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永森，本文转自http://www.wuhuzx.gov.cn/sjzl/wszl/8316751.html
在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5位上将中，有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虽然一生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而他却总能化险为夷，安然无恙。他的名字令敌军头目胆战心惊，在我党早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都留下了足迹。他本人曾自谦地说：“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党中央领导人对他的一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董必武生前赋诗称许他“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1989年9月15日，在他90周年诞辰之际，他的挚友和领导，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丹心留人间 勋业传后世》的长文，高度评价了他在党的领导下战斗了36个年头所建立的伟大勋绩，盛赞他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我军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
他就是生前曾任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
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
李克农，又名泽田，化名稼轩、曼梓、种禾、峡公、天痴、震中，祖籍安徽省巢湖市烔炀河乡中李村，1899年9月15日诞生在芜湖市吉和街（原名鸡窝街）马家巷1号。父亲李哲卿供职于芜湖海关雍家镇关卡，生有3子，李克农居长。
1905年至1909年，李克农就读于私塾和巢县初等小学。1910年，在他11岁时，进入芜湖安徽公学附属小学，与阿英编在一个班级，共度了4年同窗生涯。1914年至1917年，李克农求学于当时芜湖有名的教会学校——圣雅阁中学。这期间，他开始对写作发生兴趣。他的一篇以家门口鸭子场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曾在上海一家小有名气的刊物上发表，使许多同学欣羡不已。1917年初，他为了实现当报纸编辑的愿望，毅然从圣雅阁中学退学，只身跑到冰天雪地的北京，进入一家名叫《通俗周报》的报社。未料这年7月，张勋在京城上演拥戴溥仪复辟的闹剧。宣传民国的《通俗周报》属于查禁之列，李克农被迫从北京辗转回到家乡。同年9月，由家人介绍，他与芜湖玉芳照相馆老板的女儿赵彩英结婚。赵彩英后改名赵瑛，是第一批进入芜湖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的女生之一。
婚后一年间，李克农闲居在家，不时向芜湖《皖江日报》投稿。1918年9月，经蒋光慈和李宗邺等介绍，李克农和阿英一起加入主要由芜湖省立五中学生发起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安社出版发行《自由之花》，标榜反对强权、反对礼教、反对专制，在当时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并在皖省内外学校中产生较大的反响。
1919年6月，当五四狂飙席卷全国之际，经芜湖省立五中学监高语罕和教师刘希平的介绍，李克农到省府安庆，担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因著文反对皖省督军倪嗣冲提出的淮盐每包附加二角五分的新税法，被省议会议长控告而入狱。7天后经省学联和其他群众团体向当局请愿和抗议而获释，不久返回芜湖。1921年，李克农和阿英经刘希平等介绍，同赴六安县，阿英任教于六安省立第三农业学校，李克农担任县政府第二科科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与全国一样，芜湖各界沉浸在悲痛之中，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寄托哀思。但教会学校当局却严禁学生参加，激起了广大进步师生的强烈不满。4月23日，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以上海国民党总部代表的名义来芜参加江城追悼孙中山大会，曾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激动人心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演讲，撒播了革命的种子，点燃了革命烈火。5月18日，一场“反对奴化教育，收回教育权”的学潮就在芜湖蓬勃展开。李克农闻讯后，立刻辞掉科长之职，从六安赶往芜湖，投身到这一洪流之中。这时，他的思想“愈来愈倾向无产阶级革命”。
在反奴化教育的学潮中，教会学校大批学生愤然退学。芜湖国民党左翼组织和共青团地委决定自办几所私立中学，以解决这批爱国青年继续升学的问题。李克农奉命担任民生中学筹办人之一，校名出自于李克农的主张。据他本人回忆：“曾有人反对，问我为何选用民生两字。我说民生既是三民主义，也是共产主义。”校舍在长江之滨、大官山上，由李鸿章后裔的李漱兰堂改建而成。1925年9月10日，民生中学正式开学，校长宫乔岩，李克农任事务主任。学校“以陶成坚洁人格，激发国家观念为宗旨”，首批招收120人，大多数是思想激进、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在李克农等人教育下，民生中学学生纪律严明，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敢打敢冲，在1925至1927年期间，总是以急先锋的面目出现在江城政治示威活动中。不久，江城群众就亲切地称呼民生中学为芜湖的水泊梁山。
