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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安徽文史资料11》第19篇）
items: 汪伪在安徽“清乡”的罪行录（《安徽文史资料10》第17篇）
items: 安徽汪伪的党务活动（《安徽文史资料09》第16篇）
items: 回忆当年金元券给工商界带来的灾难（《芜湖文史资料1》第017篇）
items: 解放前芜湖推行新制度量衡简介（《芜湖文史资料1》第018篇）
items: 芜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概述（《芜湖文史资料4》第00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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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建多功能防洪墙创综合性高效益（《芜湖文史资料6》第001篇）
items: “金元券”在芜湖出笼和崩溃（《芜湖文史资料6》第017篇）
items: 解放初期芜湖禁毒记略（《芜湖文史资料7》第011篇）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安徽文史资料11》第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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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1-27T17:15:22+08:00
description: 作者：陶若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打着“民主”的幌子，欺骗人民，除被迫召开旧政治协商会议外，并决定在省县两级成立参议会，为地方“民意”机关。安徽省参议会，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兹据个人经历，就记忆所及，将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作一简要的回忆。 国民党省参议会的组织和职权 按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省参议会由各县参议会各选举县参议员一人组成。安徽当时六十三个县，省参议员共六十三人。省参议会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由省参议员选举；每年开两次大会，闭会期间，会务由议长、副议长及驻会委员负责；必要时可召开临时大会。驻会委员每专区一人，安徽当时九个专区，共九人。议长副议长之下，设秘书长一人，由省政府任命，主持日常事务。按照规定，国民党省参议会，有“地方立法权”，政府重大措施，“要提请省参议会审议”；省政府及其所属各厅处，要向省参议会做施政报告，请省参议会审议，政府对省参议员“未经省参议会同意，不得拘捕”，等等。它虽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地方议会，但还是有一定权力的。 为国民党服务的省参议会 挂着民意机关招牌的省参议会，可以说是官僚豪绅的集合体。国民党允许它存在，就是要它为国民党服务。省参议会会干些什么，可想而知。 省参议会成立不久，国民党行政院召开粮食会议，指定要省政府、省参议会主要负责人参加。议长江𬀩因身体不好，我作为副议长代表省参议会和李品仙一道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由张群、白崇禧主持，唯一的议题，就是要在各省购粮。我和李品仙同粮食部，对数量和价格，做了一些讨价还价，同意按商定的数量和价格，在安徽购买一批粮食。当时国民党粮食供应很紧张，同意购粮，是为国民党最后挣扎出了一把力。国民党对出席会议的议长，极表拉拢，除一些公宴外，蒋介石还在住宅举行私宴。第一次会议时，我出席蒋的私宴。蒋和四川那个议长，谈了一些话，和我只讲了一句“你们安徽不闹了吧”（大概指新桂系与CC的斗争）。第二次会议，我因已参加策反工作，蒋的私宴，我借故没有去。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李品仙提请省参议会准予在田赋上附加百分之三，作为加强地方武装的经费。这个提案在省参议会顺利通过，从而为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搜刮民脂民膏效了劳。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李品仙又向省参议会提出，要扩充保安团，请省参议会准予在芜湖蚌埠两地收“粮食出口捐”。我们提出要派郭坚当保安团长，算是作为不反对收“粮食出口捐”的交换条件。以后郭坚在黄石港起义，算是做了一点好事。“粮食出口捐”案子因无人反对得到通过，也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忙。 以CC为中心的反对李品仙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在南京闹得相当厉害。在省参议会，因为我们一批朋友和CC对立，CC几个人动不起来，一直没有出现反李浪潮，这对李品仙政权当时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力支持了新桂系在安徽的反动统治。 省参议会内部的斗争 省参议会内部的斗争，主要是我们一批朋友和CC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夏秋之后，CC特务机关——安徽调统室，在繁昌抓了两个人，说是有共产党嫌疑，用麻袋装着带到合肥。那时省参议会正在开大会，繁昌省参议员邢瑶圃告诉了我。我和王贯之、陈天任商议了一下，要邢转告那两个人家属，向省参议会申诉。申诉书送来后，我要向大会提出，江𬀩不同意，说我们不管这些事。那天大会由我主持，我还是把它向大会提出。记得那天陈天任作了有力的发言，许多参议员也发了言，攻击调统室蹂躏人权，要调统室立刻把人释放。会场空气很紧张，逼得调统室负责人、蒙城省参议员陈梦九，打电话叫调统室放人。据说，陈对调统室说，不放不行，省参议会都哄起来了！那两个人放出后，到省参议会来表示谢意，那天大会还没有休会。这对CC是一次打击，压了一下一向横行的调统室的反动气焰。 一次以合肥县参议员龚嘘云为首共有十几个人，到省参议会要求以粮食出口捐收入拨款修建合肥城防工事。我说，不合规定，我也无权决定。未说几句话，他们就要我和他们一道去省政府，实际就是拉我游街，半路上，警察局派人劝阻，他们散去。事后知道，这次事件是有预谋的，警察局事先就知道，其背景与当时派系斗争有关。当时我如果要求李品仙打击龚嘘云一下是完全可以的，因李品仙要维持和我们的关系，要维持省参议会的面子。但我觉得我是安徽人，何必树敌太多，与乡人争一日之短长。我发表一个简短讲话，大意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政府有责；合肥城防工事，加重市民负担，军政方面应认真考虑解决。以后合肥县参议会公宴了在合肥的省参议员，算是表示歉意，了结了这一事件。 最后的一幕 淮海战役后，省参议会随省政府迁安庆。这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朝不保夕。议长江𬀩早已回歙县，驻会委员亦均离会他去，秘书长程中一因搞策反工作，留在芜湖未来。参议员无人上门，省参议会已是名存实亡。但招牌还在，必要时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四九年初，蒋介石表面暂时下野，但仍实权在握。他一面积极沿江布防，准备再战；一…

