幼闻先大父言其事甚详。初，赁屋于先曾祖，贫甚，技也不奇，有道士乞火于炉，炉灭，诘之，曰：‘月余未锻也。’道士击其灶曰：‘今可矣！’径去。后觉心手有异，随物赋形，无不如意。第惜山水未能也，往诣萧尺木，求其稿，今所见萧画也。” 这段引言除了关于汤鹏的技艺得力于道士的神授不足信以外，其他该是可信的。原来，黄家有临街房屋出租给汤鹏，汤鹏租居时间很久，付不起房租，每到年终就以铁画抵偿，黄家因此收藏了很多灯屏烛檠。黄钺出生于乾隆十五年（公元一七五〇年）八月，家住芜湖西门外升平桥旧宅，儿时闻其祖口述，当是事实。黄钺还说，汤鹏曾经特地登门求师，终于得到萧云从的竭诚传授画艺，提供画稿。大幅铁画屏风就是萧、汤合作制成的。 铁画独有汤鹏名 汤鹏，字天池，大约生活在清初顺治到康熙年间。原籍江苏溧水县神巷村人（一说是溧水县南乡石白湖畔汤家边人）。据铁画工艺场老师傅储炎庆说：汤鹏由家乡逃荒来到芜湖，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才在一家铁作铺当上徒工，从此，以打铁为业，在芜湖定居下来。 这家铁作铺在西门铁作巷，是冶铁作坊集中的地方，离萧家巷不远，年近六十的老画家萧尺木（云从）住在这里。汤天池白天劳作，夜晚只能寄宿在城南门外老浮桥边一艘破船里，与乞丐为伍。尽管生活艰苦，对绘画却很有兴趣，常去观赏萧尺木作画，晚上就在青弋江边沙滩上用竹枝练习，经常熬夜到鸡鸣天亮方才住手。长河两岸的垂柳、芦苇，水上渔舟，水里鱼虾螃蟹，都是他的写生对象。经过长年累月的勤学苦练，初步掌握了绘画技艺。其时，西门外有一条河叫花津，水源来自西湖池和陶塘。陶塘四周有达官显贵的别墅，也有画社。汤鹏常来看画师如何作画。一次，老画师的点烛灯檠跌折，汤鹏把它修理如新，老画师很高兴。汤鹏要求学画，老画师答应了。不料连学三个晚上，汤鹏使笔总不能如意，画不成形象。老画师忍不住说了一句：“真是其笨如牛也！”个性倔强的汤鹏也火了，发话道：“我不会画呀，用铁锤打一幅给你看看！”据说，汤在陶塘边转悠了三个夜晚，思考着如何打出铁画来。他终于从红菱角得到启发，触动创作契机，偷偷地锻制成第一枚菱角，相当逼真。传说，他起初打的铁菱角丢在墙角落里，他的师傅还以为是真的，用手一抓，烫得叫起来，问汤鹏从那里学会的这个真功夫，汤随口应道：“用手捏的！”当场掐出具有两角、四角大小不等的菱角，师父大惊，以为他有一副天生“神手”。后来便有了道士吹炉火并对汤鹏的一双手吹了一口“仙气”之传说。 为了专心致志研制铁画，汤鹏满师后独立开店，在升平桥边租赁黄钺祖父的临街房屋，除了锻打农具及生活用具以糊口外，主要精力是用于锤制铁画的工艺。开始，只能锤制知了、螃蟹、柳枝、芦叶等小景物，虽然形象逼真，但不脱儿童玩具范围，缺乏艺术性。不仅价值低廉，销路也不广。这样他的生计日见窘迫。但他毫不气馁，前人歌咏他“扬锤柳下”，“解衣任槃礴”，“穷岁月事摹绘，百炼要与九朽争，”终于突破难关，技术上精益求精，提高到“攻金竟类攻皮鞣，赋形有物，无不如意”的程度。锻制动植物小景，应手而成。可是，汤鹏并不满足已得的成就，想作山水屏幛，苦不得法，心甚烦恼，最后登门向萧云从求教。那时，萧尺木已从萧家巷迁回城东梦日亭遗址附近的故宅“梅筑”园林，知汤鹏打铁画意志坚韧，乐于与他结下忘年交，共同切磋画艺。为了适合锻制成大幅山水铁画，萧云从特地运用了“减笔皴”的笔法，用以表现山石、峰峦和树身表皮的各种脉络纹理。后来黄钺题诗道：“汤亟造请遂所求，皴为减笔林不稠。寒山古寺宜深秋，间有衰柳维扁舟。请看真本铁笔遒，果与萧画无别否？”（见《壹斋集》） 铁画远传到北京，受到朝野人士的一致赞誉，乾隆时侍讲学士、著名书法家梁同书（山舟）连作前后《铁画歌》，其中有句云：“至今画手排浮萍，铁画独有汤鹏名。仙人化去神龙迎，三十六冶皆不灵。”（见《频罗庵遗集》第一卷）说明汤鹏勇于创新，有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 汤鹏铁画有四大品种 汤鹏创制的铁画，按体制和题材分，可以区分为四大品种。 第一类：尺幅小景。有兰草、松树、翠竹、老梅、荷花、豆架、瓜藤，以及雨鹭、鸣蝉、蜻蜓、飞蝶、跳蛙、游鱼、奔马……这都是画幅直径不过一尺左右的小景，嵌进红木框里，以素绢作背影（衬底），挂在粉壁上，黑白相衬，分外醒目。凡书斋客厅挂上一幅供人欣赏，更添雅兴。这一类还有仕女人物，大都是历来流行的渔、樵、耕、读和牛郎、织女、八仙过海等神话故事人物。这类作品传世较多。光绪六年（公元一八八〇年），谢堃在当涂县张瑞庚家，见到壁间悬挂铁画四幅：山水、花鸟各一，人物二幅。“肥瘦阴阳与笔画相似，款署‘汤鹏锻’三字，亦铁为之也。”（见《金玉琐碎》）今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柳蝉》、《芦蟹》都是这类作品，另有无款《竹石》一副，可能也是汤作，因年久脱落了款识。 第二类：铁画（花）灯。这种灯是用四幅或五幅、六幅精巧的铁画（花）合嵌而成，用云板（涂上云彩的木板）制成画框，或以云母装饰，镀金雕玉镶嵌，紧紧扣束。蒙上洁白如云的素绢或茧纸，中燃银烛，光彩夺目。无论是风清月白之夜，或秋雨冬雪之天，高悬一盏铁画（花）灯，颇富情趣。铁画灯既可吊挂，也可加上灯柱立于墙角，随时搬动，美观实用，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当年芜湖民间习俗，中秋节前后七日，家家户户结彩张灯，以祝延年益寿，名为挂“万寿灯。”除红烛灯笼之外，还有铁花灯，高竿挑起。悬在屋檐下庭院中，灯月交辉，分外悦目，给人们生活平添一层艺术美的光泽。 第三类：铁画屏风。屏风是室内挡风或作为障蔽的用具，通常用竹、木结构成框架，镌上木板、大理石或糊上名人字画，有四扇、六扇、八扇……之分，扣束联结，可以折叠、移动，把堂室隔成里外间。汤天池别出心裁，创制大幅山水铁画屏风，有宽广达十二折叠者，这种大幅巨制，需时非数月甚至期年，人们惊为屏风艺术中别开新生面的杰作。 第四类：铁字。这是将古代和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的手迹，正、草、篆、隶四体，尤其是行草，锻制成铁字。人们把铁字视为旷古未有的一种书法艺术。现存安徽省博物馆的一幅铁字对联：“晴窗流竹露，夜雨长兰芽”草书，苍劲洒脱，就是出于汤天池之手。此联作于“丁卯春三月”，即康熙二十六年（公元一六八七年），迄今将近三百年了，保存完好，已列为珍贵文物。 铁画创制成功，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迅速打开销路。那时芜湖市场百物俱备，著名土特产有二十二类，而铁画名列前茅。诸名家如梁同书、韦谦恒、钱萚石、谢金圃、吴杉亭、陈宝所等，纷纷作诗唱和，赞扬汤天池“炉锤之巧，前代未有，”并说：“此技亦可喻至学，研穿铁杵吾儒硎。”要学习汤天池锲而不舍的精神，读书治学，砥砺意志。 “雪摧老干撑松杉” 生活在所谓康熙盛世的一个巨匠汤天池，他的命运并不好。在那个时代，他终究不过是个社会地位低下的铁工而已。然而，汤天池铁骨铮铮，不失铁工本色，他藐视达官显贵，厌恶市侩俗儒，宁守穷困而不折腰献媚，晚年生活十分潦倒。好饮而囊空，“独怜奇技坐无穷，江天日暮酒钱空”，是诗人对他穷困生活的写照。芜湖人、国子监祭酒韦谦恒颇为之惋惜，说他的作品“传至日下可值数十缗，然性颓放，不受迫促，故卒以技穷”。他逝世后，两个孙子继承了他的技艺又传至他人。至嘉庆，芜湖铁工仿制铁画的人越来越多了。销路颇广，“四方多购之，以为斋壁雅玩。”（见嘉庆十二年重修《芜湖县志》）汤天池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文明财富。地方志书为他立了小传。 汤氏铁画技艺历代相传，使这一工艺美术品的生产不至于中断。但是，铁画生产的继续和发展，道路是曲折、坎坷的，每进一步都很艰难。许多不知名的工艺匠师，默默无闻地付出劳动，这不仅是为了个人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艺术事业。清代仁和（今杭州市）文士朱文藻对汤天池铁画叹道：“雪摧老干撑松杉，”可以借来说明芜湖铁画艺人的创造精神和铁画史的发展过程。 乾隆、嘉庆年间，芜湖工匠成批生产铁画，制作虽然不如汤天池之“神工”，但技艺水平还是较高的，“一如丹青家而无襞积皴散之迹”。（嘉庆县志）像画图一样，没有折迭绉纹、裂拆积垢、粗劣的痕迹，说明铁画的精致雅观，所以“四方远客多购之。”（同上）封建社会制度严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道光以后铁画生产日趋下降，这与芜湖钢铁业的衰落，有密切关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推向殖民地的深渊。太平军兴起，在芜湖建立地方政权十年（公元一八五一——一八六三年）之久。经过一场战乱，芜湖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经济萧条，十里长街变为瓦砾场。在所谓“同治中兴”时期，生产逐渐复苏，钢铁业“尚存炼坊十四家，均极富厚”，（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比原来减少了四大家。光绪二年（公元一八七六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芜湖辟为通商口岸以后，“洋货”大量涌进市场，芜湖手工炼钢业面临覆灭的威胁。辛亥革命后，芜湖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对炼钢业不予扶植，让它自生自灭。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县志编者对芜湖炼钢业的衰落惊呼：“自洋钢入口，渐就消灭！”这时，只有“冶坊一家，鼓铸釜甑农具及钟鼎器皿”而己；另外有“铁厂三家，修理机器，配制机件，仿造简单机器。”冶炼工业的破产，必然带来铁画生产的衰落。原有的冶坊都已歇业，幸存为数不多的铁工铺，主要是锻制刀、剪、农具、环钉之类，只有少数工匠坚持生产铁画。民国八年县志在《商业》一章里记述：“铁画虽无汤天池之神工，而衣钵传流，精巧者亦自不乏，甚至可以乱真，远方仍争购之。”这时，铁画艺人一概以汤天池的作品为样板，进行仿制汤天池的作品更日见珍贵了。某些以牟利为目的的铁工铺老板，便打出“汤天池作”的款识，冒充真品。仿制最精巧者是一个绰号黄胖子的工匠能手，他的店铺在寺码头。“结火”是他擅长的绝技。产品都是四幅挂屏，多卖予“洋关”（即外国人把持的芜湖海关）和天主堂的相公、嬷嬷.（即外国传教士、修女）。黄胖子也打铁字，原来北门花津桥“第一泉”浴室，有一副铁字对联，就是黄胖子在三十年代以一百块银圆高价卖给浴室老板，落款是汤天池，其实是黄胖子的作品。这副铁字对联一直保存到解放后，十年动乱中被砸毁了。 旧中国，封建性行帮陋规之一是：“传媳不传女。”这是为了技艺保密，保住饭碗。黄胖子不然，把技艺传给自己的独生女儿，指望招女婿进门顶香火。抗日战争爆发时，黄大姑娘逃难武汉，从此没有下落，不久，黄胖子去世，成了绝户，他的精湛“结火”技艺也绝了。比黄胖子略晚的铁画艺人只剩下几个了，他们的境遇比当年汤天池，更是每况愈下，只能流落街头巷尾磨剪镪刀糊口，最后幸存者只有唯一的老艺人储炎庆。铁画，已濒于人亡艺绝的境地。 铁树开花迎春来 新中国成立后，枯木逢春，铁画也获得新生。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扶植下，成立了芜湖市工艺美术厂，铁画老艺人储炎庆不负嘱托，继承和发展了汤天池的技艺。在“百花齐放”的方针指引下，于五六年间拿出了样品，当年八月《安徽日报》专文报导“铁画复活了！”翌年，储炎庆被推为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手工艺术老艺人座谈会。