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戟
一
一九三七年底蒋介石不战而放弃南京后，安徽沿江各县先后沦陷，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从安庆迁六安（后又迁至金寨），对皖南各县已无法控制。这时安徽在军事上，江南划属顾祝同的第三战区，江北划属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我在名义上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委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中将高级参谋（后改任总参议）。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得到顾祝同的同意，已去湖南湘潭暂住（抗战爆发后，我的家属移住湘潭）。
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改组，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不久，李给我电报说，安徽省政府为了加强对皖南各县的领导，决定在屯溪设立皖南行署，已报经行政院任命我以省政府委员兼任该署主任，要我即赴屯溪开展工作。旋又接到顾祝同的电报，对李电所说表示同意。我既不是李宗仁的所谓桂系，更不是顾祝同的所谓蒋介石的嫡系，他们为什么忽然烧起我这个“冷灶”来？我想，除了我过去同李宗仁、顾祝同的私交还不错外，主要由于我是皖南人，对搞好地方关系，利于他们的军政统治是具有一定条件的。当时我想：抗敌御侮，人人有责。我作为一个军人，终日闲住后方，既难以见谅於人，也无以自解。皖南接近前线，又是我的故乡，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为抗战、为故乡贡献一点力量，不应该只考虑李宗仁、顾祝同的个人好恶。因此，我就决定接受这一任命。
二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在屯溪成立。根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规定，行署内设一个秘书室和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五科（到三九年后又增设一个军训科）。秘书室的人员由主任自行物色，其他各科的人员均由省政府各厅处调来。行署没有正式部队，只从驻在屯溪的一个省保安团调来一连多人归我指挥，其力量仅能维持屯溪当地的治安。当时皖南有四个专区，二十二个县，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份或者完全沦陷，或者县城沦陷；未沦陷的县份，也因江、浙战争失利和蒋介石不战而放弃南京的影响，人心惶惶不安。各县县政府人员都随时准备逃跑，很少有坚持抗战的打算；有的县长更趁火打劫，胡作非为。如黟县县长祝家饶是蒋介石、俞飞鹏的私亲，竟趁混乱之际，假手县国民兵团一个姓潘的上尉贪污舞弊，敲诈勒索，后又以分赃不匀，擅将这个姓潘的上尉枪杀。当时皖南的驻军，有国民党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屯溪附近的梅林，后移江西上饶），川军唐式遵的集团军（驻太平、青阳、石埭、歙县、东流、至德一带）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部先驻在屯溪附近的岩寺，后移驻泾县云岭）。这时蒋介石还未公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部队对新四军也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合作。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川军，对当时动荡的人心和混乱的局面，不但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反藉口抗战需要，大兴徭役，加重人民负担，制造地方纷扰。而新四军则处处为人民着想，从不向地方要一针一线，并极力开展政治工作，宣传抗战，安定人心。面对着上述情况，我的打算是：首先必须整顿县政，树立廉洁的政治风气；必须团结地方公正士绅，发动民众，提高抗战信心。对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要表示尊重，对川军的上层要多加联系，对新四军更要保持接触，以免发生纠纷。只有这样，才能使行署的工作顺利开展，皖南的抗战局面得到稳定。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正准备在歙县召开皖南的专员、县长会议时，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以下简称省动委会）派周松圃、余华、焦鸣銮、范治农同志来到屯溪，筹划开展皖南的动员工作。