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向明(本文作者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和谈的烟幕下,完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各项准备之后,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并狂妄宣称要在三至六个月内击溃我军主力。但由于内战极端不得人心,国民党在军事上连遭失败,到一九四七年三月,被迫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我东北、热河、冀东、晋南等地解放军先后转入反攻。这时蒋管区内国民党大员骄奢淫逸,大搞“五子登科”(“五子”即:金子、票子、房子、女子、车子),不顾人民死活,搜刮民脂民膏,同时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惨杀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蒋群众运动逐步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特别是在敌人的心脏——上海、南京、芜湖一带,开辟“第二条战线”,发展进步力量,分化瓦解敌人,配合我军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

  当时,皖中的新四军七师已奉命北撤,留在皖南、皖西的少数部队,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还有一些同志分散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上海、南京等地,进行隐蔽斗争。曾希圣同志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多年来建立的工作基础,向华东局提出建立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机构,以加强这方面工作领导的建议。华东局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决定成立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任命曾希圣同志为部长,李步新同志、黄耀南同志为副部长。国区部设在山东日照县的坪上,下设组宣、联络、交通、财贸等部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中央数次指示,要加强国统区工作的领导,提出要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群众斗争沿着开辟蒋管区第二战场的方向前进。从此,华东局国统区的工作,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敌人的心脏地区蓬勃展开。

  派出上海工作组

  华东局国区部成立后不久,我被任命为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组长,并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到上海开展工作。这里先要回顾一下在此以前,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皖中根据地主要以贸易形式掩盖的隐蔽斗争。因为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的工作是过去隐蔽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皖中原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粮食自给有余,但由于敌伪顽对我重重包围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内部食盐、布匹、药品、日用工业品非常缺乏,军需物资更难以采购。当时担任新四军七师政委兼皖中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同志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决定对敌占区开展贸易,以满足我方民生、军用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他亲自过问贸易工作。早在一九四三年秋,就成立皖江贸易局,蔡辉为局长。联络部长段洛夫、社会部长唐晓光、财经处长叶进明等也参与贸易局的领导工作。皖江贸易局成立后,公开号召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无为汤家沟一时成为商人云集之地。蔡辉叫亲友朱玉龙、蔡志锷、盛慕莱、石原皋、卢方等在上海、芜湖二地先后设立了与贸易有关的公司。在这段时间里,对敌占区的贸易很活跃,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不仅向解放区供应了一些食盐、药品等紧缺物资,而且增加了财政收入。新四军军部机关支出,可说大部份是由七师支援的。

  抗战胜利,七师奉命北撤,在淮阴成立了大成公司,蔡辉为经理,吴锦章、谭伟为副经理。派出舒展民、沈君常、徐德明等到上海与各有关人员继续保持贸易关系。一九四六年初夏,曾希圣派吴文瑞到上海将上述关系统一领导起来。吴文瑞在上海住在天主堂街(四川南路)49号石原皋家中。石通过友入卢方(曾开设瑞裕钱庄)将吴的户口安在江西路同和古里七号,搞到了上海的正式居民证(身份证)。吴在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大成公司搞贸易以及和皖南游击区的交通联络工作。一九四六年冬,大成公司随部队由淮阴迁到山东。

  那时,从山东解放区到上海,主要是走水路。连云港港口,敌人检查甚严。特别是对北方过来的“客商”更为注意。为了保证我方来往人员的安全,钱之光同志(当时跟随周总理)曾给石原皋法币五千万元,石将此款加入上海的正原公司,成为股东。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汤恩伯的机要秘书胡静如,汤部下的将领如张雪中也是股东,余亚农的内弟朱尧安当经理,杨忠尧当副经理。石原皋同志以正原公司股东身份作掩护,北去南来活动就方便得多。一九四七年二、三月间,吴文瑞、祝华、余亚农、朱尧安去山东汇报工作返回上海时,在连云港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正原公司要和解放区做生意,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不可能置之不顾。石利用这些关系,要杨忠尧携带胡静如的亲笔信,赶到连云港营救。未几天,吴文瑞等获释,平安回到上海,吴仍住在石家。

  以上是国区部成立以前的情况。国区部上海工作组成立后,其任务除了继续开展贸易工作以外,主要是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民主进步势力,策动一些国民党部队和地方官员起义,以配合解放战争,同时建立交通联络站,打通去皖南、皖西游击区的路线,在长江两岸形成一个沟通南北的交通网。上海工作组成立后,原来七师派在上海、南京、芜湖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均划归上海工作组统一领导。

  当时,我任山东大学预科部主任。预科部设在下裕,国区部在坪上,相距不远。一天,曾希圣同志派人找我,我即随来人同去坪上,见到了曾希圣、李步新同志。自北上以后,我们已有一年多未见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同志之间的相聚,是十分难得的,相见时那种喜悦、激动的情景,至今令人难忘。曾、李部长向我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斗争形势,指出:敌我力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军共歼敌军七十一万人,迫使敌人将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中央指示我们要趁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兵力不足,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有利时机,有步骤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后方,以配合我军正面战场作战。同时,加强和统一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把上海各校学生正在进行反内战的宣传示威,迅速扩展到其他大中城市。使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为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曾希圣同志还对我说,根据白区工作的特点和需要,我们已向华东局建议、国民党地区工作部上海工作组由你担任组长、吴文瑞同志任副组长。你去后要因势利导,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团结和推动民主进步力量,揭露和打击反革命势力,打开上海国统区工作的新局面。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激发了我的革命责任感。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他们考虑到任务的艰巨性,需要作长时间的打算,要我和爱人、孩子一道去。我考虑自己已很久未去上海,那里有些熟悉的朋友,多年没有往来,他们现在那里,情况怎样,都不知道。而且在敌占区时时刻刻都可能遇到麻烦,携带家眷行动不方便,所以我提出还是一个人去好。组织上同意我的意见,我去上海工作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我回山大办完移交手续,即去国区部待命。组织上为我赶制了一套新的行装,装扮成商人模样。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已是四月下旬了。在我动身的前一天,李步新同志来到我的住处,十分关切的对我说:“上海形势非常险恶,你的任务又是这样艰巨、重要。你千万要小心,遇着特殊情况,你可以相机行事。那里是敌区,处理事情要机智果断,有时稍一犹豫,就可能造成失误。你对工作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我叫张石平陪同你一阵去,他有许多安徽无为的同乡在上海。你们先在张的同乡家落脚,再去找个可靠的地方居住下来。刘文同志和小孩由我照应,你不要记挂。”李步新同志的话真是语重心长,组织关怀,党的温暖,给予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巨大勇气和力量。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我和张石平同志乘坐杜海林的货船离开了山东。杜海林,安徽人,原来是招商局轮船上的茶房,抗战时,他经常到七师地区做生意,与唐晓光、蔡辉等都熟悉。他家住在上海南市。七师北撤到山东后,杜也随着往山东做生意,是可以信得过的商人,有时他还帮助做些交通工作。因此,我就乘他的货船。组织上交给我几十担豆油,作为我和张的生活费用。船从日照县的涛雒出发,进入黄海。这一带海面上常有海盗和国民党“海上保安队”出没。几天后,这只船就遇上了国民党的“海上保安队”,他们登舟搜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敲诈了一些钞票离去。

  在海上飘浮了十六个昼夜,到达了崇明岛。从北方解放区来的船只,是敌人注意的目标。船停泊在崇明岛码头,杜向检查人员贿送了几担豆油,好在杜与这些人混熟了,轻易地闯过了最后一关,进入吴淞口。船到吴淞,我和张石平改乘汽车到上海。

  张石平的无为同乡,大都靠拉人力车、挑饺儿担、卖炒货、摆小摊度日。他们住在原来法租界的木棚区,是上海的贫民窟。张石平带着我到了这个贫民区,住在一家木棚屋的阁楼上,这些地区是敌人最注意的,经常有各种便衣暗探出现。我们到上海时,天气已经热了,还是头戴呢帽,身穿夹衣长衫。我们二人这种非工非商的打扮,和劳苦大众生活在一起,稍久一定要出问题,必须尽快转移。于是我俩去找翟树荣。

  翟树荣是安徽泾县水东翟村人。翟姓是大族。我幼年跟着父母亲从老家桐城迁居在太平县一个小山村,与翟村相距甚近。少年时我们二人就成了好朋友。大革命时期,翟树荣参加过革命,在泾县、太平一带活动。大革命失败,敌人捉拿他,他就逃到上海,继续读书。后来他加入国民党,但他还参加左联活动。我在上海青年中学教书时,他担任建国中学的教务主任。那时,上海的中学校长或教务主任,必定要到庐山集中受训,他也受了训。可是他在上海,暗中还是做爱国救亡的工作。我二人往来不辍。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他回到泾县翟村。新四军军部近在咫尺,他帮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抗战胜利,翟树荣回到上海。那时,他担任北四川路某小学校长。这个学校是上海规模很大的小学之一。根据我与翟树荣旧日的友谊和他平时的为人,我断定他即使万一不能帮助我,也决不会破坏我的工作。我分析了这些情况后,决定到学校去找他。我同张石平来到某小学,由张出面去探询一下情况,我在小学大门口对面的马路上,慢步缓行。我早已将翟的身材、容貌、举止动作诉告张。张进入小学,迎面就碰上了翟。张问他:“你认识方彬(我原来的名字)吗?”一个陌生人,突然提到我,翟感到惊愕。他迟疑一下,才说:“认识,多年未见,没有通过音讯,不知道他的情况了。”张知道翟有警惕,告知是受我的委托来看望他的。并表达了我对他的记挂,希望有机会看到他。翟就问:“他在那里?”张指着校门说:“就在门口。”翟将信将疑地随着张走出校门,一眼看见我站在马路对面,他赶快穿过马路,老友意外相逢,欣喜异常,彼此寒喧了几句,我即向他说明来意。他对我突然到来,开始感到惊异,当他了解情况后,十分高兴,愿意尽力帮助我。我二人的衣衫相差很大,恐怕引起过路人的怀疑,不便久谈,我约定他,第二天到我的住处见面,再作详谈。第二天,他如约到我的住处,我告诉他住木棚区不安全,必须早日离开,请他去找陈维稷,商议另找安全的住所。