汪伪在安徽“清乡”的罪行录（《安徽文史资料10》第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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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9T22:45:48+08:00
description: 作者：张大荒 大汉奸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权时期，曾配合日寇先后在苏、皖两省开展了罪恶的“清乡”活动。安徽“清乡”的前一阶段，我曾参与。回忆当时经过，不仅那些头目们是国家民族的罪人，即我这样的配角，也是罪无可逭。为防止这段史料湮没，特回忆所见所知，以供史家参考。 一、“清乡”是怎样开始的 一九四一年，伪安徽省政府改组，“维新政府”所任命之伪省长倪道烺去职，由汪政权任命曾任伪江苏省长、伪南京市长之高冠吾为皖省主席。高系江苏省崇明县人，北伐时代做过第十军副军长（军长是王天培）、徐州镇守使，素有政治野心，蛰居上海，在大汉奸江亢虎所办之南方大学任教。日寇侵华，江亢虎首先投敌，任“维新政府”要职。高正久蛰思动，同时日语又极流利，适合当时需要，竟然由南京市长而江苏省长，成为日伪时期的著名人物。汪精卫粉墨登场以后，伪维新系的人大多失势，但因高精通日语，与入侵日酋能直接交谈（如当时汪伪之特别顾问日寇中将影佐祯昭、南京特务机关长三国、原田等，都和高声气相通），因此，汪伪对高不敢得罪。江苏省是块肥地盘，被汪之亲信特务头目李士群夺去，汪伪不便让高落空，就把高调任安徽。原汪伪省长倪道烺，则给予一个伪国府委员的空衔。高到任后，看到当时的安徽地瘠民贫，环境又相当复杂，一肚子牢骚。同时，看到李士群在江苏大搞反共清乡，官上加官，发了大财，更加眼红。因此，时刻都想在安徽也来一番“清乡”，借此献媚敌寇，扩充实力，发发横财。但是，李士群在江苏搞“清乡”，有其特务武装做基本武力，又得伪绥靖军司令任援道与之合作，所以能做出那样市面。高在安徽本无历史渊源，手下又没有可供指挥的部队，要搞“清乡”，实无条件。但高寇吾政治野心既大，个性又刚愎自用，到任不久，即仆仆于南京、蚌埠之间，其谋臣、策士也为之奔走，结果在一九四一年夏季，经南京伪清乡委员会核准，高兼办安徽省“清乡”准备事宜。 二、“清乡”的阶段和步骤 敌伪在安徽进行的“清乡”，可分为两个阶段、四个步骤。两个阶段是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四个步骤是：第一步清查户口，统制粮盐：第二步设检查哨，封锁物资；第三步并村立堡，坚壁清野；第四步武力清剩，实行扫荡。第一阶段只进行一、二两步骤，第二阶段则进行三、四两步骤。高寇吾由于没有武力，所以只能先搞第一阶段。当时计划皖南“清乡”以芜湖为据点，皖北“清乡”以临淮关为据点。后因看到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地方抗日爱国武装力量相当强大，深恐南、北同时进行，分散人力，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先在芜湖设立据点，开始清乡准备工作。首先成立清乡人员训练班（班址在环城西路小学内），派省府高参、绩溪人胡宗王为班主任。招训学员以市区十三个坊公所的坊保干事为主要对象。其次是城市无业游民及流氓地痞。规定三个月为一期，结业后，派往乡、镇任乡、镇、保甲长，或派充检查哨的检问员。又设立省清乡事务局筹备处，胡宗王兼处长，所有经费一律由田赋附加和货物税附加中拨充。当时的“清乡事务局”在“清乡高于一切”的口号和经费特别充裕的条件下，被认为是一个特权机关，争欲插足大捞一把。胡宗王既负责筹备工作，又主持干部训练，对未来的局长一席，抱着“舍我其谁”的态度。但实际情况却恰相反，因为胡、高之间本无渊源，胡之得任斯职，一方面由于胡之族兄、伪省府委员、伪蚌埠新报社长胡大刚竭力推荐。另一方面由于胡自吹自擂，夸张自己在皖南有很大的潜势力，特别是在旧徽州府属有如何大的声望。因此，高才委派胡来芜湖打头阵，但胡在筹备期间，只会搞钱自肥，并无成绩。高在考虑清乡事务局人选时，已决心去胡，但一时也无法找到适意人选。恰巧汪伪省府秘书长兼财政厅长谢学霖（芜湖的出名劣绅，军阀时期曾任安庆道尹、教育厅长等职）向高自荐，高对谢的关系本来不好，很想把他调开，所以趁机让谢到芜湖当清乡事务局长。胡得悉后也就此捆载而去，既不交待也未醉职，后来不了了之。一九四二年，正式成立汪伪安徽省清乡事务局，局址在芜湖和平巷原广益中学内（即现在十中校址）。 三、“清乡事务局”的组织和活动 汪伪安徽省清乡事务局，设局长一人，由谢学霖调任。省委秘书一人，为湖南人张民铎；局委秘书一人，为芜湖人贺相卿。秘书室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管财务、事务、行政及不属其他科之一切公务，科长为江西人徐凤翔；第二科管文教、宣传及在校学生与社会青年思想动态之调查研究，科长为江苏人朱友白；第三科管建设工程和检查网，科长由贺相卿兼。附属机构有清乡人员训练班（谢到职后，班主任为湖南人缪某），芜湖军宪警联合稽查处是一个直接危害人民的机构，也是“清乡”工作中一个执行伪法令的机构，一切罪恶勾当大都由这个处去干。该处人员也从这些罪恶勾当中发了大财。如因为要清查市区户口，就首先实行了户口粮盐制度，规定凡属市区正式户口，一律计口配粮。这样，既可限制外来流动人口，又可以把荫蔽在市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查挤出来。这一个办法是极其毒辣的。但由于并未取缔私人经营的…

安徽汪伪的党务活动（《安徽文史资料09》第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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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8T22:20:38+08:00