朱德委员长与储炎庆握手交谈，鼓励他说：“老储啊，穷人总是有志气的，汤天池就是一个有志气的人。汤天池的铁画好不好呢？当然好得很！但是只要我们有志气，肯努力，就一定可以超过他！”储炎庆受到很大鼓舞，他决心尽余生竭余力，为铁画工艺进行新的探索。一九五八年，《关山雪霁》、《黄山莲花峰》等作品参加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塑艺术展览会。是年九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在省博物馆欣赏了依照徐悲鸿画稿锤制的《奔马》，勉励有加。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储炎庆和一部分铁画艺人在合肥模型厂锻打铁画。国画家们纷纷提供画稿，在造型工艺技术人员的积极合作下，创作了题材多样的作品，《松鹰》、《花蝶》和《牛郎织女笑开颜》三幅，被选送到法国巴黎世界和平理事会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展出，受到国际友人的称赞，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一九六〇年夏天，朱德委员长来安徽省会合肥视察，再次接见了储炎庆，在听取了储炎庆汇报他的铁画班子以后，用手指指自己的头发，又指指储老的头发说：“老储啊，你看看，我们都老了，各项事业都该考虑考虑后继有人的问题，铁画工艺，也要好好地培养接班人啊！”储老不辜重嘱，言传身教，突破了昔日门户之见和传统观念，无保留地传授技艺。解放后新一代的铁画工艺师，如颜昌贵、张德才等，都是他一手培养的。 新社会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提供了前所末有的有利条件。储炎庆师徒和国画家、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副教授王石岑密切合作，创作了巨幅铁画《迎客松》。还根据其他画家提供的画稿，创作了《梅山水库》（又名《佛子岭水库》）和毛主席诗词手迹《沁园春・雪》等作品。这些铁画均经著名喷漆工艺师、屯溪人俞金海喷漆处理，蒙上一层薄薄的漆衣，不仅防锈，而且放出光泽。上述三幅铁画于一九六一年被选入陈列北京全国人民大会堂。储炎庆为人民作出了贡献，人民相信他，选他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芜湖铁画蜚声海内外，凡来江城的专家、学者、归国侨胞和外国友人，都以一睹铁画为快，观赏工艺流程，惊叹、钦佩劳动者的芝术创造力和坚强的意志。一九六四年五月五日，郭沫若同志特地来到芜湖市工艺美术厂参观铁画，赞不绝口：“是个创造！是个创造！”欣然题词： 以铁的资料创造优美的图画， 以铁的意志创造伟大的中华。 这是一幅行草，笔力雄健，极有气势。不久，储老把这副题词锻制成铁字书法工艺品，送给郭老，郭老说：“不敢当，不敢当。这是一件珍贵的工艺品，我个人不能接受，应该送到国家博物馆珍藏起来！”这幅珍品现存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雨过天晴，铁画茂盛 正当铁画百花争艳之时，不幸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受到无情的摧残。诬蔑铁画是“黑货”，“黑画”、“铁渣”……储炎庆遭到了批斗，罚他看大门。强令他的徒弟们全部“洗手”改行。所有铁画一扫而空。铁画艺术面临着人为的毁灭危险。 风雨过后是晴天。历史惩罚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以后，铁画又梅开二度，喜迎春来。芜湖市人民政府拨出专款新建了一座四层高的二千多平方米的工艺美术大楼。这座大楼建在风景如画的赭山公园东麓。招收了十多名新艺徒，成立了铁画技艺研究会。创制的铁画题材更加丰富多彩，艺术水平也不断提高。诸如：《蔡文姬》、《木兰从军》、《天女散花》、《西厢记》、《洛神》、《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红楼梦菊花赛诗会》等传统题材作品，被选送到北京全国旅游内销展览会展出。为毛主席纪念堂，精心制作了毛主席手书《长征》七律诗巨幅铁字。铁画展览厅一尘不染，粉墙上挂满各种规格的作品，有齐白石的《跳虾》，徐悲鸿的《奔马》，刘海粟的《松鹰》和《山水》，唐云的《螃蟹》，光元鲲的《老虎》、黄近玄的《岩鹰》，以及熊猫食竹、鱼戏水、蝶恋花、晴、雨、风、雪中的梅、兰、竹、菊、荷……反映历史、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诸内容的佳作，形神兼备，风格清新。安徽省政协副主席、著名版画家赖少其，以他特有的漆书体，撰写对联一副，锤制成铁字联：“笔墨顽如铁，金石掷有声。”过去铁画容易氧化生锈腐蚀，所以汤天池的作品传世极少。现在采取烘漆新工艺防锈处理，可保存数百年之久。一九七八年，日本著名风景画家东山魁夷赞扬说：“把铁锻成画，这是中国艺人的伟大创造。我是画家，但是我无法达到这种高超的艺术水平！”他高兴地买了《毛竹》等铁画带回国去。 自从党中央提出建设两个文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以后，铁画艺人充满信心，要为振兴中华作出新的贡献。一九八三年春，创制了大型立体铁画：①《松鹤图》（扬长胜画稿，张德才锻制），②《墨竹图》（张振家画稿，杨光辉锻制）。两幅作品均为宽1.68米，高1.42米。取意“竹苞松茂”、“松鹤延年”，象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祖国生机蓬勃繁荣昌盛的可喜景象。这两幅立体铁画，镶嵌在我省铜陵市天井公园的楼阁里。一九八三年五月，艺人们又创制了小品瓷版作为衬底，配以动物及山水等铁画小品组成。富有强烈光泽，铁画经洁白瓷板的映衬，形象突出，格外鲜明，别具情趣。既能经久、不锈，又便于保洁除尘。在形式上也是多样的，如有用正方形嵌扣的《小熊猫食青竹》，有直径不过一尺的圆形瓷版镶嵌的《斑鹿》，还有菱形的等等，均系上镀银的链子，便于悬挂。这一铁画新品种，自投放市场以来，颇受顾客欢迎。当年九月，在江苏镇江市召开的十五届全国旅游工艺品会议上，一次即销售五百八十件，一跃而为旅游工艺品的后起之秀。一九八四年春，几个青年铁画艺人发扬创新精神，研制了彩色铁画。这年七月上旬，在美国首都儿童博物馆举办了“中国芜湖铁画展览”，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新华社专发了照片，刊登于《安徽日报》（1984年7月13日）。芜湖铁画，成了沟通中外友谊的媒介。 汤天池、萧尺木、储炎庆诸前辈与有关画家、工艺匠师，对铁画的贡献，在美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抹煞的。一九八四年十月
鼎泰酱坊经营之道（《芜湖文史资料4》第005篇）
作者：市工商联供稿，许知为执笔 解放前，芜湖糟酱业有大小酱园八十多家，其中顾顺兴、刘义大、王怡太、鼎康、许永福、宏大长、永生、鼎泰等二三十家都自设作坊，自产自销，且各具特色。我们走访了当年创办鼎泰大酱坊的顾逸风，将他经营鼎泰的经验介绍如下： 一、鼎泰酱坊的开办与发展 1941年，顾逸风在南京益美酱园任副经理。一次，他同蚌埠公泰酱园、扬州何公成酱园、南京泰昌酱园三家老板谈到芜湖是大商埠，酱坊生产方式落后，产品质量不高，如能前去设点，推广扬州风味酱菜，定有发展。于是，四家集股二千担大米，推举他来芜开设鼎泰酱坊。 鼎泰开业之初，装修门面，购酱缸七百多口及生财器具，花费一千二百多担大米。开业后却受到同业排挤。经数年努力，终于独树一帜，创出“扬州风味”特色而获发展。 1956年，鼎泰酱坊以一个本店，一个分店、一处作坊（在青弋江南）的房产设备及五百担酱现货和流动资金约七百担大米，共折合四万元人民币，投入公私合营，今日芜湖市国营鼎泰酱园就是以鼎泰酱坊为基础，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而发展起来的。公私合营时，顾逸风任酱坊总店经理。 二、鼎泰经营之道一：提供优质产品 1、改进制酱工艺流程：鼎泰采用扬州制酱方法，并参考上海制酱工艺加以改进，改变芜湖老式两次发酵方式，采取勤翻拌、勤露晒、缩短生产周期，一个月酱板成熟，两个月即可制成合格的酱油，酱板便可腌制各种酱菜。因为周期短，增加了产品鲜味。此法用同样原料，较老法提高成品产量30％。照老法，一年制酱一次，即所谓夏天晒、秋天卖的“三伏秋油”，而鼎泰一年可制酱四、五次。 顾逸风说：“制酱全凭个人经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的经验是：泡黄豆，夏天六小时至八小时，冬天二十四小时，然后蒸煮，以手捏如泥为度，盛起摊匾发酵。要求菌丝饱满，勤翻勤拌降温，室温保持30℃，俟成黄绿色的“满黄”才下缸，加18度盐水。三、五天一翻缸，以便多吸氧气，加速发酵；以免排不出碳酸气，产生异味。下缸一个多星期，室温增至40一50℃。如此经过一个多月即可出酱了。 百斤酱，制上等酱油，加盐水一百二十斤；制二等酱油，加盐水一百六十斤；制三等酱油，加盐水二百斤。酱菜都先腌好，用酱板或酱油泡制三、五天就行。如酱萝下，将腌好的萝卜用酱油临时浸泡一天即可出售。质量全凭口尝、鼻嗅、眼观、手感来检验。这就要靠丰富的实践经验了。 2、选购优质原材料：鼎泰进料，大部分在近地，小部分还从扬州购买，如小黄瓜等扬州特产。黄豆都在新豆上市时购进，货多有选优余地，且价格平稳。购生姜，多在白露时赴产地选购，此时嫩姜多。秋分后购进，价虽便宜，但多为老姜。黄瓜、菜瓜、腊菜等，也见新就购进腌制，价格虽贵，却能保证鲜甜脆嫩。所以鼎泰产品质量高，慎选优质原材料是一主要因素，所制扬州十锦酱菜、虾子酱油、冬菇酱油、虾子茶干、虾子腐乳以及香醋、豆酱等等，风味独特，颇受远近顾客欢迎。 三、鼎泰经营之道二：提供优质服务 鼎泰酱坊设有门市部，另售兼批发。有一套规章制度，店员必须严格执行： 1、货真价实。酱油俗称“水当铺”，鼎泰制成的酱油决不再掺水使假，劣质酱菜也绝不上柜台。同时，定价公平合理，所以赢得顾客好评。 2、包退换。店堂贴出告白：“顾客如发现本店酱油发酸、浮沫，酱菜有霉味者，随时退换。” 3、童叟无欺。无论大人小孩、生意大小，一律热情接待，更不短斤缺两。如顾客来瓶不清洁，就代为擦洗干净，没有瓶盖的，赠送一只软木瓶塞。绝不准与顾客争争吵吵。 到1953年，该店业务在皖南各县市乡镇已发展为有批销点二百三十多个，江北各县长期前来批发的上百户。日营业额一千多元，纯利占10％。在解放后的酱坊同业中，鼎泰确是一枝独秀。 四、在管理上有一套很好的经验： 1、股东齐心，经理有权有责：俗话说：酱坊发不了大财，也亏不了大本，是个胀不死，饿不死的行业。一般说来，酱坊开业十年之后才见效益。鼎泰开业至私改时，实行经理负责制，股东一直没有分红利，也没有抽取股金，盈利都用在扩大生产上。 2、经理带头遵守店规，搞好劳资关系：鼎泰的经理同职工吃一样的伙食，除拿工资外，绝不另外开支店里一分钱，家里来人吃饭，照交餐费。对店员、工人、学徒以诚相待，遇事商量，不摆老板架子。“其身正不令而行”。 3、重视职工生活待遇：鼎泰的店员、技工、学徒的工资待遇和生活福利，均高于同行。职工平均月资一石米（老秤一百五十斤）。技工一石五斗米，经理三石米。全年不请假者，另加两个月工资，器热和寒冬两季各加发一个月工资；年终不分红，发两个月工资。这样，一年给职工发十八个月的工资。伙食一个月按十元标准，由店里无偿供应，一日三餐，两荤两素一汤，过节另外加菜。物价波动时期，就预发下个月的工资，免受涨价损失。 鼎泰开业以后，四五十个职工没有一个想走，也没有任何人被辞退。 鼎泰的经营之道虽是旧时的，但如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顾逸风曾拟将制酱技术工艺流程撰写成篇，贡献于芜湖的酱园业。遗憾的是，1990年夏，此文脱稿时，顾逸风因病逝世了。
