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光亚
芜湖之有高等学府，始于1946年秋。这年金风送爽的九月，安徽学院拖着沉重的步履，来自合肥东面的一个小镇——临河集。零落的师生伴着破残的校具，疲惫地在赭山的南麓安下了简陋的新居。
它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诞生，在灾难深重的际遇里成长；终于1949年江南草长的时候，沐浴到温暖的阳光，又在同年梅花孕蕾的季节，迎来了新的伙伴，两两交融，在一起开始了新的生命。
早在1928年，安庆的菱湖之滨和百花亭（后改名锡麟街，因徐锡麟烈士刺清巡抚恩铭于此）畔，就有一所安徽最高学府——安徽省立大学。后于1930年改名省立安徽大学。抗战军兴，敌寇践踏大江南北，吞噬江淮土地。安徽大学西迁未成，遂尔瓦解，致使在成长中的青年，苦于就学无门。有识之士乃议另起炉灶，创办高校，期使本省学子可沐春风，就是毗邻的各省青年亦能沾化雨。
时主皖政者是国民党桂系军阀李品仙。流亡重庆的安徽人士，对他啧有烦言。他为巩固在皖的地位，使自己势力遍及各个角落，亟欲培训一些基层干部，所以创办该校的倡议，对他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于是便在1940年秋着手筹备，而于1941秋在立煌县（今金寨县）南25里的古碑冲，正式成立安徽临时政治学院。设文史、教育、政经、法律四系，学制一年。招收学生240余人；大部分是安徽青年，也有些来自苏北、豫东和鄂东北。院长为刘真如，旋即去职。李品仙便更加暴露内心世界，自兼院长。但国民党教育部对他自封的“头衔”却不予批准，只好让给朱清华为代理院长。1942年1月，聘刘迺敬为院长。
是夏，学生毕业。当时中学师资缺乏，但一年制毕业生难以胜任教学，而这些毕业生又大多数怀有继续深造的愿望，因此，经各界人士的努力，国民党教育部批准，于同年9月将临时政治学院改为安徽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刘迺敬由院长而为校长。设国文、英文、教育、史地、数学五科，学制三年。原临时政治学院毕业生，绝大多数分别插入各科二年级。所以师专一开学即有学生300余人。
1943年1月，盘踞在合肥一带的日寇，兽性大发，数百人侵扰立煌。沿途烧杀淫掳，无恶不作，惨不忍睹；而当时驻在立煌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有两个军、六个师，计七八万人，却闻风而逃，任其茶毒生灵。师专校舍——草屋百余间，亦被付之一炬。日寇去后，师生又在废墟上洒下汗水，重建校园，继续弦歌。
1943年9月，以师专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经国民党教育部批准，改为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原师专学生分别编入二、三年级。全院共有学生550人。这时李品仙又故态复萌，要对学院进一步控制，便以国民党安微省政府委员、桂系朱佛定兼任院长。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朱佛定辞去院长职务，由刘天予代理。这时国民党省府由立煌迁回合肥。同年底，安徽学院也迁到合肥东面40里的临河集李家（李鸿章三弟）仓房。改聘程演生为院长。
程，怀宁人，法国考古研究博士，历任北大等校教授，1932年4月——1934年1月曾任安徽省立安徽大学校长，著述甚丰。他为人耿介，不仰事俯求；接掌安院之前，困居沪上，生活维艰。我省政界耆宿、省参议会议长江彤侯将他荐之于李品仙，自不能不为李所接受。
程一接掌安院，见临河集李家仓房陈旧、狭隘，不能适应教学需要；生活条件既差，交通又很不便，原有沪宁教授如赵景深等，均已纷纷离去，就觉得没有发展前途。于是，便提出安院迁到芜湖的主张。这都与李意大相径庭，致被搁置，程乃一怒而去。
