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大荒
大汉奸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权时期，曾配合日寇先后在苏、皖两省开展了罪恶的“清乡”活动。安徽“清乡”的前一阶段，我曾参与。回忆当时经过，不仅那些头目们是国家民族的罪人，即我这样的配角，也是罪无可逭。为防止这段史料湮没，特回忆所见所知，以供史家参考。
一、“清乡”是怎样开始的
一九四一年，伪安徽省政府改组，“维新政府”所任命之伪省长倪道烺去职，由汪政权任命曾任伪江苏省长、伪南京市长之高冠吾为皖省主席。高系江苏省崇明县人，北伐时代做过第十军副军长（军长是王天培）、徐州镇守使，素有政治野心，蛰居上海，在大汉奸江亢虎所办之南方大学任教。日寇侵华，江亢虎首先投敌，任“维新政府”要职。高正久蛰思动，同时日语又极流利，适合当时需要，竟然由南京市长而江苏省长，成为日伪时期的著名人物。汪精卫粉墨登场以后，伪维新系的人大多失势，但因高精通日语，与入侵日酋能直接交谈（如当时汪伪之特别顾问日寇中将影佐祯昭、南京特务机关长三国、原田等，都和高声气相通），因此，汪伪对高不敢得罪。江苏省是块肥地盘，被汪之亲信特务头目李士群夺去，汪伪不便让高落空，就把高调任安徽。原汪伪省长倪道烺，则给予一个伪国府委员的空衔。高到任后，看到当时的安徽地瘠民贫，环境又相当复杂，一肚子牢骚。同时，看到李士群在江苏大搞反共清乡，官上加官，发了大财，更加眼红。因此，时刻都想在安徽也来一番“清乡”，借此献媚敌寇，扩充实力，发发横财。但是，李士群在江苏搞“清乡”，有其特务武装做基本武力，又得伪绥靖军司令任援道与之合作，所以能做出那样市面。高在安徽本无历史渊源，手下又没有可供指挥的部队，要搞“清乡”，实无条件。但高寇吾政治野心既大，个性又刚愎自用，到任不久，即仆仆于南京、蚌埠之间，其谋臣、策士也为之奔走，结果在一九四一年夏季，经南京伪清乡委员会核准，高兼办安徽省“清乡”准备事宜。
二、“清乡”的阶段和步骤
敌伪在安徽进行的“清乡”，可分为两个阶段、四个步骤。两个阶段是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四个步骤是：第一步清查户口，统制粮盐：第二步设检查哨，封锁物资；第三步并村立堡，坚壁清野；第四步武力清剩，实行扫荡。第一阶段只进行一、二两步骤，第二阶段则进行三、四两步骤。高寇吾由于没有武力，所以只能先搞第一阶段。当时计划皖南“清乡”以芜湖为据点，皖北“清乡”以临淮关为据点。后因看到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地方抗日爱国武装力量相当强大，深恐南、北同时进行，分散人力，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先在芜湖设立据点，开始清乡准备工作。首先成立清乡人员训练班（班址在环城西路小学内），派省府高参、绩溪人胡宗王为班主任。招训学员以市区十三个坊公所的坊保干事为主要对象。其次是城市无业游民及流氓地痞。规定三个月为一期，结业后，派往乡、镇任乡、镇、保甲长，或派充检查哨的检问员。又设立省清乡事务局筹备处，胡宗王兼处长，所有经费一律由田赋附加和货物税附加中拨充。当时的“清乡事务局”在“清乡高于一切”的口号和经费特别充裕的条件下，被认为是一个特权机关，争欲插足大捞一把。胡宗王既负责筹备工作，又主持干部训练，对未来的局长一席，抱着“舍我其谁”的态度。但实际情况却恰相反，因为胡、高之间本无渊源，胡之得任斯职，一方面由于胡之族兄、伪省府委员、伪蚌埠新报社长胡大刚竭力推荐。