description: 作者：张大荒 我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间，由于名位利禄的思想作祟，不安于干老本行的中医，而甘心投敌，做了汉奸的爪牙。在这一阶段，历任汪记国民党（称汪记国民党，旨在别于蒋记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宣传科科长（当时的伪省党部不设部，宣传科等于宣传部）、伪安徽省芜湖清乡事务局秘书等伪职。对这一时期汪伪政权在安徽的党政活动情况，略知大概。 一、汪伪政权在安徽建党经过 自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以后，由日寇操纵的傀儡——南京伪维新政府不得不改头换面。把伪中央政府主席的“宝座”让给汪精卫。汪本人一贯以国民党的正统派自居，同时领袖欲又极其强烈，所以到了南京以后，第一步就是重建国民党。于是留在沦陷区的一班落泊党棍都奔走若狂，弹冠相庆。以我所了解的安徽情况而言，首先是办理党员总登记以为重建党部的张本。在芜湖方面，主持这一工作的，是日伪特工芜湖站外围组织——“和平建国大同盟”的负责人过庭。总登记手续非常简单，只要填写一个登记表，就算承认了过去的党籍。个人是如此，集体更欢迎。于是三教九流、牛鬼蛇神都通过登记这一手续，摇身一变成为汪记国民党的“同志”。按照规定，全省要登记到三千至五千人，才足法定人数，才可以正式组设省、市县各级党部。但是当时的汪伪省会设在蚌埠，伪省长北洋余孽倪道烺是维新系的人，又有日寇海军在背后撑腰，因此不同意在蚌埠办理党员总登记。于是总登记的工作和活动，也只能局限于芜湖一隅。1939年秋，据说登记党员人数已足法定，遂在芜湖上二街组设“中国国民党安徽省执行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伪中央指派张拱辰（霍山人，改组派的走卒，自命为汪精卫的嫡系）、王震生（寿县人，美国某大学法学博士，抗战前在上海充律师，家庭出身是经营华茶出口的买办阶级。他是汪特丁默村的亲信，因此又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胡大刚（绩溪人，改组派，伪蚌埠新报社长）、林仰溪（六安人，一说合肥人，流氓出身，识字不多，言语粗野，因在沦陷后投身于丁默村的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特工总部，所以被派为汪伪安徽的省党部委员，同样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王耀庭（潜山人，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抗战前任中学教师）、潘寿恒（江苏人，职业特务，丁默村系统，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潘国俊（江苏人，职业特务，丁系，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洪一鸣（合肥人，抗战前曾为缝纫工，嗣因参加蒋匪特务组织充大江报记者。芜湖沦陷，洪又参加日特西门11号，与伪站长庞道生狼狈为奸，洪因系“地头蛇”，故能助纣为虐，为日特广开财源，大事敲诈勒索。因而得到庞道生的力保，为地方势力的代表参加了伪省党部）等人为执委会的筹备委员。内部的组织形式是常务委员制，由张拱辰、王震生、林仰溪三人为常委，轮流驻会办公。常委以下，分设四科一室，四个科为总务、组织、宣传、社会服务科。科长由执委分兼，总干事代理。一室为会计室，主任是王震生的情妇陆某担任。我当时任宣传科总干事，代理科长，因而可以列席委员会会议。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时，讨论事项，首先着重于与日寇驻军及特务机关的联系。其次则为调整芜湖市党部与积极扩建各县县党部，以充实力量，扩大影响。所谓省党部也就在这样粗制滥造下鸣锣开场了。但令人伤脑筋的事，却接踵而至。因为汪伪小朝廷虽在南京粉墨登场，并且打着“正统”国民党的旗号，大谈其汪记“三民主义”；无奈“太上皇”的日寇军方，似乎仍在偏爱其最忠顺的伪维新政府，“爱屋及乌”，对维新政府所打的一面五色旗，迟迟不肯更换。这就使干党务工作的人，无法自圆其说。既然堂乎其皇的组设了省党部，就必须举行纪念周，孙总理的遗像和遗嘱，可以画画写写，唯有“党旗”、“国旗”却不能乱挂，这就让宣传科的人挖空心思也想不出补救办法。为了奉行故事，就只好请大家朝着空白的墙壁行礼如仪。一直等到1940年初，伪中央才通令易帜。这所谓易帜，是有附加条件的。汪逆徇日寇意旨，在原来的“青天白日”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党、国旗上各加上一个狭长三角形的黄布条条，在黄布条上又用墨笔大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当时曾有人依稀附会地解释道：日本人是坚持要使用五色旗的，因为却不过汪精卫的面子，才允许换悬原来国民党的两面旗帜。但为了保留五色旗的实际意义，所以加上黄条黑字，如果合并起来看，仍然是红、黄、兰、白、黑五色俱备。同时又写上这六个字，则汪逆之反共活动，将更加旗帜鲜明，有进无退了。这种解释当然无案可稽，但亦有蛛丝马迹。我清楚的记得，在我们刚把这面非驴非马的怪旗扯上高竿，还不足一小时，就来了两个日寇宪兵，两个中国宪佐和一个翻译，气势凶凶地查问这面怪旗的来历。我因负责宣传科，就和他们接谈并将伪中央来令及附发旗帜式样交其阅看。但他们仍坚持说：“日本军方尚未奉到公事，纵然南京已经实行，芜湖还等一等。要我们马上把它落下来，否则，发生误会，自己负责。因事关重大，我只得又将这面怪旗落下来，过了半个多月，才获准公开悬挂。上面的黄布条…

回忆当年金元券给工商界带来的灾难（《芜湖文史资料1》第0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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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13T23:19: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杨邦太 一九四八年在芜湖经营工商业的，鲜有不受金元券所带来的灾害，我就是受害者之一，回忆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遭到人民解放军致命的打击，已经陷入困境，在经济上，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濒临崩溃边缘，为了挽回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局面，乃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凌晨突然发布“币制改革”命令，以法币贰百元折金元券一元，限期兑换，市面上只准许金元券流通；同时限令各种货物，按当天市价折合金元券，敞开货架，标价出售，不准隐藏居奇，并组织“戡乱建国大队”，到各商店检查货物，对违反命令者，进行查抄，没收，甚至逮捕法办。也有的以检查为名进行敲诈勒索。如宣城经销美孚油的德大号驻芜湖代理人刘福庆就被拘捕关押多日，刘锡臣在进宝街所开的小银饰铺，也被“勘建队”抄去白银二、三百两。当时工商界人心惶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八・一九”限价的恐怖情景。 限价不几天，芜湖市场掀起一股抢购浪潮，金元券随之贬值。继而又掀起抢兑黄金风潮，（原国民党财政部宣布金元券可以一定比价向中央银行换黄金，同时抢购银元黑市异常猖獗，金融市场陷于一片混乱。 当时、我在进宝街天主堂巷口开一爿中小型香烟店，八・一九”限价命令一经发布，我所经营的香烟，火柴，皂烛等日用商品首当其冲，军、宪、警、特务、流氓等，都持金元券前来抢购，甚至把手枪放在柜合上进行威胁。不到两天，店中所有存货被抢购一空，但又进不到货，看着货款一捆捆金元券发愁、未几，货价又猛烈上涨，一日数度，我所卖出去的约二十箱的香烟款，在上海只买到五箱劣质香烟运回，资金损失近五分之四。而那时一些有权势的党棍、特务，都趁机把魔爪伸向工商界，大敲竹杠。如当时五洋业资金较大的源大，源记、源安，叶月记等商号，都被他们以购买香烟、煤油为名，强取豪夺，大发横财。而我们这些备受欺凌的正当工商户只能忍气吞声，任其割。这仅仅是一个行业中几户受害的一鳞半爪，其余可想而知。 回忆这些亲身经历的往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祸国映民不得心，必然被广大人民所唾弃，而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一九八一年六月

