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相
吾父胡祺，泾县东乡溪头都介桥胡村人（今西阳乡石柜村）。
胡祺17岁（1910年）与云岑陈盖姑完婚，即离开故乡到芜湖，赖姑母朱胡氏托人荐入芜湖长德当铺学乖（学徒）三年，练就了一手苏体书法及珠算、绘画，其行草书法在宣城城关颇有名气。在宣城及泾县时常以当年学徒、朝奉之苦告诫子女在顺境中如何奋发向上，並娓娓谈及旧社会当铺的内幕，今回忆杂记于下。
我国至少在唐代已有典当业，“当铺”一词见于明代，是经营抵押物品的铺子，千百年来靠剥削营业，穷困者以物抵押为质，到期还本给息才能赎回押物，若是到期不赎则利又变本，本上加利，成了滚汤园似的债，最后无力赎回就变成“死当”，所收死当的低档品就地“出典”（批发零售卖出）或打捆外运销往穷困受灾地又可赚回一笔钱；高档的则高价售出而获利数倍，所以当铺是专靠剥削手段而发财致富的。胡祺学乖的长德当铺毫无长远之德，而是双收利敛财，对朝奉、学徒不论宗亲都甚为苛刻。
胡祺由学乖到中年当上管账（总会计），经历了刻苦的努力和熬过了种种生活艰辛，终于在军阀混战百业凋敝的1926年前迁家宣城改入朱家经营的盐号作司秤，于是，他又有了一手以暗劲把秤称得或多或少的功夫。他常说：“学乖的三年萝卜干子饭难吃”。因他17岁学乖巳属大龄，且有家小拖累，三年学徒伙食虽是当铺供给，衣着一切都是自家的，所以他和家人都是买死了当的出典旧衣来穿，铺里最多给洗澡、剃头钱。
他解释说过“三年萝卜干子饭”是说学徒生活苦，天天吃萝卜干子当菜下饭，吃的苦饭、做的累活。说明收学徒也是一商家无偿的劳务剥削，三年师满才能成为正式朝奉，才有资格站柜台做典当业务。
他进入当铺就要立下字据，不亚于立下三年的卖身契，契约上写明要谨守铺规，不得偷懒、偷窃、赌博、抽烟酗酒和损坏生财物件，不得“翻逃子”（中途不干而逃）、不得吃里扒外搬弄是非，不得出外看戏、逛街，不得溜号外出不归，如有病伤身亡与铺无涉，受责无怨等等：契约上还要有两名硬肘人（有信誉面子者）作保画押，以便出了差错好找保入交涉。
入了铺由管事人（经理）指定一名稳重的朝奉为师负责带徒作业。第一年做一切杂务。如打扫卫生，处处抹灰掸尘整理，连算盘也抹得锃亮，要烧水冲茶、洗茶具、擦白铜水烟袋煤油灯、夏天打洗澡水，冬天打洗脚水，每天早、中、晚打洗脸水，倒涮尿壶、痰盂，铺床叠被，冬天要准备火炉、夏天打扇，每天要喂猫（当铺养猫多于别店）。每餐管事、管账、老手朝奉开饭时学徒要站在桌边添饭、打手巾把子，他们吃罢才能去厨房快速扒下几碗饭。每晚要搓点烟袋用的一刀草纸（三十六张表芯纸）的媒子，这都是磨炼耐心和勤快认真。晚上睡在柜台内大柜上，夏天也不得挂帐子，冬天不得烘火。如此等等杂务与苛刻要求一年，第二年才允许上柜台见习，学着师傅做事，学打算盘练写大小字，学习招待来宾，端茶敬烟摆茶点，下雨要为来宾收伞换鞋、送客撑伞。第三年允许进库房熟悉分类包装，学打包、扛包上堆，上柜学看货估价、开当票。
胡祺三年学乖满师，请了满师酒，才由铺里管事、管账评定是否转为朝奉（试用一年）这才有了工薪（约一月10元左右），看在柜台能否担任一个朝奉应作之活，以后才转为正式朝奉，才拿到规定的朝奉工资（约一月20元左右，各人以年资也不等酬）。如此胡祺又苦干几年才由当铺负责人议定提荐、当铺东家准可为管账协理，以后再转为正式管账，工薪才提高为几十元一月。胡祺为人豁达忠厚，无管人之心计，故升不到管事，十几年之辛劳才当上管账，也算朝奉出头了。
胡祺在长德号典当的这段朝奉生活，每每谈起就不胜感慨唏嘘不己。他还说在学乘第二年上柜台时有一定的站势，要全身直立，不能摇头晃脑，挠耳摸腮，不能油嘴滑舌与同事及当物者搭腔叽咕（说话），只许双手拇指搭在柜台沿上，不能像正式朝奉那样可以双肘俯撑在柜台上，说话、走路要轻声，只能用双眼看事，双耳听吩咐，毫无个人自由，是决不允许调皮捣蛋的。总之，学乖三年要明时，处处小心谨慎，对任何人的责难咒骂只有忍气吞声，不能回嘴解释，所以他常说三年萝卜干子饭终生难忘！
