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海关百年史略（《芜湖文史资料3》第014篇）

作者：张华、齐金辉

　　第一章：概说

　　在中江塔至弋矶山江岸线中间偏南的地段，有西式楼房三幢和钟楼一座，俯瞰长江，虎踞一方，这就是当年根据不平等条约建立的芜湖海关关署。

　　海关是一个国家设在口岸管理进出国境货物、人员、运输工具及有关事物的行政机关，它对外代表国家行使主权，对内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

　　我国的海关起源于周代，在其后的约三千年中，从对外关系的角度上看，长期以来海关的管理大权一直是中国政府独立掌握的，但自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入侵神州大地之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开始了近代中国海关受帝国主义控制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屈辱历史。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对外屈膝投降，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相继签定，丧失了大片的领土和大量的主权。

　　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清政府和英国又续订《烟台条约》，增辟芜湖为通商口岸，翌年四月一日，芜湖海关就如一条恶蟒出现在黑云笼罩的江城。百年之间，风云变化史料繁多难以详论，谨将海关业务方面情况分为两个时期加以粗略记述，作为引玉之砖！

　　第二章：清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海关

　　芜湖地处长江中游，青弋江横贯东西，港汊纵横，航运便利，物产丰富。自一八七七年四月一日设立海关，五月底正式开始业务，至年底仅七个月，进出口贸易总净值即达一百六十三万二千余两关平银，一八七八年的贸易总净值又达三百二十一万九千余两关平银。光鸦片一项，净值就为一百三十四万余两，一年之中的销售量竞激增至二千三百八十担之多，销往庐州府为七百二十担，销往安庆府为四百二十担，销往宁国府为三百五十担，销往徽州府为一百八十担，销往池州府为三百六十担，销往太平府为三百五十担，而且第二年鸦片的销售量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五！此时的棉、毛织品以及煤油、火柴等工业产品又如潮水般涌入国内，更严重打击了中国农业家庭副业和手工业者的生产。通过芜湖这一个口岸的对外贸易，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人民在不平等条约的沉重枷锁下，是怎样日趋贫困，怎样在苦难中煎熬！在此必须指出，海关关税虽巨，中国人民是得不到的，皆被清政府用来支付了战备赔款实即流入帝国主义的血口！

　　第一节：进口洋货

　　（一）鸦片贸易

　　自清光绪三年到宣统元年的三十多年里，鸦片始终稳占进口洋货的第一位，据海关税务司葛立宛在《清光绪十年芜湖口贸易论略》中说：“本埠贸易跌落之项正多，然购买鸦片，一年之中，络绎不绝，进口量为本埠开关以来之最高记录，净重三千六百担。白皮土之销路极广，多至三千五百五十九箱。每担值关平银三百八十五两至四百十八两之谱。芜湖附近区域吸鸦片烟者占大多数，且常增加，将来此项贸易，尚有继续发展之可能也。”清光绪十一年，税务司恩司在其年度《论略》中称：“鸦片进口总净重为四千八百三十五担，于十九个收聚烟土之通商口岸中，芜湖已跃居第四位，”光绪十二年恩司又于年度《论略》中称：“鸦片为本埠最重要之进口货，今年能继续如去年之增多，为由于厘金之特殊关系，去年有大批烟土偷运过关，贸易受相当之刺激，然有害于他埠。今年初，厘金局包与他人代受税钞，偷漏大减，厘金实获大利，而鸦片贸易如施魔术，发生极大之变动，华商也获得厘金局之谅解，运烟土入口，毫无隐匿。”

　　光绪十四年，鸦片进口量下降约一千余担之多，原因是：一、土制鸦片已能大量生产，收割制作均佳，使有专吸外土之癖者，改而吸国货。二、土药多半私运入芜，并不完纳厘金。三、白皮土市价为每担五百二十两至五百三十两之谱，土制鸦片价值仅为洋药之半，价既低廉，味也不差，故大批运进，能与外土竞争，当年江苏徐州、砀山、丰县，安徽颖州、亳州，都已广种罂粟，河南省种植者也复不少，在准许鸦片可以公开买卖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广种罂粟以谋生计，诚所谓“饮鸩止渴”，可痛而又可悲！

　　十数年间，鸦片进口年平均数约在二千担之谱，价格增至每担七百五十两与九百九十余两之多，以每年进口两千担，每担值银九百两的粗略估计，每年耗银即达一千八百万两之巨，为数实在惊人。富户经常以外国烟土作为馈赠的责重礼品，烟具如象牙管、金丝灯、翡翠盘，价值万金，侈糜无度；中产人家，遇有婚丧大典，则广陈烟榻，自认非如此则不足以饷客；一些穷户则至烟馆“过瘾”，整日吞云吐雾，继以宿娼、聚赌，成为罪恶的渊薮。

