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学生运动纪略（《安徽文史资料02》第06篇）
作者：王持华遗稿 前言 一九一九年，芜湖学生响应北京“五四”运动，展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芜湖地处长江中游，又与江苏接壤，为安徽经济的枢纽。内地物资、外埠商品，都以此为集散地。商业贸易，最为繁荣。过去常被称为中国四大米市之一。 紧接“五四”运动的发生，芜湖教育界先进人士创刊《皖江新潮》，大量发表关于文体改革和社会问题的文章，思潮流播，风靡一时，社会人士和青年都成了这个刊物的爱好者。它是启蒙运动时期一支响亮的号角，因之芜湖曾获得“安徽新文化运动中心”的评价。 英、日、法、美等帝国主义把芜湖当作它们在长江流域进行侵略的据点之一。英、日两国还在这里设有领事馆，名义上是管理商务和保护侨民，实质上是干涉芜湖地方司法、行政和进行种种阴谋破坏勾当。他们还派兵舰常在江上往来游弋，肆其武力威胁。所以这里又是外力内侵，洋货输入的一个港口。 北洋军阀统治，也把芜湖当作重点，除按“道”（当时各省划分几个“道”，类似后来的专区）、县、市建制，设立各级司法、警察、行政等机构外，并派有军事首脑率领重兵驻在这里，因而芜湖又是军事重镇。 基于上述各方面的情况，可以想见芜湖当时在安徽确占有它的一定地位，所以芜湖学生斗争复杂而艰巨，而它的每一个运动，都对安徽全省学生运动起着重大影响和作用。在南京上海等地，也显示了它一定的分量，因为芜湖学联与宁、沪学联常常直接联系。 芜湖学生运动的史实，可以概括叙述的是：“冲击日本领事馆”、“打盐冈洋行”、“劈招牌和打商会”、“组织对日外交后援会”（包括检查日货）、“支援‘六二’运动及‘驱李’运动”、“反对贿选省议员的召集”、“反对曹锟贿选”、“反对设置和尚港米捐局”、“支援黄包车工人大罢工”、“组织非宗教大同盟”等等。就其特点来说，是以经济性的斗争为最多，政治性的斗争则较少。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因为芜湖是商业城市，而不是政治中心。在历次斗争中，特别具有“阶级斗争”与“思想解放”意义的，是“支援黄包车工人大罢工”和“组织非宗教大同盟”。这在芜湖要算是突出的事件。 作为芜湖学生运动参与者之一，我应当很有条件来写这段历史，但是现在距“五四”已有四十六年之久，少年时代的情景，印象已渐模糊，要把所有情况如实地反映出来，固属不易办到，就是较大事件，都只能略述梗概，不能求其全面。而由于记忆力薄弱，水平又低，只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芜杂支离，在所难免。这不过是些原始材料只能提供编辑史料的同志参考而已。我想，当年在一起斗争的伙伴，健在的一定还多，只要大家肯动笔，写成一篇完整的史料，是有很大可能的。 一、“五四”前的芜湖情况 （一）帝国主义的角逐场 芜湖远在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清廷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时，就被辟为商埠。从此，英、日、法（天主堂还有意大利、西班牙传教士）、美等帝国主义的魔爪就伸了进来，使用宗教、文化、经济等各种手段，渗透到芜湖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个古朴的中小城市就被“支解”了。 到了“五四”前夕，距“烟台条约”的签订，已有四十余年了。帝国主义势力在芜湖已经“根深蒂固”，各种设施，日渐其多。具体情况，略如下表（见60—61页）： 表列各项名目，系就记忆所及，遗漏的地方一定很多。其中如领事馆（日本领事馆设在河南）、学校、医院都设在关系到芜湖门户的几座山上，如果你在早年乘轮船从下游来，看到那些矗立高空的建筑物，不能不有“此地名山‘洋’占多”的感触。从弋矶山下到吉和街口江沿一带的横长地段，都是英商太古、怡和公司的码头和堆栈。从四明路（今新芜路）到洋码头（今华盛街），大片土地都是天主堂的产业，天主堂除了在此建立规模宏大的教堂，并在交通路口竖着天主堂的界石，向那一带民房收取地租。法国神甫俨然成了中国土地上的“主人”。英、日两国兵舰不时耀武扬威地游弋在江上。太古、怡和以及日清公司的大阪、盛京丸等商轮包揽着长江的客货航运。内河小轮公司，它们也占最大的股份。至于洋行、商店、煤油栈……除部分属于英、美、德商外，全系日商所经营。芜湖马路长街大小商店以及街头巷尾的小摊、小贩所经售的商品，绝大部分都是日本货。这里也象其他各大通商口岸一样，成了帝国主义的角逐场。欧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更成为芜湖市场的垄断者。 （二）政治和社会剪影 当时安徽督军倪嗣冲，是以残酷著名的北洋系军阀。在他统辖之下的，是皖南镇守使马联甲。马带有一个混成旅驻在芜湖。直接属于马联甲的一群爪牙，有芜湖警察厅长及其所辖的分支局署。还有军警督察处、军务稽查处等等。司法机关，有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地方检察厅、审判厅。行政官吏，有道尹、县知事，还有一个名义上办理外交而实质上分享“关余”的关监督兼交涉员。这些机关和官吏，虽并不一定属于马联甲的系统，但实际上都是仰承他的鼻息。 社团方面，占着头等重要地位的是芜湖总商会，会长汤善福，副会长吴兴周。所谓商会，并不代表商人的利益，而是军阀官僚的“金库”和奸商、滑贾的代表者。当时在名目繁多的捐税之外，还常有军费、政费等项临时巨额派款，这些都是通过商会向商人勒索的。商会董事又从而架空分赃，养肥自己，商人又把自己的负担转嫁给他们的主顾。层层都为他们的口袋打算，倒霉的只是一般贫苦人民。商人要到外埠购货，须向商会领取证件，而外商经营的大宗商品又多经商会统购派销。他如内地大批物资私向国外运售的（例如大宗菜籽售给日本）也经商会证明包运。所以它常与一般狡黠商人狼狈为奸，包庇一切。还有教育会、农会……都是豪绅、地主的地盘。他们借此跟在所谓“军政当局”后面跑跑龙套，捧捧场面，讨些“残羹冷炙”。 社会基层，这时还没有产业工人的组织，因为，这里只有一个日资（中国人出面）经营的裕中纱厂和益新面粉厂、大昌火柴厂等三家，工人在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下，成天做着奴隶的劳动，还不够维持最低生活。工人运动在这里也还没有展开，他们的人数也还不多，不可能自发地起来斗争。其他行业工人大多零零落落，也都没有组织起来。相反，这里“道、会、门”的神秘组织倒有很多，什么“同善社”、“理门”以及不明不暗的帮会组织，到处皆是；一批恶霸、豪绅以及下台官僚为着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都参加这类组织。而流氓、地宿也就倚仗这种势力，欺侮善良人民，闹得乌烟瘴气。 芜湖社会文化，当时也很低落，没有供市民阅览的图书馆或其他文化设施。报馆虽有“工商”、“皖江”二家，内容都是些军、政要闻和一般的琐碎消息。副刊上也只是些故事趣闻和黄色小说，以《啼笑姻缘》成名的张恨水，其作品的发表，就是从《皖江日报》发端的。书店倒有几家，都是卖些古旧书籍或《玉梨魂》、《雪鸿泪史》之类的小说。规模较大的是商务印书馆（那时中华书局尚未在芜湖设分店），它的主要业务是发售教科书。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科学图书社（在徽州码头附近），店很小，但对新文化的贡献却很大。据说，陈独秀清末就在它的小楼上办过《安徽白话报》，所以后来它成为这里书业当中的一支劲军。 一般市民，由于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宗教的麻醉和军阀官僚、巨商豪绅的压迫剥削，陷于贫困愚昧的状态，终日只在劳动挣扎，求取生存。也有一部分人沉迷于醉生梦死的生活，形成腐化堕落的风气。什么国家大事、社会问题，好象对于他们并无关涉。 （三）学校风气和学生生活 芜湖当时教育很落后，高等学校未曾建立，中等学校也只六所，省立的三所，外国人办的二所，还有一所名义上是“公立”，其实是分润关税节余办的。各校概况附表如下： 表内所列各校学生人数略有等差，举其概数约为一百八十至二百四十人，全市中等学校学生总数约计一千二百余人。 学校风气各不相同。主管人有的办学很认真，而思想却很单纯，只想把自己的学校办好，那怕“天塌下来”也不管，二农校长吴光祖就是这样。他只要听到谁能把书教得好，总是千方百计把他请来。农科教员吴觉农、汤蕙荪、沈宗翰现在还是国内有名的农学家。教文、理的教员高语罕、恽代贤（恽代英的弟弟）多少都是被认为有些“锋芒”的人物，他也敢于聘请他们。他对学生的课堂学习、田间劳动，要求都很严格，而他自己也是终日奔忙于田头、桑园、课堂、蚕室。可是他只要学生读死书、学技术，什么世界潮流、国家大事，一概不让学生闻问。有的简直把学校当作“衙门”，自己在“做官”，还要伸着黑手捞一把。五中校长潘仰仙就是这样的人。不但如此，他对触犯他的威严，违反他的利益的人，就尽量排斥。高语罕愤而走开，就是一个实例。潘死时，高送他一副挽联有：生前怕读“朋党论”，死后愁听“好了歌”的妙句，写尽了这个人的灵魂。潘死后，原在学校担任学监的刘希平接任了校长（据胡苏明说：“刘希平、高语罕在五中都教国文课，高兼英文，后任学监。”据此，刘似未担任学监——编者注），才把五中的风气振作起来。他的思想比较进步，对青年尤其爱护。一个住在市内的学生，因为成绩太差被开除，他不时上他家，问他这门那门功课温习好了没有。当他知道这个学生学习有了进步，就仍然把这个学生召回学校，使之终于完成了学业。这是何等可贵的教育精神！把他和潘仰仙相比，有天地之别。有的则头脑冬烘，态度顽固，二女师的学监姚慎思，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仿佛是“圣贤的化身”，处处遵着“经训”办事。他把女校当成“闺阃”。一道朝着大厅的园门常年总是闩闭着，学生要会亲友，一定要经他准许方能把门打开，他还陪坐在学生旁边，倾听她们的谈话，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监。这个学校的学风锢蔽，可见一斑。至于萃文、圣雅各两校，都是帝国主义为着达到它们的特殊目的，利用中国人的钱来培养为它们服务的奴才而办的，它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利用高大洋楼，幽美园地来招徕中国学生，可是你一进了学校，便得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学习和生活。“圣经”是一门主课，吃饭也要祷告，星期要做“礼拜”，不论是教徒或非教徒，一切都听命于“主”。主，就是死钉在墙上的“十字架”，它侵占着学生的整个心灵。当然，这两个学校也有少数教员如禹子鬯、陶枕秋、宫乔岩等人都是很好的。 那些年间，芜湖学生的生活是最枯索、最单调的，电影院、公园和公共文化场所，全是一个“空白”。他们不但与社会很少接触，学校与学校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男校和女校更是“比邻参商”，从不碰面。就在一个学校里，高班与低班也不多接近。各人只是埋头读书，追求知识，希望学得一些本领，将来升学找事（事就是工作），好有可靠的“本钱”。因之，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群众关系”、“集体观念”。即使他们在校内、校外有些个人间的往来，也离不开“乡土的”或“血缘的”关系。所谓“活动”，不过是校际和班际的球赛。而由于没有正确的体育目标，往往因为争强好胜而造成纠纷怨隙，谈不上什么增进友谊。那时用以培养学生品德思想的，也有“修身”一门课，但那是从儒家的经典中抄袭些断章残句，给学生说教，有的先生还摘取王阳明“格物致知”的理论编成教材，显示他的渊博。这类空无边际的深文奥义，使人听得莫名其妙。这种教育方法使得有些同学迷恋于“才子佳人，风花雪月”之类的东西，让自己的精神弄得颓废消沉。也有的烦闷不过，唱一出“文昭关”或者其他什么什么了事。当然也有些人从他们本身所感受到的具体问题（最多是经济的、婚姻的），因而对当时的现实社会感到不满，可是那些问题怎样产生，该应怎样去解决，那里有出路，什么才是真正的出路，思想上都是模模糊糊的。 二、芜湖学生运动实事 （一）近接“五四”运动的浪潮 波渊壮阔的“五四”运动象一股巨大浪潮冲击到芜湖，各中等学校经过多次相互接头和酝酿，就在“五四”后几天，教员代表刘希平、高语罕、王肖山、陶枕秋、李子寿、姚慎思、禹子鬯……学生代表何其巩、朱大猷、蒋侠僧、李宗邺、郑协之、翟宗文、潘序祖、方金銮、李相珏等……数十人，齐集在西门詹家巷乙种商业学校内，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决议：“组织芜湖市教职员联合会”、“组织芜湖市学生联合会”、“致电北京各大学表示极力支援”、“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施肇基等请其对损害中国主权利益的任何决定拒绝签字”、“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惩办曹汝霖等卖国贼”、“通电全国大中学校请其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决定派代表与宁、沪学生取得联系”、“决定全市罢市、罢工、罢课”、“决定举行示威游行”、“决定要求全市商人抵制日货”，并选定了学联正会长何其巩、副会长蒋侠僧（即蒋光慈）、郑协之。芜湖学生运动，从此正面展开了。 各校实行罢课后，接着就要举行示威游行。这时碰到的最大困难问题，就是商人不愿罢市。学联代表多次与商会洽商，都得不到结果。于是学生大队开往商会请愿，有的声泪俱下，有的跪在地上请求，这才使他们受到感动，终于答应罢市。 为求第一次出马就能取得绝对胜利，作了严密的布置。各校组织纠察队，编配游行队伍及童子军，印刷“鸡毛报”（用黄表纸粘上鸡毛，滴着鸡血，印有“爱国商人就要罢市，谁要不肯，就是甘心做亡国奴”的文字）及传单。并准备应付可能与军警、奸商及日本鬼子发生的正面的冲突。大游行的头天晚上，担任“前哨”的同学，先进了城，他们乘着更深人静，把鸡毛报投进各家商店，并划定分布各校大队及童子军守卫的重点地段。 当天早晨六点多钟，全市学生队伍分路汇集商业中心的长街，各校排列在指定地段，童子军把守着规模最大的各家商店，用长绳横拦在它们的门口，手持军棍在那里守卫。纠察队不断来往梭巡，气势非常伟壮。市，就是这样罢成的。由于商店不能开门，街上挤满了人，车辆也无法通行。不用说，店员和人力车工人以及肩担手提的劳动者，也都罢了工。 十点多钟，商店全关了门，学生队伍集中起来示威游行，加上临时参加的市民群众，汇成了一支大军。队伍开往留春园（皖南镇守使署所在地），经过了大马路、江口折转到河南，包围了日本领事馆，它的警卫撤除了，大门紧闭着，任你怎样冲击，里面寂无回声。碎砖石块象雨点一样抛向日本领事馆的屋顶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走”、“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湾”……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真叫日本鬼子胆战心惊。市民当中有人说：“东洋佬平常多么凶，今天也比我们矮三分”。人民对自己的力量感到多么自豪，芜湖空前示威大游行，就是这样胜利结束了。 （二）劈招牌和打商会 芜湖学联继第一次示威游行之后，就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各校同学自动表示“不买日本货”、“不坐日本船”，并订定具体办法，互相监督、互相检查。同时组织宣传队，不断上街宣传，要求商家立即停进日货，并将余货售完为止，以后不再经售。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劝告，商人置若罔闻，日货还是大宗的涌进。于是学联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促使他们憬悟。 当时各大市店和百货店除在门头上装置的总招牌（店号）外，并有直牌子镶在柜台旁边，上面漆有“东西洋货”或“欧美呢绒”的金字，充分表现它们“崇帝拜洋”的心理。 大约在七、八月里，一天下午，学联会长何其巩，蒋侠僧等领着各校的“劈牌子队”，带着斧头、钻子、小刀跑到各大商店，把“东西洋货……”的金字全部劈掉，一般市民都拍手称快。那些商店虽然停止营业一天，表示对抗，但因装有这类牌子的店家究属少数，其他商店照常营业，并不同情它们。几家大布店和百货店的老板很狡猾，过了几天，原招牌上都换上了“京广百货”、“国产呢绒”的闪亮金字，形式上是改变了，可是内容还是“原封不动”，照样进的是日货，卖的是日货。 一九二〇年三、四月间，学联看到宣传、警告，一点不起作用，那些狡猾商人唯利是图，根本没有什么国家观念。因此，写信给商会，要求它们提出保证：全市商家不再购进日货，现存余货，售完为止，以后如再进日货，即行焚毁。日子隔得很久，商会没有回答，学联决定再向商会请愿。 ××日（日期记不清）上午八点钟左右，学生大队开往花津桥，把商会层层密密地包围起来。当时商会董事正在开会，讨论对待学生要求禁止日货进口的对策。学生翟宗文等说明来意，要求商会提出书面保证。商会会长汤善福坐在一把大椅子上，一点也不吭声，好象没有听见的样子。学生一批批涌进会场，有的连讲带哭地说服他，有的跪在地上请求他，他才勉强敷衍几句，全是强调商家困难的一套话。董事先生们当然跟他一鼻孔出气。从早到晚相持了一整天，还是得不出结果。外面下雨了，大家忍饥熬冷地在那里等待着。这时人群中发出一阵狂烈的呼喊：“要他签字，快点签……”。汤善福还是面不改色地“冷”坐在那里。大家冒火了。一个同学拿起一根木棍（可能是童子军棍）朝着汤善福打去，被一位姓徐的董事拦隔住。又一个同学抓起会议桌上的茶杯砸去，总算幸运，只擦破汤善福一块头皮，他躺在那里不动。董事先生们乱成一团，喊着：“请不要打，大家好商量。” 正当情势最紧张的时候，皖南镇守使马联甲派了一营兵荷枪实弹来镇压。同学们立刻调整了队形，把女生调到最前列。军队刚一开到，女生就放声大哭起来，全体高呼：“我们中国人要爱中国……”等口号。那些士兵听到哭声，有的感动得掉眼泪，有的说：“学生好，俺们不能跟他们为难。”就在这个时刻，商会会长汤善福在群众正义行动的面前，终于叫他的代表陶玉堂在保证书上签了字。 （三）支援“六二”和“驱李”运动 一九二一年，安徽督军倪嗣冲因老病不能问事，军权由其侄倪道烺代管、而以马联甲为军务帮办。六月二日，省议会开会、马联甲出席会议。安庆教职员和学生为着反对“盐斤加价”和“增加教育经费”问题向省议会请愿。教职员代表光升（明甫）、学生会代表方乐周（即方路舟）等与马联甲及议长赵继椿谈话发生冲突，马联甲挥令军队实行残酷的镇压。第一师范学生姜高琦身受枪伤多处，旋即殒命。第一中学学生周肇基被拖进议会内毒打，不久也就死去（据戴文秀“六二”学潮日志，姜高琦死于七月一日。又宋伟年说，周肇基受伤后半月伤愈，又隔了两月才死去。——编者注）。其他学生戴文秀等也遭到轻重不等的伤害。法专校长光升当时愤激万分，揪住马联甲的衣领，直批其颊，当也被他们击伤。消息传来，人们异常痛愤。教联、学联立即联名电省，表示坚决支援安庆学生的正义行动，抗议马联甲的血腥镇压。几天以后，安徽学联代表方乐周专送姜高琦血衣到芜湖，当天就抬着血衣游行。随即推派教职员代表王坦甫、毕仲翰、高语罕、佘小宋、王岳庐、王肖山、龚念祖，禹子鬯……及学生代表王积渲、朱大猷、马寅寿、薛卓汉、胡金台、翟宗文、翟光炽、张承猷、凌颂阁、洪兴荫、秦朵、沈绍芬……等数十人组织“芜湖援助姜案代表团”奔赴安庆，与省会教职员、学生联合斗争。 这时，芜湖“公职”、“甲商”两校又相次建立，学生运动阵容更见扩大。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代表团到省以后，即向省长公署投递意见书，要求“惩办凶犯并恤死抚伤”、“解散省议会”、“实现省教联、学联所提各项要求”。并在所谓“军务帮办”公署前，高呼“惩办杀害学生的主犯马联甲”、“逮捕杀人凶犯赵继椿”等口号，又到安庆检察厅、审判厅递交控诉书，要求对“姜案”主从各犯提起公诉，并尽速判定罪行。代表等几次往检、审两厅催办“姜案”，官方避不见面。七月四日，学生代表张承猷、翟光炽等恰与检查厅长刘以茀在省会警察厅门前相遇，翟宗文飞步赶上，扣住他的包车，说：“我们要同你谈谈‘姜案’的事，请你下来。”刘以茀神色慌张，催着他的车夫“快走”。大家蜂拥而上，有的抓住他的车把，有的拉他的膀子，把他拖下来。刘以茀的绸大褂子被扯破。大家把他拥向省长公署，经过警务处，他想往里面躲，卫士把他推出来。他终于被拖进省长公署，见了省长聂宪藩，哭诉学生打了他。聂笑笑，最后向学生代表说，你们让他回去罢。刘以茀于是踉踉跄跄地走了。 代表团住在安庆很久，直等到关于姜高琦葬事及教育经费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结论，才回到芜湖。但还留下少数人在那里，商讨今后为“姜案”继续进行斗争的办法。 “姜案”发生后，倪道烺、马联甲认为省长聂宪藩对学界“姑息纵容”，不与他们同声共气，觉得必须换成自己人，才好控制一切权力。遂用巨款运动北洋政府派李兆珍长皖。省芜学界听到消息，决定坚决抗拒。八月下旬，又组织“拒李代表团”前往安庆。等到知道李兆珍九月初来省的确讯，省芜学生日夜轮守江岸，准备等他一下轮船，便给以迎头痛击。不料他使用诡计，从对江大渡口下船，改乘小轮由五里庙溜进了城，偷偷地钻进省长公署。于是省芜教联、学联决定举行示威大游行，表示驱李决心。十六日上午结队游行后，随即驰至省长公署，将它前后包围。省署卫士进行镇压，群众怒不可遏，向前涌进不止，终于迫使他们放下武器，而紧闭省署大门。其时全城市民围观如堵，一致发出怒吼：“李兆珍不滚蛋，就连省长公署都烧掉它，看他这只老乌龟缩到那里去……”李兆珍在这样的巨大威势之下，知道干不下去，过了几天，就又偷偷地溜走了。从“六二”到“驱李”两次运动的胜利，安徽民气日渐高涨，军阀官僚的气焰稍稍下降。 （四）反对贿选省议员的召集 在“六二”运动后，省议会的议员任期已经届满，接着便要进行三届省议员的选举。当时安徽教育界及社会人士孙养癯、宋竹荪、洪子翊，周松圃、史恕卿、孙闻园、李光炯，光升、朱蕴山、刘希平、高语罕、王肖山、卢仲农等创设《评议报》，主张清除倪、马分子，希望能够选出比较开明公正的人士。同时全省学生也利用暑假进行广泛宣传，阻止各县豪绅活动“初选”。但是军阀爪牙、姜案凶犯，挟其强大背景与金钱势力，威胁利诱，无所不至，所以他们当选名额仍占多数。这批贿选议员以“民意代表”的名义，要挟省长聂宪藩召集开会，想达到他们推卸姜案责任与争权夺利的目的。省芜等地除揭发贿案，指名控诉外，并电北京政府及省长公署，请予撤销他们的当选资格和制止三届省议员的召集。但时隔数月，仍在拖延，因此，乃决定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 芜湖代表团紧接“驱李运动”之后，首先搜索“公益维持会”分子。因为他们不但是军阀的走狗，而且是贿选的包办者。其次，就直接“访问”贿选议员，进行正义的说服。他们都已闻风走避，遍觅不得。最后找到马仲武，他是前届议员又兼一农校长，素以议员当中“鹅毛扇子”著称，这次他又当选。学生代表翟宗文、薛卓汉、翟光炽、马寅寿等到他家时，等候很久，才被接见。在谈话中，大家劝他带头登报声明，放弃当选资格，他态度倨傲，昂头四顾，笑而不言，因之激起大家愤怒。有一位代表对他脸上吐了很多的口沫，他看情势奈何不得，只好默无一言，退入内室。一次不寻常的会见，要比十通电报、百张诉状，效果都大得多，以后就再也听不到“三届（贿选）省议员召集”的消息了。 （五）支援黄包车工人大罢工 一九二二年春间，二农学生薛卓汉、胡金台、王思（即王持华）等，一天在晚饭后散步到铁路埂（芜湖东门“启春关”外的一条大埂），看见黄包车工人三、五个一群的蹲在地上，发出低声的怨叹，“日子真过不下去，行里又加租了……”。薛、胡两位都是皖北人，他们语音相近，大家坐到一起，细谈原因，才知道车行老板因为警察厅增加黄包车牌照税，遂把这层负担转嫁给黄包车工人。于是薛卓汉等激发义愤，报告学联，决定予以大力支援。具体办法是：1.分区、分段组织黄包车工人实行大罢工；2.向教员、同学募捐现金，支持黄包车工人及其家属两天生活；3.推派代表向芜湖警察厅请愿；4.假歌舞台（今大众电影院地址）开“芜湖劳働大会”。各项办法决定后，薛卓汉、胡金台两同学深入黄包车工人群众当中，跟他们一道拉车，帮助他们组成十多个小队，推定指挥及联络人，作好一切准备。 在举行大会的头一天，佘文烈、翟光炽、赵宗汉、王崇典、刘长青、张承猷、翟宗文、王思、秦朵、马寅寿和以黄包车夫面貌出现的薛卓汉、胡金台及黄包车工人代表一百多人赴警察厅请愿，提出四点要求；1.批准假歌舞台开大会（当时任何集会都要呈经官厅核准）；2.取消增收黄包车牌照税及车行加租；3.命令车行退回已收的新加车租；4.车行应顾念车夫生活困苦，按照原租减少一成。警察厅长徐绍修表示除第二点可予考虑外，其他概不接受，尤其是不准开大会。他说“戒严期间（军事机关听到罢工的风声，先期宣布戒严）禁止任何集会，就是我不阻难你们，‘帮办’也决不许可。何况你们要开的是什么‘劳働大会’，这样的名称还没有听见过。不说别的，就是你们呈文上那个‘働’字，我就没有看见过。”大家同他相持了半天，最后，他板着铁青的面孔说：“我不能跟你们多谈，你们若是一定要开那个会，那就只有各行其是。”从他的神色和语气当中，就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当他送客出门的时候，二农的一位同学吐给他一脸唾沫，说了一声“看你的吧！”门前两边荷枪的卫士，也只有看着他们的厅长垂头丧气地回去。“愿”就是这样“请”过了。 第二天，天微微亮，大群的黄包车工人和学生大队在铁路埂上集合，临时做了混合编排，一队学生，一队工人……“前锋”和“殿军”都是学生。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着预定的目标——大会会场的歌舞台前进。排在最前列的是“芜湖劳働大会”的旗帜，由学联代表翟宗文和黄包车工人代表扛着。一路呼着口号，散着传单，并向市民讲述罢工原因。走到半边街（今国货路）转上大马路的出口，一个担任“前哨”的同学，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歌舞台门头上高挂着‘军务帮办’的大布告，两旁军警密布着，个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做好放射的姿势，歌舞台的铁栅子也拉满了……。”不消说，这是武装镇压的形势。 “冲！管他妈的什么”，全队愤怒了。行列里忽然跑出一个学生，一口气就冲到歌舞台门前，他把身子一纵，把那块用铁环挂在门上的木质长方大布告牌死命地扯下，朝地上一接，几脚就跺成了碎片。大队飞也似地赶来接应，那些老虎架子的军警呆若木鸡地死钉在那里，上了刺刀的枪支依然斜斜地托在他们的手上，好象人跟武器在那里相对嘲笑。 大会会场临时改在十三道门（今鸠江饭店地址）的广场上，周围环绕着的市民足有上万人，倒比在歌舞台开会气象要盛大得多。大会喊过口号（口号大致是：“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劳工神圣”……），通过决议（决议是：“发表致全国工人通电”、“坚决要求集会自由”和“取消牌照税”、“减少车租”……），正在宣布散会的时候，一个同学跑来报告：“大批军警出动了”，大家立刻化整为零地散开。后来听说马联甲派了两营兵来镇压，想来他们只有向着一片空场“显显威风”。 大会过后的第二天，“军务帮办”的布告又出现在歌舞台对面的一块石碑上。内容是：“查戒严期间，禁止一切集会，××日竟有流氓乱党纠众滋事，胆敢毁坏本署布告……本署正在缉拿……”。一块木牌布告被打烂了，他倒变得聪明起来，还想依靠石碑来维持他的威信。但是，他的那位受过“口沫洗礼”的部下偏不替他争气，却把“流氓乱党”们那天所提的条件毫无折扣地办到了。 （六）打盐冈及泰和西 芜湖在对日本经济侵略的斗争方面，情况极为复杂。这里有日商直接经营业务的洋行，也有专门经销日货的奸商，前者如“盐冈”、“前田一二”等，都是规模最大的商行，它们公然运进大宗货物，就地供应中国商人，控制芜湖市场，后者如专卖日产玻璃或玻璃器皿与百货的商店“泰和西”，它是资本雄厚，臭名昭著的奸商。因此，一方面要劝阻这类商人专卖日货，一方面又要打断当地供应的货源，所以对它们要作特别尖锐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四月间，二农的一个同学，一天晚上经过大马路（三街头）日商盐冈洋行门前，发现它把大宗货物交给中国商人搬运（它们给中国商人交货，总在夜晚），就及时报告学联。第二天夜晚，学联派了一些同学前往察看，果然又有一批货物正在搬运。学生要求在那里提货的中国商人把那些货物送往商会封存，商人不愿。双方正在争持不下，盐冈的日本“管事”（即经理）出来干涉。他操着纯熟的中国语说：“货是我们行里的，你们管不着。”学生方面认为货物已经出门，就不属于该行所有。争论很久，不得结果。这时从盐冈出来了十几个人，对着学生大骂：“你们是什么东西，也配管我们的事……”时间已入深夜，学生人数又少，只得忍着气愤回来。 学联为着保持中国人的尊严，决定跟日本鬼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就在同学被辱骂的第二天（即发觉该行交货的第三天）上午，各校结成大队到了盐冈洋行，质问他们为什么昨天晚上胡乱骂人。盐冈洋行管事态度非常强硬，指着和他交涉的几个同学乱骂。行里一小撮日本鬼子也来帮腔，激起了学生的愤怒，就把它的帐桌踢翻。外面的大队也就把橱窗玻璃打毁。在群众威势的压力下，他们一个个地瑟缩着不敢动了。 事件发生后，日本领事出面干涉，跑到芜湖警察厅，提出惩办学生、赔偿损失及由中国官厅向日方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干涉日商销售货物自由等等要求，并提出“损失单”，上面开了大批东西，说是这些东西都被学生打坏、抢走了。他还不知道芜湖县知事余谊密已经在当天就到洋行查看过，在他所持的损坏器物单上，经过该行日本管事签过字的，就是橱窗上两块大玻璃。日本领事伪造栽诬的伎俩，终于被铁的事实粉碎了。 