1946年1月，国民党教育部聘请朱光潜、陶因、程演生、杨亮功等11人为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决定在安庆恢复安徽大学，并改为“国立”，筹委会主任委员——也就是将来的校长，为朱光潜。朱力辞不就，遂改任陶因。程演生的声望远在陶因诸人之上，但陶与王世杰有旧，王自可向南京各方面——特别是国民党教育部，为陶说项，所以程演生名列筹委，不过是陪衬而已。
如果以程演生为筹委会主任，将安徽学院作为复建安大的基础，既可解决安院校舍、财力之不足，又符合安院学生要求就读国立大学的愿望，然国民党教育部计不出此，原因之一就是意在迫使安徽学院就范一一停办、并入。
前已说过：李品仙之办安院，是妄图培植一己势力。观其初则名临时政治学院，继则自兼院长，终乃对毕业生采取须经省干训团短期训练后分配工作（个别的且委以县长）的办法，其用心可想，自不愿安院就此消逝。
这样，国民党教育部和省政府，人各异梦。经几度磋商，决定院校仍然分设。安院学生可以自愿转学安大。这年（1946年）暑期，安大遂在蚌埠、合肥、安庆三地举行形式上的转学考试。因安大无科，所以除科外，系的学生几乎全部转去，不愿转的仅34人。
在此情况下，李品仙不得已派人到沪将程演生邀回。程与其所聘的教务长蔡宾牟，不改初衷，仍然坚决主张迁芜，并声称迁芜后将聘知名学者到院执教，要把安院办成现代大学；深得芜湖教育界柯育甫等的热烈支持。柯等并在芜湖报纸上公开发表言论，为程大张声势。这对李品仙当然又是一种压力。
李之不愿安院迁芜，是因院址定于临河集，近在省府腋下，可以随时控制；一旦远离，便将鞭长莫及。况程有相当高的声望，将更驾驭为难。但迁移之势，已成骑虎，而李心犹不死，仍冀万一，乃由教育厅长汪少伦出面作梗，对迁移费百般留难。程演生竟又拂袖而去，表示不迁不回。终于允以阜阳学租——数百亩倪嗣冲逆产的租税收入，作为迁移专款。
迁芜的计划既定，遂于1946年9月着手进行。其实芜湖并没有象样的校舍，当时一厢情愿的主观设想是将赭山南麓日寇所建的宪兵营房——三座两层楼房作为主要校舍。这三幢楼在日寇投降后，驻入国民党的一个宪兵营，但这时已经调离，仅留少数士兵在内看守。程托人去找陈诚，并央胡适从旁协助，终未如愿。这样能归安院所有的只是原国民党教育部芜湖职业班的20几间陈旧平房；不得不另租白衣庵、功德林、广济寺等部分庙宇和民房，供师生住宿。并将岭南义庄（粤人停柩处）十余间作办公室。
与此同时，设在休宁万安的皖南分院也迁来合并。分院有农林、土木、机械三系，银行、会计两科。因安大没有相应的系科可转，所以学生全部偕来。加之10月招了新生，因此11月底开始上课时便共有学生711人，分别在中文、外文、史地、法律、政经、农林、土木（机械系并入）、数学八系和教育、数理、艺术、体童、银会（银行、会计两科合并）五科学习。另有大学先修班三个班，学生158人。
果如程演生言，他确是延揽了一些名流，如刘海粟、马寅初、许杰（浙江人，文学家）……，或专任，或兼任（每周或隔周来一次，集中讲授数小时）。遗憾的是这些人大多根本未来，个别的虽来而又即去，原因是院内动荡不安，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斗争的一方是李品仙安插的训导长谢光汉等；另一方是在政治上没有“奥援”的程演生和教务长蔡宾牟等。
反程的根本原因是李品仙不满程演生的学院迁芜，导火线是学院解聘了部分教师。
先是，学院迁芜，有少数教师（10人左右）进行抵制，留住合肥，直至开学，仍不肯来芜上课。程演生多次派人敦促，均遭拒绝。不得已，遂予解聘。于是谢等便和他们在院内院外相互呼应，形成一股反程力量。
程方是有不可告人的隐痛的，其一是吃空额：
1946年春，已有不少人自后方复员回皖，职业问题即将和战前一样，粥少僧多。程的左右，为位置亲友、充实力量计，便将一些尚在后方或滞留它处的人，列入教职员名册上报。这些人事前并不知情，其后才大都陆续到职。在未到职前，其性质实属虚报空额。
其二是院长伙食的开支：
院长伙食由公家开支，本不合法，但在国民党时代却不足为奇。不过院长只是一人，而进餐时经常有不速之客二三人，甚至三五人作陪，使膳费成倍地增加，这就不能不为人所不满。
反程者抓住这两点，向程方发动猛烈的攻击。或张贴标语，或散布流言。但这都无济于事，遂发展到对簿公庭。
