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道五
前言
我十六岁（1906年）离开了芜湖皖江中学堂转学到南京实业学堂采冶系。辛亥暑假完成了六年学业，下半年革命爆发，我因非武备人员参加革命被遣回。以后在国内外金矿和煤矿工作多年，虽曾被农商部借调赴欧美七国考察矿政。但对官场情形还是隔膜。幼年读了《官场现形记》等书，素恶当时官场习气，认为一入官场便如粪坑之姐，翻上翻下，混身污浊。但在环境逼迫下叫你不得不身入地狱。那是1927年的事。我在山东枣庄煤矿工作将近十年，那时连年军阀混战，交通断绝，矿上存煤山积，不能外运，不得不裁减人员，我于当年年底转业到安徽矿务局，后又转调至建设厅，又调至官矿局，最后离开了官场。
在这短短四年中（1927～1931）也尝到了些宦海滋味。那时南京政权初立，局面十分动荡。北方军阀混战，有时又联合抵抗北伐军。南方国民党因内讧也是时分时合。皖省政府是随着南京政权的风向而转变的，所以在这三、四年中官厅屡次改组，首长迭次易人。从1927年下半年起，除皖省督军陈调元因拥有兵权始终不动外，单就建设厅而言，厅长换了四人。随着厅长的便利，厅的组织常常变更。作为皖省文史资料来讲，写出这《宦海一勺》亦不过一小小的插曲罢了。
（一）北伐军的被阻和南京政府的动荡
1927年上半年北伐军左翼打败了吴佩孚，右翼击溃了苏皖浙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把他赶到了徐州以北苏鲁两省交界处。我工作地点（枣庄煤矿）正在战区范围之内。孙传芳曾经打败过张宗昌把他从南京赶到山东济南，但此时却为形势所迫，联合起来抵抗南军。那时北伐军由王天培率领和北军胶结在徐州以北，形成“拉大锯”的局面。
北伐军行师四五千里，本已疲乏，又兼南京政权的内讧，八月十二日蒋介石下野赴日本和宋美龄结婚后返回奉化故里，军事方面，统一不起来，这就给孙传芳钻了空子，他竭尽全力反攻，南京军政当局着慌，除派南京驻军抵御外，急令在上海的何应钦，镇江的白崇禧回师夹击，将孙军赶过长江。后来南京政权仍请蒋返回南京，主持军政，再发兵北进将孙张联军压迫至济南，发生了日兵干涉，杀死蔡公时事件。此是后话不谈。
（二）安徽建设厅
安徽督军兼省长陈调元原属北方军阀中三、四等人物，后因在孙美瑶劫车案中，他以徐州镇守使身份，身入匪巢谈判，救出被俘外国人二十六名，为吴佩孚所赏识，以后渐露头角，逐步上升，暗中又与南军通气得到安徽省军政领导权。此人知南京政权不会放弃皖省政权，便只领兵权，不参与省政。
南京政权成立后，认识到皖省是南京上游门户，对于各厅局长官挑选较严。第一任建设厅长为国民党中活动分子张秋白。此人野心甚大，既不愿脱离南京党部，又想遥领皖省建设厅长，于是他将建设厅的权力下放；厅以下设了农林、矿务，恳务等七个局。这样，厅中职务减少，只要有得力的秘书便能办理妥当。南京政权本意是想把张秋白调离党部，而他偏要赖在南京，终于在1928年春季张秋白被刺殒命。隔了好几个月由胡庶华继任厅长，此人据说是北大一个职员。他采取了权力集中的办法，取消了七个局而将各局的职务分列在厅中各科。我当时工作的务局则属于第三科。这位厅长不重视科技人员，但又不能裁减他们，于是另设一个技术室，将各局科技人员归纳此室。1928年冬，胡庶华调走，第三任建设厅长为李范一。此人是国民堂左派，解放后曾任燃料部、石油部副部长。他那时不很过问厅务而把一切事务交给秘书李某。这位秘书却专权自恣，被人称作李范二。李范一厅长任职不满三年，于1931年离职。第四任为一陈某，原系山东省议会议长，政绩不详。
（三）矿务局，安徽官督办公暑和官矿局
