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优秀干部吕惠生烈士（《安徽文史资料11》第23篇）
作者：周蕙 吕惠生烈士，安徽无为县人。一九〇一年出生于一个寒士家庭。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农业大学农业系，一九四〇年投奔革命队伍，四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抗日根据地历任仪征县长，路东半塔联合中学校长、无为县长和皖江行政公署主任等职。一九四五年九月新四军北撤时，不幸被捕，同年十一月壮烈牺牡。 吕惠生烈士从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最后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他的英勇一生，永远令人敬仰。 少年壮志 无为县地处大江之滨，素称鱼米之乡。然而，在天灾连年，人祸频仍的旧中国，却越来越陷入贫困的深渊。吕惠生的父亲中过秀才，虽是“书香门第”，家境却并不宽裕，有时甚至落到没有饭吃的地步。但父亲生性耿直，常以“志士不嫌茅屋小，英雄总是布衣多”等语砥砺节操，教诲子女。他待人宽厚，与世无争，但又古道热肠，好为乡邻排难解纷，常年乐此不倦，因而声名远播，深得人望。父亲的言行教诲，使吕惠生从小就养成了急人所难、正直耿介的品格。 吕惠生少年时代，曾受到周佛航先生的思想影响。周先生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口才很好，擅长讲演。他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向学生陈述中华民族的危难，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赞颂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业绩。学生都十分尊敬他，思想纯真的少年吕惠生，更是十分崇拜这位导师。 周先生倡导实业救国。目睹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农业如此原始落后且日益凋敝，吕惠生立志学习国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冀图从发展农业着手振兴中华。依靠亲友的帮助，吕惠生小学毕业后投考了安庆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经过一年时间的发愤自学，一九二二年夏，他径赴北京报考国立农业专科学校。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所农业高等专门学校，人多向往之。在有两千五百名考生报考，而只能录取一百五十名学生的激烈竞争中，吕惠生以良好的成绩得以中选。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学校里刻苦学习，勤奋攻读。学习期间，农业专科学校改制为国立农业大学。 一九二六年，吕惠生大学毕业，他回到故乡无为，准备从事棉、蚕事业的改造。但此时的安徽农村，贫困落后，农民连简单再生产尚难维持，更何谈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研究。因此，吕惠生的宏图大志简直是一筹莫展，寸步难行。 激流砺志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在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由于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北伐军指战员的英勇战斗，各地工农革命运动的响应和支持，国民革命军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开始崩溃。令人振奋的大好形势，激起了吕惠生的政治热情。他从自身的痛苦经历中，开始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光凭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能济世利民的，“实业救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开始学习社会科学知识，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迅速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吕惠生回无为不久，就听说了一桩刑事案。农民邢学年被县长刘朝纲的卫兵所枪杀，刘朝纲却纵凶不问，邢学年亲属无处伸冤。疾恶如仇、血气方刚的吕惠生得知此事，极为愤怒。他深入摸清案情后，在无城老衙口召开群众大会，当众讲明了事实真相。与会者无不愤慨，当即推举吕惠生等人成立了邢学年刑事案件后援委员会，与县长刘朝纲交涉。群众激于义愤，将邢学年尸体抬至县府大堂示威，终于迫使刘朝纲审理了这个案件，给凶手以应得的裁决。这是吕惠生步入社会以后，第一次同恶势力搏斗。通过斗争，他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逐渐成为“新派”中的“健者”。 一九二六年秋，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的精神，在无为的共产党员黄人祥、卢光楼等同志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左派县党部起骨干作用。经他们介绍，吕惠生加入了左派国民党组织（黄、卢二同志以后都为革命牺牲）。在共同的斗争中，他结识了无为的共产党人宋士英、邓逸渔、何际堂等。在与他们日益密切的交往中，吕惠生开始为一种比三民主义更光明、更理想的新思想——共产主义所吸引。 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开进无为。以左派国民党人胡竺冰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转入公开活动。他们组织了欢迎北伐军的群众大会。根据北伐军的主张，县党部与各界人士协商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行使无为县的行政职权。吕惠生被命为五人委员会成员兼第一科科长，参与执掌无为县的革命政权。无为县人心振奋，革命形势热气腾腾。 不久，北伐军离开了无为。接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为的反动势力又嚣张起来，形势急转直下。 四月下旬，无为县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卢瑞麟等与混在革命政府中的自卫团团长王绍成（县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军事科长，国民党右派）勾结起来，经过一番密谋策划，杀气腾腾地发动了武装政变。他们封闭国民党左派县党部，逮捕县党部工作人员，解散县行政委员会，下令通缉胡竺冰、吕惠生等四名县行政委员，禁止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的活动。胡竺冰、吕惠生等得知消息，携带县府大印，连夜翻越城墙赴芜湖找北伐军联系，但时局己无法挽回，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无为和全省各地一样，开始处于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 世路多艰 一九二八年间，无为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无中择师运动。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下，无为中学的一些学生积极追求进步。我党因势利导，在学校成立了学生会，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形成了一股进步势力。国家主义派的校长金唤狮对学生中的进步倾向十分恐慌，他激烈反对学生的革命活动，严格限制学生的一举一动，严厉禁止学生中革命思想的传播。混在教师队伍中的个别反动分子也张牙舞爪地为之充当镇压学生运动的鹰犬。他们的倒行逆施，激发了一场罢课斗争。学生响亮地提出：“择师自由如同耕者有其田”、“金唤狮不学无术，贻误青年”、“金唤狮不走决不复课”等口号。他们在全城大街小巷张贴传单标语，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校方和反动当局虽千方百计加以压制，但在学生坚持罢课十二天后，金唤狮终于被迫“辞职”。学生们又趁势驱逐了几个很坏的教师，并提出“拥护吕惠生来校任校长”。由于吕惠生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当时的无为县政府已撤销对他的通缉令。这时迫于学生运动的压力，只得任命吕惠生为无中校长。在学生们的欢呼声中，新校长吕惠生上任了。进校后，吕惠生大力整顿校治，支持学生们的正当要求，补充了一批进步教师，无中择师运动大获全胜。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以无中为主的无为县教育界一千多人冲破当局的阻挠，在无城老衙口集会纪念“五卅惨案”三周年。会后举行了游行，无中学生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给人民以政治自由”等口号。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无为人民精神为之一振。无为中学学生运动的发展，使当局深为不安。他们千方百计打击排挤吕惠生，使吕惠生只任了一学期校长，就不得不辞职离校。 一九二九年，无为圩区发生水灾，粮食歉收。为牟取暴利，地主勾结外地粮商将大批粮食贩运出境，致使新谷登场时粮价上涨。一场严重的粮荒已迫在眉睫，无为人心浮动。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开展了禁粮出境的斗争。吕惠生见义勇为地联络了一批开明绅士，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支持群众的斗争，投机商终于被迫将抢购来的一批粮食以平价就地出售。 一九三〇年春，无为又发生一起“烧当事件”。无为城米市街“昌和”当铺老板朱石帆，为了侵吞群众典当的财物，在偷偷地将这些财物转移之后，放火烧了自己的当铺，谎报“火灾”，企图“废除债务”。广大受害群众怨声载道。我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组织了“被烧当人联合会”，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斗争。吕惠生激于义愤，发动社会舆论热情支持。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迫使政府责成当铺赔偿群众损失。我党通过吕惠生等进步人士居中斡旋，又使县政府释放了因领导反烧当斗争而被捕的人员（都是共产党员）。 此后，吕惠生离开无为，在凤阳女中、池州乡村师范等校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三四年，在知交胡竺冰的支持下，吕惠生在无为城办起濡江书店，他自任董事长，经销发行进步书刊。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卓越成就，使吕惠生在青年学生和社会进步人士中的声望越来越高。 一九三五年，在吕惠生出任无为县建设科长期间，一次县府会议决定在东门外公有的土地上建造一座仓库。豪绅宋、杨两家多年非法霸占着这块公地，并在公地上建房筑室，自成一统。县府作出建库的决议后，这两家豪绅就凑了两百块银元派人偷偷地送给吕惠生，请他“通融”取消这项决议。向来廉洁无私的吕惠生对这种行贿丑行深恶痛绝，坚持要两家豪绅拆房让地，同时用劣绅送来的这笔钱在绣溪公园构筑一亭，题名为“洗心亭”，并作诗一首表述心志：“孽孽货利已根生，哪得人人肯洗心。只有铲除私有制，人心才可不迷金。” 吕惠生这种不媚权贵、不畏强暴的高洁品质，在那时当然难容于世。不久，他就被迫挂冠卸职。这又一次的挫折，终于使他省悟到，在这样举世污浊的社会里，是没有任何公道正义可言的；单靠个人洁身自好，无济于事。吕惠生的思想进入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时期。 投身抗战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使国土大片沦亡；对内则严厉镇压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调集重兵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使内战愈演愈烈，国事日非，民不堪命。吕惠生对国民党早已绝望，一九三六年，他愤然从组织上退出国民党，在思想上完全倾向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吕惠生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他办起《无为日报》，宣传抗日救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为抗日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工作。同时，主动与共产党、新四军联系。 一九三七年八月，张恺帆同志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获释后，受中共长江局的派遣，回到家乡无为担任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委员，从事恢复党组织的工作，领导开展抗日革命活动。吕惠生闻讯，立即登门拜访。他恳切地陈述了自己对时局的观点，愤怒指责国民党的弄权误国。张恺帆同志十分赞赏吕惠生的爱国热情，高度评价了他对抗日救亡运动所作的贡献，两人谈得十分融洽。一九三八年，吕惠生又与中共无为县委书记胡德荣同志接上关系。自此以后，吕惠生心中燃起一盏不灭的明灯。在共产党和新四军身上，他看到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对抗战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他曾书联抒发宏愿：“八千里路江山，方共策同筹，收拾平章臻上理；四百亿兆意志，看磨金炼铁，开张挞伐靖群妖。” 国民党安徽当局企图利用吕惠生的声望收揽人心，同时限制他的活动，聘请他担任官办的《大别山日报》主编。吕惠生一眼看穿了他们的用心，严辞拒绝。国民党当局就卑鄙地对他造谣诬陷，吕惠生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 在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初创阶段，武器和给养十分困难。吕惠生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四处奔走募捐，不遗余力地为之筹集粮饷弹药。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发展与壮大，有着吕惠生的一份贡献。 抗战初期，无为县长韦廷杰为自立山头，搜刮民财，拼凑了县常备队。这支军队名为抗日自卫，实际上是一支官办的土匪队伍，军纪松弛，管理混乱，经常外出骚扰，打劫民财，四乡对之切齿。为了把常备队改造成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装，在党的指导下，吕惠生利用他当时任县政府政训处主任的合法身份，把胡德荣、何际堂、周新抚、阮振础等十多名共产党员安插到政训处和县常备队的五个中队里从事政治工作。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工作，县常备队得到初步改造，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川流入海 在日寇的猖狂进攻面前，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政府却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一溃千里。他们还不顾天怒人怨，猖狂进行反共活动，镇压广大抗日军民。无为的反动派也蠢蠢欲动。吕惠生因积极参加抗日工作，早就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他的名字被列入李品仙特务的黑名单，阴谋对他加以杀害。