出面的是文书组里一位受指使的组员，以“程演生虚报空额，贪污自肥”向芜湖地方法院提出控诉。事实上虚报空额的款项大部分是用于弥补迁院费用之不足，小部分用于报院长的伙食和交际、酬应；而院长伙食和交际费用，都早经出纳组会同事务组改做账据，统统列入迁院费内。庭讯时，程方陈述了情况并呈交了账据。不久，法院下达了判决，认为虚报空额确属违法行为，但其收入用于迁院费用，以公济公，不以贪污论处。反程者不服，上诉于芜湖高等分院。高分院经调卷审理（未开庭）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反程者遭此失败，忿愈甚而恨愈深。他们知道蔡宾牟是程演生的得力大将，战略上的“擒贼先擒王”，必须战术上“射人先射马”。于是喊出“打死蔡宾牟，赶走程演生”的口号，上演一场刀枪相见的全武行。
行动计划是在谢光汉家开会制订的。谢住市内桑枣园，离院甚远。参与会议的尽属训导处的训导员。
程演生和蔡宾牟都住在广济寺东面的平房。1947年2月的一个夜晚，大约在20时左右，从屋后传来了枪声，子弹不断地落到瓦上。校警队立即赶来还击。蔡宾牟便在一片枪声中从便门避入广济寺大殿。
不久，枪声沉寂，拥进不少的人——自然是双方都有。反程派中且杂有院外身分不明的帮手，臂上都佩有暗号。他们既找不到蔡宾牟，便对程演生进行包围、威胁。程镇定自若，侃侃而谈，自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反对者也为之动容，无可奈何地颓然离去。
翌晨审视，屋后石坡上留有斑斑血迹。
凶手是谢光汉从院外收罗的，大约只有五七人。其中兵痞花二宝腿部受伤，同伙遂不敢恋战，曳之而去，送入弋矶山医院（今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此事本不难顺藤摸瓜，追个水落石出；但程自度在政治上力不能敌，且亦不屑与之争一日之短长，乃悄然引去。蔡宾牟且先之离芜。
程在离去之前，仍以教育事业为重，稍事部署：以柯育甫为教务长兼摄院务。柯原任国民党善后救济总署安徽分署（设在芜湖）副署长。安院迁芜不久，程即聘其兼任教授，后专任教育科主任。至是，李品仙觉得安院事态愈演愈烈，已涉及上层领导问题，不得不亲自来芜处理。他首先在中山纪念堂（今工人文化宫）召开全院师生大会。会场外军警密布，如临大敌。李认为柯既暂摄院务，亦可稍缓一下局面，所以在他胡言乱语一通之后，便宣布柯育甫为代理院长。柯娴于词令，当即阐述他的办学方针，暗示不能为他人作爪牙。会后，院内外有不少标语，主要是反对把安徽学院作为第二个干训团，矛头直指李品仙。
翌日，李品仙又在广东酒家（遗址在今芜湖市百货公司一店）大宴全院教职员，以示“安抚”。
柯的治理安院是肖规曹随，一仍程氏旧贯。因此不惬于当政，不得真除而去。1947年8月，由省教育厅长万昌言继任院长。将教育科改为教育系，数理科并入数学系。此时，学院共有学生844人。
“一朝天子一朝臣”，旧社会的大小机构，莫不如此。万对程方的主要人员，特别是兼有职务的，或未续聘，或予调职；而朱清华、吴遁生在程、万两院长中的浮沉，尤足令人发噱。先是，朱清华在临时政治学院曾短期代理院长，后在安徽学院任中文系主任；吴遁生是中文系教授。安院迁芜，程演生即以吴为中文系主任，而将朱调任图书馆长。在旧大学图书馆长的地位与教务长等，但朱觉得这是徒有虚名而无实权的闲散位置，深为不满。后来，乃又以朱为中文系主任，吴仍为该系教授。
1947年秋，我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区，皖西北的一些反动地富子弟南逃芜湖。翌年春，安徽学院当局遂组织考试，招收他们为插班生。因其中混有特务，我地下党便以“维护学校声誉，保证学生质量”相号召，发动同学反对此举，直至全院罢课；终使当局只好收回成命。
1949年春，我人民解放军正准备渡江，万昌言即闻风而逃，由李相勖继任院长。斯时，国民党安微省政府逃往屯溪，李相勖即计议将安院南迁到该地。由于我地下党领导进步师生群起反对，进行护校斗争，方使其谋未遂。
4月24日，芜湖解放了。芜湖人民重见了天日，安微学院也同样得到温暖的阳光。
12月，国立安徽大学从安庆迁来芜湖，安院与之合并，成立了新的安徽大学。至此，历时九载，三易校名，三迁校址，共培养七届964名毕业生的安徽学院，虽告消失，但它却作为新的机体中的一部分，日益发育成长。
一九八四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