　　光绪末期及日本占领期间，芜湖几乎每一条街巷都有一至两家烟馆，嗜者蓬头垢面，形销骨立，因此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嗜者不仅丧失工作能力，且亦丧失生殖能力，其害不仅亡国、亡家，甚而至于有亡种的危险。

　　（二）棉、毛织品贸易

　　清光绪四年，芜湖海关棉织品进口净值白银二十二万七千三百余两，占洋货进口总值的百分之十一点八三，毛织品进口值一万九千一百余两，占进口总值百分之五点六六。三年后，进口数量无较大的变动。税务司白恩针对这一情况说：“吾人仍可希翼进口贸易之相当发达，此虽难必其如此，然因居民将货物（主要指米、丝、茶、纸等土货）运往他埠获得利益，自然有一种贪慕侈华之势，于是必须求较贵之进口货，余料此种状况稍迟便可实现。”

　　光绪八年棉织品贸易净值少有跌落，仅值关平银二十九万九千余两，毛织品之情形也与棉织品相似。光绪九年“原色布较去年少四百一十九匹，标布少四千九百一十六匹，白布增加二千零五十五匹，差可相抵，美国斜纹布降落甚巨，因织布厂已能制成质量相等、打包及一切外装极似美国之布匹供给予市场故也。”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人民虽被不平等条约束缚了手脚，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但在经济战线上仍在坚持作战。税务司葛之宛在《清光绪十年贸易论略》中说：“回顾以前两年之情形观之，本埠贸易仍揽于华人手中，现时外商尚无侧身于此作贸易竞争之趋势，一年来本埠标准货之进口，已有一强固之基础，希望来年丰收而使出口贸易充分展开。这里所说的“标准货”，实指鸦片，这便是历届税务司在年度《论略》中所一再强调的稳站第一位的“标准货”。今天，西方有识之士如闻其声，也必为之汗颜无地！

　　至于各种洋布、哔叽之类的“华侈品”，其所以不能如愿以偿地大量倾销，固然由于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着的自然经济，对洋货的倾销尚有一定的抗衡力量，而另一重要原因，据税务司白恩在年度报告中论及“子口税”时指出：“芜湖子口贸易为海关之旁支，现已逐渐减少。”关于减少之原因，他吞吞吐吐地说道：“余尚未能作满意之说明。”但终于不得不承认这一严酷的事实，即：“本省多数民众甚为穷乏，内地之洋货商人几等于小贩，购货甚少。”其所谓“于洋糖消费之增加，可知人民生活幸福之程度。”云云，则于此已不能自圆其说。

　　（三）杂货贸易

　　进口杂货主要包括糖、煤油、火柴、肥皂、玻璃，铁皮等，光绪七年进口杂货总值关平银二十七万余两，占进口洋货总值的百分之十一点四。税务司白恩在该年《论略》中说：“在所谓洋糖中，余再于统计册上举其减少数字，即去年赤（红）糖一万三千三百余担，白糖一万七千六百余担，今年分别减少为一百余担，但由已发表之统计册观之，本糖进口之量足以偿洋糖之减少而有余。”从这里又可看出芜湖人民对于潮水般涌进的洋货，仍在积极堵口复堤，一直顽强战斗了二十多年，然而力量有限，市场上充斥着洋糖、洋油、洋纱、洋火、洋伞、洋蜡……几乎是无货不洋，且以光绪二十九年为例：进口洋货竟达八百三十余万两，其中洋糖净值一百三十余万两，棉织品净值一百一十八万余两，煤油净值六十余万两，火柴净值十六万余两，毛织品净值十三万余两。《光绪三十一年芜湖海关论略》中指出：“去年似有棉纱消费较少，而棉布消费增多之趋势，可见本地家庭纺织工业已渐趋衰落也。”彼言之色喜，余记之则心悲。至于鸦片，自然是独占鳌头，遥遥领先，净值一百七十二万余两，为害之烈，简直无法估计！