一九四〇年二月，吕惠生毅然投奔我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从此与我党我军风雨同舟，安危与共。 党和抗日军民热烈欢迎吕惠生的到来，对他表示了极大信任和重视。同年四月，吕惠生即被我淮南根据地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淮南行政公署的前身）分配任仪征县县长；以后又分别担任路东半塔联合中学校长、无为县长等职。皖中行政公署成立，吕惠生即被任命为行署主任。由于吕惠生一贯的进步立场，特别是参加革命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热爱，经张恺帆、周新武同志介绍，吕惠生于一九四三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为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建设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 皖中根据地曾拥有无为、巢县、庐江、含山、和县、桐城、铜陵、繁昌、贵池、青阳、南陵、芜湖等县部分地区，土地面积达一万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二十万。在敌、伪、顽三面夹攻中，皖中行政公署担负着头绪繁多的政务。为适应当时的战争环境，行政公署实行精兵简政，工作人员很少，吕惠生经常轻装简从，戴一顶斗笠，穿一双麻草鞋，下乡做群众工作。他熟悉农村，熟悉群众，善于运用群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宣传讲解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又从群众中了解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带回机关认真研究、解决。从而使皖中行署的政权建设和各方面工作，开展得非常扎实。 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吕惠生很重视做好统战工作。他经常找地方上的一些上层人士做工作，向他们阐述党和民主政府团结抗日的大政方针，晓以共御外侮的大义，在政权建设中坚决执行“三三制”的原则，团结各界人士，共同做好政府工作。他还认真主持选举参议员的工作，成立了皖江行署区参议会，并发挥其积极作用。这些都有力地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农村工作方面，吕惠生同志认真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用极大的精力来从事根据地的水利建设。 皖中根据地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黄丝滩大堤修建工程，就是由吕惠生领导兴建的。黄丝滩位于长江北岸，是无为东乡的一段江堤。据历史记载，明末以来近三百年间，大堤曾决口九十六次，严重地威胁着皖中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历代统治者都只知借修堤向人民派捐要款，从未认真加以整修。为了根除这一水患，我皖中区党委和皖中行署决定兴修这个大堤。一九四三年十月，受我皖中党政机关重托，吕惠生主持了黄丝滩大堤的修建工程。黄丝滩工程委员会和工程局先后动员了无为、临江、湖东、含巢等有关地区民工二十一万人，还动员了山区人民加以支援。从十月六日起，工程历时二百一十一天，挑土四十余万方，到翌年五月初胜利竣工。江堤全长十二华里，高两丈，底宽十二丈，成为保护无为、巢县、和县、含山、舒城、庐江、合肥七县二百余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三百万亩良田免遭水患的坚固屏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这段江堤是在敌伪顽不断向我根据地进行袭扰的艰苦战争环境中，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的条件下如期修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时，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在庆祝黄丝滩新堤落成时，热情洋溢地著文指出：“其规模的宏大，成绩的优异，出乎人们想象。不仅在皖中是个史无前例的大工程，即在华中，也是一件与人民生活切肤相关的大工程”，“这是皖中劳动人民的惊人奇迹，更是敌后水利建设中的一个新创造，新记录。” 华中《大众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也都报道了黄丝滩大堤胜利竣工的消息，表扬皖江抗日根据地政府领导人民所做的出色工作。 这条大堤的建成，是与领导这项工程的吕惠生的卓越指挥和努力工作分不开的。在大堤的修建过程中，吕惠生对工程的每一项计划和安排都瞻前顾后地多方考虑，权衡全部利弊得失才作出决定。他认为这虽是一项大型水利工程，也不能违误农时，“若妨害春耕，则不啻夺其目前生计”，“夫数不可多，以不碍耕作为度。”他根据工程的需要，合理地抽调和安排劳力，既保证兴修水利的长远利益，又照顾到当前生产的需要。他要求工程“勿做无用功，只求实，不求表，一切表面工作皆免去”，坚决反对工程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做法，严格要求、切实检查工程质量，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大堤的全部工程。 为了表彰吕惠生在兴建大堤中所作的杰出贡献，党和人民决定将这条大堤命名为“惠生堤”，给了吕惠生以崇高的荣誉。党使吕惠生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吕惠生也以自己的才华和学识为党增添了光辉。 在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文教卫生等项政务中，吕惠生也做了很多工作。行署大力兴办工厂，积极发展商业贸易，发行了边区的“大江币”，在搞好生产、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合理地征粮收税，在经济上做到了自给有余。不但保证了新四军七师的军需供应，而且向苏北新四军军部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的钱财物资。在烽烟四起的战争环境中，皖中根据地恢复和开办了一批中小学。民办小学、民众识字班、农村夜校、冬学也很普遍。皖江抗日根据地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使它获得了“烽火江南鱼米乡”的美名。 吕惠生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呕心沥血地工作，政绩斐然。但他非常谦虚谨慎，对自己所做的工作从不满足，总觉得党和人民把他推上这样重要的领导工作岗位，而他对革命尽力却太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深深知道，我是很不够格的来担任这么一个名义与职务，党和首长们对于我总算是特殊又特殊，我再不加紧报之以工作，我也是没有心肝……因此，三更灯火五更鸡，累断命根也不迟疑了。生命只是一条在此。干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壮烈牺牲 八年抗战，全国人民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取得了胜利。为了避免新的内战，满足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一九四五年九月，我皖中抗日根据地政府和新四军七师奉命撤向山东和苏北解放区。吕惠生因病不便陆路行军，率皖江行署机关三十余人由水路北上，船行至芜湖四合山，因警卫员赵先勇所带手枪被汉奸、前伪无为县长胡正纲部查获而被引起注意。胡手下一名狗腿子认出了吕惠生。为了掩护全船的同志，吕惠生挺身而出，坦然地说：“我是吕主任，其余都是乘客”，船上的其他同志因此而得以脱身。抓住吕惠生，胡正纲大喜过望，如获至宝。敌人使用了种种手段对他威胁利诱，妄图迫使吕惠生投降。他们当着吕惠生的面残忍地折磨赵先勇同志；吕惠生义愤填膺，威武不屈。他们叫无为臭名远扬的国民党特务何济生以同乡的关系来劝降，结果被吕惠生骂得狗血喷头，抱头鼠窜而去。对于为革命而牺牲自己，吕惠生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曾对人说：“人当争取最后人格，洪承畴降清只是一念之差，我若陷于不幸，决不做洪承畴。” 在狱中，吕惠生鼓励难友坚定斗志，宁死不屈。他还利用敌人优待他的机会，向敌军士兵和狱中勤杂人员宣传革命。敌人心劳日拙，无计可施，终于在十一月四日，将吕惠生同志杀害于南京江宁镇六郎桥畔。刑前，刽子手问他：“你已被判处死刑，今天就要执行，你会有遗憾吗？”吕惠生慨然回答：“为革命而死，为真理牺牡，是最大的光荣，绝无遗憾。遗憾的是坚持敌后抗战八年，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没有来得及总结，有很多文章没有写成。”随即朗诵遗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四岁。 吕惠生同志正当年富力强，风华正茂之时，就为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消息传到山东枣庄新四军七师驻地，皖江子弟兵为之痛哭失声。 张恺帆同志惊悉噩耗，含悲赋诗：“故园昔日忆初逢，正是山河破碎中。执手唏嘘肝胆赤，丹心照耀海天红。艰难敌后开新宇，慷慨江头尽厥忠。汉贼未除遗恨在，长河幽咽钦英风。” 曾希圣同志也赋诗痛悼烈士，盛誉吕惠生同志为“党的优秀干部，皖江人民的领袖”。 吕惠生同志可贵之处是：在他生命的途程中，一经找到了光明和真理，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直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生命。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气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本文作者现任省党校党史教研室教员。
回忆大哥张恨水（《安徽文史资料08》第27篇）
作者：张其范 我的老家在安庆潜山县岭头镇黄岭街。祖父张开甲在清末做过江西省广信府的参将。父亲张庚甫在三湖县卡子（税务机关）里工作。母亲是个淳朴的家庭妇女。我兄弟姐妹共六人，大哥心远，1895年出生于广信县，二十五岁左右改名恨水。二哥心恒，三弟牧野，四弟朴野（现在河南新乡专科学校教书）。我名其范，六妹其伟。 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仅能看懂便条，自己不能动笔，深受文化程度低、被人瞧不起的痛苦，对子女读书抓得很紧。大哥五周岁时，就进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一年内便读完四书和一些杂文，能对简单的对联。一日，老师出了“九棵韭菜”的上联，大哥眨眨小眼，对出“十个石榴”的下联。父亲可乐了，叫妈妈午饭添做一碗虾仁炖鸡蛋，以奖励大哥。他常对我们说：“你们大哥五岁会对对子，大家要向他学习才好”。 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全家由广信迁居南昌。大哥进南昌大同中学读书，我在爱国小学读书，成绩都在前三名。大哥晚上补习英语，深夜还得看杂文，在好的词句上，打上红杠杠，书头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语；他还挤出时间练习写诗词，有时把编写的小说和故事，讲给我们听。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提倡剪辫子，放小脚，大哥积极响应。一天中午，他从学校回家，右手拿着纸包，兴奋的面色略带着几分畏怯的表情。二哥眼快，惊呼道“大哥把辫子剪掉了！”母亲责怪大哥不男不女，成何体统。父亲却用支持的口吻说：“没关系，现在是文明社会了，拖着条长辫子，又脏又费事，剪得好。”由于父亲的称赞，大哥神态才自如了。 我六岁时，母亲按照传统习惯，给我缠小足。白天痛得动弹不得，晚上痛得睡不着觉，躲在被条内哭泣。大哥不顾母亲责骂，果断地将我的裹脚布解开撕掉，气着骂道：“这么残酷，你别害怕，好好睡觉。”第二天，母亲发觉了，责斥大哥，大哥反抗道：“大脚嫁不了人，我养她一辈子。”多亏父亲也从中圆场，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使我摆脱了缠足的痛苦。 1911年父亲因吊友人丧，染上时疫，三天内死去。这真是晴空霹雳，震动了我们一家。经济收入中断，生活没有着落。大哥才十六岁，也没有办法。母亲牵儿携女回到故乡潜山，靠祖父遗下的田产过活，承担着教养我们子女的重担。这时大哥失学在家，二哥外出当学徒，我寄养在外婆家，一家人劳燕分飞，实在凄怆。贫穷难不了大哥，他虽不能上学，却下定了自学的决心。他收拾一间破烂的小屋做书房，在门口自撰一副对联：“一间东倒西歪屋，几个南腔北调人”（母亲操湖北口音，我们讲南昌话）。靠南边的土窗子，放着一张旧方桌，满满堆着文具、书籍。窗子上头贴着一张刻苦学习的座右铭，勉励自己要勤奋学习。 炎夏，火辣的太阳晒得书房象一个蒸笼，大哥不顾炎暑酷热，整日伏在方桌上埋头苦读。入夜蚊虫叮咬，他穿上老布袜子抵挡。村上人笑他是“老夫子”，他一笑置之。 寒冬，北风呼啸着钻进墙缝，吹得油灯光摇摇晃晃，大哥穿着父亲的棉袍，拴上条腰带，蜷曲着身子，伏在桌上，写个不停。手冻僵了，用嘴呵一呵热气暖和一下，或站起来搓一搓再写。时光荏苒，就这样整整苦学三年，打下了扎实的汉文知识基础。 1915年大哥离开了家乡，走南闯北，演过戏、卖过药，过着飘泊流离的生活。1918年，他经友人郝耕仁（怀宁县石牌人）介绍，到芜湖《皖江报》当编辑。为时不久，又和友人去北平，先后担任过《益世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的记者和副刊编辑，结识了很多新闻界人士。有了固定薪金收入，生活稳定下来，他就开始创作长篇章回小说《春明外史》。接着陆续撰写《金粉世家》、《剑胆琴心》等小说，深得读者好评，销路很广。特别是《啼笑姻缘》，更是风靡一时。记得当时国民党有一个大官的姨太太，与书中女主角沈凤喜遭遇相同，顾影自怜，对作者产生崇拜，经常作诗，亲自送交我家佣人老王转给大哥。大哥把她当“疯子”看待。有一次，我开门接待了她，见她穿得挺阔绰，面庞清瘦，缺少血色。汽车停放在远处。她笑着问道：“你是张小姐吗？”我点头默认。她匆忙从提包里递给我一封信，转身就走。我笑着对大哥说：“好香的信呀！”大哥皱眉道：“又是那疯子的，你拿去看吧。”我好奇的拆开信，里面原来是一条洒满进口香粉的绸手帕，上面写着红色的情诗。我非常同情她的遭遇，大哥不以为然，仍然认为她是“疯子”。又隔了段时间，老王来后院告诉我：“那太太又来了，还给我拾块钱。她说明天要离开北京，特来送礼道别。”我接过一看乃是一只象牙杆子的毛笔，上面刻着“赠恨水先生”五个大字。大哥把它交给我保管，我一直珍藏到今天。 大哥爱护弟妹，十分关心弟妹们的学习。记得我从外婆家回来后，大哥教我作诗填词，并多次告诚我，莫放松数学课。他外出后，我常练习作文、写诗词寄给他修改。他曾寄给我一本《白香山词谱》，不幸湮没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浪里，至今仍然十分惋惜！ 1920年，大哥在北平工作，薪金收入增加了，寄回五十元，要我到安庆考学校。乡下叔伯头脑封建，唆使母亲不让我进洋学堂。大哥多次来信，摆事实，讲道理，母亲才允许二哥送我去安庆考第一女师，因考试已结束，只得去芜湖第二女师，幸得录取，从此摆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走向新的生活。为纪念“五四节”，我们学生上街游行、演讲，劝阻商人不买日本货，将招商码头搜出的日货，堆在江边烧光。事后，我写信报告大哥，他回信大大夸奖我一番：“乡下姑娘，也有胆量革命，难得！难得！”他鼓励我更加积极地参加火热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5年，我考取北京女师大，大哥怕母亲挂念，遂把安庆的家，也搬来北京。全家十四口人，除二哥工作外，全依赖大哥生活。每个学期伊始，我们弟妹需缴一笔数字可观的学杂费（我读师大，两个弟弟读私立大学，妹妹读高中），都得大哥筹措。他从无怨言。遇到经济困难时，就叫老王打一两酒，买包花生米，借酒解闷而已。他这种爱护弟妹的情谊，我永远不能忘怀。 1926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母亲五十寿辰，我和妹妹陪老人到绒线胡同照相馆合影留念。正准备回家，不料街道戒严，禁止通行。我们正着急，大哥手持记者证，匆匆来接我们。