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遐迩的大工山古铜冶——封层千年的历史辉煌

作者：王陵华、金卫东

　　芜湖市南陵县西南的群山之间，茂密的森林隐藏着一个千年的秘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群专家学者的脚步惊醒了这片沉睡的山林，也揭开了这个秘密，这就是大工山古铜冶，一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历史辉煌。

　　一、重见天日的历史奇迹

　　巍峨峻峭的九华山脉纵横绵延数百公里，它的末端一直伸展到南陵境内。这里山峦滴翠、盆地相间、植被丰盈、郁郁葱葱，其中号称“一邑镇山”的大工山，海拔558米，古人曾赞之：“天半芙蓉争削翠，案头一点是工山”。每年秋季，漫山遍野盛开着一种颜色呈玫瑰紫、绚丽夺目、异香扑鼻的野花，其花冠形状酷似牙刷，当地人称之为牙刷草，它的学名叫“海州香薷”。在富含铜矿物质土壤环境中，一般植物都无法生存，而海州香薷却能茂盛生长，故人们又称之为“铜草”。因此，它也成为一种铜矿的指示植物，哪里有铜矿哪里就有铜草。

　　1984年，南陵县文物部门在开展文物普查中，来到了这片盛开着大片铜草的山谷，沿着铜草的指引，考古工作者在人迹罕至的大工山深处，发现了一处在当地被称为“破头山”的地方。这里的地貌十分奇特。山腰以上光秃秃的，缺少植被，山坡表面堆满碎石，坡度超过六十度，陡峭难以攀登。经过一个多小时山路，穿过一段危险的羊肠小道，终于登上海拔数百米的山顶。突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山顶塌陷出数个大坑。深达四五十米，有的坑底积满雨水而深不见底。坑壁巨大的石块裸露着，似乎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四周仍然清晰可见的裂缝提醒人们，这里随时有塌陷的危险。置身其间，人们不由得疑问丛生：它们是怎么形成的呢？又是在何时形成的呢？

　　文物考古工作者仔细地勘察现场，希望从中找到线索。在塌陷后的坑壁四周，有几个现象吸引着调查者的注意。它们看起来像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坑道，因为山顶塌陷而暴露了出来。坑道并不是很宽，看样子只能容纳一两人匍匐进出。不像是现代人用机械开凿出的。那么，是什么人曾经在破头山这样坚硬的岩石区挖掘坑道呢？他们挖掘这些坑道是否与开采铜矿有关呢？在破头山周围，文物考古工作者还陆续发现了多处古人生活及烧烤的痕迹。难道这就是尘封了千余年的古铜矿吗？南陵县文物所将这一发现逐级向上汇报，引起了安徽省、芜湖市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

　　1986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根据南陵县文物普查情况对南陵境内这些发现进行了专题调查和复查，最终确定了它就是湮没在地下、沉睡了千年的古铜冶遗址。1987年在国家和省文物局的支持下，成立了铜矿课题组开展工作，国内多位专家、学者也亲临指导。经过为期近十年的考古发掘，在以大工山区为全部以及戴镇、麻桥、桂山、绿岭、何湾、丫山等地，大约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西周至宋各代采掘铜矿和冶炼的遗存，初步探明了大工山古铜冶的分布及规模情况。经过文物考古部门多年来的调查、勘探、发掘、研究，取得大量科研成果。1996年11月，大工山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以大工山为中心的群山峻岭之中，已发现古代采矿、冶炼遗址计44处，分布范围达400多平方公里。其采掘与冶炼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即山上采矿、山下冶炼，围绕铜矿资源布局，形成几个相对集中的采冶中心小区：

　　（一）大工山西片地区

　　以工山镇腰山至小破头山一线；分布有10余处采矿、冶炼遗址，遗址内有红烧土、煤渣、石灰石，并有铜凿、铁凿、铁钎、平衡石等采矿工具和鼎、鬲、豆、盆、罐、碗等生活器具残片。该区炼渣总量在50万吨以上，除夏家柏、崔家涝等采冶遗址为东周时期以外，大部分属于汉至宋代。

