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安国、刘素珍
莘莘学子，发奋苦读
胡春霖，字默青（曾用名贤章，春林，茂青，笔名墨卿，默成，默成子，含山龙榆舍人等）。公元1882年（清光绪八年）农历10月21日出生于安徽省含山褒山乡上礲村。祖籍徽州。祖父胡遵礼，太平天国革命时，因避清兵屠杀，辗转来到含山县祁门站上礲村落户。父亲胡祥麟，毕生务农。
春霖先生幼年时，家境贫寒，父亲为李府（李鸿章家）世代为佃农，备受地主豪强欺凌，幼时一次地主前来收租，嫌招待酒席不丰盛，掀翻了桌子，大骂不绝。使先生懂得，家境贫寒，穷人备受欺凌，遂发奋读书。清末，17岁的先生即以案首（秀才第一名）而闻名乡里。随着先生的学识广博，蒙胧懂得，若想穷人翻身，必须推翻不平等社会这一道理。于是，离乡外出求学，以寻找治国救民的道理。先游学上海师范学堂、安徽存古学堂，继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法律，获学士学位。
投身革命，倡导国教
春霖先生早年1904年在上海求学在上海师范学堂、安徽存古学堂学习期间结识了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等人，并加入了蔡元培，陶成章等创始的“光复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同志致力于革命，曾任国务院国史编纂处编纂，京兆律师。1909年东渡扶桑留学日本，留学期间与宋教仁等同志共谋革命大业，1911年10月与宋教仁一起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受宋教仁，柏烈武之托在南京创办《中华报》并担任主编，其间撰写了中华国本之研究及兴国大计等诸篇文章，并着重提倡国儿教育。并担任国务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见当时北京晨报）
1912年民国初建，国家经济穷困，列强环伺。为振兴中华，巩固民国，针对当时我国实际情况，就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改革意见，写成社论，先后发表于《中华报》后汇集成《中华国本之研究》（现存此京大学图书馆）。他认为国民是国家组成的元素，国民知识决定国民素质，决定国家强弱，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唯一办法是，“大力提倡国民进取之精神，鼓午增进国民自治之实力”。先生早在1919年就提出改良教育制度，实行义务教育的意见，并著有《论国家当历行强迫教育，改良学制，以发挥国教之精神》，他深信不疑地阐述：“国无教不立，民无学不兴，教育之道，贯古今，彻中外。凡能成一国树一帜于世界者，必有其国教之精神……”。
春霖先生不论是在北京大学担任斋务主任，中国哲学的研究员，兼职讲师还是在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授兼代理院长和在北京中国大学任教授兼国文系主任，私立北京民国大学任教授兼教务主任期间，都十分注重学生品德教育和体育锻炼，所到之处，都使校风为之一变。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先生又受聘为北京大学斋务主任、中国哲学的研究员兼讲师，主要负责学生管理工作。在这期间，先生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先生友好，同为北大总务委员，经常在一起共商教育兴国，拯救民族危亡等国家大事。在“五四”运动期间他们先后在北京中山公园进行公开演讲，李大钊先生的讲题是《庶民的胜利》。胡春霖先生讲题是《自觉与自信》。（见庆祝协约国战胜日，胡春霖在北京中央公园讲演，北京大学日刊附张，1918年12月3日）
1923年11月胡春霖先生发现学生中有些不良行为诸如赌博、酗酒、斗殴等时有发生，经过调查方知这股不良风气来自学生公寓。由于当时的学生公寓多为私人经营，一些公寓主为牟取私利经常引诱学生聚赌，聚餐，导致少数学生误入歧途。春霖先生对此深感不安。为了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他一面积极与当局交涉亲自致书给北京一位警察署王署长，呼吁当局务必加强对公寓主的管理和制裁：一面着手加强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和课余时间的安排。他说：“学校教育首先要使学生明确读书的目的和责任，提高学生读书研究学问的自觉性和自信心”。因此，他积极提倡用诗、歌、词、赋、琴、棋、书、画以及体育运动，国术锻炼等去占领，充实学生的课余生活，使学生的业余时间在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中度过，从而取代了过去在学生中不正当的消遣之风。在此期间，春霖先生建议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开创学生军事训练和举行体育运动大会，并和蔡元培校长及胡适等教授亲自担任裁判工作。（见北大日刊，1923年11月24日，日刊第二版，12月1日刊二版1922年4月23日，北京大会上讲演，北京大学春运会增刊，1922年4月23号。）
不仅如此，春霖先生还十分注意学生的民主管理，组织书斋学生会，号召学生自已管理自己，培养自治能力。同时，先生还十分重视平民教育，积极组织发动和支持学生办校役夜校（即工人夜校）。支持学生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鼓励学生走向社会，服务社会。（见中华立国本论甲编21-30页）
