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伯璜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占领芜湖,对芜湖人民不仅进行残酷的军事统治,还推行一整套殖民政策,肆无忌惮地进行文化侵略。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败类,屈膝投敌,甘心为虎作伥,卖国求荣,做了汉奸走狗。

  日汪深知舆论之重要,首先建立新闻机构,作为喉舌。日寇占领芜湖半年后,伪县署炮制的《芜湖新报》于1938年7月17日出笼。报社设在原《皖江日报》社址,即今中山路91号清和坊新江旅社,由芜湖汉奸文人郑守文任经理。该报除发行日报外,并刊行晚报,日销量仅二、三千份。汪记中央电讯社在芜湖设有分社,每日发出电讯稿。报纸和电讯社充当日寇的代言人,竭力鼓吹所谓“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等等,也报导社会新闻和商业行情。由于郑守文卖力宣传有功,后来被提拔为县教育局局长。日寇害怕人民收听到抗日新闻,对无线电收音机管制特严,日军特务机关发了一条命令:凡各机关、团体、商店、住户设置无线电者,必须到县署宣传股登记核准,否则一律以“通共”、“反日”罪论处。总之,从空中到地面全面控制舆论,使人们闭目塞听。以达到愚弄、奴化人民的目的。

  舞台艺术影响人们思想极大,日伪也不放过。伪县政府特别成立了一个“戏剧审查委员会”,常委成员有县党部、县运会、警察局、教育局的头目和各大戏院、戏茶厅的经理。县长兼主任,主持常委会议。曾通过决议七项,主旨是控制剧场、剧团和演出活动。审查剧目,协调票价,征收娱乐税,严防“不轨分子袭扰”。在这一压迫下,当时芜湖几家剧场,如:光明戏院(也叫光明电影院)、娱乐大戏院(今和平大戏院是其旧址)、艺术大戏院(夏季为茶园,在今书画院附近)、中江大舞台(今中长街状元坊口)、复兴大舞台(今中山路大众电影院是其旧址)、新新大戏院(今大花园巷内新新录像厅)等,演出的都是传统剧目,演员大放“水词”,情节荒唐、怪诞、恐怖,内容多为色情、淫秽、诲盗之类,无奇不有,影响恶劣,大大败坏了社会风气。而这正是殖民主义者求之不得的。不仅如此,日寇还利用戏院宣传“效忠天皇”。如公园大舞台(在今公园路26号、市歌舞团排练场)汉奸经理,于1939年2月11日《芜湖新报》上公开发表《启事》云:“今天为神武天皇纪元节,本园休业一天,明天照常开演。欢迎皇军,每位十钱,小帐随意。”暴露了一副奴才相。

  几家私营电影院老板为了牟利,大都放映一些乱七八糟的片子。如佛光电影院(在今上二街工商联隔壁,旧旌德会馆地址)曾放映华新影业公司出品的根据《金瓶梅》改编的黄色影片《武松与潘金莲》。1941年5月放映《飞来福》时,加映新闻片《汪精卫讲演》和日本新闻片《海上封锁线》,《照国丸爆沉》,宣扬“曲线救国”和“皇军声威”。

  日寇还直接插手电影业。1939年秋,在万安路(今名新芜路)建筑东洋式电影院一座,取名“东和”后又称“东和剧场”。设备超过其他影剧院,有电话装置,号码229。开业后,于11月10日,专门为日军放映日本片《阎惜娇》。“东和”的设立引起芜湖人民的仇恨,一周后,即17日,我抗日志士利用买票的机会,投放定时炸弹一枚,将该院票房炸毁。日寇极为震惊,大肆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在芜湖,日寇挂起“日华俱乐部”的招牌,以欺骗中国人民。但是中国人民不予理睬,使其门庭冷落,举办“大东亚圣战画展”时,根本无人问津,只好由伪县政府下令,强迫公教人负和学生前往参观,装装门面。日本人还拼凑个“养正剧团”,美言与中国人“亲善”,演出的却是反动戏剧。1942年7月7日,是芦沟桥事变五周年的日子,伪县政府在“东和”举行庆祝大会,“养正剧团”参加了演出。当月17日,《芜湖新报》出刊四周年,该团在复兴大舞台又登台献丑。伪县长胡廷禧到会发表了卖国媚敌演说。