另一方面由于胡自吹自擂，夸张自己在皖南有很大的潜势力，特别是在旧徽州府属有如何大的声望。因此，高才委派胡来芜湖打头阵，但胡在筹备期间，只会搞钱自肥，并无成绩。高在考虑清乡事务局人选时，已决心去胡，但一时也无法找到适意人选。恰巧汪伪省府秘书长兼财政厅长谢学霖（芜湖的出名劣绅，军阀时期曾任安庆道尹、教育厅长等职）向高自荐，高对谢的关系本来不好，很想把他调开，所以趁机让谢到芜湖当清乡事务局长。胡得悉后也就此捆载而去，既不交待也未醉职，后来不了了之。一九四二年，正式成立汪伪安徽省清乡事务局，局址在芜湖和平巷原广益中学内（即现在十中校址）。
三、“清乡事务局”的组织和活动
汪伪安徽省清乡事务局，设局长一人，由谢学霖调任。省委秘书一人，为湖南人张民铎；局委秘书一人，为芜湖人贺相卿。秘书室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管财务、事务、行政及不属其他科之一切公务，科长为江西人徐凤翔；第二科管文教、宣传及在校学生与社会青年思想动态之调查研究，科长为江苏人朱友白；第三科管建设工程和检查网，科长由贺相卿兼。附属机构有清乡人员训练班（谢到职后，班主任为湖南人缪某），芜湖军宪警联合稽查处是一个直接危害人民的机构，也是“清乡”工作中一个执行伪法令的机构，一切罪恶勾当大都由这个处去干。该处人员也从这些罪恶勾当中发了大财。如因为要清查市区户口，就首先实行了户口粮盐制度，规定凡属市区正式户口，一律计口配粮。这样，既可限制外来流动人口，又可以把荫蔽在市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查挤出来。这一个办法是极其毒辣的。但由于并未取缔私人经营的米盐店，致使一般坊保甲长，大肆利用职权克扣户口粮盐。市内居民经常十天半月才配到一次，而最大的数量，每口不过三升；粮质之坏，达于极点。至于地方上的绅士和汪伪的在职人员则不受限制。以我为例，我家有六口人，配给数总是超过人口的十倍以上，粮是精米，盐为白盐。一般户口，则必须求诸私商，用高价购买，以度苦难的岁月。又如在管理粮食方面，有米粮统制委员会，负责人为伪商会会长李慧龙。在管理纱布方面，有棉纺统制委员会，负责人前一阶段为伪商会副会长龚伦甫，中间一阶段为青帮头子肖达三，后一阶段不详。这两个所谓统制委员会在大的方面为管理粮食和棉纱外运，小的方面则分配给私营商店以货源。所以他们都经营粮行、纱号，操纵市场，垄断投机。同时，这两个统制委员会都与“清乡”工作配合，把民生所需的主要物资，完全掌握在伪官与奸商之手。沦陷区的民生疾苦，也不难想见了。
四、“清乡”准备阶段中的一些罪恶事迹
“清乡”的第一阶段中的第一个步骤是清查户口，管理粮盐。办法是抽查：认为某一户有嫌疑，白天不动声色，夜深人静后才由“军宪警联合稽查处”派出荷枪实弹的军警，会同当坊保甲长，闯入民居，翻箱倒箧，大事搜查。例如住在石桥港附近之汪某，系一书店店员，因平时不善逢迎，又享有先人遗产，于是便成了清查对象。在某一深夜，十多名伪军警带着保甲长到汪宅搜查，凡是稍可入目的衣物，都视为违禁品，概予没收。最后在一衣箱内查获一张旧照片，遂指为私通中央军的证据，连人带货，一起送到稽查处。讵意此案又为伪特工站所知，认为既是通敌案件，应由该站处理，向稽查处要人，双方你争我夺。结果汪某倒霉，两边花钱，八方请客，才算保全性命，但已一贫如洗。不久，其妻病死，汪亦落泊他乡。另有居住北门附近之郑某，薄有家财，不知在何场合，开罪了伪特工站的杨某，于是杨化名向清乡事务局告密，检举郑私藏军火。局方不察，转令稽查处迅即处理，当即宣布临时戒严，出动大批伪军警去搜查，结果一无所获。正准备撤回，日本宪兵队突然驰至，把稽查处的官兵包围，勒令缴械，平日狐假虎威的伪军警都吓破了胆，口呆目瞪，俯首听命。这一场纠纷，把芜湖闹得风声鹤唳，大经济汉奸如汪××等，都吓得避往京沪。事后才知道：郑某原是日宪的便衣，杨某想报复他，又恐引起日宪的反应，於是使个坏主意，让清乡事务局来背黑锅，而杨某则坐山观虎斗。
