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仰生、何荣铨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王稼祥铜像揭幕典礼在安徽省芜湖市王稼祥纪念园隆重举行。中顾委副主任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受中央委托,专程来芜参加揭幕典礼。

  王稼祥的铜像座落在芜湖市第十一中学内的狮子山顶。像高一点一米,宽零点九米,其座基高二点一米,四周松柏挺拔,鲜花锦簇。铜像右侧是王稼祥生平事迹陈列室,丰富的资料向人们展示了王稼祥同志不平凡的一生。

  一、一个胸怀大志的中国少年

  王稼祥,一九〇六年八月十五日生于安徽泾县西乡厚岸村一个小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父亲王承祖在南陵弋江镇先后入股经营过当铺和油坊,长期在彼谋生。母亲心地善良,为人实在,常常尽力帮济穷人;母亲对稼祥管教甚严,儿子亦不负母训,自小爱人,有礼貌,讲文明,从不跟人吵嘴打架。母亲文墨甚好,爱读《三国志》、《水浒》一类书籍,常常灯下教子,使聪明过人的王稼祥从小养成爱看书的习惯。

  稼祥七岁时,就读于本村柳溪小学(现为厚岸小学),小学的前身是东台书院,倚山傍水,环境幽静,且师资很强,学风良好,从高年级起即开设英语课,每周达六节之多,由安庆圣保罗教会学校毕业的查文梅任教。王稼祥各科成绩优异,英语尤为突出,考试常得第一。山区夏夜多蚊,他常在东厢房挑灯夜读。王稼祥一生好学即始于此,在其后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学习和思考似乎成了他生活的第一需要和最大愉快。从五十年代起,他就住在中南海,那儿的文化生活很活跃,怀仁堂、西楼、春藕斋、紫光阁和小礼堂等处常有电影和舞会,但他除了偶然看看电影外就是埋头读书。毛泽东同志曾感叹地说:“稼祥这个人哪,不喜好玩,不爱出风头,工作做了不少,很能思考问题。”

  稼祥少年时长得头大、额阔,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忏和尚”绰号。他并不介意,往往报之一笑,最注意的是自己的所做所为,于是“忏和尚”便成了伙伴们心目中的雅号了。稼祥家在当地可谓殷富,他却爱穿粗布衣服。他尤好整洁,衣裳乃至书籍、文具从不留污点,深受长辈和同学敬重。村上有一个大他十岁的青年查谦,学业精进,留学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父亲常以此教育儿子,稼祥回答说:“大丈夫誓当如斯,我辈未必就不能超乎查谦之上!”

  一九一九年,他小学毕业后又在本村读了两年私熟,攻读古文,很多国学精萃皆能背诵,为他的语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稼祥十六岁时(一九二二年)离开家乡就读于南陵县乐育学校(现南陵县城关一小)。这是一所由圣公会办的教会初中,学校除了开设算术、自然、中国地理和英语等一般课程外,还有宗教课。课本有不少是英文版,教师教这类课文用英语讲授和提问,稼祥的英语口语能力因此逐步提高,在班上成绩突出。他的父亲一心望子成龙,但又怕时局不稳,儿子卷进学潮闹事,便让他就读自家店铺附近的教会学校,以便管束住稼祥。岂知乐育学校在稼祥入学的第二年就发生了学潮,学生一怒之下烧了教堂。

  乐育学校的所在地南陵离芜湖不足二百里。党的一批早期党员张秋人、高语罕、沈泽民、薛卓汉等人,都曾在芜湖传播过革命思想。一九二二年一月,芜湖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不久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青年学生中进行了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播下了革命种子。一九二一年初,恽代英同志身背小包,脚穿草鞋,分别在赭山五中和芜湖二农作了题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二十一条》的演说,号召学生“到社会上去,到民间去。”在他的号召下,师生们自动上街检查和焚烧日货,在全市范围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群众运动。其后,芜湖各校纷纷创办各种夜校,帮助工人、店员及其子弟学习文化,灌输反帝、反军阀的革命道理。

  芜湖学生运动和乐育学校教堂的被烧,点燃了王稼祥心头反对奴化教育的爱国之火。他拒绝基督教的入教洗礼,想到芜湖上学,接受新思潮的熏陶。一九二四年,他以优秀的成绩免试升入芜湖圣雅各教会中学高中部。

  他进校没几天就给小学同学好友王柳华写信:“……故乡已别,学校复现,那高高的西式楼房,还是巍巍地屹立在狮子山巅。我想我们到学校来,也无非是想得点知识,求点真理。若说为饭碗,而离开这亲爱的家乡,那恐怕不值得吧?”

  他目睹国势日危,关切民族独立,犹如雄狮在狮子山巅呐喊:要做“二十世纪的新青年”,“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

  二、二十世纪的新青年

  创办于一九一〇年的芜湖圣雅各中学,在王稼祥入学时有四至六个班级,每班六十人左右,共有学生二、三百人,中外教员各占一半,校长、牧师都是美国人。学费很贵,每人每年收一百元。但穷苦子弟不仅可以申请减免,而且还供膳食,此外,学习成绩优良者,毕业后还由学校保送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但条件是必须信教!

  十八岁的王稼祥各科成绩突出,宁愿交纳每年一百元的学费而拒绝入教,因为他有自已的理想。

  芜湖长街有一家科学图书社,专门出售进步书刊,王稼祥常常利用有限的课余时间出入其店,购买进步书刊,珍藏于枕套,躲避校方的查禁,秘密阅读。

  不少穷苦学生为了读书违心地信教,但对稼祥很佩服。不过当他们看到稼祥曾通霄达旦地读完了瞿秋白的文章《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时,有些同学便觉得这类理论书没味道,对他的举止很不理解,稼祥说:“怎么没味道?看了叫人明理开窍,不就是味道!”

  自学了很多进步文章的王稼祥,开始分析周围的一切,尤其是自己熟悉的青年人。他立志为谋求人类的幸福,去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给好友王柳华的信中说:

  “我们村里在外读书的人也不算少了。不过这些人,不光无益于乡村,反而有害,这话怎么说呢?你看,到了寒暑假的时候,在外边读书的人们回家了,他们不是赌就是乱闹。这样,还能得到乡村人的信任吗?还有改造乡村的可能吗?唉,痛心的很!柳华呀!自命为先党的青年,而有这样的举动,怎能不令人伤心呢!柳华呀!你和我还算没有染者这种坏习气,愿以后保持这热血沸腾的赤心,去一改旧习,那才不愧做个二十世纪的新青年呵!请你不要笑我说大话,这都是我良心上不能不说的话呵。”

  稼祥在六十三年前的慷慨言辞,很值得八十年代的我们深思,打麻将成风,赌博成灾,乃我们的不幸啊!

  王稼祥没有“说大话”,于一九二四年底他掀起了学校中罢考的风潮,这是他进行爱国反帝斗争的初步尝试。

  一九二五年,他“阅读了图书馆所有的有关社会科学书籍以及在书店买到的《新青年》、《响导》和《中国青年》”。这一年,他十九岁,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在爱国反帝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了。

  圣雅各这样教规森严的教会学校也闹起了学潮,一向文静好学的王稼祥竟是带头人之一,这使他的父亲王承祖震惊万分,这时,稼祥小学时的英文老师查文梅喜爱稼祥的品学才貌,要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他。王承祖一心要管束住儿子,趁稼祥寒假回家,在一九二五年春节威逼儿子与查端玉成婚。

  稼祥拒绝与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结婚,小心地指出父亲这样做完全是旧礼教、旧思想。父亲动员了稼祥的叔伯姑婶以及两个姐姐,轮番劝他服从父命。最后迫使他就范的是母亲的眼泪。她既同情儿子,又难违夫命,整天不思茶饭。“无情未必真豪杰”,为了母亲,稼祥成了几千年旧礼教的牺性品。

  回校后,对于这次婚姻,他万分痛苦,认为“没有恋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罪恶的”。他写了一封信给父亲说:“我要解除包办婚姻”,他以为总可以收点效果,哪知反招纠纷,堂叔惠周听到这信的内容,立刻写信把稼祥父亲大大地谴责了一番,又讲了王稼祥的许多不是;不过王稼祥也回了一信,大大地辩驳了一下。

  王稼祥写信给王柳华历述包办婚姻的祸害,决意挣脱封建枷锁,但他又同情大自己两岁的查瑞玉,认为“在今日的社会,妇女被离弃了以后,是极痛苦的。嫁人吧,没得人要;自立吧,没得能力。”他在准备抱“独身主义”抗议封建礼教的同时,也不无痛楚地关心端玉,说“离婚后,她的生活,我仍然是要代为维持的。在名义上,她还是个未被离弃的女子,可以不致招旧社会的苛斥。在生活上,她有了我代为维持,也不致有什么困难。她假若愿意再嫁,我自不干涉,她能独立,我自不多事。这是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和方法。”

  查瑞玉于一九二五年冬产后病逝。

  生活的坎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并未使王稼祥屈服。他曾为自己的不幸婚姻痛苦,又逐渐地为同代人的命运痛苦,将目光、将身心投向社会和政治,下面是他给王柳华信件的内容:

  “自然对人的不平等,夫复何言。我不是堂堂的人吗?为什么落入这可恶的环境呢?……”

  “你不赞成我独身。不错,我自已也不赞成独身,但是自已的环境和社会的制度,把我逼上这条路,不由得我不赞成了。你看社会阶级多么悬殊,经济制度多么恶劣,他们把人类的自由幸福剥夺尽了。富者骄侈,贫者凄楚,你若没有势力和金钱,你站在社会里是危险极了。……”

  “要我不顾廉耻,抛弃人格。到社会里去鬼混,我又安心不下。……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了。”

  一声长叹“唉”!深刻而形象地反映了十九岁的稼祥将革命作为终身寄托的思想过程。稼祥并非盲目“说大话”,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庄重宣告的。王稼祥勇敢地走向斗争的前列,从此厉行革命,终生不渝。

  三、王稼祥和芜湖爱国反帝学潮

  圣雅各学校规定“神学”、“圣经”为必修课,不管教徒或非教徒,礼拜天一律进教堂做礼拜,饭前、饭后要祈祷,考试又极其严格。除寒暑假外,平时一律不准外出,不准男女学生在一起交谈。校方与家长建立了通讯联系,学生稍不如意,立即写信告诉家长,促其管教。这些所谓严格的校规,曾赢得一些家长的称赞。学生中除一小部分人甘当“好学生”外,大部分人不满意校方这种严格的管教。

  一九二四年底,学生为了表示这种不满,曾拒绝参加期终考试,不进考场。初步显示了学生反帝、爱国、团结一致的力量。但是这一学潮,毕竟还是自发的、盲目的、没有很好地组织行动,经不起校方软硬胁迫,不久,学潮便消声匿迹了。当时校方对学生采取的手段是:一方面宣称即日起进行补考,补考及格者继续升学,否则开除学籍;另一方面,又暗中降低试题标准,让大家都能得到及格,这样,学生就陆续被其分化了。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芜湖各界人士齐集于十三道门召开追悼大会。王稼祥和其他进步师生不顾校方多次禁令,冲破副校长庇得斯等人的阻拦,在校园内隆重举行悼念孙中山先生大会。深受同学们拥戴的稼祥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并在悼念会上讲演。

