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在历史上曾有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称号。它从清朝光绪初年形成，有半个世纪的繁荣兴盛，此后趋向衰退、没落，直到全国解放，历经七十多年。这阶段，正是旧中国处于灾难深重的最黑暗时期。
芜湖米市起源很早。远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就已经有砻坊二十余家，多设在仓前铺（俗名大砻坊）及东河沿一带；另有箩头行（小市行）约二十家，分设南、北市，专为近郊农民介绍销售粮食。市民所需食米及手工业糕饼作坊和饮食业加工用粮，就靠这两个行业供应。有时砻坊也雇用帆船赴邻省买卖稻米，但为数不多。此时市面尚不及芜湖县首镇澛港及宣城湾沚繁盛。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强加于我国的不平等条约，我国沿海沿江的若干城市先后被辟为通商口岸，由于“洋货”大量倾销，而内地物资特别是农副产品源源输出，这就造成了通商城市的不正常繁荣。起初，长江下游的米市原设在镇江七浩口，安徽出产的粮食以此为集散地。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开辟芜湖为商埠，芜湖商业日兴，不久，大官僚地主李鸿章，出于为其家族牟利等原因，又派芜湖关道广东人张樵野到七浩口进行“诱导”，米市遂迁来芜湖（见《江广米行重建会所纪念碑》）。从此芜湖粮商四集，中外舟轮如织，每年吞吐大批粮食，逐渐形成巨大的米业市场。当时铁路未通，米粮集散主要依靠水运。芜湖外有长江，贯通南北诸省；附近有裕溪河联结巢湖，皖南有青弋江、水阳江、清水河交汇于此注入大江，通航极为便利，因此，安徽境内的长江两岸和江西东北角地区所产稻米，除本地食用者外，出口部分，全经芜湖运往广州、汕头、厦门、烟台、宁波、青岛、威海卫、天津、南京、硖石、上海、无锡、南通等埠。其中，上海吴淞口为直接输出地，广州、汕头为主要销售地。在光绪二十四年至三十年之间（公元一八九八年——一九〇四年），每年出口数量，最多时达五百余万石，少时也有三、四百万石。一九一八年以后，出口米曾一度增至八百余万石，一时营业极盛。
光绪二年至民国十六年（一八七六年——一九二七年），是芜湖米市不断发展的兴旺时期。米粮业尤其发达，它由五个主要行业组成。
（一）米粮采运业。当时称为“米号”。以代各地米商采运米粮出口为主要业务。该业有广州、潮州、烟台、宁波四大米帮，四十余号，各号拥有资本额一、二万两至三、四万两白银不等。较大的米号有职工三十人左右，小号也有一、二十人。内部分工有：经理、管帐、挡手、监载、跑关、管仓、厨师、茶房、学徒。其中挡手职权较重，负责检视“米样”，他可以凭米质优劣伸缩粮价。
（二）江广米行业。约四十户米行，领有牙帖，以介绍卖方出售粮食给采运商为业务，是纯粹经纪性质，所需资金不多，多靠近米号设行，无铺面及栈房，仅在门口悬一招牌。由业主自任经理，其下有管帐、卖样、接江、中班同事、小同事等名目，也有厨师、茶房、学徒。大行有职工二十余人，小行仅三、四人。这些行号每做成一笔交易，除收取佣金外，还要向卖方加收“同人照料费”每石四、五分，按不同职位的比率拆帐，作为工资。
（三）杂粮市米行业。俗称“小市行”，又叫“箩头行”。他们是四郊农民（包括少数米贩）与消费者进行粮食买卖的居间介绍人。有百家行户，分布四市。一般是小资本，只雇用管帐、过斗和杂工。大行户拥有较大资本，每到旺季，经手买卖的粮食，一天可达几百包或千余包。
（四）砻坊业。最多时有七十户，几乎全是地主资本。自备稻谷，砻米出售，同时也代客加工，收取手续费。各户资金二、三千两至一、二万两白银不等。中型砻坊雇工五、六十人，小型的约二、三十人，他们多半是来自江北的贫苦农民，在掌作、二班（即大小工头）监视下春米、晒谷、下米，全月所得不过二、三元。
（五）碾米堆栈业。有八家碾米厂，各厂职工一般都在五十至九十人之间。经营范围大致与砻坊相同。实行计件工资制，如碾米、上斗、下斗论石，堆压、盘放论包，共有三十几个项目。工人每日做工十小时，工资很低。
以上所有职工膳食均由米号、行、坊、厂供给。这五个行业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分别组成同乡会、公所、公会，以便同业间互通声气，统一步调，争取商战的胜利，带有浓厚的排外性。它们操纵米市，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牟取厚利。