筹建芜湖玻璃ㄏ始末（《芜湖文史资料5》第001篇）
作者：胡光旭口述，金贰整理 编者按：光华玻璃厂的前身芜湖玻璃厂在创建初期，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一群在旧中国苦挣苦熬过来的小商业者，解放后，响应政府号召，在市工商联支持和帮助下，组织起来，白手起家，自办玻璃厂，艰苦创业，几经磨难，最终发展成一家很有规模的工业企业。 芜湖玻璃厂的创业史，在芜湖工业发展史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有着很好的教育意义。此次，在市工商联的大力支持和知情老同志的通力协作下，我们整理编发了创业初期两位老同志的回忆，以作引玉之砖。希望有更多的老同志向我们提供有关或类似的史料，支持我们将《芜湖文史资料》编得更好。正文： 退休的日子，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就动惯了手脚的人来说，显得那么漫长。然而，却使我有时间来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审视这人生路上最让我留恋的一段火热的岁月，我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力量的一个事业，那就是筹建我市第一家玻璃生产企业——芜湖玻璃厂的日日夜夜。 一 我家祖籍芜湖县、自祖父时起在县城南关开设了胡裕丰米行，经营大米买卖。三代惨淡经营，到我手上时，业务有了扩大，由单纯的经营发展到兼做加工，并与宁，沪等地的米行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买卖关系。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掠夺政策使我这小小的米行也在劫难逃，到解放前夕裕丰米行己陷入了破产的边缘。解放后，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我又重振旗鼓与几家米业同行合营，在寺关街办起了裕农米厂，由我任经理，资产约一万余元。 1953年10月，国家颁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接着开始实行国家对粮油的统购统销，计划供应。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大趋势，对于我们这些私营米业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迫使我们尽快地作出抉择。 由于我在经营裕农米厂时，按章守法，接受了党的教育，思想觉悟有较大提高，平时注意学习时事政治。因此，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颁布后，我立即召集米厂的全体股东和职工会议，请大家讨论今后的出路。 粮食统购统销、计划供应，从事私营米业的必须停业，这是勿须怀疑的。停业后，我们怎么办？是坐吃山空，等待政府和社会的统一安置？还是自己动手，为政府和社会分忧，及时地转向工业呢？当时，芜湖市的私营商业出现了“三多一少”的现象，市政府和工商联号召私营商业转营工业，走工业化的路。会上，我作为经理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我们裕农资金少，每股分摊开来只有几百元。停业后，散了伙，这点资本吃光花光今后怎么办？我主张，响应政府和工商联的号召，把资金集中起来，走转营工业的路。我的看法在股东和工人中引起了热烈地争论，尽管有些股东主张分光散伙，但大多数股东和工人都赞成我的意见。最后，我们还是决定集中资金走转营工业的路。 因芜湖工业落后，全市解放时只有“三个半烟囱”在冒烟。走转营工业的路，对于我们这些长期从事经营贸易的人来说，又谈何容易！既无经验，又没有可供学习借鉴的榜样，真是双眼一抹黑。这时，我想起了裕丰米行在宁、沪的米业同行们。那些关系户也面临着转业的形势，他们怎么干的？南京、上海是大城市，工业发达，资金雄厚，信息量大，一定有可供我们学习的转业经验。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一商量，他们觉得有道理，于是决定到南京和上海学习取经。遂由翟子绪（工会代表）和我等四人组成了转业学习小组奔赴宁，沪学习。 记得，这一次赴宁、沪时间大约在1953年11月前后。我们首先到了南京，找到了天祥米厂的周经理。后又到了上海，访问了华圣米厂的张学潮（张当时是闸北区工商联的主委）和仁裕米店的裘鸿福、裘长英父子。初步了解了他们几家的转业情况。当时，我们手头的资金少，考虑到单独转业困难，有投资于宁、沪和他们合营转业的意向。他们告诉我说，资金转出，需经当地政府和工商联的批准方可。在离沪返回的前一天，裕仁米店的裘长英在家宴请我们。裘家的私宅是一栋三层楼房。席间，我闻得楼下的噪杂声，便向主人询问。原来，裘家的一楼房间已租给了玻璃厂作仪器车间，饭后，我请裘先生陪同参观了这个车间，并有意无意地打听了一些玻璃生产的情况。谁又能想到，这偶然的一次参观，却成为我们转营制造业的一个契机。 我们一行四人返回芜湖后，立即找到了市工商联，汇报裕农转业的设想和赴宁沪学习的情况。当年接待我们的是黄梦飞主委，张台望副主委和朱传良科长。当我们反映了转业的想法后。黄、张二位主委首先肯定我们转营工业的决定是对的，同时指出，资金不能外流，应就地转业，开办工厂。我说，就地转业办厂，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黄主委当即表示，资金不是主要问题，工商联可以帮助解决。关键是转业应考虑两方面问题：一是要能解决工人就业，二是要有先进性和发展前途。 经过这一次汇报和谈话，我的眼前豁然开朗，有了政府和工商联的支持，资金问题能够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也就不在话下了。兴奋之余，上海参观玻璃厂仪器车间的一幕浮现在眼前。对，办玻璃厂，这在安徽还是个空白点很有发展前途，工艺简单，设备也不多，主要原料石英砂和煤芜湖地区也很富足，又能解决多人就业。于是，我把筹办玻璃厂的想法向市工商联的负责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很感兴趣表示大力支持。黄主委还特地嘱咐我在粮食业中带个头，把大家串联起来，争取更多的人联营。 二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芜湖玻璃厂筹备处的牌子终于挂在了二街木器店后面的碾米公会门上。筹备处由工人代表翟子绪、方兴平、樊仲孚和粮食业中的四家股东：米店的张振庭联合粮行的彭仁杰，万隆丰米行的范侃和我等人组成。市工商联派了朱传良科长亲自协助我们的筹备工作。 当时，我们这一批从事玻璃厂筹备工作的人，都是做粮食生意的，在机械设备、技术方面知之甚少。上玻璃厂，牵涉到设备安装，机械维修以及专业生产技术的学习等问题。完全是外行不行。左思右想，我想到了一位老朋友夏之时。夏居住在牛奶坊一号。解放前曾学徒于宁波人在芜开设的福记恒机器厂——一家轮船修理厂，从福记恒出师后，自己在四明路（今人民路）一带开设了兴艺机器厂。我裕丰米行的柴油机就是从兴艺购买的。因此，我们既是老朋友，又是关系户。解放后，夏的兴艺停办了，自己受聘于二街的高升车行。于是，我推荐了夏之时。筹备处决定由翟子绪和我等三人登门邀请夏出山相助。夏虽已在高升车行工作，但经不住我们的一再请求，遂辞去原职，被聘为我们的机械总负责。 为了尽快地上马，我们决定再赴宁沪购置设备，招聘技术人员。大约在1954年初，我和樊仲孚、张振庭、彭仁杰、范侃、夏之时等前往宁、沪，朱传良科长亦随同前往。到了南京我们联系参观了几家玻璃厂，结识了玻璃生产的技术人员朱以竞。我们有意聘朱以竞为工程师，朱提出要有南京方面的担保人，我便请了南京天祥米厂的周经理出面，非常隆重地在南京新街口大三元酒家签定了聘请合同书。紧接着，朱师傅又为我们请来了一位姓吉的师傅。想当年，我们在南京聘请技术人员声势造得很大。一时间，芜湖要办玻璃厂的消息不胫而走，生产玻璃的技术工人纷纷找上门来。这消息也传到了上海。我们到达上海，在大中华饭店刚刚住下，一些吹大、小灯泡和做杂贷的技术工人便找来了，表示愿意到芜湖工作。搞玻璃配料的康太阶就是在上海聘请的。 在上海，我用了大量时间跑玻璃厂，把别人不用的旧模具象收破烂似的收购来，如三分五分煤油灯罩、大、小方瓶、大小圆瓶、六角瓶、昆瓶、糖缸、大小桅灯、煤油灯座等等杂货器皿的模具，买来后，我立即动手将其洗净擦干，以便运回家就能用。我又到王发记模具厂订购了一批新模具，并购买了生产上用的烘口机，刨口机等等。经过紧张的奔走洽淡，于农历腊月28，我们满载而归，返回芜湖家中。 由于我们光华玻璃厂是全市第一家由商业转营工业的企业，市政府十分重视，派遣了由张明达为组长的工作组帮助我们的建厂工作。我们筹备处的分工是：张振庭任代理经理，范侃和我负责生产和总务，彭仁杰负责采购，刘学东为会计，方行平、翟子绪、范仲孚为工会代表，刘承余是团员代表，夏之时负责机械设备。 我们在库子街选定了最初的厂址。五四年春节一过，我们就开始打炉子、做烟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建厂工作中去了。那时，我们参加建厂进行的都是义务劳动，大家不分昼夜，不计报酬，干得很热火。那情景、那干劲，至今仍使我激动不已，难以忘怀。记得，夜晚需要有人值班，我二话不说将铺盖一卷搬到厂里去住，每星期回家一次，就这样，我们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便顺利地投产了。 正式生产后，根据市政府和市工商联的评定，转业人员工资每月为卅万元旧币，当时流传一童谣：“投资玻璃厂，干不干卅万”。外地聘请的技术工人则每月工资一百万元旧币，二者相差三、四倍。对此，我们是有些看法的。但大家还是同心协力，一心一意办好工厂。我们厂开始生产的是三分、五分煤油灯罩和马灯灯罩，产品十分畅销，产品一出炉，便被抢一空。 三 正当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开拓前进的时候，一场多年未遇的大水向我们冲来。芜湖玻璃厂和全市人民一起经受了来自大自然的严峻考验。库子街被大水淹没了，厂房垮了，生产停了。刚刚诞生一百多天的年轻的工业企业能否坚持下去，战胜灾害。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此时，党和政府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作为全市第一家转营工业的企业，政府要求我们只准成功，不许失败，要尽快地战胜灾害，把玻璃厂的牌子高高地竖起来。政府指示银行给予贷款支持，号召动员其它行业向玻璃厂转业投资。 旧的厂房冲垮了，市政府给我们规划选定了卜家山——这块很有发展余地的地区，建造新的厂房。当时的卜家山是一片荒山秃丘，到处是坟墓，只有几亩熟地，归陶代玉和周维达家所有，陶家以地代资入股，周家则把地卖给了厂里，由其子带钱入厂就业。 扩建新厂的工程困难而繁重。我们的临时办公地点就设在陶代玉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厂房、食堂、老虎灶等，急需要建筑材料。为了给厂里节省开支，我曾顶着滚滚的浪涛在南关的大水中捞起了不少木料和砖瓦。要重建新厂，经济十分困难，上海技工的工资还靠二街银行的贷款支付，本市的工人只能发少量的生活费。要渡过难关，必须尽快地投入生产。我们分工负责，夏之时打造烟囱和炉子，安装设备，我们则开山迁坟填塘造房，全厂工人积极性都很高，在很短的时间里，新的厂房造起来了，生产重新开始了。重新生产后，产品的品种，规格都增加了，在原先生产的煤油灯罩的基础上，开发生产了茶杯、油灯、各种玻璃瓶等等。产品由市中百站包销。从此，芜湖玻璃厂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一步一步地成长了起来，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光阴荏苒，转眼卅八年过去了。我已逾花甲之年。可那筹建芜湖玻璃厂的如火如茶的岁月却恍若昨天。对曾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和精力的光华玻璃厂，我怀着无限的眷恋和祝愿。祝愿光华玻璃厂，在振兴芜湖经济的历史进程中，如日月永放光华！