解放前芜湖推行新制度量衡简介（《芜湖文史资料1》第0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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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12T20:20:00+08:00
description: 解放前芜湖推行新制度量衡简介作者：杨学渊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商品交换，就有度量衡器作为计量分配的工具。先秦时代列国车不同轨、书不同文，度量衡器各异其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有了全国权度的统一标准。但由于封建割据局面，制度混乱，标准复杂，阻碍了社会进步。直到一九三〇年以前，全国还有各种落后的旧制：如度器有裁尺、营造尺、木尺、英尺；量器有部升、斗、漕斛、海斛、加仑；衡器有漕砝秤、库平秤、关平秤、漕。一秤、漕。三秤和司马秤（即漕。五秤），有十八两秤、二十两秤，还有英制磅秤等。所有这些，都是地主豪强奸巧乱制，任意大进小出，从中谋利的伎俩，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一）国民党政府开始实施统一的新制度量衡 约在一九二九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鉴于各种度量衡制度混乱不堪，不仅商民之间交易莫得公平合理，而且影响国际贸易往来，为了创立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实业部全国度量衡局局长吴承洛拟订《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由部呈报行政院批准，通令全国各省、市、县贯彻执行。 权度标准方案规定： 1、标准制： 定万国公制（即米突制）为中华民国权度之标准制。 长度：以一公尺（即一米突尺）为标准尺； 容量：以一公升（即一立特或一千立方升的米突）为标准升； 重量：以一公斤即一千格兰姆（克）为标准斤。 2、市用制： 以与标准制有最简单之比率而与民间习惯相近者为市用制。 长度：以标准尺三分之一为一市尺，计算地积以六千平方市尺为亩； 容量：即以一标准升为升； 重量：以标准斤二分之一为一市斤，即五百格兰姆，一斤为十六两（每两等于三十一格兰姆又四分之一）。 （二）原安徽省建设厅进行的几项工作 1、培训检定人员。在全国度量衡局下设立实业部全国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由各省政府建设厅登报招考大专毕业生，送往该所学习，三个月毕业后仍回本省分配工作。安徽省建设厅于一九三零年十二月选送十多人参加第三期学习，一九三一年三月毕业，四月安徽省政府建设厅厅长陈鸾书召集训话，分配工作。 2、拟订法规。安徽省建设厅根据全国度量衡局发布度量衡管理暂行条例精神，拟订了《安徽省度量衡管理暂行办法》、《安徽省度量衡器具营业管理暂行办法》、《安徽省度量衡器具检查暂行办法》和《安徽省违法度量衡器具处分暂行办法》等，在检定方面，还制定了度量衡检定规程。 3、建立机构，开展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安徽省划为十二个行政区，每个区成立度量衡检定分所，所设主任一人，检定员二人。省政府委任我为第九区度量衡检定分所主任，办理合肥、无为、庐江三县度量衡检定工作，分所驻在合肥。当时由于特大洪水为灾，商业凋零，地方经费困难，因而新制工作难以推行。至一九三二年九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调走，建设厅长更换，区分所撤销。这时开办了度量衡检定人员训练班，通知各县政府每县保送两人参加学习，我被调在训练班当教师，同年十二月结束。 （三）芜湖推行新制度量衡简况 一九三三年一月，芜湖成立度量衡检定分所，我被委任为检定分所主任，着手筹备推行新制度量衡工作。 1、根据度量衡器具营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办理手工业秤店营业登记，凡备有三等标准砝磅一套、标准市尺一支，作为制造市尺、市秤的依据，可申请登记，经审查合格者，发给营业执照。以后不得私制各种旧制老秤、小秤。新制的市秤、市尺必须按照规定送请检定，合格的加盖合格钢印，方准出售，并照章缴纳检定费。违反检定者一经查出，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登报悔过、罚款、或没收旧器等处分。对伪造合格錾印者移送法院惩处。当时登记合格的秤店有范正椿、张鸿春、周义盛、王正春等十三户。 2、动员开设度量衡器制造厂。芜湖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广州、潮州两帮在此开设米号约二十余家，江北帮粮行约二十余家，另有碾米砻坊业十余家，每年进出粮食四、五百万石（每石是漕砝秤一百五十斤）。还有门市米店六十余家，需要大批新制市升、市斗、市斛。因此，动员木业同业公会负责人开设度量衡器制造厂，依照量器标准器制造新制量器，经过检定合格，加盖合格烙印，照章缴纳检定费，方准出售。 3、宣传推行新制度量衡的意义和旧制度量衡混乱的危害。一九三四年五月间，由原国民党芜湖县政府通知商会，召集绸布、纱布、粮食、杂货、五洋等三十余个行业的同业公会理事长开会，由商会会长吴兴周主持会议，由我宣讲了推行新制度量衡的意义与必要性，和历代各种旧杂制度量衡混乱的情况及其危害性。当时，《芜湖工商日报》还报导了这方面消息，在各行业中引起了重视，同业公会纷纷开会讨论，一致表示遵照政府规定，购买新制度量衡器，按期换用。 4、分行业、分期实行划一的新制度量衡。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原芜湖县政府召集各同业公会理事长开会，讨论分行业、分期实行划一的新制度量衡的日期，经决定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起粮食行业实行换用市升、市斗、市斛；同年八月一日起绸布业、纱布业、杂货业等行业（包括各菜市场摊贩）实行换用市尺、市秤。各行业…