　　（二）大工山东片地区

　　在大工山东坡地带分布有近十处采矿遗址。其中还有数十口竖井尚未淤塞，往下观看，令人旋晕。该区遗址的年代基本以西周晚期至战国为主，个别可延续至唐宋时期。

　　（三）大元岭地区

　　指南陵与铜陵交界的韭菜崖以南，至丫山广大地区。时代一般为东周至宋。

　　（四）零散分布点

　　一块是麻桥西部与繁昌交界的毛山、丫头山地区，大约为汉唐时期。另一块是位于县城东的平畈地区，这里分布有小钱村和大里张两处冶炼遗址，它远离矿山，可能与铸造有关，北宋代以来，这里一直是南陵梅根乡的行政区范围。

　　44处采治遗址中，最具有代表、最具有内涵是江木冲周代炼铜遗址和塌里牧汉至宋代的采治遗址。这两处遗址已划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

　　1、江木冲遗址

　　江木冲遗址位于南陵县西南17公里大工山东南部，地处乔村、春福两行政村的结合部，北纬30°50′，东经118°11′，在南丫路18K处有一条机耕路通往。遗址分布在海泼80-104米的丘陵地带，相对高度20-30米。遗址占地面积1.5平方分里，炼渣堆积厚约0.5-1.5米，是一处周至汉代的大型炼铜的遗存，古炼渣储量约50万吨，一处遗址内如此量的炼渣在全国少见。炼渣含铁量很高，多达20-30%，最大的渣块可达上百公斤。峨岭河从遗址西侧流过，经峨岭汇入漳河，过县城东区，由芜湖鲁港口注入长江。水上运输是古人交通的主要手段，因此这里的铜产品经水路可运达中原地区。遗址经过1989年两次发掘，揭露面积660平方米。

　　主要收获：（1）发现炼铜炉及残迹9座，其中保存有炉基的3座。（2）发现残房基1座。屋内地面略平，内有青瓷豆、坛、陶鬲、石矛、硬陶罐、坛等。（3）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冶铜遗物和生活器皿。冶铜遗物主要有菱形冰铜锭、铜液渣块、铜铁矿石、石球、石钻、铜斧、铜锛等。生活器皿主要有陶器、印纹硬陶器和原始青瓷器等三大类。比较重要的是冰铜锭的发现，它反映了先秦时期江木冲遗址已使用硫化铜矿来炼铜，此项技术在当时处在世界先进水平。

　　2、塌里牧遗址

　　塌里牧遗址位于大工山西北部，距县城18公里，与江木冲遗址隔山相望。北纬30°55′，东经118°10′，西毗邻铜陵市，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是一处集采矿、冶炼为一体自汉至宋代时期的遗址。发源于大工山江木冲河流经遗址东侧，汇入繁昌黄浒河，由获港入长江。省道南铜路从遗址北1.5公里处通过。采矿井内出土的采矿工具有铁凿、木柄、石球、平衡石等。

　　1993年初，在古矿井的西侧数十米处，还发现一处唐代规模较大地下采矿场。采矿场下面是塌里牧炼铜场，炼渣散布范围达4万平方米。遗址内炼渣堆积甚厚，1958年八一二地质队在此打钻，至地下8米深处仍有炼渣堆积，当地村民用渣块来代替砖垒院墙，其炼渣总量至少在40万吨。村西有一处窑山，面积约5000平方米，其白色灰剂和窑炉层层迭压，厚达3-5米以上，全是冶炼遗存。

　　在塌里牧遗址的南部是小破头山，山下就是塌里牧村。“破头山”是因山头破损而得名，由于此处为铜矿矿体埋藏较浅，覆盖层薄，便于露天开采和浅层开采，长期露天采矿，导致山头破损，久而久之，当地人便称之破头山。塌里牧村的村名来历也与此有关。由于长期的铜矿开采，导致山体和植被的破坏，塌方时有发生，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所以，古人十分关注山上是否发生塌陷，相互经常询问最多的是“塌了吗？”其音与“塌里牧”相谐，此村也遂之成了“塌里牧村”。如今的村民认为塌里牧村名不吉利，将其改为“塔里村”，现在村里的住户门牌上都为“塔里村××号”。