我在芜湖玻璃厂创业的日子里（《芜湖文史资料5》第002篇）
作者：彭仁杰口述，金贰整理 芜湖玻璃厂是在1953年底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初期建立起来的、芜湖市第一家由商业资本转营工业的企业。我作为这家企业的最早筹建者，曾为它贡献了自已一生中的宝贵时间；为了它的生存、发展，我曾绞尽脑汁、节衣缩食。为此，我将终生引以为骄傲。 1953年11月，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们一批从事米粮业的商人在市工商联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始筹建芜湖玻璃厂。当时，我是西关南岸十九家私营粮店组织起来的联合粮店经理。我拿出了粮店的全部资金1.03亿旧币（今1.03万）入股办厂，与胡光旭、张振庭、范侃等组成了办厂筹备处。为学习办厂经验，我们赴上海参观。在上海，我们先后参观了胶木厂，针织厂、文具厂、玻璃厂、化工厂等企业。回芜后，我们讨论了四个办厂方案，由范侃执笔成文。在方案中，我们对办什么厂，需要多少资金、设备，解决多少劳力，进行了全面的估价。由于，我们从事米粮业的，资金少、劳力多；在转业办厂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特点。办玻璃厂，只需打造一些炉子，对资金的要求不多，又可吸收较多的劳动力。因此，我们倾向于办玻璃厂。到市工商联汇报后，立即得到了工商联领导的首肯。于是，芜湖玻璃厂筹备处的牌子就正式挂在今二街五金站的楼上。市工业局对我们办玻璃厂非常重视，特派一位名叫张明达的同志来协助我们办厂。 从经营米粮业到办玻璃厂，这中间的距离太大，我们以往的经验和知识全都没了用场所有的东西都得从头学起。芜湖又缺乏工业基础，无论是设备，技术人才还是原材料都得依靠外地，尤其是当时的工业中心上海。筹备处在讨论办厂分工时，决定由我长期驻扎上海，负责招收技术工人，采购原材料。于是，1953年12月，我再次赴沪。从此，便长期往来于沪芜之间，直至1966年6月“文革”开始。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玻璃厂从生产煤油灯座、罩起，到生产茶杯、电灯泡、保温瓶，以至各种玻璃器皿，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它所依赖的技术力量，90％以上是由我从上海网罗、吸收来的。它所需要的各种化工配料，也是由我在上海采购回来的。这里浸透了我多少心血和汗水，饱尝了多少的酸甜苦辣。 办玻璃厂离不开技术工人，那时玻璃厂的熟练技术工人主要集中于上海。玻璃厂的工人专业分工很细，厂里每增加一种新产品就得请一批技术工人。优秀的熟练的技术工人在上海也非常吃香，为了请来这些技术工人，我想了不少办法。 解放初期，上海社会上有不少待业工人。起初，我们是面向社会招收待业工人，然后经过上海市劳动局办理来芜手续。但是，一方面我们厂的发展不断需要熟练技术工人；另一方面，优秀的技工基本上都有工作。仅仅在社会上招工是不行的。因此，我来到上海市劳动局请求帮忙。当时，上海市劳动局专门设立了两个接待室，接待外地招工人员。接待我的是第二接待室（专门接待私营企业的）的欧阳杰同志。这位同志很热情，听了我的请求后，表示支持，但又强调他们的力量不够。无法具体帮忙，希望我们自己去找，只要找到合适的，有困难再来找他们。 那时，上海的各家企业管理都非常严格，上班时间不接待外人，工人不准出厂。于是我便在下班工人出厂的时间里，等待在一些玻璃厂的门前。盯上那些在我看来算是合适的工人，请到旅社洽淡。有时，还得请他们喝上两杯。这些费用在当时是无法报销的，只得从自已以前的积蓄中拿钱开销。我的工资很低，每月仅30多元，一家九口人，生活非常困难。老婆、孩子为了贴补生活，不得不帮人打草绳、搓麻线，吃了不少苦。就这样，我还得向厂里借债，直到退休时还欠厂里六百元钱。当时我只想到厂里好了，我们大家也都好了，眼下吃点亏值得。 我们在上海请工人，对上海的厂家来说显然是挖他们的墙脚。因而，不时会闹出一些矛盾来。许多工人都愿意来芜湖，可在厂长那里卡了壳。有的人干脆来个不辞而别，私自来芜湖工作。上海的一些单位对此很有意见，告到了中央。中央劳动部下文到安徽芜湖，要求送回工人。这些私自来芜的工人不得不回上海。当然，大多数工人回上海后，又经过上海劳动局的合法渠道重新来到芜湖。正是这些从上海来的优秀技术工人，奠定了我们厂的技术基础，保证了玻璃厂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在办厂的初期，采购设备和原材料的任务更为繁重。为此，有过不少周折。 解放初期，全国的玻璃生产工具基本上集中于上海制造。那时，上海有十三家专门打制玻璃生产工具的铁铺。这些生产玻璃的工具并不复杂、象吹管、剪玻璃的剪刀等，我们完全可以仿制。但是，我们厂这些上海请来的工人，使用上海产的工具己成习惯，不是上海造的不用。这就逼着我们必须从上海进设备和工县。而当时，上海人对技术保守的厉害，一下要摸清这些设备、工具的来源很困难。我只好找上海的朋友帮忙，有时请当地人代买。这就需要多花一些钱。后来，我通过发票上的印章来寻找，慢慢地摸熟了路子。买工具不仅麻烦，也很贵。一根吹管，当时在上海买要6元多钱，而我们自己买材料加工仅需3元多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才逐步由自己加工取代了购买。 大约在1955年，我们厂开始上保温瓶胆。生产瓶胆所需的化工原料，必须从上海进，如抽真空缸所需的五氧化二磷，瓶胆镀银配方中的苛性钠。记得，为买这两种原料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那时，上海请来的技术工人，都是学徒出身，文化水平低，对生产保温瓶胆所需的化工原料，只知俗名、不知学名。抽真空缸用的五氧化二磷，他们称之为空气粉；苛性钠则呼之为“条子烧碱”。起初，我按照他们告诉我的这些俗名，在上海到处找，跑遍了无数家门市部，就是买不到。厂里开工造瓶胆的准备已经就绪，只欠这种“空气粉”，急得我象热锅里的蚂蚁。突然，我想到何不请工人们找一两只空气粉的空瓶呢？空瓶子有商标，不愁买不着。果然，通过这个办法很快解决了问题。 寻找“条子烧碱”的情况也是如此。保温瓶胆的镀银工序等着“条子烧碱”来配方，可我在上海买不到。回到厂里，厂长兼书记张千群责怪我延误了工作。这时，一位曾在灯泡厂干过的工人李祥生提出，也可以用普通烧碱替代。我们决定利用晚上时间试验。当晚，张厂长、李祥生和我三人来到配料房。谁知，配料工匡正广锁了配料房的门，带走了钥匙。张厂长十分气愤，叫砸了门锁。试验很成功，用普通烧碱加入到配方中，很顺利地完成了镀银工序。第二天，老匡大为光火，狠狠发了一通牢骚。想想当时，老匡也有他的苦衷。他是个有脸有面的技术工人，若是普通烧碱配方一旦失败，他的脸往那里放。用普通烧碱代替总非长久之计。后来，我想法弄到了“条子烧碱”的废瓶，终于弄清了它的学名，买回了苛性钠这一原料。 耐火砖是玻璃厂打造炉子的必需材料，50年代，耐火砖作为国家的统配物资，由中央物资局统一调配。当时，我们玻璃厂就是全省的耐火砖需求大户。1958年“大跃进”开始，对耐火砖的需求量陡然猛增。那年，国家物资局拨给我省轻工厅的耐火砖为120吨，指定分配给蚌埠和芜湖两家玻璃厂，我厂为50吨。而这50吨打造一个炉子还不够。根据当时我厂的需要来看，尚缺250吨耐火砖。我厂的定点供应厂家是青岛耐火材料厂。在北京召开的物资调拨会上，我认识了这家耐火材料厂的会计科科长。我向他诉说了我厂的困难，请他帮忙在计划外补上这个缺口。这位科长非常爽快，当即表示可以按跃进（即超产）产量供应我们计划外产品250吨。但必须经过山东省冶金厅盖章批准。会后，我便赶赴济南。可是，对省厅的情况，我是两眼一摸黑毫无把握。正巧，途中与潍坊市一家大型机械厂的张姓科长邂逅，互相攀谈起来，颇为投机。张告诉我，他在冶金厅是熟门熟路，主动愿意陪我办理此事。果然，省冶金厅一关顺利通过。 此时，我市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全民大办钢铁的高潮出现后，如林的小高炉急需大批耐火砖。于是，市里找到玻璃厂，并将张干群厂长调到光华炼铁厂担任厂长。这样一来，玻璃厂的耐火砖大批地用于造高炉。耐火砖的需求再度出现大的缺口。我再次赴青岛，找到耐火材料厂，多方疏通关系。终于在计划外又追加了450吨，一共搞了700吨计划外耐火砖。经过青岛四方车站同志的热心帮助，搞到车皮，及时运回芜湖，解决了市里的需要，为此，我受到了市里的嘉奖，获得了特别奖。 也就是在那年的“大跃进”中，我们玻璃厂的双飞粉使用殆尽，一下又弄不到，厂里的生产受到影响。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突然，我想起在办联合粮店时作为废料处理了的20吨双飞粉，可加以利用。于是，我便带人将之从地下挖了出来，无偿地献给了厂里。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如今的光华玻璃厂已挺立于江城实业的前列，扬名于江淮大地我希望今天的人们，不要忘记昔日创业的艰辛，珍惜我们的企业，继续使之发展、壮大。
