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陵县政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后,我方原来坚持皖南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力部队奉命北上,各游击根据地只留下少数同志继续坚持斗争。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从大后方蜂涌而至,窃夺抗战胜利果实,并残酷地连续对我发动清剿,城乡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艰苦的日子里,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带枪投敌,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就在这异常困难的环境下,我南繁芜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紧密依靠群众,凭借手中仅有的八条枪,巧妙地打击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并且成功地收容了来自国民党川军部队的一批中下级军官,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部队。这支队伍在我党的教育下,改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人民武装,为巩固发展南繁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支部队的组建,具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川军过去都是四川军阀刘湘的部属。抗日战争爆发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借抗战之机排除异己,将刘湘所部骗出四川,而调其嫡系部队入川驻防。刘湘部队出川后,蒋介石对其中高层军官几度清洗撤换,引起川军官兵对蒋的不满和仇视。当时流落在皖南沿江一带的,有川军一四四、一四五师和新七师等部。

  一九四四年,驻防南陵的是原一四四师,师长张昌德(后投降日寇,改编为日伪“独立方面军”,由张昌德充任军长)。这支军阀汉奸部队在南陵繁昌一带横征暴敛,鱼肉乡民,并不断向我根据地骚扰,犯有大量罪行。但其中也有一些具有爱国心的下层官兵,耻于当汉奸,不忍打内战,毅然解甲退伍,有的就地娶妻落户,另谋出路。这一年,我南繁芜党组织派往繁昌县新林地区工作的冯裕贵同志,结识了一个川军退伍军官,开始了争取川军官兵的工作。

  冯裕贵是派到繁昌搞秘密联络工作的。一天,他在新林乡茶冲遇到了日伪新林乡乡队副刘为富。刘为富有个妹妹嫁给了从川军中退下来的郭子清,夫妻二人在新林铺街上开赌场。郭子清有文化,过去在川军中当司书。新林一带是我南繁芜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刘、郭慑于我游击队的声威,整天提心吊胆。他们虽然不明冯裕贵的真实身份,但也知道他颇有点来历,就想通过冯在“四老爷”(指新四军)面前讲讲好话。冯当时也身负接触伪乡保长,搜集敌人情报的任务,当然也乐于和刘、郭打交道。于是在刘的安排下,冯结识了郭子清,而且一度寄居在郭子清家中,以做生意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第二年,日寇投降,张昌德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四川军解体,大批官兵流落在芜湖一带。蒋介石集团对这些川军虽然收编,但只供饭,不发饷。不少川军皆有眷属,生活顿成问题。想回四川老家,又没有路费。一大批军官太太只好抛头露面,在芜湖车船码头卖茶水或找零活做,走投无路跳江自杀的事件也不断发生。川军感到身家难保,前途未下,悲观迷惘,不断有人暗暗将枪支弹药卖给我游击队,换钱花用或作返川路费。其中也有一些青年人,早年在四川曾受过我党的影响,如今看透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就把报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于是川军中暗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路不通,去找毛泽东。”改恶从善,弃暗投明的情绪日渐高涨。

  一九四六年农历五月,新林街已驻满了国民党的军队。冯裕贵同志此时离开了新林街,在茶冲买了几亩田隐蔽下来。一天,郭子清突然登门来访,说他家来了个叫任志强(又名王志强,后改名王明)的川军兄弟,过去在川军里干副团长,现在离开队伍到这里来采购松树段子和松板做生意。冯裕贵心中存疑,便说新林这一带不出松树,没生意可做。郭子清因为跟冯混得很熟,就道出真情,说任志强此一趟来是想搞部队,要冯设法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联系。冯裕贵不知虚实,把头一摇,试探地说:“想升官发财的人不参加新四军,你们为什么要参加?要想捞钱还是干土匪去。”郭子清再三恳求,说这是十几个弟兄的意愿,连他自己也参加。这样,冯裕贵才答应“找找看”。