　　关于塌里牧村的来历，还有一说。塌里牧村的村民们绝大部分姓牧，附近还有一个牧家亭村，也都姓牧。翻开牧姓家族厚达几十本的族谱，可以发现牧姓家族源远流长。据说，牧氏祖先是黄帝手下的一位将军。按《百家姓》姓氏溯源，“牧”姓早在春秋已有之。始姓“牧”者，牧官也，指从事畜牧业的人。这些牧姓人应该源于北方。源于北方的牧姓，怎么迁徙到遥远的南方山区来呢？他们与破头山上那些古代采矿坑道有什么关系呢？

　　据说：牧帮助黄帝治理天下，立了大功，被派到这里管辖采矿业。也有人考证说，牧姓人是汉唐时期迁移至此，吸引他们的是山里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与祖谱记载相互印证的是：千百年来，牧姓人始终传承着一项技艺，但又不愿对外过多提起，那就是采矿。开采铜矿，至今仍是牧家村男人们主要的谋生手段。由于大工山里经常塌方，聚居于此的牧姓村落便被称为塌里牧村。经调查发现，在南陵、繁昌、铜陵的结合部地区，居住牧氏大约一万人。当然，塌里牧村村民的祖先是不是来自遥远的北方，是否是古代铜矿采冶工人的后裔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两千年的铜冶基地

　　古老中国的青铜文化曾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从象征权力的九鼎到形状各异的炊具、酒具，从战争中的各种兵器到用来交换的各式铜币，无论是造型之奇妙、魁伟，还是技艺之精湛、完美以及数量之巨大，都令人感叹不已。然而，在长期的考古发掘中，在黄河流域都未找到大规模的古铜冶遗址。尽管在山西、河南也有一定的铜矿资源，但其量远远无法满足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的需要。那么，铸造这些青铜器所需的大量原料来自于何处？

　　翻开我国的矿产分布图，我们不难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蕴藏着一条巨大的成矿带，是距今1.3亿年前白垩纪时期由地质运动而形成的。在这条成矿带上，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主要是硅卡岩铜矿，并有大量的磁铁矿和磁黄铁矿。矿区的氧化层堆积最厚30米。同时，铜矿区内森林茂密、气候适宜，河流纵横，燃料、原料资源丰富，水运交通便捷，为铜矿的开采、冶炼、运输，提高了充足的条件。南陵的大工山所在的安徽沿江地区正处在这一成矿带上。产铜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商周时期，就是我国重要的铜冶基地。《诗经鲁颂》：“元龟齿象，大赂三金”。《尚书禹贡》记载：古时南方的荆、扬两州是重要的产铜地。　　“厥贡惟金三品”，向北输送到中原地区。古人称铜为金，此处的金就是铜。西周金文也有记载，当时的周王朝屡次对南方用兵，就是为了攫取铜资源。《仲父鼎》：“征淮夷…俘吉金”。淮夷是居住在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古老民族，其地之南就是长江沿江地区和皖南丘陵地区的产铜区。可以说，周王朝对淮夷的用兵正是出于对铜的需求。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也曾考证：“中国南方江淮流域下游，在古代是被认为青铜的名产地”。（《郭沫若全集。历史篇》人民出版社1982年）1980年代中期对南陵大工山地区的考古发现，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南陵铜矿资源分布在白垩纪燕山运动时期火山爆发后产生的矽卡岩型地区内，是呈巢状或株状分布的“鸡窝矿体型”，含铜品位较高。在长达两千多年的铜矿开采与冶炼中，这里为各地输送了大批铜材，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铜冶基地。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1279年、长达2300余年的时间里，大工山铜矿采冶、炼铜十万余吨，其量可供打造百万件的青铜器，为中华青铜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古铜冶一般分为采矿、冶炼、铸造三大过程，南陵大工山古铜矿从采矿到铜料加工生产基本形成了一条生产链，在相对封闭的小区内完成。