学联听到日本领事提出无理要求，立刻通知各校结队上警察厅，并请一位日语流利的教员华仲翰做他们的代表，同日本领事辩论。那个一点没有外交人员风度的日本外交官，气势汹汹地对待毕仲翰，讲了许多横蛮无理的话，毕仲输理直气壮地斥责他。于是那位日本领事气愤更大，举起拳头要想动武，学生代表薛卓汉迎上前去，把他一掌推开，周围的同学齐声喊着：“把日本鬼子拖下来，打死他……”。那位日本帝国外交官，脸色顿时变得灰白，一声不响了。这件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同学们都自豪地说：“这是国民外交的胜利。” 同年的夏天，各校同学会同全市店员一道进行日货调查登记（详细办法见后），寺码头附近的泰和西商店，一贯是专卖日货的，所售的商品，是玻璃及玻璃器皿和百货。因之这里配置的调查小组也比别家要强些。调查人员走进该店，向他们说明来意。该店老板拒绝交出进货簿。大家婉言劝告，他不肯接受。有的同学翻查他的帐桌，拉开抽屉，看看进货簿是否藏在里面，他就破口大骂：“妈的×，你们今天闹这样，明天闹那样，天都给你们闹翻了，闹得我们生意都不能做。又要登什么记。我们这里没有进货簿，你们到别处去要吧！”这时一个同学很气愤，牵了一下他的袖子说：“这是外交后援会决定的，家家都这样办。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肯把进货簿交出来？……”那位老板把袖子一甩，怒气冲天地说：“你们还想打架吗？”顿时店里有五、六个人拥上来，推的推、拉的拉，把学生张泰康挤晕倒了，他和另一同学胸部都被他们的膀子撞伤。一位同学赶往附近商店告知其他几个小组，很快就集中二、三十人。当他们听说这家商店蛮不讲理，激愤之下，把店堂里玻璃和器皿全都打光。 之后，泰和西向芜湖地方检察厅控告。法官起初还想偏袒他们，说：“闯入商家，毁坏器物，应负法律责任。”但经受伤同学说明原委，并验明他们确实受有伤害，乃以“免予处分”了却这件公案。同时外交后援会征得商会同意，在该店门前张贴通告，将其封闭，堵塞了日货倾销的一条门路，也使一般奸商知所警惕了。 （七）组织对日外交后援会 一九二二年五月，芜湖各社团，为集中爱国群众力量，统一抵制日货行动，假北门农会（今北内小学地址）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组织“芜湖对日外交后援会”。教联和学联首先表示支持。商会代表姜少廷、佘策琴及各团体代表一致赞成。当场选定姜少廷、佘策琴、王子勤、朱棣庵、汪耀侯、马春霆、李克农、佘小宋、王持华、薛卓汉、唐道海、台贻谷、秦朵、吕素蟾等二十余人为委员。决议：1.与沪、宁各地外交后援会联络一致，进行抵制日货运动；2.办理芜湖各商店现存日货登记；3.设立检查组，在海关及大、小轮船码头及港汊地带检查日货；4.设立鉴定组，聘请富有经验的各业正派商人担任鉴定工作，必要时，经过全体委员会同鉴定；5.设立宣传组，用文字和口头宣传，劝告商家不要购进日货，劝告旅客不要坐日本船；6.印刷分类套色“货样簿”分发各商家及鉴定、检查两组，以凭核对货物种类、质料及样式。 外交后援会成立后，首先就开展调查登记工作。因为各商店的“同事”（一般商店对店员的称呼）大多彼此认识，不好破除情面，所以这项工作主要依靠学联，并配少数店员一道进行，按照长街各地段，分成若干小组，在同一期间携带登记表及“印章”分至各家商店进行调查登记。办法是：先由商店交出进货簿及“提单”（又叫“派司”），然后据以核对货物存量，逐一登记，加盖印章及注明登记日期。现存货物，仍准出售，登记的作用，是防止再进新货，并不影响商人当前利益，所以一般商店都乐意照办。 同年秋间，成立检查组，办事地点在洋码头（今华盛街）“中江旅馆”。检查组的基干是学生、店员和正派商人。他们轮流值日，每天早上交班，每周汇报一次。各校每天分别派出五至七人，商店每天每家派出店员二人，汇集检查组分配地点，并带货物检查表分头检查，查获日货，即时会同货物所有人送至商会或商团存放，再经鉴定组鉴定后分别处理。 第一批查获的货物，就有几十箱，以布匹、百货为最多。通过仔细鉴定，确可证明并非日货的商品，由商家出具领条，分别领回。如确系日货，则由鉴定组及鉴定人会同盖章签字，经过商会派人检验，并经货主承认，再由各社团代表会同按单、按箱（或包装）逐一点件，临场监视，在十三道门空场焚烧（后来还在西门烧过一次，数量较少）。商家屡经事实教训，日货几于绝迹，因之本国产品也就逐渐有了市场。 同时，检查组还和宣传组配合，分派小组带着文字简明的传单，在各轮船码头上散给旅客，劝告他们不要坐日本船、不要买日本货。后见还有很多旅客从大阪、盛京丸等日轮下岸，各小组又带有镶嵌“亡国奴”三字的棕制及烟墨提盒，在日轮码头等候，见有服装华丽的旅客走下日轮，就在他背上盖着这个印记。当时，长江各大、中商埠，一致实行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几艘客、货俱空的日本轮船开到芜湖，只有在江上发出它的“哀鸣”。 同年七月，上海爱国商人发起组织“全国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函请各埠爱国团体参加。重庆、宜昌、沙市、汉口、九江、南京、镇江、通州等地都有代表前往，芜湖外交后援会也派有代表参加。当时反日爱国运动，已经由各个地区的局部运动，扩大成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运动。 （八）反对许世英的苛政 安徽的局势几经演变，李兆珍被赶走后，省内、外人士提出“皖贤治皖”的要求。北洋政府因派许世英任安徽省长。这是一个貌似开明而其实十分圆滑的老官僚，所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足有几十年之久，一直是“不倒翁”。他到省后，一面表示同情教育界人士和学生的正义行动；另一面却用“八面玲珑”的手腕，分散他们的阵容。当时芜湖教育界中坚人物如×××（据宋伟年云：此人是指高语罕、当时被派官费留学德国——编者注）负着“一时清望”，出国远游。×××（据宋伟年云，此人是指王肖山，当时被任为繁昌铁矿监督——编者注）则受他的拉拢而“舍教从政”。也有的先生，因为他能对抗倪、马，而把他当作一块盾牌。学生当中的骨干分子，只要是当届毕业的，他都给以官费派往日本留学，让他们“各奔前程”。这些做法，当然与倪、马摧残教育、残害青年，有着根本不同。但在他的主观意图上，则是为着取得学界的好感，提高自己的威信，而使他的行政措施得以畅行无阻。这可以说是他的“政治技巧”。但是事实不能尽如他的想象，芜湖学生斗争的猛劲，并不因此而削弱。他们坚持崇信真理，分清是非的原则，遇善则相从，遇恶则必争，不论谁来主管省政，都是这样对待的。在他们看来，北洋政府的官吏，都是“一丘之貉”，只不过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方法与手段各有程度上的差别罢了。 大概在一九二二年八、九月间，许世英借口本省财政支细，决定设置“和尚港米捐局”，向来往过境米商抽征税款。他只顾到增加税收的一面，并不考虑它所产生的后果。商人以牟取高利为目的，多出一道税，必然抬高米价，把这项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这种层层剥削，将更增加人民生活痛苦。芜湖学联得到这个消息，立即致电省署，表示坚决反对，同时，电请省学联就近向省署力争，阻止这项设置。后来省、县各法团纷纷电省一致反对，在民气沸腾的压力下，设置米捐局的决定，终于被打消了。 平心地说，这还是基于许世英一贯善于“观测气象”、“见风转舵”的圆滑作风而获得的结果。他比那些愚蠢而贪婪的家伙毕竟要聪明得多，这是值得给许世英题下的一行“碑铭”。 （九）反对曹锟贿选 一九二三年，直系军阀头子曹锟，挟其强大军事力量，企图篡窃国柄，控驭一切。国会议员吴景濂等卖身投靠，受其贿买，所以曹锟居然当选“大总统”。当时反对军阀窃据政权，要求解散国会的声浪弥漫全国。广东方面，孙中山先生更是主张声讨曹、吴，奠定国本。皖直战争也有一触即发的趋势。芜湖学联也和各地学联一样，投入了反对贿选的斗争。 国会议员彭昌福、吕祖翼家都住在芜湖。学联决定一面分电京、沪、粤、汉各报，否认曹锟当选，要求惩办“猪仔议员”；一面采取直接行动，对彭、吕二人给以沉重的打击。作用是促使各地闻风兴起，都来痛创“虎伥”，藉以伸张民气，好教曹贼胆寒。 学联通知各校，在一天早晨，汇集东门，组成两队，分途出发。一队驰往官沟沿彭昌福家；一队则至米市街吕祖翼家，问知彭、吕二人都在北京，因之临时决定清查他们的赃物。在彭昌福家，发现了装得满满的一箱沙票，大家认为那么多“造孽钱”，不是榨取人民血汗，就是贿选得来的。于是把它抬到院子里，倾箱倒出，举火焚烧。当时挤满四周的居民群众都说：“他们把许多钱藏在箱子里，怎么不叫老百姓穷死。把它烧掉，真是大快人心。”吕祖翼家早就把东西隐藏起来，连家具也锁在一间屋子里。大家没有找到人，总算是便宜了他。 第二天，本市两家报纸都以显著地位登载了“学生大打猪仔议员”的消息。芜湖反对曹锟的斗争，也成为全国巨大浪潮中的一股激流。 （十）组织非宗教大同盟 芜湖教会办的两所中学一一萃文、圣雅各，都规定“圣经”是一门必修课，星期天（教徒与非教徒）都要做“礼拜”。它们把实施奴化教育、宣传宗教迷信、当作办学的目的。不过，萃文方面由于中国教员禹子鬯、陶枕秋等（高语罕也在那里代过课）比较尚能迎合时代潮流，在学生中有相当的威信，因而能有左右学校行政的力量。萃文学生郑协之、翟宗文、翟光炽……等之能参加学生运动，并不是偶然的。虽然如此，外籍教员压迫和轻侮学生的情况，也还是相当严重的。一九二一年，英国人华尔登（主管教导）有一次把一个学生一脚踢得从楼上滚到楼下，遂激起了罢教、罢课的风潮。后经华尔登认错道歉，抚慰学生，风潮才告平息。圣雅各的情形不如萃文。校长卢义德及其继任者爱伦理一贯专横独断，控制一切，禁止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平时门禁森严，不准自由出入，因之各校同学同他们很少联系。学联组织初期，他们还有代表（潘序祖等）参加，不久便告绝迹。学生在校行动，也受极端压制。他们多次要求成立自治会，一直不能实现。有一个学生一天忘记做礼拜，校长就赏给他一记耳光。记过、开除，都是他独有的“特权”，中国教师不能过问。但是压力愈大，反抗力也就愈强。该校在一九二三年上学期终于爆发了特大的风潮（风潮起因很多，主要是反对外国人的压迫），全体学生对帝国主义分子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大群学生在同一天把行李全部搬出学校，结队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分子假借办学名义，压迫中国学生，吸取中国人民血汗，供其高贵享受种种罪恶，并历述平日在校遭受打骂及被克扣伙食等等具体事实，希望社会人士予以同情，支援他们的正义斗争和学业前途。该校校长见事态扩大，恐将激起全芜湖教育界和学生、市民的公愤，再三派人挽劝学生回校，但是他们决心坚持到底，毫不妥协，从此与教会学校绝缘了。 这次风潮规模之大，在芜湖是从所未有的。一般学校发生风潮，不是开除几个带头的学生，便是学校当局说服抚慰了事，而他们则是全体出校，坚决脱离，这就说明他们对于奴化教育和宗教迷信有了深切的痛恨和真正的觉醒。 就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了“芜湖非宗教大同盟”。教育界的先进人士和各校的进步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全市掀起非宗教运动，发表宣言，主张“收回教育自主权”、“取消教会学校”、“打破宗教迷信”、“驱逐外国流氓骗棍”、“维护民族尊严”、“发扬爱国精神”……这个运动在芜湖是第一次出现，从此帝国主义分子再也不能依靠“上帝的威灵”吓唬老百姓。广大群众也逐渐了解宗教不过和鸦片烟一样，都是麻痹人民精神的毒素罢了。 接着，芜湖教育界人士决定，筹设新民、民生两个中学，容纳反宗教学生，并及时租定校舍于鲁港，让他们得所安顿。于是这群学生的正义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这篇东西，大致算写完了。时间过了几十年，往事真不容易追索清楚。虽然顺年编写，但遗漏一定还多，希望旧侣、新知能多给以补充和教正。我在芜湖读书时间仅至一九二二年为止，篇内临末两节，尚系根据友人所述，连带编成，至于更后的事件，只有留待其他同志来写，非我所能为力的了。 附录 完稿以后，又复忆起一些零星情节，但它既与学生运动有关，而又不便并入任何节目，只好把它汇在一起，作为“附录”。 （一）两种不同思想的斗争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期，也就是新、旧思想激烈斗争的时期。当然，那时所谓“新”，也只不过是把“小脚放成天足”的第一步，而旧的则还是睡在“古家”里一点没有觉醒。芜湖学联开始组织的时候，就碰到这样情况。 对于二女师参加学生运动，它们的学监姚慎思作出千方百计的阻挠，经过男校学生代表多少次的请求与说服和女同学们自己表示的热望与要求，才被允许派出代表。到了在乙商开会的那天，讨论到游行示威问题，姚慎思又提出他的“古典论据”，坚持女生不能参加游行。他用“斯文道地”的腔调说：“鄙人好文，鄙人还有一点意思，女生身体孱弱，最多只能列席会议，不能随同男生游行……”同他坐在对面的是高语罕，模仿他的腔调说：“鄙人好武，鄙人也还有一点意思”，接着就举拳击案说：“男女平等，法律上已经明白规定。国家到了这样危急的地步，不管男生、女生都是中国人，都有救国的权利和责任，为什么不让她们参加游行？”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终于通过了这项决议，连女生代表也发出一阵笑声。 从这个有趣的故事里，可以反映出新、旧交替的时代人们的思想的矛盾，更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学生运动是有多么大的困难。 （二）芜湖学生运动的中心 芜湖学生运动的基本力量，就其骨干分子来说，各校先后都出现过不少材质优秀、勇敢斗争的人，如郑协之、蒋侠僧、翟宗文、王崇典、薛卓汉、秦朵，他们都是有代表性的。但就其组织基础来说，则以二农、五中为支柱。这不仅仅因为它人数比较多，活动比较自由和没有教会的牵制，而且也有历史条件和教育作用等原因。 二农前身是“安徽公学”，而它又渊源于“安徽旅湘公学”。这个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李光炯先生在湖南长沙创办的。其后，因为他以身家性命为同盟会会员黄兴、周震霖、刘揆一等一百多人作保证，使他们得免于狱，而致自已处境艰困、于是迁校回芜，改称“安徽公学”，聘请刘申叔、陈独秀、苏曼殊、谢无量、柏烈武等担任教职，仍以学校为革命基地，策划长江一带革命工作（详见“晦庐遗稿”李先生事略）。方振武、李克农都是安徽公学的学生。在改建二农后，教员及先后任过校长的汪雨湘、王仁峰、卢仲农、王肖山等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者，所以学校里面还余存着一种革命气氛。这对青年人是一个很大的精神鼓舞。 五中前身是“皖江公学”，更早时期是“皖江书院”。刘申叔、苏曼殊也在里面兼过课。改建五中后、刘希平、卢伯森、高语罕都在学校任职。他们都是同盟会老会员，高语罕又尝以“钓叟”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所以在当时更被认为思想前进者（他后来背叛革命，变为托派。这里因叙述历史，不得不提到他）。他在一九一九年曾一度转到二农，第二年刘希平接任五中校长，他又回到原校，因之五中、二农学生都受着他的很大影响。 就由于历史的和教育的因素，培养了学生的思想和意志，所以二农、五中成为芜湖学生运动的中心。 （三）社会文化教育的推动 我在前面曾提到芜湖学生运动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为求比较全面，再作一些补充说明。 一九二〇年，《皖江日报》主笔郝耕仁与高语罕等把该报副刊改为《皖江新潮》，大致分为评论、小说、诗歌、戏剧、通讯等栏，主要内容是反对古文，提倡白话，反映社会生活，讨论婚姻问题……。当时蒋侠僧（即蒋光慈）、钱杏村（即阿英）等人，都是这个刊物的编撰者。社会各阶层人士及青年（最多是学生）争相订阅，风行一时。 随着《皖江新潮》的出观，鼓起各校学生兴趣，他们也出了些“油印”的小型刊物，如五中的《实践》，二农的《海灯》，都印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从此，校与校之间得以借它来起着知识交流和情感联系的作用。 同时，刘希平、高语罕等又创办了“工人夜校”，“商业夜校”。前者设在赭山脚下观音松（今皖大大门上首），听说还有一所，但不详其设置地点。学生是纱厂和黄包车工人及附近农民。后者共设二所，一在宁波会馆（今新芜路），一在长街青年会（今中长街）。学生是店员及社会青年（前工商报编辑张大荒就是商业夜校学生），工人夜校以后增设日班，改称“工读学校”，设有藤、木两科，专收工人子弟及贫苦青年，一直办到一九二二年。刘希平、高语罕，王肖山等都曾在这些学校兼课，不论风、晴、雨、雪，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芜关、二农、五中继上述各校之后设立夜校，由热心同学分别担任教课。学生中青年、成人、妇女都有。 这些文化教育的设施和发展，对促使社会进步和人民觉醒，具有很大意义，特别是对于芜湖学生运动曾起着先导和翼助的作用。 （四）大浪潮中的小洄旋 芜湖学生运动开展不多久，二农就在当年冬间发生风潮。起因很简单，部分同学为了“伙食问题”，要求撤换庶务（庶务又兼会计），遭了校长吴光祖的严词训诫，因而闹成打饭厅。 正在这个时候，马联甲派人要去两盆菊花（在二农菊花展览后），虽然它不是校长主动赠予，却有把菊花送给马联甲的客观事实。于是认为校长“献媚军阀”，因而激怒了高语罕，全校也顿时起了波动，变成复杂化的新、旧思想斗争，风潮更加扩大。其实，吴光祖从来没有跟军阀打过交道，所以他给全体师生公开信上以“知我罪我，付之历史”两句表明他的心迹。但他一贯的“家长作风”给他造成了困难，人们是不容易谅解他的。 由于二农风潮当时还是芜湖第一个风潮，而又发生在学生运动开展不久的时候，所以引起马联甲的注意。他把情况电告督军倪嗣冲，接着又把倪嗣冲的语气十分严厉的回电送到二农公布（电文大意：限令风潮五日内平息，否则即以武力解散学校，并饬开除为首滋事的学生）。就在电文公布的当天下午，大批军队包围了学校。结果开除学生何其巩、王思、马寅寿……等五人，他们都是出席学联的代表。这就说明了马联甲有意打击学生运动。这次风潮，替军阀帮了大忙，使它开了敢于镇压学生的先例。 在一场哭别之后，高语罕、王肖山也和被开除的学生同时离开了二农。事后想来，吴光祖固然性情固执，不肯变通，但他究竟还不失为勤勤恳恳的教育者，把他和潘仰仙（当时五中校长）相比，不知相隔多远。高语罕太激动，也太轻率，既没有很好地分析问题，顾全大体，以致于吴光祖“骑上虎背”，欲罢不能，也没有很好地指导学生，因而使他们受到了学业中断的损失，最后用大哭一场来收场，更可见他是典型的“歇斯底里”而没有一点办法的人。 第二年，二农校长换了汪雨湘，一说是卢仲农，被开除的学生多数又回到学校。 其后，二女师在姚慎思及吕美荪（继任校长）的高压下，也开除过学生代表吕素蟾、莫瑛、郭玲等多人，这些不过是大浪潮中的一点小洄旋。芜湖学生运动，不是军阀和顽固派所能扼杀得了的。 （五）恽代英与非宗教同盟 芜湖非宗教大同盟的组织，据说与恽代英有深切关系，这可能不是出之于想象。大概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间，章伯钧任宣城第四师范校长，恽代英在四师教书。其后他的弟弟恽代贤在二农教数学，所以他不止一次地来过芜湖，在二农、五中都作过讲演，他和教育界一些人士是很熟悉的。 在非宗教大同盟组织前，他可能因为革命的需要到芜湖来，对它有所策划。但他与哪些人接头，怎样计划进行组织，因为没有材料根据，不能弄得清楚，只好作为一种“存疑”，留待将来考证。 （六）几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 芜湖学生当中，有几位同学后来都走在时代前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今天已是革命胜利十四周年，他们的理想完全实现，而祖国新面貌，他们竟不及见。缅怀当年学生时代的情景，真不胜“风雨故人”之感。兹谨略为叙其一、二遗事，以志追念之忱。 蒋侠僧：（即蒋光慈）霍邱人。芜湖学联首届副会长。他在五中读书时，爱好文学，曾在《皖江新潮》发表过很多新诗和小品文。旋赴苏联留学，写有《鸭绿江上》、《纪念碑》……等诗篇。归国后，在沪从事写作，参加革命文学运动，为“左翼作家联盟”健将之一。鲁迅、郭沫若皆推许之。后病逝于沪。 薛卓汉：（又名卓汗）寿县人。一九二一年来二农，他是最热情、最踏实的人。每次由家往返，皆自负行囊，为一般同学所不能为。他与人每一接触，辄受爱重，而对学生运动，无不勇往直前。为了“支援黄包车工人大罢工”，他投入工人群众中拉车多日，帮助他们进行组织。其后，“打盐冈洋行”，日本领事出面干涉，他在芜湖警察厅以其巨掌推开日本领事，凡此皆足见其勇敢精神特别过人。嗣于一九二二年秋，进上海大学，课余仍参加革命活动。自是以后，消息沉寂，大革命失败后，闻其竟已牺牲。 王崇典：蒙城人。他在芜关中学时，颇工文词。学联文稿，常出其手，为该校学生代表中之“翘楚”。他性情沉静，不轻发言，但“言必有中”，遇有重大问题，辄即争论不休，必至达成正确决定而后止。后入伪中央大学，闻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反动政府杀害。 台贻谷：（即台一谷）霍邱人。他与左翼文学家台静农大概是昆仲或叔侄关系，约于一九二一年由安庆转至五中，他年少俊逸，性情活泼，素为同学所信爱。而在学联反日斗争中，态度尤为激烈，后进南京金陵大学。一九二七年春，大革命失败，闻在南京被杀害。（据宋伟年说，台一谷的死因复杂，据了解是一九二七年春天在武汉失踪的，真相不得而知——编者注） 祖晨：（即祖懋林）宣城人。五中学生。他具有豪爽不羁的性格和勇敢无畏的精神。在学生运动中，往往挺身而前，带头冲击。其后不知消息，只听说为革命牺性。 陈原道：六安（或舒城）人。二农学生。在校时潜心学习，人多爱其厚重。旋与同学汪菊农等赴苏联留学，闻因参加革命，在南京牺性。 汪传模：桐城人。他在二农时期，年龄最小。其父汪佛耀时任二农会计，对他管教甚严，平时甚少活动。后进武昌师范大学，闻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在武汉牺性。 李尔珍：（即李味农）和县人。他在二农读书较早，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毕业，留校任技术员，后与尹宽（硕夫）、季苏、李宏谟、蒋步瀛等同时赴法，参加勤工俭学。回国后，闻因参加革命活动，在山东烟台（或青岛）遭军阀张宗昌杀害。（此文系作者于1963年所写——编者注）（作者原二农学生代表）
“五四”时期芜湖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2》第03篇）
作者：胡苏明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芜湖的发展情况，是轰轰烈烈的，它在安徽爱国救亡史上有重要的一页。这一运动，对安徽继起的几次民主运动，亦曾起有直接和间接影响。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前后，在安徽所开展的革命活动，芜湖亦是主要阵地之一。这是由于芜湖位于安徽中心地带，当时它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商埠，又具有革命的传统。因此，从地理经济位置和社会历史条件来看，芜湖在安徽的重要政治地位，也不是偶然的。 “五四”运动的当时，我是安徽省立第五中学（下称五中，校址在芜湖赭山）的学生，也是运动的亲身参加人之一。时间虽已久隔，但当时有不多事实，使我终生难忘。因为当时个人接触面不广，局限性大，所写多为片面。例如，关于五中方面的事实较多，而于其它各校，我所知道的就很少。还有不少事实以及人名、时间，已经记忆模糊，只好缺而不写。所写的，亦必有讹误。所幸，当年共同参加的各校同学和社会人士，尚多健在，如我的五中老同学吴葆萼、李宗邺、马章禄、石原皋、张志远（张怀璋）、胡朝惠、李鸿杰等都曾亲身参加，有的是当时学生代表，有的是当年运动的闯将，且其多数家住芜湖。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力求真实、完整，必须相互印证，希予修正补充！ （甲）“五四”运动前的芜湖社会状况 （一）芜湖的地理经济位置 芜湖是屈辱于帝国主义势力所开辟的商埠，濒于长江南岸。上通安庆、武汉，下达南京、上海。南有青弋江，沟通皖南腹地，北据巢湖，控制整个皖中、皖东，为水陆交通枢纽，形成商品进出口的集散地，称为我国“四大米市”之一。皖南、皖中、皖东的农业主副产品和有关工业原料，都被买办阶级、投机商人、恶霸地主、封建把头，压价收购了，然后集中到芜湖，为帝国主义者掠夺而去。换来的多为消费品、奢侈品，又从芜湖输入内地，辗转倾销，层层剥削，迫使农村濒于破产。居间剥削的一群，则大发横财，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当时的芜湖商场，所谓“十里长街”、“万商云集”，完全是一座罪恶渊薮的城市，呈现着虚弱性的“繁荣”。 （二）帝国主义者视为殖民地 长江流域，原属于英帝国主义者所瓜分的势力范围。芜湖居于长江中游，亦称中江。一八七六年《中国烟台条约》签订，开为通商口岸，准许外国“驻扎领事”、“停泊轮船”，遂沦为入侵安徽地区的中心据点。英国设立领事馆，独霸芜湖海关，另有太古、怡和两个轮船公司，太古煤油公司，卜内门公司等交通、商业机构，从事掠夺。其它帝国主义者也相继侵入。美国的美孚油，德国的颜料、五金等等，都大量输入。文化侵略，美帝占有主要地位。除教堂、青年会之外，有两个中学、一个小学，还有弋矶山医院。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是后来居上，设立领事馆，还有大坂轮船公司、盐冈洋行。长街还有一家洋行，名字忘了。另有牙科诊所，是间谍指挥机构。欧战爆发后，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整个芜湖地区，遂为日帝势力所独占。日货充斥市场：洋纱、洋布、洋糖、洋火、搪瓷器、药品（仁丹等）、颜料、纸张、五金，以至文具、玩具等等，无所不有，大量倾销。我们的国货被排斥于市场之外。大米、杂粮、棉花、黄麻、桐油、皮油等等主要食品和工业原料，是被任意掠夺，予取予求。马鞍山铁矿和获港裕繁铁矿的矿石，被三菱公司和小幡铁厂强订特约，只准卖给日本。芜湖是屯转基地，设有三个专运码头，市民称为“铁壳船”的（即日货轮），每天都有三至五只，停泊江边，日夜下货上货。最使人侧目不安的，是英日帝国主义者的兵船，经常一只二只，有时多至三只四只，停泊在芜湖江面，日夜生火，如临大敌，还于深夜用探照灯，四周放射，故作惊扰。海盗式水兵，三三两两，在市区到处乱窜；有时列队巡游，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竟把芜湖视为他们的殖民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感的人们，怎能不痛心疾首，深怀亡国之忧！ （三）封建买办势力互相勾结 统治机构，有皖南镇守使署、道尹公署、县公署、警察局。镇守使马联甲、道尹祝基、县知事余谊密、警察局长宋学骞，都是北洋军闯安徽督军倪酮冲的嫡系和爪牙。封建买办集团的代表人物，有商会会长兼米业公会会长汤善福、商会会董兼布业公会会长陶玉堂等。他们互相勾结、上下其手，结成一个统治集团。商业封建组织，按商品性质、霸占范围，即是行会，分股八个公会。又有地区性所谓“帮”的组织机构如四明公所、广肇公所、徽州公所等，都属于商会统一指挥，垄断整个芜湖市场。另外，豢养一批封建把头、流氓地宿、帮会头子，分布到各个角落，成为他们的社会基础，充当打手。汤善福一伙，各有专用包车（人力拉的），装饰华美，一人拉，一人推，行驶如飞，脚踏铃声特别响亮。招摇过市，奔走于大小衙门、日英领事馆和各商会之间。大花园（即陶塘）里的烟雨墩，是他们的俱乐部，一桥横隔，有兵把守，成为禁地。马联甲去时，沿途派兵站岗，断绝交通。外国人亦时有踪迹，出入其中。这个所谓俱乐部，就是他们这个集团上下内外勾结，荒淫无耻、无恶不作的秘密魔窟。 （四）教育文化的黑暗剪影 芜湖有六个中等学校。萃文中学，圣雅各中学（下称萃文、圣雅各），是美国教会办的。校长都是美国人而用中国人姓名。萃文校长初为普尔其，后为华尔登，学生叫他华呆子。其实不呆，是故作呆痴，掩盖狡猾。有一个女教士叫毕小姐，教英文，是其助手。两人都喜欢研究中国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这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别有用心。他们中国话说得很流利，经常混在学生中间，表面上争取好感，暗中是企图获得情报，做间谍工作。他们以孔、孟之道、封建礼教来束缚学生。修身课课本，是《论语》、《中庸》；国文课（他称汉语）教材，不准选白话文。禁止学生阅读新出版书刊。同时强迫学生读《圣经》、做礼拜，一日三餐还默颂是上帝的“恩赐”，以宗教教义、蒙昧主义麻醉学生思想。他们认为“善良”的学生，就引诱入教，免缴学费，允许送进教会大学，限制学生只能在星期日下午外出。对触犯教规、校规者，斥令在“天主”、“圣母”像前立正，低头忏悔。这是学生最怕的一种惩罚。这些奴化教育的方式方法，圣雅各执行得更加严格，校长成为凶神。校址离市区较远，几乎与世隔绝。这两所学校，官厅是不敢过问的。 五中校长潘光祖（铜陵人），倪嗣冲爪牙，公益维持会主要分子、省议员。因为五中学生好闹“风潮”，特派他来镇压。他威风十足，经常对学生训话，说一不二。学监是他同乡，舍监是他妹婿，利用同乡做他耳目，侦察学生行动。他公开贪污，竟克扣学生伙食费，学生亦敢怒而不敢言。他与马联甲直接往来。这些官商绅学的头面人物，都结成一伙，成为统治集团的实权人物。