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任水
安徽著名教育家时绍五（又名时绍武），于1951年接受辽西省人民政府约聘，协助工业厅为建设地方工业在沪招聘专业技术人员，后去锦州建立辽西省工业学校（今锦州工学院）。1955年出任辽宁省教育厅长，为辽宁教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1960年病逝沈阳（葬于北陵烈士陵园），终年69岁。他是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事迹不仅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光辉一页，也在安徽现代革命史上留有先进足印。以其毕生精力从事授业育人工作，做出无私奉献，保持了我国知识分子传统品德和情操，是一位深受人们尊敬和缅怀的教育家老前辈。
一、交给我一项特别任务
1951年3月，我抗美援朝志愿军四次战役开始。我由南方来到锦州辽西省公安厅接受筹建锦州地下情报据点的秘密任务（做好两手准备），奉命回南方招聘地下活动所需人员时，厅长阮途在他的办公室里向我又交代了一项特别任务：“动员老师时绍五来辽西工作。”开头，他问我是否认识他的老师？我笑着回答：“不但认识还有交往。”他听了高兴地说：“这就更好，务必恳请老人家出来协助辽西工业建设（省委书记郭峰。阮是省委之一，因受工业厅委托）：一是约去上海招聘专业人才；二是再请来辽西办学。”我早已知道（他的三弟阮齐泰是我地下工作时的战友）阮厅长是安徽铜陵人，抗日前曾在芜湖公立安徽职业学校读书，学名阮祉泰，由此参加校内党组织秘密活动。他的父亲阮凯之又是时校长老友，受聘在校管理财务。据说，在白色恐怖下时校长还出面营救过他。师生之间有着不寻常的情谊。临走时，厅长告诉我：“全国解放后我们通过信，知道还在芜湖。”又说：“你把自己的事（指本身任务）办好了，陪老师去上海，他熟人多关系多。到时，工业厅会派人接替你的。”最后拿出一封亲笔信叮嘱着说：“见到老师及全家人，为我问好！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随时来信。”对老师的迫切期望和思念心情，溢于言表，令人深受感染。
二、我们有十二年未见面了
4月中旬到芜湖，访问了市政协秘书长章啸衡后（委托为本身任务人员招聘事），我怀着激动心情，带着礼品，去西门后家巷12号登门拜访多年未见的时校长。我们相遇和交往不在芜湖而是在湘西。
1937年10月，芜湖遭日寇飞机轰炸（偷袭湾里机场）后，我随由襄垣小学教导主任江英为团长的“芜湖中小学教师救亡宣传团”流亡武汉，后去常德应“安徽省教育厅驻常办事处”举办的中小学教师登记，1938年7月被分配到凤凰县（今湘西苗族自治州）第一小学任教。因对当地宪兵压制抗日救亡活动不满，通过直辖单位“安徽战区中小学教师湘西服务团”（后改称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湖南服务团）团本部（设在乾城所里镇）常委时绍五的帮助，将我调到直属流动演剧队（队长宋树本，由他率领的芜湖蚁蜂剧社成员扩编）为队员。这里集中了大批由战区流亡来的安徽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分布在国立第八中学，女子师范等校及邻近各县中小学校。我经在国立八中任教的高列彭（原芜湖二女中教师，一道流亡武汉）介绍认识时校长，并常去住所聆受教益。我对大后方“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荒诞生活甚为反感，1939年2月报名参加团本部“回皖工作队”得到时校长的鼓励，第二批乘车回皖南。后来，时校长辞去常委亦去重庆，聘任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教授。
“我们有十二年未见面了！”时校长见我到来，虽年近花甲依然神采奕夹，清癯脸上涌现笑容和我交谈起来。我将湘西别后情况作简要介绍后，话题转到东北现况，老校长支持抗美援朝，认为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难以改变，称霸野心不死，世界人民和平日子不会安宁。当我拿出阮厅长的信并代致意时，老校长开心地盛赞阮祉泰是职校的优秀学生，指着信封上写的毛笔字对我说：“你看，这字写的多么苍劲有力！”又兴致勃勃地读起当年创办公职学校与一些早期共产党人接触的往事。后来，他满口答应为工业厅去上海招聘技术人员，并说立即写信给安庆周南藩，上海佘小宋等（均系前职校教师）打听熟人下落。还要我去二街七更点巷会见朱璋（阮途同班同学，1931年毕业留母校工作，成为老校长得力助手），邀请去辽西工作。
三、老师一心扑在复校工作上