　　（四）贸易船只

　　光绪七年，海关雇用船只总数为一千六百六十九只，计一百五十二万四千余吨。

　　这个时间，中国长江航运事业在行程和吨数上仍占第二位，运费则居第一位。到了光绪十七年，情况虽有变化，中国船只仅占总吨数百分之二十八点一。（是连领有“特种凭单”之民船及池州煤船一并计算）。其中官督商办的招商局轮船与外轮尚有竞争力量。但自此而后急转直下，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德国及日本旗号之船只，进口次数及吨重有极大之增加，日本夏关、大阪株式会社新制大轮，设置精美，为长江航运之冠，初秋又添置一轮船。德国麦其尔轮船公司江轮三只，于十月间按期航行。”到了光绪三干三年，中国长江贸易船只急速下降，一蹶不振，仅占百分之十八，我国轮船设备、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无法与外国竞争。到了宣统年间，长江航运上自重庆，下至上海，几乎全由英、日、德、法、美等国所掌握，芜湖江面，但见各种外国旗帜纷乱飘动，令人简直不知置身何地！中国仅有小轮载客，来往于安庆、南京、庐州、无为、南陵、宁国之间。”因竞争激烈，而获利甚微！

　　（五）白银外流

　　据税务司白恩《光绪四年贸易论略》统计：“白银进口为四十二万四千九百余两，出口为二百四十九万五千余两，超出进口金银几达五倍。”据税务司威尔脱在《清光绪十三年芜湖口岸贸易论略》中称：该年出口总值，较去年之四百零九万余两，尤为增多，他对大量金银外流，解释为：“一、每天须付由镇江来此进口之盐价。二、本埠人口增加需盐增多。”这真是避重就轻，亡顾左右而言它。税务司莫锐尔在《清光绪二十七年芜湖海关贸易论略》中说道：“此种永久性出超之情形，虽在贸易有利本埠之年也所不免，其理由似难得满意之解释，但综合若干年观之，其出超之数较进口商品入超所多并不甚巨，例如自一八九二至一九〇一年之十年间，进口总值超出出口总值银一千万两之上，而出口之银超出入口之银一千一百万两，十年间出口银仅为一百万两也。”在《光绪二十九年贸易论略》中又说：“出口货物之值超入口之值约二百万两，而银出超仍在一百万两以上，此种异常事态，从前有种种之解释，然也因时间而进步，除商业交易所必须运出之款外，官方付出赔款，亦占出口银之大宗也。”这也只说出了问题的一半。第二年税务司金说：“金银出超一百二十三万余两，但出口货物超出进口货物也巨，此种事前已详言，余不欲对此详加讨论，以其并无极大之关系也。”细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芜湖出口货物主要为米，只销往国内各地。其余如丝、丝织品及茶叶，系由镇江或上海转运出国，然数量极微，大量白银外流，主要是因鸦片公开进口，其余洋货也占一定比重所致，仅芜湖一个口岸，每年即外流白银一百万两以上，人民安得不穷。每年输入消费鸦片达二千余担，人民又安得不弱？

　　第二节：土货进出口略论

　　本文这里所指的是芜湖口岸，与今日国际上的“进出口”名称有所不同。

　　进口土货，主要是红枣、木耳、夏布、桂园、药材、土布、柏油、桐油等，净值为六十九万四千余两，大都是供本埠消费的，这些土产的贸易交往，今天自应加以发展。

　　出口土货主要为：米、丝织品、茶、纸等十余种，自一八七九（光绪五年）至一九〇八的三十年间，各种出口土货数字升降不一，变化很大，扼要论述于下：

　　（一）米市贸易

　　税务司亚列门在光绪五年的年度报告中说：“在此新通商口岸，余以外人新来此地，对于本年的商务之情形，尚未能作透彻之观察，余仅全力注意于随时发表之统计册。”他在《报告结语》中说：“余所料知不久之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芜湖必声誉鹊起，即余居此之几个月中，芜湖之繁盛已有显著之增加，在城内及西郊已建成许多住宅与货栈，”繁盛的原因，除了有此“一大口岸为鸦片聚散中心（当年鸦片进口三千余担）外，米市的兴盛也为重要因素。”当时芜湖有二十个大米行，另有南方一、二家商行，住有专人设办事处于芜湖。全年米价稳定，每担一元七角，出口总量为六万六千三百余担，第二年即增为二十一万余担，值银为三十九万七千余两，占出口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三，跃居出口土货的第一位。出口米中有五万八千余担直运至天津为军米，有九万三千余担以海轮直运广东，其余由招商局轮船运至上海转运南方。

　　米由庐州运入芜湖占出口量三分之一，系用容量一百担至三百担的小船运载，税务司白恩针对这一情况指出：“必须有大货栈以为收积之所，以备雇用海轮运出，今年有海轮八艘于本埠运米，余敢预料明年之数目必增，因运货者常厌恶招商局江轮之运货，当轮船之抵岸也，无充分之位置储存，而必须待至一星期或十日后再运。”此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翌年，米总出口量（运稻在内）跃增至六十六万五千余担，超过去年百分之七十以上，又有三家新米行开张，竞争益剧，“本市场当更加扩大，收运者之人数必增，供给之米将源源而来，此时芜湖必成为附近区域过剩米之出口处。”这一估计是符合事实的，三年后（即一八八五年）米出口总量竟达一百二十万担，为出口最多的一八八二年的两倍，税务司恩司探讨其原因，认为：