芜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概述（《芜湖文史资料4》第00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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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10-17T22:30:01+08:00
description: 作者：市工商联供稿，许知为执笔 一、解放初，芜湖资本主义工商业概况 解放之初，芜湖工商户有8730户（包括摊贩2404户、行商152户）、90个行业，71个同业工会，加入同业公会商户计有5488户，其中工业149户、占2.75％；手业业1911户，占34.82％；商业3428户占64.46％。工商户资金共计5,191,883元（折人民币），其中工业资金1,222,687元，占23.55％；手工业资金139,836元，占6.69％，商业资金3,829,160元，占73.76％。商户中拥有万元资金以上的大户约占10％，中小户约90％（非会员户、摊贩、行商除外）。据税务局统计，49年下半年缴纳营业税工商户总计83个行业共4975户，较解放初5438户减少513户。略举其中较大行业的工商业户数：杂货户、皮毛业97，纸张业100户，百货业127户，五洋业213户，绸布业134户、杂粮米行285户，米粮行号75户，粮食加工（碾米厂、砻坊）90户，国药业41户，炒货糖坊108户，糟酱业95户，干鲜北货业144户，棉织业486户，工厂企业17户（机器生产）、铁工厂14户（手工操作）等等。 芜湖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人数依据工商户总数约计资方一万六千多人，（店员九千多人，家属二万五千多人，总数约在五万六千多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思想情况：（1）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抱着积极经营的态度，紧跟形势的发展。（2）认识不足，摇摆不定，顾前顾后，思想保守，抱着消极经营的态度。（3）只顾眼前利，乘机混水模鱼，抱有伺机抽逃资金收歇的态度。这三种思想呈中间多两头少的状态。 二、49一52年“资改”阶段一“利用、限制、改造” 1949年四月下句，芜湖解放，从49一52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解放至49年底，为半年整顿市场时期，50一52年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这个政策是贯彻“资改”全过程的。 1、整顿市场时期（解放至49年底） 49年6月改组原商会，成立芜湖市商会筹委会，十月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改为芜湖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加强领导，为工商界服务。 49年7月，芜湖市人民政府颁布《芜湖市工商业登记暂行办法》，命令各工商户限期申报业主、门牌号码、资本总额、经营项目、从业人数等项进行登记，重新发照。市工商联承担此项具体工作，到50年7月结束，同时进行整顿重建各行业同业公会，到51年3月结束。计整建同业工会90个，同业小组11个，直属小组2个，共103个。其中按行业划分：机器工业公会4个、手工业公会41个、商业公会43个，行纪业公会7个，运输业公会3个，直属小组2个，摊贩公会2个，行商公会1个。工商户包括摊贩、行商总数为9766户。除去摊贩、行商、驳船4096户，工商总户数为5676户。较49年解放初的5488户增188户，较49年底，税务局纳税户4975户增701户。基本上把全市工商业者都组织起来，也排除了无照经营。与此同时，工商联展开宣传教育工作，首次组织工商界各级负责人，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学习政策法令，树立爱国守法观念、为推动各项资改工作，在思想上打下初步基础。 为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整顿市场，政府具体措施：（1）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如国民党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大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军粮仓库以及省、县银行和仓库设备。没收属省建设厅的芜湖火柴厂（原大昌）、芜湖自来水厂以及属交通厅的航运站和轮船、汽车修配厂和汽车等。没收帝国主义经济的设备，如太古、怡和轮船码头、趸船、货栈、米厂、仓库以及美孚、亚西亚各石油公司的油库、洋油栈房等。这两种企业都立即转变为国营经济。（2）取缔黄金、银元黑市交易，禁止金银私自买卖，凡私人持有的金银，只能向人民银行兑换。解放前后，芜湖黄金、银元贩子，充满街头巷尾，黑市场交易猖獗，影响物价，扰乱市场。据后来店员揭发的材料，此时银楼业者也暗中搞黄金长途贩卖到东北或广九等地。人民政府整顿市场的第一步，是严肃取缔金银私自买卖，黄金、银元贩子，很快就销声置迹。由于禁止金银自由买卖，当时老宝庆、新天宝等34户银楼，相继歇业，业主多为江浙人，携资回乡转业，约计34户的资金，共黄金4645两。（3）整顿金融，废除金圆券、关金券、法币，稍后，又发行人民币，统一货币。（4）改变米粮交易方式；取消原来的“米市”。解放前夕，交通阻绝，芜湖粮食紧张，粮商乘机抬价，人心慌恐。芜湖一解放，人民政府立即调进大量大米，限价供应，民心安定。旋即禁止米粮私运出口，统一由政府粮食部门调拨，保障军需民食。碾米厂、砻坊照旧加工生产。小粮行米店，限价交易，买卖大米在20包以上者，须向新设的米粮市场管理办公室报核。因此米价平稳，供应充足，从市场稳定，抑制了物价波动。这个时候，因旧米市取消了，芜湖…

芜湖市政筹备处筹建始末（《芜湖文史资料5》第0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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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7-22T22:21:09+08:00