途中，他哽着嗓子告诉我：“今天反动派要杀害李大钊先生。”他异常悲愤，泪水盈眶，有说不出的难受。 我家住在北京整整五年。大哥住北屋三间——卧室、会客室、写作室。写作室的窗子嵌着明亮的玻璃，窗外一棵古槐，一棵紫丁香，春天开着洁白清香的槐花，凋谢时落花铺满地面，像一条柔美的地毯。哥哥爱花，不让人践踏，一听我们推门声响，就立刻停笔招呼：“往旁边走，别踩着花。”啊！这洁白的槐花，象征着大哥坦白的胸怀。 妈妈嫂嫂和我姐妹，住在后进，院子里有棵高大的四季青，我们常聚在树下看书，做针线。有一次，后院的小门豁地推开，大哥边系裤带，边兴奋地说：“想到了，终于想到了。”原来他想好了小说上一个情节。母亲心疼地说：“你脑子日夜想个不停，连上厕所都在想，怎吃得消啊！” 大哥头脑灵活，思路广阔，提起笔来写作，犹如江河倾泻，滔滔不息。寒暑假期间，我和弟弟替他抄稿件，他写了两张，我们才誊写一张，累得满头大汗，还赶不上他的进度，积压许多稿子。这时大哥停住笔，叼着烟嘴笑嘻嘻地说：“歇会，歇会！”我和弟弟羞愧得相视而笑。 我在北师大二年级时，结识了桂惜秋，彼此处得来。惜秋出身穷苦，读书用功，爱好文学，大哥喜欢他，母亲虽持门户之见，经大哥再三开导，终于允许我俩订婚。结婚后，有孩子负担，大哥除经济上支援外，又帮助惜秋写作，使他写作小品文进步很快，投寄报刊，稿费收入很可观，这才摆脱了小家庭的困境。 1932年，农历五月初三日，大哥的爱女慰儿，因感染猩红热而死去。这孩子性情温柔，长得秀丽，出生八个月就跟我睡，我特别钟爱她。那时我怀孕第三个孩子，正待临产，当得知这一噩耗，那顾得自己健康，立即飞奔回家。家里大门紧闭，贴着“谢绝亲友探望”的纸条。我敲不开门，就在外面放声大哭。大哥呜咽着跑出来，接我进书房，又对哭一阵。不料惊动了白发老母，和卧病在床的嫂子，才抑制哭泣。大哥遭此丧痛，圆圆的脸，瘦成三角形，胡茬很长，显得苍老多了。 “九一八”事变，北平受波动，大哥怕母亲受惊，搬家到南京。我和二哥小妹，因工作关系仍留在北平。从此，和大哥相聚的机会少了。芦桥沟事变，日本鬼子打进北京城半个月光景，二哥病故，丢下寡嫂幼侄，情景凄凉。我和惜秋拖着两家十口人，逃到南京。适逢大哥病在床上，他见嫂侄戴孝，揣测二哥已死，足足痛哭一个多小时。叫二嫂、侄儿到床边，深切安慰，并替他们筹划今后的生活出路。 抗日的烽火，烧到南京外围，形势紧张，我们几家搬住安庆元宁巷。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日寇长驱直入，安庆危急，只好搬到潜山岭头的老家。大哥坐着黄包车，脚边堆着满满一网篮书籍、稿件，手捧书夹子，沿途不断地记录。投宿高河饭店时，深夜还点着蜡烛，伏在箱子上写通讯，整理白天的笔记。可见他终生与笔墨为伴，绞尽了脑汁，饱尝了艰辛。 1938年，他奔赴“陪都”重庆，继续写作生涯。这期间，他写过《蜀道难》、《八十一梦》等小说。大哥曾向我谈起在重庆期间，毛主席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时，曾在南温泉召见他，并送给他一套灰布制服。前几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何建明同志和大哥友人郝耕仁的女儿专程来访，他告诉我，在延安时，周总理曾评价恨水哥的《八十一梦》是进步书籍。大哥对党的关怀，常常谈起，深表感激之情。 抗战胜利，大哥定居北平。解放后，他寄给我《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磨镜记》等故事新编小说。 1955年，他来信说，不日将从合肥来安庆。我们全家高兴极了，接连几天，早晚都上车站迎接。终于盼来了。大哥发有银丝，面皮皱摺，显然衰老了。 大哥在1949年患脑溢血留下的后遗症，使他舌头僵化，言语不便，步履蹒跚。见此形象，我不禁暗地落泪。他在安庆住一星期，每天和惜秋叙述别后经过，谈论文学创作。又曾去迎江寺和月海方丈论证宝塔的历史，并在《安庆报》发表了《长日绵绵话安庆》的文章。大哥走的那天，惜秋拎着他简单的行李，我尾随在后面。至近圣街口，大哥回头对我说：“你回去，我有机会就回来！”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好频频点头，痴立在街头，凝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才怅然回家。谁料这一别，竟成永诀了。 1964年前，大哥的来信，惯用小说笔调和诗的口吻，文字流畅，情意盎然。1964年后，写信渐渐词句不通，意思表达不清，我和惜秋已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 1967年，古历正月初七日，大哥永别了我们，时年七十三岁。惜秋曾为他写过悼亡诗，追叙他的生平。可惜悼诗在“文革”中丢失了！（本文由安庆市政协供稿，张俨魁整理，作者是张恨水先生的妹妹，住安庆市元宁巷三号。）
李辛白先生二、三事（《安徽文史资料08》第22篇）
作者：黄华康整理（现任安庆师范学院党史教员）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因在“新世界”游艺场（北京珠市口西）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便衣警察捕去。全国各界人士对他寄于极大的同情和支持。有个署名“辛白”的人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上写了一首《怀陈独秀》的诗，赞扬他说：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这首诗，脍灸人口，堪称五四时代的心声，其作者为谁？日：李辛白。 李辛白（一八七九——一九五一），安徽无为县人，老同盟会会员，诗人，五四时期担任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新生活》周刊是由他一手创办的。该刊不仅思想新颖，富有战斗力，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丰富多彩，当时对北京学生的吸引力很大，很受青年学生的欢迎。每本售两大枚铜元，发行率很高。封面印有长井形的方框，井边四周有“博爱、平等、自由、牺牡”八个字。把“牺性”与“自由、平等、博爱”并列，可谓别具一格，对当时的革命青年的宣传鼓动性更强。他在北大期间，一直参与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多次追随李大钊、陈独秀到长辛店参加工人夜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所举办的《新生活》周刊经常发表李大钊、陈独秀和鲁迅的战斗檄文。当鲁迅与章士钊进行论战时，他始终站在鲁迅一边，撰文抨击章士钊。章当时任司法部长，力主制订《出版法》，限制出版自由。李除办《新生活》周刊外，又兼办《北京第一小报》，撰文抨击其《出版法》，其中有名句为：“使名记者章秋桐若在，则章士钊不敢食言矣”（作者注：一九一四年章在东京以秋桐笔名办前《甲寅》，力主出版自由）。与此同时，吴稚晖也与李辛白站在一条战线上，在《京报》发表“讣文”以讽刺章士钊，文曰：“不孝友生，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府君章行严……，府君生于前甲寅，死于后甲寅”。（章士钊又名行严，办后《甲寅》杂志，跟鲁迅打笔墨官司，刊物上画了个老虎，人称为老虎总长）两支笔同时指向章士钊，互通声气，搞得章十分狼狈，几乎下不了台。 一九二六年因追随李大钊参加“三一八”事件，遭到反动军警的追究，被迫转移离开了北京。当他道经青岛转徙上海时，曾赋诗云：“行李萧条书卷重，旌旗杨柳一时新”，他对南方的革命寄予无限的关情。 一九二七年他转居安庆，当时安庆的白色恐怖很厉害，不仅革命活动无法插手，就连存身之地也难找到。从此失去了革命联系。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他到南京办《老百姓报》（其经费来源由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供给），兼在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因为他所办的报纸是冯玉祥系统的喉舌，经常讽刺时政，捣“蒋记政府”的老底，立言又偏激，因此在一九二九年底《老百姓报》被查封，反动政府通缉他，南京待不住，只好回到无为县老家办了三年国学讲习所（经馆），从事教学与国故研究工作。 一九三四年，杨廉来安徽担任教育厅长，因杨是北大学生，由于师生关系，杨推荐他到宣城中学教书，他主讲国文，教学很得法，又是满腹经纶，特别长于文字学，因此深得学生的欢迎。课暇，从事诗、书、画的创作，他写有《水破山人诗集》。书、画也别具风格。沈尹默称他是“三绝画、诗、书，五岳动摇一支笔”，说他的诗、书、画是“清新俊逸”，“挺拔不群”。同时，他又是收藏家，文物资料极其丰富，他当时收藏有李北海亲笔“千字文”，许世英称之为“海内孤本”，一时被人们誉之为“墨宝”。 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他任安徽省图书馆馆长。在此期间，他专心致力于我省图书资料的收藏保管工作，并执笔整理安徽地方史料，为我省通志编写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一九三八年六月，安庆沦陷，省图书馆奉命迁往立煌（即今金寨县）。由于年老体衰，经不起长途跋涉，所以未随馆去立煌。此后转回贵池家居，闭门不出，与世谢绝。后来他曾自书门联曰：“八年无岁月，万象失纵横”。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他欢喜若狂，在贵池创办国学专修馆，由程演生任馆长，自与高节文先生任教授，专心致力国学讲授，并继续从事文字学的编写工作，写有《小学》手稿几本，惜解放后散失。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国学专修馆停办，失业在家，生活极端困苦，真是身世萧条，家徒四壁。尝赋诗自叹：“曲巷人稀桥影断，轻舟款乃橹声柔”，“何时了却临终恨，舵鼓频惊水上鸥。” 一九四九年贵池解放前夕，他安居家中，静盼解放。当解放大军挺进贵池城内时，他带头箪食壶浆以迎人民军队。解放初期，一直是贵池县的开明人士，一九五一年在贵池病逝。在逝世前后，高一涵同志曾两度来信，相约到北京从事国学研究工作，高是他的多年挚友，又在北大共事革命活动，解放后，多次查问李辛白的下落，直到一九五一年才联系上，惜因病逝未就。 安庆师范学院乌以风教授与李为文字交，又曾多年同事，在乌老的《岳云山馆诗稿》里有《怀辛白》诗一首：“诗城风雅独怀才，襟抱华为佳句开，一别终成千古恨，潜云池月共谁来。” 昔人已逝，为尊重历史，特为文以志之。（本文是根据刘剑卿老人回忆口述史料整理，刘系李辛白的内侄，现为东至县政协委员。）
祖晨烈士英勇战斗的一生（《安徽文史资料06》第14篇）
作者：祖盛祥 一 祖晨同志，原名祖茂林，化名李春亭、朱文淦、朱涛等，安徽宣城人，一九〇一年出生于宣城县油榨沟镇一个竹工的家庭里。祖晨同志少年时就胸怀坦荡，勤奋好学。一九一八年秋，他考进了设在芜湖的安徽省立第五中学。“五四”运动的浪潮蓬勃兴起，祖晨同志积极投入到这场火热的斗争之中，并立下了扫除妖孽，拯国救民的抱负。一九二二年初，祖晨同志参加共青团，并积极参加芜湖市人力车工人为反对军阀政府增加牌照捐和资本家增加车租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夏，祖晨同志回到家乡宣城。当时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正在席卷东南各省，他发动学生和部分工农群众组织起支援“五卅”运动的“外交后援会”，在宣城、油榨、水阳等地设立检查站，抵制英日货物，销毁鸦片和绅士们用的烟具，打击投机奸商，组织募捐救济殉难志士家属；同时，组织反帝爱国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游行的队伍高唱着歌曲：“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齐努力，用我们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上前，稳着脚步，要高举我们的旗帜。”这一行动，震动了宣城大地，奸商豪绅惶惶不安。开始，他们拉拢行贿，暗地送给祖晨同志一批钱，劝他远走他乡，遭到祖晨同志的坚决拒绝，于是奸商、豪绅和官厅互相勾结，伪宣城县地方审判厅开庭“审判”祖晨。开庭那天，法庭内外挤满了人群。祖晨同志大义凛然地站在法庭上。伪法官道：“私进民房，犯侵犯人权之罪；拦船查车，犯盗窃之罪；烧毁烟具，犯破坏私人生活之罪……。有此数罪，诛有余辜！” 祖晨同志镇定而从容地驳斥道：“进私房，我们没收的是鸦片；强登轮船，我们是为了查禁日货。当今国难临头，贩鸦片，就是抽我们的筋，销日货，就是喝我们的血，凡有血性的人，对此能麻木不仁吗？请问，反帝救国，何罪之有？！”祖晨同志在法庭上侃侃而谈，义正辞严，法庭内外，顿时骚动起来，口号声连成一片：“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士绅、法官、检查官们，见此情景，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一九二五年秋，祖晨同志于厦门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到长崎医科大学读书。临别前，他写信给父亲表示了他的远大抱负。在日本，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日本特支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了，他毅然放弃学业，于一九二七年初归回祖国，参加实际斗争，表现了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 二 祖晨同志回国后，党安排他在上海作宣传工作。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又调他参加北伐，在张发奎所部的政治部工作。在那里他坚持我党的各项主张，扩大党在北伐军中的政治影响。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祖晨同志立即组织所部奋起抵制，不久接到党的指示，他率领在我党领导下的部分北伐军从武汉急行军，七天七夜赶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随军转战潮汕等地。后因战事不利，为保存有生力量，由党出资，他又重返日本，但学籍已被取消，只得又返回祖国。 祖晨同志返回后，中共安徽临委派他到宣城建立党的组织。他一到宣城就和打入国民党县党部的秘密党员田道生同志取得联系，积极进行活动。不久，发展了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江涛（又名江干臣）入党，正式成立了党小组，接着又吸收了范用兴、戴云龙同志为党员，成立中共宣城县独立支部，祖晨同志任支部书记，负责全面工作。他带领支部成员发动工人，建立了店员、布业、肩舆、袜业等各行业工会，入会者达一千多人。同时，加强了学生和农民群众的工作，建立、健全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组织，使宣城的革命斗争开展得热火朝天。一九二七年冬，省临委决定宣城成立中心县委，祖晨同志是县委主要成员之一（据范离同志回忆是县委书记）。县委成立后，及时召开了会议，贯彻了“八・七”会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把革命重点转移到农村。 祖晨同志到宣城北乡，重点抓了油榨沟镇附近的农运工作。他经常白天以打鸟为掩护到附近农村作社会调查，晚上在镇上办农民夜校，和农民群众谈心交朋友。他善于运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事例，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不多久，农民协会和赤卫队都先后组织起来，在斗争中逐步壮大。他带领大家开展了抗租抗债斗争，惩办了恶霸，开仓分粮，济苦救贫，农民们很受鼓舞。 祖晨同志留学日本，国民党政府每年都要发给他一笔补助费。一天，他从宣城县领回留学生补助费二百块银元，走到北门时，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北风呼啸，寒气袭人，他看到路上一些穷人衣裳单薄，无米为炊，就用这笔钱沿途救济，走到了庙埠，二百元钱就全部散光了。 过年了，按照当地习惯，家家都要在除夕这天写副对联贴在大门上，祖晨同志认为这是宣传人民的好机会，他写了许多词句新颖的对联，免费送给穷人。他父亲在油榨镇开了个小杂货店，店号“兴记”，他就以此二字为首，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兴礼由义纠正世界，记仇雪耻誓复山河”。又在偏门上写了一联：“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他以此来号召人民，激励人民。 