　　（一）采矿

　　南陵古代铜矿所展示的采矿方法，一般有四种：一是露采；二是浅地层群井开采；三是深地层群井开采；四是以采场为主，井巷为辅的深井开采方法。采掘手段主要是用金属工具来凿撬矿石。在沙滩脚、小破头山等汉唐采矿井内发现一层木炭屑上面还有一层经火烧的红烧土。据此推测当时可能使用了“火焖法”的采矿手段，即先用火烧烤矿石，再用水浇或覆土，使矿层热胀冷缩，产生开裂酥脆，再用工具凿撬剥离矿石。这种方法对于岩性较硬的矿层采掘是较为省工省力的。井下排水则通过人工提升或简易的辘轳装置和水车等逐级提升解决。至于井下通风，则是依靠封堵废弃巷道而产生的自然风流来解决。

　　（二）冶炼

　　从南陵境内的炼铜遗址和遗物看基本为火法炼铜。目前仅发现先秦的竖炉和宋代的地炉，从炼渣的分析来窥测当时的炼铜技术水平。江木冲出土的废渣经过检测，含铜量为0.34-1.30%，并含有大量的铁和氧化硅。塌里牧的炼渣中的的含铜量较低，与现代炼铜废渣含量标准几乎接近，已具有较高的冶铜水平。秦汉以后炼渣块较大，冶铜技术有所提高。六朝至唐宋的炼渣多呈长条形，黑灰色，背凸而平，表面有流动的波纹，一般重20公斤左右。长条形渣块出现是因为当时炉体增大，排渣量多，说明冶技术进一步提高。在江木冲周代遗址中发现的十余块冰铜锭，经过现代科学测试，其含铜量在96.6%，含铁量2.5%，为铜铁合金，是冶炼硫化物铜矿的产品。

　　（三）铸造

　　在江木冲、西边冲等先秦炼铜遗址内，出土有铜锭、铅块并有石质工具范，这些铸造遗物的存在，表明当时曾利用炼铜地点有利条件，设置作坊，进行简单产品的加工。这种作坊的存在，一方面可以满足采矿工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作为商品输往外地。对于比较复杂的铜器则需要异地专门的作坊去做了。从铅料分析，其用途是用于铸造青铜器的配方原料。当地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青铜器为铅青铜，有别于中原的锡青铜，专家认为铅青铜大概是吴国青铜器的铸造传统。

　　三、辉煌的冶炼技术

　　南陵大工山古铜矿遗址群是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它在中国文明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世界冶金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南陵大工山古铜矿遗址群的全部内涵，就是一部中国矿冶史缩影。与古矿冶有关的遗址、遗物、文献资料、测试数据表明了至迟在西周，这里的先民就掌握了熟练的铜矿采冶技术，并有了相当规模的采铜、铸铜活动，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南陵古铜矿采冶经历了周、秦汉、六朝、唐宋，延续时间长达二千余年，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是“冶铜史上的奇迹”。

　　古代用于炼铜的矿石主要有孔雀石、斑铜矿石、蓝铜矿石、黄铜矿石、硅孔雀石、磷铜矿石、辉铜矿石、赤铜矿石、黄铁矿等氧化铜矿石、硫化铜矿石以及铜铁矿石等。中国古代在还原性气氛下的火法炼铜技术主要采用了三种工艺：

　　一是氧化矿石直接还原熔炼成铜，简称“氧化矿—铜”工艺。氧化矿是暴露在地表的原生铜矿石经风化后的产物，是一种次生矿石，矿石中的氧化铜可以在冶炼炉中直接与一氧化碳反应还原冶炼出铜。