　　1、广东遭遇水灾，需米骤多。2、至广东之米百分之九十四领有官厅护照，免税过关。3、向日产米地运往镇江者，皆改运芜湖。4、米行增多，商人竞争，交易手续合理化。5、店主至出产区购米，有货栈可存，农人运米，立可售出。同时他也指出“缺陷”是无适当区域停靠米船，江北来此之小船，只能停于江面，并认为：“应辟船坞或建立更多之贷栈，则安徽殆不致有一担米舍此而他趋也。”芜湖之米为商业之原动力，凡百货贸易皆以此为中轴而旋转。此年米市贸易充分开展的原因，除了本省丰收，广东继以旱灾之外，还由于去年贸易获利，一班米商增加勇气，促进五家新米行开设而盛大竞争。

　　自此之后，大米出口总值由一八八九年的三百四十二万九干余两，增为一八九六年的四百七十四万七千余两，又跃增至一九〇三年的一千一百三十五万五千余两，一九〇五年度竟高达八百四十三万八千余担。为芜湖开关初期六万余担的约一百四十倍，累计运往南方之主要市场：销售广州三百三十余万担，销汕头三百二十四万余担，销往厦门十四万九千余担。运往附近市场者二十万一千余担，占米出口总额百分之二，运往北方市场一百四十八万九余担，占米出口总额百分之十八。合计米出口总值占土货出口的百分之九十一。《清光绪三十一年芜湖海关贸易论略》中指出“至于烟台米市能维持若干之久，则依照满州（东三省）之情形而定，其运往关东，将可取高粱小来而代之，但出售米价，必须使贩者获若干之利益，税钞一项，自为重要问题，幸而除出口税外，各项税钞之税率，可依其时之需要而变化也。故有行将改食米者四百万人在吾侪之门前。芜湖米粮之贸易已遍及全国，诚可引为满意也。”税务司莫锐尔在两年前也说道：“由于前两季米出口极盛，农人、米商、水手、搬夫无不获厚利焉。”故必须品、奢侈品耗费至巨，洋货于前三年输入激增”从这一现实中，他清楚地认识到：“光绪二十五年鸦片进口三千一百九十二担，逐年减至今年之一千三百二十五担，从税钞之见地观之，似为憾事，但以土药代替洋药，则其银币仍储于地方，有利于他种贸易，则海关税收仍无损失，若减去鸦片问题而弗论，则今年洋货进口贸易，实为最高记录。”他较历任海关税务司专以鸦片为“标准货”的见解大有进步，当然，他还不可能认识到，如果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外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行正当的商业贸易，互通有无，必将相得益彰，发展更为迅速。

　　芜湖位居全国四大米市之首，这时便已奠定基础崭露头角，主要产米地方（庐州府、宁国府、无为州、和州和芜湖附近地区）的广大农民，是在天灾人祸、苛捐杂税、极端艰苦贫困的处境下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关于这一点，在《芜湖海关贸易论略》中有过如实的记载：

　　（光绪十四年）“春季及夏初，遍地旱灾，继以黄河之水冲毁圩堤。受灾最重要为庐州府，人民每日从庐州到芜者川流不息，有将被褥系于竹竿之顶以行者，有担二竹篮，一盛寝具一盛幼孩者”。-------------------------------------------

　　（光绪十九年）“本省有无名病疫流行，甚至有几村居民同归于尽，熟禾无人收割，任其腐烂，芜湖工人每人仅能赚钱二百文。（约合一角二分）以每日五百文雇工，无人愿往（灾区收割）。”

　　（光绪二十七年）“实为最可记忆之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灾祸之大，为四十年来所未有，八月水势高度在标志零点二十九时之上，下落非常迟缓。七月终时，所有芜湖四周平原望眼可及者，均被淹没，尚流山峦于水面，若大湖之小岛屿。除与太平府（今当涂）间有一重要小圩堤，其中米田甚多幸得保留，此外，离芜若干里之圩田无一存者，数千难民无家可归，流落野外，籍山麓为掩蔽之所，有时狂风巨浪，既将难民摄卷而去，复将茅蓬衣物挟入深渊，其栖迟于山麓者，支竹竿、盖乱草为蓬籍以安身，暴风雨间以烈日，难民日夜蜷伏于草蓬，身受此非人生活之痛苦，难民得救者，均为逃亡在外，牛豕鸡鸭及农村使用之物，或遗弃在外，或贱价售出，平素节用之钱，早花费净尽。至九月中，傍芜湖一边之水已退落，地面露出，彼等复回旧居，此种房屋均为土墙，已为水溶蚀而倾圯，于是复行修葺，而从事小季之耕种。在芜湖对岸之情形则迥然不同，至年底尚有多处为水所没，此区域之人民未能归至故乡，仍栖身于芜湖之山野，天气寒冷，穷困万分，其痛苦诚有不忍言者，因饥寒而死者枕籍也。其影响于贸易之大自不待言。”