祖晨同志重点抓北乡，但他也抽时间巡视和指导面上的工作，帮助大家解决斗争的难题，宣讲革命的前途和远景，增强大家必胜的信心。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宣城四乡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相继建立了几个支部，大多数村庄都有党员在活动，抗租抗债斗争那时在酝酿之中。 革命风暴的到来，引起了土豪劣绅和反动当局的惊恐。国民党宣城警察局到处搜捕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正月初二清晨，伪警察局派人到油榨来逮捕祖晨同志。祖晨同志还没有起床，听到打门的声音越来越急，觉得不对头，起来从门缝向外望，见警察已堵住了前门，即跑向后院，又遇到警察，问他：“祖晨在哪里？”他机智地回答：“他还没有起床，我去叫他。”说罢返身奔向母亲房间，打个招呼就上了楼，拔掉椽，掀开瓦，腾身上了屋，越毗邻数家屋脊，从胡家天井坠下，在邻居的帮助下，入夜到了乡下姐夫家。第二天鸡鸣，化装后由姐夫徐爱轩等护送至新河庄乘船到芜湖。那些家伙又砸门又开枪，到处搜查，但祖晨同志早已无影无踪了。路上他对送行的人说：“这次斗争暂时失败了，但革命的种子却播下了，它一定要发芽。告诉乡亲们，要坚持斗争，黑夜不会长久的，天总是要亮的。”确实，打那以后，宣城地区的革命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 不久，党调他到上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在文化艺术界，团结进步作家，办报纸，写文章，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 三 由于反动势力的猖獗，革命队伍内部少数不坚定分子的变节，山东省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省委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一九三一年初，祖晨同志受党中央之命，化名李春亭来到山东，在省委工作，据说是山东省委负责人之一。同年四月，他根据省委决定，去青岛进行恢复市委的工作，领导青岛人民继续进行草命斗争。 祖晨同志来到这座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英雄城市后，首先深入到产业工人集中的区域——四方、沧口一带，联系失掉关系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实际考验，先后吸收了王良栋、武嘉澍和孙殿舜入党（孙以后脱党），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四方机厂宿舍南大院秘密成立了四方支部。支部成立后，立即向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发展新党员，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与此同时，祖晨同志又恢复和建立了沧口区宋哥庄小学党支部、青岛大学党支部。在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建立和恢复的基础上，经请示省委同意，正式成立中共青岛市委，并在无棣二路二十二号新生养蜂场设立市委机关。市委成立后，祖晨同志经常到工厂、学校和郊区农村，深入各阶层做社会调查，指导群众斗争，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壮大党的队伍。他先后在全市各处建立了工会、互济会、反日救国会和时事讨论会等群众组织。他还主办了《工人之家》和《大众》等刊物，宣传党的主张，登载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工人、学生运动的消息，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和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实况，配合全市的罢工、罢课斗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进一步觊觎我山东。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处在反日前哨的青岛人民，对此群情鼎沸，怒不可遏。青岛大学当局却强调环境特殊，不允许学生进行任何反日爱国活动。祖晨同志亲赴青大，直接领导了青岛大学的抗日救亡活动，秘密散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成立抗日救国会，募捐支援坚持在东北抗击日寇的义勇军，还发动了签名罢课运动，组织南下请愿团，这些活动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给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以沉重的打击。 祖晨同志非常重视工人运动，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日营铃木丝厂工人闹工潮，祖晨同志亲临铃木丝厂做调查，亲自写了《铃木丝厂工运指导和组织方法》的小册子，用以指导工人的斗争，并向全市的工人阶级介绍该厂工人反对日本资本家的斗争经验，使工人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 一九三二年五月，日本富士纱厂厂主宣布自五日起，延长工人工作时间，加之厂主对工人的压迫变本加厉，有病不准歇工，动辄开除工人，因而引起工人的不满。全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于五月十九日举行了罢工。祖晨同志即刻赶到沧口，以宋哥庄小学为据点，指导沧口、四方十多个日营工厂的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到处散发传单，揭穿日本资本家的阴谋诡计，迫使富士等纱厂的资本家给工人增加了工资，保证不随便延长工作时间，使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 由于祖晨同志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废寝忘食地从事革命，到一九三二年六月间，青岛市的党组织大部分均已恢复与发展起来，联系和发展的党员达八十一人，团员二十一人，工运、学运蓬勃发展，革命形势很好。 当时统治青岛的国民党反动当局，伪市长沈鸿烈，公安局长余晋和等，对于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惶恐不安，召集狐群狗党进行策划，最后决定派遣特务高振东（又名高俊卿，一九五二年畏罪自杀）以大康纱厂工人身份，伪装积极，混入党内，暗中窃取党的地下组织活动情况，向反动当局密报。一九三二年五月底，中共山东省委决定调祖晨同志回省委工作，派李伟仁同志（原全总巡视员）接替他的工作。李伟仁同志到青岛的第五天（即五月三十一日）就被敌人逮捕。敌人在市委机关所在地新生蜂场搜出一些文件和宣传品。六月一日一大早，祖晨同志知道出事的消息以后，立即冒着危险去海泊桥通知有关同志迅速转移。特务高振东探知祖晨将要于六月一日上午十时在海桥水场和区委接头，便带领侦缉队按时前往该地逮捕了他。接着，市委其他同志也先后被捕，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 四 环境的恶化，对于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来说，绝不能动摇革命的信仰，磨灭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优秀的共产党员祖晨同志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不屈不挠战斗的一个典范。他自被调青岛的第一天起，就置白色恐怖于不顾，积极地投入到炽热的革命斗争之中。被捕后，在敌人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面前，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八月八日，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将祖晨和其他几名同时被捕的同志砸上手铐脚镣，一道押往济南伪高等法院。途中，当他知道有人因为经不起考验，也因为缺乏斗争经验，在敌人的威逼下，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和组织情况时，就抓住时机，避开押差，在火车上对同志们进行保持革命气节的教育，教给对敌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他说：“在青岛，不论怎样承认的口供，到济南审讯时都要坚决推翻，就说在青岛口供是被逼胡说的，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斗争。”在他的教育与影响下，同志们坚强起来了，决心同敌人斗争到底。到济南后一概翻了供，弄得敌人手足无措。 祖晨同志在济南监狱里，继续领导狱中难友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有一次，敌人派一个特务假装政治犯，到监狱侦察青岛案犯的情况。这个特务进屋后就大叫大嚷，发“牢骚”，“骂”国民党，祖晨同志察觉到他的气味不对，就故意和同志们为象棋的输赢问题，争吵得脸红脖子粗，大家都非常“生气”，几天不说话。过了三天，那个特务捞不到一点东西，只得悄悄地溜走了。敌人走后，大家又笑着照常说起话来。 叛徒王洪九，在敌人的授意之下，来到狱中监视他们的行动。祖晨同志就约定大家，“狗”在的时候不说话，或者乘“狗”睡觉的时候用在地板、大腿上写字的办法互相谈心。 祖晨同志对同志们非常关心。田海山同志（现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是个刚入狱不久的新难友，和他同押在一起，祖晨同志经常向他讲革命道理，教他唱国际歌，海山同志非常崇敬他。祖晨同志还团结同狱的其他蒙难者，抗议监狱当局的暴行，进行绝食斗争，还对可能出狱的同志交待怎样寻找组织和向党反映情况。 由于长期做艰苦的地下工作，劳累过度，祖晨同志患上了肺结核病。被捕后，在敌人的摧残下，病情进一步恶化，有时饮食不进，呼吸困难，别人认为他生命垂危，但他始终乐观自信。有一次，他日夜咳嗽，大量咯血，病情十分危险，看守们把他抬到隔离室，纷纷议论他“不行了”，他听到了，就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不行了？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活下去。”他是那样的坚定乐观。后来病情果然一天天好起来，他顽强地活下来了，继续和同志们一道坚持狱中斗争。 一九三三年五月间，敌人把与祖晨同志关在同一个号房的陈文其同志送到第一“模范”监狱去了。祖晨同志知道文其的问题已被“判决”，一天，趁放风的时候，他站在高高的窗口向文其同志打着招呼，并在手上写字问他判了几年。当文其同志在地上写了“无期”两字时，他警惕地意料到敌人对他采取的手段将会更凶残。他写信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家里，在信中劝告父母，不要为他过分难过，要看远些，干革命就会有牺牡。祖晨同志早在革命初期，就写信对父亲这样说过：“豺狼当道，道路崎岖，世间如此昏暗，中国如此沦落，男儿有血，岂能凭时事而不解救。人之生灵，岂能容得几个鼠贼之徒宰割虐杀乎！中国人非天生的奴隶，中国定有厚望，中国定有晨光。父亲啊！人间就是如此，斗！斗！斗！男儿的鲜血换得世间的公平，神州的黎明。”这是何等高尚的革命情操啊！祖晨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早晨，乌云笼罩着泉城的上空，天色昏暗，细雨蒙蒙。凶残的敌人把魔爪伸进济南监狱里，嚎叫着来捉人了。被囚禁的英雄们从睡梦中醒过来，毫不畏惧。当看牢小丑们喊到李春亭的名字时，祖晨同志知道，最后的时刻来到了。他很平静地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牢房。狱中的难友一齐涌向牢门。当他看到有的同志悲痛流泪望着自己，有的同志咬牙握拳怒视着敌人的时候，他不断地向大家点头，并大声向同志们告别说：“难友们，同志们，这没有什么关系，革命的细胞是新陈代谢的，永远死不完的，好好干下去吧！”这是多么响亮的声音，这是对后来人多么殷切的期望啊！汽车开往刑场的路上，他从容不迫，誓死如归，带领同时遇难的同志，沿途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这位无产阶级的不朽战士，就这样英勇地就义于济南泺口以西马家道口刑场，年仅三十三岁。祖晨同志虽然牺性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他的光辉名字和英雄事迹，永远载入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史册，流芳万世，永垂不朽。（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作者：张恺帆 阿英同志，原名钱杏邨，安徽芜湖人。 我结识阿英同志，是在一九二六年。当时我以一个农村少年，从江北负笈至芜湖求学，考入芜湖大官山的民生中学。那时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清廷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芜湖为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双管齐下，军阀、买办、土豪、劣绅横行，洋行、教堂与教会学校林立。这所民生中学，是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后，大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刻，由钱杏邨、宫乔岩（又名王少春，芜湖人）李克农（巢县炯炀河人）等同志，为了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势力作斗争，凭着一股革命激情，依靠一些社会进步人士的支持，艰苦奋斗创立起来的。宫乔岩同志为该校校长。它在开展启蒙运动，传播革命思想，培养进步青年等方面，起过出色的作用。正是我到民生中学入学的这一年，阿英同志及宫乔岩、李克农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这所学校在大革命前后。成了当地党组织的重要据点，为革命前的准备以及北伐军到达后建立政权组织，做了许多工作。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人事更迭，又经过一段艰苦的坚持，它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了。 我入学时，阿英同志在民生中学任国文教员，兼赭山的五中（后改七中）教员。一开始，钱先生（当时对阿英同志的称呼）那种对人极端热情、善于言谈和诲人不倦的态度，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时“五四”运动虽已过去数年，但我们在乡间读书，仍受文言文的严重束缚，而钱先生则是“五四”运动中的青年积极分子，所以他在民生中学，提倡白话文自然是不遗余力。记得有一次，我出于幼稚，还曾和他辩论，大意是说：你讲白话文好，文言文不好，我看文言文多少也还有点好处，比如打电报，用文言至少就可省点钱吧？钱先生微笑着耐心地给我们讲，不能仅从这一点去看问题，用白话代替文言，这是文化上的革命运动。当时在学校中，阿英同志不仅积极开展新文化运动，而且满腔热情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告诉我们“普罗列塔利亚”、“布尔乔亚”等等新名词，我们听起来新鲜异常，心境大开。由于学校是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据点，它不仅传播革命思想，而且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学生参加“济难会”（后改为“互济会”）、（“芜湖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等革命组织，推动群众性的革命活动。当时学校在斗争中处境险恶，经常受到反动当局的监视和干扰，后来甚至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的流氓帮会的进攻。