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兆梦口述，熊梅萍整理
1、家境
解放前，父亲、母亲、我和弟弟，一家四口，全靠父亲在澛港麻浦桥摆肉案卖肉为生。父亲为人和善，人们都愿到他的肉案来买肉，虽然许多人都是赊账的，但父亲从不为此计较，有些肉账要不回来也就算了。虽然生意做得艰苦，一家人也维持个温饱，我和弟弟还能去私塾读书。有时，我也帮父亲记记帐，干点杂活。
父亲早就有病在身。那时候因为生活艰辛，人们便是有病，轻易也不敢去医院。父亲的病便拖了下来，他也没当回事，仍然天天摆摊卖肉。
一九四六年，才四十九岁的父亲突然一病不起，辞别了人世。对我们家来说，无异于天塌下来了。肉案摆不成了，一家人的生活断了来源，我的私塾自然也念不成了，全靠母亲在外收卖猪小肠渡日。
2、离家学徒
父亲逝去的头一个年关，那时，我才十三岁。只觉得天阴沉沉地直压在屋顶上，始终也没有晴过。母亲为了维持家庭的生活，迫不得己。托我的老表汪万兴，商量让我到芜湖街上学徒，自己去挣口饭吃。
大年一过，春寒料峭，万兴老表来了。母亲为我收拾好一条薄被，几件换洗衣衫、带着我，跟万兴老表默默上路了。
我学徒的那家“荣丰”米厂，座落在河南富民桥，实际上应该说是厂、行合一的杂烩。房子是租用湖北人江三麻子的，老板与万兴老表是本家，芜湖白马人。厂里，学徒和师傅一共才十来个人。当时，富民桥小街两边，全都是小粮食行，还有几家水火炉、小杂贷店等，颇有些热闹。
我怯怯地跟了万兴老表和母亲，一一见过老板和师傅。母亲千恩万谢地说了许多好话，连水也没喝一口，便回家去了，临出门，又拉过我，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好好听老板的话。
3、“学乖”
那时，人们把学徒叫做“学乖”。老板收你学徒，等于是赏你口饭吃，工钱是没有的。而且，从早到晚，杂事总也没有一刻消停的时候。如果老板的家小住在店里，学徒还得服侍老板的家小，包括倒马桶、洗脚水之类。“荣丰”米厂老板的家小在乡下，服侍家小的事是没有的。
每天一早起床，冲开水，洗茶杯。打扫店堂，角角落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吃过早饭，便提着篮子，跟锅师傅（烧饭的）上街买菜，准备中午和晚上的饭菜。然后，在店堂里招呼客人，端茶、递烟。下晚，关店门、擦灯罩、收拾店堂。当时，店里也有电灯，但有时候停电，油灯是必备的。晚上，老板常常外出打麻将或会客人，我便等在店堂里，学打算盘，老板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才能睡觉。
老板和师傅们吃饭时，我必须在一旁侍候着添饭，又不敢站得离饭桌太近，全靠机灵，见他们刚刚吃完最后一口饭，便连忙去接碗，早了、迟了都是要挨骂的，直到老板和师傅们吃完饭，我才能去厨房吃饭。
初进“荣丰”米厂不久，有天早晨扫地，我发现墙根边有几张零钱，便拾了送给帐房先生，但他什么也没说。过了些日子，又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我仍然一张不少地交给帐房先生。当时，我认为是哪个师傅收钱时不小心掉的。几次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了。后来我知道了，每个“学乖”的人都必过这一关。这是老板试探“学乖”的手脚干不干净的鬼把戏。
4、“荣丰”的雇员
“荣丰”米厂一般情况下只有十来个人。午、秋两季生意好的时候，有过二十个人的，除了老板和一、两个学徒之外，主要雇员有：帐房先生，负责买进卖出一应帐目；“接江的，负责接待客户，在外拉生意；“出水”，负责买进粮食时的看样，谈盘子；贵师傅，负责米厂里一台10匹半马力的“西门子”（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碾米机；锅师傅，在米厂里买菜、烧饭，负责所有人的伙食；斛师傅，负责厂里买进卖出粮食时过斛，斗、升等量具。
十升为斗，二斗五升为一斛。当时，一般米行都备有买进和卖出两种斛，大小不一。米ㄏ里的斛师傅只在店里过一些零买零卖的斛。米厂大批进米时，另有码头上的斛工过斛，厂里的斛师傅是不能插手的。
