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静洲,信大炎

  袁昶(1846~1900)字爽秋,自号浙西村人。浙江桐庐人。光绪进士,由户部主事调总理衙门章京,办理外交事务多年。戊戌变法时,因徐用仪保荐,在总理衙门行走。光绪二十五年(1899)升太常寺卿。次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进犯大沽;朝议和战时,他与徐用仪、许景澄等人极言“匪不可纵,衅不可启”,反对义和团围攻使馆,“谏疏三上,载漪等疾其戆直,乘机诬陷,致罹重辟。”袁昶身为清代重臣,其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后人多有论述。本文就袁昶在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五年内,振兴吏治,体恤民艰,为人民群众所称道的政绩,略述如下:

一、在政治上励精图治主

  光绪十九年(1893)袁昶首放徽宁池太广道,兼芜湖关税。第二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长江吃紧,各国兵舰游弋于皖江上下,时局动荡不安,盗匪群起,出没无常,给芜湖治安造成威胁。因此,袁昶积极筹划防务,一方面捐助银两,招募一营乡勇,保卫社会治安;另一方面,通过外藉税务司及英国领事,促使英国兵舰停泊江心。袁昶派人犒劳,避免了一场兵祸。

  另外,芜湖关以稻米出口为大宗。甲午战争时,芜关严禁米粮出口。战后英国商人与英公使根据条约要求开禁。当时清廷朝野议论不一,有人反对开禁,不许芜湖关的粮食外运出口。袁昶身为芜关道员,积极主张开禁。他在奏疏中说:“本关自取商民,以裕饷源。与彼此贩运通商者迥异。且恃此补助公益,不者难议驰禁。”于是朝议开禁,允许商船出口,兼完金陵厘捐,每石银一钱,仅此,国家一年米厘收入就达数十万两,充实了国库。

二、在尊师重教上作出巨大的贡献

  袁昶到任时,认为芜湖是皖南首邑,徽宁池太广五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万商云集,人文荟萃,鉴于芜湖中江书院系同治二年(1863)巡道员吴坤修所建(初名“鸠江书院”光绪初改为“中江”),年久失修,规模狭窄,既不利于培养人才,又有失观瞻。于是,他先后捐银四千余两,在中江书院内增建“经义”、“治事”两斋,亲自订立课程,分设经史、义理、掌故、舆算、格致等实用学科。为了扩大诸生知识面,他又派人到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洲方言馆,购买新旧编著以及自己亲自校印的东北卫藏的边防、兵阵、树艺、种畜、医药、占侯各类书藉数万卷,供书院诸生随时抄阅。平时教学以朱子朴实、暗修、安定、明体、达用为宗旨,礼聘院长主持。凡有成绩优秀者,则亲加慰勉,提拔重用。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升任陕西按察使,还立案储银五千两,存典生息,作为常年经费。使中江书院得以巩固发展,完成了培养人才的使命。

三、在农业和水利上的巨大贡献

  袁昶在徽宁池太广道期间,一贯重视水利建设。芜湖县城位于水阳江、青弋江、鲁港河三水交汇处,县境内圩堤纵横交错,连绵数百里,枕江界河,时有溃决之患。特别河南的大关亭至鲁港的沿江大堤十二里,关系到南陵、繁昌、宣城各圩区的安全。因此,他经常亲自前来察看水情,指挥防汛。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季,他捐银五千两,设立圩堤专局,购买椿木、芦席等防汛器材,招集民夫,调来大批粮食,在汛期以前,亲自率领专局人员上埂检查隐患,即时修补,务臻完固。同时在此险段,内穿新缕圩三百七十丈,并砥以石桥,两边护以石坡,以阻水势。另外拆修尚塘垾,犁头垾的各处陡门,以便水潦时随时启闭。以上工程计用民工67500个,木材、石料均以万计,工程一年完成。第二年,他在调任陕西以前,还捐银交待下属,对圩堤的危工险段,要继续修补,因而保证了芜湖沿江、沿河圩堤的安全度汛。

  另一方面,他很重视地方蚕桑事业。皖南地理位置与江浙毗连,生态环境与江浙相似。气候温和,宜于种桑,有发展蚕桑,兴起丝绸工业的条件,因此,他又自捐银两派人到浙江购买桑苗数十万株,然后按各府县土地人口造册分发,凡属境内荒地田头,村边空地普遍栽植。为经常有效地管理蚕桑事业,他在芜湖河南设立课桑局,刻印《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种树书藉,广泛宣传种桑养蚕抽丝的知识和技能。课桑局为了便于向农民宣传贯彻,根据近代种桑的先进方法,编辑成简易通俗的韵语读本,多方劝导。不数年间,皖南各府县桑树大兴,养蚕抽丝成为地方出口之大宗。

四、在移风易俗,弘扬正气上的贡献

  袁昶在芜湖事迹另一特点,即“轻财慕义,表彰先哲,激励义行。”用现在的话说,即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注意人们的道德教育。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在中江书院扩建“经义”、“治事”两斋以后,又建尊经阁,阁上储藏经书,阁下设立“先觉”、“正气”、“遗爱”三龛,崇祀皖南历代先哲名官。为了表彰先哲名贤,弘扬社会正气,捐修明朝直谏谪宣州卫给事中姜采墓,置田禁伐,刻石记事;访明朝遗老肖尺木墓址,刻石立碑,宏扬其绘画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修宋黄庭坚滴翠轩读书处遗物等。他还派官员分赴各地宣讲“圣训乡约”,发现民间节义忠孝之人事,立即上报,予以表彰,或奖以实物,或奖以匾额,于是人心向善,正义成风。但所属各府县如徽州山区,民间向有“停棺”、“悬葬”不良的风俗习惯,给社会环境与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袁昶对此也十分关心,亲自刊布《劝葬说》,倡导土葬。同时捐资并组织人力,先后掩葬长年积累的“停棺”、“悬葬”五千多具,使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其余如预防火灾,周济贫困,散发药品,救济棉衣等社会福利措施,更是不可胜数。

  袁昶作为一名封建官吏,主政皖南五年,可谓“以实心,行实政”,体察民情,怜恤民艰,造福乡里,给皖南人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汪畸在《袁太常祠记》里说:“惟公谋国之忠,虑患之深,言人之不敢言。而机牙潜伏,先事捐躯,天下知与不知为之泣涕,岂独皖人也哉!”光绪二十九年(1903)即袁昶蒙冤殉难后三年,芜湖乡绅公议,根据“循吏功德在民,亦即庙食其境”通例,决定在中江书院尊经阁后堂,设立袁太常祠,春秋祭祀,并由汪畸撰写《袁太常祠记》刻碑嵌在壁上,以存不朽。碑记突出了“此皖人万口同声,咸愿尸祝者也”的崇敬心情。

  芜湖中江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名为皖南中学堂,即后来的芜关中学。民间十八年(1929)、芜关中学内增建教学楼,上下二层六个教室,并由校长马振尧题写“怀爽楼”三字。抗日战争期间,笔者曾在这里上学,对壁上“怀爽楼”石刻不甚理解。现在才知道,楼以“怀爽”名之,也是为了纪念先贤“袁爽秋”对中江书院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