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鸠兹 - 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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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回忆辛亥革命（《安徽文史资料13》第04篇）
items: 芜湖解放前后见闻（《安徽文史资料12》第15篇）
items: 国民党141师起义始末（《安徽文史资料12》第14篇）
items: 国民党110师起义经过（《安徽文史资料12》第13篇）
items: 回忆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情况（《安徽文史资料12》第11篇）
items: 巢县民众反抗国民党镇压的流血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7》第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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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芜湖光复记（《安徽文史资料05》第15篇）
items: 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安徽文史资料05》第01篇）
items: 我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始末（《安徽文史资料04》第16篇）

回忆辛亥革命（《安徽文史资料13》第0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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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3-11T22:22:06+08:00
description: 作者：常恒芳 编者按：常恒芳是老同盟会员，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役，北伐战争后曾任安徽宣慰使、国民党三十三军党代表等职。这是他在一九四七年的一篇讲话记录稿，文字上稍有整理。 光绪甲午年（1894年），中国同日本打仗，遭到惨败，接着就是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那时候一般无知识的人，还在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但稍有知识的人，认为不变是不行了，因此国内就兴起一种革新运动。那时康有为、梁启超很有名。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失败后跑到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出了不少介绍外国情况的译本。这时候我虽在乡下读书，但却能看到进步书刊。这些书刊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很大，继而就形成一种革命的行动。那时上海有黄克强、章士钊、章太炎，也不约而同地在那里活动。各省也有十个八个同志参加，大家都振作起来了。后来孙中山先生到日本，召集各省同志于一九〇五年成立了同盟会，其机关报为《民报》，用它来鼓吹革命。那时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那时梁启超等也在日本，他们不同意这主张，而主张君主立宪，所以革命的人称他们为改良主义者和保皇党。因此就分成了两派。我那时还不懂这些，直至读了卢骚的《民约论》，才认识到破坏旧的秩序就是革命。那时清政府通缉孙中山先生，赏格为十万元。赏这么多钱拿他，他当然就无法回到国内来工作。当时，实际在长江一带指导革命的是黄兴。 要说到本省革命，那时我们干革命，主要是凭着血气去干，并不十分明确革命的意义和目的。好在那时整个民气犹如大梦初醒，大家都感到受清廷的压迫，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因此就有了组织，起来革命。那时秘密结社比较容易，因为清政府的一般官吏都怕事，发现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大都推着不问，也不敢上报。这一方面是怕被革命党知道了，自家性命难保，另一方面是报到上面也不会讨好，甚至还会丢了乌纱帽。所以在客观上有助于革命。 那时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一是投身幕府，一是投身学校，借以掩护革命工作。李光炯在湖南办旅湘公学，从事革命宣传，后来消息走漏，难以存身，于光绪乙已年（1905年）搬回芜湖，改校名为安徽公学。当时所聘的教员，都是主张革命的，最有名的要称刘师培。他是在上海因革命事泄，化名跑到芜湖来的。还有陈独秀等，也在里面任教。那时李光炯与吴挚甫先生，都与当时一班幕府官员有往来，他们就借着办学，从事革命。我那时跑去上学，当学生，因为我的国文较有根底，所以进入师范班，意思是想出来当教员。由于里面一般人都主张革命，于是就发起组织，发起者有柏烈武、陈独秀等。柏烈武原为秀才，后学于武备学堂，这时在里面教体操。我在师范班年龄稍大点，也参加了。那时参加的，大概只有三十多人，所订章则，主要是反对满清政府，推翻清廷统治。他们将章则拟好以后，字句中还要夹杂许多不相干的话，使人家看不出，以防泄漏。第一次开会在芜湖关帝庙，借烧香之名，宣读誓约，并在芜湖租了两间屋子，作为联络的中心点。我们在通信时，都用假名字，例如刘光汉改为金少甫（刘那时不过二十岁左右，在学校教历史和伦理学，出有国粹学报，学生受他启发的地方很多）。我们所组织的团体名叫“岳王会”，意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陈独秀原已留学日本，现在回来除教书外，还办一种《安徽俗话报》，用语体文，内容侧重鼓吹革命。就在这年（1905年）冬季，从日本回来的吴旸谷将孙先生的和同盟会的一批革命书籍带了回来，大家读了干得就更有劲。我们创建的革命组织，就这样过了一学期。后来邓绳侯在安庆办了一个尚志学堂，要我去当训导主任，我也就去了，一面是教书，一面负着革命组织的使命。那时柏烈武跑到南京去当队官（相当于连长），赵伯先在里面当管带（相当于营长），后来赵调升标统（相当于团长），柏也就跟着升了一级。这时他们又联络了一些人。当时“岳王会”芜湖总会由陈独秀当会长，南京、安庆均为分部。柏烈武为南京分部长，我为安庆分部长。安庆分部仅二、三十个干部，于是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维新会”，其中象老三营的人，大概都在里面，“岳王会”起了领导作用。 这年秋天，我们感到要革命就非得有武力不可。那时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总督所在地成了一镇（相当于师），原来的老军叫绿营，又叫巡防队。当时的武器均为戈矛，后来才有来福枪。人由营里挑选，好的可以当头目，作为新兵的干部。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也就进去了。那时上面有督练公所，没有教练官，其中有两个是从南京柏烈武那里来的，在他们帮助下，我被保送到新军的干部训练班，当了正目，底饷银为五两。当时我虽然是学员，但由于是岳王会分部长，仍可以起领导作用。那时象迎江寺的宝塔，大观亭后面的树林，都是我们开会的地方。五个干部训练班里，都有我们的同志。丙午年（1906年）下半年，有个寿县人叫孙少侯，学问很好，对革命也很热心，家里有钱有势。他到日本去后在同盟会内担任安徽支部长。那…