　　二是高品位的硫化矿石，经多次焙烧脱除全部硫后，再还原熔炼成铜，简称“硫化矿－铜”工艺。

　　三是低品位的硫化矿石先培烧炼成冰铜，再将冰铜经多次部分脱硫焙烧，熔炼成高品位的冰铜，然后将冰铜作最终焙烧脱硫还原成铜，简称“硫化矿－冰铜－铜”工艺。

　　“硫化矿－冰铜－铜”工艺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一种工艺，目前世界上开采硫化铜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文献史料记载我国的硫化铜开采历史是在宋代，由于，冰铜是开采硫化铜的重要标志，在皖南地区包括南陵江木冲、铜陵万迎山、木鱼山、繁昌犁山等地出土的冰铜，说明我国至少从西周起，就采取了“硫化矿－冰铜－铜”工艺的生产流程，使用了竖炉来熔炼硫化铜矿，在液态下分离出金属铜，代表了该时期冶铜的卓越水平。它改写了我国铜矿开采的历史，也证明了西周时期铜矿的采冶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铜矿冶炼产物有金属铜和冶渣。从对大工山遗址出土的铜锭、炼渣的分析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地先民的高超铜冶技术。对安徽南陵大工山古铜矿遗址与湖北黄石铜绿山矿冶遗址出土的铜锭和炼渣的成分分析（表1、表2）表明，在西周与春秋时期，南陵大工山铜矿冶炼出含铜在96.6%，而湖北黄石铜绿山铜矿冶炼出含铜为93.99%；炼渣中的含铜量南陵大工山铜矿是0.12%，而湖北黄石铜绿山铜矿是0.62%，说明南陵大工山铜矿炼出产品含铜纯度高，炼渣中的含铜量非常少，矿石中的铜得到了较完全的提炼。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了南陵古铜冶在中国青铜时代的炼铜技术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并且处于领先地位。

表1古铜矿矿冶遗址出土铜锭的化学成分

表2春秋时期古铜矿矿冶遗址出土炼渣的化学成分

　　大工山地区的火法炼铜技术，在焙烧设施上，早期采用了堆烧法。到先秦时期已经使用了鼓风炉，其形式有竖炉、地炉两种。燃料采用了木炭。但在塌里牧地区的六朝至唐宋遗址中发现了大批煤渣，这些煤是用来焙烧，还是直接炼铜，尚有待于考证、研究。不过，它至少说明，当时芜湖先民已经在金属冶炼中大量地使用煤做燃料，这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铜矿的大量开采与冶炼，对铜器的铸造生产也发展起来。在大工山地区，出土了一些用于铸造的石范，发现了铸造场。而在南陵地区出土了相对数量的青铜器，这些都说明了当时大工山地区的青铜铸造、焊接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青铜器的铸焊技术，是指将分别铸造成形的青铜部件用浇铸填充金属液的方法固定连接成一体的一种工艺，连接方法类似于现今的普通焊接方法，故有铸焊法之称。铸焊技术可能源于早期的铸造修补工艺。陶范铸造分铸技术的流行，促使了西周时期铸焊工艺的形成，并在战国时期获得长足发展。

　　铸焊技术在复杂的青铜器铸造生产中有广泛的应用，主要用于器耳、器足、附件等部件与器身的联结，使复杂器形青铜器的成形更为简便。铸焊工艺连接青铜器的特点是在两件青铜部件的结合处可看到一层金属“焊料”，当时一般是采用青铜材料或低熔点锡合金材料进行浇铸焊接。1988年安徽南陵出土的春秋早期龙耳尊，是这一技术在吴越地区运用的典范，具有典型的吴越文化的特征。青铜龙耳尊，腹部两侧对称设置一对大双龙耳，龙耳与器身结合部有一堆金属，表面颜色与器身相似，说明龙耳是与尊体是分别单独铸造成形后，采用在两者结合处浇注青铜液的铸焊方法牢固连接成一体的。它是用本地的铜原料，由本地铸造工匠制作的具有当时中国南方最高工艺水平的精美青铜器。此尊被国家文物局在安徽省选中的唯一的一件青铜器，参加了北京奥运园区的“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可谓南陵的“镇县之宝”。这种“二次焊接”在当时属于成熟先进的技术。