我就根据省动委会的指示和他们的意见，成立了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以下简称省动委会办事处），我兼主任，江𬀩、周松圃为副主任，余华、焦鸣銮、范治农和省动委会介绍来的邵之枢负责实际工作。当皖南的专员、县长会议在歙县开幕后，我在会上着重地强调了发动民众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县成立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省动委会办事处领导下积极进行动员工作。会后，动员工作开展很快，特别是广大的知识青年被发动起来了。省动委会办事处组织了八个特种工作团，并按县成立了直属青年工作团（一县一个）。这些工作团的成员，绝大部分是积极要求革命的进步青年。他们不计待遇，不畏艰险，深入农村，深入敌后，进行抗日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帮助各县广泛地建立了青年抗敌协会、农民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等组织，一时皖南各县出现了坚持抗战的生气勃勃的局面。
由於民众动员工作的开展，皖南局面日渐稳定，原来逃往后方的国民党一些官僚政客也先后扛着抗战招牌来到皖南。其中有安徽省教育厅长方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教育厅和省党部本应设在省府所在地，因为他们怕驻在江北向后方逃跑不便，故单独跑来屯溪）和省党部皖南办事处主任余凌云等。他们一到屯溪，就对皖南动员工作造谣生事，企图插手。由于我对他们采取不理睬的态度，他们无法施其伎俩。一九三八年七月，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从上饶（当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已迁上饶）来屯溪，向我提出：皖南属于第三战区，皖南民众动员工作应由第三战区领导，省动委会办事处应该改组。我对他说：省动委会办事处是根据省动委会的指示，按照安徽省的行政系统建立的，不好随便改组，如真要改组，组织人事也应由皖南行署负责，不能随便变更。他当即表示改组后，组织人事不动。我认为这只是名称上换一下的问题，关系不大，所以就同他商定由第三战区政治部、皖南行署和省动委会办事处各指派代表会商改组的手续和时间。接着第三战区政治部指派巫兰溪、许闻天和张某为代表，皖南行署指派程万孚为代表，省动委会办事处指派邵之枢为代表进行会商。不意在会商中，巫兰溪、许闻天等改变了谷正纲和我原来商定的原则，一定要改变组织和人事。范治农得悉赶去，坚决不同意这种要求，同许闻天大吵起来，不欢而散。后来听说谷正纲所以临时变卦，是由于刘真如、余凌云等从中怂恿，他们企图趁着改组把皖南动员工作抢将过去。我对谷正纲这种反复无信的行为非常不满，就率领皖南行署和省动委会办事处的一些工作人员前往各县视察行政和动员工作，表示不愿再同他商谈省动委会办事处的改组问题。
谷正纲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一九三八年十月，他利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打电报商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同意后，又以顾祝同的名义电促我接受改组意见。至此我已无法拒绝，于是就把省动委会办事处改组称为第三战区皖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仍由我兼主任委员，以刘真如和金慰农为副主任委员（这时周松圃已病故），常委有焦鸣銮、葛剑寒、程中一、吴蝶卿等。委员会内设总干事一人和组训、宣传、情报、服务、总务五组。在决定总干事和各组人事时，谷正纲介绍巫兰溪充任总干事，许闻天充任组训组长，刘真如则介绍他的科长王枞充任宣传组长，张俊充任情报组长，只留服务和总务两组由我派人，显然他们想将皖南动员工作一把抓去。我除介绍范治农充任组训组副组长，余华、王光道、朱纪章等充任服务和总务组的组长、副组长外，由于组训组工作重要，而许闻天在先前代表谷正纲会商改组时又同范治农大吵，给我的印象不佳，因而我就向谷正纲表示不同意许任组训组长。僵持很久，谷正纲改提孙耀五充任组训组长，我才不再拒绝。改组后，由于范治农、余华继续参加实际工作，谷正纲、刘真如虽然派了几个组长，并未能实现他们把整个工作抓将过去的企图，各县和各工作团的工作仍然蓬勃地向前发展。
三
皖南是我的放乡，我在决定当皖南行署主任时，就想尽量争取做点有益于地方的事情，给家乡父老留下一点好的印象。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皖南局面稳定以后，我曾利用行署职权和个人关系做过如下的事情：
