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其寅

  1947年5月以后,正当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接连被粉碎的时候,国统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下,全国各地学生对国民党政府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形成了中国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在这革命高潮的影响下,一向具有学生运动光荣传统的芜湖,也于同年十月份,在广益中学爆发了一场反对特务迫害的罢课学潮。我是此次学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追忆往事,历历在目,心起潮伏,不胜感慨!

  当时,我在广益中学高中三年级上学期读书。1947年5—9月,曾先后从北平、青岛、上海、南京各大学寄来好几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罢课和示威游行的通电、代电。给我寄这些宣传品的,都是抗战时期与我在湖南、四川读国立八中、九中、十六中学的同窗好友。消息传米,辗转反侧,激奋难眠,怒不可遏!

  十月的一天清晨,我刚跨进校门,便听到教室里传出一阵乱哄哄的声音,心里好生奇怪出了什么事?我急忙加快了脚步,跑进教室,瞥见一位姓朱的男生,瘦小个头的前额上,被白纱布包裹着,浸出鲜红的血渍。据说,昨天放学路过花津桥附近(距芜湖三青团总部甚近)时,小朱遭到几名三青团特务的袭击。许多同学为此愤愤不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下午,第一节课下课的铃声响了,我和同学们走出教室,便发现操场的另一端、圣公会教堂门前不远处站着三个人,其中两个人的手里拎着手枪,正朝我们教室指指点点,嘴里还叨咕着什么。这一情景,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一位同学对我耳语说:“就是那两个持枪的家伙。”我明白了!他们今天是来继续寻衅的。我定睛仔细观察,那位皮肤黑黑的小矮子、年长一点的是陈明宣!我心里挺纳闷:他怎么来了?我曾经在校庆会上见过此人,是广益中学的校友,他为什么会参与这种事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陈明宣是“皖南工作队中队长”)

  忽然,对面大喊一声:“姓朱的,你出来!

  看来,那三个家伙公然要冒犯众怒了!我告诉站在身旁的表弟,本班副班长陶光琼:叫小朱不要露面。”这瞬间,男生都涌了出来,正好把教室门封得严严实实。

  我跳下台阶,迈步走了过去。我向陈明宣点点头,问:“陈先生,今天大驾光临母校有何贵干?”

  陈明宣尴尬地笑了笑,分辩道:“我是来劝他们……。”

  我说:“不!昨天打伤了我们的同学,今天是来道歉的,还是……?”

  那两个持枪家伙,不耐烦地吐道:“不管你的事,叫姓朱的出来!”

  “请问:你们闯入校园,扰乱教学秩序,妥当吗?”我反问道。

  “你给我滚开!”两个家伙把枪举了起来。

  我立在他们面前,丝纹未动。脑子里猛然闪过一个念头:“枪,我在四川早领教过了!”当年,在国立十六中学的一次学潮中,不就是被十一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驱逐出境的吗?他们的枪尖上插着明晃晃的刺刀,押解着我们离开了学校。可是,今天我又面对着一双枪口,一腔怒火在胸中燃烧,我的心在颤抖,象要炸裂似的!我正言厉色地抗议:“请你们听清楚,昨天,是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了我们的同学,将他打得头破血流;今天,你们又持枪闯入校园,寻衅闹事,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陈先生,你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一切后果。”

  “废话少说,把人交出来!”

  “哼!办不到。”我冷笑了一声,拂袖调头径直向教室走去。

  与此同时,聚集在教室门前的同学们,群情激昂,齐声怒斥道:“滚出去!滚出去!”

  根据同学反映,是李肇文校长的一个儿子,把三个特务带进校园里的,难怪学校当局对特务持枪寻衅事件置若罔闻!

  经过学委会短暂商量之后,决定派班长陈以沅、副班长陶光琼上楼去请李肇文校长。伴随来教室的还有教务主任王逸尘、我班主任王芝田(军统特务)。

  同学们首先要求学校当局澄清两个问题:第一、校长儿子将持枪特务引进校园,并寻衅闹事,学校当局必须承担责任;第二、特务持枪冲击校园,学校当局不出面制止,袖手旁观,你们双方可有默契在先?随后,学委会又提出三项要求:(一)惩治祸首,向受害者道歉;(二)偿付受伤者全部医药费用;(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在质询过程中,校长李肇文默不作声;王逸尘支吾其词,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惟有王芝田极尽诡辩、恫吓之能事,他那狡黠的小眼珠,不时地在眼镜片后面闪烁着凶光,嘴角含着一丝奸诈的笑意。故而,激发了同学们的极大反感,双方展开了一场炽热的唇枪舌战,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会场气氛显得异常激烈而紧数,大有箭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教室两旁的窗户外边,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兄弟班级的同学,他们有的摞紧着拳头,有的向里面递条子,为我们鼓气助威。争辩一直持续到天色黑尽,教室里又没有安装电灯,于是,陶光琼代表学委会宣布:“学校当局必须在十二小时内作出圆满答复,否则,我们将举行罢课,以示抗议。”

  会散后,许多同学陆续来到我的住所。当时,我家住在北门蒲藻塘沈家花园的小楼上,因为家里人多屋窄,我便与两位寄住的同学一齐住在西门口糟酱公会内(环城西路十八号),距广益中学很近。当晚。学委会成员在我的住所,共同商讨了对策,认为罢课势在必行,必须作好充分准备。指定严广斌、王传纶和我负责起草“罢课宣言。”为了表达同学们的坚强决心,在“宣言”最后用了八个字作为结语:“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翌日,学校当局拒绝作出任何答复。上课铃声一敲响,“罢课宣言”便庄严地出现在校上,洋洋六大张,满满当当地贴了半面墙。我们还分头走上兄弟班级的讲坛,发表演讲,阐明罢课缘由,控诉特务暴行,抨击校方为虎作伥,争取了全校同学的声援和响应。

