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同志在安徽
作者：伊里・穆考夫
一、到了“宁国府”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恽代英同志通过安徽在武汉读书学生的介绍，由武昌来到被人称为“宁国府”①的宣城，担任宣城第四师范教务主任。
当朋友最初向代英同志提出这一邀请时，他诙谐地说“好，我倒要去看看那里是否是‘除了石狮子之外，什么都是脏的。”他料理好“利群书社”的业务和简单的行装，从汉口乘轮船到芜湖，然后足穿草鞋，肩负行囊，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到了目的地。看门的老头儿看他满脚泥泞、风尘仆仆的样子，哪容他随便进入这“最高学府”。后来通报了校长，才知道这就是闻名武汉的恽代英——渴望已久的新教导主任。
“代英同志来了”的消息传遍全校，全校师生员工争相迎迓。
代英同志歇了片刻，便在师生的央求下，作了第一次谈话。他讲到“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大开展的实况，并痛陈死啃书本严重脱离政治的危害和今后治学之道，最初听讲的人较少，后来，人越集越多，连校外的群众也赶来听讲了。他也越讲越起劲，以至延续了三个小时之久。
①“宁国府”，清朝府治，设在宣城，此后人们相沿称宣城为“宁国府”。
二、教育上的大革命
代英同志除了兼授教育学、哲学两门课程之外，主要精力放在四师的教学改革上。
首先，他勇敢地揭露和批判旧的教育制度。通过革命实践，他深知军阀卵翼下的一些不学无术之徒把持了教育大权。这些人身居高位，养尊处优，利用他们手下掌握的走卒当校长，彼此勾结，狼狈为奸，把学校当作钳制师生思想和图谋自己升官发财的场所，把学生、教师当作捞取政治资本的阶梯。他们培养的不是“人才”，而是可供驱使的“奴才”。对于当时这种恶劣的现象，代英同志在广大师生面前不止一次地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代英同志平时很注意培养学生对旧社会的反抗精神，并且积极提倡“择师”。
他常说：“教育家应该注意使学生只知服从理想，不知服从权力；不但不服从权力，对于不正当的权力，应该反抗……”。对于那些只强调“学校威信”、“教师尊严”，口头上高唱“德莫克拉西”（民主），事实上实行“迪克推多”（独裁），动辄用“恫吓”、“制裁”的手段对待所谓“不服约束的学生”的人，痛加斥责。
他常说：“我们的国民性受两千年君主专制的摧抑，萎靡极了！”因而养成了青年学生“自暴自弃、依赖他人的弊病”，而“教职员先生亦以受学生依赖为荣耀”。做学生的“既自觉是比教师低一等的人”，而做教师的，“便自觉是比学生高一等的人”。为了扭转这种“习以为常”的通病，他十分注意“人格教育”，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说明问题，影响学生。
在旧社会，由“宗派”和“派系”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排挤、拉拢和利用的恶劣现象是极为普遍的。为了打破这种腐朽没落的旧关系，建立新型的同志式的关系，他经常教育青年学生端正对“感情的结合”和“同志间的结合”的认识。
他在改革教材、教法、充实图书仪器设备、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帮助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建立“班会制度”，指导学生订立班级自治公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新的学风。
当时，代英同志在“四师”有计划地抓了三项落实。
一是组织落实：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深刻理解怎样做一个有为的青年，怎样接受新思想，获得真知识，他把全校三百多个师范生组成了二十四个课外组，并且把积极要求上进的学生进一步组织起来，分别成立了“我社”、“觉社”、“爱智社”、“新群社”、“互助社”等等。
二是学习落实：
他大力提倡“研究实验精神”，要求认真钻研科学文化，反对“混分数、装场面，学些好听的名词”。指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及当时的各种进步书刊。学生们有时遇到疑难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分别给予解答，还定期作些专题讲述，有系统地辅导青年学生学习。至今，上海市图书馆还收藏一本代英同志早期关于《资本论》的专题讲稿。
当时不少青年看不清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自己的奋斗目标，错误地认为读书是为了自己穿衣吃饭，“若能晋升，便是大福”；有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整天梦想通过个人奋斗的道路，达到成名成家的目的；大多数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代英同志到了四师之后，用革命真理武装了青年学生的思想，让许多青年人真实地感到了人民的苦难和自身的密切关系，从黑暗里看到了曙光。从此，许多革命青年相继涌现了出来。如：李求实、吴华梓、李延瑞、刘茂祥、梅大栋等同志，都是比较突出的代表。