但宫、李及阿英同志等不畏强暴，积极组织领导群众跟军阀、土豪、劣绅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一次，几千学生和群众涌向街头，把贪污作弊的商会会长丁某揪出来游街示众，使其威风扫地。又有一次，组织群众揪斗北洋政府“猪仔国会”的“猪仔议员”，一天工夫就打了八家，可见群众运动声势之大。及至“四・一二”之后，蒋介石疯狂逮捕、公开杀戮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形势已万分危急，阿英同志才和宫乔岩同志、李克农同志等被迫澈出龙潭虎穴。他们在离开芜湖之后还受到敌人的一再追捕。 其时，阿英同志率领一组同志，取道皖北农村，历经艰险，徒步跋涉千里，去到武汉，在邓中夏同志领导下，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并参与筹备当年六月二十日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工作（阿英同志在大会秘书厅工作）。但到了七月中旬，武汉的国民党汪精卫无耻叛变了革命，阿英同志在极端艰苦中坚持到八一南昌起义之后，才又突破敌人的包围，转移到上海（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旋即在党领导之下，发起组织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据阿英同志在后来《哀悼李克农同志》一文中记述，他和克农同志“直到第二年，我们才在上海重逢，并一同在太阳社支部（称‘春野支部’）里过着党的生活，往往在深夜里一同到马路上写标语……”从这段简短的记述里，可以看到当时阿英同志等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李克农同志同后来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进行了出色的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董老在一九六二年悼念李克农同志的挽词中，曾赞誉克农同志为“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到了一九三〇年，阿英同志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和领导工作，被选为常委，后又被选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一九三二年五月，党派阿英同志到电影界作领导工作，任党的电影小组成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阿英同志在上海坚守斗争岗位，积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曾任郭沫若同志主编的《救亡日报》的编委。并由几位热心朋友的支持，在“孤岛”上海成立了一个名为“风雨书屋”的出版机构，编印宣传抗战的《文献》月刊，阿英同志是这个刊物的主编。诚如他在一篇回忆录中所写：“那时，我们国家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最残酷的侵略，国民党已经一路溃逃到了重庆，八路军、新四军正艰苦地深入敌后，插进敌人的心脏，坚持斗争。敌后和沦陷区人民，特殊需要精神鼓励。”阿英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努力去满足人民大众的这种“特殊需要”。他在《文献》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毛主席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会上的讲话，并为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他受党的委托，为传播和保存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以及党的其他重要革命文献（如方志敏同志的遗稿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因为刊载毛主席等我党领袖的言论著作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图片新闻，经常受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所谓地下组织的威胁……真是时时刻刻有查封逮捕的危险，时时刻刻在惊涛骇浪之中。”那时，阿英同志从一位同志处，得到了一批“用各种各样、大小不等、随手拾来的杂色纸所作的”一束画的照相原稿，内容是反映中国工农红军伟大长征斗争生活的，他便立即进行了编辑工作，排除各种困难，以《西行漫画》之名，由“风雨书屋”精印出版，并在书前附印了长征地图及纪事，迅速在上海及革命根据地流传，收到了鼓舞士气和振奋民心的积极效果。正因为如此，“书屋”不久就遭到查抄，人员也遭到了逮捕。直到二十年后的一九五八年，一位热心的读者在北京图书馆偶尔发现了这本珍贵的画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同年底重印。又经过一段时间，到了一九六二年，以《长征画集》之名出版，也直到此时，方才弄清它的作者原来就是当年亲身参加了长征的黄镇同志（原籍安徽桐城人）。这是革命美术出版史上阿英同志一个宝贵的贡献。 在上述时期，阿英同志在上海还以魏如晦的笔名，写了《碧血花》等反映南明抗清斗争的历史剧，积极配合抗日斗争的宣传，并在上海等地广泛演出。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上海局势进一步恶化，阿英同志遂率领全家离开上海，来到艰苦抗战的苏中、苏北敌后根据地，先后在新四军军部、一师及三师工作，直到抗战最后胜利。这一时期，在华中局的领导下，阿英同志认真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按照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文艺、新闻、统战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一九四三年十月份，《盐阜日报》首次发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阿英同志亲自逐字逐句地细心校对。他所主编的杂志《江淮文化》、《新知识》以及《盐阜日报》副刊等，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广泛的影响。当时敬爱的陈军长（陈毅同志）为广泛团结抗日民主人士，积极开展党的统战工作，曾亲自发起组织“湖海诗文社”，社中所作诗文，上述报刊即系主要发表园地。《新知识》上，并曾首次刊登陈老总的著名诗篇《梅岭三章》，一经问世，脸炙人口。一九四三年秋，阿英同志在苏北阜宁农村的豆油灯下，用毛边纸亲手抄录了陈老总在一九四二年以前所作的诗十六首及短文两篇，手订成册，题有“阿英手录”并盖有图章，送给了敬爱的陈老总。这一件珍贵的纪念品，可以说是陈毅同志最早的一本诗集，它为后来张茜同志编辑《陈毅诗词选集》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个宝贵的手抄本，听说至今仍珍藏在陈同志亲属手中。 在抗战胜利前夕，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配合党内整风，为进入城市做些思想准备，阿英同志在苏北农村创作了著名的历史话剧《李闯王》，并亲自导演，由新四军三师八旅文工团在苏北各地演出，对广大干部群众起了积极的教育鼓舞作用。这个有很大影响的剧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产生的优秀剧作之一。 阿英同志的长子钱毅，时为新华社盐卓分社特派记者、《盐阜大众》副主编，是一位英姿勃勃的革命青年，在《盐阜日报》、《盐阜大众》报上发表过许多鼓舞人心的通讯报道，在《新知识》等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才气横溢的文章，后来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性。 抗战胜利后，阿英同志曾任华中文协常委、华中建设大学文学院院长。一九四六年，阿英同志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文委书记。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华东局及苏皖边区政府机关，随同我军主力于一九四六年秋北撤至山东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我们继续转移至烟台。四个月后，我又奉命带一部分机关人员及家属渡海转移至大连，后阿英同志任大连市委文委书记。在北撤山东直至大连这一段时间里，我和阿英同志经常接触。他那为革命辛勤钻研业务，亲自领导工厂文艺活动的实践，热情培养青年和帮助工农兵业余作者，特别是他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自我批评的可贵精神，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阿英同志又是我国当代一位著名的收藏家，长期辛勤地收集保存大量图书、文物，特别是收集了丰富的有关近代文学的资料，孜孜不倦地进行整理和研究，为编写和学习中国近百年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这种勤奋的作风，犹如蜜蜂酿蜜，苦心经营，虽在戎马倥偬之际，亦坚持不辍。尤其是各解放区的所有报刊图书资料，他更是旁搜博集，十分重视。 一九四九年五月，阿英同志奉调至京，参加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期间，他是华东代表团团长，大会常务主席团成员。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阿英同志在天津市工作，任市军管会文艺处处长，市文化局局长，及剧协主席，并曾在南开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兼任教授。一九五一年调中共中央华北局，任华北文联主席。一九五四年，阿英同志到中国文联工作，任党组成员，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等职。 阿英同志为党的革命文艺事业战斗了五十多年，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一生中的著述，包括文艺评论、小说史、戏剧史、美术史研究以及诗歌、小说、剧本、杂文、随笔等等，多达七十余种，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但是，这样一位热爱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老同志，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摧残和迫害。一九六七年初，叛徒江青妄图掩盖她极端肮脏的历史，亲自跳出来公开诬陷阿英同志。接着叛徒陈伯达也怀着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亲自下达“手令”，抄走了阿英同志收藏的三十年代的大量有关资料和全部藏书、文物。这一系列的反动暴行，使阿英同志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在林贼肆虐及“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我和阿英同志虽然天各一方，但拳拳之意，仍时萦于怀。一九七四年，我省一位原新四军老战士去京，曾去探望阿英同志，当时他卧病于斗室之中，深受“四人帮”之害，但老骥伏枥，壮志未衰，对外地故人，仍关怀备至。阿英同志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提供有关中苏边界问题的珍贵资料，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听到这些消息，使人深受鼓舞。其时，阿英同志有亲属出差经皖，亦承过访。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春回大地，喜溢人寰，阿英同志也欣然移住北京东直门外新居。虽癌症已至晚期，每日只能吸食少量稀粥，但他由于心情振奋，病情也曾一度有所好转。他满怀信心地扶病为有关单位及报刊积极查找资料，为揭批“四人帮”提供了有力的炮弹。不幸尔后病情恶化，终至不治，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逝世。噩耗传来，不胜悲痛和惋惜。回想全国解放之后，阿英同志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回安徽工作，对宫乔岩等老同志、老战友早年革命活动的史料，也曾不断热心采集，准备进行整理。我和阿英同志最后的一次接触，是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届人大开会期间，阿英同志曾至寓所相访，仍怀回皖工作之愿。谁知自此一面，竟成永别，追念及此，不禁把笔泫然！阿英同志辛勤战斗的一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为了纪念这位革命文艺战线上的老战士，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双百”方针，繁荣和发展党的文艺事业，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服务！（作者附记：本文为求表述准确起见，从中央文化部阿英同志治丧小组所撰悼词中引用了一些编年资料，特此说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巡抚附：张恺帆(1908～1991)，安徽省无为县人。解放后任安徽省委常委，历任合肥市委书记、淮南矿区党委书记。
作者：杨慕起 一、家世及出身 张树侯先生（1866-1935年）名之屏，寿州人。其父张子兰，是个穷秀才，因生活所迫，就馆寿县。树侯幼年从父兄读书，不久，父去世，靠哥哥西园、朗轩抚养成人。树侯求学之余，还做些杂活，如推磨种菜等。于右任曾有诗题其所著《书法真铨》云：“天际真人张树侯，东西南北也应休，苍茫射虎屠龙手，种菜论书老寿州。” 一八九〇年，树侯考上了秀才。以后，他渐渐接触了反清革命，产生了革命抱负，因而放弃了科举考试。他为了摆脱家庭拖累，便于进行革命活动，乃将老母妻子迁依岳家曹氏，即曹少修烈士先人之家，在寿县瓦埠地方。 一九〇六年，树侯在芜湖结识吴旸谷等，参加同盟会，奔走革命多年，晚年成为一代书画名人。民国以后，始终未在仕途钻营，以反袁受厄，颠沛流离。他一生落魄，自甘布衣蔬食，如《堂记》所云：“豆粥麦饭，欣然一饱，笔花墨雨，舒畅天怀，亦安往而不乐，然要非饱历冰霜者，不能知也。” 二、辛亥革命前后 一八九八年，张树侯先生曾和同乡孙少侯（即孙毓筠）等密谋革命，创办了“强立学社”，与孙所办的“阜才学堂”，共同在寿县传播革命思想。接着，寿县有志青年，如孙养癯、段云、权道涵、石寅生等先后东渡，留学口本，寻求出路。他为了学习军事，培养革命力量，扩大革命活动，乃于一九〇四年和张子嘉、吕宪集、吕竣泉、孙卓如等数十人，考入安庆武备练军学堂，并与柏文蔚等革命党人相联络。一九〇五年春，他改充安庆鸣凤学堂教席，以为接洽密会场所。 原先，有皖北人郭其昌，是哥老会首领，谋在安庆起义未成，被捕下狱。树侯潜入狱中与郭其昌通气，了解到匿迹省垣的哥老会地下组织，遂与联系，集结党人，多次密商，议定外联豫皖会党，内集在省的革命志士，共谋大举，标营中以柏文蔚为内线，先夺械弹，攻占省城。其时，树侯有书愤一诗云：“昆仑东下五千年，莽莽神州我占先。太息武功凋谢尽，乘时恢复莫盘桓。”当得知同盟会于东京成立时又有一诗云：“同盟军书传海外，三千侠士仗江流，中原从此除膻种，汉族还须再出头。”此诗所具备的反清思想是对的，毛病出在对待种族问题带有狭隘性的色彩。由于他的活动频繁，风声所播，为寿州豪绅孙某侦悉。孙某径向江督周馥告密。周密檄皖抚，先暗杀郭其昌于狱中而不布，同日晚，又派兵来围鸣风学堂逮捕他。幸为同志卞秉粲（寿县人，当时名华章）得悉，急来鸣风学堂通知树侯，他立即逃走，同前来捕他的兵，相距甚近，仅隔前后门而已。其《晚菘堂谈屑》中记有：“时将天晚，在院纳凉，悉讯后，为避人疑，手持芭蕉扇一把，伪为大便，光脊而出。” 时霍邱人郑赞丞（名芳荪）及李广缙（又名北申），均系淮上同志，在皖南广德筹办矿务局，遂奔就之，暂在那里隐避。清吏逮捕落空，便下令通缉，一时风声险恶。张怕致郑、李受累，乃潜走杭州，依西湖韬光寺和尚隐伙暂避，化名“尹其康”。并得与浙省革命志士相往还，一住数月。迨至缉声稍懈，始返芜湖，就任皖江公学经学讲师，得与吴旸谷等相结识，遂参加同盟会。