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益明
一九九九年，是芜湖《白话报》创刊发行整整一百周年，这就是使我们深切地怀念其创办人——汪镕先生。
芜湖《白话报》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白话刊物之一。汪镕先生不仅是我国创办资产阶级白话刊物的先驱，而且还是近代安徽创办报刊之第一人。然时至今日，所见汪镕生平和芜湖《白话报》的介绍极少，故已被人们遗忘。为此，笔者现将平日读书之时，有心搜集的有关汪镕和芜湖《白话报》的一些资料，作一概述。
近代中国白话文运动的缘起，最先是有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倡导的。他主张为使“天下之工农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语言必须与文字合一；并期望能有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新文体出现，使文章发表后，世人读之，都能“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十年之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江苏无锡人裘廷梁，首先实现了黄遵宪的宏愿，开“文体改革”之先河，在无锡创刊了《无锡白话报》。半年之后，汪镕创设的《白话报》在安徽芜湖应运而生。
芜湖《白话报》，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在芜湖公开发行。其宗旨是：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以开通民智的自任，唤醒民众，同仇敌忾抵抗外来侵略。
芜湖《白话报》，虽然只办了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但其在历史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如，《清史纪事本末》就有：“汪镕……自德（国）据胶澳，感于外患日亟，创设《白话报》于芜湖”的实录。《革命逸史》也有：“汪镕……已亥（1899），在芜湖创设《白话报》”的记载。
汪镕，字尧丞。生年不详。祖籍安徽桐城，侨居湖南长沙。儿时随父宦游湖南，及长，入湖南沅陵校经堂就读。工诗善文，曾于诗友组织“寒社”，相和酬唱，还刻诗集遍赠友人。一度改名为汪光（即汪尧汶），充任清廷浙江试用巡检（置于沿边或关隘要地的武官）。
戊戌变法前，汪镕痛感清廷朝政腐败，故萌发革命思想，东渡扶桑，寻求革命志士；在日本始识孙中山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犬养毅等，共同探讨中国之未来。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有增无减，日甚一日；他们竟相以强占租界和借租地来划分其势力范围。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德国借口其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教案”中被杀一事，即派舰队，挥兵登陆，强占我胶州湾。次年三月，清政府派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和，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在北京签订丧权辱国的《胶澳租界条约》，以九十九年为限，使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值此，刚从日本归国的汪镕，面对祖国外患甚亟、大局渐危的悲景惨状，义愤填膺，伤时忧世；于是决心利用报刊，制造舆论，为反侵略大造声势。经过半年紧张、精心的筹备，汪镕的《白话报》，终于在上连武汉、下控江浙、具有战略要地的芜湖，与广大的读者见面了。
汪镕在《白话报》上，不仅宣传爱国，而且痛斥朝政。如：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屠杀戊戌六君子；太后再次训政，搜捕维新朝士，废除新政复旧制，将延续三年多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运动，残酷地镇压下去。汪镕在《白话报》上愤力疾呼：“康某（即康有为），日言变法，为清廷效忠，尚不见容于满人，横遭诛窜，天下事尚可为乎！”大有极力立张不甘奴隶，遂萌举兵除奸之意。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出逃在外的维新派，无时不在想推翻慈禧政权，重新护戴光绪帝当政。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流亡日本的维新派唐才常和留日学生林圭、秦力山等，在湖北汉口组织自立军机关总部，于长江沿岸联络会党，意在兼顾革命又保皇，准备在湖北汉口、汉阳，及安徽、江西、湖南等部分地区，同时起兵“讨贼勤王”，经费依靠保皇党康有为从海外接济。此举正迎合汪镕心意，因此，他立即停办芜湖《白话报》，直奔汉口参加自立军，被自立军委任为湖南长沙“总粮台”（办理军饷供需的长官），并化名为金容四郎，急回长沙组织加募之兵，准备与自立军同期起事。
汪镕回到长沙之后，虽积极联络会党，并选择长沙浏城桥附近的“定王台”为集师之地。但终因时间紧迫，经费不足，而一时不能有所作为，故他又复赴汉口。但是，此时自立军总机关，已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所侦破，唐才常等均被捕。因此，汪镕只得再从汉口逃回长沙。
当汉口事泄之时，汪镕未回长沙之前，其长兄汪鉴，为邀功以谋求知县之位，竟向劣坤王先谦告密举报汪镕和汪瑶发难之事；王先谦又上报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因此，湘省一时骚然，官兵四出，党狱大兴，凡与汪镕有牵连者尽罗无遗，共有百余人被捕。汪镕回到家中，得知因长兄所出卖，次兄汪瑶已遭下狱，自己又在湘府追捕之中，愤恨之下，便仰药而终，终年大约三十岁。事后，张之洞和俞廉三也只能以“湘省闻拿自尽之汪镕”奏报朝廷。
细雨孤鸿声悲寂，怀人千里有夜台。汪镕先生虽离开我们已有百载，但他早年为雪外国列强凌辱之耻，立救国济民之志的崇高精神，应是当代青年之楷模。芜湖《白话报》，在中国近代白话文运动史上，也应占有重要一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