朱璋在家热情地接待了我。从他口中得知解放后第二年（1950）公职学校与安澜职业学校联合办学，他担任科主任时染织科学生尚未毕业，一时难以脱身（1952年2月应聘去辽西省工业厅工作，并省后调去丹东市），表示愿为招聘尽力，并对老校长的创业精神赞叹不已。他说：时老在重庆闻悉日寇投降消息，急不可待地只身赶回芜湖进行复校工作，原校舍毁于炮火片瓦无存，设备散失无踪，任务极为艰巨。在校董沈子修（曾任第二农校校长）等协助下，辛勤奔走，筹集资金：一面在西门土地巷觅得一处房舍；一面在东郊原校址，重建了数十间平房四合院新校舍，延聘教师，开设染织、土木科分别授课实习，1948年已初具规模，其中不知耗尽老校长多少心血。
还有两件事也是很感人的：其一是换“大头”（银元）事。解放前夕，国民党滥发钞票，疯狂掠夺物资，法币一日数贬，人民生活毫无保障。时校长采用对策：当职校每月工资由银行取出时，便要会计室派人去换“大头”，发薪按当日银元兑换价折算发出。这一确保币值的做法虽有记载，知者不多。素闻校长正直清廉（他每年只领取10个月的工资）的教导主任翟慕颐（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市教育局副局长，市政协常委）借机查看帐目，发现簿上专页列明日期，法币与银元比率兑换价及发薪时教职员工兑换数等等，条目分明，收支一清二楚。看后，使他肃然起敬，连声赞叹：“真是德高望众，名不虚传！”
其二是阻止“停课迁校”事。不久，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一些党、政人员纷纷携眷撤逃。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职校有人提出“停课迁校”主张，老校长断然拒绝，坚持上课，留芜不动。还向芜湖各中学及外地迁来中学劝说不动为佳。（如怀远中学留芜未迁）此时，有位曾任国民党少将军官王诗华（与蒋经国共事，担任邵力子秘书时去过延安），被时校长劝说后留在职校任国文教员。由此，使学校避免了辍学流散之灾，保存后备人才力量，为日后地方建设发挥骨干作用（公职染织科毕业学生，建国后大都成为芜湖市纺织系统企业的中上层领导干部）。解放后，公职学校为市军管会接收，改称芜湖市安徽高级职业学校，所有教职员工一律留用在校。
我的到来，正值学校合并，老校长在去留问题上，不顾个人得失与安危（东北气候寒冷，生活条件较差，又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不久）毅然答应辽西之行，拳拳爱国心，令人深受感动，难以忘怀！
四、上海的招聘活动
我将在芜湖的事情办妥后，又去南京为省公安厅招聘了一名大学生（李自由，安徽大学政法系毕业，后转辽宁省公安厅工作），经与时老商定，请他乘坐4月14日上午芜湖至上海直达快车，我到时由南京中华门上车同去上海。我们傍晚抵沪，时老领我去安徽茶叶出口总公司韩钧衡总经理家（曾在湘西服务团任常委，也是安徽教育界知名人士）住宿，受到盛情接待。
上海对我并不陌生。1946年冬，我任苏北二地委京沪特派员时，为搜集敌后情报曾在沪西大自鸣钟地区活动。这次来沪因有本身任务，需要访问一些社会关系和熟人而四处奔走。老校长则也忙于探亲访友，打通多方招聘渠道。
不两天，时老又要我同去上海市人民法院法医化验所，访问老友佘小宋，双方见面高兴地拥抱起来。只见佘老急忙收拾办公桌上物件后，将我们引进附近一家餐馆楼上，要来酒菜，举怀叙旧，谈吐风生，欢快不已。原来三十年以前，他们在芜湖共同投入爱国运动，既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战士，又是教育阵地的改革者和先驱者。两人互为介绍别后生活工作情况后，时老向他询问一些纺织、机械、化工等方面的专业好友，并请代为去信联系，说明这次来沪目的和用意。佘老欣然应命，表示竭力协助。最后时老还劝说约他前往辽西工作，以任务难以脱身被婉言谢却了。
4月下旬，辽西省公安厅汇来人民币2000元，要我采购一些办公用具（打字机等）后迅速返回。我心中明白在芜招聘的“据点”工作和服务人员已经到达锦州，必须等我回去处理。很快，省工业厅派来轻工业处长黎光来沪接替我的陪同任务，经介绍认识时校长毕，过了“五一”节，我带领严裕生等人经南京回到锦州鸿宾饭店（外线据点）。由此，因工作性质不同，一直没有与时老接触和联系。据后来所知：当时在沪招聘人员范围很广，应聘去辽西工作的有来自上海、江苏、安徽、湖南等地以及从国外归来的专家。应聘中有教授、工程师、技师与应届高校毕业生，还有技术工人（指导工）。重点是放在轻纺工业上，如当时筹建女儿河纺织厂、麻袋厂等。时校长在8月间完成上海招聘任务，由芜湖赴辽西还带领原公职师生张泰泉、胡宪猷、陶长清、梁佩恩、李胜英、焦光明等同行。这批人均成为轻纺工业的骨干，对纺织厂的兴建做出应有的贡献。
五、在火热的斗争中接受锻炼
