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毓骅
“中江”是我国古代文献记载最早的地名之一，出现在《禹贡・导江》：“东为中江入海”。《汉书·地理志》的丹阳郡芜湖县下注云：“中江在县西南，东至阳羡（今江苏宜兴）入海”。在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中江”标注在芜湖至太湖之间的水道，由青弋江、水阳江、固城湖、荆溪等天然水道和胥溪这条人工河流组成。中江流经芜湖，对芜湖来说有着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如果没有中江，芜湖的历史就得重写。
一、远古中江漫如滩
据研究中江流域在距今2.25亿年至6亿年的古生代，曾经经历了多次海陆变迁。在距今7000万年至200万年的新生代第三纪，中江流域曾经上升为陆地，但是到了距今200万年的新生代第四纪，中江流域地壳总的趋势开始脉动式下降，加之当时的气候经过多次冷暖交替的变化，从而引起地壳升降及海平面高低的变化，导致海水大幅度进退，海陆面积互相消长，“沧海桑田”变化尤为明显。古代的长江下游地区在大地构造上，属淮阳地盾与江南古陆之间狭长的扬子准地台；长江芜湖段是发育在扬子准地台的挤压断裂破碎带上，此段长江流向几乎完全和挤压断裂破碎带一致。由于挤压断裂破碎带是由一系列断裂组成，宽度达几十千米，而且第四纪疏松沉积物广泛发育，有利于河床横向摆动和分汊河道的形成，因此，芜湖附近的长江河道演变频繁，幅度也较大，属分汊性河型，中江就是古长江下游的汊江之一。不过这段汊江，由于长江下游在第四纪时期曾有几次大规模的海侵和海退，在不同的海平面时期，长江干流的位置不同，这段“汊江”还曾经是长江的干流。由于长期冲积，造成了江北开阔的河漫滩平原，使古代河道不断向北扩展。科学界对南京猿人的研究成果说明了这个问题：南京猿人所处的年代在距今50多万年前，并且与北京猿人十分相似。据此，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专家认为中国动物群在当时分为南方型和北方型，南北型的分界是长江。南京猿人的发现地汤山现在位于长江以南，而其动物群与北方动物相似，这说明远古时代的长江地处现在的长江以南，流经芜湖、固城湖和太湖等处入海。由于当时的汤山在长江以北，所以南京猿人及其动物群应属北方型。
从地质资料来看，长江下游在距今1万年的全新世时，其河道是在完全自然的环境下发育游荡的，江湖不分，水域宽广。今天的长江下游河道不是完全自然定形的，而是在古代兴修堤防等人类工程活动影响后定格的。中江所处的谷地，在地质构造上是属溧（阳）高（淳）背斜的南部。侏罗纪末期的燕山运动，使当地距今2.25亿年到6亿年的古生代和距今8千万年到2.25亿年的中生代地层发生褶皱抬升，形成溧（阳）高（淳）背斜。在距今8千万年到1.4亿年的中生代白垩纪时，地壳发生了大规模断裂，其断裂的方向主要有两组，即东北—西南走向和东南－西北走向。中江谷地正是溧（阳）高（淳）背斜构造东南－西北走向大断裂的产物。后来，由于地壳运动，长江干流北移，中江逐渐淤塞，仅为长江汛期的泄洪通道。先秦时期的长江下游，除少数丘陵、岗地外，大部分地区被江水和古丹阳湖水所淹没，江水连湖水，水面非常宽阔。
全新世中期（距今6000年前）前后，发生大海侵，使长江口后退至扬州-镇江一线，广阔的长江三角洲成为一片汪洋，海水直拍茅山脚下。长江向北向东的出海口均遭海水阻挡，排水不畅，遂使沿江凹地、盆地积水成湖。此时，在长江沿岸相继形成了巢湖、彭蠡泽等大型湖泊，紧靠长江的丹阳湖盆地亦积水成湖，这就是古丹阳湖。全新世中期以后，海面下降，海水后退，长江口又向前伸展，中江进一步发育，长江泄水又复通畅。此时的长江以今长江干流为干流，中江则沦为支津。根据今天芜湖附近长江水面高程为13米，而太湖水高程仅3米，可以推知距今5000年前，长江水位比太湖水位高出许多。中江本可顺畅地向东流入太湖地区，但是由于古丹阳湖盆地东缘的茅山山脉和天目山的余脉在缓慢抬升，并逐步形成丹阳湖盆地和太湖盆地的分水岭，而不能东流。不过该分水岭的高度不大，比今日还低。1958年在拆除胥溪河上的东坝时，发现明代洪武年间修建的石闸遗迹，测得其墙顶真高为3米，闸底高程-1米。这样的高程，尽管洪水季节，长江和古丹阳湖水可以通过中江越过东坝分水岭流入太湖盆地，但是排水不畅；到了枯水季节，中江甚至断流。这也为后来的“大禹导中江”和“胥溪运河的开挖”埋下了伏笔。
中江的这一段历史，后来也被人们的实地考察所证实。南京大学的专家们在高淳县水利局1975年钻探高淳东坝一带分水岭岗地之上的胥溪河两岸的钻孔材料中，发现钻孔中均存在两层砂夹泥砾土层或砂土层。根据分析，砂土层和上部砂夹泥砾土层有可能是春秋吴国时期人工开凿运河之后的河流堆积物。但深度在海拔3.7米——6米的下部砂夹泥砾土层则不是一条河流在短期内可以堆积而成的。专家综合其他调查研究判定，中江水道在胥溪运河开凿之前，就存在过规模较大的天然河流，即古长江和长江的汊江，后来经过河道变迁和淤塞，河流沉积物又经历了很长的成土过程形成壤土层。调查还发现，胥溪流域在大地构造上属于“南京凹陷”的南缘。从地质构造和地貌调查来看，这一地区的地质构造及地貌特征与《禹贡》“三江”的中江位置可以对应。中江中的胥溪河段在苏南茅山一带，是地震的震源区之一，地壳活动引起了茅山地壳的抬升；加之河流的淤积作用最后造成中江的淤塞。今天的胥溪东坝以西地区的运河南岸以及东坝以东运河北岸1公里范围内均发现地表数米以下便是厚度达数十米的淤泥层，这更是中江在胥溪运河一带存在的重要证据。此外，网纹红土是长江以南的标志性土壤，但是在芜湖以东只沿固城湖、胥溪运河一带向东连续分布。根据分析，此种地带性的网纹红土在芜湖以东部分地区的缺失以及主要沿胥溪运河一带分布的现象可能与中江原始分布位置有关。考古发现也佐证了专家们的观点，远古时期的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大多临水而居，胥溪运河流域就存在春秋以前的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出土器物，这也表明在胥溪运河开挖之前，已有新石器时代人类在中江两岸生活居住。
二、大禹千里导中江