　　南陵大工山古铜矿遗址与我国目前同类遗址比较，它具有五大特点：

　　1.点多面广，历史悠久，古铜矿采冶延续时间长达两千余年，如同一部埋藏在地下的中国冶金发展史，国内外罕见。

　　2.古代文献资料详实，现有考古资料确凿，相互印证吻合。

　　3.大量的采矿、选矿、焙烧、冶炼、铸造、烧炭、采煤、采石等矿冶生产遗迹埋藏丰富、保存较好，可以说是一座古代铜冶博物馆。

　　4.江木冲西周大型炼铜场，面积1.5平方公里，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好、面积最大、时代最早的一处硫化铜矿炼铜场，其硫化矿——冰铜——铜工艺技术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5.南陵境内铜矿遗址的工矿区、墓葬区、生活区、古城区、水陆运输网络分片布局，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区域规划的合理性，这也是大工山古铜矿一个特性。

　　四、巨大的历史贡献

　　铜是人类认识最早的金属。人类社会第一次时代革命的标志，就是创造和应用了金属的开采冶炼技术，它彻底结束了长达数十万年的石器时代，而冶金史的发展首先是从青铜开始的。铜可分为红铜、青铜、黄铜和白铜等。青铜是铜和锡或铅的合金，与锡合金称之为锡青铜，与铅合金称这铅青铜，它们通称青铜，其特点可降低熔点，并能提高所铸器物的硬度；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古称“金”或“吉金”。古人认为“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就是说国家建立后，一是祈求祖先上帝保佑，二是依靠武力维护。在青铜时期的早期，铜首先是用于制造礼器和兵器，它是地位和权利的象征。在这个时期，一个国家如果有了铜资源，就可以制造出军队必不可少的先进攻击型兵器，从而达到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目的，从某种意义说，铜就是强国资本，好比当今的核武器。因此从铜的开采、冶炼、铸造都受到国家统治者的严格控制。

　　南陵在商以前是属“九洲”之一的扬州，周代为吴越之地，《周礼·考工记》之：“吴粤（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所谓吴越境内的铜矿产地是指今皖南和宁镇一带，而大工山自先秦应为“吴越之金”的主产地之一。在今天南陵境内发现了大量与铜矿采冶有关的人类居住、生活的遗址。

　　首先是与古铜矿有关的古城址，有商周时期的石铺牯牛山遗址、三里土城遗址、葛林狮子山遗址、九连鄔林遗址、戴塘桥遗址等十几处，其中石铺牯牛山遗址是一座水上古城。牯牛山古城是在商代晚期原始聚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古城。由于南陵大工山地区铜矿业的兴起，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其管理，牯牛山古城就成为大工山古铜矿采冶的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之一。从考古发现牯牛山古城内有冶炼、铸造的铜渣，进一步说明古城内已设置了的铸铜作坊。从地理位置来看牯牛山古城上到大工山古铜矿遗址，下通长江，古城四周设有护城河，古城功能齐全、攻守兼备，是控制上下往来的咽喉，势必成为本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并发挥了巨大的辐射功能。该古城是迄今发现的同时期安徽最大的商周水城，也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次，是与古铜矿有关的西周春秋时期的土墩墓群。土墩墓群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皖南土墩墓群（千峰山）和天官土墩墓群以及九龙包土墩墓群、万兴土墩墓群、长山土墩墓群等数十处土墩墓群，它们分布在南陵西南大部。土墩墓是中国南方古代吴越地区一种独特的丧葬习俗，战国就基本消亡。土墩墓形似馒头状，一般选建在地势较高、土层较厚的山垅上，排列有序，分布密集。从这些土墩墓群中陆续出土了大量的生活器具、青铜器，其中包括吴王光剑、青铜龙耳尊等数十件精品青铜器。

