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湖烟雨状元坊——南宋诗人张孝祥在芜湖游踪遗迹（《芜湖文史资料2》第010篇）
作者：张华 风景秀丽的镜湖素为芜湖胜景之一，波光明媚，云影徘徊，湖上有湖心亭、喷泉，还有水上九曲长桥，环湖有烟雨墩、迎宾阁、留春园、留春亭、观岚亭以及纪念中日友好的高知园等园林胜景。亭台典雅，花木葱茂，环堤绿柳如丝，湖上波平似镜，天光倒影，上下一色。荡舟其间，浑如船从天上过，人在画中行。她似嵌在江城中心的一颗明珠，光彩夺目。中外人士光临芜湖的，都以一游镜湖、饱览湖光景色为快。如果我们回忆一下镜湖过去的岁月，便不难想象到那阳春烟柳，夏日林荫，秋菊耀波，冬梅映雪，四时不同的景色，无不留下历史上一位诗人热爱家乡的深情厚意！遗风流彩，烁古耀今，使我们游目骋怀，浮想联翩！ 这位诗人就是生长在芜湖的南宋状元张孝祥、张于湖先生。 镜湖，又名陶塘，北依赭山，南带江河，原是他家的三百亩莲湖，是他读书吟咏、优游林下的处所，附近的状元第（今状元坊），是他的住宅。名山胜水，孕育了他爱国爱乡的高尚情操，成为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生前写了不少吟咏镜湖的诗篇，临终嘱将莲湖全部捐赠给地方，作为公众游乐场所，高风遗泽，民不能忘。八百年来，镜湖历尽沧桑，到了今天，更加容光焕发，顾盼流波；她多姿多彩的景色，为游人所倾倒、所陶醉；而诗人张于湖先生亦因之为人们所景仰、所怀念。览景怀人，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位诗人的史迹吧！ （一）张孝祥生平简介 张孝祥字安国，原籍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为唐代大诗人张籍之后裔，生于南宋绍兴二年（公元一一三二年）。金兵进犯和州，其父张祁举家渡江移居芜湖，时，孝祥尚在襁褓中。稍长在芜湖就读，莲湖为他游咏瀚墨之所。二十三岁廷试第一，太平（今当涂）知州王侯和在其芜湖故居为建状元第。他历任礼部尚书员外郎、秘书郎、著书郎、集英殿修撰、中书舍人、建康留守、知抚州、静江、平江、潭州并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等职，致仕归芜，于乾道五年（公元一一六九年）病殁，享年仅三十八岁，葬于秫陵（今南京市），座南向北，以示不忘收复中原之志，墓地简陋，一碑数木，不事增饰。 张孝祥的伯父张邵，“直龙图阁，假礼部尚书，充通问使，不屈、囚于北国”（《宋史・张邵传》）。“父祁，任直秘阁、淮南转运判官。”“孝伯参知政事，世称贤相，孝曾以节义闻，孝才、孝章以文学著，公之诸兄弟也，贤才萃于一门，公实有以启之”。（《宣州张氏信谱传》八百余年来，后人散居宣城、和县、当涂、合肥、无为等地。 （二）张孝祥所处的时代背景 孝祥出生前五年，即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东京（今河南开封），次年四月，金兵俘徽、钦二帝、宗室、后妃、侍臣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并勒索掳掠大量公私财物北去，史称“靖康之变”。同年五月，高宗（赵构）在河南商丘称帝，后迁都临安（今杭州市）建立了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在这以后的三十多年间，金军不断南侵，一度兵临扬州、镇江，迫近杭州、越州等东南沿海地区，又与傀儡政权刘豫合兵南犯，一度围攻庐州（今合肥市），占历阳乌江，偏安南宋朝廷岌岌可危。孝宗即位以后，力谋中兴，曾获得“采石之战”的胜利，但因积弱过甚，无力规复故土，与金续行和议。在“绍兴条约”的基础上，照旧维持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每年贡纳银20万两、绢二十万匹，只较旧约减五万，并且仍以侄叔之国相称，是败亦割地纳贡，胜亦屈膝称臣，人民身受双重压追，苦不堪言。张孝祥就是在这战乱屈辱、灾难深重的年代里，度过了很不平凡的一生。 （三）爱国忠愤义填膺 1、钦点状元不阿权贵 当时南宋朝廷内部，有抗金派与投降派。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对金人予取予求，唯命是听，对抗金派的打击则不遗余力。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以及史称“南宋贤相之首”的赵鼎，或被诬冤死，或罢黜，或流放……（见《宋史》岳飞，韩世忠、赵鼎传）。“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松用事，以诬陷善类为功，凡论人亲疏，皆桧自草以授言者。”（明・钱士升《南宋书》）张孝祥在秦桧气焰薰天的时候参加会试，与秦桧之孙秦埙同科。主考官仰承秦桧鼻息，早就内定“秦埙冠多士”。但高宗却以“张孝祥词翰俱美”钦“擢第一，而埙第三”。据《宋史・张孝祥传》载： “上（指高宗）之抑埙而擢孝祥也，秦桧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与胡寅厚，桧素憾寅，且唱第后，曹詠揖孝祥于殿庭，以请婚为言，孝祥不答，泳憾之，于是风言者诬祁有反谋，诏系狱。” 这里所提到的曹泳是什么样的人呢？据《宋稗类抄》称：“为人凶狡尤甚，桧信爱之如子。”他请婚，意在拉拢，未料遭到拒绝，于是便诬陷张孝祥的父亲张祁“有反谋”而下狱（不久即出狱）。这对张孝祥说来是一次打击。但是，却促使他更加清醒地面对现实，忠勇为国，反对投降派。他青年高中，初登仕途，不阿权贵的风格，难能可贵。 2、干犯朝廷首为岳飞鸣冤 岳飞是民族英雄，为南宋抗金的名将。正当乘胜渡河直捣胡庭之际，为当朝的投降派所冤杀。秦桧是刽子手，高宗赵构实是主谋，这是后人所公认的史事。当时为岳飞鸣冤平反，实即干犯朝廷、给投降派以严厉打击的勇敢行为。谁敢捋虎须？只有张孝祥！他是历史上第一位挺身而出为岳飞鸣冤平反的人！ 据《宣州张氏信谱传》载称： “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而陛下所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 他以刚刚取得陛见的资格，不但敢于对权势薰天、炙手可热的秦丞相公开进行打击，而且直刺赵构恋位、害怕钦、徽二帝还朝的阴暗心理。这种至大至刚的精神和公忠谋国的气魄，震撼朝野，千载以下，犹虎虎有生气，实在令人无比钦敬！ 孝宗继位后“与海内更始，士大夫流窜降黜，一皆抆试，待之如初”的措施，他极为满意，便继续对秦桧专横迫害士大夫的种种罪行，进行揭露，他上书孝宗云： “前者大臣窃陛下之威福，济私心之喜怒，逮其暮景，狠恣尤甚。士大夫稍自振厉，不肯阿附，或小有违忤，则罗致之狱……有司观望风旨，锻炼烦酷，使之诬服，今虽屡降诏旨，许以辩雪，然有见贤能之士，或蒙陛下奖拔，则忌之更深，乃令虚被诬蔑，自新无路，人才终弃。” 孝宗以后，岳飞终于得到平冤，树立起民族英雄形象，万世留芳！而卖国投降、残杀忠良的秦桧则受到历史惩罚，受万人唾骂！张孝祥为岳飞平反的愿望终于在身后实现了。 3、信言改革起用人才 孝宗朝，秦桧专权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一时难以清除，内忧外患、百孔千疮的局面，也难立即改善，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他不甘缄默，大声疾呼： “今天下之事，可谓极矣。国威未振，士气未立，财用殚匮，甲兵脆弱，譬之元气虚竭之人，百疾俱见……非有湔胃浣肠之术，莫能起也。”（《论治体扎子》） 他倡言改革：“政或偏敝，当勿惮改作，不宜习见闻之旧，”应该“尽舍拘挛，扫除积弊，去其所以害治者，而行其所当为者。”他指出：“玩岁月，则将失有利时机；饰文具，则必违责实之旨。”应该“令在必行，不当徒为具文。”他提出要赏罚分明：“赏不当功，则不如无赏；罚不当罪，则不如无罚。”他认为：“国之强弱，不在甲兵，不在金谷，独在人才之多少。”他主张“广求实干可用之人，善谋能断，文不足而质有余者”，应该加以培养，使之“奔走御侮捍患”，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要敢于打破常规，破格录用：“古者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取于仇雠，取于姻戚，苟才矣，初不问其生出之本未也。”他还举例说明“邻之富者有二子，一欲坐而商，一欲行而贾，”由于意见分歧，“相非而相残，相戾而相倾，其家卒以大困。”因此他呼吁“大僚群臣”同心同德，“共济艰难之业，不为朋党之私”。他这些切中时弊的改革主张，在积弱已深的南宋王朝，实行起来，谈何容易？但是他自己却能身体力行，任职各处，具治有政声。据史书记载，他在历任地方官时，内修外攘，百废俱兴，“筑守金堤，以免水患”；置万盈仓，以储漕运；整饬吏治，抑豪强，济贫困，关心人民疾苦，颇有政声。他在荆南请祠回朝时，“荆南人民哭送登舟，绘肖象于湘中驿。” 4、矢志抗金呕心沥血 张孝祥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矢志抗金，恢复国土。他勇敢地为岳飞鸣冤平反，无情地打击投降派秦桧之流，倡言改革，爱民如子，都是为富国强兵，达到抗金爱国这一目的。他虽未统兵御侮，却参与戎行，亲赴前线任建康留守；他没有执干戈以杀敌，却以笔作刀枪，与一切敌人战斗；他把满腔爱国的热血，写成壮丽的诗篇，鼓午人民斗志，振作民族精神；他闻胜则喜，闻败则忧，形成于肺腑，发端于诗词，与国家命运同呼吸，不愧是一位卫国的战士，爱国的诗人！这里仅择录二首词，概括他为民慷慨悲歌的精神面貌。 《水调歌头・和庞佑父》 雪洗尘虏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余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 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此词作于一一六一年“采石大捷”之后，以炽热的爱国情操和昂扬的战斗精神，渲染出一幅抚剑欲舞的壮士形象，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除此，还有“忠愤义填膺”的《六州歌头》：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消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擅腥。隔水氈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明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千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义填膺，有泪如倾。 此词作于“符离之战”失败以后，当时秦桧已死，抗战派重臣张浚复召为相，孝祥被荐为建康留守，擘划经营，秣马厉兵，积极准备北伐；对规复形势极为有利。谁知由于前线将领之间的不和，竟致败绩，以汤思退为首的投降派势力又得抬头。国耻未雪，心血空抛；时光易逝，大业难成，忠愤填膺，万感交集，写下了这首悲壮苍凉、震撼人心的词章！据《朝野遗记》、《气概》及有关传闻所记，当他在建康留守席上吟诵此词时，声泪俱下，满座皆哭。张魏公（即张浚）也为之掩涕，竟然罢席！时人称颂此词“如大海之起涛澜，泰山之腾云气。”不错，这不仅是对他的词的评价，也是对他如波涛之汹涌的爱国情思，如云气之蒸腾的抗金意志的赞歌。 （四）故乡山水寄诗情 1、自号于湖居士 张孝祥二十三岁中状元之前的峥嵘岁月，大半是在家乡芜湖度过的。他从政十五年，常回芜小住，辞官后归芜休憩，自号“于湖居士”，以诗文名于世。其诗文集亦署名“于湖文集”，时人曾以“张于湖先生”尊称之。按于湖乃芜湖的雅称，因唐代复建芜湖县治，县境包括了古于湖县辖地之故。由此可见诗人对故乡眷念之深。 2、诗人在芜湖的遗迹 张祁避战乱迁居芜湖之初，构屋于升仙桥（今花津桥）西，诗人中状元后，又建筑状元府第，二者联为一体，是诗人的故居，并在通衢建状元牌坊一座，还有一座张氏宗祠，状元府第在抗日之前成为湖南公馆，今之芜湖联合大学是其旧址；“文革”前，张氏宗祠还陈列历代祖先牌位、谱册，后遂无存，祠宇已成为民居，尚有墙界石碑三块，字迹清晰。状元牌坊早已不在了，但“状元坊”之名，作为街巷名称，却传流至今。 张孝祥“以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请祠，进显汉阁直学士，致仕”归芜湖故居，增建“归来堂”于莲湖之畔，为优游林下读书吟咏之所。今烟雨墩曾为于湖祠。由此通向状元府，有一座石桥，刻有石狮，人称狮子桥，今桥毁名存。诗人在湖上广植芙蓉（莲花），湖边遍栽杨柳，花树果木，亭台阁榭，点缀其间，北望赭山，南揖长河，风雨阴晴，景象万千，诗人徜徉其间，盖以国事蜩螗，进而不能达其志，只得退而寄情山水，以诗文自遣了。 诗人在故乡题咏留诗也很多，见物咏怀，多为忧国忧民之思，兹录两首，以概其余。 《赭山分韵，得成，叶字》其一：（成韵） “昨日一尺雪，今朝十分晴，昊日上积雪，火做若虹气升。江平镜新磨，地迥玉琢成，赭山有令色，令我白眼青。竹树纷掩冉，珠幢间霓旌。野僧不惯客，仓皇门前迎。屋古少完壁，堂虚有危凳，石上迹宛宛，山腰塔亭亭，劫火偶不烧，百年费支撑。我有一尊酒，高处得细倾，谅非无事饮，忧国空含情，长歌渺寥廊，归路已戴星。” 其二：（叶韵） “……哀哉此迁民，苦事乃稠叠。累累庭际炊，采采涧底叶。问渠胡为来？悲泪不盈睫。连年避胡乱，生理安可说？今年更仓皇，芻稟亦焚劫。扶持过江南，十口四五活。斗米六百钱，兼旬又风雪。传闻菰蒲中，相杀血新喋。本是耕田农，饥寒实驱胁。愿公语县吏，早与支米帖。” 前一首写出了他对乡土的眷念和忧国之思，后一首则对人民的痛苦，表达深挚的关切。其他如《满江红・于湖怀古》等诗词，则是对芜湖名胜古迹：玩鞭亭，莲湖等的题咏，俯仰今古，爱憎分明，词义沉涵，流传久远。 3、桑梓遗爱难忘 诗人告归回芜湖后，热心地方公益，为家乡做了许多好事。一是修“观澜亭”，下以为讲学、敦品、励志之所。凡寺观台榭，多为修饰，吟咏殆遍。二是纾民困。芜湖地当水陆要冲，送往迎来，人民不堪其扰，他能多方加以体恤。在“符离之战后”，败将邵宏渊“拥兵还镇，所过市肆皆空，芜民甚恐。”诗人“自籴米数百斛，着紫衣、乘使者车，犒师江上，众得饷，扬帆而去，遂秋毫无犯。县丞袁益之迎至江浒，士民夹道，指目夸艳。卒之日，商贾为之罢市，两河（指芜湖河南河北）之民。惶惶如失所恃。”三是，赠莲湖：诗人有民胞物与之胸怀，平易近人之雅度，据载“叶绍翁云：张于湖尝舟过洞庭，日照龙堆，金沙荡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作词，呼群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类此。”（见《宋词三百首笺注》142页）致仕归芜后，也是常偕乡亲父老，曳杖过烟林，置酒莲湖，呼邻共饮。曾言莲湖捐赠地方，与民同乐。诗人逝世后，其子太平，举家迁居宣州，遵父遗愿，将莲湖三百亩以及林园台榭，概予捐赠，即今之镜湖！ 诗人留给芜湖的何止这些？最主要的要算留下一部《于湖文集》，凡四十卷，收诗、文、词、铭、赞、制、表、尺牍、奏议等十余类。文学价值很高，其中爱国忧民之诗词，与当时的陆放翁、辛稼轩相伯仲，是鸠江古文化开放的一枝灿烂鲜花！最宝贵的要算是他留下了忠义爱国的情操和热爱家乡的心意！今日镜湖姿容秀美，正显示诗人遗爱长存。 这里谨录张孝祥《蝶恋花・怀于湖》词一首，作为本文的结束，以见八百多年前诗人笔下的镜湖风貌，永志风怀长在之思。 “恰到杏花红一树，撚指来时，结子青无数。漠漠春阴缠柳絮，一天风雨将春去。 春到家山须小住，芍药樱桃，更是寻芳处。绕院碧莲三百亩，留春伴我春应许。”