远古时期，随着地壳的运动和河道的自然淤塞，中江仅成为长江上游来水在汛期的泄洪通道。相传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我国连续发生特大洪水，老百姓只得跑到被洪水包围的山岗或丘陵上去避难，整个民族陷入空前深重的灾难之中。部落首领唐尧主持召开部落联盟议事会议，专门研究水患问题。当时他们一致推荐有治水传统的夏族首领鲧主持治水。鲧采用“堙障”的办法，修筑堤坝围堵洪水。这样的治水，不但治不了洪水，反而使洪水越涨越高，最后堤坝频频被洪水冲垮。唐尧的助手虞舜视鲧治水无功，将他诛杀在羽山。唐尧死后，虞舜继为部落首领。经过部落联盟议事会议的推荐，又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洪水。禹欣然领命，但没有贸然行事，而是认真总结前辈治水的教训，寻找治水失败的原因。然后，率领伯益、后稷等一批忠实助手，跋山涉水，顶风冒雨到洪灾严重地区进行勘察，了解各地山川地貌，摸清洪水流向和走势，制定统一的治水规划，在此基础上才展开大规模的治水工作。他改革单纯筑堤堵水的办法，采用疏导的策略。先划定地区，在高处标出山河的位置，再用“准绳”、“规矩”进行测量。由助手伯益焚烧山泽，驱逐禽兽，再疏导河流排入长江大河，分泄入海。汉朝著名文学家司马迁著的《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夏禹治水的时候，是“左准绳，右规矩”，这意思是说，夏禹是左手拿着水准绳，右手拿规和矩进行测量，规划治水方案。说明在夏禹治水的年代（约公元前2000年）就有了“规”和“矩”这两种工具了。大禹结婚后四天就开始工作，在外工作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利用各种交通工具，陆地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泥中拖车），山行乘埝（一种登山鞋），走遍全国。终于开成九川（多数大河）通海，疏通畎浍（沟洫）通川，水土平定，人们得以“降丘宅土”。他又组织人们去发展生产，叫“益”把稻种发给住在低湿地的人们，让他们种水稻；又让会种庄稼的后稷把不同品种的粮食发给大家，既解决吃饭问题，又解决了种子。同时大禹还带着生产工具，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由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当时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禹治洪水和发展生产受到了人民的拥戴，人们称呼他为“大禹”——伟大的禹。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孟子・滕文公上》记载：“禹疏九河，瀹（疏导）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淮南子・原道训》则说，禹以水为师，总结水流运行的规律，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流势，因势利导治理洪水。带领百姓，“疏川导滞”，根据地形地势疏通河道，排除积水，使洪水和积涝得以回归河槽，流入大海。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制服洪水。《史记・夏本纪》则记载，禹“导九川”中有一条“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此段文字的白话译文即是：从汶山（岷山）开始疏导长江，往东流，另外分出一条支流，就是沱江，又往东接着施工，到达了醴水，过了九江，就到达了东陵，再向东又斜流往北，就汇成彭蠡泽，再往东流就是中江，然后流入海中。据《汉书・地理志》丹阳郡芜湖县记载，“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江苏宜兴）入海”，即指芜湖之东经江苏高淳、东坝、溧阳至宜兴通太湖一水。这也是史籍中，有关“大禹导中江”典故的来历。为了纪念治水英雄大禹在芜湖创下的不朽业绩，芜湖人在青弋江南岸建立禹王宫，记刻大禹的丰功和人们的思念。现在禹王宫已不存在，但在弋江区还有一条以禹王宫命名的道路，记录了“大禹导中江”的这段历史。
大禹治水的传说，历久而不衰，有真实的背景。但是，由于传说有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夸张及许多象征性的说法，使真相变得扑朔迷离。不过大禹治水的传说，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在征服大自然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也说明：洪水是可以用人力控制的，江河是可以治理的，禹治水就是一个实例。同时治水不能单纯壅塞，还要注重疏导，即所谓“因”水的特征和规律，“因”天然地形的高下来治水，如河川通海，洼地蓄水，卑湿种稻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按《国语・周语》所说，就是顺天地自然，高的培土，低的疏浚，成沟河，除壅塞，开山凿渠，疏通水道，使水由地中行，经湖泊河流汇入海洋，有效治伏了洪水。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国古代关于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很多，传说虽有夸大和神化成分，然而基本史实却是存在的。上古时代，世界各地均有水患，这在古典文献和《圣经》中均有记载。治水方案，一是堵，二是导。鲧用“堵”的办法治水失败了，禹用“导”的办法结果治水成功。由“堵”洪水，到“导”洪水，这是中华民族一项伟大的发明与创造。
三、运河最早数胥溪
在古代，长江的天险尚未克服，下游江面浩淼开阔，江宽浪大，楚、吴、越三国的水上交通，非特殊情况，不敢犯难以航。为了避免风涛之险，他们多利用中江和巢肥水道泛淮水互相往来。
