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表武
一、米行学徒
先父刘芳钰，字伯坚，又名宪文，化名方权，安徽省繁昌县人，生于一九〇五年，殁于一九三七年。幼贫苦好学，在芜湖江边宝塔根“聚兴祥”米行学徒。“五四”运动之后，他受新思潮的影响，终日手不择卷。米行附近的吉和街天主教堂，有教徒某先生经常从米行门前经过，总是看到先父在看书，索而观之，乃《新青年》也，笑而近之，亦常予指点。日久，交往甚笃，经其介绍往宣城皖南中学就读，颇受恽代英先生赏识。在恽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下，先父认清革命真理，加入了CP（共产党），毕业后考取了海河大学（该校在芜湖广福矶附近，系非正规大学）。这是在大革命时期。
二、四个小C.P.
在“聚兴祥”米号对面，有一家周巨兴钟表店，门面不大，店主人周乃庚（又名周筱珊），年龄略长于先父。另一人姓穆名奎，芜湖县方村人，米行有一学徒名刘正德，他们和先父年纪相仿，志趣相投，结为义兄弟。周是老大，穆是老二，先父是老三，刘正德是老四。（等于四人小组）。穆奎有个兄弟在上海铁工厂做钳工，是共产党的骨干，被国民党软禁在苏州。周巨兴钟表店隔壁有家“长源泰”客栈，是钱杏村先生的亲戚戴益三先生开的，颇同情革命。客栈是临河而筑，半边伸入水中，楼下可通舟楫，便于转移。为此，周巨兴钟表店成为党的联络站，党组织常在此开会，临街的窗台上放一盆花，即表示“平安无事”，窗台上没有花盆，便是有了问题，不可靠近。长源泰客栈是共产党人常落脚之处。这四个小伙伴思想先进，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如对圣雅阁中学的学潮和驱逐马联甲的活动，都起了作用。他们四人积极接受党交给散发传单的任务，夜间出来以送拜年帖子为名，挨户将传单从门缝中塞入。在此阶段，先父又担任了地下交通员的任务，时柯庆施同志常在周乃庚和我家落脚。他是党中央派来安徽省的负责人之一，先父和他单线联系。据我母亲回忆，柯庆施说话好带口头语：“妈那巴子”，故先父和母亲以及许多同志都喊他绰号，“妈那巴子来了没有？”他自己也幽默地说：“妈那巴来啦。”
三、逃离虎口
1926年先父和周乃庚奉组织之命赴武汉工作，先父在工人夜校教书。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时，先父在汉口从事工人运动工作。七月汪精卫背叛了革命，蒋、汪合流，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先父和乃庚大伯相继只身逃回芜湖。其时，李克农同志在芜湖大官山创办民生中学，团结革命青年，积蓄革命力量。先父受聘执教于民生中学，化名方权，担任数、理教师。学校中职教人员大部分都是共产党人，如钱杏村、宫乔岩等。学生中有张觉非（即张恺帆），甘天沐，张之润（现名张怀璋，原任中共安徽省委党校付校长，现已离休）等。宫乔岩同志担任教导主任，潘璋（女）也在校任职员。当时，有誉民生中学为“红色种子发源地”者。此外还有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据家母谈：交两个铜板，登个名字，就算是会员。这时，先父除在民生中学任教外还在“二农”兼课。“二农”学生比较激进，有共产党人在工作，各种运动都走在前头。同时，先父常到大砻坊火柴厂，在工人中做工作，据原火柴厂宋筱恒老人的回忆，工人们亲热的喊先父为河南刘先生。后来因“蒲草塘事件”泄露了党的名册，国民党对民生中学的师生进行了大逮捕，并封闭、捣毁了学校。先父得讯逃匿，在外公家藏身。据家母回忆：那年正月初四，父亲从我外公家拜年（外公家住在索面巷）吃过晚饭回来（我家住在河南泗关街炳兴米行），深夜，在警察局作内线工作的余鹏，在楼下喊“伯坚！伯坚！”先父起床推开窗子，与余用英语作了简短的对话后，余鹏匆匆离去，先父顿时紧张起来，急速拉开抽屉，从书本上找出了纸条（文件），塞入口中，嚼烂咽入肚中，家母好奇地问：“你有神经，怎么连纸头也吃下去了？”父亲连说“你不懂，不要多问，赶快起来，到你家里去躲躲！”家母知情况不妙，匆匆和父亲离家沿河边跑到外公家中，外公是很同情革命的人，迅速将父亲藏在柴房中。第二天一早，警察局先后到泗关街炳兴米行和索面巷外公家搜查，当时外公周筱斋在海关工作，颇有声望，警察们也不敢过于放肆，马马虎虎搜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夜里外公就乘舟将我化了装的父亲连夜送到南陵县舅公公家中，逃离了虎口。
四、营救任弼时