  陈维稷是安徽青阳人,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赴英留学,专攻纺织。一九二九年归国后,历任暨南、复旦大学教授。创办进步报刊,如《天下日报》、《起来杂志》。后来参加救国会,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这个时期,因救亡工作的关系,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上海沦陷,陈回到青阳老家,他家是青阳世家。一九三八年夏我到青阳工作,首先找着陈。我陪他到新四军军部看望袁国平、黄诚同志,陈应邀在军部大礼堂对群众作抗日救亡的报告,慷慨陈词,很能鼓舞军民的杀敌斗志。不久,陈参加了共产党,为特别党员。后来,因工作需要,经组织决定,他离开皖南,前往四川重庆,搞合作社工作,与徐冰同志单线联系。抗战胜利,他回到上海,担任中纺公司(没收日人开设的各纱厂而成立的)的总工程师,兼任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家住在中纺公司宿舍,地址是澳门路106弄A22号。

  翟树荣到中纺公司找着陈维稷,告诉他我已来到上海。陈听到我来上海非常高兴,约我次日在外滩沙逊大楼的英国俱乐部见面。到此午餐的都是外国人和留英学生,个个西装革履,没有一个长衫客。我与翟的身材大致相同,他选择了一套西装,连汗衫、领带、皮鞋等全副行装送给我,要我换装前往。次日,我整容换装,并告诉张石平,我不回来了。叫他不要外出,安心等候转移。我应约前往英国俱乐部,陈维稷已先到。我们边吃边谈,在大庭广众之中,只谈一些不相干的话。餐毕,我随他到中纺宿舍,在他家中,才开始畅谈一切。他家中客人来往频繁,久居恐不安全,就将我安顿在他的弟弟陈次泽家中。陈次泽也是中纺公司的职员,住在中纺宿舍D21号(A、D两处相距约半里),一楼一底,独家居住,无闲杂人出入。我在那里住了下来,随即考虑张石平的迁移问题。那时,上海有个现代经济社,办了一个《现代经济通讯》,对外,吴觉农是董事长,勇龙桂是总编,实际是许涤新同志暗中负责。我知道陈维稷在上海是与许涤新同志有关系的,就请陈设法将我的户口(我改名施志方)安排在《现代经济通讯》社,搞了个采访记者的头衔,领到一张正式居民证。张石平也安排在该社刻钢板,并住在那里。我二人安身下来了。我再去天主堂街49号石原皋家中找吴文瑞,后来,舒展民、沈君常、徐德明等也都遇着了。

  我来到上海之前,对蒋政权极端腐败、军政要员互相争权夺利、彼此倾轧、纪律败坏、民不聊生的情况略有所知。到上海后,经过各方面的了解,更加丰富和加深了我的认识。蒋为人阴险多疑,凡非嫡系的军政人员,他是不予重用的。他很相信陈诚,就把他放在总揽军事指挥大权的参谋总长的位置上。凡是战略要地,都把他的亲信派去。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这个独夫民贼自认为万无一失,即冒天下之大而不韪,悍然发动内战,不料一年多时间,其大量有生力量即被我军歼灭,形势的逆转迫使他采取地区固守的方针,加强各省和地区的防卫,他特别注重苏、浙、皖地方,尤其侧重对淞沪和京、杭等地的防卫,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蒋介石派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统辖指挥苏、浙、皖、赣地区所有部队,派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毛森为上海市的警察局长,黑暗统治,血腥镇压,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但是,就在蒋帮加强反动统治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大中城市罢工和抢米运动如火如茶。我同吴文瑞、石原皋、舒展民、徐德明、沈君常等同志在一起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既看到我们开展工作的困难,也看到了有利条件。

  建立和加强交通联络站

  国区部成立后,派出许多干部,分期分批经上海到皖南、皖中游击区工作;还有一些上海、南京的进步青年和进步人士,也要到游击区参加工作,这必须有可靠的交通人员护送他们进入游击区。我就把原来胡明同志(皖南游击区负责人)派在南京的联络站加强起来。该站负责人是张京武同志,他是太平县人,一九三八年就参加新四军部队工作。“皖南事变”以后,他以茶叶商人的身份作掩护,住在“正泰茶行”,担任了党的地下交通员,掩护与护送南来北往的同志。一九四七年春天,张京武到上海,吴文瑞按照黄耀南同志的指示,付给他一笔经费和物资。他回到南京,邀集了几个同乡旧友,筹资合开了“聚兴茶栈”,地址在南京中华门马道街。张又在芜湖、青弋江两处建立了交通联络点。先后由张这个联络站护送到皖南、江北等地的干部有李友白,罗伯桦、李平、康大川、罗枫、葛子清等六、七十人之多,从来没有发生过危险。还有一个联络站是在当涂县采石,由查效华负责,查妻和王国治都在站上工作。在南京还有唐晓光建立的联络站,王桢兴(升州路玉带巷7号)、高大妈等联络点与我们取得联系。在上海专门跑交通的有程龙、李庆萱、冯振国、石原皋。沪、宁、芜的交通联络工作加强以后,确保了护送人员、传递情报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那时,上海工作组尚未与皖西游击区联系上,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政治交通,怎么办呢?这时我想起在山东大学时,和我在一起工作的赵卓同志,他的家住在上海陕西北路,临别时,他说,如有必要可找其父赵家元,他会帮助我们的。赵是安徽怀宁人,对去皖西的路线可能熟悉,我决定去赵家。那天正巧何东初同志(皖西游击区派来的)也在那里,商得他们同意,赵家元就跟着何东初经安庆进入皖西游击区,在桐城叶家老屋,找到皖西游击队的总负责人桂林栖、何伟群。我请桂林栖派人在安庆搞一个联络站,以便今后联系,他们当即答应要物色一个适当人选。不久,皖西游击队与进入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接上了关系我就不再与其进行联系了。

  安徽的政界、工商界还有我熟识的人,得设法联系,争取和扩大外围力量。我找查效华来沪,派他到芜湖去打听张台望的消息。张是安徽和县人,出身贫寒,早年在芜湖商会当小职员,“五四”时期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爱国运动,抵制日货,反对贿选,反对军阀。大革命失败后,他家为地下党的联络点。我与他的妹夫王盈潮是好朋友。王原是我江苏如皋县委书记,如皋暴动失败后,在张家躲避了较长的时日。因此,我与张台望也成了要好的朋友。抗战发生,他全家逃到后方。我们约有十年,未通音讯。我要查效华打听一下,如他已回芜,而且政治表现较好,则约张来上海晤谈。

  我刚把这些事办了,突然又发生程自立同志被扣的事情。程夫妇携带小孩同苏帅仁一起从山东石岛附近张家铺乘四个桅杆的大民船来沪,船上装有花生油等,在海上遇着十二级台风,船上大桅杆被吹折,飘流十几天。船到崇明岛附近,他们遇着海上自卫队,实际上是海盗。船上舵工送海盗四担花生油,海盗将苏及程的爱人赵茜放行,而将程囚于海盗船中。苏帅仁和赵茜赶到上海,苏住在杨大炎、庄更生的运输行,地址在天主堂街京江弄内。该运输行是我们的外围组织,杨大炎是青帮,又是船帮的头儿,一直帮我们搞运输,讲义气。赵茜住在亲戚家。后经协成商行的老板蔡万云(与我们有贸易关系)送了海盗26担花生油,程自立才被放出。他在船上过了三个月的拘禁生活。程出来到上海住亲戚家中,我次日就去看程夫妇,给他们一些钱。大约一九四八年一月初,查效华来上海,我就叫查护送他们到皖南游击区去了。

  一九四七年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南京的梅园交给民盟代管。我同陈维稷到南京,准备找周新民同志。我俩住在旅馆,第二天到梅园附近一打听,才知道梅园附近已被特务严密监视。后来探知周新民仍住在梅园内,不能外出。罗隆基便乘了一部吉普车直驶入梅园,因罗是美国留学生,与驻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有往来,特务没敢阻拦。罗将周接出,开快车飞奔,特务也乘汽车尾追,吉普车速度快,特务的汽车没有追上。周新民中途下车,避到王同荣家。数日后,周化装由王陪他乘火车到上海。我同陈维稷在南京住了两天,即返沪。到沪后找着周新民,他向我们介绍了中共代表团撤走的情况,并相约定期会晤。

  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伪“国大代”,制定伪“宪法”。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到了南京,真是群魔乱舞,丑态百出。当时的民谣有:“南京三大害:一是军官总,二是国大代,三是新闻记”的流传。我认为这是宣传党的政策,了解敌人情况的极好机会。我又赴南京去找朱子帆(由周新民介绍认识的),朱复介绍李荫五、耿家舒给我。耿家舒与张治中的关系很深,做过张创办的黄麓师范学校校长。耿在南京自置一住房。我在耿家住宿过。他们告诉我,蒋介石大力拉拢国大代表,特别收买曾琦的青年党和张君励的民社党中的国大代表。曾、张二人同蒋介石讨价还价,争夺部长的席位。他们暗中做交易,以期制定反人民、反共产党的“宪法”。我马上将这个内部消息写成报告,由朱子帆写信给驻在浦镇的国民党的萧师长,让张京武通过萧的防地,把信安全送到江北。同时了解到有些同志北撤时留在南京,我就叫张石平动员留在南京的同志回到江北打游击,并由张带领同去。林凤池同志是经过组织批准潜伏在南京的,后来我到南京,时常住水西门外林家,或者由胡评(胡适的侄子,在教育部工作)陪我去住旅馆。

  我们在上海、南京、芜湖、当涂等地的联络站都相继建立,并加强了力量,打通了上海、芜湖同皖南、皖江等游击根据地的交通线,从此我们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策反工作上来。

  打入敌特组织搜集重要情报

  一九四七年春,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挺进豫西,陈粟的华东野战军进至豫苏皖地区。这三路大军歼灭、调动、吸引了大量敌军。西北、东北解放军也相继发起进攻。我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的一些军政人员深感蒋政权大势已去,今后何去何从,正在犹豫徘徊之中。我们上海工作组不失时机地设法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敌情,搜集情报,积极配合我军作战。