中江连接长江和太湖，中江上游的青弋、水阳两江及长江安徽段汛期水位在8 - 12米之间，相对于太湖流域 3米左右的水位，有5 - 9米的高低落差。长江皖南段的青弋江流域与太湖流域之间，并无高山相隔，两流域之间的分水岭最低高程，仅为13 - 17米，地质结构为砾土层、网纹黄土、粗细沙层、泥岩等，并无坚硬的基岩。两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处有一沟通太湖和古丹阳湖的胥溪，其关键河段在江苏高淳东坝和下坝之间的分水岭上，长约5公里。关于胥溪起源有两说：一是“胥溪人工河道说”，据传，胥溪为春秋时期吴国为了攻打楚国，由吴国国王阖庐命伍子胥率众开凿，历时六年修通。二是“胥溪天然形成说”，认为以古丹阳湖与太湖分水岭处的地形、水系、地质等条件，假设分别由太湖支流荆溪向西溯源侵蚀和古丹阳湖支流向东溯源侵蚀，最后切穿分水岭，两水沟通，发生河流袭夺现象，导致青弋、水阳两江汛期洪水东流入太湖，切割冲刷加深河槽形成胥溪。笔者认为，胥溪是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这除了历史文献有记载外，实地考察的情况也能证明问题。在水阳江流域和太湖流域分水岭岗地（高淳的东坝一带）之上的一段，地势较东、西两侧高，而且河道平直，实际测量东坝附近的最高洪水位为12.51米 ，低于分水岭岗地10米 左右。假如不是人工开挖，则东坝以西的水流要溯源侵蚀切开分水岭，实际是不可能的。南京大学的专家们在1975年钻探胥溪河两岸分水岭岗地时，发现春秋吴国时期人工开凿运河之后的河流堆积物 （砂土层上部的砂夹泥砾土层）。专家综合其他调查研究判定，胥溪运河开凿之前，该处存在过规模较大的天然河流，即长江的汊江，后来河道经历了淤塞，河流沉积物经历了很长的成土过程形成壤土层。胥溪应该是非天然河流，它是一条在古中江的基础上由人工开挖的运河。
春秋以前的中江，实际上只是长江汛期的泄洪通道，汛期过后水位下降，中江分水岭段（高淳东坝一带）就断流。春秋时期，位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吴国逐渐强大起来，欲争霸中原。然而吴国要北上争霸，最大的障碍是位于江淮之间的楚国。当时楚国正与北方的晋国争霸，晋国也需要和吴国结成同盟，利用吴国攻击楚国。由此形成了吴楚多次交战的局面。然而，吴国的实力有限，在吴王阖庐以前吴国是无可奈何的。《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3年），“楚平王杀伍奢、伍尚，伍员（伍子胥）如吴”。楚国事变，导致熟悉楚国国情的伍子胥逃奔吴。伍子胥投奔吴国后，辅佐阖庐夺取政权，专心致力于灭楚。《左传》昭公三十年（前513年）有这样一段记载：“吴子问于伍员曰：伐楚如何？对曰：楚执政众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肆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蔽，亟肆以罢（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要实现这一军事计划，也并非容易之事。因为吴楚交兵的战场，主要是在江淮之间，而吴国后方基地在太湖流域，战线太长。吴国的水军从太湖流域到江淮之间，须绕很远的水路。本来有三条线路可走，一条是从笠泽（今吴凇江）出海，至淮河口，溯淮西上；一条是由吴淞口沿长江西上濡须口（今裕溪口）；还有一条是由中江至芜湖，进入江淮地区。后一条是最理想的线路，但需开挖运河，伍子胥承担了这项任务。公元前511年，他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河网密布的条件，开凿了中江上关键河段胥溪，打通从吴国都城姑苏（今苏州）起，过太湖，经宜兴、高淳，穿固城湖，到芜湖入长江的水道。后人因运河为伍子胥所开凿，将此运河称为“胥溪”。这样中江“河流沟通，……西入大江，舟行无阻。”吴都姑苏与芜湖一带的水道距离大大缩短。胥溪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比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公元前486年）早25年，比欧洲最早的运河——果达运河早了2300多年。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伍子胥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开通胥溪河，主要是当时仅需要开通一、二十里高阜之处，其余河道大多是利用已渐趋淤浅湮塞的古中江（古濑水）和平原上的湖泊等自然水体。因为自中全新世至今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在古中江的位置上，仍然保留有一条连续不断的河道，尽管今日它已经变得很浅很窄，甚至个别地段需要经过疏浚后方能通航，但在涨水季节，仍可乘一叶扁舟，从芜湖长江口向东，入水阳江，然后经过高淳、溧阳、宜兴、太湖直达东海。另外，从地质和水文地质上来看，沿中江古道为河流沉积，且连续分布，并且不存在横切中江古道的基岩分水岭。这些都为古代胥溪的开挖提供了可能。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胥溪河早已不是古中江的天然河道，它是经过后世不断疏浚、裁弯取直而形成的人工河道。
胥溪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秦始皇最后一次南巡，至钱塘、临浙江就是通过胥溪河到达浙江的。它的开凿不仅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而且也极大地便利了吴国与江南各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据考证，汉代闻名全国的丹阳铜主要产于今天皖南的南陵、铜陵、繁昌、青阳、贵池等地。考古工作者在上述地区发现大批古铜矿采冶遗址，仅南陵就发现多处，还发现多座矿石焙烧窑、炼铜炉和大量废矿渣。上述地区在汉代隶属丹阳郡，春秋时期均在吴国的管辖内。古人即在当地开采冶炼，将所冶炼的粗铜运至吴都或者其他地方铸造器物。运输方式很可能是由水路或陆路运至芜湖，然后由芜湖通过中江运至姑苏。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南朝宋人刘穆曾云：“船从义兴通江至芜湖。”义兴即今之宜兴，由此乘船逆荆溪而上，穿过胥溪运河可以直通芜湖。唐代大诗人李白《赠从弟昭宣州长史》：“宗英佐雄郡，水陆相控带；长川割中流，千里泻吴会。”唐宣州治即今之宣城市，自此顺水阳江而下，北入固城湖，东转经胥溪河及荆溪入太湖，可以直抵吴会苏州城下。《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也曾经从苏州经中江至芜湖入长江去广东贩丝绸。清朝政府还曾因南京为太平军所占无法过境，而从芜湖入中江向苏州运送军粮。