潘一九二〇年春天死去，高语罕送他一副挽联：“生前怕读《朋党论》，死后愁听《好了歌》”，可以概见其人。 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下称二农），校长吴光祖，桐城人，是教育界桐怀派里的主要成员。他的任用私人、压制学生、贪污手法，都不下于潘光祖。举其一例：有两个学生反对他贪污、蛮横，被他开除了，引起学生公愤，要求收回成命，免予处分。但严遭拒绝，并加责斥。全校学生乃于深夜在操场秘密集合，环跪对泣，决定罢课，并发誓赌咒，表示决心，如再开除学生，即全体退学。事被吴光祖知道，一面声称要开除为首学生，实行镇压，一面唆使同乡学生何其巩等从中瓦解，带头上课。胡浩川、黄柳村等愤而退学。 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校长阮强（仲勉），桐城人，年近八十，不问校事。学监姚慎思，亦已年过七十，与阮亲戚，掌握实权。校内校外，都称阮为“阮老圣人”，称姚为“姚老贤人”。这两人，在当时负有声望，所谓道德文章，亦有可取。但是思想腐旧，行为保守，跟不上时代潮流，且以卫道者自居，崇奉孔夫子，笃守桐城派，男女大防，不准逾越。对当时传播的新文化、新思想，是拒不接受的。姚的学监室即在校门右边，面对学生会客室。学生出校、会客，必须经他批准，学生又称他为“牢头禁子”。亦举一例，以概其余。一天晚上，学生在教室自修，厨房突然起火，与教室仅一壁之隔。姚老贤人责令厨工自行抢救，不准声张。他自己急忙将教室总门，对外加锁，又把校门紧闭。火势越烧越大，邻居不能入内，呼声震天，学生不得外出，哭声震地，一时混乱不堪，而姚老贤人则从容镇静。校门被打开了，外人一拥而入，把火扑灭。这次厨房虽然烧了两间，而学生幸免于祸。这一消息传遍芜湖市。因为二女师校址在西门铁锁巷，有人作了顺口溜：“铁锁巷，锁女牢。圣人阮，贤人姚，女犯烧死不准跑。”并有以悟真笔名写了一篇记实报道，刊登在李辛白先生主编的《新生活》周刊第三期上面，加以鞭挞。 芜湖有两家报社，《皖江日报》、《工商日报》，都是商办，专为官、商两界服务的。其内容，嗅不出一点新鲜气息。《皖江日报》主笔郝耕仁、《工商日报》主笔张九皋，都倾向民主，但为了吃饭就得听主子命令，虽占有用武之地，而亦无可施展。《皖江新潮》副刊，是后期在五中师生策动下，由郝耕仁支持才开辟的。小说家张恨水，亦在《皖江日报》任编辑，意志消沉，抽鸦片烟，这时，还未开始写长篇小说，对于开办《皖江新潮》，曾持反对意见。未久，他离开了芜湖。 书店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英文杂志》等，买的人很少。两家旧书店，全是线装书，种类亦不多，主要售主是三家村塾师和学生，在散布封建思想毒素。只有一家小店面（一小间，在徽州会馆隔壁）而不被人注目的科学图书社，从整个芜湖市面来说，算是黑幕张天、鸡鸣夜半的一颗明星。它的前身是科学图书馆，有印刷部，创办人汪孟邹，绩溪人，富有民主思想。陈独秀、房秩五等所办的《安徽俗话报》（编辑部初在安庆，后移芜湖）和辛亥革命前在芜湖的革命党人所有宣传品，都是这个馆印刷的。民主革命初期，有它的贡献。汪孟邹到上海开办亚东书局，这个馆缩小范围，取消印刷部，改馆为社。实际上，就是亚东分店。经售除亚东和泰东书店出版的新书之外，凡上海、北京所出版的杂志，几乎都有。有的是公开发售，有的是半公开出售——如《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它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芜湖革命史上，应有它的光辉一页。 （五）革命火种在黑夜里燃烧 “山雨欲来风满楼”，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面临的形势。风雨如磐的芜湖，亦在开始动荡。例如：五中学生，在校长潘光祖直接压力之下，有的消极，有的麻木，多数是埋头读书，任何事不管。现在面对现实，惊醒起来了。新旧思想斗争，日益激烈。革命火种，在开始燃烧，这是“五四”运动在芜湖爆发的源泉。有人称“五中”是芜湖的“北大”。是的，新文化种子，是在这里撒播的。民族、民主思想，是在这里发芽生根的。情况是这样：校长潘光祖是一个政客，主办教育则自惭形秽。为了装潢门面，提高自己地位，聘请了刘希平、高语罕担任教师。刘在教育界负有重望，高在朋辈中负有才名。这两位先生在当时，思想是进步的，行动是积极的。都教国文课（高兼英文，后任学监），反对封建文化，提倡白话文，经常将新文化方向、动态和民主思想，向学生介绍。《新青年》每期出版，高语罕必买几本送给学生阅读。其中有一期登载他以淮阴钓叟笔名写的《青岛茹痛记》，曾给学生不少影响，增加对德、日帝国主义的了解和仇恨。刘的政治斗争性强，对国内局势极其不满，时常联系芜湖社会恶劣现象向学生宣传，慷慨陈辞，引起学生面对现实，从思想认识上起了变化。 五中学生年龄比较大，二十岁左右的占多数。《中国魂》、《明治维新史》这一类书籍，多数人已经看过。求知欲强，思想反映快，这是特点。科学图书社每到新书杂志，则争先抢购。由于书刊内容不同，各有倾向性，因而在学生思想方面的反映曾引起一时混乱。例如：无政府主义就占有阵地，以李宗邺为首组织的复社，励行“八不主义”，成为一时风尚。宣传俄国虚无党暴力主义的《夜未央》，就为多数人所爱读。蒋宣恒（蒋光赤、蒋光慈）曾一度迷醉于书中女主角苏维亚，写诗表态：“此生不遇苏维亚，死到黄泉也独身。”各种思想、各家学派、各类主义，随着各个书刊有选择、无选择的，有目的、无目的的，都从国外介绍进来，真是“百家争鸣”，百花缭乱。当时，五中学生思想，毕竟是幼稚的，识别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引起混乱也是必然。但归纳起来，都是对现实不满，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十月革命虽已一声炮响，但马克思主义在《新青年》上面，才开始传播，也只认为是各种社会主义中一个流派。它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能以救中国，还未被认识。当时，民主主义思想，在五中占主导地位。反帝、反封建，已被学生所普遍接受。更有受到直接压迫与刺激的：①袁世凯所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②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连年战争、国势飘摇和政府无能；③倪嗣冲在安徽的暴力统治；④面对黑暗的芜湖现实，亲眼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芜湖横行；⑤朝鲜流亡的爱国青年，曾几度来到五中，陈诉他们身受的亡国惨痛等等。国将不国的危亡局面，摆在每个人面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做沙场鬼，不做亡国奴！”这些呼声，已在五中普遍响起。 二农，在芜湖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前身是安徽公学。卢仲农、王肖山具有民主思想，在参加辛亥革命、反袁运动失败之后、吴光祖当校长之前，曾来二农任过职、教过书，给师生留下深刻印象。校内教师陈唐卿在当时是思想激进、行动积极的青年，亦起了一定的作用。学生中已有一部分对现实不满，开始动起来了。其它各校虽然压力很大，而新文化、新思想，亦在学生里面暗中传播。“于无声处听惊雷”！ （乙）运动的爆发和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所谓“胜利”了。芜湖和全国一样，热烈庆祝，欢声四起，举行提灯大会，成了不夜之城。第五中学彩门上面悬挂一副对联：“此日为欢有惭德，吾侪何以答升平。”红纸斗书，发人深省！然而同时又多幻想：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二十一条”、一切不平等条约，应该取消了！？山东权利、被占领的青岛，应该收回了！？……可是，巴黎和会，先后传来消息，却是一次又一次失败。幻想逐渐濒于破灭，代之而起的是失望与忧心忡忡！ （一）怒火燃烧起来了 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五四”爱国救亡运动在北京爆发了！同时，又传说北京卖国政府逮捕了大批爱国学生。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震动了芜湖全市。五中，顿时沸腾起来，如火山爆发，课也不上了，议论纷纷，群情愤激，自动地集合起来，一致主张声援，并推举胡灏（繁昌人）、胡澍（胡苏明）为代表，到各校联系，采取统一的行动。会犹未了，校长潘光祖来了，其势汹汹，意在镇压。未说几句，学生一哄而散，骂他是“凉血动物”。他平时的威风，这是第一次受到打击。五中学监，本来是王某，由于遭受学生反对，这期换为高语罕。高与刘希平是支持学生行动的。他两人对潘光祖进行说服，晓以利害，力争不能镇压。同时，找胡灏、胡澍和几个为首学生谈话，并代策划，采取相应的行动。高还介绍他所熟识的萃文学生翟宗文，说他是一个热情的青年。 胡灏、胡澍先到萃文，找到翟宗文，由他又找出一个姓姚的同学，四人一阵（巡抚注：芜湖方言，一起的意思）到二农找出学生朱大猷、何其巩、余道华，同阵去二女师，被学监姚老贤人把住了门；再到圣雅各，又被洋鬼子挡了驾。大家商量，改变方式，由翟宗文一人混进圣雅各，同是教会学校，易于接近，找出两名学生，其中有一个叫王稼祥，再到二女师，直接与姚老贤人谈判，坐在会客室不走。这时，二女师学生亦在内部闹起来了。姚老贤人受到内外夹攻，又迫于爱国救亡大义，这才到学生中找出李相珏、方金銮、方文銮、秦朵，还有一个名字忘记，一共五个人。为什么这样多？姚老贤人曾作说明：她们是女生，人少不放心；人多，可以作伴。其实，这五人都是他指定的，意在互相监视。这样，被帝国主义者封锁和封建禁锢的两扇铁门，总算被打开了。于是就在二女师会客室开了一个会，决定七日上午各校整队上街游行，并联系各个小学，选定年龄较大的学生参加，推举五中起草宣言、通电、传单、口号、请愿书。 （二）第一次游行请愿 五月七日上午各校学生队伍，都是极其整齐，精神振奋，排除各种阻力和压力冲出来的。集合地点，在东外（巡抚注：应该是东门外）老铁路埂，这个地点，既适中，更偏僻，不易被军警所注意。通过宣言。通电之后，立即走上街头。学生人数约二千左右。喊出口号是：①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②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③收回山东一切权利；④还我青岛；⑤惩办卖国贼等。声势浩大，意气激昂。游行队伍所至，市民无不震惊，深受感动。散发的宣言、传单，都争先阅读。游行到陡门巷，看见军警密布，荷枪实弹。我们队伍，不稍退缩，肩着童子军棍子，昂首前进。这次游行，事先曾作准备，中学在前，小学在后，代表在最前列。如遇军队镇压，便于指挥搏斗。 队伍到镇守使署后，由代表递《请愿书》，要求支持运动，电请北京政府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由姓储的参谋长接见，说是马联甲到蚌埠开会去了。他的答复冠冕堂皇，所提要求，全部接受，并代马联甲吹嘘什么“爱国绝不后人……”。实际上，他的伪善面孔、敌视态度、虚弱心理，悉已暴露无余。后到县公署，知事余谊密是一个十足官僚，老奸巨猾，见到代表中有他侄子余道华，一手揪住说：“你也配当代表来见我？滚到后面，给我脆下！”我们代表都无斗争经验，怔住了。他转身故作和善，苦笑一声，说：“他是我家孩子，这是家教，请代表们原谅！诸位为救国而来，可敬可佩！”看看“请愿书”，未及一半，就说：“完全照办。”弄得代表们啼笑皆非。出来后，大家商量，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侮辱，余道华是代表，不能被扣留。回身去质间，余道华迎面而来。 （三）芜湖学生联合会成立 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加强团结战斗，组织了学生联合会（下称学联，小学不在内）、会长朱大猷（二农），副会长翟宗文（萃文）蒋宣恒（五中），总务部长胡谢（五中），文书何其巩、其它分工，记忆不清。代表共有十余人，会址设在西门吕凤岐公馆。各校设学生分会，会长由学生选举。五中会长，第一任胡谢，第二任蒋宣恒。 运动开展需要经费，决定由各校学生认捐，每人二角，最多一元。五中，是在一天晚上下了自修宣布的，要求两天内交齐，不料宣布后，都不愿就寝，立即争相交纳。没钱的，向人借，三百多同学，当夜全部交齐，而且每人都是一元。这种精神，体现了对运动的热情支持。 各校在运动爆发之前，校与校之间，班与班之间都很少往来，甚至有不团结现象。运动开展之后，都站到一起来了。一个学校，结成一个整体。各个学校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战斗集体。学联会起了统一指挥的作用。 学联会组成之后，与北京、上海、安庆等处都联系起来了。各地互通消息，在行动上互相支援、密切配合，更增加了战斗力量。五中同学谭邦杰是《皖江日报》经理的儿子。该报所有关于运动的重要电讯，都由他当义务通讯员及时传达，因而能使芜湖学联会的行动，比安徽其它地区快，甚至走在前面。 （四）校长们的指挥失灵了 各校学生在爱国救亡旗帜下站到一起、行动一致，又有自己的组织学联和分会，成了一个指挥战斗整体，因而校长们的指挥棒一时失灵了、五中校长是最有权威的，说一不二。现在，学生不听了，就连过去最听他的同乡学生，他亦指挥不动了。几次集会、罢课、游行，他曾亲自阻止，用尽软化、硬压、欺骗、威吓方法，均无效果。后来，他就躲在自己公馆（在市内）不再露面了。听说，马联甲命令他把为首学生开除，将指挥的教师辞退，他慑于当时形势，未敢动手。萃文校长华呆子，一向以教主、校长两重身分对待学生。不听他的，罚在“圣母”面前忏悔，重则记过开除。现在无以施其伎了。学生在第一次整队上街参加游行时，华呆子站出来压制。学生们说：“这是我们爱国行动。”他说：“你们爱国行动，在我的学校里，我就要管。”翟宗文提出抗议：“你管不了！”大家一齐说：“管不了！”“管不了！”又杂以嘲笑讽刺：“管不了了！”气得华呆子悄悄溜开。后来，学生们将每次散发的传单，都贴一份在他门上，他亦无可奈何。二女师姚老贤人最怕学生上街，所谓“抛头露面”。代表们每次回校，他总要追问，“泼冷水”，变相阻挠，遭到学生多次抗议。曾有一次，学联会在二女师会客室开会，商量出队游行问题，姚老贤人参加了，说是“镇守使已经发怒，决定要逮捕人。”二女师代表方金銮立即质问：“你怎么知道？”问得姚老贤人哑口无言，默然而坐。二农、圣雅各情况，与此类似。这些校长们最怕的，是怕被学生骂为“凉血动物”。 （五）响应全国大罢课，开展爱国宣传 这次大罢课，是北京学联发出的号召。时间从五月十九日开始，组织爱国十人团，走出课堂，涌上街头，开展爱国宣传，控诉和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芜湖学联会获得这一消息，立即决定响应，并派代表胡澍前往安庆联络，采取一致行动。在胡澍乘上轮船之后，被警察局侦悉，电知安庆警察局截捕时，他已经到了安庆。先去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找到宋伟年、周骏（周新民）、童汉璋，他们是法专学生，也是安庆学联会的代表。他们对于北京学联号召、尚不知道，便立即召集各校代表会议，决定一致响应。这时，安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尚无代表参加。胡澍即去女师附小找他同乡女教师罗孟平（六安人，由她到女师学生中活动，结果推出代表二人，其中有一名姓张，她父亲是法官，名字忘了。这是安庆女师学生参加学联会组织的开始。 这次罢课，芜湖学联决定三天，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爱国十人团是各校从学生中推选组成的。有宣传提纲，是高语罕先生代拟的。宣传面很广，市区之外，还到了附近农村，划定各校宣传区。所到之处，群众立即聚集起来，不少地方，送茶送水，搬桌子凳子，殷勤接待。学生热情高，群众热情同样也高。演讲的人，讲到国势危亡，激昂慷慨，声泪俱下，听众亦掩面而泣。市区中心，很多宣传队都跟有警察，意在监视，亦多数受到感动，表示同情。许多学生，嗓子讲哑了，眼晴哭肿了，忍受饥饿，忘却疲劳，仍然坚持宣传。不论讲的时间多长，群众总是侧耳倾听，随着所讲内容情况，思想情感有不同的反映。有时沉默，有时愤怒，有时振奋，有时哭泣，这种爱国热情的表现，使我毕世难忘。及今回忆一幅幅感人场景，在我头脑里反复涌现。 罢课宣传刚一开始，马联甲即找校长们勒令学生复课。潘光祖回到五中，要高语罕动员，遭到拒绝。三天宣传之后，学生自动复课。潘光祖等去向马联甲回报，自称是奉命“勒令”之功。 （六）抵制日货一一检查日货 抵制日货，最初，是学生自觉的行动。各自检查衣物用品，很多人将箱子什物搬到寝室门外，请别人检查。凡是日货，不分好坏，不论贵贱。全部砸碎、撕毁，有的放火烧掉，许多识别不清的亦被毁去。洗脸用的是木盆、瓦盆，穿的全是土布衣。在五中，曾有一次上化学课，学生看到实验的仪器、药品是日本制的，一哄而散。这些做法和行动，虽然未尽合理，而爱国心情、仇日行动，可见一斑。 各校组织日货检查队，分赴轮船码头实行检查，日夜轮班，查出不少日货。未过几天，没有了。码头工人告知，轮船驶至四褐山（离市区三十里左右），所有日货被卸到小木船运走了。赶到四褐山，又不见轮船停驶。后来知道，狡猾商人电知上海，所有日货一律停发。发来的，已是改贴“国货”商标，弄得鱼目混珠，无法识别。但仍坚持检查，不稍松懈。 几次动员商人封存日货、不进日货，毫无效果。迫不得已，学生组织哀求队，逐店要求签字。所签的，都是小店和不卖日货的店。凡是卖有日货多的大店，几乎是全部拒绝。学生见到哀求不成，就下跪。竟至哀求到泣不成声，跪到一两小时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引起很多店员特别是学徒们的同情，围观群众亦大骂奸商，而老板们和掌柜的，却无动于衷，报以冷酷面孔，还有以讽刺语言相对待。他们拒绝理由，多数是：没有行业公会或商会通知，就不能签字。他们是有组织的。我们找行业公会、商会，不是互相推诿，就是拒而不见。 （七）捣毁商会——痛打会长汤善福 五中同学金家才，回族，家住二街，开有金隆兴馆店。约在五月二十日前后一天下午（具体日期回忆不清）突然报告：“商会正在开秘密会议。”于是派了几个同学奔赴各校通知，紧急集合，立即出队。在老铁路埂聚齐，径往商会。出其不意，一拥而入，他们正在开会。当即把住大门，断绝他们出入，并派人守住电话，开始直接谈判，提出要求：①即日起，封存所有日货，不再出售；②保证不再购进日货；③会商、各业公会负责人签字。双方坚持足有一个多小时。这场面对面斗争，极其尖锐，而又激烈。步步进逼，逼得汤善福最后表态：“救国重要，我们本钱更重要。要我们签字，这是坚决办不到的！”激起学生公愤，忍无可忍。“奸商！”、“卖国贼！”、“亡国奴！”“不签字就打！”顿时，哄起来了。二农的青年教师陈唐卿这次也来了，拿起茶杯，对准汤善福头上摔去。大家一齐动手，乒兵乓乓，所有东西，一打净光。墙上一架很大的挂钟，钟锤还在摇摆，最后亦以桌腿把它砸碎。剩下的，仅有汤善福装死所躺的一张椅子。当时被打的至少有十人以上，汤善福、陶玉堂是集中的目标。这两人最狡狯，挨打也最重。汤善福穿的是花缎袍子，头上血淋在袍子上，淤积成堆。学生怒气未息，还要去打，一位代表止住：“打死了，没人签字。”陶玉堂跪在地上，磕头求饶，这才罢手。 “打了不算事，还是要签字！”在一片呼声中，有几个未被打的商人，装好作歹，劝他们一个一个签了字。汤善福一味装死，躺着不动。”“再打！”“打死了，就不要他签！”“打！”“打！”吓得汤善福睁开眼晴，伸出血手，最后签了字。 （八）“俺是中国人！” 我们胜利了，准备整队回校，忽然听到号音从不远的地方传来，知道马联甲军队来镇压了，这一定是我们门未把好，他们有人溜出，通风报信。我们立即商定了对策：留下不走，严阵以待，沉着应战，不准个人乱动。如若捕人，即与搏斗。号音越来越近，听到马蹄“得，得”声音，看到为首的一个军官，骑着高头大马，两个卫士亦是骑马，各佩武器，后面就是荷枪实弹的步兵，杀气腾腾，威风凛凛。我们代表们一齐迎上去，拦住马头，准备向他说明情况。他刚刚下马，一只脚还踏在马镫上，翟宗文抢上去，抱住他的腿，大声说：“不好了！中国要亡了！”这样一声，激动周围同学的沉痛心情，压抑不住地哭起来了，二女师同学，最为悲切。代表们向他申诉，申诉到“山东……青岛……”，这位军官由怒目到低眉，逐渐、逐渐改变了他的形象。终于眼泪夺眶而出：“俺是中国人！俺是山东人！……你们爱国，俺也爱国！……”他从学生包围中，转身出去，命令他的部队：原地待命，不准乱动。他拭着眼泪，走进商会。四周一看，见打得乱七八糟，他又怔住了。这些买办商人们，多数与他熟识，仿佛在灾难的绝望当中，遇到亲人，顿时活跃起来，纷纷向他申诉。认为这位救星，立刻就可以替他们报仇雪恨。学生代表亦同时向他说明过程。这位军官始而沉默不言，似乎在倾听双方互控，又似乎他的脑子里在作斗争。最后，他对学生代表们说：“你们都回去罢！” （九）“我们都是代表！” 我们正在整队回校，突然冲进两个人，带有几名法警，自称法院法官，昂然地四面一看，又看了汤善福被打伤势，摆出他的法官架式：“哪个是学生会代表？来！”我们几个冲上去：“我们是代表！”同学们顿时向前一拥，齐声喊道：“我们都是代表！”越来越多，越拥越挤，把两个法官挤在当中，被围困起来。语声嘈杂，声势汹汹。法官不敢发言，代表们亦无发言机会，几个小法警原来跟在法官后面保驾，现在也无能为力。这两个法官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利，挣扎出去，走到商会人群一边，意在向他们了解情况。另一部学生又把他们围起来了，竟无一人敢于控诉。两个法官又挤到汤善福面前问话，他仍是装死，一言不答。法官验明他的头上伤、身上血，填了伤单和现场情况，指定学生代表签字。同学们又激动起来，向前拥，举起无数只手，齐呼：“要签名，大家签！”学生代表，坚决抗拒。法官伎穷，要商会代表签名作证。他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出头。就在这个对立坚持的混乱时刻，那位默无一言的军官站出来了，居间调处：“让学生们先回去罢？！我们再商量。”学生们排队，迈着步，高呼口号，胜利归校。 （十）“要坐牢，大家坐！” 商会，是芜湖市场统治机关；汤善福，是统治集团代表人物。捣毁商会，痛打汤善福，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件小事。曾有人以芜湖比北京，就是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轰动了整个市区，震撼了整个统治集团。于是，传出许多消息，什么“马联甲要抓人”、“汤善福告了状”、“商人要罢市”、“商会要求赔偿，雇人打学生”，等等。学生们安心坐在教室里上课。 过了几天，法院发出传票，送到各校，定期传讯。被传的“为首”人，共有十几名，经常出面的朱大猷、翟宗文、胡澍等当然在内；其余的，半数以上，不是代表，也有不是所谓为首的。五中反映情况是这样：“要去，一齐去。“要坐牢，大家坐！”这是多数人的主张。也有人主张，采取抵制方法，来校抓人就对抗。更有主张采取对付商会的同样办法。学联会的决定是，各校一齐去，看情况对待。刘希平先生认为事态不宜扩大，与高语罕、佘小宋、洪振九等这几位教师都是支持学生运动的，他们要校长潘光祖出面约集其他校长再找当地士绅出来调处。潘光祖最怕事态扩大，于自己不利，就出面奔走。其结果，由几个校长到马联甲那里认罪，到汤善福等家里赔礼。最后，在大花园请了几桌酒席，由法院撤销传票，事情一笔勾销，这是终场。 （十一）响应上海罢课、罢市、罢工 “六三”运动，是北京卖国政府镇压学生爱国宣传运动而引起的。从三日起，反动政府逮捕学生达二千名以上，激起全国愤怒。上海市实行罢课、罢市、罢工，表示抗议。这是继“五四”、“五一九”之后又一次掀起的全国性运动高潮。芜湖积极响应，热烈地投入运动之中。 （1）工人情况 芜湖近代工业有：明远电灯公司、火柴厂、碾米厂、面粉，都是小型的。手工业工和作坊当中，最多的是织布业，有几十家，每家只有原始式木机三至五张，集中东门外一带的茅草棚里，几乎全是合肥人，由于经受不了土地剥削和灾害，来到芜湖，日夜机声不绝，仅得一饱。其余，就是码头工人，旅栈业工人，黄包车工人的人数较多。他们生活与织布工人相仿佛，都是遭到封建把头、帮会头子控制和压榨。由于受到爱国宣传影响，各有不同程度的觉悟，多数已自动结合起来，且有爱国行动。例如：明远电灯公司工人，互相约定，见到市内墙上所贴日本商业广告（如仁丹等）一律撕去或者涂抹，又在日商盐冈洋行大门，贴上反日标语，逼得它关门，停止营业。码头工人，协助学生检查日货，宁肯失业挨饿，不替奸商搬运日货，拒绝为日商卸货上货，迫使“铁壳船”停运铁砂。旅栈业工人，不到大阪轮船接客，劝阻旅客不要购买大阪客票，迫使大阪轮船不在芜湖靠岸。黄包车工人，不拉日本货，不接外国人（不仅日本人），给钱多，也不拉。迫使外国人步行。在这次罢工中，东外草棚里的织布工人，接受学生宣传，集合起来，要求罢工，受到把头强制威胁，坚持罢工一天。这在芜湖工人运动史上，还算是第一次。 （2）商业界情况 封建买办集团，宁肯出卖祖国，不肯损失自身利益；中小商人有一定爱国行为，而动摇性大，观风善变；店员，特别是学徒，多数具有爱国热情和民族正义感，运动开展以来，表现很突出。 商会被捣毁后，学联会直接与店员（学徒）联系。这次发动罢市，更取得密切配合。其中关键人之一是科学图书社一位姓陈的店员名叫敷信。由于长期买卖书刊关系，许多学生与他熟识。他的活动能力强，思想进步，行动积极。这次罢市，他多方策划，日夜奔走，起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是发动抵制日货，学生组织哀求队，逐店哀求签字时表示同情的那一部分店员（学徒），这次罢市运动中站到一起来了。具体分工：学联会担任宣传，店员在商店内部组织活动。六月八日开始罢市罢课，这是共同决定的。学联会《告商人书》和代拟的商人表示态度的《决心书》，都贴上一根鸡毛，叫“羽毛信”，表示飞快，写了一式多份，由店员分散到各条街道，阅后签名，逐店传递。在七日这一天，即轰动了全市。许多店员在深夜里避免老板们知道，写了大幅标语，贴在店外门上。商会慌了手脚，召开各业紧急会议，一致出动，制止罢市。被店员们知道了，坚决对抗，有的店员表示决心：任凭解雇、挨打、挨骂，决不后退，展开面对面的直接斗争。 八日早晨，整个长街直到江口，除几家大店以外，都是店门紧闭。后来，这几家大店也把门关了。城内马路、二街的商店，有的关而复开，有的开而复关。店员们相互策动，到了下午，一律关门。整个芜湖，成了一个死市。 各业公会会长与警察局长宋学骞到长街动员开门，无效。马联甲命令他的储参谋长、县知事余谊密坐在商会督促所有董事全部出动，仍然无效。马联甲发怒了，坐镇烟雨墩指挥，派了大批军队，据说一个团，分布到几条街道，断绝交通，勒令商店开门；不开门，就抓人。就是这样，先后还坚持了一天半，九日下午才算全市复了业。 （3）“我们学校被包围了！” 学联会决定八日开始罢课，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七日上午，店员们送来确切消息：汤善福等看到上海罢市，料定学生要上街宣传、鼓动罢市。他们准备几缸蓝靛（染布的），秘密雇了一批流氓分子，等待学生上街活动，即以蓝靛向学生脸上衣上涂抹。我们因为罢市工作已经布置好了，为避免遭受不必要的侮辱，决定停止上街宣传。 八日早晨，五中学生起床，发现校门外和赭山坡上布满了军队。“我们学校被军队包围了！”不少学生乱嚷起来。立即商定，不作无目的无准备的斗争。继而发现他们枪支都架在路旁；好多是把腰上皮带解除拿在手里。我们派了同学伪装下山买菜，探听情况，遭到拒绝，说是：奉了命令，不准学生上街。察其言语态度不似想象中那样凶恶。于是送茶送水，又送板凳请他们坐。初而拒绝，继而接受。请他们到校里来，又坚决不入。逐步接近，谈起天来。彼此都知道没有冲突的焦点。又派了一位同学翻校后围墙，去各校探望。二农同样有兵把守，不准出入。二女师、萃文、圣雅各，却无一兵一卒。到了傍晚，他们撤走了。第二天（九日）清早，又来了，行动一如昨日。这是熟人了。我们校里设有学生贩卖部，卖有面包，又买了许多面包送给他们。愈往来，愈接近，从他们口里探出，捣毁商会那天，派去镇压的就是这一支军队。我们又进一步向他们宣传国家危亡情况和爱国救国的道理。他们欢喜听，又欢喜问。一位排长也和我们弄熟了。又从他口里说出：他们营长姓高，山东人，家离青岛不远，行伍出身。上次从商会回去，曾受团长斥责，斥责他不应该流泪同情学生。这次是奉镇守使命令来的，不准学生再到街上闹事。如果学生不受制止，就逮捕严办。这位排长又说：他们这次来时，高营长命令他们，不准学生上街，无论是整队或是个人，都要劝止，劝止不听，就要强制。如果发生冲突，将为首的捉住，用皮带反背，送回学校。不准打人，不准开枪，……等等。我们学校被包围了三天，很难有这样机会，给我们送来宣传的对象。军阀马联甲认为，他所统治的军队，能以镇压一切爱国行动，谁知其中亦有爱国的同情者。这位高营长，就是一个。 （丙）“五四”运动推动了芜湖社会运动向前发展 “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爱国民主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总的要求，是科学与民主。它在芜湖揭开序幕，写下了历史新篇，为芜湖社会运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在芜湖建立组织、开展工作，准备了有利条件。在这次运动过程中，青年学生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是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工人阶级——店员（学徒）在芜湖开始成长，走上政治舞台，直接参加了这次运动，给予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以有力打击。 这次运动，推动了芜湖社会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先表现在文化教育方面：《皖江日报》增加《皖江新潮》副刊，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开辟了阵地。投稿人中，例如五中学生蒋宣恒（蒋光慈）、李宗邺、吴葆萼、胡澍、高宗浚等，都是在这次运动实践中获得思想初步解放的青年。《工商日报》同时亦起了变化，改变文体，刷新内容。 教育方面：（1）以刘希平、高语罕为首创办的商人夜校，对象是青年店员（学徒），主要是策动罢市的这一部分店员。刘、高亲自教课并自编讲义。（2）工读学校，亦是刘希平、高语罕主办的，对象是工人子弟、失学青年。半工半读。朱子帆曾在这里当过主任。（3）平民夜校，对象是失学儿童，全是穷人子女。五中学生分会主办的。不收学费，课本和纸墨砚全部发给。（4）以李光炯、刘希平、卢仲农、朱蕴山为首创办的公立职业学校，亦是半工半读。分机械、木工、纺织三科。这四所学校各有新的特点，不仅传授了文化，而且散播了革命种子。再如一九一九年秋，五中学生首先赶走了校长潘光祖，换为刘希发先生。一九二〇年春，二农学生，又赶走了校长吴光祖，换为卢仲平先生，进行了教育改革。当时的芜湖教育，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五四”运动，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在芜湖具有民主思想的人集中在学校里的，有李光炯、刘希平、卢仲农、王肖山、佘小宋、王坦甫、禹子鬯、陈调甫、陈唐卿……等，因而有的学校民主空气很浓厚。影响所及，二女师、萃文、圣雅各亦起了很大变化。安庆所发生的几次民主运动，如“六二”学潮、废督裁军、反对三届省议会、驱逐李兆珍、殴打猪仔议员、反对倪嗣冲、马联甲等这些运动，芜湖都是积极响应，派人直接参加，特别是刘希平先生参加策划、直接指挥，站在运动的第一线。 工人方面，亦进一步组织起来了。最突出的是黄包车工人联合大罢工。反压迫、反剥削，与反动统治、封建把头展开了直接斗争。各校师生有一部分亲身参加，并得到其它职业工人的有力支援，获得了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就在芜湖广泛传播，已为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组织一建立，就在群众中扎了根，学校是主要阵地。“五卅”运动、反基督教运动，在芜湖轰轰烈烈地展开，就是党直接领导的。私立新民中学、民生中学，都在党的直接控制下开展工作。第一次大革命前，共产党在安徽的主要活动地之一就是芜湖。据我所知，党的领导人和主要骨干，就有张秋人、宫乔岩、李克农、钱杏村（阿英）、薛卓汉、杨士彬、李宜春、陈原道等，都在芜湖做过长期工作。从芜湖去苏联学习的，最初，有蒋光慈、吴葆萼，稍后，有陈原道、陈为骐等。 左派的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二五年在安徽建立组织，实行国共合作，芜湖亦是中心。北伐时期到“四・一二”前后，在安徽开展的革命活动与蒋介石展开激烈斗争的主要地区，亦在芜湖。总之，芜湖是安徽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活动地之一。“五四”运动，在芜湖曾起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巡抚附：作者胡苏明（1897年～1980年）原名胡本树、胡澍，后改为胡苏民、胡苏明，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张店镇人。中共六安特区委员会首任书记，为安徽省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书法家之一。历任安徽省书法学会副会长，金石学会副会长，晚年转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从事文史资料研究工作。