1926年12月，被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通缉的阿英由上海潜返芜湖，先后介绍李克农和宫乔岩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党指示他们秘密筹划武装起义，以迎接北伐军入芜。
1927年3月初，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宣告成立。经组织指定，阿英担任主持工作的常委，李克农担任宣传委员。3月6日，由于驻芜的原孙传芳部下皖军总司令陈调元率部反正，以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政治部主任的北伐军第六军先遣部队兵不血刃地进抵芜湖。在组织声势浩大的欢迎会和祝捷会的同时，一支隶属于前敌工作团的谍报队由李克农等人筹组而成，目的是配合北伐军进攻南京和扫荡皖江南北的残敌。? 就在皖省庆祝胜利之际，随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顺江而下，中国大地阴风四起。3月20日，蒋到达安庆，在他的唆使下，3月23日，国民党左派的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被俗称鲁班阁的青帮流氓捣毁，直接指挥者是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和少将参议刘文明。3月24日，蒋介石乘舰路过芜湖，命令杨虎和刘文明接见了芜湖青帮头目高东澄、马遇伯等。为及时掌握反共分子的情况，李克农和阿英等人奉中共芜湖特支指示，于1927年3月下旬打入青帮组织。
1927年4月4日至6日，一场驱逐陈调元的民众运动在芜湖掀起。李克农参与了运动的领导。陈调元，字雪暄，是个以反复无常和凶残狡诈而闻名的军阀。1926年9月，在出师抵抗北伐军之际，他在蚌埠公然将共产党人杨兆成杀害，并以他的首级祭旗。驻军芜湖后，他又指使部下在1927年1月3日将芜湖商业精华——长街各商店抢劫一空。因此，芜湖人称他为票匪。1927年3月宣布反正后，蒋介石立即任命陈调元为国民革命军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和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4月4日夜至4月5日晨，他借口开拔，以武力向商会索款10万元，激起芜湖各界义愤。在中共芜湖特支领导下，国民党芜湖市、县党部于4月6日发动全市实行罢工、罢课和罢市，并在当天下午召开了有20万民众参加的驱陈大会。李克农率领民生中学等校学生抬着一个篾扎纸糊的大棺材走上街头。棺材内有一个纸人伸出一双黑手，上写“陈调元”3个大字。观者都忍俊不禁，齐声叫好：“陈调元就是棺材内伸手——死要钱”。在这支宣传队伍中，人们还看到几个学生扛着一块大黑板，上面以醒目的白字写着陈氏在皖省3年来抢劫搜刮的个人财产统计表，总数达2000万元。一时观者如堵。陈调元被弄得臭不可闻，见众怒难犯，只得率部在4月6日沮丧地离开芜湖。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1927年4月15日，蒋介石电召担任芜湖市公安局局长的青帮头目高东澄赴南京，策划在芜湖清党，并拨给枪支500支、子弹数万粒，阴谋在4月18日将中共芜湖特支和芜湖团地委骨干一网打尽。事被李克农等人探悉，迅速报告了党组织。4月16日夜，在党组织的统一安排下，党团骨干全部安全撤离芜湖。敌人制造芜湖四一八反革命事件时，到处搜捕落空，只能以捣毁由共产党人掌握的国民党市、县党部及其群众团体机关来泄恨。
1927年4月18日夜，李克农和阿英等人获知陈调元密电通缉他们，就乘船潜入芜湖对岸裕溪口镇小王庄避风。4月20日晚，幸亏赵瑛冒险过江报信，李克农一行才抢在追捕他们的敌人到来之前安全转移到吴庄，4月22日抵达巢县夏阁镇，隐居在李克农堂兄李克贤所办的农场夏皋公司内。8月，陈调元被挤出安徽，形势相对缓和，经方振武的斡旋，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李克农于10月底返抵芜湖，担任民生中学第二任校长兼董事会主席，并迅速与中共安徽省临委取得联系，使学校成为省临委的干部训练中心和皖省济难会的大本营。事被国民党芜湖市公安局侦悉，决定在11月28日诱捕“元凶”李克农。他从敌人内部获知消息后，立即潜藏到亲戚家中，使敌人在11月29日至30日两天内的搜捕扑空。卷土重来的陈调元为了捉拿李克农，开出的悬赏金额高达5万元。
1928年1月，李克农避过搜捕，逃至南京，在下关车站被敌人发现。在追捕之中，幸亏昔日民生中学同事王振武营救，他才再次脱险。不久，他辗转潜入上海春野书店，被编入中共太阳社支部，与阿英、蒋光慈、严启文等人在一起。
打进敌特心脏机关
1928年秋，李克农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取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他与宣传部干事潘汉年一道创办小型报纸，先办《铁甲车》，后办《老百姓报》，由李克农任经理，潘汉年任编辑。大约在1929年初，经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决定，李克农被调到沪中区委任宣传委员。