  查效华同志到芜湖了解了张台望的情况,认为可以见面,我立刻写信约张到上海相晤。张接着我的信,非常高兴,马上来沪。他到中纺宿舍找到了我。久别重逢,促膝畅谈。他还特别详细地介绍其儿子张力化的情况,说他能为党为人民做些工作,政治上是可靠的,他愿以全家生命担保。

  张力化由于家贫,以及其姑父王盈潮的指导,少年时在安徽职业学校机械科半工半读。该校在芜湖东门外,系安徽省教育界进步人士李光炯、刘希平、朱蕴山、沈子修等创立。李光炯为校董事会的董事长,时绍武任校长。毕业不久,抗战爆发。他本已考取清华大学工学院,但家中和王盈潮都无力负担他的费用。他的姑父希望他为民族效命。他听从王盈潮的话,进了国民党中央军校十四期(校长是蒋介石兼,教育长是张治中,主任是李明灏),学的是无线电通信,一九三九年一月毕业,留校担任十五期、十六期、十七期区队长等职。后来历任连长、副营长、营长、团副等职。一九四三年任二十集团军总部(总司令霍揆彰)少校作战参谋,后升中校参谋。抗战胜利后,他在国防部所属预备干部受训处任中校人事科长。他在蒋的嫡系部队工作,深得上级的信任。一九四六年七月,国共和谈破裂,他得知蒋介石决定发动内战,对国民党开始不满,于九月间借口祖母病逝,请假到芜湖治丧,委婉辞去南京的工作,以军官总队的队员身份在芜居住下来。

  我知道了张力化的情况,乃同意张台望陪他来沪。不久,张台望带儿子来了。我详细的询问了他的经历和其对时局的看法,以及个人前途的打算。因为他平时受王盈潮的影响较深,思想较进步,向往革命,颇有抱负。他知道我是王盈潮的好友,故对我较信任,他表示愿意跟随我做点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他说国民党腐败透顶,不可救药,人心业已丧尽,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一些有志青年都很苦闷,急于摆脱困境。他说:“过去我参加国民党军队是为了抗战,并不是什么党派之见,今天它发动内战,我不能跟它走,所以弃官回家。今后,我一切听候党的安排。”我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青年,能够分辨是非,只要善于引导,注意发挥他的长处,他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我教育他要忠于党的事业,严守党的机密,遵守革命纪律。他表示绝对服从。第一次接触,他给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决定放手使用他。根据张力化的经历及他同国民党军队的关系,我要他设法回到国防部去做事,但一时找不到机会,就同意他先去湖北方面活动,然后伺机回华东。那时恰好湖北咸宁成立第十六绥靖区,霍揆彰任司令官。我叫他相机进行活动。他去南京见着霍本人。霍叫他到湖北该部工作,任上校作科课长兼任指挥所参谋主任。指挥所在监利。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敌军一切作战机要、秘密图表,包括各部队的兵力、番号及武器配备等重要情报,特别是“华中剿总”拟定的“华中剩匪绥靖计划”等,都复制寄给了我。他是用宫方的信封由军邮寄出的,没有受到检查,没有出问题。不久,“华中剿匪绥靖计划”被我军粉碎,康泽被俘。蒋介石的梦想又破灭了。敌十六绥靖区指挥失策,损失惨重,蒋介石非常恼火,特派一个视察组前去检查。张力化是指挥所的参谋主任,当然压力很大。幸而司令部的刘参谋长,先用电话通知了他,得以早做应付的准备。他立即快函上海,用隐语请示,那时我因事离开上海,同石原皋一同到皖南游击区去了,由陈维稷代我复信,对他要“回乡”一事,陈回答最好等我回来再定,如等不及、则根据情况自行处理。我以前也曾对他说过,如遇事情紧急,来不及请示,他可相机行事,但必须慎之又慎,事后要作详细汇报。他的行动由我负责。视察组到后,开始调查每一作战文电,登记的承办人都是张力化。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指挥所李主任身上,一切都请示过,按刘参谋长计划进行、他预感受嫌疑很重,必须赶快离开。

  蒋介石以为有庞大的特务组织,可以控制局面,谁知发动内战,军事上节节失败,起义之师屡起,无法防止。蒋决定改变敌特组织,接受美国建议,彻底建立军事保防,即美军简称“C.I.C”的反情报机构,聘请美军泰勒为顾问。反情报队的指示,即使统帅部也要立即照办。因此,参谋部规定该队成员的条件很严格,要绝对可靠,要军校正式毕业生,要有高中以上文化,要当过连长以上的官职,要参加抗战五年以上,要打过仗,要当过参谋。所有这些要求,张力化都具备。他利用要抽调得力人员去南京国防部受训的机会,申请准予去“华中剿总”初试。符合上述资格的人员不多,十六绥靖区司令部只能挑选他去密试,初试在汉口“华中剿总”进行。他初试被录取后,即乘轮返芜。他听说我在上海,又赶忙去上海找我。我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后,对他说:打入敌特组织,要有更坚强的毅力,万一出了问题很难营救,嘱咐他要谨慎从事。“C.I.C”反情报组织主要是监视敌人自己的行动,反正是狗咬狗,他可以放手去干。这更有利于掩护我们的活动。我同意他到国防部情报学校特种情报班受训。按惯例,他是华中选送来的,受训毕,应该回到湖北,因湖北不属我活动范围,联系工作不便,恐难发挥作用。我叫他受训结束后设法留在华东。他到南京后,利用人事关系,由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槐保荐,免试入学。结业时国防部分发他回武汉剿总,他请假回芜湖,借口卧床不起,避开了到武汉的风头。后再回南京,请求分在南京直属队。恰值直属队扩大编制,正需要人员,于是准许他的请求,发表他为“国防部反情报队”中校参谋,继升为代上校队副。不久,敌直属队又奉命赴台待命。当时敌我斗争极为紧张,我叫他不要赴台,想办法留在南京。他千方百计搞到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南京区代理中将视察组长的职位,领取了最高统帅部颁发的红壳金字的“国防部侦察证”,即所谓“红派司”(敌人惯以红色代表将级,黄色代表校级,兰色代表尉级)。这个“红派司”上面,明确规定:“能代表最高统帅就地指挥当地军警一切武装人员,有权扣留陆、海、空交通工具和搜查逮捕可疑分子”等,张力化就变为一个超权的神秘人物。我由他护送、朝繁地往来于上海、南京、芜湖之间,在近二年时间里,安然无恙。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没,歼敌一百五十多万人。至此,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已消灭殆尽。一九四九年春,除安庆孤城困守外,江北沿江各地全部解放,芜湖就成为敌军云集,特务如毛的重镇。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驻扎在芜湖。绥靖区下设有三个前线指挥所,一个在安庆、一个在大通、一个在芜湖。芜湖指挥所又有城防指挥部,专负作战和芜湖城市的治安工作。皖省保密局头子唐玉昆也从江北撤退到芜湖,国防部二厅的主要特务刘启瑞(贵池人)也经常来到芜湖布置任务。中统的安徽头目,几乎全部都集中在芜湖。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叫张力化设法来到芜湖。张力化自打入特务组织后,他来往于上海、南京、芜湖三处、假装执行上级的任务,实际上是按我的指示在做工作。他在沪宁等线上川流不息,行踪没定,只有我能排算到他的所在地点和行动处所。他接到我的信,即刻来芜。我要他设法调到芜湖。他是蒋介石嫡系军官学校出身,又参加陈诚的部队,可以说属于陈诚嫡系人物。汤恩伯既要讨好陈诚,又要利用他这个高级特工,来巩固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所以发表他为南京区代理中将视察组长。他根据我的要求,找到汤恩伯,强调:“南京人物多,芜湖一带为共军渡江要地,对那里的驻军应明察暗访,以防投共。”汤恩伯十分称赞,于是下令特派他到第七绥靖区视察江防,藉以监察动摇的部队。张力化拿着手令回到芜湖,我又叫他赶到上海,利用他在上海军政部门任职的黄浦同学,设法搞些军事情报。他找着王之师,王是张力化在军校十四期的同学,一九四六年就同我党有联系,后因联系人调动以致联系中断,这时王在上海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校作战科长,张很想争取他,但不敢鲁荞行事,就找机会和他在一起议论时政,试探他的政治态度。王和张是同窗好友,说话极其坦率,主动说起自己和党失去联系的情况,张这时才把自己与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告诉他。王迫不及待地要求和我见面。张只答应代为转达,不便直接引见。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国民党军事防务的要害部门,我很重视这个关系,要王协助张力化工作设法弄清敌人的军事部署。有一天,王之师在特务营营长郑远钊办公桌上发现一个卷宗里有份绝密件:《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附有上海地区全部防御阵地、工事构筑、兵力配备图。这是汤恩伯总部精心策划编制的绝密件,印有号码。这一份是给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陈交给郑远钊,要他按照这个计划,制定特务营警戒工作方案。由于王多年从事作战参谋业务,深知这份密件的重要意义,它将关系到我军解放上海战役的全局,有了他就能够使我军对敌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准确指挥进攻。他迅速将这份密件藏入大衣袋内带回,电话通知张力化快到他的宿舍。张力化看到这份密件甚为震惊,认为至关重要,决定由张复制一份。不料张力化复制出的文件上面字迹模糊,兵种代号看不清楚。他俩商量结果,毅然将原件交张带到芜湖。第二天王之师又得到汤总部参谋长黄辉亚交给他同样的密件,只是编号不同。汤恩伯、陈大庆一向高高在上,对这些密件并不注意。关于作战方面,都是由王直接与汤、陈周旋,所以始终未露出破绽。张力化带着绝密作战计划,飞快赶到芜湖。我马上派交通员将这个《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送交胡明同志,请胡明同志用电台转报三野司令部。胡明同志叫韩铭新同志发出。粟裕司令员复电嘉奖。

  后来王之师又兼任少将代理参谋处长,关于兵力调整,阵地巡查,战场汇报等等,统统由王之师主持。汤恩伯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经营一年多时间,构筑上海近郊周围碉堡工事,区分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大都是水泥钢筋永久性的。市内核心阵地准备巷战,决定利用四行仓库、国际饭店、中国银行、法国兵营、警察总局等等高大坚固建筑房屋,作为逐街逐巷的抵抗据点。必要时将这些建筑物进行破坏。而且在各街还布置有水泥活动堡垒,堆集沙袋,拉架铁丝网,可以说是步步为营、层层设防,企图作最后的挣扎。