下山过梅根 岸叶经秋坠晚枝，袅烟凌鬓促征期。家从泽国谁能问，路在侯门自不知。 但恐老侵多病日，每忧忙过少年时。可怜江上人堪笑，独倚残阳弄钓丝。 《得宣州窦尚书书因投寄二首》之一 双鱼迢递到江滨，伤感南陵旧主人。万里朝台劳寄梦，十年侯国阻趋尘。 寻知乱后尝辞禄，共喜闲来得养神。时见齐山敬亭客，不堪戎马战征频。 注：根据民间传说及《南陵县志》的记载，罗隐曾寓居宣州府南陵县，如今县内烟墩镇（今芜湖市辖）的格里村又称罗冲，建有罗隐墓、罗家庙。《全唐诗》和《罗隐集》载有罗隐咏南陵的诗作两首。南陵是吾故土，梅根是吾出生之地旧名。 罗隐（833—910)，唐代诗人，原名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新城(今浙江富阳市新登镇)人(一作桐庐)，罗姓原为中土望族，西晋末，永嘉南渡，门第式微，各奔东西，才由湖南长沙迁徙来新，卜居于新登镇东约一里许的双江村。据说，近村鼍江上蒙有青白二气，待罗隐、杜建徽（吴越大将杜棱之子，后为吴越国太师）出，二气乃消。邑人有诗曰：“独异二公生不凡，青白二气波间吐。”大中十三年底至京师，应进士试，历七年不第。十试不中后有退隐之心，乃更名为隐。 罗隐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王朝走向衰亡之时，“出身论门第，做官靠援引”，科举考试已徒具形式。尽管罗隐的祖父曾做过县令，父亲也应过“开元礼”，但毕竟已是寒族，这就注定了他乖蹇的命运。吴越国著名文士沉崧评价他说：“龆年夙慧，稚齿能文”，而且“才了十人，学殚百氏，名宣寓县，誉播寰区”。然而，由于缺乏权贵的援引，竟然连试不中。他在《谗书》自序中哀叹说：“生少时，自道有言语，及来京师七年，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 咸通八年罗隐自编其文为《谗书》，益为统治阶级所憎恶，所以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名休”。后来又断断续续考了几年，总共考了十多次，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最终还是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黄巢起义后，避乱隐居皖南九华山附近，光启三年55岁时归乡依吴越王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 天祐元年(904年)，罗隐奉吴越王钱鏐命，从瑞安乘木船而上溯江口，步行至吕江涤头村(今属泰顺县新浦乡)寻访寓贤吴畦(原平章事谏议大夫)出山辅政。此为飞云江瑞安至泰顺江口航运最早一次记载。 罗隐的一生，历唐末文、武、宣、懿、僖、昭、哀七个王朝。《吴越春秋》中说他“十试不中”。他自已在《湘南应用集序》中也提到：“隐，大中末即在贡籍中，然命薄地卑，自已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可以说，他的大半生过的是仰人鼻息的幕僚生活，足迹遍及浙、苏、皖、赣、湘、鄂、蜀、陕等大半个中国。《鉴戒录》收有这样一则轶事：罗隐秀才赴举之日，于钟陵筵上赠歌妓云英一绝。下第，又经钟陵，复与云英会。云英抚掌曰：“罗秀才犹未脱白耶？”隐虽内耻，寻以诗戏谑曰：“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怜俱是不如人。”虽是诗人无奈何的自我解嘲，其味却是那么地辛酸。 社会政治的腐败，导致诗人残酷的命运，清代的乡贤洪焘老夫子抨击得好：“起李家二十帝而问之，三百年进士科为谁而设？”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诗人再次落第，对科举入仕完全绝望，决计东归投奔钱镠。初为钱塘令，寻迁秘书著作郎，后辟为镇海军节度掌书记。后，钱镠进爵吴越王，表罗隐为司勋郎中，充镇海节度判官、吴越给事中，最后终于盐铁发运使任上，享年七十七岁。 应该说，诗人的晚年尚算圆满。钱镠出身武夫素来慢士，据说，桐庐文人章鲁风因触怒了他而被沉江底。但对罗隐却颇敬礼有加，赞誉他说：“黄河信有澄清日，人世应难继此才。”《西湖游览志余》记述说：钱氏有国，西湖渔者日纳鱼数桶，谓之“使宅鱼”。隐题《皤溪垂钓图》曰：“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长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结果，“钱览诗大笑，遂蠲其征。”《梦溪笔谈》载：杭州新治，城垒楼橹甚盛，浙帅（钱镠）携僚客观之。隐指“却敌”，佯不晓曰：“设此何用？”浙帅曰：“君岂不知欲备耶？”隐与镠曰：“审如是，何不向里设之？”……镠不悟，后巡衣锦城，武勇指挥使徐绾、许再思挟宣卒为乱，入攻中城，几于覆国……。镠感隐有识见，此后军事上常有咨询。《通鉴记事本未》记有同样内容，毛主席阅后批说：“昭谏亦有军谋”。 罗隐的讽刺散文的成就很高，堪称古代小品文的奇葩。收在《谗书》里的讽刺小品又都是他的“愤懑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罗隐自己也认为是“所以警当世而戒将来”的(《谗书》重序)。如《英雄之言》通过刘邦、项羽的两句所谓“英雄之言”，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以救民涂炭的“英雄”自命的帝王的强盗本质。最后更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警告(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类似这样的光辉思想在罗隐的杂文中是不时流露的。《说天鸡》、《汉武山呼》、《三闾大夫意》、《叙二狂生》、《梅先生碑》等篇，也都是嘻笑怒骂，涉笔成趣，显示了他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和杰出的讽刺艺术才能。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对晚唐小品文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罗隐在唐末五代诗名籍甚，有一些精警通俗的诗句流传人口，成为经典名言。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家财不为子孙谋”“今朝有酒今朝醉”“任是无情也动人”等等。又如讽刺小诗《雪》：“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瑞雪兆丰年，但对贫苦的人民说来，却成了灾难。他的咏史诗《西施》一首也写得比较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第一句多少有一些宿命论的意味，但他反对把吴王夫差的亡国归罪于西施，的确是对传统成见的有力翻案。许多人喜欢他的《赠妓云英》一诗。《唐才子传》中有一段故事，原文如下：隐初贫来赴举，过钟陵，见营妓云英有才思。后一纪，下第过之。英曰：“罗秀才尚未脱白”隐赠诗云：“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罗隐才高，云英色艺兼美，如何是不如人呢？只是社会没有给他们机会吧？每次读此诗都会感动，可能是遭遇与他们也相似吧。明代屠中孚说：“若《答云英见诮》及《题新榜》二绝，真堪为之涕落。”（《刻罗江东集序》）罗隐一生著作颇丰，计有小品文《谗书》五卷约六十余篇，鲁迅评说“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一度成为朝廷禁书，纪昀在修撰《四库全书》时竟不敢收。诗集《甲乙集》收有诗四百余首，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屡考不举“下第”诗，内容充满愤懑不平之情；另一类是“咏物、咏史”诗，讽嘲之言溢乎其间，亦寓有警世之戒。 毛泽东主席故居丰泽园的藏书中，有罗隐的两本着作——《罗昭谏集》和《甲乙集》，毛主席对其中许多首诗都划有浓圈密点，粗略统计约有九十一首。陈云同志曾在中纪委全会上引述罗隐诗句“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作警句，借此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罗隐深遂的思想，一千多年后还在熠熠发光。 罗隐对故乡影响最大的却是有关他的传说故事。1988年编次的《中国民间文学三集成·富阳卷》中收有罗隐传说十四篇，1977年本市民研会编撰的《罗隐的故事》增至五十余篇。这些传说故事，充分地反映了罗隐的铮铮风骨和杰出的睿智，同时也隐约透示了诗人飘泊无依、穷苦潦倒的一生。 罗隐著述甚丰，但散佚严重，今存诗歌约500首，有诗集《甲乙集》传世，散文名著《谗书》五卷60篇（残缺2篇），哲学名著《两同书》两卷（10篇），小说《广陵妖乱志》《中元传》等，另有书启碑记等杂著约40篇（见《全唐文》）。 本文转载于庞芜新浪博客，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831b300100hmus.html
送张五湮归 王维 五湖千万里，况复五湖西，渔浦南陵郭，人家春谷溪。 欲归江淼淼，未到草萋萋。忆想兰陵镇，可宜猿更啼。 提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粗具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他是唐代山水、田园派诗人的代表。他描绘塞外苍凉气象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歌咏辋川薄暮风光的“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状写山间月夜幽美境界的“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赞美雨后山村景色的“明月松间照，清泉山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以及他那被谱成《阳关三叠》乐曲，读之令人荡气回肠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些诗句，无一不脍炙人口，千古传诵。 王维的盛年在朝中担任过尚书右丞的官职。四十岁以后主要隐居在陕西蓝田县辋川，在那儿这着悠闲的亦官亦隐的生活。但是，古代诗人一般都喜游历，泛览祖国山川，在王维的诗歌中，有不少就是描写塞外和江南风光的。他生前曾到过江南，并在某地生活过一段时间，当不以为奇。《全唐诗》中录有王维的一首五言律诗《送张五湮归》（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维孟浩然选集》一书也选有此诗），道出了他和南陵的关系。诗的全文如下： 五湖千万里，况复五湖西，渔浦南陵郭，人家春谷溪。 欲归江淼淼，未到草萋萋。忆想兰陵镇，可宜猿更啼。 诗的风格和其他的王诗一样，洗炼、朴素、清新、优美。“江淼淼”、“草萋萋”是江南的风景画，“渔浦南陵郭，人家春谷溪”两句，则生动地描摹了南陵城郊一角的风光。看来诗人对南陵的情况是很熟悉的，故尔笔下显得如此亲切。再联系诗中“忆想”一词，似更透露出诗人到过江南，到过南陵的信息。否则，这一带的风物何以能在他的回忆中出现呢？经查证，王诗所指的“渔浦”即今南陵县城东郊漳河之滨的龙潭湾（俗名龙船湾），其位置与诗中所写的完全一致。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王维曾到过南陵，并有可能在南陵渔浦这个地方生活过。 翻开民国版《南陵县志・艺文志》，我们可以找到好几个材料作为此推测的佐证。 材料之一是清代刘开兆写的《青弋江棹歌》。此棹歌共四首，第一首为：“渔浦人家湾复湾，辋川绘出景幽闲。周遭碧树一溪水，披豁晴窗四面山。”此处辋川即代指王维，说王维描绘的渔浦是河湾之处，景色幽美：四面皆山，一水萦绕；碧树环抱，丽日映窗。试想：能够绘出渔浦幽闲之景的人，当对此地环境十分熟悉，起码应到过此地吧。诗题“棹歌”即船工行船时所唱之歌，带有民歌性质。可见，王维在渔浦生活过应是时人的共识。 清代邑人刘阮的《渔浦》一诗，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诗中写道：“桃源谁信在人间？灵境周遭碧水环。入径烟云随杖转，生新邱壑引心闲。辋川秀句垂千古，渔浦幽寻隐一湾。风景自今增胜概，竹坪花坞共追攀。”诗中的“辋川秀句”即是指王维的《送张五湮归》一诗。作者游渔浦赞及王维，说明渔浦的风景由于王诗的秀句而增加了审美的情趣，让人心旷神怡。 材料之三是繁昌人魏寿期写的一首诗。诗的题目是《过王殿维渔浦别业》。这里的王殿维应是王维。王维在朝迁担任过尚书右丞的官职，朝迁即称“殿”，因而“殿”字当是对王维的尊称；而且诗中也提到了“辋川”（参见下文所引诗句），此诗题目已经表明：南陵的渔浦乃是大诗人王维的一个别墅，王维曾在此居住过。我们再把这首诗抄录下来，供大家欣赏。“东皋联杖履，揽胜辋川庄。密筱亭全隐，微云水更长。门常关栗里，石应拜襄阳，人境无车马，花溪足徜徉。”诗的大意是：在东郊一片泛着春意的水田边上，拐杖连接着鞋子的印痕，人们到王维的别墅来饱览胜景。繁茂的秀竹把亭台都隐没了，淡淡的烟云和春水一起流向远方。庄园深闭的大门和门前的石丛颇似陶渊明和诸葛亮隐居的地方，这儿环境清幽没有喧闹的车马，那溪水边的花草足以使人流连、盘桓。诗的末一句“花溪足徜徉”可以印证王维的诗句“人家春谷溪”。从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渔浦当年曾是南陵的游览名胜，许多人喜欢来这里缅怀王维这位大诗人。 笔者曾在县城东郊龙潭湾、思古桥一带实地考察过，但见一带白水之滨，有一座古石桥，桥边几户人家掩映在绿树环绕之中，树丛中有几竿修竹迎风摇曳。足见此地风景秀美，古人所言不谬。但往事如烟，胜迹难寻，今日之渔浦早已物是人非，只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而已。 本文转载自庞芜新浪博客，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831b300100hmxz.html