时校长是安徽寿县正阳关镇人，幼小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亲友资助下，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商科。这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极黑暗的年代，北洋皖系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正在成长，“北大”已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新的革命火花正在闪光。就在毕业前夕，一场震撼神州大陆的革命风暴平地而起：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下午，天安门前集合了十三所学校，三千多名学生愤怒“抗议巴黎和会的无理决定”，在举行声势很大的示威游行中，时绍五与同班同学段锡朋等走在队伍最前列，并带头冲曹汝霖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作为他的人生奋勇拚搏的开端。他痛恶北洋军阀政府政治腐败，更加憎恨外国势力侵华行径，满腔热血立志兴办教育，培育人才，振我中华。不久，他离开北京接受著名学者高语罕的约聘，去芜湖安徽省立第五中学任教，在火热的斗争中接受锻炼。
芜湖挟其通商口岸经济文化发达的地缘优势（国内四大米市之一），自辛亥革命以来，民主主义思想潮流，早已涌进这座中江古城，成为安徽省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哨阵地。具有一百多年建校历史的省立第五中学（1903年中江书院基础上，创建皖南中学堂到皖江中江改称）正是当时推行新文化运动的指挥中心，被誉为芜湖革命斗争中的一面旗帜（安徽的“北大”）。在安徽各地不断发生驱逐军阀政府委派的校长学潮中，早年参加同盟会的著名教育家刘希平被推选为五中校长（后改七中，芜湖中学，今市第一中学）。1916年秋，经他推荐正在上海积极参加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并成为一员猛将的社会活动家高语罕担任学监（教导主任）。他以五中为阵地锐意改革教育，面向社会传播新文化，对当时芜湖教育界树立民主思想及普及社会教育产生重大影响。如在校创建安徽省第一个学生自治会（学生蒋光慈任副会长。由学生审查管理学校财务，监督伙食，评论教学等）。并于1918年创办工读学校，（学监佘小宋）后又开办平民夜校及商业夜校。
正值五四运动在全国处于高潮时期，在刘希平高语罕主持下，以五中师生为主体联合芜湖圣雅阁中学，萃文中学，第二农校，第二女师等二千多名师生举行大会声援后，又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与教职员联合会，进一步组织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商业夜校的学生骨干分子奔走发动，举行商界罢市，工界罢工，学界罢课的更大示威声势支持北京五四运动。时络五刚踏上教学岗位，便积极的与同校教师佘小宋、王岳芦等参加平民夜校和商业夜校的授课及课外宣传组织活动，从实践中提高政治觉悟，坚定向往真理的信念。使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高语罕为商业夜校亲自授课编写的教材《白话书信》，是最早有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通俗普及读物。（1921年1月公开出版发行，1923年9月止共出8版）由此，他还结识了由高语罕主持的“安社”（标榜“反对强权，反对专制，反对礼教”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一些进步青年学生成员，如蒋光慈，钱杏邨、李克农、祖晨、胡浩川、吴葆萼等。
就在这时，极大震怒安徽军阀马联甲（军务帮办），在其高压手段下，高语罕7月被解聘去上海与陈独秀密切联系。1920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芜湖劳动状况》，并用“钓叟”、“素心”笔名在《少年世界》上发表《芜湖文化运动记》、《芜湖教育观》的论述文章。是年，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高语罕赴京经李大钊等介绍加入共产党，并参加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10月下旬，高语罕回芜重新接受省立第五中学聘任学监。新的斗争使命，又将揭开现代教育史上的新篇章。
六、教育实践上的重大突破