其次，“清乡”第二步骤的设检查哨，封锁物资。按照汪伪中央清乡委员会的计划，凡在“清乡”地区的一切主要物资如米、盐、糖、火油、棉纱、棉布、颜料、西药等，都不准外运。清乡事务局在芜湖近郊设立检查网，通往远乡或内地的交通孔道，都设有检问所，每个所都建有碉堡，有日伪军驻守，由清乡事务局委派检问员驻所检查往来行人。他们不仅在其辖区内任意没收商品，处罚旅客，还凭着一张检问卡，在市区横行不法。例如居住东门附近之合肥人何某，其妻因携带木机黑线呢五段，经过下长街被检问员扣住，要没收货物并罚款若干。妇女不知厉害，出言顶撞，致触其怒，当即连人带货送往稽查处扣押。同时又逮捕何某到案，严刑拷打，要他承认“私运通敌”。后经人疏通，货物没收，罚款数千元，何某夫妇才得出狱。何於受刑之后，倾家荡产，一气之下，一病不起。又如长街某商号，因出售少量颜料给一屯溪顾客，被检问员侦悉，认为“资敌”有据，竟将其资产充公，店主经有力者缓颊，方免入囹圄。以上所举，不过是扰民罪行的一鳞半爪。另外一个事例，当时纸烟供应非常紧张，买纸烟必须交铜元二枚，才能买一包中等烟。这是日寇想出来的恶毒办法。搜刮铜元做子弹壳，然后再来打中国人。其次是日寇侵略我国，每占领一地，首先推行毒化政策，企图使我国陷于亡国灭种。在“清乡”区更是如此。任何非法经营，只要认缴“清乡捐”，就是合法的。当时的芜湖，鸦片烟就是公开买卖，且设有统制机关，美其名日“宏济善堂”，其主持人为大烟贩兼蒋匪特务蔡公一。由川江和汉口等地运来的烟土，除由该堂便衣武装保护外，清乡事务局附属之稽查处，亦负有保运、保储之责任。市区内烟馆林立，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不知有多少人终日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特别是皖南自开展“清乡”后，由芜湖至宣城一线，大种烟苗，只要认缴“清乡捐”，就能得到伪乡政府保护。
同时，封建地主组织的“刀会”武装，亦被认为合法，并且视为“清乡”的基本武力，于是会道横行，无恶不作。地方保安团队，对此不仅不加管理，且互相勾结。由芜湖到湾沚镇（伪宣城县政府所在地），相距仅几十里，刀会大坛就有三个，小坛有八、九个，终日烧香念咒，妖言惑众。
五、“清乡”准备工作结束后的概况
一九四三年春，伪安徽省政府突告改组。伪省长高冠吾调任江西，继任者为伪行政院长周佛海之亲信罗君强。当时汪伪中央决定以罗易高，是因为高冠吾在皖搞“清乡”，自己没有基本武力，所恃者仅其把兄弟、伪省保安司令李干青所统率之三个保安团。李为正阳关人，辛亥时，曾组织淮上民军，军阀时期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年代，均未能爬上去，但在家乡却成为坐地分赃的山大王。李的烟瘾很大，高冠吾常戏称之为“双枪将”。所部伪军几乎全是土匪收编，不仅毫无纪律，又缺乏战斗力。汪伪中央不信任高的基本武装力量，才以罗君强来代替高冠吾。周佛海并将拥以自重的“精锐”部队——伪税警团一部分交罗，作为“清乡”的基本武力。所以罗君强到皖以后，第一步就抓“清乡”，派蔡羹舜为安徽省芜湖“清乡”督察专员兼芜湖县长，在芜设立“清乡专员公署”。至此，“清乡”准备工作宣告结束、以后即转入“清乡”的第二阶段，即实行阶段。同时，为了配合“清乡”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伪安徽省党部亦在芜设立“清乡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由曾充蒋匪军统特务、皖北人程中匡为特派员。并就原清乡人员训练班旧址，开办清乡党务人员训练班，目的在于随同“清乡”军事进展，把反动派的党务活动也推行到每个角落。我因高已调任、又与罗、蔡均无渊源，遂被淘汰。