  稼祥平时文质彬彬、沉默寡言,讲演时却激情奔放、极有感召力,使同学们格外惊叹和佩服。他说:

  “我们为什么要悼念中山先生呢?为什么对他的逝世感到如此之悲痛呢?是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吗?是因为他当过临时大总统吗?不是。古往今来,多少个去世的大人物,多少个去世的政治领袖,并没有赢得人民的敬仰和拥护,人民并不悼念他。而中山先生,却有全国上下群众为之哀悼,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为我们民族的自由独立,为国家的富强昌盛,坚强地奋斗了终身,他为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中国之改造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为人民造福的人,才是最伟大的,才能得到人民真诚的拥戴和敬服!……”

  “中山先生的遗言讲得很清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们奋斗什么呢?革命要革什么呢?中山先生在他的《北上宣言》中讲了,就是对内要推翻军阀,使曹(锟)吴(佩孚)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承之人;对外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要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远绝迹于国内!……“

  从听众的热烈反应中,稼祥也感到自己具有出众的口才,能将自己的真情实感乃至政治见解感染听众,从而更加坚定了改造中国的决心。四月二十四日,芜湖各界举行追悼中山先生大会,恽代英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表的名义赶来作了长篇演讲,他指出教会学校是奴化教育的基地,号召青年们奋起教国,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统治。大会结束时,各界列队退出会场后,形成了一次颇为壮观的游行示威。

  稼祥和圣雅各中学师生组成的队伍,一路高呼口号:

  “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收回教育自治权!”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

  “团结起来,奋斗救国!”

  过了十几天,又逢“五・九”国耻纪念日,稼祥又和同学们停课一天,列队走出校门,汇入全市各界的爱国洪流。

  “五・九”国耻日的示威游行是芜湖爱国反帝学潮的爱国日。斗争先在石桥港圣雅各初中开始。自十一日晨,全校大多数学生拒绝作祷告;“十三日晚祷告,全体顿足,地板轰作雷鸣”。他们还正式向校方提出了四条要求:

  一、学校的各项活动应向省教育厅立案;

  二、取消校方设置的圣经课;

  三、取消每天的早晚祈祷;

  四、取消每周做礼拜的制度。

  教会学校向来不归我国教育部门管,对于这几条要求,校方拒绝接受,并于十八日这天请镇守使公署的参谋长及巡官、军警来校,开除带头闹学潮的甘天沐、孙佐华、江图瑜(又名江去疾)、宫成栋、宋治家等学生。

  也就在这天下午,狮子山圣雅各高中部学生行动起来了。王稼祥建议斗争不能仅仅一哄而闹,要各部和各班同学之间建立联系,交流思想和情况,统一行动、团结一致,他从枕套中抽出几份《非基督教同盟特刊》让骨干学生阅读,借以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减少盲目性。《非基督教同盟特刊》是由共产人创办的《觉悟》杂志的附刊,其中《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中国基督教徒应该觉悟了》、《基督教是“平等”和“博爱”的主义吗?》以及《一个教会学校学生写给友人的信》、《我在教会学校之经过》,王稼祥都认真研究过。这些文章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来侵略我国的罪行。

  美国人校长蓝斐然十分恐慌,即令当天全校提前放假,告示一出,全校哗然。稼祥和另外几位领头同学碰了头,当晚在饭堂召开学生大会,向校长提出两项要求:

  一、将圣经课改为自由选学课;

  二、做礼拜和作祈祷由学生自由参加。

  稼祥等人很懂斗争策略,两项条件并非苛刻,能团结信教同学。大会推选十二名代表,由其中两人出面向校方交涉,稼祥是其中之一。

  蓝斐然拒绝接受条件,再次强令学生放假离校。

  于是,全校哗然,学生们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宣布罢课,并作出三项决议:

  一、全校学生罢课。罢课期间学生不离校,由学生自治会统一组织自习和各项活动;

  二、推选王稼祥、戴传霖和王世梁等四人为代表,到芜湖教育局说明罢课理由并陈述学生要求,以争取教育局支持;

  三、以圣雅各中学全体学生名义,致函当地报纸,将学校风潮真相公之于众,并要求报纸给予舆论上的支持,进而取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援助。五月十九日上午,“该校循例打钟传呼学生上礼拜祈祷,全体学生无一应者”,稼祥见校长带人来宿舍怒斥,便在走廊发一声信号,各寝室的窗口皆有破碎经书飞出,“随风飘舞,宛如落英缤纷”。

  五月二十一日的芜湖《工商日报》全文刊载了圣雅各中学学生自治会给报界及社会的公开信(自治会下设文牍、干事、交际、会计四股,稼祥负责交际股),这封信是王稼祥十九日主持起草的:

  “……教会学校为吾国教育界所弊病已久矣。其故有二。(1)侵犯我国教育之主权;(2)干涉学生信仰之自由。吾等作为教会学校学生,对此两者,宁不知之?关于第二项因属学生切身之痛苦,不能起而力争之,此最近吾校之风潮主因也。敝校(校方)干涉学生之信仰自由最甚者,莫过于强迫读圣经及强迫做祷告之事。学生等以信仰自由载在约法,读经祷告,何得强迫?遂于昨晚向学校提出要求,改圣经为选科,改祷告为自由。不料敝校长美(国)人蓝斐然,对于学生等要求,坚决不允,并宣布放假。学生等愤慨之余,一致决议‘决不出校,暂死立争,不达目地不休,贵报素主张公道,望舆论上之援助。……”

  校方当权者不甘示弱,连夜通知学生家长,威胁要将闹事学生开除。稼祥针对校方的阴谋,在学生自治会上提出两点,一是加紧与外界的联络,团结各界同胞和各校同学,尤其是芜湖其他教会学校,争取获得声援和帮助,二是走访本地学生家长,发信向外地学生家长解释学潮的根源,揭露校方诡计。他们的活动取得成效,芜湖的萃文、育才等教会中学学生纷纷罢课,掀起了全芜湖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同时,皖省学联专门派出三名代表来芜湖支持圣雅各中学的斗争,上海非基督教同盟会派代表到圣雅各中学发表支持演说。

  这场斗争的声势及形响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在安微的地方党组织很重视,派安庆党组织负责人薛卓汉同志,以安庆非基督教同盟代表的名义赶来芜湖直接领导这次学潮。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和各界进步人士的积极支持下,圣雅各中学联合芜湖各教会学校,于五月二十六日,兵分两路,一路向本地县署集体请愿,另一路由稼祥和萃文一学生代表向安微省政府所在地安庆请愿。

  稼祥去安庆的路费是他从生活费中节省的。在向省教育厅送交芜湖教会中学五百人左右的“退学一览表”、交涉解决学生转学证书的同时,他没有忘记鼓励战友们。他发回电报说自己一定不孚众望,将“竭力坚持,以期此事必得美满之效果,方可免外人五分钟热度之耻笑”。

  他的信更是充满了乐观情绪和必胜信念,他说:

  “祥等与教厅再三磋商,转学一事已获许可。现厅已通令全省各学校,准收我辈失学学生。……

  祥等现与保罗(安庆教会中学)同学,组织一安徽反对教会教育联合总会,祥等回芜后,再组织分会,由芜湖各校担任之……

  祥寄身皖城,不能与诸君共商一堂,为憾之至。但回首以往,颇觉愉快,脱黑牢而入天堂,弃黑暗而受光明,前途绵绵希望已临,诸君闻之,定拍掌道欢,抚心而笑,翘首东望,诸君勉之。祥当努力直往,决不中馁,想诸君定能信任也。”

  六月三日,稼祥胜利地返回芜湖。由圣雅各中学发起的芜湖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以中国人管理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学生宗教自由且可自由转学而告胜利。但是,未隔二个月,各教会学校的反动势力勾结北洋军驻芜军事首领,贴出告示,镇压参加学潮的学生。王稼祥属于带头闹事者,被开除学籍。稼祥离校后,芜湖教会学校师生纷纷退职退学,以示抗议,仅圣雅各和萃文等中学的退学学生就有五百余人,他们大多进了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民主”和“民生”中学。

  这一切,使青年王稼祥进一步看清了“改造社会,这是历史和社会给予当代青年的重大责任!”

  四、在莫斯科研究革命理论

  王稼祥被开除学籍回乡后,并没有消沉,他违背父亲要他去南陵经商的命令,在母亲和弋江镇商人董恕斋资助下,偷偷地到了上海,考入上海大学附中,很快就成为进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不到一个月,就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时在一九二五年十月。

  此月下旬,上海大学附中部主任侯绍裘代表组织找王稼祥谈话,传达了党组织派王稼祥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意见。

  王稼祥十分激动:“我去,为了革命,再苦再难,我也不怕!”

  十月二十八日,王稼祥登上了开往苏联的一艘苏联货船。十一月下旬到达莫斯科。

  中山大学前身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其校舍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对面就是闻名的皇家大教堂。开授的课程很多,有以马克思《资本论》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经济学、以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为主要教材的列宁主义理论,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苏联及东、西方各国的革命史、唯物史观等。中山大学的校长拉荻克讲授东方革命史,当讲至太平天国一章时,则改由斯大林同志亲自讲授,该校还开设经济地理学和军事知识课。第一学期用一半时间学俄语,并要经常到校外去作实地考察、参观学习。这对于一向如饥似渴勤奋求学的王稼祥来说,正是如鱼得水,他因读书过多,带上了近视眼镜、因他英语基础较好,学校将他同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的张闻天、沈泽民和吴亮平等同志编为英文特别班。这个班只有十一人、是第一批学员中的成绩姣姣者。王稼祥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直接阅读列宁、斯大林的原文著作,便在听英语课的同时,常拿俄文原版理论书同其英文版对照学习,很快就掌握了俄语。

  从一九二六年开始,学校分配他当英文和俄文翻译,据师哲同志回忆,“那时(他)似还不满二十岁,但在学习中严肃认真、埋头攻读、细心钻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精神确使大家钦佩。”“他翻译的技巧较好、文字通俗、流畅易懂,颇受各校中国学生的欢迎。至少当时与我一起的同学都是喜爱阅读王稼祥的译著的。”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并乐意帮助别人。伍修权同志回忆说,稼祥同志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勤勉的学生,又具有学者的稳健风度。当时我们的宿舍条件并不很好,就在走廊里放了许多小桌子,给大家用来自习。稼祥同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至少还要加班两个小时。他自习的位置就在我住的寝室外面,我几乎每晚都看到他伏在那张小桌上,认真阅读英文或俄文的理论书籍。他这种刻苦自学并且持之以恒的精神,对我的思想曾经有很大的触动和影响。稼祥同志奋发学习,自强不息,终于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在第二季度的学习期间,他是我们班上正式的英文和俄语翻译,在学习上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在莫斯科,王稼祥系统地学习了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却没有忘记将自己的收获告诉国内青年朋友,启迪他们抛弃“实业救国”的幻想,投身到政治革命中去(这些信件,其中一部分由王柳华千辛万苦地保留下来)。他在给王柳华的信中写道:

  “赤旗盈空,雪天万里,把中国的革命青年,置身于斯,自然增加了不少革命勇气。苏俄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现在(正)一步步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工农的生活,非常平安,普通工人每月可得薪水四、五十元,而官厅最高官员月薪亦不过二百元,这可见苏俄人民之平等了。”

  “苏俄人民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极其注意,尤其是对于中国革命青年,表示出十二分的欢迎。我曾参加过俄国工人庆祝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纪念会,在谈话中,在讲演中,都表白他们十分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来日(与)苏俄携着手,共同去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

  他在另一封信中对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状况分析道: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日日向中国进攻,直到现在中国已完全被帝国主义所统治,于是中国的群众,也天天受帝国主义所剥削,生活日坏一日。帝国主义者因为要保护经济侵略,不得不有政治上的保障,于是遂帮助中国军阀,你打我,我打你,以保持自己势力,压迫中国的革命运动。”

  “只有用革命推倒帝国主义不可。要革命必须有组织的政党来组织民众不可。”“中国共产党,头一步是与其他的革命阶级联合,以图打倒帝国主义,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建立独立的国家,而后再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至此,稼祥在圣雅各中学为之终生奋斗的寄托才有了真正的革命内涵。

  就在稼祥写这些信时,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却没有采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包括稼祥在内的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意见,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使革命面临覆灭的危险。一九二七年,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千千万万革命者和群众惨死在反革命的屠刀之下。

  中山大学的学生对此反响很大,消极的有,急躁的有,冷静思考的亦有。稼祥属于后者,他在和同学们讨论时说:“一定要好好找到失败的原因,不能只怨天尤人,更不能重蹈复辙,要败而不馁,再接再厉,一面努力争取胜利,一面准备接受考验,特别是失败的考验!我以为这才是一个革命者的正确态度。”

  一九二七年年底,稼祥正式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一九二八年年初,他被批准为苏联共产党(布)的一名中国籍后补党员。也就在他入党时,他襟怀坦白地向组织说明了一件已无人知晓的事,就是他来苏前夕,侯绍裘同志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叫稼祥办理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当时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很多共产党员都兼有国民党员的身份,但在“四・一二”国共分裂后,在革命队伍里,有人羞于承认自己是双重身份。稼祥的说明乃至他的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均未造成入党的障碍。

  四十年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坦诚地回亿说:我“为什么迟至一九二八年才转党呢?因为按照当时联共党章规定,凡是非工农兵的职员成份的人要转党,必须有五个五年以上党龄的党员介绍才能入党。由于(中共)旅(莫斯科)支部(被)取消了,我只能请求加入联共,当时中国人党员都没有五年以上党龄的党员可作介绍人,而在更早的时间内由于俄国党员不了解我,所以迟至一九二八年二月才加入联共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为两年,介绍人为西方史教员米洛谢夫斯,中大校长米夫和党史老教员、一九〇五年的党员乌拉索瓦,再有党的支部书记柏尔曼,其他一人现在记不起来了。”

  稼祥入党后学习更加勤奋,不久便和张闻天、沈泽民一起考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后,认为无产阶级也应当有教授,这个红色教授学院是当时苏联学术界的最高学府,出来的学生就是教授以至院士,学生入学前须经极严格的考试,而且要求考生必须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还要有几年以上党龄和革命经历。学院对稼祥破格录取。

  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稼祥一方面在红色学院深造,一方面又在中山大学教“中国问题”课。他研究了中共中央特别是党的“六大”文件,结合许多有关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分析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实质,向共产国际等有关方面提出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理论性批判的专题报告。其中指出:

  “陈独秀的路线就是向资产阶级不断地让步,阻止工农运动的发展,禁止土地革命,抛弃无产阶级的独立性,抛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把它送到资产阶级手里”,并进一步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发展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的运动,来领导农民,发展土地革命。只有这样,革命才可以得到胜利。”他还将陈独秀与俄国的孟什维克的言论主张和做法,一一分类作出比较,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高度去批判。中山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室专门为王稼祥组织了报告会,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米夫、柯裘莫夫和在中国做过顾问的鲍罗庭、维经斯基等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倾听报告后,一致赞扬和肯定了稼祥的报告。不久,陈独秀因坚持错误,纠合托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王稼祥修改了报告稿,定题为《陈独秀主义之反革命进化》。文章在一九三〇年第二期《国际月刊》中文版发表,引起国内外的广泛重视。

  二十三、四岁的王稼祥,写出水平如此之高的论文,可谓难得。但是,他对文章中的缺点决不放过。三十八年后,他谈到这篇文章时痛心地说,此文“毕竟把最本质的问题,中国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与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是不相同的,这么一个重要问题遗漏了而未谈及,这就暴露了我早期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一一照抄俄国革命中的样板。”

  那时在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中,以王明为首的少数人把持着旅莫支部(亦叫支部局)。旅莫支部虽是党内秘密组织,但权力很大,不仅管中国学生中党、团员的思想、学习和生活,而且派党、团员回国都由他们考核、提名。支部局被受斯大林信任的米夫副校长控制。校长拉荻克曾认为支部局的组织有问题,决定解散(他于1926年度变成托洛茨基派,被停职、充军到西伯利亚)。米夫升任校长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后,想通过支部局掌握中共党、团员,进而控制中国党,他将取媚于他的王明、博古等人捧上中国共产党的首脑领导岗位。

  支部局很“左”,主要错误是轻视甚至反对党员的理论学习;家长制作风登峰造极,在党内组织生活中不谈政治思想大事,而只注意生活琐事,提倡党员之间互相打“小报告”;“打棍子”、“扣帽子”,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王明是安徽金寨县(原属六安六区)人,和王稼祥是大同乡,他见稼祥成绩好,在学生中有威信,又很受苏联领导干部器重,既嫉妒又想拉扰他。早在稼祥入党以前,王明就假惺惺地对稼祥说过,要不是找不到五年党龄的人介绍你入党,你早就是党员,并且是我们支部局的负责人了。稼祥入党后,王明又主动和他亲近,说他精通俄文、英语、马列主义水平很高,是少有的人才,要他到支部局工作。稼祥却认为支部委员应由支部大会选举产生,个人指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不但拒绝了王明,还提了三条实质性意见:其一,加强与国内特别是中共中央的联系,及时传达党的文件,通报国内、党内情况,使我们的学习更切合国内斗争的需要,并学会用马列主义理论来分析国内发生的现实问题;其二,加强对同学的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再“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甚至“告阴状,诬陷人”了;其三,支部局在组织上属于苏联共产党,但在思想上仍应属于中国共产党,应该服从于中共中央和国内斗争……

  王明粗暴地打断稼祥的话,抛给他一顶帽子:你小心步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之中。

  一九二七年一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组成视察团,到中国视察党、团、工会、妇女四个方面工作,团长米夫不懂中国话,配备了四个翻译,其中就有王明。按翻译水平,王稼祥是很够格的,但他对米夫敬而远之,从不多说一句话,而王明虽然口齿不清(大舌头),但俯首恭顺,很得其欢心,米夫从此看中了王明。

  据杨放之同志回忆,“以王明为首的少数人,有一种反翟秋白等领导同志的思潮”,而王稼祥“同王明根本不同,他完全没有王明那种飞扬跋扈、目空一切的态度,而是很谦虚地、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讨论问题。他对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瞿秋白、邓中夏、王若飞等同志是很尊重的。稼祥同志一生在革命事业中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对党忠诚,他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能够清醒沉着、明辨是非,在苏联求学时期,就已经初显轮廓了。”

  自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苏共十五次代表大会作出清除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定后,苏共党内矛盾日益激化。中国学生的大部分提出要反对校方的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米夫的领导,而支部局的一些人明确表示拥护米夫。由于两派的对立和斗争,造成中央代表团瞿秋白、邓中夏等人表态支持多数学生。王明等人根本不把中央代表团放在眼里,先发制人,说有人组织反党活动,有小团体,小宗派。不久,苏共中央监委出面干预,派人来校支持支部局的领导。接着召开全校大会,同学们就是否改选支部局等问展开辩论,争论不下,只好付诸表决。结果拥护支部局的人不过“二十八个半”(一九四二年全党整风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一些同志分析认为,其实还有一个党员,年龄较小,观点比较动摇,能算半个。所以,才有所谓“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之称)。

  王稼祥也被列入这“二十八个半”之中。但他被王明等人视为“书呆子”,并没有参加王明小宗派的任何阴谋活动。

  年轻的王稼祥当时崇尚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崇尚斯大林。而那时斯大林很信任米夫。王稼祥后来解剖和批判自己道“我们这批人的特点就是大家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国内没有参加什么实际斗争,根本谈不上同工农相结合,而在苏联读了几年书,于是乎自以为学到了马列主义,骄傲得了不得,而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人所器重,这就是教条主义宗派在莫斯科形成的开始。”

  这期间,在个人生活上王稼祥也走了一段弯路。当时,不少苏联姑娘热衷于献身“世界革命”,主动找在苏联工作和学习的外国青年恋爱。稼祥风华正茂,被二个在中山大学共青团支部任秘书的苏联姑娘看中了。稼祥和她在一起工作过,在热心者的支持下,他们在红色教授学院结合了。同居后,稼祥才感到对方的献身是盲目的热情所使,常常流露出一种大民族主义情绪,便很快与其友好地分手了。稼祥将房间让给女方,一九三〇年二月回国时,又将自己的衣物书籍由米夫转给她作为纪念。

  苏共的一九二九年的大规模清党,中山大学学生也被人人过关,出身不好的需做严格的检查,受到无情的批判,有的被发配或遣送回国,还有的甚至下落不明,使王稼祥对此极其不满。他深感脱离中国革命实践是痛苦而没有出路的,决心告别这两年无意介入而又不免卷入的政治漩涡,于一九二九年底找到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迫切要求回国参加实际斗争。终于他在第二年的三月经巴黎中转回到上海。

  五、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王稼祥和同时回国的何子述一直等到三〇年的五月一日才和中共中央接上头。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报》、《实话报》总编。何子述被分配到中央组织部任干事。一九二九年回国的王明则任中宣部秘书长;不久,博古也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干事。当时,中宣部长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兼任,由于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能力较低,李立三实际上成了实权人物,因此野心勃勃的王明与他明争暗斗,伺机掀他下台。