过斛时有些讲究。买进时，标准的是“冲斛养趟”，就是用笆斗将粮食一下倒进斛里，基本上不多不少，再用根木尺般的“趟子”轻轻把斛口刮平，最后将斛中的米倒进口袋，过斛的程序便算完成了。卖出时，斛师傅将笆斗中的粮食轻轻倒入斛中，然后用“趟子”很快一刮。与前者相比，一般要差升把米左右。
师傅们除在米厂里食宿外，每月有一到两石米之间不等的薪水。学徒没有薪水，每月老板给点“月规钱”，仅够洗澡、剃头用。
5、“荣丰”的生意
“荣丰”米厂规模虽小，但从零买零卖，到整批买卖，糙米加工成熟米，为买、卖双方做中间人等，一应生意俱做。
当时，有许多附近的乡里人，从乡里收了米，然后到街上来卖，叫“打米卖”。打米卖的人非常苦，赤脚穿草鞋，挑几十里路到城里来。他们一般买米回家后，先用筛子筛出碎米，然后将碎米用水浸透，再拌上石粉，掺在好米一起，一般放在岔口（口袋）的中下层，口头再盖上好米，叫“装头盖面”，然后挑到街上来卖。
打米卖的必须通过米行才能把自巴挑来的米卖出，“荣丰”门前有许多打米卖的，“荣丰”每帮他们卖一斛米，便要收一升米的行佣”。斛师傅将斛放在木盆中，斛米时，撒在盆外地上的米叫“小伙”，由师傅和“学乖”的分。掉在盆内的，仍归卖米的。斛师傅只要稍做些手脚，撤在地的米就不少了，分“小伙”时，斛师傅比别人要多分一些。
另外，斛师傅在帮人卖米时，也玩些“小窍门”，就是缺斤短两，但买米的人根本发现不了。使“打米卖”的人每担米总能多出几升米来，他们图下次生意好做，这几升米也就不要了，由师傅和“学乖”的分掉，补贴家用，老板也是允许的。
一般，每年午季，开始收菜籽，秋季，开始收粮食。特别是下半年收秋粮时，米厂里最忙。此时，各米行、米厂里“接江”的人整天等在江边，一见到卖粮船靠岸便蜂涌而上，纷纷把卖粮的拉到自己的店中，端茶倒水，摆酒招待，直到生意成交。“出水”甚至到产粮地采购，十天半月的不回来。我也曾跟“荣丰”的老板去过江北的黄雒河、柘皋、三河等地采购粮食。
为了抢购粮源，有时新粮还未登场，各米行米厂就预付给卖方购粮款，一待新粮上市，卖方便将货送到芜湖来。因为粮源紧张，买方竞相抬价，也有预付过款而粮食却要不来的时候。
秋粮收上来以后，米厂里便没有什么大事了，直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时，头年低价收进的粮食便可以卖个好价钱。
6、和气生财
“荣丰”米厂的大生意很少，光顾这里的主要是附近的市民，少则一次买个三两升米，多也不过一、两斛。但不管买多买少，都一样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地让顾客把米抓来抓去的看。
那时，讨饭的很多。我就曾看过一个“背高篮子”的，口中吹着一个竹筒，上卷一条蛇皮，一吹呜呜作响。有家人没有打发他，他便当场用手里的刀把自己的头皮划开，血流了满脸，状不忍睹，逼得那家人花了很多钱打发了他了事。“荣丰”的老板时常打招呼，如果有要饭的来，不管谁在店里，随便打发点钱，让要饭的走就行了，不必非要通过他。
因此，“荣丰”的生意虽小，始终做得比较平稳。
7、掮包工
解放前，做生意的规矩很多。米厂从外地买来的大宗粮食，要由专门的斛工过斛不说，就连自己从河沿往厂里运也是不行的。
每当米船靠岸后，等在岸边的掮包工便上前问：“船老板，这是哪家的货，我们卸了。”然后跟买主打个招呼，便由掮包工把货送到厂里来，老板支付“力资”。
后来才知道，这些吃码头饭的掮包工，都是由帮派把头控制的，如果得罪了他们，生意便做不成了。
8、洗衣妇
“荣丰”的老板和雇员都住在米厂里，换下来的脏衣服要花钱请人洗。每次都是我把脏衣服收拢来，一起送到二多桥一个以洗衣为生的老奶奶那里去。我是学徒，没有钱用来洗衣服，洗衣的老奶奶见我年龄小，又专门把衣服送给她洗，便主动把我的衣服也顺带洗掉，从不找我要钱。
9、工商报
学徒的生活是枯燥寂寞的，一天到晚，乱七八糟的杂事让你累得头晕脑胀，又没有任何休假和娱乐活动。当时，“荣丰”订了一份芜湖出的“工商报”，每天上午报馆有专人送上门来，该报刊载着市场行情之类的消息。我上过几年私塾，能看得懂报纸，“工商报”便为我打发了许多难熬的时光。