南陵道中 杜牧 南陵水面漫悠悠，风紧云轻欲变秋。 正是客心孤迥处，谁家红袖凭江楼？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中唐名相杜佑之孙，史学家杜从郁之子，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文宗大和二年（828年）进士，初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宣歙观察使幕。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晚年授中书舍人。 杜牧是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注重军事，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七绝龙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 这首诗收入《樊川外集》，题一作“寄远”。杜牧在文宗开成年间曾任宣州团练判官，南陵是宣州属县，诗大约就写于任职宣州期间。 题称“南陵道中”，没有点明是陆路还是水程。从诗中描写看，理解为水程似乎切当一些。 前两句分写舟行所见水容天色。“漫悠悠”，见水面的平缓、水流的悠长，也透露出江上的空寂。这景象既显出舟行者的心情比较平静容与，也暗透出他一丝羁旅的孤寂。一、二两句之间，似有一个时间过程。“水面漫悠悠”，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时的景象。过了一会，风变紧了，云彩因为风的吹送变得稀薄而轻盈，天空显得高远，空气中也散发着秋天的凉意。“欲变秋”的“欲”字，正表现出天气变化的动态。从景物描写可以感到，此刻旅人的心境也由原来的相对平静变得有些骚屑不宁，由原来的一丝淡淡的孤寂进而感到有些清冷了。这些描写，都为第三句的“客心孤迥”作了准备。 正当旅人触物兴感、心境孤迥的时候，忽见岸边的江楼上有红袖女子正在凭栏遥望。三、四两句所描绘的这幅图景，色彩鲜明，饶有画意，不妨当作江南水乡风情画来欣赏。在客心孤迥之时，意绪本来有些索寞无聊，流目江上，忽然望见这样一幅美丽的图景，精神为之一爽，羁旅的孤寂在一时间似乎冲淡了不少。这是从“正是”、“谁家”这样开合相应、摇曳生姿的语调中可以感觉出来的。但这幅图景中的凭楼而望的红袖女子，究竟是怀着闲适的心情览眺江上景色，还是象温庭筠词中所写的那位等待丈夫归来的女子那样，“梳洗罢，独倚望江楼”，在望穿秋水地历数江上归舟呢？这一点，江上舟行的旅人并不清楚，自然也无法向读者交待，只能浑涵地书其即目所见。但无论是闲眺还是望归，对旅人都会有所触动而引起各种不同的联想。在这里，“红袖凭江楼”的形象内涵的不确定，恰恰为联想的丰富、诗味的隽永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似乎告诉我们，在一定条件下，艺术形象或图景内涵的多歧，不但不是缺点，相反地还是一种优点，因为它使诗的意境变得更富含蕴、更为浑融而耐人寻味，读者也从这种多方面的寻味联想中得到艺术欣赏上的满足。当然，这种不确定仍然离不开“客心孤迥”这样一个特定的情景，因此尽管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联想体味，但总的方向是大体相近的。这正是艺术的丰富与杂乱、含蓄与晦涩的一个重要区别。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 杜牧 日暖泥融雪半消，行人芳草马声骄。 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村柳拂桥。 君意如鸿高的的，我心悬旆正摇摇。 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 杜牧与柳拂庵 杜牧（803-852年），字牧之，陕西西安人，中唐有名的宰相和史学家杜佑之孙，大和二年（828年）进士。初任弘文馆校书郎，后赴任江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并在宣歙观察使任上多年，晚年授中书舍人。 杜牧在地方任职时，大胆改革弊政，成绩卓著，因而深受百姓拥戴。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足以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而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尤以诗歌创作更佳，是晚唐伟大诗人，与李商隐一起被世人称为“小李杜”。其诗风格清新，意境深远，很多作品妇孺皆知，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杜牧还是唐代极富远见的思想家，他的《阿房宫赋》高瞻远瞩，大气磅礴，不仅是散文中的精品，还给后人留下了极厚重极深沉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杜牧一生游历无数，作品无数。曾两任宣州幕僚多年，而弋江曾是宣州府所在地，因而诗人杜牧的足迹得以踏遍弋江的每一寸土地，诗句“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村柳拂桥”不仅流传千古，同时让他与青弋江、与柳拂庵有了牵扯不断的联系。 柳拂庵遗址在现南陵四中校园内，位于弋江镇西北，约建于中唐元和年间。它是我县历史悠久、香火旺盛的庙宇之一，它的名扬千里，离不开大诗人杜牧的造访以及他的著名的诗句和匾刻。 诗人杜牧，就职宣州幕僚之前，在送好友裴坦去舒城任职途中，曾路过时为宣州府驻地的弋江。他钟情于宣州的山山水水，流连于弋江的风光美景。时青弋江畔柳拂桥边有庵初成，香火正盛，于是雅兴大发，写下了“柳拂庵——樊川杜牧之题（杜牧因晚年居住在西安城南的樊川别墅，因此得一别号：‘杜樊川’）”。并于庵旁手植柏树一株。民国版《南陵县志》载：“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青弋江镇地方建造柳拂庵掘地得一石碑，长二尺余，宽八寸，刻有‘柳拂庵’三字，下书杜牧之题。盖此庵傍于柳拂桥边。唐杜牧之曾有‘青弋江村柳拂桥’之句也。遂以石碑为庵门匾额。” 民国初年，柳拂庵仍有前中后三进各三间的砖木结构瓦屋，旁有三间偏屋。进大门是弥勒佛，中间是韦陀佛，天井两旁悬有佛龛。后三间是“大雄宝殿”，供有三尊大佛。千手观音像供于大殿东北厢，大殿后供有佛祖讲经像。原有宋时石碑，清晰地镂记着建庵始末和庵名由来，遗憾在十年浩劫中被毁，庵的正屋也被拆毁。杜牧亲题的“柳拂庵”石匾，因胡渭涵老师设法保存，才幸免于“破四旧”的劫难。石匾原砌于四中教室的窗台上，但今年上半年不慎被窃。 杜牧手植的柏树，历经千年沧桑，树围三人方能合抱。清末曾遭雷击，主干被劈去一半，但仍挺拔遒劲，虬枝盘空。古柏有香味，树皮脱落后，斋公以此代替檀香焚烧，百姓纷纷效仿之。可惜文革期间被人借口树要倒可能伤人砍倒后私分。 柳拂庵东南，原有一条三丈多宽的小沙河，上有一木桥。河岸两旁垂柳浓荫，绿绦随风拂桥，故名柳拂桥。今河已淤塞，桥亦不在。究竟是桥因庵名而名，还是庵因桥名而名，因缺乏可靠的资料，已无从查考。 本文转载自庞芜新浪博客，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831b300100hp6o.html
作者：谢小成 本文原载于《芜湖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94年6月出版）在中国陶瓷史上，许多古瓷窑一直是个谜，如哥窑、官窑、汝窑、柴窑、宣州窑等等。其中关于宣州窑的有无、窑址位置、烧制时代、产品的种类、釉色及用途诸方面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更是迷雾重重。 早在清代，著名学者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一书中记载：“宣州窑，元明烧造，土埴质颇薄，色白”，认定宣州窑烧制的是质量上乘的白瓷器。民国学者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述为：“元有浮梁磁局，专掌景德镇瓷器，世称为枢府窑。而民间所造者，则有宣州、临州、南丰诸窑，然其成绩不能超过两宋也”，认为宣州窑是元代民窑。而民国时期的陶瓷学者黄矞在《瓷史》一书中却认为：“宣州瓷窑，为南唐所烧造，以为供奉之物者。南唐后主尤好珍玩。”其依据是，“邑人有刘庆者，昔从军至宁国南陵县，掘壕沟，发一古冢，系南唐保大年号砖砌者。中得一碗，上肆而下敛，作平坦势，唇缘外倚，无釉，底顽实，足亦糙，内起六棱，色卵青而微灰，碎纹如毛，近足处釉乳绀黑，若浮试以漆，苍然混玉，厚近二分，然于烈日中照之，光莹欲透。南陵古宣州域。”黄矞以南陵县古墓中出土的碗，推论宣州窑为南唐时期供御的宫窑。1950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南唐二主李景、李煜的陵墓，两墓中均出土有白资碗形器，形制为“上肆而下敛，作平坦势，”葵瓣形口，釉色白带灰或卵青色。发掘者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中分析认为，“宣州窑烧造的瓷器，黄甭看见的是一件‘色卵青而微灰’的撇口碗，怎么叫做‘色卵青而微灰’呢？‘卵青’指的是‘鸭蛋青’，鸭蛋青微带灰色，我们认为还是近于白色的。到了明代，王世贞对宣州窑有过这样一句描写：‘泻向宣州雪白瓷，’这就说明宣州窑烧造的是白瓷了。”发掘者以二陵出土的白瓷碗与黄矞所见的撇口碗相似，年代相同为据，“揣测二陵出土的白瓷可能就是宣州窑的产品。” 1955年秋，考古学者在繁昌县柯家村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影青瓷窑址，安徽省考古队于1958年对该窑址进行了试掘。发现烧造的产品种类有碗、盏、盘、碟、杯、盂、盆、壶、瓶、盒、罐、炉等，表明该窑始烧于五代，兴盛于北宋，衰败于南宋。张道宏先生在《试掘繁昌瓷窑址》报告中认为，“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可能与宣州窑有关。”1979年，安徽省博物馆又对该窑址再次进行了试掘，未正式发表试掘报告。1982年，有同志根据上述意见，把柯家村窑正式列为宣州窑作为安徽省重要名胜古迹之一收录于《中国名胜词典》。稍后，杨铎成、康诗纬先生在1982年第4期《安徽画报》上以“宁国紫砂开新葩”为题撰文报道，“在历史上，我国的陶瓷著称于世，曾出现过许多名窑，位于我省宁国县株木店一带的宣州窑就是其中之一。”经调查，株木店现为宁国县陶瓷厂所在地，确有一处大面积的古窑址，发现有明清时期的罐、壶、钵、缸等遗物。1984—1985年，李广宁先生在泾县琴溪、窑头岭一带发现了规模较大的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青瓷窑址，主要遗物有碗、盏、盘、注子、壶、钵、轮盘、砚和窑具等，在琴溪乡施窑村的虎容山坡堆积中采集到刻有“宣”字的窑具标本，在窑头岭发现有烧造细白瓷的窑址，认定此即宣州窑，“在盛产宣纸、宣笔的泾县出现一个宣州瓷窑也不是不可能的”（李广宁、董家骥《皖南瓷器考古的几点思索》）。 1986年总第6期《安徽文博》发表了安徽省博物馆王业友先生撰写的《试谈有关宣州窑问题》一文，王文以文献资料为据，结合考古资料分析，例举并否定了上述各种观点，提出了“宣州窑是明代的瓷窑”，以明代方志中有宣州“岁贡官瓶”的记载判定宣州窑“是具有官窑性质的”，窑址尚待发现，其烧造产品可能是青花瓷器，并猜测肖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带有“宣窑”款的青花盘是宣州窑瓷器。 我国著名的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曾于1973年将宣州窑归诸尚待发现的窑址之一，当他于1987年看到泾县琴溪窑的青瓷标本时，也认为是宣州窑的早期标本。 上述各家之说莫衷一是，尽管各有一定道理，对宣州窑的研究见仁见智，不无裨益，但均存在着证据不力的缺憾。直到1989年12月26日，我们在芜湖县花桥乡东门渡古窑址的调查中，发现刻印有“宣州官窑”字样的青黄釉罐底残件，才使得宣州窑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使我们有可能拨开团团迷雾，去探索困扰人们多年的有关宣州窑迷案的秘密。 芜湖县东门渡窑址是我们在1985年春季开展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当时因见遗物质地粗糙，未引起重视，仅认为是宋代一般民窑，安徽省文物局胡欣民同志和笔者曾以“芜湖县发现宋代古窑址”为题在《安徽文物工作》总第1期予以报道。几年来，我们多次调查，认识不断丰富。调查表明，该窑址为一群窑，范围包括小山、营盘山、康王山、蛤蟆地、窑头山、小竹园等6处，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窑址上几乎随处可见陶瓷片堆积，其中康王山的陶瓷片堆积厚达10余米。遗物主要有容器、动物造型、窑具、砂质碾槽、陶楼、莲花钵、舀子等，此外还发现北宋铜钱，在康王山脚下的东门渡粮站发现半截雕刻有阴文“元祐六年（1091）”字样的青石条，其中“元”字的两横已残缺。尤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二十多件刻有“宣州官窑”阴文楷书戳记的罐底残件。戳记位于腹壁近底处，外套长方框线，长5.8厘米，宽1.5厘米。在一些匣钵及窑柱上发现刻划有阴文楷书、行书、草书文字20余种，如施、章、黄、高、韦、喻、黄旬、高岫、费升、姚七、吴廿二、西包、惠记、O、襅、岘、工、又罕、O维、佛家平O”等，文字内容涉及窑工姓氏、数目、吉语等方面。遗物胎质粗糙坚硬，叩之铿然，胎色分青灰，灰黑、铁红几种，釉色有青灰、青黄、姜黄、酱黄、青黑、黑色几种，色泽不纯。多施半釉，下腹普遍有流挂现象。 从窑址的分布及烧造时代来看，该窑场有着明显的分工，不同的地点烧造的器物各有不同。如蛤蟆地一带发现的形制不一的酱黄、酱黑釉瓷钵、盆类，均为敛口、直口，斜腹壁，大平底或饼型底，底内外均有一圈13—15个圆圆的托珠痕，是中晚唐及五代时的习见之器。在康王山、营盘山的瓷片堆积中，多见青灰和青黄釉的短圆流执壶、四系大罐、双系小罐等，均按扁平把、扁圆系，具有宋代特征。小山、窑头山多见夹砂胎的青黄釉大缸，时代同于康王山。小竹园自然村落多见表面仅施一层浅黄色化妆土的双系罐及小口陶瓶等，时代稍晚。全面分析判断，该窑的烧造时代是唐代中晚期至宋代，没有发现更晚的瓷片堆积。 发现了“宣州官窑”的款识后，笔者曾撰文《“宣州官窑”今何处——谈对东门渡窑址的重新认识》，刊载于芜湖县历史学会会刊《鸿兹史苑》第四期上，提出东门渡窑址就是宣州窑址的观点。随后，在1990年12月安徽省第七次考古学年会即安庆会议上，笔者在大会发言中重点介绍了芜湖县东门渡窑址发现“宣州官窑”款识的情况，引起与会陶瓷专家及学者的极大兴趣。省文物志稿编辑张宏明同志当即约稿，并亲自踏勘窑址。笔者应约撰写《芜湖县东门渡唐宋陶瓷窑址的调查——兼议“宣州官窑”》一文，后发表于1991年第2期《东南文化·安徽文化专号》上。该文在提交调查报告后，分析认定东门渡窑就是宣州窑，指出东门渡地区含有丰富的陶土和燃料，濒临古丹阳湖，处于连接长江和太湖的古中江水道上，水运条件十分便利，构成了宣州窑形成发展的必备条件。揣测该窑烧造的产品与当地发达的酿酒业和盛产名茶有关，地方官府在专营盐铁酒类的同时，也将酒具专营生产。例举方志所载王政在东门渡附近写有“古驿青留官廨树，行厨碧洗定窑瓷”诗句，诠释“泻向宣州雪白瓷”诗句，认为宣州白瓷是大量外运来销的定窑白瓷。 