四、五堰几度兴衰事
中江上的胥溪附近地势是西高东低，每年的汛期，由皖南山区倾泻而下的河水经过固城湖由胥溪东归大海，但是汛期一过水位下降，上、下游的水位落差过大，古人为涸水通航，便在胥溪上筑坝和堰埭。筑坝和堰埭挡水，是为保证胥溪航行充足的水量和稳定的水流而精心构思的杰作。中江是沟通长江和太湖的重要河段。如何解决太湖水位低、长江水位高的水位差问题，是影响这一段运河通航的关键所在。古人采取了在高淳的东坝一带筑堰的办法，终于使这一难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坝是截断河流用于拦蓄调节水流、抬高水位的挡（壅）水及沿岸设置用于挑挡水流的建筑物。堰埭是低水位的壅水土坝，用于提高上游水位，调整水面比降或提高通航水深的过船建筑物。堰埭是用土石或草木材料做成，为过船，在它的上下游面用条石砌成较缓的平滑坡面，旁设简单机械，用人力或畜力拖拉，滑上滑下，是早期的升船设备。根据其过堰埭情况，又可分为三种。①人工磨堰，在航道水位差小，堰埭高度不大时，利用人力改变推移船的支点，逐步扭磨移动，实现过堰埭；②人力辘轳绞拉堰，在水位差较大、堰埭较高、船只较重的情况下，在堰埭两端设支架和辘轳，过船时用人力绞拉绳索带动船只上下滑动，以稀泥浆作堰埭面润滑剂，实现过堰埭；③畜力辘轳绞拉堰，在建筑物更高，船只更重的情况下，人力绞拉困难时，就采用畜力作为绞拉的动力。多数情况下使用牛，所以两晋南北朝时称其为“牛埭”。北宋时堰埭规模更大，见诸记载最大的要用22头牛同时绞拉。为使船只顺利通过，通常在过堰埭时把船中货物卸空，过堰埭后重新装入船中。堰埭的缺点是：耗费劳力过大；船只磨损严重；拖延时间过长。元代以后的堰埭，大半在两侧各备船只，只倒装货物，船不再翻过。
由于堰埭过多，常常给航运造成不少困难（堰埭的高度一般仅稍高于水面，且呈人字坡面，小船过堰，须用人力牵挽；而大船过堰，则需用牛马来牵引）的情况，古人在实践中又创造了一种比堰埭更先进、更有效地解决河道水位差的办法——“复闸”，即今天广泛采用的“双船闸”过船方式。也就是说，在需要建闸的地段，修筑前后两闸，船行至时，闭后闸，开前闸，在两闸间或放水，或充水，以降低或提高水位，使闸中水位与前方河段趋于一致，然后打开前闸，让船只顺利通过。胥溪河上已出现复闸，从而扭转了船只过堰时“粮载烦于剥卸，民力罢（疲）于牵挽”（《宋史・河渠志》）的不利状况，大大提高了胥溪河的航运效率。设置堰埭以调节水量、控制水位差，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重大创造；而用复闸代替堰块，则是水利史中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进步，标志着我国水利工程技术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西方直到13世纪，才在荷兰出现了简单的船闸。
从高淳流向溧阳的胥溪河，自春秋吴至唐一直全程通航，并筑有坝和堰埭控制水位。但是到了唐末由于藩镇割据、社会动荡，水利工程失修，造成胥溪航运不畅。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当时据守宣州（即今宣城，那时溧阳归属宣州管辖）的杨行密，被孙儒围困五个多月，处境十分危急。为解宣州之围，杨行密安排部将台濛从宜兴、溧阳运粮增援，船队进入胥溪河受阻，便在高淳东坝至溧阳河口这段近五十里的河道上分段筑了五道土坝，用来节制水位，锢水通航（即如今的船闸），调运兵员粮饷增援宣州，使杨行密反败为胜。《新唐书》上《昭宗本纪》中记有此事，胥溪河上的五道土坝，史称“鲁阳五堰”。
有关胥溪河五堰名称与方位，据宋《景定建康志》载：五堰即银林堰、分水堰、苦李堰、何家堰和余家堰。银林堰在今东坝镇西约一、二里处，分水堰于坝址略偏东处，苦李堰在东坝至下坝之间，何家堰在今下坝坝东约2里，余家堰在下坝与定埠之间。当时，胥溪河五道堰埭，对改善水位差，解决冬春枯水期分级蓄水通航，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到了五代南唐末年（975年），江西、安徽商贩的木排由宣州、歙县进入江浙（那时长江中风浪大，险情多，商贩大多从胥溪河行舟），因五堰艰阻难行，官府即废除五堰。五堰被废，太湖流域水患加重，因而溧阳有“东坝一倒，宜兴溧阳，一片汪洋”的民谣流传。宋徽宗政和七年至宣和七年间（1117——1125），曾多次开挖银林到河口的古胥溪河段，致使太湖流域遭受两次大水灾。因此，朝廷又命恢复五堰之一的银林堰，筑成土坝，名叫银林东坝。这样使丹阳湖、石臼湖、固城湖等上游来水不再全部东流经太湖入海，太湖地区亦从此免受水害，东坝因此闻名遐迩。
宋末元初，连年战乱，东坝下游河道年久失修，两岸高埠水土流失，河床不断增高，致使胥溪河这一古河道淤塞中断，“三湖”（即丹阳湖、石臼湖、固城湖）水位也随之升高，高淳地区水患成灾。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考虑到苏浙粮运经东坝行走，可避长江风险，并可引丹阳湖水绕钟山而行，以增金陵王气，遂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重开胥溪河，建造石闸启闭，用来节制水流，将东坝命名广通镇闸，设巡检司。同时命崇山侯李新在溧水胭脂岗凿山通道，引丹阳湖水会秦淮河进入长江，于是苏浙皆经东坝直达金陵（南京）为运道。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记载道：“二十五年凿江南溧阳银墅（树）东坝河道四千三百余丈，役夫四十万人……”由于河道越深，水流越急，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为免除苏浙一带水患，朝廷采纳苏州吴相五的建议，改石闸为土坝。明英宗元年（1441），江水暴涨，洪水冲决土坝，使苏、锡、常一带复受水害。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又在原坝基上加高三丈，自此“三湖”之水不再东流。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倭寇入侵，商旅都从东坝经过，沿坝居民为利其盘剥，又自坝东十里的下游，原分水堰处增筑一坝，名曰下坝，东坝则称上坝。从此胥溪被截为三段，东坝以西称上河，下坝以东称下河，两坝之间称中河。因为上、下坝将胥溪河一节一节拦断，分成梯级，坝与坝之间可以蓄水、平水，节节通航，但需用人力、畜力或机械拖拉船过坝。沿坝居民增筑下坝，是因为坝和堰既是方便行船的一种手段，亦是获利的一种办法，在我国古代船舶过坝或堰都收取过坝（堰）费，大小水道均如此。