  我曾叫张力化转告王之师,要王尽量设法保护国家和人民所有财产、物质设施。尤其是所有桥梁、码头、船只等,凡是能保存下来的,都要尽量保存。王之师知道复兴岛停泊几十艘渔管处的渔轮,都有现代化设备。汤恩伯打算利用这批船只作海上交通工具,三令五申要把这批渔轮拉到吴淞口备用。如果不能拖走,就要炸毁。王之师曾趁视察阵地的机会,到复兴岛现场看过一次。遇着在渔管处工作的旧同事蒋俭铫,要他找些人保护渔轮,蒋就找了朱必公、李启蒙、杨巨成几个人。汤恩伯先是要将渔轮驶到舟山,船上人找不齐,无法开动。后来想用拖驳船把渔轮拖走。王和蒋商议,将停泊在码头船坞靠外航道的一艘船的船底螺帽打开放进水,船身即行倾斜。这样,就以一条船阻拦了里边所有船只的出路,其余的船都不能拖走了。汤即下令到作战处,将全部渔轮早日彻底炸毁。王之师写了一个签呈,说明不宜过早炸毁,如过早实施爆炸,势必引起市民军心不安,对作战影响很大。王保证在必要时彻底炸毁,决不贻误戎机。王千方百计藉故拖延,始终没有把他控制的工兵开往复兴岛。最后将全部渔轮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揭开上海战役序幕后,汤恩伯、陈大庆、毛森等凶狠毒辣,对市民稍涉嫌疑的即行残酷迫害、乱抓乱杀。盛慕莱同志即在这个时候被杀害了。五月十六日,防守外围阵地的21军、123军被我解放军猛烈攻击,伤亡严重,先后放弃了外围阵地。汤恩伯看到战况吃紧,曾集结5个团的兵力,在高桥附近和我军死拼,很快地被击溃。汤恩伯下手令给王之师,要他随战况变化负责炸毁沿黄浦江的码头和外白渡桥及苏州河上所有的桥梁。并在外白渡桥附近安插了一个工兵营,住在苏联领事馆隔壁,随时做好炸桥准备。王答应负责,并又陈述不宜过早炸毁的理由。然后,王下令将这个工兵营调到大名路,离外白渡桥较远,叫他们不要乱动,没有王的命令,不得擅自炸毁,如违严惩。五月二十一日,12军、75军大部被歼,陈大庆又打电话给王催办炸桥事,王还是答应作战处负责,决不贻误。王之师知道汤恩伯、陈大庆在这时已不敢冒险亲来市区,王也借故不去与他们见面,仅用电话联系,来一个拖延之计,他们也无可奈何了。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已有一部攻入市区、大场、江湾,吴淞也行将解放。这时汤恩伯、陈大庆仓惶率残部乘船出吴淞口,逃窜到舟山、台湾去了。沿黄浦江的码头和外白渡桥及苏州河上所有桥梁,均被保护下来。

  控制芜湖的特务活动

  在渡江战役临近时,敌人加强了芜湖的防务工作。原芜湖县党部书记长水泽柯,芜湖县调查专员王墨林,《中国日报》驻芜办事处主任陈晓钟,调统的胡百练、经绍周等都是老特务,他们的嗅觉灵敏,在垂死挣扎的斗争中,非常嚣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张力化为了保卫地下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他亲自兼任芜湖城防指挥部视察主任,控制地方一切特务单位,禁止乱抓人,明确指出抓人要经他批准。并且禁止乱发通行证、乱带武器。他借统一管理之名,集权力于一身。宣布夜晚戒严,使特务不能任意行动。他与城防指挥官约法三章,指挥官专负江防作战,维持市内秩序完全由他主持,一切城防处理全由他掌握调度,连第七绥靖区也不能干涉他的权力。他这样一整顿,叫做“明帮曹操,暗帮刘备”,对地下工作有利。特务曾报了一个黑名单,约计百人,请他批准,以便捉人。内中有洪绍侠(朱子帆的妻子)、陶若存、陈天任、王贯之、程士范。张力化说这些人都是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的人士,只凭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怎能乱抓呢?他不但不批准,反而把特务责备一顿。在这个时期,被捕的人确实很少,偶而被捕的人,不久也都放出。他又成立芜湖城防五人小组,他兼任组长。芜湖县县长谢汝昌、第六行政专区保安副司令刘格非,都是组员,五人中,我们占了三人。一天,张力化说,观察谢汝昌的态度,我们可以争取过来。我不好将谢、刘和我们的关系告诉他,只是含糊地说,再观察一下。实际上,可以说五人小组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又有一次,特务机关伪造解放区的证件,被他发现,为此事他与某部队的负责人发生冲突,他来告诉我,准备运用他的特权,调动一些军、宪、警与他对抗。我劝阻他,不能这样蛮干,后来就算和解了。我叫他在江防上多动脑筋,他以高级特工的身份视察芜湖附近沿江驻军情况,了解到沿江的驻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
是一些杂牌军队,沿江的工事没有隐蔽火力点和交通壕,都是一级配备,没有纵深,没有坚固的据点工事。只要几炮一轰,就会烟飞灰灭。由此可以证明蒋的官兵毫无斗志,准备逃跑。

  张力化有一军校同学叫做刘和平,他是66军185师555团的营长,驻扎在当涂江心洲。他与刘和平共过患难,非常要好。张力化有信心能说服刘起义。他抱病乘火车到采石,在山炮营营长何崇德处借电话打给刘和平,何和张也是同学,见了张,非常热情地接待,张对何说,现在我要到江心洲去,过几天再来和你谈。刘和平得知张力化要去洲上看他,特地派人选一匹马到采石夹江边来迎接。采石距离刘和平驻地的江岸二十余里,张力化因为急切要和刘会晤,奔驰时极为快速,甫行到达,腹绞痛不已。他是军人作风,拼命顽强克制。刘和平将张接到洲上,大办酒席欢迎,张却不能下咽。他向刘和平及其亲信公开说明来意,指出今后前途,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抛弃个人偏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接受起义。并说你们若能接受我的意见,和共军方面的联系,则由我负责。大家都拍手称赞,表示服从他的指示。不过认为即行起义,则有困难,因为孤军处在长江孤洲中,前不能进,后无退路,一发难即可能被敌军包围消灭,必须待解放军向江心洲这方向渡江时,刘才能率部起义,迎接大军。刘和平为了表示决心将该营防御配备,包括江边桥头堡阵地,东西梁山布置水雷的区域详图,交张带回。并告诉张,他的右翼是131师,东西梁山是郑飞营长在防守,要张去活动。郑飞与张也是同学,共过患难。张打算前往。可是他一夜腹痛难熬,实在支撑不住,张只好叫刘先设法将情况转告郑,以待自己下次再去。翌晨刘和平派兵护送张力化到当涂夹江边渡江,由66军军部派来吉普卡直送到芜湖。张拿出地图并将活动情况详细告诉我。我叫张台望速送他到弋矶山医院医治,嘱张力化好好地休养,不要再过于活动了。不料他的胆囊炎,胆石症又突然发作,于四月十二日在弋矶山医院施行手术,以致他在这个紧要时刻未能再往江心洲和东西梁山与刘、郑晤面了。张力化同志对于解放事业,尽了极大的努力,做出显著的成绩。

  在白色恐怖之下

  我到上海不久,石原皋对我说,曾希圣同志叫他到山东办理入党手续。办理完毕,他就赴烟台,领舒展民、吴若浜、罗枫等乘民船经汉沽到了天津。天津到上海的海轮,不是每天都航驶,要隔几天才有一班。他未上轮之前,发了一个电报到上海,告诉他所乘的船名和船期。我和吴文瑞叫人到码头接他们。并告诉石:金谷、沈惠文(地下交通)被捕,供出他和汪伯威的名字,恒只说是经济上的负责人。因此,石从山东回沪,就没有回家,而径往愚园路柳林别业55号仙鹤草素药厂。过了数天,特务到石家搜查,吴文瑞、程龙等在石家打牌为戏。特务一进家,到围住他们。程龙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拿出中统派司。这张派司是一九四六年石原皋为了保证安全护送洪琪同志(胡明同志的爱人)进入皖南游击区,叫程龙找浙江中统的头子田天铎搞到手的。程龙对特务说他与石的妻子是亲戚。特务看见是“货真价实”的中统派司,就让他们走了。吴文瑞不能再在天主堂街居住,就搬到药厂与石同住。上海的环境越来越险恶,工作更难做。不久,约在十一月中旬,吴文瑞就同程龙进入皖南游击区了。这时,石原皋除了天主堂街、江西路、河南路几处外,照常到各处活动。

  一天晚上,石原皋雇了一辆人力车,准备到先施公司楼上的东亚旅馆去看人,车正要拐湾到先施公司这个方向时,忽然迎面奔来一辆人力车,两车相撞,人力车翻了。石的右小腿骨跌断了。他一想,医院是不能住的,药厂恐怕也不安全。他就叫人力车夫把他拉到海防路303号谢浚家,请中医骨科医生治疗。

  谢是蒋介石的军队挑选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回国后任少将旅长。谢与四川一些部队关系甚深。抗战初期,戴笠拉拢他,叫他做瓦解四川部队的工作,他不肯干,与戴笠吵起来。戴笠捏个罪名,将他关在贵州息峰集中营,这个集中营是蒋介石关押进步人士的地狱。谢在息峰,与进步人士有接触的机会,思想有了转变。国仇家恨,身陷牢狱,怎能不痛恨蒋介石呢?一直到了抗战胜利,戴笠坐飞机坠死后,他才得恢复自由,全家来沪,生话费用完全由谢的好友华士润供给。谢与杜月笙、杨虎都有私交,经常往来。因此石与杨、杜也有接触。上海是杜月笙和杨虎的天下,石认为住在谢家治疗骨折比较安全可靠。