  稼祥没有时间理会这些,他埋头工作,兢兢业业。《红旗报》是三天一期的党内秘密刊物,《实话报》则是半公开的我党联系并引导群众的重要舆论工具,他既要撰文又要编发。党的“六大”后,蒋介石忙于同阎锡山、冯玉祥混战,革命根据地和武装力量有了很大发展,白区的革命也很有起色,党员数量不断增长。这时,共产国际又连续对中国共产党作了些“左”的指示,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不愿做具体扎实的工作,企图一举取得全国胜利,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这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

  稼祥虽曾奉命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连续发表了李立三的鼓吹“中国革命总爆发”的文章,但善于思索的他又深深感到不安。六大决议曾将瞿秋白提出的“城市暴动论”,作为“左”倾盲动主义,仅此一年,国内情况并未根本改变,现在又提出夺取中心城市和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怎么可能呢?他在编报中获悉,各地的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和城市中的大罢工连连受挫和惨遭镇压,他不能再忍耐了。

  这时,王明和博古找到稼祥与何子述,要他俩在几天后的中央机关政治讨论会上发言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其实,前不久王明的观点甚至比李立三更“左”,他曾到处鼓吹“工农兵武装暴动”和“赤化全中国”,“是全中国工农群众的迫切任务”。现在,王明听到许多人面对惨重失败十分不满,尤其是发现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伯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不满李立三,便摇身一变,又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了。

  政治讨论会那天,诚实的王稼祥以商讨的语气提出了对“决议”的不同看法,特别提到列宁对把暴动当儿戏的批评。当时,李立三很恼火,但又无言以对。王明照套共产国际的几个文件内容,说什么中国党“特别是要反对右倾”,而李立三不是“左”了,恰恰是太右了,要将反右倾的斗争,深入到每个支部和基层干部中去,等等。

  会议不欢而散。几天后,中央对王明和博古处以留党察看,对稼祥和何子述处以严重警告,同时,调王明去中共江苏省委分配工作,博古调工会,何子述去天津工作,稼祥派去香港作党报记者。

  王明赖在上海拒绝去江苏,何子述去天津后牺牲了。稼祥去香港后在李富春同志指导下,又忘我地投入党报工作。

  一九三〇年九月下旬,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主持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十月,王稼祥受党的南方局所派到上海送交中央一笔款子和几份机密文件。瞿秋白代表中央留他继续主编《实话报》,回中宣部和党报委员会工作,并指出立三路线对稼祥的处分自然会撤销,要他把自己对立三路线的意见写出文章来。王稼祥在《实话报》上连续发表了《李立三主义与武装暴动》、《中国革命中的两条政治路线》、《立三路线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我们需要布尔什维克的转变》等文章。在稼祥埋头写文章的同时,王明凭借米夫的支持,大肆进行反中央的夺权活动,他以反立三路线的“英雄”面目上下奔走,四处演说,先是支持瞿秋白等同志主持三中全会,后又连李立三带瞿秋白一起反,说瞿秋白犯了“调和路线”和“小团体”等错误,是“两面派”。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名义,向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错误的报告》,致使李立三去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作检查,不久瞿秋白也受到批评,调离中共中央机关。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在米夫的胁迫下,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总书记向忠发不久被捕叛变死了,中央实权便掌握在王明手上。

  王稼祥也参加了四中全会并发了言。他说,立三路线应该反对,但无视党的纪律和地下工作规定,进行了不正常的非组织活动,也是违背党的原则的。他坦诚地批评了自己和王明、博古的那次非组织会议。他还点名批评王明说:“我们受到党纪处分以后,尽管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作为党员个人,思想上可以保留意见,行动上却必须坚决服从,这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纪律所必要的。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每个党员的起码义务,可是王明同志却不是这样。他拒不服从党的决定,不接受新分配给他的工作,甚至躺倒不干,不断和一些同志在一起发泄不满,我认为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应该引起党特别是他本人的注意!”

  王明对稼祥在大会上这段大实话的恼火可想而知,他咒骂着这个“书呆子”,要立即“反击”,却被米夫制止了。米夫劝王明拉住这个难得的人才,不要闹翻了。

  王明上台后,推行了一条比李立三更“左”的冒险主义路线,造成了革命的巨大损失,连中共中央机关也无法在城市里生存。王明经不起国内革命斗争的艰苦,不愿去根据地担惊受怕,利用职权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去莫斯科当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长,而将中央书记的宝座让给博古,但条件是听他在莫斯科指挥。可笑的是长期追随王明的博古,是个性格直率的人,心计哪能比得上王明,竟然应承下来,并真的照章办事,在“临时中央局”领导时期,继续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随王明之后赴苏的副团长是康生。此人可谓中国共产党内的变色龙,在短短几个月中三易主人。立三路线时期,他因紧密追随,当上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就是由他提出并执行贯彻的。瞿秋白同志主持工作,他反戈痛斤立三路线,又当上了中央审查委员会的委员。王明上台,他在四中全会前就看准风向,积极张罗为王明等人撤销处分,再三献媚讨好,跃升为中央组织部长,打击和排斥不肯屈从王明路线的同志,致使很多好同志死在他的明枪暗箭之下,因而他被王明封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

  康生也曾讨好被共产国际的米夫重视的王稼祥,却被王轻视,暗恨不已。

  王明、康生逃避国内革命,而王稼祥经过深思熟虑,却要去红色苏区经受武装斗争的考验,同广大工农群众一起在火与血的奋战中“实习革命方法”。

  一九三一年四月,他同任弼时、顾作霖一起,加上两个国际驻华人员,作为中央代表团离开上海,秘密进入中央苏区。

  六、在中央苏区

  王稼祥于四月十六日来到江西宁都县的青塘。这时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下,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稼祥正好赶上筹划如何粉碎即将开始的敌人第二次“围剿”。本来,中央代表团是来这儿贯彻四中全会决议,来加强以至控制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结果,作为“钦差大臣”之一的王稼祥虽然也按组织原则执行了中央交付的某些任务,却并未成为王明等人的忠实代理人。

  王稼祥到苏区不久,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分工为政治保卫处长,后接任原由毛泽东兼任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同年十一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外交人民委员,并任中共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这期间,他同毛泽东多次彻夜长谈,逐渐理解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还为此书写了一付对联,以示红军的作战原则: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几十年后(一九六八年)王稼祥回忆道:

  “初见了几次面,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印象:他是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相同的,是有其独特的地方,虽然我当时还掌握不住这些独特的地方。只觉得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具有说服力。”

  尽管王稼祥在中央苏区工作中,出于通常的组织纪律观念执行过王明“左”倾路线,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央苏区党组织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反对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政治主张还理解不了,甚至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但他在毛泽东挨批受压时,也不同意对毛泽东的不公正处理,并赞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来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意见,仍让毛泽东参与中央局和对中央红军的领导,私下里仍和毛泽东亲近。半年前,李立三被撤职,情绪不好,稼祥也不象很多人那样弃而远之,反而多次劝他振作起来认识错误。

  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红军在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下,十五天打五仗,行程七百里,歼敌三万多,缴枪二万多支,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十二月,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激战中,由于王稼祥的精心指导,蒋介石收编的二十六路军于江西“剿共”前线的宁都起义,二万七干多人参加红军。为此,稼祥和红军总司令朱德,就宁都起义联合发表了《告全国士兵书》。宁都起义对第三次反“围剿”的彻底胜利起着关键作用,而且对以后的统战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九三二年二月初,三军团及五军团一部,奉命对赣州攻击,血战月余,不克,我军损失重大。毛泽东在开战之初,就明确表示这是不现实的。稼祥开始赞同毛泽东同志意见,后来顶不住,只好又一次屈从了“左”倾路线。几十年后,他沉痛地说:“我犯了一个攻打城市赣州的错误,当时大家都赞成打,我也同意,红军武装条件差,缺衣少食,打下一个城市多好啊,红军可以过暖衣饱食枪炮多的好日子了!那时候,我们的思想是多么的幼稚啊!”其实,攻打赣州失败后稼祥即以总政治部名义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下发了《关于攻取赣州的意义及其教训的训令》,又于同月在军委机关报《红星报》第十二期上发表《围攻赣州的教训》一文,指出这是由于我们自已的错误造成的。他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预见和指挥是红军胜利的保证。

  赣州撤围不久,蒋介石按“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部署对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围剿”。临时中央仍在弹立三路线的老调。面临复杂的政局,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联名专电中央局,建议仍由毛泽东担任红军总政委。临时中央却从上海发来一份长电,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加以“批判”,并要求在党和红军中“公开讨论毛泽东的观点”。苏区中央局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召开了宁都会议。会议气氛极不正常,但王稼祥又站出来说实话了。他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导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王稼祥的意见遭到一些人的指责,他严肃地回击道:“多数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绝对正确的,这在我党历史以及国际共运史上,也是不乏先例的”“我是按照组织原则,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个人意见,这是合理合法的”。

  当时,周恩来没有参加会议,后来赶到宁都,采取了与稼祥同样的态度,据理力争,坚持提出,一方面军总政委还是毛泽东,自己只当代理总政委,并将自已的意见报告了中央。

  毛泽东离开前方,仍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临行时对稼祥说:“你和我是少数……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哪里工作都是一样,你就别争了吧!不然你就同我一样,也成了‘右倾主要危险’人物了。不过我相信你是不会右的……”

  此后,王稼祥总是不顾个人得失,竭力消弥“左”右倾路线的危险,解救一些遭迫害的同志。

  一九三二年七月,敌人全面发动了第四次“围剩”。在周恩来、朱德以及王稼祥等同志指挥下,又取得了胜利,中央红军发展到十万多人,中央苏区形成横跨湘、赣、闽、粤四省近三百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全国各地的红军部队发展到三十万人左右,全国党员也达三十多万。一九三三年秋,蒋介石气急败坏地发动百万军队的第五次大“围剿”。据邓飞同志回忆,“蒋介石把前四次‘围剿’时采取的‘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改为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战略战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作战方针上,反对游击战、运动战,主张正规战、‘堡垒战’,甚至把必要的、避开敌人锋芒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致使许多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处分。”当时(十一月),邓飞在粤赣军区第三军分区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就被扣上“右倾退却逃跑主义”而撤职,等候处理,王稼祥使他免于党内处分,留在总政当巡视员。如今邓飞还感激地说“在‘左’倾路线猖獗的情况下,稼祥同志敢于坚持党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保护了不少干部,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啊!”

  一九三三年底,稼祥收到一件苏维埃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面判决的是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他成为博古、李德杀一儆百的“违抗上级命令和退却逃跑”的“军事犯”,已经被撤职逮捕,开除党籍,判处徒刑,甚至有人还要处之以极刑,不准上诉。稼祥拒绝签字,以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名义退回了“判决书”。后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努力下,肖劲光才免受了更大的冤屈。

  早在一九三三年夏,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人,以大反什么“罗明路线”迫害支持毛泽东并主张实事求是的同志。他们将原来担任江西会昌、寻邬和安远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以及毛泽罩、谢唯俊、古柏等同志诬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宣布撒职,当众缴枪,连续批判斗争,还准备开除他们的党籍和给予更严厉的处分。当时,王稼祥虽与邓小平同志没有深交,但佩服他的才干,便强行要求博古将邓小平同志调到总政担任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又将自己的警卫员唐继章同志调给身体欠佳的邓小平。其实,当时稼祥重伤未愈,多么需要勤快而又体贴的小唐啊!

