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永年
顾鼎玉（1910-1973年），上海市嘉定县人，生前担任过合中企业公司（进出口公司）经理、嘉丰织厂协理、苏南棉纺织同业公会理事。为了支援外地纺织工业建设，1954年赴安徽省筹建芜湖纺织厂，1955年5月在芜纺工作并先后担任芜湖纺织厂副厂长、芜湖市人民代表、民建芜湖市委员会主任委员、芜湖市政协副主席，以及安徽省民建常委等职，是一位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工作、富有事业心的爱国进步的民族工商业者。
顾鼎玉的父亲顾吉生先生是一位纺织界的元老。在旧中国提倡实业救国，发展民族工业，创造了嘉丰棉纺织厂。顾鼎玉受其父亲的影响，一生致力于进出口事业和纺织工业。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顾吉生先生接受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思想，摆脱了封建世袭观念，没有安排长子顾鼎玉从学校毕业出来马上管理嘉丰，而是安排他去银行中做练习生，让他自己锻炼，独立创业。由于顾鼎玉勤奋学习，好学上进，进一步自学了英语、进出口管理、纺织管理和纺织工业生产，逐步熟悉了业务。后被聘请到合中企业公司当经理，从事进出口工作，使合中公司日益兴旺，开始了他的事业。
在日寇统治时期，日方强行提出要和嘉丰厂“合作共业”。顾鼎玉父子不怕日寇的威胁利诱，坚决抵制，拒绝签字，并且组织人员把嘉丰厂关键机器设备的零件，涂好牛油用蜡纸包好埋入工中，且至抗战胜利，再重振嘉丰厂。
他在嘉丰纺织厂当协理时，更发挥了管理才能，与同事们一起把质量和信誉放在管理首位，作为治厂的宗旨。在当时还是二千人的工厂，职能管理人员还不到十位，然而在质量和经营方面，却成为纺织行业竞争中的佼佼者，以致使嘉丰纺织厂在解放后成为全国纺织行业中第一家出口“免检单位”，“丰鹤牌”成为首批出口的优秀纺织品，畅销国内外。嘉丰纺织厂的治厂经验被誉为“嘉丰精神”在全国推广。
上海解放前夕，顾鼎玉得到父亲的同意，准备把已在台湾的家小接回上海。当时一些朋友“好心”的劝他说：“留几个子女在外地，以便今后也有退路。”但他只有一个信念，回大陆才有光明前途。到了台湾，他说服了母亲、妻子和弟弟，把全家一个不留地迁回到上海，此时，离上海解放只有二十多天。5月24日，全家以喜悦的心情，迎接了上海的解放。事实也确实如他的信念一样，党和政府对他关怀和信任，给予了很高的政治地位，而他的子女也在党的培养下都成为大学生，目前有的成为系主任、副教授，工程师、讲师、厂长、记者，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顾鼎玉积极参加“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认购公债时，他不仅带头认购，还动员工商界一起认购。他直接经营的合中企业公司在“五反”中被评为“基本守法户。”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他积极带头申请了“公私合营”。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他自身保持朴素的生活，并捐款兴办社会事业，帮助国家一起渡过困难时期。
在党的领导下，嘉丰纺织厂因善于经营，严于管理，重视质量，使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企业的发展基金大幅度增加，以及过去已向国外购置了成套纺织机械设备。如何更好地发挥这笔基金和设备的作用，顾鼎玉提出建造新厂，扩大再生产，发展纺织事业。如何把这些在解放前订购的机器设备运回国内，在当时确有相当的困难，他发挥了多年来积累的外贸经验，运用经济合同的法律手段和他的外文基础，亲自起稿信函给外商，经过几十次的交涉，终于使这批纺织机械设备运回国内，为建造新厂奠定了必要的基础。54年，国家考虑到纺织工业的发展和布局，建议公私一起投资，准备建造规模较大的纺织厂。建厂的地址选择在江苏省南京附近，顾鼎玉为了事业，毅然担负起筹建新厂的重任。正当筹建工作准备就绪时，芜湖市原裕中纱厂不幸烧毁，为此国家从发展平衡考虑，又提议将新厂改建到芜湖市。芜湖在条件上比南京差。这一决定不仅给筹建工作带来新的困难，而且筹建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产生了一些情绪。从他自身的家庭情况来看，也存在较大的困难。一家都在上海，父母亲已七十多岁，妻子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多种疾病，长期卧床，子女都在求学，都需要他就近照顾。但是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家而是如何发展纺织事业。他不仅说服了家人，而且还做通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工作，使大家满怀豪情一起奔赴安徽，一起筹建芫纺，他代表嘉丰厂入股54万，占合营的芜纺厂资本41.14％，有力地支援了内地的建设。