　　比照土墩墓与大工山古铜矿和牯牛山古城遗址出土的文物，可以发现其同一类器物的造型、纹饰、质地、特征完全一致，表明了这三大遗址为同一时期、同一行政区域范围，皆与铜矿采冶有密切关系的遗存，也说明土墩墓埋葬的应是古城的管理者和大工山古铜矿的生产者以及本地居民。这三大遗址构成周代南陵以铜矿采冶为主线的采冶、管理、生活居住、墓葬的合理布局，显现了南陵在先秦以前的繁荣。

　　从土墩墓的葬俗及分布来分析，皖南、苏南、浙江、赣北这一带广大地区，在先秦以前属于古吴越族的活动范围；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在西周实行的是“分工制”，南陵是采冶铜的主要产地；根据种群方面的分析，在西周王朝时就出现了南淮夷，这一地区即为“夷人”。西周王朝在征伐掠夺资源的同时，也将中原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带到这一地区。青铜龙耳尊就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产物。

　　春秋时期本地曾隶属越国，吴越交战中，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勾践卧薪尝胆十年，广纳天下人才，利用本国的大工山铜矿资源，不断加大开采量，从上交吴国的铜原料中大量截流，打造一批春秋时期最为先进的精良兵器（本县出土的“吴王光剑”等数十把青铜剑就是最好的鉴证），同时加紧训练军队，勾践趁吴王夫差出兵中原之机，一举消灭了吴国，成为不可一世的春秋五霸之一。此时的南陵大工山铜矿采冶生产场面规模空前，各路能工巧匠荟萃，所生产的铜质优量大，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成为中国古代最早的经济开发区之一。战国中期，强大的楚国灭越，在皖南设置“陵阳郡”，建有“楚王城”（今在芜湖市东），所产铜材被称作“陵阳之金”（至今南陵的别称为陵阳）。南陵境内曾出土三尊战国时期楚式鼎，也证明了楚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到了汉代，丹阳铜更是质高量大，闻名遐迩。汉武帝元封二年改鄣郡为丹阳郡，管辖17县，陵阳县是其中之一，它包括现在的南陵、铜陵、繁昌、青阳等地。郡下设工官机构——铜官，统领丹阳境内的铜矿业。铜镜中常见有“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新有善铜出丹阳，炼冶银锡清而明”等铭文。这种器物上的铭文类似现代产品的广告，实质是夸耀制镜铜材料的优质。用丹阳铜制造的铜镜被朝廷为作珍贵礼品，赠送给日本、朝鲜诸国。这里所说的丹阳就是指包括今天南陵在内的广大皖南地区，古代这种称呼，与今天南陵、繁昌都可称芜湖是一样，为一种上位称呼。西汉初年发生的“七国之乱”，吴王刘濞的辖区就包括了今天的南陵在内的皖南地区。史书记载，刘濞在自己的封地藉山私自造钱，藉山就是今日的南陵。他依仗着南陵的铜和沿海的盐，富甲一方，遂欲问鼎中原，带头起兵造反。

　　六朝至唐朝是南陵铜矿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三国时，南陵为春谷县，属东吴丹阳郡，东吴王室先后命周瑜、黄盖、周泰为春谷长，镇守南陵，可见此地的战略地位。《三国志·吴志》载“故丹阳山险，民多果劲，山出铜铁，自铸兵甲”。南陵为东吴山越人活动地之一，东吴曾多次派兵征伐，其中主要目的是掠夺本地的铜资源。其间孙权曾亲自率兵征伐，险些丧命，经大将周泰援救，方免一死，为此，命周泰为春谷长，并封“陵阳候”。