  自从石原皋住在谢浚家,我也常到谢家去。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我到海防路谢家,穿的是布鞋,轻轻上楼,没走几步,我看见谢的姨妈站在楼梯口,向我摇手,示意不要上楼。她轻步走下楼,告诉我,昨天谢浚夫妇、石原皋、宋亦英等被上海宪兵第三营逮捕,特务尚在家中监守。我知道出了事故,赶快就走,回到陈维稷家,就与陈商议。我俩分析,石原皋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过,受过严刑,经过考验。以他的外柔内刚的性格,是能够顶得住的。我决定仍住在陈次泽家中,和他们研究营救的办法。陈次泽的妻子姓胡,是安徽明光人,地主家庭出身。她有一个本家的弟弟,在宪兵第三营当特务。于是她设法将其找到家中,探听情况。先谈家常,后谈时局,最后问他最近上海发生什么新闻。他说:“最近几天,我们在海防路抓了一些共产党,内中有两个很漂亮的女大学生,他们都加入了共产党,唉!我看,国民党快要完蛋了。”陈妻说:“报纸上登载的新闻,说是贩毒案件,怎么说是共产党呢?”他说:“海防路是共产党的机关。”陈妻又问:“他们承认了吗?”他说:“案子是我审问的,他们没有承认,只承认同共产党做过生意。”陈妻趁机说:“是啊!我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内中有二三个人,我是熟识的。他们同共产党做过生意,确实不是共产党。你要积德,只能要人家的钱,不能要人家的命。托你设法,用钱赎人。做姐姐的,既是为了熟人,也是为了你。他说:“我可以想想办法,钱少不济事,要尽快预备钱。”我就抓紧设法筹款。不数日,那个特务来了,对陈妻说:“不行了,案犯决定押送南京,我无能为力了。”他们被捕后,杜月笙、杨虎两人派人到宪兵第三营去保谢浚夫妇,宪兵营也以案情重大没有允许。我正在着急,宋亦英忽然来到澳门路找到陈维稷的妻子胡宜南。她与谢浚夫妇、石原皋同时被捕之后,只承认自己与石是亲戚关系,特务找不出她有什么可疑的证据,关押十几天之后,就由同乡陈慕三保出。胡宜南叫其女陈玮若到陈次泽家告诉我宋亦英来了,我赶快与宋见面,得悉他们被捕前后的详情。

  谢浚认识陆军的军官很多,但空军人员认识不多。他的弟弟谢松年是飞行员,曾在美国受过训练,后来受了处分被开除军籍。他住在哥哥家中。谢浚叫他设法找空军做些工作,动员一些飞行员,驾机飞到解放区。他就设法与他要好的飞行人员联系。一天,空勤人员杨某伙同香港贩毒商带来一些毒品,交给谢松年。谢拿回家,藏在他的床底下,事情被宪兵队侦悉。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上午,上海宪兵第三营派宪兵到海防路谢家来搜查,在谢松年床底下搜出毒品。当场被捕的人有谢浚夫妇、谢松年、石原皋、汪伯威、宋亦英、华士润等,关在派克路同济医院对门一所大屋子里。关押期间石原皋、汪伯威、谢松年三人遭受了酷刑。汪受刑很重,除拷打外,还十指插针。石遭受了两夜的酷刑,先是吊打,后是灌辣椒水,弄得遍体鳞伤,动弹不得。第三晚有一个年轻的特务询问石与胡适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到石的家中仔细搜查,找到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放在石处的物件,所以特务才问石,石说同胡适是亲戚。从此,特务就没有再审问石了。石受重刑,不能行动,特务叫宋亦英照料石的饮食。宋与石就有机会谈话了。一天晚上,宋告诉石,她明天可以取保出去。石叫她出去后马上告诉我,他只承认与新四军做过生意,别的事情都不承认。我听了宋的汇报,知道了一切,就放心了。我最怕是捉了人,秘而不宣,私下干掉,来一个不承认。后来见登了报纸,就知道不会私下被干掉,他们在狱中很坚强,可以设法营救了。

  石原皋、汪伯威、谢浚夫妇、谢松年五人押送到南京后,我将上海的事情安排一下,立即赶到南京,石的哥哥石在民也从徽州赶到南京,共商营救。开始我们打听不到石等关在那里。那时候,南京雨花台,几乎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在那里被公开杀害,我常去那里暗暗察访,真叫人悬心!不久,恰巧胡梦华(石的表哥,任天津市社会局长,CC分子)因事从天津来到南京,石在民找到他,托他打听,才知道关押的地方。于是请秉志(著名老科学家)和程士范先生写信给胡适,石在民写信给江冬秀向他们求助。石原皋等最初关押在“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不久,转移到“陆军看守所”。这时,才允许送衣服和一些食物,但不准接见。后来又转到南京水西门外陆军监狱,每星期准许接见一次。石原皋关在陆军监狱时,谢浚住在陆军医院,病重不治而逝。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间,胡适来南京参加选举蒋介石担任总统的丑剧,石在民去找胡适,胡将秦德纯(伪国防部次长)、陈雪屏(国民党青年部部长)给胡适答应设法保石出狱的回信交给石在民。石原皋的哥哥以为他的弟弟不久可以出狱了。一天,吴铸人(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CC的重要人物)和中央大学教授程憬(即程仰之,石的同乡同学)到陆军监狱看望石原皋。石与吴是中学同学,在北大时又是同班同学,早年私交甚好。吴劝石原皋到特效药物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保他出去。特效药物研究所是CC头子陈果夫办的,石知道这是诱降,坚决地说:“关也好,杀也好,听你们的便,我决不会帮你们做事。”石原皋没有中他们诱降的奸计,当然也就不能出狱了。一天晚上,江冬秀对胡适说,时局这样的紧张,国民党撒退时,石头(指石原皋)的生命怕不能保,你要赶快设法,不能再拖了,万一有所不测,亲友们会责怪的。胡适认为江冬秀的话有道理,他这次不得不真的出力了,去函请陈雪屏设法营救。江冬秀即写信,告诉石的哥哥,石在民知道胡适是真的在帮忙,就同程憬去找陈雪屏,陈满口答应,以青年部长的身份设法奔走。石原皋、汪伯威二人最后关在特种刑庭看守所,特种刑庭法官张叔夜是石的中学同学,张也从中帮忙。石在民聘请中央大学法律教授戴修瓒大律师做石的辩护人。戴撰写辩诉状,大意是:在一九四七年“裁乱法”未颁布以前,同共产党做生意是允许的,是合法的。石和共产党做生意是一九四六年以前的事情。金谷、沈惠文因讹诈未遂,有意诬陷。既无物证,又无其他人证和旁证,单凭金、沈二人一面之辞,于法于理都不能定罪。不久开庭,石和汪出了庭,戴教授穿律师服,出庭辩诉,侃侃而谈。几天后下了判决书,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准予取保释放。石由黄炳琳运输行出面担保,黄是黄慧同志的弟弟。黄慧在南京隐蔽时,我给黄炳琳一些钱,叫他搞运输,获点利润作为他姐弟的生活费用。黄就在下关设一个运输行。石和汪伯威同时释放,时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次日,我和石原皋在程憬教授家中相见了,心中的喜悦、宽慰,难以形容。

  谁知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陈维稷同志又被捕了。

  皖南游击队胡明同志派人带来约有一斤重的戒指、耳环等金首饰,要我购买两部电台,说是部队急需要用。我将金首饰交给陈维稷的爱人胡宜南,托她代换钞票。她到上海银行找到她的妹夫徐景薇,兑换的都是联号的新钞票。电台及其部件都是军用物资,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我请陈维稷同志想办法。陈找上海工业合作协会的颜泽龙转托在工协工作的英国人唐生向联合国救济总署买了两部电台,由经济周报的某某取回,商量好在一月十九日上午由陈次泽乘中纺的吉普卡,到黄陡南路附近的莹荫针织厂当面转交。陈次泽拿回电台送到陈维稷家中,当晚我和陈维稷夫妇将它装在皮箱里安放在客厅的沙发背后。我们在一起又闲谈了一阵,不觉已是深夜二点了。这时,我才回到陈次泽家中就寝。凌晨正在睡中,忽听到门外有人急促地喊着:“方叔叔!方叔叔!快开门!”我预感到可能出事了。我立即跳下床开门。陈维稷的长女陈玮若奔进来告诉我:爸爸被特务抓走了。客厅的日光灯不起明,幸好电台未被发觉,只搜到两本香港《群众》拿走了。我想,敌人为什么未追踪到陈次泽家,可能还不知道内情。不管怎样,我得马上转移,离开陈家,离开上海。我要陈玮若转告其母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敌人未作认真搜查,可能还要回头搜,也可能在附近安上钉子,要提高警惕,不要接见生人,防止上当受骗。(2)现在电台来不及转移,要设法藏好,埋在米里或煤堆中,万一不行就销毁。(3)派人到澳门路的两个三岔路口,等候张力化(前几天我写信给张力化,叫他于一月二十日到陈家来取电台),告诉张已出事,行动要谨慎,决不能鲁莽,掉以轻心。(4)打听陈维稷、苏延宾(中国纺织公司工程师)被捕原因,找你外公(大同大学校长)及其他的亲友想办法,要通过各种渠道营救。送走了陈玮若,我将身边一些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销毁掉,告别了陈次泽同志,趁着清晨昏暗的天色,混入职工上下班的队伍里,从容地走出宿舍的大门。这时,大街上的警车还不时地发出疯狂的吼叫声。