  第二天,冯裕贵同志找到南繁芜游击队的负责人王文石和王安葆同志,把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当晚,王文石和王安葆便会见了任志强,这次谈话进行得很顺利。三天后,任和郭为表示诚心,送二百发“403”手枪子弹,作为给游击队的礼物。第四天他俩带领着蔡云(又叫蔡振邦)、何绍先、黄辅臣、刘国亮、程秀珍(蔡云的爱人)等十一人,携带三支枪(两条中正式、一支短枪)、十几颗手榴弹正式入伍。当时,南繁芜游击队党委即任命任志强为队长,队伍也命名为志强部队。为照顾这批新来的同志,游击队党委发给他们两倍于我一般游击队员的生活待遇,连抽烟都是双份的。使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体会到党的温暖和关怀。

  队伍成立起来后,县委即委派朱康同志去该队担任指导员。以后又增派鲁守正同志去配合朱康同志工作(鲁守正同志去后不久,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性)。为扩展南繁芜游击区,同时解决部队给养间题,朱康到队后,迅即将部队拉至外围作战。消息传出,川军闻风前来投奔的人络绎不绝,一下子发展了两个排,拥有十几条枪枝。当时经济很因难,这么多人,吃穿顿时成了问题,只能找一些保长临时借点粮食坚持斗争。

  这天,部队来到宝塔圩附近,听说这里有一家大地主,他儿子在国民党当团长,很反动。部队决定抓住那个大地主,逼他叫儿子交出一批枪枝。任志强和郭子清以为任务很容易完成,晚上便派一个班进了村子,当时在敌占区常有土匪出没,尤其是川军散兵游勇为害最大。他们进村叫门时,村上群众误认为是土匪来了,群起自卫把这一班人赶跑了。第二天晚上,朱康同志亲自带了部队,悄悄进村,找了过去与我游击队有联系的基本群众,告诉来的意图,立刻就获得群众的帮助,很顺利地把那个大地主抓了出来。这件事给志强部队教育很大,使他们切身体会到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国民党的憎恨,是何等的分明。

  抓住了那个大地主之后,他儿子不愿给枪,但派人送来巨款将大地主领回。这样,部队得以还清以前的借款,剩下的钱交给蔡云到芜湖找原川军官兵购买武器。当时国民党部队唯钱是命,加上蔡云是老相识,一次就买了很多枪,但在接枪时不慎被附近土顽发觉,仓卒间打了一场遭遇战,枪未接到反而牺牲了一个通讯员。

  第二次蔡云又带钱至芜湖活动,一次买了两挺机枪,三十条中正式,十几支手枪和大批弹药。由国民党川军军官派船护送,将枪顺利运出鲁港。接枪部队也全部化了装,穿上国民党军服,把武器接到手。当晚就把竹丝港敌人土顽碉堡打下,将缴获的三十多支汉阳造全部上交给游击队总部。

  经过两个月的磨炼,志强部队大多数同志革命觉悟有所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增强,加之换了装备,打起仗来人人争先,行伍出身的人枪法准,又熟悉军事,所以土顽部队闻风丧胆。游击队党委见时机成熟,决定在该部建党。一九四六年七月初,在繁昌九甲冲发展了表现突出的蔡云和何绍先两人,成立了党小组。七月底又发展了刘国亮、程秀珍、黄辅臣三同志,建立了党支部。这批党员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勇敢,作风正派,并带头要求取消双饷的特殊待遇;有的将金戒指、首饰等上交游击队,自觉做一个普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同年八月,共产党员何绍先,带着战士夏云、毛和贵等三人,在铁夹冲乘虚袭击敌人一个催粮班,一枪未放将敌全部俘虏,缴获十二支长枪,十几颗手榴弹。