由于上、下两坝的设立，上游水位增高，造成高淳及安徽宣城、当涂圩田大量沉没，民众苦不堪言。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固城湖水位高达13.25米，两坝被高淳金堡圩民众掘溃，造成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一带重大水灾，损失惨重。道光三十年（1850），经下游上述四府奏请，改东坝土坝为石坝，用白银一万八千两新筑东坝石坝。坝长12丈，底宽18丈，顶宽1.2丈，高6丈。石坝两端建有石阶四级，坝顶为中凹，阔8丈多，上游河水位超过11.2米时，洪水可从凹处下泻。坝基下有木桩千余根，坝身全用花岗石、麻石、青石和黄土、石灰、沙、盐加糯米汁嵌砌而成。在东坝东侧立有石碑，永禁侵占坝基，并由高淳、溧阳两县共同派人看守，自清至民国一直如此。
古代在修筑东坝时曾经埋有镇水兽 -- 爬虾虫和大铁牛。爬虾虫和铁牛都是古人镇水的神兽，但是分工不同。全国的名川大河基本都有铁牛，它是用来镇坝、桥等工程用的。比如著名的开元铁牛为唐蒲津桥遗物；洪泽湖铁牛则是守洪泽湖大堤的。人们认为牛力大身沉，且水性好，东坝的铁牛干脆被放置在坝底。和铁牛不一样，爬虾虫是多种动物形象组合起来的一种图腾。它的形象是蜻蜓幼虫、蝎子、虾、独角仙等动物的组合体，一般认为爬虾虫是“蛟”的克星，专门对付能够兴风作浪的“蛟”——也就是洪水。因此，古人把它放在大坝底部，这个位置，正是水位到达洪水位置的“警戒线”。可见爬虾虫的作用不仅仅是反映“镇水”的迷信内容。它还包含一定科学道理，表达了古代人对治水的朴素认知。
现在虽然东坝的上、下坝早已废置拆除，但放有爬虾虫和铁牛等神物的两坝，在历史上却是相当宏伟的工程。苏南有民谚说：“东坝倒，北寺塔（苏州市内一座高塔）上飘稻草”，足以说明两坝的作用。据说，明初修筑东坝时，仅挑石的人工就用了2000多人。大坝的设计也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比如筑坝时，以吴淞水位为零度水位修筑坝底，就是为了保证下游苏锡常地区的安全，而大坝高10.5米，则接近于现代防汛抗洪的标准，一旦超过这个水位，还可以用堆垒石、草包、沙袋等方法加高到13米。
东坝工程的本身，也很有讲究。由于胥溪河，位于上古时期三江之一的“古中江”所在，因此东坝底下的淤泥深不可测，为保证大坝工程结实，施工者先在坝底淤泥里垂直打下了数以千万计的杉木，称作地钉；再在地钉上铺以石头、中间以泥灰、石膏等浇注。保证坝底能承载数以亿方计的水体的巨大水压，使大坝保证了数百年太湖流域的太平。
五、治水中江多方略
北宋建立以后，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混战的局面，经济开始恢复，商贸繁荣。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因商人从宣歙贩运竹木，东入江浙在五堰受阻，乃废五堰。废去五堰之后，由于胥溪运河通畅，固城、石臼、丹阳诸湖水位下降、面积缩小、滩地出露，促进了围湖垦殖的大规模开展。但是，地处胥溪运河下游的苏州、常州、湖州却洪涝威胁加剧。因此引起了对胥溪运河上五堰兴废的激烈争议。围绕胥溪运河上五堰的兴废，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是以北宋单锷为代表的认为胥溪运河是导致太湖地区发生水灾的原因所在，因为毁了湖西胥溪运河上的五堰，使青弋江、水阳江流域的水东注太湖；主张修复五堰阻上源，以减少太湖的来水。单锷（1031——1110年）字季隐，江苏宜兴人。北宋嘉祐五年（1060）中进士。得第以后不举官，独留心研究太湖水利。经过近三十年的调查研究，于元祐三年（1088）写成《吴中水利书》，论述他对太湖洪涝的治理主张。元祐四年（1089）苏轼知杭州，曾与单氏研讨浙西水利，对《吴中水利书》颇为赞赏，并具疏代奏于朝。单锷的治水主张虽不果行，但流传后世，颇有影响。他处理洪涝问题的某些见解，对于当前太湖水利的规划治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单锷著《吴中水利书》称，如果于胥溪运河恢复五堰，截堵西水东注，可以减少太湖西来之水十之六七。
一是以明代归有光为代表，认为太湖地区之所以发生水灾，在于古代太湖通海河道的淤塞，排水不畅，而非根源于胥溪运河，因而主张疏通。归有光（1506——1571 ）宇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江苏昆山人。早年从师于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1540）中举，后曾八次应进士试皆落第。徙居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安亭，读书讲学，作《冠礼》、《宗法》二书。从学的常数百人，人称“震川先生”。他考察三江古迹，认为太湖入海的道路，只有吴淞江，而吴淞江狭窄，潮泥填淤，渐渐地就堙塞，只要合力浚治，使太湖的水向东流，其他的水道就可不劳而治，为此写了《三吴水利录》。后来，海瑞以右金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兴修水利，主持疏通吴淞江时，许多方面均采用了他的建议。