　　广大农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于第二年的耕作的，使出口米总额又恢复到四百三十余万担，不尽的民脂民膏皆流入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们的巨口，真令人欲哭无泪乃至发指的境地。

　　（二）丝、茶等贸易

　　丝、茶等土货一八八〇年出口总值一百零一万四千余两，丝织品为四十万一千余两，占出口总值百分之三十九点五五，居于首位（米占出口总值百分之二十六点十四，仅占第二位）。生丝为十一万八千余两，占出口总值百分之十一点六四，居于第三位，茶值六万七千余两，占百分之六点六一。居第四位，纸值六万三干余两，占百分之六点二一，居第五位，棉花值四万余两，占百分之三点九四，居第六位。自芜湖开关五年来，丝织品出口量逐年增加，计一八七七年为一百一十四担，一八七八年为四百一十三担，一八七九年为六百三十九担，一八八〇年为九百八十五担，一八八一年为一千一百七十六担，除复进口税外，共纳税一万四千一百余两。生丝也由一八八〇年的五百三十四担增加为六百零五担。据《年度报告》称：“预算将来此贸易必臻隆盛。此丝想不运往欧洲，大部分运往南方各省，一部分将载往印度。”至一八九五年，丝与丝织品仍为重要出口货，计值银八十三万六千余两，占出口土产百分之三十五点五二。至一九〇二年生丝已降为出口货之第五位。自此以后“曾为重要出口货之丝织品，现已不见于统计表中。”据《年度报告》分析：“产地（徽州）自地图上观之，虽不甚远，然交通不变，运费昂贵……”实则因为贸易受外商的操纵、买办压价收购，再加上捐税过重，以至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人竞争。丝的情况如此，茶也一样，而且不独芜湖口岸如此，以福建为例，外商洋行压价收买的情形逐年严重，六种茶叶的每担平均价从一八七〇年的三十六两，跌至一八八五年的二十五两，芜湖丝、茶一蹶不振的原因，由此便可见一斑。

　　一八七八年，纸出口一千零三十一担，其中除四十担外，全由泾县运出。关于纸张从制作到打包出售，以及当时的运费，税率和价格等情况，税务司白恩有详尽的记述，颇有史料价值，其全过程及诸种情形特摘录于下：

　　“泾县西南八英哩许有村庄甚多，傍小山之谷，皆造纸之场所，其制法采取檀树皮、桑树皮及麦杆等，洗涤多次，加若干石灰而煮之，复行洗涤，终年陈于山麓以俟其干，经历年之吹晒，多次之洗涤，再置于砧上以木椎击碎（约一千四百下）移至别处，乃以杨钩藤之枝煮成胶状之液，置于瓦缸中，将此投入，至溶成泥浆状，倾入水槽中，以粗棒搅之，然后用一精制之竹架，或一长方形之筛，两人各执一端，放入液中，使筛以等速度横过液面，如是有顷，此溶液即平均流入筛面之全部，上有薄薄一层，即刻成纸一张、乃移至干燥室，室内置一大砖炉。炉外以石灰涂之，离屋脊仅几尺许，将纸分一尺厚一束，置于炉顶烘干，一张一张叠好，送至打包室。分为八十斤至一百二十斤之包，最大张之纸，据云每张二尺长，值洋一元。特料纸全用檀树皮，普通纸为檀、桑、麦杆混合而成。从泾县到芜湖，每包运费约一角五分至二角五分，每担缴纳厘金，计在码头须付皮税一百二十文（青弋江纳税十六文、湾沚纳税一百二十文），东河大关（常关之支关）纳税银二钱。”

　　一八七八年纸出口一千零三十一担，一八八一年为一千五百八十担、一八八二年为一千八百一十六担，一八九三年增至三千七百四十七担，到一八九五年出口数量减少甚巨，原因是：“上海已能制作，取而代之矣。”

　　（三）其他土产品贸易：

　　一八八一年芜湖口贸易表中未记名的各种货物，计值七万五千六百余两，药材出口四千九百余担，值二万零五百余两，也占有一定的份量。今天为了发展生产、搞活经济，这些传统的土产自应加以扶植，兹将药材的产地、产量以及当时的价格列表于下，以供参考：