芜湖海关百年史略（《芜湖文史资料3》第014篇）
作者：张华、齐金辉 第一章：概说 在中江塔至弋矶山江岸线中间偏南的地段，有西式楼房三幢和钟楼一座，俯瞰长江，虎踞一方，这就是当年根据不平等条约建立的芜湖海关关署。 海关是一个国家设在口岸管理进出国境货物、人员、运输工具及有关事物的行政机关，它对外代表国家行使主权，对内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 我国的海关起源于周代，在其后的约三千年中，从对外关系的角度上看，长期以来海关的管理大权一直是中国政府独立掌握的，但自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入侵神州大地之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开始了近代中国海关受帝国主义控制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屈辱历史。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对外屈膝投降，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相继签定，丧失了大片的领土和大量的主权。 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清政府和英国又续订《烟台条约》，增辟芜湖为通商口岸，翌年四月一日，芜湖海关就如一条恶蟒出现在黑云笼罩的江城。百年之间，风云变化史料繁多难以详论，谨将海关业务方面情况分为两个时期加以粗略记述，作为引玉之砖！ 第二章：清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海关 芜湖地处长江中游，青弋江横贯东西，港汊纵横，航运便利，物产丰富。自一八七七年四月一日设立海关，五月底正式开始业务，至年底仅七个月，进出口贸易总净值即达一百六十三万二千余两关平银，一八七八年的贸易总净值又达三百二十一万九千余两关平银。光鸦片一项，净值就为一百三十四万余两，一年之中的销售量竞激增至二千三百八十担之多，销往庐州府为七百二十担，销往安庆府为四百二十担，销往宁国府为三百五十担，销往徽州府为一百八十担，销往池州府为三百六十担，销往太平府为三百五十担，而且第二年鸦片的销售量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五！此时的棉、毛织品以及煤油、火柴等工业产品又如潮水般涌入国内，更严重打击了中国农业家庭副业和手工业者的生产。通过芜湖这一个口岸的对外贸易，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人民在不平等条约的沉重枷锁下，是怎样日趋贫困，怎样在苦难中煎熬！在此必须指出，海关关税虽巨，中国人民是得不到的，皆被清政府用来支付了战备赔款实即流入帝国主义的血口！ 第一节：进口洋货 （一）鸦片贸易 自清光绪三年到宣统元年的三十多年里，鸦片始终稳占进口洋货的第一位，据海关税务司葛立宛在《清光绪十年芜湖口贸易论略》中说：“本埠贸易跌落之项正多，然购买鸦片，一年之中，络绎不绝，进口量为本埠开关以来之最高记录，净重三千六百担。白皮土之销路极广，多至三千五百五十九箱。每担值关平银三百八十五两至四百十八两之谱。芜湖附近区域吸鸦片烟者占大多数，且常增加，将来此项贸易，尚有继续发展之可能也。”清光绪十一年，税务司恩司在其年度《论略》中称：“鸦片进口总净重为四千八百三十五担，于十九个收聚烟土之通商口岸中，芜湖已跃居第四位，”光绪十二年恩司又于年度《论略》中称：“鸦片为本埠最重要之进口货，今年能继续如去年之增多，为由于厘金之特殊关系，去年有大批烟土偷运过关，贸易受相当之刺激，然有害于他埠。今年初，厘金局包与他人代受税钞，偷漏大减，厘金实获大利，而鸦片贸易如施魔术，发生极大之变动，华商也获得厘金局之谅解，运烟土入口，毫无隐匿。” 光绪十四年，鸦片进口量下降约一千余担之多，原因是：一、土制鸦片已能大量生产，收割制作均佳，使有专吸外土之癖者，改而吸国货。二、土药多半私运入芜，并不完纳厘金。三、白皮土市价为每担五百二十两至五百三十两之谱，土制鸦片价值仅为洋药之半，价既低廉，味也不差，故大批运进，能与外土竞争，当年江苏徐州、砀山、丰县，安徽颖州、亳州，都已广种罂粟，河南省种植者也复不少，在准许鸦片可以公开买卖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广种罂粟以谋生计，诚所谓“饮鸩止渴”，可痛而又可悲！ 十数年间，鸦片进口年平均数约在二千担之谱，价格增至每担七百五十两与九百九十余两之多，以每年进口两千担，每担值银九百两的粗略估计，每年耗银即达一千八百万两之巨，为数实在惊人。富户经常以外国烟土作为馈赠的责重礼品，烟具如象牙管、金丝灯、翡翠盘，价值万金，侈糜无度；中产人家，遇有婚丧大典，则广陈烟榻，自认非如此则不足以饷客；一些穷户则至烟馆“过瘾”，整日吞云吐雾，继以宿娼、聚赌，成为罪恶的渊薮。 光绪末期及日本占领期间，芜湖几乎每一条街巷都有一至两家烟馆，嗜者蓬头垢面，形销骨立，因此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嗜者不仅丧失工作能力，且亦丧失生殖能力，其害不仅亡国、亡家，甚而至于有亡种的危险。 （二）棉、毛织品贸易 清光绪四年，芜湖海关棉织品进口净值白银二十二万七千三百余两，占洋货进口总值的百分之十一点八三，毛织品进口值一万九千一百余两，占进口总值百分之五点六六。三年后，进口数量无较大的变动。税务司白恩针对这一情况说：“吾人仍可希翼进口贸易之相当发达，此虽难必其如此，然因居民将货物（主要指米、丝、茶、纸等土货）运往他埠获得利益，自然有一种贪慕侈华之势，于是必须求较贵之进口货，余料此种状况稍迟便可实现。” 光绪八年棉织品贸易净值少有跌落，仅值关平银二十九万九千余两，毛织品之情形也与棉织品相似。光绪九年“原色布较去年少四百一十九匹，标布少四千九百一十六匹，白布增加二千零五十五匹，差可相抵，美国斜纹布降落甚巨，因织布厂已能制成质量相等、打包及一切外装极似美国之布匹供给予市场故也。”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人民虽被不平等条约束缚了手脚，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但在经济战线上仍在坚持作战。税务司葛之宛在《清光绪十年贸易论略》中说：“回顾以前两年之情形观之，本埠贸易仍揽于华人手中，现时外商尚无侧身于此作贸易竞争之趋势，一年来本埠标准货之进口，已有一强固之基础，希望来年丰收而使出口贸易充分展开。这里所说的“标准货”，实指鸦片，这便是历届税务司在年度《论略》中所一再强调的稳站第一位的“标准货”。今天，西方有识之士如闻其声，也必为之汗颜无地！ 至于各种洋布、哔叽之类的“华侈品”，其所以不能如愿以偿地大量倾销，固然由于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着的自然经济，对洋货的倾销尚有一定的抗衡力量，而另一重要原因，据税务司白恩在年度报告中论及“子口税”时指出：“芜湖子口贸易为海关之旁支，现已逐渐减少。”关于减少之原因，他吞吞吐吐地说道：“余尚未能作满意之说明。”但终于不得不承认这一严酷的事实，即：“本省多数民众甚为穷乏，内地之洋货商人几等于小贩，购货甚少。”其所谓“于洋糖消费之增加，可知人民生活幸福之程度。”云云，则于此已不能自圆其说。 （三）杂货贸易 进口杂货主要包括糖、煤油、火柴、肥皂、玻璃，铁皮等，光绪七年进口杂货总值关平银二十七万余两，占进口洋货总值的百分之十一点四。税务司白恩在该年《论略》中说：“在所谓洋糖中，余再于统计册上举其减少数字，即去年赤（红）糖一万三千三百余担，白糖一万七千六百余担，今年分别减少为一百余担，但由已发表之统计册观之，本糖进口之量足以偿洋糖之减少而有余。”从这里又可看出芜湖人民对于潮水般涌进的洋货，仍在积极堵口复堤，一直顽强战斗了二十多年，然而力量有限，市场上充斥着洋糖、洋油、洋纱、洋火、洋伞、洋蜡……几乎是无货不洋，且以光绪二十九年为例：进口洋货竟达八百三十余万两，其中洋糖净值一百三十余万两，棉织品净值一百一十八万余两，煤油净值六十余万两，火柴净值十六万余两，毛织品净值十三万余两。《光绪三十一年芜湖海关论略》中指出：“去年似有棉纱消费较少，而棉布消费增多之趋势，可见本地家庭纺织工业已渐趋衰落也。”彼言之色喜，余记之则心悲。至于鸦片，自然是独占鳌头，遥遥领先，净值一百七十二万余两，为害之烈，简直无法估计！ （四）贸易船只 光绪七年，海关雇用船只总数为一千六百六十九只，计一百五十二万四千余吨。 这个时间，中国长江航运事业在行程和吨数上仍占第二位，运费则居第一位。到了光绪十七年，情况虽有变化，中国船只仅占总吨数百分之二十八点一。（是连领有“特种凭单”之民船及池州煤船一并计算）。其中官督商办的招商局轮船与外轮尚有竞争力量。但自此而后急转直下，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德国及日本旗号之船只，进口次数及吨重有极大之增加，日本夏关、大阪株式会社新制大轮，设置精美，为长江航运之冠，初秋又添置一轮船。德国麦其尔轮船公司江轮三只，于十月间按期航行。”到了光绪三干三年，中国长江贸易船只急速下降，一蹶不振，仅占百分之十八，我国轮船设备、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无法与外国竞争。到了宣统年间，长江航运上自重庆，下至上海，几乎全由英、日、德、法、美等国所掌握，芜湖江面，但见各种外国旗帜纷乱飘动，令人简直不知置身何地！中国仅有小轮载客，来往于安庆、南京、庐州、无为、南陵、宁国之间。”因竞争激烈，而获利甚微！ （五）白银外流 据税务司白恩《光绪四年贸易论略》统计：“白银进口为四十二万四千九百余两，出口为二百四十九万五千余两，超出进口金银几达五倍。”据税务司威尔脱在《清光绪十三年芜湖口岸贸易论略》中称：该年出口总值，较去年之四百零九万余两，尤为增多，他对大量金银外流，解释为：“一、每天须付由镇江来此进口之盐价。二、本埠人口增加需盐增多。”这真是避重就轻，亡顾左右而言它。税务司莫锐尔在《清光绪二十七年芜湖海关贸易论略》中说道：“此种永久性出超之情形，虽在贸易有利本埠之年也所不免，其理由似难得满意之解释，但综合若干年观之，其出超之数较进口商品入超所多并不甚巨，例如自一八九二至一九〇一年之十年间，进口总值超出出口总值银一千万两之上，而出口之银超出入口之银一千一百万两，十年间出口银仅为一百万两也。”在《光绪二十九年贸易论略》中又说：“出口货物之值超入口之值约二百万两，而银出超仍在一百万两以上，此种异常事态，从前有种种之解释，然也因时间而进步，除商业交易所必须运出之款外，官方付出赔款，亦占出口银之大宗也。”这也只说出了问题的一半。第二年税务司金说：“金银出超一百二十三万余两，但出口货物超出进口货物也巨，此种事前已详言，余不欲对此详加讨论，以其并无极大之关系也。”细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芜湖出口货物主要为米，只销往国内各地。其余如丝、丝织品及茶叶，系由镇江或上海转运出国，然数量极微，大量白银外流，主要是因鸦片公开进口，其余洋货也占一定比重所致，仅芜湖一个口岸，每年即外流白银一百万两以上，人民安得不穷。每年输入消费鸦片达二千余担，人民又安得不弱？ 第二节：土货进出口略论 本文这里所指的是芜湖口岸，与今日国际上的“进出口”名称有所不同。 进口土货，主要是红枣、木耳、夏布、桂园、药材、土布、柏油、桐油等，净值为六十九万四千余两，大都是供本埠消费的，这些土产的贸易交往，今天自应加以发展。 出口土货主要为：米、丝织品、茶、纸等十余种，自一八七九（光绪五年）至一九〇八的三十年间，各种出口土货数字升降不一，变化很大，扼要论述于下： （一）米市贸易 税务司亚列门在光绪五年的年度报告中说：“在此新通商口岸，余以外人新来此地，对于本年的商务之情形，尚未能作透彻之观察，余仅全力注意于随时发表之统计册。”他在《报告结语》中说：“余所料知不久之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芜湖必声誉鹊起，即余居此之几个月中，芜湖之繁盛已有显著之增加，在城内及西郊已建成许多住宅与货栈，”繁盛的原因，除了有此“一大口岸为鸦片聚散中心（当年鸦片进口三千余担）外，米市的兴盛也为重要因素。”当时芜湖有二十个大米行，另有南方一、二家商行，住有专人设办事处于芜湖。全年米价稳定，每担一元七角，出口总量为六万六千三百余担，第二年即增为二十一万余担，值银为三十九万七千余两，占出口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三，跃居出口土货的第一位。出口米中有五万八千余担直运至天津为军米，有九万三千余担以海轮直运广东，其余由招商局轮船运至上海转运南方。 米由庐州运入芜湖占出口量三分之一，系用容量一百担至三百担的小船运载，税务司白恩针对这一情况指出：“必须有大货栈以为收积之所，以备雇用海轮运出，今年有海轮八艘于本埠运米，余敢预料明年之数目必增，因运货者常厌恶招商局江轮之运货，当轮船之抵岸也，无充分之位置储存，而必须待至一星期或十日后再运。”此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翌年，米总出口量（运稻在内）跃增至六十六万五千余担，超过去年百分之七十以上，又有三家新米行开张，竞争益剧，“本市场当更加扩大，收运者之人数必增，供给之米将源源而来，此时芜湖必成为附近区域过剩米之出口处。”这一估计是符合事实的，三年后（即一八八五年）米出口总量竟达一百二十万担，为出口最多的一八八二年的两倍，税务司恩司探讨其原因，认为： 1、广东遭遇水灾，需米骤多。2、至广东之米百分之九十四领有官厅护照，免税过关。3、向日产米地运往镇江者，皆改运芜湖。4、米行增多，商人竞争，交易手续合理化。5、店主至出产区购米，有货栈可存，农人运米，立可售出。同时他也指出“缺陷”是无适当区域停靠米船，江北来此之小船，只能停于江面，并认为：“应辟船坞或建立更多之贷栈，则安徽殆不致有一担米舍此而他趋也。”芜湖之米为商业之原动力，凡百货贸易皆以此为中轴而旋转。此年米市贸易充分开展的原因，除了本省丰收，广东继以旱灾之外，还由于去年贸易获利，一班米商增加勇气，促进五家新米行开设而盛大竞争。 自此之后，大米出口总值由一八八九年的三百四十二万九干余两，增为一八九六年的四百七十四万七千余两，又跃增至一九〇三年的一千一百三十五万五千余两，一九〇五年度竟高达八百四十三万八千余担。为芜湖开关初期六万余担的约一百四十倍，累计运往南方之主要市场：销售广州三百三十余万担，销汕头三百二十四万余担，销往厦门十四万九千余担。运往附近市场者二十万一千余担，占米出口总额百分之二，运往北方市场一百四十八万九余担，占米出口总额百分之十八。合计米出口总值占土货出口的百分之九十一。《清光绪三十一年芜湖海关贸易论略》中指出“至于烟台米市能维持若干之久，则依照满州（东三省）之情形而定，其运往关东，将可取高粱小来而代之，但出售米价，必须使贩者获若干之利益，税钞一项，自为重要问题，幸而除出口税外，各项税钞之税率，可依其时之需要而变化也。故有行将改食米者四百万人在吾侪之门前。芜湖米粮之贸易已遍及全国，诚可引为满意也。”税务司莫锐尔在两年前也说道：“由于前两季米出口极盛，农人、米商、水手、搬夫无不获厚利焉。”故必须品、奢侈品耗费至巨，洋货于前三年输入激增”从这一现实中，他清楚地认识到：“光绪二十五年鸦片进口三千一百九十二担，逐年减至今年之一千三百二十五担，从税钞之见地观之，似为憾事，但以土药代替洋药，则其银币仍储于地方，有利于他种贸易，则海关税收仍无损失，若减去鸦片问题而弗论，则今年洋货进口贸易，实为最高记录。”他较历任海关税务司专以鸦片为“标准货”的见解大有进步，当然，他还不可能认识到，如果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外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行正当的商业贸易，互通有无，必将相得益彰，发展更为迅速。 芜湖位居全国四大米市之首，这时便已奠定基础崭露头角，主要产米地方（庐州府、宁国府、无为州、和州和芜湖附近地区）的广大农民，是在天灾人祸、苛捐杂税、极端艰苦贫困的处境下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关于这一点，在《芜湖海关贸易论略》中有过如实的记载： （光绪十四年）“春季及夏初，遍地旱灾，继以黄河之水冲毁圩堤。受灾最重要为庐州府，人民每日从庐州到芜者川流不息，有将被褥系于竹竿之顶以行者，有担二竹篮，一盛寝具一盛幼孩者”。------------------------------------------- （光绪十九年）“本省有无名病疫流行，甚至有几村居民同归于尽，熟禾无人收割，任其腐烂，芜湖工人每人仅能赚钱二百文。（约合一角二分）以每日五百文雇工，无人愿往（灾区收割）。” （光绪二十七年）“实为最可记忆之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灾祸之大，为四十年来所未有，八月水势高度在标志零点二十九时之上，下落非常迟缓。七月终时，所有芜湖四周平原望眼可及者，均被淹没，尚流山峦于水面，若大湖之小岛屿。除与太平府（今当涂）间有一重要小圩堤，其中米田甚多幸得保留，此外，离芜若干里之圩田无一存者，数千难民无家可归，流落野外，籍山麓为掩蔽之所，有时狂风巨浪，既将难民摄卷而去，复将茅蓬衣物挟入深渊，其栖迟于山麓者，支竹竿、盖乱草为蓬籍以安身，暴风雨间以烈日，难民日夜蜷伏于草蓬，身受此非人生活之痛苦，难民得救者，均为逃亡在外，牛豕鸡鸭及农村使用之物，或遗弃在外，或贱价售出，平素节用之钱，早花费净尽。至九月中，傍芜湖一边之水已退落，地面露出，彼等复回旧居，此种房屋均为土墙，已为水溶蚀而倾圯，于是复行修葺，而从事小季之耕种。在芜湖对岸之情形则迥然不同，至年底尚有多处为水所没，此区域之人民未能归至故乡，仍栖身于芜湖之山野，天气寒冷，穷困万分，其痛苦诚有不忍言者，因饥寒而死者枕籍也。其影响于贸易之大自不待言。” 广大农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于第二年的耕作的，使出口米总额又恢复到四百三十余万担，不尽的民脂民膏皆流入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们的巨口，真令人欲哭无泪乃至发指的境地。 （二）丝、茶等贸易 丝、茶等土货一八八〇年出口总值一百零一万四千余两，丝织品为四十万一千余两，占出口总值百分之三十九点五五，居于首位（米占出口总值百分之二十六点十四，仅占第二位）。生丝为十一万八千余两，占出口总值百分之十一点六四，居于第三位，茶值六万七千余两，占百分之六点六一。居第四位，纸值六万三干余两，占百分之六点二一，居第五位，棉花值四万余两，占百分之三点九四，居第六位。自芜湖开关五年来，丝织品出口量逐年增加，计一八七七年为一百一十四担，一八七八年为四百一十三担，一八七九年为六百三十九担，一八八〇年为九百八十五担，一八八一年为一千一百七十六担，除复进口税外，共纳税一万四千一百余两。生丝也由一八八〇年的五百三十四担增加为六百零五担。据《年度报告》称：“预算将来此贸易必臻隆盛。此丝想不运往欧洲，大部分运往南方各省，一部分将载往印度。”至一八九五年，丝与丝织品仍为重要出口货，计值银八十三万六千余两，占出口土产百分之三十五点五二。至一九〇二年生丝已降为出口货之第五位。自此以后“曾为重要出口货之丝织品，现已不见于统计表中。”据《年度报告》分析：“产地（徽州）自地图上观之，虽不甚远，然交通不变，运费昂贵……”实则因为贸易受外商的操纵、买办压价收购，再加上捐税过重，以至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人竞争。丝的情况如此，茶也一样，而且不独芜湖口岸如此，以福建为例，外商洋行压价收买的情形逐年严重，六种茶叶的每担平均价从一八七〇年的三十六两，跌至一八八五年的二十五两，芜湖丝、茶一蹶不振的原因，由此便可见一斑。 一八七八年，纸出口一千零三十一担，其中除四十担外，全由泾县运出。关于纸张从制作到打包出售，以及当时的运费，税率和价格等情况，税务司白恩有详尽的记述，颇有史料价值，其全过程及诸种情形特摘录于下： “泾县西南八英哩许有村庄甚多，傍小山之谷，皆造纸之场所，其制法采取檀树皮、桑树皮及麦杆等，洗涤多次，加若干石灰而煮之，复行洗涤，终年陈于山麓以俟其干，经历年之吹晒，多次之洗涤，再置于砧上以木椎击碎（约一千四百下）移至别处，乃以杨钩藤之枝煮成胶状之液，置于瓦缸中，将此投入，至溶成泥浆状，倾入水槽中，以粗棒搅之，然后用一精制之竹架，或一长方形之筛，两人各执一端，放入液中，使筛以等速度横过液面，如是有顷，此溶液即平均流入筛面之全部，上有薄薄一层，即刻成纸一张、乃移至干燥室，室内置一大砖炉。炉外以石灰涂之，离屋脊仅几尺许，将纸分一尺厚一束，置于炉顶烘干，一张一张叠好，送至打包室。分为八十斤至一百二十斤之包，最大张之纸，据云每张二尺长，值洋一元。特料纸全用檀树皮，普通纸为檀、桑、麦杆混合而成。从泾县到芜湖，每包运费约一角五分至二角五分，每担缴纳厘金，计在码头须付皮税一百二十文（青弋江纳税十六文、湾沚纳税一百二十文），东河大关（常关之支关）纳税银二钱。” 一八七八年纸出口一千零三十一担，一八八一年为一千五百八十担、一八八二年为一千八百一十六担，一八九三年增至三千七百四十七担，到一八九五年出口数量减少甚巨，原因是：“上海已能制作，取而代之矣。” （三）其他土产品贸易： 一八八一年芜湖口贸易表中未记名的各种货物，计值七万五千六百余两，药材出口四千九百余担，值二万零五百余两，也占有一定的份量。今天为了发展生产、搞活经济，这些传统的土产自应加以扶植，兹将药材的产地、产量以及当时的价格列表于下，以供参考：名称数量（担）价值（关平银）产地柴胡2.695.38芜湖桔梗73.99221.94运漕镇及和州芡实1836.695509.48含山及桐城菊花3.417.00南陵种术3.4834.80徽州二丑17.9540.20繁昌枫树叶24.3492.08铜陵旱莲草0.601.20南陵辛夷0.973.08宁国府徽州花粉1.202.40芜湖黄蓍3.3350.00泾县龟板3.4727.76巢县明党1054.849782.30巢县、运漕镇、和州南星1.458.70芜湖白藓皮6.5013.00和州白果99.94399.76和州白苏子4.1512.45芜湖半夏19.95125.70庐州府鳖甲32.5297.51芜湖及徽州首乌2.024.04繁昌及铜陵丹皮537.762852.00繁昌及铜陵丹参138.26394.74繁昌、和州、巢县丹须33.56100.68繁昌及铜陵党参5.1560.70南京及宁国府苍术9.3620.13芜湖及和州紫苑6.3931.85徽州及庐州府药菇92.23396.45徽州及运漕镇茵陈2.383.51芜湖银花3.8011.40全椒县玉竹19.9779.88繁昌萸肉17.87142.96徽州榆皮20.0040.00浦口 药材主要销往香港，为当地华人购用。 此外，毛羽由一八八四年出口一千二百八十七担，一八八五年的四千零七十三担，跃增到一八八六年的七千零五十五担，共值三万四千余两。主要销往汉堡，再由彼处分散至各市场，大部分为柏林及司特加纺织厂之用，这些毛羽的产地为庐州及其附近区域，由各地零星收买，约十文钱一斤，芜湖有一洋商专作此项贸易。至一八八九年，出口竞达一万三千担以上，已逐渐成为出口中的重要货物。同年间，其他出口到国外市场的土货：如棉花计一万零二百六十二担，豆类为三万六干九百五十九担，小麦为四千四百担，煤为九千二百七十二吨（为池州煤矿所产）所有这些传统产品项目，在今天“四化”建设中对出口创汇仍具有重要的作用，应积极扶植起来，使其作出新的贡献。 第三节：税钞 不平等条约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规定值百抽五世所罕见的低税率，洋货源源涌进，不可遏止，以糖为例：据《芜湖口岸一八八三年贸易情形论略》载称：“今年赤糖增七千零六十七担，白糖增四千一百九十九担，冰糖增三十三担，虽其实际为国产，然因欲得子口凭单之特权，（半税）先由本国南方商埠出口至香港作为洋货进口，续绕道上海运至芜湖。”这更是世所罕见的怪现象！国货得不到国家关税的保护，商人为取得子口半税的特权，甚至不惜跋涉往返多花运费以牟利，其对生产、贸易和消费者，都造成巨大的损害！ 当芜湖海关开关第二年（一八七八年）进口贸易共征税款三万一千四百二十一两，十年后，征税达五十六万九千一百九十五两，超出十六倍，到了一九〇五年共征税银高达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余两。 鸦片进口，先通过上海关纳税后，再送到厘金局，查验后每担征银十七两四钱，加印贴条以资证明，运入货栈，如在芜湖收买，不须再完厘金，如欲运往内地，商人先将数量呈明厘金局，得其允许，始能改包。白皮土常定为十八两二钱重一包，证明已缴纳一次厘金，故每包于离开本埠之先，厘金局再贴封条，通过内地关卡，每包须另纳钱一百八十文。对于鸦片课以重税，如果是“寓禁于征”，还有其有益的一面，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所谓“厘金”是一种货物通过税，厘金局初建于清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清政府为了支付镇压太平军的庞大军费，准许各地设卡抽取厘金，初期大体按百抽一，不久即无限制增加，遍地设卡。从芜湖至大通有关卡三个，至安庆、至庐州府、至凤阳府各有关卡六个，至宁国府、至徽州府、至和州各有关卡三个，至广德又有关卡六个，共有关卡三十六个之多。致使商民裹足，生产凋弊，关卡成为地方官吏贪污自肥的重要来源。 大米除通过关卡缴纳正常的出口税外，每担（一百五十斤）还增收税厘一钱，一九〇二年十二月每担又增加四分五厘，上等米价每袋（一百四十斤）从年初三两一钱五分，涨至十月间的三两六钱。嗣后复有各种名目的附加捐，例如一九〇五年即有所谓“路矿捐”每担纳捐一钱，修筑芜广铁路，后因未见成效，米商不满，相继停捐，但口气很委婉曰：“如将办法改善，仍可照常纳捐”云云，为了取得商民信任，仅将江边至东河沿一段路面垫平石子，并为湾沚河桥兴工砌置石基籍以敷衍门面，后遂寂默无闻，一直到解放前也未完成，堪称为世界筑路史上施工期间最长的路线，究竟耗资多少？实已无法估计。