1929年11月，李克农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看拍摄电影，他的昔日老友、安徽舒城人胡底将钱壮飞引荐给他。这时，钱壮飞已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长兼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任命为管理局机要秘书，掌管内部要务。于是，经钱壮飞介绍，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李克农和胡底顺利打进敌特心脏机关。
这期间，为掩护工作，李克农将赵瑛和两个儿子李治、李伦接到上海。为了防止家乡熟人遇见，以致暴露出他的真实身份，他经常变换家庭住址，先后住过春辉里、元吉里、元裕里。为了能及时传递敌方紧急情报，同时也为迷惑敌人，李克农通常在局内用餐，由扮成佣人的党内交通员宋季仁天天送来。局内的一班“同事”们都知道李克农的“胃”不好，要吃软和一点的饭，也知道他派头十足，脾气特大，经常将“佣人”宋季仁训得眼泪直流。训斥的原因无非是饭送得太迟，或是烧得太硬，或是菜烧得太咸。每逢此刻，宋季仁就必定可怜巴巴地捧着锅到大街上重买饭菜，以致戒备森严的门警都说小宋“作孽”，并由此放松了检查。
设法秘密取得南京特务总部头目徐恩曾的秘不示人的密码本，更是李克农党小组智慧的结晶。这种密码本仅限于国民党内少数参与核心机密的人使用，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曾专门指示：只准徐恩曾一人保管和使用，而且要做到人在本在。但徐恩曾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色。一次，他到上海召开会议后，就急匆匆地要去某处与一个女人约会。李克农和钱壮飞对他说：“徐先生，你身上带着个本子去，恐不太方便。”徐恩曾一听有理，就从贴身小褂子里掏出密码本，在李克农处找了一个特级保险柜放了进去，并亲自上锁，作了记号，然后带着钥匙匆匆而去。于是，李克农和钱壮飞利用这个难逢的机会，悄悄地打开保险柜背后的活动钢板，取出密码本，用最好的德式照相机将它拍摄下来。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核心机密就这样被他们掌握了。
就在李克农小组在国民党心脏地区大显身手之际，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给党中央和3人小组的安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很快被在南京的钱壮飞获悉。钱壮飞当夜就叫女婿刘杞夫坐火车赴上海，向李克农报告这一紧急情况。由于4月26日是星期天，按中央特科的规定，不是接头的日子，而且他的专职地下交通员宋季仁又因公出差到江西余干县去了。李克农焦急万分，思虑许久，决定打破惯例，利用自己曾在沪中区委工作的关系，寻找陈赓。经过一整天的奔波寻找，陈赓终于被找到。紧急情报迅速传到周恩来那里。
4月27日晚，在上海的一个新的秘密据点里，中央特科的同志在周恩来和陈云等人亲自指挥下，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将党中央在上海的所有重要机关都实行了安全转移。李克农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重大应变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卓越贡献。几十年后，康生乘“文革”之机煽动造反派批判已辞世4年的李克农，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当时上海没有李克农他们，今天你们就不用来见我了。”毛泽东在康生向他告李克农状时，一下子顶了回去：“李克农同志打入国民党徐恩曾那里是立了大功劳的。没有他，当时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央许多人，包括周总理这些人都不在了。这些历史，青年同志不知道，你要负责告诉他们。”
西安事变前后
1931年8月，李克农奉命撤离上海，奔赴江西苏区。由于在广东大埔附近遭敌阻击，他只好折回香港，直到1932年春才到达江西瑞金。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任弼时分配至江西省保卫分局任执行部长。这期间，他奉省委负责人李富春指示，来往于江西石城、广昌、雩都、兴国、平安寨等地，慎重细致地审查了大批积压的反革命嫌疑犯问题，纠正了一批整错了的所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等案件，让大批受冤枉的同志重见了天日。当他返回瑞金时，新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正在组建党委领导下的肃反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李克农被委任为该局执行部长。不久，又被调至前方，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和工作部部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所属一、三、五、七、九5个军团的政治保卫分局迅速建立起来。
这期间，李克农在苏区还与钱壮飞和胡底积极参加红军的文艺表演，曾在李伯钊编导的《农奴》一剧中，与李伯钊分别扮演剧中的农奴兄妹两个角色，成为大受欢迎的主要演员。他还与钱壮飞编导了一出讽刺当时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陈立夫的话剧《秘书长万岁》，自任“秘书长”这一主要角色，在苏区产生了轰动效应。