  然而,改造旧军队毕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首先发生在队长任志强身上。他见实力大了,盛气凌人,不把党和游击总队放在眼里。上级调枪,他不给;一些四川籍战友要求寄钱给在芜湖、南陵、繁昌和老家的家属,他扣着不发。他保管的经济账目从不公布。平时说话办事不容商量,独断专行,军阀旧习仍然不改。更严重的是他在荷花岭一带活动时,竟和一个有夫之妇勾搭成奸。朱康同志曾多次劝说批评,他不当回事。国民党在繁昌办的反动小报,竟据此对我党和游击队大肆攻击,污蔑我游击队“共产共妻”,影响极坏。朱康将这些情况报告给游击总队,王文石、王安葆同志立即批准将任志强调出,至总队另行安排,以使他摆脱周围几个拜把子伙伴的蛊惑,改正错误。并指示,任若不听调,可发路费让他回四川原籍。

  当朱康带着蔡云、何绍先、黄辅臣、郭子清来荷花乡找任开会时,哪知蛮横无理的任志强,提着手枪,大张枪头,妄图逞凶。朱康叫郭子清去下枪,任将郭一拳打倒,跳出门外。门外两支警戒的冲锋枪顿时将意欲行凶的任志强打死。可奇怪的是,跟着追赶任志强的黄辅臣同志,也在乱中被打死在门外。黄以前也是川军的大队长,投奔入伍以来,守纪律讲政策,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平素生活简朴,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朱康此时十分纳罕,赶到现场查看任的手枪,里面仍是一颗“太平火”。朱又经详细察看后,判定黄辅臣不是任志强所杀,而是早就对黄嫉妒成仇的郭子清乘机所害。当时部队战士见黄辅臣死了,泣不成声,许多人一天没有吃饭。朱康同志秘密找郭谈话,指出他此举的危害性,郭哑口无言。因考虑到郭子清对建立这支队伍有功,另一方面为避免部队衔仇相继报复,波动军心,表面上即依照大家所传黄为任志强所害之说,将此事一直掩盖下来。第二天,部队在荷花岭买了两口棺材,将任、黄就地安葬,使全体战士情绪稳定下来。

  游击总队部接到朱康的报告后,王文石、王安葆、马文杰同志立即进行了研究,并决定更动这支部队的领导人员。由王文石同志到队部宣布,任命郭子清为部队大队长,蔡云为副队长。将怂恿挑唆任志强作恶的事务长花某和一个姓任的清洗出队,发给路费,遣散回川。

  经过一番教育整顿,这支部队并没有因为出现了一点动乱而松垮,相反,军纪更加严明了,附近群众对他们也逐步有所了解,主动配合他们作战行动。从芜湖等地又陆续有川军官兵前来投奔,终于发展为近百人的一个连队,在南繁芜根据地边缘地带频频出击。

  到了一九四七年初春,当部队开拔至泾陵宣一带(当时仍属南繁芜县委管辖)活动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朱康同志因病获准离队治疗,不料接替他工作的强建中竟是个不纯分子,奇怪的是强不是党员,但却以“指导员”自居。他一到部队就培植个人势力,使刚刚压下去的烧香拜把子等封建帮会歪风又逐渐抬头,而且愈演愈烈。在旧习回潮中,一些参加革命动机不纯的投机分子,又勾恋起打家劫舍的生活。先是由几个旧军官出身的家伙,假借外出行动,携带十三条枪支,叛逃投敌(结果投敌未成,在去芜湖的途中,为敌土顽部队夺枪将其全部打死)。接着是怀着个人野心参加革命的大队长郭子清动摇。郭有个妹妹在国民党南京公安局工作,其妹夫还是局里的一个头目。有一天,郭子清心怀叵测地找到了冯裕贵,问冯:“新四军的部队我怎么看不见?”接着又套问游击队总部的情况。对郭早有戒备的冯裕贵见其神色不对头,巧妙地敷衍过去,当晚立即向游击队总部首长汇报了这一情况。总部一面加紧警戒,一面找郭子清谈话,直截了当地问他去留的想法,郭子清果然提出离队回川,当即发给他路费。果不出所料,郭子清拿着钱跑到南京去了。