最后，必须说明：汪伪在安徽开展“清乡”，不论在皖南、皖北都是以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为“清乡”对象。封建地主武装，则做为“清乡”武力中的基本势力。总之、在汪伪统治时期，除卖国殃民而外，“清乡”活动是最突出的罪行，今天所写出的，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片段罪恶实例而已。
（附）几点补充
1、高冠吾和谢学霖的矛盾，主要是派系不同，高是“维新”系，谢是旧“安武军”倪嗣冲系，且为高之前任倪道烺的亲信，也是安徽地方势力的代表。当伪省府改组时，倪之亲信蚌埠财阀唐少侯，原任财政厅长，这个位置必须与伪主席有深厚渊源，才能应付裕如。但唐的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为了去唐，又不太刺激倪系，所以就荐谢出任财厅。讵省府组成后，谢对高一切措施，大都阳奉阴违。例如省府拨款签发了支付命令，下达财厅，经常以无款可拨，一再推迟。当时主要税源为凤阳、临淮两个地方税局，这二局又被谢视为禁脔，因此府厅之间，明争暗斗。嗣高将谢调为伪省府秘书长，财厅一缺，由伪省委邓某继任。于是高谢之间，矛盾更为尖锐，大概八、九个月后伪省府改制，省主席改称省长，省府设政务厅，裁撤秘书长，谢学霖被外调为清乡事务局局长。
2、芜湖军宪警联合稽查处，其内部组织是在处长之下设副处长一人，由伪警察局长兼任，秘书一人，并设有总务科、行动科、侦讯科、拘留所。其主要职权是按照汪伪清乡法令，对市区户口，能随时机动清查。同时对车站、轮埠和特种营业之旅社、酒馆、烟馆、妓馆、戏院等，都有管理、检查和逮捕之权，但在大体上系以维持治安的名义，肆行其扰民之实。
3、伪芜湖军宪警联合稽查处，最初原系军警联合，嗣因时的车船交通，完全为日寇控制，特别是日本籍的浪人，经常在市区滋事，所以才通过日寇的宪兵队，派遣一部分宪佐参加稽查处活动。这些宪佐，都是日寇宪兵队募集的流氓地痞，施以短期训练，作为日寇宪兵队的辅助兵，所着军服，也和日寇一样，当时芜湖市民喊这些人为“二鬼子”。这样，才打出“军宪警联合稽查处”的招牌。
4、关于政治迫害案件，因我所述的是清乡事务局的经过，也就是“清乡”准备阶段、当时的有关政治案件，是由日寇特务机关、宪兵队以及汪伪特工总部芜湖站（代号是西门十一号）直接处理的。同时，清乡事务局在芜湖的武力，只有省“保安司令部”派遣的两个连，专门担任局内勤务和配合检问哨所做盘查工作，其它的武装部队，如伪中央的绥靖军第三团，伪县保安大队，都不可能直接指挥。至于日寇宪兵队虽然配合了一部分宪佐参加稽查处，但是对“清乡”工作，基本上是有矛盾的。因为在未开始“清乡”以前，关于盘查出入境货物，机动检查户口，这些有油水的事，都是宪兵队的财源，开始“清乡”以后，不但宪兵队的职权缩小，而且利益也受到损害，所以遇事掣肘。特别是汪伪登台以后，日寇为了实现“以华治华”的阴谋，有许多机关都不设“指导官”，例如清乡事务局就未设指导官或顾问之类。但稽查处的工作是机动的，没有指导官或顾问，与日寇的联系，就不可能快速及时，文中有关搜查郑某住宅一事所述的敌伪内部矛盾情节就是一例。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