  一九三三年四月,黄陂大捷后,稼祥在安乐县谷冈村主持召开一个战前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肖华等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时,敌机来轰炸,稼祥考虑到周恩来等同志的安全,先抢先冲到门外,挡在周恩来前面,被炸弹伤了右腹部,伤了升结肠,左肠骨窝也中了弹片,加上脑震荡和耳膜出血,伤势极其严重。由于瑞金红军总医院条件差,只能采取保守治疗,无法动大手术,弹片穿肠造成污染,引起右下腹的局限性腹膜炎,只能将橡皮管子插进伤口排脓。

  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王稼祥常常靠在枕头上批阅文件、找人谈话。从他主持总政工作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起草、签署、发布的文件、训令、工作报告、会议讲话和写的文章多达七、八十件(篇)以上,有的长达数万言。其中《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团政治工作员工作须知》、《连政治指导员工作须知》等,健全了红军政治领导机构和政治工作制度。《中央工委会总政治部给三军的一封指示信》(1932年2月26日),有助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支部工作指示信》、《支部工作纲要》及《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加强了党支部建设,健全了支部工作和支部生活,使党支部领导重视“以身作则”,成为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地方工作的训令》(1932年1月1日)、《给各级政治部的一封信》(1934年3月22日),使敌强我弱的反“围剿”斗争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加强了军民关系,保证了给养补充、红军扩建,这是红军发展的根本保证。《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政治工作训令》(1932年10月27日)、《关于在敌军中政治工作训令》(1932年11月23日),强调在对敌政治工作中瓦解敌军,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这比井冈山时期采取释放俘虏,医治伤员的方法大大前进了一步。

  在王稼祥领导下,红军各级政治部办起了干部训练班,总政治部则开办师一级干部的“研究班”,因而在多次反“围剿”斗争中,不论红军伤亡多大,干部队伍终是后继有人。对于红军干部和战士的政治素质提高,王稼祥同志认为首先得从提高他们的文化入手。一到苏区,他便抓住不放。一九三三年八月,在他主持下,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教育委员会,下设“编译委员会”、“政治读本委员会”、“教育计划委员会”并作了《红军中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报告。他教育红军指战员尊重知识分子,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几个敌军的电台机务人员被我军俘虏,在稼祥的关心和教育下,他们自愿留下来。我军著名的通信和兵器专家王诤、医生王斌,都因以在战争中和建国后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一革命传统,在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发扬。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在这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二次大会上,他和周恩来一起被推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朱德仍为军委主席。

  同年二月,在瑞金召开了全国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王稼祥带伤主持了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

  “大家都明僚,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中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可能达到任务的。我们红军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工农,政治工作就是要提高红军战士与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是王稼祥在实践中对红军政治工作的重大贡献,同时也被我党很多革命家肯定和引申过。

  五中全会后,博古、李德仍把持着党中央,王稼祥深为忧虑。他是坐着担架来会场听几个主要报告的,他当时没有力量去与博古、李德对抗,加上工作繁忙,伤口恶化,引起急性腹膜炎,一时昏迷不醒,多日高烧四十度。不做手术,不打开腹腔放脓就有生命危险;而当时的苏区,连手术必需的麻醉剂都没有。但是,王稼祥不愿拖下去严重地影响党的工作和自己的活动,万一能根治可为党多做些工作,坚持不上麻药开刀。

  医生们十分感动,有的说:“首长,你疼时,喊几声,骂我们几句,都可以,没有关系”。

  手术八小时,稼祥疼得昏迷几次,没有呻呤一声,更没有骂人一句。天黑下来,没有灯光照明,找不到化脓的灶点,年轻的医生们急得几乎哭泣。眼看稼祥奄奄一息,只好停止手术。

  手术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连同博古都来了,手术室里里外外站满了人,人们都惊叹稼祥坚韧和意志。他们从心里赞叹稼祥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人。

  幸亏留了排脓口,稼祥第三天活过来后,脓水竟奇迹般流了出来。他又挑起了革命的重担,开始了长征。

  那时,他刚满二十八岁。

  七、遵义会议前后

  稼祥是从病床上被抬上担架参加博古和李德所谓的“战略大转移”的。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的指挥下,一开始的长征完全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转移的目的和去向连一些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撤离苏区的红军拖拖拉拉长达一百八十多里,惨遭敌人的夹攻堵击,过至湘江时,八万七千人马只剩下三万人,于是建制被打散,军心大乱,连博古都想用手枪自杀。

  这次大转移,博古等人本不愿带毛泽东和稼祥走,经许多同志力争,毛泽东才没有被抛下,而毛泽东又为稼祥争辩,在关键时刻使稼祥得以随军行动。胡耀邦同志曾说,早在一九三二年的宁都会议上,稼祥积极反对错误路线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已同王明路线划清界线了。此时,他和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一开始就成了同一战线上的战友。路上,稼祥尽量坚持自己行走,逼不得已才上担架。毛泽东因病也坐担架,他是博古眼里的“加里宁”,有职无权,行动自由,便常和稼祥同行,共商党和红军的前途大计,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摆脱险境。当时,敌人已发觉我军想北上与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师,正在调集十几万兵力,设下五道封锁线,布下口袋欲一举围歼只剩下三万人的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而博古、李德固执己见,一味要闯进敌人包围圈。

  稼祥赞同毛泽东的乘虚而入,西进贵州的主张,并以此争取了张闻天同志。对此,吴黎平同志回忆说,“毛泽东同志曾亲口对我讲过,稼祥同志在军事问题上的看法,是和他接近的。”稼祥还对聂荣臻说,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聂荣臻回忆说:“他(王稼祥)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统帅部队,王稼祥对博古、李德十分不满。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长征中的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为长征开始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几乎都参加了,并积极地表明自已的政治主张,以自已的智慧参与重大决策,坚决地和毛泽东站在一起。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周总理也曾回忆说:“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左右,在湖南通道县城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西进贵州、避免全军北上湘西遭敌围歼的建议。由于稼祥和张闻天等同志的支持,红军改变行军路线,几天后占领了贵州东部的黎平县城。

  十二月十八日,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周恩来、稼祥、张闻天等同志的全力支持下,采纳了毛泽东西进的长征路线,并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境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在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上,又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红军全速进发遵义”的意见,并由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署名发布命令,要求部队“先拟黔北,夺取遵(义)桐(梓),发动群众。”红军突破了乌江天险,中央纵队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进驻遵义。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住在遵义新城的一个小军阀家。王稼祥和毛泽东同住楼上,张闻天住楼下。他们三个月来已形成了中央又一个“三人团”。原有的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中央领导核心的“三人团”,因为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实际上再也左右不了广大红军指战员了。在稼祥的倡议和周恩来、张闻天的支持下,中央决定在遵义召开一次高级会议,审核黎平会议并认真研究确定党和红军今后的路线,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实际上也就是清算“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为此,在博古准备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报告的同时,毛泽东和稼祥、张闻天也在进行深入而紧张的研究,以对付博古的“反报告”。这个报告由毛泽东提出提纲,三人逐条讨论、补充、修订,因为稼祥重伤在身,便由张闻天执笔写成。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遵义会议——这一扭转整个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了。

  在博古的总结报告和周恩来的军事补充报告之后,由张闻天按那个“反报告”提纲发了言。紧接着,毛泽东同志站起来分析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实质原因是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话音一停,王稼祥立即站起来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中国的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应该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

  因此,毛泽东主席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曾这样评价王稼祥:“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还一再说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的是“关键的一票”。

  陈毅同志在党的“七大”期间还以一段比喻评价稼祥在遵义会议时的功绩,他说:“楚汉之争时,韩信是一个要人。韩信归汉,则汉胜;韩信归楚,则楚胜;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是在红军危难之中义无反顾地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的,他不象康生几个月内可以三易其主,他是个实在的不断探索真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真诚地对待自己,真诚地对待革命。在他的遗搞中有这么一段话:

  “人们往往谈到遵义会议时就提到我的功劳。但是假若没有王明在四中全会的夺权上台,便不会有遵义会议。所以我现在认识到,我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毛主席的一票,那只能算是赎罪,即赎四中全会上参加了王明宗派的夺权,及其以后在各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的极大的罪过。”他手稿中“投了毛主席一票”的后面,原来还有一句是“多少算是功劳”的话,却被王稼祥删去了。他和朱仲丽结婚多年,也从不提起这一功劳。

  这就是王稼祥,一个典型的共产党人,人民不会忘记他,他的战友不会忘记他。胡耀邦同志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同志孜孜不倦地说服当时中央的很多同志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稼祥同志一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并且帮助毛泽东同志作了许多说服工作。因此,在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土,他发挥了重大作用。遵义会议后,稼祥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被指定为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全军,胜利地实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

  一九三五年一月,王稼祥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翻过夹金山后和红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师。这本来是件大喜事,为了欢迎四方面军,稼祥指示总政治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两支主力红军的配合,使蒋介石企图各个击破红军主力的计划彻底破产。根据毛泽东和王稼祥等同志郑重商定,目前唯一可行且有胜利把握的行动方针是两个方面军混合改编,统一意志,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在六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要躲开北边的胡宗南的进剿大军,向川康边退却,实行逃跑方针。不仅如此,他还自恃四方面军有七八万人(多于一方面军五万人左右)枪多装备好,狂妄地提出改组中央及军委,以四方面军为主力和核心。

  对于张国焘的分裂中央和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王稼祥在两河口会议上,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只能北上,争取在运动中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去消灭敌人,躲避斗争是错误的,他说:“蒋介石很机动,但机动的红军总是超过他,只要指挥正确、坚决、迅速,我们就能战胜敌人。”

  为了维护团结,反对分裂,针对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分裂活动,王稼祥受中央委托,和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以中央慰问团名义,深入四方面军,宣传北上的意义,直接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中央决定。

  八月六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举行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中肯的批评。为了顾全大局,同意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担任新组成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继续北上。

  会议期间,据邱仁华同志回忆:“朱总司令请王稼祥同志做张国焘的工作。为了照顾王主任的身体,谈话地点就定在他的房子里。王稼祥同志和张国焘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午夜三点多钟。他们在里间房子里谈,我们在外间房子里等着,听到王主任耐心说服张国焘,使他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最后只好同意北上。”

  中央决定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然后会合巴西。

  八月二十日,再次举行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稼祥发言说,这次会合巴西是第一次统一行动,是一个决战关头,这决定于我们是转入反攻,还是继续退却。