同时，因外国赔款到期，除米及他种货物加征税收外，尚有“屋捐”征每年中一个月赁金。“店捐”分九种，依照店的种类及贸易大小，从铜钱五百文起至银十两止，按月缴纳，“鸦片店”每一卧榻，日征钱十文。“屠店”日征百文，真可谓“无货不洋，无地不捐”。这些又与海关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随着清政府的日益腐败和侵略者得寸进尺，一八九八年三月一日签定了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阴谋撮合汇丰、德华两银行一千六百万镑的借款合同，期限四十五年偿还。在此期间内，海关总税务司由英人充任，苏州、淞沪、九江、浙东厘金和鄂、皖盐厘统归税务司管理，不但长期控制海关，还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厘金、盐课，将大量的白银掠走。同时更提出直接控制中国领土的要求，并通过海关包揽港口事务，甚至还干预地方行政。从历年《芜湖海关贸易论略》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同时，芜湖海关的洋人税务司，还经常与其主子相勾结，利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芜湖建立了租界。随着这个租界的设立，逐步垄断了当地的金融资本，使我们这个早期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的芜湖，也出现了某些畸型的繁荣。实际上这种虚假繁荣是建立在我国被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主权被剥夺和人民的血汗被榨干的基础上的。 第四节：《海关贸易论略》所反映的社会情形 自芜湖海关设立以迄清末的三十多年间，税务司几乎是每隔一年至多二年更换一任，每年照例有一篇长达数千乃至万言的《论略》向总税务司汇报，其中包括对过去一年进出口贸易的综述，对未来的展望，在“地方情形”或“杂项”中则记下了当时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情况，真可谓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给我们留下一份有关地方史志的珍贵资料，谨将其反映的史料摘录一二，以供史志部门及有关单位参考： 一、关于新兴工业的出现 外资大量侵入，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关条约》以后，清政府谕令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纺织等局，广为制造。”芜湖和全国一样，也出现了新兴的民族工业。 1、面粉厂 “……近两三年来，已有人于本埠建立新工业，为用外洋机器制米及麦粉之工厂，定名为益新公司，出产之质甚佳，因资本缺乏未能获利。厂中每日可出上等米四百担，面粉六百担，产品较洋货为低廉，在本市甚受欢迎，有大批民船转运南京，为改良产品，于一九〇六年运进最新式转动碾磨机，并于下半年扩大屋宇以安置此机器。” 2、收制蛋黄、蛋白之工厂 “……一八九七年开设两家收制蛋黄蛋白之工厂，此种工业以俄国之加里西亚及西里亚为最盛。德国有几处区域如厥司顿之生产品其质甚好。收制蛋白，仅用蒸馏，不须化学品及防腐剂，故蛋价及人工低廉之处必能获利。在极优情形时，芜湖每年能供给蛋一千二百万枚，，可制蛋黄六千担，蛋白八百担，鸡蛋每千枚值洋六元至八元之谱，购者以德国及法国为最，主要功用为制皮革乾，蛋白为制印花布之用，也有用于制饼干者。” 3、砖瓦厂 “在芜湖下游七里之遥，又开设一砖瓦厂于江边之四褐山，机器已运进口，房屋已建成，本埠急需此类工厂，因土窑所出砖极薄，其质极坏，且仅有一半着火者，现聘一外人管理，已经开工。” 4、肥皂厂 “产品出口并无优点，售价也贵。” 5、议而未建之兵工厂 “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南洋大臣魏光焘来芜，欲于湾沚觅一兵工厂之位置。十二月间铁良及署理北洋大臣周复，也奉同样使命来芜。”但因他故，兵工厂未建立。 二、关于学校及公用企业的创办之反映 1、皖江中学 “……皖江中学于一九〇五年三月十六日开学，教授中西课程，收苏皖青年，名额一百二十人，课程为英文、中文、算术、地理、体操、教员均为华人。“两年前皖江中学开办后，人数尚未满额，于夏季停课，现正改建房屋。” 2、湖北、湖南旅芜学堂 “……都是两省士商集资筹款所创，学堂课程有关英文者寥寥，皆为经费窘迫，不能随心所欲而扩充之。” 3、邮政局 “……自一九〇四年邮政局设立以来，邮件岁月增加，至一九〇八年已有四个分局，代办商铺四十五，邮政柜二十个，到一九〇九年内地又设立二局，及二十个代办处，处理邮件由一九〇六年的二十万一千余封增至一九〇九年的四百八十七万余封，包裹增到四十五万余件，给人民带来极大方便。“一般人对邮政有坚决之信任，小资本商人尤可利用传递丝、毛、棉等织品之包裹，本区及他地邮区，常有当地绅豪人士，请设立邮政局之呈文也。” 4、电灯公司 集资十万两，每股一百两，均由商店、饭馆购认。“……所设在康衢要道之灯计二百盏，各商号及茶楼酒肆之订购者三千盏，公司所用之引电机器系由德国运来，其余机器并蒸汽炉系由英国运来。一九〇九年续购机器不仅可多装电灯，且可供给本埠四家采用外洋机器制米厂之用。” 芜湖自辟为通商口岸后，城市建设确实较其他地区发展为快，也较早地吸收西方物质文明。而这些成就都是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取得的，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悲。《海关论略》中所载这些资料，看起来散漫零碎，如实记述，无关重要，但若与以后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联系起来，就可看出其中的因果关系，例如《论略》所记公私立学校材力物力之不足，难有发展，尔后圣雅各、内思和萃文等教会办的学校便相继设立，此外，关于资源方面：先有“晋康煤矿公司，无良好管理，利益减少”（一八九九年）之汇报，紧接着“矿区数处已得外资扶助，如大通区机器已运到，在外国专家指导下进行。”到了一九〇三年，“中英已成立租借矿区协议，闻有大量铜铁煤等矿，开采者可获巨利，此租借之矿区，将继续扩张也，”关于地方治安等方面，亦有一些记载，总之，各种《海关论略》，给我们客观地留下了当年的不少很有价值的史料，值得我们精心研究。 第三章：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芜湖海关 辛亥革命的炮火摧毁了腐朽的满清王朝，其功将如经天之日，永照青史。但是，这次革命因为种种的局限，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北洋军伐政府为了扩军，彻底绞杀国民革命，便利用关税作担保，大举借贷，因此，芜湖虽然较早地“光复”，但其海关的半殖民地性质不但未稍减，反而进一步深化！ 直至一九二八年七月，南京国民政府才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和各国“重订新约”，“收回关税自主权”。先后得到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并相继签订“新关税条约”。国民政府遂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公布实施“国定税则”，提高进口税率为百分之七点五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五之间，茶叶、绸缎等物品免税出口，一九三一年正式裁撤了各地厘金、关卡和常关，取消了厘金和常关税，也取消了“子口半税”和复进口税税款的办法，即“值百抽五”的税款仍存外国银行（英国汇丰银行），超过值百抽五的部分改存中央银行，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五年，进口税率分别是百分之八点五，百分之十点四，百分之十四点一，百分之十九点七，百分之二十五点三，百分之二十七点二。因此，中央银行控制了大部分税款。同时，国民政府也加强了对关务行政的控制，建立关务署，专门负责海关事务，加强了海关监督的职能。在清政府统治时期，各地海关税务司只听命于总税务司，对海关监督的命令经常是拒不执行或拖延不办，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国民政府财政部专门发文“嗣后对于部署命令，一经总税务司或该关监督转知，务即遵照办理，毋得稍有稽延，”同时大批任用华人担任税务司等高级职务，并分配税务专门学校毕业生到各地担任外勤职务，还将总署从北京迁至上海，以便加强对总税务司署的控制，关税税率提高后，国民政府的税收，由一九二八年的一亿二千万元，到一九三一年已达三亿六千万元，占国民政府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一。可惜的是，如此巨额税款，取之于民，但却并非用之于民。一部分用于内战，一部分被官员贪污，海关人员亦借海关以自肥，将国家利益抛至一边。笔者至今犹记当年芜湖海关人员的一段话：“上船时我们将制服往船上一挂，便不管了，当然这是故意的。查验后，提起制服一掂份量，便知对方在我口袋中纳入多少银元，彼此心照不宣。”这只不过是查验人员的一点“油水”而已，大宗税款的偷漏减免，其数不知几许！ 抗战爆发，芜湖于一九三七年冬沦陷，海关直接在日本人控制下，无任何主权可言。抗日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经国民政府财政部核准，原范罗山海关楼房拨给安徽区直接税局办公，同年五月二日，江边原海关关署，也拨为安徽区货物税局办公处所，同年七月，芜湖和镇江海关同被裁撤，由金陵关税务司接收代营。 第四章：结语——人民的海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卓著成效，芜湖遂成为我省的外贸港口之一。一九八〇年，国务院批转海关签署的关于开放长江港口、设立海关机构的请示，至此，芜湖海关重新建立，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领导，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受所在省政府监督、指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负责监管国际航行船舶和整个安徽省陆运、水运、空运进出境的货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征收关税，并依法代征进口环节的产品税、增值税、工商统一税、调节税等，收入直接解缴国库。一九八六年间，监管进出口货物近十六万吨，出入境船舶一百二十二艘次，征税九百八十七万余元，代征税费五百六十四万余元，审批或减免税款总数达七千三百余万元，查获走私货物估值六十余万元。建关伊始，即发挥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令人振奋不己！回顾一百年前帝国主义在中国大肆攫取的所有特权都已一扫而空，可以设想，今后在我国“平等互利”原则下进行的“外向型”国际间的贸易交往，随着新的“十项”优惠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必将有迅速的发展！美丽的江城将更加耀眼生姿，人民的芜湖海关，则将成为一条金龙。为振兴安徽的经济，为四化建设而舞跃腾飞！并以其应有的贡献而将永载誉入史册。
安徽省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及其创办人（《芜湖文史资料3》第024篇）
作者：陈国胜 我省历史上最早的无线广播电台，创办于一九三三年秋。比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办的无线广播电台仅晚五年。这座电台的名称是“大有丰广播电台”，台址在芜湖市国货路原大有丰五金电料行楼上（现新华书店科技门市部附近）。 “大有丰广播电台”经当时的国家交通部发照准播。呼号规定为先“XDYF”，后改为“X500IH”。频率规定为1270千周。虽然发射机功率只有10瓦，但由于当时的空中干扰少，播音覆盖面却很大，除山区外，芜湖及宣城地区一带都能听到。可是，当时收音机极少，听众并不多。 “大有丰广播电台”属芜湖大有丰五金电料号所有，是座商业性电台。它一天播音三次，共六个小时，没有文字节目，以播放唱片为主，有时亦请“票友”清唱，或是搞点口琴会，旨在扩大大有丰五金电料号的影响。一九三七年冬，日机轰炸芜湖时，电台被迫停播。 “大有丰广播电台”虽属大有丰五金电料号所有，而电台的创办人却是该号的徒工郑有荣。 郑有荣1913年9月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一个职员家庭。一九二六年，十三岁的郑有荣只身来到芜湖市大有丰电料号当学徒。他聪明好学，颇受老板器重。当时无线电技术刚刚从国外传入我国，它象磁铁一样吸引着郑有荣。他经常凭记亿绘制从书本上看到的收音机线路图。二老板赵祖善当时在店里主事，见郑有荣酷爱无线电技术，就从上海买了器材，交给郑有荣，由他负责无线电修装业务后并筹建电台，还负责电台的全部播音工作。郑有荣高兴极了，带领师兄弟们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安装调试完毕，开始了播音，在欢乐的乐曲声中，拉开了我省无线广播史的帷幕。 一九三四年，郑有荣离开大有丰五金电料号，到芜湖亨大利钟表无线电行工作，又创办了亨大利无线广播电台，呼号大X500II，频率830KC。 郑有荣创办无线广播电台期间，正是抗战爆发前夕、“九一八”事变后，郑出于爱国热情，常在电台播放一些爱国抗日歌曲，如《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深受听众欢迎。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有荣逃难前往上海，以技术投资入股和别人创办了大新无线电厂，后又创办了万利电机厂，成为民族资本家。 一九四三年初，郑有荣因治肺病，认识了一位肺科医生郑定竹，向医生借来一本《西行漫记》，从中晓得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又认识了上海电话公司工程师陈天宝，此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借给郑很多进步书籍阅读，这对郑有荣后来的思想进步影响很大。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安微皖江地区抗日游击队根据地有三个商人打扮的人，通过关系到万利电机厂找到郑有荣。希望郑能帮助采购军用物资。郑慨然应允，利用他在工商界人头熟的方便，没几天功夫，就义务帮助他们采购到所需的药品，医疗器械和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从这以后，这些“采购员”又来找过郑有荣几次，郑有荣每次都是妥善地办好他们托办的事。郑有荣的爱国热忧，给根据地领导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地处解放区的无为地方政府参议室，以其主任兼贸易公司副经理吴锦章的名义，邀请郑有荣到根据地参观。这样，一九四五年春节前，郑从芜湖过江，到了根据地汤家沟。根据地领导考察郑有荣后，同郑商量，请他到根据地筹建一个公私合营生产电池的工厂。郑有荣见共产党如此信任他，十分高兴，回到上海后，变卖了一部分资产，采购了一些设备和原材料，还动员了厂里一些职工及自己的一家老小共计四十人，一起来到根据地，并受到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的接见。日寇投降前夕，因军情急变，部队转移，电池厂办不下去了，郑有荣只好回到上海，重新经营万利电机厂。在此期间，郑有荣通过苏北淮阴大成贸易公司（共产党办）继续为解放区秘密采购军用物资，利用工厂掩护和资助一些革命进步同志，直到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后，郑有荣见到了在解放区就认识的吴锦章同志。郑有荣问吴锦章：“我这个资本家可以入党吗？”吴锦章高兴地回答道：“你够入党条件了！”于是一九五一年一月，郑有荣经吴锦章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郑有荣处处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团结同业，依靠工人积极发展生产，支援国家建设。他还将自已六万元的股金全部上交给国家。抗美援朝中又将自己不满十八岁的女儿送去参军。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后，郑有荣历任上海电讯变压器厂厂长，上海无线电二厂副厂长，离休后曾担任上海市卢湾区集体企业管理局顾问并兼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人等职。一九五八年，郑有荣被选为上海市工商联执行委员，同年又被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
外地在芜湖的会馆（《芜湖文史资料4》第011篇）
作者：俞正东 会馆亦称公所，后称“同乡会”或“同业公会”，是旧中国城市中同乡或同行业带有封建性质的民众团体。 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一1449），芜湖曾在京都前门外长巷三条胡同建京师芜湖会馆，几经修缮，至清朝末期，为芜湖旅京同乡和赴京会试者提供诸多方便。 据统计：省内外各地在芜湖所设立的会馆共计22所，其中包括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十个省所建13所，本省计有徽州、庐和、安庆、太平、旌德、宿太、合肥、桐城、青阳等9所。这些会馆建于明朝的2所，清代的17所，民国的3所。 筹建会馆的资金，绝大多数是由各地同乡捐献。其中米商捐资建馆的要占首位，如广肇、潮州等会馆均是米号捐资建成的；其次是官绅士学筹资建成，如湖南会馆是在清同治五年（1866年），由湘人彭刚直公暨水师官弁捐资在西门外曹家基地重建。庐和会馆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北门城外西湖池旁，由七属（即江北七县）旅芜学界筹款重建。 会馆最大的，省内要算徽州会馆。“该馆址原在索面巷，徽人嫌其狭小，不足以壮观瞻，遂倡捐巨款，购城西状元坊下首基地，建造厅堂斋舍，供奉朱子神位，额曰：‘徽国文公祠’。又购二街北首荒地十余亩，围垣墙，筑亭舍，种竹栽花，题其额日：‘新安大好园’，后又增建大殿及新围墙式。”清光绪末年，会馆又在“新安大好园”内兴建校舍，创办了徽州公学、徽州小学，解放后改为柳春园小学。据市政协副主席七十九岁的胡恩森老前辈介绍：“徽州会馆又叫徽州同乡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若干人，并有办事机构，处理日常事务和节日活动等。历届会长我记不清了，只知抗日时期的会长由俞正非担任。抗战前，会馆内有个较大会场，场内建造一个很精致好看的戏台，每年在朱夫子诞辰时，都要进行严肃的祭祖活动。同时每逢春节，徽州同乡都到馆内会场举行团拜活动，每人吃碗长寿面，开展一些娱乐活动，搞得很热闹。芜湖沦陷时，会馆被日寇烧掉。抗日胜利后，由同乡捐款和愿意经商者预付房租，筹资较多，在原来会馆的旧址上，盖了一个商场，共有瓦房一百余间，除会馆办公用房外，其余均出租给别人开店经商，房租收入作为会馆日常费用。会馆还在青弋江北岸的沿河路设一个徽州码头，作为来往船只停靠和上下货物之用。另外，会馆乐善好施，又在市体育场北边盖有一百多平方米的义房，作为贫苦同乡死后临时停放棺木的地方，以便根据死者和家属的意见，运送回家乡或就地安葬。” 外省最大的会馆要数在宝塔根江口驿前铺的潮州会馆。此馆“凡三重，前为正门，额曰‘潮州会馆’；中为厅，祀天后圣母；后有楼，奉关圣帝君。厅之右，筑精舍数楹，为会议处；后则隙地一区，绕以垣墙，植花木焉”。 会馆的日常经费来源有二： 一、租金收入。多数会馆都购有房屋和田地，以租金收入供给馆用。如“湖北会馆在馆邻近添置市房及当、芜等处（购买）民田若干亩，每岁租金以敷馆用，充裕有余。江西会馆，馆中有房地田产纳租，以为经费。” 二、同乡捐助。一种是差额捐助，即租金收入不够开支，则由同乡所开商号捐助。如广东会馆和潮州会馆，“会内常年经费除房租外，余由各米号售米项下抽银捐助。”另一种是全额捐助，个别少数会馆没有房地租金收入，它的常年经费，全靠同乡捐助维持，如浙江会馆。 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兴建学校，很多会馆也办了公学、两等小学校（相当于初小与高小）。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及民国年间省内外在芜的会馆二十二所，其中有山东、湖北、湖南、徽州、庐和、泾县、太平等十七所会馆办了十七所小学校，办学的会馆占会馆总数的77％。办学目的，“以侨寓芜湖之官商界各日增月盛，使后起子弟咸受教育，诚当务之亟也”。这种由团体或群众筹资办学的方法，至今仍颇有参考价值。 会馆还有崇奉同乡名人的特点，如徽州会馆崇奉朱熹，“供奉朱子神位”，为其建祠。山东会馆先是崇奉唐护国公秦叔宝，故原名“护国庵”，光绪年间改为山东会馆，崇奉孔子。 会馆为社会、为同乡、为同行也做些实事。如徽州帮的商人，在修桥铺路为芜湖交通建设方面，做过一些社会公益工作。山东、湖南、江苏、福建和安庆、泾县等会馆，都设有义山义地（即坟山坟地）、殡房（类似平房），起了济贫和互助作用，专为死去的贫苦同乡办理善后事宜，很得人心。参考书目：民国八年《芜湖县志》卷十三・《建置志・会馆》附表：编号会馆名称地址创建年代重建年代何时开办学校备注1京都芜湖会馆北京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明正统年间清光绪19年 亦为芜湖入京应试举人服务2徽州会馆、徽国文公祠、新安同善堂索面巷、状元坊下首及二街北首清康熙年间清嘉庆年间光绪三十二年办徽州公学、小学即今柳春园小学崇奉朱熹3山东会馆、护国庵冰冻街明末清同治5年民国初年办国民小学后名齐鲁小学、第三幼儿园A先崇拜护国公秦叔宝后奉孔子4湖北会馆、公所、杨泗庙河北江口及河南大巷口清嘉庆清同治年光绪三十四年办两等小学—鄂武小学—泗关街小学 5湖南会馆、楚军昭忠祠禹王宫、曹家巷清代清同治5年光绪三十四年办两等小学一湘沅小学一联大A有“惜字炉”一座6广东会馆、同义堂米业公所、广肇公所驿前铺来龙里光绪15年 7潮州会馆、潮州米业商会江口驿前铺光绪12年 办岭南女职一朱家塘小学祀奉天后圣母及关圣帝君8庐和会馆、江北会馆北门外西湖池旁清道光年光绪32年光绪32年办庐和公立小学一湖滨街小学 9泾县会馆罗家闸、薪市街（公学址）清道光年光绪初年光绪33年办公学一一泾县小学一罗家闸小学A10太平会馆、仙沅公所西门内长街清同治年 光绪33年办仙沅小学一太平小学并入一中心小学A11旌德会馆北坛杏花村、北廓铺（今上菜市）道光10年同治三年1929年前办英华小学、同德小学后并入六中心小学A12宿太会馆下一五铺鸡窝街清代 光绪31年焚毁未建13山陕会馆、秦晋会馆原在护国庵后在严家山下定慧庵明末光绪31年办秦晋小学后并入曾家塘小学 14安庆会馆、六邑公所二街光绪31年 A、B15江苏会馆北廓铺花津桥西首清宣统3年 1932年办东吴、江苏小学—六中心小学、花津桥小学A、B16宁波会馆、四明公所下一五铺赭山下、吉祥寺后宣统元年民国5年1924办宁波小学—新芜一小一二十三中B17浙江会馆石桥港巷内光绪19年 18江西会馆驿前铺（华盛街）同治10年 1947年办豫章小学一江岸路小学 19福建会馆、天后宫陶塘西埂光绪12年光绪30年 A20潇湘会馆、临清会馆、潇江会馆徽临滩（城外）道光初年光绪4年1930年前办初级小学 21合肥会馆、合肥同乡会环城西路民国13年 1948年办肥乡小学一环城西路幼儿园 22桐城会馆、桐城同乡会下二街民国12年 1947年办桐城小学—下二街小学后并入江岸路小学 23青阳会馆、青阳同乡会北门民国12年 1930年前办初级小学
芜湖报业发展概述（《芜湖文史资料4》第016篇）
作者：汪兴泉 芜湖近代报刊，始创于清末，截止1985年底，先后约有100余种。其历史之长，数量之多，均居安徽全省前列，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一、最早的近代报刊 1876年（清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开芜湖为通商口岸。随着英、日，俄，美国经济侵入，芜湖市场畸形发展，商旅往来频繁，武汉、上海等地的报刊也相继传入芜湖。及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战败，列强瓜分，迫在眉睫，致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兴起，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纷纷创办报刊，倡导变法维新。据说，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芜湖即有《皖报》。 据现存木版刻印的《芜湖皖报馆章程》①中：“本报虽名皖报，实为务实维新之报”、“拟仿湘报章程”的条文，和《湘报》始创于1898年3月7日②的史实，芜湖《皖报》当在1898年3月之后创办。1898年9月21日，清慈禧“后党”发动戊戌政变，查禁全国报馆，《皖报》自无例外。由此推断，《皖报》存在时间不长于半年。时间虽短，却为芜湖近代报刊之滥觞。 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国内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才能救亡图存，光复中华。一时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报刊，先在日本、继在上海纷纷出现。1899年革命党人汪熔“在芜湖创设白话报”③。惜资料无存，然从汪熔于1900年离芜去湖南领导自立军起义、事泄死于狱中的记载④和白话报名称分析，汪熔创设的白话报，内容相当异于主张“务实维新”的《皖报》，文体也不同于《芜湖皖报馆章程》的文言文，应是我国早期的白话文报刊之一⑤。 1903年春，绩溪人汪孟邹在芜湖原中长街20号，创设芜湖科学图书社，出售上海出版的《黄帝魂》、《革命军》、《苏报》和《复报》等新书报刊⑥。同年底，怀宁人陈独秀由上海返回安庆，与房秩五、吴汝澄等筹创《安徽俗话报》。由于“芜湖是工商集中地区，利于宣传工作”，和“汪孟邹当时亦倾向革命”⑦，所以《安徽俗话报》自1904年3月31日（清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五日）创刊号起，直到终刊，一直是由在芜湖的汪孟邹经办印刷、发行事宜。 《安徽俗话报》为18开书本式装订，每期一册40页左右。始由陈独秀、房秩五、吴汝澄等编写稿件于安庆，寄交芜湖汪孟邹转付上海东大陆图书局铅字印刷。再运回芜湖由科学图书社揽总发售。1904年夏，房秩五去日本、吴汝澄回桐城，陈独秀来芜教书，遂在芜湖科学图书社继续主编、发行《安徽俗话报》。原定每月两期，朔望发行，但常脱期。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的第21-22期合刊，是现今能见到的最后一期。期发行数为1000册至3000册左右。因刊登涉外消息“为驻芜英领事要求中国官厅勒令停办。”这是现有原件存世⑧的芜湖最早的近代报刊。它“是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⑨，“作为爱国宣传的喉舌，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恶，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热情”⑩。在安徽地区的革命青年中，起了“组织革命和宣传革命的作用”⑪。 二、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 1904年夏，芜湖出现了对公众免费开放的“阅报处”⑫，在外地报纸的影响下，芜湖商政各界人士迫切需要一张本地报纸、以及时传播本埠工商行情、政治、社会新闻。《安徽俗话报》虽在芜湖总发售，但多销往外地，据该报自已统计，到第五期“仅省内的销售量已为1346册，……芜湖为100册”，数量甚少。于是，芜湖人齐月溪（宗濂）和流寓芜湖的无为人王活天、太平人谭明卿、合肥人焦二风、浙江人吴少斋等，于1905年到1911年，在芜湖先后办起了《鸠江日报》、《商务日报》、《芜湖日报》、《风月谭》、《芜湖新报》、《中江日报》、《皖江日报》七种民营报刊，另外还有《皖报》。其中只有谭明唧主办的《皖江日报（ Anhwei Guzette》，从1910年12月21日（清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创刊起，断续出版到1937年12月停刊，绵延27年，为芜湖报业史上的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其他六报均因经营亏损，短者月余即易主改名（《如鸠江日报》），长者也不过两年左右即自行停办（如《风月谭》）。这个时期报纸，各报人员很少、版面单调呆板、印刷粗糙简陋，大都影响不大，但是，却促进了芜湖印刷业由木版刻印向铅字活版机印的发展，为以后芜湖报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条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皖江日报》及时发行号外予以报道。