在离杭时曾有诗云：“骇浪惊涛卷地来，血花剑影事堪哀，武林一去几千里，浙水吴山日溯洄。”在芜湖曾有诗示同仁云：“漫言祖国凭谁挽，要识民权自有真，万里沙场三尺剑，愿将鲜血洗乾坤。”又有：“频年碌碌走风尘，车马关河总怆神，世界大千犹有憾，鸠江讲学亦论兵。”可见，他反清的革命思想是很坚决的。 当时的革命，南方特盛，清廷对南方更是严加戒备。张分析当时形势后，认为北方还有隙可乘。适有卞秉粲，杨端甫在吉林胡殿甲处供职。胡是寿州人，任吉祥军统领，兼吉林陆军小学总办。经卞等向胡推荐，聘树侯为陆军小学教习。他于一九〇六年秋初，毅然出塞，并约有六安彭卓甫、霍山朱则羲等人同赴东北。时柏烈武也在东北。 当时吉林省的革命活动，咸以树侯和柏为领袖，壮志雄心，密谋大举，惜在事将成熟之际，为吉林长官达桂（清官）侦悉，派队逮捕他们，幸在胡殿甲的保护下，得以脱险。树侯和卞秉粲，化装夜走吉延岗，不能立足，乃潜越国境，到朝鲜清津投陈其顺。陈其顺东北人，时招募吉林边境流民（中、朝均有）两万余人，在清津为朝鲜拆城筑路。树侯以同胞身份投效，得为陈其顺办文牍，日渐接近，即以战国时“游说”方式向陈其顺解释革命道理，动员其顺率领拆城工众参加起义，博得其顺大加欣许，并把他的话，名之日“打江山”。那时拆城工众多系赋敛所逼，生活无路而来，所以一招即应。于是，一面派卞秉粲往日本，谒中山先生商筹款械，一面又派工长某东北人与有关方面相约会，计划进扑吉林并策动胡殿甲为内应，期以吉垣为根据地。不意秉粲到日本，适中山先生亲赴蒙自发难，因时间较久，清津拆城筑路已告竣工，不得不将工众遣散，而柏文蔚等也都已南返，因此起义计划没有实现。记得树侯那时有诗云：“吉林西去走车难，石子垒踉路百盘，壮志豪情余涕泪，灯光剑影照心肝。” 一九〇七年，树侯遄返家乡，就芍西学堂教务，仍以革命思想灌输学生，同时与家乡革命同志相联系。次年春，熊成基、范传甲安庆举义失败。熊来寿县，就访于芍西学堂。树侯意欲留熊在寿，约会同志举民团以应之，而熊认为皖省环境险恶，乃远走省外，不幸在吉林就义，范传甲亦在安庆牺牡，一时皖省革命转向低潮。一九〇九年春，树侯离芍西教职，与郑赞丞同赴上海，在沪组织革命机构，寓李少川家。李家为苏、皖间同志的联络机关。树侯专任各方联络工作。一九一〇年间，在沪同志咸以内地发展很重要，一旦首义，才有群众基础。树侯遂与张汇滔、管昆南等先后转回寿县，组织力量，来往城乡各地，联络乡里武装，为辛亥的淮上军开创了基础。 一九一一年春，各方同志，群集广州，将谋大举。树侯与董少亭动身前来，及至九江，得悉广州起义失败，乃复回里门。 是年秋，武昌起义，淮上军崛起寿州。树侯与瓦埠的方振九率乡里子弟自瓦埠湖东，迁回到湖西各集镇，城乡都是兵未血刃而光复。十月初淮上军出师毗邻各县时，他先则率众到合肥与孙品骖相会，继则时而寿县，时而六安，时而阜、颖，与张汇滔、权道涵等人，共策整军安民计划。据权道涵生前谈，淮上军所到之处，军政府印，均为树侯所手刻。 光复以后，有些人争官、争利，喧嚷一时，而树侯一向是奔走劳瘁，坚不钻营宦途。一九一二年自题小照诗云，“试把余生付金石，更将遗恨托芳编”，大有籍书画以了天年之慨。 癸丑，袁氏叛国，各地酝酿倒袁，他为黄少泉写了一些诗，这里录二首。诗云：“汉上军声卷地来，江淮千里战云开；浔阳九派岩关壮，赖有将军筑炮台。”“帝业于今已化羊，一肩行李莫还乡；溯风凛冽方凄紧，漫把良弓一例藏。”这时，倪嗣冲督皖，仇视党人，东南五省通缉张树侯的命令齐下，被迫先匿肥西童茂倩家。时川督陈宦，系童的学生，籍此渊源，离肥潜走六安，偕同徐迂亭经鄂入川。未几，云南护国军起，他和迂亭指陈利害，策动川督归附讨袁军。一九一六年，他才回到家乡。继此，北洋军阀当道，国事日非，决心不参与军政活动，遂隐居教学。“五四”前后，任教燕京，目亟时艰，愤然归里，匿迹于寿（州）、六（安）、合（肥）等地乡间。大革命伊始，设帐于肥西童茂倩家，每与童老谈及时政，追怀中山先生，曾有句云：“北上燕京拯故国，遗留三策共千秋。”。（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四・一二”惨案消息传来，曾以书愤诗二十首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兹记其一首云：“风云义烈感沧桑，痛哭血花溅沪江，新义三民嗟幻影，神州暗淡恨茫茫。”此时，其子曙云在北伐军总部任编辑，来信问时事，复信中根据他自己的见解，有云：“当今青年，如大海孤舟，方向为主，一时逆风起处，澎湃狂澜，则飘荡中流，不知所止，尔曹其勉乎哉。”并有诗云：“应识庐山真面目，漫将璞玉当石沙！”（其子曙云原自上海大学随周总理至广州，进黄埔，从军北伐，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三〇年，树侯应友人李少川约去上海，居沪二载，多结翰墨之缘。一九三四年，应前安徽省烈士省葬委员会请为辛亥以来安徽死难烈士撰刻碑文，而回居安庆。朋辈为之欢欣，各省友人，咸以诗文寄颂，甚至有从海外寄画者。他不幸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八日破晓，在安庆南庄岭省葬委员会内逝世。时余与其孙张楠在侧。先生身后，纸笔一束，清风两袖。老友柏文蔚、权道涵、孙养癯、江彤侯等缅怀旧谊，为之集资公葬于安庆城西烈士祠后院内（老火药库的旧址）。 三、学术简介 树侯先生性耿介，学术方面也迥异流俗。早年潜心儒家经籍，虽然科举出身，却反对科举制度。曾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尤重于史学的研究，对历代典章文物，治乱得失的根源，尝具远大的眼光，厚今而薄古。 艺术方面，工书画，尤精篆刻。小传有云：“平生嗜好甚多，以窭贫故，力不逮亦不悔也。惟于金石文字，好之尤笃，三代篆籀，暨汉唐以来诸石刻，罔弗搜罗，以资效仿，至老不衰。”书法，真、草、隶、篆，各体兼优，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古篆隶书，更擅其长。他对书法的研究，极为精审，著有《书法真铨》一本，一九三二年出版于上海。 绘画，自谓未精，而晚年喜作墨梅及著色红梅，笔力苍劲峭拔。据识者云，是用篆籀笔法兼以行草之功所作。 人谓其书法，源于石刻入手，谓之“铁笔”。其亲刻印章，乃属常事。巨碣大碑，均是自己撰文，自己刻字，往往不先书而以白刃刻于石上者，与书后刻者无异。 先生之遗墨，各地多有藏者，尤以本省为多。惜自抗战以来，迭经兵燹，损失不少，据说，权道涵生前藏有梅花册页一卷，并有真、草、隶、篆各体题词，所盖印章，均系自刻，可谓三绝。篆隶册页二卷，均存我处。石刻包括有通元长老（太平天国宿将）传碑，安庆五烈士碑，九烈士纪念碑，范传甲烈士碑，碧溪精舍记碑，寿县涌泉庵记碑，瓦埠方氏神道碑，合肥明教寺梅花碑，以及私人的墓碑等。 著作，除《书法真铨》出版外，其遗著有《淮上革命史》二卷，是为淮上革命的专著（稿存管曙东处）。有《淮南耆旧小传》一卷，系明末以来及太平天国、捻军、书画家、方外等人物的传记。还著有《尚书注》二卷，《联语录存》一卷，《树侯印存》一卷，《晚菘堂谈屑》数卷，《诗文录存》数十卷，有的存放他家，有的存放我处。巡抚附：张树侯（1866～1935），本名张之屏，安徽寿县人，辛亥革命元老。革命家，教育家，书法家。本文作者杨慕起是跟随张树侯多年的秘书，所言非局外人所能知者，殊为珍贵。
作者：汪春溪 一、柏烈武早期的革命经历 柏烈武即柏文蔚，安徽寿县人。二十一岁入泮。时值清末，内政外交，俱告失败，国几不国。是时柏烈武正教读寿县城内，慨然有抗清之志，常与邑人孙少侯、张树侯等人讨论时事，倡议反清。创办“天足会”，劝导妇女放足。复集资搜购《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报、供应阅览，宣传革命，一时被感动者颇众。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柏烈武年二十四岁，游学“求是学堂”（即安徽大学的前身）。时值中俄新订西藏密约，清政府辱国丧权，国人愤慨。柏在当时与留学生陈仲甫、潘赞化等数十人，集会演说，激发民气，触怒清吏，愤而退学，专事反清活动。 一九〇〇年，庚子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全国鼎沸。是时，柏在金陵，奔走呼号，与赵声、张伯纯、杨作霖等组织“强国会”，密谋推翻清廷，事未发而先泄，杨作霖被捕牺牡。柏乃潜行返皖，入武备练军学堂，创立同学会。一时有志之士，不问省籍、学籍，凡有革命思想，从事推翻清朝者，如熊成基、倪映典、冷御秋、常藩侯、李士善等，纷纷踊跃参加。其中尤以淮上同志为最多。 一九〇三年秋，安徽太和县武举郭其昌，受了张树侯的鼓动，召集六千余人，来安庆谋发难，互推柏为领袖。仓卒之间，未布置完善，因事机不密，郭其昌即遇害。是时，柏逃往南京，同陈仲甫、宗少侠、王静山、方健飞遍游皖北，与张孟介、袁家声、廖海粟、管鹏（管昆南）、岳相如、余亚农、郭舫仙、廖梓英、廖朴纯、廖盘珍、廖子宾、管曙东、王绍九等，深相契合。后返回芜湖，与李光炯、刘光汉等密组黄氏学校（黄氏指黄兴），专事谋刺活动。 不久，柏烈武在李光炯主办的安徽公学任教体操。安徽公学的师生员工大多数富有革命思想，柏与陈仲甫、常藩侯等在公学创立了岳王会，吸收革命青年，与孙中山先生在香复港所组织的兴中会遥相呼应。 次年春，柏接赵声电邀到南京，赵任柏为三十三标管带。是时，吴旸谷由日本东京奉孙中山先生之命，来长江中下游组织同盟会。柏烈武与赵声、倪映典、林之夏、冷御秋、伍崇仁、韩金声、孙麟、林述庆、何遂、杨韵珂等同时加入，奠定了南京同盟会的组织。 其时，孙少侯、权道涵、段云等人，由日本奉命回国进行革命活动，途经南京，孙少侯欲谋刺两江总督端方。柏为之隐藏炸弹，并资助旅费。后事泄，孙少侯等被捕入狱。柏博也不能存身，乃远走辽吉，依乡人胡殿甲，在其所统的吉祥军中充任文帮带兼马队总教习。 不久，武昌起义成功。柏烈武接到范鸿仙、郑赞丞等人促其南下的电报，便与祁耿寰等一起于九月初一日回到了上海，与黄克强、陈其美等会商大计。决定由陈主沪事，黄负责武汉军务，柏负责收复南京。 时张勋、铁良，分驻重兵于南京、浦镇，扼守大江南北。清廷对南洋第九镇统制徐绍祯有所怀疑，迫令徐率部远驻秣陵关。柏烈武得悉，乃星夜赴宁，亲诣徐处，动员举义。徐绍祯犹豫不决。迨柏回沪后，领运械弹，密返镇江，镇江都督林述庆，已委柏任镇军第一镇统制。是时，第九镇军队，已被张勋军击溃东下。柏收其余众，急渡江，攻浦口，断清军归路。这时，淮上革命党人张汇滔、袁家声等已光复寿州，并由袁家声率部东下，攻占蚌埠。张勋见其后路被截断，仓惶夺车北遁，南京即于十月十二日光复。孙中山先生时在南洋，乃暂推黄克强任大元帅，柏烈武任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司令，统率第五军姚雨平部追击张勋。因张勋残部扼守津浦线固镇，柏烈武就亲率一、五两军大破之。随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进占徐州，敌溃兖州，已无斗志。正在这时，南北议和告成，柏只得率军南返。 一九一二年五月，柏烈武受黄克强留守命，调解皖事纠纷，后被任为安徽都督。 柏烈武任安徽都督时署内人事安排的情况是：内务司长郑芳荪；财政司长黄书霖，后由史恕卿、李裴君等继任；教育司长邛纯侯，后更江彤侯继任；实业司长刘悟岗；高等检察厅长杨云林，审判厅长李纯楼，秘书长陈仲甫；参谋长初为徐子俊，继是徐唯一；军政司长吴霖生，警察厅长顾小轩，宪兵司令祁耿寰（原为第一师师长胡万泰兼）。安正铁路督办管鹏。 二、柏烈武不受袁世凯的贿买 议和将成，柏烈武驻军浦口。袁世凯派章聿骏来浦口运动他，说：“袁大总统特派聿骏带来壹百万元交通银行支票，送给将军作老太爷、老太太的生活费用，将军即可以安心为国家做事。至第一军军费，每月可造官兵花名清册，送交大总统批准，由津浦铁路收入项下拨用。” 柏当时答曰：“我家一向清贫，无需如此巨款，最多五万元足矣。容待请命于父母，转报大总统的恩遇。如何，听候父母之命，否则，不敢受也。至军费问题，军人贵服从。既有黄克强留守为直接负责的长官，似不便再受大总统的恩遇。容后定当图报。”柏烈武当晚乘车过江，到同盟会本部，汇报袁世凯贿买经过，并说明柏自己的想法，准备留五万元给父母备用，余则悉交党部，作发展党务之需。请大家裁决。 当时黄克强留守，拍案大骂曰：“袁贼臭钱涨耳，吾不愿闻。”柏随即拒绝了章聿骏。而徐宝山卒以见财动心，暗得二十五万元。徐是袁世凯的侍从武官。由此可知，军阀官僚辈，不为利禄而动心变节者甚少。 柏烈武任安徽都督时，袁世凯又派郑汝成来皖，备述“大总统如何器重都督，深想都督能够做袁氏门生，将来东南门户，依界有人，遇事方便”，并要柏烈武随郑一同入京，与大总统一见。 柏则答以“目前军事倥偬，未便擅离，容后皖局稍定，自当亲自进京，投递门生帖，拜领我大总统的恩遇”。郑汝成此来，技未得逞，败兴而返。嗣后还有段芝泉、江朝宗、以同乡关系，派使往还，皆以劝归袁氏为请。柏因迫于环境，不得不虚与周旋。 袁世凯非法攫得总统后，多方密谋贿买革命党人。外借裁兵之名，内实排除异己，意志不坚定的人就被他用金钱收买了。革命意志坚定的人，袁世凯就采用可耻的恐怖手段，杀害忠良。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就是袁贼叛国叛民的铁证。在宋教仁殉国之前，袁世凯向外大借款，梦想扩充武力，以武力谋求统一。当时各方人士通电反对，群情激昂。 孙中山先生回沪后，首向汇丰银行交涉，不应交此项非法借款，残害共和。当得汇丰银行答应在一个月内，如各省有独立而声讨袁氏者，本行即停交此项借款，否则，信用所关，碍难照办。孙中山先生乃召唤各省党人，凡握有兵力者，即时来沪会商。淮上党人张孟介、袁家声、郑芳荪、范鸿仙、吴忠信、龚振鹏等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要求立即声讨。 柏烈武认为声讨袁世凯应尽快行动，孙中山先生与陈英士、黄克强、李烈钧等深以为然。柏愿首先在皖发难。孙中山先生说：“安庆逼近江北，且可拱卫南京，似觉不宜先动。最好由广东、湖南、江西各地先行宣布独立。迨袁的兵力前往，再由皖省拦腰一击，即可成功。” 此时，黄克强又力主以法律和平解决，不主张用兵，嗣经中山先生一再言之，结果，征求谭延闿等意见，他一日数电，说不能先动。其时，袁的兵力已经南下，汇丰银行的借款，亦已逾期，如约交给了袁世凯。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就败于和、战不决，失去了先发制人的机会。 三、柏烈武在上海会议条陈的三件事 （一）我军的经济问题： 袁氏已获得大借款。我军发难，也必须有笔巨款，方能济事。陈英士在当时允筹现金叁百万元。柏现在皖，可筹出两千万纸币。以中华银行名义使用，订购壹千万元军械，分期付清。步枪每支六十元，大炮每尊一千元，分由上海、杭州、乍浦、广州各口岸交货。柏请孙中山先生派一银行总经理，以专责成。柏之所以如此条陈者，以其在皖督任内，所办的安徽中华银行行长卢汉章，原来只有两万七千元现金，后因挤兑风潮，向李烈钧借五万元，日本人葆科借三万元，日本米商借十五万元，合计也只有二十五万元左右。在当时，计出钞票一百五十万元，信用极佳。同时与招商局协商，下自上海，上到汉口，皆用本票。津浦路局，也已交涉妥当。浦口到徐州，改用中华银行钞票，往来无阻。 （二）海军问题： 柏在南京与林述庆同谋光复时，似先着手同海军接洽，以防袁世凯用海军来攻，可堵住吴淞口，而无后顾之忧。中山先生说：“海军已早派人联络，无须顾虑。” （三）吴淞口应筑炮台： 袁世凯尚有若千海军，倘事先能把吴淞口炮台筑成，所费不过几万元，即可竣事。当时陈英士允为负责，但迄未施行。 以上所陈三事，卒因军事倥偬，时间未许。袁世凯后来果以海军南下，直驱上海，未出所料。迄今回忆，教训极深。 四、柏烈武参加同盟会的前后 先是赵声在南京任三十三标第一营管带，电约柏赴宁任前队队官。时有吴旸谷由日本东京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国搞革命运动，住在下关第一楼旅馆。柏在此时，即和赵声参加同盟会。旋又介绍第二营管带吴继初、三营管带林述庆，队官孙麟、张霞晴，警察局提调李玉斋等，并有学堂学生方健飞、王静山等，均在此时加入同盟会。革命实力具有基础，遂在仪凤门内，密组机关，扩展会务。嗣复组织强国会，中坚分子柏烈武、张伯纯、张仲纯、孙孟棨、江彤侯、常藩侯等。张仲纯是张伯纯胞弟，以在两江总督刘坤一衙内充内奏摺事宜，可以掩护党人，内通消息，遂推张伯纯为强国会会长。嗣因会务扩大，经济难于维持，乃由会内开设一铜匠铺，私造铜元、银元及假票子等。主其事者，为湖南浏阳人龙章（号研仙，清举人，同盟会会员）。龙同黄克强曾先后携带千元到上海使用，几被外国巡捕所获。强国会分子杨麟，被徐宝山（外号徐老虎）所出卖，杀身成仁，机关解散，铜匠铺亦被查封。 五、柏烈武其他的一些情况 柏烈武在一九一八年护法之役受靖国联军总司令唐继尧委任为川鄂联军前敌总指挥，在四川夔州、湖北恩施一带，来往奔驰，指挥作战。三年之久，备极劳瘁。后自南北议和，柏辞总指挥后，湖北谭延闿邀请柏到湖南休养，计划赶走军阀张敬尧，柏为谭运筹帷幄，积极参预军事活动。 一九二二年，柏烈武受孙中山先生委为长江上游招讨使。次年，柏在广州，孙中山先生委为建国军第二军军长。一九二四年二月国民党改组，柏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派赴北平，指导西北党务活动。并联合国民第一军冯玉祥、二军胡景翼、三军孙岳，为北伐张本。一九二六年冬，受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参加北伐。一九二七年，直鲁联军张宗昌来犯合肥，柏固守合肥，另派其新编第五师进驻肥西大蜀山一带，成倚角之势。敌终败退，放弃蚌埠，退守徐州以北。当北伐军进击津浦线临城附近，前线第十军军长王天培部节节败退时，柏又率部扼守蚌埠、合肥。其时，蒋介石激起众怒，一天天走上反动道路，被迫下野。柏烈武首先通电，认为蒋介石必须下野，免使生灵涂炭，贻误革命大局。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复职后，柏即辞去本兼各职，退居南京玄武湖私宅。草庐数椽，悠然尘外。有时，也到安庆东枞阳鱼湖小住。 一九三三年，福建延平人民政府成立，蒋疑柏烈武必与其同谋，猜忌益深。曾密令安徽军阀刘镇华，监视柏的行动。刘曾亲到枞阳鱼湖逗留数小时。 次日，刘镇华派人示意，要柏离开鱼湖。柏嗣即移住昆山原寓。是时，蒋介石复派特务刺杀。一日清晨，柏正起身漱口，突有旧部来人报密，激动落泪。柏当予以安慰，问有何事，不妨言明，只要力所能及，当可帮助解决。 来者答日：“柏将军，不是为我个人私事，而是将军大祸临头，恳求将军速走！迟则危矣！” 柏烈武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蒋对我久存疑忌，早有杀我之心。但我心地坦白，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族！今老矣，戎马余生，何惧一死。我已决定亲去南京，任他摆布。万一不能幸免，我之沉冤，当可大白于天下。” 当晚即赴京，打电话给于右任。 于右任在电话中对柏说：“你来的正巧。今天是星期日，老友多在此小聚，即请前来参加。”柏即应邀前往。餐毕客散，柏向于右任讲明来意，说“究不知我犯何罪，蒋密令杀我。今特向你说明，不是请你替我说情，保我生命，因我和你既是同志，又是多年老友，我到最后，倘遭蒋的毒手，望你以后有机，务要为我昭雪！”因得到于右任的同情和支持，终于免遭毒手，安度晚年。（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刘希平先生的战斗历程（《安徽文史资料04》第33篇）