  九月三白,张国焘致电党中央,拒绝北上,挟持朱德、刘伯承,决定左路军三天内返回阿坝,并强求红军听他的命令重过草地而南返川西,否则就要对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彻底开展斗争”并“解决之”。毛泽东和王稼祥等党中央领导,当机立断,率一、三军团等少数部队于九月五日凌晨撤离巴西地区,迅速北上。

  王稼祥在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上发言说,向南、向北“这个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面且是两个不同的路线,一个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个是张国焘主义。”他认为,对张国焘和对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应区别对待,“对他们的军队,要打一些电报,解释中央的态度,中央的办法。”

  俄界会议决定将红军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王稼祥担任政治部主任。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部队继续北上。

  过草地时,王稼祥带头节食;爬雪山时,他坚持自已攀登,他既要协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决策红军命运的大事,过问总政治部的每一项工作,又要启发、教育身边的同志。当时,稼祥的身体是中央首长中身体最差的一个。据陈光远同志回忆:“在长征途中,我们用橡皮管子塞进(他的)伤口,在橡皮管外面穿上丝线,丝线外面再缠上纱布棉花,用这个方法使脓液排出体外,用棉花纱布吸收脓液,以减少发炎的机会,有时骑马和走路,橡皮管子就掉进伤口。”

  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根据地时,王稼祥几平是奄奄一息了。第二年的七月,著名医生马海德在保安给王稼祥会诊,他惊叹地说:“由于病痛折磨和营养差,稼祥同志面色发黄,身体又瘦又弱。他伤在腹部,伤口很大,始终未愈合,腹膜发炎,体温偏高。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他给我介绍了长征的情况,印象最深的是他谈了很多,却对长征途中自已经受的千辛万苦只字未提。不久,组织上决定,他由贺诚同志陪同秘密去苏联治病。后来听说苏联大夫打开腹腔做手术治疗时,里面已化脓,且有掉进去的纱布、橡皮管子等遗物,真危险。”就在马海德为他会诊时,他还抱病写出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内蒙》,中央决定将文章发表在七月二十二日的党刊《斗争》第一〇六期上。此文对于动员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

  八、中共国际代表

  苏联医生对稼祥的会诊和手术是精心的。他们亲眼看到一个身高一米七二,体重只有四十二公斤的中国共产党人,身负致命重伤,竟然经过了长征,还担负着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要职,由衷佩服稼祥的坚强毅力。手术在皇宫医院施行,很顺利,连腰骨上嵌进的一块弹片也取出来了;苏联同志还安排他到南俄海滨城市索契去疗养。秋末,王稼祥基本恢复了健康,又回到了莫斯科。

  几天后,王明主动与稼祥会见,五、六年来,王明先是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将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长的要职让给了康生,现在又升任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高于他的“恩师”米夫,他为此得意地对稼祥说:“你还记得那个米夫吗?那老兄不行了,他搞来搞去,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员了!”此次,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稼祥严肃地指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希望王明最好能写出书面检查。王明百般抵赖,将责任推给他所遥控的临时中央。谈到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领导权时,王明说,只要国民党抗日,我们就要绝对听他的。稼祥认为,不要忘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不可轻信蒋介石之流,更不可丧失我党的独立自主权。面对原来“左”而现在右得令人发指的王明,王稼祥十分气愤,感到此人已是不可救药了。

  鉴于稼祥的水平和国内威信,王明还是设法拉他,但从以后再也无法得逞了。对于王明邀请王稼祥一道会见斯大林一事,师哲同志回忆道:

  “虽然当时在莫斯科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但他(指王稼祥)仍然是了解实际情况较多的权威人士。稼祥同志在共产国际作了关于中国革命形势(长征之完成,抗战之开始)的较详尽的报告后,王明又邀他一道去会见斯大林。在他们的会见中,斯大林问:目前中国红军队伍还有多少人员?稼祥同志答:大约还有二、三万人;而王明立即“纠正”说:三十万人。仅此一点,据稼祥同志回忆,已使他大为吃惊:难道可以如此虚夸?革命的实事求是精神哪儿去了?!”

  对于他的实事求是精神,我们不妨多写一笔,因为这对于党的高级领导尤为重要。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回忆道:

  一九五八年,中国人被“共产风”刮得晕头转向。在这个重大问题面前,稼祥没有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他日以继夜地研读各种书籍和材料,找人谈话、调查情况。他坐卧不安,有时呆呆地望着蓝天白云。这年十一月份,党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他深情地对朱仲丽说:“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将自已的不同意见向党说出来,特别在大政方针上。”他说他不同意农村实行各取所需、吃大锅饭的政策,不同意马上就取消商品生产,不同意把指标定得这么高,尤其不同意把这样的指标公诸报纸(据当时报载,有的亩产达六万斤)。王稼祥把自已的看法向一位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谈了,并请他转告毛主席。隔了一天,毛泽东同志叫稼祥开个小组会,谈谈自己的意见,稼祥当即回答没有必要召开小组会,他想,自己的意见已向党陈述了,已尽了党员应尽的责任。他从武昌回到北京,整日抱着即使有错也甘受处分的心情,静静地等待党对他的裁判。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央下达一个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文件,明确地制止农村共产风,其精神与稼祥在武昌会议上所提的看法是一致的。毛主席特意要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转给稼祥过目,如果有什么意见叫稼祥修改后再发至全国。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王明带着康生,跟着国民党的军事代表团,乘军用飞机回国去了。他们在中共代表团实行“左”倾宗派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生活极不正常。许多同志,如杨之华、曾涌泉、孔原、夏采曦(王义)、申守义(王生)、吴福敬、欧阳新,都遭到打击迫害。这种迫害还同苏共内部肃反扩大化结合起来,造成一些同志被囚禁、流放,甚至生死不明。

  王稼祥一方面处理被康生积压下来的大量文件、材料,一方面着手分析研究因王明、康生挟嫌报复而造成的冤案。这类冤案他处理了好几件,抢救和保护了一些好同志,其中就有反对过王明的孔原和曾涌泉。孔原同志因此回忆说:“一九三八年八月,(我)得以同曾涌泉、沈谷南、沈义等同志离开苏联回到新疆。如果没有稼祥同志的关怀援助,我真不知如何度过困境。我亲身体会到稼祥同志对革命的高度原则性,对同志的满腔热情。他对同志公道正派,敢于负责,善于调查研究,独到的思考判所能力,主持正义,不随声附和的气概,使我由衷地敬佩,永志不忘。”

  王稼祥在接替康生工作后的出色表现,使变色龙康生忌恨不已。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同意了稼祥渴望回国的要求,改由任弼时赴莫斯科接替他的工作。这期间,共产国际特意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专题讨论中国的革命形势。会议由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季米特洛夫主持。

  王稼祥在发言中强调指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不会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为毛泽东同志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共产国际十分重视稼祥的观点及其论述,结合任弼时的发言,以执委会名义发表了《五一节宣言》,号召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大力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专门通过了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内部决议。决议由主稼祥亲自交中共中央。

  会后,王稼祥还和季米特洛夫讨论过一次中国当时的国内形势,他十分赞同稼祥的政治观点,指示道:“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不过要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悲剧。”

  “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初,王稼祥回延安,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代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九月十四日,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由他转告中共中央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在复杂的环境中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九月二十九日一十十一月六日,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致闭幕词。他还担任了大会的秘书长。

  这次会议长达一个多月,可见在我党历史上是多么重要。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

  会前,王明担任长江局领导工作,他预感到由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对他不利。于是,他拒绝去延安,发电报给中央要六中全会在武汉开,会议由他来主持。遭到拒绝后,又给稼祥发了一份电报,要他迅速赶到武汉,与他商谈如何传达国际指示。

  稼祥当即回电道:

  “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对于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曾在一九四五年说过:

  “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会议。去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诚然,这些共产国际指示的产生,是与王稼祥“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的看法”分不开的。

  九、抗战时期的理论贡献

  六中全会后的元宵佳节,王稼祥和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朱仲丽结为伉俪。

  一九三九年一月,王稼祥兼任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秘书长是王若飞,委员有罗瑞卿、肖劲光、谭政、胡耀邦、柯庆施、郭化若等。王稼祥主持的这一工作对根据地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工委每星期开一次会,分工研究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的各种问题。

  王稼祥是个实在的中国革命家,不愿出头露面,也不大愿意多说话;兼了那么多职,工作那么忙,身体那么差,却有职必有成效。这正如陈云同志当时所说:“他工作忙,但不陷入事务主义,他能挤出时间看书,调查研究,掌握充分材料,然后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踏踏实实指导实际工作;二是写出理论著作。他的论著在抗战期间极为丰富,而且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王稼祥被中央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那时,根据中央分工,朱德在前方指挥八路军作战,刘少奇在华中、华北解放区,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南方局的工作。因此,在那四、五年中,王稼祥是毛泽东在延安的主要助手和战友之一。他同毛泽东、朱德一起,处理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由毛泽东与他或者毛泽东、朱德和他联名签署的文电指示,多以百计;由他为首或参加签署的军委总部和总政治部文件,数量就更多、内容更丰富了。此外,他还不断地为党报、党刊撰写文章,多次在延安的干部大会、群众大会、军政学院大会上作报告。

  稼祥当时为中央起草或主持起草的重要文件有《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39年8月25日)、《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议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1942年7月2日)、《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等等。

  上面仅仅是稼祥为中央起草的几个最主要文件,他为军委、总政起草、审定和签署的就更多了,仅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直接与他有关的的文件就多至三、四十件,其中最主要的有: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整理与巩固新部队的工作指示与训令》,总政治部关于新党员教育与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的两个训令(1939年6月24日、25日),军委及总政《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1939年12月6日),《关于对反共军宣传的指示》(1940年),《关于培养高上级干部调训干部的命令》(1940年2月22日),《总政治部对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1940年5月6日),《关于大批收容俘虏及知识分子的指示》(1940年),《对敌伪军工作指示》(1940年7月),《对今后山东工作的指示》(1940年8月28日,《对冀中三次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1940年9月8日),《对华中争取瓦解顽军的策略给新四军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每年经他署名和起草、审定的文件更是多至三、四十件。

  这些文章的内容,从党的建设到军事部署,从政治思想到军部指挥,从巩固、增强党性到整顿与巩固新部队、教育新党员、收容俘虏和吸收知识分子,无所不包,丰富和积累了党的集体智慧,为党和军队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制定和确立了许许多多既有创见性又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

  一九三八年底,王稼祥对总政治部工作,提出要抓好两件事,一是创办《八路军军政杂志》,二是组织战地工作考查团。一九三九年一月,《军政杂志》创刊发行,毛泽东撰写了发刊词;稼祥在创刊号上发表长篇论文《论目前战局和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出现的一些新特点以及当前的主要任务,阐述了坚持敌后抗战的可能与重大意义,提出坚持敌后抗战的五个关键问题,即坚持游击战、创立、建设、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发扬民力和合理使用民力,整编整训部队,反对磨擦,加强团结。一九三九年一月,军委战地工作考察团在这两篇文章的指导下成立。考察团的一切工作又都是在王稼祥的实际指导下卓有成效地进行。四个月后,就产生了两份总结报告:《军委考察团在华北北线部队考察工作总结报告》和《军委考察团在冀中三纵队考察工作总结报告》,共计三十二万字左右。近两年时间,考察团在《军政杂志》及其他报刊上发表几十篇介绍经验、报导情况的文章,这些文章皆有王稼祥的心血。他的理论著作和实际工作是分不开的。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为纪念中共诞生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王稼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阐述了它的科学含义。