无独有偶，在这一期《东南文化》正在排印尚未出书的时候，即1991年3月中旬，在合肥市阜阳南路的拓宽工地上，距地表1.5米深处发现了一处陶瓷器窖藏，内整齐堆放有三四百只青黄釉与酱黄釉四系罐，大都已压碎，经清理发现有八件半截罐的下腹近底部位刻有“宣州官窑”印款，和东门渡窑址所见完全一样。张宏明同志看了现场后，当即投稿寄往北京，《中国文物报》于1991年4月7日头版头条以“宣州官窑重见天日”为题进行报道，并加了副标题“对认识、研究‘官窑’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此文及前文的发表，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稍后、香港杂志向张宏明同志约稿，张即撰写了《众里寻它千百度——揭开“宣州官窑”之迷》一文，发表于1991年第9期香港《龙语文物艺术》杂志，张文除重复介绍窑址情况并肯定东门渡窑即宣州窑外，着重指出：“象宣州窑所烧的器物，质地粗疏，形体不规，制作草率，釉色不纯，质量不高，殊难成为进贡之物，就是作为一般的民间用瓷也是不合适的。由此可知它虽自名‘官窑’，可并不是真正为宫廷用瓷生产的窑场……是一个主要生产装酒器具的窑场。”“宣州窑因钤有‘宣州官窑’文字，遂使人们得以发现这是一处重要烧制盛酒器具的官办、手工业窑场，其学术意义是极为重大的。” 几乎同时，1991年9月22日的《中国文物报》刊载叶定一同志文章《韩瓶·岳瓶·背嵬军》，叶文介绍，“江苏境内长江沿线，北至徐淮地区出土陶瓶，其形状为小口溜肩、直腹、平底，瓶无颈，口沿外圈与肩部形成一圈深槽，便于绑扎封口，肩靠口部有四系，可贯穿绳索作背负之用。该瓶大小不等，一般高约30厘米、口径6厘米、腹径17厘米、底径8厘米左右，制作粗糙，可见轮制痕迹，近底处最为明显，内外施青灰色釉。当地人一般称之为‘韩瓶’，这是因为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当年曾于京口（今镇江）淮水间广大地区抗击金兵进犯，苏北地区老百姓习惯以韩家军称之。其用途，一般认为是水器，即宋代军队中士兵用的水壶。近来有资料表明，它似为酒器。”作者援引清代海陵学者夏荃观点，夏谓此瓶为“古军中主将酒瓶，”“酒尽则弃之”（见《退庵笔记》卷七《韩瓶》），接着，作者指出韩瓶又称岳瓶，为岳飞岳家军中酒器，进而论及韩岳亲随军——背嵬军及其在抗金斗争中无坚不克的勇猛顽强精神和辉煌的战斗业绩。 笔者无缘亲睹该瓶，但从文中描述的情形来看，江苏境内发现的陶瓶与东门渡宣州窑烧制的Ⅲ式四系罐的形制、釉色基本相同。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笔者认为这就是宣州窑的产品之一。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宣州窑就是一处官府组织生产军用酒器为大宗的“官窑”。 北宋王朝在对盐、铁、矾、茶实行榷禁时，也对酒实行榷酤，并在全国设立六处“榷货务”（类似今专卖局），其中重要的一处即真州务（今江苏仪征），据《文献通考》记载，真州务领潭、袁、池、青、饶、抚、洪、歙、江、宣、岳州，临江、兴国军榷货。按此规定，宣州的物资必须在真州务办理抽分（又称抽解、抽税）纳税手续，抽分之后，禁榷货物全部由榷货务博买入宫，非禁榷货物则按一定比例博买，抽分和搏买之后，方许与商民交易。同时，真州当东南水运冲要（北宋时水运主要航线为经京杭大运河入汴河进开封），为江南、淮南、两浙、荆湖等六路发运使驻所，发运使专掌六路漕运，兼茶、盐、钱政，当时宣州的粮、茶、盐等重要物资均在真州交割，作为宣州官瓶在真州交割应无疑义。明代嘉靖、万历《宁国府志》均载有宣州“岁贡官瓶一十二万个，内一十一万五千个解仪真（明初改真州为仪真县）抽分厂，转解工部”，笔者认为，这种“岁贡官瓶”宋已有之并形成惯例，明仍因之。由此，江苏境内镇江、扬州、泰州地区大量出土的四系罐便不难理解，前引“韩瓶”、“岳瓶”之说也恰可补证。 宋代榷酒制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州县由官府和军队开设酒坊，民间不得酿造和出售私酒。南宋时，不少官办酒坊已酿出名酒，并且已生产出“清白透明一类白蒸馏酒—烧酒”（李瑞华《中国烧酒起始探微》，《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酒类出口在宋代对外贸易中已占大宗（赵汝适《诸蕃志》）。宣州酿酒历史悠久，唐代已经酿出有名的老春酒，经过酒仙李白的宣扬，闻名遐迩，影响更大，北宋早期，宣州已置酒务七处，岁纳酒课达五万贯以上，在全国居于中上等水平（《文献通考》征榷四）。据光绪《宣城县志》载，东门渡宋称符里镇，“居民商贾凑集，贸贩颇盛，置监酒税，”说明宋时东门渡的酒户较多，结合窑址发现的酒舀子分析，东门渡可能为宣州官办酒坊所在。北宋时期，随着古丹阳湖的围垦，江南圩田的开发，北方流民大量南迁，粮食生产迅速增长，刺激了酿酒业的发展。经过坐贾行商的贩运，盛酒器具的需要量日增，进一步刺激宣州窑的生产。我们可以说，宋代榷酒制促进了宣州窑的兴盛。 近几年来，我县境内发现的一些宋墓中均出土有陶楼及瓶罐，苏皖其他宋墓中也有瓶罐出土，我们发现的瓶罐均为宣州窑产品，往往盛有一种清澈的液体，联系到宋代朝廷上下盛行的华靡之风和厚殆之俗，可以认为是入葬时装的酒水。 宣州窑烧造的瓶罐，既可装酒，也可盛水、汲水，既有官用、军用，也有民用。目前关于宣州窑的研究，仅就前述。但仍有一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一）根据方志中关于东晋初许旌阳于窑旁置铁符的记载，宣州窑的创烧年代可能早到晋代，产品种类或不止于此，因目前窑址尚未试掘，难成定论。（二）方志及当地残存碑文载有窑址附近宋时建有万佛塔、真符观、三清殿等佛道教建筑（解放后仍有留存），其间可能渗透了佛道教传播斗争发展的因素。（三）史学家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宣州窑烧造产品中表现出来明显的区域性分工或与此有关。（四）宣州窑址采集的标本中发现的文字较多，有的文字很有点书法功力，反映出刻划者的文化素质不凡，窑工的成份可能较为复杂。 目前，有的同志面对宣州窑的发现，提出宣州窑不应指某一处窑址，应包括古宣州域内一群时代风格相同的窑址，应以繁昌窑为宣州窑的主要集中地，说明宣州窑的有关研究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可以相信，宣州窑的研究一定还会有新的进展。
万春圩与圩田五说--附沈括《万春圩图记》
作者：沐昌根 在我国水利工程发展史上，北宋时期芜湖县万春圩有着重要的一页。万春圩是当时江南规模最大的圩田，曾几经废建。宋代围绕着该圩兴荒废与修建，在朝野之间引起了激烈争议，“圩田五说”正是在争议过程中产生的我国古代著名的浓耕灌溉工程技术理论。这一理论对此后江南圩田的兴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直至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北宋政府鼓励圩田开发 北宋王朝建立以后，面对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土地荒芜、饥民遍野、满目疮痍、社会经济凋弊的情况，为巩固其统治，制订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奖励农耕的政策。首先，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宋大诏令集》卷182载宋太祖《劝栽植开垦诏》规定：“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宋太宗《募民垦旷土诏》规定：各州军的旷土，允许农民请佃，“便为永业”，并可免除三年租税，三年后输税十之三。太宗淳化和仁宗天圣年间，也颁布了不少鼓励农耕的优惠政策。其二，奖励垦荒有成绩的地方官员。要求地方官吏“劝课种艺”，重视兴修圩田，作为“郡县之政经”（《宋大诏令集》卷182）。到真宗时期，地方设劝农官，景德三年（1006年），诸路运使兼本路劝农使（《宋史・食货志》），对开辟荒田达万顷的官升一级。其三，为保证国家财赋来源，政府提倡兴筑圩田。北宋时，“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宗史・范祖禹传》），因此，更重视河道纵横，湖泊众多，地势低平，土地肥沃的江南“修筑圩垾堤防”，“开异沟洫”，并颁布了《管干圩岸围岸官法》（《宋会要辑稿》食货一）。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嘉祐六年（1061年），江东转运使张颙，判官谢景温力主修复芜湖县万春圩，并委派宁国县令沈披实地查勘。 二、万春圩修复与圩田五说 万春圩修筑历史悠久，10世纪前为土豪“秦氏世擅其利”（《万春圩图记》），名为秦家圩。南唐时收为官有。当时，置荆山、黄春、黄池三曹官管辖，“调其租以给赐后宫”。北宋时归属芜湖县所有，租税上缴大司农。北宋太平兴国中期（976－983年），江南大水，圩吏欧阳某护圩不谨，万春圩决口破圩，荒废达八十年之久。这期间主张修复和反对修复各执一端的争议一直未止，“有司藏其议，一车不能载”（《万春圩图记》）。沈披精水利，有吏才，他考察后，将自然地势绘画成图，回来呈报给张颙、谢景温，三人均极力主张重修万春圩，并上报朝廷，向皇上保证，修圩不成“愿重坐之”（《万春圩图记》）。 可是，修圩消息一经传出，各种非难纷至沓来，一场激烈的争辩再次展开了。反对修筑的人来势汹汹，争吵不绝，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但是，沈披并没有气馁，他理直气壮地起来辩论，将反对派意见归纳为五条，逐条加以驳斥，有名的“圩田五说”正是沈披力排众议而产生的，表达了他在水利工程学上的卓越见解。客居宁国县的沈披胞弟沈括写出了《万春圩图记》，归纳了其兄沈披驳斥反对派提出的五种不利，它的内容大略是： 第一，当夏秋汛期来临，亟需要广大湖泽，来容纳汹涌的洪峰。排去二十里的水面为圩，就会使二十里的洪水没有归宿，当上流水涨，洪峰泛滥，便会造成水灾，重修万春圩是得不偿失。第二，有的说圩的西南靠近荆山，沿着山麓来作堤坊，长江之水从山峡流过，遭到阻塞，便会直灌山东造成灾害。第三，有人认为圩水流经的地方，底下必有蛟龙潜伏，会造成圩堤的崩溃。万春圩过去的被毁，未尝不是这个缘故。第四，万春圩前身荒废以后，在这里纳租从事采茭牧养的人共有100多家，一旦恢复成圩田，他们都要失业，势必迫使他们起来反抗。第五，也有人说，圩的东南濒临大湖，堤岸不断被风浪冲击，时间久了就难以保持坚固。 针对以上五点非议，对于第一点，沈披认为这种观点没有根据。他经过勘察，发现汛期来临时水位虽高，但在圩的北界之外有丹阳、石臼等湖，延绵三四百里可容洪水。此外，当每次大水时，圩的周围也都漫衍成湖，面积象丹阳湖那样大小的不下三四个之多。何况万春圩的西面又和长江连接，划出二十里水面来恢复旧圩，这对洪水消长不会产生多大问题。 关于第二点，沈披指出：“我看到荆山之西，水流宽广不及百步，如果将圩堤岸冲着荆山折筑，这样就让出两百尺宽度，来扩大长江容量，大大减少水流的压力。万一不幸发生阻塞，障碍产生在荆山之西，水患并非来自圩田。如果在东方分出支流，便可以引导洪水渲泄，有了这些办法，也用不着顾虑了”。 第三点纯属迷信的无稽之谈。沈披对堤防崩坏的原因作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他说：堤岸易于破坏并非有什么蛟龙在作怪，其实是圩水穿堤流出，天长日久堤底会形成水潭，水潭愈来愈深，便使堤岸下塌，不值得大惊小怪。对此可以在堤岸下边筑一道复堤，引导水流流向几十步以外，然后注入江心。这样可以把水潭远移到几十步外，自然不会影响到距离较远的堤岸了。 对于第四点沈披驳斥道：圩田修复后要将其分佃给农民，让那些原来在这儿采茭牧养的农民来耕种圩田，他们乐于致业，就不会起来反抗了。 针对最后一点，沈披他说从自然条件来看，这里地势低平，并不陡峭，只有一道宽约100多步的缓坡，附堤还种植一行行杨柳，堤下将种值一排排芦苇，可以挡住风浪冲击。此外，堤身基础宽广，厚达几丈。堤身并不是笔直，堤外又有缓滩，杂生草木，使水势得到缓冲，对风浪冲击堤岸完全可以不必担忧（《万春圩图记》）。 沈括根据其兄沈披的意见，将其整理后形成了“圩田五说”，成为对圩田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圩田理论。 经过沈披的逐一反驳，恢复万春圩的设想得到张颙、谢景温等普遍认可。于是立即上报朝延，被很快批准开工。随后开始发官粟募穷民，“旬日得丁万四千人”，民夫来自宣城、宁国、南陵、当涂、芜湖、繁昌、广德、建平（今郎溪）八县，分别由各县主薄统领，沈披负责施工方略事宜。此时江东转运司也移治于芜湖，转运使张颙、判官谢景温也“比日一自临视”，经过一万四千名民夫，用了八十天时间，使一座荒废八十年的古圩终于巍然屹立起来，万顷沼泽之地变为良田，宋仁宗特别赐名“万春圩”。 沈括在《万春圩图记》中对万春圩的规模和圩中技术工程记载说：“（堤）博六丈，崇丈有二尺，八十四里以长。夹堤之脊列植以桑，为桑若干万。圩中为田千二百七十顷，取天、地、日、月、山、川、草、木，杂字千二百七十名其顷。方顷而沟之、四沟、浍之为一区，一家之浍可以舫舟矣。隅落部伍，直曲相望，皆应法度。圩中为通途二十二里以长，北与堤会。其袤可以两车，列植以柳。为水门五”。可见圩堤底宽为六丈，高一丈二尺。这是因为江东（芜湖地区古称）“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濒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万春圩图记》）。圩田汛期要受江水的倒灌和威胁。万春圩中地面高程7-8米，而长江最高洪水位可达12米以上，高出圩田四五米，因此必须将圩堤修筑得高大宽广，才能抗御大水。万春圩圩堤周长84里，圩中有田1270顷，以顷为单位编号，每顷成一方块，四周有沟，四顷为一区，四周开有浍（即大沟），沟水汇入浍，每家有浍可停靠舟船。组成了整齐的沟浍水利系统，排灌行船都方便。圩中还建有贯穿全圩的通途大道，长22公里，道路宽阔，可两车并行，路边植有柳树。陆路有利于圩中交通，也起到分隔高低田块作用。外堤上建有水门五个，“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范仲淹语）。如遇圩内积水过多，外河水位低于水门，亦可以打开水门向外河排泄。所以史称万春圩“筑堤于外以捍江流，四旁开闸以泄积水”（《张颙墓志铭》）。由此可见，万春圩圩中农田和沟渠组成棋盘式格局，圩堤、涵闸、沟渠配套完备，造圩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三、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万春圩由于设计得体，施工精心，蓄水排水科学，因此修复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高。据沈括《万春圩图记》记载该圩兼有蓄水排水的便利，具有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每年出租二十而三，总计收获稻谷三万六千斛。此外还有收获菰蒲桑枲（蔴）之利，为钱五十余万。即每年产米23万石，入官租米3.6万石。