同年11月芜湖光复。1912年（民国元年）3月11日“临时约法”公布，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因此，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和共和党、社会党，分别在芜湖设立支部，创办《安徽民报》、《安徽日报》和《共和日报》、《讽报》等党派报纸⑬，同时，民营报刊也随之勃兴。除原有的《皖江日报》外，新创办的有《农业日报》、《皖江潮》、《演说白话报》、《鸠江潮》、《金钟白话报》、《现世报》、《醒世报》、《醒报》、《闲谭》、《皖江新春秋》、《繁华新语》、《芜湖花报》、《直言报》、《灿花目报》达14种之多。 1913年（民国二年）1月16日，芜湖社会党纠众冲毁皖江日报报馆⑭；3月7日，驻芜皖军龚振鹏捕杀邢荡湖等青年学生⑮，（按：邢荡湖等为社会党员，参与《讽报》创办⑯）；5月，袁世凯两度通令全国“遇有借端煽惑之人，应即按照军法，尽法惩治⑰”，以钳制舆论；7月，国民党率军队数十人将皖江日报馆抄毁一空⑱；8月，全国查禁社会党⑲，11月，全省解散国民党⑳；一时，芜湖政局混乱，商民人人自危，报刊遂纷纷停办。迨至1914年（民国三年）袁世凯颁布“报纸条例”和“出版法”，进一步钳制舆论，芜湖仅剩有《皖江日报》、《直言报》、《闲谭》等少数报刊㉑。1915年（民国四年）10月21日，江宁人张九皋以遵照报律、专刊工商行情以及有关实业的论说㉒，得以获准创办《工商日报》，直到1949年4月芜湖解放后数日停刊，先后延续26年（1937.12-1946.1停刊），是为芜湖第二张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民营报纸。 1916年（民国五年）6月20日，恢复“民元约法”，7月16日废除“报纸条例”。《皖江日报》与《工商日报》先后改出对开大报，扩大版面，除以一半以上的版面刊登广告、启事和工商行情外，都增添了电讯稿、本埠新闻和副刊。皖江日报馆聘请潜山人张心远（即张恨水）编辑文艺副刊，并在该报副刊连载了他的第一部言情小说《紫玉成烟》，开芜湖报纸连载长篇小说之先河。《工商日报》创办人张九皋也亲自主编副刊“工商余兴”。 三、“五四”到“五卅”运动中的报刊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新思想，随着北京、汉口、上海等地的报刊传入芜湖，很快在芜湖中等学校师生中流行开来。《皖江日报》主笔郝耕仁将其主办的副刊改辟为《皖江新潮》、集聚高语罕、钱杏邨（阿英）、蒋光慈、李克农、李宗邺等革命志士、进步师生为其撰稿。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反映社会生活，讨论婚姻自主等，对当时学生运动起了启导作用，并推动了芜湖报刊的文体改革。《工商日报》也随之改变文体、刷新内容，聘请镇江人张卓哉（笔名大荒）主编副刊，连载张恨水写的长篇小说《皖江潮》。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由进步师生创办的、以追求民主、发扬科学、宣传新思想、改造社会和主持舆论为宗旨的期刊。其中较有影响的为《芜湖学生会旬刊》、《芜湖》半月刊。另外，在学校内部发行的油印小报有《前进》、《实践》、《海灯》等。 1919年和1920年，张九皋和谭明卿代表芜湖报界赴上海北京参加了全国报界第一、二届联合会㉓。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翌年，芜湖成立了外交后援会，5月创办《苍茫》半月刊。《皖江日报》、《工商日报》也积极参加声援活动。在民情激愤、反帝爱国的气氛中，芜湖报业又逐渐复苏。从1926年到1929年期间，先后有《赭山》半月刊、《星报》、《芜湖日报》、《六点钟晚报》、《皖江民报》、《商协周刊》、《精报》、《国货周刊》、《芜湖学生》、《昃日》半月刊、《民国日报》、《三民导报》、《导报》、《新芜湖》共计14种报刊问世。但大都旋出旋停。 1928年至1929年，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一、二届临时委员会的机关报《血花》（王步文）、《红旗》（尹宽）也在芜湖出现。由于这两种报纸均系油印小报，党内秘密发行，故在社会上鲜为人知。 1930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出版法”44条，实行报刊注册登记制度，《皖江日报》这年又因刊出“共产党万岁”口号事件被勒令停刊一年，所以芜湖一度只有《大江日报》和《工商日报》两家报纸。1931年柏毓文等创办《中江报》，约一年停刊，1931年底，《皖江日报》解禁复刊，到1937年12月芜湖沦陷前夕，芜湖仅有皖江、工商、大江等几家日报正常出版。其他《芜湖艺报》（三日刊）、《正言报》两报出版数月即停；《芜湖镜报》、《芜湖大公通讯》、《芜湖新闻》、《芜湖新报》、《芜湖导报》、《芜湖大风周刊》六报刊，仅见报名登记于国民党政府《内政年鉴》，情况不详。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由谢慎修主办的《邮话月刊》到1936年4月，共出12期，为芜湖最早的集邮专业性刊物。 四、抗战胜利前后的报刊 1937年12月10日，芜湖沦陷，所有报刊均停办。1938年7月17日，在日本占领军的卵翼下，伪芜湖县政府利用《皖江日报》厂房和未迁走的印刷器材创办了伪《芜湖新报》，充当日寇的代言人，直到1945年9月抗日胜利时被查封。在这期间，流亡在外地的原工商日报报馆人员，先后在合肥出版了《工商日报》（三河版）三个多月；在四川出版了《芜湖晚报（宜宾版）》一年多。1944年，原《工商日报》编辑、《芜湖晚报（宜宾版）》社长张衡山代表两报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性报业协会成立大会㉔。 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首都迁回南京，被迫废除新闻检查。于是各种政治势力，竞相扶植或创办报刊，作为争权夺利的舆论工具。芜湖毗邻当时的京畿，人文荟萃，自为各种政治势力所瞩目。芜湖报业也因之空前繁荣。从1945年9月到1949年4月的三年多时间里，先有《复兴日报（芜湖版）》、《大江日报》、《皖江、工商报联合版》、《工商报》复刊；继有原在屯溪出版的《复兴日报》、《火炬日报》、安庆出版的《国事快闻》迁来芜湖。而新创办的日报、晚报、周刊、月刊，更似雨后春笋，前后达27种。同时，有名可查的新闻社、通讯社也多达20余家㉕。其中，除大江、工商、复兴、火炬四家报馆自有印刷厂、所，正常出报；警光、大雷等少数新闻、通讯社经常发稿外，其余报刊、新闻通讯社、人员既不固定、又无印刷厂、所，多随政治时局的变化、各派势力的消长而时生时灭。在这期间，地方当局冲砸报馆、捕人下狱事件时有发生，报馆印刷工人为增加工资曾数次罢工；因此，报纸也出现迟出或短暂停刊情况㉖。 这段时间报纸，期发行数一般在数百份与二、三千份之间，都是铅字活版，人工机印、没有新闻照片，偶有美术作品或广告画，也多是用木刻上机印刷。极个别的偶到外地制照片版，带回印刷。版面上的广告、启事，仍占主要地位。一般都有本报社论、国内外电讯、本埠新闻。除少量采用国民党中央社、本地新闻通讯社稿件，和经常剪辑外地报纸消息外，本埠新闻均由各报记者采写。各报普遍设有副刊，刊登文艺作品和生活知识、文娱消息。有的还有几个甚至十多个专业性的副刊。因而大量记载了当时芜湖的经济、政治、文教、社会的发展情况，为芜湖地方历史保存了有用的资料。此外，中国共产党在芜湖的地下组织，也利用当时报界的混乱，派出自己的党员任椿、沈敦义㉗、吴道哉（任陵）、姚友林，以《复兴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调查收集有关军事、企业等方面的情况、动态，为芜湖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五、芜湖报业的根本性改变 1949年4月24日，芜湖解放。原有的地方报刊，新闻通讯社，除了《工商报》只刊登新华电讯稿件外㉘，全部停止活动。4月28日，芜湖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派刘俭、柳星三接管《大江日报》社。29日出版《新华电讯》，《工商报》遂即终刊。 《新华电讯》为对开四版日刊，在皖南地区发行。1949年6月18日，中共芜湖市委决定创办机关报，6月25日《新华电讯》终刊。 1949年7月1日，中共芜湖市委机关报《芜湖日报》创刊。直到1985年的36年间，报名虽有变更（如1952年至1956年的《芜湖大众》，1978年到1979年的《芜湖简报》，1979年到1984年的《芜湖报》），版面大小、发行范围也屡有变化，均因适应行政建制的调整所致，其党报性质始终一以贯之。在这期间，在芜湖出版的还有中共皖南区委的《皖南日报》、中共芜湖地委的《芜湖报》，和中共芜湖县委的《芜湖县报》。唯一的例外，是《新工商报》。它是《芜湖日报》在1949年9月22日改名为《皖南日报》后，由芜湖工商界集资于1950年10月1日创刊，至1952年5月31日终刊，是建国以后，芜湖唯的民办报纸。 建国以后，芜湖报纸事业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稳步发展。报社业余通讯员遍及全市各级党的组织。报纸内容也很快从报道解放战争进展，转向围绕经济恢复和计划建设有关的政治、经济方针、政策的宣传；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和呼声的“读者来信”，也经常占有相当显著的版面。并在编采人员中先后开展了“消灭报纸上的差错”、“通俗化改革学习”等活动，以加强基础建设，报纸质量有所提高，副刊也办得比较通俗、活跃。 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报纸即采用规范简化字替代繁体字；同年1月20日起，标题、正文的均由竖排改为横排。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后，报名下均加注汉语拼音字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报纸，报名未加汉语拼音字母）。 1957年到1966年，全国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大跃进、公社化、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及社会主义教育等运动，“左”的指导思想开始抬头，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强调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报纸宣传也随之出现了“左”的浮夸现象。报社内部人员有的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有的被调离岗位。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报社首当其冲，工作人员或调离报社，或下放劳动，内部基础建设被严重破坏，甚至中国共产党在报社的领导权也一度被所谓的“造反组织”夺取过去。1967年1月11日，《芜湖日报》改名《新华电讯》，不发地方消息，1月19日，又更名《新芜湖报》。同时，各种非法铅印的派性小报，多如牛毛，充斥江城。流言、谣言和“假、大、空”文章在当时的报纸上，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直到1972年1月1日，中共芜湖地委决定，停办《新芜湖报》，恢复出版地委机关报《芜湖日报》。但仅出了三个月，即奉命停刊。 1970年9月24日创办的、中共芜湖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简报》，会后一直不定期地在内部出版发行。到1972年4月《芜湖日报》停刊后，遂成为实际上的市委机关报。1978年改名《芜湖简报》，到1979年6月，先是周一刊，后改为周二刊，四开四版，定期内部发行。这张报纸在组织生产、恢复社会秩序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5年，随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了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针政策，报社得以重新组建，1979年7月1日，在《芜湖简报》基础上，正式出版中共芜湖市委机关报《芜湖报》（周三刊），1984年7月1日，恢复《芜湖日报》（周六刊），并新建了一座1500平方米的五层大楼，组建了报社印刷，从而结束了解放后党委机关报一直由市新华印刷厂承印的历史。报纸宣传内容日益丰富多样，地方特色逐步增强，期发行数由5000份增加到16，000份。在这期间，报社不仅参与组织、发动全市性的各种社会活动，还极积加强与省内外报社的横向联系和新闻业务交流。 1980年10月，赵厚才、周祥鸿代表《芜湖报》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华东六省部分城市报纸座谈会；1981年4月，黄寿彭、汪兴泉代表《芜湖报》会同兄弟报社倡议，并在滁州召开了全省首届报纸副刊工作会议；1983年4月，苏彦彬代表《芜湖报）参加中国新闻学会在无锡召开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研讨会；9月，黄寿彭代表《芜湖报》参加由中国新闻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湖南日报》社在长沙合办的纪念毛泽东诞生九十周年新闻理论研讨会；1984年9月，陈莉代表《芜湖日报》参加在承德市召开的全国首届地市报纸群工研讨会；1985年7月，苏彦彬代表《芜湖日报》参加新华通讯社在北京召开的地、市报社总编辑座谈会。这些活动，扩大了《芜湖报》、《芜湖日报》在省内外的影响。 1981年，安徽省新闻学会成立。《芜湖报》社以团体会员加入，副总编赵厚才当选为理事。1985年、《芜湖日报》总编苏彦彬、副总编赵厚才出席省新闻协会、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会议，苏彦彬当选为常务理事。 1982年5月，《芜湖报》和《安徽日报》共同在芜湖召开全省第二次报纸副刊工作会议，省内21家报社派员参加。1984年12月，《芜湖日报》受安徽新闻学会委托，接待了日本国《朝日新闻》社记者木多森一，并派人陪同采访。 在这六年中，芜湖各机关、学校、企业的内部报刊纷纷出现。刊期有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不定期等，共约30余种。其中铅印、定期出版的半月刊有《安徽师大》、月刊有《芜湖科技报》、《芜湖青年》、《芜湖师专》、《安徽机电学院》、《芜湖环保》、《芜湖卫生》等约10种。 综观芜湖近代报业，滥觞于清末维新高潮，夭折于戊戌政变。继勃兴于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复受挫于洪宪复辟。因“五四”“五卅”运动而复苏，再受制于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由抗日战争胜利而空前繁荣，以芜湖解放而出现根本性变化。建国以后，日趋兴盛，却遭“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严重破坏。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机，复得振兴开创新局面。八十七年中，其兴衰萎盛，均受到全国政治形势演变的制约。 就报刊事业发展而言，以1949年芜湖解放为界，前期5年，报刊名目多达99种，期发行量一般为数百份，少数几家达到二、三千份；后期36年，报纸虽仅17种，期发行量至少在五千份以上，多者达二、三万份。报纸正文，从清末报刊出现开始，即用繁体字竖排印刷，一直到1956年才改为横排，并采用简化字；版面形式由呆板、单调逐步演变为活泼、多样，图文并茂；基本文体，则历经古文、白话文、古文夹白话、通俗口语、发展到多样灵活的现代散文，而副刊的有无、多少，则是报纸兴衰的明显标志之一。 从报刊的基本内容考察，大致过程是，始初为灌输知识，开通民智、宣传变革，救亡图存；继而刊登广告启事，传播工商行情，副以社会动态，文艺小品；再次是宣传政治主张，服务于阶级斗争。到1979年以后，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宣传改革开放，丰富人民文化生活。从而使报纸逐步成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双向传播信息、舆论影响的有效渠道，是八十七年中芜湖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87年12月29日初稿1990年10月18日定稿注释：①原件藏安庆市图书馆，芜湖日报社有复印件。②余家宏等编写：新闻学简明词典，第39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③④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卷，第51页，中华书局，1981年6月。⑤施乡：最早的一种俗话报，芜湖日报1957年7月7日三版《话说芜湖》专栏。文中说：我国最早的通俗报刊，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在无锡出版的《无锡白话报》⑥邹义开选编：安徽大事记资料（上册），第11页。汪菊侬・回忆汪原放的一生，芜湖党史资料，1985年第4期第3页。⑦李则纲遗稿：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7、9页。⑧安徽省图书馆藏有《安徽俗话报》第1-22期影印件。⑨蔡元培语，转引自李则纲遗稿。参见注⑦⑩周新民遗稿摘编：记安徽公学，安徽文史资料第5辑，第69页。⑪高一函：辛亥革命前后安徽省青年学生思想转变的概况，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434页，中华书局，1962年。⑫邹义开选编：安徽大事记资料（上册），第13页载有：1904年7月8日，芜湖西门内仙源公所业已开设阅报处，愿阅者晨十钟起至五钟止，皆不取费。⑬⑯张九皋遗稿，芜湖光复记，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1-112页；114页。⑭⑮⑰⑱⑲⑳⓪邹义开选编：安徽大事记资料（上册），依次见第74，75，77，80，82，86页。㉑国庆纪念中芜湖报纸之过去与未来，《工商日报》民国十七年十月十日增刊。㉒张九皋自传（未刊稿）第11-12页，芜湖日报社存有张衡美摘抄的复印件。㉓张孝康：芜湖报业简史，安徽文史资料，第15辑，第16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㉔张衡山：忆《芜晚》（未刊稿），第8-9页，芜湖日报社有复印件。㉕新闻通讯社名称为：警光、复兴、前锋、建国、东方、江声、安徽、中江、京芜、大雷、中流、青锋、民意、正风、综合、正气、励志、民本、民风、正义、芜湖青年、大刚等。㉖张玲辑整：民主革命时期芜湖工运史资料（专辑），芜湖党史资料，1985年第5期第19页。㉗吴稼森：我在南京地下工作时期的片断回忆，芜湖党史资料，1985年第3期第13页。㉘任陵（口述）唐昌兴整理：安徽学院地下党活动片断，芜湖党史资料，1985年第3期第16页。㉙万年：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芜湖市，芜湖党史资料，1985年第1期，第13页。附：芜湖报刊编年简表（1898～1985）年代报名主持人简况1898皖报 4～9月1899白话报汪熔 1904安徽俗话报陈独秀1904.3.31～1905年，共出22期1905鸠江日报王活天约一个月 商务日报吴少斋约一年1906芜湖日报王活天时间很短 风月谭谭明卿1908年终刊1909芜湖新报谭明卿1910年春终刊 中江日报 11.28创刊，约一年1910皖江日报谭明卿12.21～1937.12.51912安徽民报 国民党芜湖支部 安徽日报 国民党芜湖支部 讽报赵誉船社会党芜湖支部 共和日报李辛白共和党芜湖支部 农业日报王艺轩约五个月1913鸠江潮 名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 演说白话报 名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 皖江潮 名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 金钟白话报 名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 现世报 名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 醒报 名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 闲谭 名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 皖江新春秋 名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 醒世报 繁花新语 芜湖花报 直言报李士林 灿光日报 1915工商日报张九臬10.20～1937.12.71921芜湖学生旬刊高语罕4.30创刊，共出4期 芜湖（半月刊）沈泽民5.11创刊，只出4期1922前进李冰心五中学生，油印 实践 五中学生，油印 海灯 二农学生，油印1926赭山（半月刊）岳六2.13创刊，只出5期 苍茫（半月刊）钱杏邨5月创刊，只出4期 星报（三日刊）伍馨4.27创刊 芜湖日报胡白沙11.24～1927.31927六点钟晚报 皖江民报 10.10创刊 商协周刊 1928芜湖学生恕人半月刊，2.1创刊 昃日（半月刊） 精报 国货周刊 10.10创刊 血花王步人中共皖一届临委，油印 红旗尹宽中共皖二届临委，油印 民国日报谢仁钊 三民导报 民国日报改名1929导报 三民导报改名 新芜湖 6月创刊1930大江报 1935.2改名大江日报1931芜湖艺报（三日刊） 5月创刊 正言报 中江报柏毓文约一年1932芜湖镜报古希见国民政府《内政年鉴》1933芜湖大公通讯陈葆山见国民政府《内政年鉴》 芜湖新闻李洪勋见国民政府《内政年鉴》 芜湖新报徐辉祥见国民政府《内政年鉴》 芜湖导刊鲍光傅见国民政府《内政年鉴》1934芜湖大风周刊汪懋基见国民政府《内政年鉴》1935大江日报赵冰谷见国民政府《内政年鉴》 邮话月刊谢慎修1936.4停刊，共出12期1938工商日报（三河版）张步青1～3月 伪芜湖新报朱绣封7.17创刊，1954.9查封1940芜湖晚报（宜宾版）张衡山9.1～1941，约一年1945复兴日报（芜湖版）许知为9月、一个月 大江日报方宏孝1945.10～1949 安徽民报孙尧阶11.1～1947.6 民声日报李天敏12.1～1946.5.桂系 芜湖报彭一韶12.15～1946.1.20 青年快报俞鲲12.26～1946.11946皖江、工商联合版张九皋2.6～12.31 火炬日报王远江3.1～1948.12 复兴日报吴博全8.1～1949.4.23 国事快闻王枞8.13～1947.4 中央日报安徽增刊胡定安9.27～1949.4.201947幸福报（晚刊）吴育英1.1～1949.4.23 工商报张九皋1.1～1949.4.27 大同邮话陈文懿6.1创刊共出10期 安徽人（月刊）郭健行7月创刊共出20期1948基督教青年团契报程克文10～1949.2油印1949新华电讯刘俭4.29～6.25 芜湖日报徐伊复7.1～9.21 皖南日报钱丹辉9.22～1952.12.151950新工商报操竹友10.1～1952.5.311952芜湖大众刘乔7.1～1956.12.311956芜湖报鲁志4.1～1958.12.151957芜湖日报何瑞1.1～1958.12.151958芜湖县报赵鸿臣7.1～1961.3 芜湖日报芜湖报联合版联合版12.16～12.311959芜湖日报王自强1.1～1967.1.101967新华电讯 1.11～18 新芜湖报李远扬1.19～1967.12.311970简报赵厚才9.24～1977.121972芜湖日报董增林1.1～3.311978芜湖简报苏彦彬1.1～1979.6.301979芜湖报苏彦彬7.1～1984.6.301984芜湖日报苏彦彬7.1～编者按：抗日胜利后（1945-1948）报刊简表，原列甚详，本编为篇幅所限，部分从略。
池州行记--李若讷〔明〕（看看明代的芜湖是啥样）
明别集丛刊・第五辑・第11册614页・《四品稿》卷六记文・〔明〕李若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册251页・《四品稿》卷六记文・〔明〕李若讷 七月初旬，由太平陸行将谒寧國治兵憲使。午過青山，為謝朓遺址，覽吊移時，斜陽抵黃池，此河與蕪水接自漢世之吳已然更臨流而羨，聞憲使有句容之行，逡巡將取他道谒池州治兵憲使。𫊫起竟登舟，由蕪湖縣河行四十里抵縣東郊。賈㠶相引，艙煙縷縷，㟁上樓居鱗次，赭堊如畫，亦大半為賈肆。泊舟一望，幾于應接不暇。蓋蕪邑固江南佳麗地也，十姑孰不直一蕪湖，當時胡以縣蕪而郡姑？斯所未解！ 其地有南水部分司榷之，分司郎遣迓，余辭以行迫，暫止郭外。須臾登舆上，下稻隴中，迤南漸覺山多峯岫不絕，髙稻多燥，刈金舂珠者家相屬也，此時，自蕪湖迤北隰稻率未秀，猶憂旱因欸，蕪之商狎市而民狎野，如是萬山中繁昌蕪湖二邑壤相錯。稻隴之外，頗有麻菽木棉，以其田髙，故而道旁竹木叢雜，樹名多不能辨，詢居人亦有不盡知者，若桕若練，若錦青若水黃耳，其名亦自不俗。又其邑相距遠，設巡徼官扵河口，層江複岫防守特嚴，巡徼官率兵而迓，禾疇草樹亦𣸪險阻警人，迤南萬山綿亙不絕，晚抵南陵，為寧國属邑，邑令張君為桒梓齠齔交，當夜握手捉盃談娓娓不已，良久別而歸署。 漏下五鼓就枕即曙起，櫛遂行竟日夕，榾榾巌林中，乃達青陽，為池州属邑，九華山遙分眉睫，自南陵至是，其為稻麻菽綿，竹木叢雜者險阻而巡徼者大㮣不殊，抑以邑距遠耳，晚方欲止，聞憲使將有安慶之役，遂夜行不𣸪止，亂峯叠嶺紆折為苦，幸郵人列炬以火代目，達曙不輟，獲以𫊫抵池州郡城之下。 水環空翠虹橋，月榭宛若仙源，齊山矗起，嵐秀四䁐，相傳以唐齊映得名，而潺潺者亦即名齊川，橋上遊人亦不知其故，云是曰，谒憲使，晤太守司李諸公，司李為汝之周公。興余道故更覺歡浹，晚宿署中。已圗登陸而從者，云江風順空舟。次早借舟，太守公解纜行矣。舟初彂處為池口，即所称貴池之美，郡得名以此。秋浦相連，属目如玉恨不久，挹潺湲之上，少顷入大江中，两㟁空闊，一㠶縱之，白雲翠螺一瞬便過，風蓬入耳，水瀺灂合之，坐臥一聽，幾忘誰風誰水，回視昨夜，蹩躠萬山閣，閣不能上下者，彼以應官之迫，狎于鬼（筆誤？異？）鄉。此以官程之暇恬于蛟窟舟車之況，亦冗暇之悰分也。江中望九華山，嵳峩遒上，比青陽所望更真，令人兩掖風舉。青蓮標目遂足千古，何從起彩毫再寫之。 抵銅陵界，衆河奔滙，江益浩淼。遠山幾與叢蘆等觀，雲際茫茫，僅能辨其上。下抵荻港，為太平境，乃江流險處。瀇瀁澎湃，不免望洋而巡徼。偏裨皆設與此，以俻出沒之警，官兵亦撑小艇來相擁護。時已晚照矣，湍濙波激，忽見一磯屹然流中頓，欲凌之而上，向夕未能耳。遠眺則崇山灼灼火起如炬，詢舟子以為煉山。江南火耕亦𣸪不虛，近視則晚江澂净，平波微風，真如一幅練，而霞紅雲翠相拂，欲染山嵐水色與之映合，又一幅江天圖也。入夜不篝燈，秋月新朗，鍳我薄帷。旋已就枕，既而聞舟子篙聲搰搰，問之，以江偶值淺故，挽而之深。移時又聞櫓聲復搰搰，欲起問，睡思方濃，不果竟入夢中。不覺泊在何所。夜過半而覺，則舟駐江干，星斗低垂，幾可捫摘。問其地乃近蕪湖矣。計是日，自辰至戌舟行幾三百里，泠泠適也。而夜起氣甚蒸闇中，取繁昌棃啖之以解。𫊫風迅快爽人心脾，殆不能支為掩蓬窗避之。已而推窗遠顧，红霞翠靄，水色山嵐，不異于昨夕其雲之秀蒨玲瓏，毎毎似嵌石隙，峯之狀不知江上之雲，何以獨巧致爾爾。 將曉，乘風張帆駛去繁昌之三山。巡徼官來迓，其俻護不減，荻港盖繁蕪之介，江防要害也。水國雲窠，儘可眠餐而嚴警，又𣸪如是，勿亦臥榻之側，不容他人耶。且思江流一泓，逸人以逍遙，勞人以拮据，官程匆遽，未便是菰蘆桃源耳。隨過魯港，官兵亦迎迓余。已而抵蕪湖分司矣，蟂磯在望，遙出水中，孫夫人祠其上，俗稱靈應。因憶仲謀玄德不獲，瓣香夫人盻響（同“肹响”）未歇，何也？志稱磯穴潛蛟。詢之居人都不觧，勿亦與英雄俱沒耶。分司即向所稱水部江上闗津，簰筏如櫛，此𤨏𤨏者，囯計所需。矧今疆圉多故，以牙籌資練甲固清郎，首務抑澤，囯急茦耳。為低回久之分司廠署，亦自宏麗，市衢輻輳，以擊以摩，殆與。蕪湖之勝相映属也，民渐侈物力漸绌，奈何。過廠抵蕪邑郊外，亦未入城，登陸而𨑰太平矣。是役也，去來凡六日，去多由山來多由水，為記其山行水行之曲折如此。简体版： 七月初旬，由太平陆行将谒宁国治兵宪使。午过青山，为谢朓遗址，览吊移时，斜阳抵黄池，此河与芜水接自汉世之吴巳然更临流而羡，闻宪使有句容之行，逡巡将取他道谒池州治兵宪使。早起竟登舟，由芜湖县河行四十里抵县东郊。贾帆相引，舱烟缕缕，岸上楼居鳞次，赭垩如画，亦大半为贾肆。泊舟一望，几于应接不暇。盖芜邑固江南佳丽地也，十姑孰不值一芜湖，当时胡以县芜而郡姑？斯所未解！** 其地有南水部分司，榷之分司郎遣迓余，辞以行迫，暂止郭外。须臾登舆上，下稻陇中，迤南渐觉山多峰岫不绝，高稻多燥，刈金舂珠者家相属也，此时，自芜湖迤北隰稻率未秀，犹忧旱因欸，芜之商狎市而民狎野，如是万山中繁昌芜湖二邑壤相错。稻陇之外，颇有麻菽木棉，以其田高，故而道旁竹木丛杂，树名多不能辨，询居人亦有不尽知者，若桕若练，若锦青若水黄耳，其名亦自不俗。又其邑相距远，设巡徼官于河口，层江复岫防守特严，巡徼官率兵而迓，禾畴草树亦复险阻警人，迤南万山绵亘不绝，晚抵南陵，为宁国属邑，邑令张君为桑梓龆龀交，当夜握手捉杯谈娓娓不已，良久别而归署。 漏下五鼓就枕即曙起，栉遂行竟日夕，榾榾巌林中，乃达青阳，为池州属邑，九华山遥分眉睫，自南陵至是，其为稻麻菽绵，竹木丛杂者险阻而巡徼者大㮣不殊，抑以邑距远耳，晚方欲止，闻宪使将有安庆之役，遂夜行不复止，乱峰叠岭纡折为苦，幸邮人列炬以火代目，达曙不辍，获以早抵池州郡城之下。 水环空翠虹桥，月榭宛若仙源，齐山矗起，岚秀四䁐，相传以唐齐映得名，而潺潺者亦即名齐川，桥上游人亦不知其故，云是曰，谒宪使，晤太守司李诸公，司李为汝之周公。兴余道故更觉欢浃，晚宿署中。已图登陆而从者，云江风顺空舟。次早借舟，太守公解缆行矣。舟初发处为池口，即所称贵池之美，郡得名以此。秋浦相连，属目如玉恨不久，挹潺湲之上，少顷入大江中，两岸空阔，一帆纵之，白云翠螺一瞬便过，风蓬入耳，水瀺灂合之，坐卧一听，几忘谁风谁水，回视昨夜，蹩躠万山阁，阁不能上下者，彼以应官之迫，狎于鬼（笔误？异？）乡。此以官程之暇恬于蛟窟舟车之况，亦冗暇之悰分也。江中望九华山，嵯峨遒上，比青阳所望更真，令人两掖风举。青莲标目遂足千古，何从起彩毫再写之。 抵铜陵界，众河奔汇，江益浩淼。远山几与丛芦等观，云际茫茫，仅能辨其上。下抵荻港，为太平境，乃江流险处。㲿瀁澎湃，不免望洋而巡徼。偏裨皆设与此，以备出没之警，官兵亦撑小艇来相拥护。时已晚照矣，湍濙波激，忽见一矶屹然流中顿，欲凌之而上，向夕未能耳。远眺则崇山灼灼火起如炬，询舟子以为炼山。江南火耕亦复不虚，近视则晚江澄净，平波微风，真如一幅练，而霞红云翠相拂，欲染山岚水色与之映合，又一幅江天图也。入夜不篝灯，秋月新朗，鉴我薄帷。旋已就枕，既而闻舟子篙声搰搰，问之，以江偶值浅故，挽而之深。移时又闻橹声复搰搰，欲起问，睡思方浓，不果竟入梦中。不觉泊在何所。夜过半而觉，则舟驻江干，星斗低垂，几可扪摘。问其地乃近芜湖矣。计是日，自辰至戌舟行几三百里，泠泠适也。而夜起气甚蒸暗中，取繁昌梨啖之以解。早风迅快爽人心脾，殆不能支为掩蓬窗避之。已而推窗远顾，红霞翠霭，水色山岚，不异于昨夕其云之秀蒨玲珑，毎毎似嵌石隙，峰之状不知江上之云，何以独巧致尔尔。 将晓，乘风张帆驶去繁昌之三山。巡徼官来迓，其备护不减，荻港盖繁芜之介，江防要害也。水国云窠，尽可眠餐而严警，又复如是，勿亦卧榻之侧，不容他人耶。且思江流一泓，逸人以逍遥，劳人以拮据，官程匆遽，未便是菰芦桃源耳。随过鲁港，官兵亦迎迓余。已而抵芜湖分司矣，蟂矶在望，遥出水中，孙夫人祠其上，俗称灵应。因忆仲谋玄德不获，瓣香夫人盻响（同“肹响”）未歇，何也？志称矶穴潜蛟。询之居人都不解，勿亦与英雄俱没耶。分司即向所称水部江上关津，排筏如栉，此琐琐者，囯计所需。矧今疆圉多故，以牙筹资练甲固清郎，首务抑泽，囯急策耳。为低回久之分司厂署，亦自宏丽，市衢辐辏，以击以摩，殆与。芜湖之胜相映属也，民渐侈物力渐绌，奈何。过厂抵芜邑郊外，亦未入城，登陆而𨑰太平矣。是役也，去来凡六日，去多由山来多由水，为记其山行水行之曲折如此。作者小传： 李若讷（1572-1640），字季重，号渤海，明代济南府临邑县人，晚明重要官吏和山左著名诗人。其始祖李彦祥，原籍登州府莱阳县，永乐年间迁临邑县业农。曾祖父李访，专攻《毛诗》，候补县学廪生。祖父李国祯，以子贵赠文林郎、陇西知县。父亲李汝相，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担任过甘肃陇西和北直隶魏县知县、户科给事中、山西按察使司佥事、河南布政使司参议。李若讷弟兄三人，大哥李若虚，二哥李若思，他本人排行老三。 李若讷早慧颖异，15岁考中秀才，成县学廪生，17岁中举，1604年考中进士。李若讷刻苦自学，自《六经》诸史以及百家之言与裨乘掌故，无不了如指掌而融会贯通，其撰写的文章也卓然一家。 李若讷历官河南归德府夏邑县知县、内乡县知县、归德府同知、睢州知州、户部员外郎、户部郎中、南直隶太平府知府、湖广按察使司副使、四川按察使司川西副使，四川布政使司摄布政使、广东罗定兵备道参议。崇祯三年（1630年），同榜进士的临邑人王洽遭遇牢狱之灾后，使李若讷看清了崇祯皇帝自毁长城的昏庸和明后期官场上派性斗争的残酷和凶险，加之自身耿直的个性常常招来小人的非难，遂于崇祯七年（1634年）以有病为由辞官归里。