1934年10月，李克农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地面侦察工作，并担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对保卫党中央起了重要作用。他还协助叶剑英等，同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根据当时世界法西斯主义抬头、日寇侵华日深的形势，党中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毛泽东关于做好东北军和西北军工作指示下，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周恩来担任主任，李克农和朱理治被指定为周恩来的助手。不久，中共中央联络局成立，李克农又担任局长，对外称苏维埃政府外交部长。这期间，他协助周恩来在瓦窑堡举办训练班，并在周恩来和彭德怀的领导下，着重做了原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的工作，经常找他促膝谈心，使高氏觉悟很快提高，认识到只有团结抗日才有出路，并表示回去做张学良等人的工作。最后由李克农等人介绍高福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1月，在李克农的派遣下，高福源秘密潜往东北军六十七军驻地——洛川城，向王以哲军长声称，是红军派他来的，有要事报告少帅张学良。张学良这时正为寻找不到共产党关系而焦虑万分，听说高氏归来，不禁大喜过望，第二天就驾机飞抵洛川，接见了他昔日的卫队营营长。高福源向张学良汇报了自己被俘的情况，并转达了中共愿派高级代表与他秘密会晤，商谈联合抗日的意见。张学良当即高兴地表示同意。
1936年2月21日，奉党中央指示，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偕秘书钱之光、译电员戴镜元以及警卫员等4个随从人员，在高福源的前导下，从瓦窑堡出发，前往洛川与张学良会晤。在风雪中折腾了整整5天，李克农一行终于在2月25日午夜抵达目的地。
张学良此时恰巧赴南京有事，在获知李克农抵洛的信息后，他当即回电：他要亲自参加会谈。在归来前，可由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先谈局部和具体问题，重大问题由他回来再谈。
局部性会谈于2月26日开始，李克农首先具体讲了大敌当前，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我党主张。接着，双方就对通商问题交换了各自的看法。不久，达成了关于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局部合作的5项口头协定。双方约定自3月5日起秘密下达执行。
3月4日，张学良亲自驾机赶往洛川，当天下午3点与李克农开始谈判。张学良首先表示完全同意红军与六十七军达成的5项口头协定。当时谈判气氛十分融洽。张学良提出：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蒋介石？李克农根据1935年12月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指出蒋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先要消灭红军和共产党，扑灭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所以，目前还不能把蒋介石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如果蒋介石放弃反共反人民和不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反动政策，我们当然会考虑的。不过，李克农表示，他个人认为，张学良提出的争取蒋介石，逼蒋抗日是有道理的，愿意把这一意见带回去，报告党中央考虑。会谈持续到3月5日凌晨4时左右才结束。为了便于联络，张学良主动提出让中共派一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并建议由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中的一位在延安再谈一次，时间由中共决定。
3月16日，李克农向毛泽东等人汇报了洛川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夸奖道：“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经过研究，周恩来和李克农迅速赶往瓦窑堡，向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汇报。
4月9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副主席作为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到达延安，在延安的一座教堂里，和张学良、王以哲进行谈判。由于李克农的洛川会谈，为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谈判打下了良好基础，使这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张学良在以后的自述中曾深情地说：“当时我慨然接受周的观点，并表示我对日复仇意愿，不仅是为了报家恨，而且是为雪国耻。我决意追随抗日。我也指出，我还有上级领导，因之有些事处在我的地位上不能自作决定，但我当尽力向蒋提出来促成的。我与周共誓永不毁约。”
