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敏志
（一）
安徽国民党左派在大革命时期坚定地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同盟，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由于这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受到了当时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起核心作用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影响，具有革命的倾向。他们多半服务于教育界，其中包括一部分学生。在安徽学界，反帝反封建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历来占优势，这从历史上说，有其较深的渊源。
远在辛亥革命以前，安徽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倾向提倡实业，兴办教育，当时各重要城市官办或私立的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他们纷纷聘请留日学生或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学生为教员，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方式，一反科举旧制，开始接受新文化，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其中革命色彩最鲜明的要算是“安徽公学”。由于创办人李光炯和卢仲农都倾向革命，所以当时提倡革命的人多荟萃于此。安徽公学与其他具有革命倾向的学校均有联系，还与东京同盟会总部及南京、安庆、合肥等地的革命组织互通声气。所以当时的安徽公学就成了“中江革命之策源地”（《李光炯先生事略》）。
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韩蓍伯在安庆创办“安徽船报”，鼓吹平等自由，他同激进的同盟会员、首任安徽都督孙毓筠合作一致，组织青年军准备北伐。当时同盟会员与韩蓍伯经常在一起的有李光炯、卢仲农、张鸿鼎、史恕卿、朱蕴山、常藩侯等人，在安徽形成了反对封建势力、把辛亥革命进行到底的一股力量。可是，在都督孙毓筠去职以后，韩蓍伯突遭暗杀，安徽新兴的革命势力遂受到一次挫折。
在“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安微进步的国民党人分别在言论界、教育界进行活动，以朱蕴山主持筹办的“评议报”为活动中心。从“六二”学潮到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到驱逐李兆珍，到殴打猪仔议员等一系列的壮烈的政治行动，他们都密切联系各学校的革命青年，坚决同腐朽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为了充分发挥国民党左派的作用，在客观上需要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之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二）
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组织，根据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致力于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许多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起到领导核心作用。在安庆、芜湖两地自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的秘密组织起，即有秘密的国民党组织，“民校”是当时地下国民党的代称。最初每个青年团员几乎都兼跨“民校”。据安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统计，该市当时共有团员二十三人即有二十一人参加“民校”。芜湖市一九二四年五月登记，共有青年团员四十六人即有三十人参加了国民党。因此党领导“民校”的工作是通过党员、团员参加它的领导核心来实现的。据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安庆团组织给党中央的信称：“现一师‘民校’，尚能如愿改组，较为顺利。所有改选职员大多亦不出本支部同志意识之范围。”“此次‘民校’改选人员除一、二较为接近于吾等之非（党）同志外，余均以同志充之，使‘民校’事务为我们同志所指挥。”
一九二四年初，国民党左派深感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所以各市各县都从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入手，逐步建立市县党部组织。最先组织党部的，是芜湖和宿县，其次是安庆，随后继续组织的，有铜陵、寿县、郎溪、合肥、盱眙、滁县、绩溪、风阳、英山、贵池、宿松、潜山、桐城等三十余县。其中大部分为共产党员所领导，当时全省国民党左派约有党员一千七百余人。
安庆市党部常务委员周骏，委员有郭士杰、许杰、张浩然、方蓝轩、李竹声等。下辖三个区执行委员会和江南区执行委员会。
芜湖“民校”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先后由李宜春、李克农、王坦夫、杨士彬、周范文、钱杏邨等负责，下辖三个区党部。
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建立，是在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这次大会安徽的代表为黄梦飞、沈天白，朱蕴山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会上柏文蔚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闭幕后，由朱蕴山等提名推荐、国民党中央任命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藩侯、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等九人为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一九二六年春季，朱蕴山返皖，邀集光、周、沈等在安庆邒家坡成立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推举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为常务委员。
