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金銮供稿，刘伯奎整理
一九一五年，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会上，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代表，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在和会上提出包括废除“二十一条”在内的诸项正当要求，英、美、法等国不仅无理拒绝，而且极为横蛮，竟在对德和约上规定把原来德国在我国山东省攫取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反日救国的愤怒之火，迅速燃遍全国，芜湖也随之沸腾起来。
我当时正在芜湖安徽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本科二年级读书，（后改为省立二女中，校址在现在的市十五中内，学制为五年，一年预科，四年本科）曾参加了这个时期芜湖的反日救国学生运动，也就是“五四”学生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六十余年过去了，光辉的往事，仍铭刻在记忆之中。当年领导学运的前辈和并肩战斗的姐妹兄弟们，风华正茂，满怀烈火般的爱国赤忧，历历如在目前。每忆及此，不胜低迴神往。
一、成立学联
大约是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底六月初之间，芜湖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即现在的一中前身，校址在现在的安徽师范大学内的赭山上）的进步教师高语罕先生（他是当时五中学监，相当于现在的教导主任）接到北京来电，他立即召集芜湖各校负责人开会，商讨如何响应北京已发动的“五四”爱国运动，筹备成立学生会等事宜。与会者多持观望态度，我校学监姚慎思则坚决反对，她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是先辈传统的规矩，男女分校，旨在斯也！成立学联，男女混杂，诸多不便。高语罕先生斩钉截铁地驳斥这种说法，他说：“请问你是男是女？贵校教师全是女的吗？贵校的男教师怎能与女教师在一起工作，又怎么能教女学生呢？！”一席话说得姚无词以对。
由于高先生力主正义的鲜明态度，会议终于通过了成立芜湖学生联合会的决议案。各校学生立即组织起来，进行筹款（通过募捐）租赁上二街一爿房子作为会址，挂出了“芜湖学生联合会”的牌子，开始办公。这就是芜湖学联的创始。
参加这个组织的，只有省立五中、甲等商业学校（现芜湖安徽商校）、第二农业学校（现芜湖农校）萃文中学（现安师大附中，当时为教会学校），和我们第二女子师范等四、五个学校，其余象圣雅阁中学（旧址在现在的十一中）等学校，由于校方控制严密，学生难以活动，未能加入。
芜湖学联的牌子挂上不几天，就被皖南镇守使马联甲（现在的工人文化宫，就是当年镇守使衙门的遗址）派兵摘去了，并明令禁止学生的活动。但是，爱国的青年学子并没有被吓退，同学们再接再厉，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没有办公室，便另找秘密处所，并常常更换办公地方，要开会临时决定地点。我们女子师范的同学出去开会怕被认出，便脱下校服换上便装，改扮成一般居民家的女孩子再出门，虽然随时都会有各种危险，但活动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学联在斗争中逐步壮大起来。
当时，象我们这样的女孩子，虽然出了闺房，仍要守着女子学校这种大闺房的规矩。一个女儿家，谁敢在大庭广众中抛头露面、男女常常接触来往？纵然是开明的家长，能谅恕自己的孩子，而社会舆论方面的讥评，也是人言可畏的。因此，我们女师的学生参加学联活动所受的压力比男生要大得多。女师成立学生会时，我年仅十六，同能说会写、年已二十的杨懿贞分别当选为正副会长。年幼的我居正，而能干的杨懿贞却屈居副职，其中原由有二：第一，我们两个都不是芜湖本地人（杨是合肥人，我是宁国县河沥溪镇人），都没有家长的监阻。第二，我之所以被推为正会长，说来好笑，因为我有个很硬的“后台”——伯父方介五。他是芜湖的大米商，机器碾米厂就是他兴办的。他跻身于芜湖的缙绅之列，在社会各界中颇为活跃。同学们曾打趣地对我说：“你怕什么？上午被捕，下午就会放出来！”其实，当时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忱都很高，年轻气盛，胆子也大，我常想：自己如果出了事，伯父就是不保释，我也不怕，至多为国捐躯，死又何憾！工作紧张时，我们几乎天天出去开会，动员和组织罢课、游行、喊口号、散发传单等等，每次游行，我都在队伍的最前面，杨懿贞断后压阵。记得有一次，开了一整天会，晚上回校，我们把会议上通过的文稿，刻印成数千份传单。印好后，东方已经发白，匆匆梳洗后，便立刻动员同学们出发游行。当队伍经过芜湖县政府出东门外启春关巷口时，我喊着喊着口号，突然昏倒在地，醒来，已在宿舍的床上了。
二、大闹商会