作者：郭青 刘捷 文/图（本文原载于2010年《大江晚报》） 龙王庙巷位于芜湖市区东部，紧邻皖赣铁路，大致呈南北走向。在龙王庙巷的中段至今还保留着一座龙王庙，这也是这条巷子得名的原因。芜湖地处江南水乡，境内湖泊星罗棋布，圩田众多，水患始终像是一柄高高悬于百姓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威胁着百姓的生命。正是缘于此，芜湖百姓历来尊崇龙王，广建龙王庙，以期风调雨顺，这也是端午嬉龙舟的主要原因。 芜湖一地的龙王庙，据民国八年版《芜湖县志》记载，先后出现的有十座：“龙王庙在县东河南十五里,每岁春秋仲月辰日致祭。因路远祈祷不便,乾隆四十年知县淡如水创建宣春门内察院东首。咸丰时毁，同治初重建……又下水门河沿、河南西瓜墩河沿、鹤儿山麓、东门外梅家荡、南辛圩东北埂、独山圩麻浦铺、亮陡门八都铺、胡家壩俱有龙王庙。”另据茆耕如先生回忆，除上述十处外，还有井儿巷口、石桥港、上水门、老浮桥、仓巷口等五处龙王庙，而据《芜湖地名录》记载，吉和街利济巷原名龙王庙巷，据此推断，这里肯定也曾有过一座龙王庙。因此，芜湖一地的龙王庙先后至少出现过十六座之多。然而时至今日，保存下来的仅有东门外的这座龙王庙。这座龙王庙的规模在芜湖算是比较大的，它始建于明万历八年，至清同治三年又被扩建成龙王行宫，咸丰三年毁于兵燹，清光绪年间当地缙绅筹资在原址重建，但规模已大不如昔。可惜这座龙王庙内供奉的龙王、菩萨等均毁于“文革”时期，现仅残存部分山墙和木质大梁，不过透过这些遗址依然可以想象当年龙王庙的繁华热闹。由于拥有了这座龙王庙，这条街道也显得多少有点与众不同，大概是占了几分龙王的“仙气”吧。 “合肥一条街” 龙王庙巷两侧的民居大体保存完好，再仔细看看镶嵌在墙角的青石界碑，一块、两块、三块……不禁有些诧异，这些界碑，虽然堂号五花八门，字体也不尽相同，但几乎所有的界碑上都刻有“合肥”二字。原来，在这些界碑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 合肥的肥西县一带，像临河集、上派河等地的土地非常贫脊，常常是十年九旱，直到上个世纪初，生活在这里的百姓依旧挣扎在贫困线上，有些人实在忍受不了这清苦的日子，遂背井离乡来到一江之隔的芜湖，这些人来到芜湖之后，大部分选择了开机坊织布来养家糊口。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落脚点首选的就是龙王庙巷。当时，这里地处市郊结合部，它的北端与当时的芜湖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东外街呈L形相连接。这些合肥人可以将织好的布匹就近拿到南门湾、南正街等繁华地带销售。 到1925年前后，合肥人在龙王庙巷中陆陆续续开设了大约二、三十家机坊，已经颇具规模。龙王庙巷连同附近的龙王巷几乎成了“合肥一条街”，那时，回荡在这条幽静小巷内的，除了咔嚓咔嚓的机杼声，还有那老家浓浓的乡音。这些人居住在一起，无论是生活、生意上都可以相互照应，相互帮助。只是这些人谁也不曾想到，这一住，就是悠悠几代人，他们在龙王庙巷中娶妻生子，养儿育女。故乡，在这些游子的心中早已渐行渐远,远成了天边的一抹晚霞，唯有一块块界碑上的那“合肥”二字，还在风雨中倔强地挺立着。 鲍玉成饭店 提起龙王庙巷，就不能不提鲍玉成饭店。鲍玉成饭店位于龙王庙巷3号，大门朝东，正对龙王庙巷，两进两层，占地二百多平方米，外墙的青水小砖实纳上顶，砖与砖之间用糯米稀砌成，至今仍坚硬无比。房屋高达1.1丈，内设十八间客房。每个客间都有一扇宽大的窗户，阳光直射进房间，温暖明亮，这样的设计在当时的芜湖算是非常高档的。鲍玉成饭店大体呈“回”字形结构，中间有一天井，天井上方是一层透明玻璃小瓦，既可挡雨，又可通光。临街正门上方有一宽大的拱券，制作得十分夸张，远远望去，宛如一道横亘于大门之上的彩虹，颇具装饰性。鲍玉成饭店建于民国22年（1933年），正是一个西风东渐的年代。建造这座房屋的主人是鲍绍成（1887-1973），巢县烔炀（今巢湖市烔炀镇）人，因在家乡受不了地主的欺侮，于1905年来到芜湖，先是长街替商家做帮工，积攒了一些钱后便开始做一些小买卖，再后来又开了一家线坊。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鲍绍成开始做皮毛生意，并逐渐发迹。大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鲍绍成通过一位上海朋友介绍，又开始涉足畜产生意，主要是向皖南山区及长江沿线城市供货，生意甚为红火，盈余颇丰。民国22年（1933年），他看到了龙王庙地处火车站、轮船码头之间，又临近东门热市区，遂决定在此兴建一座饭店，取名“鲍玉成饭店”，果然，鲍玉成饭店建成后生意非常红火，南来北往的商人、游客络绎不绝。饭店里常常是彻夜灯火通明。那时，鲍玉成饭店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住得上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住在鲍玉成饭店已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鲍绍成生性善良、豪爽，每当巢县老乡来芜时，只要住在鲍玉成饭店内，他总是分文不收,遇到有困难的,鲍绍成还自掏腰包。因此，时至今日，巢县烔乡一带还流传着许多关于鲍绍成乐善好施的故事。 鲍绍成民国年间曾任芜湖市总商会皮毛委员会委员，建国后曾任芜湖市政协委员。鲍玉成饭店1956年公私合营，改店名为玉成旅社。1965年以后，随着芜湖市中心的不断西迁，这座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饭店才最终歇业。如今，鲍绍成的儿媳和孙子鲍华保依然住在这里。 龙王庙巷里这些陈年往事如今听来恍若隔世。远远望去，那间小小的龙王庙依旧安静地躲在喧嚣的背面，藏在热闹的皱褶里，那条窄窄的老街沐浴在初春的斜阳下，微醉了人们的心绪，羁绊了人们的脚步。何况还有这般清风、曲径。
作者：胡毓骅 “中江”是我国古代文献记载最早的地名之一，出现在《禹贡・导江》：“东为中江入海”。《汉书·地理志》的丹阳郡芜湖县下注云：“中江在县西南，东至阳羡（今江苏宜兴）入海”。在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中江”标注在芜湖至太湖之间的水道，由青弋江、水阳江、固城湖、荆溪等天然水道和胥溪这条人工河流组成。中江流经芜湖，对芜湖来说有着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如果没有中江，芜湖的历史就得重写。 一、远古中江漫如滩 据研究中江流域在距今2.25亿年至6亿年的古生代，曾经经历了多次海陆变迁。在距今7000万年至200万年的新生代第三纪，中江流域曾经上升为陆地，但是到了距今200万年的新生代第四纪，中江流域地壳总的趋势开始脉动式下降，加之当时的气候经过多次冷暖交替的变化，从而引起地壳升降及海平面高低的变化，导致海水大幅度进退，海陆面积互相消长，“沧海桑田”变化尤为明显。古代的长江下游地区在大地构造上，属淮阳地盾与江南古陆之间狭长的扬子准地台；长江芜湖段是发育在扬子准地台的挤压断裂破碎带上，此段长江流向几乎完全和挤压断裂破碎带一致。由于挤压断裂破碎带是由一系列断裂组成，宽度达几十千米，而且第四纪疏松沉积物广泛发育，有利于河床横向摆动和分汊河道的形成，因此，芜湖附近的长江河道演变频繁，幅度也较大，属分汊性河型，中江就是古长江下游的汊江之一。不过这段汊江，由于长江下游在第四纪时期曾有几次大规模的海侵和海退，在不同的海平面时期，长江干流的位置不同，这段“汊江”还曾经是长江的干流。由于长期冲积，造成了江北开阔的河漫滩平原，使古代河道不断向北扩展。科学界对南京猿人的研究成果说明了这个问题：南京猿人所处的年代在距今50多万年前，并且与北京猿人十分相似。据此，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专家认为中国动物群在当时分为南方型和北方型，南北型的分界是长江。南京猿人的发现地汤山现在位于长江以南，而其动物群与北方动物相似，这说明远古时代的长江地处现在的长江以南，流经芜湖、固城湖和太湖等处入海。由于当时的汤山在长江以北，所以南京猿人及其动物群应属北方型。 从地质资料来看，长江下游在距今1万年的全新世时，其河道是在完全自然的环境下发育游荡的，江湖不分，水域宽广。今天的长江下游河道不是完全自然定形的，而是在古代兴修堤防等人类工程活动影响后定格的。中江所处的谷地，在地质构造上是属溧（阳）高（淳）背斜的南部。侏罗纪末期的燕山运动，使当地距今2.25亿年到6亿年的古生代和距今8千万年到2.25亿年的中生代地层发生褶皱抬升，形成溧（阳）高（淳）背斜。在距今8千万年到1.4亿年的中生代白垩纪时，地壳发生了大规模断裂，其断裂的方向主要有两组，即东北—西南走向和东南－西北走向。中江谷地正是溧（阳）高（淳）背斜构造东南－西北走向大断裂的产物。后来，由于地壳运动，长江干流北移，中江逐渐淤塞，仅为长江汛期的泄洪通道。先秦时期的长江下游，除少数丘陵、岗地外，大部分地区被江水和古丹阳湖水所淹没，江水连湖水，水面非常宽阔。 全新世中期（距今6000年前）前后，发生大海侵，使长江口后退至扬州-镇江一线，广阔的长江三角洲成为一片汪洋，海水直拍茅山脚下。长江向北向东的出海口均遭海水阻挡，排水不畅，遂使沿江凹地、盆地积水成湖。此时，在长江沿岸相继形成了巢湖、彭蠡泽等大型湖泊，紧靠长江的丹阳湖盆地亦积水成湖，这就是古丹阳湖。全新世中期以后，海面下降，海水后退，长江口又向前伸展，中江进一步发育，长江泄水又复通畅。此时的长江以今长江干流为干流，中江则沦为支津。根据今天芜湖附近长江水面高程为13米，而太湖水高程仅3米，可以推知距今5000年前，长江水位比太湖水位高出许多。中江本可顺畅地向东流入太湖地区，但是由于古丹阳湖盆地东缘的茅山山脉和天目山的余脉在缓慢抬升，并逐步形成丹阳湖盆地和太湖盆地的分水岭，而不能东流。不过该分水岭的高度不大，比今日还低。1958年在拆除胥溪河上的东坝时，发现明代洪武年间修建的石闸遗迹，测得其墙顶真高为3米，闸底高程-1米。这样的高程，尽管洪水季节，长江和古丹阳湖水可以通过中江越过东坝分水岭流入太湖盆地，但是排水不畅；到了枯水季节，中江甚至断流。这也为后来的“大禹导中江”和“胥溪运河的开挖”埋下了伏笔。 中江的这一段历史，后来也被人们的实地考察所证实。南京大学的专家们在高淳县水利局1975年钻探高淳东坝一带分水岭岗地之上的胥溪河两岸的钻孔材料中，发现钻孔中均存在两层砂夹泥砾土层或砂土层。根据分析，砂土层和上部砂夹泥砾土层有可能是春秋吴国时期人工开凿运河之后的河流堆积物。但深度在海拔3.7米——6米的下部砂夹泥砾土层则不是一条河流在短期内可以堆积而成的。专家综合其他调查研究判定，中江水道在胥溪运河开凿之前，就存在过规模较大的天然河流，即古长江和长江的汊江，后来经过河道变迁和淤塞，河流沉积物又经历了很长的成土过程形成壤土层。调查还发现，胥溪流域在大地构造上属于“南京凹陷”的南缘。从地质构造和地貌调查来看，这一地区的地质构造及地貌特征与《禹贡》“三江”的中江位置可以对应。中江中的胥溪河段在苏南茅山一带，是地震的震源区之一，地壳活动引起了茅山地壳的抬升；加之河流的淤积作用最后造成中江的淤塞。今天的胥溪东坝以西地区的运河南岸以及东坝以东运河北岸1公里范围内均发现地表数米以下便是厚度达数十米的淤泥层，这更是中江在胥溪运河一带存在的重要证据。此外，网纹红土是长江以南的标志性土壤，但是在芜湖以东只沿固城湖、胥溪运河一带向东连续分布。根据分析，此种地带性的网纹红土在芜湖以东部分地区的缺失以及主要沿胥溪运河一带分布的现象可能与中江原始分布位置有关。考古发现也佐证了专家们的观点，远古时期的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大多临水而居，胥溪运河流域就存在春秋以前的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出土器物，这也表明在胥溪运河开挖之前，已有新石器时代人类在中江两岸生活居住。 二、大禹千里导中江 远古时期，随着地壳的运动和河道的自然淤塞，中江仅成为长江上游来水在汛期的泄洪通道。相传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我国连续发生特大洪水，老百姓只得跑到被洪水包围的山岗或丘陵上去避难，整个民族陷入空前深重的灾难之中。部落首领唐尧主持召开部落联盟议事会议，专门研究水患问题。当时他们一致推荐有治水传统的夏族首领鲧主持治水。鲧采用“堙障”的办法，修筑堤坝围堵洪水。这样的治水，不但治不了洪水，反而使洪水越涨越高，最后堤坝频频被洪水冲垮。唐尧的助手虞舜视鲧治水无功，将他诛杀在羽山。唐尧死后，虞舜继为部落首领。经过部落联盟议事会议的推荐，又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洪水。禹欣然领命，但没有贸然行事，而是认真总结前辈治水的教训，寻找治水失败的原因。然后，率领伯益、后稷等一批忠实助手，跋山涉水，顶风冒雨到洪灾严重地区进行勘察，了解各地山川地貌，摸清洪水流向和走势，制定统一的治水规划，在此基础上才展开大规模的治水工作。他改革单纯筑堤堵水的办法，采用疏导的策略。先划定地区，在高处标出山河的位置，再用“准绳”、“规矩”进行测量。由助手伯益焚烧山泽，驱逐禽兽，再疏导河流排入长江大河，分泄入海。汉朝著名文学家司马迁著的《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夏禹治水的时候，是“左准绳，右规矩”，这意思是说，夏禹是左手拿着水准绳，右手拿规和矩进行测量，规划治水方案。说明在夏禹治水的年代（约公元前2000年）就有了“规”和“矩”这两种工具了。大禹结婚后四天就开始工作，在外工作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利用各种交通工具，陆地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泥中拖车），山行乘埝（一种登山鞋），走遍全国。终于开成九川（多数大河）通海，疏通畎浍（沟洫）通川，水土平定，人们得以“降丘宅土”。他又组织人们去发展生产，叫“益”把稻种发给住在低湿地的人们，让他们种水稻；又让会种庄稼的后稷把不同品种的粮食发给大家，既解决吃饭问题，又解决了种子。同时大禹还带着生产工具，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由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当时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禹治洪水和发展生产受到了人民的拥戴，人们称呼他为“大禹”——伟大的禹。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孟子・滕文公上》记载：“禹疏九河，瀹（疏导）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淮南子・原道训》则说，禹以水为师，总结水流运行的规律，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流势，因势利导治理洪水。带领百姓，“疏川导滞”，根据地形地势疏通河道，排除积水，使洪水和积涝得以回归河槽，流入大海。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制服洪水。《史记・夏本纪》则记载，禹“导九川”中有一条“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此段文字的白话译文即是：从汶山（岷山）开始疏导长江，往东流，另外分出一条支流，就是沱江，又往东接着施工，到达了醴水，过了九江，就到达了东陵，再向东又斜流往北，就汇成彭蠡泽，再往东流就是中江，然后流入海中。据《汉书・地理志》丹阳郡芜湖县记载，“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江苏宜兴）入海”，即指芜湖之东经江苏高淳、东坝、溧阳至宜兴通太湖一水。这也是史籍中，有关“大禹导中江”典故的来历。为了纪念治水英雄大禹在芜湖创下的不朽业绩，芜湖人在青弋江南岸建立禹王宫，记刻大禹的丰功和人们的思念。现在禹王宫已不存在，但在弋江区还有一条以禹王宫命名的道路，记录了“大禹导中江”的这段历史。 大禹治水的传说，历久而不衰，有真实的背景。但是，由于传说有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夸张及许多象征性的说法，使真相变得扑朔迷离。不过大禹治水的传说，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在征服大自然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也说明：洪水是可以用人力控制的，江河是可以治理的，禹治水就是一个实例。同时治水不能单纯壅塞，还要注重疏导，即所谓“因”水的特征和规律，“因”天然地形的高下来治水，如河川通海，洼地蓄水，卑湿种稻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按《国语・周语》所说，就是顺天地自然，高的培土，低的疏浚，成沟河，除壅塞，开山凿渠，疏通水道，使水由地中行，经湖泊河流汇入海洋，有效治伏了洪水。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国古代关于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很多，传说虽有夸大和神化成分，然而基本史实却是存在的。上古时代，世界各地均有水患，这在古典文献和《圣经》中均有记载。治水方案，一是堵，二是导。鲧用“堵”的办法治水失败了，禹用“导”的办法结果治水成功。由“堵”洪水，到“导”洪水，这是中华民族一项伟大的发明与创造。 三、运河最早数胥溪 在古代，长江的天险尚未克服，下游江面浩淼开阔，江宽浪大，楚、吴、越三国的水上交通，非特殊情况，不敢犯难以航。为了避免风涛之险，他们多利用中江和巢肥水道泛淮水互相往来。 中江连接长江和太湖，中江上游的青弋、水阳两江及长江安徽段汛期水位在8 - 12米之间，相对于太湖流域 3米左右的水位，有5 - 9米的高低落差。长江皖南段的青弋江流域与太湖流域之间，并无高山相隔，两流域之间的分水岭最低高程，仅为13 - 17米，地质结构为砾土层、网纹黄土、粗细沙层、泥岩等，并无坚硬的基岩。两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处有一沟通太湖和古丹阳湖的胥溪，其关键河段在江苏高淳东坝和下坝之间的分水岭上，长约5公里。关于胥溪起源有两说：一是“胥溪人工河道说”，据传，胥溪为春秋时期吴国为了攻打楚国，由吴国国王阖庐命伍子胥率众开凿，历时六年修通。二是“胥溪天然形成说”，认为以古丹阳湖与太湖分水岭处的地形、水系、地质等条件，假设分别由太湖支流荆溪向西溯源侵蚀和古丹阳湖支流向东溯源侵蚀，最后切穿分水岭，两水沟通，发生河流袭夺现象，导致青弋、水阳两江汛期洪水东流入太湖，切割冲刷加深河槽形成胥溪。笔者认为，胥溪是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这除了历史文献有记载外，实地考察的情况也能证明问题。在水阳江流域和太湖流域分水岭岗地（高淳的东坝一带）之上的一段，地势较东、西两侧高，而且河道平直，实际测量东坝附近的最高洪水位为12.51米 ，低于分水岭岗地10米 左右。假如不是人工开挖，则东坝以西的水流要溯源侵蚀切开分水岭，实际是不可能的。南京大学的专家们在1975年钻探胥溪河两岸分水岭岗地时，发现春秋吴国时期人工开凿运河之后的河流堆积物 （砂土层上部的砂夹泥砾土层）。专家综合其他调查研究判定，胥溪运河开凿之前，该处存在过规模较大的天然河流，即长江的汊江，后来河道经历了淤塞，河流沉积物经历了很长的成土过程形成壤土层。胥溪应该是非天然河流，它是一条在古中江的基础上由人工开挖的运河。 春秋以前的中江，实际上只是长江汛期的泄洪通道，汛期过后水位下降，中江分水岭段（高淳东坝一带）就断流。春秋时期，位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吴国逐渐强大起来，欲争霸中原。然而吴国要北上争霸，最大的障碍是位于江淮之间的楚国。当时楚国正与北方的晋国争霸，晋国也需要和吴国结成同盟，利用吴国攻击楚国。由此形成了吴楚多次交战的局面。然而，吴国的实力有限，在吴王阖庐以前吴国是无可奈何的。《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3年），“楚平王杀伍奢、伍尚，伍员（伍子胥）如吴”。楚国事变，导致熟悉楚国国情的伍子胥逃奔吴。伍子胥投奔吴国后，辅佐阖庐夺取政权，专心致力于灭楚。《左传》昭公三十年（前513年）有这样一段记载：“吴子问于伍员曰：伐楚如何？对曰：楚执政众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肆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蔽，亟肆以罢（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要实现这一军事计划，也并非容易之事。因为吴楚交兵的战场，主要是在江淮之间，而吴国后方基地在太湖流域，战线太长。吴国的水军从太湖流域到江淮之间，须绕很远的水路。本来有三条线路可走，一条是从笠泽（今吴凇江）出海，至淮河口，溯淮西上；一条是由吴淞口沿长江西上濡须口（今裕溪口）；还有一条是由中江至芜湖，进入江淮地区。后一条是最理想的线路，但需开挖运河，伍子胥承担了这项任务。公元前511年，他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河网密布的条件，开凿了中江上关键河段胥溪，打通从吴国都城姑苏（今苏州）起，过太湖，经宜兴、高淳，穿固城湖，到芜湖入长江的水道。后人因运河为伍子胥所开凿，将此运河称为“胥溪”。这样中江“河流沟通，……西入大江，舟行无阻。”吴都姑苏与芜湖一带的水道距离大大缩短。胥溪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比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公元前486年）早25年，比欧洲最早的运河——果达运河早了2300多年。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伍子胥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开通胥溪河，主要是当时仅需要开通一、二十里高阜之处，其余河道大多是利用已渐趋淤浅湮塞的古中江（古濑水）和平原上的湖泊等自然水体。因为自中全新世至今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在古中江的位置上，仍然保留有一条连续不断的河道，尽管今日它已经变得很浅很窄，甚至个别地段需要经过疏浚后方能通航，但在涨水季节，仍可乘一叶扁舟，从芜湖长江口向东，入水阳江，然后经过高淳、溧阳、宜兴、太湖直达东海。另外，从地质和水文地质上来看，沿中江古道为河流沉积，且连续分布，并且不存在横切中江古道的基岩分水岭。这些都为古代胥溪的开挖提供了可能。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胥溪河早已不是古中江的天然河道，它是经过后世不断疏浚、裁弯取直而形成的人工河道。 胥溪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秦始皇最后一次南巡，至钱塘、临浙江就是通过胥溪河到达浙江的。它的开凿不仅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而且也极大地便利了吴国与江南各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据考证，汉代闻名全国的丹阳铜主要产于今天皖南的南陵、铜陵、繁昌、青阳、贵池等地。考古工作者在上述地区发现大批古铜矿采冶遗址，仅南陵就发现多处，还发现多座矿石焙烧窑、炼铜炉和大量废矿渣。上述地区在汉代隶属丹阳郡，春秋时期均在吴国的管辖内。古人即在当地开采冶炼，将所冶炼的粗铜运至吴都或者其他地方铸造器物。运输方式很可能是由水路或陆路运至芜湖，然后由芜湖通过中江运至姑苏。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南朝宋人刘穆曾云：“船从义兴通江至芜湖。”义兴即今之宜兴，由此乘船逆荆溪而上，穿过胥溪运河可以直通芜湖。唐代大诗人李白《赠从弟昭宣州长史》：“宗英佐雄郡，水陆相控带；长川割中流，千里泻吴会。”唐宣州治即今之宣城市，自此顺水阳江而下，北入固城湖，东转经胥溪河及荆溪入太湖，可以直抵吴会苏州城下。《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也曾经从苏州经中江至芜湖入长江去广东贩丝绸。清朝政府还曾因南京为太平军所占无法过境，而从芜湖入中江向苏州运送军粮。 四、五堰几度兴衰事 中江上的胥溪附近地势是西高东低，每年的汛期，由皖南山区倾泻而下的河水经过固城湖由胥溪东归大海，但是汛期一过水位下降，上、下游的水位落差过大，古人为涸水通航，便在胥溪上筑坝和堰埭。筑坝和堰埭挡水，是为保证胥溪航行充足的水量和稳定的水流而精心构思的杰作。中江是沟通长江和太湖的重要河段。如何解决太湖水位低、长江水位高的水位差问题，是影响这一段运河通航的关键所在。古人采取了在高淳的东坝一带筑堰的办法，终于使这一难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坝是截断河流用于拦蓄调节水流、抬高水位的挡（壅）水及沿岸设置用于挑挡水流的建筑物。堰埭是低水位的壅水土坝，用于提高上游水位，调整水面比降或提高通航水深的过船建筑物。