作者：谢小成 本文原载于《芜湖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94年6月出版）在中国陶瓷史上，许多古瓷窑一直是个谜，如哥窑、官窑、汝窑、柴窑、宣州窑等等。其中关于宣州窑的有无、窑址位置、烧制时代、产品的种类、釉色及用途诸方面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更是迷雾重重。 早在清代，著名学者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一书中记载：“宣州窑，元明烧造，土埴质颇薄，色白”，认定宣州窑烧制的是质量上乘的白瓷器。民国学者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述为：“元有浮梁磁局，专掌景德镇瓷器，世称为枢府窑。而民间所造者，则有宣州、临州、南丰诸窑，然其成绩不能超过两宋也”，认为宣州窑是元代民窑。而民国时期的陶瓷学者黄矞在《瓷史》一书中却认为：“宣州瓷窑，为南唐所烧造，以为供奉之物者。南唐后主尤好珍玩。”其依据是，“邑人有刘庆者，昔从军至宁国南陵县，掘壕沟，发一古冢，系南唐保大年号砖砌者。中得一碗，上肆而下敛，作平坦势，唇缘外倚，无釉，底顽实，足亦糙，内起六棱，色卵青而微灰，碎纹如毛，近足处釉乳绀黑，若浮试以漆，苍然混玉，厚近二分，然于烈日中照之，光莹欲透。南陵古宣州域。”黄矞以南陵县古墓中出土的碗，推论宣州窑为南唐时期供御的宫窑。1950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南唐二主李景、李煜的陵墓，两墓中均出土有白资碗形器，形制为“上肆而下敛，作平坦势，”葵瓣形口，釉色白带灰或卵青色。发掘者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中分析认为，“宣州窑烧造的瓷器，黄甭看见的是一件‘色卵青而微灰’的撇口碗，怎么叫做‘色卵青而微灰’呢？‘卵青’指的是‘鸭蛋青’，鸭蛋青微带灰色，我们认为还是近于白色的。到了明代，王世贞对宣州窑有过这样一句描写：‘泻向宣州雪白瓷，’这就说明宣州窑烧造的是白瓷了。”发掘者以二陵出土的白瓷碗与黄矞所见的撇口碗相似，年代相同为据，“揣测二陵出土的白瓷可能就是宣州窑的产品。” 1955年秋，考古学者在繁昌县柯家村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影青瓷窑址，安徽省考古队于1958年对该窑址进行了试掘。发现烧造的产品种类有碗、盏、盘、碟、杯、盂、盆、壶、瓶、盒、罐、炉等，表明该窑始烧于五代，兴盛于北宋，衰败于南宋。张道宏先生在《试掘繁昌瓷窑址》报告中认为，“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可能与宣州窑有关。”1979年，安徽省博物馆又对该窑址再次进行了试掘，未正式发表试掘报告。1982年，有同志根据上述意见，把柯家村窑正式列为宣州窑作为安徽省重要名胜古迹之一收录于《中国名胜词典》。稍后，杨铎成、康诗纬先生在1982年第4期《安徽画报》上以“宁国紫砂开新葩”为题撰文报道，“在历史上，我国的陶瓷著称于世，曾出现过许多名窑，位于我省宁国县株木店一带的宣州窑就是其中之一。”经调查，株木店现为宁国县陶瓷厂所在地，确有一处大面积的古窑址，发现有明清时期的罐、壶、钵、缸等遗物。1984—1985年，李广宁先生在泾县琴溪、窑头岭一带发现了规模较大的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青瓷窑址，主要遗物有碗、盏、盘、注子、壶、钵、轮盘、砚和窑具等，在琴溪乡施窑村的虎容山坡堆积中采集到刻有“宣”字的窑具标本，在窑头岭发现有烧造细白瓷的窑址，认定此即宣州窑，“在盛产宣纸、宣笔的泾县出现一个宣州瓷窑也不是不可能的”（李广宁、董家骥《皖南瓷器考古的几点思索》）。 1986年总第6期《安徽文博》发表了安徽省博物馆王业友先生撰写的《试谈有关宣州窑问题》一文，王文以文献资料为据，结合考古资料分析，例举并否定了上述各种观点，提出了“宣州窑是明代的瓷窑”，以明代方志中有宣州“岁贡官瓶”的记载判定宣州窑“是具有官窑性质的”，窑址尚待发现，其烧造产品可能是青花瓷器，并猜测肖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带有“宣窑”款的青花盘是宣州窑瓷器。 我国著名的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曾于1973年将宣州窑归诸尚待发现的窑址之一，当他于1987年看到泾县琴溪窑的青瓷标本时，也认为是宣州窑的早期标本。 上述各家之说莫衷一是，尽管各有一定道理，对宣州窑的研究见仁见智，不无裨益，但均存在着证据不力的缺憾。直到1989年12月26日，我们在芜湖县花桥乡东门渡古窑址的调查中，发现刻印有“宣州官窑”字样的青黄釉罐底残件，才使得宣州窑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使我们有可能拨开团团迷雾，去探索困扰人们多年的有关宣州窑迷案的秘密。 芜湖县东门渡窑址是我们在1985年春季开展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当时因见遗物质地粗糙，未引起重视，仅认为是宋代一般民窑，安徽省文物局胡欣民同志和笔者曾以“芜湖县发现宋代古窑址”为题在《安徽文物工作》总第1期予以报道。几年来，我们多次调查，认识不断丰富。调查表明，该窑址为一群窑，范围包括小山、营盘山、康王山、蛤蟆地、窑头山、小竹园等6处，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窑址上几乎随处可见陶瓷片堆积，其中康王山的陶瓷片堆积厚达10余米。遗物主要有容器、动物造型、窑具、砂质碾槽、陶楼、莲花钵、舀子等，此外还发现北宋铜钱，在康王山脚下的东门渡粮站发现半截雕刻有阴文“元祐六年（1091）”字样的青石条，其中“元”字的两横已残缺。尤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二十多件刻有“宣州官窑”阴文楷书戳记的罐底残件。戳记位于腹壁近底处，外套长方框线，长5.8厘米，宽1.5厘米。在一些匣钵及窑柱上发现刻划有阴文楷书、行书、草书文字20余种，如施、章、黄、高、韦、喻、黄旬、高岫、费升、姚七、吴廿二、西包、惠记、O、襅、岘、工、又罕、O维、佛家平O”等，文字内容涉及窑工姓氏、数目、吉语等方面。遗物胎质粗糙坚硬，叩之铿然，胎色分青灰，灰黑、铁红几种，釉色有青灰、青黄、姜黄、酱黄、青黑、黑色几种，色泽不纯。多施半釉，下腹普遍有流挂现象。 从窑址的分布及烧造时代来看，该窑场有着明显的分工，不同的地点烧造的器物各有不同。如蛤蟆地一带发现的形制不一的酱黄、酱黑釉瓷钵、盆类，均为敛口、直口，斜腹壁，大平底或饼型底，底内外均有一圈13—15个圆圆的托珠痕，是中晚唐及五代时的习见之器。在康王山、营盘山的瓷片堆积中，多见青灰和青黄釉的短圆流执壶、四系大罐、双系小罐等，均按扁平把、扁圆系，具有宋代特征。小山、窑头山多见夹砂胎的青黄釉大缸，时代同于康王山。小竹园自然村落多见表面仅施一层浅黄色化妆土的双系罐及小口陶瓶等，时代稍晚。全面分析判断，该窑的烧造时代是唐代中晚期至宋代，没有发现更晚的瓷片堆积。 发现了“宣州官窑”的款识后，笔者曾撰文《“宣州官窑”今何处——谈对东门渡窑址的重新认识》，刊载于芜湖县历史学会会刊《鸿兹史苑》第四期上，提出东门渡窑址就是宣州窑址的观点。随后，在1990年12月安徽省第七次考古学年会即安庆会议上，笔者在大会发言中重点介绍了芜湖县东门渡窑址发现“宣州官窑”款识的情况，引起与会陶瓷专家及学者的极大兴趣。省文物志稿编辑张宏明同志当即约稿，并亲自踏勘窑址。笔者应约撰写《芜湖县东门渡唐宋陶瓷窑址的调查——兼议“宣州官窑”》一文，后发表于1991年第2期《东南文化·安徽文化专号》上。该文在提交调查报告后，分析认定东门渡窑就是宣州窑，指出东门渡地区含有丰富的陶土和燃料，濒临古丹阳湖，处于连接长江和太湖的古中江水道上，水运条件十分便利，构成了宣州窑形成发展的必备条件。揣测该窑烧造的产品与当地发达的酿酒业和盛产名茶有关，地方官府在专营盐铁酒类的同时，也将酒具专营生产。例举方志所载王政在东门渡附近写有“古驿青留官廨树，行厨碧洗定窑瓷”诗句，诠释“泻向宣州雪白瓷”诗句，认为宣州白瓷是大量外运来销的定窑白瓷。 无独有偶，在这一期《东南文化》正在排印尚未出书的时候，即1991年3月中旬，在合肥市阜阳南路的拓宽工地上，距地表1.5米深处发现了一处陶瓷器窖藏，内整齐堆放有三四百只青黄釉与酱黄釉四系罐，大都已压碎，经清理发现有八件半截罐的下腹近底部位刻有“宣州官窑”印款，和东门渡窑址所见完全一样。张宏明同志看了现场后，当即投稿寄往北京，《中国文物报》于1991年4月7日头版头条以“宣州官窑重见天日”为题进行报道，并加了副标题“对认识、研究‘官窑’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此文及前文的发表，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稍后、香港杂志向张宏明同志约稿，张即撰写了《众里寻它千百度——揭开“宣州官窑”之迷》一文，发表于1991年第9期香港《龙语文物艺术》杂志，张文除重复介绍窑址情况并肯定东门渡窑即宣州窑外，着重指出：“象宣州窑所烧的器物，质地粗疏，形体不规，制作草率，釉色不纯，质量不高，殊难成为进贡之物，就是作为一般的民间用瓷也是不合适的。由此可知它虽自名‘官窑’，可并不是真正为宫廷用瓷生产的窑场……是一个主要生产装酒器具的窑场。”“宣州窑因钤有‘宣州官窑’文字，遂使人们得以发现这是一处重要烧制盛酒器具的官办、手工业窑场，其学术意义是极为重大的。” 几乎同时，1991年9月22日的《中国文物报》刊载叶定一同志文章《韩瓶·岳瓶·背嵬军》，叶文介绍，“江苏境内长江沿线，北至徐淮地区出土陶瓶，其形状为小口溜肩、直腹、平底，瓶无颈，口沿外圈与肩部形成一圈深槽，便于绑扎封口，肩靠口部有四系，可贯穿绳索作背负之用。该瓶大小不等，一般高约30厘米、口径6厘米、腹径17厘米、底径8厘米左右，制作粗糙，可见轮制痕迹，近底处最为明显，内外施青灰色釉。当地人一般称之为‘韩瓶’，这是因为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当年曾于京口（今镇江）淮水间广大地区抗击金兵进犯，苏北地区老百姓习惯以韩家军称之。其用途，一般认为是水器，即宋代军队中士兵用的水壶。近来有资料表明，它似为酒器。”作者援引清代海陵学者夏荃观点，夏谓此瓶为“古军中主将酒瓶，”“酒尽则弃之”（见《退庵笔记》卷七《韩瓶》），接着，作者指出韩瓶又称岳瓶，为岳飞岳家军中酒器，进而论及韩岳亲随军——背嵬军及其在抗金斗争中无坚不克的勇猛顽强精神和辉煌的战斗业绩。 笔者无缘亲睹该瓶，但从文中描述的情形来看，江苏境内发现的陶瓶与东门渡宣州窑烧制的Ⅲ式四系罐的形制、釉色基本相同。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笔者认为这就是宣州窑的产品之一。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宣州窑就是一处官府组织生产军用酒器为大宗的“官窑”。 北宋王朝在对盐、铁、矾、茶实行榷禁时，也对酒实行榷酤，并在全国设立六处“榷货务”（类似今专卖局），其中重要的一处即真州务（今江苏仪征），据《文献通考》记载，真州务领潭、袁、池、青、饶、抚、洪、歙、江、宣、岳州，临江、兴国军榷货。按此规定，宣州的物资必须在真州务办理抽分（又称抽解、抽税）纳税手续，抽分之后，禁榷货物全部由榷货务博买入宫，非禁榷货物则按一定比例博买，抽分和搏买之后，方许与商民交易。同时，真州当东南水运冲要（北宋时水运主要航线为经京杭大运河入汴河进开封），为江南、淮南、两浙、荆湖等六路发运使驻所，发运使专掌六路漕运，兼茶、盐、钱政，当时宣州的粮、茶、盐等重要物资均在真州交割，作为宣州官瓶在真州交割应无疑义。明代嘉靖、万历《宁国府志》均载有宣州“岁贡官瓶一十二万个，内一十一万五千个解仪真（明初改真州为仪真县）抽分厂，转解工部”，笔者认为，这种“岁贡官瓶”宋已有之并形成惯例，明仍因之。由此，江苏境内镇江、扬州、泰州地区大量出土的四系罐便不难理解，前引“韩瓶”、“岳瓶”之说也恰可补证。 宋代榷酒制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州县由官府和军队开设酒坊，民间不得酿造和出售私酒。南宋时，不少官办酒坊已酿出名酒，并且已生产出“清白透明一类白蒸馏酒—烧酒”（李瑞华《中国烧酒起始探微》，《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酒类出口在宋代对外贸易中已占大宗（赵汝适《诸蕃志》）。