  强建中在这支部队蹲了二个月,把部队弄成几派,互相猜疑,互相防犯。总队立即将朱康调回,将强调出。强回泾陵宣不久,当环境略显紧张时,就带枪叛变投敌,当了敌人可耻的鹰犬。

  同年二、三月间,部队奉命回到繁昌红花山,跟随王安葆同志加强沿江工作。此时,国民党63师出动一个加强营,并国民兵团副团长王亚东部以及红花山区“剿匪”主任汪慧泉部,发动所谓红花山围剿,妄图吃掉我南繁芜游击队。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这支部队按王安葆同志的指挥,巧妙地避开敌主力,绕至王亚东部后面一阵猛打,粉碎了敌人合围聚歼的阴谋,逼敌仓惶收兵。不久,当部队转移至南繁交界的铜山时,死不甘心的敌人,以63师加强营为主力,纠合芜湖、铜陵、繁昌、南陵、青阳五县共十个自卫队二千余人,气势汹汹地朝铜山合击。阴险的敌人又在正面进攻的同时,派芜湖县自卫队第三中队连长叶少堂率队向我诈降,意欲潜入我腹地,恃仗优势装备,杀害我总部领导同志,然后乘乱里应外合将我游击队消灭。王安葆同志接见这次诈降部队时,早已从打入该部的我地下工作者曹根木同志处摸清了底细。那个叶少堂,原先曾混入我新四军,还当过排长。部队北撤时,他带枪投敌去了。如今在国民党重兵侵扰我游击区时,他无端携械而来,岂怀好意!同时,当总部布置分兵阻击时,该部枪支拒不听调,险恶用心已暴露无遗。当下,王安葆同志面临一场恶仗,他将当时正在总部的几个领导同志分头妥善隐蔽安顿好以后,命令这支部队分兵两部,一部会同总部警卫队扼守铜山制高点抵御敌兵,一部隐蔽待敌并监视叶少堂部。又抽调蔡云等人走小路乘虚袭击繁昌空城。敌人虽有四、五倍于我的兵力,且配有精良武器,结果却损兵折将扑了一空。我游击队无一伤亡胜利突围,还缴获了一些枪支。战斗中,何绍先同志击毙敌尖兵二人,并勇敢地率先突围,荣获总队嘉奖。

  叶少堂诈降之部,被我游击队领着在山区兜圈,拖得精疲力尽后,将叶少堂并六名死心塌地的特务分子分头处置;其余人员愿回家的,发给路费;真心投奔革命的,留下来编入其他部队。敌人精心策划的阴谋,又被我彻底粉碎,反而白白送给我游击队一批武器。

  铜山战斗胜利结束后,这支部队一直在南繁芜、泾陵宣一带频频出击,时而奔袭,时而隐蔽,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至七月,部队转战至繁昌新林。时值新林铺之敌刚刚成立所谓五乡联队,气焰十分嚣张。部队当即决定乘其外出一部之机攻下碉堡。侦察员徐本如、梁德明等三人利用集镇早市行人往来稠密之际化装进入街市,当街生擒了罪恶累累的敌联队队长,就地处决。一个敌兵当场被吓死,其余均龟缩进碉堡顽抗。徐本如等同志在群众配合下,借来桌子和三床棉絮,用水将棉絮泼湿铺在桌子上作土坦克,逼进碉堡喊话,宣传我党政策,踞守碉堡的敌兵纷纷缴械投降。计缴获步枪十七、八支,敌兵经训话后遣散回家,运不走的物资,投入碉堡内放火烧毁。其外出之敌闻讯回援,遭我事先埋伏的何绍先阻击班迎头痛击,四散逃逸。我无一伤亡,前后不到一小时结束了战斗。当地群众见除了地方一害,无不欢欣鼓舞。我新林区区长强日真同志还领人抬着一口肥猪和十斤酒,前来慰劳庆功。