（一）不征兵。皖南人民一向没有当兵的习惯，听到征兵，如降大祸。我曾藉口皖南山多人少，农村劳力不够，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和安徽省军管区司令部以软抗硬拖的办法，一年多没有征兵。
（二）恢复公路交通。战前皖南公路交通就不发达，抗战开始后，公路破坏，车辆无踪。我曾督促各县积极赶修公路，请托中国茶叶公司负责人章某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代购新、旧卡车十二辆（这在当时很难办到），改装客车，行驶各县。
（三）恢复和扩建学校。除恢复扩建皖南原有的学校外，曾帮助南京安徽中学、芜湖芜关中学、上海复旦大学附中、上海法学院和江苏联立中学等在皖南复校。
（四）创办屯溪市民医院。皖南是地方病相当严重的区域，屯溪过去从无医院。我与地方人士倡议创办市民医院，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不给经费，我商准国民党中央救济会，拨给两千元开办费，又按月补助经常开支五百元；同时由皖南出口的茶叶税上附加一定的医药捐款，并组织董事会负责实际领导。当时有病床四十多张，每日门诊有时多到一、二百人。
（五）设立戒烟所，严禁鸦片。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从不拨发禁烟经费，经我商请地方人士筹募经费成立戒烟所。从一九三九年春开始，每县每期送十人到所戒烟，医药伙食完全由行署供应，每半月一期，一年内共有二千多人戒去鸦片烟瘾。
（六）救济难民。当时流落在屯溪的难民为数甚多，他们生活极为困难，而一到严冬更是饥寒交追。我曾商请国民党中央救济会驻皖南区的特派员弘伞法师拨款救济，但为数既少，且不及时。地方人士金慰农、吴蝶卿等提议在皖南发行“彩票”，我认为流弊太大，没有实行。后来征得香烟商人的同意，在每包香烟上适当的附加难民捐，使救济经费有经常的来源。隆阜设立难民收容站，经常收容难民数百人（多的时候有过二、三千人），组织他们生产劳动。一九三八年的冬季，还发放了一次棉衣。
（七）设立皖南食盐调剂处。皖南由于对外交通不便和被敌人封锁，食盐问题，时感紧张。经我商请地方人士成立食盐调剂处，推金慰农、程荷生主其事，经常向浙江方面换进食盐出售，消除人民淡食的恐慌。
（八）储备抗战物资。为做好长期抗战准备，我曾极力筹措经费，收购相当数量的食盐、稻谷、煤油及硝磺等军用物资，储存于距屯溪四十五里的深山黄尖一带，并指示各县政府也做好这项工作。一九四〇年四月我去职时，这些物资都如数交给了后任。
这些工作，我开始以为对皖南地方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实际上是自欺欺人。如恢复和扩充学校，收容了不少流亡失学的青年，而这正好使国民党的军训处和教育厅麻痹青年思想有了更多的便利。又如设立戒烟所，当时虽使一些吸食鸦片的人不能不暂行戒绝；但同一期间，国民党中央财政部高唱所谓“寓禁于征”的政策，在屯溪设立土膏行，允许鸦片公开买卖，从中抽税。因而有些人这边戒掉，那边又吸，戒烟所只是徒耗民财。再如购储抗战物资，不但使当时有些品质恶劣的官吏可以从中舞弊，而且在我把这批物资如数移交后任后，听说他全部中饱私囊，无异于我替他扛了一次搜刮人民血汗的口袋。解放后，我看到烟、赌、娼完全禁绝，看到国家工业、农业和交通、文教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看到过去谁也认为无法防治的皖南地方病得到根除，不但使我认识到党的领导正确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同时也使我愈加感到作为反动政府的一个官吏，仅凭个人善良意愿，想做好事，是不可能的。
四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认为屯溪接近江、浙前线，是走私资敌、大发国难财的最好场所，从重庆派到屯溪来的军政机关和特务组织，日益增多。如军委会动员视导第三团、财政部禁烟督察员办事处、前线日报社以及各种垄断性的经济组织等。他们一面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讹诈；一面腐化堕落，荒淫无耻，把屯溪弄得乌烟瘴气。当时有人把屯溪称为“小上海”。这些贪官污吏、特务兵痞，是所谓“中央”派来的，谁也不敢过问，因而我感到不能再千下去了。一九三九年十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病死，继任的李品仙是我早年在广东时就熟悉的阴险狡猾、什么钱都想捞的家伙。我不愿同这样的人共事，于是就藉机辞职，到一九四〇年四月正式交卸。前后整整两年。
本文作者曾任安徽省副省长，已故。
巡抚附：本文关于皖南征兵的描述，可谓恰如其分。和江北相比，皖南灾荒兵祸较少（抗日战争期间皖南所受影响也很小），山货湖产富饶丰足，人民相对安居乐业，江北灾祸连连兵祸不断，灾荒之年处处饿殍遍野，人民无法生存故此大多落草为寇或者外出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