三是课外活动落实：
他要求青年学生写日记。写包括日常工作、学习、感想、生活、读书心得等各个方面的且记，让青年学生都能忠诚老实地时刻检查自己，坦率地表示个人对当时时政问题的看法。对上述各社社员的要求更严些，组织的活动更多些。各社还经常在他的直接辅导下，举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大会或小会。有时候推定专人轮流作读书心得或时政问题的报告，有时进行科学技术疑难问题的答辩或英语欣赏会，有时彼此交换阅读日记，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生活、思想交流会。
他不仅抓紧一切正课的学习时间，就连星期天和节日也都有计划地利用起来。他常说：“时间就象脱缰的野马，稍纵即逝。”星期天是例假，应该休息一天，可是他坚持做到每星期日上午九时，在校内理化特别教室举行各社社员联合大会。每次大会，他总是出席讲话，社员们也照例推定专人作有关问题的报告。从他到宣城四师时起，直到他在一九二一年暑期前夕离开宣城时止，这种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
他对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是看得很重的。他就：“我是青年中的一员（当时代英同志二十六岁，有些师范生比他还要大些），喊我‘老师’，无疑地会拉长我们之间的距离”。他最喜欢学生直接喊他的名字一一“恽代英”或“代英”。学生当着他的面这样喊他，在他背后谈到他的时候，也是如此，无所顾忌。这样，不仅校内愿意接近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就连附近或远乡农村的青年也经常络绎不绝地来到四师向他请教，和他攀谈。他的房间里经常出现一种热腾腾的气氛，彼此争辩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代英同志讲起话来，象江河之水，几乎永远也没个尽头，而且那么诙谐、亲切、中肯和富有鼓动性。
代英同志每天工作达十八个小时以上。虽然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身体很瘦弱，眼睛也高度近视，但他从不考虑这些。他一有空就写文章，速度也很惊人，曾经一天写过一万五千字。发表在《少年中国》上的《我的宗教观》等等，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演讲也是他的经常工作之一。当时宣城四乡的农民常常闻讯赶来听他演说。代英同志或谈笑风生，或涕泪呜咽，或振臂高呼，或捶胸顿足，一讲总是好几个小时。他不疲倦，听众更是兴奋。
三、到芜湖和安庆演说
一九二一年年初寒假，“芜湖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到宣城四师，请代英同志到芜湖给学生作一次演说。他马上答应了。
他约定到芜湖的那天，芜湖学生会派了代表到芜大路口去欢迎他。当时，代表们一直在盯着每一个坐轿或乘人力车的行人，可是已经黄昏了，还没有见到代英同志的影儿。代表们回校，才知道恽代英同志已经“身背小包，脚穿草鞋”来到了学校。
他离开芜湖前夕，“和含学会”的《会刊》创刊，特地请他写了一篇《序言》①。这个“和含学会”和《和含学会会刊》是当时安徽和县、含山两县在芜湖读书的进步青年学生的组织和刊物。针对这种情况，代英同志在《序言》中写道：
“和含学会是为乡土运动而团结起来的组织，也是为了讲学做事而结合起来的组织。”
他恳切希望这个组织要“少做场面的事，多做骨子里的事；少做扎空架子的事，多做切实的事；少做与人捣蛋的事，多做改造自己、改造团体的事”。
他写道：“人只怕不好，人好只怕团结不起来，团结起来只怕中途变坏了……不然，为什么愁不能改造乡土，乃至改造中国呢！……”
接着，又应“安庆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到安庆同青年学生团聚了几天，不久就回到了宣城。
这次他到芜湖和安庆两地活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认识了不少朋友，结交了不少同志，并且和一些积极向上的革命青年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经常和他们交换关于“改造教育与改造中国”问题的看法。
一九二一年夏天，代英同志回到武汉以后，复《芜湖学社》主要成员沈泽民、高语罕②两人一封信。信中明白表示赞成沈、高当时的看法：“教育问题，正和一切问题一样，非把全社会问题改造好了，是不会得到解决的”。代英同志说：“我对于现在的教育，真有说不出的牢骚”。
代英同志当时决定在这年（一九二一年）下半年采取两个步骤：一是“若可成功，与同志办自己的学校去”；二是“无自己学校办，找个乡里与新旧同志组织自修会去”，“盼望在那里为人类多做一点事”③。
后来，代英同志果真在湖北黄冈林育南同志的家乡，办起了一所“育群小学”，作为接纳新旧同志、宣传马列主义的根据地。在这里办学的情况不属于本文范围，就不赘述了。