以上二说各有一定的理由，但又皆有所偏。中江流域的实际情况是胥溪运河位于茅山山脉的南段，西连固城、石臼、丹阳诸湖，地面高程在40-50米左右，而东部的太湖流域地势低平，太湖下游的地面高程一般在2-6米之间，二地高差悬殊，俗称固城湖“湖底与苏州焦楼顶相平”；丹阳湖以西沿江一带岗阜起伏，地势又略渐高起。所以胥溪运河与固城诸湖水的自然流势即由荆溪东入太湖，只有一小部分西流入长江。在唐代胥溪运河筑五堰以前，太湖流域虽发生水灾，但是从未较胥溪运河废五堰以后严重。这一事实说明，导致太湖流域发生水灾的根本原因并非在于胥溪运河的通塞，而应该与太湖流域自身的地理条件的变迁有关。太湖地质上属凹陷沉降带，低于四周。隋唐以前太湖有吴凇江、娄江、东江分流入海，尚无水患之忧。随着沿海地带潮流泥沙的不断堆积，海岸线的位置迅速外展，人类与海争地而加修海塘以作防护，导致沿海与西面太湖的高差增大，原本宣泄太湖水的吴凇江、娄江、东江反而变成海水倒灌的通道。北宋以后，娄江、东江相继堙塞，排水不畅，于是水灾日益严重。水网系统的破坏，太湖下游排水受阻，再加上五堰废圮，胥溪河来水的增加，以致太湖流域连年泛滥成灾。
当然，胥溪河来水对太湖地区水灾的发生是有影响的。胥溪河毕竟是太湖最大的水源之一，由于其地居高，每当汛期，长江与固城、石臼、丹阳诸湖泛滥，如无五堰或东坝阻隔，涛涛洪水，势必由胥溪河一泻而东，直接造成对太湖地区的严重威胁，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丹阳湖区的围垦。据《太平府志》记载：“自有胥溪，三湖东归震泽（太湖），民始得平土，稍稍垦湖为业，宋时烟火最盛”。值得注意的是在运河的初期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胥溪河上并没有筑堰，但太湖流域也未因开运河而发生过大的水灾。后来五堰废去后，从此“宣、歙、金陵、九阳江（水阳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洪暴涨，则皆入宣溪之荆溪”。可见，五堰的废去，既是东部太湖地区多水灾的开始，也是西部丹阳湖区大规模围垦的开始，从而使东、西湖区在水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明正统六年（1141）、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胥溪河两次决坝，均给太湖地区带来了特大的水灾。正因为这样，在胥溪河五堰或东坝存在的时期，太湖来水减少，太湖地区圩田日益得到发展。然而这样一来，胥溪河以西地区，由于排水受阻，水灾增加。明代随着东坝的修筑和不断加固，固城、石臼、丹阳诸湖沉没圩田竟达10余万顷，废圩80所，原来分布在芜湖的著名万春圩也于明正统年间（1436-1449）被浸为湖。
由于胥溪河开通以后，无法同时满足本身的航运和下游太湖流域防洪及上游古丹阳湖垦区排涝的不同需要，使其命运多舛。历朝历代根据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利益侧重，对胥溪河采取或堵、或闸、或堰的治河方略，几经反复，始终调节不好航运、防洪及排涝三者之间的关系，最终于明代筑坝堵水，从此胥溪河断流，青弋、水阳两江之水不再东流，不过此时的中江上的航运并未完全阻断，船只至此翻坝过闸。
六、中江孕育芜湖城
鸠兹是芜湖的古称，春秋时期因“地势低洼，鸠鳥云集而得名”。鸠兹一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三年（前570年），又称“勾兹”、“皋兹”、和“皋彝”等。据考证，古鸠兹位于水阳江南岸，在今芜湖市东咸保、黄池（横岗）一带。当时的鸠兹以西至长江与青弋江交汇处，即今天的芜湖市区一带地卑蓄水，芜藻遍生，湖沼相连成片，仅有少数居民点散布于湖泊河流两岸的高亢之处，人烟尚较稀少，地理位置不如鸠兹重要。鸠兹东控勾吴，西连荆楚是军事重镇，又“扼中江之险”是漕运的中转地。汉时芜湖有“中江”之别称，说明芜湖（当时实为鸠兹）在中江水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芜湖的古邑鸠兹和古城芜湖是从那里孕育出来的？从历史上看，孕育古邑鸠兹和古城芜湖的是水阳江和青弋江，水阳江和青弋江是中江的一段，确切地说芜湖是中江孕育出来的。
中江与芜湖的先民活动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在古老的原始社会里，生活在中江流域的氏族部落，选择既便于捕捞鱼类，又可以免受洪水灾害的临近水源的岗阜阶地居住，其中就有一个在《左传》中被称为“鸠兹”的原始聚落（居民点）。这个“鸠兹”在中江（水阳江）南岸的侵蚀残丘上，是当时江东地区通往江淮之间北上中原的一个重要渡口。由鸠兹渡口溯中江而上，经过胥溪河可以到达太湖流域地区。中江与太湖沟通，既使太湖与长江可以通航，缩短了航程；又使古代吴、楚之间的水上运输通畅安全，不必绕道长江，历风浪之险，中江这条航道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渡口鸠兹的地位逐渐提高。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终于在吴头楚尾的战略要地鸠兹设立了芜湖县。根据北大侯仁之教授对遗址的考察研究，设于鸠兹的芜湖县城址，位于今芜湖城区以东21千米 处的横岗，当地人称“楚王城”的古遗址。鸠兹原为吴国属地，越灭吴国后，鸠兹为越国所有。后来，越国日衰，楚国跨过长江，在长江东岸建立了一系列据点，并且不断向东方发展。后来楚怀王赐给鄂君启舟节的铭文表明，楚国民间商贸也已经深入江南内地。鸠兹作为商业交通、漕运枢纽的功能仍然发挥作用，但其军事要塞的地位则不如以前突出。东汉以后，随着长江水道的开发，位于鸡毛山附近的聚落，因为去青弋江入长江口甚近，反而后来居上，地位日趋重要。加之此时芜湖的先民对于以“芜湖”为名的古代湖沼地带的开发，使农业经济重心逐渐向长江沿岸转移，随之而来的商业贸易，也要求有更便利的水上运输和更临近码头的集散中心。随着古鸠兹的衰落，长江航运的发展，一个新兴的集港口、军事要地、商业贸易、居民汇聚地为一身的城市——芜湖县就发展起来。建安十六年（211）孙吴迁都建邺（今南京）后，即于黄武年间（222-229）把芜湖县治所由鸠兹迁到临近长江的中江（青弋江）口鸡毛山一带高地上，并且将丹阳郡治也迁于此。至此古鸠兹结束了作为芜湖县治的历史，鸠兹的地位也逐渐为两江交汇处的芜湖新址所取代。