刘希平先生的战斗历程———根据访问高一涵、光明甫、周新民、朱蕴山四老记录整理作者：穆孝天 小序： 刘希平先生是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的先导者之一，社会进步人士，安徽教育界的一颗明星。他对“五四”前后一连串的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并同当时许多先进学者、名流、学生、工人一道，为革新教育、改造社会，在“六二”惨案，反对贿选，驱逐伪省长李兆珍、废督裁兵等运动中共同奋斗，立下了重要的业绩。二十几年前，我初接触其生前有关资料时，每为其崇高的品格和忘我的爱国主义言行所感动。时时因念“吾生也晚”，为未能亲聆教益而悔恨。一九五八年初，由于工作机会，我有幸先后访问了他的老友高一涵、光明甫、周新民、朱蕴山四老，益增我对刘老的敬仰之情。为使其光辉不致为时间所淹没，检出旧日访问笔记，据以整理成这份资料。挂一漏万之处，必不可免，敬希前辈补充、指正。 四老评价： 高一涵老人说： “希平先生乃文弱书生，与人交，胸无城府①，劝善规过，知无不言，人皆谓其蔼然可亲。虽终身不参加任何政党，然论及政治，词严义正，敌我分明。” 光明甫老人说： “刘君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先导者之一，尤其是我省‘六二运动’中之一员健将。其人真诚纯洁，勇敢不挠，系同辈中所罕见。” 周新民老人说： “李光炯、光明甫、刘希平三校长在安徽教育界声望很高，在政治上有一致的进步的看法和做法。他们三个人是‘五四’和大革命时期安徽教育界的中心。” 朱蕴山老人说： “在‘五四’运动前，当时在北京的陈独秀和在安徽的刘希平、李光炯和我等都有联系。”注：①“胸无城府”：即胸怀坦荡，没有令人难以揣测的用心。 战斗简历： 公元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刘希平生。原名畹蘅，字兰香，中年自号希平。安徽六安施家桥人。 诞生前的二十四年——从一八五〇年太平军起义到一八七三年回军消灭，中国几乎极大部分划为战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规模是空前巨大的。反革命一手造成的罪恶是：无数的无辜人民遭到了屠杀，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外则帝国主义环伺；日政府藉口曲解台湾为番地，不属中国版图等等。 希平先生幼年时，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北京、烟台等辱国丧权的条约。先生少时读书于私塾，即不屑习词章制艺。 公元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海陆军皆败，割台湾，赔兵费以求和。希平先生二十二岁仍在私垫读书。 公元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之说兴起。希平先生醉心于维新之说。时二十六岁。 公元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灭洋之举未成，八国联军入寇。欧洲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从此，孙中山先生之革命论风驰电骤，深入人心。希平先生遂弃改良说，而服膺革命论。他说：“欲革命必先开民智，而开民智又必自办学始。”遂与江朴斋等倡议创办“六安中学堂”。六安之有学校，于此开始。时年二十八岁。 公元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三十四岁。因合格师资阙如，希平先生亦深以学业未成为恨，毅然去“六安中学堂”，而于是年东渡扶桑，入东京弘文学院习师范。毕业后，回国措资，再渡日本，入明治大学习法政经济。 公元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辛亥，三十九岁。在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得法学士学位，整装归国。 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壬子，四十岁。民国肇兴，当道有知希平先生者，推其为安徽省司法筹备处长及高等检察厅长，均坚辞不就。独与光明甫、谢家声等同应安庆“江淮大学”聘，自任教授，而以校长一职让光君。从此，决心以教育为终身事业。 他痛心祖国沦为半殖民地，时在校中向学生阐述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实况。曾谓：“军事侵略其害显，人人能知之，而经济侵略其害隐，非深谋远虑者不能预见也。”但当时言者谆谆，而闻者一时难以领悟，且有以此讥笑者，希平先生益惧益愤。时而亦有以“迂儒”污之者，希平先生亦无所顾。 公元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癸丑，四十一岁。赣、苏、皖、粤、川、湘各省独立，革命者扣押省警务处长朱家珂，把东署、南署和西北两署的中下级警察，以及巡查一大队，共千人集中起来，成立安徽讨袁军第一军，同时组织安徽讨袁临时军政府。希平先生为此奔走呼号，兴奋无似。不久，事败，遂去安庆而亡命上海。当时在安徽的卢仲农、王肖山等亦常来上海，与他研究推翻军阀倪嗣冲的计划。 公元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甲寅，四十二岁。应济南友人之召，授课于山东法政专门学校。 公元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乙卯，四十三岁。韩国钧为安徽巡按使，慕希平先生名，欲请其为政务厅长，他坚辞不就，但愿以友谊助韩为政，以冀利国利民。因返安庆，时居安庆近圣街，昕夕备韩氏顾问。彼此对于政治、教育、军事、经济、道德、文章等，无所不论。韩氏礼之如老师，称其为“安徽之圣人。” 同年，袁世凯称帝，韩氏与希平先生讨论去留问题，希平先生劝其挂冠而去。希平先生亦同时只身赴上海寄居。 公元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四十四岁。 高一涵先生由日本留学归国，与希平先生在沪把晤，相谈甚欢，高老亲见希平先生虽于流离穷困之中，但终日仍手不释卷。出外乘车，亦常为节省一文钱而步行一两站始登车。然对救济流亡同志及求学青年，往往倾囊倒箧以待，一无所惜。如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秦成道，就是在希平先生的直接帮助下，由中学到唐山路矿学校，后来考取“庚款”去美国留学，得了博士学位以归。这类事例很多，不胜枚举。人人只知其如此慷慨，而不知其百日有九十日之穷困。 同年，高老去北京任《晨钟日报》编辑，希平先生知该报与研究系汤化龙有关，而汤恰是当时进步派孙洪伊的对敌，急函高老宁可在家闭门读书，亦不可与彼辈为伍，嘱高离京去沪。高遂辞去编辑事。 公元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丁已，四十五岁。 高一涵因母丧返皖小驻，时倪嗣冲主皖，杀进步人士无少惜，希平先生愤甚，力劝高不能在皖久留，免遭毒手。高后来表示：“余于彼时，在政治上未入歧途，皆君指导之力也。” 同年，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报》，约高为该报撰写社论。希平先生知章接近政学系，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进步派，遂急函劝高拒绝。 十月，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推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朱蕴山先生应鲁北平原混成旅胡翊宇和济南第一混成旅张克瑶的邀请去山东，交换反对安武军、迎接孙先生北伐的意见。此时，希平先生和卢仲农去信请朱老在适当的时候抽空回芜湖，共商在皖西建立第三甲种农校事。 十一月初，朱老离开济南，路经芜湖，和希平先生一起到安庆，会见李光炯、光明甫诸老，商定由朱蕴山回皖西六安筹建第三甲种农校。 公元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戊午，四十六岁。希平先生友人潘光祖（仰仙）任芜湖安徽省第五中学校长，聘请希平先生为教师，先生始回安徽芜湖任教。任修身课，即现今之政治课。此为希平先生第二次在本省致力于中等学校教育，亦为其在本省正式参加社会活动之始。 公元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巳未，四十七岁。“五四”运动爆发，希平先生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礼教，宣传提倡科学，提倡新文化，不仅热烈拥护，尤极力赞助，认真工作。五月七日，芜湖各校开联席会议，出席者有：刘希平、王肖山，蒋光慈、翟宗文、郑协之等教职员和学生多人，除决议游行示威并通电声援北京学生“五四”运动外，即席成立“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此时，以希平先生和朱子帆、李光炯、卢仲农、朱蕴山等为首，做了许多工作： 在经济战线上，积极发动抵制日货运动； 在政治战线上，发动罢课、罢市、示威游行； 在教育战线上，创办：商业夜校，对象是青年店员（学徒）；工读学校，对象是工人子弟、失学青年；半工半读学校；平民夜校，对象是穷人家的失学儿童；半工半读的公立职业学校，分机械、木工、纺织三科。 首倡学校“财务公开”和“校务公议”两大原则。 公元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四十八岁。是年，安徽法专和一师更换校长的斗争胜利后，安徽教育的革新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芜湖五中校长潘光祖乃倪嗣冲爪牙，该校学生早想驱之而去，此时趁势罢课反潘，公推希平先生担任校长。他继续率领师生投身各项运动之中，站到安徽社会政治改革斗争的最前列，带头冲锋陷阵，成为各项运动之中坚，是广大群众信赖的人物。 为了进一步推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希平先生和李光炯、光明甫等发动安徽各公团提请朱蕴山先生筹办《评议报》，并兼任总主笔，以评议时政，宣传革命思想。经费由各校自行筹集。 公元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辛酉，四十九岁。年初，恽代英同志应“芜湖学生联合会”之邀请，到芜湖为学生演说。希平先生与之把晤，彼此倾盖如故，相聚甚欢。 六月二日，安徽学生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改进本省教育事业，掀起“六二”运动。请愿学生遭军阀官僚马联甲、倪道烺毒打残杀，学生姜高琦、周肇基身受重伤，不治殒命。希平先生与光老诸公为伸张正义，挺身而出，欲置马、倪二贼于法律制裁之下，而马、倪二贼欲得先生等而甘心。彼此水火难容。 “六二”惨案发生后，为了加强领导，便于斗争，由五中校长刘希平、法专校长光昇（即光明甫）、一师校长李光炯等发起，组织“安徽六二惨案后援会”。 同年秋，安徽三届省议会选举，贿赂公行，激起皖人公愤，上诉至大理院，最后判决选举全部无效。但当选议员力谋召集，遂携巨款往北京贿赂。此时，省长许世英、政务厅长王淮琛，因北京当道迫使召集，王淮琛亦意为之动。希平先生闻讯由芜到安庆，与王淮琛激烈辩论，拍案力争，杯盘为碎。希平先生警告王说：“尔如不顾皖省三千万人民公意，而贪权恋位，尔可同意召集！若果良心尚在，即应坚决抵制，否则尔我私交，由今晚断绝，明日即为仇讐矣！”王淮琛与希平先生本来私交颇深，经此辩论后感愧交加，遂弃职而遁。许世英亦不得不停议召集之事。 三届议员贿选案发生时，安徽省长系聂宪藩，聂以“六二惨案”发生不久，群情愤怒未消，不敢轻易下令召集，因而被迫去职。倪道烺仍横行无忌，又以四十万元贿买国务总理靳云鹏发表靳的老师李兆珍为安徽省长。安庆学生闻讯起而罢课，并发动罢工、罢市。此时，希平先生亦相率带领学生代表到安庆支援。李兆珍无法招架，狼狈败退，匆忙离皖。继任者为许世英。 公元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癸亥，五十一岁。马联甲长皖之令下，希平先生预知大事不好，正准备与芜湖二农校长卢仲农等辞职离去，马联甲已下令通缉希平先生。 公元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甲子，五十二岁。春，往南京筹设新民高初两级中学，自任校长。四处张罗，集资开学，不足之数，则典衣鬻物以继之。其兄在山东，亦卖了衣物助其办学。 校事部署方就绪，即患重病。 八月，因积劳成疾，遂返芜治疗，病转剧痛。在病院中仍念念不忘校务，命家人扶坐，力疾作书，令长子志燮星夜赶赴南京，拜托友人主持校务。 八月十七日与世长辞。临终前犹以校事为念。并语家人日：“方寸乱矣，奈校事何！”独对家事一言未发。
朱蕴山同志早期进行的革命活动（《安徽文史资料04》第32篇）