description: 作者：郭静洲 民国时期，芜湖曾有两次动议筹备市政建设，但都毫无结果。 早在1925年5月27日，就有芜湖商学界人士汤善福、潘伯如、陶玉堂等21人在芜湖乙商学校校长室召开会议，宣布成立“芜湖市自治筹备处”，报请县署备案。7月11日又组织“市政筹备处”，办理拆城事宜。其理由是利于商业中心转移，商业发达与工厂建设，交通与消防，地价增高与警捐收入增加等等。7月24日又于该校召开筹备会，正式推选王雪澄、周佐丞、陈慕兰、方止逸五人作为代表进行筹备工作。第二天，筹备会又开会推翻原案，“撤开市政，专办拆城”组织成立“芜湖地方撤城筹备会”，推举于逊成、钱杏邨、胡白沙、汪耘郭、查世翰五人为起草委员，拟定了《芜湖地方撤城筹备处章程》。对此，群众纷纷讨论，有人竞在《工商日报》上写了《芜湖市政进行进度表》一文以讥之。其原文是：“民国14年开会通过拆城；民国17年通过《组织法》，拆城筹备处成立；民国23年开始拆城；民国101年拆城完毕……”。就这样昙花一现的1925年“芜湖市政筹备处”仅给人们留下一些笑料。 抗战胜利后，安徽省政府派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张威遐筹备芜湖的市政工作。1945年11月1日张威遐就任“芜湖市政筹备处”的处长，组织机构正式办公。同时省府电令芜湖县政府绘制县图，并组织勘察人员实地勘察县府移治地点。芜湖县勘察结果提出“芜湖县属大部圩区，人口寥落。如集镇较大的方村、鲁港两镇，仅有居民200户，一般集镇都在圩堤之上街道狭窄，市面萧条，实无永久性的县城可迁”。同时省政府也电令市政筹备处勘察市区绘制地图连同市区现有人口与筹备计划于一周内上报。市政筹备处在上报情况时称：“市区人口已超过20万以上，所属区域东西约长3500公尺、南北约长4000公尺、周长15000公尺、面积约21000市亩。”同时12月13日省又电令“芜湖县属芜湖市区各镇，得由市政筹备处指挥。”于是原属县辖市各镇的行政、财政均由市政筹备处管理。 1946年8月7日，芜湖成立“市政府建设委员会”代替了“市政筹备处”的工作，仍由张威遐兼主任，县长许汉三、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仝道生任副主任。按《芜湖市建设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推选委员22人，委员会秘书经绍周、总务组长骆纪森、工程组长张坪，管理范围除市、区各镇外，并管理市区内以下单位：一、芜湖赭山公园二、芜湖中山纪念堂管理委员会三、芜湖革新运动委员会四、芜湖自由保障委员会五、芜湖市社会服务处六、新安剧艺社 国民党芜湖市党部虽与市政筹备处平级，实际也是属于市政建设工作的一个部门。 芜湖市政建设委员会的具体任务：第一，编造1946年委员会机关预算：俸薪11,000元；公杂费1,560,000元，临时费250,000元；俸薪加成及生活费11,866,500元；总计13,678，500元。第二，拟具“筹备市府计划”，组织机构为1.秘书室，2.会计室，3.技术室，4.行政科，5.社会科，6.教育科，7.地政科，8.警察局，9.工务局，10.财政局。第三，拟具《市政实施概要》，26项应办工程估价1,009,190,850元，均列表上报省政府备案。为了落实庞大的市政建设经费，同年12月市政建设委员会拟出《征收芜湖市政建设捐实施办法草案》，开征市政建设捐。 1947年2月10日，张威遐调任广西省民政厅厅长，所遗主任一缺由原副主任许汉三担任。不久，芜湖市政建设委员会裁撤，该会所属业务人员并入芜湖县建设科。建设费则移交地方建设之用。中山纪念堂房屋由“中山纪念堂管理委员会”管理。中山桥未尽工程由市政建设工程组继续办理，工程完竣后撤销。就这样一幅芜湖市政建设的“宏伟兰图”，犹如昙花一现，踪迹全无。只给芜湖市政建史留下一鳞半爪，供后人借鉴。

建多功能防洪墙创综合性高效益（《芜湖文史资料6》第00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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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7-14T22:10:44+08:00
description: 作者：王成德（安徽省芜湖市城市防洪工程指挥部） 前言 芜湖市位于长江与青弋江的交汇处，是皖南最大的开发开放的滨江城市。市区地面高程一般在8-9米，汛期处于洪水威胁之下，据史志记载：芜湖自1426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523年间，遭受重大水灾53次，平均每十年一次。因此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劳动人民就在江边修建“中江塔”，以镇两江洪水，祈求平安。但由于历史原因，广大人民历来盼望消除的洪灾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建国后1954年，芜湖市又发生了大洪水，弋矶山水位达12.87米，市区主要马路水深2～3米，街道成河，马路行舟，造成工厂停工、学校停学、商店停业，损失达20多亿元。痛定思痛，市委、市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城市防洪工程建设，在当时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市区建成了土堤和钢筋混凝土防洪墙，保证了城市防洪安全。 改革开放，使芜湖成为国家级开放城市，防洪标准要求高了。国家防总、水利部，于1987年将芜湖市列为全国25座重点防洪城市之一，1992年水利部、省政府正式批准《芜湖市城市防洪规划报告》，同意建成城北、城南两个防洪圈，总面积161Km²，防洪堤线由原来的138公里缩成62.8公里，堤顶高程由13.5米加高至15.5米，超“五四”型洪水2米，总投资近两亿元。城市防洪工程按规划建成后，城市防洪标准将由现在的15～20年一遇提高到50—100年一遇，确保“五四”型洪水安然无恙。1991年完成应急工程中江塔～一米厂2.2公里单功能钢筋混凝土防洪墙。1994年汛期前完成防洪一期工程中山桥～弋江桥段1.6公里多功能钢筋混凝土防洪墙，经验收两段防洪墙工程质量优良，在大汛期间充分发挥了屏障作用，受到中央、省、市各级领导的好评和全市人民的赞扬。图为已建成的多功能防洪墙 一、按规划建好防洪屏障势在必行 按国务院（89）44号文件要求，建好防洪屏障，对芜湖市来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芜湖因历史上“地卑蓄水，而生芜藻”而得名，建国前每十年要发生一次重大水灾。芜湖人民历来就形成了较强的水患意识。因此，当芜湖被国务院批准为甲类开放城市，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列为国家级行列，市区人口达58.15万人，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58.58亿元，经济开始腾飞时，首先意识到市区现有大部分堤防“矮、窄、险、无通道”仅有15～20年一遇防洪标准，每年汛期5～10月广大干群要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防汛抗洪的现状，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已很不适应。 但如何按规划建好防洪屏障？首先要考虑的是建什么样结构型式的堤防？原建成的防洪工程结构型式有土堤和单功能钢筋混凝土防洪墙。土堤按规划达标，高程需加高2米多，复式断面加大，不仅要占压市区沿江的唯一马路，还要占压一部分商店和房屋，如此大量占压市区黄金地带，不但拆迁工作量大，费用特多，而且还阻塞了防汛抢险通道，且土堤外观难看，水土流失污染市容，因此，全市广大干群反对在主要市区建土堤。