1921年春，时绍五在高语罕直接参与下，及安徽教育界知名人士光明甫、房秩五、李光炯、沈子修、卢仲农等赞助下组成董事会，于芜湖东门外创建安徽省公立职业学校，被选为董事和校长。这所学校所以能在高语罕回芜不久积极兴办起来，主要是党的斗争任务需要。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小组担负苏、浙、皖等省的组织发展任务。陈本人分工负责南京、安庆、芜湖等地下党的活动。由此，高语罕重新回芜仍以文化教育为阵地，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为建立党团组织培养骨干奠定基础。人才出自教育。培养党团骨干必须建立自己的人才基地。高语罕与朱蕴山等早在观音松创办的二年半工读学校，正因经费困难人员不足陷入停顿状况。当时，安徽在北洋军阀倪嗣冲的统治下，官办教育几至摧毁境地。要想民办（或私立）没有官府关系或社会上层人士支持，难以立案和办成。校董会邀请皖省一流名士出任董事（如光明甫系安徽著名教育家，政法专门学校校长；房秩五1904年与陈独秀在芜创办《安徽俗话报》；李光炯系安徽公学和安徽大学创始人等），没有高语罕（也含阵独秀）的地位和声望就不易办到。时绍五所以被选为公职校长，首先是其到芜任教（讲授外国地理等课）积极参加学校主持的各项社会活动，并由此接受并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宣传，推行新文化运动的进步表现，受到高语罕这位年长（大他8岁）的下辈尊敬与信任（高原寿县正阳关镇盐店巷人，与时有姻戚关系是其表侄）。其次，就是他对教育事业的执著追求精神。他不是没有出国留学机会的：就在高语罕7月离芜去沪不久，曾受省立第二农校约聘赴芜任教，主要是组织安徽学生赴欧勤工俭学活动。其中二农为多，如李慰农、尹宽、季苏等。后来高语罕赴德留学，邀约五中教师郑太朴同行。
这一时期，他非常重视高语罕、恽代英（1920年被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章伯钧约聘任教（兼学监）常去芜湖五中等校讲学），沈泽民（沈雁冰胞弟。经高语罕聘任五中英文教师，上海小组成员）有关教育革新的思路与主张（三人讨论的文章发表在由高语罕、沈泽民主办的“芜湖学生”社刊《芜湖》半月刊上），对他今后教育途径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他对高语罕在芜湖初期创办的工读学校、把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及面向社会广大贫苦学生的办学方针很受启示与教益。采用半工半读的教学制度，就是对旧有教育制度一项重要改革内容。它起源于当时为众多赴欧勤工俭学学员进行半工半读职业教育的学前训练，使之出国生活谋求职业获得一技之长。于是，他欣然接受高语罕（代表党组织）交给的具有历史性地光荣建校任务。举办之初，将工读学校未毕业的学生及在校的教职员，全都并入公职学校，其中朱蕴山为公职校董，教师王坦甫兼铁工厂主任，原学监佘小宋协助教务等。许多工读学校学生并入后成为学生骨干，如曹渊被选为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可以说，公职学校的创立正是工读学校的继承和延伸，是在早期共产党人设计和创建的一所新生学校。
1922年上半年在时校长及进步教师支持下，由曹渊等人于校内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学习会”。当时，长街上有一家专门供应进步书刊的书店“科学图书社”，吸引了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时校长经常出入这家书店，为学生选购书刊，进行指导。1923年芜湖建团（CY）初期，教师王坦甫任地方团委员会委员长，在全埠8个小组中，公职学校占有3个小组（其中第三小组长吴曙光，是工读转来公职的学生）成立第一支部。1924年王坦甫、朱蕴山、佘小宋成为共产党员，小组会议有时在校长办公室内举行（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在白色恐怖下，时校长还亲自为校内党员举行会议时，到门外观风。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后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进行血腥镇压。曾密令芜湖警察局长徐朝桐召集各中学校长开会协助，时校长利用其社会地位和声望获得内情后，立即通知校内党团积极分子身份暴露者设法转移（李克农、宫乔岩、钱杏邨等同期撤退的）。国民党的官员都把他看作是老国民党员呢。