当铺里对学乖的写字，记账、珠算要求很严，所以胡祺能练就双手打算盘；练得一手行草字能为人家写对联、招牌和喜、寿幛；一笔账记得条理分明规整清爽无误（旧式簿计）；特别是在当朝奉时练就鉴定当品的功夫，要能识别金银、玉器、球宝、古董、衣著，各种铜、锡、竹、木、陶瓷器物的真假妤坏、质地成色，能准确估价；要练就一笔写得快而好的当铺字，这是因当典业行情多变，以盘利为本，内部隐秘多，故有铺内秘密语以掩蔽行市事务，开票记账也必用草变的当铺书体。当铺字是毛笔蘸墨书写，把当物的品名、质料、形式、颜色、附属物、优劣、数量写在当票及账本上，要一笔头把一串字写成紧凑的一直行，此书体行草结合、整半相配、简体代字，如赤金扁形戒指耳环四件就写成“淡金扁箍耳川单四事”，书写通则是首尾均有定例，“赤金”写为“淡金”，“戒指”写为“箍”，“背心”写为“褡”，“纹银”写为“铜”，铜锡器物必加“废”字，绸缎皮毛写上“破碎、渍烂、虫蛀、光板”等字。当者认不得，以后还可减轻当品库存时的责任，这是以当铺字作弊诈骗之术。且各人写法不同，各当典也不一样，难以改动伪造，管事可凭此追查责任，而“同行是冤家”，防止被同行知晓收了什么货而知道底细，故当铺字是特殊文字符号。
当票是木刻版自行印刷的长方形桑皮纸印本，一式三联，首联记品名等字样，估价若干，月息多少、何时到期：中联系在衣物上入库；尾联为管账的存根，籍此计算每天放出本金多少。赎时收回当票所记本利多少，交付当品后又凭此计息，每天记账，丝毫不能马虎，否则无法计算盈利，所以朝奉发、收当票要极仔细，有了差错只得自认倒楣掏腰包赔偿。
胡祺常说当了朝奉也决非可保饭碗不砸，如偷窃、赌博、酗酒、嫖妓，与同事争打，得罪宾客，浪费用品等等，是可以年度为限予以无声的解雇的，忙过年三十夜最怕吃东家的那一席犒劳酒，人人自危，提心吊胆，若被东家连拉带“请”坐了首席，那就是解雇的通知了，席位一定，看别人高兴吃喝，自己就难以下咽了，席罢自觉卷起铺盖伤心地回家另谋生路。
当铺业盈利虽丰，但行情多变，本金放出货不脱销而向钱庄负债维持开支，如遇年景不佳银根紧缩，就会被迫倒闭，于是人人都保不了饭碗，连工薪也拿不到，只能分些死当存货充作工薪去自行兜售；若外运死当货畅销，收回利息多，年底就按职得红包而皆大欢喜。胡祺离开当铺也是因拿不到工薪养家活口而转入朱家的盐业作押运、司秤，他把分得的死当出典货变不了钱而大多周济了迁居宣城的邻居穷人。
典当石库大门，门ロ挂一块桌面大黑底金字的两面当字招牌，进门是高出头顶的柜台，要双手举物站着脚递上当物，铺里阴沉，是穷困者的伤心地。朝奉胡祺是旧社会里为资本家劳碌、受剥削的千万朝奉中的典型，一般来说没有人不恨典当朝奉的，因为上当铺的均为有生活困难者，以物抵押都希冀朝奉眼下留情，把当品价估高一点，能多押点钱应急。然而大多数朝奉为保饭碗而有意压低估价，明是十成之物只估五至七成，而使东家少付本金，死了当又能为东家以少数本金换得实价高过本金多倍的物品再出售高价牟利，所以大多不敢估价较高，这就又加深了对当者的剥削。但胡祺生性豪迈，终生对人恻隐，在当朝奉时都尽量把当品估价高一些，当者咸称厚道。
如他谈过一老者当玉鱼的事颇为感人，该老者无依靠，以贩油条叫卖糊口，若生病或天寒地冻体力不支就无生计，只好把一只一寸多长的花玉鳜鱼佩件拿去当，这枚鱼佩件是生玉雕成栩栩如生，背鳍下一孔穿弦线。老人终年佩戴这一祖传之物，一旦无钱饿饭就拿去当，他每次去当都找胡祺开当票，到能卖油条积攒了钱又去赎，如此当赎几十回，历经十几年终于不来赎当了，胡祺打听才知老人已病故，他不胜感慨，以薪俸代其赎出留作纪念，並给孩子佩戴，常赌物思情，以此讲述老人当赎玉鱼的悲惨故事，使一家大小为之鼻酸泪流。
长德当是泾县黄田村朱骂诚堂后代所开设的，朱家有七房，在芜湖、宣城、和县、江西吉安、南昌等地都设有典当、盐号等业，最富一房在苏州、上海，有二十多儿子分掌各处坐享其成；其他房在芜湖索面巷有大片住宅；在宣城、泾县有大片田产收租，故而是朱氏中一大富豪。他们开的典当都是“长”字为字号，如“长宁”、“长德”等，然而岁月流逝，靠剥剥是长不了的，大多为地主资本家，吃喝玩乐，有的成了鸦片鬼倒路死去，有的当铺遭火烧、有的倒闭，然而他们並不愁，还有别的营业，而受苦的是终年为之操劳的朝奉，年年怕受丢掉饭碗之失业痛苦。
胡祺自十七岁学乖、当朝奉、管账为一家老小谋生，1937年在宣城遭日机轰炸而毁家，全家七口仅一床被逃难，大半生辛劳毁之一旦，在八年抗战艰难生活中以钓鱼、去小煤窑、澡堂帮工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