  后来我才搞清楚,陈维稷、苏延宾被捕是因为杨渡欣被捕后供出的。杨是浙江人,系民盟盟员、医生。陈苏二人介绍他和我认识,他要求到皖南游击区工作,我同意了,派人送他进山。他在游击区工作不久,患了肠炎,要求出来医治。走到绩溪的小九华乡胡家村,该区是拉锯区,白天国民党控制,因他的口音不对头,被绩溪地方的自卫队盘查逮捕。初押在歙县皖南清剿指挥部,后押到浙江衢州汤总部的指挥所。他熬不住严刑,供出他到皖南游击区的经过。他只知道我姓施,住在陈家,而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更不知我是住在陈次泽家。衢州特务机关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司令部,要它逮捕我们。上海方面接到电话,就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深夜派特务先到苏延宾家。苏家招待了他们烟茶,还请他们吃了夜点心,想尽办法拖延时间。苏的爱人颇有心眼,暗暗记下捕车的号码,以便日后打听丈夫的下落。一直拖到翌晨三点钟才到陈家。逮捕证上将“陈维稷”错写成“程维稷”,陈据此提出抗议,加之“施先生”毫无踪影,特务们在这种情形下,匆忙地把陈押走,就没有仔细搜家。当天张力化如期到澳门路,在路口遇着陈玮若。她将夜间的情况和我的意见告诉他,并说,特务没有留人在家中,屋外是否有人监视,不得而知,张力化仔细考虑,决定尽快将电台抢出来,如果落入敌人之手,对陈维稷的安全就有严重的威胁。他到澳门路侦察了一天,凭他的经验,判断敌人未作任何布置。第二天,他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找着王之师。张力化非常焦急地告诉王,说陈维稷被捕了。他俩急忙转回王的宿舍计议,对情况作了具体分析。认为陈维稷是交大的纺织系主任,他的这个公开职务必须尽量利用,要设法发动学生,配合营救工作。他们查好交大学生会的电话号码,就跑到警备司令部特务营。适营长郑远钊出外查勤,趁着这个空隙,张力化要王坐在郑的办公室门口,防止有人进来,或被人听到打电话的内容。他自己则迅速地接通了交大学生会的电话,说:“你们的纺织系主任陈维稷先生已被警备司令部无理抓去了,很危险,你们要赶快设法营救,迅速通知报馆……。”他俩打完了电话,驾驶着王之师专用的那辆贴有“特别通行证”的吉普车,开到纺织公司宿舍附近停下。王留在车上,张进入陈家,找出了电台,迅速带出了宿舍,驱车直奔上海北站,车站口遇上值勤宪兵拦阻,要检查。张力化拿出“红派司”说:“国防部的电台,立即要用,误了军机由你负责!”宪兵见是“红派司”,吉普车上又有特别通行证,不再检查了,不仅放行,而且帮助张力化把皮箱打上了火车,平安地运到了南京。

  他俩电话通知交大后,第二天报纸上披露了消息,交大的学生组织队伍游行,向警备司令部“请愿”(实际是示威)。陈大庆被迫出来接见,婉词解说,担保从速释放。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蒋军全部被歼,黄伯韬自杀,杜聿明、黄维被俘,敌人真是如丧家之犬,四散奔逃。白崇禧突然发出通电,力主言和,逼蒋下野。蒋介石无可奈何,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布以退为进的“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在这种形势下,汤恩伯召集科长以上的军官联席会议,讨论陈、苏案件。许多人认为,这个案件一无其他人证物证;二怕交大学生上街游行,风潮闹大,引起社会舆论不满;三因陈在社会上有地位,在学术界有影响。汤恩伯迫于情势,不得不予以释放。后由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泉将陈、苏二人保出,前后关押五天。他们被押在警备司令部临时拘留所一天,后转移到威海卫路和成都路口的宪兵司令部。陈、苏二人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地抗辩,终于顺利地出狱。

  我那天离开澳门路,赶到翟树荣家中。告诉翟出事了,托翟设法买一张赴南京的头等火车票。我在翟家住了一晚,一月二十一日我就乘火车安全抵达南京,住在陈次泽的内弟胡绍源家中。我立刻叫胡到上海打听陈、苏在狱中的情况和电台转移的结果。胡绍源刚走,张力化就携带电台到了胡家。我叫张力化赶快运到芜湖,藏在他家。几天后,胡绍源返宁,欣悉陈、苏已平安回家。一场风险,总算平安渡过了。

  在陈维稷被捕之前,赵家元也被捕了。他被捕的那天晚上,我正好从皖南回到上海。原想住到赵家元的豆腐店,但恐深夜叫门不便。我就雇车到澳门路,住陈次泽家中。第二天早晨,我拿了一斤茶叶,来到赵家不见赵家元,只见她的女儿在店中。她告诉我,昨晚深夜,特务捉走了他的父亲。我问了情况,知道是涉嫌被捕。后来才知道何东初托一船老板运电台到皖西,被敌人发觉,船老板供出安庆森大木行是何东初的落脚点,敌人又从森大木行了解到赵家元到安庆时也曾在这里住过,所以赵家元被捕。后因查无实据,赵也就被释放了。我到上海那晚如到赵家居住,也要成为阶下囚了。我又一次幸免被捕。

  胡敏如从山东经上海去皖南游击区,他介绍我认识他的弟弟胡祥模。胡的父亲与友人合伙开设一个怡昌福毛巾厂,批发所在天主堂街。胡祥模在法学院读书,住在店中,我有事就找胡祥模。一天,我到怡昌福店屋内,管帐先生胡茂才告诉我,胡祥模于数日前被捕,现已查清被捕原因:胡有一个姓程的亲戚,参加皖南游击队,担任武工队长。程被捕供出游击队的许家宝到了上海,说胡祥模知道他的住址。上海的特务就逮捕了胡祥模,迫胡供出许的地址。胡祥模只承认与许是同学,许曾看过他一次,至于许的情况和地址坚说不知。敌人无可奈何,将他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直到上海解放才恢复自由。后来我知道许家宝不肯回游击队,恐许被捕对我们的活动不利,就叫人找到许家宝,要他急速离开上海。许就到浙江兰溪躲避,我才放心。

  不久,舒展民手下的交通员余某也被捕了。舒在沪有家眷,他来不及通知我,就仓促地离开上海,乘海轮赴香港了。在这期间,上海确是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石原皋出狱第二天,我和他见面时,叫他写了一份被捕及释放详细情况的报告给我。我分析当时的形势,蒋介石集团妄图凭借长江天险,做最后的挣扎。将来的战役,只有渡江一次大战役了。为了迎接大军渡江,计划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芜湖。我写了报告,派张京武去江北,向李步新同志请示,并将石的报告也交张带去。李步新同志批准了我的报告。我随即到芜湖,要石原皋在南京休养一些时日,待身体复原后再去芜。我到芜湖,住在北门陡岗街张台望家中。不久,石来到芜湖,我又找范治农来芜。由于工作任务有了改变,而吴文端同志早去皖南,上海工作组实际上已不存在。为了适应情况的需要,乃成立芜湖地下工作组,由我任组长,范、石为组员。我们就今后的工作作了详细的研究和安排。

  一切为了迎接渡江

  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迅猛发展。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我军必胜局面已经形成。国民党人普遍哀叹蒋介石大势已去,末日即将来临,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抓住人心思变的有利形势,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将今后的活动集中到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中进行策反工作。

  当时正处于我军渡江前夕,若能将沿江城市如安庆、贵池、大通、芜湖、当涂、和县等地国民党驻军、专员、县长等争取过来,这对渡江战役是有很大意义的。工作组研究决定,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使他们认识到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揭穿国民党的和谈阴谋,申明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敦促他们弃暗投明,並具体交代政策。

  二是扩大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一切爱国的进步人士;通过他们去影响和分化瓦解敌人,扩大进步力量。

  三是开展策反工作。要物色好策反对象,确定具体任务,指定专人联系。特别要注意抓武装,选择适当时机,策反起义,以配合我军渡江作战。

  根据以上任务,芜湖从事地下工作的全体同志分赴各地积极开展工作。现将策反活动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郑汉、陶若存、陈天任的策反活动

  郑汉,安徽潜山人,一九三八年在铜陵当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大通沦陷后,他到铜陵乡下利用修谱的木刻字办江南战报,宣传抗日。新四军到皖南不久,就派人把他找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亲自接见他,并派张伟烈同志同他一道去铜陵开展工作。一九三九年上半年郑汉到青阳当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由我介绍,经东南局批准他为中共特别党员。不久,国民党安徽省第八区党务督导专员宋振渠根据特务密报,得悉郑汉通新四军,就要郑汉写一篇反动文章以“表明态度”,郑汉坚决拒绝,遂被撤职。郑被撤职后,安徽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罗洁莹要郑到专员公署任科长。郑汉绕道石台,访石台县长徐顺兴,徐即告知郑汉,罗並不是真的要郑去当科长,而是在一次专区县长会议上,太平县长王梦梅说郑是共产党,罗企图把郑骗到专署关押起来。徐送给郑汉三十块钱作路费,当天晚上派自己的卫士送郑到泾县万村(新四军军部附近)。郑汉住在我家病了一个多月,病愈后,我建议政治部研究安排郑的工作。袁国平同志说,郑还是到国民党统治区活动,作用比较大。我说,郑的面目已暴露了,在皖南是呆不下去的。袁要我问郑,在江北有无社会关系,能否找到工作。郑说,庐江县长郑铁桥是他的本家哥哥,到他那里可以找到工作,但郑铁桥曾在潜山杀过共产党,到他那里不能起什么作用。我对郑汉说,先到郑铁桥那里找个落脚的地方,等找到好的社会关系再离开。郑同意了。新四军政治部介绍郑汉到江北指挥部,赖传珠接见了,说郑今后在白区的活动,由他自己安排。赖说,以后我派人找你。郑汉接上关系后就到庐江去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郑汉被调到大别山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举办的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受训。适遇陈天任在该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陈天任是安徽五河人。一九三六年在铜陵县民众教育馆大通施教区工作,郑汉经常同陈天任交谈时政,志同道合。郑汉到大别山后,同陈天任住在一个地方,朝夕相见,交谈大别山的政治形势。陈介绍郑认识陶若存、玉汉昭。陶若存,安徽舒城人,政治上一贯反蒋,一九三三年任十九路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闽变失败后,戴戟介绍他到广西投奔新桂系。抗日战争初期,陶随新桂系到安徽,先后任舒城、无为、怀宁等县县长,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他在怀宁被撤职时,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在怀宁工作的共产党员撤退,国民党特务说他是安徽四个左倾县长之一。王汉昭,广西人,是新桂系中一个较突出的青年军人,与新桂系中的各方人物有广泛的联系,和我党在大别山工作同志常有往来。钟国松、董启翔同志和他接触较多。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后,他是李品仙的机要参谋,曾一度是大别山炙手可热的红人。郑汉因有王、陶、陈等人的密切合作,就决定留在大别山活动。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CC系主要人物方治(当时是安徽省的教育厅厅长)为了缓和CC系与新桂系的矛盾,拉拢新接任的李品仙合作,一致反共,打击革命力量。方治狂叫要在一年之内肃清共产党在大别山的势力。郑、王、陶、陈在白色恐怖下,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通过灵活的活动方式,粉碎了国民党CC系同新桂系合作反共的阴谋,打击了反共势力和特务活动,特别是通过王汉昭、陈天任的活动,掩护了一些同志到解放区去。还团结了一批进步爱国人士,为后来的策反工作准备了一些有利条件。