芜湖解放前后见闻（《安徽文史资料12》第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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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2-20T21:19:30+08:00
description: 作者：谢汝祥（本文作者现任芜湖市政协委员，民盟盟员。） 一、解放前夕芜湖国民党地方政权简介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芜湖设置了安徽省第六行政区和芜湖县。行政区辖：芜湖、宣城、郎溪、广德、当涂、繁昌、南陵、泾县等县。芜湖县辖：现在的芜湖市和芜湖县的大部份地区。 当时，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设在芜湖市柳春园（现芜湖市第八中学）。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少将级军阶，不学无术、反动顽固。该行政区直辖一个特务中队，一百多人枪，但都是些老弱兵痞，扰民有余，並没有什么战斗力。 国民党芜湖县县长谢汝昌，1948年春由宣城调来芜湖，任县长兼县民团团长。当时，芜湖县的地方反动武装有两大部份：一、县民团两个营，约五、六百人枪，驻城区；二、各区、乡地方武装约有五、六百人枪，分驻各区、乡、镇。当时，芜湖县民团的两个营长是王心一和金敦厚。王是安徽潜山人，金是安徽桐城人，他们跟随谢汝昌多年，关系密切，对谢也很忠实。这两个营的士兵体质、装备和训练都较好，据说比国民党的正规军并不逊色。谢汝昌倚为实力。 另外，芜湖还有一个警察局，原为省辖专局，1948年改归芜湖县统辖，但局长仍由省专放，级别也不低。警察局有四个分局，警察约三、四百人，都是些流氓、地痞，乌七八糟。局长陈浙民，为国民党军统特务，据说是上校军衔。他对县长谢汝昌仅是表面上敷衍，实际上并不买帐。但因谢既是上级，又拥有较强的武装，且谢的个性又强，经常对一些不法的部属关押、惩办，所以陈当面还是唯唯听命的。解放前夕，陈浙民竟弃职潜逃，不知所终。所属警察除逃散一部份外，解放后也由人民政府接收安置了。 二、地下党组织对谢汝昌的策反工作 1948年冬，芜湖地下党组织为迎接全国解放，开展了对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深入细致的策反工作。 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方向明、石原皋同志，石在早年同谢汝昌私交很好。方、石二同志到芜湖后（事先曾通过朱子帆、陶贤棣等人通了信息），即找到谢汝昌，明确阐述了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祖国的前途、个人的出路等问题，希望谢汝昌认清形势，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谢虽担任国民党县长多年，但尚有一定政治头脑，并非顽固不化，加之方、石二位又是旧好，殷殷规劝，使谢深受感动。谢经过反复考虑后，毅然决定弃暗投明，走起义投诚的光明大道。 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争取下，谢汝昌遵照党的部署，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谢汝昌对党的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非常重视。一有风声即迅速通知，保护转移。当时国民党的反动驻军和警察特务非常猖狂，多次搞突然袭击，挨户清查，通宵达旦，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经常滥加拘捕无辜群众，有时多达上千人，全市各大剧院和公共场所都关满了人，妄图从中找出党的地下工作同志。每当此类情况发生前，谢总是迅速巧妙地将地下党同志掩护转移到他家或其它安全地方。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张义纯曾电令谢汝昌缉捕党的地下工作同志，违者严惩。但谢汝昌未予理会。 当时，国民党征收的军公粮几万包（每包200市斤），分存于芜湖各米厂。国民党在溃逃前，妄图抢运，转移外地，曾多次严令谢汝昌负责提货、交运，并派人督催。谢均请示地下党，党的领导同志指出：“这批巨额军公粮，你如能尽力保存下来，即是很大功劳。”谢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对国民党采取“明拖暗抗”的态度。1949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总后勤部派来了大型拖轮和拖驳，以及几十名武装官兵到芜湖强行提运。谢设宴招待了几个提运的反动军官，借口：“这些军公粮正在陆续加工，目前各厂都无成品粮可交，同时没有麻袋，几万包米即使加工好后，也无法包装，且军运兵差太繁，民夫征集殆尽，纵然有米有袋，而民夫缺乏，打包、搬运、上船也无法进行，只好请各位先行回报上级，稍宽时日，我尽力向各厂督催。”但这些家伙，仍赖在芜湖不走，天天来逼，谢还是原话敷衍，有时双方吵得面红耳赤。局势日趋恐慌，过了四、五天，只好将拖轮开回去。临走时，气愤地对谢说：“你贻误军需，存心资敌（指解放军），非上报惩办你不行。”谢一笑置之。因此，这批军公粮丝毫无损，解放后全部由人民政府如数接收了。 1949年4月，芜湖市国民党驻军川军二十军杨干才部向皖南山区溃逃。同时，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也领着他的残兵败卒仓惶逃跑了（下节详述）。国民党军刘汝明残部从前线溃败下来，经芜湖向皖南逃窜，沿途骚扰不堪，芜湖市区人心浮动。地下党组织指示谢汝昌一定要搞好全市治安，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对县属武装要严加掌握，不让逃散。谢汝昌按照党的指示，召集县属部队和各科室的负责人作了具体部署。这些人多数同谢共事多年，相知较深，因此对谢的部署均表拥护。会后，谢汝昌即将县民团两个营的全体官兵集合讲话，宣布了几项纪律，如携枪逃跑的枪毙，骚扰人民、污辱妇女的枪毙等等，又宣布了鼓励办法，如服从命令认真执行任务的有奖，表现突出的提升、晋级等。同时还当场发放了商会送来的犒赏费和食品。两…

国民党141师起义始末（《安徽文史资料12》第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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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2-14T22:32:08+08:00
description: 作者：任迂夫（本文作者为淮北市第一中学离休教师） 一九四八年乃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之关键性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的春季，国民党96军在济南重新组建，军长于兆龙，副军长兼141师师长肖续武。我因部队改编以及与肖续武的私人关系（肖任旅长时我为副旅长）任96军高参（上校），留肖师服务。所谓高参，除临时性派遣任务外，实无任何明确职务。因此部队编成南调徐州地区整训时，我未随部队前往，仍留住济南。当济南危急，南去徐州铁路中断，我始设法飞到徐州军部报到。这时96军驻在临城枣庄矿区，旋调陇海路新安镇，继之又调蚌埠防守。这时已届淮海战役前夕，“徐州剿总”捉襟见肘，调动所部拟集结徐州外围固守，黄伯韬兵团正在由连云港方向，沿陇海路向西移动，行至碾庄地区被阻。一日，我与肖续武师副师长王亚豪对坐闲谈。王为商震旧属，颇具旧军人的典型——军事经验虽丰富，而政治头脑则较简单。我与王亚豪正谈得兴浓，忽接上级指示，要各部悬灯结彩，鞭炮齐鸣，以庆祝碾庄大捷。王说：“这下可好了。”意谓黄伯韬兵团突出重围，予解放军以重创。我说：“看情况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王不以为然，认为黄伯韬兵团是有战斗力的，不会遭此下场。谈话就此结束。