①《序言》原件今藏南京博物院。
②沈泽民、高语罕都是当时芜湖的进步教师，是“芜湖学社”的主要成员，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高语罕成了托派。
③以上均引自“芜湖学社”主办的《芜湖》（半月刊，1921年）。
四、上黄山“造反”
代英同志在宣城四师大抓“教育革命”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社会活动。
他曾经说过：
“为救济闭塞穷苦的农村的父老子弟，为要谋与占中国人口最大部分的农民相接近，联络其感情，辅进其知识，使他们在必要的时候，能与我们一致地进行破坏与建设的事业，以完成革命的工作，我们应当利用休假日期，作普遍全国的大规模的乡村运动”。①
当一九二一年春假开始的时候，他带领四师的一些进步青年上了黄山，历时十天。他们访问了黄山上下的一部分村庄。每到一处，他们都深入到贫苦的农民家里，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通过深入农村，向农民作认真的调查，大家深深了解到，旧中国广大读不起书的农民群众是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这些人一向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文化上受奴役。通过这次访问，青年们和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接近了，开始为农民群众没有文化知识，感到师范生的责任重大，因而也激发了青年学生积极向上并认真学习的热情。
这次活动的本身，全然是无可非议的。
可是，偏偏就在代英同志领着学生向黄山进发之后，一些流言蜚语，纷纷从阴沟里冒了出来。地方上的封建把头和土豪劣绅以及一群蜷伏已久的爬虫编造了一串又一串令人惊异的谎言，说什么“恽代英带学生逃往黄山造反去了！”“做过激党去了！”他们一面向反动政府告密，一面又撺掇随代英同志同去的学生的学长向学校要人。他们以为这样一来，便可一举搞掉代英同志。然而谣言经不起事实的反驳，没过多天，代英同志带着学生愉快地回校了。
①恽代英：《预备暑假的乡村运动一一一“到民间去”》
五、纪念“五四”和“五九”
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是“五四”运动两周年，代英同志发起和主持了在宣城积谷仓举行的纪念大会。
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历时两个多小时。他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军阀的横行霸道、土豪劣绅的鱼肉乡民等等现实，都作了尽情的揭露。他说，怕就不说，说就不怕。他在讲话快结束的时候，郑重地警告地方上的一切坏蛋。他说，一个人过了四十岁如果再不肯上进，就变成了腐朽无用的废物了。一旦变成腐朽无用的废物，那与畜牲有什么区别呢！这些话象一把利剑戳到那些坏蛋的心坎上，使他们象受伤的野兽那样发出咆哮。
代英同志从来不在任何恶势力面前退缩一步。不管险恶的风暴来得如何凶猛，他只知道“战斗！”“战斗！”“继续战斗！”在五月四日后的五天，仍由他主持了“五九”六周年纪念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廿一条的国耻纪念日。
会上，首先发言的是两位朝鲜青年。他们分别痛述朝鲜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后的种种悲惨情景。接着，代英同志阐述了中朝两国人民团结自救之道。他在会上一再号召青年要立即振作起来，行动起来，干预政治，以求自卫。否则，中国人民将如朝鲜人民一样，成为受人宰割的亡国奴，我们的国家只能被推向灭亡的深渊。代英同志讲得义愤填膺，与会者也无不声泪俱下。然而，那些地头蛇——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却把代英同志看作眼中钉。他们看到革命青年力量又一次地大集结，更加恨之入骨。
从此，那些万恶透顶的家伙不再光是背地里叽里咕噜地放阴风，而是磨刀霍霍。公开迫害代英同志的罪恶行动开始了！
“五四”那年被先后撵下台的官僚校长杭克俨和谢斗生两个“百足之虫”，这时也以为有机可乘，公开地跳将出来，大打出手。特别是杭克俨，是安徽督办张文生的亲姑老表，而张文生又是大军阀张勋的亲侄子，自觉后台硬，攻击代英同志更为恶毒。他们扬言将“放火烧掉四师和撤换校长”，以此进行威胁。并迫使一些学生不到校上课。反动军警也日夜巡逻，耍尽了各种卑鄙手段，终于在一九二一年暑期前夕逼走了代英同志。
