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蕙
吕惠生烈士，安徽无为县人。一九〇一年出生于一个寒士家庭。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农业大学农业系，一九四〇年投奔革命队伍，四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抗日根据地历任仪征县长，路东半塔联合中学校长、无为县长和皖江行政公署主任等职。一九四五年九月新四军北撤时，不幸被捕，同年十一月壮烈牺牡。
吕惠生烈士从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最后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他的英勇一生，永远令人敬仰。
少年壮志
无为县地处大江之滨，素称鱼米之乡。然而，在天灾连年，人祸频仍的旧中国，却越来越陷入贫困的深渊。吕惠生的父亲中过秀才，虽是“书香门第”，家境却并不宽裕，有时甚至落到没有饭吃的地步。但父亲生性耿直，常以“志士不嫌茅屋小，英雄总是布衣多”等语砥砺节操，教诲子女。他待人宽厚，与世无争，但又古道热肠，好为乡邻排难解纷，常年乐此不倦，因而声名远播，深得人望。父亲的言行教诲，使吕惠生从小就养成了急人所难、正直耿介的品格。
吕惠生少年时代，曾受到周佛航先生的思想影响。周先生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口才很好，擅长讲演。他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向学生陈述中华民族的危难，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赞颂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业绩。学生都十分尊敬他，思想纯真的少年吕惠生，更是十分崇拜这位导师。
周先生倡导实业救国。目睹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农业如此原始落后且日益凋敝，吕惠生立志学习国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冀图从发展农业着手振兴中华。依靠亲友的帮助，吕惠生小学毕业后投考了安庆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经过一年时间的发愤自学，一九二二年夏，他径赴北京报考国立农业专科学校。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所农业高等专门学校，人多向往之。在有两千五百名考生报考，而只能录取一百五十名学生的激烈竞争中，吕惠生以良好的成绩得以中选。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学校里刻苦学习，勤奋攻读。学习期间，农业专科学校改制为国立农业大学。
一九二六年，吕惠生大学毕业，他回到故乡无为，准备从事棉、蚕事业的改造。但此时的安徽农村，贫困落后，农民连简单再生产尚难维持，更何谈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研究。因此，吕惠生的宏图大志简直是一筹莫展，寸步难行。
激流砺志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在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由于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北伐军指战员的英勇战斗，各地工农革命运动的响应和支持，国民革命军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开始崩溃。令人振奋的大好形势，激起了吕惠生的政治热情。他从自身的痛苦经历中，开始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光凭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能济世利民的，“实业救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开始学习社会科学知识，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迅速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吕惠生回无为不久，就听说了一桩刑事案。农民邢学年被县长刘朝纲的卫兵所枪杀，刘朝纲却纵凶不问，邢学年亲属无处伸冤。疾恶如仇、血气方刚的吕惠生得知此事，极为愤怒。他深入摸清案情后，在无城老衙口召开群众大会，当众讲明了事实真相。与会者无不愤慨，当即推举吕惠生等人成立了邢学年刑事案件后援委员会，与县长刘朝纲交涉。群众激于义愤，将邢学年尸体抬至县府大堂示威，终于迫使刘朝纲审理了这个案件，给凶手以应得的裁决。这是吕惠生步入社会以后，第一次同恶势力搏斗。通过斗争，他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逐渐成为“新派”中的“健者”。
一九二六年秋，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的精神，在无为的共产党员黄人祥、卢光楼等同志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左派县党部起骨干作用。经他们介绍，吕惠生加入了左派国民党组织（黄、卢二同志以后都为革命牺牲）。在共同的斗争中，他结识了无为的共产党人宋士英、邓逸渔、何际堂等。在与他们日益密切的交往中，吕惠生开始为一种比三民主义更光明、更理想的新思想——共产主义所吸引。
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开进无为。以左派国民党人胡竺冰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转入公开活动。他们组织了欢迎北伐军的群众大会。根据北伐军的主张，县党部与各界人士协商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行使无为县的行政职权。吕惠生被命为五人委员会成员兼第一科科长，参与执掌无为县的革命政权。无为县人心振奋，革命形势热气腾腾。
不久，北伐军离开了无为。接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为的反动势力又嚣张起来，形势急转直下。