在筹建芜湖纺织厂头几年中，他废寝忘食，把精力都投在芜纺的建设中。担任芜纺副厂长后，他分管职工文化生活及福利方面业务。他却从没有享受过探亲假，仅在每年春节按规定假期来沪休息几天，准时返芜工作。在芜湖二十几年中，每次春节后，他总是按时返芜上班。
1954年，顾鼎玉受组织委托，到香港去争取过去在香港银行的外汇存款。他去香港时，有人曾经怀疑他不会再回来，在香港他会晤了很多老朋友，有居住在香港和台湾的，也有居住在国外的。他时刻牢记自己是受组织委托而来，因此在各种场所和交谈中，处处注意影响，经常向在港的朋友宣传国家的政策，宣传解放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宣传国家实行赎买政策后对工商业者关怀和保护、生活安居乐业的情况。他列举了自己的经历，感染了很多朋友。当然也有些人不太理解我们的政策和事业，曾半开玩笑地说：“鼎玉，你现在已经赤化了。”他回答说：“我还没有资格赤化哩，我是被事实和事业所同化。”也有人劝他，留在香港，继续合作，搞一番事业。他谢绝了，他自信地说：“如果要想留在外面，在49年，上海还未解放，我去台湾时就可以留在台湾，况且那时在台湾我已有工厂和住宅。现在我在大陆已有我的工作和事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和道路。”朋友们对他坚定的信念表示钦佩。为期三个月的香港之行结束了，他回到了芜湖，立刻向组织上详细汇报了在香港的工作情况和思想情况。他的回来，也使曾经怀疑他的人信服了。
在担任芜湖市民建主委和政协副主席期间，他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热心社会工作，团结工商界，密切联系群众，他走访了大部分工商业者和家属，想方设法为工商业者解忧排难，处处以身作则，秉公办事，组织大家认真学习，献计献策，带领大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同心同德，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还一次性的捐款九万元人民币在芜湖市创办了二所民办学校，致力于发展芜湖市的教育事业，发挥了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应有的作用。
在十年动乱时期，他尽管受到了迫害，关进了“牛棚”，被戴上“反动资本家”的帽子，在安徽省各地巡回游斗，但是他始终坚信党的政策，光明一定会来到。在七年的下放劳动改造中，他没有气馁，虽然年过半百还是坚持在车间翻三班制，尽管只拿生活费，生活艰难，但是在七年中他从未请过假，坚特劳动，有时身体不适他还是带病上班，在精神上乐观自信。他把下放劳动并不当作惩罚，而是当作改造世界观所必需的。
最令人难忘的是，73年他落实了政策，这是他一生中最喜悦和高兴的事，组织上很关心他，叫他返沪休息，休息后再安排工作，他仅告了一周的假，回到了家里，第一句话就是：“感谢党，感谢党的政策，我要更加倍努力为党工作，报答党的恩情。”正当全家高兴之际，他的健康状况突然不佳，长期的劳累，患了高血压的并发症，只得卧床休息，但只休息了二天，病情并未好转就要求返芜。当时家里人都劝他待病情好些再回芜，而他说：“一则我只告了一周假，二则组织上还要安排我工作，不能无组织无纪律。”他这种刚强守信的性格，热爱工作的精神，谁也阻挡不了他。在子女陪扶下，艰难地回到了芜湖。到了芜湖，病情加重，组织上叫他立刻医治，家属考虑到在上海照顾方便一些，就向组织上重新告了假，又陪扶他返沪。在离开芜湖时，尽管病情严重，但他还是不放心地问了是否请假，当告知他已请好假，组织上叫他安心医治，他才放心。回到上海，病情逐步恶化，只得住进了医院。在他半昏迷中，还念念不忘学习和对子女的教育，再三关照子女，整理好他的学习笔记，体会他改造的心得，他说：“这对你们世界观的改造，大有益处。”在他生命最后时刻，刘靖基同志坐在他病床旁，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交谈的还是工作和学习。就在当天晚上，他就昏迷不醒，不到一周就与世长辞了。
在顾鼎玉一百多篇，十几万字的学习笔记中，都渗透了他认真学习，自我改造，对党忠诚的信念。其中有他参加第一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心得体会，有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也有他向党交心、自我检查的记事。这些都是他联系实际、联系思想、联系工作、爱国爱党的心声。他说过：“有人说我相信共产党是假的，但是，我能一辈子这样假，到头来总不会是假的了吧！”事实证明，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