  一九四七年七月间,我探知了郑汉的地址后,就写信给他,约他到上海见面。这时,余纪一同志也在上海白区从事地下工作,郑汉已先收到余纪一的信,在上海同余取得联系,并根据余的意见仍回合肥活动。不久,余纪一去皖浙赣边区开辟游击根据地,由范治农与郑汉联系。稍后,皖南地区党委负责人胡明同志确定范的工作由我领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郑汉到南京找着我,向我汇报了他同王汉昭、陶若存、陈天任在白区的活动情况。我听了郑汉的汇报后,认为郑在白区的活动,有了较好的工作基础。我叫郑汉转请陈天任到南京,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工作;并与王汉昭及时联系,商议起义的工作。转请陶若存到安庆做好郭坚、张湘泽和安庆专员全无若的工作。由范治农同陶陈联系。这些同志在大军渡江前夕的重要时刻,在策反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郭坚在黄石港起义

  郭坚,安徽怀远人。他最早是十九路军翁照垣的部下,闽变失败后,翁把部队交给李宗仁、白崇禧,郭随军转入新桂系。抗战军兴,郭随新桂系到安徽,在任阜阳县长时,刘邓大军经过阜阳,在城内住了两天,他恰好因私事回家去了,省政府就以“擅离职守”的罪名给予撤职停用两年的处分。一九四七底李品仙为了巩固新桂系在安徽的统治,要扩充四个保安团,郭坚向李品仙要求工作,李以郭是新桂系的老人,跟他多年,又知兵善战,很想起用,但碍于郭受停用两年的处分,犹豫未定。就在这时,郭坚的好友陶若存、陈天任、李荫五、王贯之、陈雁峰等人以省参议员的名义联名写信向李品仙推荐郭坚为保安团长,李就名正言顺地起用郭坚为安徽省保安第十团团长。郭坚这个团是新编的。三个营,五个直属连,一百三十多名军官,二千五百多名士兵,都是他亲自物色和招募来的。我根据郑汉的汇报,请陶若存去做好郭坚的工作。一九四八年底郭坚由淮北调防到安庆。一天,陶、郭交谈了对时局的看法。陶坦率地告诉郭:他已与地下党有联系,对郭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起义军队的政策。郭坚毫不犹豫的表示:诚恳接受老朋友的意见,坚决起义,决不动摇。并说,他的部队马上要编到张湘泽的一二六军,要起义就在安庆行动,否则部队要开到黄石港,起义就麻烦了。陶考虑安庆周围都是国民党的部队,不便行动;又想到黄石港是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口岸,如在黄石港起义,对配合大军渡江作用更大。同时因当时正在和谈期间,地下党没有指示,不好办。要郭先到黄石港,等他请示后,再行通知郭,临走时与陶约定了通电暗号。郭到黄石港后,积极地做好起义准备。在郭得知解放军到达长江北岸时,当机立断,主动派代表并带一些家属到长江北岸找解放军联系,说他是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准备起义的部队。郭坚的这一行动,受到解放军的热烈欢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郭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的领导下,率领全体官兵在黄石港宣布起义。起义后,郭坚即将集中在黄石港内一百多只民船和一条小轮开赴长江北岸,迎接解放军渡江。使四野的四十三军得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渡江任务,分兵南进,追击国民党部队。长江南岸的国民党江防部队,闻风丧胆,武汉的白崇禧剿总,也惊慌撤退。郭坚在渡江战役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新华社向全国广播了郭坚所部的这一正义行动。郭坚同志写有《黄石港起义》一文(见《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详情我就不另述了。

  三、张湘泽接受任务

  张湘泽,安徽寿县人,他父亲张练之与白崇禧在保定陆军学校同学。张在青年时代就到广西,跟白崇禧当随从参谋,白对他很信任,曾把他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抗日战争后期,张任安徽省保安副司令(司令由省政府主席兼),执掌全省地方部队。一九四九年初,调任一二六军军长。他与陶若存同是新桂系,私交颇深。因陶的关系,张与朱子帆、陈天任、王贯之有些来往。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迁到安庆,陶、张都在安庆。我请陶若存与张湘泽联系,对张明以革命大义,晓以个人利害,劝张弃暗投明。陶即有意识地与张较多地接触。某一天陶约张到安庆一家有名的澡堂洗澡,包了个小房间。陶问张对时局的看法如间?张说:蒋介石不行了,美国决定大力支持德公(新桂系对李宗仁的尊称),看看有没有一线挽回希望。陶说:美国对蒋介石还能说不是大力支持,给的东西还少吗?结果又如何呢?大势已去,谁也挽回不了。张颇以陶的看法为然。接着陶就从国家前途,个人利害,劝张起义。张问陶的打算怎样?陶坦率地告诉张:他已与华东局派到芜湖地下党取得联系。张恳切表示坚决接受陶的意见,积极准备起义。不久,陶若存与张湘泽同车到达芜湖,我要陶若存与张湘泽谈好,约定时间,到王贯之家与我见面交谈。王贯之那天设便宴招待,陶若存为了避免被人发觉,未去参加。张湘泽的态度很直率,他说,他调任一二六军军长不久,这个军有三个师九个团。内中二个师,六个团,是由安徽的保安团编的,一个师、三个团是广西部队配编的,尚在广西。现在防地的两个师长,一个叫韦介伯(安徽人,新桂系),一个叫郭鉴淮(安徽人,新桂系),都是张义纯的亲信,是不能同他们谈起义的事的。下面的六个团,我能完全掌握的只有一个团(可能是指郭坚这个团),还有一个团不能完全掌握,但可以做工作,两个师、六个团都驻防在大冶、石灰窑、黄石港一带。张要求我派个人带一部电台跟他行动。我因手中没有电台又无人可派,无法答应张的要求。我根据当时的形势,要张在大军渡江时,放弃沿江一带桥头堡,边打边退,能起义就起义。张完全接受我的意见,并请王贯之为他的全权代表。后来陶若存说,张湘泽对起义已考虑了一个方案,带了国民党部队的江防图给我看,准备商谈起义的时间和地点、办法。恰好那天范治农也去找王贯之,张不认识范治农,不便将江防图拿出来进一步商谈。听了陶若存的话,我相信张湘泽对起义是有诚意的。张回到防地后,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他是按照我们交谈的意见做的。最显著的表现,是郭坚在未起义之前,师长郭鉴淮派了一个工兵连长带了一排工兵到黄石港(郭坚的防地)去破坏港口。要把一些大船沉在黄石港口,抵抗解放军渡江,郭坚不要他们沉船,工兵连长坚持要沉,郭坚就把工兵连的枪全部缴了。师长郭鉴淮打电话给军长张湘泽说要以三个团的兵力来包围郭坚,把郭坚这个团打掉。张湘泽及时到了郭鉴淮师部,不准郭鉴淮这样做,由张亲自到黄石港处理,实际上是掩护郭坚。因陶若存已告诉张,郭坚决定在黄石港起义。张湘泽知道这个情况,所以采取这样的办法。这样,郭坚就争取时间一面做好反击郭鉴淮包围的准备。一方面派人到江北找解放军联系起义。在郭坚起义后,张湘泽在无法控制部队,难以率部起义的情况下,从大冶一直退到广西玉林。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四、保五旅在绩溪通电起义

  一九四〇年王汉昭是李品仙的机要参谋,他曾利用这个特殊职务和他在新桂系中的人事关系,掩护过不少我党在大别山的工作同志。一九四三年因王汉昭长久掌握李品仙的机要大权,遭到李品仙的妻子、兄弟等公馆派的嫉妒,李品仙受了他们的包围,把王汉昭调到望江任县长,后调任怀宁县长。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王汉昭辞职不干了。一九四七年春,王汉昭到合肥找到郑汉、陶若存、陈天任。郑告他已到上海与党取到联系,王很高兴,当即问现在怎么搞?郑说,现在刘、邓大军已到了大别山,形势大变,要抓武装,配合军事行动。王十分赞同,他在新桂系部队中,当师、团长的同学很多,要郑汉同他一道到新桂系部队中去做策反起义的工作。郑认为到新桂系部队策反起义还不到时候,建议王汉昭亲自抓点武装。郑又说,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指挥调动,运用自如,可以在重要的地方,重要的时刻配合解放军行动,作用就大了。王汉昭同意郑汉的意见,但一直找不到机会。一九四八年夏威到合肥接任安徽省主席。不久,机会到了。夏威要王汉昭去当明光专区的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汉昭到明光接任专员后,就积极行动,计划把所属滁县、凤阳、嘉山、定远、天长、来安、全椒、盱眙八个县的地方部队编为八个团,利用李宗仁扩充新桂系武装力量的企图,配备新式武器,成立一个师。结果,只编了四个团,成立安徽省保安第五旅。因郑汉不在合肥,王汉昭就要陈天任向地下党请示部队今后的行动。我在南京白敬宇眼药店见到陈天任、范治农。听了陈的汇报后,我考虑王汉昭的保五旅是几个县的地方部队刚刚拼凑起来的,情况可能很复杂,在江北起义,很难控制掌握,搞不好会出问题。当涂是大江南岸的一个重要桥头堡。当涂县长操竹友同我们有联系。假如保五旅开到当涂与操竹友配合行动,这对迎接大军渡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我请陈天任即去江北向王汉昭转达我的意见。王表示同意。他冲破重重障碍,迅速地把部队开过江,南撤到当涂。几天后,王汉昭到芜湖,程中一(当时的省参议会秘书长)设宴招待,我和石原皋、范治农都到程中一家赴宴。王汉昭汇报了他在当涂调查民船数量和沿江守军的番号、人数、防卫、工事等情况,引起南京卫成司令部的怀疑,说当涂不是安徽保五旅的防区,下令六十六军速将保五旅部队驱逐出当涂县境,我考虑到这个情况很危险,保五旅有被六十六军吃掉的可能。当即告诉王汉昭,将保五旅开到绩溪县,这样即可加强皖南地方武装力量,又便于和胡明领导的游击队就近联系,以后保五旅的行动由胡明同志直接指挥。我即派石原皋同郑汉一道去找胡明,介绍王汉昭和保五旅的情况。我告诉郑汉,要向胡明同志汇报清楚,保五旅是由几个县的地方武装临时拼凑起来的,情况复杂,要十分注意。胡明同志听了郑汉的汇报后,即派郑汉、顾永康、李民到保五旅协助王汉昭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郑等到后,即协助王汉昭整编部队,把四个团编为三个团,集中精锐,成立一个直属营,把一个有中统特务嫌疑的团长江恕和一个对起义有抵触思想的团长韦驹,用调升副旅长的办法,使他们离开部队。江被调后,借故跑走了。韦经过说服,后来跟着一道起义了。郑汉还给保五旅写好了起义通电的文稿。后来王汉昭要郑汉以旅部参议的身份同李海(李当时是民革成员)一道到太平麦镇涛团去慰问,实际上是去了解麦镇涛的动态。这时麦已被张义纯收买,将郑汉、李海二人捆绑押赴屯溪处置,到达岩寺,解放军已经胜利渡江,张义纯慌忙逃走,弃麦于不顾。麦此时进退维谷,经一营营长胡明玉力劝,把郑汉、李海放掉,为自己保留后路。麦已是自身难保,只好听部下随意处理了。郑汉、李海受尽折磨,几乎丧命。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安徽省保五旅在绩溪县通电起义。王汉昭同志写有专文,详情我就不赘述了。