四月下旬，无为县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卢瑞麟等与混在革命政府中的自卫团团长王绍成（县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军事科长，国民党右派）勾结起来，经过一番密谋策划，杀气腾腾地发动了武装政变。他们封闭国民党左派县党部，逮捕县党部工作人员，解散县行政委员会，下令通缉胡竺冰、吕惠生等四名县行政委员，禁止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的活动。胡竺冰、吕惠生等得知消息，携带县府大印，连夜翻越城墙赴芜湖找北伐军联系，但时局己无法挽回，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无为和全省各地一样，开始处于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
世路多艰
一九二八年间，无为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无中择师运动。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下，无为中学的一些学生积极追求进步。我党因势利导，在学校成立了学生会，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形成了一股进步势力。国家主义派的校长金唤狮对学生中的进步倾向十分恐慌，他激烈反对学生的革命活动，严格限制学生的一举一动，严厉禁止学生中革命思想的传播。混在教师队伍中的个别反动分子也张牙舞爪地为之充当镇压学生运动的鹰犬。他们的倒行逆施，激发了一场罢课斗争。学生响亮地提出：“择师自由如同耕者有其田”、“金唤狮不学无术，贻误青年”、“金唤狮不走决不复课”等口号。他们在全城大街小巷张贴传单标语，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校方和反动当局虽千方百计加以压制，但在学生坚持罢课十二天后，金唤狮终于被迫“辞职”。学生们又趁势驱逐了几个很坏的教师，并提出“拥护吕惠生来校任校长”。由于吕惠生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当时的无为县政府已撤销对他的通缉令。这时迫于学生运动的压力，只得任命吕惠生为无中校长。在学生们的欢呼声中，新校长吕惠生上任了。进校后，吕惠生大力整顿校治，支持学生们的正当要求，补充了一批进步教师，无中择师运动大获全胜。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以无中为主的无为县教育界一千多人冲破当局的阻挠，在无城老衙口集会纪念“五卅惨案”三周年。会后举行了游行，无中学生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给人民以政治自由”等口号。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无为人民精神为之一振。无为中学学生运动的发展，使当局深为不安。他们千方百计打击排挤吕惠生，使吕惠生只任了一学期校长，就不得不辞职离校。
一九二九年，无为圩区发生水灾，粮食歉收。为牟取暴利，地主勾结外地粮商将大批粮食贩运出境，致使新谷登场时粮价上涨。一场严重的粮荒已迫在眉睫，无为人心浮动。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开展了禁粮出境的斗争。吕惠生见义勇为地联络了一批开明绅士，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支持群众的斗争，投机商终于被迫将抢购来的一批粮食以平价就地出售。
一九三〇年春，无为又发生一起“烧当事件”。无为城米市街“昌和”当铺老板朱石帆，为了侵吞群众典当的财物，在偷偷地将这些财物转移之后，放火烧了自己的当铺，谎报“火灾”，企图“废除债务”。广大受害群众怨声载道。我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组织了“被烧当人联合会”，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斗争。吕惠生激于义愤，发动社会舆论热情支持。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迫使政府责成当铺赔偿群众损失。我党通过吕惠生等进步人士居中斡旋，又使县政府释放了因领导反烧当斗争而被捕的人员（都是共产党员）。
此后，吕惠生离开无为，在凤阳女中、池州乡村师范等校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三四年，在知交胡竺冰的支持下，吕惠生在无为城办起濡江书店，他自任董事长，经销发行进步书刊。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卓越成就，使吕惠生在青年学生和社会进步人士中的声望越来越高。
一九三五年，在吕惠生出任无为县建设科长期间，一次县府会议决定在东门外公有的土地上建造一座仓库。豪绅宋、杨两家多年非法霸占着这块公地，并在公地上建房筑室，自成一统。县府作出建库的决议后，这两家豪绅就凑了两百块银元派人偷偷地送给吕惠生，请他“通融”取消这项决议。向来廉洁无私的吕惠生对这种行贿丑行深恶痛绝，坚持要两家豪绅拆房让地，同时用劣绅送来的这笔钱在绣溪公园构筑一亭，题名为“洗心亭”，并作诗一首表述心志：“孽孽货利已根生，哪得人人肯洗心。只有铲除私有制，人心才可不迷金。”
吕惠生这种不媚权贵、不畏强暴的高洁品质，在那时当然难容于世。不久，他就被迫挂冠卸职。这又一次的挫折，终于使他省悟到，在这样举世污浊的社会里，是没有任何公道正义可言的；单靠个人洁身自好，无济于事。吕惠生的思想进入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时期。
投身抗战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使国土大片沦亡；对内则严厉镇压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调集重兵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使内战愈演愈烈，国事日非，民不堪命。吕惠生对国民党早已绝望，一九三六年，他愤然从组织上退出国民党，在思想上完全倾向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吕惠生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他办起《无为日报》，宣传抗日救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为抗日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工作。同时，主动与共产党、新四军联系。