万春圩水利工程完成后第四年，即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郡国十八大水，江、浙、汉、沔间所在泛人庐舍，流徒者皆以万计，宣（城）池（州）之间，圩之沉者千余区，而万春圩独屹然藩其一方，群小圩皆恃以无毁”。这是说江南东路宣城、池州等州间大小一千多个圩惨遭淹没，独有万春圩屹立无恙，并且屏蔽了附近众多小圩，使它们幸免被洪水吞没，万春圩的功劳由此可见。 但是，主持修筑万春圩的转运使张颙和判官谢景温，却因为这场水灾遭到谴责和贬谪。圩田的反对派也多了一个理由，圩田的推广受到挫折。可是，沈括对其兄沈披和张颙、谢景温主持修建万春圩是支持的，在这件事发生后仍然写出了《万春圩图记》，用来广泛宣传圩田的好处。 《万春圩图记》阐明了圩田理论、工程开展的详情和万春圩的大致面貌。并说此圩在南唐以前就有，这是中国关于圩田的最早历史记载。记中叙述了修圩的动机，表明作者欲以万春圩为样板，在各地推广圩田修筑，发展农业的理念。他说：“江南地区的闲土，象万春圩那样的多至数百，襄、汉、青、徐之间，人口更稀少，他们渡过江南的不计其数。从前凡说到这些土地可耕的，国内都没有人响应。想使天下人相信这种说法，所以极力主张恢复万春圩。甚至挑众独任，犯患难而不顾，目的难道只是为了一个万春圩吗？”由此可知，沈括的用心之良苦、精神之可贵。 据《中国古代灌溉工程技术史》一书记载：万春圩自北宋修复后，一直延续到明代。明正统中（1436－1449年），巡抚周忱筑胥溪东坝，因西水不再东下，皖南圩区水患增加，遂破万春圩蓄水，名为万顷湖，又称青风草场。以后又修复。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实测堤长10980丈（约61公里），护田101962亩。 关于万春圩修复，有一个重要史实需要说明一下，这就是自清初至今数百年，尤其是近现代，人们都说沈括是万春圩的主修者。对此，此京大学教授邓广铭在1979年第一期发表了题为《不要为沈括锦上添花——万春圩并非沈括兴建小考》一文，以众多证据证明万春圩修复主持人是沈括的胞兄沈披。他还考证出这一错误源自清初学者吴允嘉，吴在重编《沈氏三先生集》中校勘其中沈括《长兴集・万春圩图记》时，将“宣州宁国县令沈披”，一律改为“沈括”。这一改，致使宁国县令不是沈披，而是沈括。那么，主持修复万春圩也变成沈括了。这一错误以讹传讹，使不少学者受骗上当。 首先是清华大学教授张荫麟，他在1936年《清华学报》第11卷发表的《沈括编年事辑》一文中说：嘉祐六年沈括“官宣州宁国县令”，是万春圩的主修者；第二是著名学者胡道静，他在《梦溪笔谈校证》卷三中说沈括“正是为县令于宁国也”，曾主修过万春圩；第三是张家驹，他在自著的《沈括》（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关圩田的理论与实践”一节和书后《沈括事迹年表》中，将“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的“客”字误判为“官”宁国县。此后，以讹传讹者仍不乏其人。 那么，沈括与万春圩是什么关系呢？1979年第8期《学术月刊》发表了天津大学教授刘尚恒（芜湖县人）的《也谈万春圩的兴建——试与邓广铭先生商榷》一文，提出沈括应当是修复万春圩的参予者之说。他说：第一，嘉祐六年修万春圩时，沈括确实客居其胞兄沈披处，《万春圩图记》中有“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嘉祐中予客宣之宁国”为证。沈括是“客”而不是“官”宁国县；第二，沈括擅长水利，曾于至和元年（1054年）任海洲县主薄时，治理过沭、沂二水，使7000克良田得灌溉之利；第三，沈括曾任宣州监税务，在皖南工作过一二十年，了解皖南地理，此事《宁国县志》有记载；第四，沈括《万春圩图记》对其附近山水地理有详细记载，没有到过现场的人，很难作此描述的；第五，沈括在《万春圩图记》中对世事的针砭，对修圩遭到无端指责的愤慨，这不是代人立言人能写出来的。因此，刘尚恒认为沈括参予其兄沈披主持的万春圩修复工程，助其足一臂之力是合理的、可信的。 邓广铭教授也同意“参予”说，他曾指示李群在1975年编写的《梦溪笔谈选读》一书未附《沈括主要事迹简表》中写有“嘉祐六年其兄沈括任宁国县令，沈括也客居其地，参予了修复万春圩工程”一段文字。 附：沈括《万春圩图记》 《万春圩图记》 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濒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芜湖县圩之大者，唯荆山之北，土豪秦氏世擅其饶，谓之秦家圩。李氏据有江南，置官领之，裂为荆山、黄春、黄池三曹，调其租以给赐后宫。本朝以属芜湖县，租还大农。太平兴国中，江南大水，圩吏欧阳某护圩不谨，圩以废。废且八十年，其间数欲治之，辄为游说所格。有司藏其议，一车不能载。嘉祐六年，转运使武陵张颙、判官南阳谢景温复会其议，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披图视其状。披还，以谓前之不可兴者说，皆可耕也。以谓“夏秋交之水，非广泽无所容，排其二十里以为墟，则二十里之水将无所受，溢则为害，不补所得”。夫丹阳、石臼诸湖，圩之比藩也。其绵浸三四百里，当水发时，环圩之壤皆湖也。如丹阳者尚三四。其西，则属于大江，而规其二十里以为圩，岂遽能为水消长？是说之无足患一也。又曰：“圩之西南，迫荆山为防，江出峡中，则水壅以灌山东”。今其下，荆山之西流，皆不能百步。折其堤以违荆山之冲，弃以与江二百步之广，则水无所迫，不幸而壅，则其阻在荆山之西，非圩之为祸。其东则播为支流，以分其委。是说之无足患二也。又曰：“圩水之所赴，皆有蛟龙伏其下，而岸善崩。向之败未尝不以此。”盖圩之水凿堤而出，酾于堤外，其下不得不为渊，渊深而岸溃其中，非所当怪也。今当凿下为复圩，障水出于数十步之外，注之江中，则渊者在数十步之外，其淫衍渐溃，不能数十步以为圩败，是说之无患三也。又曰：“自圩之废，纳租而茭牧其间者百余家矣。一日皆罢迁其业，势迫必且为奸”。此尤不然。圩成固且与人，夺之人而与人，虽力不足为圩害，何必取于义？昔之茭牧者，今使之得耕其中，势不以耕而易茭牧，故茭牧之所愿，非得使之为奸。其说之无足患四也。又曰：“圩之东南滨于大泽，风水之所排，堤不能久坚也”。此其地非有斩然崛起之势，陵迟而来者皆百步，傅堤为柳百行，其下寒苇以列艺之，则水之所齿者，在百步之外，而堤未尝与水遇，其为堤之址数丈以广，而末锐才数尺，无与水忤，使其势不得与我争。是说之无足患五也。谢君雅知其可为，及是请之，奏其词上，即报可赐作者粟三万斛。使者持诏书，径发属县，不复关白比司。比司以为望，上书言其不利。书三上，果诏迫罢前报转运使可者，使判官上对，以谓役且起，所发己万计，业不可罢。圩且成，归罪所属，即败者重坐之无敢辞，乃遂兴之。方是时岁饥，百姓流冗，县官方议发粟，因重其庸，以募穷民，旬日得丁万四千人、分隶宣城、宁国、南陵、当涂、芜湖、繁昌、广德、建平八县。主簿宣子骏、舜元泽、瑾杰载分部作治议。披总五县之丁，授其方略，转运司移其治于芜湖。比日，一自临观，于是发原决薮，焚其菑翳，五日而野开。表堤行水，称材赋工，凡四十日而毕。其为博六丈，崇丈有二尺，八十四里以长。夹堤之脊，列植以桑，为桑若干万。圩中为田千二百七十顷，取天、地、日、月、山、川、草、木杂字千二百七十名其顷，方顷而沟之，四沟浍之为一区。一家之浍，可以舫舟矣。隅落部伍，直曲相望，皆应法度。圩中为通途二十二里以长，北与堤会，其袤可以两车，列植以柳。为水门五，又四十日而成。凡发县粟官三万斛，钱四万。岁出租二十而三，总为粟三万六千斛，菰蒲桑枲之利，为钱五十余万。圩既成，天子赐其名曰“万春”，其始格议者滋不快，更造异说，务危伤之。后四岁，郡国十八大水，江、浙、汉、沔间所在泛人庐舍，流徒皆以万计。宣、池之间圩之沉者千余区，而万春独屹然藩其一方，群小圩皆恃以无毁。先是万春适就，又过其东十五里，筑圩曰百丈，其工半万春，因其旧器材藁，委之郡邑，使者不复亲临矣。典议复非老习，多少年喜事易之弗为意。方大水也，百丈在沉中，欲中伤有司者，漫言万春亦没，御史以为言，天子遣使者临视之，使者新用事，欲立威，不肯直有司，盛论百丈不当立，劾奏转运使，追其前对诏书无状，使判官皆坐谪。而百丈会废，或者以谓水害衡被天下，如是十年、百年，倘一有之，宣、池之间圩之亡者千数，而百丈独蒙其名，使者义不直，虽然水之为祸不常，而百丈适遇其不幸。始时人固有以为不可兴，兴且复败者，百丈岂不既败矣乎！是欲使听者不惑，不可得；而又欲廷中悬决其是非得失于千里之外，置弗治。有司晏然视其败而不为意，此固理之难蕲者。予独悲夫作者之意，尝谓予言天下之财不足以相养，岂独野人之忧，在上者所当任也。江南之斥土，如万春者数百，襄、汉、青、徐之间人益稀。其过江南者不赀，异时有言其可耕者，天下莫之应也。予且使天下信之，故其治万春甚力，其挑众独任，犯患难而不顾者，意岂独万春而已也。一万春之成，未足信于人，而人固己信。百丈之败矣，始之欲以唱者，乃所以实天下之毁者也。予以谓天下之事，其势常若，临危之物，众人引之不能进，一人排之则哗然往矣。盖处于顺势者易为其力，矫众违者难为功。成功者常处于顺势，至其不偶，乃出于异端，固君子谓之有命也与欠！予观万春圩图乐其成功，而又悲百丈之不幸，乃辑其说，而序其下。
《芜湖县志资料选编》第二辑上，同时刊载郭静洲先生的《沈括与(万春圩图记)》和《沈括(万春圩图记)点注》两文，这对万春圩历史研究是有所裨益的。然而作者未作细考，踵了前人之误，出现多处以讹传讹的现象。本着对史实负责，特作考订如下： 一、关于《万春圩图记》一文 沈括的《万春圩图记》一文，是我们今天研究万春圩早期历史的最为可靠的根据。这篇文章最早收在南宋初年高布于括苍(今浙江丽水）刊刻的《吴兴三沈集》中的沈括《长兴集》卷二十一，这个宋刻本在流传过程中散佚很严重,到明人翻宋刻本时，全部文集改编八卷，题称《沈氏三先生集》原来四十一卷本的《长兴集》只剩下十九卷，编为两卷。我们现在见到的《四部丛刊》三编中的《沈氏三先生集》，就是据这个底本影印的。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浙江书局刊刻过一本《沈氏三先生集》，这是清初吴允嘉重新辑补编完的本子。书名虽沿用明刻本之旧，而内容和编次大不相同。其中《长兴集》卷一至三为“原阙今补”，卷四至十二“原阙”，卷十三至三十“存”，卷三十一“原阙”。卷三十二“存”，卷三十三至四十一“原阙”。吴氏想复宋本卷帙之旧，但实际已不可能了。吴氏所辑卷一为“骚赋、歌诗”，卷二为“序”，卷三为“议、论”。另外卷十三《宜州谢上表》一篇，“原本有目无文，今从《宣志》补入”卷三十之末增收《自志》一篇，算是一种比较完备的本子。但是吴氏重编《长兴集》时，并没有见到明刻本，如卷二十所缺《再回苏州学士简》一文，而明刻本即存，卷二十二《延州重修嘉岭英烈王庙碑文》中的缺字，明刻本则完备(均见《四部丛刊》三编本)，可见吴氏是根据传抄本重编的。 吴编《长兴集》中《万春圩图记》，与明刻本有两处关键之处不同。一是吴编本“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括图视其状”，明刻本作“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披图视其状”。二是吴编本“括还，以谓前之以为不可兴者，说皆可讲也”，明刻本作“披还，以谓前之以为不可兴者，说皆可讲也”。其他如吴编本“转运使武陵张颗”，明刻本作“转运使武陵张顒”，纯系吴氏所据底本谬误，而《宋史》中只有张顒而无“张颗”其人。 吴允嘉重编本的谬误，首先使张荫麟先生上了当。张氏在其《沈括编年事辑》一文(载1936年《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二期)中，于“嘉祐六年……三十岁”条下，列“官宣州宁国令”，其据就是摘引了吴编本《长兴集》中《万春圩图记》。第二个上当的是胡道静先生，胡氏在《梦溪笔谈校证》卷三第二九条中云：“《笔谈》云‘予祐嘉中客宣州宁国县’，按之《长兴集·万春圩图记》，正是为县令于宁国也”。第三个上当的是张家驹，张氏在其《沈括》一书(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中，第一章末一节《有关圩田的理论和实践》，依照吴编本《万春圩图记》译成白话文，并在书后附录的《沈括事迹年表》中，举出《笔谈》“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长兴集·筠州兴国寺禅悦堂记》“嘉祐中予客宣之宁国”两句，以“披”、“括”二字相似，断为“俱作沈括者是”。此后上当者仍不乏其人。 沈披、沈括为胞兄弟，这在王安石文集《沈周墓志铭》中早巳言明，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李涛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都有沈披事迹记载。胡道静先生在其沈括《家世表》中也载披、括兄弟二人。所谓“客宣州宁国县”是指客居、旅居、寄居而言。绝不能理解为“官”、“仕”。北大的邓广铭先生曾写了一篇《不需要为沈括锦上舔花——万吞圩并非沈括兴建小考》(载1979年《学术月刊》第一期)，于《图记》一文的考订，十分精确(原文附后)。 二、关于万春圩早期开发历史和嘉祐六年的修复问题 沈括的《万春圩图记》记载了公元十世纪之后的历史，特别于嘉祐六年修复的缘由、始末、经过，作了比较详细地记载。然而万春圩始建于何时呢?我们现无从确切判定。三国东吴时曾招募江北十万流民来江南开垦，史籍有吴赤乌二年(239)、永安三年(260)、西晋泰始五年(269，吴建衡元年)三次在丹阳湖一带兴修水利，围湖造田的记载。东吴于此设立督农校尉，东晋于督农校尉治设立于湖县，其地所辖即包括今天的万春圩境。早在三国末年，丹阳湖田的收入就用来供后宫嫔纪们的胭脂费，直到东晋义熙八年(412)才“田赐贫民”，改官田为民田，实际上由官府落入土豪之手。所谓“土豪秦氏世擅其饶，谓之秦家圩”即是指此而言。到了南唐时(十世纪中)重新置官领之，又由民田变为官田，并且将其地分为荆山、黄春、黄池三曹，但均不是圩名，“曹”是古代分职治事的官署或部门，其收入仍输后宫。到北宋时下属芜湖县，由朝廷直接管理变为地方政府管理，其收入上交大农司，纳入国家财政。太平兴国中(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圩田被大水冲毁，废为芜湖地。 嘉祐六年(1061)重新进行修复，开始困难很大，其一，该圩田已荒废八十年之久，重新收拾不容易，其二，朝野上下意见分歧很大，所谓“有司藏其议，一车不能载”，可见争论之激烈。 那么在争议纷纷的情况下，谁来主持修复工程?是江南东路转运使武陵张颙和判官南阳谢景温，这在《图记》中有明确肯定。请看以下事实：第一，张、谢在众议纷纭中、遇难而上，“复会其议”，权衡得失。第二，派宁国县令沈披“图视从状”，作实地勘察调查。第三，根据实地勘察结果，“奏其词上，即报可”。向朝廷打报告并得到批准。第四，当宋仁宗出尔反尔听信了比司的话，“果诏追罢前报转运使可者”时，张、谢上对,一方面声明“役且起，所发已万计，业不可罢”，一方面表示“圩且成，归罪比司；即败者重坐之，无敢辞”，拿乌沙帽担保。不怕丢官判罪。第五，工程开始以后，“运使移其治于芜湖。比日一自临视”。临时迁移办公机关，亲自领导督查。第六，当治平二年（1065)江南大水，“因其旧器材藁”，“委之郡邑”，即由太平州知州及芜洲县知县主持且“易之费为意”情况下筑成的百丈圩冲毁了，于是原来的反对派，不顾万春圩的岿然屹立，并且保护了这一带小圩不致冲毁的事实，大肆造谣中伤，宋仁宗派人调查，而“使者新用事，欲立威，不肯直有司，盛论百丈不当立,劾奏转运使”，于是张、谢二人皆遭贬降职。