次日王亚豪一见我面就说：“算是叫高参参（猜）中了。黄伯韬兵团仅有一副官逃出，持黄伯韬名片，背面写着“黄伯韬尽忠报国”，要他向南京汇报。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尔虞我诈，上下相欺，事实教育我，不得不看问题的反面。黄伯韬兵团被歼，徐州震惊。 碾庄战役后不久的一天，我和肖续武一同去军部见军长于兆龙。从军部出来，在军部对面饭店便餐，忽听楼梯间一片嘈杂的人声、沓沓的皮靴声，来的人在隔壁餐室就餐，两室仅一板墙相隔，故对方谈话声音很清楚，从来人半吞半吐、断续隐约的谈话声中，我判断徐州可能撤退。隔壁就餐人等可能是最后乘飞机离开徐州的。当晚我促肖师长去军部探听徐州消息。肖续武回来说：“徐州已撤退，部队正在向南移动，不日当可抵达蚌埠。”我说：“我明日去南京，否则打起仗来，我不但帮不了忙反会挡手绊脚。”肖又说：“这样大的兵力，杜聿明亲自来指挥撤退，你慌什么？”我说：“正是由他来指挥撤退，我才得快走。杜聿明怎么丢的东北，他现在还是怎么丢徐洲。撤退方法和步骤还不是老一套，携家带眷，一天走不了三十里。一、二日内解放军主力还未赶到，尚能且战且走；三、五日内解放军主力赶来，部队受阻，如第一天能突出重围则可，否则解放军包围日益巩固，休想再突围而去。最后弹尽粮绝，还不是束手被擒。那时去南京铁路中断，则蚌埠形同南京放出的断线风筝，想走也走不了了。如果杜聿明放弃徐州，带领部队昼夜兼程南来，倍道而进，少则三日，多则五天到达蚌埠，稍事休息，继续南撤，迅速渡江，以该股兵力加强江防，国民党或尚能苟延残喘以待时机，否则前途不堪设想。但杜之为人一贯高傲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是；一向是打主观主义的仗，从不考虑客观现实。所以他决不会舍前策以就后计。其命运若何，当可预卜。”肖续武对我上面一段话未表示同意，但也未加驳斥，只表示军令在身无可奈何耳。 淮海战役不幸而言中，96军因驻防蚌埠未在包围圈内得以逃脱，昼夜兼程撤到了长江北岸。这时蒋介石打内战的老本已经输光。96军已成为李延年兵团主力，防守浦口，以迎击当面进攻南京之敌，肖续武师又作为96军主力驻守浦镇，首当其冲。 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立法委员会议在南京召开。前96军军长廖运泽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特由香港来南京参加会议。廖带兵时期，系属国民党何应钦派。一九四七年96军在山东时，归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廖与王不合，故王耀武以司令官身分呈请撤换了廖运泽96军军长。廖运泽气愤之下南走香港，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肖续武乃廖运泽旧部，廖任军长时期，肖续武跟随任过团长多年，关系密切。廖运泽来南京后，闻肖续武驻师浦镇，故廖通知肖前往会晤。廖指示肖：“应认清形势，不能再跟国民党跑下去，要抓紧有利时机率部起义。”并指示其具体起义工作，要与朱子帆接洽，因朱在为第三野战军做地下工作。朱子帆亦国民党立法委员，同在南京参加会议。廖引肖与朱会面。肖续武并与朱子帆约定：有关起义的具体步骤与方法，另派员与朱洽谈。肖续武回师部后，当将廖运泽的指示以及与朱子帆会面等情——告我。肖续武下定决心后对我说：“我们确实不能再跟国民党糊里糊涂走下去，应与共产党接洽，率部起义，并与朱子帆约定你为我师起义代表，有关起义具体工作与朱子帆洽商。朱子帆现住介寿堂二楼（解放后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号，我在他的案头日历上写有‘任迂夫’三字，找到朱，看到你的名字是我的笔迹，即以我全权代表名义接受朱先生所交给的任务。你看，能办到的即可当场答应，如感觉困难，把问题带回来我们再研究。” 次日，我遵肖续武指示去介寿堂找朱子帆。在二楼按号码找到了朱的房间，但我没有贸然去叫…

国民党110师起义经过（《安徽文史资料12》第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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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2-13T11:16:17+08:00
description: 作者：赵继武（本文作者现任阜阳县政协驻会副主席） 一、廖氏兄弟和110师的重建 廖运泽、廖运升是近亲兄弟，安徽凤台人，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一、四期。廖运泽曾参加过共产党，以后脱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师长、军长、副总司令等职。1946年春，他被解除了96军军长职务，而“晋升”为空头的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以后十九集团军撤销，在国防部当了一个挂名的部附，领着有限的生活费在南京闲住。廖运升年龄稍长，听说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反蒋运动，因此一度被迫离开军队。在抗战时期曾任师长、整编师副师长等职。1948年也和乃弟廖运泽一样，在国防部当上了一个挂名的部附，在南京闲住。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不断损兵折将，到1948年战争形势由进攻转变为防御，兵源也成为严重问题。“淮上健儿”素为兵家所重视，因此，廖运泽、廖运升弟兄先后被起用。蒋介石想利用他们组成新的战斗部队，廖氏兄弟也有着自己的打算，因此都先后到职。 1948年9月1日，廖运泽先被任命为第八绥靖区副司令官兼颖上指挥所主任，驻节寿县正阳关。辖区先为十四个县，以后逐渐扩展到苏、豫、皖边区四十余县。它虽称为八绥区指挥所，但不受八绥区司令官夏威节制。同年10月又任命廖运泽兼任国防部暂编第一纵队司令，廖运升为副司令，下辖9个步兵团。司令部编制等于一个军，每团兵员定额为2800余人。10月间廖氏弟兄在寿县建立了司令部，招兵买马。到1949年3月已建立了7个团。 当年3月底，暂一纵队调芜湖、泾县，又调浙江临安。4月上旬在芜湖重建110师。 所以讲“重建”，是因为原来有个110师，师长廖运周，是廖氏兄弟的堂弟，在淮海战役中率众起义。重建后的110师以廖运升为师长（廖运泽已因故离开部队），刘希文为副师长，盛燮勤为参谋长，我改任高参，仍主持师内参谋业务。一个步兵师应辖3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为了迁就人事，除编成上述建制部队外，又特设了一个步兵团，称为师部团。各团的组成情况如下：（1）328团：以原阜阳保安团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储培基。（2）329团：以阜阳地主和土匪武装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朱振业。（3）330团：以太和保安团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张普庆。（4）师部团：以特务武装“正义部队”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陆亚夫。每团实有兵员约一千五、六百人。加师直属队，全师约为八千人。 二、起义前廖氏兄弟和有关人员的政治态度 廖氏弟兄出身于黄埔军校，原属于蒋介石嫡系。但他们对蒋介石所进行的反动内战持反对态度，並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明朗。我在两次危急关头，观察到他们的真实态度。 1948年4月我在潍坊战役中被俘，遇到旧日的同学、同事、解放军华东军区联络部长王兴纲同志。王在旧军队做地下工作很久，尤其在32军军官中享有很高威信。他动员我为党工作，我答应了他。但回到蒋军以后，始终担任着参谋、高参等所谓“幕僚”工作，不能独立有所作为。我和王兴纲同志的关系，廖氏兄弟都是知道的，但也为特务所侦知。