宣州酿酒历史悠久，唐代已经酿出有名的老春酒，经过酒仙李白的宣扬，闻名遐迩，影响更大，北宋早期，宣州已置酒务七处，岁纳酒课达五万贯以上，在全国居于中上等水平（《文献通考》征榷四）。据光绪《宣城县志》载，东门渡宋称符里镇，“居民商贾凑集，贸贩颇盛，置监酒税，”说明宋时东门渡的酒户较多，结合窑址发现的酒舀子分析，东门渡可能为宣州官办酒坊所在。北宋时期，随着古丹阳湖的围垦，江南圩田的开发，北方流民大量南迁，粮食生产迅速增长，刺激了酿酒业的发展。经过坐贾行商的贩运，盛酒器具的需要量日增，进一步刺激宣州窑的生产。我们可以说，宋代榷酒制促进了宣州窑的兴盛。 近几年来，我县境内发现的一些宋墓中均出土有陶楼及瓶罐，苏皖其他宋墓中也有瓶罐出土，我们发现的瓶罐均为宣州窑产品，往往盛有一种清澈的液体，联系到宋代朝廷上下盛行的华靡之风和厚殆之俗，可以认为是入葬时装的酒水。 宣州窑烧造的瓶罐，既可装酒，也可盛水、汲水，既有官用、军用，也有民用。目前关于宣州窑的研究，仅就前述。但仍有一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一）根据方志中关于东晋初许旌阳于窑旁置铁符的记载，宣州窑的创烧年代可能早到晋代，产品种类或不止于此，因目前窑址尚未试掘，难成定论。（二）方志及当地残存碑文载有窑址附近宋时建有万佛塔、真符观、三清殿等佛道教建筑（解放后仍有留存），其间可能渗透了佛道教传播斗争发展的因素。（三）史学家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宣州窑烧造产品中表现出来明显的区域性分工或与此有关。（四）宣州窑址采集的标本中发现的文字较多，有的文字很有点书法功力，反映出刻划者的文化素质不凡，窑工的成份可能较为复杂。 目前，有的同志面对宣州窑的发现，提出宣州窑不应指某一处窑址，应包括古宣州域内一群时代风格相同的窑址，应以繁昌窑为宣州窑的主要集中地，说明宣州窑的有关研究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可以相信，宣州窑的研究一定还会有新的进展。
作者：沐昌根 “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这是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布衣”一节中的两句话。它记载了在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的明代，芜湖已成为中国浆染业的中心，在全国独领风骚。那时，芜湖浆染业与上海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二卅的丝织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形成为中国五大手工业专业区域。同时，芜湖也成为当时全国工商业发展比较显著的城市。 一、浆染业的崛起 明代芜湖浆染业分为浆染棉布的染布业和生产色纸的染纸业两种行业，其中染布业最为突出。在当时棉布业商人中流行一种习惯做法，即包括松江棉布在内，各地棉布商人纷纷将棉布运往芜湖染色。明代中期以前，芜湖境内已有十几家规模较小的生产青光布的染坊，产品行销全国。后因色彩过于单一，产品逐渐滞销。嘉靖年间（1522－1566年），徽商歙县岩镇人阮弼看到浆染业的发展前景，于是变卖大部分家产，来到芜湖投资兴办染色行业，经过多年发展，他所开设的染坊终于成为芜湖浆染业中最大的一家作坊，宋应星《天工开物》“布衣”一节中，称阮弼的桨染作坊为“芜湖巨店”。 《天工开物》还说：“凡布缕紧则紧，缓则脆。碾石取江北性冷质腻者（每块佳者值十余金），石不发烧，则缕紧不松泛。芜湖巨店首尚佳石”。棉布浆染质量优劣取决于碾压石料的质量，当时芜湖南荆山上有一种质腻性冷的石头，是加工浆染棉布的最佳材料。用这种石头做成碾压石来碾压浆染棉布，不但可以使染料均匀地渗透到棉布纤维之中，保持鲜艳，永不褪色，而且使棉布平整、挺括、紧密“不松泛”。阮弼凭借自己雄厚的资本，购得大量荆山石，并从江苏句容、溧水等地延请了一批技术工人从事操作，保持了浆染质量的稳定。因此，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此后，阮弼兼并了当地的一些小作坊，在芜湖设立总局，号称“芜湖巨店”，从而奠定了芜湖作为全国浆染业中心的地位。此外，阮弼又在全国交通枢纽城市设立分局，形成商业网络，把自己的产品销往全国，他本人也因此成了芜湖乃至全国商界巨擘。 当时的芜湖，除阮弼外还有10多家染坊，生意也很兴隆。众染坊皆公推阮弼为祭酒。明文学家王道昆（1525－1593年）为阮弼写的《阮长公传》（见《太函集》卷35）说：阮弼“躬力贾起芜湖，两邑交重长公，人人诵议，具曰长公长者。……转运而分给，其曹利且数倍。时购者争得采利归染人，长公复策曰：‘非独染人能白可采也’。乃自芜湖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弗省而利滋倍，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毂，遍于吴越、荆梁、燕豫、齐鲁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长公为祭酒，升降赢缩莫不受成。”这里道出了阮弼的产品畅销到江苏、浙江、湖北、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广西等地，以及他的社会影响和事业的成功。 色纸业是明代芜湖浆染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芜湖色纸业的兴盛也同阮弼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阮弼初到芜湖时首先经营的是色纸业，后来才转向浆布业。开始，他将南昌、南京等地的白纸购买到芜湖，交给刷色纸坊加工染色。随着染纸业规模的扩大，他又开始生产染料，因色纸以红色为主，他首先在芜湖创立炼制银朱的朱坊。接着又开办制造青绿色染料的铜绿坊和植物染料栽培业。其中染色炼朱的技工主要来自江苏句容、溧水，制造铜练的技术主要来自和县。阮弼在芜湖经营纸业具有规模大成本低的优势。他利用商业上的关系网和分支机构，将色纸运销到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河北等六七个省，获利丰厚，他的色纸业成为产、运、销大企业。阮弼以后，芜湖色纸业经营规模由集中走向分散，业务范围也日趋缩小，原来由徽商掌握的色纸业也逐渐转变为由技工转化而来的句容和溧水商邦所掌握。到清代乾隆年间，江苏邦籍商人在芜湖染色纸行业中已跃居主导地位。如乾隆时期，芜湖长于状元坊最古老的陈隆兴纸号和刷色纸坊，其创始人陈澍之便是从刷色纸的技工起家的句容籍人。到清末民初，由于战争，徽邦纸号和纸坊仅存祥泰一家，开设于徽州码头上首。另外有京邦张成泰、王万盛两家纸坊。染料银朱和铜绿坊也逐渐衰落。民国八年（1919年）《芜湖县志》载：“银朱为芜湖驰名物产，旧志称用石桥港水炼成。光绪初尚有朱坊一家，后遂绝迹。”“铜绿亦旧化学药品，原料用紫铜、糯米、粗糠造成。嘉（庆）道（光）时，业此者十八家，销场以染纸为大宗，次则染沙鱼皮等，行销外埠，运及关东。自洋绿入口，遂一落千丈。” 二、先进的染色技术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彰施”中叙述了染色工艺和染得色彩。在“诸色质料”中说：“布青初尚芜湖，千百年矣。”这里是讲芜湖阮弼巨店先进的浆染技术和植物染料栽培和制备技术。芜湖先进的浆染技术如何呢？“彰施”中介绍芜湖染色有28种，其中不仅有一种染料染得多种色彩的例子，而且还有一种色彩有多种配方的例子，这反映了明代芜湖染色技术的高度成就。 芜湖染色工艺主要根据所用染料种类的多寡，分成单染和复染。又根据染料色素的性质，分成酸性染色、还原染色、媒染染色和碱性染色等。 芜湖酸性染色以红花染色为代表，宋应星说：“其质红花饼一味，用乌梅水煎出，又用碱水澄数次，或稻藁灰代碱，功用一同。澄得多次，色则鲜甚”。他同时记载了红花色素的回收方法，正反映了当时芜湖人对红花素色性能的深刻理解：“凡红花染帛之后，若欲退转，但浸湿所染帛，以碱水、稻灰水滴上数十点，其红一毫收转，仍还原质。所收之水，藏于绿豆粉内，放出染红，半滴不耗”。 还原染色在芜湖仅限于蓝淀。经制备后的蓝淀，在染色之前必须将被氧化后的靛蓝还原成靛白溶于水中，所以宋应星说：“凡淀入缸必用稻灰水先和，每日手执竹棍搅动不可计数”，这处搅动是为了加快发酵还原，加入碱质则是为了中和染浴，以促使反应的迅速进行。在具体的还原染色中，工艺有较大区别的。如用小叶苋蓝或蓝芽叶时仅是浸汁而染；染绿色时用靛水盖上；染芜湖布青时是“以其浆碾成青光”；染毛青布色法则是“取松江美布，染成深青，不复浆碾吹干，用胶水参豆浆水一过，先蓄好靛，名曰标缸，入内薄染即起，红焰之色隐然”。芜湖上述工艺显然已能较好地利用靛质中靛紫素的发色性能。 芜湖媒染染色是利用色素分子中的络合基团和带有空轨道的金属离子络合而淀积在纤维表面，达到显色。因此，凡媒染染色就牵涉到媒染剂，《天工开物》中提及到芜湖媒染剂有明矾、青矾、皂矾（同青矾）、麻藁灰淋碱水、铁砂等，它们多以铁、铝两种金属离子作媒染剂，铁染深色，铝染浅色，单染工艺大多采用后媒法，参见以下表： 《天工开物》章施所载芜湖后媒染色工艺 色 名 染料 媒染剂 工艺 紫 色 苏木 青矾 苏木为地，青矾尚之 金 黄 黄栌 麻藁灰淋碱水 芦水煎水染，灰水漂 茶 褐 莲子壳 青矾 莲子壳煎水染，青矾水盖 油 绿 槐花 青矾 槐花薄染，青矾盖 包天青 栗壳或莲子壳 铁砂、皂矾 先染煮一日，再媒染一宵 后媒法的特点是先以亲和性不很强的染料上染，使染料在纤维上和染浴中达到平衡、匀染，然后用媒染剂使其在纤维表面形成络合，并可根据需要，掌握后媒浓度，以达到适当的色彩。因此，它较之于同媒或预媒法的优点在于匀染好，终点准。 黄檗（即黄柏）是植物染料中少见的碱性（又称阳离子）染料，具有上染快、色彩鲜明的特点，它不需助剂。但由于牢度较差，因此常用于黄青复染的一浴，正是扬其长而避其短。 芜湖复染是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染料拼色而染的工艺，除染大红时用黄色打脚是为了讨便宜节约红花之外，大多数复染工艺是为了获得更为丰富多变的色彩。《天工开物》中记载芜湖的复染工艺不少，有苏木和檗子复染得木红色，有靛蓝和苏木复染得天青和葡萄青色，有苏木与莲子壳复染得藕褐色。然而最有代表性的是由黄色染料和靛蓝染料复染而得的一系列由黄至青的色彩，参见以下表： 《天工开物》彰施所载芜湖青黄复染工艺 色 名 一 浴 二 浴 鹅 黄 黄檗煎水染 靛水盖上 豆 绿 黄檗水染 靛水盖上 草豆绿 黄檗水染 小叶苋蓝煎水盖 蛋 青 黄檗水染 入靛缸 大色官绿 槐花煎水染，明矾媒染 蓝靛盖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芜湖在染料使用上的一个规律：即先黄后青，这样工艺安排的好处在于：首先，先黄后青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工艺过程，有利于染色终点“准”和“匀”的控制；其二，黄色染料的色牢度均不如靛青，靛青罩外有利于色牢度的加强；其三，我们可以发现芜湖染匠已能改变染浴的温度、浓度、染色时间等条件，来染得鹅黄→豆绿→蛋青这一色阶。 此外，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的28种色彩名称，既说明了明代芜湖染色的发展，也反映了当时流行色调的变化。这28种色彩名称中，计有红色调6种、黄色调4种、紫色调1种、褐色调2种、青色调8种、绿色调13种、黑色调1种、白色调2种，与前代染色色名记载比较，发现冷色调比重增加、明浅色彩的比例增大，这是宋应星留给我们的关于芜湖明代染色的一条重要信息。 