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张颙的《墓志铭》和《宋史·谢景温传》找出印证，实际上对于年久荒废而朝野上下矛盾很大的万春圩修复工程。芜湖县无此魄力来解决，太平州(辖当涂、芜湖、繁昌三县)也无此魄力来解决。只有江南东路转运使(当时辖江宁府、太平州、广德军、宣州、歙州、池州、饶州、信州、江州、南康军)才有解决之可能。 在这次修复万春圩的工程中,沈披担任了什么角色呢?他是张、谢选拔出的实际施工指挥者，这在《图记》中也有明确肯定。请看以下事实：第一，“使宁国县令沈披图视其状”。作为宁国县令的沈披，管不了芜湖县境内圩田事，他是受张、谢二人派遣而作实地勘察调查。第二，他根据调查的结果，具体地驳斥了反对派的五种谬说，为修复工程找到了理论根据。第三，来自八县的一万四千民工，沈披“总五县之丁，授其方略”，亲自指挥工程中大部分的施工工作。所以《(乾隆芜湖县志》说转运使“选知水者再行按视”。这个“知水者”很符合沈被的身份。用今天的话说，沈披是个水利专家，修复工程一切技术性问题，由他提出并解决的。 三、沈括与万春圩关系 如前所云，说沈括是嘉祐中任宁国县令，“图视其状”作实地勘察调查，提出“以谓前之以为不可兴者，说皆可讲也”，驳斥反对派的五种谬说，那是由于吴允嘉制造出来的错误，致使后人上当受骗的(也包括治学不严谨的因素)。那么沈括究竟与万春圩有无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回答首先应是肯定的。虽然邓广铭先生1979年写的《兴建小考》—文以为“说沈括修复万春圩完全是无中生有”是对的。至于说“沈括和万春圩的关系，仅仅是由他撰写了一篇《万春圩图记》”。那是出于对吴允嘉制造出错误后，使世人屡屡受骗，“四人帮”又大搞所谓的儒法斗争，硬给沈括戴上法家桂冠，而对之大加吹捧的义愤，取题为“不需要为沈括锦上添花”，以示针砭，致使持论中颇有偏激之嫌。实际上，1975年李群《梦溪笔谈选读》一书末附《沈括主要事迹简表》。“嘉祐六年其兄沈披任宁国县令，沈括也客居其地，参予了修复万春圩的工程”，就是据邓先生意见写定的。可见邓先生早就是主张“参予说”的。 说沈括参予嘉祐六年的万春圩修复工程，有什么根据呢第一，嘉祐六年修复万春圩时。沈括确实寄居在任宁国县令的胞兄沈披处，这由他自己的话“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嘉祐中，予客宣之宁国”可证。当然“客”，不是为官。 第二，沈括擅长治水对于测量地形(而且用水准测量法)，疏浚水渠，修筑堤堰、斗门之类是他的长技，这早在至和元年(1054)因父荫任海洲县主簿时，治理沭、沂二水，使七千顷良田得以灌溉之便可证。 第三，沈括一生在皖南生活过一、二十年。《宁国县志》载，沈括任过宣州监税务，这是一个相当于县税务局长的小官，应是在嘉祐六年以前，或者沈被任宁国县令时，此后熙宁四年(1071)，熙宁十年(1077)两任宣州知州。他的足迹到过皖南许多地方，在宁国、当涂、池州都留下记游诗文，对皖南山水地理是熟悉的。 第四，沈括在《图记》末尾说：“乃辑其说而序其下”。“而”连接着“辑”和“序”两个动词，包含两个内容。即使“辑”的是沈披的话，那么没到过现场进行实地考察的人，很难对万春及其附近山势水流作如此精确详尽的记载，甚至今日仍可按其文寻踪。所谓“五说”不可能不包括沈括的活动和思想，更何况还有沈括自己“序”的内容呢第五，沈括在《图记》所发的一番议论：“予以谓天下之事，其势常若临危之物，众人引之不能进，一人排之则哗然往矣。盖处顺势易为力，矫众违者难为功，成功者常处于顺势，至其不偶，乃出异端，固君子谓之有命也欤。予观万春圩图，乐其成功，而又悲夫百丈之不幸”。 这番深沉的感慨，固然包含对世事的针砭，重要的是蕴藏着对自己付出的辛劳而取得成果的肯定，同时为遭其无端诬陷而表示愤慨。这绝不是逢场作戏，代人立言的人能写出来的。 事实上，这时的沈括在父亲沈周去世后，功不成，名不就寄食于胞兄沈披处。而修复万春圩工程成败与否，关系重大，这种情况下，说沈括利用自己的治水经验，为胞兄助一臂之力，参予修复万春圩工程，应是合理的，可信的。当然，因为史料不足，我们至今还拿不出确切的证据。 末了，我们还回到郭静洲先生的两文。郭的两文一方面主张沈括修复万春圩，如说沈括“针对那些相反意见”、“力排众议”、“沈括经过实地观察发现”、“他根据长期治水经验指出”、“沈括等人认为‘民以食为天’，必须采取‘以工代赈’方法”等；另一方面又说“沈括应宁国县(此处无“令”字)沈披之约，前来芜湖县襄助万春圩的修复工程”。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至于郭先生点注的《图记》，虽然是据《四部丛刊》三编中影印明覆宋本《长兴集》，而于“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披图视其状”下注曰“或谓沈括之误”，其引证皆为误解和受骗者言。至于标点，注释均有失当之处，兹限于篇幅，仅各举一例，以示一斑。 标点中一是该断不断。如“使判官皆坐谪”。说的是转运使张颙，判官谢景温都因此被贬官。照郭先生标点，“使”便成了“让”或“促使”的意思，而“皆”字便成了失去意义的衍字了。 一是不该断而断，如“其势常若，临危之物”，中间不该断开。 一是误断，如“其工半，万春因其旧器材藁”，应作“其工半万春，因其旧器材藁”，说的是百丈圩工程量只用万春圩一半，并且利用修万春圩的剩余物资修建的。 注释中如谓“欲中伤有司者，倒装句，即有司有意中伤”，此非倒装句，而是动实词组作主语，“者”字是复指，意思是“想要中伤有司的人”。“有司”，谓古代设官分职，事各有专司，泛指地方官吏，文中主要指张、谢，他们是主张修复万春圩而被攻击的人。下句“漫言万春亦没”，是句子的谓语“漫言”和宾语（“万春亦没”一主谓词组做宾语）所在。这里的语法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水平所及，考订中失误之处，尚希郭先生及广大同志指正。 附：不需要为沈括锦上添花——万春圩并非沈括兴建小考邓广铭 一、兴建万春圩的主要负责人是沈披 万春圩是十一世纪后半期内大江南岸一区规模最大的圩田。它是十一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修建成功的，是一区已经废弃了八十年的旧圩废址上修复起来的。它的修复，不仅使圩内的十万多亩土地保证能有较好的收成，而且还能对附近地区的群小圩起一些屏蔽作用，当它能经受较大水灾的冲击而不致毁坏时，附近的群小圩也能“恃以无毁”。 规模这样大，关系这样重要的这个万春圩，当期进行修复时，包括从规划组织人力、施工、落成，究竟谁是最主要的负责人呢？对于这一问题，在湖南常德县新出土的北宋人张颙（1008年—1086年）的《墓志铭》（张问撰）中可以找到一个粗略的答案： ……寻除江东转运使…… 李氏据江南时，太平州芜湖有圩，广八十里，围田四万顷，岁得米百万斛，其后圩废，地为豪姓所占。公见其利，募民之愿田者，筑堤外以捍江流，四旁开闸以泄积水。自是岁得米八十万，租入官者四万。民仰其利，名之曰万春圩。 在这段文字当中，既没有叙说雇募民工，进行修复的过程，也没有叙说在施工之前，有人主张修复，有人大力反对的经过，仿佛只因张颙见其有利，经他一声号召。“愿田”之民一拥齐上，万春圩就建造成功了。倘使万春圩的修复如此简而易行，那就只能由张颙居其首功了。这段叙述显然是过分简单化了。 比较详实凿的答案，在沈括撰写的《万春圩图记》中可以找得出来。《图记》中关于修复万春圩缘由有如下一些记载： ……芜湖县圩之大者，……土豪秦氏世擅其饶，胃之秦家圩。李氏据有江南，置官领之。……调其租以给赐后宫。本朝以属芜湖县租还大农。太平兴国中，江南大水，……圩以废。废且八十年。其间数欲治之，辄为游说所格。有司藏其议，一车不能载。 嘉祐六年，转运使武陵张颙、判官南阳谢景温复会其议，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披图视其状。披还。以谓前之以为不可兴者说皆可讲也。……（按，“可讲”即能进行反驳。此下沈披就举述了五种反对修复的意见，并遂条加以反驳。此不录。）谢君雅知其可为，及是，请之，奏其词上（按，“其词”即指沈披对五种反对意见的反驳之词），即报可。……遂兴之。 方是时，岁饥，百姓流冗，县官方议发粟，因重其庸以募穷民，旬日得了万四千人。……披总五县之丁，授其方略。转运司移其治于芜湖，比日一自临观。……凡四十日而毕。……凡发县官粟三万斛，钱四万。岁出租二十而三，总为粟三万六千斛。菰、蒲、桑、枲之利，为钱五十余万。 圩既万，天予赐其名曰万春。……（据《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长兴集》。》）从上面的几段引文看来，可知倡议修复万春圩的，是江南东路转运使张颙、转运判官谢景温和宣州宁国县令沈披三人，而坚持可行，并举述了种种强有力的论据以驳斥反对派的意见的，则是沈披。到施工阶段，从雇募穷民至“授其方略”，也都是由沈披负责的。这就明确说明，兴复万春圩的主要负责人，是沈披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二、沈披是什么人？ 在王安石的文集中，有一篇《沈周墓志铭》，其中说，沈周有两个儿子，长名沈披，次名沈括。据知沈披沈括为胞兄弟。 在《东都事略》和《宋史》中都有沈括的传，却没有沈披的。因此，关于沈披的生平行实，我们知道的不够多。甚至他做宣州的宁国县令，其上任卸任在哪一年，我们也不能确知。今据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知道沈披是一个善射的人，而且“自能为弓”，在他离开宁国县令任所之后，又曾任常州团练推官和北宋王朝的卫尉寺丞；据曾巩所撰沈周妻《寿昌县太君许氏墓志铭》，知道他在宋神宗熙宁初年曾任国子博士。是一个很有吏材的人；据李焘的《续通鉴长编》，知道在熙宁八年(1075年)沈括奉命出使契丹，去办理代北三州的地界交涉时，沈被正在雄州任安抚副使(卷二六五)；在熙宁十年夏，他又曾任福建路驻泊都监，不久即因自陈“未谙军政，恐误任使”而被撤换了(卷二八三)。在此以后的一些年代中，他又曾做了一些什么事，以及他死在何年，我们都无从知道了。 三、说沈括修复万春圩完全是无中生有 (1)兴建水利工程确是沈括的长技之一 沈括是一个具有多方面知识的学者和科学家，是十一世纪后半期一位最富有科技知识和才能的人，这是从北宋末年以来历代学人所一致公认的。 我现在在这里只谈谈他与水利工程有关的一些事。 沈括从最初进入仕途，在做海州沭阳县主簿时，就疏浚境内的沭沂二水，筑成百渠九堰，使二水受到制约，使沿流的七千顷农田受到灌溉之利。到熙宁五年(1072年)，北宋王朝募集应天府、宿、毫、泗等州饥民浚治河道时，沈括受命提举其事：并令其“相视开封府界以东，沿汴官私田，可以置斗门，引汴水淤溉处，以闻”（《长编》卷二三八，九月壬子)。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有自述其履行此次任务的一条记载： 国朝汴渠，发京囗辅邵郡三十余县夫，岁一浚。详符中，阁门祗候使臣谢德权领治京囗沟洫，权借浚汴夫。自尔后三岁一浚。始令京囗邑官皆兼沟洫河道，以为常职；久之，治沟洫之工渐弛，邑官徒带空名，而汴渠至有二十年不浚，岁岁堙淀。 异时，京师沟渠之水皆入汴，旧尚书省都堂壁记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淀，京城东水门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 熙宁中，议改疏洛水入汴。予尝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师上善门量至泗州淮岸，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势：京师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就京城东数里白渠心穿井至三丈，方见旧底。验量地势，用水平望尺干尺量之，亦不能无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沟，予因决沟水令相通，时为一堰节其水，候水平，其上渐浅涸，则又为一堰，相齿如阶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数，会之，乃得地势高下之实。(现行各种版本的《梦溪笔谈)，此条文字均多脱误，胡道静校注本亦然；今据《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一月壬寅条附注引文补正。 这也充分反映出来，测量地形(而且是用水准测量方法)，浚治水渠，修筑堤堰、斗门等类的事，都可算是沈括的长技之一，他都是优为之的。可是，却绝对不应当以此作为根据，就断言芜湖的万春圩也是经由沈括修复的。因为，沈括和万春圩的关系，仅仅是由他撰写了一篇《万春圩图记》，而《万春圩图记》中又分明叙说道，当时任宣州宁国县令的是沈披，总管五县丁夫，授以方略，亲自主持了修复万春圩的施工的也是沈披。在这些过程当中，沈括是一概没有参加在内的。 从《万春圩图记》的最后一段文字。也可以说明作《图记》者虽是沈括，而作圩者却是沈披。文云： 予独悲夫作者之意：尝谓予言，“天下之财不足以相养，岂独野人之忧，在上者所当任也。江南之斥土如万春者数百，襄、汉、青、徐之间人益希，其过江南者不资。异时有言其可耕者，天下莫之应也。予且使天下信之，故其治万春甚力，其挑众独任，犯患难而不顾者，意岂独万春而已也。……” 予以调天下之事，其势常若临危之物，众人引之不能进，一人排之则哗然往矣．盖处顺势者易为力，矫众违者难为功。成功者常处于顺势，至其不偶乃出于异端，固君子谓之有命也欤。 予观《万春圩田》，乐其成功，……乃辑其说而序其下。 这里所说的“作者”，是指作圩的沈披，这里前后凡四见的“予”字(“予且使”句中的“予”字乃沈披自称，应除外)，则是作《图记》的沈括自称，文义层次极为分明。若把二者混而为一，对这段文字就无法解说得通了。 (2)问题发生在吴允嘉重编本《长兴集》的肆意篡改处 那么，怎么竞然产生了沈括做宁国县令、修复万春圩这一误说，而且目前大家还在以讹传讹，几乎使这一误说有“定于一尊”的趋势呢?寻根究源，致误之因盖在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396年)浙江书局刻印的《沈氏三先生文集》。 所谓《沈氏三先生文集》，是把沈遘的《西溪集》、沈括的《长兴集》、沈辽的《云巢集》合刻在一起的。其最初，是在南宋初年，由一个名叫高布的人校勘刊布在括苍(今浙江丽水县)，取名为《吴兴三沈集》。当时，沈括的《长兴集》是四十一卷，到明人照宋本重刻时，却已短缺了卷一至十二、卷三十一、卷三十三至四十一各卷，共仅剩了十九卷。重刻者遂把这三个文集的卷数并作八卷，并改名为《沈氏三先生文集》。这就是抗日战争前夕商务印书馆所编《四部丛刊》三编中据以影印的那个本子。 浙江书局刻印的《沈氏三先生文集》，是早已由清初人吴允嘉重新辑补编定了的，书名虽沿用明刻本之旧，其编次和内容却都与明刻本不同。今姑且单就《长兴集》一种来说；明刻本《长兴集》并作两卷，吴允嘉的重编本则又分作三十卷。其最前三卷，全是从其他书册中搜罗到的沈括的一些骚、赋、诗、歌及序，说、议、论等类作品，还在第三十卷增收了沈括的《自志》一节。这毕竟算是一种比较完备的《长兴集》刻本。 然而由吴允嘉制造出来的错误也很不少。比如说，钱塘的沈同和沈周是胞兄弟，沈同生一子。名叫沈扶，沈周生二子，名叫沈披和沈括。