兴教办学，匹夫有责
先生十分拥护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力支持瞿秋白先生创办俄文专科学校，并把五弟胡绍瑜及长子胡士夔送入该校学习。
1924年先生参加了中山先生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会议。1924年底，中山先生北上，先生代表北京大学前往天津迎接中山先生，并向中山先生介绍了北京各方面政情。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方革命转入低潮，胡春霖先生投笔从戎南下广州，参加北伐革命。四月份到达广州，在张敬斋、李济深的推荐下，在黄埔军官学校担任政治教官。结识了周恩来，恽代英、澎湃、叶挺等人，并十分赞赏共产党的主张。1926年6月14日国民革命军总部成立，先生任参事厅参事。随后总部成立法规编纂委员会，由李济深任委员长，先生作为委员之一参加了《统一国民革命法规》的编纂，12月份又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部编纂委员会，12月3日召开了成立大会，莅会委员有：李济深、张文、潘文治、赵超、胡春霖、马永裕、马文丰、严复、孙炳文、伍观琪等人共同议定国民革命军法规总目。（详见1926年12月4日《广州日报》）
在这段时间，他参与国民革命军组建工作，并参加草拟建国纲要，保甲制度，农桑计划，交通计划，北伐宣言等。同时经家中叔姑母们在家中经常谈到先祖父当时还经彭湃介绍到农民讲习所讲课，以一个贫苦农民的亲身体会，告诉大家，农民要想翻身，必须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用自己的双手来改变不平等的命运。还经常到广州大学演讲，激励学生要“以祖国独立富强为已任”，那时先生撰写了大量讲课和宣传小册子，为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北伐革命胜利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6年11月，中央政治会议北迁汉口，在广州设政治分会，分管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李济深任主席。政治分会下设秘书处，先生任秘书长。在任期间，先生提出，要取得北伐的胜利，党政干部要有革命觉悟，要有军事知识，要提高干部的素质。李济深主席采纳了这一建议。1927年2月党政职员军事训练班成立，先生兼任总队长。为了办好训练班，先生不辞劳苦，亲自撰写讲稿，亲临晨操进行训导，为北伐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春霖先生不论是从军还是从政，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广州。他时刻不忘教育。凡到之处，无时不为教育而奔走呼号。他认为兴教办学，匹夫有责。（见春霖先生著《国儿教育》中华立国本论，甲编21-30页，45-48页，1-6页）
1927年3月，胡春霖先生又与广州政学界名流金湘帆、陈树人、钟莱光、黄瑶生、陈嘉霭、树炳权、马旭椿、王志远、司徒喜、陈友琴、温端生、李明德等发起创办广州大学，并兼任教授校董。广州大学开办初期，为照顾广州在职人员白天没有求学机会，还在教育系，法政系，经济系特设招收夜班生。春霖先生还经常应邀赴广州国民大学，知行中学演讲或任教。（参阅时事广州，民国日报）
1928年3月，春霖先生随北伐军到来安徽，任省委委员和建设厅长之职。春霖先生深知要使家乡摆脱贫困与愚昧，一方面首先要兴办教育。于是他联络各界人士，尤其是联络当年“旅京皖事改进会”的同仁、积极筹办安徽大学。1938年四月，这个历经磨难三次筹建，两次中辍，历时八载的安徽大学，终于在他任职期间内与当时安徽省重视皖省教育事业的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如愿以赏，开学招生。先生还常到安徽大学兼课。另一方面，先生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故乡，首先着眼于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开垦荒山，大力发展农林牧业和发展安徽的矿山和交通业。（见皖史拾零297页，见安徽师范大学简介第一页，见1928年上海国民日报）
国府褒扬，风范永存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合作期间，胡春霖先生积极主张全国团结，抗日救国，来到四川重庆，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任专门委员。结识了任经济研究处处长的共产党人冀朝慨先生，共事之间更加认识和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任职期间，先生对长江、淮河，黄河进行了考察，写出了《战时与战后江、河灌溉经济的建议》。1939年，李济深，朱蕴山也先后来到重庆。春霖先生与李济深，朱蕴山私谊甚笃，如今老友重逢倍加亲热，且国难当头便经常聚首共同开展“团结抗日”活动，深为国国民党右派所忌恨，常常受到特务的监视与跟踪。此时朱蕴山先生被蒋介石通缉，而春霖先生不顾个人安危，冒死掩护朱先生逃离重庆。新中国成立后，朱蕴山先生曾感怀至深，多次和春霖先生的子女胡光亚、胡士善等谈及此事。（参阅李济深证明信）