这次芜湖县治的迁移，使芜湖的位置确定下来。不过当时的考虑主要是军事方面的目的。孙吴对芜湖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视，充分利用芜湖的优势，屯兵经营，驻泊舟师，策应前线。大将徐盛曾经被孙权表为芜湖令，军政一体；大将陆逊也曾屯重兵于芜湖，以为进退。在《三国志·张纮传》裴注所引《献帝春秋》中，有刘备与孙权的一段对话：“刘备至京，谓孙权曰：‘吴去此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即后来建业，今南京）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备曰：‘芜湖近濡须，亦佳也。’”在这段对话中，芜湖与建业并提，足见当时芜湖地位之重要确实可比于建业。必须说明的是在宋以前的几百多年里，芜湖的主要作用是军城，但是随着县治的转移，一座新的芜湖城还是在新址上发展起来。
中江上胥溪河的开凿和巢淝运河的开通，使芜湖成为中原到太湖流域的南北水路与长江东西水路的交汇点，战略和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到了明清时代，芜湖成了往来于大江之上，奔走于川、楚、吴、越之间，从事商品贩运活动的徽商的理想之地，又是他们远处经商的跳板。一旦事业上立了足，便可以芜湖为基地，进一步向长江上、下游和中原地区发展，赢利四方；万一失利也便于返回故乡，不致坐困他乡。徽商在芜湖除了经营木材、米粮和浆染业之外，还从事盐、茶、布、绸缎、纸张、笔墨、药铺、书画、餐饮等行业。芜湖的徽商众多，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阮弼。明嘉靖年间，歙县阮弼看到当时市场上各种染色纸供不应求，便在芜湖开设手工染色纸作坊。当他垄断了芜湖的染色业后，便以芜湖为基地，沿着长江、中江和大运河把染色纸运销到吴（江苏）、越（浙江）、荆（湖北）、梁（河南东部）、燕（河北）、豫（河南）、齐（山东）等地。阮弼还在这些地方设立分店，直接经销染色纸。阮弼以客商和座商的身份，经营着庞大的生产、运输、销售网，并在经商的同时，又雇工生产，成了我国古代手工业和商业结合的典型，也是资本主义在我国萌芽的典型代表。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指出，当时“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清代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西则汉江，东则苏州。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其所著的《中国历史纲要》中说：“明代全国形成五大手工业区域，即松江的棉纺织工业，苏杭的丝织业，铅山的造纸业，景德镇的制瓷业和芜湖的浆染业”。必须说明的是，浆染业是需要大量水资源的产业，如果没有中江（青弋江）上丰富的水资源，“浆染尚芜湖”也是不可能的。从以上的资料中不难看出，由于中江的水运的发展，促进了芜湖水路交通的飞跃，提高了芜湖在全国的地位和知名度。与此同时，水路交通的飞跃，也促使芜湖商贸的发展。追溯历史，不难看出芜湖是以商贸兴市而闻名的沿江港口城市。南唐时芜湖“楼台森列，烟火万家”，明初江南生产发展，货物集散于芜湖，濒临中江（青弋江）的长街店肆林立，一时间“芜湖附河距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殆与州郡埒。今城中外，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彩布帛鱼盐，襁至而辐辏，市声若潮，至夕不休”。清代康熙年间，芜湖“聚舟车之多，货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与州郡埒”； 乾隆年间，芜湖繁华更胜往昔，“四方水陆商贾日经其地，阛阓之内百货杂陈，繁华满目，市声若潮”，其商业盛甲于江左。
由于芜湖周围自古就是个水网密布的地区，中江（青弋江）两岸纵横交错的沟渠可以灌溉周围的万顷良田，因此农产品的产量和商品率高。同时还形成巨大的米业市场，与无锡、九江、长沙并称为全国“四大米市”。芜湖米市的繁荣还促进了皖江地区商业的发展，加速了这一地区农业商品化的进程。对于芜湖本身来说由于经济上的发展，政治建制也相应提高。清代实行道制，芜湖道辖皖南二十三县，又在芜湖设皖南镇守使，芜湖成为皖南行政上的首邑。
芜湖城的发展，经历了由原始聚落（居民点），因水而成渡口（港口），最后成为邑聚（城镇）的过程。芜湖城的位置，经历了从古鸠兹到鸡毛山，从鸡毛山到中江（青弋江）口，从中江（青弋江）口到长江沿岸；即从内陆小河，转移到入江大河，再从入江大河转移到长江沿岸等几个阶段，这是因为水上运输是芜湖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来说，在没有公路和铁路的时代，中江是当时芜湖的主动脉和生命线。中江（青弋江）穿城而过，就说明在古代和近代芜湖历史上中江是远比长江更重要的河流。中江（青弋江）两岸，有蜿蜒在北岸的沿河路和南岸的泗关街、兴隆街、西街，它们都是芜湖发展的见证。在芜湖的发展过程中，长街曾经是一条名噪一时的古老街道。长街的后沿，紧靠中江（青弋江）北岸，有徽州码头、寺码头，有头道渡、二道渡，有老浮桥、利涉桥，后来又有中山桥，都通向长街，因而长街的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芜湖米市形成以后，大多数米行都集中在中江（青弋江）两岸，砻坊业则集中在中江（青弋江）北岸的仓前铺大砻坊一带，这也促进了长街的进一步繁荣，使芜湖在全国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七、芜申运河创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中江焕发出青春。即将全面开工的“芜申运河”长江至太湖段即是在中江故道的基础上兴建。