原来住阜阳地区的军统特务刘惠生小组，这时住在正阳关，负责监视廖运泽所部。1948年11月间某日，颖上指挥所中校参谋刘士中（阜阳人）秘密告知我说：“保密局有电报给刘惠生，说你和共产党有联系，叫刘惠生调查你。”我对此不能不有所警惕。第二天廖运泽对我说：“委任刘惠生为指挥所额外中校参谋，你要把委任状亲自给他送去。”由于刘士中的预先送信，我领悟到这是刘惠生把我的问题通知了廖运泽，在廖运泽的解释下，取得了刘惠生的谅解，现在要我自己去和刘惠生周旋一下。我把委任状备好，亲自恭恭敬敬的给刘惠生送去。刘惠生表现了友好的姿度。这时，我心里还有顾虑，但实际上刘惠生已经向廖运泽交了“底”。后来在芜湖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教育争取下，刘惠生彻底改变了立场，他的小组在110师起义过程中作了不少工作，在廖运升的授意下，多次派人和中共联系。中共皖南游击队要求暂一纵队代运两部电台，就是廖运升派刘惠生乘吉普车送去的。 另一次是1949年1月15日，我和颖上指挥所副主任汪平，率领指挥所人员、直属队、暂一纵队第四团和临时配属的一个工兵营，由正阳关向芜湖南撤。途经安庆，汪平住安庆城里旅社，我率领部队住江南大渡口附近。以后我率队继续行军，汪平则乘小汽艇由水路去芜湖，在芜湖会面后，汪平当我的面告诉廖运泽说：他在安庆时，八绥区特务头子曾到他的住地询问我的情况，并说要抓我，由于他替我说了好话，并作了担保，才没有抓。顿时气氛很紧张。当晚，廖运泽备了一席酒，把我和副官处长武建威找到他那里，坦率地告诉我们，他和廖运升已找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叫我明天就到暂一纵队去，万一有事可以到山里躲藏。我第二天就乘汽车经南陵到了泾县城内暂一纵队司令部。见到廖运升，他以玩笑的口吻对我说：“你要是被特务抓去，会翘辫子的。我们和山里已经有了联系，有事把你送到山里去。”到此时，廖氏弟兄的态度已经完全明朗。后来才得知，廖氏兄弟早想投…

回忆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情况（《安徽文史资料12》第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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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2-01T22:27: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方向明（本文作者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和谈的烟幕下，完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各项准备之后，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并狂妄宣称要在三至六个月内击溃我军主力。但由于内战极端不得人心，国民党在军事上连遭失败，到一九四七年三月，被迫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我东北、热河、冀东、晋南等地解放军先后转入反攻。这时蒋管区内国民党大员骄奢淫逸，大搞“五子登科”（“五子”即：金子、票子、房子、女子、车子），不顾人民死活，搜刮民脂民膏，同时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惨杀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蒋群众运动逐步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特别是在敌人的心脏——上海、南京、芜湖一带，开辟“第二条战线”，发展进步力量，分化瓦解敌人，配合我军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 当时，皖中的新四军七师已奉命北撤，留在皖南、皖西的少数部队，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还有一些同志分散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上海、南京等地，进行隐蔽斗争。曾希圣同志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多年来建立的工作基础，向华东局提出建立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机构，以加强这方面工作领导的建议。华东局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决定成立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任命曾希圣同志为部长，李步新同志、黄耀南同志为副部长。国区部设在山东日照县的坪上，下设组宣、联络、交通、财贸等部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中央数次指示，要加强国统区工作的领导，提出要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群众斗争沿着开辟蒋管区第二战场的方向前进。从此，华东局国统区的工作，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敌人的心脏地区蓬勃展开。 派出上海工作组 华东局国区部成立后不久，我被任命为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组长，并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到上海开展工作。这里先要回顾一下在此以前，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皖中根据地主要以贸易形式掩盖的隐蔽斗争。因为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的工作是过去隐蔽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皖中原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粮食自给有余，但由于敌伪顽对我重重包围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内部食盐、布匹、药品、日用工业品非常缺乏，军需物资更难以采购。当时担任新四军七师政委兼皖中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同志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决定对敌占区开展贸易，以满足我方民生、军用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他亲自过问贸易工作。早在一九四三年秋，就成立皖江贸易局，蔡辉为局长。联络部长段洛夫、社会部长唐晓光、财经处长叶进明等也参与贸易局的领导工作。皖江贸易局成立后，公开号召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无为汤家沟一时成为商人云集之地。蔡辉叫亲友朱玉龙、蔡志锷、盛慕莱、石原皋、卢方等在上海、芜湖二地先后设立了与贸易有关的公司。在这段时间里，对敌占区的贸易很活跃，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不仅向解放区供应了一些食盐、药品等紧缺物资，而且增加了财政收入。新四军军部机关支出，可说大部份是由七师支援的。 抗战胜利，七师奉命北撤，在淮阴成立了大成公司，蔡辉为经理，吴锦章、谭伟为副经理。派出舒展民、沈君常、徐德明等到上海与各有关人员继续保持贸易关系。一九四六年初夏，曾希圣派吴文瑞到上海将上述关系统一领导起来。