矿务局成立后不满两年，即被裁撤而在厅中设立第三科，管辖全省矿务。当时安徽矿业仅有煤矿一项（繁昌有铁矿，或采或停），开采而规模比较大的煤矿则在淮南地区的九龙岗一带；淮北萧县的孤山（那时萧县尚属江苏），亦仅在钻探之中。皖南煤矿则有宣城县的大汪村一处，属于官办，日产能力不过百余吨，且常常停采，仅敷安庆、芜湖等处电厂之用。其它矿产均未发现（绩溪砂金，曾由矿务局派张姓技术员前往取样化验，没有结果）。我在这矿务局和第三科中所办过的事情，较有意义的不过三件。一件是办理大汪村煤矿烧死一百六十八人的善后事宜（详情见下节安微官矿督办公署）。一件是在技术室时期踏勘了皖北运河及沿江圩堤事宜，尝到了前清封建时代接待大员的滋味（详见后条无为县查圩一节）。第三件是测定私人领矿的矿区发照事情。这是矿务局的专职，不妨将当时的矿政和矿权划分情形写下。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针中，确定矿产为国家所有，但当时国家经济紧迫，无力开发，于是准许私人在国家批准之下，取得矿权，便可开采。其程序如下：私人或以公司名义呈请领取矿区开采执照，必须经过“验资”手续。验资是证明领矿照人确实有开采资本，以免取得矿照后，转让他人于中取利（这种矿贩子确实不少）。验资办法必具银行证明书或交验银行存款单。领取矿区执照，是由矿政机关派技术人员，会同呈请人，测定矿区四址和面积，以便按矿区面积大小收取矿务税。取得货照后，三年不缴矿区税，或三年不开工，则矿权自然消失。此外还有矿产税。这是按年产矿量多少，政府收取税金。积欠矿产税三年，政府取消开采者矿权。这两种矿税曾引起了农矿部和财政部的争执。最后决定矿区税归农矿部；矿产税因与所得税有关划归财政部收取。其实中国矿产多在北方，由于军阀混战，开矿事业萎顿，这两种矿税并未严格执行。
现在来谈谈皖省特别组织的“安徽官矿督办公署”。这一督办公署成立于民国九年前后（1920年），十九年撤销，改为官矿局，这个局存在不过两年。督办公署设在芜湖。一九二八年，公署大部份房屋让给“芜湖市政筹备处”。督办公署之设立，系在军阀段祺瑞（合肥人）得势的时候。当时段有一个智囊团，名曰“安福系”（因该团设在北京安福胡同，而这个胡同的名称对安徽有利，故有此名）。他们为段安排一后勤基地而设立这个公署。公署组织庞大，地位相当于省政府。经营来源由皖省供给，一部份向财政部借支。督办王达，泾县人，日本留学生，曾做过京兆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督办公署在这十来年中做了些什么工作呢？它仅仅办了一个靠近宁国县的宣城大汪村煤矿。矿井能力，日产最多不过一百二十吨。除此之外，公署还划定了许多官矿区。差不多半个宁国县被划入了官矿，其它许多小矿，如靠近芜湖的篱子山、白马山等矿亦被划入。其实皖省富饶的煤矿都在皖北两淮地区，而当时官矿却检取皖南不成大片（俗称鸡窝煤）的煤矿加以开采。大汪村煤矿系公署唯一自办的矿，同时垫了一条三、四十里的轻便铁道，从矿井经过水东、孙家埠而到靠近宣城的双桥，由双桥可以从水路运煤至芜湖、南京等处。这条铁路坡度和弯度都不合规定；当火车不能上坡时，车警便高声责令乘客和路上行人帮助推车，这是一种很少见的怪现象。督办公署初成立时，气象显赫，经费绝大部分用于布置衙门事务，因之开矿事业，经费不够。当段祺瑞政府由于直皖战争失败而倒台后；公署经费领不到了，积欠了职工薪资，不得不紧缩衙门开支。那时芜湖成立“市政筹备处”，督办公署乘此机会把大部份职员调入了筹备处。处长邵逸周（休宁人，英国留学生）系督办公署的高级工程领导。督办公署领不到经费想靠生产收益来维持下去，但大汪村产量有限，本身还维持不了，又兼欠了工资，连窑木也没钱购买，时常停工。