“芜申运河”是指芜湖至上海之间的运河，它是安徽省“两干三支”高等级航道网的组成部分。“两干三支”即：长江、淮河两大干流航道和芜申运河、合裕线、沙颍河三条支流航道；其中，长江、淮河、芜申运河、合裕线规划为1000吨级及以上航道，沙颍河规划为500吨级航道。芜申运河的主要航道由青弋江、水阳江、胥溪河、荆溪、太湖、太浦河等航道组成。芜申运河的主航道线路西起芜湖市的青弋江入长江口，沿青弋江、水阳江上溯至省界丹农砖瓦厂进入江苏省高淳县境内，再过杨家湾船闸和固城湖，经凓阳、宜兴两市，在大浦口入太湖，再穿太湖经太浦口和太浦河在吴江市尖田村进入上海市连接黄浦江。
“芜申运河”安徽段享有安徽水运“一号工程”之称。早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拟议重新开通芜申运河，结果未能实现。建国后，由于芜申运河安徽段仍呈天然河流状态，有关方面曾多次提出芜申运河发展规划。1958年规划太湖流域时，也作了芜申运河规划；1984年交通部在武汉召开的长江水系航道规划会议上，确定将芜申运河列为长江沟通太湖水系的重要航运线，安徽和江苏两省并且进行了该项目的规划和可行性研究。1994年安徽省发改委批准了芜申运河按五级标准立项（长江属于一级标准河道）；2002年交通部有关领导多次在交通会议上提出芜申运河按四级规划。2004年芜申运河项目建设再次得到了交通部和安徽、江苏两省领导的高度重视；部、省达成共识，共同开发芜申运河，落实国家内河水运主航道总体布局规划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高等级航道网规划。但是苦于政府资金缺乏，一直未能如愿。
“芜申运河”安徽段原来规划有四个方案：这是因为芜申运河安徽段处于长江支流青弋江、漳河、姑溪河流域，该流域现状自然形成三个入江口，即青弋江口、漳河口和姑溪河口。芜申运河线路选择也从这三个入江口开始，有四条线路方案。最早规划的芜申运河方案是青弋江线路，该方案线路里程最短，运输成本最低，但要穿过芜湖市中心区，建设达到三级标准航道难度大，工程投资较高，与城市规划矛盾突出。第二个方案是绕开芜湖市中心区的漳河线路，该方案为的是减少运河对市政规划和环境的影响。但由于此线路原无天然河道，新开的河道征地较多，工程投资最大。第三个方案是姑溪河方案，该方案有两条线路，其一是姑溪河线路，投资最少，航道顺直，河面宽阔，航道现状条件较好，但航线里程较青弋江线路和漳河线路多绕长江 30公里，直接腹地较小，带动经济发展作用不大。 其二是青山河线路，工程投资比姑溪河线路多，航线里程比姑溪河线路长。不过由于该线路途经芜湖、马鞍山两市，当初的芜申运河安徽段方案还是确定为青山河线路。近年来，随着安徽经济实力的提升，水路和运河受到重视，再加上宁安（南京 — 安庆）城际铁路的规划建设，使青弋江线路得以重新提出。因为宁安城际铁路的规划建设，芜湖城市的改造拆迁，使跨河桥梁改造成为可能。2007年芜申运河主航道方案又回到最初规划的青弋江线路。2008年5月，《芜申运河（安徽段）青弋江航道整治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专家论证，会后形成芜申运河专家意见。 5月25日 安徽省交通厅和芜湖市政府举行签字仪式，芜申运河工程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芜申运河”的全长 296公里，其中安徽段长 41公里；安徽段包括青弋江段 38公里 ，胥溪河定埠段 3公里 。根据该项目预可行性报告，芜申运河安徽段我市境内的航道约为 31公里，包括青弋江下游段、清水河段和黄池河段，按照限制性三级双线航道建设，航道设计底宽 45米 ，水深 3.2米 ，最小弯曲半径 480米 ，跨河桥梁通航净高 7米 ，可常年通行千吨级的船舶。按照此标准，芜申运河安徽段在芜湖市区之外的荆山河段，河道“S”型弯曲，不能满足《内河通航标准》相关通航等级的要求，必须采取退堤、切滩等工程措施，以增大其弯曲半径。黄池河及部分河段河槽宽度不足，也必须采取退堤、切滩等工程措施。市区的青弋江航道宽度问题还不是很大，最大的障碍是桥梁问题。芜申运河安徽段全线将要改造15座桥梁，除皖赣线大砻坊铁路桥由宁安铁路部门改建外，其余14座均结合城市规划的原则进行改建。改建工程中有8座桥梁地处于芜湖市的中心区，届时将与芜湖的城市改造结合，设计出一条沿江景观大道。
“芜申运河”是长江中上游地区通往苏、浙、沪的一条捷径；皖江地区、皖中及长江中上游省份的货物通过该运河运往上海、苏南和浙北等地，水运里程比绕道长江缩短 133公里 。打通芜申运河，中小型船舶由此进入长三角地区，不仅避免了长江风险，提高了航运安全性，更重要的是对长江下游和苏南运河起到分流作用，有效地减轻长江下游和苏南运河的交通压力。同时直接实现了干支流相通，缩短了运输周期，减少了中间环节和货损，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航道的运输效益。兴建芜申运河的意义还体现在航运的比较优势上。与公路、铁路等相比，航运的最大优势是运输量大、成本低。近年来，长江及内河客运虽然逐渐萎缩，但是货运却增加迅猛。由于水上货物运输需求旺盛，大宗货物的运输成本与公路、铁路等其它运输工具相比，优势十分明显。开通芜申运河还可以促进沿线的人文景观和旅游资源的开发。
芜申运河的开通对于安徽省来说，依托长江水道向北可连接合裕航道和热议中的江淮运河及沙颍河航道，向东南连通苏南和浙北的航道网，把江淮、沿江部分地区，甚至淮北地区和长三角连接起来，使安徽省的内河航道与长三角内河航道连成一个整体，从而进入了国家航道网，也使安徽省多了一条通往长三角的黄金水道，对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意义重大。安徽省与苏、浙、沪相比，属欠发达地区，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拥有丰富的资源，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通过运河可有效地降低相关产品的输出成本，增强与苏、浙、沪地区经济领域的互补性。同时运河的开辟，还将直接促进和带动安徽水运经济的发展。芜湖是运河与长江的结合点，当然也是兴建这条运河的直接受益者。芜申运河的建设无疑将大大推动芜湖内河航运事业的发展，强化芜湖的交通枢纽地位，推动芜湖区域性物流中心的建立，进一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