　　唐代南陵县的铜矿采冶再度进入了历史的辉煌期，成为当时国家重要的铜矿开采和铸币基地。南陵古有“剧邑”之誉，西汉到南北朝梁武帝置南陵县期间，南陵历称陵阳、春谷、阳谷、藉山等，这一时期的南陵包括今天的南陵、繁昌、铜陵、青阳、池洲大部地区，也就是说，当时的繁昌、铜陵、青阳、池洲也仅仅是南陵的乡镇而已。隋朝以后池洲分离出去，唐代天宝年间青阳分离出去，五代时繁昌、铜陵分离出去。因此说，南陵古铜矿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皖南古铜矿。据《南陵县志·艺文志》载：“自六朝及唐，南陵号称坑冶之地”，又载：“南陵以梅根作冶其来久矣”，“梅根冶”是著名铸钱场所。铜官冶、梅根监、宛陵监、利国山、凤凰山等均在当时的南陵县行政区域内，这种说法就理所当然成立了。《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宣州辖八县，其中“南陵县，武德四年（621）隶池州，（627年废池州）州废来属。后析置义安县，又废义安为铜官冶。利国山有铜、有铁，凤凰山有银”。又云：“开元间于南陵仁义乡置石埭、法门两场，后以法门为义安县，寻废义安为铜官冶”；法门场今属铜陵县，石碌场在今繁昌县。可见唐代的南陵县范围很大，这一地区是皖南铜、铁、铅、银等矿料的主要产地。此时，中央政府在南陵设立了梅根监和宛陵监，置“冶官”收铜；长年开炉铸钱，“每岁共铸钱五万贯”，其铸量大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

　　关于唐宋时期的“梅根”究竟在何地，笔者认为它就在现在南陵县的葛林、石铺、九连这一地区，其主要理由有三：其一，明《嘉靖宁国府志》卷之二记载：南陵境遂定宋元……城内四访，下长林乡、上长林乡、金陵乡、梅根乡……户八千二百二十七，口九万九百五十有三。其二，本县1987年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刘仕安墓志铭曰：“君卒之二年冬十月癸酉，葬南陵梅根乡藕池之阳”，刘仕安墓在今南陵县籍山镇石铺镇长乐村。其三，在这一地区先后发现唐宋以及之前的近十处冶炼铸造遗址。基于以上三点足以证明梅根在南陵，这样梅根冶、梅根监在南陵就更加清晰。（另有一说：梅根监的具体地点，在今池州市东北五十里梅埂河入长江处，即今梅龙镇附近。）而宛陵监的具体情况史佚其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唐朝的宛陵监应在古南陵县境内。丹阳郡治宛陵县，故治在今宣州市城关镇，今宣州市并不产铜，作为铜官治所的宛陵监应设在这里或附近的产铜地。而同属丹阳郡的宣城县的故治在今南陵县东弋江镇，隋初，改宛陵县为宣城县，铜官可能设在郡治所在地，即在今南陵县弋江镇。（裘士京：《古代铸钱中心梅根冶在池州考》，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考古新发现与皖南古代社会研究》）隋唐时期的南陵，铜业发达、物产丰饶、山清水秀、衣食无忧，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前来游山玩水。唐代诗人孟浩然曾游历梅根冶故地，留下了“火炽梅根冶，烟迷扬叶洲”的诗句。侨居南陵的大诗人李白，用他那神来之笔写下了呈现于眼前的冶炼、铸造之景：“铜井炎炉歊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

　　到了南宋时期，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为加强内部统治，严格控制具有重要经济、军事价值的资源性矿产的开采。时任南陵知县的郭尧在上报朝廷的《申免工山坑冶札子》中，以矿工拢乱社会治安、私自铸造货币破坏金融秩序、破坏风水、惊触神灵等理由，请求封山禁矿。从此南陵境内的铜矿开采、冶炼业关闭消失，历史的繁华随之消声匿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两千余年的辉煌深深地掩埋在大山深处。一度的喧嚣转为沉寂，一段历史的文明就此沉睡了千年。

　　在现代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再度发现了这段曾经消失的历史，揭开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度辉煌。为我们今天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有形、无形的借鉴。这是芜湖人的骄傲，是祖先留下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也是一部埋藏在地下的中国古代冶金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