大汪村是个不淋水的干矿，井下煤尘危险，平时矿工明火下井，公署借此因由向建设厅请款购买安全矿灯，但领到款后往往移作他用，结果引起了一场大爆炸事故，烧死了一百六十八人，重伤八人。这场事故发生在一九二八年清明节前后。那天气候闷热，乌云密布，突然一声巨雷，整个矿井震动，煤层裂隙中瓦斯外泄，遇到明火自燃，爆发了这场惨痛事故。建设厅得到消息，拨出两万元，由矿务局派我和一位虞姓技术员前往料理善后。那时矿工因公死亡，每名抚恤八十元。此次办理抚恤之后，多余六、七千元作为修理矿井和购买安全矿灯之用。矿务局决定改组矿场底班，限定日产煤量，不得低于七十吨。大概在此后一年多中，宣城煤除供给安庆、芜湖电灯厂外，在南京等处市场上渐有声誉，当时的督办公署实已名存实亡，于是在一九二八年底由厅将这公署缩小范围，改组为官矿局，局址设在芜湖洋码头一个街堂内。一九三一年我以代局长名义办了交代，官矿局名义在皖省就消失了。平心而论，大汪村不过一小小煤矿，公家却花了几十万元，硬撑场面设立督办公署，明明是借公营私。而距大汪村不满十里有一私营煤矿，小模小样，年年赚钱，足见旧社会中，凡带一“官”字的事业，总是办不好的。
技术室本是厅中闲散的部门，一九二八年上半年，我奉派到无为县和芜湖县查勘河堤和江堤。无为县河堤比较重要，它是巢湖和长江交通的一条运河，由含山等县经运漕直达长江口的裕溪口。这条运河如果决口就要有好几个县受灾。大概在清朝就有由省派员查勘的成规，所有接送查勘员仪式，在民国成立已将近二十年之后，仍保存不变，而我则藉此过了一次戏剧性的“官瘾”。
事情是这样的：我到无为县后，先和县长汤某见面。他请我稍等一天，俟筹备好了出发。他派了负责圩堤的科长带了四个挂盒子炮的护兵、两担酒菜和随从人员，叫我坐了一乘四人抬的轿子，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乘坐轿子行不到二、三里，见有一人手持燃着的鞭炮拦轿叩头，口称“某某段地保迎接委员大人”。轿仍不停地前行，过了五、六里，又见有人拦轿放鞭炮，口称“某段地保叩见大人”。我注意到这两次的地保是一个人。我明白了：这是例行公事，所谓各段地保，不过是随行中的一人。到了第三段我觉得讨厌，叫了一声“免”。从此在五十里路的行程中，才免除了这一怪现象，照理来说，既称查勘，应当步行沿河细看，但此道不行。我正拟在运河宽阔处停轿，却见远远地有黑压压一详约二、三百个妇女和小孩，各人手持燃着的棒香一枝，跪在地下，口喊：“不要夺我们的饭碗”、“不要让我们饿死……”。顿时轿子停下，那位随行科长指挥着四名盒子炮手抢前吆喝。我恐闹出大事，立刻阻止，并叫选出代表说明事由。不久，代表二人来了，都是四、五十岁的男子。他们邀我到乡公所会话。我叫他们解散群众，时已午后，把县里挑来的酒菜同派来的科长和代表们共飧，他们辞谢说：“以前省派委员查圩，规定县长同行，只有县长作陪”。我很奇怪，觉得革命已经过近二十年，为什么陋规还不革除！会飧时二位代表报告说：“以前运河很宽，由于长期失浚，河的两岸淤成浅滩，沿岸居民种植芦苇，久占为业，已历一百多年，现在垦务局要收回归国有，改成良田，使数百户居民失去了已得的利益。他们无处申诉，只有向委员大人请愿。”我在第二天查圩完毕后，写信给胡厅长陈述此事原委，并申叙意见：垦务应当“垦荒”，不应“垦熟”，“垦荒”为国家生财，“垦熟”则与民争利，应停止在运河边造田云云。后来此案撤销，而我在这两天中却过了一次专制王朝遗留下的“官瘾”。