著名学者胡道静在《“宋学”的发现、发展和前途》（《天工开物研究》）一文中说：“法国汉学家儒莲（1799－1873年）曾将《彰施》卷中论靛蓝翻译成法文，他认为中国当时的这些工艺技术，都高于欧洲水平，或者是欧洲尚未掌握的。所以他选译的片段出来后，在西欧和东欧都非常风行”。这说明，芜湖明代的浆染工艺技术已传到欧洲，并风行于欧洲。 三、科学的植物染料栽培和制备 宋应星《天工开物》“彰施”中讲述了芜湖浆染业采用的诸色质料、蓝靛、红花、造红花法、槐花等，提及的染料共计14种，除棓子即五倍子属于动物性染料外，其余均为植物染料。按染料性质可分为酸性染料、还原染料、媒染染料、阳离子染料等类。如按单染所得色泽来分，则可分成红、蓝、黄、黑等类染料。各种染料的栽培和制备如下： 红花的花中主要含有红花素和黄色素两种色素成分，由于红花素只能在酸性介质中上染，因此将其列入酸性染料类。《天工开物》记载的是芜湖地区红花的栽培技术，其播种方法采用条播法，宋应星说：“红花，场圃撒子种”，“每路打橛，缚绳横阑，以备狂风拗折”，即用竹木棍和绳子掩护，防止倒伏；红花生育期是二月初下种，入夏开花，经月花尽，属春天播种，入夏后日照时间长，这样既符合红花生长条件，又比秋播和冬播节约时间，缩短整个生育期；采摘法是“必侵晨带露摘取”，如果“其朝阴而无露，放花较少，旰摘无防”。这说明当时芜湖对采花时间也有详细规定，这是因为一是红花的开花授粉通常在早晨进行，遇日照便会萎缩，色素受到影响；二是日晒后红花刺变硬，妨碍采摘。 红花采摘下来“若入染家用者，必以法成饼然后用”。造红花饼要“带露摘红花，捣熟，以水淘，布袋绞去黄汁。又捣，以酸粟或米泔清又淘，又绞袋去汁。以青蒿去一宿，捏成薄饼，阴干收贮”。这个方法是由红花中红花色素溶于碱不溶于酸，而黄色素溶于酸不溶于碱的性质所决定的。第一次水淘是溶去部分黄色素，第二次用酸性介质淘，又是为了进一步溶去黄色素，以青蒿覆一宿的目的是有控制地发酵，分解纤维素，然后再制饼，如此制备“则黄汁净尽，而真红乃现也。”这就说明红花染料制备技术较过去有了较大提高。 宋应星对芜湖蓝色染料植物栽培和制备也有详细记载，尤其是蓝的种类记载较全：“凡蓝五种，皆可为淀”，有茶蓝（即菘蓝）、蓼蓝、马蓝、吴蓝（即木蓝）、苋蓝。他说：“近又出蓼蓝小叶者，俗称苋蓝，种更佳。”苋蓝为蓼蓝之一种，用苋蓝煎水染月白、草白等色，“每担用水一担，将叶茎细切，锅内煮数百沸，去渣，盛汁于缸。每熟蓝三停用生蓝一停。摘叶于瓦盆内，手揉三次，用熟汁浇，挼滤相合”，而不是用蓝淀之法。 芜湖蓝的栽培主要有两类，菘蓝是插根法，“冬月割获，将叶片削下，入窑造淀。其身斩去上下，近根留数寸，薰干埋藏土内。春月烧净山土，使极肥松，然后用锥锄刺土打斜眼，插入于内，自然活根生叶”。其余的蓼蓝、马蓝、槐蓝均撒子生，“暮春生苗，六月采实，七月割身造淀”。 芜湖造淀原理是用水浸发酵，发酵时产生的氢离子使靛质还原为靛白而溶解游离。宋应星说：“水浸七日，其汁自来，每水浆壹石，下石灰五升，搅冲数十下，淀信即结，水性定时，淀澄于底”。加入石灰是为了中和发酵。产生的氢离子，一是促使发酵的进行，二是阻止靛质的还原，而使游离的靛白重新氧化沉淀于缸底。 宋应星对芜湖槐花染料有专门记载，其法是：“花初试未开者曰槐蕊，……以水煮一沸，漉干捏成饼，入染家用。既放之花色渐入黄，收用者以石灰少许晒拌而藏之”。这与红花饼制法相仿，但因槐花色素不同，只需水一沸而己。 芜湖明代浆染业染料主要来自植物染料，但是也用少数动 物染料。宋应星提到唯一的动物染料是棓子即五倍子，这是棓蚜科昆虫，寄生于盐肤木等植物所形成的虫瘿（瘤状物），含有60-70％的鞣质，是理想的黑色媒染染料。 《天工开物》所载芜湖染料表 序号 名称 别 称 科名 色素所存 染得色彩 01 红花 红蓝花 菊科 花 红 02 苏木 苏方木、苏枋 豆科 木 红、紫 03 菘蓝 蓝 蓝 十字花科 叶 蓝青 04 蓼蓝 蓼科 叶 蓝青 05 苋蓝 小蓝、小叶蓼蓝 蓼科 叶 蓝青 06 马蓝 爵床科 叶 蓝青 07 木蓝 吴蓝、槐蓝 豆科 叶 蓝青 08 槐 豆科 花蕾 黄 09 黄檗 黄 柏 芸香科 木 黄 10 黄栌 芦 木 漆树科 木 黄 11 莲 睡莲科 子壳 黑 12 栗 壳斗科 子壳 黑 13 杨梅 杨梅科 树皮 黑 14 五倍子 棓 子 绵蚜科 虫瘿 黑 综上所述，宋应星以其渊博的知识与格物致知的精神，记载总结了明代芜湖先进的浆染工艺和植物染料栽培制备技术，并揭示了其中的众多规律，为人类保留了珍贵的精神财富，也让今天的芜湖人为我们的先人所具有的高超技术和富于创造的才能而自豪。同时，芜湖浆染业的发展历程也充分展示了历史上的芜湖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无论是浆染技术的提升，还是浆染手工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外来移民的参与、推动；这是芜湖人优秀的历史基因，也是今天芜湖人向现代化挺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万春圩与圩田五说--附沈括《万春圩图记》
作者：沐昌根 在我国水利工程发展史上，北宋时期芜湖县万春圩有着重要的一页。万春圩是当时江南规模最大的圩田，曾几经废建。宋代围绕着该圩兴荒废与修建，在朝野之间引起了激烈争议，“圩田五说”正是在争议过程中产生的我国古代著名的浓耕灌溉工程技术理论。这一理论对此后江南圩田的兴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直至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北宋政府鼓励圩田开发 北宋王朝建立以后，面对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土地荒芜、饥民遍野、满目疮痍、社会经济凋弊的情况，为巩固其统治，制订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奖励农耕的政策。首先，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宋大诏令集》卷182载宋太祖《劝栽植开垦诏》规定：“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宋太宗《募民垦旷土诏》规定：各州军的旷土，允许农民请佃，“便为永业”，并可免除三年租税，三年后输税十之三。太宗淳化和仁宗天圣年间，也颁布了不少鼓励农耕的优惠政策。其二，奖励垦荒有成绩的地方官员。要求地方官吏“劝课种艺”，重视兴修圩田，作为“郡县之政经”（《宋大诏令集》卷182）。到真宗时期，地方设劝农官，景德三年（1006年），诸路运使兼本路劝农使（《宋史・食货志》），对开辟荒田达万顷的官升一级。其三，为保证国家财赋来源，政府提倡兴筑圩田。北宋时，“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宗史・范祖禹传》），因此，更重视河道纵横，湖泊众多，地势低平，土地肥沃的江南“修筑圩垾堤防”，“开异沟洫”，并颁布了《管干圩岸围岸官法》（《宋会要辑稿》食货一）。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嘉祐六年（1061年），江东转运使张颙，判官谢景温力主修复芜湖县万春圩，并委派宁国县令沈披实地查勘。 二、万春圩修复与圩田五说 万春圩修筑历史悠久，10世纪前为土豪“秦氏世擅其利”（《万春圩图记》），名为秦家圩。南唐时收为官有。当时，置荆山、黄春、黄池三曹官管辖，“调其租以给赐后宫”。北宋时归属芜湖县所有，租税上缴大司农。北宋太平兴国中期（976－983年），江南大水，圩吏欧阳某护圩不谨，万春圩决口破圩，荒废达八十年之久。这期间主张修复和反对修复各执一端的争议一直未止，“有司藏其议，一车不能载”（《万春圩图记》）。沈披精水利，有吏才，他考察后，将自然地势绘画成图，回来呈报给张颙、谢景温，三人均极力主张重修万春圩，并上报朝廷，向皇上保证，修圩不成“愿重坐之”（《万春圩图记》）。 可是，修圩消息一经传出，各种非难纷至沓来，一场激烈的争辩再次展开了。反对修筑的人来势汹汹，争吵不绝，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但是，沈披并没有气馁，他理直气壮地起来辩论，将反对派意见归纳为五条，逐条加以驳斥，有名的“圩田五说”正是沈披力排众议而产生的，表达了他在水利工程学上的卓越见解。客居宁国县的沈披胞弟沈括写出了《万春圩图记》，归纳了其兄沈披驳斥反对派提出的五种不利，它的内容大略是： 第一，当夏秋汛期来临，亟需要广大湖泽，来容纳汹涌的洪峰。排去二十里的水面为圩，就会使二十里的洪水没有归宿，当上流水涨，洪峰泛滥，便会造成水灾，重修万春圩是得不偿失。第二，有的说圩的西南靠近荆山，沿着山麓来作堤坊，长江之水从山峡流过，遭到阻塞，便会直灌山东造成灾害。第三，有人认为圩水流经的地方，底下必有蛟龙潜伏，会造成圩堤的崩溃。万春圩过去的被毁，未尝不是这个缘故。第四，万春圩前身荒废以后，在这里纳租从事采茭牧养的人共有100多家，一旦恢复成圩田，他们都要失业，势必迫使他们起来反抗。第五，也有人说，圩的东南濒临大湖，堤岸不断被风浪冲击，时间久了就难以保持坚固。 针对以上五点非议，对于第一点，沈披认为这种观点没有根据。他经过勘察，发现汛期来临时水位虽高，但在圩的北界之外有丹阳、石臼等湖，延绵三四百里可容洪水。此外，当每次大水时，圩的周围也都漫衍成湖，面积象丹阳湖那样大小的不下三四个之多。何况万春圩的西面又和长江连接，划出二十里水面来恢复旧圩，这对洪水消长不会产生多大问题。 关于第二点，沈披指出：“我看到荆山之西，水流宽广不及百步，如果将圩堤岸冲着荆山折筑，这样就让出两百尺宽度，来扩大长江容量，大大减少水流的压力。万一不幸发生阻塞，障碍产生在荆山之西，水患并非来自圩田。如果在东方分出支流，便可以引导洪水渲泄，有了这些办法，也用不着顾虑了”。 第三点纯属迷信的无稽之谈。沈披对堤防崩坏的原因作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他说：堤岸易于破坏并非有什么蛟龙在作怪，其实是圩水穿堤流出，天长日久堤底会形成水潭，水潭愈来愈深，便使堤岸下塌，不值得大惊小怪。对此可以在堤岸下边筑一道复堤，引导水流流向几十步以外，然后注入江心。这样可以把水潭远移到几十步外，自然不会影响到距离较远的堤岸了。 对于第四点沈披驳斥道：圩田修复后要将其分佃给农民，让那些原来在这儿采茭牧养的农民来耕种圩田，他们乐于致业，就不会起来反抗了。 针对最后一点，沈披他说从自然条件来看，这里地势低平，并不陡峭，只有一道宽约100多步的缓坡，附堤还种植一行行杨柳，堤下将种值一排排芦苇，可以挡住风浪冲击。此外，堤身基础宽广，厚达几丈。堤身并不是笔直，堤外又有缓滩，杂生草木，使水势得到缓冲，对风浪冲击堤岸完全可以不必担忧（《万春圩图记》）。 沈括根据其兄沈披的意见，将其整理后形成了“圩田五说”，成为对圩田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圩田理论。 经过沈披的逐一反驳，恢复万春圩的设想得到张颙、谢景温等普遍认可。于是立即上报朝延，被很快批准开工。随后开始发官粟募穷民，“旬日得丁万四千人”，民夫来自宣城、宁国、南陵、当涂、芜湖、繁昌、广德、建平（今郎溪）八县，分别由各县主薄统领，沈披负责施工方略事宜。此时江东转运司也移治于芜湖，转运使张颙、判官谢景温也“比日一自临视”，经过一万四千名民夫，用了八十天时间，使一座荒废八十年的古圩终于巍然屹立起来，万顷沼泽之地变为良田，宋仁宗特别赐名“万春圩”。 