安徽国民党左派各级组织建立以后，迅即领导了全省人民开展支援五卅运动的斗争、支援北伐战争，支持学界反对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斗争，以及同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斗争，较好地发挥了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积极作用。
（三）
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左派组织，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领导核心，胜利地开展各方面工作，推动革命运动发展，引起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等一切反动势力的仇视，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打击、镇压。国民党左派组织是在不断地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中前进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以管鹏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眼看左派省党部即将成立，擅自在省教育会召集原来的国民党员三十四人开会，非法决定抢先组织所谓“临时省党部”，并派陈紫枫、万心斋到上海反动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接洽。同年三月公然在宣家花园十三号也挂起了“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牌子。这种无耻行为，激怒了左派和广大学生群众，结果由舒传贤率领一批进步青年到宣家花园十三号把右派挂的牌子砸了。并电请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予以否认这个非法组织，管鹏也闻风逃走。
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盘踞安徽的军阀陈调元对革命势力进行镇压，捕杀国民党安庆市第一区党部常委，共产党员杨兆成烈士，省临时党部为安全起见，将党部由安庆迁至上海，在旧法租界马浪路景益里暂设办事处。省临时党部在迁沪后即去电国民党武汉政府，保荐常藩侯为安徽宣慰使，回皖相机在旧军队进行策反工作。常就职后就同周新民等，经桐城到达太湖策动了陈雷所辖的一个团宣告独立，陈调元得知后派重兵来袭击，常等随陈雷部退驻黄梅；同时派朱蕴山、沈子修二人，由六安而霍山，与沈子修弟沈子臣晤商策划马祥斌的部队独立。事泄，沈子臣等遇害。
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攻克武汉，安徽临时省党部迁往汉口联堡里，委派周范文为党务特派员留驻安庆，同留在安庆的许杰、高纯一、葛文宗、郭诚淑、姚佐元、顾纯等人一起，采取隐蔽方式，继续坚持斗争。
一九二六年底北伐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安徽，军阀陈调元亦已归顺北伐军。一九二七年二月，省党部即派周新民返回安庆，准备党部公开的工作。与此同时，安徽总工会负责人舒传贤，省农协负责人薛卓汉、王绍虞等相继返皖。其后不久，临时省党部大部分负责人也随北伐军先头部队返抵安庆。
在芜湖，一九二七年二月下旬，周范文以省党部特派员的名义由安庆到达芜湖，参加了芜湖市党部由地下走向公开的筹备工作。一天清晨，天刚亮，百余名国民党员浩浩荡荡奔赴大马路，进占了豪绅陶玉堂的商品陈列所，市党部公开办公了。在市党部公开之后，芜湖县党部也随之公开。那时武汉政府发表陈调元为三十七军军长，王普为二十七军军长，陈、王在江岸举行就职宣誓典礼，曾邀请市县党部派员去监誓。
一九二七年六月，北伐军二十七师师长杨杰和政治部主任李世璋率部到芜湖，万民欢腾。政治部秘书召集芜湖旧有的各机关人员会议，告诫他们须接受党部的指导，听候改组。经过这次会议，市党部威信大增，平时遭受官绅迫害的民众，纷纷向党部递送诉状。与此同时，芜湖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亦相继成立，在农村，万春圩、麻铺圩一带农民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租抗税斗争，吓得大土豪潘伯和等纷纷逃出芜湖。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旬，安徽临时省党部由武汉迁回安庆，发出通知，定期召集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四）
正当省党部积极筹备召开全省第一次党代会，革命形势顺利开展的情况下，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由江西来到安庆，指使特务杨虎收买地宿流氓组成“敢死队”，先是在二十二日下午将省党部常务委员光明甫殴伤，接着于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唆使暴徒四、五百人携带刀棍等武器蜂拥而上，将省党部和省总工会筹备处、省农协筹备处等机关、团体的门窗、家俱、衣服什物捣毁一空；将代表薛卓汉、严子敬、刘剑冰、王昌焕、胡浩川等打得遍体鳞伤。省党部被捣毁后，当晚即由胡浩川、周范文等起草通电，向武汉国民党政府报告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反动行径。
四月上旬，党部除留周新民、童汉璋等在安庆，留钱杏邨、胡浩川等在芜湖，主持善后工作外，其余的负责人及各地代表搭乘专轮离皖，到武汉继续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有关政治决议，正式成立了省党部，新选的执行委员，除原有的临时执委九人外，还增补徐谦、王龙廷、高一涵、李宜春、张从吾、章伯钧等十几人，其中有半数是共产党员。当时执委会推选光明甫、朱蕴山，沈子修任常务委员，张从吾任组织部长，高一涵任宣传部长，周新民为秘书长。
从“三・二三”事件以后，到“四・一八”以前的近一个月中，安庆、芜湖全市和其它各地党部为自色恐怖所笼罩，负责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打伤，整个安徽变成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更为黑暗，国民党左派不得不转入地下工作。“四・一八”以后，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更加残酷，首先通缉光明甫、沈子修、朱蕴山、薛卓汉、胡浩川、朱子帆、周新民等一百多人。巢县县党部负责人方诚，宿松县党部负责人徐文藻、钟国汉、吴宝田，太湖县党部负责人戴天，潜山县党部负贵人余大化、范笑山、柳文杰、余良鳌等均先后被捕牺牡。一九二八年一月，芙湖反动派查获“互济会”的一份名册，即大兴党狱，搜捕了王绍虞、甘天沐、鲍玉兰、甘良媛、宫成栋等四十多名共产党员，王绍虞同志解往安庆后牺牲。至此，国民党省党部被迫解散，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安徽亦由于蒋介石的背叛而遭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