  他指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之正确道路,是在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王稼祥决不象林彪、康生、江青之流为了篡党李权而将毛泽东思想说成马列主义的“顶峰”,他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此文发表后,中央将它列为学习参考文件之一。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更明确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

  一九四三年秋,稼祥患严重的肠胃病因过度劳碌,又引起旧病复发,难以坚持工作,因而一九四四年没能参加我们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大会。但是,在研究了大会文件后,他分别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和四月二十二日的会议期间抱病给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信,谈了自己学习会议文件的体会和意见。他十分同意七大政治报告和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在信中自我批评道:“我因连年犯病,不能参加过去和现在的讨论,不能很好地检讨过去自已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补偿过去的错误,这对于我是一件遗憾的事,但也莫可奈何的。假如将来身体能够恢复健康时,再去补做这个工作吧。”

  毛泽东将王稼祥的两封信都印发给大会代表看了。对此,胡耀邦以及很多现今健在的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回忆。由于当时相当多的代表对他缺乏了解,选举中委时他落选了。后来由于毛泽东同志亲自向代表们作了解释,才选举为候补中委。当时,毛主席强调说,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于是,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他只当选为七大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会后,朱德、彭德怀、李富春和陈云等大批同志去看望王稼祥。他们发现,稼祥对自己落选并不介意。

  十、摸索和总结城市工作经验

  抗战胜利的喜悦使王稼祥激情满怀,抗战八年的限辛,又使他病情加重,连连吐血。

  一九四六年一月,为了便于治病,中央任命王稼祥为中共代表团的顾问,随叶剑英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到北平参加由国共两党及美国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可是,稼祥在医院被Ⅹ射线烧伤了臂部。同年春,溃疡口恶化,被中央安排到解放区张家口的华北军区医院治疗。

  一九四六年五月,毛泽东电示,由聂荣臻等同志负责安排,送王稼祥去苏联根治伤病。因朱仲丽是医生,便陪同前往。

  王稼祥在苏联恢复健康后住在高尔基街的“柳克斯”旅馆。当他从朱德的女儿朱敏口中得知贺子珍被关在一家精神病院时,很是吃惊。贺子珍在井岗山时期与毛泽东同志结婚,长征途中为掩护战友,体内留下十七块敌人的弹片,一九三七年底到苏联治伤。她和毛泽东的男孩在苏联出世后因肺炎死去,接着又听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消息,这位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的革命家因此烦躁不安,伤病愈重,被苏联医生误诊为精神分裂症,连同她女儿李敏(娇娇)一起被送进远离莫斯科的精神病院,一待就是七、八年。

  解救贺子珍,必然会加剧江青对自已的妒恨,这一点稼祥很有数。对于江青,他是了解的。江青在延安时的种种专横,稼祥因为敬爱毛泽东都谅解了。早在一九三八年,王稼祥曾回绝过江青的求爱,那时就看透她了。此际,正直的王稼祥明知会造成政治的隐患,还是努力与苏方交涉,救出了贺子珍及其女儿李敏,并以电报详告毛泽东,要求将她们母女带回国内。毛泽东亲自复电:“完全同意。”

  一九四六年五月,王稼祥夫妇和贺子珍母女到达哈尔滨。同月,王稼祥被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

  当时东北局的主要成员是林彪、彭真、高岗、陈云、李富春、张闻天、伍修权等,干部阵容很强,但因为主要负责人是林彪和高岗,尤其是林彪总喜欢拉一帮人,打击排斥与他意见不同的人,所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内部分歧很大。当然,还有一个造成观点不一致的原因:一些从老根据地来的同志,对城市管理还没有经验,由于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不同,思想认识不一致,在城市政策上产生了分歧。

  据钟子云同志回忆,分歧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进城后是组织市民和贫农以生产为主,还是以搞清算斗争为主?以生产为主带动政治斗争,还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这是争论的焦点。

  (二)对清算是一闹而起,还是先做调查研究,有的放矢,逐步发动群众。

  (三)对伪满时期留下来的政权机构,是暂时保存,还是彻底摧毁?

  (四)对民族工商业政策,是采取保护它们尽快恢复生产,在生产中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条件,还是以斗争为主,先斗争,等斗争结束了再来抓生产。

  (五)允许不允许农民进城抓逃亡地主和搞清算斗争?

  当时哈尔滨不光有近百万人吃饭,还要支援战争,它是当时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大城市,所以正确执行党的城市政策特别重要。

  林彪当时推行“贫雇农坐天下”,发动大批农民进城抓斗工商业资本家。王稼祥对他的这些“左”倾政策,作了抵制和纠正,使林彪很恼火,一直忌恨在心。其实,林彪早就把稼祥看成眼中钉。早在遵义会议之后,林彪在长征路上拒不服从中央的正确领导,稼祥曾按毛泽东的指示,以军委名义三次发电报命令林彪执行军委指示。在陕北,林彪多次向军委提出要打游击去,企图另立山头,受到王稼祥的严肃的批评教育。

  因此,林彪和高岗将稼祥打成右倾,反对稼祥坚持的正确的城市政策。但是,不管怎样,他身为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在一定范围内是尽了职的。他对城市的工商业、文化教育、公安、交通、建设和统一战线等等方面,认真地一一作了调查研究。他认为,进城后应首先组织市民搞生产,不能先搞斗争不抓生产;对旧政权的改造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彻底砸烂,不能影响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生活、公共卫生、城市交通都要保持正常,不能妨碍生产、妨碍支援战争;农民进城要有个限制,不能让他自己抓人,工商业资本家按土地法规定,农村财产交农民分配,城市财产不能动。

  一九四八年初,王稼祥为了认真总结管理城市的经验教训,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了东北解放区的城市工作会议。他在会前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起草了一个有关城市工作方针、任务的有见地、有分量的文件一一《城市工作纲要》,并印成小册子,发给到会同志讨论。当时的吉林市委书记孔原回忆说:“它(《城市工作纲要》)强调了城市工作要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十六字的方针,批评了那种侵犯工商业,不断搞劳资斗争和罢工运动等等‘左’的错误。”“但当时东北局的负责人林彪,高岗认为这是稼祥同志右倾思想的代表作,责令把文件收回。”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发表了一个有关工商业政策的文件,明确指出对城市工商业的政策应区别农村对地主的政策,着重讲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同年四月八日,毛泽东又起草电报,发布九条指示,对市民问题、职工生活、工人斗争及农民进城等问题,都指示得很具体。这和王稼祥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伍修权当时是军区负责人之一、东北局成员,他赞扬稼祥这一阶段工作时说:“当时,我党只在东北占有几座中等以上的城市,城市工作尚无经验。但是稼祥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对于如何对待城市工商业者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了将农村土改方法搬到城市中的错误作法,有利于发展解放区的城市工商业,为避免和减少城市工作的混乱现象,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这对其他解放区和以后的城市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王稼祥在哈尔滨工作时已达不惑之年,处理事情很沉着,果断。

  在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将四十多幢日本房子贴上牌子,变成苏联的财产,并要我方出证明承认其合法;遭到拒绝,又以莫洛托夫的名义来强迫稼祥同志。稼祥对为此请示的刘达说,他是苏联,我是中国,不必管它(指这件事)。王稼祥尊敬莫洛托夫,但决不丧失中国的立场。

  七届二中全会上,王稼祥被选为中央委员,后被留在中央,参加筹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

  七月,党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王稼祥等同志组成代表团赴苏,与苏共中央就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重大决策问题交换意见,争取斯大林的支持。经过多次会谈,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出访苏共的任务。

  十一、首任驻苏联大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天后,中苏双方互派大使的消息宣告于全世界。

  半年前,毛泽东提出两项工作任稼祥选择,一是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二是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国第一任驻苏大使。

  王稼祥郑重考虑一天后,选择了后者。

  十月二十日,王稼祥赴苏就任。周恩来总理、林伯渠、郭沫若、沈钧儒、彭真和苏联大使罗申等到车站欢送。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消息、照片,还发表了社论《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

  十一月三日,王稼祥大使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呈递国书。之后,对已与苏联建交的各国大使进行礼节性拜访;六日晚参加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二周年庆祝大会,七日上午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当晚又参加了苏联外交部举行的盛大宴会。几乎与这些活动同时,稼祥还要关心和安排十一月五日抵莫斯科的以丁玲为团长的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代表团,和访问波兰后来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以萧华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

  王稼祥以全部身心投入外交活动。他要求妻子朱仲丽要当好大使夫人,注意严格区分敌、我、友,既讲团结友好,又要坚持原则和作必要的斗争。如果有攻击我们党和国家及领导人的言论,必须严肃对待,给以回击;他还亲自在百忙中帮助朱仲丽攻读俄文,以有利于工作,同时又不让她荒废医学专业,设法使她进了莫斯科医科大学进修班深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访苏,会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和国际形势中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最高级会谈。

  这期间,王稼祥万分繁忙。所有外交活动,皆有他安排和参加。

  他日夜操劳,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不仅对中苏有关条约的中文本负责,还仔细审校甚至亲自翻译俄文本。

  十四日晚八点半,王稼祥在“大都会”饭店以中国驻苏大使名义为毛泽东举行盛大告别宴会。斯大林从未参加过外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王稼祥经过努力,终于代表毛泽东主席请斯大林按时参加了宴会。第二天,中苏报纸均发表了两国政府的公告。

  二月十六日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欢宴毛泽东、周恩来。十七日两位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返回中国。然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的李富春、叶季壮、伍修权等同志还得留在莫斯科,继续同苏联方面谈判,以便签定一系列协定。王稼祥亲自参加了这些协定的谈判,并代表我国政府在签定书上鉴字。这一繁重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五月中旬。

  王稼祥虽然是第一次当大使,但在外交上从没有出过岔子。他本着不卑不亢的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当时攻击中国的烂言。就在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期间,苏方邀请王稼祥夫妇去观看新排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说是一部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新戏。稼祥出于慎重,先派戈宝权和朱仲丽去看看究意。剧情荒谬不堪,描写一个年轻的苏联海员在上海码头爱上了一个中国的妓女,妓女送给他一束罂粟花,他便向这女子传授了马列主义,于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的革命胜利了。事后,王稼祥很生气,以大使馆名义,通过苏联外交部对这出芭蕾舞剧提出了批评。但是苏方只是表面接受意见,竟给毛泽东、周恩来送来了《红罂粟花》剧票。王稼祥及时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主席略思片刻,即派陈伯达代替自己去看戏。岂知陈伯达看得津津有味,剧终时还主动站起来鼓掌捧场。回来后,受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

  一九五〇年秋天,王明来到莫斯科“治病”,而且一来就是一家三口,稼祥便拒绝见他。有一次,斯大林召见王稼祥正式谈话后,又将他引进另一个房间,说:“现在王明同志在莫斯科治病,你应该去看看他。”稼祥不假思索地答道:“我认为没有什么必要吧!”斯大林不高兴地坚持道:“你还是看看去吧!”稼祥仍用俄语回答:“我认为没有必要!”