代英同志一回到武汉，便同他的战友肖楚女商量如何继续占领宣城四师这块阵地问题。就这样，肖楚女同志于同年九月，为了接替代英同志的重担，毅然以“国文教员”的身分来到四师。这时，四师校内的斗争也转趋剧烈。学生自治会名义上还继续存在，但内部经常争吵不休，有时发展到械斗的地步。当时没有一个人敢于或愿意出面过问，只有肖楚女同志经常从中解围，然而最后也同样被扣上“造反”、“鼓动学潮”、“收买人心”的大帽子，只干了一年光景就被反动当局革职而去。那位从远道聘请代英同志和肖楚女同志的校长，不久也因此挂冠。尽管如此，但是这两位伟大的先驱者却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培育了象李求实、吴华梓等几株幼苗，使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六、第二次向皖南“进军”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了。帝国主义者接二连三地制造了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福州惨案”①和“青岛惨案”②，终于激起了一场广泛宣传革命的政治运动。这时，党组织派了大批得力干部分赴全国各地领导这场运动。代英同志这时接受党的指派，首先在上海以《孙中山逝世与中国》以及《孙中山先生死后》为题，公开发表演说，并在三月十九日和四月四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上述两篇讲稿。他强调孙中山先生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积极作用，号召国民党的民主派继续坚持“国共合作”的政治路线，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进行最顽强的战斗，直到最后胜利。
不久，代英同志应安徽芜湖等地（这次也接受了南京、丹阳的邀请）群众团体的邀请，并接受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托，以“上海国民党总部代表”这一公开合法的身分，参加了芜湖等地的“追悼中山先生大会”。
这年四月二十二日，代英同志到了芜湖，住在芜湖交通旅馆里。四月二十三日，大会在芜湖“湖南会馆”举行，代英同志作了长时间的慷慨激昂、哀婉动人的演说。③当天下午，他又给芜湖第二农校、甲种商业学校学生作了一次演说。④代英同志告诉学生：
“我们宣传不同基督教一样，基督教传教为‘上帝’，我们‘传教’为国家……”
“你们学蚕的，学农的，学工的，学商的，毕业出来只可以教书，同师范生争饭碗子……此外，能有什么事情可做呢！……中国的社会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容纳人才。”
“社会上没有饭吃，只有‘抢’，‘老先生’必定说：‘你们是过激党。’现在逼得人家走这条路。‘抢’，不见得能‘抢’得到……，教育经费统统被军饷占去了。
“兵太多，常常打仗，还有匪患……”
“最近段祺瑞政府承认什么‘金佛郎案’，金佛郎纸换金，中国每年要折七万块钱……这样，都加在我们老百姓身上。”
他接着又谈到了“洋货倾销问题”。
他说：“我们的鸡蛋三四个铜子一个，外国鸡蛋两毛钱一个，外国人想了一个毒辣办法，加我们一毛钱税；中国茶叶，外国人很爱，但他们在锡兰设了一个关卡，加重税，茶叶不能去了；外国商品值百抽五，中国商品值百抽七十五，限制了中国货的出口，而洋货却遍地皆是。”
“侵略者吸尽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总税务司安格联就是‘中国皇帝’，北京段祺瑞政府巴结他，大权都直接掌握在他的手里……，他手上的钱，尽是中国人民的血……。”
最后，他号召青年学生起来革命，革外国侵略者的命，革军阀专制政府的命！要进行坚决的斗争，把一切不平等的条约都废除掉。
代英同志清楚地看到新时代即将光临的先兆。他在党的领导下，不倦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努力抓紧一切有利时机，扩大革命影响，把成千成万的新鲜血液吸收到党的组织中来，并且使统一战线工作紧紧地跟上工人运动的发展。所以他每到一处或每作一次演说，总是不厌其烦地把国内外的阶级斗争现实解释给群众听，号召有血性的中国人民起来进进行坚决的斗争。
代英同志在安徽的革命活动，只是他千万桩革命实践中的一个片断。这些活动，应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我认为当我们考虑写中国共产党安徽地区党史的时候，应该把这些革命史实当作重要的组成部分。
①“福州惨案”，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福州学生数千人为反对美国对中国的教育侵略，向福建省公署请愿。美国却指使福建军阀政府屠杀学生，结果七人死亡，数十人身受重伤。
②“青岛惨案”，是日本一手制造的。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日本资本家用野蛮手段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组织工会，激起了工人大罢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取得了胜利。但日本纱厂不履行条件，反而勾结军阀拘禁工会人员，激起了“五・二五”的第二次工人大罢工，工人惨遭屠杀。
③事见安徽《芜湖工商日报》。
④演说记录稿今藏安徽博物馆。
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外，均摘自作者五十年代访问陈介孚、方伯殊、赵懋常几位老前辈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