　　药材主要销往香港，为当地华人购用。

　　此外，毛羽由一八八四年出口一千二百八十七担，一八八五年的四千零七十三担，跃增到一八八六年的七千零五十五担，共值三万四千余两。主要销往汉堡，再由彼处分散至各市场，大部分为柏林及司特加纺织厂之用，这些毛羽的产地为庐州及其附近区域，由各地零星收买，约十文钱一斤，芜湖有一洋商专作此项贸易。至一八八九年，出口竞达一万三千担以上，已逐渐成为出口中的重要货物。同年间，其他出口到国外市场的土货：如棉花计一万零二百六十二担，豆类为三万六干九百五十九担，小麦为四千四百担，煤为九千二百七十二吨（为池州煤矿所产）所有这些传统产品项目，在今天“四化”建设中对出口创汇仍具有重要的作用，应积极扶植起来，使其作出新的贡献。

　　第三节：税钞

　　不平等条约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规定值百抽五世所罕见的低税率，洋货源源涌进，不可遏止，以糖为例：据《芜湖口岸一八八三年贸易情形论略》载称：“今年赤糖增七千零六十七担，白糖增四千一百九十九担，冰糖增三十三担，虽其实际为国产，然因欲得子口凭单之特权，（半税）先由本国南方商埠出口至香港作为洋货进口，续绕道上海运至芜湖。”这更是世所罕见的怪现象！国货得不到国家关税的保护，商人为取得子口半税的特权，甚至不惜跋涉往返多花运费以牟利，其对生产、贸易和消费者，都造成巨大的损害！

　　当芜湖海关开关第二年（一八七八年）进口贸易共征税款三万一千四百二十一两，十年后，征税达五十六万九千一百九十五两，超出十六倍，到了一九〇五年共征税银高达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余两。

　　鸦片进口，先通过上海关纳税后，再送到厘金局，查验后每担征银十七两四钱，加印贴条以资证明，运入货栈，如在芜湖收买，不须再完厘金，如欲运往内地，商人先将数量呈明厘金局，得其允许，始能改包。白皮土常定为十八两二钱重一包，证明已缴纳一次厘金，故每包于离开本埠之先，厘金局再贴封条，通过内地关卡，每包须另纳钱一百八十文。对于鸦片课以重税，如果是“寓禁于征”，还有其有益的一面，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所谓“厘金”是一种货物通过税，厘金局初建于清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清政府为了支付镇压太平军的庞大军费，准许各地设卡抽取厘金，初期大体按百抽一，不久即无限制增加，遍地设卡。从芜湖至大通有关卡三个，至安庆、至庐州府、至凤阳府各有关卡六个，至宁国府、至徽州府、至和州各有关卡三个，至广德又有关卡六个，共有关卡三十六个之多。致使商民裹足，生产凋弊，关卡成为地方官吏贪污自肥的重要来源。

　　大米除通过关卡缴纳正常的出口税外，每担（一百五十斤）还增收税厘一钱，一九〇二年十二月每担又增加四分五厘，上等米价每袋（一百四十斤）从年初三两一钱五分，涨至十月间的三两六钱。嗣后复有各种名目的附加捐，例如一九〇五年即有所谓“路矿捐”每担纳捐一钱，修筑芜广铁路，后因未见成效，米商不满，相继停捐，但口气很委婉曰：“如将办法改善，仍可照常纳捐”云云，为了取得商民信任，仅将江边至东河沿一段路面垫平石子，并为湾沚河桥兴工砌置石基籍以敷衍门面，后遂寂默无闻，一直到解放前也未完成，堪称为世界筑路史上施工期间最长的路线，究竟耗资多少？实已无法估计。同时，因外国赔款到期，除米及他种货物加征税收外，尚有“屋捐”征每年中一个月赁金。“店捐”分九种，依照店的种类及贸易大小，从铜钱五百文起至银十两止，按月缴纳，“鸦片店”每一卧榻，日征钱十文。“屠店”日征百文，真可谓“无货不洋，无地不捐”。这些又与海关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随着清政府的日益腐败和侵略者得寸进尺，一八九八年三月一日签定了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阴谋撮合汇丰、德华两银行一千六百万镑的借款合同，期限四十五年偿还。在此期间内，海关总税务司由英人充任，苏州、淞沪、九江、浙东厘金和鄂、皖盐厘统归税务司管理，不但长期控制海关，还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厘金、盐课，将大量的白银掠走。同时更提出直接控制中国领土的要求，并通过海关包揽港口事务，甚至还干预地方行政。从历年《芜湖海关贸易论略》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同时，芜湖海关的洋人税务司，还经常与其主子相勾结，利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芜湖建立了租界。随着这个租界的设立，逐步垄断了当地的金融资本，使我们这个早期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的芜湖，也出现了某些畸型的繁荣。实际上这种虚假繁荣是建立在我国被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主权被剥夺和人民的血汗被榨干的基础上的。