吴文瑞在上海住在天主堂街（四川南路）49号石原皋家中。石通过友入卢方（曾开设瑞裕钱庄）将吴的户口安在江西路同和古里七号，搞到了上海的正式居民证（身份证）。吴在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大成公司搞贸易以及和皖南游击区的交通联络工作。一九四六年冬，大成公司随部队由淮阴迁到山东。 那时，从山东解放区到上海，主要是走水路。连云港港口，敌人检查甚严。特别是对北方过来的“客商”更为注意。为了保证我方来往人员的安全，钱之光同志（当时跟随周总理）曾给石原皋法币五千万元，石将此款加入上海的正原公司，成为股东。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汤恩伯的机要秘书胡静如，汤部下的将领如张雪中也是股东，余亚农的内弟朱尧安当经理，杨忠尧当副经理。石原皋同志以正原公司股东身份作掩护，北去南来活动就方便得多。一九四七年二、三月间，吴文瑞、祝华、余亚农、朱尧安去山东汇报工作返回上海时，在连云港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正原公司要和解放区做生意，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不可能置之不顾。石利用这些关系，要杨忠尧携带胡静如的亲笔信，赶到连云港营救。未几天，吴文瑞等获释，平安回到上海，吴仍住在石家。 以上是国区部成立以前的情况。国区部上海工作组成立后，其任务除了继续开展贸易工作以外，主要是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民主进步势力，策动一些国民党部队和地方官员起义，以配合解放战争，同时建立交通联络站，打通去皖南、皖西游击区的路线，在长江两岸形成一个沟通南北的交通网。上海工作组成立后，原来七师派在上海、南京、芜湖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均划归上海工作组统一领导。 当时，我任山东大学预科部主任。预科部设在下裕，国区部在坪上…

巢县民众反抗国民党镇压的流血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7》第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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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2T23:21: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鲍春谷等口述，蒋伯举整理 一九三四年春间，国民党政府为了将鸦片集中在云贵川边境种植，他们垄断鸦片贩运，从中牟取暴利，决定内地禁种鸦片，并且强令已种的烟苗限期铲除。巢县北乡有些农民起而反抗，反动当局则调集大批军队，实行血腥镇压。现据当时亲身经历者鲍春谷等人的口述，整理成文，供史家研究参考。 一九三三年冬，正值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发关于禁种鸦片烟的政令之际，洪子远调任巢县县长。洪是个十足的老学究，他认为禁烟令是例行公事，官样文章，不会认真实行的。所以洪到任后，虽知乡间遍种鸦片，也未及时制止。到了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鸦片遍地开花，收浆在即，忽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由南京派员来巢县坐镇，强令铲除，洪子远为了保护乌纱帽，遂慨然以铲烟为己任，亲率几十个县卫队队员下乡督铲。开始先到达柘皋，盘桓了一夕。第二天的上午，由柘皋士绅杨味埙和钱嵩亭二人作陪，洪坐四抬大轿，杨、钱跨着毛驴，一行数十人，前呼后拥，耀武扬威地向黄山地区进发。 先是一九三一年秋，长江两岸发生特大洪水，灾荒严重，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加之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繁重，民不聊生，到处盗贼蜂起。巢县北乡有家道小康的农民方立华和泥水匠吴忠鼎二人（方住小方村，解放初期一度任我人民政府副区长；吴住包家坊吴大明村），为首倡导组织红枪会自卫，一时附近村庄的丁男，相率响应参加。参加该会的人员，都是武装整齐，各执一支红缨枪，另备一柄匕首，插在绑腿上，无事则散而为农，有事则聚而对敌。负责领导的人，名为堂长，主要当权的是老师。大家都服从老师指挥。老师传授法术，化符念咒，焚香降神，宣传练成硬功夫，“刀枪不入”。一九三四年春，红枪会组织，在巢北一带遍地开花，几乎处处有会堂，村村有会员。 洪子远抵柘皋时，政府要用武力硬铲烟苗的风声，已传遍种烟区。民众闻知消息，异常恐慌。对于很快就要到手的收入，谁忍轻易放弃？红枪会决定先以武力抵制，然后进行谈判。于是以方立华、吴忠鼎二人为首，集合了红枪会员一千余人，埋伏在离柘皋约七、八里的杨庄附近，严阵以待。迨洪子远踏入警戒线以后，警笛一鸣，喊声四起，在大刀长矛交织之下，洪子远一行人马被全部包围。人们把洪从轿子里拖出，把轿子打得粉碎，跟随洪的队伍，也被缴了枪。陪洪子远的士绅钱嵩亭吓得乱窜，被红缨枪在屁股上戳了三下。经过一场纷乱，会堂负责指挥的谢逍遥老师，出来当众宣布：无条件把洪子远和县卫队立即放回，但钱、杨二人要暂留乡间。 洪子远狼狈返回柘皋，与有关人士见面，惊魂甫定，老泪纵横。谈及如何使钱、杨脱险，洪子远莫知所措，非常忧虑。后经大家研究，乃浼托翟少垣（柘皋大兴商号经理），到红枪会同其首领方立华等进行斡旋。红枪会方面提出两点要求：①保留烟苗不铲，遵章纳税；②不追究抗拒官府的罪责。经数度往返洽商，洪子远表示：①负责向上级恳求不铲烟苗；②自身所受惊扰，不加追究。红枪会方面遂将钱、杨二人放归。 不久，洪子远提出要红枪会方面派人赴县商讨保留烟苗的办法。由柘皋士绅担保，红枪会方面派了方立华前往。不意方抵县后，即遭监禁，并胁迫他宣布解散会堂，具结同意铲除烟苗。方立华婉言拒绝，形成僵局。红枪会探悉这个消息后，痛恨洪子远的背信弃义和柘皋士绅翟少垣等的狼狈为奸。在老师谢逍遥率领下，两千余名红枪会会众，向柘皋大兴问罪之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天，但见五色旌旗，迎风招展；双排刀矛，银光闪闪。红枪会的会众，潮水般涌向柘皋。所有参与担保方立华的士绅，均闻风而逃；举镇商民，也都惶恐万状。当时鲍春谷是柘皋镇一个自命不凡的青年（二十三岁），平素好交游，爱管闲事。见到这个场面，他认为是露头角的好机会，想凭自己三寸舌，解本镇的万众围。遂邀刘树堂（青帮中的小爷）、盛仲篪（翟少垣家的管家）、刘一尘（任过伪警察局长）等四人，出来维持局面。他们首先通知全镇饮食业商店，免费供应茶水和招待伙食，损失统由商会结算赔偿。接着亲自找红枪会方面主要负责人谢逍遥晤谈。谢逍遥年约四十余岁，身高体胖，穿一件夏布长衫，手执拂尘，态度从容。他很和蔼地对鲍春谷等人说：承蒙招待，却之不恭。我们敬神，不茹荤腥，请转告饭馆办点素食给孩子们吃。别的问题一句未谈。鲍等在会见谢逍遥之后，又转赴各处，分别拜访红枪会的堂长。奔走半天，他们并未摸清红枪会方面的意图。 迨至下午四点钟左右，红枪会员全部到北门东岳庙集中。白旗会堂长钱普祥特来鲍家通知说，谢老师立等他们去谈话。鲍等四人，急忙赶赴约会的地点。到那里以后，谢逍遥对他们说：为了既减少贵镇麻烦，又充分地交换意见，拟请各位先生屈驾随我们一道下乡商谈问题。事属两利，谅勿见却！鲍等内心都有点顾虑，惟恐被扣作“人质”。鲍对谢说：下乡聆教，固所愿也。但须回家告知家属，免生误会。谢说：我已派员通知过了，无庸顾虑。说罢，便指挥各堂会排队启程。鲍等四人，被领先开动的一队，数十人押着同行。行抵石塘韩村附近天已黑了。忽见有人持灯前来说道…

庐州（合肥）光复记（《安徽文史资料05》第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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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05T22:54:05+08:00