堰埭是用土石或草木材料做成，为过船，在它的上下游面用条石砌成较缓的平滑坡面，旁设简单机械，用人力或畜力拖拉，滑上滑下，是早期的升船设备。根据其过堰埭情况，又可分为三种。①人工磨堰，在航道水位差小，堰埭高度不大时，利用人力改变推移船的支点，逐步扭磨移动，实现过堰埭；②人力辘轳绞拉堰，在水位差较大、堰埭较高、船只较重的情况下，在堰埭两端设支架和辘轳，过船时用人力绞拉绳索带动船只上下滑动，以稀泥浆作堰埭面润滑剂，实现过堰埭；③畜力辘轳绞拉堰，在建筑物更高，船只更重的情况下，人力绞拉困难时，就采用畜力作为绞拉的动力。多数情况下使用牛，所以两晋南北朝时称其为“牛埭”。北宋时堰埭规模更大，见诸记载最大的要用22头牛同时绞拉。为使船只顺利通过，通常在过堰埭时把船中货物卸空，过堰埭后重新装入船中。堰埭的缺点是：耗费劳力过大；船只磨损严重；拖延时间过长。元代以后的堰埭，大半在两侧各备船只，只倒装货物，船不再翻过。 由于堰埭过多，常常给航运造成不少困难（堰埭的高度一般仅稍高于水面，且呈人字坡面，小船过堰，须用人力牵挽；而大船过堰，则需用牛马来牵引）的情况，古人在实践中又创造了一种比堰埭更先进、更有效地解决河道水位差的办法——“复闸”，即今天广泛采用的“双船闸”过船方式。也就是说，在需要建闸的地段，修筑前后两闸，船行至时，闭后闸，开前闸，在两闸间或放水，或充水，以降低或提高水位，使闸中水位与前方河段趋于一致，然后打开前闸，让船只顺利通过。胥溪河上已出现复闸，从而扭转了船只过堰时“粮载烦于剥卸，民力罢（疲）于牵挽”（《宋史・河渠志》）的不利状况，大大提高了胥溪河的航运效率。设置堰埭以调节水量、控制水位差，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重大创造；而用复闸代替堰块，则是水利史中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进步，标志着我国水利工程技术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西方直到13世纪，才在荷兰出现了简单的船闸。 从高淳流向溧阳的胥溪河，自春秋吴至唐一直全程通航，并筑有坝和堰埭控制水位。但是到了唐末由于藩镇割据、社会动荡，水利工程失修，造成胥溪航运不畅。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当时据守宣州（即今宣城，那时溧阳归属宣州管辖）的杨行密，被孙儒围困五个多月，处境十分危急。为解宣州之围，杨行密安排部将台濛从宜兴、溧阳运粮增援，船队进入胥溪河受阻，便在高淳东坝至溧阳河口这段近五十里的河道上分段筑了五道土坝，用来节制水位，锢水通航（即如今的船闸），调运兵员粮饷增援宣州，使杨行密反败为胜。《新唐书》上《昭宗本纪》中记有此事，胥溪河上的五道土坝，史称“鲁阳五堰”。 有关胥溪河五堰名称与方位，据宋《景定建康志》载：五堰即银林堰、分水堰、苦李堰、何家堰和余家堰。银林堰在今东坝镇西约一、二里处，分水堰于坝址略偏东处，苦李堰在东坝至下坝之间，何家堰在今下坝坝东约2里，余家堰在下坝与定埠之间。当时，胥溪河五道堰埭，对改善水位差，解决冬春枯水期分级蓄水通航，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到了五代南唐末年（975年），江西、安徽商贩的木排由宣州、歙县进入江浙（那时长江中风浪大，险情多，商贩大多从胥溪河行舟），因五堰艰阻难行，官府即废除五堰。五堰被废，太湖流域水患加重，因而溧阳有“东坝一倒，宜兴溧阳，一片汪洋”的民谣流传。宋徽宗政和七年至宣和七年间（1117——1125），曾多次开挖银林到河口的古胥溪河段，致使太湖流域遭受两次大水灾。因此，朝廷又命恢复五堰之一的银林堰，筑成土坝，名叫银林东坝。这样使丹阳湖、石臼湖、固城湖等上游来水不再全部东流经太湖入海，太湖地区亦从此免受水害，东坝因此闻名遐迩。 宋末元初，连年战乱，东坝下游河道年久失修，两岸高埠水土流失，河床不断增高，致使胥溪河这一古河道淤塞中断，“三湖”（即丹阳湖、石臼湖、固城湖）水位也随之升高，高淳地区水患成灾。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考虑到苏浙粮运经东坝行走，可避长江风险，并可引丹阳湖水绕钟山而行，以增金陵王气，遂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重开胥溪河，建造石闸启闭，用来节制水流，将东坝命名广通镇闸，设巡检司。同时命崇山侯李新在溧水胭脂岗凿山通道，引丹阳湖水会秦淮河进入长江，于是苏浙皆经东坝直达金陵（南京）为运道。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记载道：“二十五年凿江南溧阳银墅（树）东坝河道四千三百余丈，役夫四十万人……”由于河道越深，水流越急，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为免除苏浙一带水患，朝廷采纳苏州吴相五的建议，改石闸为土坝。明英宗元年（1441），江水暴涨，洪水冲决土坝，使苏、锡、常一带复受水害。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又在原坝基上加高三丈，自此“三湖”之水不再东流。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倭寇入侵，商旅都从东坝经过，沿坝居民为利其盘剥，又自坝东十里的下游，原分水堰处增筑一坝，名曰下坝，东坝则称上坝。从此胥溪被截为三段，东坝以西称上河，下坝以东称下河，两坝之间称中河。因为上、下坝将胥溪河一节一节拦断，分成梯级，坝与坝之间可以蓄水、平水，节节通航，但需用人力、畜力或机械拖拉船过坝。沿坝居民增筑下坝，是因为坝和堰既是方便行船的一种手段，亦是获利的一种办法，在我国古代船舶过坝或堰都收取过坝（堰）费，大小水道均如此。 由于上、下两坝的设立，上游水位增高，造成高淳及安徽宣城、当涂圩田大量沉没，民众苦不堪言。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固城湖水位高达13.25米，两坝被高淳金堡圩民众掘溃，造成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一带重大水灾，损失惨重。道光三十年（1850），经下游上述四府奏请，改东坝土坝为石坝，用白银一万八千两新筑东坝石坝。坝长12丈，底宽18丈，顶宽1.2丈，高6丈。石坝两端建有石阶四级，坝顶为中凹，阔8丈多，上游河水位超过11.2米时，洪水可从凹处下泻。坝基下有木桩千余根，坝身全用花岗石、麻石、青石和黄土、石灰、沙、盐加糯米汁嵌砌而成。在东坝东侧立有石碑，永禁侵占坝基，并由高淳、溧阳两县共同派人看守，自清至民国一直如此。 古代在修筑东坝时曾经埋有镇水兽 -- 爬虾虫和大铁牛。爬虾虫和铁牛都是古人镇水的神兽，但是分工不同。全国的名川大河基本都有铁牛，它是用来镇坝、桥等工程用的。比如著名的开元铁牛为唐蒲津桥遗物；洪泽湖铁牛则是守洪泽湖大堤的。人们认为牛力大身沉，且水性好，东坝的铁牛干脆被放置在坝底。和铁牛不一样，爬虾虫是多种动物形象组合起来的一种图腾。它的形象是蜻蜓幼虫、蝎子、虾、独角仙等动物的组合体，一般认为爬虾虫是“蛟”的克星，专门对付能够兴风作浪的“蛟”——也就是洪水。因此，古人把它放在大坝底部，这个位置，正是水位到达洪水位置的“警戒线”。可见爬虾虫的作用不仅仅是反映“镇水”的迷信内容。它还包含一定科学道理，表达了古代人对治水的朴素认知。 现在虽然东坝的上、下坝早已废置拆除，但放有爬虾虫和铁牛等神物的两坝，在历史上却是相当宏伟的工程。苏南有民谚说：“东坝倒，北寺塔（苏州市内一座高塔）上飘稻草”，足以说明两坝的作用。据说，明初修筑东坝时，仅挑石的人工就用了2000多人。大坝的设计也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比如筑坝时，以吴淞水位为零度水位修筑坝底，就是为了保证下游苏锡常地区的安全，而大坝高10.5米，则接近于现代防汛抗洪的标准，一旦超过这个水位，还可以用堆垒石、草包、沙袋等方法加高到13米。 东坝工程的本身，也很有讲究。由于胥溪河，位于上古时期三江之一的“古中江”所在，因此东坝底下的淤泥深不可测，为保证大坝工程结实，施工者先在坝底淤泥里垂直打下了数以千万计的杉木，称作地钉；再在地钉上铺以石头、中间以泥灰、石膏等浇注。保证坝底能承载数以亿方计的水体的巨大水压，使大坝保证了数百年太湖流域的太平。 五、治水中江多方略 北宋建立以后，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混战的局面，经济开始恢复，商贸繁荣。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因商人从宣歙贩运竹木，东入江浙在五堰受阻，乃废五堰。废去五堰之后，由于胥溪运河通畅，固城、石臼、丹阳诸湖水位下降、面积缩小、滩地出露，促进了围湖垦殖的大规模开展。但是，地处胥溪运河下游的苏州、常州、湖州却洪涝威胁加剧。因此引起了对胥溪运河上五堰兴废的激烈争议。围绕胥溪运河上五堰的兴废，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是以北宋单锷为代表的认为胥溪运河是导致太湖地区发生水灾的原因所在，因为毁了湖西胥溪运河上的五堰，使青弋江、水阳江流域的水东注太湖；主张修复五堰阻上源，以减少太湖的来水。单锷（1031——1110年）字季隐，江苏宜兴人。北宋嘉祐五年（1060）中进士。得第以后不举官，独留心研究太湖水利。经过近三十年的调查研究，于元祐三年（1088）写成《吴中水利书》，论述他对太湖洪涝的治理主张。元祐四年（1089）苏轼知杭州，曾与单氏研讨浙西水利，对《吴中水利书》颇为赞赏，并具疏代奏于朝。单锷的治水主张虽不果行，但流传后世，颇有影响。他处理洪涝问题的某些见解，对于当前太湖水利的规划治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单锷著《吴中水利书》称，如果于胥溪运河恢复五堰，截堵西水东注，可以减少太湖西来之水十之六七。 一是以明代归有光为代表，认为太湖地区之所以发生水灾，在于古代太湖通海河道的淤塞，排水不畅，而非根源于胥溪运河，因而主张疏通。归有光（1506——1571 ）宇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江苏昆山人。早年从师于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1540）中举，后曾八次应进士试皆落第。徙居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安亭，读书讲学，作《冠礼》、《宗法》二书。从学的常数百人，人称“震川先生”。他考察三江古迹，认为太湖入海的道路，只有吴淞江，而吴淞江狭窄，潮泥填淤，渐渐地就堙塞，只要合力浚治，使太湖的水向东流，其他的水道就可不劳而治，为此写了《三吴水利录》。后来，海瑞以右金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兴修水利，主持疏通吴淞江时，许多方面均采用了他的建议。 以上二说各有一定的理由，但又皆有所偏。中江流域的实际情况是胥溪运河位于茅山山脉的南段，西连固城、石臼、丹阳诸湖，地面高程在40-50米左右，而东部的太湖流域地势低平，太湖下游的地面高程一般在2-6米之间，二地高差悬殊，俗称固城湖“湖底与苏州焦楼顶相平”；丹阳湖以西沿江一带岗阜起伏，地势又略渐高起。所以胥溪运河与固城诸湖水的自然流势即由荆溪东入太湖，只有一小部分西流入长江。在唐代胥溪运河筑五堰以前，太湖流域虽发生水灾，但是从未较胥溪运河废五堰以后严重。这一事实说明，导致太湖流域发生水灾的根本原因并非在于胥溪运河的通塞，而应该与太湖流域自身的地理条件的变迁有关。太湖地质上属凹陷沉降带，低于四周。隋唐以前太湖有吴凇江、娄江、东江分流入海，尚无水患之忧。随着沿海地带潮流泥沙的不断堆积，海岸线的位置迅速外展，人类与海争地而加修海塘以作防护，导致沿海与西面太湖的高差增大，原本宣泄太湖水的吴凇江、娄江、东江反而变成海水倒灌的通道。北宋以后，娄江、东江相继堙塞，排水不畅，于是水灾日益严重。水网系统的破坏，太湖下游排水受阻，再加上五堰废圮，胥溪河来水的增加，以致太湖流域连年泛滥成灾。 当然，胥溪河来水对太湖地区水灾的发生是有影响的。胥溪河毕竟是太湖最大的水源之一，由于其地居高，每当汛期，长江与固城、石臼、丹阳诸湖泛滥，如无五堰或东坝阻隔，涛涛洪水，势必由胥溪河一泻而东，直接造成对太湖地区的严重威胁，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丹阳湖区的围垦。据《太平府志》记载：“自有胥溪，三湖东归震泽（太湖），民始得平土，稍稍垦湖为业，宋时烟火最盛”。值得注意的是在运河的初期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胥溪河上并没有筑堰，但太湖流域也未因开运河而发生过大的水灾。后来五堰废去后，从此“宣、歙、金陵、九阳江（水阳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洪暴涨，则皆入宣溪之荆溪”。可见，五堰的废去，既是东部太湖地区多水灾的开始，也是西部丹阳湖区大规模围垦的开始，从而使东、西湖区在水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明正统六年（1141）、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胥溪河两次决坝，均给太湖地区带来了特大的水灾。正因为这样，在胥溪河五堰或东坝存在的时期，太湖来水减少，太湖地区圩田日益得到发展。然而这样一来，胥溪河以西地区，由于排水受阻，水灾增加。明代随着东坝的修筑和不断加固，固城、石臼、丹阳诸湖沉没圩田竟达10余万顷，废圩80所，原来分布在芜湖的著名万春圩也于明正统年间（1436-1449）被浸为湖。 由于胥溪河开通以后，无法同时满足本身的航运和下游太湖流域防洪及上游古丹阳湖垦区排涝的不同需要，使其命运多舛。历朝历代根据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利益侧重，对胥溪河采取或堵、或闸、或堰的治河方略，几经反复，始终调节不好航运、防洪及排涝三者之间的关系，最终于明代筑坝堵水，从此胥溪河断流，青弋、水阳两江之水不再东流，不过此时的中江上的航运并未完全阻断，船只至此翻坝过闸。 六、中江孕育芜湖城 鸠兹是芜湖的古称，春秋时期因“地势低洼，鸠鳥云集而得名”。鸠兹一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三年（前570年），又称“勾兹”、“皋兹”、和“皋彝”等。据考证，古鸠兹位于水阳江南岸，在今芜湖市东咸保、黄池（横岗）一带。当时的鸠兹以西至长江与青弋江交汇处，即今天的芜湖市区一带地卑蓄水，芜藻遍生，湖沼相连成片，仅有少数居民点散布于湖泊河流两岸的高亢之处，人烟尚较稀少，地理位置不如鸠兹重要。鸠兹东控勾吴，西连荆楚是军事重镇，又“扼中江之险”是漕运的中转地。汉时芜湖有“中江”之别称，说明芜湖（当时实为鸠兹）在中江水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芜湖的古邑鸠兹和古城芜湖是从那里孕育出来的？从历史上看，孕育古邑鸠兹和古城芜湖的是水阳江和青弋江，水阳江和青弋江是中江的一段，确切地说芜湖是中江孕育出来的。 中江与芜湖的先民活动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在古老的原始社会里，生活在中江流域的氏族部落，选择既便于捕捞鱼类，又可以免受洪水灾害的临近水源的岗阜阶地居住，其中就有一个在《左传》中被称为“鸠兹”的原始聚落（居民点）。这个“鸠兹”在中江（水阳江）南岸的侵蚀残丘上，是当时江东地区通往江淮之间北上中原的一个重要渡口。由鸠兹渡口溯中江而上，经过胥溪河可以到达太湖流域地区。中江与太湖沟通，既使太湖与长江可以通航，缩短了航程；又使古代吴、楚之间的水上运输通畅安全，不必绕道长江，历风浪之险，中江这条航道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渡口鸠兹的地位逐渐提高。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终于在吴头楚尾的战略要地鸠兹设立了芜湖县。根据北大侯仁之教授对遗址的考察研究，设于鸠兹的芜湖县城址，位于今芜湖城区以东21千米 处的横岗，当地人称“楚王城”的古遗址。鸠兹原为吴国属地，越灭吴国后，鸠兹为越国所有。后来，越国日衰，楚国跨过长江，在长江东岸建立了一系列据点，并且不断向东方发展。后来楚怀王赐给鄂君启舟节的铭文表明，楚国民间商贸也已经深入江南内地。鸠兹作为商业交通、漕运枢纽的功能仍然发挥作用，但其军事要塞的地位则不如以前突出。东汉以后，随着长江水道的开发，位于鸡毛山附近的聚落，因为去青弋江入长江口甚近，反而后来居上，地位日趋重要。加之此时芜湖的先民对于以“芜湖”为名的古代湖沼地带的开发，使农业经济重心逐渐向长江沿岸转移，随之而来的商业贸易，也要求有更便利的水上运输和更临近码头的集散中心。随着古鸠兹的衰落，长江航运的发展，一个新兴的集港口、军事要地、商业贸易、居民汇聚地为一身的城市——芜湖县就发展起来。建安十六年（211）孙吴迁都建邺（今南京）后，即于黄武年间（222-229）把芜湖县治所由鸠兹迁到临近长江的中江（青弋江）口鸡毛山一带高地上，并且将丹阳郡治也迁于此。至此古鸠兹结束了作为芜湖县治的历史，鸠兹的地位也逐渐为两江交汇处的芜湖新址所取代。这次芜湖县治的迁移，使芜湖的位置确定下来。不过当时的考虑主要是军事方面的目的。孙吴对芜湖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视，充分利用芜湖的优势，屯兵经营，驻泊舟师，策应前线。大将徐盛曾经被孙权表为芜湖令，军政一体；大将陆逊也曾屯重兵于芜湖，以为进退。在《三国志·张纮传》裴注所引《献帝春秋》中，有刘备与孙权的一段对话：“刘备至京，谓孙权曰：‘吴去此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即后来建业，今南京）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备曰：‘芜湖近濡须，亦佳也。’”在这段对话中，芜湖与建业并提，足见当时芜湖地位之重要确实可比于建业。必须说明的是在宋以前的几百多年里，芜湖的主要作用是军城，但是随着县治的转移，一座新的芜湖城还是在新址上发展起来。 中江上胥溪河的开凿和巢淝运河的开通，使芜湖成为中原到太湖流域的南北水路与长江东西水路的交汇点，战略和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到了明清时代，芜湖成了往来于大江之上，奔走于川、楚、吴、越之间，从事商品贩运活动的徽商的理想之地，又是他们远处经商的跳板。一旦事业上立了足，便可以芜湖为基地，进一步向长江上、下游和中原地区发展，赢利四方；万一失利也便于返回故乡，不致坐困他乡。徽商在芜湖除了经营木材、米粮和浆染业之外，还从事盐、茶、布、绸缎、纸张、笔墨、药铺、书画、餐饮等行业。芜湖的徽商众多，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阮弼。明嘉靖年间，歙县阮弼看到当时市场上各种染色纸供不应求，便在芜湖开设手工染色纸作坊。当他垄断了芜湖的染色业后，便以芜湖为基地，沿着长江、中江和大运河把染色纸运销到吴（江苏）、越（浙江）、荆（湖北）、梁（河南东部）、燕（河北）、豫（河南）、齐（山东）等地。阮弼还在这些地方设立分店，直接经销染色纸。阮弼以客商和座商的身份，经营着庞大的生产、运输、销售网，并在经商的同时，又雇工生产，成了我国古代手工业和商业结合的典型，也是资本主义在我国萌芽的典型代表。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指出，当时“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清代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西则汉江，东则苏州。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其所著的《中国历史纲要》中说：“明代全国形成五大手工业区域，即松江的棉纺织工业，苏杭的丝织业，铅山的造纸业，景德镇的制瓷业和芜湖的浆染业”。必须说明的是，浆染业是需要大量水资源的产业，如果没有中江（青弋江）上丰富的水资源，“浆染尚芜湖”也是不可能的。从以上的资料中不难看出，由于中江的水运的发展，促进了芜湖水路交通的飞跃，提高了芜湖在全国的地位和知名度。与此同时，水路交通的飞跃，也促使芜湖商贸的发展。追溯历史，不难看出芜湖是以商贸兴市而闻名的沿江港口城市。南唐时芜湖“楼台森列，烟火万家”，明初江南生产发展，货物集散于芜湖，濒临中江（青弋江）的长街店肆林立，一时间“芜湖附河距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殆与州郡埒。今城中外，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彩布帛鱼盐，襁至而辐辏，市声若潮，至夕不休”。清代康熙年间，芜湖“聚舟车之多，货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与州郡埒”； 乾隆年间，芜湖繁华更胜往昔，“四方水陆商贾日经其地，阛阓之内百货杂陈，繁华满目，市声若潮”，其商业盛甲于江左。 由于芜湖周围自古就是个水网密布的地区，中江（青弋江）两岸纵横交错的沟渠可以灌溉周围的万顷良田，因此农产品的产量和商品率高。同时还形成巨大的米业市场，与无锡、九江、长沙并称为全国“四大米市”。芜湖米市的繁荣还促进了皖江地区商业的发展，加速了这一地区农业商品化的进程。对于芜湖本身来说由于经济上的发展，政治建制也相应提高。清代实行道制，芜湖道辖皖南二十三县，又在芜湖设皖南镇守使，芜湖成为皖南行政上的首邑。 芜湖城的发展，经历了由原始聚落（居民点），因水而成渡口（港口），最后成为邑聚（城镇）的过程。芜湖城的位置，经历了从古鸠兹到鸡毛山，从鸡毛山到中江（青弋江）口，从中江（青弋江）口到长江沿岸；即从内陆小河，转移到入江大河，再从入江大河转移到长江沿岸等几个阶段，这是因为水上运输是芜湖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来说，在没有公路和铁路的时代，中江是当时芜湖的主动脉和生命线。中江（青弋江）穿城而过，就说明在古代和近代芜湖历史上中江是远比长江更重要的河流。中江（青弋江）两岸，有蜿蜒在北岸的沿河路和南岸的泗关街、兴隆街、西街，它们都是芜湖发展的见证。在芜湖的发展过程中，长街曾经是一条名噪一时的古老街道。长街的后沿，紧靠中江（青弋江）北岸，有徽州码头、寺码头，有头道渡、二道渡，有老浮桥、利涉桥，后来又有中山桥，都通向长街，因而长街的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芜湖米市形成以后，大多数米行都集中在中江（青弋江）两岸，砻坊业则集中在中江（青弋江）北岸的仓前铺大砻坊一带，这也促进了长街的进一步繁荣，使芜湖在全国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七、芜申运河创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中江焕发出青春。即将全面开工的“芜申运河”长江至太湖段即是在中江故道的基础上兴建。 “芜申运河”是指芜湖至上海之间的运河，它是安徽省“两干三支”高等级航道网的组成部分。“两干三支”即：长江、淮河两大干流航道和芜申运河、合裕线、沙颍河三条支流航道；其中，长江、淮河、芜申运河、合裕线规划为1000吨级及以上航道，沙颍河规划为500吨级航道。芜申运河的主要航道由青弋江、水阳江、胥溪河、荆溪、太湖、太浦河等航道组成。芜申运河的主航道线路西起芜湖市的青弋江入长江口，沿青弋江、水阳江上溯至省界丹农砖瓦厂进入江苏省高淳县境内，再过杨家湾船闸和固城湖，经凓阳、宜兴两市，在大浦口入太湖，再穿太湖经太浦口和太浦河在吴江市尖田村进入上海市连接黄浦江。 “芜申运河”安徽段享有安徽水运“一号工程”之称。早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拟议重新开通芜申运河，结果未能实现。建国后，由于芜申运河安徽段仍呈天然河流状态，有关方面曾多次提出芜申运河发展规划。1958年规划太湖流域时，也作了芜申运河规划；1984年交通部在武汉召开的长江水系航道规划会议上，确定将芜申运河列为长江沟通太湖水系的重要航运线，安徽和江苏两省并且进行了该项目的规划和可行性研究。1994年安徽省发改委批准了芜申运河按五级标准立项（长江属于一级标准河道）；2002年交通部有关领导多次在交通会议上提出芜申运河按四级规划。2004年芜申运河项目建设再次得到了交通部和安徽、江苏两省领导的高度重视；部、省达成共识，共同开发芜申运河，落实国家内河水运主航道总体布局规划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高等级航道网规划。但是苦于政府资金缺乏，一直未能如愿。 “芜申运河”安徽段原来规划有四个方案：这是因为芜申运河安徽段处于长江支流青弋江、漳河、姑溪河流域，该流域现状自然形成三个入江口，即青弋江口、漳河口和姑溪河口。芜申运河线路选择也从这三个入江口开始，有四条线路方案。最早规划的芜申运河方案是青弋江线路，该方案线路里程最短，运输成本最低，但要穿过芜湖市中心区，建设达到三级标准航道难度大，工程投资较高，与城市规划矛盾突出。第二个方案是绕开芜湖市中心区的漳河线路，该方案为的是减少运河对市政规划和环境的影响。但由于此线路原无天然河道，新开的河道征地较多，工程投资最大。第三个方案是姑溪河方案，该方案有两条线路，其一是姑溪河线路，投资最少，航道顺直，河面宽阔，航道现状条件较好，但航线里程较青弋江线路和漳河线路多绕长江 30公里，直接腹地较小，带动经济发展作用不大。 其二是青山河线路，工程投资比姑溪河线路多，航线里程比姑溪河线路长。不过由于该线路途经芜湖、马鞍山两市，当初的芜申运河安徽段方案还是确定为青山河线路。近年来，随着安徽经济实力的提升，水路和运河受到重视，再加上宁安（南京 — 安庆）城际铁路的规划建设，使青弋江线路得以重新提出。因为宁安城际铁路的规划建设，芜湖城市的改造拆迁，使跨河桥梁改造成为可能。2007年芜申运河主航道方案又回到最初规划的青弋江线路。2008年5月，《芜申运河（安徽段）青弋江航道整治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专家论证，会后形成芜申运河专家意见。 5月25日 安徽省交通厅和芜湖市政府举行签字仪式，芜申运河工程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芜申运河”的全长 296公里，其中安徽段长 41公里；安徽段包括青弋江段 38公里 ，胥溪河定埠段 3公里 。根据该项目预可行性报告，芜申运河安徽段我市境内的航道约为 31公里，包括青弋江下游段、清水河段和黄池河段，按照限制性三级双线航道建设，航道设计底宽 45米 ，水深 3.2米 ，最小弯曲半径 480米 ，跨河桥梁通航净高 7米 ，可常年通行千吨级的船舶。按照此标准，芜申运河安徽段在芜湖市区之外的荆山河段，河道“S”型弯曲，不能满足《内河通航标准》相关通航等级的要求，必须采取退堤、切滩等工程措施，以增大其弯曲半径。黄池河及部分河段河槽宽度不足，也必须采取退堤、切滩等工程措施。市区的青弋江航道宽度问题还不是很大，最大的障碍是桥梁问题。芜申运河安徽段全线将要改造15座桥梁，除皖赣线大砻坊铁路桥由宁安铁路部门改建外，其余14座均结合城市规划的原则进行改建。改建工程中有8座桥梁地处于芜湖市的中心区，届时将与芜湖的城市改造结合，设计出一条沿江景观大道。 “芜申运河”是长江中上游地区通往苏、浙、沪的一条捷径；皖江地区、皖中及长江中上游省份的货物通过该运河运往上海、苏南和浙北等地，水运里程比绕道长江缩短 133公里 。打通芜申运河，中小型船舶由此进入长三角地区，不仅避免了长江风险，提高了航运安全性，更重要的是对长江下游和苏南运河起到分流作用，有效地减轻长江下游和苏南运河的交通压力。同时直接实现了干支流相通，缩短了运输周期，减少了中间环节和货损，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航道的运输效益。兴建芜申运河的意义还体现在航运的比较优势上。与公路、铁路等相比，航运的最大优势是运输量大、成本低。近年来，长江及内河客运虽然逐渐萎缩，但是货运却增加迅猛。由于水上货物运输需求旺盛，大宗货物的运输成本与公路、铁路等其它运输工具相比，优势十分明显。开通芜申运河还可以促进沿线的人文景观和旅游资源的开发。 芜申运河的开通对于安徽省来说，依托长江水道向北可连接合裕航道和热议中的江淮运河及沙颍河航道，向东南连通苏南和浙北的航道网，把江淮、沿江部分地区，甚至淮北地区和长三角连接起来，使安徽省的内河航道与长三角内河航道连成一个整体，从而进入了国家航道网，也使安徽省多了一条通往长三角的黄金水道，对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意义重大。安徽省与苏、浙、沪相比，属欠发达地区，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拥有丰富的资源，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通过运河可有效地降低相关产品的输出成本，增强与苏、浙、沪地区经济领域的互补性。同时运河的开辟，还将直接促进和带动安徽水运经济的发展。芜湖是运河与长江的结合点，当然也是兴建这条运河的直接受益者。芜申运河的建设无疑将大大推动芜湖内河航运事业的发展，强化芜湖的交通枢纽地位，推动芜湖区域性物流中心的建立，进一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