  广益中学的罢课学潮,象春天的惊雷迥荡在芜湖的上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然而,不寻常的迹象预示,军统特务机关也正在密谋杀机。罢课学潮进入第三天,“公会”的门外就摆上了一个“皮匠摊子”,被家父翟本槐注意到了(当时家父翟本槐任芜湖商会常务理事、糟酱公会理事长)。他没有惊动我们,只给糟酱公会勤务刘明良老师傅打了一声招呼,要他留心“公会”的门禁。下午,商会开会,有人秘密给家父塞了一张纸片,打开一看,方知王芝田向军统告了密,黑名单上头一个名字写的就是“翟其寅”,名字下面还打了一个括号,特地标明“系翟本槐之子”六个小字。黑名单上另外还有陈以沅、陶光琼、王传纶、魏敦勇、严广斌、罗嗣涛、钱益民等共十一名同学。

  家父得知这一信息,深感隐忧!其原因是,自国共谈判破裂,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代表团撤离京沪飞返延安以后,国民党政府便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我的大姐翟毓芬(后改名翟铃)系民盟地下党员,因坏人告密,于一个月前被捕入狱,关押在国货路的“军警宪联合稽察处”的牢房里。经家父多方设法营救,尚无结果。现在军统的黑名单上,又有了我的名字,家父自然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万一我也被抓起来,两顶“红帽子”戴到他大女儿和大儿子的头上,无疑地,将会对其产生极为不利的社会影响。事己至此,他别选择,立即挥毫写了一张条子,叫车夫小王火速送到了我的手中。

  来条这样写道:“有人告密,见谕速往河南汝姑妈家暂避,切切!”(我的姑妈即表弟陶光琼的母亲)没料到这件事会来得如此突然!有意思地是,那时我看着家父的手谕,心中妤象相当平静。我思忖,纵然大祸临头,也该由我承担,要抓抓我,要关关我,决不能临阵脱逃!但是,经过在场的几位同学权衡了利弊,苦苦劝说,陶光琼、王传纶等又保证坚持罢课斗争,与我保持联络。我们互道“珍重”之后,即由车夫小王护送我离去。

  深夜,三妹翟毓蕃(当时在芜湖女中高三读书)陪伴母亲越过浮桥,摸黑来到陶家,随身带来长衫、礼帽,帮我化好妆,静悄悄地把我转移到三圣坊,安置在盈丰钱庄三楼上住下来,钱庄大门有铁栅门,挺谨慎的。我母亲轻声地叮咛道:“你就安心的住在这里,千万不要下楼。如果风声吃紧,你爸打算随时送你去南京!黑名单上都是你最亲密的朋友,还有陶光琼,是你爸的亲外甥,他怎么能不管?今天下午,他一直在跑,你放心好了!”

  我离校后,芜湖三青团的大特务头子单伯群,突然出现在我班的教室里。那一天,教室里零零散散地坐着十几个同学,有的看书,有的闲聊。单伯群用冷漠的眼光扫视着大家,阴阳怪气地说什么“学生到学校来,就是要好好读书的;”还胡说什么“现在是戡乱时期,有人煽动罢课,搞破坏活动,定要依法惩办。”……纯属一派“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谎言。他竟勃然大怒“啪”的一声,把一张白纸摔在课桌上,杀气腾腾地吼叫道:“都给我签名,马上复课!”

  ……

  事实上,家父翟本槐始终关注着广益同学的命运,为解除青年学子的困境,在不停息的操劳,东奔西走,四处呼号。在我离开学校的当天下午,他就赶到广益中学,亲自与李肇文校长当面交涉,要求他负责保护同学们的人身安全,制止王芝田对青年人的无辜迫害。紧接着,又分别找到王逸尘、王芝田谈了话。这些天来,他向各方面说明广益中学罢课学潮的真相,为青年学生鸣不平,与单伯群、王芝田等特务当庭抗争。最终制止了一场不测事件的发生,保护了一批进步青年免遭迫害。

  广益中学罢课学潮,就这样坚持了十天之久!

  李肇文校长终于被迫把陈以沅、陶光琼两位班长请去谢罪,承担了责任,承认了错误,接受了三项条件,并撒销了王芝田的班主任职务。至此,学委会宣告复课。

  广益中学反对特务迫害的罢课学潮终于胜利了!

  学校虽然复课,我仍然不能返校上课,继续住在钱庄楼上“避风”,静待家父的谕旨大约又过了半个月,家父才放心地通知我回校上课。同时,经过家父的全力营救,我的大姐翟毓芬亦于1948年春节前获释出狱。

  当年我们姊弟这些倾向进步的活动,确实给家父翟本槐增添了很多麻烦和负担。但是当我们一旦出了事情,他总是挺身而出,保护我们,营救我们,却从来不责备我们。这正反映了其时他内心深处心重大变化。可见,百万雄师过江之前,我地下党曾劝他留下来为人民做些好事,并保证我全家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便毅然谢绝了台湾亲友的安置,留在了芜湖,为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做过有益的贡献,这绝非事出偶然!

  解放后的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特务头子单伯群、王芝田均被我人民政府镇压,在王芝田的判决书中,还列举了1947年该犯在广益中学迫害进步学生翟其寅等的罪状。特务头子陈明宣也被判刑劳改。

  应当指出,当年广益中学反对特务迫害的罢课学潮,只是1947年全国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洪流,在芜湖大地上迸发出来的一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