已建成的单功能钢筋混凝土防洪墙比土堤优越得多，但地面以上4米多高的防洪墙犹如大照壁，给市区人民有压抑感，汛期又观不到长江，因此，建设一个既能防洪，又能美化市容的防洪屏障，势在必行。 二、多功能防洪墙的由来与优点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芜湖市委、市政府提出“三年大变样”的口号，市水电局为适应新形势，彻底改变芜湖市的防洪面貌，决心尽快建好防洪屏障，但防洪工程投资大，筹集又较困难。在多次全国性城市防洪工作、学术会议期间，分管市、局长朱广银、黄裕彬和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学习了《水法》和在改革开放中水利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政策，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又亲眼看到抚顺、上海等城市具有创收性的防洪工程规划和设计，很有启发，为我市利用自身优势积累资金和改变防洪工程设计，打下了思想基础。当一期工程单功能混凝土防洪墙施工图出来后，市防洪工程指挥部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高级工程师黄裕彬和我们工程技术人员都主张修改。结合商埠芜湖的特点，利用市区黄金地带江河堤防的水土资源，进行滚动开发，可积累部分资金，同时又可美化市容，我们以科学的方法、慎重提出了具体的改进设计建议。 市委、市政府听取了市水电局李敏农、黄裕彬局长关于改进设计方案优越性的的汇报后，市委书记、市长张平极为赞赏，决定一期工程青弋江两岸要建能创收的多功能防洪墙，市水电局设计室三位主任根据市、局领导的决策，认真研讨，带领设计人员到上海参观取经，同时采纳本人的书面建议，着重实用性和综合效益，把防洪墙轴线向外侧位移2.4米，将单功能混凝土防洪墙设计成空箱式多功能防洪墙，并经省水利厅皖水计字（93）第107号文批准，在实施中仍遇到一些干扰，市委、市政府又一次对多功能防洪墙明确的给予肯定和支持，从而成为我省首创，全国第一家功能最多、堤线最长的空箱式防洪墙。1993年7月5日以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副部长何璟，国家防总成员…

“金元券”在芜湖出笼和崩溃（《芜湖文史资料6》第0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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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6-26T21:53: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陶明刚 1947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我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军事溃败，战场上捉襟见肘，政局动荡，经济枯竭，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法币急剧贬值。 （一）“金元券”仓促出笼原委 国民党政府面临军费开支浩大，统治区域缩小，税收锐减的矛盾，支撑政权已是黔驴技穷境地。遂用发行大额纸币策略，一是企图挽救形同废纸的法币贬值，以求摆脱财政困难。二是宣传金元券法定含金量，号称以黄金作后盾，收兑群众手中之黄金、白银、外币等硬通货。财政部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所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要旨：（一）自即日起以金元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元券，限期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券。（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货币，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币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 金元券开始发行办法称：金元券发行总额以二十亿元为限。发行准备金须有40％黄金、白银及外汇，60％为有价证券及国营事业资产。并设立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办理金元券发行准备之检查保管事宜，按月检查公告。由中央银行行使发行之责。公告称金元券每元含纯金0.22217公分，停止法币流通。金元券一元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关金券十五万元，或东北券三十万元；而与金银兑换比率为：金元券二百元换黄金一市两，三元换白银一市两，二元换银元一枚，四元换美元一元。法定强制收兑民间的金银和外币。事实上金元券虽名为金元，但又规定不能向银行兑换黄金，所谓金元仅是名称上的价值；在发行初期公布票面仅有一元、五元、十元三种；并有辅币一角、二角、五角三种。五十元与一百元面额暂缓发行。而后期五千元、一万元、拾万元、百万元巨大面额又纷纷出台。 （二）修正“办法”，任其纸币膨胀 国民党当局为挽救金元券急剧贬值的危机，又采取新的欺骗伎俩，于1948年11月1日公布“财政处分令补充办法”。宣传开放限价，修正金元券发行办法和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对于金元券的发行，作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回复到从前对待法币的办法，不过保持金元两字的名称。现略摘其修正办法要点： （1）金元券含金量原称为022217公分，今修改为4.44214公毫，减低为原定量的五分之一。 （2）金元券对黄金的兑换比率，由一比二百，改为一比一千；对美元一比四，改为一比二十；白银由一比三，改为一比十五；银元由一比二，改为一比十。普涨五倍。 （3）原办法禁止金银外币之流通买卖或持有，修正办法称准许人民持有，并允许银币流通买卖。 （4）原订金元券发行总额以二十亿元为限，修正办法规定金元券发行额另以命令定之。又原定金元券发行总额每月由发行监理委员会公告，改为不再公告。 （5）原办法并无铸造金币的规定，修正办法则称另铸造金元货币。宣传凡以金元券存入中央银行及其委托的银行期满一年者，除照常计息外，并可以存款同额之金元券向存款银行兑换金元，或按规定比率兑换黄金或外币。 （6）凡持有金元或金元券者，可以按规定购买外汇，等等。 以上修正办法的要害，乃是在于废除发行二十亿元的最高限额和废除每月公告发行数额，以便利其任意发行膨胀，藉以进一步掠夺人民之财富。所谓铸发金元和兑现黄金，只不过是空话和陪衬文章。关于兑现黄金一事，当时仅在南京、上海、武汉少数大城市象征性抛售少量黄金和银元。据史料记载：汉口中央银行自1948年8月23日至10月31日两个多月，在群众手中收进黄金73，614，386两，银元5，205，915枚。对收兑到的大批金银一次次派军用飞机私运上海、广州，继而转运台湾。