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于世的“芜湖科学图书社”，位于芜湖长街中段，昔日徽州公馆隔壁。它是一幢旧式的两层楼房。当年楼下分隔两间，一间作为卖书店堂，一间作为内室；楼上被分隔成两三间，是书店的宿舍和书库。芜湖科学图书社创设于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经理是安徽绩溪人汪孟邹。这家书店最初以经营文具和教科书为主，自创设开始，历经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它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发行新书、新刊物，另一方面成为革命者经常聚集和筹划大事的秘密中心地。因此，人们称它为“革命的据点”和“新文化的媒婆”。
辛亥革命期间，是芜湖科学图书社发生剧烈转化的开始。一九〇四年下半年，时在“安徽公学”和赭山中学任教的陈独秀，寄住在图书社的小楼上。陈独秀白天教书，晚上一人挑灯夜战，编写半月刊《安徽俗话报》，芜湖科学图书社帮助他印刷，并充当“总发卖所”。由于俗话报的质量高，也由于全体店员的努力发行，所以它的销售量在全国同类报刊中占据首位。一九〇五年六、七月间，陈独秀、柏文蔚等组织的安徽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组织“岳王会”的骨干成员，也经常聚集在小楼上开会。据说，“岳王会”的章程就是陈独秀在此楼上起草的。
最使科学图书社染上慷慨悲壮色彩的事，莫过于“吴樾怒炸出洋五大臣”“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这件事了（见《安徽革命纪略》）。一九○五年五、六月间，鉴于当时国人思想麻痹，轻信慈禧太后“预备立宪”的骗局，安徽桐城人吴樾从河北保定“旅保两江公学”来到芜湖，潜入科学图书社的小楼上，向陈独秀和赵声谈了想谋炸清室宫殿、炸死慈禧太后的想法。起初，陈独秀和赵声劝吴樾不要如此行动，“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推翻清室腐败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弱，要有勇气而不急躁”（《吴樾烈士事迹》、《张啸岑回忆录》）。吴樾听后声泪俱下地说：你们的宗旨是高尚的，但十分困难；我的宗旨虽然轻生，但较为容易。在国人苟安于骗局的情况下，不如此不能震慑清廷，唤醒同胞。陈独秀、赵声觉得他说的有理，就同意此事，并与吴樾仔细地研究了具体行动计划。赵声与吴樾“互争北上任务”。吴樾问：“舍生一拚与艰难缔造，孰为难易？”赵声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说：“然则，我为其易，留其难以待君。”（赵启𫘧：《赵声革命事迹》，《辛亥革命回忆录》）临行时，陈独秀与赵声在小楼上置酒为吴樾送行，三人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声中话别。于是，震动全国的炸出洋五大臣的事件，随后就发生了。
“五四”前后，科学图书社是芜湖唯一的一家经售全国各地新书和杂志的场所。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创刊（后改为《新青年》），书店的经理汪孟邹曾为它奔波联系承办单位，并将他所开设的上海亚东图书局和芜湖科学图书社作为《新青年》杂志的第一批“代派处”。以后，它还经售《响导》、《湘江评论》，《新潮》、《创造周刊》、《语丝》、《拓荒者》、《生活周刊》、《北斗》等新刊物；鲁迅的《呐喊》、《彷徨》，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短袴党》，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蚀》等新书也在这里大量经售。而当时芜湖的“商务”和“中华”两大书店，仅出售它们的本版书籍；其他如“江海”、“渊海”、“大启堂”、“寄逸山房”、“文富山房”等书店也只代销一些四书五经、旧小说和七字唱本一类的书。
在这期间，芜湖科学图书社，还是领导芜湖乃至安徽学生运动的前辈的经常聚会的地方。李光炯、沈子修、光明甫、刘希平、卢仲农、高语罕、宫乔岩、李克农等就常在这里开会讨论学运大事。芜湖“五四”期间的斗争、声援安庆“六二运动”的学潮、反对曹锟贿选的群众运动以及全市人力车夫大罢工等事宜，就是在这里决定的。
大革命时代，芜湖科学图书社成了芜湖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据点。图书社内经常有党的负责人的聚会。书店经理汪孟邹的女儿和几个店员也加入了党组织。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书店是芜湖独家经售汉口长江书店出版的书籍的地方。当时长江书店出版的《共产主义ABC》、《辩证唯物论》等是最畅销的书籍，总是到一批卖一批，“书店那间窄小的房间里总是挤满着青年人”。
这样一家书店在军阀和国民党蒋介石独裁时代是不可能平安无事的。张勋复辟时期（一九一七年），该店负责人陈啸青（汪孟邹在这以前到上海主持亚东书局）曾被加上“革党”的罪名抓进监狱；陈调元当安徽督军时期（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曾指派皖南镇守使王普派军警搜查过书店；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发生后，芜湖发生“四・一八”反革命事变，当时在芜湖担任党务工作的钱杏邨（阿英）事前听到消息，告知该店局势将有变化，嘱咐他们将汉口长江书店出版的书籍及其它革命书籍突击收藏起来，因而在事变发生时，反动派才未搜到东西。
鉴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在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后人曾送给该社一副对联，上联是“给新文化做了几十年媒婆”，下联是“为旧世界播下数千颗逆种”，这可看作是芜湖科学图书社几十年来实践的总结。
一九三七年芜湖沦陷前，芜湖科学图书社歇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