米粮业与下述几种工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①斛工。各地粮船到埠，在和买方谈妥成交后，先须经斛工过斛。斛工自成一业，专以量米为任务。米市设有三家斛行，约有工人二百名。②绞包工。米粮过斛后，由绞包工人用铁针、麻皮缝合粮袋口。全市约有绞包工四百名，隶属采运业各米号，不供给膳食，只按件数向卖方收取绞包费作为工资。③掮包工。即码头工人，肩运米包上下河，由封建把头把持，分山东、湖北、寿州、金斗四帮，共有工人八、九百名。他们劳动强度大，身受剥削，生活最苦。这三种工人所得月工资平均在五至十元不等。此外尚有码头夫，都系临时雇用的散工，任务是倒斛、提包、下包、堆垛。
在米市兴旺的年代，整个米市的从业人员约有七千人之多。如果加上以运输米粮为主的民船帆运业，那为数就更可观了。据芜湖关一九三一年统计，当时共有民船五万八千三百三十八只，分属湘、鄂、赣、苏、皖五省，他们专载粮食、杂货往来四省，载重大船千石，小船二百石，一般在五、六百石之谱。依靠这些帆船，连远在天府之国的川米和芙蓉国里的湘米，也运芜销售。
米市变成一块肥肉，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北洋军阀和官僚资本如群蝇逐臭，纷纷而来。如英国太古、怡和二公司拥有大轮二十艘，共计载重三万五千六百一十吨；日本日清公司大轮九艘，共计载重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吨。这些外轮下水大都以载粮食为主。另外，还有铁壳轮十多只，容量一般为每艘三、四万包。它们垄断了出口米粮的转运。米粮源源出口，使海关税收大增。据《芜湖县志》记载：“（海关）初办时约征银五十万两，光绪二十年左右，约征七十余万两，民国以来约征四十余万两。视出口米数量多寡为旺衰。”同样，光绪末年，常关岁征银十三万两，民国三年至六年，本口及五十里内外关卡平均岁征银五十万两，也以米税为大宗。平均每年不下一百二十万两的关税银，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作为庚子赔款，从一九〇二年元旦起，统统流入帝国主义列强的口袋。
清朝统治者对米市的掠夺也是无情的。安徽米捐局和江苏驻芜米捐局每年平均征收米税银约一百万两，其中有百分之五十三以“海军经费”的名义上缴，有的给慈禧太后挪去盖颐和园。李鸿章更是露骨，打着为淮军运送粮秣的旗号，利用招商局船只免税运载大米到华北，公开做粮食投机生意，因而大发横财。李氏家族在芜湖置有大宗房产、钱庄、当典、砻坊、仓房、货栈。西内街、北内街一座座高楼深院都是李氏家族占有的产业。因此俗话有“李家的看门狗都很肥”之说。一九〇一年李鸿章身死，留给其子孙的各种财产共约四千万两白银，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来自芜湖米市。
从一九〇二年起，以米捐供养商埠警察，弹压河下，防止饥民“抢米”。北洋军阀统治芜湖时期，全县总计员警夫役多至六百二十名，每年筹措米捐达五万零四百元。一九一四年，安徽省督军倪嗣冲借口军粮不敷，指使他的妻舅宁乐卿（芜湖米捐局长）找广帮头号代表人物汤善福，硬性筹募米公债二十万两纹银，几年后兑换不过百分之六十，余银约八万两由汤、宁朋分中饱了。
旧军阀倒台，国民党统治建立，官僚资本逐渐侵入米市，攫取利益无法计算。抗日战争期间，芜湖沦陷，米市一片混乱，日本军部和汪伪政权，大肆进行掠夺和搜刮。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又卷土重来，通过“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兼管粮食收购业务，进一步对米市实行垄断，并大搞“限价”，打击中、小米商。国民党的粮食部还曾大张虎口，一次就向采运业勒索五亿多元（按时价折合约为五千担大米）。此外，国民党政府还抽取多如牛毛的捐税，除临时摊派的不算，还有什么行商出口税、市政建设税、救灾捐、印花税和巡捕费等等。因此，各地帆运商视芜湖为畏途，粮运逐渐停歇。再加“法币”逐日贬值，物价飞涨，米价腾贵，大商巨贾从中渔利，小号小店纷然倒闭，弄得米市无米，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芜湖米市一落千丈，衰败不堪，名存实亡。
解放后，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从根本上保证了民食的供应，对米粮商号的从业人员作了妥善安排，至此，芜湖米市始告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