10、送灶酒
每年腊月二十三“送灶”，生意己经清闲了，“荣丰”米厂照例要摆一桌比平时丰盛得多的酒菜，招待所有的雇员。吃这桌酒时，每个雇员都忐忑不安。如果老板发话，对某个人说，你干得不错啦、我的米厂太小啦、生意难做啦等等之类的客气话，那就意味着这个人吃过这桌酒后，就该卷铺盖回家了。这桌酒叫做“送灶酒”，对被解雇的人来说也是“滚蛋酒”。
百货、杂货之类的店里，因年关忙得不可开交，这顿酒一般在正月初七开，叫做“上七酒”，其功用与“送灶酒”一样。
11、拜年
三天年，米厂关门休息，但杂活仍然必须干。对“学乖”的来说，过年只是每顿吃饭时比平时多几个菜而已。
大年初一，我早早地便要起床挨个地给老板和师傅们拜过年后，再按照老板的吩咐出门，把事先准备好的贺帖塞到受贺人家的门缝里，这就免去了老板挨家登门贺年的麻烦。当时，生意人一般都用这种方式拜年，即方便，又少了诸多俗套。只有关系特别好的，才相互登门贺年。
12、我的零用钱
学徒的几年里，我是没有薪水的，除了每月的“月规”钱外，过年时，老板也给几个零花钱。平时，卖米的多出一点米由厂里的雇员们分，我也能分到一点儿。还有不小心散落在地上的米，老板同意让我扫起后归我。我便把这些脏米用筛子筛干净，积得多了，就放在店里，让师傅帮我卖掉，把卖的钱贴身藏着。虽说自学徒后，我从未回过家，但从来也不乱花钱。母亲有时到米厂来看我，我便将平时积存的零花钱交给母亲，有时也买点针头线脑的让母亲带回去，用以补贴母亲和弟弟在乡下的生活。
13、无商不奸
“荣丰”的老板为人和气，做生意也比较讲信誉，很少搞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的勾当，但也难免偶一为之。记得有一次，同外地人做的一桩大买卖，老板就让雇员们在加工好的米里掺上磨得极细的石粉（当时市场上专门有石粉卖），使米的颜色好看，又增加了份量，买方也发现不了。
还有一次，一笔比较大的生意成交了，卖出的米已经装进麻袋，绞好包口，买方盖上戳记，准备运出了。可是，老板越想越觉得这笔生意赚得太少，心中憋气。便让米厂的雇员用扦子在每个麻袋中戳一下，让麻袋里的米从扦子的小喇叭口里流出升把米来，曰之为“截老鼠”。虽然这并不能偷出多少米来，但老板觉得多少能解一点胸中的闷气。
14、变幻莫测的钞票
1948年春天，“荣丰”又来了个姓恽的新学徒。一般的杂活我便不干了，开始在店堂里学做生意。算帐、记帐、接待来店买卖米的客人，有时，也到长街或二街的钱庄去取钱、送钱。当时，只要钱转到晋孚钱庄（今二街与中山路岔路口的商业大厦处），肯定能取到，在一些小钱庄就不保险了。
那时，面临全国解放不远了，市场萧条，物价飞涨，贷币贬值，一日数变，一会儿是法币，一会儿是金元券，一片混乱，让人应接不遐。
最早，我到钱庄送钱、取钱提个小钱袋便够了，米厂的生意没有多大变化，可装钱的口袋变化大得让人吃惊，快得很，那小钱袋就不够用了，换成个大口袋扛着。贷币贬值的速度让我连换口袋都来不及，最后收来的纸币也没法数得清了，只好一古脑儿装进大麻袋里，雇黄包车拉着，过桥时，怕麻袋颠掉了，便坐在麻袋上压着。装钱的口袋越来越大，米厂的生意却越来越清淡了。就这样，苦撑苦熬，直到解放，“荣丰”米厂几乎解雇了全部雇员，只剩我一个学徒，规模也由原来的三间两进两层的大门面换成了一间狭小的门面，地址仍在富民桥。
15、米行的“坎子话”
解放前的生意人对生意人之间的买卖，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暗语，称“坎子话”，我学徒时间虽然连头带尾有四年，但老板从没有让我独当一面地做过生意，因此对用来讨价还价的“坎子话”了解甚少，只是从老板和师傅们那里零零星星听到一点。大概是：一由、二鼻、三飞、四盘、五摸、六佣，七草，以后的记不清了。一般“接江”、“出水”喊价时用这些行话。
解放后不久的一天，母亲突然来到米厂，告诉我，听说乡下要搞土改了，要我回乡参加分田。我便收拾了行李，还是几年前带到米厂的那条小被子和几件换洗衣衫，告别了老板，和生活了四年的富民桥那条小街。跟了母亲，回到了铁练埂乡下。我的学徒生涯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