公职学校继承工读学校的办学宗旨和教学方法：即勤工俭学，学以致用。它向社会吸收贫苦学生（初中或同等初中水平），用半工半读的方法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为社会造就从业实用人才。该校分设机械、木漆、染织三科，均附有实习工厂（教师周南藩任染织科主任，王坦甫任机械科主任等）。其经费来源：既不乞求当局的津贴和补助，又不向社会和家庭募集资金；而是采助自力更生，以工助学的方针，将全校师生教学（实习）产品（包括厂外设计与加工等）推向市场。如机械工厂的抽水机，发动机，手印机等；木漆工厂的各种新式家具；染织工厂的色织布，毛巾毯，罗纹帐，毛巾，袜子等。均因物美价廉深受群众欢迎，博得舆论好评（1931年6月13日芜湖《工商日报》有所报道）。销售所得，一部分充作学校经费，一部分用作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对学生家庭生活困难者，可免费入学和给以膳食衣物补助。1928年还招收女生，增设女子部。1931年改称私立安徽职业学校。1935年前后，为该校鼎盛时期，入校学生达300余名。生产的虎钳、元车、油机、抽水机等产品，被选送参加1934年全国职业学校及中小学劳作出品成绩展览会。有很多教育实验器材如发动机及全部工作机件，都被省立科学馆和省立第九职业学校订购采用。当年，时校长在回顾多年公职学校教学成就时，也不无欣慰地说：“本校历届毕业生服务于铁路，公路及各大工厂，远近地区所在多有，皆能展其技长，显其学绩。”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芜湖论陷，该校被迫停办。
七、黄欧东劝说当厅长
两省合并时，辽西省公安厅长阮途（后任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曾代表省委征求老师出任厅长的意见，未作肯定回答。后来，他由锦州前往沈阳出席辽宁省人民委员会会议（他是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会上，主任委员黄欧东宣布国务院直接任命（周总理署名）他为辽宁省教育厅长时，老校长站立起来表示个人意见。黄主委当即予以解释，劝他接受重任。老校长第二次又站起来说：“主持全省教育工作，能力有限，有负领导和全省人民的愿望，请求是否重新考虑。”会场上两次婉词相谢，举座投以惊愕目光。其实，老校长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一是宣布中任命两个省的教育厅长（辽东省教育厅长肖文，辽西省教育厅长周太暄）为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而自己却由原辽西省教育厅的下属单位负责人提升为正厅长，选择和安排上不合适。二是自己长期从事学校具体工作，积有经验，便于发挥。三是思想深处，确实不愿做“官”。
老校长经历五四运动，早与“仕以求宦”观念绝缘。在“朕即国家”封建体制下，文人从政，有几个落得好下场？从北洋军阀专制到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莫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横征暴敛，寡廉鲜耻。他曾两次拒绝做官：一回是在“北大”参加五四运动时，北洋政府为分化瓦解学生团结力量，拉拢他委任某县长职位；一回是运动后走向右翼的同学（要好朋友）段锡朋，当上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许以“司长”地位和待遇。另一次拒绝充任官办中学校长：1935年“北大”同学杨廉任安徽省教育厅长，多次函邀言明月俸200块大洋，车马费津贴在外。均被一一谢却。所以，老校长立下一条家规：“不许子女做官”（二子二女均服务于教育界）。如今，革命胜利了，人民当家作主，“做官”的涵史已经本质改变。老校长面对新政权下的新课题，交错思想不免有些犹豫。黄欧东似乎理解他的复杂心情，会上劝慰说：“请不要太谦虚了，再坚持就不愿为人民服务啦！”后又补充说：“我们向国务院请示时，周总理电话说，他了解你，同意任命。还要我们把你当作党内同志看待呢！”老校长被感动得无言以对，俯首应命，史实表明，周总理确实知道他的往事。
八、周总理早已了解他