延安谈判后，经过中共中央的热烈讨论，一种对待蒋介石在抗日作用上的新政策获得通过。这就是由张在里面劝，中共在外面逼，内外交攻，逼蒋抗日。这是中共在抗日政策上的新变化，是为了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李克农追随周恩来为此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并电邀中共中央派人前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李克农担任代表团秘书长。1937年1月24日至30日，奉周恩来指示，李克农代表红军同东北军代表米春霖、谢珂和十七路军代表李志刚等去潼关与国民党中央军顾祝同谈判停战问题。在2月2日少数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激于蒋介石违约扣押张学良的义愤，枪杀了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王以哲将军，并以武力威胁中共代表团。李克农又协助周恩来等领导以疏导方式平息了这一事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他又奉命在七贤庄组建半公开的中共办事处，并主持该处工作。
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2月中下旬，李克农奉命搭乘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冲的飞机前往上海，进行国共合作的工作。在南京逗留期间，他曾抽空赴芜湖，看望了阔别多年的父母和妻儿，1小时后又匆匆起程赴上海。
3月，李克农在上海福煦路（今延安路）多福里21号建立了半公开的红军办事处，任处长，对外他用十七路军军需主任李震中或李镇中的名义进行活动。在3月至8月期间，他与毛泽民接洽，以便将国际工人阶级对中共的援款秘密送往延安；联络和整顿上海迭遭敌人破坏的地下党组织，沟通党中央与这些组织的联系，并在这里与文委负责人之一的夏衍初次相识，从此结为挚友。
1937年8月29日，李克农奉命赴南京建立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任主任。在南京的4个月时间内，他完成了许多紧急而繁重的任务。他曾协助叶剑英参谋长为八路军向国民党军事机关交涉军饷、军械、医疗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并为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采购、运去大批急需用品。他曾在秦邦宪的领导下，参与恢复和建立起长江流域和华南各地的中共地方组织。以李世农为书记、张恺帆和桂蓬为委员的中共皖中工委，就是在他的筹划下于1937年11月宣告成立。他又协助周恩来、秦邦宪和叶剑英从国民党监狱里营救保释出数百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中有陶铸、曹瑛、张琴秋、顾玉良、萧桂昌、喻屏、何洛、陈林、田文达等重要政治犯。在南京期间，李克农还组织办事处的同志经常到南京各报馆和机关串门交友，做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八路军的抗日战绩。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之后，他组织同志们连夜油印大批捷报，分送给南京各报和机关单位。几天以后，南京各报都以显著地位刊载了这条令人鼓舞的消息，连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也在接见英国伦敦《每日导报》记者时，盛赞了八路军和共产党。这些激起了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的严重不安和强烈不满，连忙打了一份小报告给蒋介石，状告了蒋氏的小舅子宋子文：“自第八路军参加抗战后，各方舆论对该军之战绩多有过分之宣扬者……而今日沪上各中文报登载宋部长近接见伦敦《每日导报》访员，复述及第八路军在晋北抵抗武器精锐之敌军，已迭获胜利，继谓往日共党在华南维持长期之抵抗，共党仅以江西半省为根据地，能与政府50万兵周旋等语，虽语出引证，但实失当。”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李克农等人的统战和宣传工作是很有成效的。
1937年12月4日，在上海、苏州已相继陷落，南京外围响起隆隆炮声之际，李克农才和叶剑英、童小鹏、吴志坚、廖承志等7人分乘两部破旧的小汽车撤离南京。当天晚上，他们一行到达芜湖，李克农的父亲李哲卿激动万分，连忙在第一春酒家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招待了叶剑英、廖承志等人。第二天，当曙光刚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两部被戏称为“烂背骡子”的汽车又载着7人向着皖南的崇山峻岭中开去。新的目标是武汉三镇。
1937年12月15日左右，李克农到达武汉，不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和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分管机要、电台和情报工作。在工作上，他对己对人要求十分严格，对工作人员如何保守机密作出一些具体规定。在武汉遭受日本飞机轰炸期间，他还规定，值班的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本办事处底层楼梯下躲避，绝对不许外出。有一次，空袭警报又响彻武汉上空，当班的某机要员提着密码箱与办事处的同志们一起跑到法租界躲避。这一显然违反保密规定的做法，使李克农发了一通大火。某机要员被他“尅”得泪水直流，机要科的同志也受到一次教育。按照李克农的说法：“严是爱，松是害。”没有严格的纪律，就是自毁长城。