　　第四节：《海关贸易论略》所反映的社会情形

　　自芜湖海关设立以迄清末的三十多年间，税务司几乎是每隔一年至多二年更换一任，每年照例有一篇长达数千乃至万言的《论略》向总税务司汇报，其中包括对过去一年进出口贸易的综述，对未来的展望，在“地方情形”或“杂项”中则记下了当时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情况，真可谓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给我们留下一份有关地方史志的珍贵资料，谨将其反映的史料摘录一二，以供史志部门及有关单位参考：

　　一、关于新兴工业的出现

　　外资大量侵入，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关条约》以后，清政府谕令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纺织等局，广为制造。”芜湖和全国一样，也出现了新兴的民族工业。

　　1、面粉厂

　　“……近两三年来，已有人于本埠建立新工业，为用外洋机器制米及麦粉之工厂，定名为益新公司，出产之质甚佳，因资本缺乏未能获利。厂中每日可出上等米四百担，面粉六百担，产品较洋货为低廉，在本市甚受欢迎，有大批民船转运南京，为改良产品，于一九〇六年运进最新式转动碾磨机，并于下半年扩大屋宇以安置此机器。”

　　2、收制蛋黄、蛋白之工厂

　　“……一八九七年开设两家收制蛋黄蛋白之工厂，此种工业以俄国之加里西亚及西里亚为最盛。德国有几处区域如厥司顿之生产品其质甚好。收制蛋白，仅用蒸馏，不须化学品及防腐剂，故蛋价及人工低廉之处必能获利。在极优情形时，芜湖每年能供给蛋一千二百万枚，，可制蛋黄六千担，蛋白八百担，鸡蛋每千枚值洋六元至八元之谱，购者以德国及法国为最，主要功用为制皮革乾，蛋白为制印花布之用，也有用于制饼干者。”

　　3、砖瓦厂

　　“在芜湖下游七里之遥，又开设一砖瓦厂于江边之四褐山，机器已运进口，房屋已建成，本埠急需此类工厂，因土窑所出砖极薄，其质极坏，且仅有一半着火者，现聘一外人管理，已经开工。”

　　4、肥皂厂

　　“产品出口并无优点，售价也贵。”

　　5、议而未建之兵工厂

　　“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南洋大臣魏光焘来芜，欲于湾沚觅一兵工厂之位置。十二月间铁良及署理北洋大臣周复，也奉同样使命来芜。”但因他故，兵工厂未建立。

　　二、关于学校及公用企业的创办之反映

　　1、皖江中学

　　“……皖江中学于一九〇五年三月十六日开学，教授中西课程，收苏皖青年，名额一百二十人，课程为英文、中文、算术、地理、体操、教员均为华人。“两年前皖江中学开办后，人数尚未满额，于夏季停课，现正改建房屋。”

　　2、湖北、湖南旅芜学堂

　　“……都是两省士商集资筹款所创，学堂课程有关英文者寥寥，皆为经费窘迫，不能随心所欲而扩充之。”

　　3、邮政局

　　“……自一九〇四年邮政局设立以来，邮件岁月增加，至一九〇八年已有四个分局，代办商铺四十五，邮政柜二十个，到一九〇九年内地又设立二局，及二十个代办处，处理邮件由一九〇六年的二十万一千余封增至一九〇九年的四百八十七万余封，包裹增到四十五万余件，给人民带来极大方便。“一般人对邮政有坚决之信任，小资本商人尤可利用传递丝、毛、棉等织品之包裹，本区及他地邮区，常有当地绅豪人士，请设立邮政局之呈文也。”

　　4、电灯公司

　　集资十万两，每股一百两，均由商店、饭馆购认。“……所设在康衢要道之灯计二百盏，各商号及茶楼酒肆之订购者三千盏，公司所用之引电机器系由德国运来，其余机器并蒸汽炉系由英国运来。一九〇九年续购机器不仅可多装电灯，且可供给本埠四家采用外洋机器制米厂之用。”