芜湖学联为了扩大爱国反日队伍，便和各学校的职员携起手来，走上街头，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亡我祸心与国家民族面临的危机，唤醒同胞，共御外侮，抵制、没收、焚毁日货，以杜国家漏厄。宣传时声泪俱下，甚至是跪地呼号，且诉且泣，极为感人。与此同时，我们还挨门挨户，要求各商店在不卖日货的保证书上签字。可是，许多店家不管怎么劝说，都不肯签字。经了解，原来是畏惧商界统治势力的总代表——商会。他们说，只要商会签字，我们保证服从命令。于是我们便整队来到商会（即现在的工商联办公处），但未曾见到会长汤善福。以后派代表几次到商会，汤善福均避而不见。于是我们派人日夜守候探听。一天得知汤正在商会里面开会，我们几个代表立刻前去，从早晨等到中午，才见到他，我们向他谈了国家的形势，说了许多道理，希望商会能带动芜湖商界群起抵制日货。汤却滑头地说：“我私人只有一爿米行，大米不是日本出产，无须签字。至于商会，未接到上级命令，不能签字。”谈判延续至下午，学生会代表通知各校同学赶来商会，陆续集结了四、五百人（因罢课日久，本市学生均在家中，只有外地的住校生赶到，否则，当不止此数）。那天下着雨，天气阴沉，大家和泪诉说，哀求汤会长接受我们的要求，为抵制日货签署保证书。交涉直到傍晚时分，汤不仅无动于衷，而且暗中请马联甲调来军队，企图镇压学生。大家获悉后，群情激愤。我们女师一百多名学生，悲愤填膺，全队转至商会大门前，冒雨跪在泥地里，对着荷枪实弹的士兵们哭诉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要是亡了，你们就没有责任吗？！”痛切的陈词，直说得士兵们低下头来，当官的也为之动容，不一会便把军队撤走了。我们又转过头来找汤善福，这时甲等商校的代表张承猷怒不可遏，当即抓起桌上的茶壶，向汤的头部砸去，“噹”的一声，汤会长立刻血流满面（翟宗文先生在《安徽史学通讯》上发表的回忆文章，谓此举系杨懿贞所为，乃记忆之误——笔者注），霎时间，整个商会乱作一团。我以童子军队长身份，当即指挥同学们用童子军棍，把会议室内的所有陈设统通砸烂。直到晚上八点多钟，商会的秘书出来求饶说：“今天会长已受伤，急待送往医院，改日再谈吧。”我们全体代表忍着饥饿斗争了一整天，只得返回学校，时间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事后，马联甲向各校追查“凶手”，并要各校排队，让他们点名查对。各校当局均回答说：“人多，不知何人所为。”张承猷则表示，“二人做事一人当，”愿挺身而出。我们坚决反对，劝他暂避。由于张面部有麻点，怕易被查出，我们学生又一致坚决反对排队点查，马联甲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我们芜湖学联在这次爱国反日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传播了“五四”爱国精神，在芜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声援安庆学潮
一九二一年间，安徽省长倪道烺和省参议会，决定减少教育经费，扩充军费，激起本省教育界前辈如光明甫、李光烱、徐皋甫、卢仲农、刘希平等人的愤怒，联合向省政府抗议。全省学生立即响应，纷纷游行示威。安庆学生向省政府、省参议会及省教育厅，芜湖学生向皖南镇守使、县政府及教育局分别提出抗议。安徽省政府悍然派兵向抗议学生开枪，当场打死安庆师范学校学生姜高琦，并打伤周绍基（周于次年死去）。更激起了全省学生界的怒潮。
为了声援安庆学生惨案，芜湖学联派了十几名代表赴省会参加姜高琦的追悼会，开展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其中我们女师的代表是我和杨懿贞，以及徐、张两同学。高语罕先生所在的省立五中，还派了卢伯苏老师陪同护送我们。追悼会和示威抗议活动，在安庆举行了一个多星期，并给姜盖了一个血衣亭（木质小亭）内挂姜的血衣。然后各地学生代表分别赴各较大城市进行扩大宣传和发动示威游行。所到之处，人心激愤，同仇敌忾，斗志昂扬。
愈演愈烈的安徽学运，终于迫使当局作出让步，更换了省长和教育厅长。继任的省长是许世英，教育厅长是江彤侯，这两人对付学运的方法是“釜底抽薪”，对学潮中的先进分子均以公费送到国外留学。如周新民、方乐周、朱子帆、翟宗文等被派赴日本，高语罕被派去德国。高先生以后在沪病逝，身后萧条，由学生为之料理后事。
我因家庭不肯支持，自己也有些胆怯，未立即出国。毕业后任教两年，略有积蓄，又得两个先去了日本的同学之助，于一九二五年，始负笈东渡日本留学。
我认为“五四”时期，芜湖的学生运动之所以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与高语罕先生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记得有一天开会后，高先生送给我一本线装蓝布面的进步书籍，要我细读。并瞩妥为保存，不可转借给他人。当年，学校当局为防止学生“左倾”，到处搜查进步书籍。我怕惹祸，接了高先生的书籍后，密存箱底，数日读毕即“完璧归赵”。缅怀语罕先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提携后进的高尚品德，不禁油然起敬；回想自己辜负良师教导的苦心，则感愧交并。
一九八四年八月