芜湖江堤重要地段在芜湖下游至采石矶。我去查江堤时，会见芜湖县长高铁君，此人在那时官场中有强项之称。我被邀作长谈，他对时局和政治方面颇有见解，他派了熟悉的人引我至江边查勘。此次倒象个查勘样子。轿子虽有，我不常坐。一路沿江踏看，发现三处有漏洞现象。这种漏洞粗看并不显眼，细看却和旁边的沙土异样。据导者言：这是鼍龙解蛋处，它穿了穴洞，江堤就要坍垢，古语称“蚁穴穿堤”何况这庞然大物？我知道所谓是龙，学名“扬子鳄”，当时导者召集乡、保长，责令立即处理。到了当涂县境的采石矶，察看一下，江面开阔，没有险象。回程时，见漏洞已修好。这样就结束了两县查圩差使。事后追思，对照无为、芜湖两县，只一江之隔，而接待查勘员之情形，迥然不同，难道真是：“长江天堑”使政教隔绝了么！
（四）宦海点滴
1、外快
我国古代称“官俸”为“养廉”，意义极为深刻。反过来说，如果官俸太薄，不足以维持官吏的生活，则贪污只能任其横行。历代政府定的官俸很薄，但人人却都想做官，不从贪污增加收入，怎能养家活小！但事实上官吏除俸禄之外，是有额外收入的。这种额外收入因行之已久，遂成为合法的“外快”。试举一例：我在安庆是拿过两种外快的。一是奉派到下属各县。例应由县送委员二十元，用红封袋签明“程仪”二字，但不具名。严格说来，这是公开的贪污，不过从来没有拒绝收受的。
另一种外快是勘测矿区时，矿商例行酬劳勘测者二十元，这是技术人员的专利。有一次CC派的特务头子叶秀峰想在含山县祖坟旁领一矿区，仗着势力，不愿花这酬劳金，结果被一位徐姓技术员借了种种原由拖了很久，叶的代表还是出了钱。徐某说：“这是例行公事，不能由我破例！”可谓振振有词。
2、出差旅费
出差是苦事，“外快”不多而奔波劳碌。安徽财政厅有一干了十多年的老办事员，别人称他老王。他熟悉衙门内幕，和外县的联络较广。他想出一种舞弊方法，为出差人员所乐于采用。这一方法叫做“闭门出差”。出差者可以闭门家里坐，出差应办之事，一样可以完成。出差人员想搞闭门出差，就找这位老王。老王叫他写信给出差的县长申明要调查或其它的案情事实，要求县长详细作复，接了复信后认为满意，即可写出报告上缴了案。县长当然也明白而欢迎这种办法，以免罗嗦。第二步是外快问题，也是旅费报销问题。老王神通广大，他收集到安徽八府数十县一大部分的旅馆发票，同时他又是雕刻能手，他家有一大堆木戳，刻有各处旅馆名字和船行、车行的店名。他能推算旅程替你办好旅费报销，好在厅里只要有盖有木戳的单据就不问真假而予以核准。最后就是分赃问题。据说是按批准的旅费数额分派：老王总得了大份。俗话说：“清官不敌污吏”。官有任期而吏则“土著”，甚至“世袭”。官想改革清理而吏则把持拖延，拖了些时日无形销案：何况当官的总求敷衍任期，决不生是惹非，这就是所谓官场！
九五老人俞道五
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于重庆
巡抚按：
俞道五，字叔达， 1890年1月出生，祖籍旌德，汉族，芜湖出生长大，就读于芜湖皖江中学堂（芜湖一中前身），1906年至1911年，在南京江南实业学堂学习。1912年2月至1914年9月，任朝鲜稷山金矿测量员、试金主任。1914年9月至1918年12月，任江苏南通大学纺织系教员。1919年1月至1927年9月，任山东枣庄中兴煤矿钻探主任兼工程秘书（其间1924年7月至1925年9月借调任农商部考察欧美矿政专员秘书）。1928年1月至1931年12月，任安徽省建设厅技正、安徽省矿务局局长。1932年6月至1933年11月，任安徽省裕含煤矿工程师兼矿长。1933年12月至1939年6月，任江苏省大中煤矿工程师兼事务长。1939年9月至1942年7月，任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技正。1942年8月至1944年8月，任四川省华安煤矿副总工程师兼矿长。1944年9月至1949年，任交通部公路总局督查工程司。1949年9月任山东省矿务局工程师。解放后重庆市政协委员任上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