这在王安石所撰《沈周墓志铭》、《沈遘墓志铭》和曾巩所撰《寿昌县太君许氏墓志铭》中均有明确记载，这几篇墓志且都被吴允嘉收录在这个刻本的第六十二卷中了，而吴允嘉竟还不知道沈披沈扶各为一人，他竞在曾巩所撰《许氏墓志铭》的“子曰披，国子博士”句下附加注语说；“按,王荆公曾行国子博士沈扶制，此作披，未知孰是，”这岂不是把沈扶沈披合二而一了吗就因为吴允嘉不知道沈扶沈披各有其人，在他校勘过的《长兴集·万春圩图记》当中，竞至把“宣州宁国县令沈披”、“披还”等句中的“披”字一律改作“括”字。只有“披总五县之丁”一句中的“披”字未被篡改，那大概由于他误解了这一字义，不曾把它理解为人名，所以才幸而得免。就因为这一“披”字被保存下来，更可证明，前面的两个“披”字，全是被吴允嘉硬改为“括”字的。另外，“转运使武陵张颙”句中的“颙”字也误刻为“颗”，这却不知是否应由吴允嘉负责了。 吴允嘉制造出来的这几个错误，导致了我国在本世纪内所有研究沈括生平事迹的人们全都上当受骗，以讹传讹地说什么沈括曾经做过宁国县令，曾经在转运使张颗的支持之下修复过万春圩。在《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沈氏三先生文集》印行之后，仍未能将此讹传之风刹住；甚至于出现在目前各种期刊中的有关沈括生平的论述，依然在踵讹袭谬。 (3)五十年来有关沈括的论著举例 在最近的五十年内，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著，应以张荫麟的《沈括编年事辑》为首篇。此文是在1936年《清华学报》的第十一卷第二期上刊出的。 在近代研究沈括的论著中，张文既是一篇“荜路褴褛，以启山林”之作，其中偶有疏舛之处，自属难免。而且，其所偶有的错误，也大都被后来的研究者指出并纠正了，我在这里不再涉及。我在此需要指出的，只是关于兴复万春圩的一事。张荫麟在《沈括编年事辑》的“嘉祐六年——三十岁”下，首先就断言沈括这年“官宣州宁国令”，继即从浙江书局本的《长兴集》中摘录了《万春圩图记》的大段文字。“文中凡被吴允嘉改沈披为沈括之处，全都一仍其旧。当然；若不如此，则引文前的“官宣州宁国令”一句便失去了根据了。然而，这也就把此后对沈括的研究工作引入了一个岔路。 但是，对于《沈括编年事辑》中的这一错误，我们终还是应当加以原谅的。因为；当张荫麟编写这篇文章时，《四部丛刊》三编还没有印行，明覆宋本的《沈氏三先生文集》很不容易看到，比较容易看到的，只有浙江书局的那个刻本，无可校正，自然易为吴允嘉的无知妄改所迷误。 继《沈括编年事辑》之后而出现的，把对沈括的生平与著述的研究又大大向前推进了的，则是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这部书在校勘和注释方面,用力甚勤，搜讨甚广，不但对《梦溪笔谈》一书作出了贡献，对沈括一生的事迹也辑录了不少资料。所可惜的是，此书体虽大而思不精，以致书中也存在一些不应有的疏忽大意和错误之处。例如。就校勘方面来说，我在上面所引《梦溪笔谈》中之“国朝汴渠”云云一条，其中颇有讹脱，可根据李焘《长编》附注中的引文补正好几个极关重要的字，而胡氏却没有这样做(《长编》中还有几段引文，都有可以补正现行诸本《梦溪笔谈》的脱误之处，胡氏也都没有据以校正)。就对沈括事迹的考证来说，也同样为吴允嘉重编本《长兴集》中那篇《万春圩图记》所误。在《梦溪笔谈》卷三“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云云一条下，既照浙江书局刻本《长兴集》一字不改地抄录了《万春圩图记》的全文，又于其下附加按语说： 《笔谈》云：“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按之《长兴集·万春圩图记》，正为县令于宁国也。 宋朝的规定是，凡资历较高的人去做县长，叫做知县；较低的则叫做县令。但是，知县也罢，县令也罢，在那时全都被目为一县的“父母官”或“主宰”，因此，凡居官某县的人，当其自称时，只能说某年任某地某官，而决不会称为“客居某地”。沈括在其所辑《良方》中，曾自称“年三十二，官于宛丘”，就不作“客于宛丘”。所以，根据沈括的“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一语，正可证知当时在宁国县做县令的是沈披，而沈括则只是随其兄在那里闲居而已。 《(梦溪笔谈)校证》之编写与成书，均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其时《四部丛刊》三编中影印的明覆宋本《长兴集》早已出书，而胡氏竟不用以校正吴允嘉所制造的种种错误，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要说到的第三个人和第三种著作，是张家驹的《沈括》。这本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62年印行的。 《沈括》的第一章的标题是《时代、家世和早期活动》，其最末一节的标题则是《有关圩田的理论和实践》。在这一节中，张家驹把沈括的《万春圩图记》依照浙江书局本译为白话文，共占了五页以上的篇幅；其所谓有关圩田的理论，就是《图记》当中所胪举的反对修复圩田者所持的五种理由以及沈披对此五种理由的逐条驳斥。其所谓有关于圩田的实践，就是《图记》中所叙述的募集穷民，授以方略等项事体。其中，沈披之名既仍写作沈括，转运使的名字也仍然误作张颗，而未照《四部丛刊》三编本改作张颙。 张荫麟之所以把万春圩的修复归功于沈括者，以其撰写《沈括编年事辑》时《四部丛刊》三编尚未出书也；胡道静之所以把万春圩的修复归功于沈括者，以其校注《梦溪笔谈》时未暇取《四部丛刊》三编中之《长兴集》与浙江书局本作校对也。张家驹在编写《沈括》一书时，这两种版本的《长兴集》他不但都已看到，而且也进行了对证，经过对证之后，他在书后附录的《沈括事迹年表》中的嘉祐六年记事后，作了一条考证说；《四部丛刊》影印明覆宋本《沈氏三先生文集》所载《万春圩图记》，说修圩的是宁国县令沈披，不是沈括，显有错误。沈括本年在宁国，《笔谈》和本集中都有记载：前者说，“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后者在《筠州兴国寺禅悦堂记》一文中说：“嘉祐中予客宣之宁国，……。比三年，……后十四年，予自禁庭谪守宣州”。括谪宣州是在熙宁十年(1077年)，上翻十七年恰为本年(按指嘉祐六年)。“披”、“括”字形相似，当是传写之误。清吴允嘉《重编沈集》俱作沈括者是。 这段论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对沈括“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的话，决不能理解为“官于宁国”，我在上文已经谈及此事。第二，吴允嘉重编的《长兴集》，除辑补了明刻本中所缺佚的一些诗文外，其余则一律沿用明刻本，既是如此，则重编本与明刻本间所有文字的歧异，若不是出于吴允嘉的有意改动，则必是因传刻而致误；而所谓“传刻致误”，当然也只能指重编本而言。可是，张家驹却说什么明刻本系因传刻吴允嘉的重编本而致误的，这就不但把这两种刻本的源流关系颠倒，也等于把明清两代的先后顺序颠倒了。“转运使武陵张颙”，浙江书局刻本误作“张颗”、张家驹也以讹传讹，作“张颗”而不作“张颙”，大概他也把《四部丛刊》三编本中的“颙”字断定为“当是传写之误”了！ 然而，不论怎样，既有了张荫麟的《沈括编年事辑》，又有了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又有了张家驹的《沈括》，他们雷同一说，都把修复万春圩的功劳写在沈括的账上。于是，“三人成市虎”，此后所有论述沈括生平事迹的人，再无一人敢于不沿袭此说了。特别是在“四人帮”大搞所谓儒法斗争史以来，他们为要制造一个从古到今的法家体系，硬给沈括戴上一顶法家的桂冠，而对之大加吹捧。他们对于学术领域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肆意加以践踏，致使学风文风迄今犹未能彻底清除其污染。因而，近年以来各种期刊所发表的有关沈括的生平的论述，更众口一词，无不大力表扬沈括修复万春圩的功绩，而不知这纯属张冠李戴。这样做，即使并无哗众取宠之心，却也大不符合实事求是之意。所以，我特地写了这篇文章，并采用了这样一个标题，稍加针砭云尔！
作者：张华 风景秀丽的镜湖素为芜湖胜景之一，波光明媚，云影徘徊，湖上有湖心亭、喷泉，还有水上九曲长桥，环湖有烟雨墩、迎宾阁、留春园、留春亭、观岚亭以及纪念中日友好的高知园等园林胜景。亭台典雅，花木葱茂，环堤绿柳如丝，湖上波平似镜，天光倒影，上下一色。荡舟其间，浑如船从天上过，人在画中行。她似嵌在江城中心的一颗明珠，光彩夺目。中外人士光临芜湖的，都以一游镜湖、饱览湖光景色为快。如果我们回忆一下镜湖过去的岁月，便不难想象到那阳春烟柳，夏日林荫，秋菊耀波，冬梅映雪，四时不同的景色，无不留下历史上一位诗人热爱家乡的深情厚意！这位诗人就是生长在芜湖的南宋状元张孝样。 镜湖，又名陶塘，北依赭山，南带江河，原是他家的300亩莲湖，是他读书吟咏、悠游林下的处所，附近的状元第（今状元坊），是他的住宅。名山胜水，孕育了他爱国爱乡的高尚情操，成为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生前写了不少吟咏镜湖的诗篇，临终遗嘱将莲湖全部捐赠给地方，作为公众游乐场所，高风遗泽，民不能忘。 张孝祥生平简介 张孝祥字安国，原籍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为唐代大诗人张籍之后裔，生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金兵进犯和州，其父张祁举家渡江移居芜湖，时，孝祥尚在襁褓中。稍长在芜湖就读，莲湖为他游咏翰墨之所。23岁廷试第一，太平（今当涂）知州王侯秬在其芜湖故居为其建状元第。他历任员外郎、秘书郎、著书郎、集英殿修撰、中书舍人、建康留守，知抚州、静江、平江、潭州以及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等职，致仕归芜，于乾道五年（1169年）病殁，享年仅38岁，葬于秫陵（今南京市），坐南向北，以示不忘收复中原之志，墓地简陋，一碑数木，不事增饰。? 张孝祥的伯父张邵，“直龙图阁，假礼部尚书，充通问使，不屈、囚于北国”。“父祁，任直秘阁、淮南转运判官。”“孝伯参知政事，世称贤相，孝曾以节义闻，孝才、孝章以文学著，公之诸兄弟也，贤才萃于一门，公实有以启之”。800余年来，后人散居宣城、和县、当涂、合肥、无为等地。 爱国忠勇忤权贵，钦点状元不阿权贵 当时南宋朝廷内部，有抗金派与投降派。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对金人予取予求，唯命是听，对抗金派的打击则不遗余力。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以及史称“南宋贤相之首”的赵鼎，或被诬冤死，或罢黜，或流放……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事，以诬陷善类为功，凡论人亲疏，皆桧自草以授言者。张孝祥在秦桧气焰熏天的时候参加会试，与秦桧之孙秦埙同科。主考官仰承秦桧鼻息，早就内定“秦埙冠多士”。但高宗却以“张孝祥词翰俱美”，钦“擢第一，而埙第三”。 据《宋史·张孝祥传》载：“上（指高宗）之抑埙而擢孝祥也，秦桧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与胡寅厚，桧素憾寅，且唱第后，曹詠揖孝祥于殿庭，以请婚为言，孝祥不答，詠憾之，于是风言者诬祁有反谋，诏系狱。” 这里所提到的曹詠是什么样的人呢？据《宋稗类钞》称：“为人凶狡尤甚，桧信爱之如子。”他请婚，意在拉拢，未料遭到拒绝，于是便诬陷张孝祥的父亲张祁“有反谋”而下狱（不久即出狱）。这对张孝祥来说是一次打击。但是，却促使他更加清醒地面对现实，忠勇为国，反对投降派。他青年高中，初登仕途，不阿权贵的风格，难能可贵。 为岳飞鸣冤 岳飞是民族英雄，为南宋抗金的名将，正当乘胜渡河收复北方失地之际，为当朝的投降派所冤杀。秦桧是刽子手，高宗赵构实是主谋，这是后人所公认的史实。当时为岳飞鸣冤平反，实即捋龙须。他是历史上第一位挺身而出为岳飞鸣冤平反的人！ 据《宣州张氏信谱传》载称：“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而陛下所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 他以刚刚取得陛见的资格，不但敢于对权势熏天、炙手可热的秦桧公开进行抨击，而且直刺赵构恋位，害怕钦、徽二帝还朝的阴暗心理。这种至大至刚的精神和公忠谋国的气魄，震撼朝野，千载以下，犹虎虎有生气，实在令人无比钦敬！孝宗继位后“与海内更始，士大夫流窜降黜，一皆抆拭，待之如初”的措施，他极为满意，便继续对秦桧专横迫害士大夫的种种罪行，进行揭露，他上书孝宗云：“前者大臣窃陛下之威福，济私心之喜怒，逮其暮景，狠恣尤甚。士大夫稍自振厉，不肯阿附，或小有违忤，则罗致之狱……有司观望风旨，锻炼烦酷，使之诬服。今虽屡降诏旨，许以辩雪，然有见贤能之士，或蒙陛下奖拔，则忌之更深，乃令虚被诬蔑，自新无路，人才终弃。” 孝宗以后，岳飞终于得到平冤，树立起民族英雄形象，万世流芳！而卖国投降、残杀忠良的秦桧则受到历史惩罚，受万人唾骂！张孝祥为岳飞平反的愿望终于在身后实现了。 倡言改革起用人才 孝宗朝，秦桧专权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一时难以清除，内忧外患、百孔千疮的局面，也难立即改善，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他不甘缄默，大声疾呼：“今天下之事，可谓极矣。国威未振，士气未立，财用殚匮，甲兵脆弱。譬之元气虚竭之人，百疾俱见……非有湔胃浣肠之术，莫能起也。” 他倡言改革：“政或偏敝，当勿惮改作，不宜习见闻之旧”，应该“尽舍拘挛，扫除积弊，去其所以害治者，而行其所当为者”。他指出：“玩岁月，则将失有利时机；饰文具，则必违责实之旨。”应该“令在必行，不当徒为具文。”他提出要赏罚分明：“赏不当功，则不如无赏；罚不当罪，则不如无罚。”他认为：“国之强弱，不在甲兵，不在金谷，独在人才之多少。”他主张“广求实干可用之人，善谋能断，文不足而质有余者”，应该加以培养，使之，“奔走御侮捍患”。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要敢于打破常规，破格录用：“古者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取于仇雠，取于姻戚，苟才矣，初不问其生出之本末也。”他还举例说明“邻之富者有二子，一欲坐而商，一欲行而贾”，由于意见分歧，“相非而相残，相戾而相倾，其家卒以大困”。因此他呼吁“大僚群臣”同心同德，“共济艰难之业，不为朋党之私”。他这些切中时弊的改革主张，在积弱已深的南宋王朝，实行起来，谈何容易？但是他自己却能身体力行，任职各处，俱治有政声。据史书记载，他在历任地方官时，内修外攘，百废俱兴，“筑守金堤，以免水患”；置万盈仓，以储漕运；整饬吏治，抑豪强，济贫困，关心人民疾苦，颇有政声。他在荆南请祠回朝时，“荆南人民哭送登舟，绘肖像于湘中驿”。 矢志抗金 张孝祥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矢志抗金，恢复国土。