沈括在《万春圩图记》中对万春圩的规模和圩中技术工程记载说：“（堤）博六丈，崇丈有二尺，八十四里以长。夹堤之脊列植以桑，为桑若干万。圩中为田千二百七十顷，取天、地、日、月、山、川、草、木，杂字千二百七十名其顷。方顷而沟之、四沟、浍之为一区，一家之浍可以舫舟矣。隅落部伍，直曲相望，皆应法度。圩中为通途二十二里以长，北与堤会。其袤可以两车，列植以柳。为水门五”。可见圩堤底宽为六丈，高一丈二尺。这是因为江东（芜湖地区古称）“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濒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万春圩图记》）。圩田汛期要受江水的倒灌和威胁。万春圩中地面高程7-8米，而长江最高洪水位可达12米以上，高出圩田四五米，因此必须将圩堤修筑得高大宽广，才能抗御大水。万春圩圩堤周长84里，圩中有田1270顷，以顷为单位编号，每顷成一方块，四周有沟，四顷为一区，四周开有浍（即大沟），沟水汇入浍，每家有浍可停靠舟船。组成了整齐的沟浍水利系统，排灌行船都方便。圩中还建有贯穿全圩的通途大道，长22公里，道路宽阔，可两车并行，路边植有柳树。陆路有利于圩中交通，也起到分隔高低田块作用。外堤上建有水门五个，“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范仲淹语）。如遇圩内积水过多，外河水位低于水门，亦可以打开水门向外河排泄。所以史称万春圩“筑堤于外以捍江流，四旁开闸以泄积水”（《张颙墓志铭》）。由此可见，万春圩圩中农田和沟渠组成棋盘式格局，圩堤、涵闸、沟渠配套完备，造圩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三、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万春圩由于设计得体，施工精心，蓄水排水科学，因此修复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高。据沈括《万春圩图记》记载该圩兼有蓄水排水的便利，具有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每年出租二十而三，总计收获稻谷三万六千斛。此外还有收获菰蒲桑枲（蔴）之利，为钱五十余万。即每年产米23万石，入官租米3.6万石。万春圩水利工程完成后第四年，即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郡国十八大水，江、浙、汉、沔间所在泛人庐舍，流徒者皆以万计，宣（城）池（州）之间，圩之沉者千余区，而万春圩独屹然藩其一方，群小圩皆恃以无毁”。这是说江南东路宣城、池州等州间大小一千多个圩惨遭淹没，独有万春圩屹立无恙，并且屏蔽了附近众多小圩，使它们幸免被洪水吞没，万春圩的功劳由此可见。 但是，主持修筑万春圩的转运使张颙和判官谢景温，却因为这场水灾遭到谴责和贬谪。圩田的反对派也多了一个理由，圩田的推广受到挫折。可是，沈括对其兄沈披和张颙、谢景温主持修建万春圩是支持的，在这件事发生后仍然写出了《万春圩图记》，用来广泛宣传圩田的好处。 《万春圩图记》阐明了圩田理论、工程开展的详情和万春圩的大致面貌。并说此圩在南唐以前就有，这是中国关于圩田的最早历史记载。记中叙述了修圩的动机，表明作者欲以万春圩为样板，在各地推广圩田修筑，发展农业的理念。他说：“江南地区的闲土，象万春圩那样的多至数百，襄、汉、青、徐之间，人口更稀少，他们渡过江南的不计其数。从前凡说到这些土地可耕的，国内都没有人响应。想使天下人相信这种说法，所以极力主张恢复万春圩。甚至挑众独任，犯患难而不顾，目的难道只是为了一个万春圩吗？”由此可知，沈括的用心之良苦、精神之可贵。 据《中国古代灌溉工程技术史》一书记载：万春圩自北宋修复后，一直延续到明代。明正统中（1436－1449年），巡抚周忱筑胥溪东坝，因西水不再东下，皖南圩区水患增加，遂破万春圩蓄水，名为万顷湖，又称青风草场。以后又修复。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实测堤长10980丈（约61公里），护田101962亩。 关于万春圩修复，有一个重要史实需要说明一下，这就是自清初至今数百年，尤其是近现代，人们都说沈括是万春圩的主修者。对此，此京大学教授邓广铭在1979年第一期发表了题为《不要为沈括锦上添花——万春圩并非沈括兴建小考》一文，以众多证据证明万春圩修复主持人是沈括的胞兄沈披。他还考证出这一错误源自清初学者吴允嘉，吴在重编《沈氏三先生集》中校勘其中沈括《长兴集・万春圩图记》时，将“宣州宁国县令沈披”，一律改为“沈括”。这一改，致使宁国县令不是沈披，而是沈括。那么，主持修复万春圩也变成沈括了。这一错误以讹传讹，使不少学者受骗上当。 首先是清华大学教授张荫麟，他在1936年《清华学报》第11卷发表的《沈括编年事辑》一文中说：嘉祐六年沈括“官宣州宁国县令”，是万春圩的主修者；第二是著名学者胡道静，他在《梦溪笔谈校证》卷三中说沈括“正是为县令于宁国也”，曾主修过万春圩；第三是张家驹，他在自著的《沈括》（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关圩田的理论与实践”一节和书后《沈括事迹年表》中，将“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的“客”字误判为“官”宁国县。此后，以讹传讹者仍不乏其人。 那么，沈括与万春圩是什么关系呢？1979年第8期《学术月刊》发表了天津大学教授刘尚恒（芜湖县人）的《也谈万春圩的兴建——试与邓广铭先生商榷》一文，提出沈括应当是修复万春圩的参予者之说。他说：第一，嘉祐六年修万春圩时，沈括确实客居其胞兄沈披处，《万春圩图记》中有“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嘉祐中予客宣之宁国”为证。沈括是“客”而不是“官”宁国县；第二，沈括擅长水利，曾于至和元年（1054年）任海洲县主薄时，治理过沭、沂二水，使7000克良田得灌溉之利；第三，沈括曾任宣州监税务，在皖南工作过一二十年，了解皖南地理，此事《宁国县志》有记载；第四，沈括《万春圩图记》对其附近山水地理有详细记载，没有到过现场的人，很难作此描述的；第五，沈括在《万春圩图记》中对世事的针砭，对修圩遭到无端指责的愤慨，这不是代人立言人能写出来的。因此，刘尚恒认为沈括参予其兄沈披主持的万春圩修复工程，助其足一臂之力是合理的、可信的。 邓广铭教授也同意“参予”说，他曾指示李群在1975年编写的《梦溪笔谈选读》一书未附《沈括主要事迹简表》中写有“嘉祐六年其兄沈括任宁国县令，沈括也客居其地，参予了修复万春圩工程”一段文字。 附：沈括《万春圩图记》 《万春圩图记》 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濒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芜湖县圩之大者，唯荆山之北，土豪秦氏世擅其饶，谓之秦家圩。李氏据有江南，置官领之，裂为荆山、黄春、黄池三曹，调其租以给赐后宫。本朝以属芜湖县，租还大农。太平兴国中，江南大水，圩吏欧阳某护圩不谨，圩以废。废且八十年，其间数欲治之，辄为游说所格。有司藏其议，一车不能载。嘉祐六年，转运使武陵张颙、判官南阳谢景温复会其议，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披图视其状。披还，以谓前之不可兴者说，皆可耕也。以谓“夏秋交之水，非广泽无所容，排其二十里以为墟，则二十里之水将无所受，溢则为害，不补所得”。夫丹阳、石臼诸湖，圩之比藩也。其绵浸三四百里，当水发时，环圩之壤皆湖也。如丹阳者尚三四。其西，则属于大江，而规其二十里以为圩，岂遽能为水消长？是说之无足患一也。又曰：“圩之西南，迫荆山为防，江出峡中，则水壅以灌山东”。今其下，荆山之西流，皆不能百步。折其堤以违荆山之冲，弃以与江二百步之广，则水无所迫，不幸而壅，则其阻在荆山之西，非圩之为祸。其东则播为支流，以分其委。是说之无足患二也。又曰：“圩水之所赴，皆有蛟龙伏其下，而岸善崩。向之败未尝不以此。”盖圩之水凿堤而出，酾于堤外，其下不得不为渊，渊深而岸溃其中，非所当怪也。今当凿下为复圩，障水出于数十步之外，注之江中，则渊者在数十步之外，其淫衍渐溃，不能数十步以为圩败，是说之无患三也。又曰：“自圩之废，纳租而茭牧其间者百余家矣。一日皆罢迁其业，势迫必且为奸”。此尤不然。圩成固且与人，夺之人而与人，虽力不足为圩害，何必取于义？昔之茭牧者，今使之得耕其中，势不以耕而易茭牧，故茭牧之所愿，非得使之为奸。其说之无足患四也。又曰：“圩之东南滨于大泽，风水之所排，堤不能久坚也”。此其地非有斩然崛起之势，陵迟而来者皆百步，傅堤为柳百行，其下寒苇以列艺之，则水之所齿者，在百步之外，而堤未尝与水遇，其为堤之址数丈以广，而末锐才数尺，无与水忤，使其势不得与我争。是说之无足患五也。谢君雅知其可为，及是请之，奏其词上，即报可赐作者粟三万斛。使者持诏书，径发属县，不复关白比司。比司以为望，上书言其不利。书三上，果诏迫罢前报转运使可者，使判官上对，以谓役且起，所发己万计，业不可罢。圩且成，归罪所属，即败者重坐之无敢辞，乃遂兴之。方是时岁饥，百姓流冗，县官方议发粟，因重其庸，以募穷民，旬日得丁万四千人、分隶宣城、宁国、南陵、当涂、芜湖、繁昌、广德、建平八县。主簿宣子骏、舜元泽、瑾杰载分部作治议。披总五县之丁，授其方略，转运司移其治于芜湖。比日，一自临观，于是发原决薮，焚其菑翳，五日而野开。表堤行水，称材赋工，凡四十日而毕。其为博六丈，崇丈有二尺，八十四里以长。夹堤之脊，列植以桑，为桑若干万。圩中为田千二百七十顷，取天、地、日、月、山、川、草、木杂字千二百七十名其顷，方顷而沟之，四沟浍之为一区。一家之浍，可以舫舟矣。隅落部伍，直曲相望，皆应法度。圩中为通途二十二里以长，北与堤会，其袤可以两车，列植以柳。为水门五，又四十日而成。凡发县粟官三万斛，钱四万。岁出租二十而三，总为粟三万六千斛，菰蒲桑枲之利，为钱五十余万。圩既成，天子赐其名曰“万春”，其始格议者滋不快，更造异说，务危伤之。后四岁，郡国十八大水，江、浙、汉、沔间所在泛人庐舍，流徒皆以万计。宣、池之间圩之沉者千余区，而万春独屹然藩其一方，群小圩皆恃以无毁。先是万春适就，又过其东十五里，筑圩曰百丈，其工半万春，因其旧器材藁，委之郡邑，使者不复亲临矣。典议复非老习，多少年喜事易之弗为意。方大水也，百丈在沉中，欲中伤有司者，漫言万春亦没，御史以为言，天子遣使者临视之，使者新用事，欲立威，不肯直有司，盛论百丈不当立，劾奏转运使，追其前对诏书无状，使判官皆坐谪。而百丈会废，或者以谓水害衡被天下，如是十年、百年，倘一有之，宣、池之间圩之亡者千数，而百丈独蒙其名，使者义不直，虽然水之为祸不常，而百丈适遇其不幸。始时人固有以为不可兴，兴且复败者，百丈岂不既败矣乎！是欲使听者不惑，不可得；而又欲廷中悬决其是非得失于千里之外，置弗治。有司晏然视其败而不为意，此固理之难蕲者。予独悲夫作者之意，尝谓予言天下之财不足以相养，岂独野人之忧，在上者所当任也。江南之斥土，如万春者数百，襄、汉、青、徐之间人益稀。其过江南者不赀，异时有言其可耕者，天下莫之应也。予且使天下信之，故其治万春甚力，其挑众独任，犯患难而不顾者，意岂独万春而已也。一万春之成，未足信于人，而人固己信。百丈之败矣，始之欲以唱者，乃所以实天下之毁者也。予以谓天下之事，其势常若，临危之物，众人引之不能进，一人排之则哗然往矣。盖处于顺势者易为其力，矫众违者难为功。成功者常处于顺势，至其不偶，乃出于异端，固君子谓之有命也与欠！予观万春圩图乐其成功，而又悲百丈之不幸，乃辑其说，而序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