  五、怀宁县长钱镇东起义

  安庆扼长江中游,形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怀宁县政府设在安庆。县长钱镇东,怀宁人,他有个朋友叫刘干,也是怀宁人,曾做过县长。刘干是民盟盟员,在安庆做民盟的工作。刘干动员钱镇东起义,钱顾虑重重,不肯答应。陶若存当时在安庆想策动安庆专员全无若起义,全是广西人,与陶若存私交颇好。陶开始信心很足,可是去全家几次试探,说不进去。郭坚的部队又开到黄石港去了,陶若存很着急。为了有助于解放军的胜利渡江,安庆不遭到破坏,做好钱镇东的工作,就格外重要。一天,陶若存去找刘干,问刘干对钱镇东的工作做得怎样?刘说,这个人真难搞,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还说要破坏安庆,把自卫队拉下乡打游击。刘又说,钱镇东对陶若存的印象很好,要陶去同钱镇东谈谈。陶考虑钱镇东虽未接受刘干的意见起义,但对刘干并没有什么不利的举动。钱与新桂系毫无关系,不会跟新桂系跑到广西去的,大势所趋,除起义就没有路可走。陶与钱虽无深交,但钱是建设研究会的会员,有过一些来往。这样,陶就去找钱镇东,单刀直入地对钱说,刘干劝你起义,你应当好好地想一想。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消灭光了,你这个自卫队能顶什么事。再说安庆是你的家乡,如果遭受破坏,你对家乡不好交待,为国家利益和个人利害,接受起义是光明正路。陶还反复地阐明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政策。钱听了陶的一番恳切的劝告后,很爽快的答复,听你的话,接受起义。不久陶若存离开安庆,到芜湖曾向我们谈过钱镇东的情况。大军抵达安庆时,钱镇东率部迎接解放军入城,并执行我军的命令,公布安民告示,维持秩序,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六、110师于义乌起义

  廖运升、廖运泽,安徽凤台县廖家湾人。他俩是堂兄弟。他们的父辈们参加辛亥、讨袁等役,抛头颅、洒热血,遭受了很大的牺性。廖运泽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曾是共产党员,参加了南昌起义,后脱党,任过国民党的骑兵军长。廖运升毕业于黄浦第四期,在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一年两次反过蒋介石。因为他俩是黄浦生,蒋认为“败子回头”,既用他俩,而又不敢重用。淮海战役时,廖运泽任第一纵队司令,廖运升任副司令,纵队所有事情都由廖运升负责,运泽兼任他职,不管纵队的事情。当时,他俩另有一个堂兄廖运周,任国民党110师师长,属于黄维兵团。他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廖运升得着这个消息,觉得再跟蒋介石走是死路一条,投向人民还是有光明前途的。于是在一九四八年他俩就决定找机会和党联系。廖运升派人去找廖运周,恰好三野的联络部派人在淮南、寿县、正阳关一带搞策反工作。此人化名朱怀武,住在寿县城南廖的最好朋友常世清家中。经常和廖见面并初步研究了起义的事情。

  蒋介石对廖家兄弟本不放心,自从廖运周起义后,就更不放心了。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安徽站站长唐玉昆接到上级的命令,给阜阳组组长刘惠生密电,要其接受保密局的命令到廖部任随军组长,监视廖部的行动。

  刘惠生,安徽阜阳人。一九三八年春,他在武汉,参加军事委员会战干团受训。同年秋季转入中央警校特训班(戴笠办的特务学校)。受训一年半,一九三九年冬,经特务头子戴笠多次谈话,分配到安徽阜阳地区做秘密情报工作。一九四二年春,他由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调查室调到阜阳地区任阜阳组组长。所辖的活动地区有阜阳、太和、临泉、颖上、涡阳、蒙城、亳县、凤台、寿县等十县及界首、三河尖、正阳关、阳湖等几个大镇。他任军统局阜阳组长计有七八年的时间。当他接到唐玉昆的密电后,感觉到很为难。论私交,他与廖氏三弟兄情谊很深:论纪律,他又不敢不服从。最后还是带了电台台长、译电员、文书等人员到廖部去了。他到廖部,为了公私两全,他将密电交给廖运泽看了,后来廖运升也得知此事。廖知道刘的身份,看了密电后,心中虽然稍放心,但仍然不踏实,恐怕刘做成圈套,引他上钩。廖还是存了戒备之心,只叫部下对刘的生活予以特别照顾,刘都婉言辞谢。

  国防部保密局派了刘惠生到廖部后,蒋介石还是不放心,随即命令廖部离开正阳关,率全部官兵,约计万人开到江南芜湖,使廖部在国民党大军云集的芜湖,不敢异动。一九四九年一月初,第一纵队到达芜湖后,被改编为110师,以填补原来的番号。调廖运泽为某军副军长,这叫做明升暗降。可是他的部队大都是安徽皖北和风台、寿县一带人,可以叫作淮上子弟兵。因怕发生变化,不得不任命廖运升为该师师长。刘希文(黄浦二期生)任副师长、盛燮勤(黄浦六期生)任参谋长。储培基任该师第一团团长、朱振业任第二团团长、张普庆任第三团团长,全师共八千多人。该师离开正阳关后,廖运升即与地下党失掉联系。他派人去找廖运周,一直没有消息。如何再能找到共产党、解放军呢?事关个人的安危和全军的命运,他忧心仲忡,但又丝毫不能吐露。

  刘惠生虽将密电给廖运泽看了,内心还是很矛盾。他眼看形势的迅速变化,国民党已是日薄西山,作为一个在军统混了十几年的特务,何去何从?终日坐卧不安。他随着廖部到了芜湖,怀着苦恼的心情去看望张台望。他与张有金兰之谊,他知道张在大革命时期与共产党有关系,虽然一别十余年,但私交仍在,可以畅谈一切。我知道这些情况后。就叫张台望做通刘惠生的工作。经过张台望宣传革命形势,解释党的政策,阐明个人利害得失,刘惠生反复考虑十多天,决定弃暗投明。于是,他先做好该师第三团团长张普庆的工作。张是安徽太和人,是刘的老朋友,张普庆经刘劝说,决定随刘行动。刘又向廖运升说明了自己与张台望接触的详细情况。这时,廖运升对刘惠生的怀疑顿然冰释,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但廖对于我们代表哪一级组织还不了解,要约我们当面谈一谈。我叫石原皋出面去谈。一天下午,石和张台望到新芜路大观园澡堂一个雅座小间与廖运升、刘惠生、张普庆三人见了面。石对廖运升说:“我与岳丹秋是在德国时的同学,是好朋友。你们廖家的情况,我完全知道。前两年华东局叫我通过岳丹秋找你们弟兄联系,始终没有遇着。今日相逢,真是生平快事。”廖家与岳家是世交,两家共过患难。廖知道我们的情形和使命后,一切疑团都消失了,他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尽快起义。

  廖的部队驻在芜湖,虽不担任江防任务,蒋介石还是不放心,又令110师开赴泾县。这时,国民党的部队驻在皖南一带约有十几个军,廖部在国民党的大军包围之中,自然不能轻易行动。当廖等离开芜湖的前几天,我叫张台望转告刘惠生,说有两部电台急需送到皖南游击区。这两部从陈维稷家抢运来的电台,藏在张台望家中一直未能送交胡明,现在需要他们掩护送去。刘惠生和张普庆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临行前一天,刘、张从张台望家取出电台,藏在他二人住的旅馆房间内。我派查效华乘坐刘、张的吉普车同往。到了南陵县城南35里的三里店村,查效华提着装有电台的箱子下了车,张普庆送查出了村头,看他进入山林,才驱车前往泾县。

  110师到达泾县,师部驻在城内,第三团驻在茂林。刘惠生起草了一封说明情况的信,由张普庆具名,派了可靠的勤务员高鸣鹤,送到当地游击队的防地,交给了洪林同志。洪林回了信,叫他们各驻原防,互不干扰。不久,第三团与第一团换防,刘惠生又随第一团住在茂林。

  三月间,蒋介石又调110师赴浙江杭州。我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派张台望赶到泾县,转告他们要找适当时机起义,千万要谨慎,不要被蒋介石的军队吃掉,并告以与皖浙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联络的方法。张台望到了师部,廖设宴招待,为了消除一些军官对张身份的怀疑,廖在会上作了解释,说张先生是师的参议云云。

  110师经宣城向浙江开拔,到了杭州附近的萧山县驻扎下来。刘惠生没有跟随部队走,而是到芜湖、南京、上海等地看看,然后到杭州去找部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