一九三七年八月，张恺帆同志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获释后，受中共长江局的派遣，回到家乡无为担任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委员，从事恢复党组织的工作，领导开展抗日革命活动。吕惠生闻讯，立即登门拜访。他恳切地陈述了自己对时局的观点，愤怒指责国民党的弄权误国。张恺帆同志十分赞赏吕惠生的爱国热情，高度评价了他对抗日救亡运动所作的贡献，两人谈得十分融洽。一九三八年，吕惠生又与中共无为县委书记胡德荣同志接上关系。自此以后，吕惠生心中燃起一盏不灭的明灯。在共产党和新四军身上，他看到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对抗战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他曾书联抒发宏愿：“八千里路江山，方共策同筹，收拾平章臻上理；四百亿兆意志，看磨金炼铁，开张挞伐靖群妖。”
国民党安徽当局企图利用吕惠生的声望收揽人心，同时限制他的活动，聘请他担任官办的《大别山日报》主编。吕惠生一眼看穿了他们的用心，严辞拒绝。国民党当局就卑鄙地对他造谣诬陷，吕惠生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
在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初创阶段，武器和给养十分困难。吕惠生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四处奔走募捐，不遗余力地为之筹集粮饷弹药。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发展与壮大，有着吕惠生的一份贡献。
抗战初期，无为县长韦廷杰为自立山头，搜刮民财，拼凑了县常备队。这支军队名为抗日自卫，实际上是一支官办的土匪队伍，军纪松弛，管理混乱，经常外出骚扰，打劫民财，四乡对之切齿。为了把常备队改造成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装，在党的指导下，吕惠生利用他当时任县政府政训处主任的合法身份，把胡德荣、何际堂、周新抚、阮振础等十多名共产党员安插到政训处和县常备队的五个中队里从事政治工作。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工作，县常备队得到初步改造，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川流入海
在日寇的猖狂进攻面前，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政府却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一溃千里。他们还不顾天怒人怨，猖狂进行反共活动，镇压广大抗日军民。无为的反动派也蠢蠢欲动。吕惠生因积极参加抗日工作，早就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他的名字被列入李品仙特务的黑名单，阴谋对他加以杀害。一九四〇年二月，吕惠生毅然投奔我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从此与我党我军风雨同舟，安危与共。
党和抗日军民热烈欢迎吕惠生的到来，对他表示了极大信任和重视。同年四月，吕惠生即被我淮南根据地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淮南行政公署的前身）分配任仪征县县长；以后又分别担任路东半塔联合中学校长、无为县长等职。皖中行政公署成立，吕惠生即被任命为行署主任。由于吕惠生一贯的进步立场，特别是参加革命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热爱，经张恺帆、周新武同志介绍，吕惠生于一九四三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为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建设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
皖中根据地曾拥有无为、巢县、庐江、含山、和县、桐城、铜陵、繁昌、贵池、青阳、南陵、芜湖等县部分地区，土地面积达一万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二十万。在敌、伪、顽三面夹攻中，皖中行政公署担负着头绪繁多的政务。为适应当时的战争环境，行政公署实行精兵简政，工作人员很少，吕惠生经常轻装简从，戴一顶斗笠，穿一双麻草鞋，下乡做群众工作。他熟悉农村，熟悉群众，善于运用群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宣传讲解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又从群众中了解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带回机关认真研究、解决。从而使皖中行署的政权建设和各方面工作，开展得非常扎实。
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吕惠生很重视做好统战工作。他经常找地方上的一些上层人士做工作，向他们阐述党和民主政府团结抗日的大政方针，晓以共御外侮的大义，在政权建设中坚决执行“三三制”的原则，团结各界人士，共同做好政府工作。他还认真主持选举参议员的工作，成立了皖江行署区参议会，并发挥其积极作用。这些都有力地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农村工作方面，吕惠生同志认真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用极大的精力来从事根据地的水利建设。
皖中根据地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黄丝滩大堤修建工程，就是由吕惠生领导兴建的。黄丝滩位于长江北岸，是无为东乡的一段江堤。据历史记载，明末以来近三百年间，大堤曾决口九十六次，严重地威胁着皖中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历代统治者都只知借修堤向人民派捐要款，从未认真加以整修。为了根除这一水患，我皖中区党委和皖中行署决定兴修这个大堤。一九四三年十月，受我皖中党政机关重托，吕惠生主持了黄丝滩大堤的修建工程。黄丝滩工程委员会和工程局先后动员了无为、临江、湖东、含巢等有关地区民工二十一万人，还动员了山区人民加以支援。从十月六日起，工程历时二百一十一天，挑土四十余万方，到翌年五月初胜利竣工。江堤全长十二华里，高两丈，底宽十二丈，成为保护无为、巢县、和县、含山、舒城、庐江、合肥七县二百余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三百万亩良田免遭水患的坚固屏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这段江堤是在敌伪顽不断向我根据地进行袭扰的艰苦战争环境中，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的条件下如期修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时，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在庆祝黄丝滩新堤落成时，热情洋溢地著文指出：“其规模的宏大，成绩的优异，出乎人们想象。不仅在皖中是个史无前例的大工程，即在华中，也是一件与人民生活切肤相关的大工程”，“这是皖中劳动人民的惊人奇迹，更是敌后水利建设中的一个新创造，新记录。”