在武汉时期，李克农曾协助周恩来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1938年4月张国焘叛变革命、投入国民党军统怀抱前后，李克农在周恩来等长江局领导人的指示下，曾与这个叛徒作过坚决而灵巧的斗争，使这个叛徒在正义力量面前狼狈不堪。
1938年10月22日，当武汉失守前夕，李克农奉命率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科和《新华日报》一批同志乘新升隆号轮船西撤。在湖北嘉鱼县燕子窝停泊装煤装水时，遭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李克农恰好带人上岸办点急事，下了轮船，幸免于难。而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16位同志在这次事件中不幸牺牲。李克农立刻赶回码头进行紧急抢救，并带领幸存的同志步行向长沙进发。
1938年11月中旬，李克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赴桂林建立八路军驻桂办事处，任主任。自从国民党制造长沙大火事件之后，桂林就成为抗战的一个重要据点。起初，由于新桂系和蒋介石存在较大的矛盾，李克农在这里的工作还颇顺利。即使如此，驻扎桂林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等也不放心。一次，他在谈话中突然向李克农发问：“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李克农潇洒地一笑：“有是有的，可是不会找你们的麻烦，若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极其机警和得体的回答，使黄不再问下去。李克农紧接着以坦诚的态度向他说明中共在广西的活动旨在支持广西团结抗战，不会干涉广西政务。以后，黄旭初同李克农相处比较融洽，对驻桂办事处的工作也多有帮助。与此同时，李克农还与新桂系的实力派广交朋友，积极做李宗仁、白崇禧和李宗仁智囊程思远等人的统战工作；通过夏衍等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广泛接触，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推动进步文化工作的开展，使桂林迅速出现一个较好的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自1938年11月起，到桂林来的抗日文学艺术家和专家学者有1000多人，在这里开业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有160余家，一时，桂林成为誉满全国的文化城。同时，李克农与办事处的同志给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运输了大批海外支援的物资；在国民党不战而退、人们对抗战前途产生悲观情绪时，他又领导大家想方设法翻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广泛赠送，组织学习讨论，使社会各界很多人精神大为振奋。桂林的一位颇有名气的法官阅读《论持久战》后，悲观失望的情绪顿时消除，兴奋地说，“抗战有希望了！”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上。
皖南事变后，面对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险恶形势，李克农不畏艰险，镇静自若，一面迅速组织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疏散撤离，一面积极进行上层统战工作，揭露顽固派的阴谋诡计。1941年1月22日，在八路军驻桂办事处被撤销后，他率领同志们冲破重重封锁，胜利到达重庆八路军红岩办事处。
在中央情报部工作
1941年2月，李克农奉命撤回延安，3月，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9月，中共中央情报部成立，毛泽东提名李克农任副部长。这年7、8月间，党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成为党的情报工作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即由警报性和保卫性的情报工作转向搜集军政战略性情报工作。李克农认真学习并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用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的教导来教育情报干部，强调情报工作就是搞调查研究，是一种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这期间，他参与领导了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工作，并着力建立了中情部西安情报系统，使之逐步成为我党开展北方工作的基地，给党及时地提供了决定政策行动的很多重要机密情报。