  早于王明到苏联阴谋活动的前一年,还有一个和王明一样以在莫斯科治病为名的人,一家三口长期不归国。这就是林彪、叶群和林立果。斯大林曾对王稼祥说:“你们党中央怎么把林彪给忘了!他没有大病。”稼祥立即报告给周总理,中止了林彪的小病大养。

  因此,林彪对王稼祥的仇恨愈发加深了。

  一九五一年二月,为了加强我国与各国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王稼祥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回国时,他将在苏联省吃俭用积余的薪金买了一辆苏造大
型吉斯卧车送给党中央,因为毛泽东访苏时曾赞扬过这种车。其实,稼祥给自己定的薪金并不高,只相当于一个苏联司机的收入,他还将朱仲丽的薪金取消了,甚至连作为编外人员的保姆的薪金,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书报、地图等办公品都由他们的薪金开支。他的克己奉公、严于律己是一贯的,早在延安时,军委曾确定他为甲等残废,他却从未要过补助金。他身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与妻子一起和边区人民共患难。鉴于延安生活因难,生孩子影响工作,他赞同妻子做绝育手术,这在当时是绝少的。

  在吃食上,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将烤干的馒头片放进桌上的饼干筒里,累饿了就随手拿出几片充饥,开会或赴宴,也随身带上几片。

  十二、卸任驻苏大使以后的岁月

  王稼祥熟悉各国共产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富于同外国党打交道的经验,是我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最合适人选,出色地执行了我党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作为中联部的创业人,他先后选调了富有外交活动经验的刘宁一、伍修权、李初梨、赵毅敏、许立、熊复、以及冯铉、张香山等副部长,选拔了李启新、吴学谦、赵安博、乔石等一大批有才识的干部。他注重干部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的提高,注重原始资料的积累,他所领导编撰的资料出版得很多,是建国以来最丰富和齐备的一段时期。他在对外联络工作中十分谨慎细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很早就有所察觉,经常向党中央提出对苏联霸权主义斗争的建议,并在工作中相应地采取了措施。

  他曾说,我党同各国兄弟党的关系,是“既是一家人,又非一家人”的关系。一九四三年以后,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各国兄弟党都以信仰马列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但任何兄弟党都是独立自主的,忽视了这一原则,就会犯大国沙文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错误,就会犯“父子党”“老子党”错误。五十年代初,有一次斯大林考虑到亚洲几个兄弟党执政的小国在建设和防卫上有困难,设想以中国为主建立一个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当时,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均在场。稼祥认为不能这样做,并简要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赢得了斯大林的尊重,不仅此议未再提起,还留稼祥共进午餐,饭后一同散步。

  卸任大使后,他曾多次赴苏参加与斯大林会见和会谈。

  一九五三年三月,兼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一九五四年四月,他参加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出席解决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定,迫使法军撤出越南,并初步解决了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

  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在中央国际活动工作会议上致开幕词,阐述国际活动的内容、目的和性质,以及如何提高工作水平等问题。

  在一九五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王稼祥为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他的助手熊复同志回忆道:“他拿出一份写好的有详细纲目的大纲,并就大纲的内容,包括每个论点、提法和论证的展开,都对我做了详细的解释。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谈话滔滔不绝,就象一个学问渊博、态度和善的教授。可以看出,他有丰富的经验,有卓越的学识,有敏锐的洞察力,有勤于研究、思考和大胆地探索的精神,就是说,有一副能够统摄思维活动以发挥创造力的头脑。他的思路很宽阔,分析很精辟,前者有如高屋建瓴,后者就象势如破竹一般。”

  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我们党邀请了六十四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前来参加这次大会,其做法和规模在我党历史上是空前的。由此可见,我国国际威望已瞩目于世界,我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已卓有成效,这是与王稼祥的精心而又正确的领导分不开的。

  整个接待工作是在王稼祥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身为接待委员会主任,既有大将风度,又极为精细,不管大国、小国,也不论各国代表人数多少,一律平等对待。

  稼祥是个能上能下的革命家,但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严格地说他乐下而不愿上。党的八大会议前的一九五五年春,他曾坦诚地说过:

  “象我这样过去犯错误的人,应当经常控制自己,以所剩不多的余年,做出些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工作。戒骄戒躁,不做有损于党和国家的的事,以便补偿过去的错误,以便去见马克思时,能够手上拿着党和人民的鉴定书,虽然犯过错误,但一般的说,还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赤诚的王稼祥甚至为自己被党的八大选为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而有愧。他一般不愿打扰毛主席,这次直接面辞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实为下了决心,但毛主席没有同意。王稼祥的政治品格,由此又见一斑。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了波兰波兹南骚动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稼祥随同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赴苏共商解决办法。当时,赫鲁晓夫提出武装干预波兰事件,受到我党代表团的反对。王稼祥发言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决不能干预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内事务,一个独立自主的执政党,有权决定自已的方针大计。如果由一个外国党来干预,甚至是武装干涉,将会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鉴于我党代表团的正确立场,赫鲁晓夫承认原来的做法“有损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平等的原则”。

  这年的四月到十二月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的影响,我党中央的政治局多次举行会议讨论,《人民日报》为此于四月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又于十二月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稼祥参加了政治局的讨论,并亲率中联部做了紧张而繁重的搜集、翻译和整理资料工作。

  一九五七年一月,以周恩来为团长的我国党政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王稼祥是代表团的主要参谋、周总理的主要助手,在同赫鲁晓夫等人的正式会谈中,就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会谈持续八小时,紧张万分。那时,代表团内部大量的会谈准备工作和文件起草工作(包括三个联合声明、两个新闻公报和周总理的十四次公开讲话),都是由王稼祥主管。王稼祥当时就预见到两党的分裂加深了。果然不出所料: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的海岸线和国防,提出建立由苏方控制的“共同舰队”和长波台;一九六〇年,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撕毁合同,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一九五九年四月,他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六五年,连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十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他发表《中国人民胜利的国际意义》一文。此文是王稼祥在五十年代内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他以丰富的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知识,系统地介绍和评述了中国革命的成就及意义。

  这年三月上旬,他随以朱德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下旬,他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又到伦敦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还专访了郊区一个私人农场。

  回国后组织中联部的有关人士精心整理了五十八万余字的《论苏联农业公社》,送交中央有关领导参考,并就“共产风”问题,向毛主席提出了建议,多年来,王稼祥一直警惕着康生,防止他那‘左’的一套造成“外患”。康生多次通过不正常的渠道向中联部要机密的外事文件、资料看。按中央规定,这些党的最高机密须经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批准才可借给康生。王稼祥尽力抵制,然而,一九六〇年康生利用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将黑手伸进了中联部,渐渐地使王稼祥处于“靠边站”的地位。

  一九六二年二月,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稼祥研究了大量资料,在中联部会议上就党的对外工作发表意见后,又同两位副部长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提出对外工作的一些方针性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几下几点:一、对外采取缓和的方针,以争取时间度过困难,加紧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二、建议发表一个正式的对外关系声明,全面准确地阐明我国的对外政策;三、注意国际斗争的策略;四、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在一九六二年秋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按毛主席的意见,中央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大反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大反所谓政策上的“三自一包”(即扩大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稼祥为此不安,曾写信给中央,要求中央在十中全会上就康生强加给自己的所谓“三和一少”(按康生的解释,即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与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援要少)公开检讨。当初,邓小平同志答复不必检讨了,并嘱咐他快进医院检查身体。

  康生将王稼祥挤出中联部还不够,又要将这位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彻底打倒。“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又将“三和一少”加码升级为“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

  在那人妖颠倒的疯狂年代,王稼祥被当作国际活动方面的修正主义典型,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稼祥被囚禁于一九六九年一月,他身蒙沉冤,求告无门,思虑再三,只好写信向周总理求援。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造反派指出我犯了极大的罪过,对我的教育、批斗和目前隔离审查是应该的。我只能认识到这是救我。

  我请求给我一点工作做,就在这种囚禁的环境里,就在这有卫兵随时监督着我的时刻中,我仍然渴望着我的有生晚年,为党尽最后的努力。我要求简单,只要你批准给我一本中俄字典,四卷《毛泽东选集》俄文版,就足够我达到这个迫切心愿了;假如,党尚有其他的翻译校对工作给我做,我是诚恳雀跃地接受,而且一定按时完成这个任务。

  请你即日批示。

  敬礼

  一九七三年,因为林彪、陈伯达反党行径早已暴露,王稼祥写了封长达万言的信呈交中央及毛主席、周总理,揭露林、陈反党集团,同时又深刻检查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信由胡耀邦同志过目后,请王震同志交送党中央。

  一九七三年,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因为没有分配具体工作,他又急不可待地给总理写了一封信:

总理:

  在我有生的日子里,希望及早地安排我的工作。目前,我是闲人,可以利用时间写东西。叛徒王明现在国外仍旧猖狂已极,我愿意写些文章批判他。如果可以的话,只要一、二个助手就可以了。你的意见怎样?是否合时宜?望告之。

  王稼祥上
  一九七三年

  在“四人帮”猖狂之极的时期,这封信被耽搁了,一直没有回音。

  王稼祥一家有五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惨遭毒害而含冤离世。

  儿子王命先,解放后从安徽泾县厚岸村来到父亲身边上了大学,这个四十二岁的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讲师被株连遭受种种迫害,他不甘受辱,以投河自尽抗争。身陷囹圄的稼祥连儿子的尸体都未看到。

  大姐的儿子吴振华是北戴河中直机关工作人员,被逼得跳海而亡,丢下了病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大姐和姐夫,被赶出北京,一路乞讨回到安微,双双饿病而死。

  二姐的女儿翟新华,北京阜外医院的病房护士长,也因株连被斗,以至精神错乱,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粉碎“四人帮”的春雷,炸碎了一切沉冤。党中央及时地为王稼祥同志洗雪了冤屈,又于建党六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将他列为我党建党以来三士八位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并指示芜湖市委为王稼祥建立了纪念园,除塑像、立碑建造生平事迹陈列资料室外,还按照王稼祥生前的爱好栽了青松、翠竹、月季、蔷薇及其他花草。

  芜湖市委、教委经常组织青年、学生前往王稼祥纪念园,接受革命教育,缅怀先辈业绩,以新的姿态投入建设新时代的伟大斗争。

最后编辑:2022年01月05日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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