华中《大众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也都报道了黄丝滩大堤胜利竣工的消息，表扬皖江抗日根据地政府领导人民所做的出色工作。
这条大堤的建成，是与领导这项工程的吕惠生的卓越指挥和努力工作分不开的。在大堤的修建过程中，吕惠生对工程的每一项计划和安排都瞻前顾后地多方考虑，权衡全部利弊得失才作出决定。他认为这虽是一项大型水利工程，也不能违误农时，“若妨害春耕，则不啻夺其目前生计”，“夫数不可多，以不碍耕作为度。”他根据工程的需要，合理地抽调和安排劳力，既保证兴修水利的长远利益，又照顾到当前生产的需要。他要求工程“勿做无用功，只求实，不求表，一切表面工作皆免去”，坚决反对工程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做法，严格要求、切实检查工程质量，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大堤的全部工程。
为了表彰吕惠生在兴建大堤中所作的杰出贡献，党和人民决定将这条大堤命名为“惠生堤”，给了吕惠生以崇高的荣誉。党使吕惠生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吕惠生也以自己的才华和学识为党增添了光辉。
在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文教卫生等项政务中，吕惠生也做了很多工作。行署大力兴办工厂，积极发展商业贸易，发行了边区的“大江币”，在搞好生产、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合理地征粮收税，在经济上做到了自给有余。不但保证了新四军七师的军需供应，而且向苏北新四军军部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的钱财物资。在烽烟四起的战争环境中，皖中根据地恢复和开办了一批中小学。民办小学、民众识字班、农村夜校、冬学也很普遍。皖江抗日根据地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使它获得了“烽火江南鱼米乡”的美名。
吕惠生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呕心沥血地工作，政绩斐然。但他非常谦虚谨慎，对自己所做的工作从不满足，总觉得党和人民把他推上这样重要的领导工作岗位，而他对革命尽力却太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深深知道，我是很不够格的来担任这么一个名义与职务，党和首长们对于我总算是特殊又特殊，我再不加紧报之以工作，我也是没有心肝……因此，三更灯火五更鸡，累断命根也不迟疑了。生命只是一条在此。干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壮烈牺牲
八年抗战，全国人民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取得了胜利。为了避免新的内战，满足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一九四五年九月，我皖中抗日根据地政府和新四军七师奉命撤向山东和苏北解放区。吕惠生因病不便陆路行军，率皖江行署机关三十余人由水路北上，船行至芜湖四合山，因警卫员赵先勇所带手枪被汉奸、前伪无为县长胡正纲部查获而被引起注意。胡手下一名狗腿子认出了吕惠生。为了掩护全船的同志，吕惠生挺身而出，坦然地说：“我是吕主任，其余都是乘客”，船上的其他同志因此而得以脱身。抓住吕惠生，胡正纲大喜过望，如获至宝。敌人使用了种种手段对他威胁利诱，妄图迫使吕惠生投降。他们当着吕惠生的面残忍地折磨赵先勇同志；吕惠生义愤填膺，威武不屈。他们叫无为臭名远扬的国民党特务何济生以同乡的关系来劝降，结果被吕惠生骂得狗血喷头，抱头鼠窜而去。对于为革命而牺牲自己，吕惠生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曾对人说：“人当争取最后人格，洪承畴降清只是一念之差，我若陷于不幸，决不做洪承畴。”
在狱中，吕惠生鼓励难友坚定斗志，宁死不屈。他还利用敌人优待他的机会，向敌军士兵和狱中勤杂人员宣传革命。敌人心劳日拙，无计可施，终于在十一月四日，将吕惠生同志杀害于南京江宁镇六郎桥畔。刑前，刽子手问他：“你已被判处死刑，今天就要执行，你会有遗憾吗？”吕惠生慨然回答：“为革命而死，为真理牺牡，是最大的光荣，绝无遗憾。遗憾的是坚持敌后抗战八年，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没有来得及总结，有很多文章没有写成。”随即朗诵遗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四岁。
吕惠生同志正当年富力强，风华正茂之时，就为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消息传到山东枣庄新四军七师驻地，皖江子弟兵为之痛哭失声。
张恺帆同志惊悉噩耗，含悲赋诗：“故园昔日忆初逢，正是山河破碎中。执手唏嘘肝胆赤，丹心照耀海天红。艰难敌后开新宇，慷慨江头尽厥忠。汉贼未除遗恨在，长河幽咽钦英风。”
曾希圣同志也赋诗痛悼烈士，盛誉吕惠生同志为“党的优秀干部，皖江人民的领袖”。
吕惠生同志可贵之处是：在他生命的途程中，一经找到了光明和真理，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直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生命。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气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本文作者现任省党校党史教研室教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