李克农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就考虑到内战可能爆发，指示在敌区工作的同志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要作长期打算，要充分利用国民党接收敌占城市等有利时机，积极向国民党各个地区和要害部位发展，并指示各地情报组织要以军事情报为主，同时要做好国民党各派系的上层联络工作。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陈诚在国民党高层军事会议上作关于“复员即动员”的讲话，意指抗日是复员，反共是动员。这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信号。李克农及时获悉这一情报并报告中央，为党中央揭露和对付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6年1月，国民党被迫同中共签订了停战协定，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李克农担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兼代表团总支书记，主要负责领导电台和机要科的工作。当时，他带领一部分同志住在翠明庄。而翠明庄周围都驻着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翠明庄内的服务人员都是由国民党特务组织指派的。中共工作人员的行动，处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包围和监视之中。为了保密和便于工作，李克农指示机要科和电台集中住在翠明庄的南楼，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楼内，保守党的机密。这期间，鉴于东北和平、津战略地位的重要以及未来时局的发展，李克农充分利用合法条件，采用“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组织，掌握敌人准备内战的动向。
1948年，李克农担任中共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和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时，解放战争已胜利在望。党中央指示由中情部主管对敌策反工作。李克农立即与有关同志作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对于党中央采取相应对策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为新中国的外交、情报工作耗尽心血
全国解放后，李克农历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和中共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在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又担任外交部副部长。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主席应邀赴苏。李克农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护送毛泽东安全抵达满洲里。1950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情报部成立，李克农被任命为部长。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场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面对面进行的持久、曲折和复杂的外交斗争。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指定李克农担任中国代表团的党委书记。朝中代表团在军事分界线、停战协议、遣返战俘等问题上与美国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美方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不得不同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一道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在朝期间，由于工作任务繁重而紧张，李克农在战争年代染上的哮喘和心脏病一起发作起来。党中央和毛泽东为照顾他的身体，曾在1951年11月派伍修权去朝鲜接替他的工作。李克农感谢党和同志们对他的爱护，但对中央让他回国休息和疗养，提出了“临阵不换将”的建议。这一建议被党中央批准。于是他又忘我地投入了工作。在大家为他的健康担心时，他就一边喘着气一边给大家说笑话，并诙谐地说：“我们这批人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不驮是不舒服的。能驮多少，就驮多少。”
1954年2月，李克农由朝鲜返回北京。2月25日至28日，苏、美、英、法4国外长在柏林达成协议：由苏、美、英、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起在日内瓦开会，分别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根据4国外长协议，2月26日苏联政府邀请中国政府派出全权代表届时赴会。党中央即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以外长身份率团参加。中央书记处还批准成立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抓总。