而该地区兑出的金银，截至1948年12月23日止，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官办银行共计只兑出黄金5，335，446两，仅为收兑数的十四分之一；兑出银元1，064，787枚，仅为收兑数的五分之一。由于大量搜刮民间金银，黑市金银价格随之上涨，又掀起一股排队挤兑黄金的风潮，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民怨载道。据《大刚报）载文：一位皮作坊老板娘桂翁氏，1948年12月15日用一百块银元换成金元券后，向中央银行存兑黄金一两五钱，但当时央行已无现货，开出黄金收据一张。后来桂翁氏多次到央行要求兑现，诉说苦衷，可央行只回答黄金运到后就可兑付。她又问什么时候可以运到？央行回答没有准定日期。她失望了，回到家吃下一瓶制革的硝镪水自杀了。群众愤怒地说：“桂翁氏是中央银行杀死的”。这是中央银行蓄意拖延兑现黄金造成的恶果。 （三）芜湖金融与商业的遭遇 八月十九日凌晨南京中央电台播发“币制改革”命令，即日起芜湖县政府布告上墙金元券在芜湖流通，同时限令市场各种货物一律按当天市价折合金元券计算，敞开货架，标明价码出售，不准隐藏居奇。并派出所谓“戡乱建国大队…

解放初期芜湖禁毒记略（《芜湖文史资料7》第0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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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06-12T19:12:29+08:00
description: 作者：汪业新 妓院、赌场、鸦片馆为旧社会病体的三大毒瘤。这也是我国近代秩序紊乱、匪盗猖獗、国穷民弱的众多原因之一。本文现就芜湖近代史上鸦片烟毒泛滥以及一些时期的种种禁烟毒情况作一略记，使年轻的朋友们了解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真正禁鸦片等毒品。 鸦片，英文 OPIUM的译音，亦称“阿片。”系将一种名叫罂粟的植物花所结的罂粟果内乳汁经干燥而成，为棕色至黑色的干膏状块，具有特殊的气味。经常吸食此品易于成瘾，能导致慢性中毒，使吸食者性格变化、精神萎靡、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瘾发时，呵欠流涕，坐立不安。据史载，鸦片早在唐代已有少量输入，供药用，具有镇痛、止泻、止咳等效果。但易于成瘾，不宜多次使用。十六世纪，英、葡等西方殖民者已侵入印度。1600年，英国设东印度公司，诱使印度种植罂粟，以所收的果浆而制成鸦片输入中国。一些官宦及商人开始吸食鸦片，并以此为荣，遂形成了风气。此后，鸦片大量输入。清嘉庆元年（1796年）清廷以输入渐多，白银外流，影响国计民生；且鸦片毒害人民，下诏禁止鸦片进口。但英、美等散商仍大量输入。嘉庆五年进口二千箱，道光十七年（1837年）激增为三万九千箱。清政府于1839年下令严禁，结果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1858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准许外商在通商口岸销售鸦片，并以“洋药”名目缴税，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从此，鸦片竟成为“合法”进口商品。 鸦片在芜公开或半公开销售，已有一定的历史。早在十八世纪后期，鸦片已开始流入芜湖一带。清光绪二年（1876年）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芜湖被迫列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势力随之侵入芜湖，鸦片等毒品大量流入芜湖。 自民国初年至一九四九年四月止，除了日伪时期公开销售烟毒外，各个时期虽有禁烟之名，但禁来禁去都是禁民不禁官，屡禁屡驰、禁而不绝。在这三十七年间，禁烟机构名称繁多，时而更迭，但大部分名存实亡。唯有日伪时期戒烟局和戒烟所都名为戒烟机构，实际上一个是公开怂恿烟毒销售，一个是为吸毒者提供场所，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的祸心。日伪戒烟局的职责是管理各家烟馆、土膏店（鸦片等毒品分销处），每月从芜湖宏济善堂（名义上是日伪慈善机构，实际上公开配售毒品的专门机关）配售“官土”（官方销售出来的鸦片等毒品）以便供人吸食，推行的是日本侵略者的“毒化华人”的政策，并以此牟取暴利，为日军侵占中国服务。 据统计，日伪时期芜湖城区共有二十家土膏店、三百七十四家鸦片馆。这二十家土膏店名为：裕森祥、大元、同发、华昌、华成、公和、钱记、同昌、川江、公记、钰记、广聚、同圣、珍记、同和、净记、袁记、刘记、桑记、同康。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毒品走私小贩，平均在城区日销毒品七百五十两，月销达二万多两（不含从芜再销往外地数）。由此可见，芜湖的贩毒、吸毒者之多，毒品在芜湖泛滥之状况，已成灾祸。 自日伪时期至解放前夕，芜湖主要有两大帮贩毒、售毒集团，长期勾搭、自成体系。一帮为合肥帮，此帮是以李少卿为首，主要成员大都为合肥籍人氏，客居在芜。该帮以合肥为中心，从皖北各地贩运毒品，运到芜湖后私下进行销售。 李少卿，男，1893年出生于合肥。其8岁时随父来芜，先后在芜开设过纸坊、酒庄、广货店等。1936年在芜开设“同康”土膏店，专司毒品销售。1939年，日伪芜湖当局准许各土膏店领取执照后可公开销售毒品，但规定毒品须由“宏济善堂”按月计划配售，其它外来毒品就为非法。此时在芜公开注册的二十多家土膏店经李串连，成立了伪“芜湖特商公会”，李自任该会的理事长。李在该会任伪理事长一直到1942年因拐骗各家土膏店的大量资金而被撤职。其在任伪职期间长期贿赂、买通芜湖伪戒烟局长、科长、稽查队长等，所用资财均由该会各家承担，以便从外地贩运大量走私毒品来芜销售，从中牟取暴利。 另外一帮为湖北帮。此帮是以汪伯衡为首，主要成员大都为湖北省籍人氏，也都客居在芜。该帮以武汉为中心，从长江沿线各地贩运毒品，运到芜湖后再私下销售。 汪伯衡，男，1897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其19岁时来芜，于1927年起开始贩、售毒品，绰号为“坐帅”。其开设“和昌”土膏店，明卖“官土”，暗卖“私土”（走私而来的毒品）。1942年，其在外地收购大量浆土后，运回芜湖创制“狗头牌”烟土，远销于湖北、江西沿江一线。其仅在1942年至1943年的两年间，共售出烟土三万余两。抗战胜利后，其还先后两次乘飞机去重庆贩运毒品。 除了合肥帮、湖北帮两大贩毒、售毒集团外，芜湖还有数百人专门走私贩运毒品来往于大江南北、长江中下游之间，以此为营生，俗称“烟毒小贩”。他们系随身夹带少量烟土、毒品。出售者均为在外地购入，随身带来芜湖，私下卖给各鸦片馆或瘾客。 自从鸦片等毒品流入芜湖泛滥成灾之后，除日伪时期外，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禁烟。但时间一长，又都是恢复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