description: 作者：原省通志馆存稿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合肥分会长李绪昌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召集会员们商议如何响应武昌起义的行动计划。由于防营的首领季光恩仇视党人，一时难以举事。这时，孙万乘自沪返肥。李绪昌说：“若无炸弹手枪何以举事？我往沪向范鸿仙取之。”合肥同盟会遂由孙万乘主持，绪昌弟弘绪和袁斗枢从肥西前来协助。袁斗枢豪爽好义，与李弘绪交谊甚厚，时任庐州总团练长，驻肥西。 绪昌九月五日往沪。见到范鸿仙后，鸿仙告诉他正在筹集饷械助攻南京，无暇以援庐州。绪昌说：“合肥离南京很近，若起义兵东下，必使滁州和张勋军心动摇，大军攻之自易下；且合肥为君之故乡，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均用乡人成‘大功’，君能助孙万乘成事，异日我等亦为君之辅翼也。”范鸿仙遂留绪昌在沪协助自已，拨了长短枪三百支、子弹万发，交葛质夫运回。时巢湖水涸，舟行缓慢，军火未运至，而庐州已于九月十九日光复。 孙万乘回肥后，常与会员密会于李新斋宅，风声渐播。有人说：“革命党有手枪炸弹，将起事。”官绅闻之失色。李弘绪入城始知党人毫无实力，举事只可以智取，而不可以力争。弘绪一面劝孙万乘不要轻动，一面以保卫地方不靡烂为名责袁斗枢。袁斗枢前去谒见庐州知府穆特恩和合肥知县李松圃，说：“革命党将以炸弹起事，若搜捕之，恐激成事变，职有保卫地方之责，将若何？”穆、李二人说：“我等自以保卫地方为主，不必激党人‘使乱’。”穆特恩是旗人，吓得连夜逃走。巨绅李国松亦往沪避“乱”。袁斗枢又请李松圃谕季光恩，不要仇视革命党人，季遂不敢抗袁；袁又私下晤季晓之以利害，季转而答应帮助革命。李弘绪闻讯大喜。九月十九日，开会公举孙万乘为革命北伐驻庐司令，方綍言副之，张之章任民政长，李松圃任司法长，李弘绪任参事长。全城悬五色国旗。至二十二日联军总司令徐固卿委孙万乘庐州军政分府司令，并颁关防一颗。 光复时，党人志在北伐，奋不顾身，尚无权利之争。惟民政长有贪污的名声，开会时改为警长，举周丽平任民政长。不久李松圃亦辞司法长。军政分府内设：经理部管财政，李新斋、葛质夫任之；交际部王兼之、金维系任之；秘书部吴阳初、徐炎东、戴膏吾任之；军法部许卓云任之。外编二旅：步兵八营，炮兵一营，骑兵一连，卫兵一营。第一旅旅长袁斗枢，第二旅旅长刘文明，团长有李梦周、陶印青、李晓岚、季光恩，营长有夏叙堂、李海波、李相之、季仙九、叶粹武、郭子清、黄鲁真、余丹甫，参谋长由刘文明兼任。原有保卫团防营、县卫队各色枪六百支，连新购的枪共三千支，又向联军司令部请发大炮四尊，购马百余匹。 为筹措北伐饷械，王兼之献策说：“李某财产极富，借为北伐军饷用最为方便。”于是便将李在各地商业作了登记，举蔡耀卿、邓鹤仙经理之。军府购枪及军饷等总计用六十余万元，民国三年由安徽财厅如数拨还。当时除募富绅捐数千元外，余皆取自李氏商业。 军政分府组织既定，于是令方綍言率兵三百往庐江，李性存率兵数十定舒城；命李新斋、季仙九率兵三百往无为（抵香山，闻无为已光复，乃止）。巢县于二十一日已光复，未发兵往；命张信斋率兵五百人下和（县）、含（山）。南京张勋闻江淮间义军纷起，深恐后路截断，遂沿津浦路北撤。 十一月，淮上军北伐司令张汇滔光复颍州，颍人有怨之者求倪嗣冲率兵拒张，张败，派人往南京请援于联军总司令徐固卿。徐命沪、苏、镇、庐分兵往援。孙万乘奉命，令刘文明任北伐军司令，率两步营及骑、炮两连驰援。未抵颍州，与倪军遇，倪军退至颖州，求袁世凯派一混成旅援之。南军虽众，终因号令不一，以及新兵缺乏训练，一战大败。庐州军退至正阳关，防堵淮河，倪军未远追。是役庐州军连长季光昶及二十余士兵阵亡。次年正月，清帝退位，庐州军始自正阳还。 辛亥十二月，安徽都督孙毓筠议取消各军政分府，统一全省军政，委派卢仲农来肥协议。孙万乘最先发电，宣布取消庐州军政分府。次年，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庐州军改编为国军十五师，孙万乘任师长。民元二月，师部移驻芜湖。

芜湖光复记（《安徽文史资料05》第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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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04T21:15:03+08:00
description: 作者：张九皋 武昌革命的炮声传来芜湖 一九一一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的晚间。邹秋士刚巧在他的同乡家里饮酒，直到深夜还没有散。另有一个同乡在电报局工作，这时值夜班回来，立刻向大家报告一个惊人的好消息：今天晚间武昌新军起义，已经占领武昌，鄂督瑞澄逃登楚豫兵舰。他说，这是汉局向沪局通报时，透露出来的消息。 邹秋士得到这个消息，兴奋若狂，立即舞着手杖回报社。时已拂晓，报版已经上机，当即将这个好消息插入，不过因情况不甚了解，所以措词含浑，只说武昌方面有剧烈的枪炮声不断传来，真相还不清楚。到了武汉起义的第二、三天，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就更多了，尤其是从下水江轮旅客中访问所得的消息，以及汉口出版的报纸，可据以作较详细的报道。皖江日报将采访的消息，随时写成大字报贴在报社大门墙上，同时编印成“号外”散发，最多时一天发行三次，消息比较上海报纸到芜更快两三天。所以每天报社内外守候新消息的群众，川流不息，热烈情况也和上海望平街一样（这条街是上海报社集中地）。 还有许多劳动群众和卖报的，自发地集合起来，预订报纸和号外。他们分别乘坐小轮或步行前往芜湖周围各城镇叫卖，此往彼来，不绝于道，藉以满足群众先睹为快的热望。皖江日报发行的数量，不断增长，印刷方面原有设备已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不久就从上海购来对开新印机一架，和一些急需的器材。那时，皖江日报的编辑、印刷、发行三部分工作人员，紧张而忘我地劳动情景，简直非言语所能形容；很多负责人员因无人替换，往往连续工作三、五个昼夜。今日回忆及此，仍感到是难能可贵的。 芜湖一个月 从武昌起义到芜湖举起“还我江山”的旗帜，组成军政分府，时间恰巧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概括地说，清吏方面是“首鼠两端”；而进步人士方面则是“群龙无首”。 清吏方面：这时驻在芜湖的最高清吏为徽、宁、池、太、广兵备道（简称皖南道），又兼任芜湖关监督的赵上达（仲韬，湖南人）。初因芜湖河南道署被洪水淹没，特迁到北岸长街湖南会馆内办公。赵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和皖抚朱家宝的电示，当即召集芜采营参将兼皖南巡防营统领李振标（葆舱，湖南常德人）、芜湖县令朱祖圻（绣封）、巡警总办丁翰年（幼兰）开会，决定分段负责巡查。每晚在湖南会馆会哨一次，以备不虞。 这时皖南地区拥有兵力最强的是巡防营统领李葆舲，所部共有四个营：第一、二两营驻芜湖枣树园（即今体育场）和江口；第三、四两营分驻宣城、广德两地。每营官兵三百余人，武器齐全，都经过相当时期的训练。教习是潘春山。 李葆舲初因在上海购来新式手枪数枝，在衙练习射击，不知如何走火，子弹反射，伤及手部，骨碎筋伤，这时正在治疗中。他平时深居简出，每晚也去湖南会馆会哨，一路上前呼后拥，戒备甚严。至于县署和警务公所两部分，人数太少，枪亦太旧，无足轻重。巡警总办丁幼兰更胆小如鼠，一周以后便托故逃走，不知去向。他们观望等待着省城的动作和布置，平时只管维持地方治安，对于人民群众宣传活动，虽有所知，也不敢轻易干涉。 在芜湖举义前两天晚间，他们接到皖抚朱家宝宣布独立的通电，如释重负。赵上达尤其高兴，立刻召集李、朱两人商议，并彻夜守候省方续电。不料到了农历九月十八日天明，又接安庆来电，朱家宝已经越墙逃走。赵上达慌了手脚，只好等候李葆舲表态。 进步人士方面：自武汉首义以后，芜湖方面进步人士，即自发地互相联系，暗中商讨响应。他们一方面联络秘密的帮会组织，其中大部分为手工业工人，一方面计划策动芜湖东乡万春圩富有斗争性、集体性的佃农为主力，起来行动。