早在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名单上，有位曹渊，他是周恩来（政治部主任）很器重和得意的学生，也是时校长最难忘的出众学生。（曹是1919年至1922年先后就读工读学校和公职学校，自此走上革命道路的）就在公职学校建立不久，安庆发生“六・二”惨案（安庆进步师生发动争取教育基金独立的请愿游行，遭到军阀马联甲的血腥镇压爆发学潮），消息传来后，曹渊（芜湖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率领同学上街张贴标语，公布惨案经过，揭发镇压罪行。时校长亦积极参加全省“十公团”组成的“六・二惨案后援会”率领学生代表去安庆进行声援，曾与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带领上街示威学生，堵住乘坐人力包车的马联甲，在一片怒斥声中，光校长上前揪住胸襟不放；时校长从车后用扇柄敲打脑袋。这个杀人元凶狂呼怒吼地被随从马弁救护逃之天天。
1922年3月，芜湖人力车工人发动大罢工，反对军阀政府增加牌照税，以及资本家雇用打手包围工人临时办事处，胁迫复工。在学联代表佘文烈、曹渊、薛卓汉、祖晨等组织支援下，3月29日成立工人自己的组织“芜湖劳工会”发表宣言强烈要求警方惩办肇事凶手，使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由此，公职学校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一天，并在产品包装箱上印有“劳工神圣”字样，这是任何职业学校所没有的。他们师生间共同参加斗争，有着更深地相互了解。
1924年5月，曹渊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成绩优异引起周恩来的关注，亲自参加曹渊入党的小组会，讲话中说：“曹渊在学校读书期间，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现在入党了今后更要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政策……。”同年11月，党派他任黄埔军校教导团学兵连党代表，后又任教导一团八连连长。这时，他随周恩来参加两次东征，平定叛乱立下战功，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三师九团一营营长。1926年5月，北伐前夕党又派他到由周恩来直接组建的以叶挺任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任一营营长（兼营党小组长）。北伐中，他以身作则英勇善战，在指挥部队强攻武昌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24岁。周恩来闻悉异常悲恸，对他年轻的战斗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在黄浦军校任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已是芜湖教育界进步师生无人不晓的革命活动家。在他传播革命思想影响下，不仅使宣城、芜湖掀起学生运动高潮，而且也与高语罕、沈泽民、时绍五建立深厚战斗友谊。1921年4月19日，恽代英在致高语罕、沈泽民的复信中，赞同他俩提出的：“教育问题，正同一切问题一样，非把全社会问题改造好了，是不会得到解决的。”显示他对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有着更加深刻认识和理解。这给五中教师时绍五对教育制度的改革产生重大影响。他十分钦佩恽代英卓越的才能，渊博的知识，深刻的见解和充分的说服力。他曾以个人薪金积累所得资助过恽代英活动用费的不足。
1925年4月23日，恽代英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表身份，第二次来到芜湖参加各界悼念孙中山逝世活动。追悼大会结束后，他先后到五中、二农和商校后，又被时校长邀请到公职学校演讲。他还与芜湖学联的团员骨千分子座谈，研究如何通过悼念活动，进一步推动工人和学生运动。他离芜不久，一场“要求收回教育权，废除奴化教育”的学潮，在共产党人张秋人（后来他也去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领导，宫乔岩、李克农、钱杏邨等参与下，由芜湖圣雅阁、萃文，育才等教会学校进步学生王稼祥，甘天沫等人率领下，纷纷退学，掀起轰轰烈烈地反对帝国产义文化侵略的斗争。
1925年12月，高语罕赴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受到学生的敬重。他的才华和经历受到周恩来刮目相看（1926年1月16日，他出席国民党“二大”被党中央指定为我党出席“二大”党团书记）。对安徽和芜湖党的活动情况是会全面反映和介绍的。他是1921年10月离开芜湖去上海，1922年与章伯钧等赴德留学。1925年春回国，先在李达创办的平民女校执教，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宣传科主任，参加了我国近代史上党领导的规模空前的全国反帝斗争“五卅”运动。