1941年3月5日，胡春霖先生参加了蔡元培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在会上发言，先生开过纪念会回来，接到李济深来信，信中让先生奔赴安徽抗日前线，让他利用在安徽的旧友，开展抗日工作。先生接信后欣然领命，积极准备成行，并和苏北领导抗日工作的新四军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共同开展敌后抗日工作。然而就在3月16日中午，先生感到身体不爽，午觉醒来，突然口吐鲜血，经中央银行医生诊治，打针服药后，即口不能语，急请歌乐山中央医院陈副院长复诊，认为本来病情并不严重，只要复药休息几日即可痊愈，因医生用药相反，致使病情恶化，虽经抢救已为时太晚。到次日九时，忧国忧民，热心教育，奋斗一生的胡春霖先生便溘然长辞，享年60岁整。解放后朱蕴山先生谈及此事时，认为是蒋特务所害。
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革命，以教育着手，培育人才，毕生追求真理，为人光明磊落，热诚待人，做官两袖清风，政绩卓越。先生不仅精通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研究也是颇有造诣，尤其推崇儒家之道。先生学识渊博，博闻强记。在从事政治、经济、教育等繁忙工作中，不辍笔耕，著有多篇较有价值的著作。如兴国之邦之篇代表作有《中华之国本论》、《新民镒》，《兴国大计》等；经济建设之代表作有《都市中心建设》，《农村中心建设》；爱国之篇代表作有《中华英烈青年鑑》，《共赴国难》，《日本何以欺侮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去抵御他们？》等；教育之篇代表作有《青年责任教育之研究》，《国儿教育，学校管理精神之保持》等；学术上更是数不胜数，《如春秋之孔子》，《经学通论》、《山西铭贤辑要》等共著书52部。
为表彰先生的功绩。1943年1月21日《重庆中央日报》刊登国府褒扬令。全文：“国民政府一月21日令，前安徽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胡春霖，行谊坚贞，学识优裕，早岁加入同盟会宣传主义，嗣后从事教育事业有年，振导学风，士林推重，嗣任安徽省建设厅长建树尤多，生平殚精著述，于闻扬国有文化，致力甚勤。兹闻固病溘逝，轸悼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宿彦，而示来兹此令”。
1944年3月，春霖先生的生前好友，志士同仁，为缅怀先生的功绩与风范，发起募捐集资筹建春霖中学，以资纪念，以慰先生在天之灵，风范长存。当时，孔祥熙，居正、陈果夫、冯玉祥、张继、丁维汾、陈树人、陈其采、吴敬恒、于佑任、邓家彦、陈立夫、许世英、贾景德、狄膺、张家璈、张治中、沈尹默、叶秀峰、方觉慧、周钟狱、李宗潢、姚雨平、孔德成、韩安、黄右昌、姚荐南、洪陵东、谭光、俞演昌、柯潢、张悲鹭等33位发起人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启示，订于3月11日至13日在重庆中一路中苏文化协会专门举办为时3天的春霖中学筹募基金书画展览。他们在展览会启示中写道：“敬启者含山胡春霖先生，秀钟皖北，游历海东，志甘澹泊，传青衿而无意莫名，学富经纶，至皓首而尤勤撰述，功创共和，与宋渔文，黄克强同盟革命。遗寻孔圣，经蔡子民，林琴南共许醇儒，办教育则弟子乐从。长建设官工合化，执最高学府之教鞭，门盈桃李，受中央银行之委聘，节比风筠，凡此大端，式瞻伟度，若夫义折强权，争关税之自主，役参北伐，掌政会之框机，绩懋所常，功昭竹帛，闻扬贤哲，实增晋乘之光，献绵谋献，独纾安邦之策。其政治学说，主张人才中心集于野，政治中心立于乡，遍树乡野文化中心区，允能适应时局，识过前人，至于忠孝成性，诗礼传家，律已冰清待人血热。公则夙夜匪寐，觉世则慷慨陈词，尤足模揩，士林矜式，党国惟是，遗书充箧，蔚成名著之大观，口碑载涂，胥作儒闻之表范。虽报功崇德，政府令典昭然，而感归尊贤，计辈追怀曷已，胡先生生平事绩，已蒙国府明令褒扬，交由党国文史立传，同人等拟募集资金创立春霖先生纪念中学校，俾胡先生精神教育得以光大发扬，嘉惠后学，兹订于3月11日至13日在重庆中一路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书画展览，将同人等及徽集名家作品陈列标价出售，素仰大雅宏达，提倡教育不遗据力、诸祈指导赞助无往感幸。该启事经重庆中央日报刊登后，受到各界人士关注，纷纷前来参加捐款捐物，筹办春霖中学校。1944年成立了春霖中学董事会，由李济深担任校董会董事长。经董事会议决定由董事胡士夔（春霖先生长子），校长胡士善（长女）具体负责筹建事宜，经多方努力，校址选在四川省铜梁县安居镇谦溪祠。经当地以李天禄先生为首的热心教育事业人士的大力赞助，经四川省教育厅核准立案，终于1944年暑期按时招生，开学上课。
抗战胜利后，经春霖中学董事会议决，派董事副校长胡光亚先行到安徽省芜湖市选购校址，由总务主任胡绍瑜先生主持修建校舍，筹备招生，开学事宜。经多方努力，春霖中学于1946年九月由四川铜梁县迁校安徽省芜湖市大砻坊新校址（现地委党校），移转安徽省教育厅立案，按期招生开学上课。
1949年7月春霖中学董事会改组，仍由新中国副主席李济深任董事长。1950年董事长李济深，董事朱蕴山电告安徽民革负责人朱子帆先生兼任春霖中学校长，并全权处理校务，后因当时政策全面接收各私立中学。遂由校董兼校长朱子帆先生和校董兼教务主任柯善骥先生两人遵照芜湖市教育局指示，办理移交手续。至此春霖中学宣告结束。
作者：
胡安国，春霖先生之孙，退休国家干部，民革党员。
刘素珍，纺织厂退休干部，中共党员。
1994.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