  拔除新林之敌后,部队又回师再次成功地袭击了竹丝港之敌。沿途敌军望风披靡。从此,这支部队在我党领导下,终于锻炼成为一支能攻善守、累立战功的精锐之师,深受首长的称赞和群众的爱戴。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皖南各地区游击武装力量均有很大的发展。党决定设立黄山司令部,组建一支正规主力部队,以便更好地发展皖南敌后武装斗争,打击敌有生力量。这支部队奉命受编加入主力,并顺道护送一批南繁芜地区基层政权革命干部去黄山受训。

  农历八月中旬,部队经过南陵峨岭附近时,当地群众纷纷赶到部队,控诉峨岭乡公所横行一方,搜掠往来行人,敲诈商贩,欺压群众的种种罪行,要求部队拔除峨岭碉堡,为民除害,尤其要求处决那个作恶多端的乡队副马侉子。

  部队决定打峨岭后,由侦察员徐本如、刘国亮和张子峰等五同志,分别化装成下乡收租和赶街模样的群众进入峨岭街。原打算出敌不意进行奇袭,谁知子弹卡壳使敌警觉退入碉堡居高顽抗,刘国亮等三同志先后中弹负伤。部队立即增援一个班冲上街,由徐本如借来桌子和棉絮,泼上煤油,在机枪掩护下运动靠近碉堡,点火烧着。那碉堡本是砖木结构,顿时火趁风势,把碉堡烧着了,迫使敌人举枪投降。计缴获两支短枪,十九条长枪,一支掷弹筒。在群众指点下,部队把那个罪大恶极的乡队副马侉子押至峨岭街当众处决。赶街的四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部队离开峨岭时,县自卫队闻讯赶来,但慑于我军威力,对空鸣枪应付一阵不战自退。

  可是由于当时在行军路上,负伤同志得不到及时救治。中共党员、侦察组副组长刘国亮同志终因流血过多,在部队行至小九华时,心脏停止了跳动,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部队指战员对刘国亮同志的牺性十分哀痛,在当地买来一口大棺材,举行了追悼仪式,就地安葬了这位来自数千里外四川籍的战友。

  第二天,部队安抵泾县蔡村坝时,泾陵宣游击队队长郎俊带着何玉林等同志,早已在此守候迎接,并领他们至周洼,与专程前来欢迎的黄山司令部参谋长倪南山亲切会见。

  此时正当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司令部在北河埂热热闹闹办了酒宴,既表达对这支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热情慰问,又表示对他们加入主力部队的热烈欢迎。大家频频举杯,共祝人民解放战争早日胜利。

  这支部队自此受编为黄山司令部第一营第三连,投入了新的战斗。

(本文是根据访问王安葆、冯裕贵、朱康、徐本如、郎俊、何玉林、何绍先等同志的记录整理而成。一九八二年十一日)

巡抚按:王安葆,(1906~1985),孙村乡人。化名滕本玉、杨鹏。1939年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孙村区委书记、南繁芜县委委员、南繁芜总队队长、南繁芜游击区的创建者和主要负责人。解放前夕,历任皖南沿江工委书记、南繁芜办事处主任、繁昌县县委委员、解放军皖南沿江支队南繁芜总队队长,解放后任繁昌县县长、安徽林业厅森林办事处主任、芜湖市政府视察员、芜湖政协常委。

王文石,(原名:石崇孝,1903~1973),原籍湖北省阳新县,后移居繁昌平铺乡,出生于农民家庭。1939年10月加入共产党,历任繁三区区委书记、南繁芜社会部长、皖南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南繁芜县委书记、南繁芜总队政委、宣城县委书记,解放后任安徽省检察厅副厅长、上海新城区区长、武汉市纺管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