他勇敢地为岳飞鸣冤平反，无情地抨击投降派秦桧之流，倡言改革，爱民如子，都是为富国强兵，达到抗金爱国这一目的。他虽未统兵御侮，却参与戎行，亲赴前线任建康留守；他没有执干戈以杀敌，却以笔作刀枪，与一切敌人战斗。他把满腔爱国的热血，写成壮丽的诗篇，鼓舞人民斗志，振作民族精神。他闻胜则喜，闻败则忧，形成于肺腑，发端于诗词，与国家命运同呼吸，不愧是一位卫国的战士，爱国的诗人！这里仅择录二首诗，概括他为民慷慨悲歌的精神面貌。 《水调歌头・和庞佑父》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 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此词作于1161年采石大捷之后，以炽热的爱国情操和昂扬的战斗精神，渲染出一幅抚剑欲舞的壮士形象，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除此，还有“忠愤义填膺”的——《六州歌头》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消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羶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明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徙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义填膺，有泪如倾。 此词作于符离之战失败以后。当时秦桧已死，抗战派重臣张浚复召为相，孝祥被荐为建康留守，擘划经营，秣马厉兵，积极准备北伐，对规复形势极为有利。谁知由于前线将领之间的不和，竟致败绩，以汤思退为首的投降派势力又得抬头。国耻未雪，心血空抛；时光易逝，大业难成，忠愤填膺，万感交集，写下了这首悲壮苍凉、震撼人心的辞章！据有关史料所记，当他在建康留守席上吟诵此词时，声泪俱下，满座皆哭。张魏公（即张浚）也为之掩涕，竟然罢席！时人称颂此词“如大海之起涛澜，泰山之腾云气”。 故乡山水寄诗情 张孝祥23岁中状元之前的岁月，大半是在芜湖度过的。他从政15年，常回芜小住，辞官后归芜休憩，自号于湖居士，以诗文名于世。其诗文集亦署名《于湖文集》，时人曾以张于湖先生尊称之。于湖乃芜湖的雅称，因唐代复建芜湖县治，县境包括了古于湖县辖地之故。由此可见诗人对故乡眷念之深。 张祁避战乱迁居芜湖之初，构屋于升仙桥（今花津桥）西，诗人中状元后，又建筑状元府第，二者联为一体，是诗人的故居，并在通衢建状元牌坊一座，还有一座张氏宗祠，状元府第在抗日之前成为湖南公馆，今之芜湖联合大学是其旧址。“文革”前，张氏宗祠还陈列历代祖先牌位、谱册，后遂无存，祠宇已成为民居，尚有墙界石碑3块，字迹清晰。状元牌坊早已不在了，但状元坊之名，作为街巷名称，却传流至今。 张孝祥“以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请祠，进显汉阁直学士，致仕”归芜湖故居，增建归来堂于莲湖之畔，为悠游林下读书吟咏之所。今烟雨墩曾为于湖祠。由此通向状元府，有一座石桥，刻有石狮，人称狮子桥，今桥毁名存。诗人在湖上广植芙蓉（莲花），湖边遍栽杨柳，花树果木，亭台阁榭，点缀其间，北望赭山，南揖长河，风雨阴晴，景象万千，诗人徜徉其间，盖以国事蜩螗，进而不能达其志，只得退而寄情山水，以诗文自遣了。 诗人在故乡题咏留诗也很多，见物咏怀，多为忧国忧民之思，兹录两首，以概其余。 《赭山分韵，得成，叶字》其一（成韵） 昨日一尺雪，今朝十分晴。杲日上积雪，光若虹气升。江平镜新磨，地迥玉琢成。赭山有佳色，令我白眼青。借马至东家，唤客踏层冰。帽貂扶裘茸，石路五里平。竹树纷掩冉，珠幢间霓旌。野僧不惯客，仓皇门前迎。屋古少完壁，堂空有危灯。石上踪宛宛，山腰塔亭亭。劫火偶不烧，百年费支撑。我有一樽酒，高处得细倾。谅非无事饮，忧国空含情，长歌渺寥廓，归路已载星。 其二（叶韵） ……哀哉此迁民，普事乃稠叠。累累庭际炊，采采涧底叶。问渠胡为来？悲泪不盈睫。连年避胡乱，生理安可说？今年更仓皇，芻橐亦焚劫。扶持过江南，十口四五活。斗米六百钱，兼旬又风雪。传闻菰蒲中，相杀血新喋。本是耕田农，饥寒实驱胁。愿公语县吏，早与支米帖。 前一首写出了他对乡土的眷念和忧国之思，后一首则对人民的痛苦，表达深挚的关切。其他如《满江红·于湖怀古》等诗词，则是对芜湖名胜古迹玩鞭亭、莲湖等的题咏，俯仰今古，爱憎分明，词义沉涵，流传久远。 诗人告归回芜湖后，热心地方公益，为家乡做了许多好事。一是修观澜亭，以为讲学、敦品、励志之所。凡寺观台榭，多为修饰，吟咏殆遍。二是纾民困。芜湖地当水陆要冲，送往迎来，人民不堪其扰，他能多方加以体恤。在符离之战后，败将邵宏渊“拥兵还镇，所过市肆皆空，芜民甚恐”。诗人“自籴米数百斛，着紫衣、乘使者车，犒师江上，众得饷，扬帆而去，遂秋毫无犯。县丞袁益之迎至江浒，士民夹道，指目夸艳。卒之日，商贾为之罢市，两河（指芜湖河南河北）之民，惶惶如失所恃。”三是赠莲湖。诗人有民胞物与之胸怀，平易近人之雅度，据载“叶绍翁云：张于湖尝舟过洞庭，日照龙堆，金沙荡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作词，呼群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类此。”致仕归芜后，也是常偕乡亲父老，曳杖过烟林，置酒莲湖，呼邻共饮。曾言莲湖捐赠地方，与民同乐。诗人去世后，其子太平，举家迁居宣州，遵父遗愿，将莲湖300亩以及林园台榭，概予捐赠，即今之镜湖。 诗人留给芜湖的何止这些？最主要的要算留下一部《于湖文集》，凡40卷，收诗、文、词、铭、赞、制、表、尺牍、奏议等10余类。文学价值很高，其中爱国忧民之诗词，与当时的陆放翁、辛稼轩相伯仲，是鸠江古文化开放的一枝灿烂鲜花。最宝贵的要算是他留下了忠义爱国的情操和热爱家乡的心意。今日镜湖姿容秀美，正显示诗人遗爱长存。 这里谨录张孝祥《蝶恋花·怀于湖》词一首，作为本文的结束，以见800多年前诗人笔下的镜湖风貌，永志风怀长在之思。 恰到杏花红一树，撚指来时，结子青无数。漠漠春阴缠柳絮，一天风雨将春去。 春到家山须小住，芍药樱桃，更是寻芳处。绕院碧莲三百亩，留春伴我春应许。原文地址：http://www.wuhuzx.gov.cn/NewsDetail.aspx?pSysID=2951
刘永彪搜集整理 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第一次到宣城做官时，曾对弋江歌妓苏柳云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情。 相传苏柳云是泾县黄田人，原名苏有田，她祖父原是安禄山手下一个兵勇，安禄山判乱时出逃至泾县山区，并成家生一子苏传根，因家贫，苏传根到三十多岁才与一寡妇成家。寡妇原有一子，苏有田出生后，兄妹不和。苏有田不到十岁时，苏传根病亡，寡妇为生存所迫，又嫁人生一子，家境愈来愈困难，苏有田也愈来愈成为负担。苏有田十岁那年被卖到泾县码头一个开当铺的生意人家。那一阵子晚唐出现了相对平稳的局面，码头作为紧挨青弋江水道的集镇，商贾云集，贸易繁荣。苏有田十六岁那年，出落得花容月貌，继父母不想把她嫁出去，自家开了一个青楼旅馆，让苏有田接客。苏有田改名苏柳云，是她逃到当时南陵县府所在地弋江以后的事。一说她怕被继父母追到才改名的，一说是一个文人客官给取的名，还有说是弋江柳树多的缘故。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秋，二十八岁的杜牧随恩师沈师传到宣城为僚，从水路由芜湖至南陵弋江转道去宣城。弋江宽阔水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杜牧年轻气盛，常有怀才不遇之感，离开京城后更如蛟龙摆脱蕃篱，但对身为幕僚还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便时常闲赋郊游，以消无聊时光。也就在他于青弋江泛舟闲游时，看到了在青楼凭窗远眺的苏柳云。他被苏柳云的美貌惊呆了，一时情动，写下“南陵水面漫悠悠，风紧云轻欲变秋。正是客心孤迥处，谁家红袖凭江楼。”的绝句，然后上岸，与苏柳云相见。这年苏柳云不到二十岁。 当时南陵属宣州管辖，弋江是南陵县府所在地，紧挨青弋江，而青弋江又是宣城与外界的唯一水上通道，历经盛唐的图治，已成山区与平原的经贸出入口，繁荣自不必说，杜牧作为官府幕僚，工作轻松，闲余时到商贾云集、歌舞升平的弋江镇游玩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加上那时杜牧由书生初次外出做官，“少年气锐，举止动作，无所依据”，“虽然关心国家大事，有政治抱负，但是他私人生活却有贵公子的放荡不羁，喜好声色歌舞的坏习气。”他见苏柳云不仅美貌，而且能歌善舞，一来二往，相互之间产生了被现今人称为爱情的东西。杜牧也因此不能自拔，致使三年后（公元833年），沈师传被内召为吏部侍郎，要杜牧入淮南节度使牛僧儒幕府为僚时，杜牧还是恋恋不舍的。临行前那个夜晚，杜牧在青楼与苏柳云难舍难分。杜牧苦于没有实权，不能带苏柳云远走高飞，叫苏柳云无论如何都要等他，待将来有能力时取她为妾。之后杜牧从末忘记这个承诺。直到开成二年（837年），杜牧才与时任宣歙观察使的崔郸攀上关系，并应崔郸之约赴宣州任团练判官。虽然杜牧内心并不看重这个职务，但由于苏柳云，他还是努力争取到这个差事。但杜牧没有想到，苏柳云为倾诉她的相思之苦，在这次见面的晏席间，就当许多人的面为他表演柘枝舞。柘枝舞在唐朝显贵间很盛行，也是很裸露的舞蹈，几乎脱去所有的长衣，使肢体像柘树的枝干一样尽显。不仅如此，苏柳云还叫当时流落在宣州的诗人赵嘏写了一首《代人赠杜牧侍御》的诗。说实在的，杜牧虽然对苏柳云真心相爱，但由于他所处的位置，还不想过早地让许多人知道他与苏柳云的关系的。再说他已知道苏柳云的身世，现在也只是一个民妓。而凭杜牧的身份，是只应和“官妓”“那个”的。唐朝时期，凡是观察、节度或刺使的治所，都有官妓，而且官妓名列乐籍，拿今天的话说是有“文化娱乐事业编制”的。官妓的主要工作是在官僚们举行宴会时以歌舞侑酒，因此可以说官妓是有工作单位和固定收入的在职公务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比起民妓来，身份自然要高许多，文化品味也要高许多，对这方面杜牧当然是有感受的，而苏柳云毕竟是出身卑微的民妓。这使杜牧对苏柳云的态度谨慎起来。 但苏柳云毕竟太美了，加上许多次交往留下的感觉和印象，他没办法忘掉苏柳云，只有偷窥她。这在他后来的诗文中多有体现。这一年冬天，杜牧被内调为左补阙，本是天大的好事，杜牧却写了这样一首《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日暖泥涪雪半消，行人芳草马声骄。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村柳拂桥。君意如鸿高的的，我心悬旆正摇摇。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这是诗人借送朋友的表面现象，抒发思念苏柳云的内在心情的。当时弋江镇作为南陵县府所在地，临江而居却又没有现今的混凝土护岸，为防洪潮，沿岸植有大量柳树，杜牧想看心上人，又不愿让心上人看到他，也就少不了脱官服，穿便衣，在柳林间穿插，以柳树隐蔽自己，这样感受最多的也就是柳枝的拂身拂面了，他不好明说，写出“柳拂”二字，可说心情既轻松又沉重。他借景抒情，把心上人的名字嵌在诗里（柳拂桥、云遮寺），以为别人看不出，但“我心悬旆”则又说得十分明白，所悬之“旆”不正是苏柳云吗？诗人认为京城长安是不会有苏柳云这样让他动心的女性的，所以对去京赴官还有些摇摆不定，可见杜牧对苏柳云的感情有多么真实和强烈。杜牧接调令后本可立即起程，但他为多看苏柳云几眼，行期一推再推。冬天柳树的叶子落了，他可以在比较远的地方看到苏柳云。有一天，他刚过桥上岸（冬天河面没什么水，两岸为行走方便，在水面上设有浮桥），就见苏柳云出了木楼，直往北去。他一路尾随，想到无人的地方说几句话表明心迹。但路上总有很多人，他只有远远地跟着。那次苏柳云直接不打弯地去了柏子庵，好久不出来，杜牧等得不耐烦，就穿过柳林到庵门口张望。柏子庵是女人求签拜佛的地方，杜牧的行迹引起了尼姑的注意，出来几个尼姑责问他干什么，杜牧吞吞吐吐面红耳赤，最后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那意思明摆着：“我作为你们的父母官，难道说还有不轨动机吗？”尼姑们一时兴起，也不问杜牧为何穿便服不穿官袍了，赶紧捧出笔砚请杜牧为柏子庵题匾。杜牧本想写“柏子庵”的，但写出“木”旁和一撇后又想起苏柳云，不由自主写了个“柳”字。既然写了柳字，这些天被柳枝拂身拂面的情景一下都出来了，就又写了个“拂”字。很多尼姑说他写错了，苏柳云也围上来看热闹，她认出是杜牧后，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但当许多人的面，杜牧又装着不认识她，并匆忙离去。自那以后，柏子庵变成了柳拂庵。柳拂庵匾牌现还在南陵弋江镇，是目前南陵唯一可见的杜牧真迹，不过很少有人想到它与歌妓苏柳云有关。 第二年（838年）春天，杜牧不得不到任了，在赴京路上还控制不住地写道：“萧洒江湖十过秋，酒杯无日不迟留。谢公城畔溪惊梦，苏小门前柳拂头。千里云山何处好，几人襟韵一生休？尘冠挂却知闲事，终把蹉跎访旧游。”这首诗不仅写了“柳拂”，还把苏柳云的姓氏名字全都嵌入了诗中，甚至把苏柳云比成杭州名妓苏小小，以真性情应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俗话。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身在仕途的杜牧对于感情的无奈和因偷窥苏柳云而遭受“柳拂头”的事实，这也正是杜牧真实性情的自然流露。 无疑，杜牧对苏柳云的爱情是刻骨铭心的。杜牧后来有很多诗文都写到“柳拂”，不过后来的“柳拂”更多的则是苏柳云在他心灵深处的动态了。比如他在湖州任上就写有一首《不饮赠官妓》的诗，他看着官妓，想起苏柳云，无心情饮酒，其中就有“无端千柳树，更拂一条溪”的句子；再如杜牧晚年所写的《独柳》：“含烟一株柳，拂地摇风久。佳人不忍摘，怅望回纤手。”明显地抒发了对苏柳云的真实情感。类似诗文举不胜举。 杜牧殁后，他与苏柳云的爱情故事一度在周围传为佳话。明戏剧家汤显祖曾为收集杜牧的材料专门到过南陵，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首先杜牧是大名人，一个负责任的戏剧家是不好凭想像设置故事细节的，后人更不好轻易虚拟了。到清朝年间，刘开兆在《青弋江棹歌》中还提到这件事：“杜牧风流步屐摇，柳丝婀娜小蛮腰。而今憔悴江潭上，不见青青柳拂桥。”杜牧只活了五十岁，英年早逝，可能与他的真性情受到压抑有关。与苏柳云的感情一直都在折磨他。他一定为苏柳云写过更为明确明朗的诗文，但他临终前检阅所作诗文时，还是烧毁了，据他的外甥裴延翰说，杜牧病重时烧毁所作诗文十之七八，留下才十之二三，这是诗人晚年注重名节的表性情决定的。而杜牧保留为别的歌妓所写的诗如《苏小小诗》、《杜秋娘诗》等，可能因为她们是官妓而非民妓，对他的名声不会有多大影响。苏柳云由于对杜牧的思念，终身未嫁，最后到柳拂庵削发为尼，可能有每天能看到杜牧手迹的缘故。苏柳云没有后代，也是他们的故事失传的又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