作者：陈忠贞、吴之信整理 为推翻清廷而奔波 朱蕴山同志，一八八七年生于六安县嵩嶚岩（现嵩嶚岩公社）。青年时代便离开家乡，出外求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到处千疮百孔。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统治者的卖国，造成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青年的朱蕴山，为了振兴中华，开始参加光复会，进行反清活动。斗争中，他非常勇敢，置生死于度外。他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被带到刑场陪斩，面无惧色，大义凛然，准备为救国救民而献身。随后，他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绞杀了辛亥革命，朱蕴山义愤填膺，奋起投入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一九一六年，朱蕴山与六安同乡刘希平，霍山的沈子修，舒城的宋竹荪等密谋在安庆起义，不料事泄。安徽军阀倪嗣冲令警务处长于端阳节前一天下午，将朱蕴山等逮捕，沈子修等逃亡上海。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但民主共和的浪潮不断兴起，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下台，忧愤成疾而死。这时孙中山通电全国，要求释放政治犯，朱蕴山才获得自由。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北京政府的实权却操在段祺瑞的手里。北洋军阀内乱不断，张勋又乘机复辟。倪嗣冲利用手中的军权，对安徽人民实行血腥统治。朱蕴山为了推动反倪斗争，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初，与刘希平同赴上海活动，并写了《燃犀录》，控诉倪嗣冲祸皖的罪行，呼吁在京、津、沪的同乡会一致起来，救乡救皖。是年八月，朱蕴山转赴北京，与在京的陈独秀和寿县籍的议员常恒芳等人共商反倪之事。十月，朱蕴山又到山东，与鲁北平原混成旅胡翊宇和济南第一混成旅张克瑶交换了反对安武军、迎接孙中山北伐的意见。 为青年觉醒而办学 朱蕴山在斗争中认识到，要振兴中华，就必须提倡科学与民主，提高国民觉悟。要提高国民觉悟，必须首先从青年教育入手。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朱蕴山和刘希平从芜湖到安庆，会见法专校长光明甫（光异）等人，共商办学之事，决定由朱蕴山回六安，创办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以下简称“三农”），以此为阵地开展新文化运动。一九一八年九月，朱蕴山回到六安，并亲赴六区金家寨，请皖西教育界进步人士桂月峰共同筹建“三农”，桂月峰欣然同意。朱蕴山十分高兴，赋诗一首《喜见老友桂月峰》赠之，诗曰：“五年不见鬓先斑，忧国情怀火一团。闭户但闻勤课读，出门从不礼衙官。家贫心苦能长乐，道梗时危岂畏难。淮水皖山荆棘满，愿君长此种芝兰。”表现了他们忧国忧民，进行教育革命的决心。两人来到六安后，多方活动，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捐出五千元为开办费，借北街赓飏书院旧址为校址，于当年冬筹备就绪，次年春正式开学。为团结友邻县共同办好学校，公推时任芜湖“二农”校长的霍山籍沈子修出任“三农”校长，桂月峰任学监，朱蕴山任文牍兼修身教员，聘请进步知识分子钱杏邨（阿英）任国文教员，晏从白任数学教员，苏章之任英文教员，沈子臣任体育教员，李晴峰任事务主任兼教员。他们在治学上，废除一切封建的陈规陋习，成立学生会，参与决定学校大事，实行师生平等，校长、教员以身作则，不用雇员，外出不坐轿子，自背行李，与学生同桌共餐，一起过简朴的生活。在教学上，取消尊孔读经，侧重于新思想的传授；不学文言文，教以白话文。在课外活动上，禁止豪门子弟的不轨言行。 来自皖西和豫鄂边的“三农”学生，在新文化的学习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步觉醒，涌现出一批优秀分子，其中不少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皖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据不完全的记载，三农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就有数十人之多。 为反帝反封建而呐喊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运动一爆发，朱蕴山就积极支持，迅速投入安徽响应“五四”运动的战斗。他和沈子修、桂月峰等帮助“三农”学生联合城关部分高小师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领导学生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组织了日货纠察队，到各商户检查登记，宣传买卖国货为荣，买卖日货为耻。 五四运动以后，朱蕴山以在京、沪读书的皖籍进步青年为桥梁，不断把革命书刊传到皖西。他自己在“三农”和一些最接近的学生，经常在一起阅读《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书刊。他支持钱杏邨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苏联十月革命，介绍列宁、高尔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物和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一年秋，二届省议会届期已满，理应进行三届议员选举，军阀倪道烺为把议会变成自己的御用工具，从省里拿出三百万元进行贿选，令其走狗集团——公益维持会派爪牙到全省各地，贿买选票，指定人选，公开舞弊，甚至把死了多年的人的名字也写进花名册，丑闻百出，全省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面对军阀横行，践踏民主，朱蕴山挺身而出，起程赴省，与省教育界及社会进步人士光明甫、李光炯、刘希平、沈子修、宋竹荪等共商，创办《评议报》，作为反对贿选、驱除倪、马分子的宣传工具。推选宋竹荪为经理，朱蕴山为主笔，评论安徽政弊，揭露选举丑闻。同时支持“三农”学生公开揭露贿选内幕。还利用合法手段选出代表，公开向北洋军阀政府控诉倪、马非法贿选议员的罪状。 这时，全省已有四十多个县的学生和进步人士先后上诉了贿选案件。按省议员选举法中关于“省议员的选举，一县无效就全省无效”的规定，三届省贿选早该推翻，但倪、马还是强令召开贿选出来的三届省会议。这时倪、马的亲信马仲武等人觉得自己又已得势，更加趾高气扬。学生代表想找他谈谈，他根本不理。朱蕴山等十余人，对其蛮横态度气愤不已，作为学生代表，跑到马仲武家里，彼此见面没说二话，便唾了马仲武一脸唾沫。马仲武不敢对抗，说：“吐得好，吐得好！”接着，朱蕴山等又把马拖到街上游街，打下了他的嚣张气焰。省长聂宪藩慑于人民的威力，又不敢妄行，被迫辞职。最后，各界人民终于迫使新任省长许世英宣布三届省议员选举全部无效。这一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大创举。 为国共合作而斗争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朱蕴山受到极大鼓舞，他看到了中国真正希望的所在。他认真学习和研究党中央的机关报《响导》周报，对中共的最高纲领，表示由衷地敬佩和赞同。 一九二二年八月，朱蕴山在上海晋谒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参与酝酿国民党的改组计划。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召开，着重讨论了和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与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还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决议。从此，朱蕴山同志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并在革命活动中，与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势力展开坚决斗争。 一九二六年元月，朱蕴山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二大。会议结束时，经朱蕴山等提名推荐并得到中共华南局负责人陈延年、谭平山的支持，国民党中央发表了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藩侯、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九人为国民党安微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朱蕴山随即返皖，经过一番筹备，在安庆正式成立国民党临时省党部（一说是筹备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秋，为避免军阀迫害，安徽省党部曾迁往上海旧法租界马浪路景益里，不久转移武汉，在联堡里设办事处。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旬，省党部又由武汉迁回安庆，并发出通知，决定召开全省代表会。这个时期，在朱蕴山的支持下，皖西各县国民党县党部在一九二六年初至一九二七年春相继成立。一部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县党部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势力，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起来。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朱蕴山以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投身这场伟大的革命战争，并作出自己的贡献。北伐军分三路进军，取得节节胜利。安徽军阀陈调元看到北伐军渐渐逼近，加紧镇压革命力量。这时，国民党皖省党部被迫迁到上海，朱蕴山等在上海，以皖省党部名义发电国民党政府，保常藩侯为安徽宣慰使以策动军事反正，迎接国民革命军入皖。常藩侯就职后，与省党部共同决定，派员返回安徽组织地方武装，策动各地军阀军反正。朱蕴山、沈子修也来六霍一带进行策反工作，因事泄未成。陈调元迫于形势，向北伐军投降。经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努力，一九二七年初，安徽地方武装统一组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公推中央执委柏烈武任军长，常藩候任政治部主任。六安亦成立了三十三军独立第二团，由朱蕴山之弟朱衡山任团长。北伐军所到之处，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的支援。 就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之时，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开始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公开叛变革命。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安庆指使青红帮党羽及流氓，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省工会筹备处、省农会筹备处等革命机关团体，接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范围内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朱蕴山的好友，共产党员陈延年同志在这时英勇地牺牲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公开背叛革命的三大政策，背叛革命的行径，引起朱蕴山的无比愤慨。他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并受到反动派的通缉。不久宁汉合流，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更大规模的屠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这期间，朱蕴山曾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掩护过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他看到了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6页），受到很大的感奋。在共产党员的引导下，他毅然来到江西南昌，参加了震撼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起义的领导工作。接着，党的“八七会议”召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朱蕴山坚定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国民党只有始终不渝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又来到上海，继续进行反蒋活动，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开辟鄂、豫、皖苏区。 朱蕴山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以及建国以后，长期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在开展反蒋活动，组织和推动抗日，支援坚持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和积极开展民主活动，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以及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薛卓汉烈士传略（《安徽文史资料04》第29篇）
作者：周新民遗稿 薛卓汉烈士，字云长，共产党员，安徽寿县人。薛卓汉同志思想纯洁，自奉俭薄，饮食粗糙，穿着朴素，但对同志则慷慨接济，常倡议“有饭大家吃，不劳动者不得食”。他好武艺，会拳术，勇于打抱不平。安庆“六・二”惨案爆发时，卓汉同志正在芜湖省立第二农业学校读书，他在学生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发动工人群众，他曾化装黄包车夫，同工人一起进行罢工斗争。他同刘希平等创办职工学校，推选朱子帆同志为校长，他当教员，大力宣传革命理论，培养一批革命青年。曹渊烈士（曾任北伐军“铁军”即独立团一营营长，在北伐中屡立战功，后牺牲于武昌城下）就是该校的学生。后来由于军阀马联甲的压迫，他于一九二三年离芜赴沪，进入上海大学，并参加职工运动。当时寿县孙家在上海开设阜丰面粉厂等企业，寿县农民多往做工，卓汉同志在该厂开展工人运动。薛卓汉参加革命较早，一九二三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知道毛主席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即与裴济华（后改名华夏，共产党员，寿县人）前往学习，受到了毛主席亲自教育。从讲习所毕业后，他于一九二五年冬回安徽，专做党的工作。他将毛主席的思想作风和革命经验向同志们作详细介绍，使大家对毛主席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我在当时能够入党，得到薛卓汉同志的启发和帮助极大。 一九二五年冬，左派国民党安微临时省党部成立，薛卓汉同志任委员兼农民部长，对农民运动做了不少工作。一九二六年元旦，薛卓汉等九十六人为促进文化事业，改革陈腐教育，起草了《关于寿县中山学校发起的宣言》，积极创办中山学校，教育青年。一九二六年冬，薛卓汉同志到大别山区三十三军做了不少工作，历经艰辛。一九二七年春，党组织任命薛卓汉同志为安徽省农民协会主席，主持筹备工作。不久，蒋介石由南昌到安庆，公开叛变革命，一手发动了“三・二三”事变，薛卓汉同志被殴伤甚重，不得不离开安庆。 大革命失败后，曹广华任中共寿县县委书记，在该县正阳关集中八百多支枪，发动长淮起义，后因脱离群众而失败。接着由薛卓汉同志任寿县中心县委书记。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经常奔走皖北各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他准备在寿县城乡发展十一个支部。鉴于城乡间交通不便，敌人封锁严密的情况，他决定以小镇市为中心，成立三、五人的支部。当时已经发展了六个支部，共有四十多名党员。其中两个在城内学校，四个在乡间学校或村庄。同时准备在瓦埠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组织一部分武装进大别山，但是瓦埠地区的党组织，未曾明确依靠贫下中农为基础，而暴动的消息又泄露出去，因此引起了寿县反动政府的注意，他们集中大批武装，从东、南、西三面包围瓦埠，致使敌我力量异常悬殊。在危急关头，薛卓汉同志和县委曹鼎、曹广华、方敦一等，为保全革命武装力量，决定先将一部份党团员及革命群众分散和隐蔽起来，他们自己则携带武器，冲过严寒冰封的瓦埠湖，使瓦埠暴动告一结束。事后他们在党内进行检查，吸取了经验教训，另组成一个游击队，由曹鼎担任政治委员，继续进行斗争。他们先在寿县境内开展游击活动，后逐渐扩大到凤台县境，建立与开展皖北游击区，配合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活动，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为挽救其危机，调集大军围攻游击队，并四处悬赏捉拿薛卓汉同志。一九三一年一月，他刚秘密回家，即被敌人所发觉，跟踪追捕，破门而入，这时薛卓汉同志越墙走脱，由此不能留在寿县工作，乃辗转进入大别山苏区。不料他到鄂豫皖苏区不久，即在革命斗争中与方音（即方运植）同志光荣牺牲。（永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