　　芜湖自辟为通商口岸后，城市建设确实较其他地区发展为快，也较早地吸收西方物质文明。而这些成就都是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取得的，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悲。《海关论略》中所载这些资料，看起来散漫零碎，如实记述，无关重要，但若与以后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联系起来，就可看出其中的因果关系，例如《论略》所记公私立学校材力物力之不足，难有发展，尔后圣雅各、内思和萃文等教会办的学校便相继设立，此外，关于资源方面：先有“晋康煤矿公司，无良好管理，利益减少”（一八九九年）之汇报，紧接着“矿区数处已得外资扶助，如大通区机器已运到，在外国专家指导下进行。”到了一九〇三年，“中英已成立租借矿区协议，闻有大量铜铁煤等矿，开采者可获巨利，此租借之矿区，将继续扩张也，”关于地方治安等方面，亦有一些记载，总之，各种《海关论略》，给我们客观地留下了当年的不少很有价值的史料，值得我们精心研究。

　　第三章：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芜湖海关

　　辛亥革命的炮火摧毁了腐朽的满清王朝，其功将如经天之日，永照青史。但是，这次革命因为种种的局限，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北洋军伐政府为了扩军，彻底绞杀国民革命，便利用关税作担保，大举借贷，因此，芜湖虽然较早地“光复”，但其海关的半殖民地性质不但未稍减，反而进一步深化！

　　直至一九二八年七月，南京国民政府才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和各国“重订新约”，“收回关税自主权”。先后得到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并相继签订“新关税条约”。国民政府遂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公布实施“国定税则”，提高进口税率为百分之七点五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五之间，茶叶、绸缎等物品免税出口，一九三一年正式裁撤了各地厘金、关卡和常关，取消了厘金和常关税，也取消了“子口半税”和复进口税税款的办法，即“值百抽五”的税款仍存外国银行（英国汇丰银行），超过值百抽五的部分改存中央银行，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五年，进口税率分别是百分之八点五，百分之十点四，百分之十四点一，百分之十九点七，百分之二十五点三，百分之二十七点二。因此，中央银行控制了大部分税款。同时，国民政府也加强了对关务行政的控制，建立关务署，专门负责海关事务，加强了海关监督的职能。在清政府统治时期，各地海关税务司只听命于总税务司，对海关监督的命令经常是拒不执行或拖延不办，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国民政府财政部专门发文“嗣后对于部署命令，一经总税务司或该关监督转知，务即遵照办理，毋得稍有稽延，”同时大批任用华人担任税务司等高级职务，并分配税务专门学校毕业生到各地担任外勤职务，还将总署从北京迁至上海，以便加强对总税务司署的控制，关税税率提高后，国民政府的税收，由一九二八年的一亿二千万元，到一九三一年已达三亿六千万元，占国民政府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一。可惜的是，如此巨额税款，取之于民，但却并非用之于民。一部分用于内战，一部分被官员贪污，海关人员亦借海关以自肥，将国家利益抛至一边。笔者至今犹记当年芜湖海关人员的一段话：“上船时我们将制服往船上一挂，便不管了，当然这是故意的。查验后，提起制服一掂份量，便知对方在我口袋中纳入多少银元，彼此心照不宣。”这只不过是查验人员的一点“油水”而已，大宗税款的偷漏减免，其数不知几许！

　　抗战爆发，芜湖于一九三七年冬沦陷，海关直接在日本人控制下，无任何主权可言。抗日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经国民政府财政部核准，原范罗山海关楼房拨给安徽区直接税局办公，同年五月二日，江边原海关关署，也拨为安徽区货物税局办公处所，同年七月，芜湖和镇江海关同被裁撤，由金陵关税务司接收代营。

　　第四章：结语——人民的海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卓著成效，芜湖遂成为我省的外贸港口之一。一九八〇年，国务院批转海关签署的关于开放长江港口、设立海关机构的请示，至此，芜湖海关重新建立，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领导，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受所在省政府监督、指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负责监管国际航行船舶和整个安徽省陆运、水运、空运进出境的货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征收关税，并依法代征进口环节的产品税、增值税、工商统一税、调节税等，收入直接解缴国库。一九八六年间，监管进出口货物近十六万吨，出入境船舶一百二十二艘次，征税九百八十七万余元，代征税费五百六十四万余元，审批或减免税款总数达七千三百余万元，查获走私货物估值六十余万元。建关伊始，即发挥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令人振奋不己！回顾一百年前帝国主义在中国大肆攫取的所有特权都已一扫而空，可以设想，今后在我国“平等互利”原则下进行的“外向型”国际间的贸易交往，随着新的“十项”优惠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必将有迅速的发展！美丽的江城将更加耀眼生姿，人民的芜湖海关，则将成为一条金龙。为振兴安徽的经济，为四化建设而舞跃腾飞！并以其应有的贡献而将永载誉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