这个圩有土地万顷，招来佃农两万多人开垦，并规定佃农有永佃权。 一九〇七年秋收时，佃农因不甘屯垦公司那些大地主的压迫和剥削，积恨难平，乃聚众暴动，抗不交租。同时，夺回公司仓库中已收去的租谷，收缴了清水河巡警的枪械。这时适值徐锡麟在安庆刺杀皖抚恩铭以后，革命高潮接踵而来。江督端方得报，大为惊慌，被迫对公司施加压力，对佃农欺骗让步。 虽然帮会和佃农，已经暗中作了初步的联络，但由于没有武器，而且时间上也来不及组织和训练，不能应付目前急迫的事变，困难仍然很大，权衡之下，最便利的办法是策动原有的清军巡防营起义。随由“迪智群”中的潘春山，去与巡防营一营队官张小山秘密联系。 这时进步人士方面，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各自为谋，群龙无首。为了尽快联合各方面的力量，必须有一个得力的人出面组织，因此大家都推举吴伯岚前往汉口联系。吴不久即从汉口回芜，偕来无为县人吴振黄（安徽陆军小学学生）。据传吴振黄持有鄂军都督黎元洪派他光复芜湖的委任状。随后巢县人刘祺（醒吾）也来到芜湖，刘为留日陆军学生，与孙少侯、权养之等有关系。吴、刘来芜湖后，因分住泰安、大方两客栈，与各方面联系不便，即以吴伯岚家为秘密机关（在今中山路大众电影院南面）。经过一周时间的紧张活动，大体上已布置就绪。由于伯岚的父亲吴幼卿均参与机密，代为筹划，故极有条理（吴为芜关小吏，浙江人，…

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安徽文史资料05》第0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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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01T23:52:39+08:00
description: 作者：李则纲 （一）省内的革命宣传和武装起义 一、引言 辛亥革命前夕，湘、粤、鄂、赣各省陆续爆发起义。地处长江中游的安庆、芜湖，同为革命党人所注意。 一九〇二年春，怀宁陈乾生即陈独秀和桐城潘赞化二人，因清政府与帝俄签订丧权辱国的密约，从日本回国宣传反对，在安庆藏书楼演说，极其慷慨激昂，求是学堂（安徽大学的前身）和武备学堂的学生多人，深受感动，极表拥护。事为当局所知，两校学生被迫令退学。此为安庆进行辛亥革命的开始。 一九〇三年六月（阴历），寿县张树侯（之屏）与郭其昌（式五），召集党徒在安庆城内放火起义，因无响应未成，郭其昌被杀。此为辛亥革命在安庆牺牲的第一人。 当时安庆是省会所在，为军政要地，重在武装起义；芜湖是工商业集中地区，利于宣传工作。所以后来到了辛亥革命时，芜湖和安庆就各自侧重不同的活动。 二、革命宣传从芜湖展开 革命党人在芜湖的宣传，以一九〇四年秋李德膏（光炯）迁旅湘公学于芜湖开始。李为安徽桐城（现属枞阳）人，从吴汝纶（挚甫）学于莲池书院。吴以文章名海内，学于莲池书院的多英俊之士。一九〇二年，吴汝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被派到日本考察学制。他随吴汝纶东渡，悉心研究日本强盛的原因及西欧各国所长，以为非教育不足以启迪民智，非革命不能改革政治。归国后，即协助吴汝纶创办桐城中学。一九〇三年，应湖南高等学堂之聘，教授历史课，结识数学教员无为卢光浩（仲农），遂共谋创办旅湘公学，聘黄兴、赵声（伯先）等人任课。这时革命志士，多聚集长沙，消息泄漏，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以结党谋逆，密奏清廷，词连黄兴多人。李光炯以全家性命为质，营救于藩司张筱传（绍华，桐城人），筱传向巡抚赵尔巽进言，搜捕令因而迟延未下，党人得免于害。旅湘公学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遂迁至芜湖。 旅湘公学迁到芜湖后，租二街留春园米捐局巷内民房为校舍，改名安徽公学。次年又附设安徽公立速成师范学校，请房宗岳（秩五）从日本回国主持。关于经费的筹措，校内外各种活动，多以李德膏负责筹划和推动。所聘教员有柏文蔚（烈武，寿县人）、陈仲甫（独秀）、陶成章（焕卿，浙江人）、刘光汉（申叔，江苏人，化名金少甫）、苏子谷（曼殊，广东人）、张通典（伯纯，湖南人）、周震麟（湖南人）以及谢无量（四川人）、俞子夷（江苏人）、邓艺荪（绳侯，怀宁人）等，并有日本某“理科专家”。陶成章、刘光汉均为光复会会员（刘后来叛变为洪宪时“六君子”之一）。这时正是东京成立同盟会的时候，他们先后加入同盟会。学生刘文典（叔雅）、常恒芳（藩侯）、孙万乘（品骖）、金维系等八十多人也踊跃加入。他们既借讲堂为鼓吹革命的场所，又和安庆尚志、桐城崇实、寿县蒙养和芍西、怀远养正和萃华等校联络活动，并与东京同盟会本部及南京、上海、安庆、合肥等地的革命组织互通声气。这样，安徽公学不仅成为中江流域新文化的摇蓝，也是中江流域的革命策源地。所以冯目由说：“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最早”。 安徽公学师生的活动，声势日盛。革命党人往来沪汉如赵声等，又必过芜湖与安徽公学同志秘密策划，早为清政府官吏所注意。一九〇六年孙毓筠（少侯）、权道涵（养之）等谋刺端方、徐锡麟刺恩铭等革命事件发生，端方拟逮捕安徽公学师生多人，侦察密布于芜湖。学校环境非常恶劣，党人先后离开了安徽公学，李德膏也暂避于九华山。因此芜湖革命的热潮为之中落，但安徽公学又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安徽俗话报》的发行和岳王会的建立，对安徽辛亥革命运动起的作用也都不小。 《安徽俗话报》创办于一九〇四年。当时由日本留学回国的陈仲甫，觉得安徽比江浙各省风气落后，上海、杭州、绍兴、宁波、苏州等地都办有白话报，宣传革命思想，安徽也应该有这样的刊物，遂与房秩五等创办《安徽俗话报》，房负责教育稿件，吴守一负责小说稿件，余稿均由陈仲甫用“三爱”笔名编写。编辑部原设安庆，编好后寄芜湖“科学图书馆”印行，因该馆负责人汪孟邹当时亦倾向革命。同年暑期，陈仲甫把《安徽俗话报》社迁往芜湖，并在安徽公学教课。该报遂成为安徽公学对外宣传的武器。蔡元培说，《俗话报》“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该报当时的作用，确是这样。 岳王会，系陈仲甫、柏文蔚和学生常恒芳等发起，借岳飞的情忠报国抗击金人的精神，宣传革命。第一次在芜湖开会，烧香宣誓，极为秘密。订有反清章则，供会员遵守。 柏文蔚到了南京，又联络多人，成立南京岳王会分部，部长由柏文蔚担任。常恒芳到安庆尚志学堂教书，又在安庆成立岳王会安庆分部，部长由常恒芳担任。总会设在芜湖，会长由陈仲甫担任。 安庆分部初成立时，约有二、三十人，经过联络，后来武备学堂的学生和老三营的人，好多都参加了岳王会。一九〇八年安庆新军起义，为首的熊成基，殉难的范传甲、张劲夫、薛哲；一九一〇年在广州牺牲的倪映典；一九一一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宋玉琳，都曾为岳王会的会员。 可见辛亥革命前夕，岳王会的组织，在安徽是起过很大作用…

我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始末（《安徽文史资料04》第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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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4-25T20:11:50+08:00