根据周总理意图，李克农抱病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组织专家们对会议所要讨论的及代表团可能涉及的政治性问题，设想了各种情况，分别拟出详细的预案，报送周总理审定，还组织外交部、对外联络部、军委联络部、军委情报部、外贸部等10个单位编写了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中国基本情况和内外政策等详细资料，对中方代表团的工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李克农说：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需要一份中文和英文简历。李克农主持草拟了周恩来简历后，未经周总理径报党中央审定，内容长达5页半，首段是：“周恩来，生于1898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这是首次在官方报刊文件中使用“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的提法。它既表明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周恩来的评价，也表明李克农对周总理的敬重和深厚的阶级感情。4月26日至7月21日的日内瓦会议，虽然朝鲜问题由于美国的阻挠没有达成协议，但是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和恢复和平问题的协议，从而结束了从1946年至1954年7月的印度支那战争。通过这次会议，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为五大国之一的不可动摇地位获得确立。李克农为此作出了卓越贡献。
李克农具有无私无畏、敢于坚持原则的品格。他在1954年保护张韬和1955年对待潘汉年案件上的做法，至今为人们称道。张韬原名沙韬，1948年从中情部调到康生处任机要秘书。1950年，康生把沙韬送回来，说他有政治问题，要李克农处理。李克农根据审查结果，断然否定了康生对沙韬的诬陷。为慎重起见，他将结论写出后，经与杨尚昆、罗瑞卿、安子文等领导商议后，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刘少奇批示完全同意，并写了相当长的批语。李克农还将讨论沙韬结论这件事郑重地记在日记中，以示甘愿为此承担历史责任。1955年春发生的潘汉年案件，是一件长达27年的大冤案。当时党内政治气氛很紧张，中央领导同志在潘案发生后，指示李克农就中情部档案审查潘的历史。1955年4月29日，李克农向中央写了报告，对于发现的几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并且提出了有力的反证材料。可惜当时这些有力的反证未被采纳，潘汉年及其一批人仍遭不白之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陈云向中央提出重审潘案时，中纪委负责同志在看了李克农的报告后，深有感触地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克农同志写出这样的报告是不容易的。”此报告，也就成为平反潘案的主要依据。
1955年7月1日，总参联络部改为中共中央调查部，总参副总长李克农兼任部长，并被批准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会议。9月，他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就在这年，李克农在与由香港来北京的程思远交谈中，获知李宗仁在美国的处境和李想回归祖国的心情，当即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建议党中央积极争取李宗仁归国。以后，他一直很关注这个问题，即使在病中也过问此事。1965年7月，几经周折和斗争，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李宗仁毅然返归祖国。
李克农早在1949年就当选为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代表，以后还被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委员会常委。1956年6月7日，毛泽东主席指定李克农为中央台湾工作小组的召集人。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10月25日，李克农不幸摔倒造成脑溢血而住院治疗。1958年3月6日，在他的病情稍为平稳一些之后，党中央任命他为中央外事小组成员。1961年1月6日，他的夫人赵瑛病故。病中的李克农无限悲哀，深情地称颂这位跟随他44年的老伴是“母仪典范”。
1962年1月26日至2月6日，李克农抱病出席在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2月9日21时，因脑软化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2月10日，他的遗体被移置北京医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领导人到医院向其遗体告别。2月12日，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李克农的灵堂设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13日首都各界2500多人在中山堂隆重举行公祭。罗瑞卿致悼词，称李克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卓越的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保卫工作的组织者之一。李克农的传奇生涯和高风亮节，被人们广为传颂，他的革命精神，将长存于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