我的二舅公杨镜澄在南陵县东门外开了一家“至中孚洋油栈”，这是一个经销美孚石油公司产品的销售点，外公周筱斋把先父隐蔽在他家中，剃了个光头充作学徒，替舅公做英文报表，记记帐目。数月之后，风声渐渐平息，才逐步抛头露面与南陵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杨镜澄是当地的士绅，在官场上也常周旋应酬，与警察局一位名叫陈怀宣的督察长有点交情，陈怀宣的儿子和女儿念书颇不长进，想聘请一个家庭教师，舅公介绍先父去担任。陈家住在警察局内，故与一些警察很熟，遇到审案之事，也不甚回避。一日，地下党通知先父：任弼时同志被捕，关押在警察局，迅速打听下落。先父乃与督察长“闲谈”，得知仅因嫌疑，捉了个共党，自称姓王，家住长沙，来皖经营湘绣商务。先父迅速向地下党作了汇报。党组织当即作出紧急措施，编了假口供，一方面电致长沙党组织作好应付核对工作，一方面要先父暗中通知弼时同志按假供词回答。这个纸条由先父利用进出陈家之便，递到任弼时同志的手中。后来，南陵县发电与长沙警方核对无误，叫弼时同志找铺保，然后押解出境。也是先父与党商定由舅公洋油栈递了保状。押解出境正好是督察长陈怀宣，先父又趁机伴送去芜，在芜临别时，任问：“先生你贵姓？”答曰：“我姓刘，是河南米行里的”。任弼时同志由芜湖又解到当时的省会安庆，然后释放了。张台望先生曾告诉我，全国解放后任弼时还打听过芜湖河南米行有没有个姓刘的。我前年查资料核对，（见《瞭望》某期）确实记载有任弼时同志曾在一九二八年代表中央来皖南巡视工作时被国民党关押过的事。据母亲回忆，先父此次潜回家，适大雨，便躲在桥洞下，等到深夜，才到索面巷外公家见了面，浑身泥水，疲惫不堪。
五、红心向党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亲率百万之众，围剿红军，江西苏区被封锁包围。李克农同志已回到红都瑞金，担任了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先父几经颠沛，积劳致病，得了肺病，身体日衰，仍然一心想往苏区去。正好此时程必贶调到绩溪县当县长，据说程是改组派的人。先父也曾和改组派的人有过交往，如章伯钧、谢仁钊，程必贶、焦鸣銮等人。这时听说方志敏的红军打到了太平县的谭家桥，罗炳辉的红军打到了徽州府绩溪县一带，故此先父就去绩溪找程必贶了，在程的手下当个收发兼录事。先父如此不计较职低薪微，就是为寻找红军之故。但到绩溪之后不久，红军又撤走了。先父很失望，加之心力交瘁，支持不住，旧病复发，吐血不止，病倒在绩溪。母亲得知，带了我们兄弟和外婆来到绩溪，照料父亲，程必贶也颇念旧情，一面让先父养病，一面只让他做点轻微的工作。谁知父亲的病一拖就是两年，终于在一九三七年病死在绩溪。父亲死后，连棺材都买不起，家无隔宿之粮。程必贶给了拾伍元大洋草草埋葬了事。可是不到两个月，程必贶自己也被国民党逮捕，五花大绑带走了。（程在解放后曾任陕西省政协秘书长之职）。从此我家便过着抗日流亡的苦难生活，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拉扯成人。
六、党的关怀
张怀璋同志现仍健在，住在合肥市，任安徽省委党校付校长。据他告诉我，“蒲草堂事件”后，他连夜逃到南京，又从南京跑到洛阳，在扶轮中学教了几年书，直到1937年到达延安。在延安时李克农同志曾问过刘伯坚的情况，他说不知下落。1955年李克农同志到芜湖来，见过周乃庚的姐姐，（她是个老尼姑，其尼姑庵在现芜湖市人民政府内，已拆毁。）问她“知不知道刘伯坚的情况？”她回答说：“早就死了！1937年死在绩溪。”当时我们母子流落杭州，靠哥哥当浙江日报社排字工人，养家糊口，李克农没有找到我们。母亲和李克农是非常熟识的。据我母亲回忆，她十八岁和父亲结婚，一直不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员。李克农常到我家，只要母亲在场，他们就扯开话题，谈笑取乐。民生中学开学典礼，母亲和王玲（李克农夫人）、×××三个年轻女子做招待。李克农曾要父亲派母亲什么任务，父亲不同意，说：“她不懂事。”直到那次逃避于外公家，母亲才恍然大悟。
58年秋天，我们母子由杭州回芜。我曾到火柴厂找到老工人宋筱恒，询问我父亲当年事迹，宋老听说我是刘伯坚的儿子，迫不及待的问：“刘先生好吗？他在北京做什么工作？”当他听我回答：“他早死了”时，便不胜感慨地说：“他是好人，为什么好人命不长？”最后，他关切地说：“你妈若要糊火柴盒子，就来找我，我可以多给点盒子给她糊。”这深切的关怀，使我很受感动。记得老人一直把我送了很远才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