description: 作者：敏志 （一） 安徽国民党左派在大革命时期坚定地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同盟，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由于这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受到了当时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起核心作用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影响，具有革命的倾向。他们多半服务于教育界，其中包括一部分学生。在安徽学界，反帝反封建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历来占优势，这从历史上说，有其较深的渊源。 远在辛亥革命以前，安徽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倾向提倡实业，兴办教育，当时各重要城市官办或私立的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他们纷纷聘请留日学生或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学生为教员，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方式，一反科举旧制，开始接受新文化，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其中革命色彩最鲜明的要算是“安徽公学”。由于创办人李光炯和卢仲农都倾向革命，所以当时提倡革命的人多荟萃于此。安徽公学与其他具有革命倾向的学校均有联系，还与东京同盟会总部及南京、安庆、合肥等地的革命组织互通声气。所以当时的安徽公学就成了“中江革命之策源地”（《李光炯先生事略》）。 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韩蓍伯在安庆创办“安徽船报”，鼓吹平等自由，他同激进的同盟会员、首任安徽都督孙毓筠合作一致，组织青年军准备北伐。当时同盟会员与韩蓍伯经常在一起的有李光炯、卢仲农、张鸿鼎、史恕卿、朱蕴山、常藩侯等人，在安徽形成了反对封建势力、把辛亥革命进行到底的一股力量。可是，在都督孙毓筠去职以后，韩蓍伯突遭暗杀，安徽新兴的革命势力遂受到一次挫折。 在“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安微进步的国民党人分别在言论界、教育界进行活动，以朱蕴山主持筹办的“评议报”为活动中心。从“六二”学潮到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到驱逐李兆珍，到殴打猪仔议员等一系列的壮烈的政治行动，他们都密切联系各学校的革命青年，坚决同腐朽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为了充分发挥国民党左派的作用，在客观上需要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之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二） 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组织，根据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致力于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许多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起到领导核心作用。在安庆、芜湖两地自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的秘密组织起，即有秘密的国民党组织，“民校”是当时地下国民党的代称。最初每个青年团员几乎都兼跨“民校”。据安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统计，该市当时共有团员二十三人即有二十一人参加“民校”。芜湖市一九二四年五月登记，共有青年团员四十六人即有三十人参加了国民党。因此党领导“民校”的工作是通过党员、团员参加它的领导核心来实现的。据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安庆团组织给党中央的信称：“现一师‘民校’，尚能如愿改组，较为顺利。所有改选职员大多亦不出本支部同志意识之范围。”“此次‘民校’改选人员除一、二较为接近于吾等之非（党）同志外，余均以同志充之，使‘民校’事务为我们同志所指挥。” 一九二四年初，国民党左派深感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所以各市各县都从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入手，逐步建立市县党部组织。最先组织党部的，是芜湖和宿县，其次是安庆，随后继续组织的，有铜陵、寿县、郎溪、合肥、盱眙、滁县、绩溪、风阳、英山、贵池、宿松、潜山、桐城等三十余县。其中大部分为共产党员所领导，当时全省国民党左派约有党员一千七百余人。 安庆市党部常务委员周骏，委员有郭士杰、许杰、张浩然、方蓝轩、李竹声等。下辖三个区执行委员会和江南区执行委员会。 芜湖“民校”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先后由李宜春、李克农、王坦夫、杨士彬、周范文、钱杏邨等负责，下辖三个区党部。 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建立，是在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这次大会安徽的代表为黄梦飞、沈天白，朱蕴山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会上柏文蔚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闭幕后，由朱蕴山等提名推荐、国民党中央任命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藩侯、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等九人为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一九二六年春季，朱蕴山返皖，邀集光、周、沈等在安庆邒家坡成立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推举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为常务委员。 安徽国民党左派各级组织建立以后，迅即领导了全省人民开展支援五卅运动的斗争、支援北伐战争，支持学界反对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斗争，以及同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斗争，较好地发挥了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积极作用。 （三） 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左派组织，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领导核心，胜利地开展各方面工作，推动革命运动发展，引起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等一切反动势力的仇视，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打击、镇压。国民党左派组织是在不断地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中前进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以管鹏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眼看左派省党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