1925年6月3日至11日，芜湖《工商日报》作了陆续报道：惨案消息传到芜湖后，各校学生借纪念“六・二”机会，立即举行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文化侵略，援助上海被捕学生，援助被杀纱厂工人各种口号。并分发传单多种，至十三道门（今鸠江饭店处），首由时绍五报告工人历史，嗣由佘小宋等相继演讲。彼时，有上海溥益第二纱厂工人季序穆带有上海工人宣言，当场散发，并报告工人被杀情形。6月4日下午芜湖学生联合会召开会议讨论援沪案。7日召开芜湖国民外交后援会成立大会。到会团体90余个，代表190余人，列席数百人。芜湖中学教联员学生联合会代表钱杏邨（阿英）根据该地决议案提交大会讨论，继由学生会代表动议，要求全埠停市、停工、停课一日，再次举行示威一次。会上选出周范文、时绍五、王岳卢等124人担任后援会四个股的工作人员。其中时绍五任宣传股主任，下分两个组共有25人：钱杏邨任编辑组长，主编会刊《苍茫》半月刊。朱晓庄任演讲组长，组织各校演讲员街头巷口进行宣传。10日全埠参加游行示威的团体与群众，比前次多达两倍竟有三万余人。规模之大，影响之大，名列全省首位。
这些组织活动是与恽代英、高语罕前期在芜活动以及后期具体指导发挥的作用分不开的。同时也表明公职学校师生在党团组织领导和时校长带头参加，起着斗争中骨干作用，已为当时舆论所反映。周总理又怎能不知道呢。
九、柯庆施派人找上门来
1951年8月，正当时校长应聘前往辽西走后两周，已由南京调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柯庆施，委派专人来到芜湖后家巷时宅，看望时校长说柯书记请他去上海有要事相商。他们之间是有着不寻常的革命战斗情谊。柯是1920年5月在上海参加CY，后学俄文，1921年7月留苏，翌年返国在上海团中央工作，不久由张秋人介绍入党。1923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张秋人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柯庆施负责大会筹备工作，开始与芜湖地方团组织创建人之一的公职教师王坦甫交往密切，并参与恢复和整顿芜湖CY工作。经常来往于芜湖安庆之间，由此结识时校长在帮助芜湖学生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会”时，曾去公职具体指导。1924年春，根据党中央指示，柯庆施赴皖做国民党发展工作，经批准芜湖团执委会周范文等31名同志集体加入国民党，成为安徽较早成立国民党部的城市之一。不久，他再次赴苏留学。1926年春归国，被派往安徽担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这时，芜湖早在高语罕主持下，于团组织基础上发展党员有王坦甫、周范文、佘文烈、沈天白、朱蕴山、胡浩川、佘小宋等27人，建立中共特别支部，周范文任特支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事件发生前，芜湖一群右派暴徒捣毁国共合作的县党部（芜湖是县制），安庆亦发生同类事件，柯庆施随省党部一起迁往汉口。5月，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后，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成立，柯庆施任书记，周范文任临委。8月初，省临委由武汉迁至芜湖，正式设立省临委各工作机构。公职学校由此成为党的外围重要据点，柯庆施经常授予一些机要任务交由时校长去完成。后来，他调到上海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1928年初又回芜湖活动。一年后他去苏区任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抗日十大纲领”，提出全国人民团结合作，共同对敌的主张。1936年秋（西安事变前），柯庆施来到芜湖公职学校开展活动。据时佩铎教授回忆说：“在我读高中二年级时，一天见到一位身穿长布衫瘦高个儿，略带徽州口音（他是歙县人）学者摸样的长者，坐在父亲的办公室谈笑风生。后来向父亲打听，他就是柯庆施。”
1993年11月21日修改稿
附语：
本文曾得到时厅长长子时佩铎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热忱提供珍贵资料充实内容。未料到，本文定稿后时教授突患重症溘然去世。心愿虽了终未了，发表附语，以致哀悼！作者1994年4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