  对于社会文化阵地,日伪也利用它为侵略政策服务,灌输奴化思想。如芜湖民众教育馆,设备极其简陋,虽有阅书、阅报、奕棋、乒乓、民教、问字、代笔等日常活动,仅是装点门面而已,经常是门可罗雀,无人上门。该馆1944年8月6日公布本年“受教”人数,仅3,320人,平均每天不到七、八人。人们不愿“受教”,日伪只好采取强制手段。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英、美正式向日宣战,伪县教育局会同民众教育馆举办“浸画巡回展览”,主题是宣传“击灭英美”、“保卫大东亚”,掩饰日寇侵略罪行。日特机关曾通令各机关、团体、学校、送交漫画到伪县政府宣传股核准,举办“漫画书道巡展览”,借此宣扬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等一派陈词滥调。为了麻痹人民,削弱抗日斗志,日伪还扯起“尊孔”的旗号。1942年9月15日,伪县政府在金马门孔庙(大成殿今犹存,在市十二中学内)举行纪念仪式,伪县长胡延禧、教育局长张济川、警察局长翟贞阶(李林代)先后发表演讲,侈谈“和平”,称日本帝国主义为“友邦”等等。演了一场祭孔闹剧。

  芜湖书市在皖南本来首屈一指,抗战前夕已有书店十三家,颇具规模。著名的有:绩溪人汪孟邹在徽州会馆隔壁(中长街20号,老屋今存)创办的“科学图书社”;黄富堂在石桥巷58号开设的“文富山房”;老资格的“汇海书店”,在宁渊观三圣坊,1903年王继白开办。全国闻名的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局也在芜湖设有分销店。抗战爆发,日机狂轰滥炸芜湖,中华书局分销店(上长街145号),和隶属文富山房的“大文堂书店”(中长街蒋家巷),均被炸焚烧,经济损失甚巨。对传播新文化、宣传进步思想作过贡献的科学图书社被迫封门,其他规模较大的书店也都迁离或停业。芜湖沦陷后,日伪统治期间文化事业凋蔽,老书店只存文富、大德堂(上长街82号)、志成(新芜路44号)三家了。嗣后陆续开设的有:仁大(井儿巷91号,1939年)、新华(上长街144号)、环球(上长街38号,1942年)、文华(上长街62号,1942年)、华文(上长街154号,1943年)五家书店。此外,李定章于1944年在寺码头18号开一片“家庭租书社”,次年在柳春园9号增设分社。以上九家除新华外,其余都是小本经营,不成气候。“新华书局”创设于1940年7月,店主是巢县人宋葆吾。此人善于经营书籍、文具,资本雄厚,据营业执照记载,为8695万7千7百元(储备券)。书店规模可观,职工人数最多时达到20余人。该店以推销为主,零售为辅。芜湖中小学教科书几乎全部由该店包销,所以盈利甚丰。所有教科书均是汪伪政府审定的,内容贯输“天皇神圣”、“和平建国”思想,使广大青少年深受其毒害。

  在日伪教育局、警察局、宣传股严格管辖下,书市经营的书刊只能是些七拼八凑、黄色下流和低级趣味的东西。例如冯玉奇的小说,描绘色情、肉欲,千篇一律的多角恋爱,异父同母兄妹殉情、乱伦等等。此类小说出版商不借巨资刊登广告,大肆渲染“哀感顽艳”、“缠绵悱恻”等等。连电影院也大做书市交易。佛光电影院于1944年9月9日在《芜湖新报》大登“启示”说:“兹因电流中断,暂停放映,一俟电流恢复,即照常开演。目前新到干余种名家小说出租”。一时推出如此之多的烂污货,充斥文化市场,起了极坏的“精神鸦片”麻醉作用。特别是其中有很多汉奸文人翻译成中文的日本作品,主调是宣传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和“大和魂”之类玩艺,披着文学艺术外衣,深刻地打上了殖民文化的烙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9日,国民党军开进芜湖受降。汪伪大小傀儡纷纷作鸟兽散。赭山日军司令部挂起白旗,“皇军”占领芜湖的历史从此结束。

【注】史料来源:日汪《芜湖县政月刊》、《宣传工作报告》、《芜湖新报》等。新编《芜湖文化志・书店志》(油印本)。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